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1
【摘要】类比思维是中医学广泛应用的逻辑思维形式，通过对类比思维概念、形式、特点等的了解，深入的认识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构建及中医临床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类比思维；中医；基础理论
类比思维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历来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在中医学中更是广泛的应用，对于中医理论的构建起了相当的作用。
1类比思维的概念、形式、特点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对藏象理论的影响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淫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对病因理论的影响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淫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对治则的影响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参考文献
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2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前言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
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
“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
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
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修补”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3
关键词：苗族太阳历；彝族十月太阳历；华夏十二月太阳历；阴阳五行；中医文化；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095―07
一、阴阳五行真的是“玄学”吗？
20世纪20年代，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学术争论，这就是“科玄之争”。科，科学也。玄，玄学也。孰为科学？孰为玄学？当时给出的答案是：西方文化为科学，中华文化为玄学。玄学玄在何处？玄在阴阳五行的不可重复，不可实证上。不可重复，不可实证，所以是玄学。
辩论的双方，均为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一流学者。争论的是文化，心忧的是天下。“中华民族有病！”是双方的共同认识。“拯救中华民族！”是双方的共同目的。“如何拯救？”双方则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西化派主张抛弃中华文化，进行“全盘西化”；本土派则主张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信守中华文化。
“科玄之争”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被众多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文化本土派，也视阴阳五行为玄学。肯定中华文化，否定阴阳五行，这是本土派的一大特征。请看以下例证：
1.梁启超先生批阴阳批五行。梁先生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说：“阴阳五行为两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梁启超先生认为，以五行学说“支配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是学术界的耻辱”。
“科玄之争”中，梁先生是坚定的本土派。“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清华大学这两条校训，就是梁先生从《周易》中摘录出来的。《周易》的基础在阴阳，但这并不影响梁启超先生批阴阳。
2.章太炎先生批五行。1926年，章太炎先生在《医界春秋》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一文，主张废除五行。章先生认为五行学说为愚学而非哲学，他说：“五行之论亦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文章引起了争论，章先生又撰文反驳：“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耶？夫中医不可废也。”
众所周知，章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国学大师章先生只反五行不反阴阳。阴阳与五行，在章先生这里，是分割而论的。
3.严复先生批五行。严复在讲演中说：“中国隆古之人，已分一切物为五行也。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意欲以此尽物。则试问空气应归何类？或曰空气动则为风，应作属木。《易・巽》为木，而亦为风。则吾实不解气之与木，有何相类之处？矿质金石相伴，血肉鱼骨，自为一部。凡此皆将何属……中国人不通物理，五行实为厉阶。”
严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天演论》的翻译者，他对中华民族由先进到落后的看法是：祖先开其头，子孙没有续其尾。严复先生临终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是：“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严复先生在《天演论・译序》中高度赞扬《易》，认为欧洲学术基础的“名、数、质、力”，中华先贤在《易》里已全部解决。高度赞扬《易》的严复先生，反五行不反阴阳。阴阳五行，严复先生也是分割而论的。
4.梁漱溟批阴阳批五行。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这样说：“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医家对于病理药性的说明，尤其是这样。这种说法又是玄学的味道。他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据灵枢素问还有东西南北中五方，青黄赤白黑五色，酸甘苦辣咸五味，宫商角徵羽五音，以及什么五声、五谷、五数、五畜等相配合。虽看着是谈资文料，实际似乎用不着，而不料也竟自拿来用。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有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炮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妙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
梁漱溟先生，儒学大师，佛教徒，儒家文化的坚定信守者，梁先生既否定阴阳又否定五行。
5.余云岫先生批阴阳批五行。与前几位大师相比，留日归来的余云岫先生属于后生，但余先生在“理论”与“实际”两个层面上对中医文化的破坏，其作用远远超越了大师级所有先生。
理论层面上，余云岫先生彻底否定阴阳五行，彻底否定中医经典《黄帝内经》。1916年，余先生著《灵枢商兑》一书批《黄帝内经》，批判其“一无明确之实验，二无巩固之证据”。他批评阴阳学说：“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他批评五行学说：“至于五行之说，尤属不根。其在印度、欧西则分四行，曰地、曰水、曰风、曰火。中夏则别为五行，曰金、曰木、曰水、曰火、曰土，是东西已不相同，孰得其真？已不可辨。”余云岫先生坚信，阴阳五行和脏腑经络学说作为中医学的基础是虚妄的，能击破它，中医学整个体系也便崩溃。
实际层面上，余云岫先生于1929年推出了“废除中医”案。在当时，这一提案震惊了全国中医界。余云岫先生属于西化派，他是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中医文化的第一人。
否定五行、否定阴阳的学者、大师们，忘记了一个基本而重要的历史事实：先秦诸子百家，子子论阴阳，家家论五行。老子以阴阳论物理，孔子以阴阳五行论人礼，管子以阴阳五行论政理，孙子以阴阳五行论兵法，庄子以阴阳五行论自然哲理，《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论宇宙演化之理，论养生论病理……
老子、孔子、管子、庄子、孙子，都是光照千秋的人物，他们会以玄虚之理为立论的依据吗？
但是，在老子、孔子、管子、庄子、孙子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这就是：他们并没有清晰地介绍阴阳五行的出处与来源。
阴阳五行，真的是不可重复、不可实证的玄学吗？真的是毫无价值的迷信吗？阴阳五行，可以分割而论吗？所有这些，在中华大地上，过去是问题，至今仍然是问题。
回顾先秦无处不在的阴阳五行，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只要找出阴阳五行的准确出处，千年的疑难一定会得出清晰而明确的答案。
