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1
根据东北师大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6省14县的17所农村初中学校进行调查显示，平均辍学率超过40%，离3%的控制辍学率的标准远远超出。中小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严重制约我们国家教育的整体发展、地区经济的振兴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由于农村地区实用型技术人才缺乏现象很普遍，所以辍学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原因是大量农村存在经济负担家庭中的孩子辍学，使得现在农村的教育发展迟缓，学生的文化程度低。另外社会上存在过多的辍学学生，由于缺少必要的管理和约束，整日无所事事，不仅影响了自身发展，还给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甚至有的还走上了少年犯罪的道路。可见，辍学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发展的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二、劳动实践教育及其发展水平
劳动实践教育的开展形式是丰富多彩的，有课堂内的，也有课堂外的。对于处在中学阶段的学生而言，最好的形式是借助于劳动实践场所的教育平台，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对思想品质的培养，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可以真正掌握一定的实用技术，所以劳动实践场所对于劳动实践教育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设的意见》（教材[2008]6号），劳动实践场所是指我国中初等学校、教育部门以及有关单位为学生参加综合实践活动提供的土地、牧场、鱼塘、实践基地等，以及适合学生参加劳动实践活动的工厂、车间、实验室、服务网点、专用教室等。根据2010年统计数字来看，我国中、初等学校农、林、牧、渔基地有288292个，面积达到506735公顷，可见劳动实践教育的可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农村学校及教育部门要真正发挥劳动实践场所的作用，针对辍学现象出现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以便充分利用劳动实践场所这块阵地，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把降低辍学率作为劳动实践教育工作成绩的一项衡量指标。
三、劳动实践教育对降低农村学校辍学率的可行性
劳动实践教育对降低辍学率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劳动实践教育的特点和性质上。劳动实践教育不同于现在的应试教育，它是以让学生通过劳动获得实践感悟，从而养成良好素质为目标，主要以实践为主的教育。劳动实践教育主要是让学生手脑结合，让学生通过与同伴的互动来进行学习。劳动实践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现在的劳动实践教育处于薄弱状态，所以国家对劳动实践教育十分重视，开始大力建设劳动实践教育场所，这样可以弥补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也为学校培养实践型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为农村发展劳动实践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劳动技术教育具有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育人功能，从育人的角度来说，它的特殊性体现在综合性、实践性、技术性、创新性上，与枯燥的应试教育相比，趣味性和实用性更强，学生更易于接受。由此，劳动技术教育是当今我国创建“和谐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在坚持劳动和实践相结合，即在教育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这种教育对于所有学生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有升学压力的学生，影响更为深远。此外，劳动实践教育可以创收，补充学校教育经费，减轻学生由于教育而带来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对农村学生来说，意义更大。如，农村教师和学生通过劳动实践，将种植的蔬菜等卖出等。由此可见，劳动实践教育对于降低辍学率具有可行性。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2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G6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037（2015）11-59-5
theRegionalandGenderDifferencesofRateofReturntoeducation：ResearchbasedonCGSS2013
DuanSifanLuHuixian
（internationalSchoolofBusiness，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440100）
abstract：thispaperusedthedataofChinageneralsocialsurveyCGSS2013，bymincerequationandoLSregressionmethods，foundthatgenderandregionaldifferenceshaveobviousinfluencesonrateofreturntoeducation，weshouldoptimizetheallocationofeducationalresources，strengthenthemarketizationdegreeoflabormarket，andreducesociallabormarketsegmentation.
Keywords：Rateofreturntoeducation;Genderdifferences;Regionaldifferences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而关注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可以判断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和经济转型的趋势。对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性别差异的研究，有利于分析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评价，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这对增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十分重要[1]。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来估计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和性别差异。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性别差异上，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这与以往一般研究的结果不同，本文将分析此现象的原因。在地区上，西部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最低。本文还研究了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地区上的分布，西部东部均是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在中部男性略低于女性。
1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受到不少学者的共同关注，目前也不乏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
在研究地区差异方面，例如魏新、邱黎强（1998）得出中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东部和西部的结果相近;李实、丁赛（2003）则提出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存在但不明显，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孙志军（2004）的文献综述提到总体认为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不低于东部地区;王海港等（2007）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用分层线性模型估计，得出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城市之间，省间差异不显著;而李实等（2013）针对农民工群体，指出他们的教育收益率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体现了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的趋势[2]。
在研究性别差异方面，大多数的学者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3]。例如赖德胜（1998）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对收入分配的调查结果，研究性别差异引起的教育收益率偏低的原因;高梦滔、张颖（2007）则提出性别差异导致的教育收益率在行业分布中的差别，低收入行业中女性高于男性，高收入行业则相反;钱文荣、卢海阳（2012）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对比CHip数据，得出只有在较高教育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才显著。这反映了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行业、教育程度上的分布。
目前针对地区和性别差异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他变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如家庭背景、工作单位性质等，关注地区或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而目前经济发展放缓，趋势有所改变，此问题有必要关注。其次，关于地区的研究，更多学者集中于城乡间差异、城镇间差异，或者省份间差异，对于大区域的研究的介绍较少，且存在争议[4]。其三，关于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缺乏对大地理区域分布的研究。其四，针对性别差异，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收益率高于男性，但仍有少部分研究如侯风云（2005）、陈良等（2002）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对这种情况的研究较少[5]。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一是研究了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在地区上的分布;二是分析社会整体的教育收益率的地区、性别差异，有别于以往较多的关于城镇居民的研究;三是发现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收益率，与一般研究不同，并对其进行分析。
2数据描述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CGSS2013项目调查是一项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项目，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抽样调查。此次调查数据共包含11438个样本。本文在对关键变量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被访问者，最终收集到了3961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男性样本1906个，女性样本2055个。这3961个样本分布在各个省份及年龄段，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变量说明
在构建经典明瑟方程时，调查问卷中“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一题用来反映个人收入Y。“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一题反映的是受教育水平，在之后的模型构建中通过对其赋值，可以用来表示受教育年限S。“从您第一份非农工作到您目前的工作，您一共工作了多少年？”一题可以表示工作年限或工作经验eXp。接下来，为了探讨性别以及地区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在经典明瑟方程中加入了“性别”以及“地区”变量。“性别”变量按男、女进行分类;“地区”变量依据问卷中所填的居住地，将各个省份依据东中西部划分标准，划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类别。
2.3变量的统计描述
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男性的收入均值为44386.23元，女性的收入均值为34259.64元，收入差异较大。据表1中的数据进行推断，首先，男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8.1年，而女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2.42年，这可能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18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61年，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小于女性，但收入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性别歧视造成的在工作中岗位和收入的不同。并且可以依此推测，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女性，这个问题将在第四部分的计量分析中进行探讨。
从表1还可以看出，无论是总体，还是男性、女性，东部地区的平均收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见，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在地区上存在较大差异和不平等。
3基本模型及计量分析结果
3.1模型构建
我们采用明瑟方程来对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所用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1.1经典明瑟方程
lnY=β1+β2S+β3eXp+β4eXp2+ε（1）
模型（1）为经典明瑟方程，Y代表个人收入，lnY为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S代表受教育年限，eXp代表工作年限（工作经验），eXp2为工作经验年数的平方，用以反映工作经验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ε代表随机误差项。β2为教育收益率，代表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年为受教育者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的比例。
3.1.2加入其他变量
lnY=β1+β2S+β3eXp+β4eXp2+aD*S+bF+ε（2）
在经典明瑟方程中加入其他可能影响收入的因素。变量D为虚拟变量，用来测量性别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对“女性”赋值为1，对“男性”赋值为0。由于考虑的是性别对教育收益率产生的影响，是为了改变直线的斜率，故采用与受教育年限的交叉项形式，即将D*S加入到模型中。变量F为虚拟变量，用来测量地区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将其按照西部、中部、东部依次赋值为0、1、2，变量值越大，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3.2计量结果分析
3.2.1经典明瑟方程――模型（1）
