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1
一、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动力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我区旗县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756％，国土面积占874％，国内生产总值占6258％，第一产业增加值占937%，工业增加值占3292%，固定资产投资占4740%，财政收入占353％。
从可持续发展来看，旗县域内拥有我区可利用家畜产品、矿产、土地、草原、水利、能源的绝大部分。生态恢复和治理的主要任务也必须由旗县域来完成。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来看，没有1798万旗县域人口的小康，没有广大农村牧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区的小康。发展壮大旗县域经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中之重。
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点和重要的支撑点、落脚点。
今后发展我们面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主要问题都与旗县域发展紧密相关，只有发展壮大旗县域经济，才能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才能提升全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评析
经历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区旗县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02年的相关资料表明：全区现有82个旗县(市)，域内国内生产总值108535亿元，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62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3868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的4740%，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695亿元，占全区地方财政收入的353%。随着旗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共有220多万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目前已有11个旗县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亿元。2002年旗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37元，比1998年增长485％，人均地方财政收入261元，比1998年增长298％。
（一）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参差不齐
2002年82个旗县域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万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最高的鄂托克旗达到191万元，不低于6000元的有23个，低于6000元的有40个，最低的只有人均2400元；人均财政收入450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最高的满洲里市达到132542元；不低于260元的有23个，低于260元有40个，最低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807元；其中有4个旗县不足100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2580元以上的有21个，最高的东乌旗达到4879元，不低于2000元的有20个，低于2000元的有41个，最低的只有845元。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区旗县域经济的现状。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1万元的19个旗县划分为a类，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6000元的23个旗县划为B类，其余为C类。可以看出：三类旗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特别是a类和C类之间差距明显。40个C类旗县中绝大多数原定国贫县和区贫县列在其中，C类旗县占全区旗县域总数的488％。进一步分析，a类旗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6万元，是B类的086倍，是C类的19倍，三者之比为29∶155∶1，19个a类旗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82个旗县域239％。23个B类旗县占3762％，其余40个C类旗县占3848％。客观评价，旗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也同域内区位、资源、土地、交通、投资及其它社会因素有关，不足以完全反映旗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但人均经济总量是能够基本反映旗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旗县居民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牧区，这部分居民的收入从一个侧面反映旗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现实的情况是，我区旗县域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明显，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目标的基础条件薄弱。2002年全区82个旗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差距。从总体来看，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有8个，占全部旗县的975％；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5个（全国平均水平为2476元），占全部旗县的1829％；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11个（全区平均水平为2086元），占全部旗县的1341％；其余48个旗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占全部旗县的5855％，其中有21个旗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1500元。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强竞争实力，不论是总体小康还是全面小康，总的着眼点都在于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城乡交融，谋求城乡统筹发展并共享建设成果的社会，而不是城乡分割发展的社会。我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欠发达状况尤其突出，这正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
（三）整体经济发展仍有差距
我区旗县域经济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全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但从现实和发展来看，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仍然不足。由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等部门连续三年进行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我区列全国第21位。全国县域经济100强中，始终没有我区旗县入选。目前我区旗县域平均人口规模为219万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居全国第28位；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23亿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9％，为进入百强县平均水平的935％；平均地方财政收入为057亿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59％，为进入百强县平均水平的1036％。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是其整体经济实力，即经济规模。只有拥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才能全面提升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进而取得经济的协调、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部分旗县“西部特征”明显
我区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从人均经济总量看，a类地区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占总数的2857％，锡林郭勒盟有5个，占2381％，呼伦贝尔市有5个，占2381％，阿拉善盟有3个，占1428％，上述1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1万元，其总量占全区旗县国内生产总值的264％，C类地区中，乌兰察布盟有10个，占总数的2273％，赤峰市有9个，占2045%，上述1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低于6000元，有的旗县仅有2400元。从人均财政收入看，a类地区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占2857%，呼伦贝尔市有6个，占2857%，这些旗县人均财政收人均超过450元，比全区旗县平均水平高72％。C类地区中，乌兰察布盟有10个旗县，赤峰市有8个旗县，人均财政收入不足200元，有的旗县仅有80多元。县域经济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对我区而言，旗县域经济在全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全区县域人口占全区人口的比重比全国高4个百分点，旗县域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区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全区有4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区旗县域平均水平。全区只有3个旗县人均财政收入达到或超过全区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低于全区旗县域平均水平。与全国及发达地区相对差距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欠发达特征突出。
（五）提高工业化水平是未来旗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口
2002年，全区旗县域工业增加值完成18792亿元，仅占全区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292％。占全区县域国内生产总值的1731％，比全区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43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有37个旗县工业增加值不超过1亿元，占全部旗县的45％，最低的只有636万元。鄂尔多斯市只有一个没有达到亿元，其余均超过亿元，达拉特旗接近20亿元。锡林郭勒盟有9个旗县工业增加值没有超过亿元，占其全部旗县的75％。从全区82个旗县工业化程度来看，旗县整体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总华上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突出的表现为大多数旗县工业化水平还相当低。82个旗县中，只有18个旗县进入工业化阶段，占全部旗县的2195％，其余64个旗县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仍处于农业经济时期，占全部旗县的7805％。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18个旗县中，县级市有7个，占总数的389％。在地区分布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旗县进入工业化阶段，占333％。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逾越的门槛。从现阶段看，内蒙古旗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迈入工业化道路门槛仍需加倍努力，任务十分艰巨。
三、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思考
（一）全面推进小康建设，重点在县域，难点在县域
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大任务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只有生活在全区82多个旗县域的占总人口756％以上的农牧民实现了小康，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除旗县域的经济有一定的实力和规模，全区大多数旗县域经济还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还有一部分旗县还未完全脱贫，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农民增收的难度还比较大。因此，迫切需要全社会进一步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县域经济。
（二）壮大县域经济靠什么
自然优势。自然优势是影响县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优势有两种：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自然优势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由于产业布局的调整，单一非再生资源的长期使用，区位优势也有衰退的可能，并对经济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政府能动力。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旗县政府及旗县领导的能动作用非常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一个旗县有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能够比较强地动用县内外资源，比较有效地调控经济运行，县域经济就可能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
产业竞争力。县域经济要有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在这个产业群中，主导产业明确，产业结构合理，产业结构优化，要有广阔的市场。
企业竞争力。企业是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中坚力量。一个县域拥有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具有品牌企业数量是反映旗县域经济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方面。
人力竞争力。县域内人口总量固然重要，但人口质量更重要。要加大县域内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留住人才，也要加强对基础人才的培训，这是提升县域竞争力，壮大县域经济的基础。
外界互动力。县域与外界的互动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今后在国内国外两个大市场的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不能仅在县内、省内定位，更要在国内和全球经济中定位，要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提升竞争力。
（三）跳出县域谋发展
一是解决好内与外的关系。在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随时都要面对内外两个资源、两个生产要素、两个市场，这既需要立足县域实际，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促进内部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优化配置和结合，充分发挥县域内部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作用，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经济发展集约化；又要眼光向外，通过优化内部投资环境，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按照市场经济效益中心的原则，充分利用县域外部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以及更高层次的跨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规模和水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四）发展县域经济要有新思维