二、太阳历与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究竟源于何处呢？经过十多年的追溯，笔者追溯出的答案是：阴阳五行源于远古时期的天文历法，具体的源头在太阳历。太阳历中的阴阳五行，是那样的精美精致，是那样的规律永恒。请看以下证据：
1.苗族太阳历论阴阳。苗族文化中的阴阳，源于天文历法，具体源于太阳。
善于种植稻谷的苗族同胞，保存、运用了一种十二月太阳历，今天称之为“苗族古历”。苗族古历中有两个重要的节日――冬至与夏至。冬至与夏至，在苗族文化中还有两个雅称，叫做“阳旦”与“阴旦”。冬至称阳旦，夏至称阴旦。旦，有初生之义。阳旦，阳气初生；阴旦，阴气初生。阳旦，是阳气初生的第一天。阴旦，是阴气初生的第一天。阳旦阴旦，与太阳相关，与太阳、地球的不同对应关系相关。太阳相交于南回归线，冬至阳旦；太阳相交于北回归线，夏至阴旦。
为何以冬至夏至论阴阳？因为冬至以后天气一天天变暖变热，夏至以后天气一天天变凉变寒。寒阴而暑阳，阴阳抽象于太阳回归年中的一寒一暑。
冬至夏至，阴旦阳旦，年年重复，千古不易，万古不变。重复的根源，在于太阳在两条回归线之间的无限循环。与太阳相关的阴阳，是可以重复的。“阴阳不可重复”的疑难，在此可以得到清晰的解答。
立竿测影下的冬至，这一天中午，日影最长。立竿测影下的夏至，这一天中午，日影最短。阴旦阳旦，是可以测量，可以定量的。“阴阳不可定量”的疑难，在此可以得到清晰的解答。
苗族太阳历中的阴阳，由太阳所决定。由太阳决定的阴阳，可以重复，可以定量，没有丝毫的玄虚。“冬至阳旦，夏至阴旦”，苗族古历中的这八个字，足可以让所有以阴阳为玄学的文化批判，化为荒唐。
苗族文化保存了多种史前历法，这里有阴阳有五行，有天干有地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全部出于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所表达的是时间中的节令，空间中的上中下、前中后、左中右、表中里“立体方位”，以及四面八方“平面方位”。
2.蚩尤五行历论五行。《管子・五行》篇记载了一种黄帝时代的“五行历”。五行即五季，五季命名为金木水火土。一季一行，一行统领72天。其顺序依次是：木行72天，火行72天，土行72天，金行72天，水行72天。72天×5=360天，五行共360天。治理天下的君王，按照五行顺序政令。政令有两大基本内容：在每一行的72天里，“应该干什么”与“不应该干什么”。例如在木行的72天里“禁民斩木”，因为这一时间段是草木生发的时间段。例如在水行的72天里“令民出猎”，因为在这一时间段禽兽最肥，而且还不是繁殖季节。
五行历，就是把人的生活生产之序与太阳之序连接在了一起。五行历，就是将太阳法则引入人则――生活之序与生产之序。
黄帝时代的五行历，是蚩尤制定的。这一历史事实，《管子・五行》篇的记载是：“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立五行，以正天时……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中的蚩尤与黄帝是合作关系，这一点有异于《史记・五帝纪》。
72天这一数据，在《黄帝内经》、《冠子》、《淮南子》中均有出现，由此可见五行历影响的广泛。
五行历中的五行，有着严格的规定性。这里的五行，与玄学无关，与迷信无关。
3.华夏十二月太阳历论阴阳。《周髀算经》记载了太阳历、太阴历以及太阳历、太阴历合二而一的阴阳合历这三种历。本文这里，关注的重点是十二月太阳历。
与苗族古历一样，十二月太阳历是以冬至夏至论阴阳的，冬至论阳，夏至论阴。十二月太阳历的冬至夏至，一对应于后天八卦中的坎离两卦，二对应于十二支中的子午两支，三对应于气候中的寒暑。《周髀算经・天文历法》原文：“故冬至从坎阳在子……故曰寒。夏至从离阴在午……故曰暑。”《周髀算经》以太阳历论寒暑，以寒暑论阴阳。寒暑即阴阳，阴阳即寒暑，寒阴而暑阳。
将阴阳对应十二支中的子午两支，是《周髀算经》的一大贡献。子午两支在空间的连线是子午线，子午两支在时间的两点是阴阳转换点。冬至夏至，是一年中的阴阳转换点。中午子夜，是一天中的阴阳转换点。冬至夏至、中午子夜，均可以用子午两支来表达。子午两支界定出阴阳转换点，一具有千古不易、万古不易的永恒性，二具有千古不易、万古不易的规律性，三具有就在你我身边的常青性。
在众多经典中，唯有《周髀算经》记载了冬至夏至的日影长度：冬至，日影长1丈3尺5寸；夏至，日影长1尺6寸。冬至夏至的定量，实际上也是阴阳起点的定量。十二月太阳历，论阴阳而不论五行。
4.彝族十月太阳历论阴阳五行。笔者在追溯中发现，能够完美完整解释阴阳五行的，中华大地上只有彝族文化。彝族同胞保留了一种汉族已经失传了的十月太阳历。这种十月太阳历中出现了阴阳五行，出现了天干地支，出现了文学名著中广泛出现的数字“72”与“36”，在十月太阳历这里，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一系列“有其然，无所以然”的问题，均可以找到答案。本文讨论的问题在阴阳五行，其他暂不讨论。
十月太阳历中的阴阳。十月太阳历一年分前后两截，前一截为阳，后一截为阴。两截之分以冬至夏至为界：冬至到夏至，为前一截；夏至到冬至，为后一截。如果说苗族古历的阴旦阳旦，量化出的是南北回归线上的两个点，那么，彝族十月太阳历中的阴阳两截，量化出的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的两条线。点，既是空间点，也是时间点。线，既是空间线，也是时间线。十月太阳历中的阴阳，既可以在空间中验证，也可以在时间中验证。
十月太阳历中的五行。太阳回归年分五季，五季称五行。一季一行，五季五行。与春夏秋冬命名四时一样，彝族先贤以金木水火土命名五行。五行一行一季72天，五行360天。十月太阳历中的五行，是太阳回归年的时间长度去尾数，然后一分为五的结果：
（365-5）÷5=72（天）
（366-6）÷5=72（天）
中华先贤立竿测影，将太阳之动量化在了这样四个数字里：365、366、1461、365.25。竿下测量，太阳之动四年之中有三年的回归周期（从日影最长点回归到日影最长点）为365天，有一年为366天，四年总的回归周期为1461天，四年平均数为1461÷4=365.25天。这四个数字，是中华先贤对太阳之动量化的共同认识。因为，这四个数字是在苗族太阳历、华夏太阳历、彝族太阳历中共同出现的。
360÷5=72（天），尾数的5―6天如何安排？彝族先贤安排用于过大小两个年节。冬至为大年，夏至为小年。365天的回归年为平年，平年过大年，节日用3天，小年用2天。366天的回归年为闰年，闰年的大年节、小年节均用3天。年节所用的时间，不计入五行中的任何一行。
五行有一定的顺序：以木为始，以水为终。一行接一行，循环不休。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一行生一行，接连不断，循环不休，如环无端。五行在平面时状如圆环，运动状态是周而复始、原始反终。
“有五行”与“为什么有五行”，或者说“有五行”与“五行从何处来”，这两个问题，彝族十月太阳历解释得清晰而准确。
据彝族典籍《土鲁窦吉》（宇宙生化）介绍，十月太阳历是用“鲁素”表达的。鲁素音近洛书，汉语译为龙书，图形完全相同于汉族洛书。龙书的其然与所以然，彝族文化用天文历法作出了解答。
阴阳五行，在十月太阳历中是一个体系，不可分割而论。
从先后顺序上看，十月太阳历在先，十二月太阳历在后。十月太阳历论阴阳五行，十二月太阳历论阴阳论六气六律，后者是进步但仍然保留了五行结构。《黄帝内经》在夏季之末又分出了一个长夏，在四时之末又化出了最后18天，就是在十二月太阳历中对五行结构的保留。
空间的东西南北中五方，人体中的五脏，音律中的五音，色味中的五色五味，五谷的区别，乃至孙悟空的72变、梁山好汉的72天罡，其根源全部与五行相关。流不会告别源，枝叶不会告别根本；一源而百流，一树开百花；这两点，是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永不退色、永葆青春、永放光芒的奥秘。
三、与阴阳五行相关的天文
阴阳五行之理，是太阳之理；阴阳五行之数，是太阳之数。阴阳五行这一千古疑难，放在天文中来认识，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变成一个轻松的常识。
1.两条空间天文线。赤道南北平行着两条与太阳相关的空间线，这就是南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的空间方位是南纬23°26′，北回归线的空间方位是北纬23°26′，太阳就循环在这两条天文线之间。往返一次，即一个太阳回归年。此处敬请谨记，站在地球看太阳，如同乘坐车船看青山。认识这两条天文线，对于认识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非常重要，因为一系列基础性问题的解答，均与这两条天文线有关。
其一，阴阳学说源于此。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一次，即是太阳回归年的一阴一阳。南来为阳，北往为阴。彝族文化中的阴阳，母源在此。太阳相交于南回归线，阳旦；太阳相交于北回归线，阴旦。苗族文化中的阴阳，母源在此。
其二，四时划分源于此。南北回归线之间，又出现了赤道线。“赤道”之名，虽然出于《汉书・天文志》，实际上《周髀算经》界定出的中衡线，就是赤道线。太阳，循环往返于两线（南北回归线），相交于三线（南北回归线加赤道线），三线上有四个交点，四个交点区分出春夏秋冬。太阳相交于南回归线，冬至；相交于北回归线，夏至；南来相交于赤道，春分；北往相交于赤道，秋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相交点，被《黄帝内经》界定为阴阳二气的升降出入点。冬至阳气升，夏至阴气降，春分阳气出，秋分阳气入。升于黄泉之下，降于九天之上，出于地上，入于地下，一年之中阴阳（寒暑）二气的转换，被三线四点界定得完美而精致。
四时的精确划分，晚于五行。
其三，五行学说源于此，天干地支源于此。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一次，其时间段与空间段（去尾数）一分为五，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一行72天，一行两个月，五行十个月。十个月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表达。十天干源于此。
一月36天，36天分三旬，一旬12天。12天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来表达。十二地支源于此。