首先我们对经典明瑟方程模型（1）进行oLS估计，得到教育与工作经验对收入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表2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2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2中，受教育年限S的系数β2，即教育收益率为11.1%，说明针对全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带来的收入的提高的比例约为11.1%，且估计结果十分显著，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确实对收入带来不小的影响。工作经验eXp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作经验对收入同样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对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用经典明瑟方程进行回归，表3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3对性别分别回归的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3中反映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估计出来的男性教育收益率为11.6%，女性教育收益率为11.0%，男性教育收益率略高于女性，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工作经验上，女性的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大于男性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是女性工作年限对能力以及岗位的提升影响更大，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能力，而男性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能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然后我们对西部、中部、东部分别进行回归，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4对地区分别回归的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4反映的是地区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估计出来的西部教育收益率约为11.9%，中部约为6.5%，东部约为10.4%。西部的收益率高于中部和东部，中部最低，之后我们将分析可能造成该结果的原因。
上述表5反映的是分地区、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同之前的结果一样，无论是男性女性，西部教育收益率最高，中部最低;在各地区内，西部东部均是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在中部男性略低于女性。
3.2.2加入其他变量――模型（2）
接下来，在扩展的模型中，为了简化计算，直观起见，我们将性别作为一项交叉项，当样本为男性时，D=0，β2表示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当样本为女性时，D=1，（β2+β4）表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β4表示着男女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我们还考虑到在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除了教育年限、工作经验作为影响居民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居民收入和教育收益率，比如东中西部的地区因素，因此加入变量F，将西、中、东部分别赋值为0、1、2，表示着一种发展水平的高低，从回归的结果便可以看出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加入其他变量的模型（2）进行oLS估计，得到地区差异对收入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6加入地区变量的模型（2）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6反映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以及地区对收入的影响。
由受教育年限S的系数β2为0.119，D*S的系数a为-0.034可知，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11.9%，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8.5%，男性教育收益率略高于女性，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模型（1）对男性女性分别进行回归已可看出教育收益率存在差别，但通过交互项的t检验便可以判断这个差别的确是显著的。由地区变量F的系数b为0.23可知，随着地区由西部向中部、东部过渡，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的差异确实会对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加入变量前后R2都不大，拟合优度有待提高，但是加入后模型（2）的R2明显高于模型（1），拟合优度有所提高，说明性别和地区变量确实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将它们加入模型是有一定依据的。
4结论及原因分析
针对性别与地区差异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问题，本研究通过选取样本、构建明瑟方程模型并进行oLS回归分析，发现如下结论，并对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和推断。首先，在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样本研究基础上，男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针对全国而言，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1.6%，女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1%;在分地区的条件下，男性教育收益率也一般高于女性，中部地区稍有特殊，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比女性低0.4%，但差别也较小。这个结论同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有所矛盾，大多数的研究都发现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但为何我们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呢？我们对产生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推断与分析：
第一，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我们选取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样本容量大、覆盖面较广且较为权威。但我们在剔除了数据缺失访问者，对样本进行一定的筛选后，样本数量有了大幅的减少，有可能会造成样本数量较少、涉及范围有所变窄有所局限的情况。
第二，该样本收集了3961户居民数据，其中，城镇样本2292个，农村样本1669个，农村样本所占比例为42.15%，比例较大。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对性别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研究很多是基于城镇居民的样本而言的（如陈良，鞠高升，2004;刘泽云，2008），较少或没有考虑加入农村样本对其的影响。而在侯风云（2004）和赵力涛（2006）对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中，都发现农村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女性，可能正是因为农村样本比例较大，因此会出现男性教育收益率稍高于女性，差异却不是非常明显的结果。
关于农村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原因，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近年来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而农村地区教育对男性非农就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女性，对于男性，每增加一年的教育，非农就业的机会――与仍然从事农业相比――增加了29.4%，而对于女性则为8.8%;且非农就业机会在两性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尽管非农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加男女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但男性获益更多（赵力涛，2006）[6]。联系现实的情况，这其实不难理解，许多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首先使男性接受教育，并且加之劳动力的考虑，非农就业机会会更多地提供给男性而非同等受教育水平的女性。再者，农村以农户为单位的劳动分工模式仍然存在，女性通常留守家中照顾家务，或从事一些工资相对较低的工作，而男性通常外出进入薪酬较高的工作岗位以贴补家用。
从表1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该样本中的男性平均工作年限长于女性，且在计量分析中发现女性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高于男性（可能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能力，而男性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能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因此样本中女性的工作年限短且影响大可能造成了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得教育收益率较低。
第一，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工作性别歧视的问题。由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样本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男性，但平均收入却低于男性，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一定是此结果的原因之一。有研究指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职业及职位歧视”（ehrenbergandSmith，2000），是指雇主有时会故意将与男性雇员具有相同教育水平和生产潜力的女性雇员安排在较低工资报酬的职位上，且在晋升时的机会较少[7]。这种现象将会反映在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异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上，相同的受教育水平，或受教育年限相同的提高下，造成了收入以及收益率变化的不同。
第二，在地区差异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西部、中部、东部的教育收益率为11.9%、6.5%、10.4%，呈现西部高于东部，中部最低的情况，在分性别的情况下，同样如此。这可能与我们想象的有所差别，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产生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推断与分析：一是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所选取的样本数相对较少，各地区样本比例不一致，都可能造成结果不够准确严谨的情况。二是制度因素和生产技术条件。由于各地区的生产技术条件不同，对劳动力的主要需求也不同，这也会引起不同地区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报酬不一，导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三是教育收益率是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带来的收入的比例的增加，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有研究表明，对于教育欠发达的地区，接受的教育年限越多，他们就越有机会将学到的知识化作人力资本（洪金珠，2008）[8]。中部地区人口过多，就业机会相对变少，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无法进入较好的工作岗位。东部地区虽然同样存在着大量劳动力，但东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相同的教育水平和工作岗位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9]。
5政策建议
5.1结合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国家应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确保对经济相对发达的东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一方面要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发展西部的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高校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倾斜，设立相关的科研机构，增加西部的高教育水平劳动力[10]。
5.2加强西部的技术更新发展和市场转型改革
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较高，但劳动力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仅仅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是不足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要求不高，优质劳动力的黏性不足，往往会使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流出。只有加快技术更新发展和市场转型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吸纳优质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下增加对经济的贡献。
5.3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力市场分割
目前，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足，人力资本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应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减少人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如特定的制度。给劳动者提供保障，建立和完善对企业性别歧视的赔偿、惩罚措施，尽量避免性别歧视[11]。采取激励措施，尽量平衡地区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加快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
5.4宣传男女平等，摒弃落后陈旧思想
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应该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女性获得的教育投资，增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增强女性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价值提升意识，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J].社会科学，2003（6）.
