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知识篇1
⒈政府职能的发展变化
自然状态下的政府职能主要为“御外”、“安内”，一方面表现为统治职能的极端强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的相对弱化；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主要为“御外”、“安内”、“建设公共设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主要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稳定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分配，维护市场秩序。
⒉政府职能的重要地位
政府职能体现了公共行政的本质要求，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内容，也是公共行政的本质体现，直接体现公共行政的性质和方向；政府职能是政府机构设置的根本依据；政府职能的转变是行政管制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关键；政府职能的实施情况是衡量行政效率的重要标准。政府职能的实施手段主要是依法行政。
⒊政府的基本职能
（）政治职能，政治职能亦称统治职能，主要包括：军事保卫职能；外交职能；治安职能；民主政治建设职能。其中，以通过政府活动，推进国家政权完善和民主政治发展为目的的民主政治建设职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
（）经济职能，主要包括：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监管。市场必须在一定的规则下才能够有效运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也称为“法制经济”。
（）文化职能，主要包括：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发展文化事业；发展卫生体育事业。
（）社会职能，主要包括：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提高人口素质，实行计划生育。
⒋影响与制约政府职能转变的因素
（）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环境变迁是决定政府职能转变的外在动因。
（）公共行政的科学化。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动力。要按照统一、精简、高效的原则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要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和界定各级各部门的事权和职能分工。
（）技术手段的创新。技术手段的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保障。举例：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可以间接、宏观地对市场进行调控；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使政府的机构设置和组织运作更加合理有效。
（）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传统行政文化是影响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因素。如何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克服传统行政文化不良因素所带来的惰性和惯性，是政府职能能否发生实质性转变的重要因素。
⒌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
政府职能转变，不仅包括政府职能内容的转变，还包括政府行政职能方式的转变、政府职能的重新配置以及相应政府机构的调整和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政府职能的外部转移。指政府将不属于自己的职能还给企业以及社会中介组织，防止政府职能的“越位”，将属于政府自己的职能收回，防止政府职能的“缺位”。
（）政府职能的系统转移。在纵向层级之间要按照必要的集中与适当的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明确各自的权力和责任；在横向部门之间要按照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部门承担的原则，合理配置和划分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要在管理运行上按封闭原则进行分类。
（）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即政府行使能的方式，包括工作方式、工作作风、运行程序等，管理手段的转变，就是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⒍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的主要内容：政府与企业社会职能的分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开。
政府不应直接管理企业，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随意截留企业的权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
（）政企分开的主要措施：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大量裁减专业经济部门和各种行政性公司，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的监管方式。
作为过渡性措施，要保留部分专业部门，主要职能为制定行业规划和引导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
⒎国家机构的组成
国家机构由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国家军事机关组成。政府机关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机构的行政权力与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力、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享有的司法权力，分工不同，相互合作，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系统。
⒏群众组织
群众组织亦称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包括各种依法定程序成立的群众团体、专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等，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三大群众团体；文联、红十字会、慈善会等专业团体；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
⒐机构编制管理
机构编制管理是行政管理的基础工作之一，是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政治体制状况以及行政管理科学化程度，通过运用技术手段综合分析，以确定国家各类法定组织的职能范围、职责权限、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并进行调控和监督，以实现国家管理系统的精简、统一、高效。
我国的机构编制工作采取“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领导体制；其在编制管理方面的主要任务是：职能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管理。
政府机构的名称一般包括域名（地理位置或管理范围）、矢名（管理内容）、格名（表明规格级别）。
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
⒑政府机构设置原则
（）职能优先原则，即：职能是机构存在的前提；科学界定政府总体职能；科学配置和划分政府职能；以政府职能是否顺利实现来检验政府机构设置的合理性。
（）完整统一原则，即：政府职能是完整统一的；行政权力是完整统一的；政府机构设置是完整统一的。
（）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相适应的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应遵循以下几条规律：
在管理对象和内容不变的情况下，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成反比；管理幅度事务的难易程度成反比；管理幅度同管理者的能力以及管理手段的先进程度成正比；管理幅度与下属人员的能力成正比关系；管理层次与组织效率成反比。
（）权责一致原则，指在机构设置中，要使机构的职权与职责相称、平衡，它包含三层意思：设计合理的职位体系；权责相称的制约机制；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
（）精简与效能原则，即做到机构设置要精简；人员编制要精干；办事程序要简化。
（）依法设置原则
⒈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因：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精简机构和人员的需要；减轻财政负担的需要；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
年机构改革。一是提出干部的“四化”，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特别在解决干部队伍老化和领导职数过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并将其写入宪法。
年机构改革。一是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概念，并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二是提出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原则，初步理顺党政关系、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关系。
年机构改革。一是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机构改革的目标；二是强调了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三是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概念，扩大了机构改革的内涵。
⒉年机构改革目标与原则
改革目标：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原则：一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二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机构，实行精兵简政，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三是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四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
⒊垂直管理部门
垂直管理部门的工作业务、人事任免、经费拨付，均由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决定，其职能具有专属性、执法性、监控性特点，目前，实行中央业务主管部门垂直管理的机构有中国人民银行、海关、国家税务等系统，实行省级垂直管理的机构有地方税务、工商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等系统。
⒋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过程
（）第一阶段－年，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创立。这一阶段主要以研究、草拟、修改公务员法规为重点，以克服传统人事行政弊端为背景，以实现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为落脚点。
第一阶段可分为如下三个小阶段：－年，制定《国家行政槎作人员条例》；－年，将上述条例更名，并在党的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分别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作为政治体制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形成了公务员制度的三大要件：人事部、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法规；－年，根据边实践、边探索、边修改的精神，先后在审计署、海关总署、环保局、税务局、统计局、建材局个部门和深圳、哈尔滨两个市进行试点，并于年月日正式颁布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第二阶段以全面施行、分步推进、不断完善各项配套的法规为重点，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化为背景，以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为落脚点。－年，根据统筹规划、从上而下、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而稳妥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公务员制度。
⒌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同西方文官制度比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搞“政治中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国家公务员不搞“两官分途”；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同传统人事制度比较：具有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具有比较科学的竞争激励机制；具有正常的新陈代谢机制；具有廉政勤政的保障机制。
⒍国家公务员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员，已在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确定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国家公务员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公务员队伍学风：刻苦钻研，积极探索，民主研讨，求真务实。
当前在业务精通方面普遍缺乏敬业乐业和精益求精的精神。
高素质的内涵主要包括：思想政治上的高标准与道德品质上的高境界；理论素养与知识运用上的高水平；廉政勤政建设上的高风尚、高效率；业务上的精通；身心上的健康。
专业化指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专业化，主要体现为身份职业化、职业专门化、知识与能力专业化，其内涵主要包括：科学决策与有效执行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表达能力。
⒎公务员制度的发展目标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目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创造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建立一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机制，形成一套法制完备、纪律严明的监督体系。
⒏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
录用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德才兼备、因事择人。上述几个原则是以竞争为核心的有机整体一，公开是竞争的前提，平等是竞争的保证，择优是竞争的目的，考度是国家公务员录用的基本竞争方式。
新录用的国家公务员，要进行为期一年的试用，在试用期内应接受培训；省以上政府工作部门按照特殊规定录用无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应当安排在基层工作一至二年；试用期满合格的正式任职，不合格的，可以原岗位上延长试用期，最多不超过半年，也可调换岗位延长试用期，最多不超过个月，期满仍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
⒐受纪律处分的公务员考核办法
受警告处分的公务员，对其进行考核，但在受处分的当年不得定为优秀等次；
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公务员，对其进行考核，但在受处分期间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在解除处分的当年及以后，按正常情况对待。
受党内警告处分的公务员，处分当年参加考核，但不得定为优秀等次；
受党内严重警告的公务员，处分当年参加考核，因与职务行为有关的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确定为不称职等次，因其他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只定评语不定等次。
受处分的公务员，处分当年参加考核，确定为不称职；一年处分的第二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受二年处分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
受处分的公务员，处分当年参加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涉嫌违犯党纪被立案检查的公务员，可以参加考核，但在其检查期间不确定等次，结案后，相应按上述办法处理。
、公务员奖励的种类及权限
公务员奖励的种类有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五种形式。其具体的权限为：
嘉奖、记三等功，由县（地）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设市（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批准。
记二等功，由市（地）以上人民政府或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批准。
记一等功，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或国务院工作部门批准。
国务院授予荣誉称号，经国务院人事部门审核后，由国务院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称号，经本级政府人事部门审核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国务院工作部门授予荣誉称号，经国务院人事部门审核后，由国务院工作部门批准。
