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绩效分析篇1
关键词：民营化；经营绩效；日本铁路
中图分类号：F533/5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1-0016-07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民营化改革的大潮，各个国家先后通过改革力图实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而其中企业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主要途径[1]。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日本政府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研究日本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1984年至l986年，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烟草专卖改革法、电信电话改革法、国铁改革法，推动实施此三公社的民营化[2]。日本国有铁路在经营严重亏损的状况下，于1987年4月1日被正式分割改组，标志着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进程的开始。作为世界的铁路王国，日本国有铁路的区域分割的民营化改革方式得到了普遍认可，被称为“世纪性的政策实验”，而改革后日本铁路运输的经营方式也被称为“奇迹的经营革命方式”[3]。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相关问题，也能够为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铁路运输行业提供一些借鉴经验。
一、文献综述
日本学对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研究甚多，例如角本良平（1975年）的《高速化时代的终结》[4]，国铁国民会议（1986年）所著《国铁的两大罪状》[5]，论证了日本进行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必要性。1987年以后的研究则更侧重于探讨民营化的效果，如大谷健（1997年）的《国铁民营化改革成功了吗―JR10年的经验》[6]，松奇明（1998年）的《国铁改革》[7]，山田德彦（2002年）的《铁路改革经济学》[8]，对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成效持肯定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国内也逐渐重视对民营化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也借鉴了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经验，例如王金存（1995年）的《世界国有企业》[9]，顾宝炎（1997年）的《国外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改革》[10]，陈建安（1996年）《日本公企业的民营化及其问题》[11]。陈虹（1994年）介绍了日本国有铁路的民营化进程[12]，而后分析了在民营化过程中铁路公司的定价、债务、经营自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13]。王华文（1992年）认为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关键在于转变了政府部门的职能和重建了企业的经营机制[14]，刘翠英（1998年）认为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关键是增强了企业管理机制并且建立了合理的分配机制[15]。侯然（2009年）认为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绩效表现在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技术开发、劳动生产率、运输量、以及就业等方面[16]。
以上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绩效大多数持肯定的观点，除了看到在民营化过程中存在的就业、债务、经营权等相关难题以外，普遍认为民营化给铁路运输产业带来有益的效果，虽然缺乏一些对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经营绩效和经济影响的深入分析讨论，但是仍然发现日本的民营化经验对中国铁路运输改革的借鉴意义。对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绩效的研究，大多数是从铁路运输行业的角度出发，去探讨民营化对整个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而对公司经营绩效的研究与探讨较少。同时，这些对民营化绩效的研究大多是通过比较民营化开始的1987年前后的证据去论证民营化的成效，而缺乏对长达十几年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绩效变化的考察。
二、研究方法
“民营化”的英文表述是“privatization”，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指通过废除国有企业设置法，解除公有企业的法律规制，将国有企业的资本进行转让和出售，进而形成新的民营企业[17]。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民营化不仅是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的过程，而是包括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变革在内的一系列渐进的变革过程[18，19]。民营化虽然涉及到比较广泛的企业变革问题，但是其核心仍然是企业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即国有所有制形式转变为民间所有制形式的进程，即日本国有铁路从全部国家所有经过混合所有直至全部由民间所有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快速发展，日本铁路运输在交通服务中的作用逐步减弱，在运输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不断下降。日本国有铁路（日本国铁）自1964年出现第一次营运亏损，截止1985年已经累计亏损达到37万亿日元，给日本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20]。1987年4月1日，日本政府和国会通过了《国有铁道改革法》，日本国铁被分解为6家客运公司、1家货运公司和其它5家关联机构。按照地域范围划分的6家客运铁路公司包括位于日本本州岛上的东日本旅客铁道会社（JR东日本）、西日本旅客铁道会社（JR西日本）和东海旅客铁道会社（JR东海），以及JR北海道、JR四国、JR九州，这6家公司原则上只能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开展旅客运输业务。
日本本州岛占据日本国土面积的60%，本州岛上的居住人口数量超过日本全国总人口数量的80%，本州岛上容纳了日本的主要城市和经济中心，因此位于本州岛上的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是日本全国铁路旅客运输的主要提供者。这三家公司是日本国铁民营化的主要载体，它们负责承担了日本国铁的原有债务（除了由国铁清算集团负担的部分以外），3家公司1987年的营业收入总和占JR集团营业收入的85%以上。文章选择JR东日本、JR西日本、JR东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3家铁路运输公司的民营化绩效分析，了解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经营绩效。从JR东日本1993年上市向公众出售国有股权开始，直至2005年JR东海完成股权的全部民间所有，是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主要阶段，文章重点探讨在此民营化进程中3家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化。同时，因为经营绩效存在的滞后效应，所以实际的考察阶段选择为1993年至2007年的15年间。
参照日本交通省对铁路旅客运输企业绩效的评价标准，文章选择从盈利、资产营运、债务、融资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对企业经营绩效进行评估，其中盈利指标为销售收入、利润额、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净利润/销售额×100%）、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资产营运指标为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100%），偿债指标为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融资指标为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长期负债的利息总额/长期债务总额×100%），可持续发展指标为资本累积率（资本累计率=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100%）。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JR东日本旅客铁道会社网站、JR西日本旅客铁道会社网站和JR东海旅客铁道会社网站。
三、分析讨论
1987年4月1日，日本国铁分割民营化，东日本旅客铁道会社成立，标志着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开始。1993年5月，JR东日本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向公众发售公司62.5%的股份；1999年8月，JR东日本通过第2次公开发售，国有股份比例下降至12.5%；2002年6月，JR东日本的股份100%由公众持有，实现了全部民营化。1987年4月1日，西日本旅客铁道会社成立；1996年10月，JR西日本上市首次向公众发售公司68.3%的股份，2004年3月将剩余的国有63.4万股出售给独立行政法人铁道建设和运输设施整备支援机构，JR西日本实现了全部民营化。1987年4月1日，JR东海旅客铁道会社成立；1997年10月，JR东海旅客铁道上市首次向公众发售公司60.4%的股份；2005年7月，将剩余的国有股权出售给独立行政法人铁道建设和运输设施整备支援机构，JR东海实现了全部民营化。3家铁路公司从首次上市出售国有股份，直至全部股份由公众所有，自1993年开始直至2007年，完成了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主要历程，我们将重点讨论在此期间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化。
总体来看，1993年通过民营化实施公开出售股权开始直至2007年，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的销售额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总体经济环境转好的2000年以后数年，销售额快速增长，显示出在民营化进程中明显的经营绩效提高见表1。1993年至2007年，公司经营净利润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趋势，JR东日本和JR东海利润总额快速增长，在15年间利润总额翻了数倍。JR西日本受到外部地域限制及自身业务多元化发展滞后等影响，利润增长相对缓慢，其中1999年因为清算前国铁集团的遗留债务，利润大幅下滑出现了民营化期间唯一一次经营亏损（表2）。
销售利润率是企业利润总额与净销售收入的比率，计算公式为：销售利润率=净利润/销售总额×100%。销售利润率越高，说明销售获利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销售利润率体现企业经营能力的强弱，反映销售与获利之间的关系，也是衡量旅客运输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绩效指标。表3数据显示，1993年公司民营化通过上市出售股权至2007年，JR东日本的销售利润率由2.4%上升至6.6%，JR西日本由3.0%上升至4.5%，JR东海由2.2%上升至10.2%，均呈现不同程度的稳步增长趋势，说明3家公司在民营化进程中的盈利水平逐步提高。
净资产收益率是利润额与平均股东权益的比值，计算公式为：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净资产收益率数值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反之则越低。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将国有股权逐渐出售给公众，对于企业所有者的民间机构和法人，净资产收益率是其关注的重要经营指标。表4数据显示，1993到2007年，除了个别年份以外，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的净资产收益率都稳定在8%以上，JR东日本和JR东海的净资产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在民营化的1993年至2007年间，三家公司独立经营以后处于良好的盈利水平，特别是与民营化分割前几乎年年亏损的JR集团相比较。
总资产周转率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营业收入同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计算公式为：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100%。总资产周转率是评价企业的资产经营质量和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总资产周转率数值越大，说明企业销售能力越强，资产周转越快，资产经营质量和效率更高。铁路旅客运输是一项大规模投资行业，因此总资产周转率对于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尤为重要。表5数据显示，JR东日本的总资产周转率由1993至2001年期间的30%提高到2002至2007年期间的40%，JR西日本的总资产周转率稳定在50%（除了1995年以外），JR东海的总资产周转率由20%提高到30%。在民营化进程中，JR西日本的资产经营能力相对稳定，JR东日本和JR东海的资产经营能力稳定上升。随着国有部分所有权的下降，企业的自主经营权逐步增加，受到政府的限制也逐渐减少，3家公司都在铁路运输的基本业务基础上积极开展多元化的经营业务，例如，零售、电子商务、物业、不动产经营等业务，因此通过提高销售收入提高了资产营运效率，促进了经营绩效的改善。
资产负债率是企业负债总额占企业资产总额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资产负债率反映了在企业的全部资产中由债权人提供的资产所占比重的大小，反映了债务偿还能力。通常来讲，债权人希望企业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对于企业所有者而言，较高的负债率可能带来包括财务杠杆效应、税前利息扣除等好处，但是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也会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和自有资本不足的状况。表6数据显示，JR东日本的资产负债率由1993年的92%逐步下降至2007年的78%，JR西日本也由1993年的89%降低至2007年的73%，JR东海在几年间内也将其资产负债率下降至84%。说明在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进程中，企业普遍在逐步降低其过高的资产负债率，逐步增加自有资本比例，逐步提高了债务偿还能力。
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是企业长期负债的利息支出总额占长期债务总额的比例，计算公式为：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长期负债的利息总额/长期债务总额×100%。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越低，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利息率越高，债务融资成本越高，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反映了企业的融资能力。表7数据显示，JR东日本的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由1993年的6.13%下降到2007年的3.45%，JR西日本由1997年的5.04%下降到2007年的3.65%，JR东海由6.39%下降到2007年的4.08%。总体来看，JR东日本、JR西日本、JR东海的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在民营化进程期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下降，企业融资能力的增强。
资本累积率是企业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同年初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计算公式为：资本累计率=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100%。资本积累率表示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是评价一家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3家公司的资本累积率状况，可以了解民营化给日本铁路企业长期经营和发展的影响。表8数据显示，在1993年至2007年期间，JR东日本的净资产数额即所有者权益逐步增加，由1993年民营化初期的6.8%上升至2007年完成民营化的11.5%。JR西日本的资本累积率的波动较大，一方面其经营绩效逐年波动较大，另一方面大多数年份其资本累积率保持在7%～9%的水平，15年的平均资本累积率是6.8%。JR东海排除因为2007年的特殊情况以外，资本累积率也呈现逐步提高趋势。说明在民营化进程中，企业逐步实现了自有资本积累，企业资本保全性增强，应付风险能力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改善。
四、结论
自1993年JR东日本向公众转让国有股权开始直至JR东日本、JR西日本、JR东海完成股权全部民营化的十五年间，三家企业的销售额以及利润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也和日本国铁民营化前持续亏损的经营状况形成了显著的对比。三家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呈现出增长趋势，说明企业不仅提高了销售水平同时也提高了盈利水平。特别是净资产收益率的持续增长，显示出企业投资回报在不断提高；总资产周转率的增长趋势，显示出企业资产经营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在民营化期间，民间法人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通过购买国有股权，实现了投资回报和增长，也显示出民营化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绩效。
在15年的民营化进程中，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由90%逐步下降至80%，显示出偿债能力的明显提高。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也呈现出下降的长期趋势，显示出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融资能力明显提高。资本累积率也呈现逐步提高趋势，显示出民营化进程中企业逐步提高自有资本比例，企业的资本保全性得到了增强。从这几项指标可以看出，在十几年的民营化进程中，企业抵抗风险能力逐步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也逐步改善。总之，在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改革进程中，从盈利、资产营运、债务、融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考察，日本铁路运输企业的经营绩效呈现出持续提高的长期趋势。
通过民营化的改革进程，改变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日本铁路运输企业的所有者由国家所有转变为民间投资者，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转变，因此企业经营能够按照更加公司化的方式去进行，企业经营绩效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经营目标，企业的所有者通过资本市场有效的监督和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改善与提高。通过民营化也去除了对原有日本国铁的经营束缚，主要运输企业包括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都在铁路运输基本业务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化经营，例如公路运输、零售、电子商务、旅游、不动产管理等业务，通过多元化经营极大的提高了销售水平和利润水平，提高了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通过多元化经营，铁路运输企业也积极参与到相关业务领域的市场竞争中，通过竞争不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营运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日本国有铁路通过民营化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作为全球铁路运输及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的典型案例之一，有两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一是渐进的民营化过程，即国有股权向公众的逐步出售，企业由国有转为混合所有再实现全部的民间所有的过程；一是按照地域范围将铁路运输划分为数家营运企业。这两点对正在改革中的中国铁路运输行业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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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绩效分析篇2
关键词：极效率数据包络分析绩效评价指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保险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国内保险业的竞争日益剧烈，迫切要求国内保险公司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经营绩效。因此，能否科学合理地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并据此分析经营管理中的优势与不足变得十分关键。目前国内对保险公司绩效的考察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多是采用一些常规单因素指标，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本文采用极效率Dea模型，有效区别出有效决策单元（绩效值＝1）之间的绩效差别，对我国9家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做出有效排序，并对各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简单评价，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极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其功能是进行多个同类样本间的相对优劣性的评价。利用数学规划技术，该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特征的同行业企业生产率评价问题。学者魏权龄也证明了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就是在相同情况下采用多目标规划解出的pareto有效解。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j=1,2,Λ,n)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
xj=(x1j,x2j,Λ,xmj)t>0
yj=(y1j,y2j,Λ,ymj)t>0
极效率模型是以CCR模型为基础，利用极效率来甄别有效DmU的效率差异，从而可以给出所有DmU的效率排序。极效率模型如下：
minθsup
s.t.