第一，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发展区域经济的新思维。县域经济是充满着活力和蕴涵着潜力的经济，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说，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中的城市发展是第一层面的话，那么，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将是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第一个层面的延伸和深化。第二层面可以利用非均衡的“势能”，并充分考虑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实施县域经济的赶超和突破战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工作的新思维。工业化、城镇化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主题和方向，发展县域经济来推动工业化、城镇化是全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大特点。实践表明，凡是县域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工作也走在前面。
第三，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解决“三农”问题要统筹“农”和“非农”工作，把“三农”工作统筹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重”的这两大难题。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2
县域经济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强滇之基在于强县，县域经济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基石，没有县域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全省经济的大跨越。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边界，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具有区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郡县治，天下安。县域很重要，从两千多年前建制到现在，县一直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和经济单元。目前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3%（896万平方公里），GDp占全国的60%以上。县域经济是强国富民的基石，县域内人口总数9.1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88%。县域经济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县域经济是拉动消费的“超市”，在县域范围内集中了全国大部分购买力，占全国零售商品总额的1/2以上，加上农民从城市购买的部分，则达到70%以上，集中了货币流量的60%。
一、县域经济的特点
（1）农村性。县与农村、农业、农民等“三农”问题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农村和农业也就很难称其为“县”。
（2）地域性。县域经济的地域性，是指县域经济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行政区划边界，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位置和相互间可分割的行政界限。
（3）层次性。县域经济是指一个县范围内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称，它既有产业的总和，也有各种经济所有制的总和；既有关系普通百姓的就业与收入问题；也有政府的财政收支问题等。
（4）综合性。县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集三次产业的生产和非生产性活动、经营与管理为一体，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5）差异性。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同的县域，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非常明显。云南省的县域经济发展与差距巨大，县域经济强县（市）主要集中在滇中与滇南地区。
二、云南县域经济在全国的位置
自2001年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公布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以来，到2011年已连续十一届，云南无一县（市）进入。即使是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市）的云南县（市），其排位处于下降态势。
最新公布的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83.1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475.6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04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407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217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10560元。云南县域经济强县的综合实力与全国百强县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在短期内要入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云南县域经济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云南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统农业的低效率；中小工商企业发展不足，尤其是县域非公经济发展严重不足；滞后的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总量小，发展极不平衡，整体竞争力较弱；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调整依然滞后；经济运行效益较低，经济自主增长乏力，县级财政运转困难；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对外开放程度偏低。云南的很多县均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
四、云南县域经济强县的变迁
第十一届西部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51.69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56.39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2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941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667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720元。
云南省在12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市辖区只有13个，县级市、县、自治县有116个，县域单位占90.70%，市辖区的面积仅占总面积的2.7%，县域人口比例达到86.3%。历年进入西部百强县（市）的云南县（市）如下表1。
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市）的云南县（市）看，大致维持在10个县（市）左右，其中，第二届有九个，第八、第十一届十一个，第十届十二个，其余年份都是十个，基本保持稳定。从区域分布看，云南进入的西部百强县（市）主要集中在昆明、曲靖和红河。以第十一届为例，云南有十一个县（市）进入西部百强，分别是安宁、个旧、大理、楚雄、富源、宣威、弥勒、呈贡、文山、蒙自、开远。其中红河最多，有四个县（市），其次是昆明和曲靖，分别为两个。
五、加快云南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思路
（一）云南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强滇之基在于强县，县域经济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基石，没有县域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全省经济的大跨越。云南省《加快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决定》提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到2016年，培育地区生产总值超1000亿元的县（市、区）3个，500亿元的县5个、200亿元的县10个、100亿元的县50个，其他县也相应要求在2011年基础上翻一番。
（二）云南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县情，发挥比较优势，以市场化和城镇化为导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导，以特色产业和服务业为支撑，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
1、积极推进县域经济结构调整
云南大部分县域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体，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严重落后，因此，发展县域经济，关键是调整县域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重点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县域工业结构的调整，要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对县域工业的存量资本进行梳理和优选，确定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以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为突破口，促进县域特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2、发展壮大县域民营经济
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机制灵活，市场应变能力强，成长性好，竞争力强。发展县域经济，要充分利用民营经济点多面广，规模小、机制灵活的优势。县域政府要为县域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松宽的政策环境，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3、培育特色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县域经济的发展，立足县情，发挥县域比较优势是形成县域特色经济，增强县竞争力的基本途径。从县域竞争角度分析，特色就是潜力、竞争力、生命力。有特色就有市场，有特色就能形成县域品牌和核心竞争力。
4、积极有序的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
从城乡发展的格局看，经济腾飞的“龙头”在城市、在集镇。城镇是县域经济的中心，是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聚散地，城镇经济的繁荣，既能有效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也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3
关键词：县域经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东北边陲，现有69个县（市）土地面积45.4万平方公里，人口3792万，耕地面积700多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0%左右，土地肥沃，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一、县域经济类型的划分
（一）县域经济的界定
县域经济主要是指小范围经济，一种当地的区域性经济。所谓区域经济是按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统一组织生产和交换的要求，以一定空间范围而存在的区域内国民经济综合体。按照区域经济级别划分为地区经济、省域经济、县域经济等。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内，多数是农业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种产业综合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形式。
（二）县域经济的特征
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农村性、地域性、层次性、综合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1.农村性。中国县域经济本质上属农村经济范畴，县域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县域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约占75%。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不发达，农业产业的经营活动又是分散的，且靠天吃饭的地区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经济波动性较大。从总体来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较低。
2.地域性。全国县域在空间上具有一定范围及齐全的功能，并有一定的决策与调控权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县域的划分具有明显的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等因素的地域性。
3.层次性。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层次，本身包括县经济、乡镇经济和村经济三个层次。县经济是全县经济具有核心和导向作用，属于最高层次，乡镇经济是介于县域和村域之间的纽带层，村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本单元或基础层.即具有承上启下联结城乡的作用。对上县是微观经济层次，接受上级的宏观调控，对下又是中观经济层次，起宏观调控的作用。
4.综合性。中国县域具有与国民经济相对应的各个产业领域和部门，县域经济门类齐全、活动范围广，不仅包括工业、农业和建筑业，而且涉及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不仅有生产经营企业，还包括经济与社会管理机构，因此县域经济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二、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影响
（一）优势主导产业发展滞后
黑龙江省各县（市、区）虽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主导产业，但是由于优势主导产业中没有较为强大的龙头企业支撑，无法带动主导产业的壮大，优势主导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全省70多家省级龙头企业平均销售收入只有3亿元，占全国重点龙头企业平均销售收入的一半还不到。这种情况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限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民营企业经济相对落后
从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经营的案例来看，其经济的发展实都显示出了县域经济发展对其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并且实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还受到来自计划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体制障碍等因素所带来的制度阻碍。所以，黑龙江省的民营经济和其他发达区域的省市相比较而言，还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其中所存在的另外一方面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普遍较差，再加上绝大多数企业都是非工业企业，这也就出现了民营经济无法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情况出现。
（三）县域地区人力资源匮乏
人才这一因素，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社会发展中，都是极其重要的一项资源。要想县域经济体系在经济领域中能够达到跨越式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实力强大、团结、配合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就当前的黑龙江省来说，出现了大量人才流失的现象，这都是由于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导致大量人才不看好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促使了人才的大量流失。而人才的流失又使县域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结果更不利于人才的吸引，由此在县域地区经济与人才流失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黑龙
省县域经济发展调控路径
（一）壮大优势主导产业，走主导稳基之路