⒈公务员行政处分的原则及种类
公务员行政处分的原则：依法定事由，经法定程序；适用行政纪律一律平等；行政处分的轻重与国家公务员违纪行为应承担的纪律责任相适应；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行政处分的种类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共六种。根据违纪行为的错误性质、情节轻重、危害程度、责任大小，参照本人的一贯表现和认错态度，区别对待：对于违反行政纪律情节较轻，造成一定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对违反纪律，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给予记大过、降级；对严重违纪，不适合继续任现职的，给予撤职；对严重违纪，不适合继续在政府任国家公务员的，给予开除。
⒉公务员处分的权限
（）给予国务院任命的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和给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公务员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须报国务院批准。
（）给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选举的公务员撤职、开除处分，须先由本级人大罢免或人大常委会免职，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在罢免和免职前，国务院认为必要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职务。
（）给予国务院各组成部门任命的正副司局长包括相当职务的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由本部门决定后执行，报国务院备案。
（）给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公务员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后执行，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并报国务院备案，给予这些国家公务员撤职、开除处分，先由本级人大常委员免职，再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后执行，报国务院备案。
⒊解除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期限
警告处分自决定之日起满半年；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自决定之日起满一年；撤职处分自决定之日起满两年。被处分人员在受行政处分期间有特殊贡献的，可以提前解除行政处分。提前解除期限不得超过原行政处分解除期限的一半。
⒋公务员培训的根据、原则和类型
根据：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职位的需要。其原则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公务员培训类型主要有：
（）新录用人员培训。在试用期间进行，不少于天。
（）晋职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天。
（）专门业务培训。
（）更新知识培训。每年不少于天。
⒌国家公务员辞退制度
有五种情形之一的：连续两年不称职的；不胜任现职又不接受其他安排；因单位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编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天的；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公务员纪律，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或者造成恶劣影响，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应当辞退。
被辞退的公务员可以领取“低于国家办事员最低工资、高于社会救济”的辞退费，工作连续一年以上两年以下，发三个月；连续满四年，发四个月；连续满两年以上，每增一年增发一个月，最多不超过二十四个月。辞职的公务员不能领这部分费用。
⒍行政领导体制的类型
（）按照负最后决策职责的不同，分为首长制、委员制和混合制。混合制中成效的好坏关键在于领导的素质和作风。
（）按照上下级之间享有的决策、指挥监控职权的大小分为集权制、分权制和均权制。
（）按业务性质和管辖范围不同，分为层级制、职能制和并用制。层级制也称“直线制”、“分级制”、“系统制”，其特点在是有利于指挥统一，节制严明，相互衔接，行动迅速，但有时难免草率；职能制亦称“分职制”、“机能制”、“幕僚制”，其特点在于分工精细，专业明确，有力于推动专业化和高效化。
（）按指挥监控权是否集中或分散于一个或多个主体的不同，分为完整制和分离制。完整制也称“集约制”、“一元统属制”，俗称“一元化领导”；分离是也称“独立制”、“多元化统属制”，俗称“多元化领导”。
⒎非领导职务指数的限制
八个非领导职务：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国务院各部门的巡视员和助理巡视员职数，不超过该部门司局级领导职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巡视员不超过，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职数，不超过处级领导职务职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置的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职数，不超过厅（局）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三分之一，巡视员不超过，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职务职数，不超过处级领导职数的。
省辖市（行署、州、盟、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机关设置的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不超过处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调研员不超过，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职数，不超过科级领导职务职数的。
县级（地辖市、旗、省辖市的区）人民政府机关各部门，设置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职数，不超过科级职务职数的。
⒏行政领导职务晋升的条件
（）在近两年度考核为优秀或近三年年度考核为称职以上。
（）晋升科、处级正职，应分别任下一级职务两年以上；晋升科、处、司、部级副职，应分别任下一级职务三年以上。
（）晋升处级职以上领导职务，一般应具有五年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晋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副职和国务院各工作部门司级副职，应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工作部门任职的经历，晋升地（市）级以上政府机关处级以上职务的，需有三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晋升科级正副职，应具有高中、中专以上文化；晋升副处级到正司级职务，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晋升副部级职务，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⒐行政决策转向科学决策的标志
（）决策主体由个人转向集体。
（）决策过程由主观随意转向程序化。
（）“谋”与“断”的相对分离。
（）“断”与“行”的相对分离。
（）决策手段的运用日益增强，量化和技术化，成为现代科学行政决策的标志。
、行政执行基本知识
行政决策执行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
编制行政执行计划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进行工作安排；进行人力安排；进行物力安排；进行时间安排。
行政执行通过确定目标、衡量成效、纠正偏差三个步骤，对决策执行进行控制。
⒈行政协调的分类
（）以协调的主客体及其内容为标准，可划分为三种：与外部环境的行政协调；内部纵横向的行政协调；内外部、纵横向人际关系的行政协调。
（）以协调所解决的中心问题及其具有的性质为标低头不语，可划分为四种：以解决与外部环境之间矛盾冲突为中心的，即适应性的行政协调；以解决内部纵横向之间矛盾冲突为中心，即结构性的行政协调；以解决内部运作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矛盾冲突为中心，即动态性的行政协调；以解决内外部、纵横向之间矛盾冲突为中心，即沟通性的行政协调。
（）以协调所涉及的管理层次和管理手段为标准，可划分为：高层协调，中层协调，基层协调；权责体制协调与规制协调，利益协调与心理协调。
⒉行政监督
法制是加强依法监督的保证，教育是加强依法监督的基础。
行政监察机关依照法律拥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一定的行政处分权。
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指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行政机关给予的行政处分决定向监察机关提出的申诉，它不包括不服监察机关的行政处分的申诉，也不包括不服原处理决定而要求重新处理的申诉。同时，人大、政协、工青女等单位所属的工作人员，不服本单位给予的行政处分而的申诉，不属于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范围。
审计机关拥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处理权。
⒊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
我国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政党监督和社会及舆论监督。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算、决算；审查政府的法规、规定和命令；质询和询问；代表视察和执法检查；罢免政府组成人员。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2
[关键词]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 知识服务 需求
[分类号] G250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是一个涉及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信息服务等诸多领域的概念，目前，我国的公共服务管理平台主要是指电子政务系统。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发展，生活事务复杂性的提高，公众对国家政府部门及公共文化卫生等部门的信息和知识需求也越来越大，通过网络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知识，构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关系到国计民生，成为我国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然而，我国的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知识服务的内容尚无明确界定，理论研究呈现空白状态，实践操作混乱无序。笔者认为，在范畴方面，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应能够为公众提供生活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涉及到政策、法律、教育、医疗等渚多方面；在形式方面，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应能够在分析公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经过高度组织化的信息，即向公众提供知识服务。
1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与知识服务的内涵
1.1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
现今对于公共服务管理平台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分析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的内涵应从公共服务的内涵人手。所谓公共服务是指由法律授权的的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有关工商企业，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履行的职能，其中政府是主导者。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服务平台，其用户是普通民众，因此其提供的信息和知识内容也应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可以定义为：一种面向公众、提供公共知识服务的网络载体，一般由政府为主导，企、事业单位为补充，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方法，充分整合社会生活中与大众息息相关的公共信息资源，并根据公众的需求向其提供更加有组织、有效率的知识服务，目的是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进程。
1.2 知识服务
在信息管理领域，知识服务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从不同角度对知识服务进行了定义。张晓林、覃凤兰、王霞从知识服务的提供主体――图书馆及其相关关因素的角度做了定义，马费成、严彬、张玉珍等主要是从服务的实现过程”即“如何实现知识服务”的角度来定义知识服务，而戚建林则是从知识服务的对象――用户服务的角度来定义知识服务。提供知识服务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不应只局限在图书馆或其相关因素上，知识的范畴应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一些专业性、学科性的知识，满足公众生活等领域需求的经过深度加工的信息也属于知识。笔者认为，知识服务是以满足用户知识需求为根本目的，利用一定的信息组织和知识组织技术，通过各种媒介，为用户提供的有关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知识的服务。
2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知识服务内容分析
2.1 理论依据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应从公众的信息和知识需求出发进行内容界定。也就是说，公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而不是平台的建设者自己方便提供什么，就提供什么。公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知识需求都是与自身的生活、发展息息相关的，通常具有普遍性，这就构成了公共服务平台知识服务的基础；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公众的知识需求又呈现出个性化的一面，需要公共服务平台在服务模式方面灵活处理。本文主要探讨普遍性的知识服务内容。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基本需求层次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人类的各种需求，可以作为公众知识服务需求分析的理论基础。他将人类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5类，认为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模型整理结果见图1。
生理需求是指人为了维持生命而对空气、食物、水、睡眠的需求；安全需求是指人们对保障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包括对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工作职位保障等的需求；社交需求包括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尊重需求包括个人对成就感、信心、自我尊重、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
从以上5类需求的具体内容不难看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所能够提供的知识服务有助于人们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如可以提供与人们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健康医疗息息相关的信息；此外，还可以提供有助于满足人们自我实现需求的知识，如教育发展、开创事业的需求。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更多地涉及到人们情感层面，可以通过平台知识服务模式表现出来，本文暂不详细讨论。下面就运用系统分析方法，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分析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知识服务内容的构成。
2.2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知识服务内容的构成
系统分析方法即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来加以认识的方法，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在普遍联系中把握其本质规律。公众的需求是一个系统，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同样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两个系统之间可以建立起信息传输的关系。公众需求系统向服务管理平台传输需求信息，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根据公众需求，将一系列的信息加以深度组织，向公众需求系统提供知识服务。