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分析
指标的选择必须满足评价的要求，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竞争力水平，在技术上尽量避免投入产出指标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全面性、客观性、代表性、可得性的原则出发，本文把各个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选取投入指标为逆费用率、逆赔付率、资金运用率、逆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而产出指标则选取资本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其中，费用率为营业费用与保费收人的比率，反映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经营保险业务发生的成本费用；赔付率则是赔款支出与保费收入之间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而资金运用率是指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总额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额的比例；资产负债率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主要用来衡量保险公司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最后，流动比率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衡量保险公司的流动资产在某一时点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表明保险公司每一元钱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支付的保障。另外，作为产出指标的资本利润率为利润与实收资本的比率，说明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额与全部资本金的关系，表明保险公司拥有的资本金的盈利能力；而营业利润率则是利润与保费收入的比率。
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选取我国9家主要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分析的样本容量为9，投入产出指标为7，很明显样本容量大于指标个数，满足Dea分析的要求。首先采用Dea对偶模型对保险公司绩效进行评价，结果θ列。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的相对绩效为1。再利用极效率Dea模型对这五个保险公司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结果华泰最优效率，永安紧随其后，接着是太保、天安和大众。最终的效率排序结果在最后一列。
从结果可以发现，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相对于人寿、平安、新华、新疆而言，是有效的。其中，人寿、大众可以看作弱有效，天安、太保则是比较有效，华泰、永安是非常有效，表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指标值比较平衡。具体分析，华泰、永安在营业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的指标值上较其他保险公司高出许多，反映综合盈利能力较强。虽然，天安资产负债率是所有保险公司中最高的，但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差，从而导致其在综合盈利能力方面低于华泰和永安。另外，新疆虽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好，但是其资产负债率却只有1.064，低于平均水平，从而使其综合盈利能力下降。在费用率和赔付率方面，华泰、永安及天安、大众远远高于人寿、平安、新华。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它们经营效益的差异。在资金利用率方面，无疑华泰、永安显得尤为突出。最后，流动比率是人寿最高，达到10.014,说明其流动负债，包括应付手续费、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未交税金等项目，在所有保险公司中最少。资本利润率最高是平安、新疆，分别达到0.637和0.538。不过，从本质上而言，虽然资本利润率可以衡量盈利能力，但是其反映的是创造单位盈利所需资本金数量，即盈利的成本。
相关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寿、太保、平安、新华、天安在营业利润率方面都较低，一方面与其保费收入投资渠道狭窄有关，另外，也受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利率下调等市场化因素影响较大。为此，应当注意增强综合盈利能力，提高经营绩效。可以通过开发新险种和产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裁减冗员并控制人员过快增长，加强理赔工作，以此控制赔款支出。资金运用方面的不足。此外，国家也应采取措施为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放宽投资限制、丰富投资品种等。而对于新疆兵团保险公司，虽然其综合盈利能力表现尚好，但是其流动负债相对其经营规模和收入情况而言，显得不合理，究其原因在于成本控制较差，资源浪费严重。为此，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应当注意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在公司内部实施严格的预算管理，以此控制费用降低成本。人寿、大众、新华的资金运用盈利率都比较低，因此，对于这三家公司来说，除了努力拓展保险业务以便扩大投资资金来源的规模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保险投资进行科学管理与高效运作。这包括科学的可行性研究、正确的投资方式、选择合理的投资结构和有效的执行与控制。对于华泰、永安而言，虽然综合绩效排名最前，但是它们在流动负债方面表现均不理想，而且永安在体现效益的指标赔付率上也存在不足，所以，它们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自身经营状况进一步加以改进，以至发挥最大效益。
参考文献：
1.魏权龄.评价相对有效性的Dea方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经营绩效分析篇3
关键词:企业社会资本;市场知识能力;经营绩效
一、引言
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中,生产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从而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然而,当信息和知识代替物质和能源成为生产的主要资源时,新古典主义理论对企业经营绩效优劣与成长差异的解释力便受到挑战,并逐渐被企业的资源基础观替代。资源基础观将资源的种类(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拓展到包括一些无形的资产,例如网络资源、市场知识能力和组织文化等。其中,市场知识能力作为一种影响企业市场绩效的战略资产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市场知识能力是一种"高阶资源",企业的一旦掌握可能获取竞争优势。市场知识能力既是企业的战略资产,又是企业能力的核心;它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关键性影响。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市场知识能力前置因素的探讨还相当缺乏。
社会资本理论运用“嵌入性”分析范式,基于镶嵌于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和能力视角,为企业市场知识能力和经营绩效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更具有说服力和综合性的解释。正如granovetter(1985)所言:“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社会资本是镶嵌于社会网络的资源组合,而企业是与经济领域各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社会网络上的纽节,其行动和绩效必然受到内外部网络的影响。企业的社会资本通过鼓励行动者(企业、职能部门或部门员工)之间增加合作、加强信息分享、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等方式影响企业市场知识的生成、扩散和响应,从而影响市场知识能力的发展;而企业在市场知识能力方面的差异最终将体现在企业的市场地位和财务绩效上。基于此,本文以市场知识能力为基点,探索企业社会资本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
二、理论综述
1.市场知识与市场知识能力。市场知识和市场知识能力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区别的概念。市场知识是指“有关市场的组织化和结构化的信息”。在此,组织化意味着它是系统处理的结果(与随机挑选相对),结构化代表着它被赋予了有用的意义(与干扰数据的直接条目相对)。而市场知识能力是“生成和整合市场知识的流程”。由此可见,市场知识是一个存量,而市场知识能力则是生成这个存量的组织流程。作为组织流程的市场知识能力其独特性在于:(1)不可模仿性,因为生成市场知识能力的过程是嵌入组织认知活动之中的,不易从外部进行观察;(2)不可转移性,市场知识生成和传播过程是从组织内部创造的,而不能在外部市场进行购买;(3)不可缩减性,由于与机械设备不同,市场知识能力的效用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消减。
根据li&calantone(1998)的观点,市场知识能力由三个组织流程构成:(1)顾客知识流程,它是指企业生成有关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当前和潜在需求信息的组织活动;(2)竞争者知识流程,它包括一系列生成有关竞争者产品和战略的知识的行为性活动;(3)营销研究与研发的对接,它是指营销和研发部门彼此沟通协调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王明华等(2004)把市场知识能力看作是有关如何创造和整合市场知识的“组织中累积性的知识”,并相应地将市场知识能力区分为顾客知识能力、竞争者知识能力和跨职能协作能力三种组织能力。
2.企业社会资本及其分析维度。有关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是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体为主要对象的。由于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要扩展到企业层次。burt(1992)首先把社会资本从个体层次拓展至企业层次,将企业作为社会资本的主体,并指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继而,gabbayetal.,(1999)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并从组织资源的视角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在他们看来企业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这一主体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而国内学者边燕杰等(2000)从组织能力的视角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企业通过与经济领域中的各个方面建立起的各种网络来摄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刘松博(2007)则从关系观的角度指出“企业社会资本是一个企业所拥有的可以为其带来价值的内部和外部的非正式关系的总和”。
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首先,企业社会资本的本质和存在形式是企业可以获取和掌握的资源和能力集合,而这种资源和能力集合镶嵌于企业的内外部网络。由于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纽节,其行为和绩效必然受到网络的影响。其次,信任是社会关系脉络中的基本要素,而互惠行为是社会网络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关键条件。因此,企业社会资本是以行动者(企业、职能部门或部门员工)间的信任和互惠为基础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此外,企业社会资本通过获取机会利益、鼓励合作行为、减少机会主义和降低监督成本等价值功能提高了组织的运营效率,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获取竞争优势。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企业社会网络,以信任和互惠为基础的,有助于提高组织流程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并获取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集合;并借鉴nahapietetal.(1998)的观点,从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和内外两个层面来分析企业社会资本对市场知识能力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
三、命题的提出
1.结构性社会资本与市场知识能力、经营绩效。企业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在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中拥有能提供各类资源的网络密度,以及在网络中成员(企业、职能部门和成员)之间的互动强度和交流深度。在企业外部网络中,企业发展并拥有高密度的关系网络,并且进行高强度的网络联系,能够强化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信息“桥梁”作用。张方华(2006)研究指出,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以及其他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信息获取和知识获取,有利于企业的市场开发和技术开发。因此,企业拥有更多具备“桥梁”作用的网络,就能够有效地收集有关顾客、竞争者和产业发展趋势等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从而有助于顾客知识和竞争者知识的生成。
从企业内部来看,jansenetal.(2004)指出营销与研发、制造部门之间常常存在关系不协调问题,由于“粘滞信息”的存在,而且解决问题所需的有关粘滞信息分布在不同的职能部门,这会大大降低企业对外部市场环境做出反应的速度和效率,因此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交互作用和整合变得非常必要。企业高密度的跨职能部门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网络成员(部门或员工)之间高水平的互动强度和交流深度加速市场知识扩散和响应,提升营销和研发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水平,从而有助于增强企业市场知识能力。
由此可见,企业拥有高密度的内外部网络,以及在网络成员之间具有的高强度网络联系,为企业收集有关顾客和竞争者的市场知识,以及提高市场知识的跨职能边界和跨管理层级流动提供了网络基础,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知识能力和经营绩效。因此,本文提出:
p1: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市场知识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p2: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市场知识能力、经营绩效。企业的关系性社会资本是指企业通过内外部社会网络创造和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主要包括网络中成员间的信任和互惠行为。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期望,可缓解对合作伙伴机会主义行事的担心;而互惠行为则是信任基础上行动者之间的利他行为。信任和互惠行为使企业之间可自由地共享顾客和产业信息、承担风险和创新;同时还可以减少合作伙伴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市场知识转移成本,提升企业市场知识能力。
企业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和互惠不仅对于企业与外部环境联系而言非常重要,对于企业跨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亦具重要意义。营销和研发、制造部门之间存在跨部门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双方之间相互不信任。信任不仅在企业内部信息和市场知识交换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有助于“粘合”各个与市场相关的关键职能部门,提高企业内各部门,以及部门成员决策和行动的一致。就部门成员而言,强关系通常可以为个体带来信任、互惠和义务等。个体在从强关系中获取、理解和消化知识和信息时,信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控制了信任因素的影响之后,从强关系中接受的有用知识比从弱关系中更少;并且,在默会知识的转移中信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企业与外部网络行动者之间,以及企业跨职能部门、跨管理层级建立信任,能提高行动者之间互惠行为的发生几率,提高市场知识管理流程的效率和一致性,从而有助于企业提高市场知识能力、快速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本文提出:
p3:关系性社会资本对市场知识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p4:关系性社会资本对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3.认知性社会资本与市场知识能力、经营绩效。企业的认知性社会资本指行动者双方之间可通过共同语言、愿景和规范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表现为共同理解、解释和含义系统的资源与能力组合。就企业外部网络而言,企业间相互认同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愿景会提高彼此间网络强度和关系密度。行动者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会提高其信息和知识分享的水平和行动一致性的程度。chisholm&nielsen(2009)指出,不同企业在市场知识分享和研发互补方面成功地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是企业资源价值彼此认同,以及对市场发展趋势较为一致的判断,
在企业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在目标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是导致部门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营销部门要求产品的差异化和高质量,而研究开发部门具有追求产品的技术先进性,生产制造部门则注重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这种来自于企业内各部门利益的差异性需要通过在组织内部建立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并发展共同的企业愿景和行为规范进行“粘合”,减少跨部门的摩擦和冲突,增加组织流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从而提高市场知识跨部门流动的效率。
总之,企业在内外部网络中形成的共同语言、规范和愿景能促进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企业跨职能部门,以及部门成员之间观念的一致性和行动的协调性,使企业能对市场知识进行快速的扩散和响应,提高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从而增加企业的市场反应性和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
p5: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市场知识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p6: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4.市场知识能力与经营绩效。市场知识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学习能力或创新能力,它能够使企业通过对市场知识的学习和响应,快速而有效地适应市场变化,满足市场需求。narver&slater(1990)基于市场导向的视角指出,市场情报的生成、传播和响应对企业的业务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而morgan(2009)的研究发现支持了认为企业市场导向过程与经营绩效正相关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市场导向对企业的价值要获得充分地实现,需要与之互补的组织能力介入。由此可见,市场知识能力是企业战略营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提出:
p7:市场知识能力对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构成本文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结论表明:企业社会资本从结构、关系和认知三维度影响市场知识能力与经营绩效。结构性维度是反映关系结构的社会资本,就企业市场知识能力而言,结构性社会资本为市场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提供的网络基础;认知性维度和关系性维度都是反映关系质量的社会资本,在企业市场知识能力发展方面,它的功能在于提升市场知识生成、扩散和响应的质量和效率。具体地讲,在企业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方面,企业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以及网络成员间高频率和深程度的交流扮演着信息“桥梁”作用,一方面有利于企业从外部网络获取市场知识,另外一方面能提高市场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扩散和响应,从而有助于企业市场知识能力的发展。就关系性和认知性社会资本而言,企业内外部网络中成员间的信任和互惠行为,以及共同语言、愿景和规范既有助于提高市场知识生成的质量,又有利于市场知识在企业内部跨部门之间扩散、吸收和市场响应的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率。
此外,分析也指出,企业的市场知识能力与经营绩效间存在积极的影响关系。企业优秀的市场知识能力,有助于企业及时和有效地对市场环境(顾客和竞争者)的变化做出应对(营销与研发的跨部门协调),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好的经营绩效。
市场知识能力是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核心组织能力。企业要发展市场知识能力,必须在组织内外部环境中构建有利于市场知识生成、扩散和响应的网络结构,并重视网络中关系性和认知性因素的培育。在管理实践中,企业一方面要重视外部网络的建设,积极与关键供应商、经销商,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建立较为密集的社会联系;另外一方面要在企业内部形成跨职能部门、跨管理层级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为市场知识的生成、扩散和响应奠定内外部网络基础。
对于我国企业而言更为关键的是,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内外部社会网络的建立,过分依赖社会网络带来的结构性机会。企业还应努力在内外部社会网络中形成网络成员间高水平的信任和互惠行为,以及共同语言、愿景和规范等,提高顾客信息的分享、行业信息和产业演进认识的探讨、政府管制和宏观环境变化趋势的交流等市场知识管理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与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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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方华.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概念模型与实证分析.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3):47-53.
经营绩效分析篇4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其功能是进行多个同类样本间的相对优劣性的评价。利用数学规划技术，该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特征的同行业企业生产率评价问题。学者魏权龄也证明了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就是在相同情况下采用多目标规划解出的pareto有效解。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j=1,2,Λ,n)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
xj=(x1j,x2j,Λ,xmj)t>0
yj=(y1j,y2j,Λ,ymj)t>0
极效率模型是以CCR模型为基础，利用极效率来甄别有效DmU的效率差异，从而可以给出所有DmU的效率排序。极效率模型如下：
minθsup
s.t.
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分析
指标的选择必须满足评价的要求，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竞争力水平，在技术上尽量避免投入产出指标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全面性、客观性、代表性、可得性的原则出发，本文把各个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选取投入指标为逆费用率、逆赔付率、资金运用率、逆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而产出指标则选取资本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其中，费用率为营业费用与保费收人的比率，反映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经营保险业务发生的成本费用；赔付率则是赔款支出与保费收入之间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而资金运用率是指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总额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额的比例；资产负债率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主要用来衡量保险公司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最后，流动比率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衡量保险公司的流动资产在某一时点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表明保险公司每一元钱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支付的保障。另外，作为产出指标的资本利润率为利润与实收资本的比率，说明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额与全部资本金的关系，表明保险公司拥有的资本金的盈利能力；而营业利润率则是利润与保费收入的比率。
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选取我国9家主要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分析的样本容量为9，投入产出指标为7，很明显样本容量大于指标个数，满足Dea分析的要求。首先采用Dea对偶模型对保险公司绩效进行评价，结果θ列。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的相对绩效为1。再利用极效率Dea模型对这五个保险公司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结果华泰最优效率，永安紧随其后，接着是太保、天安和大众。最终的效率排序结果在最后一列。
从结果可以发现，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相对于人寿、平安、新华、新疆而言，是有效的。其中，人寿、大众可以看作弱有效，天安、太保则是比较有效，华泰、永安是非常有效，表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指标值比较平衡。具体分析，华泰、永安在营业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的指标值上较其他保险公司高出许多，反映综合盈利能力较强。虽然，天安资产负债率是所有保险公司中最高的，但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差，从而导致其在综合盈利能力方面低于华泰和永安。另外，新疆虽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好，但是其资产负债率却只有1.064，低于平均水平，从而使其综合盈利能力下降。在费用率和赔付率方面，华泰、永安及天安、大众远远高于人寿、平安、新华。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它们经营效益的差异。在资金利用率方面，无疑华泰、永安显得尤为突出。最后，流动比率是人寿最高，达到10.014,说明其流动负债，包括应付手续费、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未交税金等项目，在所有保险公司中最少。资本利润率最高是平安、新疆，分别达到0.637和0.538。不过，从本质上而言，虽然资本利润率可以衡量盈利能力，但是其反映的是创造单位盈利所需资本金数量，即盈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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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绩效分析篇5
摘要：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商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合理分析评价企业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本文以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通过表内分析，运用财务结构分析和财务比率分析，对比2012―2014年的财务数据，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对企业的资产和权益的变动情况做出恰当的评价，进而判断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说明当前企业经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资产负债表结构分析财务比率分析局限性
前电商企业的业务模式繁多、业务复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的普及、物流的便捷和支付方式的创新，使得电商企业成为当下的热门行业。在金融风险频发的情况下，电商企业要实现可持续经营，迫切需要提高经营绩效财务评价分析的能力。从单项财务指标是不能分析出企业财务经营状况的，为了综合分析电商企业的经营绩效，可以综合财务结构分析和财务比率分析法，充分准确地评价企业的综合财务状况。本文以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云商”）为例，以该公司2012―2014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为基础，分析企业新的经营模式是否适合当今时代的潮流，以期为电商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电商企业经营绩效财务分析――以苏宁云商为例
苏宁电器于1990年成立于江苏南京，是商业界的佼佼者，是国家商务部重点培育的全国15家大型商业企业集团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该公司2004年7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自上市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苏宁电器被巴菲特杂志、世界企业竞争力实验室、世界经济学人周刊联合评为了2010年（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的100强企业，并且取得第61位的排名。此外，在2013年胡润民营品牌榜中苏宁电器凭借130亿元的品牌价值，取得第九位排名。为了适应企业经营形态的变化，2013年2月19日公司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次更名不仅是苏宁科技转型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也标志着苏宁云商新型模式的诞生。苏宁一方面拓展经营品种，另一方面加强科技创新，最终于2013年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
资产负债表是企业三大主要财务报表之一，通过分析苏宁云商的资产，可以了解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结构和经营规模，从而判断企业经营能力的强弱；通过分析企业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可以了解苏宁云商运用外部资金的能力；最终较为准确地分析苏宁云商在未来的市场是否更具优势，更为客户信任与青睐。
二、苏宁云商具体财务分析
（一）财务结构分析。
1.流动资产结构分析。流动资产是指在一年内变现或者超过一年但在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出售或者耗用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和存货等，在这些流动资产中每类资产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同时各类资产的流动性程度也不一样，为了进一步了解企业的资产状况，编制如下流动资产结构分析表（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苏宁云商的流动资产以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和存货为主，货币资金持有数量在2012―2013年上升，在2013―2014年下降，预付款项则在2012―2013年下降了近三个百分点，在2013―2014年上升了近三个百分点，此外，应收账款逐年下降，存货逐年上升。结合公司经营背景可知，公司2013年的战略目标是转变新型经营模式，所以持有的货币资金相应下降，将相应的资金运用于公司的转型上。预付款项的下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经常从几家固定的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取得了供应商的信任，获得了采购优势，即使采购规模不断扩大，但是预付的金额却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可能是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升，公司经过合理规划，评估了成本与盈利之间的关系，鉴于弊大于利，所以减少了原材料的采购数目；预付账款的后期上升，则可能是经营模式的转变，需要扩大供应商，也可能是因为公司实现转型后效益较好，扩大了生产规模，进而扩大了原材料的购买量，总之，预付账款的变化说明了公司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应收账款的下降和存货的上升也是紧密联系的，存货的销售会导致应收账款的上升，相反，则导致下降。应收账款的下降可以说明货款回收速度较快，但从消极方面来说也可能表明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存货较多，流动性较差，成本也相对较高，不利于公司发展。