各个不同区域的县应当根据自身所具有的相关优势，来确立相应的主导产业，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来使得产业的发展速度更加迅速，以此来达到民营企业经济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本县所具有的相关特色，来建立起本县的立县企业，通过全县的经济、人力的集中来扶持立县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型企业更应当加大企业发展的力度，促使工业企业带动全县经济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走特色兴县之路
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增长环节。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的过程中，适当的放宽政策，使得市场发展更加灵活。同时，大力扶持实业企业的创办，扶持民营企业的改制，并且在当前既有企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引进更多的企业进入到县内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极为完善的经济构成体系，使得经济发展能够全方位的循环发展。
（三）引进人才培养机制，走机制治县之路
认识人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树立强烈的人才资源意识，创新人才培训机制。各级政府应制定切实有效的激励政策吸引人才。给各类人才提供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舞台。
（四）加大新兴工业化，走工业强县之路
壮大龙头企业，增大工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大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特别是俄罗斯）贸易；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向小而强发展；培育特色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强化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中。
（五）创新农村金融体制，走资金保县之路
县域资金是保障县域经济稳固发展的关键。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的补贴，完善财政转移的体制，加大对贫困县的扶持。加快县乡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持。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大量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既是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于。黑龙江省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时，就应当与时俱进，化挑战为机遇，使得县域经济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发展，从而让黑龙江省的经济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更进一步。此外，在大力开拓黑龙江省县域经济的过程中，还应当做好发展的指导工作，让整个县域经济体系能够把工业发展作为主导、农业经济作为基础，所有工作以城镇化的发展来展开，把农民收入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作为根本性目标，为小康社会的实现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占国，刘小宁等著.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4
一、发展县域经济以实现农民增收课题的政策意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五个统筹”之首，体现了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县级。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生活中最具活力与内涵的经济形式之一，已成为专家与学者们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热点。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提倡与引导。早在2002年11月，同志就在党的十六大中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的新思路；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提议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倡导落实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的作法。随着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经济规模的扩大，社会对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新思维已基本达成共识。“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将更多地阐明与本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以县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拉动农民收入增加有望被纳入规划范畴。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切入点，是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对实现农民增收的现实意义
县域经济是实证性非常强的经济。一般地说，县域经济是具有各自地域和资源特点的区域经济，各个县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产业结构以及科技、文化教育、人口与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决定了各自发展的具有区域特色。县域经济的实质是特色经济，主要指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特点鲜明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主导产业或产业链，有时，也反映在经济组织形式的特色上。特色是县域经济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形成比较优势。农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县域经济发展有极强的相关性，在部署上应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在农村，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优势。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科学安排。要充分利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带来的良好机遇，适时调整县域经济结构，促进县域经济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三、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以实现农民增收课题的研究思路
（一）借鉴与发展
县域特色经济的名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外研究组织与学者和国际经济机构鲜有文献。但县域经济毕竟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在相应理论上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只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差异性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何况是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轨迹的巨大差异性。目前，在全国很多发达地区都已完成对于壮大县域经济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课题或调研工作，但县域特色经济的经验是因地而异，需因势利导。何况我省还不能以发达地区自居，对其他省市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照搬套用。县域特色经济的生命力本身就在于其特色，所以只有严格针对当地情况的特点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市场应用价值。
（二）调查与总结
在研究方法上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多种方法相结合，取长补短。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案例推广法、试点检验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从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研究工作。其中可以先确定以湘潭县、浏阳县、宁乡县、望城县、邵东县等为较发达地区的县域特色经济调查对象，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再结合比较湘西等落后地区的某些县为实地考察对象，然后进行比较分析，对成功经验进行及时总结与归纳，在比较的基础上开展试点检验，再做典型案例推广。整个研究过程均以实证分析为主，最后提出带有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法的结论。
（二）研究与创新
选择我省的典型县市进行调查，分析在我省相对发达的地区和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民增收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与原因，并论证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意义，从而得出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我省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的基本原则，并从战略高度提出在我省发展以农民增收为目的的县域特色经济的创新性对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安排为：1、在对典型县发展特色经济全面调查的基础上，评价我省部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现状。2、论证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是实现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选择。3、阐述发展我省县域特色经济的基本原则。4、总结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的前提下，分析我省不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的主要障碍。5、以农民增收为主要目标发展我省县域特色经济的战略性对策创新研究。
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以实现农民增收课题的主要研究观点
各县之间多少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或发展基础的各项差异，应根据各自的历史，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分别划分为以工业型为主的特色经济，主要是建立乡镇企业工业园区：以旅游开发型为主的特色经济，主要是凭借其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及一系列的相关服务产业，以农业产业化型为主的特色经济，主要是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体的农村产业链；以市场带动型为主的特色经济，主要是建立特色资源产品的商品交易市场和批发市场等。这样，既避免了各县之间的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又能优势互补，达到共同繁荣。我们应当把握机会，与时俱进，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以特色为灵魂，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同时强化以增收的农民为主力壮大县域经济的意识，使二者达到双赢的效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统筹县域经济发展，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走“一主三化”的路子，培育特色经济，壮大园区经济，发展劳务经济，进一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五、研究此课题的预期价值
结合以上不同角度的探讨，如果深入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应该力求达到以下几方面的预期价值：
1．进行理论创新。在理论探讨上要实现区域经济与发展经济的新结合，寻求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农业大省实现农民增收问题提出新思路，并使其更具可行性。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5
县域经济是以县域为中心，以产业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村为重点，以县域行政范围为基础，以优化配置资源为目标，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一直以来，县域经济在扩大我国经济总量、增强综合实力，统筹城乡建设、有效化解“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巩固基层政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据统计，截至20xx年末，我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的92%；人口总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3%；县域经济gdp约占全国gdp的60%，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都占全国的1/3左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占全国的1/4。
近年来，中央重新审视“重城轻乡”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态势，突破性地提出了“县域”概念，并将“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向县域侧重的明确的方向性变化，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县域经济大发展时代。
20xx年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为辽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特别是为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全省县域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与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目前国内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相比，辽宁差距明显。如何解决目前制约辽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本省乃至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1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辽宁目前有44个涉农县区，包括27个县和17个县级市，土地总面积为12.8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的86.7%；总人口2315.3万人，约占全省的55%。在中央振兴东北战略的推动下，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态势良好。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全面提升、结构改善、活力增强、效益提高”的良好态势。
(1)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增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20xx年辽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为3300.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1.8%，占全省的35.6%，有7个县(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1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3874元，增长了22.1%；实现工业增加值1453.03亿元，同比增长3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8.8亿元，增长了30.1%，占全省的13.3%，比上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