[2]陈良.鞠高升.教育明瑟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
[3]刘泽云.女性教育收益率为何高于男性――基于工资性别歧视的分析[J].经济科学，2008（2）.
[4]高梦滔，张颖.教育收益率、行业与工资的性别差异：基于西部三个城市的经验研究[J].南方经济，2007（9）.
[5]侯风云.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
[6]赵力涛.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6（3）.
[7]魏巍，岳昌君.性别工资差异研究[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6（3）.
[8]洪金珠.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收入收益的分析与比较[J].现代经济，2008（8）.
[9]王海港，李实，刘京军.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及研究[J].经济研究，2007（8）.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3
关键词：教育层次；经济增长；产出弹性；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16607一、引言
中国目前已处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越来越密切，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得到越来越明显的表现。根据教育经济学理论，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者掌握知识和科技水平不同，对经济的贡献量也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发展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为落后。各地区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类似，同样呈现出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教育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较为落后，并呈现了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过程中，究竟哪个层次的教育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这个问题的明晰化，不仅能解释教育呈现出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还有助于中国各地区政府研究如何提高不同层次教育的水平进而提高本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此目的，本文将从教育结构角度出发，把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运用分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各地区的各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重要性程度，以此为中国各地区政府的教育投资决策提供实证依据。二、相关文献研究
人们最初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是经济学家在寻找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时候，发现了教育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试图把这种作用分离出来，加以量化，以确定增长余值中有多大部分归因于教育的贡献，因此，西方学者基本是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基础上尝试各种计量分析方法。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创立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丹尼森（e.F.Denison）创立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以及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所采用的劳动力质量修正法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因素计量的需要而建立的。此后，这些方法被广泛用于研究欧洲等国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创了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和方法。
国内不少学者主要沿用西方学者的计量分析方法就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算，主要有丹尼森（e.F.Denison）和麦迪逊（a.maddison）分析法、菲德模型法和人力资本―教育收益率测算法。在此基础上，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一是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李洪天采用丹尼森方法计算了1990-2000年中国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但结果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教育的经济效益还存在明显差距[1]；陆根尧、朱省娥运用菲德模型法测定中国教育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和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得到教育部门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生产力的结论[2]。二是从各层次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角度分析，主要包括叶茂林等把劳动力按教育程度划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四个层次，运用丹尼森方法测定各层次教育在1981-2000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21%、7.73%、22.88%、31.38%，分析出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即边际生产力具有较大的差别[3]；杭永宝利用并修正丹尼森和麦迪逊分析法，即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测算方法计算1993-2004年间中国六种教育层次（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本科以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155%、0.643%、0.453%、1.859%、4.038%、1.922%[4]。还有一部分学者集中于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主要有：崔玉平利用丹尼森和麦迪逊分析法计算得出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0.48%[5]；毛盛勇、刘一颖用1999-2007年分地区高等教育劳动力的面板数据，计算分析了高等教育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高等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6]；陈光定性研究了高等教育活动导致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社会进步的综合贡献率，以四川2005-2009年高等教育相关数据为例，得出四川高等教育的综合贡献率为7%左右[7]；周国富在Lucas和m-R-w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包括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对全国各省份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各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差异的[8]。以上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集中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较少学者从教育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并且由于采用的方法、模型和数据及时间不同，得到的结论差异较大。笔者鉴于既要研究各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要考虑东中西部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相关规定，此处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级行政区；中部地区指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指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级行政区。教育的地区差异，从人力资本视角，将劳动力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层次，以中国各省份为面板数据，分析各个受教育层次劳动力与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陈晋玲教育层次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1年面板数据分析
三、理论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理论模型建立
本文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进行改进。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t=atKαtLβt（1）
（1）式中a代表技术效率，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α和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a>0，0
为了分析各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把劳动力按教育程度划分为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小学及文盲）（L1）、中等教育劳动力（初中及高中）（L2）和高等教育劳动力（大学专科、本科及研究生）（L3）三个层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式变形可得如下教育生产函数：
Yt=atKαtLβ11tLβ22tLβ33t（2）
对（2）式取对数，线性化处理得到：
lnYt=lnat+αlnKt+β1lnL1t+β2lnL2t+β3lnL3t（3）
（2）和（3）式中β1、β2、β3分别表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劳动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总产值增加的百分比。
（二）数据选取
总产出Y用不变价的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按2000年价格计算）。资本存量K采用戈登史密斯（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计算。计算公式为：
Kit=Kit-1（1-δit）+iit
式中i表示第i个省份，t表示时间，Kit、Kit-1表示某省份当期资本存量和前一期资本存量，iit表示某省份当期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按2000年不变价格折算），δ表示折旧率，设定为9.6%。由于已有学者（张军）[9]计算了1952-2000年各省份的资本存量，在此我们直接采用此文中的2000年各省份的资本存量数据（按2000年价格计算），并以其为基数推算得到其他年份的各省份资本存量数据。L1、L2、L3分别表示初等教育劳动力、中等教育劳动力和高等教育劳动力数量。