2.非流动资产结构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苏宁云商的非流动资产结构近三年来比较稳定，其中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比重较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比重减少，但基本是稳定状态，说明公司注重内涵式的发展。另外，公司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等项目，说明公司注重多元化经营。
3.流动负债结构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苏宁云商的流动负债中，以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为主，应付票据占流动负债的58%左右，应付账款约占25%，说明公司懂得合理运用资金，短期借款比重相对较小，表明偿债压力较小。
4.非流动负债结构分析。从下页表4可以看出，公司的非流动负债中以应付债券和其他非流动负债为主，长期借款比重较小，说明公司成本相对较低，另外也证明了公司的信誉值比较高，为社会大众所信任。
5.股东权益结构分析。下页表5显示，苏宁云商的股东权益近三年来相对稳定，实收资本和未分配利润占比最多，两者之中未分配利润占据总资本的一半以上，说明公司偏向于运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相对举债来说，经营成本较低，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公司的经营实力，股东愿意将资金留在公司谋求利益，寻求更好的发展，可以说公司和股东会实现双赢。
（二）财务比率分析。
1.流动比率分析（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公司2012―2014年的流动比率分别为1.22、1.3、1.23，基本呈现下降趋势，并且行业平均值大致为1.4，行业最高值为2.4，显示公司的偿债能力逐步下降，与同行业相比偿债能力较弱。但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公司可以减少现金、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的持有量，所以成功公司的流动比率一般都比较低。
2.速动比率分析（扣除存货之后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公司2012―2014年的速动比率分别为0.84、0.88、0.81，呈现下降趋势，显示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降低，结合同行业的状况来看，公司的速动比率低于行业平均值。流动性相对较弱。
3.资产负债率分析（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公司2012―2014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1.48%、61.78%、65.10%，呈现上升趋势，但基本变化不大，资产总额也不断上升，只是负债总额上升的幅度大于资产总额上升的幅度，导致资产负债率逐渐上升。行业资产负债率大约为70%左右，考虑到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行业平均值，并且资产总额也在不断上升，可以初步判断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强。
4.产权比率分析（债务与权益的直接比较）。公司2012―2014年的产权比率分别为1.6、1.61、1.87，呈现上升趋势，股东权益在2012―2013年有所上升，在2013―2014年却呈现下降趋势，但负债总额却不断上升，结合公司背景和其他资料，可知股东暂时将资金留在公司用于进一步发展，所以股东权益有所下降，同时，公司2014年致力于发展新型经营模式，所以需要举借外债，这表明虽然权益对负债的保障程度有所下降，但公司的发展前景趋势较好。
5.有形净值债务率（企业负债总额与有形资产的比率）。公司2012―2014年的有形净值债务比率分别为-1.78、2.04、2.43，呈现上升趋势，负债和无形资产的比重逐渐上升，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6.资产增长率分析。公司的总资产在2009年迅速上升之后，便基本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一方面与公司经营策略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行业发展周期相关，见表6。
7.资本积累率分析。资本积累先是下降，后期又上升，虽然2014年再次有所下降，但从股东权益的数额来说，仍然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见表6。
三、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问题。一是在家电行业高速发展、整体行业受到挤压的状况下，苏宁云商迅速扩张，实质上会有资金压力。二是企业在成长阶段对于外部融资会有较强的依赖性，企业如果希望取得长期发展，就必须逐步降低这种依赖性。从公司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全部资金来源以负债为主，且逐年上升，从2012年的61.48%上升到2014年的65.10%。三是历史成本计价具有局限性，无法反映资产与负债的真正价值，以其为基础编制的资产负债表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缺乏可靠性。
（二）对策。一是为了解决资金方面的压力，加强并购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减少建设期间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强了垄断优势，同时减少了与同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压力。二是完善采购模式，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公司可以坚持集中采购的模式，从而在与供应商谈判时掌握主动权，最终降低供货成本，减少资金需求，从而减少外部融资。开拓新型家电服务业，成本低、利润高，可以快速回笼资金，最终降低外部融资，公司经营风险会变小。三是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在熟悉市场行情的情况下自愿进行资产交换和债务清偿的金额。在公允价值模式下，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得到了比较真实的反映，提供的信息更具可靠性，对于使用者来说也相对有利。
四、总结
通过对苏宁云商近三年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初步判定苏宁云商的产品较具竞争力。结合公司经营背景可知苏宁云商在2014年也进一步推进了互联网转型的道路，虽然在对苏宁云商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有些情况不容乐观，但是鉴于公司在2014年更加注重推广市场，提升人员素质和强化物流平台的建设，这一切从短期来看影响了公司的运营效益，长期来看，苏宁云商线上线下的经营模式将更加适应网络时代，最终将增强客户的购买力，在未来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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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绩效分析篇6
关键词：中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权结构；经营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4-0188-03
0引言
公司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是公司绩效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目前为止尚无明确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之间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的学者提出了它们之间非线性的假设但所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有些牵强。
本文从一定假设出发，通过建立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并用图形来展示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紧接着，从分析结果出发尝试性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为我国中小企业提高经营绩效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1样本的确定与指标选取
1.1样本选取截止到2014年4月底，在深市上市的中小企业达719家，作为研究样本，为确保研究结论说服力应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于是对原始样本做以下处理：首先，为更好地分析各公司近期经营状况，选取2007年以前在深市上市并且在2004到2013年持续经营的公司；其次，本文研究的股权结构是a股结构，因此只保留发行a股的公司；再次，在样本中剔除St和*St公司；最后，为保证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剔除净资产收益率过高和过低的15家公司，此外，剔除当年因信息披露方面的原因受到证监会的处罚和谴责的18家公司，最后共得到研究样本139家。
基于此，本文将收集的139家公司数据作为分析来源，对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数据由和讯网公布的信息、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数据和大智慧行情分析系统获得。
1.2变量选择与定义本文选取反映公司绩效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Roe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是考虑到其能科学地衡量公司的获利能力。
在分析资本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时，选取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因该指标反映公司的财务能力；选取公司规模做为控制变量，因规模不同公司盈利能力不同，本文将公司规模取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在分析股权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时，采用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Z）为解释变量，Z指数为第一大股东持股与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重之和的比例，选取Z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是考虑当第一大股东增持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去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但当第一大股东持有比例越来越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因此就不会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本文将将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这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在文中做为控制变量用赫尔芬达尔指数（HeRF）表示。
2理论阐述与假设
2.1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阐述与假设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本文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公司财务能力的重要指标，它表示企业总资产中有多少是通过负债筹集的，该指标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企业负债偿还能力和经营风险的重要判断标推，对企业投资人和企业债权人来说都十分重要。
实践中，过高的负债率表明企业财务风险太大，过低的负债率表明企业对财务杠杆利用不够，因此难以用资产负债率的高低来判断公司经营业绩的优劣。同时由于负债对企业的税盾作用以及对管理者治理公司的约束作用，其在一定的范围内负债对公司绩效的有正面影响，但是随着负债比例提高，企业财务风险加大，负债为企业带来的正效应不断减小，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资产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
2.2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阐述与假设股权结构一般表现为股东所持股份的比重。通常用股权集中度指标衡量，通过前五大或前十大股东所持股份比重表示。该层意义下的股权结构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股权高度集中，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二是股权高度分散，任何股东对公司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三是公司拥有较大股东，虽未达到绝对控股，但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当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时，股权结构可以在公司内部形成良好的制衡以约束各利益方行为，因而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良好，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度，超越这个度也即第一大股东增持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公司绩效表现下降；但同时也应注意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逐渐增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利益趋于一致，因此不会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公司绩效表现渐趋良好。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股权结构与公司的绩效呈现U型关系。
根据上述理论阐述与假设，依据公司经营绩效的研究架构，本文从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3模型的建立与回归分析
3.1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分析为分析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先不考虑股权结构指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仅用解释变量LeFt和控制变量lnSiZe对运营绩效指标Roe进行回归，所用模型如下：
其中Roei是被解释变量，LeFt为解释变量，lnSiZe为控制变量，c为截距项，εi为变量残差项。资本结构变量对Roe的回归分析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可决系数R2为0.94，说明方程拟合较好。同时可看出，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倒U型的，即一定的负债范围内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良好。此外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正在处于“规模经济”时期，资产规模的扩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正面的。事实上，如果单考虑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利用eviews软件可得这二者的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
3.2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分析为分析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指标的影响情况，这里不考虑资本结构指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用解释变量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Z）和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HeRF）对绩效指标Roe进行回归，所用模型如下：
模型中Roei依旧是被解释变量，Z为解释变量，HeRF为控制变量；c为截距项，εi为变量残差项。股本结构变量对Roe的回归分析见表2。
由表2可看出，可决系数R2为0.94，说明拟合效果好。同时可以看出控制变量HeRF指数对Roe的影较小，并且t检验显著性水平不高。Z指数与净资产收益率是二次函数的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股权越集中，公司经营绩效越好，也即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公司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与朱键武（2005）的研究结论相背，也与多数对股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研究结论相背。本文认为第一大股东增加持股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就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去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公司绩效表现欠佳，但当最大的股东持有的比例变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因此不会去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公司绩效表现良好。实际上，若仅考虑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用eViews软件进行这二者关系的非线性估计时，可得二者的U型关系，如图2所示。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用139家公司的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公司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经营绩效是一种倒U型关系；反映公司股权结构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其经营绩效是一种U形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构建我国公司合理的经营结构提高其经营管理绩效，本文尝试性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维持一定的负债水平。适度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既能表明企业投资人、债权人的投资风险较小，又能表明企业具有较强筹资能力，并且一定的负债的运用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但其对企业的治理作用并不是无限的，负债超越一定的范围则可能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需构建适合公司提高其绩效表现的资产负债率。