在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方面，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可以提供衣食住行、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金融方面的知识；在满足公众自我实现需求方面，平台可以提供创业、自我发展与实现方面的专业知识；教育、就业与创业、金融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既能满足公众安全的需要，又能满足公众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人类需求层次系统和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系统之间的交互分析，基本明确了平台知识服务的覆盖面，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公众现实需要的分析，经过整合提炼，解析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知识服务的十大模块，分别是：质量监督、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食品、交通、教育、法律与金融、就业与创业、数字图书馆。目前，我国公众对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质量监督信息需求迫切，急需监督信息的透明化；对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的特长、资质等方面的信息和医疗知识的需求迫切，对社会保障、工商、税务、公积金管理等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与行政办公流程方面的知识需求较为迫切，这部分内容分别在社会保障、创业、住房等知识服务模块中体
现出来。如图2所示：
3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知识服务内容详解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知识服务内容是十大模块涉及到的信息、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上组织、提炼而成的知识，如图3所示：
3.1 质量监督信息
2009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引出我国大多数奶制品企业的违规添加“三聚氰氨”事件；5.12大地震令公众关注房屋质量安全问题；而因药品质量问题危及患者生命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食品、药品乃至其他生活用品的安全问题已经触及到公民安全需求的底线，公众迫切要求国家质监部门加大监察力度并及时将质检结果公之于众。质量监督信息包括对食品、房屋、药品、纺织品、汽车等交通工具、公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质量监察信息。本模块知识服务主要由政府质监部门提供，服务的关键是相关信息的透明化。
3.2 社会保障知识
社会保障是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活、尤其对社会弱势群体来说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社会保障知识服务模块包括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济(低保、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主要表现形式是政策解读和办事流程指导。本模块知识服务主要由政府社会保障管理部门提供，服务的关键是根据公众常用的申办业务和疑难问题将政策文件、办公流程信息深度加工，使之易读易懂，并做好实时问题解答工作。
3.3 医疗卫生知识
我国公众在获取医疗卫生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方面存在较大需求，尤其对于权威医院、医院特色诊疗、医生诊疗特长、用药安全方面的知识需求旺盛。目前，一些医院的门户网站、医药综合信息网站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服务，如好大夫网、三九医药网等，但是仍存在信息可信度差、知识零散不系统等方面的问题；而网络上大量医疗方面的欺诈信息使公众深受其害，需要医药监管部门加强网络医药监管力度，并及时公布虚假医药网站信息、和相关部门协作取缔非法网站运作。
综上，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的医药卫生知识服务主要包括：①医院信息汇总与特色介绍；②医生出诊与特长介绍，尤其是名医推介；③医疗保健知识；④用药安全知识；⑤药品安全监督信息、医疗机构监督信息、网络医药监督信息；⑥医疗保险方面的知识。其中，药品安全监督信息和医疗保险知识与质量监督模块的相应内容相交叉，在平台中可以用超链接的形式建立共享。本模块知识服务的提供者应以医疗机构和负责医疗监管的政府部门为主，信息服务企业为重要补充，服务的关键是信息的全面性、正确性和权威性以及疑难杂症诊疗信息的深度组织。
3.4 住房知识
住房知识服务内容包括房屋交易、房屋贷款、公积金制度、房屋质量监督方面的知识。房屋交易知识包括房屋租售信息服务；更名过户、合同契约管理方面的政策解读与办理流程；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管理政策和申办流程，与社会保障模块的社会救济知识服务内容有交叉。房贷、公积金知识服务包括相关政策解读与办理流程知识，与金融知识服务有交叉。房屋质量监督方面的知识服务与质量监督模块的房屋质量监督相重合。本模块知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政府公积金管理部门、房屋交易和产权管理部门、质量监督部门；此外，相关企业，如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信息服务企业也是重要补充。本模块知识服务的关键是政策解读要从公众需要出发，并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
3.5 食品知识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公众对于食品的营养与质量也越发重视起来。食品知识服务内容主要包括食品质量监督信息、食品保健知识、食疗知识。其中食品质量监督信息与质量监督模块的食品监督信息相重合。本模块知识服务提供者包括政府卫生管理部门、食品卫生监督部门、营养协会等健康服务机构以及信息服务企业，服务的关键是知识服务内容的科学性、质量监督信息的透明性。
3.6 交通知识
交通知识服务内容包括电子地图、交通信息、车辆交易和车辆管理知识、驾校信息、交通设施和工具的质量监督信息。质量监督信息和质量监督模块的相应内容有交叉，见图3虚线所示。交通信息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交通部门和旅游部门，可以充分整合公路、铁路、航空三大运输方式和地理方面的知识信息，使公众在需要出行时能够及时有效地查找到最佳路径与途径，并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车辆交易、管理方面知识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车辆管理部门，需要提供办公流程和政策解读。公众对驾校信息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包括本地驾校教学质量、教学态度、教学条件、教练素质等因素的介绍与比较，这方面知识的提供者可以是驾校管理部门、驾校或民间信息服务企业。本模块服务的关键是信息向知识的转化，即信息组织的合理性与深度。此外，网络订票系统、电子地图建设也是重点。
3.7 教育知识
公众教育信息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教育知识服务内容可以分为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社会办学、教学名师、教育知识、招生政策几部分：①高等院校的信息和知识服务内容包括高校开设的专业介绍、优势专业介绍、专业就业前景分析、资深教授和教学名师介绍、各专业招生数量、历年录取分数对比分析等；②中小学校的信息和知识服务内容包括各地中小学校的信息、办学特色、优秀教师介绍、招生信息等；③社会办学信息服务包括目前空前繁荣的社会各种办学机构的办学理念、教学特色、资费标准、师资力量的介绍；④教学名师是对各个学科领域、各个级别的学校教育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教师的汇总介绍；⑤教育知识包括各个年龄段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供家长和教育者学习参考；⑥招生政策则汇总各地区乃至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招生的政策规定。
教育信息的提供者主要是国家教育部各地区教育厅、局；高校及其他各级学校(负责提供与本校有关的信息)；社会教育信息咨询和信息服务机构等。本模块信息和知识服务的关键是信息的全面性、根据公众不同的需求对教育信息内容的再组织方式。
3.8 法律与金融知识
当今在法律服务方面，能提供法律知识或法律咨询服务的机构不是资源不足就是收费过高，难以满足公众对法律知识的需要。另外，投资理财方面的知识也成为公众生活中的迫切需要。法律与金融知识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援助方面的信息和申请办法、诉讼流程介绍、投资理财知识、金融政策解读等。本模块知识服务的提供者主要以国家公检法部门、法律事务所等法律机构和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为主体，服务的关键是常见问题的提炼和解答、相关知识的全面提供、网络咨询模式的运用。
3.9 就业与创业信息
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可以在支持公众就业与创业方面提供重要的知识服务。本模块内容包括就业与创业指导、相关政策、办公流程的解释等。在就业方面，公众尤其是大学生需要政府不断完善就业平台，如规范招聘信息、进行就业指导等；下岗再就业、失业再就业人员，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或企业提供各种工作和培训类的信息或解读优惠扶持政策信息。在创业方面，创业者需要大量与政府业务相关的信息，如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贷款政策、开办公司的条件和业务流程、缴费纳税的政策规定等。本模块知识服务的关键是政策解读和办公流程的明示。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3
【关键词】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10C-0035-03
教育部在1998年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以来，开设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职院）近千所，由于各高校的办学条件及资源的差异，再加上公共管理专业学科结构上的内在矛盾，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方向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如何在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发展的前提下规范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提高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适应社会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合理确定自身的人才培养方向和教育模式，必须根据当前政府改革的方向，进行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本文在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长期教学与教学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点，提出了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能力一需要—结合—转变”模式，谨供各位同行与专家探讨。
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能力—需要—结合—转变”模式，简单地讲就是指“一个能力本位”、“两个需要”、“三结合三转变”。具体内容是：“能力”包括专业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需要”是指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要和满足学生就业和继续深造的需要；“结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转变”是指人才培养由理论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由知识积聚型人才向能力开发型人才转变、由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转变。
一、以能力为本位。促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
“公共管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学科”。公共管理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政府部门需要的是具有较高修养的、有较高政策水平的、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必须以能力为，促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
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一个能力本位”中的“能力”包括专业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理论能力包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掌握公共管理理论及分析方法。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技术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系统分析、统计分析、调查分析、计算机分析等科学方法或技术。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实践能力包括：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能独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专业理论、技术和实践能力要具体转化成学生的实际能力，就必须有一个显性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指学生必须具备“动脑”、“动嘴”和“动手”的能力。“动脑”就是“脑瓜子”要灵，要政治可靠、思维敏捷、反应灵敏、创新意识强；“动嘴”就是“嘴巴子”要活，要有口才、具备较强的协调与沟通能力；“动手”就是“笔杆子”，要有文才、学术研究能力。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和土地资源管理四个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包括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土地资源学、土地经济学、土地管理学、地籍管理学、财政学、保险学原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概论、社会保险、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府经济学和经济学等科目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包括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人文素质是指具备人文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等）、理解人文思想（核心是基本的文化理念）、掌握人文方法（人文思想中所蕴涵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遵循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产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文思想、人文方法）。科学素质是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一个学科和专业是由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构成的，其规范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基本课程体系。基本课程体系的建立表明基本知识与技能的系统化、集成度和学科的成熟程度”。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要设置知识模块、能力模块和素质模块。知识模块包括公共基础理论知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能力模块包括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包括专业技术能力及综合技术能力）及实践能力；素质模块包括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每一个模块自身都有各种课程支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能力培养体系。
二、以社会需要为导向。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宽出路”的办学原则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公共管理类人才存在大量缺口，尤其是政府部门缺少既懂管理又懂经济又能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人才，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就业呈“多方向的市场特征”，但公共管理人才需求以政府部门为主，所以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应从政府职能的特征出发，从职业要求考虑，体现跨学科、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特点。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要以社会需要为导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人才的需求。公共管理学既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又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这些学科的知识在不同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被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用”。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应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宽出路”的办学原则，以需要为导向，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要和学生就业与继续深造的需要。