在20xx年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排名中，东北地区占5个，全部出自辽宁，最高排名34位，分别是海城市、瓦房店市、普兰店市、庄河市、大石桥市。
(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和服务业持续提升。
20xx年辽宁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为767.1亿元，增长10.7%，占全省的78.6%；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480亿元，增长26.3%，占全省的31.3%；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053亿元，增长24.6%，占全省的29.7%。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25.6：43.2：31.2调整为23.2：44.9：31.9。一产业下降2.4个百分点，二产业上升1.7个百分点，三产业上升0.7个百分点。
(3)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20xx年辽宁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1004.3亿元，占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0.2%，比重较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比上年增长57.2%，比全省增幅35.7%高22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为30.7%，比上年提高11.4个百分点。
电力、交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投资均有大幅增长，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历时6年总投资129亿元的全省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改善了农村电网的落后状况，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使全省691万户农民受益；二是全省省辖市全部通高速公路、1170个乡镇全部通油路，形成了“一网五射两环”的公路交通总格局；三是在辽西北全面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使458万农民饮水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4)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重点项目不断涌入。
招商引资步伐加快。随着县域基础设施和招商环境的改善，20xx年辽宁县域实际利用外资12.2亿美元，占全省的20.3%；农业实际利用外资、农产品出口创汇同比增长20%以上。各县(市)普遍开工建设了一批重点工业项目。江苏雨润集团300万头生猪深加工项目落户开原，北票工业园引进浙江赐富、纵横两大集团，投资10亿元年产60万吨海绵铁项目进展顺利，盘锦大洼船舶工业园已签订项目总投资72亿元，42个重点项目中将有15个项目年内达产。
在省财政资金支持的25个县(市)工业项目集聚地中，规模以上企业数已由20xx年的325个增至20xx年的577个，增加252个，增幅77.5%。其中1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由20xx年的42个增至20xx年的100个，增加58个。
(5)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
20xx年，辽宁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90元，比上年增加400元，增长10.8%。从44个县来看，11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占25%，比上年增加4个，其中，长海县仍旧是全国最高，达15012元；4000-5000元的有20个，占45.5%，比上年增加5个；3000-4000元的有11个，占25%，比上年减少5个；20xx-3000元的有2个，占4.5%，比上年减少4个。
2从辽宁县域经济发展引出的思考
(1)目前制约辽宁乃至全国大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虽然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放眼国内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县域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差距依然明显。
据20xx年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90个，东北地区有5个，中部地区有11个，西部地区有4个。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81.4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68.17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3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59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79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05%、15.86%、22.57%、16.43%、8.99%。
——新时期县域经济特色各异，竞争日益激烈：浙江省县域经济人均水平高，百强县比例大，为全国各省市区之最；江苏省县域经济规模大，百强县大而强；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多，差异性大，百强县增数多；广东省县域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心城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通过与上述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地区的综合比较，现阶段制约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低，竞争力不强。除少量县(市)外，总体处于国内县域经济发展一般水平，与全国百强县(市)平均水平差距明显。
二是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依然滞后，产业现代化水平低。产业集群特色不鲜明，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规模化经营，没有发挥出自身优势，对整个产业的支持和推动力度不够。
三是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强者恒强、弱者常弱，各自为战，未形成类似江苏江阴、山东即墨等为代表的强县组团，体现出明显的集聚放大效应。
四是乡镇企业管理落后，没有树立起有市场号召力的特色品牌。
五是环境保护和资源优化配置意识不强，软硬环境建设亟待总体提升。
不难看出，以上问题正是一直以来制约和困扰中国大部分县域地区经济发展的通症，只是当前阶段更加突出、更加紧迫而已。
(2)关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初步设想。
必须看到，在现代化都市大行其道的今天，发展县域经济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县域经济发展的成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国的全面开放、发展和稳定，所以必须从六个方面入手：
①要坚定思想、统一认识，将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联系起来，树立“县域立，城市兴”的思想，加速推进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的“双轮拉动、同步增长”。
②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规划，依据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将工作重点放到培养县域主导产业、培育特色经济品牌、扶持县域龙头企业上来。
③建立和完善国家县域经济发展指标评价考核体系。依靠该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在领导机制、改革机制、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实现创新发展。
④加速环境建设步伐，提高环境建设水平。在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设施的同时，加速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提升政府行政审批服务的水平和加快办事效率，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良的配套设施环境和优质的公共、行政服务。
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支持和鼓励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地县域产业发展方向的乡镇中小企业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积极引导其立足本地、开拓市场、扩大规模、加速集聚。
⑥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才资源管理，为县域经济发展集聚各类有用人才。充分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和培养适合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级人才，形成优势产业集聚人才、重点项目吸引人才的发展态势。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6
1．增长极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增长极空间开发战略的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首先在空间上形成一些增长水平高于一般区域的增长点或增长极，随着增长极规模的不断扩大，呈现出区域经济从初始均衡→空间差异出现→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非均衡的发展演进过程。增长极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采用动态非均衡方法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运用增长极理论实施空间非均衡开发战略促进经济起飞，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要实现经济更高水平发展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则必须另辟蹊径。
2．增长极由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转换
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匀的制约，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采取集中优势、重点布局的模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讲，这种培育单个增长极核的开发模式在早期阶段的确能够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空间经济运动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会远远强于扩散效应，导致区域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单一增长极突出，区域空间非均衡异常明显。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区域自主意识逐步觉醒，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条件下，“单极”发展、“一枝独秀”的传统发展道路已不合时宜，区域经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单个增长极的强劲支撑，更需要多个增长极的协同推进，实施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中，“点”就是经济支撑点，通过壮大区域中心城市，做强区域经济梯队，形成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强有力经济支撑点;“极”就是经济增长极，通过加快城市群和经济区发展，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点和极是经济活动与空间载体的有机统一，实施多点多极发展战略，就是引导经济要素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区域集中集聚，形成更多更强的支撑点和增长极，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在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的互动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3．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演进的现实实践
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促使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小集聚大扩散，推动区域发展逐步走向空间均衡，这也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普遍特征和经验总结。美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由单极向多极的演进过程。美国现代经济增长发韧于新英格兰6州，19世纪推进到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沿岸各州。到19世纪中叶，东北部和中北部14州以仅占11.5%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美75%的制造业，形成了典型的单极发展格局。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区域经济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城市、产业和人口不断向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集中，1900年该地区已有47个城市跻身于美国100个最大城市的行列。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太平洋沿岸地区城市密集区逐渐形成。最终形成了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圣地亚哥—旧金山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从而在全美经济空间版图上呈现出多点多极协调发展格局。日本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同样明显。明治维新前，大阪的工商业远较东京发达，日本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单极发展格局。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实施了以“四全综”为核心的空间开发战略，并大力推行产业政策，东京由于其首都地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逐渐发展壮大并超过大阪。名古屋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纺织业快速发展，汽车产业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得到大规模发展，稳定地形成了所谓的“中京圈”。日本经济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以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的多点多极发展格局，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由单极开发向多极开发战略演进的过程。在经历改革开放前期东部沿海“一枝独秀”的空间开发阶段之后，通过实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沿海地区内部积极培育多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增长极;同时积极支持内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通过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培育形成了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经济区等新支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培育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培育形成了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增长极以及滇中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宁夏沿黄经济区等次级增长极。从而在全国层面上形成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板块驱动格局，在区域层面上形成竞相跨越、百花齐放的多点多极发展新格局。由此可见，“多点多极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格局。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就是“增长极”领衔、四大区域板块齐头、多个城市群协同并进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态势。因此，在空间上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统筹区域发展的现实结果。