一行72天，一月36天。文学家广泛运用的72与36这两个数，源于十月太阳历。
其四，八节划分源于此。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一次，其时间段与空间段一分为八，即是八节：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其五，十二月划分源于此。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一次，其时间段与空间段一分为十二，此处即十二月的母源。
其六，二十四节气的确定源于此。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一次，日影会发生由长而短、由短而长的变化，按照日影长而短、短而长的变化，划分出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实际上是两条回归线之间距离一分为二十四的结果。
其七，六气的划分源于此。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一次，其时间段与空间段一分为十二即是十二个月。彝族典籍《宇宙人文论》称十二月为阴阳十二气。以冬至点为界，十一月阳一气、十二月阳二气、正月阳三气、二月阳四气、三月阳五气、四月阳六气；以夏至点为界，五月阴一气、六月阴二气、七月阴三气、八月阴四气、九月阴五气、十月阴六气。
其八，十二律的发现源于此。天籁之音源于天地之合。太阳南来由冬至点到夏至，这里可以划分出六个月，太阳北往由夏至点到冬至，这里可以划分出六个月。在十二个月中，天籁之音、地籁之音会有十二种变化。中华先贤从十二种变化抽象出了十二律。《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同和，就和在太阳与地球的不同对应关系上。
其九，十二经络的根源源于此。创造《黄帝内经》的中华先贤，以十二月、十二律为依据，论出了十二经络。十二月属于时间，时间是无形的；十二律，属于音乐，音乐有声而无形。以无形的时间为依据，以有声无形的音乐为依据，中华先贤论证出了无形之经络。
一个太阳，两条天文线，中华先贤以此为基准，先后制定出了十月太阳历与十二月太阳历。从十月太阳历中，中华先贤抽象出了阴阳五行、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理论基础，奠定了中医文化的理论基础。从十二月太阳历中，中华先贤划分出了四时、八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所有这些，全部是指导生产生活的依据。所有这些，全部是《黄帝内经》论证问题（养生与治病）的依据。
其十，时空一体的时空观源于此。两条天文线的南北位置是固定的，两条天文线之间的间距是一定的。间距，属于空间；太阳在间距之间的往返，需要时间；空间与时间，在两条回归线这里融合在了一起。《后汉书・律历下》：“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太阳在天运行，以度计算；历中记载，以日计算。日行一度，历中一日。度属于空间；日属于时间。空间与时间的融合，形成了时空一体的时空观。时间与空间，构成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基础。
2.两个永恒的时令点。岁首起点在冬至，转折点在夏至。起点与转折点，是太阳南来北往所决定的。点，确定在两条回归线上。点，可以进行三方面的严格定量：一，空间日影长度上的严格定量；二，日出方位上的严格定量，冬至日出东南方，夏至日出东北方；三，历中天数（时间）上的严格定量。
岁的起点与转折点，解答了文化中一系列基础问题：
其一，阴阳发生的解答。前有论述，此处不赘。
其二，阴阳转换的解答。冬至阴极，阴极生阳。夏至阳极，阳极生阴。
其三，奇偶之数的解答。冬至夏至，确定在文字之前。文字之前的冬至夏至，是用奇数一与九表达的。只有知道一与九在天文历法中的地位，才能知道针经《灵枢》之纲纪为何在于一与九。
其四，生死两极的解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枯与荣，既是原上草的生死两极，也是万物生长与收藏的生死两极。万物的生死两极，在冬至夏至，在阴旦阳旦。
其五，升降两极的解答。冬至一阳升，夏至一阴降。升，升于黄泉之下；降，降于九天之上。《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牛顿万有引力，解答升降之降，但没有解答升降之升。一阴一阳，合理地解答了自然界的升与降。从升降两极这里，稍微向前跨一步，就是现代物理学一个重大基础问题的解答。
其六，寒暑两极的解答。冬至，寒；夏至，暑。冬至夏至、阳旦阴旦解答了寒暑两极。寒与暑，属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背后的决定因素在太阳。太阳，在两线之间的变化，决定着天气变化。正常是天气，异常是天灾。从寒暑两极这里，稍微向前跨一步，西方文化不能解答的天灾规律问题，可以清晰地得到解答。
其七，循环两极的解答。太阳揭示出的天体运动，是螺旋式循环运动。这里不存在牛顿力学所描述的平面、直线、匀速运动，这里的运动是圆周、曲线、不匀速运动。
循环的轨迹是一个椭圆，与开普勒发现的天文椭圆一样。椭圆上有两个焦点，开普勒只发现了一个焦点，这就是太阳。中华先贤发现两个，一个是太阳，一个是太阴。从循环两极这里，稍微向前跨一步，就是现代物理学一个重大基础问题的解答。
其八，成语来源的解答。源头文化出现的众多的、具有永恒性、常青性的成语，大都与太阳相关，大都与太阳月亮相关。
《周髀算经・天体测量》：“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日影长短的变化，可以以“损”、“益”二字论之。这一论断告诉后人，“满招损，谦受益”这一至理名言，与太阳相关，与冬至夏至相关。
《礼记・孔子闲居》：“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吕氏春秋・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这两个论断告诉后人，“无私”之品德，与天地相关，与日月相关。
《冠子・王第》：“天者诚其日德也。日诚出诚入，南北有极。”这一论断告诉后人，人文中的“诚信”之“诚”与太阳相关。《冠子・泰鸿》：“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这一论断告诉后人，人文中的“诚信”之“信”与太阳相关。
其九，黄钟大吕的解答。《周髀算经・天体测量》：“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阴六吕阳六律，在冬至夏至这里，中华先贤发现并区分出了黄钟大吕之声。
四、从太阳与地球的对应关系上看阴阳
1.从地球公转角度上看阴阳。地球绕太阳公转，公转一周即是一个太阳回归年。黄道（实际上是地球公转之道）是一个椭圆。椭圆一分为二，一半时间逐渐接近太阳，一半时间逐渐远离太阳，这里形成了自然之寒暑，中华先贤从这里抽象出了与太阳相关的一阴一阳。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两截，两截分阴阳，符合地球公转周期中远日与近日的基本规律。苗族太阳历的阴旦阳旦，符合一年之中日影变化的长短两极，实际上也是符合地球公转周期中远日与近日的两个基本点。
太阳历中的阴阳，一符合地球公转周期，二符合地球公转轨迹，三符合地球公转规律。太阳历中的阴阳，是周岁之阴阳。周岁之阴阳，决定着万物的生死。
以太阳论阴阳，精密而准确者，在中华大地上，当推苗族文化与彝族文化。十月太阳历中的阴阳，是自然之阴阳。十月太阳历中的五行，则是人为的划分。
2.从地球自转角度上看阴阳。公转之外还有自转。地球自转一周，有日往月来之变。日往月来，即一昼一夜，中华先贤从这里抽象出了阴阳合历中的阴阳。
华夏文化论阴阳，是以日月而论。《周易・系辞上》：“阴阳之义配日月。”《周髀算经・陈子模型》：“昼者阳，夜者阴。”又：“阴阳之数，日月之法。”《黄帝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日为阳，月为阴。”以日月论出的阴阳，是周日之阴阳。周日之阴阳，决定着万物的动静。
以日月论阴阳，精密而准确者，在中华大地上，当推华夏文化。
3.自转、公转中的倾斜。地球的自转与公转，有一个反复性倾斜，倾斜有两个极限。两个极限一在南回归线，一在北回归线。两条线决定了距离太阳的近与远。离太阳的远近，决定了自然而然的一寒一暑。一寒一暑即自然而然的一阴一阳。
4.简要述评。地球公转周期，具有严密的时间性。地球公转轨迹，具有严密的空间性。严密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可以通过精密的数学来界定。从这一点上说，阴阳五行既是一个严密的时空体系，也是一个严密的数理体系。在《周易》、《尚书》、《黄帝内经》以及诸子百家这里，严密的时空体系、数理体系化为可以论证一切问题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
一切从时空中来，所以时空可以论一切。阴阳五行可以论证一切的奥秘，就在这里。
五、永恒的思路，常青的方法
以太阳论之，先论出了十月太阳历，后论出了十二月太阳历。十月太阳历，是中华文化的成熟点，因为这里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发源地，这里是奇偶之数、直角三角形的发源地。十二月太阳历，是中华文化的精美点，因为这里是阴阳十二律、阴阳十二经络的发源地。太阳历之外还有月亮太阴历，还有北斗历。以太阳论之，以月亮论之，以北斗论之，最终是以天文论之，这是中华先贤书外创造的基本思路。以阴阳论之，以五行论之，以天干地支论之，以时间空间论之，终极的论证方式是以道论之，这是中华先贤书内论证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华先贤的思路，是永恒的思路。中华先贤的方法，是常青的方法。请看以下两方面的实例：