“厚基础”就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面要宽，既有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要有反映本学科发展动态的课程，如公共管理前沿、公共管理专题研究等；“宽口径”是指公共管理类课程设置要体现不同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的学科发展趋势，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高等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宽出路”是指本专业学生就业门路要宽，能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兴趣爱好、有能力继续深造的学生继续深造学习的需要。
三、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才成长规律。抓好“三结合三转变”
《纲要》提出人才培养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因此，只有遵循教育教学与学生成才成长的规律，才能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体现能力本位，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在教学实践中要自始至终地抓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三结合”，促使人才培养由“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知识积聚型向能力开发型转变、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的“三转变”，从而为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一）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设置课程体系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学科，与法律、教育、管理、规划、建筑等基本属于同一类型的学科……它既是一种研究，也是一种实践”。因此，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在精简、强化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设计并安排实验和实践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公共政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人力资源管理、公文写作、社会调查与统计、土地测量、公共财政、公共政策听证程序设计、学术论文写作方法、计算机理论与数据库应用技术等课程实验。实践课程体系包括社会调查与考察、认识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在基本课程相同的基础上，各院校都要极力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力求提供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
（二）坚持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原则，实践“开放式”教学法
《纲要》要求“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因此，应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特点和学校实际，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同时，“注重学思结合”，采用“开放式”教学法，改革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单一教学方法，按照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学模式，鼓励教师更多地采用问答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技能模拟训练教学法等，积极实行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开放式”教学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在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变单向灌输为师生协同互动，既改革“教”的方法，又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和“思考方法”，重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坚持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开门办学，充分发挥校内与校外两种教育资源的作用，促使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由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知识积聚型向能力开发型转变、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要在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实践中，坚持以学校培养人才为主体、以社会育人为依托，建立校内校外实践、实习基地。
学校内的实践（实习）基地根据学校特点及公共管理类专业特点建立，如电子政务实验室、模拟法庭等。从社会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要求来看，公共管理类专业可依托学校条件建立“五中心一平台”实验基地，即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心、公共管理绩效考核实训中心、公务员考试与培训中心、人力资源管理模拟中心、社会保障实训中心和电子政务实践教学平台，满足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培养动手能力的要求，把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实习）环节紧密联系，增强学生对公共管理类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4
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论，公共管理研究已经进入了方法论的多元化阶段，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探讨却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单一化，无法回应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在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时候，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仍是主流，通论性教材往往侧重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学”研究的部分，主张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公共管理客观事实中的经验性因果联系，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寻求，发现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1]与此相关，目前国内的公共管理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等作为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这些课程的主导方法也是实证主义，难以凸显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实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学发现、技术设计（政策设计、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机制设计等等）、公共评估、诠释和批判的统一，需要实证的、诠释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论的合理使用和组合，阐明多元方法论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的逻辑，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
2.程序性方法与实质性方法之间存在鸿沟。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是公共管理知识成果中蕴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识的途径。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则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设计和实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步骤和技术。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研究的逻辑，后者侧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献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体系也较为成熟，比如：盖尔•约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这些著作以选题、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撰写为经线，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为纬线，共同编织起公共管理学的程序性方法论体系。不过，很少有文献探讨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当我们从事一些属于技术设计类、诠释类、批判类、评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时，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衡量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论标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形成了方法论标准的单一化和有些研究没有有效方法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实务和咨询方法脱节。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使用科学方法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答案的活动，包括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公共管理咨询三种基本形态。但实践中，三者脱节的状况较为严重：从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撰写大量的论文，充斥着繁杂的统计数据和生僻的词语，往往被束之高阁。公共管理咨询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学者们的高深研究难以接轨。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三者统一的“公约数”缺乏坚实的理论共识。事实上，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和公共管理咨询的“公约数”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科学发现类、评估类、诠释类和批判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是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解决的过程，其本质是公共管理者运用适当的途径———诸如战略设计、政策制定、机制设计等———弥合公共管理主体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公共管理实务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提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但是公共管理实务的方法论框架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咨询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并不是单一的方法论框架，往往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框架，为顾客提供知识、技术、理解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学术关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词可以做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思维方法、行动方法、研究方法的总称。狭义的公共管理方法则指公共管理实践或公共管理实务活动的方法，属于行动方法的范畴，即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认识工具（比如战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行动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合同外包、凭单制等等制度、机制、程序、手段和技术等管理手段）的总称。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批侧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动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较少。公共管理“思维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见。这导致了公共管理思维方法、行动方法和研究方法学术关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寻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础，提高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5.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缺乏合理的标准和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费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贝利（m.t.Bailey）[7]，亚当斯和怀特（G.B.adams&J.D.white）[8]等人开展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评估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孙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吴颖年（2006）[12]等学者对台湾地区的公共管理论著亦做了文献评估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陆很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规范、标准和方法论问题。比如：张成福（1996）对中国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关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聪、肖生福（2006）等人探讨了中国行政学学科和学科整合问题。[14]袁达毅（2002）、马骏（2006）、刘亚平（2006，2008）、何艳玲（2007）等人对中国公共行政“危机”进行了分析。[15]张梦中和马克•霍哲（2001）[16]等人对公共行政期刊论文或博士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尝试提炼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总之，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尚未形成兼顾多元方法共性和个性的标准和规范。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于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认识，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样化、合理、适宜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上述五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论，从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逻辑合理性？随后本文将从问题类型学入手，阐明基于问题类型学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以期对这两个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17]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19]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在图1的二维坐标中：（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三、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体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是对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各类、各层次方法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的系统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20]（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总之，在问题解决这一点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种形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有机的联系，它们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司职侧重不同，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知识深化的递进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动中同时包含了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学问题亦可能是技术问题、评估问题、诠释问题和批判问题。不同问题类型在问题结构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求解的方法论框架也会存在根本的差异。如果用解决诠释类问题的方法去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应该无法获得求解答案，因为他们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都不一样。因此，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研究方法论的差异是研究哲学层面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不同属性的知识亦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论获得。比如要获得诠释类的公共管理知识，就需要以诠释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现象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要获得规律性的实证知识，则需要使用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如果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解答诠释类问题，就犯了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不匹配的错误。总之，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