二、多点多极发展中县域经济底部支撑功能再审视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基础支撑。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下，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做强区域市州经济梯队、建设区域性城市群或者次级经济区域，都离不开县域经济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进而影响“点”和“极”的支撑作用的合理发挥，最终影响区域性城市群和次级经济区的崛起。
1．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综合实力形成坚实支撑
在县域范围内，通常形成了县城为经济中心、中心场镇为经济副中心、一般乡镇为经济节点的经济发展体系，通过县域内的乘数作用来实现经济扩散效应，其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整个县域范围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体系有利于规模经济和生产协作、生产联合、资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经济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总量的积累，是形成较为合理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底部基础，进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经济体量支撑。县域经济对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四大板块”的发展差距主要就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上。在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中，全国百强县多达2/3以上，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三省就占据半壁江山，而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所拥有的全国百强县经济规模偏低、数量较少，使得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2．县域经济在经济功能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完整职能形成有力配合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衔接处、更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交汇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点”和“极”的重要构成单元。一方面，县域经济是县域内各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集合，通过有效整合本区域的劳动力、资金、财政等要素资源，培育和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及龙头企业，并向县域中心镇、重点镇及广大乡村地区辐射影响，其经济辐射力可以基本覆盖整个县域，有效促进了底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县域经济充满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由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构成，城市经济主要是以二、三产业为主，县域经济则主要是农业占主体。县域经济接受城市经济的信息、技术辐射和产业转移;同时，县域经济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格局。因此，城市经济要得到好的配套协作，没有县域经济的支撑则难以均衡;仅有城市经济，县域经济因缺乏服务对象也发展不牢。县域经济通过与城市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关联发展，进而形成合力来共同支撑“点”和“极”的发展。
3．县域经济在城镇建设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城镇结构形成有效补充
县域不仅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探索“两化”互动的“实验室”和城乡统筹的“平衡杆”。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在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龙头带动作用，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小城镇作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县域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进以县城和小城镇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和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持续增长的需求，成为城乡融合的枢纽和桥梁，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城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功能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其承载力、扩张力和辐射力逐步增强，在县域内形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实现区域城市群或经济区在空间上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规模适度、梯次合理、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最终支撑多点多极发展。因此，县域经济从经济规模、经济功能和城镇建设等方面对多点多极发展格局起着最基础、最底部的支撑。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新的空间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发展壮大。
三、基于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四川县域经济现实判断
四川是西部经济第一大省，确立了建成全国经济强省的目标。立足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单极支撑格局突出”的省情，四川在2013年提出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夯实底部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其实质就是加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底部支撑。
1．县域经济是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底部基础
四川现有135个县(县级市)，幅员面积44.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92.4%，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着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第一，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较强，有力巩固次级经济区的综合实力。2013年，四川135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13963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3.2%，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亿元、200亿元和300亿元的县(市)分别有56、21和4个。在2013年第十三届西部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共有21个县(市)上榜，数量居西部第一位。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所属区域在全省多点多极发展格局中的崛起。以川南经济区为例，2013年川南经济区在四川5大经济区中率先实现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全部过千亿，其中自贡、内江的县域全部进入百亿元行列，泸州和宜宾的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也较高。川南四市县域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充分体现出了县域经济对“点”和“极”的体量支撑。第二，县域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活力明显增强，优化了多点多极发展的底部整体效能。2013年，135个县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增长12.4%，增幅比四川省高0.3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73.7亿元，占四川省的45.1%。同时，四川实行“扩权强县”试点，赋予试点县与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拓展了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其中，59个扩权试点县全年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874.5亿元，增长10.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357元，分别增长10.5%、13.4%。市场化改革和“扩权强县”试点，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全省多点多极支撑的底部基础进一步巩固。第三，县域经济中心的快速城镇化，有力充实着支撑点，助推区域性城市群的崛起。随着县域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四川县域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城市群发展初具规模。2013年，四川全省主城区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数量达到8个，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提高，县域与中心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日益紧密。城市群在县域经济的支撑下加快发展，例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是西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各市经济规模均超1000亿元，多中心网络化布局初步形成，处于率先次级突破的优势地位。
2．四川县域经济底部支撑作用发挥面临的现实困难
四川县域经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发展仍不充足，距离真正发挥底部支撑作用还有相当的差距。第一，县域经济规模弱小、综合实力不强、发展差距较大，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经济相比整体滞后、差距较大。在2013年第十三届全国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仅双流、郫县2个县入选，而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强省分别有26、20、16个县(市)入选;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序中，四川省竞争力指数仅排在全国的中下游水平。以全国百强县首位的江苏江阴市为例，2013江阴市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0亿元、42986元和21882元。四川双流县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5名，上述三项指标仅为746亿元、31752元和13856元，分别为江阴市的28%、74%和63%。四川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上对多点多极的底部支撑还很乏力。第二，县域集聚经济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能力低，产业层次偏低，影响着底部支撑功能的发挥。在金融支持上，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同程度地从农村和农业退出而转向城市工业，县域内资金多数呈现净流出状态。在土地供应上，土地利用指标多数用于中心城市建设，县域年均土地利用计划不足500亩，并且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置换困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财政体制上，县域财政一直处于忙“吃饭”状态。2013年，县域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仅占全省的27.0%、40.6%，县域之间地方公共财政收差距较大，收入最大的双流县(64.6亿元)是最小的壤塘县的400多倍。在产业层次上，县域农业规模化经营困难，78个县(市)工业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4个县市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三次产业结构以“二、三、一”型为主，产业结构层次明显偏低。第三，县域城镇化水平低，县城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弱，不能有效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2013年，四川省135个县(市)的城镇化率为34%，比全省44.9%的城镇化率低了近11个百分点，并有119个县(市)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攀西地区与川东北地区的民族集聚区和盆周山区，由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薄弱，县域城市建设水平比较低，大多数县城人口不到10万，远远没有达到20万的经济规模人口要求，县城以外建制镇的人口大都不超过5万。县域建制镇总体规模偏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差，难以在“两化”互动和促进城乡统筹中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地区缺乏完整合理的城镇结构以支撑城市群崛起，城市群之间差距较大，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缺乏底部支撑。
四、夯实县域经济底部支撑的基本路径
县域经济作为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底部基础，县域强则底部实，底部实则支撑稳。应重点从产业支撑、市场要素和城镇体系建设等方面，夯实县域的基础支撑作用，促进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的形成。
1．立足产业支撑，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增强县域综合经济实力产业强，则县域经济强。
一是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县域特色产业。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的转化。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交通、现代物流、金融、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四是推动在有条件的县域设立产业园区，打造对区域经济带动力强、支撑作用大的重点园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将产业园区培育壮大作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有力支点。形成“一县一色、一镇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利于为多点多极提供稳定有力的产业支撑。
2．扩大县域市场开放合作，引导要素合理集聚，提升县域经济功能
在县域市场开放方面，县域政府应转变职能，为市场的发展营造环境、搞好服务，发挥乘数效应，激活县域发展潜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和基础产业等领域，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积极开展县域之间的合作，形成县域产业互补，实现错位共融发展，并推动县域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县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宽层次吸纳更多的资源，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要素集聚方面，发挥县域对金融、土地、财税等生产要素的“极化效应”。推进县域金融服务创新，促进县域金融机构将经营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县域，加大信贷等各种金融资源在县域实体经济的投入，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积极性;探索推进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建立县域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流转平台，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深化“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完善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欠发达的县域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3．推进县域城镇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完善城镇梯次结构