例一，在远古、中古、先秦时期的中华大地上，道是论证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人理、物理、医理、音律、养生之理，无一不是以道论之。这里产生了河图洛书，太极八卦，这里产生了统帅群经的《周易》，这里产生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论网罟论弓矢论舟车论臼杵，论茶论剑论兵法，论琴棋书画，论解牛之理，无一不是以道论之。这里产生了一项项技术，这里产生了一件件器具。与太阳相关的成果，时至今日，在中华大地上，仍然光彩夺目。
例二，源于太阳历的十二平均律，被当今世界所采用。阴阳太极图，会出现在美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惠勒演讲集的第一页。脱胎于表达十月太阳历（洛书）的四阶幻方图，作为代表地球人智慧的标志，会刻在美国发射的太空探测器上。与太阳相关的成果，时至今日，在美国在西方，仍然光彩夺目。
以道论之，永恒的思路，常青的方法。何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界定很多人知道。何谓阴阳？“阴阳之义配日月。”“道之在天者，日也。”日月可以论道，太阳单独可以论道，这一界定很多人不知道。
书中的道理在书外，阴阳的道理在日月，首先在太阳。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是以太阳为根文化的。太阳崇拜与太阳研究，产生了节日节令，产生了阴阳五行，继而产生了伟大的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完全可以这样说，只要天上的太阳还在，只要天上的日月还在，中华先贤的思路与方法就不会过时。同理，只要天上的太阳还在，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就仍然会光芒万丈。问题是，先贤的后人完全忘记了太阳，完全忘记了日月，完全忘记了以道论之的思路与方法。试想，假如永恒的思路、常青的方法得以延续，世界的东方又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出现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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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4
。博士研究生导师1人，硕士研究生导师5人。课程组中具有博士学位5人，硕士学位2人。学校131人才工程中青年名师2人，天津市131人，创新型人才培养第三层次入选1名。双师型的教师（具有教师资格、医师资格）为100％。为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课程组采取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的方式，以提高教师素质，同时也保证了课程的可持续发展。在精品课程建设中，合理的师资队伍结构和优秀的青年骨干教师队伍是保证课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源泉［1］。
2注重基础教学突出教材建设
本课程组承担本科生、本科七年制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基础》《中医药学概论》《中医药膳学》《中医基础理论双语（中英）》《中医基础理论双语（中日）》《中医自然疗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心理学思想》《医学初级日语》《中医临床日语会话》等课程讲授。其中《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药学概论》作为中医学的主干课程，授课对象覆盖面广，涉及中医学院、针灸学院、中药学院、护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等部门。本学科组中四名教师可流利全程用英文、日文讲授《中医基础理论双语（中英）》《中医基础理论双语（中日）》及相关双语选修课程。课程组成员积极参与各种专业教材及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作为副主编、编委参加了普通高等中医药教育“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部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基础》及相关习题集的编写工作。先后有6人参加20余部全国统编教材编写工作。通过教材编写促进了与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水平。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严格的教材选用制度，所选用的教材能体现实际需要及教学大纲的要求。自2003年起采用的七版教材为新世纪全国中医院校规划教材，是目前国内高水平的中医药学精品教材，可满足课堂理论教学的需要。针对学科发展及教学实践，在更新教材的同时，也及时充实和引入了教学参考资料，对所使用的教材进行适时地补充，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能够反映本学科的发展概貌。特别是在本科七年制和研究生教学中已被广泛应用。
3深化课程体系与内容改革
本课程组立足改革，更新观念，以厚基础、重实践为原则，突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注重课程体系和内容的改革。3．1实施pBL教学改革通过课题立项，本课程组设计并实施启发式、整体互动式教学方法，选取相关章节，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方式，推行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倡导小班教学、小班讨论。老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完善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评定体系。加速了由灌注填鸭式教学向能动性教育方式转变的过程。3．2积极开展双语教学为了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人才的需要，本课程组多年来在七年制必修课中，开设《中医基础理论》的英语和日语双语教学。同时鼓励五年制本科生继续双语学习，并设置《初级日语》《中医临床日语会话》《中医基础理论双语》等选修课为我校专业双语（日语、英语）的教学奠定了基础，使学生们初步掌握了专业英语、日语技能，提升学生临床即时翻译训练及参加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专业翻译水平。3．3建立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为了更好地支持和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学校通过引进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实现师生互动式自主学习。教师可自主结合网络教学和课堂教学，学生突破时间空间限制主动访问教学资源，自由发起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动，并逐渐体验到基于教学平台的混合式教学的乐趣。
4注重各层次人才培养
课程组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特点，进行适宜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对本科生培养强化基础教育，注重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从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等方式入手，改变中医基础理论、内经等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利用实验室、多媒体等方式方法辅助教学，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对硕士研究生培养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同时，注重夯实基础理论知识，提高中医临床技能和基础实验科学能力的培养。从研究生招生复试、课程教育考核、课题设计实施、资料搜集整理、论文撰写修正、毕业答辩等方面严格要求把关，突出基础理论对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的指导意义。对于博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基础理论的深化研究，以及在临床疑难病的基础研究。强调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作风的培养，对博士学位论文要求既要有鲜明的创新点，同时又要有充分丰富的论据，以提高博士毕业生的整体水平。
5完善课程建设规划
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5
