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0:41:03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1

关键词:中医基础理论;共同体障碍;优势与不足;研究路径及特点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3-0002-02

引言:随着我国中医基础理论的正式建立以及着手研究,迄今为止60余年的甲子轮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从最初的中医经典理论基础研究、梳理以及构建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到现在的多学科性的专题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就目前中医基础理论的整体研究来看,其在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严重的阻碍了我国中医科学的发展。因此,应该加强中医与现代医学相关学科紧密联系,促进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新内涵的建设,从而能够推进具有中医特点的新兴医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1清醒认识中医所遭遇的共同体的障碍

中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医学体系,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在文化、方法论以及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中医基础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前所未有的共同体的障碍,下面就共同体障碍的具体表现进行简单的分析:

1.1科学共同体的障碍。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科学共同体障碍,指的是中医学方面形成的理论、方法难以与目前的大科学体系相融合发展,直接导致了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缓慢,也使得中医学基础理论在实际的研究发展中难以形成理论、技术以及实践三者相结合的循环发展机制,从而影响了中医学整体的发展。

1.2受众共同体的障碍。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目前我国的民众接受的医学理念和知识,基本都是建立在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上,对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医学术却不是很了解。由于中医医学发展缓慢,而西医却在普及和发展,我国作为中医的发源地,民众对于中医的任课也兴趣不高,从而影响了中医学术研究的的社会地位,以及心理地位,进而对中医的发展以及潜能的开发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正确评价中医基础理论的优势与不足

正确的评价中医基础理论的优势与不足,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即从理论的分类、理论的发生以及理论的推演结果进行评价,下面就此进行简单的分析阐述:

2.1从理论的分类评价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的理论主要是由科学理论、数学与逻辑理

论三部分构成,其中科学理论主要指的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也即是对于事物的客观看法和评价,数学理论是是从数学的基础之上对事物进行规律性的认识,逻辑理论指的是对事物进行客观的逻辑认证。就中医基础理论来看,其在科学理论方面还是具有较大的优势,其本身具有中医,中药的基础性体系,而在数学理论以及逻辑理论方面则是较为欠缺,这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2.1从理论的发生评价中医基础理论。通过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成的仔细研究分析,

我我们可以得知中医学的推理发生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思维模式为基础,这也可以说明中医学基础理论并不是以经验成分与模式推演所形成的非经验成分的混杂,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中运气学为基础,这也使得中医学从发生的角度来说,优势在于理论性较强,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必要实践,因此,在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应对其中的模式与经验的成分进行判别,尽可能的应用现代实证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2.3从理论推演的结果评价中医基础理论。任何的科学理论,都是具有解释、预见两项功能的,这也是科学理论对客观事物进行本质和规律性总结的基础。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传统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主要是以中国古典的“运气学”为基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不仅仅具有经验性的概括总结,同时还具有各种模式的推演,这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但这也影响了中医基础理论对现代临床医学的指导。

3明确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路径及其特点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路径来看,主要还是由理论研究、临床总结、实验研究这3种路径构成,下面就这三种路径及特点进行简单的分析:

3.1理论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古代相关的中医文献为基础,从演变的规律,体系结构以及病证论治用药规律等方面进行研究。该路径的特点在于难以形成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可持续性以及中医的理论、技术以及实践的循环机制。二是以中医理论现代研究文献为基础,进而进行梳理、总结以及详细挖掘研究。该研究路径的特点在于局限性,难以对中医理论进行整合集成。

3.2临床研究。临床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形成的重要途径,临床研究简单来说就是根据病情实际进行总结,该路径的特点在于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导致临床研究

的实践机会越来越少,难以真正在中医的临床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科学的中医基础理论。

3.3实验研究。实验研究是当代医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实验研究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实验,可以对一些医学理论进行验证,但是对于中医医学来说,中医理论是以“象”思维作为基础理论构建的基础,西方医学则是以还原论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实验之中如何融合这两种不同思维的思想,这是实验路径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医理论中的科学问题。

4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是我国中医医学学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因此,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而言,政府及中医相关的机构应该持着开放的态度,欢迎社会以及各个医学研究机构的参与。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具体研究方面,应该在继承经典的中医基础理论科学的基础之上,努力创新,用中医现代化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同时加强中医学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寻找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现代科学的结合点,从而加速我国中医的发展,推动中医科学的发展与更新。

参考文献

[1]邢玉瑞.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内涵探讨[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12).2473-2474

[2]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605.

[3]王庆其.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11.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2

其实,中医单纯的辩证论治是不能真实地反应中医学的本质。那么当我们去说中医学的特征时,首先要明确是相对谁而言。凡说特征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其共性的东西。很明显,我们讲中医学的特征,是相对西医学而言,辨证论治是我们的特色,但前提是辨病论治是二者的共有。但现在我们只讲异,不求同,甚至于扬言中西医无法结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辨病论治不是西医的专利,也是中医学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1从中医学的发展史,看辩病证治的重要性

1.1中医学虽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辩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辩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辩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辩病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辩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辩病思维与辩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1]。

1.2中医学从诞生便开始了辨病与辩证的结合。早在《黄帝内经》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它往往是先定病,然后再辩证。比如《咳论篇》、《痿论篇》等章,都是先说这种病,然后再去辩证。之后,在《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书,无不先言某病,再言某症,病、症、脉、证合参而治。以《金匮要略》各篇之题最能说明,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都是病名。

1.3中医辨病论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未终止。兹举俩例最能说明。其一,清初温病大家余师愚在其《疫疹一得》书中,仅论及清瘟败毒饮一个方子,以一方治一病,药即中病,鲜有罔效,典型辨病而治,其重复性不言而喻。其二,清初临床大家程国彭,在其《医学心悟》一书中,运用大量篇幅讲述如何辩证伤寒。在太阳经症条下,直言麻黄汤与桂枝汤辩证之繁琐,疗效之有限,辩证少有失误则灾害险生。乃自创加味香苏散一方,说:今以此方代前二方(指麻黄汤、桂枝汤)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其也是实现了从辩证论治到辨病论治的一次飞跃。这是中医走循证医学道路的肇始。

1.4又如中医在与疾病“非典”的抗争中,充分发挥了辩证论治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了辩证论治的优越,而在于对“非典”疾病的认知随着辩证论治的进程而不断深化,这同时也是“辩病”的认知过程。我们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我们的认知就愈趋深刻,我们的治疗就更趋完善。

2辩病用药的优势

2.1在辩病用药方面,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病理特点。因此,每一种疾病也意味其基本的治疗原则或治疗大法。除证选用不同的药物外,头痛可适当地配合应用川芎、白芷等止痛药物;癃闭病按照“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应着于通利为主;遗尿应按照“固摄止遗”的原则去配伍组方。如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如肺痨虽有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损等不同病证,但感染痨虫是其共同病因,补虚杀虫是治疗肺痨的根本原则,在抗痨杀虫的基础上再结合辩证,分别予以滋阴润肺、滋阴降火、益气养阴诸法,辩病与辩证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2.2在脏腑辩证中: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脾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脾主运化、升清降浊的生理功能。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论治,还要结合心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阳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肝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肝主疏泄、臧血濡筋等生理功能。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肾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骨、生髓等生理功能。

3辩病论治与辩证论治的关系

3.1关于辩证论治与辩病论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笔者以为,辩证论治的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病理层次的本质的认识上的。一个病理层次就是一个证候,一个汤证是一个证候辩证论治的结果。辩病是对疾病的辩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辩病论治则是着眼于对疾病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抓住疾病中最具本质的联系,把这个疾病和其他疾病区别开来,进而针对各种病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治疗。一般说来,辩病论治从对疾病的初期考察,到确定“这一个”而非“另一个”,从一般性对症治疗到确立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是对疾病的认知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后,辩病论治才有了基础,换句话说,辩病论治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知基础之上的。