城镇化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新动力，县域经济的繁荣又为城镇化提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实现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有机融合发展。一是要加快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县城为枢纽、建制镇为节点干支衔接的县域现代化交通路网，缩短县域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增强其承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能力。二是推进县域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提升“人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统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三是实施县域“层级式城镇化”战略。对人口吸纳能力强、经济发展快的城镇落实“扩权强镇”改革试点，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其产业集聚能力、劳动力转移吸纳能力;并积极将县城培育成为中小城市，最终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中心场镇为副中心、一般场镇为节点、农村聚居点为基础的新型县域城镇化体系，进而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镇结构，为多点多极支撑筑牢底部基础。
五、结束语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7
一、*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一）*县域经济变动的纵向研究：波动增长，阶段性特征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整体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的特点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幅波动较大（如图1所示），阶段性特征明显。依据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来划分，1978年至2005年，*省县域经济增长可分为五个阶段，即1978―1985年、1986―1990年、1991―1995年、1996―2000年、2001―2005年，各阶段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5年）――恢复增长期。1978年前，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剪刀差”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农村改革为先导，生产力初步释放，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81年到1985年，全省县域GDp年均增长12.5%，比全省低1.0个百分点。但财政收入增10.2%、农业总产值增11.9%，分别比全省平均高出1.9和0.7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初期，*县域经济已经逐步摆脱贫困落后和停滞不前的落后局面，开始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1986年至1990年）――平稳增长期。“七五”时期，全省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民转向市民，城乡差距开始拉大，县域经济呈现低速运行的局面。这阶段，全省县域GDp年均增长仅为5.2%，农业总产值年递增也只有2.7%，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分别减少7.3和9.2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91年至1995年）――高速增长期。尽管在1991年*受重灾袭击，县域经济遇挫，但后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县域经济的结构。“八五”期间，增速达到顶点，全省县域GDp年均增长16.0%，财政收入增长27.2%，农业总产值增长7.4%，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9.6%，与全省平均增幅相比，分别高出1.9、4.5、0.9和0.3个百分点。显然，这是建国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最稳定、速度最快、效果最理想的五年“黄金期”。
第四阶段：（1996年至2000年）――增速下滑期。“九五”期间，*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连续三年水旱灾害等考验，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回落，增速放缓。五年间，县域GDp年均增长8.8%，财政收入增长11.0%，农业总产值增长5.9%。与“八五”期间相比，分别下降7.2、16.2和1.5个百分点；较“九五”期间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3.4、3.6和0.5个百分点。
第五阶段：（2001年至2005年）――相对滞后期。“十五”期间，相对于周边省份，*的县域经济处于滞后期。2001年至2005年，全省县域GDp年平均增长8.3%，财政收入增长8.9%，分别比全省低2.3和8.8个百分点。县域GDp占全省的份额由2000年的48.1%下降到的2005年45.9%；县域财政收入所占份额由32.4%下降到21.9%。
（二）*县域经济现状研究：总量扩大，增长动力增强
近年，*各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举措，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县域经济呈现出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效益增加的良好发展态势。
1、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加快，总量规模扩大。20*年，*县域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81.7%；县域人口4752.5万人，占全省71.3%，县域平均人口77.9万人。县域全年完成GDp3491.3亿元，比上年增长14.8%，较全省快0.9个百分点。县域GDp总量占全省47.5%。县域GDp平均规模为57.2亿元，比上年增加10.3亿元，与20*年相比，GDp超过60亿元县市由20*年13个增加至27个。2、经济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0*年，县域财政总收入首度突破两百亿，达247.8亿元，比上年增长34.4%，增幅比全省高7.5个百分点。总量占全省份额由上年的22.6%提高到24.0%，县域财政对全省财政增收的贡献率达29.1%，比上年上升3.5个百分点。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121.3亿元，比上年增长44.9%，增幅比全省高1.6个百分点。县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697元，比20*年增长25.6%。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3439元，增长18.4%。
3、经济增长动力：需求作用增大，投资增速加快。20*年，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县域外贸出口14亿美元，增长40.8%，增幅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县域固定资产投资1633.5亿元，比上年增长62.8%，总量占全省份额的36.6%。县域实际利用外资7.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2%。
4、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工业支柱作用明显。20*年，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1109.9亿元，比20*年增长27.8%。县域经济明显地表现为第二产业领先增长的特征，工业在GDp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县域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40.3%，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2.9%，比上年提高8.7个百分点。县域GDp中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30.2：35.9：33.9调整为28.9:38.6:32.5，一产比重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二产比重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三）*县域经济横向研究：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瓶颈”
*县域经济发展从纵向比较取得长足进步，但仍然呈现总体实力不强，发展程度不高，与邻近省份及周边发达省份横向比较，存在一定差距。
1、与周边省份县域经济对比的差异
――经济规模水平低。20*年，*县域GDp3491.3亿元，占全省47.5%，比河南、湖北、山东和江苏分别低23.1、3.3、11.1和4.6个百分点；县域平均GDp为57.2亿元，比河南低41.2亿元，比湖北低3.9亿元，比山东低83.4亿元，比江苏低198.8亿元；人均创造GDp为7346.1元，相当于河南的55.8%，湖北的73.6%，山东的38.5%，江苏的27.1%。
――工业化程度低。20*年，*县域实现工业增加值1109.9亿元，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8%，低于河南19.3个百分点，低于湖北1.1个百分点，低于山东20.2个百分点，低于江苏20个百分点；县域实现人均工业增加值2335.6元，仅相当于河南的37.7%，湖北的70.8%，山东的23.5%，江苏的16.6%。
――财政压力大。20*年，*县域地方财政收入143.3亿元，人均301.6元，比河南低104.3元，比湖北低3.4元，比山东低411元，比江苏低1309元。
――消费市场不旺。20*年，*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7.6亿元，人均2163.5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相当河南的38.4%、湖北的51.3%、山东的27.8%、江苏的30.3%，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河南低1160.2、比湖北低2162.9元、比山东低3305.0元、比江苏低4756.3元。
2、与全国县域经济平均水平的差异
从县域经济的平均规模比较看：20*年，全国县域平均人口规模46.4万人，GDp64.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7.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28亿元；同年，*县域平均人口规模77.1万人，比全国要多30.7万人；GDp为46.9亿元，比全国少17.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6.9亿元，比全国少10.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75亿元，比全国少0.53亿元。
从县域经济人均水平比较看：由于*县域人口在全国名列第三，县域人均水平就更低。20*年，全国县域人均GDp达13938.1元，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5869.7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492.2元，而*县域人均GDp仅有6*7.6元，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2187.3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26.7元，较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少7850.5元、3682.4元和265.5元。
从与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比较看。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统计，20*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81.5万人，GDp268.2亿元，人均GDp为35960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790元。同年，*县域GDp平均值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17.4%，GDp最高的无为县（98.3亿元）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36.7%；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16.9%，人均GDp居全省首位的宁国市（17677元）也只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49.2%；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13.8%，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居全省首位的宁国市（1290元）只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78.5%。
3、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中国历史上，*改革成为典范，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序幕；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樊篱；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催生了免除农业税这一千古变革。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省力显著增强。然而，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经济总量、发展水平、结构变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在全国的第13位退至20*年的第15位。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1978年的135元扩大到20*年的6029元，处于第28位。排在*之后是云南、甘肃、贵州，*下滑到全国“锅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20*年6月首部中部蓝皮书《20*年：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报告》。该蓝皮书指出，与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部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显示出下降趋势，中部GDp增长速度达虽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却远低于环渤海和珠三角。
中部蓝皮书指出，近几年，在国家大开放政策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影响和带动下，中部地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然而，与其他经济板块相比，中部地区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明显落后。其中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与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呈现出落后于西部的态势。
中部蓝皮书指出，*GDp总量和增长速度均居中部六省第4位，但人均GDp却居中部最末位。在其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成为重要因素。*能否在中部六省率先崛起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二、*县域经济发展梯度划分
本课题通过选取若干指标，借助数量分析方法，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梯度水平的差异状况，找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薄弱区域，以探求协调发展的途径。
1、研究模型、指标选择。多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划分处理方法有很多，如主观权数法、层次分析法、赋权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由于划分县域经济梯度的部分指标之间（如人均GDp与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之间、GDp与人均邮电业务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为消除自变量共线性问题，使划分结果更加客观、合理，本文运用SpSS统计分析系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县域进行梯度分区。