第二，构建适度集中或分散的股权。适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可以在公司形成良好的制衡机制，约束各利益方的行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度，越过这个限度公司绩效表现就会下降；同时应注意维护并保持控股股东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给予否定，因为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增加时，他的利益和公司利益趋同，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表现。因此，构建适度集中的或分散的股权可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对实现我国公司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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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绩效分析篇7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1-0029-04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面对加入wto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如何提高商业银行绩效，已成为构建市场经济体制金融基础的一项迫切任务。随着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的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进行新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特别是近两年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银行业的上市步伐加快。已有十四家商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各上市银行经营绩效不尽相同。固然，影响上市银行绩效差异的因素很多，本文从股权视角进行探讨。
一、银行股权集中度与绩效的理论分析
委托理论是随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而产生。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委托的权利。在委托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自己财富的最大升值，人追求收入和闲暇时间最大化，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
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关系，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公民与政府官员、原(被)告与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为了预防人的败德行为，委托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对人进行激励，力求实现激励相容；另一方面对过程实行监督，充分发挥“经理人市场”的作用，使得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要求。
基于委托理论，上市银行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完善治理机制，保证委托人和人之间达成有效协议，保证银行实现较高的经营绩效。然而，股权集中度的不同将造成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差异，因此，我们从以上三方面分析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一)激励机制下的股权结构与绩效分析
对于股权集中度很高的上市银行，控股股东往往会派出直接代表或者本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由于董事长(或总经理)是控股股东的直接代表，因此，其利益和股东利益更为一致。
股权分散的上市银行，经营者利益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经营者通常掌握了控制权，并且分散的股东缺乏激励经营者的动力，难以使经理人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事，可能发生经理人员过度浪费资源的现象。
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相对控股股东拥有一定数量的股权，因此，他们有对经营进行控制的动力，能够对经营者实施一定的激励措施来督促他们努力工作。
(二)监督机制下的股权结构与绩效分析
委托关系的产生使得监督机制尤为重要。监督机制的有效发挥能够降低成本，督促经理人努力工作，提高绩效。股东是真正直接有效的监督者，股权集中度对股东监督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上市银行股权过于集中时，大股东有充分的激励去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但这种结构下大股东往往扮演着自己监督自己的角色，监督可能无效徒劳，导致效益的损失，特别是大股东拥有绝对控制权时更是如此。
相反，在股权分散的上市银行中，股东对经理的监督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监督经理要付出成本，监督作为“公共品”是集体行动而不是个人行为，因而分散的股东便各自存有“搭便车”动机，都想去享受监督带来的利益。并且信息的不对称容易使股东轻信于经理人，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就使得监督机制不能发挥作用，造成效益的降低。
对于有相对控股股东的上市银行，有相互制衡的股东，各大股东由于拥有一定的股权，弱化了“搭便车”动机，有监督经营管理的动力。所以，该种股权结构下的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往往是最有效的。
(三)约束机制下的股权结构与绩效分析
股权集中度不同，经营者的行为内部和外部制约的程度也不同。我们分别从内部约束(经理人更换)和外部约束(外部接管)来讨论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对约束机制与银行绩效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不同，上市银行被外部接管的可能性不同。对于高度集中拥有绝对控股股东的上市银行，大股东能对银行实现完全控制，操纵重大决策，阻止被外部接管。在没有外部接管的压力下，经理人提高银行绩效的积极性也就降低了。相反，股权分散的上市银行，相当数量的股东持股数较为接近，单个股东的作用非常有限，股权流动性增大了被外部接管的可能性，对经理人产生了压力，促使他们努力工作，提高银行绩效。
经理市场的存在以及经理更换的压力，是促使经理努力工作的重要原因。股权集中度不同，经理人被更换的几率不同。在绝对控股的上市银行中，经理人代表着大股东利益，他不大可能在与其他人争夺权的竞争中失利，除非失去大股东信任。因此，有绝对控股股东的上市银行，经理人更换的几率较小。在股权分散的银行中，虽然存在权争夺的机会，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小股东的搭便车心理，使得他们容易受经理人意见的影响，缺乏更换经理人的动力。事实上，分散的股权结构并不利于权争夺机制发挥作用，提高银行的绩效。在股权相对集中的小银行中，相对控股股东的地位容易动摇，强行阻止经理人被更换的可能性较小，相对控股股东有动力去发现经营中的问题，并取得其他股东的支持，提出更换经理人的意见。以上分析，可以用表述如表1。
二、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的主要模式
根据股权集中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股权高度集中型商业银行
政府一般是这种银行的大股东，处于相对控股甚至绝对控股地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属于国家银行，股权结构最为典型。这种股权结构极易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
(二)股权高度分散型商业银行
这类商业银行依托发达的资本市场，股权由机构投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持有，以英美商业银行最为典型。在美国的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中，机构投资者约占30％-70％，其余均为散户投资者。即使是大股
东，所持有的股份也只占银行总股本的1％-3％左右。这种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容易导致股东短视行为，将注意力集中于银行近期利润，希望通过股票或资本利得收益，而非持有股票获得银行长期发展的增值。
(三)股权相对集中型商业银行
这类银行股权由少数法人组织集中持股，法人之间相互持股现象普遍，以德日商业银行最为典型。日本的银行业高度集中，大商业银行与大工商企业组成工商与金融集团，在集团内部之间相互以法人形式持股，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由于主要由股东相互持股，很少参与股票市场交易，银行的股权结构较为稳定。股东比较关注公司发展，追求公司的中长期目标，所以，这类银行经营较为稳健。日本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经营良好，很少发生银行危机现象。
以上是银行业股权集中度最基本的三种，其他模式都是这三种类型的演化。
中国上市银行尽管与国际上通常高度集中型股权导致绩效相一致，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即股权高度集中在国家。国有股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对国有资本真正有决策和行为能力的是国家，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经营主要借助于行业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由于链过长以及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匹配，使机构缺乏动力去有效监督经营者，造成国有产权主体虚置和“内部人控制”现象。另外，国有股的机构除了经济目标之外，还会谋求行政目标，使国有资产的机构在行使权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在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不一致时，可能会牺牲所有者的利益追求政治目标。
三、银行股权集中度与绩效的实证分析
考察我国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会发现，既体现了资本市场转轨时期的特点，又合乎现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展态势。依据前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到，股权集中度通过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及约束机制传导，影响银行的绩效。这里的实证分析分别选取股权集中度指标和上市银行绩效指标。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1、上市银行。选取了前十家上市银行(深发展a、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做实证分析，未将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建设银行纳入分析中，是由于这四家银行上市时间短，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偏离。
2、股权集中度。为了衡量我国上市银行的股权集中度水平，选取前四大股东所占的比重之和。一方面是受产业集中度指标的启示，另一方面通过观察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发现，前四大股东所占的份额与其后股东所占份额差距甚大，因而能够显著的反映集中度。上市银行前十大股东所占比重的资料见表2。
3、绩效指标。现实研究中，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有很多，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进行分析。表3列示了十家上市银行2007年06月30日的净资产收益率的数值。
民生银行的半年报中资产收益率为6.57％，是因为非公开定向增发增加了较多的净资产，全面摊薄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加权平均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80％。
(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的相关分析
表4列出了计算出的股权集中度和净资产收益率，为了得到二者的相关度，本文给出了每个银行的股权集中度由低到高的排序，以股权集中度最低的银行排序为“1”，最高为“10”，同时每个银行也按净资产收益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见表4。
将表4中的股权集中度排序和收益率排序，我们可以看到，收益率排序与集中度排序很好吻合，含义是：股权集中度相对越低的上市银行其资产收益率相对越高。
依据表2计算得到十大股东所占比重之和，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比重为30％外，其他商业银行十大股东占比都在50％左右，最多的中国银行比重达97.09％。说明这些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至少是“相对集中型”，多数属于高度集中型，“相对分散型”不存在。这样，股权集中度由高到低，实际上是高度集中型向相对集中型的过渡，结果是集中度越低，资产收益率越高。
四、主要结论
通过对委托理论的分析，以及我国十家上市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我国十家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均属于相对集中型和高度集中型，不存在分散集中型。
经营绩效分析篇8
【关键词】有色金属行业；经营绩效；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1-0067-06
有色金属行业的地位极其重要，行业的发展成为了国民经济的先行指标。有色金属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铝、钛是战略武器、航天器的基本结构材料；单晶硅、铜材是支持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基本材料；稀土、铅、锌、镍等有色金属是新能源开发的支撑材料。我国是世界有色资源大国之一，其中钨、锑及稀土等七种金属储量居世界第一，钼、锡居第二位，铅、锌居第四位，铜、铝居第七位。但是巨大的资源优势并没有给有色金属行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在2013年，有色金属行业供给快速增加，而需求一般，造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而且流动性减弱，造成价格普遍下跌，行业整体呈现出量升、价跌、增收，不增利的尴尬局面，行业景气度下降。对于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国内矿石普遍品质低，加工成本居高，所以长期依赖进口矿石，进口材料价格成本上升，产能持续增长，价格低迷，更是雪上加霜。在2012年公布的a股十大亏损企业中，中铝以亏损82.3亿元居于第二，中冶以69.5亿元居于第三。2012年国企亏损达500亿元，这样巨额的亏损引发我们的思考，国有公司为什么会亏损这么多，真的仅仅因为行业的环境造成的吗？本文选取了44家2009―2012年制造业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模型，采用适宜的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分析这四年国有公司与非国有公司经营绩效并进行比较，目的在于分析处于相同的行业环境中，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表现是不是好于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哪些方面要相互学习，并找到各方面的标杆公司，希望对面临战略选择的公司决策提供有益的思路借鉴。
一、文献综述
现在公司的活动越来越复杂，其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很难用确切的函数来表示，因此很多学者评价绩效通常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常用到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层次分析等。这些方法不仅规避了建立生产函数的步骤，而且忽略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Dea作为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克服了以上方法的不足。很多学者将该方法用于企业的绩效，Fukuyamaandweber（1999）使用Dea的malmquist指数对日本证券公司1988―1993年间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wangetal（2003）选取了台湾综合型证券公司1991―1993年的数据，利用Dea方法首次计算了纯技术进步率、规模效率、成本效率和配置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因素。蔡跃洲、郭梅军（2009）用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商业银行的绩效进行分析，并对股份制与国有银行的绩效进行了比较。林如海（2011）对锌铅行业进行了全要素分析，发现行业处于上涨趋势。郑名贵、谢英亮（2010）运用Dea对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总体进行了评价与分析。