3.2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没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其局限性。辩证论治虽然不能达到对疾病的特殊性具有深刻认知的层面上,因而缺乏特殊治疗的方药。然而,辩证论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病理层次本质联系的认识却远比辩病论治要深刻。从而,在针对疾病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治疗上,更能抓住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辩病论治“优越”。辩证论治的又一个优势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包括对人类尚未认识的疾病,这在人类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其意义不言而喻。

3.3由此可知,“中医内科临证时既要辩证,亦要辩病。其中辩病论治,是认识和解决某一疾病过程中基本矛盾的手段,[2]”…“是对中医辩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2]”。

总之,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只有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才能不断深化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提高治疗疾病的能力。中医学是辨病论治和辩证论治的完美结合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辩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要提高中医的诊疗水平,提高辩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辩病与辩证相结合的诊疗思路。运用辩病思维来确定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辩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辩析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理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辩病为先,以辩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证,可发挥辩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辩出证候,随证施治[1]。

参考文献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3

1.医学英语中模糊语的功能与翻译

2.eSp还是eGp——普通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医学英语教学看法的调查研究 

3.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4.中国医学英语教学发展探讨

5.医学英语的特点剖析 

6.加强医学英语教材建设推进医学双语教学 

7.浅析医学英语的文体特点及翻译(英文) 

8.医学英语教学改革背景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9.医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10.医学英语教学现状分析及改革探索 

11.医学英语翻译特色及实例分析(英文)

12.七年制医学英语课程的定位和引导应用型教学模式的初探 

13.基于翻转课堂的医学英语教学模式探索

14.医学英语与英语医学

15.英语教师转型为医学英语教师的可行性分析与研究

16.医学英语特点及其翻译研究 

17.eSp理论视角下的医学英语课程设置及其教学探索——基于医学英语教学的个案分析

18.从医学英语词汇的词源及构词特点谈医学英语词汇的教学方法

19.加强与改进高等医学院校医学英语教学工作的若干思考 

20.日本医学英语教育对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英语教学的几点启示

21.基于科技文体特征的医学英语翻译目的论探究 

22.eSp教学一体化——医学英语课程双向教学

23.医学英语的语用翻译 

24.略论医学英语翻译的特点和方法 

25.从翻译标准和医学英语特点的角度论述医学英语翻译

26.医学英语的特点与学习方法策略 

27.文化缺失对医学生医学英语翻译技能的影响

28.医学英语教学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设想和探讨 

29.从英语词源角度分析医学英语词汇特点 

30.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和微社区的医学英语阅读翻转课程的设计与实践

31.医学英语教学的特点分析和策略探讨

32.医学英语特点及翻译

33.计算机辅助医学英语翻译及其教学 

34.医学英语词汇教学策略的探讨 

35.论加强医学院校医学英语术语教学的重要性

36.教材使用与医学英语教材建设 

37.试论医学英语专业词汇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38.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英语教学现状分析与改革研究暨全国医学英语研讨会内容

39.生物医学英语翻译的得体性处理 

40.我校医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 

41.高等医学院校医学英语课程教学问题与对策 

42.目的论视角下的医学英语翻译及解读策略探究 

43.医学英语立体化教学模式实践探究 

44.医学英语的特点及翻译方法 

45.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医学英语的翻译 

46.医学英语的词法特征 

47.本科护生对医学英语角色扮演教学体验的质性研究 

48.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公共医学英语教学改革现状述评

49.教学型医学英语语料库的应用研究

50.eSp理论视角下医学英语课程教学模式设计 

51.医学英语教学改革思考 

52.医学英语词汇的特点与翻译 

53.医学英语翻译中的增译与省译 

54.浅析医学英语常见的文体特征及其汉译 

55.医学英语语料库在eSp课程改革中的应用 

56.生物医学英语词汇翻译难点 

57.医学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探究 

58.eSp理论视角下的医学英语教学 

59.交际翻译理论与动态功能对等理论在医学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60.医学英语术语的构词特点和方法 

61.首都研究生医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62.浅谈医学英语的翻译技巧 

63.高等医学院校大学英语与医学英语相融合的改革与实践

64.医学英语的教学难点及改进建议 

65.浅谈医学英语翻译 

66.基于语料库的医学英语基础词汇遴选及其教学

67.基于“组块理论”的医学英语词汇习得的实验研究 

68.医学英语翻译中的文化阐释

69.从翻译标准和医学英语的特点论医学英语翻译 

70.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医学英语必修课教学初探 

71.论医学英语中人名冠名术语的汉译 

72.医学英语词汇习得策略 

73.teD医学演讲视频在研究生医学英语翻转课程中的应用

74.医学英语教材编写的实践 

75.探索医学英语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技巧 

76.医学英语的词汇特点及翻译微探 

77.提高基础医学英语阅读能力探讨 

78.运用pBL将医学英语融入大学英语课堂的教学实践

79.中日医学英语教育的比较及中国医学英语教育改革的思路

80.浅谈医学英语词汇特点与翻译技巧 

81.基于语料库的医学英语词块研究及其教学 

82.浅谈医学英语长句的翻译 

83.医学英语文章定语从句和同位语的翻译

84.医学英语“自主学习+应用导向”教学模式探索 

85.关于医学英语专业定位的思考

86.影响医学英语教学的教师因素初探 

87.医学院校本科生医学英语教学的思考 

88.医学生医学英语素质培养探讨 

89.关于改革医学英语教学方式的初步探讨

90.对医学英语教学影响因素的探讨 

91.医学英语的翻译方法及技巧研究 

92.提高医学英语教学实效性的分析与探讨 

93.医学英语中长句与复杂句的重组与翻译 

94.医学生学习医学英语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95.医学英语词汇的特点及翻译

96.医学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开设医学英语专业的必要性 

97.语料库辅助医学英语教材编写 

98.《医学英语视听说》课程设置及师资建设 

99.论医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100.医学英语词汇-词源与特点 

101.医学英语的文体特征和翻译技巧 

102.略论医学英语翻译的特点 

103.医学英语与案例教学法结合初探

104.浅析医学英语的文体特征与翻译方法 

105.加强中医药院校医学英语学科建设的思考 

106.医学英语缩略语的特点 

107.论医学英语学历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和教材建设 

108.《医学英语视听说》教学初探 

109.医学英语学习中导致焦虑的因素及应对策略 

110.从语篇体裁角度谈医学英语写作教学 

111.试谈医学英语的特点和教学语料库的构建 

112.移动学习背景下医学英语教师的角色定位 

113.以“实用性”医学英语教学为基点促进医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

114.医学英语教学中几个重要因素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115.高职院校医学英语的特点及其学习策略的探讨 

116.浅谈eSp医学英语词汇的特点及学习方法 

117.拉丁语对医学英语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118.从医学英语词源的角度探讨医学英语翻译中的词义辨析

119.医学英语教学中学生科研读写能力的培养

120.探索新世纪医学英语教学之路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4

蒙医学认为,人的生命节律与宇宙变化节律息息相关。人体是小宇宙,生命体恒动不息,但有始有终。内外协调则康,失调则病,紊乱则危,不相依则亡。蒙医学说特点是指与西医学及其它医学体系相对而言,任何一种医学均以人体及疾病为其研究对象,这是所有医学具有的共性。然而,他们对人体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则不相同,如在研究人体、病理、疾病的诊断和临床治疗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1蒙医学基本特点

蒙医学最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两大特点。一是整体观念。蒙医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临床各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二是辩证施治。人体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闯在生理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病以后局部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它部分和整体,而整体变化又必然会对局部发生影响。

2蒙医学科发展特点

蒙医药符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和体质特点,在北方少数民族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蒙医药学科在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到解放初仍处于父传子、师传徒、寺庙办教育的状态。我国创办蒙医学专业五十多年来,蒙医学教育在培养层次上经历了由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师资队伍结构上经历了由老一辈专家创业,中年学者接替,青年科学带头人培养等一系列学科梯队调整;专业方向上经历了由传统文献整理到现代实验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探讨到其机理揭示,病集病例分析到临床试验研究等不同层次上的定位与领域扩展。蒙医学科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不断与现代医学、药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发展。