根据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全面性、可比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等原则以及广义梯度推移理论，我们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效益、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等方面选取了以下指标：
①GDp总量、人均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7个指标反映经济综合实力；
②等级以上公路里程数、每百人拥有电话数2个指标反映自然优势与基础设施；
③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反映金融服务能力；
④单位GDp财政收入、单位GDp财政支出2个指标反映政府管理能力；
⑤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2个指标反映产业与企业竞争力；
⑥一产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反映农村与农户竞争力；
⑦科教文卫支出占GDp比重、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每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数3个指标反映人力资源与科技教育；
⑧GDp比上年增长反映发展活力与潜力；
⑨出口比率、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2个指标反映对外交流程度；
⑩人均财政支出、工业企业达标排放率2个指标反映社会保障及环境能力。
2、县域综合梯度值的计算。根据24项指标，对全省61个县市20*年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表1给出了观测变量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经过Barlett球形检验，其F值为0.000，表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体，可以做进一步分析；而Kmo统计量为0.762，大于0.7，说明主成分分析的效果较好，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性通过。
从表2中的解释方差看，前八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大于85％，可以认定这八个主成分基本保留原有数据信息，能基本反映各县经济实力情况，故提取前八个主成分进行分析。
根据主成分载荷矩阵，可以计算主成分系数向量。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的是平均指标的信息，包括人均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支出等；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一产增加值、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第三主成分反映的是GDp增长率、单位GDp财政支出等方面的信息；第四主成分反映了三产方面信息，包括三产增加值比重以及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等；第五主成分反映了经济外向度方面的信息，包括出口比率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第六主成分反映了基础设施方面的信息，包括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话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第七和第八主成分则分别反映了每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数和工业效益方面的信息。
最后利用主成分函数和综合主成分公式，以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占累积贡献率的比重为权数，求出61个县市的县域综合梯度值。
4、县域梯度划分及分析。根据F值的大小排序，将梯度值F大于1的县（市）划归为第一梯度，F值在0到1之间的县（市）划归为第二梯度，F值在-1在到0之间的县（市）划归为第三梯度，F值小于-1的县（市）划归第四梯度，这样就将全省61个县（市）分为四个梯度层次。
根据四类梯度区划分，计算出区20*年分析指标的平均值（见表4）。
梯度划分表明，*县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差异较大，第一、二梯度县是全省经济最发达地区，尤其是第一类，各项经济指标遥遥领先；第三梯度县属于经济中等发达地区，但部分县市社会发展指标处在全省中上水平，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较强；第四梯度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大多数指标与第一、二类差距较大。现分述如下：
第一梯度划分及分析：包括宁国市、繁昌县、无为县、肥西县、当涂县、肥东县、天长市、广德县、芜湖县、凤台县和桐城市，共11个县（市）。主要分布在沿江、沿边、资源富集区，承接周边省会城市和东部发达城市的经济圈辐射，区位优势明显，工业民营经济基础雄厚，特色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聚集效应显现，强力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县域经济发展特点：一是经济总量较大。20*年，该类地区县域GDp达962.5亿元，超过全省61个县域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地方财政收入达到52.8亿元，占县域地方财政收入的36.8%；出口总额6.2亿美元，占全省县域出口额总量的44.2%。对全省县域经济的贡献十分突出。二是活力较强。20*年，该类地区人均GDp为12585元，超出全省平均水平71.3%，是第四类地区的2.5倍；人均财政收入1323.8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5倍。三是环境良好。距离大中城市较近，网络通信等设施发达，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较高，受到各类投资者的青睐。四是工业主导。11个都是工业主导型县市，产业层次较优，工业化水平较高，其中、繁昌、凤台、天长、肥西和芜湖二产比重均超过50%，分别为60.5%、57.8%、53.7%、52.9%和52.2%。宁国、当涂、肥东、桐城、无为等地二产比重也在45%至50%之间。五是发展全面。该类县（市）不仅经济发展势头好，而且社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20*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259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918元，比全省县域平均水平分别高出3753元和1238元。
第二梯度划分及分析：包括铜陵县、长丰县、南陵县、霍山县、怀宁县、和县、枞阳县、歙县、郎溪县、颍上县和来安县，共11个县。主要分布在沿江经济区和皖南旅游区。与其它几类地区相比，平均辖区面积和年末总人口都是最少，但地方财政收入、GDp增长率在四类地区中都居第二位，人均指标如人均GDp、人均利用外资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也都位列第二，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6.9%。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21.8美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2.3%。该类地区虽都属工业主导型县市，但产业特色、优势带动作用不强，产业集聚功能有待强化。
第三梯度划分及分析：包括霍邱县、濉溪县、凤阳县、全椒县、怀远县、含山县、绩溪县、泾县、庐江县、涡阳县、青阳县、休宁县、祁门县、舒城县、蒙城县、潜山县、东至县、太和县、宿松县、寿县、五河县、黟县、萧县、明光市、定远县、界首市和岳西县，共27个县（市）。涵盖了皖北平原、江淮丘陵、沿江圩区和皖南皖西山区等多个区域，平均辖区面积最大，年末总人口也较多，在四类地区中位居第二，而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多居第三位，除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一产增加值等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多项指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服务业主导型县市占9个，工业主导型县市10个，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和效益均有待提高。20*年，其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为28.1亿元，在四类地区中位居第三，而工业企业达标排放率在四类地区中最低。实际利用外资额比前两类地区明显减少，分别只达到其平均水平的28%和58%。由于该类地区县多为服务业主导型，因此这类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34.7%，居四类地区之首。
第四梯度划分及分析：包括固镇县、望江县、砀山县、金寨县、旌德县、泗县、太湖县、灵璧县、临泉县、石台县、利辛县和阜南县，共12个县。位于皖北平原、皖南和皖西山区，平均所辖面积在四类中排在第二，人口密集，区内各县多为人口大县，年末平均人口在四类地区中位列第一。工业化水平低，传统产业比重偏高，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农业在该类县域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十分突出，一半为农业主导型县市。主要特点：一是县域农业经济特征明显，产业是以农业为主。20*年该类县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平均达到34.9亿元，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8.5%，一产增加值占GDp比重41.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2.6个百分点；二是农产品产量在全省占有较大优势，除粮食平均产量小于第三类地区外，棉花、油料、肉类等农产品产量在四类地区中均居首位，超出全省平均水平；三是地方经济实力不强，农业的脆弱性明显，20*年县域人均GDp5048.1元，仅为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68.7%，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58.2元，在四类地区中居最末位，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为1.1亿元，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5%，还不到第一类地区的四分之一，农业遭受自然灾害的频率高，县域财政支出是自身财政收入的6.4倍，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缺口大。县域乡镇企业和支柱产业也比较少，缺少带动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县域产业结构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县域经济发展系统是一个由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反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状态和变化趋势。县域梯度经济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最终还是体现在产业发展优势之上。
（一）*县域产业结构现状
近年来，通过各地采取措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县域经济结构的发生了较大变化。20*年，县域GDp中三次产业结构由2002年的37.5：30.1：32.5调整为28.9:38.6:32.5，一产比重比2002年下降8.6个百分点，二产比重提高8.5个百分点，三产比重维持原状。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国民经济中三大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23”、“213”、“231”、“321”，说明*县域经济产业结构通过优化升级，已由原始的第一阶段“123”推进到第二阶段“213”。
20*年*县域61个县市三次产业构成状况可分为三种类型：
1、一产比重最大的农业主导型。共14个县市，比20*年减少2个，比2002年减少20个。包括灵璧、临泉、泗县、定远、砀山、五河、阜南、固镇、明光、萧县、怀远、寿县、宿松、庐江等县市。主要分布在淮北地区和江淮地区之间，地理位置相对远离省内各大中城市、交通较不发达地区和部分粮棉种植基地县。14个县中，一产比重占40%以上有8个县，其中灵璧、临泉、泗县一产比重分别达到50.5%、47.2%和47.0%。
2、二产比重最大的工业主导型。共34个县市，比20*年增加7个，比2002年增加18个，它们大都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发展较快，是推动全省工业发展的一支劲旅，其中繁昌、霍山、凤台、天长、铜陵、肥西、芜湖、郎溪、南陵、当涂等10个县市二产比重高达50%以上。另外，宁国、无为、桐城、肥东、长丰、怀宁、歙县、岳西、来安、枞阳、潜山、广德、颍上、青阳、石台、界首、全椒、绩溪、含山、和县、旌德、凤阳、太和、濉溪等24个县市二产比重均大于一、三产。
3、三产比重最大的服务先导型。共13个县市，比20*年减少5个，比2002年增加2个。包括祁门、利辛、休宁、泾县、黟县、太湖、舒城、涡阳、蒙城、金寨、东至、望江、霍邱等。其中祁门、利辛、休宁和泾县三产比重达40%以上。（二）用基尼系数法对县域产业结构对GDp影响分解
将*61个县域历年的GDp分为3个分项，即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并以分项产业增加值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分别计算每项增加值来源在总的GDp中的比重和集中率。用Yj、Gj、Cj分别表示第j分项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集中率、对总差距的贡献率。
1、分别计算三次产业增加值的集中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pi为各县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wij为第i县域第j分项产值占第j分项总产值的比重
2、计算总基尼系数G。它是三次产业增加值集中率的加权平均数，权数是各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
分项增加值的集中率Gj小于总的基尼系数G，则表示该项增加值一直发挥着均等化、缩少总差距的作用；Gj大于G，则表示该项增加值一直发挥着不均等扩大、加大总差距的作用；Gj等于G，则表示该项增加值的分布类似于GDp，对总差距不扩大也不减少。
根据以上计算公式，我们可计算出各产业增加值对当年*县域基尼系数的贡献百分比。各产业对基尼系数的贡献不仅受到自身分项基尼系数大小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各产业增加值份额的影响。通过对*2002-20*年间61个县域数据进行测算，结果如表5：
为进一步分析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根据总基尼系数计算公式，用t和t+1下标代表时间，假设相邻两期的基尼系数的变化率为G，经过替换则G可以写成：G=∑Yj*Gjt+∑Gj*Yjt+∑Gj*Yj
上述公式表明，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可分为三大部分：∑Yj*Gjt是由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总基尼系数变化，称为”结构性效应”，∑Gj*Yjt是产业集中程度引起的总基尼系数的变化，称为”集中效应”，∑Gj*Yj是由于产业结构和产业集中变化两者综合引起的总基尼系数变化，称为”综合效应”。通过以上分解可以揭示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主要来源是产业结构性效应，还是集中效应，这对制定县域经济发展政策及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计算，得出2002-20*年间*县域差距的结构效应、集中效应和综合效应，如下表所示：
3、县域经济差异的分解。从表10看，各年度县域的基尼系数比较低，说明目前*整体县域差距处于”相对平均”状态。第一产业县域差异最小，第二产业县域差异最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城市化水平、人口密集度、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及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县域差异波动较大。