样本数据为2000-2011年全国30个省区市构成的面板数据（包含直辖市，因数据缺乏而未入选）。所有数据均来自于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四、面板模型检验及分析
（一）面板模型的说明与选择
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Yit=αit+β′itXit+uiti=1，…，n；t=1，…，t（4）
其中，X′it=x1it，x2it，…，xkit，为外生变量向量，β′it=β1it，β2it，…，βkit，为参数向量，K是外生变量个数，t是时期总数，n表示截面成员的个数，随机扰动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具体形式有如下三类。
其一，变系数模型是假设在截面成员上既存在个体影响，又存在结构变化，可写成：
Yit=αi+β′iXit+uit（5）
其二，变截距模型是假设在截面成员上存在个体影响而无结构变化，并且个体影响可以用截矩项的差别说明，可写成：
Yit=αi+β′Xit+uit（6）
其三，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是假定模型（1）中的截距与斜率系数都是常数，可写成：
Yit=α+β′Xit+uit（7）
（二）模型检验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4
关键词：教育；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工作流动；作用力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1-004-03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产业升级使得产业所需的文化技术成分日益厚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逐步提高。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力随之显现、形成、深化。在此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流动显得尤为重要，当劳动力流动所需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流动就会受阻。二者之间实际的作用关系错综复杂，笔者引入“力”的概念来助于明晰，以“力的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作为切人点，初探教育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一、教育水平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大小
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生产、积累和维持人力资本的方式。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而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正规教育。
劳动力流动为劳动者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更换和转换，也包括正在求职的失业者的移动。其中，宏观劳动力流动是指各地区的户籍流动抑或劳动者地区性的转移。而本文旨在研究的微观劳动力工作流动是指雇员从一个工作单位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单位，或者说是雇员的雇主发生了改变。按照工作流动的性质，劳动力工作流动可以分为辞职和被解雇。正规教育（即学历）与劳动力工作流动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正规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稳定性，而劳动力工作在向上流动中会产生教育需求，当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工作流动就会受阻。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正规教育与工作稳定性呈正相关。大专及以上学历换过工作的比率明显低于大专以下学历，这多半也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多以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求职，故换过工作的比率更高。同时可以看出大专及以上被辞退的比率最低，行政级别及晋升比率也最高。一方面，初中以上学历主动跳槽率较高，且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主动跳槽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学历越高，被辞退的比例越小，劳动力流动越少。文盲/半文盲主动跳槽和被辞退的比例也都较小，与其所受教育水平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
在表2的2010年城镇失业人员比例中，明显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上学历失业人员比例呈急速下降趋势，因为我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暂不考虑初中以下学历。
综上可见，正规教育水平越高，雇员的工作稳定性越强，雇员在劳动力工作流动中的被动性相对减弱。
二、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方向分析
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力极其明显。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改善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更明显，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二者的作用力显而易见，但作用方向还需探究。
借鉴唐纳德博格、朗格辛、罗理和穆勒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推一拉”理论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是由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正面的积极因素；另一种则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据此，笔者试从推动力和拉动力两个方向分析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又分为工作和个人两个维度，整理见表3。
表3从推动力和拉动力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因素，众多因素中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主因却占有很大比例，成为重要作用力。此外，需要补充以下三点：第一，对个人而言，教育水平较低或只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容易在经济危机或者公司效益减少时被解雇。反之，高学历可作为一种信号容易被雇主识别，从而成功转换工作单位和角色，也会得到大于或等于之前的工作报酬。第二，对子女考虑，教育具有地区差异，较低的教育条件和环境不利于子女的长期发展。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不少父母选择辞职，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佳话。由于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而对劳动力工作流动构成巨大拉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拉力只对部分家中有学龄子女的劳动力构成拉力。第三，对企业而言，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由于培训体系完善，对员工进行特殊培训或长期培训，员工所学的知识只能在该企业运用，这也极大降低了员工辞职率，减少劳动力的工作流动。比较而言只接受普通培训或培训不足的员工在离职人群中占较大比例。
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力点分析
1教育能够增强生产能力，提高人力资本配置能力。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直接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个体的收入，也带来了溢出的社会效益，也即教育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因为教育、培训和劳动力流动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三个主要渠道。教育能增强人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就越高。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通过分析“教育投资一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
相反，筛选理论承认教育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推动力，但否认是教育提高了生产率，认为教育和生产率之间只是一种间接关系。教育只是表示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为雇主选择、识别高能力的雇员，便于能岗匹配，即承认教育的配置能力。所以，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能力和（或）配置能力就越强，劳动收入就越高，更有助于优化劳动力供求市场。但是这一能力的实现也是有条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和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距很小甚至颠倒。赖德胜也提出，教育收入功能的发挥程度是有条件的，只有具备相应的条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才能充分增加劳动收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2教育能够提供筛选信号。首先，筛选理论认为雇主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时，由于并不能直接了解这些人的内在能力和特点，便凭借天生的“标识”（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和后天获得的“信号”（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特别是通过受教育信息了解求职者的能力，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容易克服工作流动中的障碍。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流动性。处于由小公司组成的收入低、晋升机会少、工作不稳定、易被解雇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很难进入到由大公司、政府管理部门等组成的收入高、晋升机会多、就业稳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是决定求职者进入哪一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大。瑟罗（thurow）也认为教育并非单纯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事实上，它还为雇主提供受雇者是否具有可培训性的信号。因此，教育是一种筛选工具，它能提供有关受雇者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信息。