时间： 2003-4-1 作者：鞠 曦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形式之一, 由于中国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所以, 中医学的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自为的中医学形式的关系所作的研究, 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义。所以 ,中医学在内容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应当说, 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的人、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因此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的人, 就应在对《周易》、《道德经》和《内经》的研究上下功夫, 舍此并无其它。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 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在形而中的统一, 那么, 中医学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体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及其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 这将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 ”（《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 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6
论文摘要：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词义又关系到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对外汉语教学中，词语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同等重要，词汇教学也因此受到文化的影响，本文以中医学术语为例探讨词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关系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相关教学建议和策略。
一、词语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
词汇本身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哲学、宗教信仰、艺术等，同一词汇的文化意义差别很大。词义问题是整个词汇学里最重要的研究方面之一，我们通常所说的词义，指的是词的语言意义，“是词所指的客观事物或现象，也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认识的概括反映”。它是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所表达的最基本的意义。词的文化意义，是指“词在特定社会文化交际背景下所获得的意义，也就是社会及文化赋予词汇的感情色彩、风格色彩、比喻意义、借代意义、联想意义等，也称为附加义”，文化意义是附加在语言意义上的主观意义，反映出交际者的文化心理、态度和感情色彩。文化意义比语言意义更加的含蓄，需要结合相关的文化背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过：“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同时也是文化教学。
二、从中医学术语看词语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
索绪尔把词义定义为“被命名的事物或概念与名称本身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成无不渗透着人对现实的感受及经验，词的多义性，就在它是现实世界的象征符号，体现着人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认识。”词汇意义是一种民族文化，其语言意义是基础，标记了客体的主要的语义信息，文化意义依附于语言意义，是以语言意义为核心的，会随着语言意义的变化而变化。
（一）中医词汇的文化含义以语言意义为基础——以中医学中的“舟”为例
从整体上看，词语的语言意义是基础，文化意义依附于语言意义。中医学词汇也善于赋予词语的语言意义以文化内涵，如“舟”本为实物，中医学却以“舟”来形容药的作用特点或人体的病理状态。例：
“舟楫之剂”：又称舟楫之药。舟楫，泛指船只。桔梗能载药上行，常作为治疗人体上部疾病的引经药，故前人称之为“舟楫之剂”。正如《本草求真》所云：“桔梗系开提肺气之药，可为诸药舟楫，载之上浮。”
“逆流挽舟”：属外感夹湿型痢疾的治法，适用于除有痢疾主症之外，兼有恶塞、发热、头痛、身痛、无汗等表证者，方用人参败毒散治疗。该方疏表除湿，寓散于通，使表解而里滞亦除。此即前人所谓从表陷里者仍当由里出表，如从逆水中挽船上行之意，故称之为“逆流挽舟”。
“腹凹如舟”：又称舟状腹。古代的木船，多为两端高，中间低平下凹，故医生常以此来形容病人腹部凹陷的样子。多见于久病沉疴顽疾所导致的元气虚衰、形体羸瘦，或新病大吐暴泻所导致的阴液耗损的形体失。
（二）中医词汇的文化含义与语言意义不对称——以中医学单位词为例
不能直接按照词汇的语言意义去理解这类中医术语。例：
“一时”：指一整天的时间。《灵柩·玉版》“不及一时而死矣。”
“一元”：中国古代哲学家、医学家假象的宇宙开始形成时天地不分，混然一体的状态。元气一词由此引申而来。古代术数家的说法，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
“十五间”：脊柱的第十五椎间隙。《素问·气府论》：“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
“三十度”：即三十天，《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后皆三十度而有奇也。”
（三）中医词汇的文化含义与语言意义易混淆——以“血”为例
中医学“血”概念的本质与现代医学“血液”具有相关性，但人们长期忽略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区别，通常混淆“血”和“血液”的概念。不少中医学者包括部分中医教科书的编者都用“血管中的红色液体”来定义“血”，这就与“血液”的内涵极同。
例如“肝藏血，主疏泄”是中医临床最常用和最重要理论之一，如何正确理解还不统一。不少人脱离了中医临床关于肝病的辨证论治的实际，把“血”等同于“血液”，结果得出了“肝藏血，主疏泄”指肝藏“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分配”的结论。按中医的理论，血分有形之血和无形之血。《灵枢·决气》所言“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若这种变赤的“汁”与血液同，则只是狭义的血，是有形之血的一种。气与血是古人认为构成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属阳，血属阴，对立统一，而不可分离。再如《内经》所言“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此处应理解为无形之血。随着中医学的“黑箱理论化”的发展，“血”的基本概念本质上都渐渐超出了其最初的原型，增加了其原型不具有的本质。在中医学中血是血液又有了非血液的本质。血非血、气非气、肝非肝、心非心等理论创造都具有中国传统特色。
（四）中医词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深层相通——以“五行”相关词汇为例
古人以观察各种事物、现象为原型，又借用了当时最具科学性的古典自然哲学模型阴阳五行、天人相应、气一元论等来说理，在从病到药针、到方、到法、到理反复实践应用中，才逐步构建成了中医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因其所处的语境不同，有不同的内涵和实质。我们研究这些概念的实质时，必须考虑其亦此亦彼性，而不能强调非此即彼、以偏概全。
“五行”的基本语言意义指“金、木、水、火、土”，在《灵柩·阴阳二十五人》中则指按金木水火土分类的人的五种情况，中医学中也有很多按照五行的相生相克演变出的词汇，如水与火，本来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当它们成为“五行”里的词汇时，就是人工语言的符号，是虚拟的存在。例：“土不制水”：即脾土虚弱不能制约肾水造成的一组水肿症候。“土生万物”：五行学说应用于人体的一种类比说法，即将脾胃比喻成滋生万物的大地。认为机体的各种营养成分均来自于胃的受纳、消化和脾的吸收输布。
三、从词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看汉语词汇在对外汉语中的教学策略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在词汇意义中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在汉语的对外教学中，对学习者进行适当的文化渗透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汉语词汇由于数量庞大、义项复杂，文化含义丰富，所以在汉语词汇的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应采取合适的策略和方法。
（一）重视对词汇的文化含义的讲解，在教学中渗透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利用上下文语境释义，词在一定的语境中有特殊的含义，学习者需通过上下文语境来体会其含义。汉语是一种联想丰富的语言，汉语中的许多词语都具有丰富的拟人拟物的特征，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等。例如中医概念“通经”，还具有其语用意义，即指应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其实际意义。离开了上下文，就很难判定是“通经络”还是“通月经”。