目前对于国有公司的绩效研究很多，而对国有与非国有公司对比研究的则少很多，大多集中在高管薪酬对绩效的影响。周仁俊（2010）对国有与非国有管理层激励与公司绩效间关系的研究表明，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成正相关，其相关程度在非国有公司更显著。马施（2010）研究了国有与非国有管理层持股激励效应，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对于非国有公司，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更敏感。对于有色金属行业绩效的研究不是很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对整个行业绩效的研究。王新华（2011）利用主成分分析对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孟力平（2012）运用因子分析研究了有色金属行业的经营绩效。郭树华（2012）针对并购的有色金属行业绩效进行了分析。邱景平（2004）研究了有色金属的绩效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刘永祥（2012）研究了有色金属行业的eVa绩效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与国外学者对于研究方法、有色金属行业绩效和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在相同的条件下，国有公司与非国有公司绩效表现不同。但是目前对于有色金属行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整个行业的绩效，对于生产效率研究的比较少，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的研究更是匮乏，而国有资产对有色金属行业公司绩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研究的人更少。本文试图从时间序列发现整个行业的绩效情况，再通过截面数据纵向分析，将国有与非国有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问题。
二、研究方法介绍
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方法是运筹学、管理科学与数理经济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方法，是一种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用于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是否技术有效的非参数统计方法。由于非参数统计方法不需要事先设定参数，避免了错误的函数形态带来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Dea模型来测算国有与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公司的经营绩效。
（一）malmquist模型
malmquist指数最初由malmquist（1953）提出，Caves等（1982）首先将该指数应用于生产率变化的测算，此后Charnes等（1978）等人将这一理论的一种非参数线性规划法与建立的Dea理论相结合，这才使得malmquist指数在生产率测算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在实证分析中，普遍采用Fare等（1994）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无论Dea模型中的CCR模型，还是BCC模型，当加入时间因素时，会造成各期的生产前沿面不同，使得各期缺乏纵向比较的基准，即CCR模型和BCC模型只适用于截面数据来横向对比评价单元的效率。但是malmquist指数可以有效弥补以上研究方法的缺陷。
本文采用Fare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模型，衡量从时期t到时期t+1生产率的变化。基本原理为假设共有n个决策单元，t个生产日期，以t和t+1表示两个不同的生产日期，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公式如下：
mi（Xt+1，Yt+1Xt，Yt）=■・■■
其中D■■（Xt+1，Yt+1）代表以第t期生产前沿面为基准的第t+1期技术水平，D■■（Xt，Yt）代表第t期技术表示的当期技术效率水平，D■■（Xt+1，Yt+1）代表以第t+1期的技术表示的当期技术效率水平，D■■（Xt，Yt）代表以第t+1期的技术表示的第t期技术效率水平。
malmquist指数在不变规模报酬假设下又可以分解为综合技术效率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当规模效率发生变化时，综合技术效率指数（effch）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malmquist指数分解模型如下：
mi（Xt+1，Yt+1Xt，Yt）=■・■■
=■・■・■■
（二）输入输出指标体系设计
根据相关文献选取了用于国有与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输入输出指标（详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采用2009―2012年四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很多文献中考察年限都较长，但是考虑到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较长考察年限内上市公司上市时间的差异，数据完整的样本数量过少，所以本文选取了样本量较多数据较新的2009―2012年四年的数据。由于我国目前采用的股权分类方法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法人股的所有权属性，而用终极产权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能清晰准确地划分公司所有权属性，以最终控制人为区分上市公司性质的依据也更有利于对上市公司的各项研究。本文以国有和非国有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4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单元（DmU），其中22家国有公司和22家非国有公司，在选取样本时进行了如下处理：
1.剔除St上市公司，因为极端的数值对统计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2.剔除样本期内数据不全的公司。
3.剔除样本期内公司性质发生变化的公司。
4.由于该模型暂时不能处理非正的输出指标，但是输出指标（营业利润）有较多的负值，所以对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表2为2009―2012年投入产出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全行业分析
运用Deap2.1软件，对44家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上市公司2009―2012四年间数据进行了处理，得出整个行业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平均值变动表，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看出有色金属行业冶炼与压延加工业指数平均值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综合技术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均出现下滑，只有规模效率指数出现小幅度的上升，说明行业整体绩效下降。纵观四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可以看出，除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在2010年有了小幅度的增长外，2011―2012两年持续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也在增大，反映了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全行业呈现出衰退的局面。2009―2012年四年间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累计平均下降幅度达10%以上，年平均下降幅度为3.2%。其中只有2010年相对于2009年增长了1.6%以外，2011年相对2010年下降了1.8%，2012年相对2011年下降幅度达到了9%，下降的幅度不断增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在2011和2012年进口国外原矿石涨价，造成了原材料涨价，而且近年来，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及环境成本全面上升，挤压大多数有色金属加工企业利润，造成了生产成本的增加。受国内外经济放缓影响，全球原铝市场呈现供需过剩格局，中国市场供需过剩矛盾更加突出，全球铜产量持续增长而市场需求不旺盛，锌铅市场也同样遇到产能过剩的尴尬局面。综合这些因素造成了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行业不景气的局面。
从分解指数来看，有色金属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下降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率指数，技术进步率指数在连续上升后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原因是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根据综合技术效率指数变动分解指标的情况，纯技术进步率指数年平均降幅为1%，规模效率指数年平均增幅为0.8%，可以看出综合技术效率指数的下降主要来源于纯技术进步率指数的下降，虽然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通过并购、重组或者壮大公司规模等方式取得了规模效益，但是受到企业要素分配不合理、经营效率不高的影响，导致企业的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二）国有与非国有公司比较分析
对2009―2012年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标的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国有公司与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都小于1，说明行业绩效都不乐观，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表现则更差，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综合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率指数都低于国有上市公司。总体看，国有与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下降原因是一致的，主要是技术进步率指数的下降，有色金属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很明显。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规模效率指数均大于1，均呈现规模效益。下面结合表4和图1将国有与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之间的比较分四个方面分析，并且找出各方面的标杆公司，为公司决策提供借鉴的思路。
1.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从表4可以明显看到，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平均值0.995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0.948。国有上市公司全要素指数大于1的有9家，占国有上市公司总数的40.91%，前三名分别是五矿稀土、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江西铜业，倒数前三名分别是吉林吉恩镍业，厦门钨业，北京钢研高纳科技，其中中国铝业排名第9位。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全要素指数大于1的有5家，占总数的22.73%，排名前三的是浙江栋梁新材，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苏州罗普斯金铝业，排名后三名的分别是云南临沧鑫圆锗业，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河南中孚实业。从图1可以看出国有和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全要素指数走势均是逐年下降，国有上市公司的下降幅度更大，但是国有上市公司总体还是好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综合技术效率指数提升了1.1%，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下降了1.2%。进一步分析发现纯技术效率指数是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综合技术效率指数方面有差距的原因，说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要素配置方面急需加强，公司资源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运用。
2.综合技术效率分析
根据表4可以看出，国有和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综合技术效率指数都小于1，国有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指数大于1的有13家，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只有8家。图1显示国有与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综合技术效率走势一致，下降后出现回升，根据综合技术效率指数的两个分解指标走势图来看，综合技术效率指数与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走势是一致的，说明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已经重视引进先进技术，由于行业的不景气，一些经营较差的公司被兼并重组，引起的规模效应还是有效的。在综合技术效率指数方面，国有上市公司前三甲是盛和资源控股股份、内蒙古包钢稀土和五矿稀土。非国有上市公司表现最好的是珠峰工业股份，不过珠峰工业股份技术效率指数是1.064，远低于盛和资源控股股份1.119，说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经营和管理方面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差距很大，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管理和经营已经跟不上公司规模的扩张，迫切需要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模式。
3.技术进步效率分析
表4显示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效率指数大于1的有8家，非国有上市公司只有3家，国有上市公司前三甲分别是江西铜业、五矿稀土和中金岭南，非国有上市公司最好的是浙江栋梁新材。表4国有与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指数均小于1，而且是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提高的关键因素。图1显示在2009―2012年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效率指数上升后又大幅度回落，且总体趋势一致。结合2012年行业环境来看，可能是由于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2011年处于产能增加的阶段，到2012年出现了产能过剩，导致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优秀的人才更多地流向国有上市公司是非国有上市公司软件方面的硬伤，人才是企业的灵魂，受过专业培训的高素质人才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十分匮乏，人才的缺少使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效率大打折扣。
4.纯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效率分析
从表4看出，国有和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指数均大于1，所以企业可以通过并购，重组或者扩大企业规模来达到规模效益。图1显示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纯技术效率指数增长幅度大于国有上市公司，说明非国有上市公司正努力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经验，并且收到了效果。而对于规模效率，整个行业并购重组的势头强劲，且规模效益有递增的趋势。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2家国有与22家非国有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企业2009―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从时间序列上进行分析，发现样本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小幅度增长后持续下降，下降的幅度增大值得警惕。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下降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率指数的下降。从44家公司截面数据的纵向分析发现，国有和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小于1，指标图的走势都是一致的，说明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处在相同的行业环境下，表现一致。针对本文的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由于国有与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规模效率指数均大于1，所以继续鼓励公司间加强并购重组力度来实现规模效益，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规模效益对效率的贡献还是主要的，尤其鉴于非国有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小、散、乱的局面，走兼并重组的道路不失为一个有利的选择。