3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弱化具有一定作用。雇主们希望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应该由受过足够教育、掌握足够知识技能的工人担任，因为这些工人具有可培训性。因此，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教育知识技能，就只能待在次要劳动力市场。Bosanquet和Doering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的人力资源政策，但教育对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一定作用，是工人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基本条件，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4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点分析。Jacoby曾提到在20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率。加里・贝克尔也认为培训在形成人力资本中有重要作用，并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即现在把培训根据成本收益分为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普通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对多个企业同样有用。特殊培训即培训所获得的技能仅对目前受雇的企业有用。
从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两个角度分析其对劳动力流动会得到不同答案。从特殊培训出发，较之次要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对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Bosanquet和Doeringer指出：企业特殊培训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都有动力建立比较稳定的雇佣关系，因为雇主提供较高成本为雇员进行特殊培训，如果此雇员离开，雇主还得再次对其他雇员进行培训，所以，雇主不希望经常性地更换雇员；而对于雇员来说，他在公司里接受的培训仅仅在这家公司有用武之地，所以，雇员也不愿经常性地更换工作。因此，特殊培训会抑制工作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培训增加了雇员的通用人力资本，雇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工作流动。
四、启示
1以青年教育为核心带动劳动力生产水平整体发展。正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工作流动的作用力相对复杂，对个体、企业、国家作用力的大小有别，关键点在于加强对青年的教育。青年是企业未来的脊梁，寄托着国家的希望，青年个体素质的整体提高将带动科技创新及高新产业的发展。在微观上促进就业；在中观上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在宏观上拉动经济水平，提升产业发展。欧盟负责就业事务的委员明确指出，欧盟一半失业者因缺乏专业技能而不能适应目前劳动市场的需求。“欧洲工业圆桌会议”发表的报告也明确表示，现在“雇主需要的是独立自主、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的人”。为此，欧洲卢森堡就业问题特别首脑会议曾决定五年内把25岁以下青年失业人员的培训率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对青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此作为核心带动劳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不失为有效途径。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5
关键词：职业教育；区域经济；经济增长贡献率
教育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大量的质性研究也证实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单纯的采用语言描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苍白无力的，采用数学的方法，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直接反映教育的价值。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企业生产关系密切，深入探讨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对于职业教育发展、行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具有指导意义。本次研究试简要的探讨当前几种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方法，分析不同算法的利弊。
一、定性与定量研究
目前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近年来定量分析研究_始涌现。教育具有滞后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才能够体现，教育对劳动者的影响是间接性。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受教育程度影响，还包括其自身的健康状态、思想水平、技能水平等，这些因素都会随着劳动者在接收职业教育、进入工作过程中发生变化。通过分析影响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关联分析，有助于分析职业教育的贡献率。近年来，丹尼森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逐年完善，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方法发展。
二、方法
1.丹尼森系数法
丹尼森系数发是开展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经典方法，又称为增长核算方法，将经济总产出的增长率与投入要素增长进行关联计算，从而计算各投入要素的贡献。丹尼森理论是基于传统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上实现的，将生产要素分为知识进步、资源配置改善以及经济规模实现，毫无疑问，职业教育应属于知识进步一类，但资源配置等要素也影响职业教育发挥作用。丹尼尔森系数法认为，需要计算不同教育年限劳动者的收入系数，模型假定受教育年限的与劳动生产效率成正比，从而提高收入水平，以收入系数衡量教育程度与生产能力、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当然其认为工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教育程度所致，其采用60%系数进行折算。其次，模型需要计算收入系数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率，反映教育水平提高对年平均增长的影响。最后，计算教育对国民首日增长额的贡献，教育贡献率=[教育水平提高的年平均增长率×劳动投入量比重/国民首日年平均增长率]×100%。丹尼森系数法计算操作简单，简单易懂，劳动投入量、教育水平、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容易获得。
但需注意的是，该算法仍存在较大的缺陷，特别是针对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计算而言，需要解决以下问题：①职业教育者在区域内劳动力投入问题；②职业教育者的收入增长在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中发挥的作用问题；③职业教育不总是能够立刻发挥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需要合理的设计基期与当期；④职业教育提高在年收入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影响因素较多，这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与行业关联等因素有关；⑤地区收入的增长影响因素较多，与就业形势等因素有关，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劳动能力的流动能力明显增加，区域经济可能更容易受到劳动力的流动情况、区域内经济结构与竞争力等因素影响。
2.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一种针对制造业资本与劳动因素对生产影响分析方法，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技术资源这一因素，从而预测国家和地区内工业系统或大企业的生产和分析发展生产的一种模型，应用十分广泛。公式：Y=aKL，其中Y为工业总产值，a为综合技术水平，L为投入劳动力量，K为投入资本，a为资本产出的固定系数，b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a+b=1，模型假定生产效率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技术提高，才能提高经济效益。模型充分考虑了劳动技术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而言，能够考察流入受职业教育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需注意的是，人民对于人类生产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原有的生产函数未能充分考虑人的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健康素质等因素，将劳动力的数量作为劳动力的投入。人力资本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教育发挥绝对主导作用。美国丹尼森进行了进一步改善，将初始劳动力（L）、教育投入（e）作为新的参数。
3.改进方法
国内外学者认识到以上模型的固有缺陷，并进行了积极的改进，崔玉平等设计了一种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计算指标，计算基期间到报告期的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年平均值，计算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再计算贡献率，这类方法在国内应用较广。但需注意的是，教育投入的总量对当期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资本的投入增长贡献是不想等。职业教育有其特殊性，其在教育资本、人力资本投入中的地位有待商榷，不能够单纯的采用数量衡量，还需充分考虑质量影响因素。特别是当前，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方面接收职业教育的工人显然并不如那些接收高等教育者。职业教育的贡献可能更应该体现在那些与职业教育有关的技术工种上，应以这些技术工种所在行业的生产效率增长与职业教育贡献进行关联分析。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持续增长，但许多情况是，许多相关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规模的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有时区域内制造业甚至出现倒退，这显然与教育投入增加不相符。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单纯的计算职业教育投入增长率对经济贡献率过于单一，无法有效的横联教育对经济贡献，不同类型教育者社区平均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需要计算劳动力质量差异系数，进行劳动力质量的折算，计算不同教育投入的权重，再计算职业教育的贡献率。
4.改进方向
计算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率非常困难，目前尚无一种理想的计算模型，特别表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经济增长受政策驱动影响较大，统计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数据的真实性有待商榷。针对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计算，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构建新的模型：①计算劳动力换算系数，计算各类受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换算成为劳动力年数量系数，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换算系数显然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并不相同；②了解地区内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各类受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分布行业；③各行业的生产效率；④各类从业人员的综合教育指数、各类教育指数，计算职业教育的教育指数；⑤计算基期、报告期各类教育的指数增量、综合教育指数增量；⑥计算职业教育的综合指数年增长率，教育投入增长率；⑦职业教育指数增量占宗教与指数增长率百分比；⑧计算区域经济增长不率，计算当期内国民收入较基数增长率；⑨采用尼尔森模型，计算总教育、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6