第四，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思路、求解路径、求解方式、求解结果以及对求解结果的评价。公共管理研究设计作为研究的蓝图和规划而言，需要对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求解和问题求解结果的评价加以详细的阐述。按照问题类型的差异，可以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分为科学发现类的研究设计、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评估类的研究设计、批判类的研究设计和诠释类的研究设计。总之，正确的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选择相应公共管理研究设计类型的前提。
第五，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沟通了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鸿沟。公共管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美国的教育学科分类中，就将公共管理类学科划入职业性的应用性学科范畴。尽管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实务者往往是不同的群体，但是并不意味着，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可以分离，并不意味有纯粹的公共管理理论，或者纯粹的公共管理实践。实际上，将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融合起来的桥梁就是公共管理问题，对公共管理问题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就能寻找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沟通的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通道。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还是从事实务的工作者，都需要有问题意识，根据问题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获得问题的答案。从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问题最终解决的过程来看，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是紧密连接、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的过程，问题及其问题的类型是沟通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5
（一）学生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公共卫生的安全意识是通过高校的卫生教育进行宣传的，目前民办高校普遍对公共卫生安全知识的教育工作重视不足，在这种基础上，淡薄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是民办高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发生大面积的集体疫情、或者遇到严重的其他危机事件时，很难进行有效的自我救护，造成疾病疫情的大规模扩散以及群体性恐慌事件。特别是很多民办高校学生在进入高校的校园之后，失去了父母和亲人生活上的关怀，部分民办高校学生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程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他们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二）学生公共卫生安全知识不足
目前民办高校的学生对公共卫生的基本常识了解的比较少，对如何防范公共卫生危机更是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知识的缺失往往给高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带来严重的问题。所谓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是指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是事故的必要的防范知识和基本的卫生常识。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目前在我国的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掌握情况不容乐观，超过60%的学生认为自己只有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对于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另有64.7%的学生坦诚自己在学校中从未接受过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对民办高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工作不了解。
（三）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未得到有效实施
所谓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是指民办高校在处理和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事先拟定的用以在紧急时期进行有效处置的既定方案。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能够在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帮助民办高校有效的控制事态发展，保证民办高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但是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的制定虽然比较完备，但是在实施方面，很多民办高校并未对现有的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进行有效的执行，造成了民办高校在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四）民办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职能不明确
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管理涉及多个方面，既包括公共卫生危机预案、制定和实施，也包括高校在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管理机构、辅助部门等设定。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普遍有公共卫生危机预案，但是在高校公共卫生管理的具体职责划分上，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职能混乱，高校在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没有清晰的思路，造成了目前在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缺乏统一的综合管理协调机构。
二、解决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对策
（一）做好高校学生公共卫生危机教育与预防
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事先预防，预防为主的思路是管理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工作的中心思路，加强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工作的措施很多，其中重要的方面即是加强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教育，通过教育普及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知识，使民办高校学生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应对个体，推动危机的尽快解决。应急教育的教育在于普及应急处置知识，包括在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如何进行自救和他救，通过常见的应急知识教育，帮助民办高校学生树立危机应对和防范的意识，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能够冷静面对、妥善处置。通过课堂授课、课下活动等形式，对民办高校学生普及应急教育，并加强训练和演练，做到防范于未然，提高民办高校学生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二）做好周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
在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制定科学周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对于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制定科学周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又可以细分为机构的设置和预案的制定两个方面：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预案的制定是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软件。预案的制定，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高校卫生工作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要结合民办高校的具体情况。
三、总结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6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第一波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两者就公共管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加之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主题等方面认识的分歧，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和“思想危机”。第二波以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1979年罗伯特·丹哈特(Robert Denhardt)针对西蒙的理性实证方法，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组织的研究中，引发了实证方法论和后实证方法论之间的争论。第三波以倡导方法论的整合为主要特征。1986年杰·怀特(Jay white)提出后经验论哲学用以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实证、诠释与批判三种取向。斯托林斯(R.a.Stallings)则认为成功的研究应该整合经验主义传统的量化研究与现象学传统的质性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江明修、颜良恭等人则使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探讨了公共管理的多元方法论及其整合问题。
上述争论使得公共管理研究似乎走向了繁荣，但在公共管理方法论的争论中，学者们辩论的主线是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规范、诠释和批判)的对立和融合：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自然的”，非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人文的”。事实上，公共管理并非单纯的“自然”存在，亦非单纯的“人文”存在，而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人工物”。虽然将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思想从公共管理学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思想亦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西蒙认为：“人工物具有以下特征：人工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或通常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人工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人工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在讨论人工物，尤其是设计人工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但是在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的论争史上，人们一直陷于“自然”和“人文”的对立，没有在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基础上，形成清晰而完整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范式。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解释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原因，阐明该范式的方法论基础，说明该范式的基本议题，厘清其基本逻辑。
大部分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学术、咨询和实务问题的解决三种形态)本质是在进行技术设计活动，即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科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治理工具的设计，实现特定的目标，解决公共管理的实践问题。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设计”则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正如西蒙所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的教授是科学学科的任务：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怎样，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关于人工物的知识的教授是工程学院的任务：如何制造具备人们想望性质的人工物，如何设计。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专业设计师。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订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如此解释的设计是所有专业训练的核心，是将专业(profession)与科学区分开的主要标志。工程学院像建筑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一样，主要关心设计过程。”
1968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作了系统的考察，他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了范式的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用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范式”是一个比“理论”和“理论框架”含义更复杂、广泛和多样的概念，范式除了理论框架的含义外，还包括科学共同体的信仰、解题规则、实验手段、成功的示例等含义。
本文所说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意指：将公共管理活动看做“人工物”的构造活动，并据此形成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学术传统和解题(研究)逻辑。换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是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哲学范式)、学术传统和主要议题(社会学范式)、开展研究的基本逻辑(构造范式)三个层面的统一。