中医学是我国人民在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与防治的一门传统科学。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家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古人所谓“儒不必医，医必须儒”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中医学和儒家学术思想的密切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源”和“流”的关系，中医药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辨证唯物的哲学思想，古代医学家借用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各种现象。中医学的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内经》，《灵枢·经脉》曰：“火胜金…水胜火…木胜土…土胜水…金胜木也。”中医学认为：“五脏中，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因为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所以肝能够制约脾。而脾和肺之间又有一个滋生的关系，因为脾属土，肺属金，土生金。可见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完全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二）语素释义法
语素（morpheme）这一术语最早是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提出来的，他指出“每一个因素序列，如果本身具有意义，而其中又不包含更小的有意义的因素序列，便叫语素。”也就是说，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是最小的语法单位”，而词语是由语素组成的，词中的每一个语素都有一定的语音和独立表达一定的与词的整体意义相关的意义，词的整体意义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语素共同联络而成的。同时，汉语的“语素在构词时意义大多数保持不变，少数变化的情况有利于学生扩大词汇量。”语素释义法是指解释清楚词汇中每个语素的意思来说明它的整体意义。在使用语素释义法时，常常可以将词语的引申义、词语的用法一起引申出来，容易让学生理解，同时让学生意识到汉语的词汇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有助于学生对所学的词汇进行分类，类推词义，从而提高汉字教学效果。
如在理解“暑”“寒”和“泻”、“咳”、“风”的基础上，就可以由“暑泻”“暑咳”、“暑风”理解“寒泻”、“寒咳”、“寒风”的意思。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语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有利于加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知，培养汉语语感。
由于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一些词的意义也是在字的意义上的延伸和发展，与古汉语中的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师在利用语素释义法时要注意提高自己的古汉语基础，对汉语语素的意义达到一定程度的熟悉，要善于联想，对汉语本体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三）联想教学
学生在理解汉字意义和中华文化色彩的基础上，可进行适当的联想教学，汉字是一种状似方块形似物象声究韵味的文字，内涵丰富，魅力无穷，一字多音，一词多义，给人以无尽的联想。
联想有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等多种形式。例如：在理解“玉门”、“玉浆”、“玉门不闭”等词语时要发挥习者的想象。“玉，石之美者。”玉，自古便是高贵和纯洁的象征，“玉之美，美在德行与灵性。养玉在身，可以让人镇定身心，宁神而静志；养玉在心，可以让人淡泊名利，宁静而致远。”因此玉也成为人的代名词，尤其是女性，从而可以看出，中医术语中的“玉～”词组与人体有关。
结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词汇教学也是一种文化教学，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不仅要掌握词语的语言意义，也要懂得词语的词汇意义，这样才能深刻全面的掌握汉语的语言和词汇，汉语的词汇意义又是丰富复杂的，要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实践，不断前进，才能探索出合适的对完汉语教学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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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元贞，曹健生，中医词释.[m].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3]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张俊武，实用医学词典.[m].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7
中医药学在历史进程中大量吸纳、综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内容，如藏医药学、维吾尔医药学等通过西域的地理优势，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中药中的胡麻、草红花等来自西域；《黄帝内经•易法方宜论》所说的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芮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1]，充分证明了中医药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吸纳、综合了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内容。同时，民族医药学也吸收了中医学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解释了人体与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创立了一套诊治疾病的治疗学说和药物学说。如据湘西苗医欧志安的考证，《神农本草经》中苗语记音的药物占三分之一[1]。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中国，10世纪之后，阿拉伯医学随着丝绸之路来到内地，诞生于明代初年的《回回药方》，吸收中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医学理论，如它对中风病以左疾右瘫来描述，即受中医学影响，可以说回族医学是阿拉伯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完美结合。
2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的区别
根据近几十年的挖掘整理和发展，目前已经有不下35种民族医药整理出医学资料，分析较成熟的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回医、朝医、壮医、苗医等可以发现，民族医药的诸多方面与中医学有明显的不同。
2.1文化背景、理论体系不同：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医药需求，在历史上创造了各有特色的医药文化。其中除中医药学之外，还有少数民族医学，从近年来的继承发展和发掘整理情况看出，我国的民族医药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有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苗族、彝族、回族等。藏医学是以隆、培根、赤巴三因学说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七物质、三秽物及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蒙医药学是以三素（赫依、希拉、八达干）和七元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以药味、药物功能与药味转化原理为配方基础的药理学体系和服药十原则构成临床药理学;蒙医药学尊崇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认为人体是对自然界模仿的缩象,强调人体的整体协调、三素动态平衡；不仅从系统观点出发实行六因辨证而且针对性别、年龄等实施个体治疗[2]。维吾尔医药学的核心是四大物质学说，认为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对世界万物的生、长、盛、衰均产生影响和作用；根据四大物质学说这一核心理论，创立了气质学说、体液学说、器官学说、力学说、素质学说、形与神学说、健康学说、疾病学说、危象学说、治疗学说和药物学说等辩证施治理论[3]。傣医药学的基础理论是“四塔”（风、火、水、土）和五蕴（色、识、受、想、行）学说。苗药的理论是“纲、经、症、疾”理论模式，即“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将一切疾病归纳为两纲（种）,即冷病和热病,又将一切药物归结为两类,即热药和冷药；其用药的基本原则是“热病冷治,冷病热治”；诸如此类的治疗原则还有“弱漏用补,邪重用攻;遇毒要用九法治;气要通,血要散;常病要用内外治,怪病要用奇法治”等[4]。回族医学认为四行(即四元,包括气、火、水、土)为先天之气,为三子(即木、金、活)之母;三子是后天之气,为四行之子。回族医学认为天地定位,水火交错,万物开始化育,首先形成“金”、“木”、“活”。“四元”与“三子”配合而形成回族医学的七行学说[5]。以上说明，每种民族医学均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互相不能替代，各自以自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着。