2.1民族文化特点。蒙医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及临床客观上均存在着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烙印,人们又常称之为传统的医药学、文化的医药学、哲学医药学、北方医药学等。蒙医药学指导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点,诸如天地相应、寒热、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六因学说及辨证论治理念等,均是当代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但却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综合把握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出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蒙医学既是医药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蒙医学既有自然科学的特点,也具有蒙古民族文化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2.2师带徒传承特点。蒙医学起初是祖传形式或带学徒办法来传授。蒙医药教育逐步实现了以师带徒教育为主向现代科学教育为主的模式转变。但师带徒教育的基本思想,在现代蒙医药学科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承名老蒙医经验继承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重视。

2.3现展特点。蒙医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曾经陪伴着蒙古族人民走过几千年岁月,至今仍然是蒙古族人民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蒙医药更是一种技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服务。19世纪初西医学成为主流医学之后,包括蒙医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药学客观上都成为一种补充或代替医学。

2.4基础与临床不可分割特点。蒙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蒙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临床现象建立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活动现象与自然、社会活动的内在联系,调整人在自然和社会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失衡状态。

2.5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特点。蒙药是在蒙医药理论知道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根据疾病的不同症候。按照组方的方法和原则,选择适宜的数种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在一起,并制成一定剂型后使用。蒙医与蒙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蒙药的药性理论与蒙医药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蒙医学科发展也应以维护和提倡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的学术特点进行知识创新为原创,鼓励广泛引进新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蒙药研究工作。

3蒙医学开发研究思路

蒙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医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独到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冲击,蒙医学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医学怎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科技浪潮中逐步成长,如何面对现代化,面对未来呢?这是我们蒙医界迫切的、限巨的一项任务。下面就蒙医学如何现进行开发研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3.1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学科的方法论对该学科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该学科的模式必须体现其所用的方法论。蒙医药和西医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两者不同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

3.2改进蒙医方剂及疗术器械。蒙药和疗术器械是蒙医治病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医疗目的的最重要手段,亦是蒙医与患者联系的桥梁。因此,蒙药和疗术器械的革新和发展是关系蒙医临床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蒙医生死存亡的问题。目前蒙药和疗术器械的质和量的标准难以控制,使用相对不方便,疗效相对缓慢等。为了取得更好疗效,为了扩大蒙医药的竞争优势,必须对蒙药方剂及疗术器械进行改进。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5

关键词中医体质学四象医学研究比较

中医体质学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断、辨证和治疗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研究日趋深入,取得多项成果。在韩国医界,体质问题亦为众多医家推崇与重视,并有多方面的研究与进展。韩医“四象医学”与中医体质学同出一源,均非常重视对个体体质差异性的研究,但由于受地理文化、社会环境、民族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体质研究在中、韩两国医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差别,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比较。

1理论渊源

从理论形成的渊源来看,中医学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对人体体质的认识与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内经》为中医体质理论的源头,《伤寒杂病论》为体质理论应用的开端,历代医家为中医体质理论的延伸与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内经》体质理论多偏重于“气质”方面的阐述,不便于临床应用,历代医家虽有相关应用方面的论述,亦未形成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体质学说的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978年王琦、盛增秀第一次明确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中医体质学说》[1],从基本概念、体质分类、体质与发病、体质与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中医体质理论体系的构建,至《中医体质学》[2]的出版,标志着中医体质从学说到学科的建立,受到中医学术界广泛关注与肯定。在其影响下,一大批研究论著与科研成果相继发表,形成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热点。21世纪初,中医体质理论编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由王琦主编的《中医体质学》最终成为独立刊行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标志着中医体质学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3],并以其成熟的理论在教学等领域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

“四象医学”是朝鲜名医李济马(1837―1900年)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五态人”是指根据阴阳含量的多少,并结合个体的行为表现、心理性格及生理功能等将体质分为五类,即多阴而无阳的太阴之人、多阴少阳的少阴之人、多阳而无阴的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的少阳之人以及阴阳之气平和的阴阳平和之人[3]。李济马认为人的体质应该是或阴或阳,不偏不倚的中和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把其中没有实际临床意义的平和之人去除后,形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四种类型,把每种类型体质的结构形态、五官特征、情志性格、饮食嗜好等同脏腑的大小及其相关生理功能、病理特征联系起来,同时与药味的四气阴阳性能相对应,将日常摄取的饮食区分属性,与体质阴阳结合,由此形成了融预防治疗、保健长寿为一体的四象体质医学体系[4]。尽管中、韩对体质理论的研究各有所侧重,但二者是“同源异流”的。

2理论内涵

中医体质理论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点与突破口,它有三个关键科学问题:①体质可分论:人类体质可以客观分类,中医体质分类具有文献依据、临床依据和相应的生物学基础;②体病相关论:体质和疾病有明显的相关性,体质类型影响发病的倾向性;③体质可调论:体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通过干预调整其偏颇,体现体质可调性。这三个关键科学问题是中医体质研究的基本要素[5],在此基础上,中医体质学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理论体系上,拓宽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框架,深入阐明中医体质学“形神合一”、“治未病”、“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思想;②在病因上,延伸“三因学说”的内容,如从禀赋遗传角度拓展对遗传性、过敏性疾病的认知;③在病机上,论述体质与证的形成及从化关系,通过体质特征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丰富病机学说;④在诊疗体系上,重视辨体与辨病、辨证相结合,为临床提供新的诊疗模式,即在临床上突破单一“证”的认识层次,形成丰富多元的视角;⑤在防病治病上,通过分析不同体质状态及其分类特征,把握人的健康与疾病整体要素,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即从具体的人出发,权衡干预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因人制宜的思想。

韩医学以“天、人、性、命”整体观为理论指导,以其“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以辨象论治为主要特征。“四象医学”具有两大基本原理,即阴阳的对立统一原理和太少阴阳的四元构造原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及心性。“四象医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四象阴阳论[6],四象阴阳论是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四象生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把阴阳学说当做宇宙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法则。以天机和人事、性和命、知和行、善和恶、轻和重、哀怒和喜乐、上焦和下焦、温热和寒凉等阴阳变化规律及对立统一的有机联系,阐明了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人的体质受“天理之变化”而形成,同时受喜怒哀乐的情志变化影响,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和病理,并在阴阳升降的调节中治疗病证,以此作为“四象医学”的核心内容。其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3]:①在理论体系上,对自然界、社会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及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尽管与中医学的某些理论相似,但“四象医学”对自然界、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做了系统解释,对脏腑生理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太阳人“哀性远散则气注肺而肺益盛,怒性促急则气激肝而肝益削,故肺大而肝小也”;少阳人“怒性宏抱则气注脾而脾益盛,哀性促急则气激肾而肾益削,故脾大肾小也”;太阴人“喜性扩张则气注肝而肝益盛,乐性促急则气激肺而肺益削,故肝大而肺小也”;少阴人“乐性深确则气注肾而肾益盛,喜性促急则气激脾而脾益削,故肾大而脾小也”等。同时“四象医学”对人体生理机制也有独特的理论。②在疾病分类上,“四象医学”根据“四象人”的脏腑生理,对疾病分类采取了相应的方法,即少阴人肾受热表热病,少阴人胃受寒里寒病;少阳人脾受寒表寒病,少阳人胃受热里热病;太阴人胃受寒表寒病,肝受热里热病;太阳人外感腰脊病,内触小肠病等。③在诊断方法上,韩医根据其民族的特点,按人的体质性格和精神心理状态进行辨象、辨证等。④在临床治疗用药上,认为一种疾病因“人象”不同,出现症状不同,用药也不同,并根据阴阳失调原理,提出了“四象”人的基本药物方剂,归纳出太阴人用药106种,少阴人用药72种,少阳人用药90种,太阳人用药10种。形成了具有“体质医学”特点的民族医药学。