二、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的缺位及其原因
公共管理研究中实证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学者们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以及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是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重要原因。
(一)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
受近代科学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威尔逊、达尔、西蒙等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们努力使公共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其能成为知识殿堂中的体面一员。与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相一致，主流的学术期刊惯于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标准对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估和反思。比如H.e.mcCurdy&Robert e.Cleary、John D.white、J.L.perry&K.L.Kraeme、D.J.Houston&S.m.Delevan、Robert e.Cleary、孙同文、江明修、詹中原、吴颖年等人曾使用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标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过评估研究。总体而言，使用实证主义标准对公共管理研究质量进行评价的结果是悲观的。对此，我们要问：到底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还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事实上，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框架。特别是将公共管理看做“人工物”而展开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的成果不仅无法纳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而且这种技术设计研究尚缺乏一个合理、适宜和有效的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换言之，仅仅使用实证主义的单一标准评价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难免得出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不符合规范、质量低下的结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方法论标准“缺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
在试图将公共管理科学化信念的驱使下，早期的公共管理研究者以寻求管理的普遍原则作为最终的目标，并建立了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那么这种普遍原则到底是经验规律的普遍原则，还是价值规范的普遍原则，抑或是人际沟通的共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这种定位的模糊性，也体现在西蒙和达尔、沃尔多等人关于公共管理学学科和方法论的多维争论中
由表1可见，沃尔多和西蒙的争论是多维度的，但后来的学者将两者的分歧聚焦在事实和价值的区别，强调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忽视了西蒙和沃尔多争论中关于“纯粹科学”和“人工科学”的分野，忽略了在人工科学这一框架内，建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方法论框架。
(三)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的规范研究有两项基本的任务：一是形成应然命题，确立什么是“好”，什么是“善”，我们生活的“意义”、“价值”是什么;二是如何以优化的方式实现已经确立的价值前提。其中第二项任务既不属于“价值和规范”的范畴，也不属于“科学和实证”的范畴，而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根据设定目标寻求优化方案的“人工科学”或者“技术设计”的范畴，其所使用的方法论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规范”并不等于“规范研究”。确立“规范”仅仅是规范研究的一个方面，规范研究的另一项任务是技术设计。
总之，学者们一方面将西蒙和沃尔多的争论归结为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忽视了规范研究的第二项任务，而聚焦于规范命题的形成、诠释和确立。与此相关，关于规范研究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学中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
三、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方法论基础
从哲学和方法论的层面看，知识类型学是公共管理研究技术设计范式的认识论基础和知识前提，设计科学和技术哲学则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一)知识类型学
知识分类问题一直是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探讨的主题之一。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和创造的科学三类。休谟将知识划分为实然领域的知识和应然领域的知识。康德则根据人类理性的限度和特征，将知识划分为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知识。当代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亦形成了不同知识类型的划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在《认识与旨趣》一书中通过对哲学和方法论的反思性批判，继承、发扬并整合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皮尔士(Charles peirce)、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众多方法论流派的知识分类思想，提出了将认知旨趣、知识类型和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的知识类型学思想。哈贝马斯认为“旨趣”是认识活动的构成部分，任何认知活动都以认知的旨趣为前提。认知的旨趣包括三大类别：技术的认识旨趣、实践的认识旨趣和解放的认识旨趣。三种不同的旨趣形成三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每种知识类型的方法论框架也不同。
在哈贝马斯知识类型学思想的基础上，本文将公共管理知识分为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理解和诠释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批判和反思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其中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科学发现类知识、技术设计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科学发现类知识旨在发现公共管理规律，为公共管理实践的预测和决策提供支撑。评估类知识使用特定的标准、尺度和规范，评价、衡量和测量心理、行为、事件等公共管理现实的状况，是进一步探索和发现公共管理现象中存在规律的前提基础。理解和诠释类知识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如果说技术控制旨趣的知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那么理解和诠释旨趣的知识则以价值理性、主体间理性为基础。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人则建立了批判主义的知识传统、理论和方法，批判类知识的认知兴趣源自人们追求思想和权利解放的兴趣，基本方法是自我反思的方法，“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旨趣决定的”。技术控制的研究旨趣除形成科学发现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外，还形成技术设计类知识。此处的“技术”是广义的：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技术过程包括技术设计、制造、使用和评价过程。“设计”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故称作技术设计类知识。上述五种类型的知识形态分别与公共管理的研究旨趣、问题类型和方法论框架相对应
公共管理知识类型学的划分，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确立了适当的位置。与此同时，设计科学的兴起，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
(二)设计科学
设计科学是对人工系统的研究，目标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技术系统(产品和程序)、技术系统与环境(人、自然、其他系统)的关系以及设计技术系统的程序。与自然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不涉及直接的实践应用，而设计科学是理解技术世界的桥梁。设计科学、设计方法论、设计理论、科学的设计和设计的科学是技术设计知识的不同指称，这些术语的含义相互交叠，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分。总之，设计科学作为对设计现象、设计方法、设计实践等方面的系统探讨，本质在于揭示不同于“自然物”和“人文精神”存在的“人工物”的存在形态和建构规律。
对设计和设计过程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20世纪60年代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工业设计理论、系统工程、现代决策理论等新兴学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冲破传统学科间的专业壁垒。1969年，赫伯特·西蒙出版了《人工科学》一书，阐明了人工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对象、目的意义、设计的逻辑、设计的形态、设计的表现等设计理论的基本议题。西蒙对自然科学和人工科学做出了区分之后，设计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学科领域。目前设计科学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设计、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电子政务设计、公共服务供给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智能组织设计等众多领域。
设计科学在管理学界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武夷山、仇向洋、陈良华和张昉、凌峰和刘建一、Joan e.Van aken等学者指出了以解释性科学为主导范式的管理学的困境，阐明了管理学兼具有解释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属性，倡议将设计科学与形式科学和解释型科学相并列，倡导基于设计科学的管理研究范式。总之，设计科学的研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三)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关于技术的哲学，研究技术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是技术哲学早期的研究重点，又被称为技术的人文哲学;二是技术的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使用哲学语言对技术本身进行反思、提炼和描述，又被称为工程师的技术哲学。
1877年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的出版标志着技术哲学的诞生。1978年美国建立“哲学与技术学会”并创办《哲学与技术研究》，第16届世界哲学大会对技术哲学进行了确认，标志着技术哲学的建设制度化。技术哲学的发展还伴随着技术这一概念所指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狭义技术哲学研究逐步扩展为广义技术哲学研究。狭义的技术主要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人工物的过程中使用的工艺、程序、规则、设备、系统、方法等。广义的技术概念的载体则从“人工物”扩展到了社会领域，技术哲学成为涉及人工物制造、社会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政策设计在内的广泛的概念，并延伸出社会技术哲学或社会工程哲学这样的新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从哲学高度对技术进行反思和总结。技术集成了四种事物的属性：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体;二是知识;三是技术活动，包括技术操作程序和设计;四是作为目的、知识、行动和意志的技术。围绕技术的四项本质属性进行哲学探讨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中技术活动的研究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技术哲学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四、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议题和流派
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将公共管理看做是人工物的建构过程，公共管理研究是一个问题的求解过程，并将问题界定为“价值和现状之间不一致的状态”。在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下工作的学者们形成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学派，该学派运用设计哲学、设计科学、一般设计方法，借鉴其他专业领域的设计知识，结合公共管理领域的特征，通过战略与政策设计、组织设计、制度设计、机制设计、技术手段设计等活动，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和目标。
1989年享格让(R.F.Shangraw Jr.)、迈克尔·扣(michael m.Crow)和萨姆·奥威尔曼(e.Sam overman)提出作为设计科学的公共管理包括以下领域：(1)政治理论;(2)规范政治理论;(3)微观经济理论;(4)宏观经济理论;(5)组织行为;(6)组织发展;(7)组织和管理理论;(8)决策理论;(9)设计科学系统;(10)政策分析和定性定量工具;(11)宏观工程系统;(12)规划评估;(13)宪法;(14)公共行政的历史和哲学;(15)公共制度和机制的高端设计;(16)公共选择理论;(17)实质政策分析和设计;(18)公共行政和工具设计。可见，公共管理设计几乎涵盖了公共管理的所有领域，公共管理设计学派和设计方法论的发展将推动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实务的发展。
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是最具开放性、综合性、应用性的学派，很多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都在从事公共管理设计研究。比如，美国行政学之父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就体现了制度结构设计的思想。威尔逊尝试将欧洲君主主义的良好行政管理引入共和主义的美国。为此，威尔逊引用了布隆赤里(Johenn Kaspar Bluntohi)的政治、法律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观点，进一步区分了宪法和行政、政治与行政，从而为行政学争取到了“学术话语权”，奠定了行政学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内在规律的学科地位。威尔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共和主义和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之下，为何要引入、如何引入一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的问题。韦伯的官僚制研究则是公共管理组织设计的经典，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思想，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理性基础。德怀特·沃尔多也是制度设计的积极倡导者。沃尔多认为社会科学不仅是理论和学说，而且是社会中一切人为的发明，包括各种制度安排。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关注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要关注科学，而且要着眼于社会的发展。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将经济学的“稀缺—理性选择—效率”范式转化为“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意”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新的范式从研究的目标看从效率取向转向了利益协调取向;从研究的过程看，从追求真理转向了追求共识;从研究内容看，从效率机制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制度规则。这充分反映了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理性制度主义一个分支的特色。布坎南认为“这个结果不表示‘社团价值’或‘社会利益’，仅仅因为它产生于决策规则，根据设想，这种规则是在为政治制度规则的某个法制阶段被同意的”。布坎南等人开创了公共制度，特别是宪政设计的科学。