2.全要素生产率对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依赖性，组织创新和管理效率已经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加强组织创新，提高管理效率，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模式势在必行。应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和管理的力度，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改变单一的经营模式，寻求多元化经营，提升技术进步率，促进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的发展。
3.由于国有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上市公司总体好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所以非国有上市公司要多向先进的公司学习制度和管理理念，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引进先进的人才，学习先进的技术，勇于创新，缩小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差距，才能在行业中生存。国家也要在政策上扶持非国有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效健康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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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绩效分析篇9
关键词：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因子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9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2013年部分财务指标，使用因子分析法评价银行经营绩效水平。指标为成本收入比、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总资产增长率、非息收入占比、流动比、营业收入增长率、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率8项，依次表示为变量X1～X8。
本文选取的8项指标中，成本收入比是负向性指标，需转换为正向性指标。令Xi′=1/Xi，（假设Xi>0，i=1，2，…，p），其中p为需要研究的指标个数，Xi′就是转化处理之后得到的正向性指标。之后，取的是均值为0，方差为1的Z-score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通过用SpSS200软件对经过处理后的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判断其因子分析的适当性。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值为0.542，Kmo值为0.542，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36.553，Sig值为0.000
本文选用主成分的方法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如下的解释的总方差表。
本文选择特征值超过1的数作为公因子，由上表可知，这样的特征值分别为2.642、2.080、1.685，因此选取三个公因子，依次表示为F1，F2，F3。累积方差达到了80.094%，可以解释原始变量的信息。
为了进一步研究三个公因子和8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出因子载荷矩阵。但是不经过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三个主因子所对应于各个变量的载荷值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各个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不突出，这将不能对因子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需要对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使各个成分因子的载荷值尽可能地向0和1两边极值转化。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了旋转，经过4次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发现，各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较为突出，第一公因子F1营业收入增长率、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率及存贷比。可以把第一公因子F1命名为收入增长性公因子。
第二公因子F2包括资本充足率、成本收入比、非息收入占比，可以把第二公因子F2命名为安全性公因子。
第三公因子F3包括流动比、总资产增长率，可以把第三公因子F3命名为流动安全性公因子。
F1至F3三个公因子解释的累积方差达到了80.094%，基本上涵盖了样本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量。
通过回归分析获得成分系数矩阵，据此建立因子评价模型如下：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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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绩效分析篇10
在FDi背景下，企业对产权结构的选择是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大多数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这种现象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FDi尚未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有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出现加速趋势。联合国跨国公司投资司披露的信息表明，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2年底)，经中国商务部批准的境外投资企业共6960家，中方投资总额为93.4亿美元。目前，绝大部分研究中国企业FDi的文献仍停留在对外投资状况的介绍、投资特征的描述和投资发展战略的探讨等宏观层面，对企业在
FDi条件下产权结构的抉择、产权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几乎为空白。本文认为，为了有效地推进中国企业FDi，去除决策时的盲目性，归纳出一般化的指导原则，提高FDi绩效，了解和认识中国现有企业产权结构特征和经营业绩的现状非常必要。这里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因果关系模型来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影响中国企业产权结构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第二，不同的产权结构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有何影响作用。在此模型中，企业优势、投资环境、企业战略和国际化经验等作为影响企业选择产权结构的关键因素，而合适的产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对FDi中产权结构安排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理论解释主要是交易成本理论和战略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从交易成本角度来权衡不同产权结构利弊，认为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产权结构就是最合适的(williamson1985)。交易成本理论特别提出了，当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存在时，合适的产权结构可以成为保护专用资产和减弱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的重要手段。andersonandGatignon(1986)以及其他多位学者通过对“先进技术”和“产品差异”这类专用资产的集中研究，发现企业的资产性质会极大地影响企业产权结构的选择。另一些学者在把“市场营销技巧”作为资产专用性关键变量考察时，也得到了与上述相同的结果。关于环境不确定性，大多数研究对之解释为“环境变化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例如，Heide和John1990)。还有一些研究从环境的变动性和环境的复杂性两个方向来定义环境不确定性，前者指环境变化的频率，后者指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市场差异程度，认为二者对产权结构有不同方向的影响(Klein1989)。
企业战略理论强调企业未来的竞争态势对产权结构选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些专题研究多元产权结构的文献提出，很多情况下战略合作与多元产权结构相联系。早先的产业研究也发现，采用多元产权结构通常是企业为了实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为主导的战略目标。战略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都认为外部环境对产权结构选择有影响，但是，关于环境对此的作用机理，两种理论的观点不尽一致，实证结果也不尽相同。
Stopford和wells(1972)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考察的学者。他们发现，企业的产权结构安排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如企业的投资战略、企业投入的资产性质和东道国投资环境质量等。Johanson和Vahlne's(1977)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同时他们还发现，文化和国内外各方面的差异也会对企业抉择产生重要影响。较近时期的研究扩大了考察范围，分别从宏观层面的国家因素、中观层面的产业因素和微观层面的企业因素探究其中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另外一些文献比较了多元和独占两种产权结构，发现，地区因素、多国化程度和研发、广告密度都会对企业选择产生影响(
Gatignon和anderson1986)。总之，上述一系列实证分析不同程度地证实，企业的产权结构抉择不是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在不同情况下受不同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表1是对产权结构选择的实证检验结果的归纳。
表1与产权结构选择有关的实证检验结果
作者
决定因素
关于独占产权结构的检验结果
BuckleyandCasson(1998)
市场寻求型战略
负相关
Hill，HwangandKim(1990)
-规模经济
millingtonandBayliss(1995)-产品多样化
Stopfordandwells(1972)
-竞争态势
Buckly&Casson(1988)
成本效率型
正相关
Kogut(1988)
anderson&Gatignon(1996)
aulakh&Kotabe(1997)
资产专用性
正相关
Buckley&Casson(1998)
-技术重要性
Hill，Hwang&Kim(1990)
-核心资产风险程度
Stopford&wells(1972)
-知识
woodcock，Beamish&makino
-营销技巧
anderson&Gatignon
环境不确定性
不同结果
(1986，1988)
-需求条件
Hill，Hwang&Kim(1990)
-国家风险
-当地熟悉程度
关于产权结构是否有助于企业投资绩效的改善和提高，较早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的学者发现，多元和独占等形式的产权结构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良好的经营绩效。各种研究多元产权结构的文献也曾提出，投资者的利益和目标不一致使内部管理与协调变得复杂，从而企业必然地从一开始就内含着失败的潜在因素。也有的学者认为，独占产权结构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大，经营绩效不稳定。
这里，我们用一个概念性的因果关系模型来讨论本文提出的问题。在此模型中，企业优势、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和国际化经验等作为影响产权结构选择的独立变量，而产权结构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将产生影响。
1.企业优势(Fa)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为了弥补“外国人”在国外经营成本上的劣势，企业必须拥有足以抵消这一劣势的特定优势。企业的特定优势包括特殊设备、特殊专业技术或知识。当这些特定优势可能被对方机会主义地利用、窃取时，企业就会利用产权手段来规避风险。一般认为，特别当企业优势建立在专有技术和知识基础上时，完全独占的产权结构对企业是最佳选择，因为百分之百的产权赋予企业对核心资产完全的控制权。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无论企业优势表现为物力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方面，企业优势与产权结构具有正相关关系，企业优势越强，企业越可能选择独占产权结构。
2.环境不确定性(enUn)
环境不确定性在交易成本理论中解释为企业外部环境的动荡变化和不可预见性。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会阻碍企业对未来发生的事件的全面而清晰地了解和把握，从而使企业不可能在事先作出能包容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详尽决策。当环境不可预见性很强时，交易成本理论建议企业以产权一体化进入FDi市场，通过企业内部详尽的行政指令来消除不确定性。但组织理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环境越不可预见，就越应保持企业组织结构的灵活性，认为多元产权是适应环境变动大时的最佳选择。企业投入的资源越少，介入目标国的市场程度就越浅，从而应付环境的能力就越强。有一些学者提出(例如Balakrisnan和wernerfelt1986)，不应把环境不确定性看作是一个单元概念，不确定性可以由多种因素引发，有的因为政治不稳定引致，有的由经济波动导致。因此，考虑环境不确定性的多元性影响效果就有必要。根据这一观点，本文将考察市场差异性(DiV)和政策变动性(CHn)这两种外部要素引起的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决策造成的影响。这里，市场差异性指的是母国与东道国的市场差异程度，包括市场竞争方式和原材料组织方式的差异；政策变动性是指东道国政府在外资、外汇政策方面的政策非连续性或不可预见性的变动程度。当市场表现出很大差异性时，从理论上说，企业应该采用低投入的灵活的产权方式，通过与当地企业合资来分担或转移投资风险，或者，通过多元产权手段以较快地获得对当地市场的认识和对环境的了解。而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来自政策风险时，产权合作的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为适应政策的非连续性，企业必须修定目标，调整经营策略和计划。这些调整在产权合作情形下可能会变得很难，因为目标、策略、计划的调整可能导致合资各方权益的重新界定，由此可能会陷入各种“麻烦”之中，使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提出假设2：环境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产权分散；假设3：政策动向越不明朗，企业越倾向于产权集中。
3.企业战略(StR)
笔者曾在《论投资战略对企业股权结构安排的影响》(2000)一文的研究中提出，企业战略与产权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本文中，企业战略定义为企业投资目标。本文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企业FDi中常见的企业投资战略：贸易导向战略(poR)。贸易导向战略旨在利用当地生产要素廉价的优势来扩大产品出口规模，体现企业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投资意图。我们以出口销售额占企业全部销售额的比例来表示出口战略。在出口战略情况下，企业需要从当地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东道国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条件，以满足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竞争能力的投资目标。因此，可以认为多元产权结构更符合当地政府为解决就业、扩大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而招商引资的政策导向。为此，提出假设4：贸易导向战略与多元产权结构正相关。
4.国际化经验(eXp)