3体质形成与体质分类

不同体质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先天因素决定。中、韩都强调了先天因素在形成不同体质中的重要作用,双方的认识差异在于:中医学认为,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强调了饮食因素、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因素及社会、精神因素和疾病因素对体质形成、发展过程的影响,即体质的不同,不仅决定于遗传因素,而且也受后天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

而韩医学更重视先天因素对体质形成的影响,如《东医寿世保元•四端论》对体质的形成认为:“人禀脏理有四不同,肺大而肝小者名曰太阳人;肝大而肺小者名曰太阴人;脾大而肾小者名曰少阳人;肾大而脾小者名曰少阴人。”其中“大”、“小”指形状大小和气之强弱两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李济马认为四象体质多由先天因素决定。

对于体质类型,中医从体质理论的产生起就开始了对体质类型的研究,根据每一个体的体质特征进行综合归纳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体质类型进行了划分,从而初步形成了体质分类的多样性[3]。①以五行属性进行分类,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中即根据个体的形态特征、肤色、功能特性、心理、行为特征及对环境适应能力的特点,归纳总结出木、火、土、金、水五种体质类型,并在每一类型中又以五音结合经脉的归属与特性再分五个亚型,而成二十五种体质类型;②以阴阳多少分类,如《灵枢•行针》和《灵枢•通天》根据人体阴气与阳气的多少、盛衰不同作为分类依据,将人分为重阳、重阳有阴、阴多阳少和阴阳和调四种类型以及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体质类型;③以人体不同的形态特征分类,如《灵枢•逆顺肥瘦》从形态结构、气血情况等方面将体质分为肥人、瘦人、常人、壮士和婴儿等不同类型,“(肥人)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④以心理特征差异分类,包括勇怯分类法和形志苦乐分类法。如《灵枢•论勇》:“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⑤从临床实践角度划分,如汉代张仲景根据临床观察提出了“强人”、“羸人”、“盛人”、“虚弱家”、“虚家”、“素盛今瘦”、“阳气重”、“其人本虚”等多种体质特征,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体质差异;明代张景岳的脏象阴阳分类法,从禀赋的阴阳、脏气的强弱偏颇、饮食好恶、用药宜忌等方面,将体质分为阴脏型、阳脏型、平脏型三类;清代叶天士和华岫云的阴阳属性分类法,章虚谷的阴阳虚实分类法,近人陆晋生的病性分类法和金子久的虚弱体质阴阳分类法等均属此类;现代学者从临床实践角度对现代人常见的体质类型进行了分类,如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和小儿体质分类法等。王琦采用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临床观察,提出了9种中医体质分类法,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等9种基本类型。从中医对体质类型的研究来看,每一类型的体质,都包括了体型、面型及个体的形、神、色、态、舌苔、脉象及心理性格、饮食习惯、二便状况等各方面,不仅论其正常状态下的体质特征,而且也论及了该体质类型的病理特征,包括发病规律和治疗用药特点等。

韩医“四象医学”依据脏腑阴阳的盛衰变化,将人的类型分为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是以《灵枢》的分型为雏形而创立的。例如《灵枢•通天》说:“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与“四象医学”中的肝大肺小所致的肺气不足有关;又如“少阴之人,多阴而少阳……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与四象人学说中的少阴人的肾大脾小,以及脾与阳明脉,肾与太阳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四象人根据各类型人的性情分类,再以其性情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与病理,并在阴阳升降的缓速调节中治疗病证,这些“四象医学”核心内容,也是与中医体质学有所区别的部分[7]。

从分类方法上来看,中医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观,分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象学说,分类的依据则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阴阳气血津液的盛、衰、虚、实变化在不同个体的表现特征,并侧重于临床体质的病理分类。从中、韩双方现代体质类型的研究来看,尽管双方体质划分的类型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临床应用为出发点。

4临床应用

中韩双方对体质的研究,都是以临床应用为目的,但由于双方医学研究实际存在的差异,在体质的临床应用方面亦有所不同。

4.1中医体质学临床诊疗特征:分以下几方面讨论。

4.1.1辨体―辨病―辨证的诊疗模式:该模式是以体质、疾病、证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将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进行综合运用的一种临床诊疗模式,其核心是辨体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临床诊疗的主要手段,与辨病(包括中医的“病”和西医的“病”)论治一并为临床所习用。辨证的指向目标是“病”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将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特点与规律作为研究的主体,是考虑脏腑气血阴阳盛衰的现状及与本次疾病的关联,并概括现阶段疾病对机体所造成的影响;辨病的指向目标则是疾病全过程的病理特点与规律,是对某一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诚如徐灵胎所云:“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而辨体所指向的目标是“人”,将人作为研究的主体,主要诊察形体、禀赋、心理以及地域和奉养居处等对人的影响,亦即人对这些因素的反应。以此分析某类人群脏腑阴阳气血的多少,对某类疾病的易罹性,分析某种体质之人患病后体质对疾病的影响,即疾病发展的倾向性,以及对药物的耐受性等。在患病过程中,体质、疾病、证候三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疾病的本质、规律与特征。而病与证的发生都以体质为背景。由于“体质”、“疾病”、“证候”对个体所患疾病本质的反映各有侧重,所以强调“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因此辨体、辨病、辨证在临床诊疗中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诊疗体系,它充分体现了中医临床思维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面对纷繁复杂的临床问题,在具体运用“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时,须把握客观现实情况,斟酌权衡,因势利导,或防病重调体,或治病先调体,或治病兼调体,尤其当无证可辨时,调体还可以补偏救弊[8]。

4.1.2三因制宜的诊疗思想: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与因人制宜相结合,其中以因人制宜为核心。因人制宜,实指“因体质制宜”,朱丹溪在《格致余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治》中说:“凡人之形,长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而况肥人湿多,瘦人火多,……,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证虽同,治法迥别。”人类的发展有其自身遗传的倾向,在共性之中存在着不同的个性,不管是从形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有自己的素禀特点,因而有强弱之异,偏寒偏热之殊,阴阳盛衰之别,故在疾病治疗的各个环节中,都要考虑到患者的体质。气虚者宜益气解表,用人参败毒散或参苏饮,甚或补中益气汤,阳虚者宜温阳解表,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或再造散。临证治病,必须审度患者的体质,权衡强弱而治,做到“因人制宜”。同时,季节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形成不同的体质,即使患同一种病症,其治疗用药亦有所不同,如西北地区用桂、附量远比东南地区为重,这也是中国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6

【摘要】类比思维是中医学广泛应用的逻辑思维形式,通过对类比思维概念、形式、特点等的了解,深入的认识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构建及中医临床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类比思维;中医;基础理论

类比思维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历来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在中医学中更是广泛的应用,对于中医理论的构建起了相当的作用。

1类比思维的概念、形式、特点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对藏象理论的影响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淫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对病因理论的影响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淫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对治则的影响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参考文献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7

 

这些命题的提出,都离不开当前语境下中医学发展的需要,看似高妙空玄,实则很接地气。提出这些命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中医,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社会已经变得十分不易。相对于另外 4 个命题,中医原创思维更具有基础性,一旦研究到位,不仅有助于合理说明其他命题的内涵,而且还可以发挥消除存在已久的中医异化与分化的积极作用。从字面而言,中医原创思维的说法较为宽泛模糊、学理性较弱,为方便系统深入探讨,本文采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提法,这样可以提高命题的刚性,增强论证的强度。由于命题本身复杂,需要首先明确如下 3 个问题,以作为全面研究的基石。

 

1 何谓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首先需要对“中医”、“原创”、“思维”和“模式”做出符合命题本意的说明,不可望文生义地随意发挥。这里所说的中医,其主体是狭义的,是在汉文化背景下生成、发展、演化而来的医学知识体系,不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回医学等广义中医学范畴的民族医学,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文化背景与实践环境有所不同,若不加区分,势必造成新的混乱。