概言之，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沃尔多、奥斯特罗姆夫妇(elinor ostrom，Vincentostrom)、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在将民主制度引入公共管理过程中，开创了民主行政制度设计的先河。拉斯韦尔等人开创了政策设计的先河。伊莲娜·奥斯特罗姆发现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设计原则”，开创了多中心制度设计的先河。巴里·波泽曼(BarryBozeman)、彼得·瑞(peter Smith Ring)和詹姆斯·彼得(James L.perry)等人开创了公共部门战略设计的先河。可见，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公共管理设计知识、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发展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全钟燮(Jong S.Jun)先后出版了《公共行政学：设计与问题解决》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等书，系统地总结了公共行政学中的设计问题，将公共管理问题分为社会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危机设计四种类型。全钟燮尝试将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形成的知识整合进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力图形成有建构主义的公共管理设计学说。事实上，公共管理的设计活动既要兼顾价值前提又要兼顾事实前提，而且在变革的社会中追求人类获得更大限度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公共管理的设计学派是融合实证方法论、诠释方法论和批判方法论的统一。整合多元方法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将会推动公共管理研究走向深入。
五、公共管理研究的
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是指范式的“解题规则和示例”，即解决问题的思路、步骤、程序和规则。werner Ulrich将技术设计的逻辑归结为西蒙的人工科学传统和切尔齐曼(Churchman)的社会系统传统。这两大传统的共同点在于将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理解为问题求解的过程。本文从问题性质、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处理资料的方式四个方面分析公共管理设计范式的问题求解的基本逻辑。
(一)问题性质
技术设计问题是针对那些“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的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一般包括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设计要素的归纳、方案的设计、方案的选优、选择结果的审查。其中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是技术设计类研究设计的起点。公共管理研究者在面对技术设计类的问题时，需要深入地了解现实问题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然后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利益综合，在利益综合后形成的特定价值前提下，设计出满足这些价值需求的方案来。
(二)研究目的
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实现特定目标的优化方案，包括以下三点。(1)明确目标和界定技术问题。技术设计类的研究本身就有辨明相关需求、界定目标、明晰问题的目的。一般而言，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可以根据技术设计目标的不同情形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目标既定的技术设计。该类研究设计只需根据已经明确的目标，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案。第二种情况是目标模糊的研究设计。该类研究设计的目标本身仅仅是一个方向性的、尚不精确的目标，需要技术设计者根据技术手段的可能性不断地调整具体的目标，技术手段的约束和目标的调适是一个相互调适的过程。第三种情况是目标未定的技术设计。该类技术设计是那些目标尚未确定，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才能将目标确立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中，上述三种情况都存在，但是技术设计活动本身需要明确的目标，确立目标、明确需求的过程是技术设计活动的前置过程，也是确立技术设计问题的必经阶段。(2)方案优选。技术设计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提出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而且根据相关标准，论证该方案是优化的。方案优化的约束条件和参数有多方面，可以从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两个方面分解为合意的、正方的、可能的、可行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交集就是方案优化的基本标准。(3)在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策。技术设计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找出在既定约束条件和环境参数下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政策和手段。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设计、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三)资料类型与研究方式
技术设计类研究收集和处理的资料亦存在三种可能：质性资料、定量资料和质性、定量综合资料。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就体制、机制、组织设计而言，更多地使用质性资料。如在进行行政体制设计时，需梳理清楚分工与职能、权责分配、机构与人员等基本问题，然后根据职能、责任、机构、人员相统一的原则形成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外，还会大量地使用定量资料，给出精确的政策建议，如中央政府对银行准备金额度、利率、最低收入水平的确立等政策的设计，就需要处理大量的定量资料，形成定量的政策建议。当然，公共管理研究中更多地是综合运用质性和定量的资料，进行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体制机制设计等技术设计活动。
(四)研究设计的逻辑
技术设计类的研究不像科学发现类研究提出一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而是更强调通过既有科学理论又有技术成果的比较，发掘不同方案在命令变量、固定参量、环境变量和效用函数方面的差异，在比较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借鉴和设计创新，形成新的设计方案，从而将冷冰冰的科学原理变为造福人类的手段。
设计问题的“内部环境”由一组给定的备择行动方案来表现。这些备择方案可以详细给出，但更经常地是由规定了任务领域的命令变量来表示。“外部环境”则由一组参数表征，我们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参数的大小，也可能只知道它们的概率分布。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所要实现的目标由效用函数(它是命令变量和环境参数的函数，通常是标量)确定，或许再补充上几个约束条件(如命令变量函数和环境参数函数之间的不等式)。最优化问题就是要求出一组可接受的、与约束条件相容的命令变量的值。在环境参数值给定的情况下，命令变量的这组数值使效用函数达到极大。对于只知道参数的概率分布的情形，可以说使效用函数期望值达到极大，而不是使效用函数极大。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7
[关键词]新型人才；公共管理；体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14）01?0082?03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体验式教学与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的“联姻”，虽源于笔者的异想天开，但并非“乱点鸳鸯”。两者分属不同学科领域，却在“改革”的推动下发生着“殊途同归”的实质契合。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一场以“改革”的名义发起并以“创新”的共识接棒的变革浪潮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场新旧阵营的博弈中，旧事物不断分化，新事物不断涌现，而且，新事物还在更高层面、更多领域实现了融合。这是体验式教学与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联姻”的深刻背景。教育领域的改革建基于对苏式教育传统范式的批判与超越，直接的结果是教育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的出现，如体验式教学，它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灌输主义”填鸭式教学的成功“出走”。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肇始于对传统官僚制的摒弃与超越，直接的结果是“服务至上主义”的新理念替代了“管理至上主义”的旧思维，具备服务意识、民主作风、宽容品格、创新思维和理性沟通的新型公共管理人才需求应运而生。这是体验式教学与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联姻”的现实宿命。
鉴于上述认识，笔者旨在探求新型公共管理人才教学中引入体验式教学的可行路径和最终效用，希翼这一研究能够发挥理论拓荒和现实路引的双重效果。
二、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的内核与表征
所谓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是指学校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一定的现实或虚拟的情境形式，让学生在既定的流程中对公共事务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思考和研讨，从而提高学生成为“公共人”所应具备的思维和能力的一种实践教学形式。这一教学形式着重于情境的设置、过程的引导、平等的参与、多元的互动，旨在将学生置于欢愉的学习体验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与传统公共管理教学模式相比，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它不仅要“教师说”，也要“教师导”；不仅要“学生听”，也要“学生说”；不仅要教会学生“是什么”，也要教会学生“怎么做”。总之，它是一种全新教学理念的衍生物，具有与其他教学形式所不一样的表征。
（一）一种教学内容以实用性为导向的教学形式
教学形式的变革依赖于教学内容的变化，美国学者J・R・安德森在他的“思维适应性控制理论”[1]中提出把知识分为两类：即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受计划经济和苏式教育的影响，我国的教育重在向学生阐述“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理论性知识，其相应的教学模式即是“教师讲，学生听”[2]的线性模式。伴随经济体制转型，“高分低能”的人才已无法适应现实需要，现代教育应重在让学生习得“怎么办”的实用性知识。就公共管理教育而言，不仅要教会学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命题、原理、法则和理论，也要教会学生在某种规则和程序下实际操作的技能。显然，体验式教学满足了这
一变化的意旨，合理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固有缺陷，培养了公共管理人才在复杂环境下处置公共事务问题的实际能力。
（二）一种教学过程以互动性为导向的教学形式
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的教学过程是多元互动为导向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教学一直沿用着“灌输主义”的填鸭式教学方法，整个教学过程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而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课堂成了教师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听戏的舞台。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有效改变了“单向灌输”的模式弊端，将师生置于平等“相长”的主体地位，调动教师、学生及其他角色主体的多方积极性，形成“多元互动”的活跃课堂。
（三）一种教学目的以“共识”为导向的教学形式
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属于社会科学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不同的是，自然科学呈现给学生的更多是“唯一”的“定理”，而社会科学呈现给学生的更多是“多元化”的“观点”。尤其是公共管理，经济体制多元化、社会生活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及价值观多元化、思想与政治理念多元化成为公共管理必须面对的一种社会常态。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的目的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通过情境与规则的设定，引导学生学会包容异见，理性沟通，把多元的观点整合成为具有公共理性的“共识”。这种促成“共识”的能力将成为衡量“公共人”行政水平的重要指标。
三、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的效用分析
（一）有助于增强教师课堂教学实效
教学实效一直是教育界孜孜以求的“永恒课题”，研究表明，教师能否有效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主动性、积极性成为衡量课堂教学实效的重要指征。新型公共管理人才体验式教学的核心意涵就是强调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赋予学生平等参与课堂的角色权益，通过教师的启发和引导，营造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氛围，让师生在民主、和谐、宽松、活跃的课堂气氛中实现观点碰撞、思想激荡、凝炼共识、教学相长，最终实现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增强教学实效。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8
一、高校危机的概念
“危机”的词源来自于西方，在英语的语言用词中，特指一种临界状态，即在矛盾和危险即将发生的边缘临界点。“危机”一词的内涵中，包括对环境的重新认识和新的机遇与挑战。而“危机管理”在一定的外部环境和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对社会各种因素进行综合整理，有所侧重的对危机的诱发、处置和后期处理进行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最初的危机管理集中在对政治环境下，处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事务所采取的应急手段和措施，后来被推广到高校管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现代的高校管理学术体系中，危机管理已然成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下，对高校的外部管理和内部规制已经成为高校发展中不可回避、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发展，我国的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已经从最初的事后补救开始向前期的风险防范、中期的及时处置和事后的总结完善的新型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出民办高校在管理水平和管理经验上的提升。具体而言，目前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公共卫生的安全意识是通过高校的卫生教育进行宣传的，目前民办高校普遍对公共卫生安全知识的教育工作重视不足，在这种基础上，淡薄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是民办高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发生大面积的集体疫情、或者遇到严重的其他危机事件时，很难进行有效的自我救护，造成疾病疫情的大规模扩散以及群体性恐慌事件。特别是很多民办高校学生在进入高校的校园之后，失去了父母和亲人生活上的关怀，部分民办高校学生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程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他们的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淡薄。
（二）学生公共卫生安全知识不足。目前民办高校的学生对公共卫生的基本常识了解的比较少，对如何防范公共卫生危机更是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知识的缺失往往给高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带来严重的问题。所谓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是指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是事故的必要的防范知识和基本的卫生常识。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目前在我国的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掌握情况不容乐观，超过60%的学生认为自己只有最基础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对于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另有64.7%的学生坦诚自己在学校中从未接受过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对民办高校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工作不了解。