关键词：tobit模型；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女性就业难问题的出现，关于女性是否应该回家的讨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本文研究以统计调查数据为样本，探测已婚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各因素对不同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差异。
二、文献综述
从国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孩子。BowenandFinnegan（1969）发现，孩子的人数与已婚妇女（14～54岁）劳动参与率之间负相关。Danielandanders（2001）发现，父母在市场劳动和照顾孩子之间的选择是互相依赖的。
（二）年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人们的市场生产率（工资）与家务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可能会在其生活的不同时期向劳动市场提供不同的劳动时间。BowenandFinnegan（1969）对美国196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进行处理后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倒U形曲线。
（三）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会影响他的生产率，进而影响到他的收入水平。morgan（1962）和Cain（1966）认为，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人的预期工资。Diah（1998）利用雅加达1985年已婚女性的数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婚女性，而中等教育程度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
（四）家庭经济状况。在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用丈夫的工资收入这一变量来表示家庭经济状况。UgoColombino&BiancaDeStavola（1985）对意大利1959～1981年、20～59岁的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进行了研究，发现丈夫的工资对女性劳动力供给至少有和女性工资同样强的负向影响。Sunghee（1991）认为，处于社会较低层家庭中的已婚女性由于肩负着增加家庭收入的任务，市场工作变得尤其重要。
（五）已婚女性自身工资水平。Jacobmincer（1962）发现，女性的自身工资水平对其劳动参与率有重要影响。Cem（2002）的研究表明，更高的工资率与全职工作的更大可能性相关，兼职的高收入与选择兼职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而且家务劳动的需求也是已婚女性选择兼职的一个考虑因素。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
（一）变量选择。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结合已婚女性就业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角度选取变量：
1、未成年孩子个数。国外学者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未成年孩子的数量越多，已婚女性的市场劳动时间越少，二者是负相关关系。所以，本文也将此因素作为已婚妇女的劳动时间供给的主要影响之一引入模型。
2、年龄。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人们参与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即市场生产率（工资）与家务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可能会在其生活的不同时期提供给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劳动时间数量。
3、教育水平。与其他研究一样，我们把教育水平变量纳入模型。
4、丈夫月收入。本文参考其他研究的做法，将丈夫月收入作为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一个影响因素。
（二）模型选择及说明。事实上，由于存在着大量已婚女性不提供市场劳动的现象，因此劳动供给时间作为被解释变量使得观察值受到了某种限制，是不连续的。本研究规定，只要已婚女性没有实际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则将其劳动供给时间赋值为零。因此，本文得到的数据就不是一般连续性数据资料，对于这种设限资料或设限样本，tobin认为是一种受限的偏态分布，并提出所谓的tobit截断回归模型加以分析。对于本文所研究的数据资料，我们认为利用tobit模型会有更好的拟合效果。本文主要从已婚女性的未成年子女个数、年龄、教育水平、丈夫的工资收入四个变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状况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从而找出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我们假设：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数量与女性的教育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女性的年龄存在负相关关系，与丈夫的工资收入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未成年子女个数存在负相关关系。根据以上假设，本研究构造如下模型：
Lw=α+β1GS+β2aGe+β3eDU+β4Hw+ε
其中：Lw为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数量（以月工作天数计算。当女性参与市场劳动时，Lw取实际观测值；当女性不参与市场劳动时，Lw取值为0）；GS为未成年子女个数；eDU为已婚女性的教育水平；aGe为已婚女性的年龄；Hw为丈夫的月工资收入。
（三）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CurrentpopulationSurvey（1993）。本研究利用eviews3.0统计分析软件来分析，并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讨论，找出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数据来源：U.S.BureauoftheCensus（CurrentpopulationSurvey，1993）。
四、模型估计
从数据库中选取了50份有效的样本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此时若仅仅采用参与市场劳动的已婚女性作为样本来分析城镇已婚女性就业影响因素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也说明了选用tobit模型的必要性。为了避免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函数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对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15，符合Guief2ord（1965）的相关系数标准。因此，这四个自变量的相关性较小，都可以进入回归方程。
怀特检验的统计量值为12.15，检验的相伴概率是0.14，大于置信度0.1，所以不能拒绝零假设，即认为残差不存在异方差性，模型通过怀特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S、aGe、eDU回归系数的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1，这说明这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Hw回归系数的p值大于显著性水平0.1，这说明Hw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除了丈夫收入之外的其他三个变量GS、aGe、eDU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有显著影响，能够较好地解释说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变化，但是丈夫收入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
五、讨论
根据模型估计的结果，各因素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数量的影响效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受教育程度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正相关关系。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已婚女性劳动供给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已婚女性的预期工资要高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已婚女性，从而促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比后者也更为积极。
（二）已婚女性年龄与其劳动供给呈负相关关系。已婚女性年龄与其劳动供给之间呈负相关，总体说来，女性年龄越大，其参与市场劳动的时间越短，这一点与一般预期相符。
（三）未成年子女个数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负相关。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未成年子女个数的参数估计值符号为负，这与本文中的假设保持一致，且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可以解释未成年子女个数越多进入市场劳动概率越小，因为要照顾孩子数越多花费的时间越多，以至没有时间去工作，除非丈夫不能负担整个家庭的消费支出，这时她们为了维持整个家庭而不得不去工作，但这种情况不是社会的主要现象，所以这一变量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负相关。
（四）丈夫月收入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显著。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丈夫月收入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呈正相关，只是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家庭劳动供给理论认为，研究个人劳动供给时应考虑家庭背景的影响。而消费理论认为，家庭总消费与其总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认识到家庭中的闲暇和工作选择以及工作方面的家庭――市场两分法，有助于我们解释已婚妇女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同时，根据统计学的有关理论，并不表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与丈夫收入这一变量没有关系，而是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两者关系的显著性。比如，我们的样本容量不够大，只取了50个有效的样本，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一变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不显著。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7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将人力资源投资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①医疗和保健支出。②在职人员脱产、不脱产培训支出。③学校教育支出。它包括学生直接用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费用和学生上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机会成本）。④企业以外的组织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⑤个人和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的支出。