 

原创也有 2 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基于医者个体实践的,不同于传统,也有异于同时代其他医者的个性化创造; 另一种则是基于中医传统整体的、不同于其他医学体系的差异化创造,后一种理解符合命题本意。思维在此处的含义不是局限于严格意义的概念、判断、推理范围内的形式逻辑,而是综合性的认识过程,更接近于“认识论”和“认知”。模式不是对一种或一类具体中医学认知方法的说明,而是对中医学知识积累中带有共性的普适规范的概括。

 

在上述 4 个概念中,最重要且争论最多的是模式,共有 3 种代表性意见: 一种认为中医不存在模式,只有灵活机动、因时随势的各种方法,充其量可以说是方法体系; 另一种主张模式在中医学中存在多种形式,是一系列类似武术套路的程式,属于技术范畴; 第 3 种观点认为中医学尽管个性化色彩较为明显,看起来缺少一个共同的标准化基础,但实则形散神不散,共同的基础其实是存在的。如同风筝在天空中看似随意飞舞,但有一条线始终掌握在操控者手中,只是这条线是柔性的,不是一条刚性的铁丝罢了。

 

笔者倾向于第 3 种意见,也曾经思索过为何中医学的标准是柔性的,而非西医那样的刚性标准。与中医放风筝模式相比,西医的模式可以看做牵引式航空模型,它有两个特点,其一牵引线是铁丝,其二它靠自身动力,不受环境中风的影响。显然,尽管风筝与航模的运动形式不同,但两者间的共性是存在的,一方面都是飞行器,另一方面都受人操控。两者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风筝的动力由环境风力提供,故受环境影响较大,而航模动力则由自带的发动机提供,受环境风力影响较小。所以结论是,两者本性相同,都是由人操控的飞行器,但类型不同,一种是环境动力型,另一种是自身动力型,故技术标准不同,前者是柔性棉线,后者则是刚性铁丝。

 

中西医也可如此类比,功能相同,类型不同,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医建立在自然主义文化基础之上,而西医则建立在技术主义文化基础之上。

 

可见,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共性规范,不是个性表现。中医的存在形式有两个,一个是文献知识,一个是职业实践。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些文献将无法组织成为体系,供人们学习与传承; 如果缺少公认的规范,中医也无法以职业形态存在于现代社会,得到患者的信任与选择。因此,问题不是中医有无模式,而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中医自身成长在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环境中,模式意识不强,经验、多元倾向明显,因此没有强烈的标准与规范需求。

 

在以西医为主导的技术主义文化氛围中,标准与规范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同道教遇到佛教后,为适应社会需求,将自己也规范为相似模式一样,这是一种面对强势文明的自我发现与调整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要注意在形式上可以借鉴,在内容上不可异化,否则道教也就成了佛教。冯友兰用“新瓶装旧酒”对这种文化更新活动做出了适当的方法论说明,既生动又准确。中医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说明自己的模式,并要意识到这种说明是必要的,是对发展中医有利的,不要觉得委屈,也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异化。

 

2 为什么要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百年来,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文化整体衰落了。尤其是其中的自然国学部分更是损失惨重,到目前为止,曾经独领世界学术风骚数千年的天学、地学、农学、工学、算学、兵学等学科成体系地被西方科学替换,惟有中医学一支仅存。但在西方近代还原论科学的大环境中,整体论的中医学处境艰难,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形形色色的不合理质疑,或者不断边缘化到民间领地,或者在体制内被迫异化以适应狭义的还原论科学规范。久而久之,不仅中医学的学术和实践功力弱化,而且渐渐迷失自我,失去明确的方向和学科的立身之本。通过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揭示,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是中医学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之务。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关系到对中医学知识的属性定位,而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特征说明,则涉及对中医学知识类型的定性。如果认定存在一个中医原创思维模式,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中医学是有理论体系框架与方法论支撑的、高质量的知识系统,而非没有内在联系的、难以传承的经验性知识碎片。而进一步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特征说明,则可以凸显中医学知识的独特性,强调其主体性,在弱势情况下有效捍卫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创造性,从而增强行业内的信心和公众的信任,有力地推动中医学的学术建设与社会健康服务。

 

一个直接的重要结果,就是对长期以来纠缠不休的中医科学性问题给出清晰的回答,即中医学是探索生命活动机制与疾病防治规律的科学,虽然与西医的还原论模式不同,但依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与还原论科学等价的整体论科学类型。两者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适用范围有差异,应该互补、而非互斥。

 

中医学有其整体论模式的自身发展规律,不可以用还原论模式改造,那样势必导致毁灭性后果。中医学自身的规律集中体现在它独特的、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基础的方法论上,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原创思维模式。中医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不断完善自我,现代化是必要的,但不能在方法上将中医学的临床诊疗与病理学命题建立在西医以细胞、分子、线性关系为标志的还原论生理学基础之上,那将导致全面的异化。而应在系统、信息、非线性这些与传统中医学理论通约的复杂性科学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中医学在现代大科学环境中的恰当位置。这样不仅可以强有力地促进中医学自身的发展,摆脱被动、孤立的处境,而且能够推动新的广义科学观的建立与深化,可能发挥引领科学新一轮变革的积极作用。

 

3 如何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从这里开始涉及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的角度及核心问题,总体而言,宜在医学、哲学、史学 3 个角度展开讨论。医学角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中西医的思维模式有何不同? 另一个是为什么中医界认识问题的个性化倾向如此明显,以致难以找到普适规范的基础? 哲学角度的核心问题也有两个: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中如何体现? 以及如何理解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 史学角度的核心问题还是两个: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是稳定存在的,还是动态变化的? 在西方医学传统中有否类似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相应形态,如果有,它与中医学的关系如何?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会自然而然地找到适当的研究方法,因为方法不是僵死的,而是伴随问题而生的。可以不夸张地说,问题是一切研究工作的灵魂与原动力。

 

比较中西医的思维模式,需要确定相同的时间截面,这里所说的中西医是当下并存于世的两个医学体系,而非过去的两者。概括而言,西医的思维模式是还原论,中医则是整体论。还原论的观念基础是“天人两分”,观察视角为“实体本体”,研究对象为“局部结构”,分析方法是“主客相分”; 而整体论的观念基础则是“天人合一”,观察视角为“关系本体”,研究对象为“整体信息”,分析方法是“主客合一”。与还原论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组织体系是形式逻辑,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环节,基本特点是清晰、抽象、线性、刚性与排中; 而与整体论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组织体系是辩证逻辑,也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环节,基本特点是模糊、意象、非线性、柔性与守中。正是因为整体论模式的辩证逻辑特点,采用此模式的中医学个性化色彩明显,规范性基础不强。

 

这里导致非均一性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心理。西医知识的起点,近代以来以实验室为主,作为研究对象的细胞系和实验动物可通过近交系培育实现均一化,但中医学知识的起点则是临床人体,无法均一化,因此个性化诊疗无可避免。个体性最突出的便是患者的心理特征以及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最终中医的特长所在也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心理与环境动力的医疗作用了。

 

认识到这一点,便可以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技术环境中建立适合中医的规范,其要点是 “弹性”,即刚性(共性) 要素一半,柔性(个体) 要素一半。既不像西医那样过度排除个性化因素的刚性“铅球”规范,也避免传统中医过度强调个性化因素的柔性“面团”规范,建立一个既能体现现代社会的普适规范要求,也能保留传统中医个体化诊疗优势的弹性“皮球”规范。皮球的优势便是兼备了铅球的常态固形,以及面团的动态变形的双重特性。

 

有学者主张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中务必区分中医与中国哲学,其实这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传统的学问中,哲学与科学是无法分割的,而在现代科学环境中,像思维模式这样的方法论问题,往往属于科学哲学范畴,更是不能分开。因此,要找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只能到中国哲学中去。认识论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如同人的两只手,或者是左撇子,或者是右撇子。那么纷繁的人类认识活动,说到底基本类型也不外乎“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这两个。