（三）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未得到有效实施。所谓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是指民办高校在处理和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事先拟定的用以在紧急时期进行有效处置的既定方案。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能够在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帮助民办高校有效的控制事态发展，保证民办高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但是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的制定虽然比较完备，但是在实施方面，很多民办高校并未对现有的高校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进行有效的执行，造成了民办高校在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四）民办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职能不明确。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管理涉及多个方面，既包括公共卫生危机预案、制定和实施，也包括高校在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管理机构、辅助部门等设定。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普遍有公共卫生危机预案，但是在高校公共卫生管理的具体职责划分上，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职能混乱，高校在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没有清晰的思路，造成了目前在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缺乏统一的综合管理协调机构。
三、解决我国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对策
（一）做好高校学生公共卫生危机教育与预防。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事先预防，预防为主的思路是管理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工作的中心思路，加强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工作的措施很多，其中重要的方面即是加强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公共卫生教育，通过教育普及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知识，使民办高校学生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应对个体，推动危机的尽快解决。
应急教育的教育在于普及应急处置知识，包括在民办高校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如何进行自救和他救，通过常见的应急知识教育，帮助民办高校学生树立危机应对和防范的意识，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能够冷静面对、妥善处置。通过课堂授课、课下活动等形式，对民办高校学生普及应急教育，并加强训练和演练，做到防范于未然，提高民办高校学生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二）做好周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案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9
在调整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同时，也对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专业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优良的道德品质、深厚的理论知识储备、研析问题的能力以及社会能力。
1.“德才兼备”是对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的总体性要求。
公共管理硕士生未来将会就职于在各个公共领域，唯有具备道德责任意识，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费席勒曾说：“谁在道德方面只想关心自己，谁就连自己也关心不了，因为他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关心整个人类。他的德行绝不是什么德行，而是一种甘为奴隶、贪图报酬的利己主义。……每一个熟悉我们的人，则会单纯由于熟悉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也与我们共同受到委托，去寻找和创造社会生活。”费席勒指出了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的辩证关系，明确了道德的基本内容。这恰与公共管理者的服务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公共管理中“德制”的建设，正是公共服务精神物化的过程。公共管理治理模式要求未来的公共管理者在面对新时期各种诱惑时不仅能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完成任务，更要有道德责任意识，将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从“实”出发，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2.纵观国内外公共管理硕士生教育，不管何种教育模式，其基础都是深厚的理论知识。
好似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是成果转化、技术开发的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就是无源之水”。实际操作能力固然重要，然而深厚的知识储备却是其薄发之基础。因之，公共管理硕士生在具备其他素质、能力的同时，要拥有广泛、扎实的理论基本功。“只有那些既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又有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相邻学科知识的人才，即t型（基础理论宽厚、博大精湛）人才，π型（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在两个以上学科中具有精深造诣）人才，才能适应科技的迅猛发展，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公共管理硕士生的教育目标即是未来公共领域的精英，然而，21世纪的公共管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只有熟悉、掌握公共管理、政策分析、公共经济等关联知识背景的管理者，才能化腐朽以神奇，自如应对。
3.问题的研析能力是对公共管理硕士生的根本性要求。
公共管理面对的是一系列的决策，尤其是公共行政选择、政策有效性判断等，这不仅需要各种分析技能作为基础，还需要复杂的分析工具辅助。同时，拥有分析问题、研习问题的能力能够使他们在面临激烈的竞争、复杂环境时仍能够保持清醒、审时度势、选择最为恰当的解决问题路径。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旨在培养公共领域高级应用人才，对学生分析能力亦有要求，即培养他们具有熟练的分析技能。“他们必须是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公共政策代表了一系列的选择，它一定要建立在有效的实证、经济、和制度分析的基础之上。同样现存的政策也必须经过评估来决定它们的有效性。这些都要通过对成熟分析工具的熟练运用才能实现。政策分析对于良好的政府治理至关重要。”公共管理硕士即将面对的是一系列错综交叉的事务处理，没有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他们何以承担治理、服务任务，提高管理水平？
4.社会能力，它要求公共管理硕士生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有效转化，运用到社会实践、现实工作中去。
这不仅包括娴熟运用组织、控制、管理等方面的技巧，还包括有效的人际沟通、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探索与创新能力。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将社会能力分为两种智力：社会智力（socialintelligence）和实践智力（practicalintelligence）。在他看来，社会智力是处理（人际）的一种能力，实践智力则是（处事）的能力。“实践智力是一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抽象思想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然而，公共部门管理人事繁杂、环境瞬息万变，未来的从业者恰恰需要这种社会能力，合理配备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任何组织都是有多元化的人群所构成的，而人力资源又是最弥足珍贵的。唯有合理的开发、使用人力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让整个组织成为一体。公共管理硕士生不同于其他专业研究生，它旨在培育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共部门现代化与专业化要求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因此要求公共管理硕士在具备广泛理论知识背景的情况下，能实际胜任公共部门事务处理，真正成为训练有素的公共事务实践者。
二、在中国，公共管理学教育虽然已发展几十年，但与国外相比仍有很大不足
公共管理学知识篇10
1．1知识管理的基本内容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个人的竞争力取决于他的知识资产，取决于他获取知识并加以利用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土地、资本等一样已经成为提高组织或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武器，成为决定组织生死存亡的一项重要指标，因而学习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高。在积累和学习的基础上，要想实现知识价值最大化，并使知识管理得以最大范围的应用，就必须通过交流最终实现知识共享。对组织而言，知识共享可以使每一个新项目的运行都建立在全公司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去重新探索出路。对个人之间的知识共享与交流，将极大地帮助个人扩充知识面，缩短个人在新领域知识上的学习时间。同时，个人又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知识的共享与传播，对社会知识的传播也起到极大的作用。知识在社会群体内的有益流动，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
1．2知识管理的基本特点
对知识管理的学习离不开对其基本特点的大致了解。知识管理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所有管理，也正是由于它自身无可替代的独特性。
1．2．1知识管理注重管理的有效性
知识管理强调输出结果的价值，要求输出结果必须是创新的、高知识含量的、能达到组织目标的高价值的东西。这个产出与它所输入的概念上的资源之间是不存在直接量化比值的，因为概念上的资源不会像实体资源一样，随着量的上升而增加成本，所以与传统管理不同，知识管理不追求资源成本消耗的最小化，而单纯追求价值的最大化。
1．2．2知识管理源于概念
资源的无限性知识管理之所以必要不是因为物质资源的有限性，而是源于概念资源的无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已不再适合通过片面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来实现增长，它更多地要求人们通过对虚拟资源的管理来指导对有限资源的利用。新时期的知识管理就要求我们站在实现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性”的高度，寻求一种更为全面的、科学健康的增长模式。就实践发展而言，今年是中国知识管理走过的第10个年头，也是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提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10年。经过10年的传播和实践，中国的知识管理在摸索中成长，由此取得的进步和发展不可小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当前的经济危机，让人们开始反思和审视原来依靠资源、低劳动力成本和外贸投资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很多人开始关注和了解知识管理，从而使得依靠知识的积累、传承和创新推动社会繁荣成为新时期的一大亮点。
2知识管理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2．1公共管理的基本定义
公共管理，同样是时展所衍生的新概念，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不同，它不是着重于对政府职业文官的培养，而是在包含这一内容的同时，更看重以最低的成本达到目标以及管理者对结果负责的相关内容。简要而言，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如何更为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
2．2公共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概述
在共同促进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管理与知识管理间日益形成无法分割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最先大量运用知识管理的企业虽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性，但不可能孤立于社会而存在和发展，它必须得到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的配合与支持。为发展知识经济而实施的知识管理，离开公共管理的配合和支持是难以奏效的。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知识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联系，例如知识转移活动、专利、商标、基础设施等，均涉及公共管理领域，尤其是诸多关于政策、法律、法规等属于政府行为的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提高公共组织的效力，公共管理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积极推进各项措施的出台，如大力发展学习型组织，努力构建知识型政府等，不断为实现自身管理水平的跨越增强助推力。知识管理与公共管理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彼此融合的关系，这种密切的相关迫切要求当前公共管理必须落实对知识管理的应用措施。
3知识管理应用的相关举措
3．1最大限度地营造知识管理的发展环境
众所周知，只有适宜的环境才能培育出丰硕的果实。知识管理需要尽量发挥集体知识和智慧的作用，需要个人乐于奉献。因此就需要营造适当的风气和环境氛围，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公共管理领域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优化社会风气，提升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譬如说，企业文化要以诚信为本，员工要有敬业和乐业精神，重视效率、质量等等，从而让知识管理建设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概括来看大致可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①构建支持知识管理的组织体系。要有领导人、专门小组和基础设施，如信息技术平台、数据库和图书馆等。我国的“知识创新工程”、“技术创新工程”等国家创新体系就是很好的范例。
②加大对知识管理的资金投入，动员全社会从上到下为知识管理投资。
③开发支撑知识管理的信息技术。因特网和内联网技术是知识管理活动的催化剂，要不断开发数据库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
④建立知识管理评估系统。研究建立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如无形资产组成指标法，计算知识管理的投资回报率等。这一系列的相关内容就形成了知识管理实施的大背景，并最终构造出知识管理的坚实平台。
3．2加强知识管理中人才的培养与供应
人才问题是知识管理中的一个关键点，关于知识、技能、思想、精神、品德、文化之类，都离不开作为载体和主体的人。若没有符合质量和素质要求的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或不能保证供应及时到位，发展知识经济都将成为一纸空文。通过兴办教育事业来培养人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历来也是公共管理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知识经济时代也没有改变这个格局。教育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改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和全面联系。既要注意普及，又须重视提高。这一点使得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变得非常必要，动员非政府组织积极投入到发展教育的行列，不仅有利于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且也为知识管理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行使提供了契机，但国家并不能因此而有丝毫懈怠。发展各种教育设施，鼓励自学成才，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技知识，奖励研究成果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文艺、体育、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发行、图书、博物、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等，都应该在培养人才计划中作为政府工作的题中之义。
3．3构建知识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