企业的人力资源投资是企业单位为获得和开发人力资源所进行的投资。它可分为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原始投资和人力资源重置投资两种。前者是指为了获得和开发人力资源所必须进行的投资。包括：①取得新职工必须的支出，包括薪金、广告费、费、差旅费等；②增强员工的技术、管理、社交等方面的能力而进行的开发投资，包括用于培训的学费、差旅费、材料费、咨询费和学员必要的薪金、补助等。后者是用能够在某既定职位上提供同等服务的人来代替目前在该职位工作的人所必须的投资。包括：①取得能提供同等服务的新人所进行的投资；②培训新人使他能在既定职位上达到预期业绩水平所进行的开发投资；③原任职者离开其岗位的遣散费用和组织所需要的代价。
二、人力资源投资效益的分析与评价
（一）从投资主体看
对于人力资源投资，不同的投资主体有着不同的考虑，从而就有着不同的投资动机与投资行为，并具有以下不同的效益内容。
l．国家即政府所关心的是通过该项投资能够达到综合效益，并注重投资的产出率。从国家角度看，投资的效益包括：①满足社会成员的有关需要，如办公立学校、医院等，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②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加人力资源的生产动力；③有利于实现社会平等，促进社会进步；④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促进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
2．企业是具有独立权益的经济实体，它所关心的是通过投资增加经济活动的效益。从企业角度看，投资的效益包括：①满足自身业务活动对各种人力资源的需求；②为企业长期发展的目标服务，即保证企业不断成长的持续性适用人力资源的供给；③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增强个人发展的实力，提高企业对员工的凝聚力，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与竞争力；④有利于树立企业的公共形象，从而有利于吸引人才、壮大企业的实力，并能获得社会人力资源的回报。
3．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个人，所关心的是经济支出为自身的生活目标服务，取得人生生涯发展的效益。从个人的角度看，投资的效益包括：①促进自身劳动能力的形成，获得立足于社会的“资本”；②能具备特定的职业技能，有利于个人的择业和就业；③获得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有利于晋升和事业的发展；④使学识、观念、修养的综合素质得以提高，促进人的自身全面发展；⑤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即一定时期的投入，可以转化为以后较高的工资收入。（二）从投资的具体内容看“从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具体项目或内容上看，由于在企业内人力资源的流动，一般不涉及人力资源的迁移投资问题。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项目不同，其效益的评价亦有所不同，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员工本身生产投资效益评价。企业员工本身生产投资的含义是用于形成员工正常健康人体的生活消费的费用。劳动者通过生活消费维持了健康的体质，通过供养家属生产出未来的劳动力。这方面的投资包括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各种报酬。这是对人的生活的投人，也有人的生产产出。但是某个时期的人的生产费用的投入，并不导致即时劳动人口的生产产出，同一时期的投入与生产产出之比，不能准确反映真实效益；同时在计算上也存在困难。因此，评价公式可以表述为：企业员工自身生产投资效益。人口预期生产量。人口生产费用。
2．教育投资效益评价。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社会劳动者。这样，教育就具有了“生产性”，其支出就成为一种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源投资中的最主要部分。
企业人才教育的投资是企业自行支付的教育、培训费以及向社会的教育捐助支出等。反映在企业账上的是职工教育基金、学校经费基金以及营业外支出中与教育相关的部分。作为企业，可通过计算某人因学习培训而少为企业创造的收入来进行确认和估计。
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可通过以下途径判断和估算：①通过教育培训，培养出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保证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和不断发展。②通过教育，促进科技的进步，并将其成果物化到企业生产中，使得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③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资源质量，并通过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使企业产出率大大增加，经济效益大大提高。④通过教
育，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水平，并促进了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和进一步自我开发，减少结构性失业。
教育投资效益公式可表示为：教育投资效益二教育投资收益现值之和、教育投资成本现值之和。
3．保健投资效益评价。人力保健是对劳动力资源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持其健康水平。人力保健投资，包括卫生保健投资和劳动保护投资两部分。前者是通过对患病者的医治和健康者的预防措施，来减轻或消除疾病对人类的侵袭，维持人的劳动能力。卫生保健投资包括医疗卫生部门人员的工资、医疗卫生设施、药品等。通过这些投资，可以取得下列效益：①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以增加人的劳动年限；②保持和提高人们的体力和智力，提高同量活劳动的产出率；③提高企业员工的健康水平，减少患病导致的工作日下降的经济损失和患病后的治疗费用。后者是通过投资改进生产设备、增加防护措施，以保护人力资源。劳动保护投资主要包括：生产技术、安全技术装置，劳动环境监测和治理装置，个人劳动保护用品和有毒有害劳动的保健补贴等。通过劳动保护投资，可减少用于工伤事故、职业病的各种医疗费、补贴费等和由此损失工时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保护了人力资源，使之可以增加产出。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8
国内很多学者也从理论或者实证上对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分类。李钟明(1999)按照劳动力所拥有的工作能力不同，将劳动力分为一般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并且认为企业家人力资本所拥有工作能力是资源的配置，而管理型、技能型和一般型则是分别拥有组织管理能力、工作能力和一般能力。朱明伟等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研究过程中，根据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以及劳动力转移成本的大小将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分为通用型人力资本、专用型人力资本以及准专用型人力资本，其中专用型人力资本是指那些企业依赖度比较高并且人力资本转移成本较大的劳动力。姚树荣(2001)通过人力资本的异能型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将人力资本分为创新型人力资本、专业型人力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
通过上述总结我们发现无论是通过能力还是工作性质对人力资本进行分类，其在种类选择上都有些抽象，无法对人力资本进行定性测量和定量分析。所以本文将从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分类，对不同层级、不同种类以及不同地域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测算分析。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和评价的重要指标，在经济研究中也应用广泛。彭国华(2007)就从教育角度将人力资本分成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对各类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只有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效果。华萍(2005)也从教育资源层级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研究，他将人力资本分为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将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分别测算分析，结果发现中小学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利影响。金戈(2014)则是从教育经费投入的角度将人力资本从家庭教育与公共投资教育分开讨论，发现增加投入家庭和公共大学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正向影响。
从教育方向分析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有其独特的优点，首先可以将教育层次与人力资本层次相结合，接受小学教育的人由于知识技能储备较少拥有的是低层次人力资本，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数是普通工作，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则是中等层次的人力资本从事的大多为技工工作或是灰领阶层，高等教育是高层次人力资本，从事的工作也多为研发、管理类工作;其次，便于度量分析，可通过受教育年限或是不同层次教育的从业者所占的比例来定量分析其不同影响。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9
关键词：劳动法学案例教学能力培养
劳动法学如同其他部门法学一样，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案例教学，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以下结合笔者案例教学实践，对劳动法的案例教学进行分析。
一、劳动法案例教学的理论分析
（一）劳动法案例的界定
案例，有个例、实例、个案等几种提法。最初起用“案例”一词，是医学界对医案及个别病例的统称。具体讲，就是对病情诊断、处理方法的记录，以便有据可查。根据案例，我们可以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挖掘发现，从中寻找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成份，这是应用性学科最快捷、准确的研究手段及方法之一。目前，在法学学科中，案例分析早已成为最行之有效的研究工具。劳动法案例是基于鲜活的劳动法活动，将劳动法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案例，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劳动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促进劳动法学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二）劳动法案例教学功能分析