 

中国哲学中这两型均有,但后者是主流类型。西方哲学中也有这两型,与中国哲学相反,主流类型是前者。天人合一便是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中的体现,也是其自身的逻辑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引申出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包括视角、对象、方法三个要素。目前已经形成分别从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角度提出的两个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表述,即刘长林的“以时为正”、“道法自然”和“立象尽意”,以及王琦的“形神一体”、“气为一元”和“取象运数”。两者之间的对应点在于时空关系中的“重时”与形神关系中的“重神”,本体论中的“自然”与“气”,认识论中的“意”与“数”。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提法虽新,但其存在却已十分久远,至少在《黄帝内经》中已经成型。模式的本质是方法论,它是知识积累过程中的组织者,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中医学知识才会不断地自组织,在历史长河中适时强化其理论内核,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在演化中逐渐完善。除了中医学知识体系内部的自组织机制,还有两种外部力量时刻影响着它的发展进程,一个是人类学因素,另一个是社会学因素。

 

人类学因素带有根本性、源头性特征,社会学因素则带有过程性、即时性属性。可见,人类学因素相对稳定,与常说的“道”接近,和文化精神相通; 而社会学因素则时时变动,与通常意义的“术”吻合,和技术形态一致。由此可见,更多反映观念与民族气质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内涵上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外在表现则会因时随势发生对自身有利的嬗变。西医的历史相对于中医较为复杂,它包含了除印度医学和中国医学之外的几乎所有世界上主要的医学体系,如埃及医学、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希腊罗马医学、阿拉伯医学等,这些医学体系的类型呈多样性,既有整体论也有还原论,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凸显了以还原论为基本模式的近代西医学风貌。就是在现代,受生物学中实验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两个传统的影响,医学领域依然存在还原论的实验传统以及整体论的观察传统之别。其中实验传统为主流,但伴随转化医学理念的兴起,两个传统之间的融合已经开始。可见,整体论科学非中医学所独有,在西方古已有之,今天也依然存在。至于它是否受到中医学的影响,则是一个难于简单回答的问题。

 

近代以前,通过阿拉伯医学的少量间接影响是有的,直接影响则缺少证据。近代之后可以明确地说几乎没有对西医主流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一些非主流医者则有一些点滴影响。较大的影响始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带来的针灸热,之后中医学以替代医学与补充医学的身份持续对西医影响至今,且渐渐深入。较为合理的说法是,中西医均有整体论与还原论两种类型,但中医以整体论为主流,西医以还原论为主流,两个医学体系独立发展,相互影响不大,两者的整体论类型表现形式也各有其自身文化与技术特点。

 

参考文献:

 

[1] 邢玉瑞. 中医思维方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孙关龙,宋正海.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自然国学[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

 

[4] 潘永祥.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5] 刘长林. 中国象科学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8

【关键词】中医内科学;教学模式;改革

中西医临床专业的培养多以“两个基础-一个桥梁-一个临床”的“a字型”模式,即中医学基础、西医学基础;中西医结合导论;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习。在此教育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中医内科学承担了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理论与实践技能等教学任务,占有主导地位,起关键性作用。诠释中医内科学在中西医临床学科的教学任务中包含了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的双重教学工作即“两个桥梁”与“一个临床”。如果中医内科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与目标不明确,甚至不注重处理好“两个桥梁”与“一个临床”的相互关系,势必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笔者在临床理论与实践教学过程中强调发挥其中医内科学的两个桥梁作用,并指导临床实践教学,从而将中西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进行教学管理,对于中西医结合的教与学具有现实意义。

1中医内科学的两个桥梁作用

中医内科学课程教学计划是承接两个基础(中医、西医)课程率先进入临床教学,开始中医内科理论与临床实践教学,因此具有中医基础与临床衔接的桥梁课程,将中医基础理论融入中医临床实践诊治疾病,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教会学生掌握中医内科课程的普遍规律(病因病机、基本证型、辨证规律)、各系统疾病的辨证规律(各系统常见的发病特点、临床表现等)、各病证的特点(各病证的特点及辨治的重点难点)、诊治特点(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在从事理论与实践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思维能力,教会学生以中医精髓(辨证论治、整体观)分析处理临床疾病,起到中医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桥梁作用,视为临床课之首。此教学段用一学期的教学时间完成,学生应具备一个中医师诊治疾病的能力,树立中医专业思想。中医内科学科的第二个桥梁作用是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疾病能力的桥梁作用,学生掌握中医内科临床诊治疾病的能力,在西医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完成西医诊断学,进入西医内科学的学习,中医、西医内科课程同步进行,正是引导学生进入中西医结合方法与手段认识、分析与诊治疾病的大好时机,逐渐学会中西医结合思维模式,引导学生深层次地认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学与科学研究,理解中西医结合的真正含义在于应用现代医学的先进科学研究手段将祖国医学发扬光大。在此,中医内科学具有的第二个桥梁作用更具深远意义,此教学任务是永恒的,贯穿临床教学的全过程,是中医内科临床教学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

2中医内科学在“一个临床”的重要任务

“一个临床”即”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教学”,包含中医内科学课间见习、临床实习,占据学生的三年临床学习时间,近年由于学生数量增加,基础教学的实践见习随着教学模具研制的不断增多,模拟教学不断完善,多数院校的基础课程见习教学多在实验室完成,大多数学生对临床实践的实质是空白的,学医两年“患者”概念是模糊的,临床见习实习中医、西医查体手法、顺序不规范、定位不准确、把脉手法错误以及汇报病史不流利等不在少数。所以,中医内科学临床实践见习课程首先是重复与强化中医诊断学的临床见习教学内容,教会学生临床诊视病情、搜集病史及其查体、病历书写规范等基本技能,在此基础上再进入中医内科课程的见习教学任务,进一步教会学生如何运用中西医基础理论认识、思考、分析临床上纷繁复杂的各种案例,与理论教学同步进行完成中医内科学见习教学任务,这是中医内科学需要完成的“一个临床”的一部分。其次是中西医结合临床带教,这部分临床技能培养中医临床内科的教学任务占据主导地位,是本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医内科学》课程的理论与临床实践教学定位于本专业的桥梁课程,具备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学科的桥梁课程,又是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理论与临床学科的桥梁课程,具有传授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教学、科研能力培养等教学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纵观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学进度,中医内科教学与临床实践课程,占据本专业教学近2年半时间,对学生完成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专业课程,系统掌握中、西医两套理论的结合方法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科研创新思维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培养意义。

3如何处理好中医内科学课程的双重桥梁作用

3.1强化中医内科理论教学中医内科学理论课程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程,上好中医内科学课程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临床与科研人才的前提,中医内科学教学内容涵盖七大系统,有60个专业示范病种,内容多,教学任务重。如果就书讲书、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讲课,学生会觉得枯燥、乏味、难懂,抓不住重点、难点,更不会举一反三,真正学懂并掌握辨证论治的精髓。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注重强调内科疾病病因病机的基本规律,如情志致病、饮食所伤、感受外邪等病因在内科各论中是最多见的,掌握其病因导致疾病的演变规律,基本的临床表现,结合疾病的基本特点进行分析归纳,举一反三,灵活变通。辨证论治强调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六经辨证的重要性,结合伤寒、温病、金匮等经典著作条文讲述,治法方药注重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为基本点,强调方与证合一的内在联系规律,讲述共性;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是特点,讲述其个性,譬如具备面色淡白或萎黄,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少纳差,舌淡,脉细弱等症属于心脾两虚(气血亏虚),归脾汤证的定义,即可用此方治疗,在中医内科疾病中,既有39个疾病选用本方(心悸、不寐、眩晕、郁证、血证、癫证、痴呆等),但在药物加减中则以各病症的特点选用相应的药物,如郁证则加用郁金、香附、柴胡等。病因病机亦是如此,情志致病的病因与病机见于36个病症,同时又有郁证专篇讲述,但发生的病症却不一样,如不寐、癫证、狂证、郁证等都与情志致病有密切关系,而且女性为多,分析病因与先天禀赋(遗传基因)、性格暴躁有关,病机落实到气机郁滞,治疗除了解郁疏肝理气,还要注重移情易性,心理治疗。