2.2诊疗方法不同：十五、十一五期间各地对民族医药做了大量的保护、抢救、挖掘、整理工作，民族医药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分析部分民族医药治病方法可知，民族医药在诊疗方法方面与中医药有明显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专科专病方面，藏医药对高原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蒙医对脑震荡和骨头摔伤等疾病，维药对白癫风、妇科、骨科以及口腔疾病用药方面亦有其独特之处;瑶药则以治疗肿瘤和红斑狼疮见长；朝医药治疗糖尿病等疗法独特等。二是在治疗方法上的差异，如维吾尔医在治病当中对非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首先采用调整法，对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轻者亦采用调节法，重者则首先采用致病体液成熟法，第二步采用致病体液清除法，第三步采用恢复脏器本身功能的根治法。以白癜风为例，维吾尔医认为白癜风多于湿寒性气质严重失调，即异常黏液质重度过剩而影响皮肤时所致，故根治白殿风，先采用黏液质成熟剂，以成熟过剩的黏液质；第二步用黏液质清除剂，以清除已被成熟的异常黏液质；第三步才能采用恢复皮肤色素的根治药物[3]。再如藏医的刺血、药浴，蒙医的接骨、壮医的药锤、维医的沙疗等等。第三是独特的保健方法和养生观念。
2.3药物资源不同：我国的少数民族相对集中地分布于除华中、华东地区以外的广阔区域，这些区域大致可分为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以及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等，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极为丰富。少数民族医学主要就地取材利用所栖息地区的药物资源，所以各民族所使用的药物资源物种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化特点，如藏药的70%来源于高原分布的物种；维族药品种则带有明显的荒漠物种特点等[6]。
2.4药物应用不同：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在药物应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临床应用形式上的不同：在云、桂、黔、海南等气候温暖、植物生长茂盛的区域，各民族常利用鲜药材，现配现用，如苗药；而在青藏高原、西部荒漠、内蒙高原等气候生态较为恶劣的区域，再加上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在这些地区药物则多使用干燥药材，并多制成散、丸、酒剂等制剂以满足游牧生产中人员流动性大的需要，如藏区的藏医院临床给药中，多直接使用单味药材粉末配伍，或制成复方的散剂、丸剂等，因此，经长期积累形成了七十味珍珠丸、仁青常觉丸、石松丸等大量疗效确切的名贵成药制剂。二是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这些差异性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生活环境及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体现了各民族医药的特色，也正是各民族药包括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8
【关键词】中医药英语着作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个分册。2001~2006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年和2007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材
1998~2000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年ChenChiuHseuh编着《acupuncture:aComprehensivetext》。1999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2.解决之道
加大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教材的补充和编写,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专业外向型人才,扩充全英文中医药教材和着作的编写,尤其注重中药学等学科的英文着作发展。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进行创造,改变以往独立作战、各行其是,既无方便的途径相互交流切磋,也无专门机构加以协调的状态,使中医专业术语的翻译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积极推广加强双语教学的改革,加大既懂中医药专业知识,又有较高英文水平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相互促进,既有利于今后中医药的专业英语教学发展,又有利于中医药着作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所瞩目,中国作为中医药的根源之地,需要培养一些从事中医药事业优秀的外向型人才,不断宣传中医药文化,使世界更了解中医药,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而这些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医药英文教材、书籍的编写去宣传发扬,既有助于国内学生和对其感兴趣的人们学习,对于国外友人也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使中医药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们的健康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9
1课程的定位和目的
实验中医学基础，是我校创设的中医专业本科（七年制和五年制）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在该专业本科学生学习完普通基础课和中医、西医专业基础课程之后，为使学生于在校期间能掌握一定的进行中医学实验研究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初步树立正确的中医科研观点和思路，提升本科学生的知识层次和学术水平而创建的一门新兴课程。因此，该课程定位为专业基础课，学科目录隶属于中医基础理论学科。
正是基于实验中医学基础的课程定位，课程在创建之初就提出了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课堂讲授和实验技能的训练和操作，使学生能够系统了解和掌握进行中医药学实验研究的基本知识和规律，树立和端正进行中医药学研究的正确的科研思维和观点，熟悉和掌握进行中医药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并了解中医现代研究的成就与进展。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科研意识、科研水平和动手能力之目的。并希望通过该课程为培养和造就中医自己的科学实验研究人才开辟新的途径。
2课程实践
实验中医学基础在其课程实践的十年中，无论在授课的对象、授课的方式、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比例上都经历了一定的变革。
2.1授课对象的改变 从开课之初，实验中医学基础主要是针对中医五年制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该阶段的学生已经基本学习完中医的专业课程，正准备进入临床实习。但自2006年起，由于我校课程的重新调整，实验中医学由中医五年制本科的专业基础考察课，更改为七年制科研方向（理科基地班）的专业基础考试课。自此，它的授课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主要面向七年制四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相对于五年制本科三年级学生，这些学生由于在一、二年级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现代生物知识体系和实践操作的训练，因此，与前者相比，他们对课程中所介绍的中医科研现代研究部分的领悟要明显占有优势。
2.2授课方式的改变 实验中医学基础在设立之初由于没有固定的课程组，所以主要由参与《实验中医学基础》自编教材编写的十几位教师担任授课任务。主要方式就是，每个老师利用1次课讲授他的研究思路和成果。这种授课方式虽然生动，但却不利于保持课程讲授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自2001年，随着实验中医学基础课程组的出现，该课改为了拥有固定教师的专职授课。这一变革无论从教师的备课还是学生的听课效果都有了长足进步。