1、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以案说法，通过提出案例，有利于启发学生思考，带动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创造独立思考的良好环境。劳动法案例教学将宣讲式的教学过程转变为启发式学习，改我国中学教育的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能够让学生通过具体生动的劳动案例掌握劳动法学的相关概念、理论。
2、适应劳动法学科特点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劳动法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融汇了行政法、经济法、宪法等专业学科知识，也与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观点、理论紧密联系，还与国内外的政治政策有强烈的联系。学生对政策术语和范畴等理论知识的理解较困难。通过对劳动法案例的分析，能够加深对劳动法本身特殊性的理解，并能消化所学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3、有利于培养学生劳动法实践应用能力。
通过对有关劳动法案例的模拟分析，能够增长学生分析案件性质、厘清争议焦点、提出多种可能解决方案等多方面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初步能力，为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工作者奠定一定基础。
4、有利于转变学生思维模式，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案例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主性思维，使学生在思维方式上更主动。它以个案分析为载体，以针对性的理论阐述来影响学生的思维，最终为学生从感性为主的思维模式提升为以严谨逻辑思维为基础的思维素养创造了条件。
二、劳动法案例选编的要点
劳动法案例的质量对案例教学效果有重要影响，选择课堂相关案例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真实性、典型性和时效性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劳动关系繁杂，劳动纠纷层出不穷，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又给诸多劳动纠纷事件传播提供了便捷条件，但因为信息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有些案例案情在传播过程中很可能失去细节，在选取劳动纠纷案例时须仔细甄别真伪，在案例编写时应尽量忠实于案例本身，而不能夸大和任意删减。
（二）与教学目标一致
劳动法案例是为学生有效吸收理论知识服务的，因此案例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应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要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避免无关材料的罗列。
（三）本土化与国际视野
在经济全球化已然更加深入的今天，很多劳动纠纷有着强烈的国际背景。劳动法原理具有共性，但是各国在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历史渊源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各国劳动法具有个性，在劳动法教学中可以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案例，但案例选择的内容也应关注我国社会现实，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促其思考。
三、劳动法案例教学方法分析
（一）案例讲析教学法
案例教学主要包括对案例的讲解与分析两部分，其中对案例的分析为侧重点。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给学生一定提示但不应过多，充分调动学生自主思维能力，适时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深入的思考，注重课堂内容的开放性，当学生无从下手时注意适当的提示，当学生思维陷入误区时加以引导，针对学生的分析思路和分析结论进行评价和较正。在解析案例时，教师应注重分析方法的讲解。学生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直观认识，加深对劳动法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这种方法应用时注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在课程教学的初始，紧扣教学内容，通过设置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期待心理，有效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二是在讲授课程内容的过程中，为了对劳动法知识点的释义、解疑、理解，引用有关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以求获得正确认识的方法。它可以使劳动法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枯燥的知识趣味化，抽象的道理具体化。
（二）案例讨论教学法
它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对案例进行讨论分析的一种方法。教师根据案例内容提出要求和讨论题，学生充分准备后，在课堂上开展讨论，最后由教师作出总结。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思考问题，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四、案例教学建议
劳动法学实践性很强，课程内容丰富，从教学实践看，需要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提升案例教学技能水平
案例教学具有现实性、互动性和开放性特征，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素质，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具备理论和实践的融会贯通能力。教师需要站在劳动法学科前沿，紧跟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熟练应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和案例教学技巧，提高案例教学质量。
（二）提高教学效率
由于劳动法案例教学以学生的积极参与为目标，以教师的有效组织和调控为依靠，劳动法案例与相关法律、政策概念恰到好处地有效交织，以保证知识的概括性和具体性相结合，往往较为困难。因此，需要围绕劳动法教学目标，精心准备劳动法案例，教学中把握好师生互动的程度，提高教学效率。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10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规模；探讨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4）15-11-02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三农”工作的焦点和热点问题，2013年农业部在全国100个县试点探索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认定管理、政策扶持制度。笔者认为，确定合理规模，对于顶层设计新型职业农民3项制度和稳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和先导作用。
安徽省滁州市是农业大市，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因此，以滁州市为例来探讨新型职业农民规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从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教育培养和政策扶持承载能力等方面进行探讨。
1滁州市农村劳动力现状
1.1农村劳动力数量据《滁州市统计年鉴》统计数据，2012年农村劳动力233.8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66.4%；农村劳动力从业人数208.5万，占农村劳动力81.3%；务农劳动力95.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从业人数45.9%。截至2012年底，全市已转移出农村劳动力112.9万人（表1）。
2新型职业农民规模分析
2.1现有（准）规模分析截至2012年底，根据农村土地流转（3.33hm2以上）情况，以大户户均流转面积为标准折算，从事粮食、经果林及其他生产户数分别为6643户、813户、210户，合计7666户（表3）；按照畜禽规模化标准，养殖户数为32421户（表4）。种养大户合计40087户，按户均2.8个劳动力（表2）计算，从事种养生产的劳动力总数为112243人。另外，根据调查统计，现有机防手12049人、农业经纪人12359人、农资经销8075人、农村沼气工700人、村级动物防疫员952人。即：滁州市现有（准）新型职业农民（包括生产、经营和服务人员）总规模为14.6万人，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准）新型职业农民7666户、2.1万人。
2.2行业性质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分布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经营、服务的各个方面。现代农业是市场农业，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还是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同。在适应市场能力方面，经营>服务>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加工业>养殖业>种植业，经济作物生产>粮食作物生产。从地位来看，粮食作物生产保障的是“米袋子”，养殖业、经济作物生产保障的是“菜篮子”。因此，从事粮食生产的新型职业农民适应市场能力最弱，但地位最重要。
2.3教育培养能力分析从理论教学量看（表5及《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试行方案》），按平均每门课141学时计，至少需要开设13门课；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时比例（1∶1）～（1∶2）计，理论教学至少需656学时；按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1∶1计，集中理论教学至少需328学时；按每天8学时/d计，集中理论教学至少需41d，年需集中理论教学20d左右。从理论招生量来看，滁州市具有农业类中职学历教育以上办学资质学校17所，按70个专业班（次）、每个专业班（次）招生40人计，每年可招生2800人左右，一个5a教育培养周期仅能容纳1.4万人。
2.4政策扶持能力分析根据试点情况，政策扶持主要包括教育培训补助、产业发展扶持、社会保险补助等。本文仅对教育培训和养老保险补助两项扶持政策进行分析。教育培训补助，包括免学费、助学补助两项，按每年招生2800人、平均每人6000元计，每年需财政资金1680万元（2014年滁州市实际享受免学费、助学补助1413人次，补助424万元），年新增财政补助资金1256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测算，按年缴费标准中间数1000元、地方财政补贴30%计，地方财政每年为每个新型职业农民新增补贴240元，从事粮食生产的（准）新型职业农民每年需财政额外补贴504万元。仅以上两项扶持，每年新增财政补贴资金1760万元，是目前用于农业职业教育财政补助资金的4.2倍。如果扩大到现有（准）新型职业农民总规模人数，则每年新增财政补贴资金4760万元。
3结论与建议
（1）滁州市依然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阶段，较高素质农村劳动力依然持续外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宜早不宜迟。
（2）新型职业农民规模是构建教育培养、认定管理、政策扶持等3大制度的前提和基础。确定规模要充分考虑务农劳动力状况、农业各行业性质和地位的差异性及教育培养和政策扶持承载能力等。本研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规模宜小不宜大。就滁州市而言，从维护部级商品粮基地的地位和保障粮食安全角度出发，现阶段应该将优先选择从事粮食生产的（准）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培育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