3.2增加临床实践教学是保障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临床学科教学离不开实践教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课堂教学是从疾病的病名定义开始讲述,由此展开其病因病机、因临床表现、诊断要点、鉴别诊断、证型分类及治疗等的讨论;实践教学则是针对病人的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资料齐备后再进行分析诊断,再确定治疗方案。因临床表现与书本知识存在偏差,且学生临床经历太少,出现只会按图索骥,刻舟求剑的现象,这在临床上并不少见。譬如一次考试病案水肿病机分析,证属脾肾阳虚,水湿内停,但教材对水肿分型为脾阳虚、肾阳虚而无脾肾阳(气)虚,有不少学生就提出教材上没有此证型,应如何诊断,再如心脾两虚与气血亏虚二者的联系,心脾两虚是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导致气血生化乏源所致,属因果关系,治疗应补益心脾,健脾益气恢复气血生化之源以达治疗目的。如果学生临床实践见习机会多了,临床思维开阔了,则可逐渐适应临床诊治疾病的规律与特点,缩短临床与理论的差距。应对增加实践教学的途径和机会可利用课外辅导、导师制管理、班科固定的带教、科技兴趣小组等多种形式实现多临床、早临床的目的,给学生更多的实践见习、技能操作与训练的机会,对巩固理论知识大有好处。

3.3强化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教育中西医结合学科以“诊断和疗效评价的规范化,医药并重和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相结合”的模式涉及临床医学各学科领域,国内外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沈自尹、吴咸中等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教授的针刺镇痛原理研究、陈竺教授等对中药砒霜治疗急性白血病的研究、胡之璧教授中药生物工程研究、黎磊石教授治疗肾病研究、肖培根教授的中药研究及刘耕陶教授的中药研究等。中西医结合已引起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纷纷成立中医学院及其各种团体,所以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世界潮流。

目前,中西医结合研究学术动态已经形成以流行病学的调查、“证”实质的深入研究、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三方面;形成辨病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疾病的分期分型辨证论治与微观辨证论治相结合、同病异证异治、异病同证同治等的”病证结合”治疗模式。研究成果:(1)活血化瘀理论:活血化瘀疗法的基础、临床与药物实验研究内容广泛涉及血液流变学、血流动力学、病理生理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疾病;(2)清热解毒学说:清热解毒药物具有解毒、抗炎、调节机体免疫功能、调节交感神经、肾上腺功能,保护实质器官功能的作用已被广泛应用于中西医结合各科急慢性感染性疾病的临床治疗;(3)补益药物的研究:注重脾虚-肾虚-脾肾两虚的研究,根据“肾主骨、藏精、生髓”、“血为精所化、精足则旺血,精亏则血亏”的理论,诊治各种虚弱性疾病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将中医科学化、现代化,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民族医学。因此,中西医理论教学必须将这些成果灌输给学生,了解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和科学性、可行性,开设中西医结合内科课程,讲述中西医结合治疗经典案例、科研成果、诊治特色优势,强化中西医结合治疗技能、树立中西医结合学科的专业思想。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9

【关键词】中医药英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医学的价值和优势已为外国及国际医学界所共享,并逐渐得到承认。目前,一个研究和应用中医药的世界性热潮正在兴起。面对中医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正在大学学习而将于21世纪工作的中医药大学生必须熟练地掌握外语,特别是英语,应具备与国外同行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然而,仅仅学习公共英语是不够的,因为在中医学中使用的英语明显不同于在西医医学中使用的英语,前者应用了许多自己特有的术语及其英语表达方式。因而大多数中医院校毕业生乃至研究生,即使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也不能顺利的阅读、写作、翻译中医药论文。因此,开设中医药的专业英语课程尤为迫切,势在必行。

中医药英语课是中医学和英语相互结合的一门专业、公共结合课程,它向学生提供和传授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固有的常用专业名词、词组、句型的正确英语表达形式,中医临床各科英语会话常用术语和句型,以及中医应用文英语写作的基本格式和要领,从而全面提升学生在说、读、听、写、译五方面从事中医药对外交流的语言表达能力。本课程既是中医各专业大学生学完大学公共英语课之后的后续课程,又是培养学生把已学的中医知识、理论、技能用英语表述出来的应用课程,对学生的中医学和英语两种素质都有巩固及深化作用。目前,各中医院校已相继开设了中医药英语教学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促进中医药文化交流与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选用教材的陈旧落后、缺乏系统性,极大程度地限制了本课程的发展。为此,特介绍本校中医药英语课程选用教材的特点,以供同仁们参考借鉴。

1选材的实用化

我校选用的教材是由成肇智教授主编的《中医药英语》(Specializedenglishfor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人卫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本教材是由湖北、南京、广西、辽宁和成都等五所中医药院校着手在完善湖北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医药专业英语》的基础上,专为中医药英语课程教学需要协力合编的一本教科书,旨在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培养高素质的外向型人才,因此本教材紧扣教学目标而选用三部分材料,即中医基本理论,中医临床会话和中医应用文写作。

其中,中医基本理论介绍中医学的概念、基本学术特点,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四诊,辨证,防治法则。

中医临床会话介绍中医内科门诊感冒、咳嗽、胃痛、头晕、失眠、淋证、水肿、痹病等患者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中医儿科门诊肺炎喘嗽和泄泻患儿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中医妇科门诊痛经和崩漏患者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针灸门诊中风和面瘫患者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中医骨伤科门诊胫腓骨双骨折和腰扭伤患者就诊时医患之间的对话。

中医药应用文写作介绍中成药说明书、中医药广告、中医住院和门诊病案的基本格式和重点内容的英语表达形式;中医理论性、临床性和实验性三类论文的英语摘要的书写方法。

通过掌握此三部分内容,就基本能满足学生们将来从事中医药国际交流活动的需要,选材的实用化也是本教材深受学生及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

2内容的中医化

本门课程不同于公共英语课,而学生大都通过了四、六级大学英语考试,已具备较强的英语基础,因此本教材是着重介绍中医常用术语、词组、句型及学术观点的英语表达方式,并通过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学习和反复练习,集中培养学生运用专业英语进行说、读、听、写、译的语言能力。教学实践业已证明,使用本教材教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3英译的规范化和创新性

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篇10

关键词道德难题人道主义功利主义义务论

medicalmoralperplexity:theConflictbetweenUtilitarianismandDeontology

abstract:thedisputingbetweenutilitarianismanddeontologyisbasicconflictinethnics’theory,withthesamesoasthemodernmedicalethnics.medicalhumanismisalwaysthebasicspiritofmedicalethnics,confrontingtheutilitarianismandaxiology,howtoresolvethecontroversyhasdifferentattitudes.amongthem,thegeneralviewpointistomeditatetheconflict;someoneevenattemptstouseurelativeethnics,eclecticethnicstoresolvetheconflictatall.thisattemptisactuallyinvain.theutilitarianismledintothemodernmedicalethnicsorbioethicscannotdisplacethemedicalhumanismintokenofdeontology.inmodernpersifiedmedicalmoraltheories,howtopursuit“reasonablebalance”basedonmedicalhumanismisthefundamentaloutletofthecontemporarybioethics.