在解释纵向一体化现象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具有更多国际经营经验的企业比初入国际市场的企业更偏好产权一体化模式(Johnson和Vahlna1977)。当企业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环境时，通常会本能地以试探性投资方式来降低风险。当企业累积了相当的国际经营经验，对国际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投资有了回报，企业会加大投资力度。因此，提出假设5：国际化经验与独占产权结构正相关。
5.经营绩效(peR)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FDi缺乏明显的垄断优势，在产品技术、管理技能、营销渠道和投资规模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很大距离。目前发展中国家企业FDi的目的主要在于追求海外子公司对母公司未来的国际化发展的贡献，即更多的是作为母公司的“战略发展”、“海外市场扩张”、“了解国际市场”的“前哨阵地”而设立的。基于此，笔者从两个方面考察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是考察企业的短期绩效，以市场份额的扩大和销售额的增长为分析指标。二是考察企业的长期绩效，即考察企业战略实现和企业成长目标的实现程度。考虑到信息披露制度的原因，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4项计量项目都以企业高层主管的主观满意度表示。笔者不认为产权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性。离开特定的前提条件讨论这两者关系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产权结构不存在独立意义上的好坏之分。在同一市场条件下，有些企业独资进入，有些企业则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企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而不是那样，这种选择会否改进企业经营绩效。笔者认为，产权结构的选择是企业对内外部众多因素影响程度不同的反映，产权的集中或分散本质上是对在多重因素约束下的一种“适应性”反映，这种适应性选择将会有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因此，提出假设6：当产权结构很好地反映并适应各种因素的要求时，企业应该获得良好的经营绩效。
三、分析方法和基本发现
1.资料收集与测量指标
本文研究的资料是通过对上海轻工系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母公司进行问卷调查而获得的。上海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改革开放程度深，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早，海外投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与本文研究主题有关的各类变量的测量项目，这是问卷的核心部分；第二部分是关于投资企业及其母公司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背景，涉及到企业规模、投资地区和投资额等，目的在于了解非理论假设因素是否也构成对产权结构选择的影响。样本收集于2002年10月，在上海轻工系统有关人员的帮助下，问卷直接送达调查对象的母公司，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填写，基本保证了企业高层战略意图、战略决策的体现。剔除其中不适用于研究的问卷，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8份。
对企业优势、市场差异性和政策动向都分别以2个项目测量。两种企业战略和国际化经验都以单个项目测量。其中，以母公司对外投资企业数来反映企业国际化经验。考虑到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我们没有要求企业提供详细的财务资料，而要求企业通过与主要的竞争对手比较来回答企业的短期绩效，通过企业高层对战略实现和企业成长的主观满意度来说明企业的长期绩效。短期和长期绩效也分别各以2项指标测量。以二分变量表示因变量——产权结构(own)的两种形式：“0”表示多元产权结构，“1”表示独占产权结构。本文没有对多元产权结构作进一步细分。本文以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作为以上两种对应的产权结构进行讨论。
为保证构成研究模型各变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根据nunnally(1978)提出的测量有效性(measurevalidation)标准，本文对计量项目进行了可靠性和有效性检验。经过检验，反映企业优势的测量项目从最初的3个减少到2个；市场差异性从3个减少到2个；政策动向从5个减少到2个；经营绩效变量保留了原来的4个测量项目。如表2所示，计量项目可靠性系数均在0.7以上，特征值都大于1，方差解释在70%以上。这表明研究资料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对计量项目构成概念有效性的检验，本文采用了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和直角旋转(Varimaxrotation)法。通过这些分析得出用于自变量概念。
表2自变量的判别有效性分析
Factor
项目
Factor1
Factor2
Factor3
Factor4
Factor5
企业优势
Fa1
0.894
Fa2
0.878
政策变动性
CHn1
0.970
CHn3
0.900
市场差异性
DiV2
0.881
DiV3
0.881
短期绩效
peR1
0.918
peR2
0.918
长期绩效
peR3
0.920
peR4
0.920
eigenvalue
2.269
3.783
3.936
1.684
1.693
%ofVariance
78.529
89.243
78.722
84.207
84.674
alpha
0.7262
0.8527
0.7126
0.8125
0.8190
转贴于2.基本发现
(1)中国企业FDi的基本状况。
表318家企业FDi的基本状况
企业数比例(%)
企业规模
76.9(＜100万美元)
23.1(＞100万美元)
投资地区
70.6(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9.4(发达国家)
国际化经验
78.6(1个海外企业)
21.4(＞3个海外企业)
产权结构
50(独资)
50(合资)
企业战略
66.7(非贸易导向型)
33.3(贸易导向型)
从表3反映出的18家上海企业的基本状况看，合资和独资企业各半，未能看出企业对某种产权模式的倾向性。在投资规模方面，企业的平均资本额为87万美元。这一数据基本反映出中国企业FDi的规模水平。据统计，目前90%的海外中资企业规模不到100万美元，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00万美元)，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投资规模(450万美元)，甚至低于东欧140万美元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期阶段。从投资地区看，18个企业的投资分散在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了投资企业总数的70%多，并主要集中在泰国、中国香港特区和南非；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美国占到投资企业数的60%。这些资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的选择具有较强的倾向性，主要集中在投资环境优越(美国)、投资环境相似(中国香港特区、泰国)、和投资环境宽松(南非)的国家和地区。
表4不同因素对多元与独占产权选择影响的差异分析
变量
合资(n=9)
独资(n=9)
F值
manoVa
企业优势
2.000
3.2222
8.566***
4.022*
环境不确定性
政策变动性
2.4444
3.8333
6.112**
1.959
市场差异性
2.3888
2.5556
0.128
0.005
贸易导向战略
22.86%
36.63%
0.432
0.940
国际化经验
1.0000
1.8300
5.911**
5.106*
*:p＜0.1**:p＜0.05***:p＜0.01(以下同)
(2)假设检验。
首先我们通过均值比较和manoVa分析方法检验了合资与独资两类企业对环境不确定性、企业优势、企业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这4个因素的评价是否存在差异性。表4概括了6个变量的F检验和manoVa分析的结果。
表4显示，企业优势、政策动向和国际化经验3个变量的均值比较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但在manoVa检验中，政策动向变量未发现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表中的任何一个变量其反映独资企业的均值都要高于合资企业的均值。这一迹象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部分假设的成立。
虽然均值比较和方差分析给出的结果与本文的某些假说是一致的，但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假设，我们仍有必要建立一个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综合和进一步的考察。这一方法能够控制住有其它因素差异所引起的变化。
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
Ln[p/(1-p)]=β[，0]+β[，1](Fa)+β[，2](CHn)+β[，3](DiV)+β[，4]
(StR)+β[，5](eXp)
式中，β[，i]是回归系数，p为独资型所有权结构的可能性。表5给出了Logistic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5Logistic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
企业优势
3.0234*
政策变动性
2.6375*
市场差异性
0.1706
出口战略
-.9982
国际化经验
9.7218
-2LogLikelihood:
11.295
GoodnessofFit:
11.839
modelChi-square:
13.658***
R[2]:
0.709
Correctness:
83.33%
检验显示，整个模型的拟合度为0.709，分类正确率达到83.88%，模型置信水平小于1%。企业优势和政策动向两个变量的统计结果有显著性，系数估计值均为正数。这两个结果与假设1和假设2的预期是一致的，即企业有事和当地国政策变动性与独资型所有权结构有很强正相关性。贸易导向战略和国际化经验两个变量虽然未通过检验，但其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与假设4和假设5预期的方向是一致的。市场差异性没有通过检验，表明环境差异性对中国企业产权形式没有重要影响。这一结果与表3给出的18家上海企业FDi投资地区的基本状况具有一致性，中国企业偏好投资环境优越和相似的国家与地区，这种偏好使得环境差异因素不构成企业产权结构抉择的重要参数。
对本文第二个问题的检验，即产权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了manoVa的分析方法。我们前面假设如果能够很好地适应上述几种因素的产权结构将有助于改善和提高经营绩效。当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优势强时，企业采用独占产权结构，反之，宜采用多元产权结构。同样以独资与合资表示两种产权模式的独立变量，以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两个变量表示因变量。分析结果如表6，结果显示：无论是构成短期绩效变量的2个计量项目“市场份额的扩大”和“销售额的增长”，还是构成长期绩效的2个测量项目“战略实现”和“企业成长”，统计结果均呈显著性；并且，独资企业的两类指标均值都大于合资企业。根据假设1和假设2与独资企业具有正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以及国际化经验系数估计值与假设5预期的一致性，说明假设6所预期的产权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由此假设6获得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表6合资与独资企业绩效的均值比较
合资
独资
F值
成果变量
n=9
n=9
市场绩效
2.0566
3.0566
6.028**
企业成长
2.5000
3.6667
6.756**
manoVa结果：
wilks'Lambda:15.000
F=4.806
p＜0.05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独资企业还是合资企业，构成企业成长变量的两个计量项目“投资战略实现程度”、“企业发展”都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前者分别为3.6667(独资)和2.5556(合资)，后者分别为3.6667(独资)和2.4444(合资)；而构成市场绩效变量的两个计量项目“销售增长”、“市场份额”的评价值都较低，前者分别为3.4444(独资)和2.3333(合资)，后者分别为2.6667(独资)和1.7778(合资)。其中“市场份额”均值最低。这一结果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阶段的特征，中国企业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学习、了解和熟悉的试探性阶段，企业对经营绩效的评价更看重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未来发展。从投资动机的10个问项的调查反馈信息也可以看到这一特征(表7)。从平均值的统计结果看，为未来市场扩大而“建立战略性前哨阵地”的投资动机的平均值列为首位。
表718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投资动机
平均值
建立战略性前哨阵地
4.3899
获得国际经营的经验
4.2222
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地位
3.8889
直接参与全球竞争
3.8333
3.6667
提高企业国际市场份额
3.5000
提高企业销售额
3.4444
保持产品的独特形象
3.3333
发展全球资源基地
3.1667
保持产品的高质量标准
2.8333
注：本问卷调查采用5等级评分法，1为最弱，5为最强。
四、结论与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产权结构选择这一课题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合适的产权结构安排来改善和提高FDi绩效。无论从成本效率还是竞争优势角度解释产权结构模式，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投资绩效的优化。本文利用2002年10月对从事FDi的上海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所得到的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出来的经验结果证实了一部分的假设。资料显示，企业优势和东道国外资、外汇等政策动向对企业产权结构安排有很强的影响作用，与独占产权结构呈正相关性，即企业优势越强、东道国政策变动越不可预见，企业越可能趋向于产权集中。这些结果与对发达国家企业FDi研究得到的结果甚为一致。这说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FDi中，企业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使用并很好地保护企业优势和回避环境风险。实证检验没有通过对市场差异性、贸易导向战略和企业国际化经验的假设。这意味着市场差异性、贸易导向战略和企业国际化经验对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安排不相关。联系manoVa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通过检验的二个变量对产权结构安排影响程度最强的是企业优势，其次为政策动向。这与本文的总体假设基本上是一致的。
本文实证分析所提供的重要启示有：
首先，本文所发现的企业优势对产权结构安排很强的影响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FDi中，企业在资本、技术、管理、商标等方面拥有的优势都形成对企业产权结构安排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尽管发展中国家企业拥有的FDi优势从目前来看，在内容上和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对特定的投资对象国来说，发展中国家企业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优势，例如适应东道国市场的特殊产品，适应性技术和小规模技术等。因此，可以预料，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优势的增强，企业采用独资经营方式的比例会趋向提高。
其次，当东道国的外资、外汇等政策的非连续性或不可预见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形下，企业会集中产权来回避政策风险，包括因政策变动而引起的合资纠纷和为解决这些纠纷所付出的交易费用。市场差异性没有构成影响因素这一结果可以理解为，市场差异性表现为硬投资环境，政策构成软投资环境。硬环境相对软环境容易了解、把握，软环境的人为性、易变性更强。因而，企业对政策动向的敏感程度大于对市场差异的程度。企业可以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逐渐认识市场，克服市场差异性带来的障碍，而政策的无序变动则会使企业产生无所适从的困惑。因此，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东道国政策及其动向更应该成为企业投资关注的焦点。
第三，本文建立的概念性因果关系模型被实证检验成立，这一检验结果给从事FDi的企业提供了选择产权结构的一般指导原则，即产权的集中或分散本质上是对在多重因素约束下的一种“适应性”反映，这种适应性反映有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
迄今为止，对FDi条件下企业产权结构的大部分研究以发达国家为对象，本文以中国企业为考察对象，这对入世以后的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加快“走出去”步伐，有效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非常及时和有意义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调查资料仅限于上海部分对外资直接投资企业，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难免会使研究结果的一般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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