2.3理论课和实验课比例的改变 实验中医学基础课程设制的目的中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高学生科研动手能力。因此，实验课始终是该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伴随着课程对象的改变，该课程实验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在总课时72学时没变的基础上，由之前的12学时提高到了18学时。由4次实验课，增加为6次实验课，这大大提高了实验中医学基础对学生科研动手能力的培养。
3教材及教师队伍建设
由于实验中医学基础是我校新开创的一门课程，因此，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采用。2000年刘燕池教授组织十几位在中医科研上有经验的教授编写了校内自编教材《实验中医学基础》。这本教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中医科研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下篇则主要通过对中医科研成果的介绍来向学生展示中医学实验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由于是初次编写，前无蓝本可依，所以尽管这本教材现在看来显得相对比较粗糙，但对于教材重要的是要立足于能使学生建立一个尽可能规范、比较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原则而言，这本教材基本上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所以它从2000年一直延用至今，共8届学生。在此虽然更换教材，但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的内容已经根据中医科研的发展作了很大的修改。
此外，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十年来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起初的1位专职授课教师，发展壮大为拥有4位博士的固定教师队伍。目前该课程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7岁，学历100%为博士，有1名教授，2名副教授和1名讲师。
4获得的经验
中医基础理论十二五篇10
关键词：内经针灸处方腧穴配伍处方学
《内经》是对中医古代文献的第一次总结，以当时先进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涵盖了中医学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内经》也详细论述了各种针灸理论，以及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为基础的针灸处方学的理论，从而使得针灸俞穴配伍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后世针灸处方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内经》中对许多的常见病都已有了具体而明确的针灸治疗的处方和治疗方案，值得我们大力研究和探讨。
1 阴阳学说在针灸处方中的应用
阴阳学说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一，构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可指导辨证与治疗。一般讲，病在表，属热、属实者为阳；病在里，属寒、属虚者为阴，阴阳是八纲辨证的总纲。另脏腑间，脏为阴，腑为阳；背为阳，腹为阴等。阴阳在针灸临床上占有重要地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正常情况下，人体阴阳保持相对平衡。如果平衡遭到破坏，就出现偏盛偏衰的病理，故“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灵枢·根结》）。针刺治病的关键就是调节阴阳，使阴阳平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故调阴阳是针灸治病的基本法则。《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指出针灸处方配穴，必须根据阴阳的不同病证进行配伍。对于何为阴病，何为阳病。《内经》中指出“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样《内经》就有了对阴病阳病的处方配伍原则“病在阴之阴者，取阴之荥俞；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络脉”（《灵枢·寿夭刚柔篇》）。这是因为腧穴所属经脉和所在的部位不同，腧穴的疗效具有相对特异性，所以不同的病症应采取不同的腧穴进行治疗。临床具体应用有“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和“以左刺右，以右刺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不同刺法。《灵枢·终始》指出“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由此可见在《内经》中已有通过诊脉口与人迎二脉了解人体阴阳平衡的情况。对于出现了阴阳不平衡，可通过脉口与人迎的脉象来选穴进行调整人体阴阳的治疗。这一配穴的方法在《内经》中已作了详细的归纳。如诊人迎可知何条阳经的病变，诊脉口可知何条阴经的病变。并根据此来确定取穴治疗的经穴，阳经有病采用泻阳补阴配伍法，阴经有病采用泻阴补阳配伍法。具体内容如下：泻阳补阴配伍法。先诊人迎，由人迎的脉动来进行诊断和决定配穴。人迎一盛——病足少阳，取穴：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人迎一盛而燥——病手少阳，取穴：手少阳、手厥阴。人迎二盛——病足太阳，取穴：泻足太阳而补足少阴。人迎二盛而燥——病手太阳，取穴：手太阳、手少阴。人迎三盛——病足阳明，取穴：泻足太阳补足太阴。人迎三盛而燥——病手阳明，取穴：手阳明、手太阴。人迎四盛且大且数——外格溢阳。泻阴补阳配伍法。先诊脉口，由脉口的脉动来进行诊断和决定配穴。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阴，取穴：泻足厥阴而补足少阳。一盛而躁——病在手心主，取穴：手厥阴、手少阳。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阴，取穴：泻足少阴补足太阳。脉口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阴，取穴：手少阴、手太阳。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阴，取穴：泻足太阴补足阳明。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阴，取穴：手太阴、手阳明。脉口四盛，且大且数——内关。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关格。
2 五行学说在针灸处方中的应用
五行学说的引入对整个医学的临床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它第一次把人体的各个部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人们从整体上观察人的生理与病理及与自然界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医学上的整体观。《素问·水热穴论》运用五行学说提出了四季用穴的一些规律和方法，并对用穴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春取络脉分肉”“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夏取盛经分腠”“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绝肤而病去者，邪居浅也。所谓盛经者，阳脉也。”“秋取经俞”“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阴气初胜，湿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阳气始衰，故取于合。”“冬取井荣“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乃去，故取井以下阴逆，取荣以阳气。故曰：冬取井荣7，春不鼽衄，此之谓也。”见于《灵枢》经脉篇、禁服篇的虚补实泻的治疗原则，然后在《难经·六十六难》提出“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治疗方法就是用五行生克理论加以解释的，即根据五行学说“母能令子实”、“子能令母虚”的理论。
子母补泻在针灸治疗上的运用，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根据本经井、荥、输、经、合的五行关系进行补泻，例如肺经气虚，取本经的输穴太渊，因太渊穴属土，土为金之母，即“虚则补其母”，若肺经气实取本经合穴尺泽，因尺泽穴属水，水为金之子，即“实则泻子”。其二是根据十二经所属脏腑的五行关系进行补泻。若肺经气虚，按虚者补母法，肺金之母为脾土，当取足太阴脾经穴位，或取脾经的输穴太白（属土）。若肺经气实，按实者泻子法，取肾经合穴阴谷（属水）治疗。
3 经络学说在针灸处方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