Keyword:moraldilemma;humanism;utilitarianism;deontology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应用的规范的伦理学,道德理论与原则体系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作为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各类相关著作与论文提及最多的概念。但在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存在不少误区。

1.义利之争: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对立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就医学道德难题的涌现。可以说该学科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现代医疗生活面临着大量的医德的难题,需要有这么一门学科,这么一群人着力研究,寻找合理的道路,正如首次提出生命伦理学的potter所说,“生命伦理学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开处方”。

现代医疗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伦理学进退维谷,使得分析或判断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所以现代医学伦理的焦点演变为解决医德难题。美国上一个世纪70年生的“爱琳案件”可以看作一个起点[1]

爱琳案件:美国迈阿密布曾发生一起不寻常的诉讼案。一个女孩刚出生就被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是让她自然地死去还是使她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她的父母和医院方面请求法官公断。晕个名叫爱琳的女婴一离娘胎,医生便发现她的背部有个红色肿瘤,如果不动手术,脊髓液流到脑中就将造成致命感染或畸形发育。即便实施了手术,让孩子自生自灭。可是医院方面不同意,说手术有成功的可能,爱琳可能长大成人。医生们同时也承认孩子将终生瘫痪,但他们坚持要为孩子动术。

该案例道德冲突的焦点是义务论的生命神圣与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由此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难题,大多数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相关。

其实义利之争始终是伦理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史均有描述,只不过传统的伦理学在理论的冲突中,更多地将天平倾向与道义论。

现代医学面对的最大的伦理学挑战是道义与功利的冲突。几乎所有的生命伦理学难题均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关联。例如人体实验、安乐死、优生学、残废新生儿处置。

其实,面对许多涉及义利之争的道德难题,伦理学只有永远面对,而无法根本化解。

传统的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往往是“舍利取义”的选择,那么,是否现代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必然是“舍义取利”?

2.功利与价值: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特点

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应用,显然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区别与传统的医务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没有该理论的存在,无法构建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框架。问题是功利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能否替代义务论、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作者考察了一些著作、教材、论文,发现在这两个基本理论的关系上存在不少缺陷,具体说,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应用存在大量的误解。

根据作者多年的体会,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最大误区,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不恰当的使用。在此,简单举几个实例:

笔者曾经出了一个简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一项医学研究,可以拯救200万儿童的生命,但不可避免地要伤害20名儿童的健康乃至生命,这项研究是否可行?在没有学习过医学伦理学的学生中测试,回答有些困难。但是对于一些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工作者,回答竟然也令人吃惊:可以讨论或可以做。

该问题实质上是医学研究中伦理学“义利之争”的极端化与尖锐化,但回答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必须绝对压倒功利主义或有人主张的集体主义。

在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是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冲突最尖锐的领域。国内的一些论著在讨论该问题是问题较多。

作者出过一道考题:现代医学伦理学对待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a、生命价值论B、生命神圣论C、生命质量论D、生命质量与价值论。绝大多数学生回答的是“D”或“a”。

作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神圣论”有局限性,但并不意味可以用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论”替代其地位。人类古往今来对待生命的最基本态度应该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生命价值论只能是对生命神圣论的补充与完善。

国内的一些论述在两种观点中制造了太多的模糊结论。例如“人的生命之所以有神圣,就在于它是有价值的,即有价值的生命是神圣的,毫无价值的生命,即使延长1小时,也并不神圣。”[2]在这里,“生命价值”成了“生命神圣”的前提条件,如此伦理观如何人道?试推理,任何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均有不同,那么人的生命权利是否也有所不同?

对于安乐死的伦理学证明,也表现出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安乐死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是一个生命伦理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解除病人的痛苦,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出发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从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避免医疗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等,是功利主义主义的立场。前者是安乐死的正确立场,而后者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据此当生命呈现负价值,在消耗医疗资源的病人均应该安乐死。这时的安乐死道德吗?只有从人道主义出发,符合病人权利的安乐死才是道德的,其他根据均不是安乐死的出发点。

3.医乃仁术:并没有过时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内容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使得我们难以摆脱医学伦理学困境,因此,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不适应新的情况了。”[3]

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定性,对于现代医学同样如此。医学是人道的事业,人道主义的精神始终是医学灵魂。

医学人道主义一直就是医学界坚持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除去古代包含在各种医家道德思想里隐含的人道思想,就近代医学道德文献中处处均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字眼。

世界医学会1949年采纳的《日内瓦协议法》中指出:“我庄严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决不利用我的医学知识违背人道法则。”

1975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中指出:“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特有权利,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并决不应用医学知识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

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的《夏威夷宣言》就是针对“由于可能用精神病学知识、技术做出违反人道原则的事情”,提出了精神科医生应遵循的10条道德标准。

面对医学道德难题的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仍然应该将人道主义作为最主要的理论或指导思想。医乃仁术对于现代医学并没有过时。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现代医学伦理学》一书中,坚持将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最基本原则,而在原则指导下的大部分医学道德原则,均来源于人道主义的理论思想:例如尊重生命、有利无伤、自主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病人权利等等。与功利主义相关的原则有生命价值原则、公益原则等等[4]。国内其他的许多教材延续了这一规范理论构思。

考察以下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缺少的不是功利主义和价值论,而是人道主义与医学人道主义。

4.消除两极:医学中“人道功利主义”的谬误

人道功利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医学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道德理论的新概念,认为: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是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用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用道义与功利相统一的观点去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去解决人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核心要求,也是人道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道功利主义原则的理论点是“德”“得”相通,“义”“利”统一;理论机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理论取向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人道以功利为内容,功利以人道为目的。在各种生命利益冲突时,坚持个体生命利益服从群体生命利益,暂时的生命利益服从长远的生命利益。[5]

人道功利主义主要误区在于奇迹般地化解两个完全对立的道德理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对立的理论,均可以如此化解的话,这个世界既简单又美妙。但是对立的化解,可能是极端的出现。

两极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一种必要平衡。而且每一种道德理论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例如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对立。通常我们鼓励积极的理想主义,但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类的思想也有积极的价值。就以生命伦理学建立的基本背景为例。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类生存的困惑,均是生命诞生的重要背景。但是,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确立的思想背景与悲观主义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建立的重要背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与其对立悲观主义。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没有对科学技术发展深刻担心,又和谈“为人类生存开处方”?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学术组织,曾因发表《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敲响警钟。西方的生命伦理学恰恰是在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对人类生存的忧患与困惑中诞生的。

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立不可避免。在现代社会这种对立更为尖锐。这就要求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坚持医学人文精神;此外,还必须用伦理学的智慧,在对立中寻找“合理的平衡”。

5.合理的平衡: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出路

就医学传统来看,医学人道主义显然是医学实践中行为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这是由于医学亘古不变的本质所决定的。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道德思想也不例外。例如对前述“爱琳案件”的看法,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一定很多,但没有绝对可以说服他人的伦理学根据。统一的、一致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幢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伦理学不在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是说这种统一性下面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5]

道德理论的多元化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境遇。单一的理论与多极理论是区别传统与现代伦理学的重要标志。多极必然导致冲突,因此生命伦理学面对困惑并不奇怪。

医学人道主义的确在多元化道德理论的挑战,但绝不是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点。道德理论在应用中有的策略问题,道德原则也可能在应用发生变形。但基本点不会改变。例如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权威,恩格尔哈特在其《生命伦理学原理》中主张的“允许原则”。[6]该原则在规范伦理背景应该是“人权”或“病人的权利”。涉及到人的权利理论更靠近人道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

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主题为:生命、人性、权利。[7]无论怎样去够建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一个基本点无法根本改变,那就是只能是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而不是其他。

医乃仁术是医学的精神,也是生命伦理学永恒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道德理论来“合理地平衡”我们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替代。多元理论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理论体系。在国内的许多医学伦理学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混乱。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应该建立的是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点的多元理论平衡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薛影,何伦,施卫星.医德困惑与选择.南京,东出版社南大学,1993.

2.王军,第八章安乐死,孙慕义,马家忠主编新医学伦理学概论。哈尔滨出版社,1997:158

3.马家忠,导论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孙慕义,马家忠主编新医学伦理学概论哈尔滨出版社,199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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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卫星,何伦,黄刚主编.生物医学伦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