4、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总体来看，*县域差异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份额逐年加大和不均衡分布有密切关系，第二产业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超过其他产业并居主要地位；集中率水平大于总基尼系数，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远远超过第一、三产业，可见它对县域差异起着扩大作用，也说明*县域外部绝对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产业增加值份额呈下降趋势，对县域差异起着均化作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波动性较大，对县域经济影响也逐步提高，说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从*县域2002年至20*年各种产业类型转换对经济发展影响结果也可佐证县域工业的重要性。如下图所示，2002年到20*年，由农业主导型转换为工业主导型的16个县GDp年均增速最快，达到22.5%；其次是服务业转换成工业的5个县GDp年平均增速为21.7%；第三是工业转换成服务业的2个县GDp年平均增速为18.7%。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县域外部落后于江苏、河南等省，内部各县市间发展亦不平衡。究其原因是县域工业落后，工业对县域经济的贡献和所占份额相对不足，再次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因此，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工业先行，努力形成以工业发展为牵引带动一产、促进三产，高速推进*县域经济全面进步的战略态势，着力增强县域工业发展的推动力，完成县域经济发展进程的“大提速”。
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日益显现。多数县仍是经济小县、财政穷县，县域经济素质不高，产业层次低、工业化程度低、需求水平低及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
（一）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一是发展水平差异。20*年县域平均生产总值为57.2亿元，有32个县未能达到平均值；县域人均创造GDp为1.24万元，有23个县低于平均水平。二是非农产业差异。20*年*县域非农产值平均为40.7亿元，仅有25个县超过平均值；县域工业产值比重超过50%的县市仅有2个，而低于30%的县市却有32个。三是两极分化差异。通过对县域人均GDp水平变化计算，反映出*五年间县域的发展差异依旧显著，而且绝对差异呈上升趋势，2000年人均GDp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7026.3元，到20*年上升为18160.1元，是2000年的2.58倍；人均GDp变异系数也呈阶段性的起伏变化过程。如图5所示，县域之间差异水平呈不断扩大之势。四是县域内部差异。以县域经济发达的无为县为例，经济发展比较好的集中在沿江高沟、姚沟以及镇关镇，占全县土地面积近六成的西南大部分地区仍处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位置。西南12个乡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40%，而财政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10%。
（二）县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2002年以来，*县域第二产业比重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全省平均水平比，20*年一产高12.4个百分点，二、三产分别低6.1个和6.3个百分点。县域经济中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现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综合竞争力不强，缺乏支撑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腿长，工业腿短”的格局未得到有效改变，经济增长仍然以粗放型为主，内部机制还不健全。一方面，县域农业虽然品种多、产量大，但农业经营效率低、效益差、特点不突出，农产品加工链条短、档次低，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市场优势。另一方面，县域工业虽然企业众多，门类齐全，但同样存在产业链条短、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经济效益差和名牌产品少的问题，环境污染也较严重。
（三）县域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县域财力不足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20*年，全省县域财政支出458.4亿元，而财政总收入仅为247.8亿元，收支相抵财政赤字210.6亿元；61个县市中，只有凤台、当涂、繁昌、宁国和肥西5县市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绝大多数县市要依靠中央、省、市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维持正常运转。眼下县域普遍面临着必须依靠自身努力消化许多刚性财政支出的压力，特别是为改变落后面貌，又必须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环境，建立开发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加之增资、社保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增长远远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县级财政收支失衡的矛盾。
（四）县域生产要素制约严重
一是建设用地紧缺。目前国家加强土地管理，特别是将未利用地也纳入计划管理，进一步缩小了县域建设用地空间。一些县已出现建设项目等土地或因无土地留不住引资项目的现象。二是发展资金短缺。目前县域发展资金迫切需要银行贷款的大力支持，然而金融机构对县域贷款的总量十分有限。20*年，县域人民币贷款余额仅1147.1亿元，占全省18.9%，远低于县域经济占全省的份额。金融机构贷款主要向大城市、大行业和优势企业倾斜，以中小企业占主体的县域由于企业本身效益不佳，并且缺乏有效的信贷担保机制，难以获得银行的支持。加之商业银行实行集约式管理，为防范金融风险，收缩县级机构及其相关业务，县域经济发展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三是招商引资困难。县域的比较优势本身不如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五）县域社会保障水平不高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比，制度尚不规范，表现在保障标准较低，保障范围较为狭窄，而且各地差别很大。农村居民就业制度已经打破，但是在政府部门等单位的就业竞争中劣势明显。教育和卫生发展无法与经济发展成正比。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支出人均仅337元，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目前*县域范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十分薄弱，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县域未来经济发展。
（六）县域经济发展环境较差
当前，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在不断加重，而调控能力却不断弱化，主要是金融、税务、工商、国土、电力等职能部门的权力不断上收，使得调控手段越来越少。相对于省、市级政府而言，县级政府管理经济更具有直接性，责和权的失衡，往往使县级政府处于“空有雄心壮志，少有具体手段”的尴尬境地。由于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处于经济发展最前沿的县级政府没有最终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的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五、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对策建议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新阶段，中央中部崛起战略正在实施，国际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加速，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各县市初步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为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济发展新阶段所蕴涵的机遇。目前，*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更高目标进发，已经迈入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新阶段。“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优势将日益凸显，积累的能量将加速释放，潜力和空间更大。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呈加速之势，即经济加速增长、产业结构加速升级、消费结构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国内市场加速融合，县域经济也将随之步入快速增长期。
――国家政策支持效应所赋予的机遇。中央明确了我国区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决策，更加关注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十一五”时期，国家将从投资、信贷、利用外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对中部地区扶持力度，这将大大改善中部地区的相对区位条件，必然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为*县域扩大招商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县域经济加快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产业梯度转移加速所产生的机遇。当前国际产业、资本加快向我国转移，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有些产业呈整体转移的态势。*位于我国中部，地处沿海腹地，内陆前沿，属中部欠发达地区，是典型的浅内陆省份。在全国经济发展梯度推进和沿海产业梯度转移中承东启西、联络南北的战略地位。*县域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资源比较丰富、商务成本较低、环境不断优化等综合优势，必将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争取有利位置。
为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课题组研究认为，全省各地必须从全局的高度，以统筹的理念，抓住国家政策与*优势的结合点，找准县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在增长方式、发展路径、产业选择、经济布局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发达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形成一种差异化、个性化的竞争合作态势，努力提高县域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全省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以完善体制改革为载体，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一要完善扩权强县政策。20*年，*12个扩权试点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93.8亿元，比20*年增长15.6%，增幅比20*年提高1.5个百分点；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526元，增长27.3%，比全部县域增幅高1.7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3802元，增长18.7%，比全部县域增幅高0.3个百分点。实行强县扩权政策后，使县能集中更多的资源统筹城乡发展，在全省县域经济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应进一步调动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依法对行政许可事项、行政审批审核事项进行清理，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将省、市各部门能下放的管理权限坚决下放，赋予县市更大的发展自、决策权。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对已经出台的扩权政策进行检查，督促其全面完整地落实，使各项政策措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要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后，信贷规模和投放受到限制，企业融资难凸显。今年省委、省政府在着力破解融资难题方面创新举措，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月”活动，在全省17个市巡回举办银企对接活动，推动银企合作，协调资金供需矛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最重要的促进银企更好履约，建设一个长效的融资环境。其次，要建立覆盖全省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简化手续，降低担保费率，积极扩大担保放大倍数，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第三，可以借鉴山东经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扶持第一梯度县域强县做大做强企业，推动一批企业上市，为企业开辟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筹集境内外资金的新渠道，从而改变县域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单一融资方式，实现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目前，山东省30个经济强县中，15个县拥有26家上市公司，占山东省的19.7%；共融资343.6亿元，占山东省的29.4%，成为该省经济中最具活力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要做强县域城镇经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做强城镇经济。从城乡发展的格局看，经济腾飞的“龙头”在城市、在集镇。从我国的实践看，沿海发达县市，近十几年来小城镇发展很快，形成了一个个密集的城镇群，不仅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实力。可借鉴浙江经验，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切入点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市场运作，使中心镇成为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小城市。同时，坚持将中心镇作为县市域总体规划的战略节点，实行县城、中心镇、中心村一体规划，依托原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壮大特色经济。
四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统筹的关键环节。县域经济上连城、下连乡。实现城乡一体化，推进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协调发展，必须加快县域经济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促进要素的流动与共享，实现效益的公平与合理。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产业政策指导，对三、四梯度县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在交通、通信、能源、环保、流通、旅游、农业、林业、水利和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方面，投资重点向三、四梯度县倾斜，适当降低这类县重点项目的县级配套资金比例，鼓励和引导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向这类地区流动。要加速构建省会城市圈、皖江城市带和沿淮城市群建设，做大做强龙头和极点，充分发挥圈带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三、四梯度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解决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2、以加快工业化进程为核心，推动*县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一要承接长三角经济辐射。*与长三角无缝对接，是承接长三角地区经济辐射和梯度转移的战略前沿，在区域经济互动合作中具有明显优势。要积极推进观念东学、体制东接、要素东引，经济东融，突出城镇发展，促进县域经济融入城市体系，实现市、县、镇连动发展。与东部接壤的沿边县市，特别是省内第一、二梯度县域，可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借助长三角经济实力雄厚和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高素质人才聚集的平台，紧紧抓住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换代的良好机遇，主动承接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加速与长三角经济的融合。
二要扶持小企业健康成长。针对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用地难和正处在创业初始的实际，可借鉴浙江省创业基地建设的基本做法，结合镇（乡）工业功能区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设，采用由政府财政投资为主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集中建造一批标准厂房，通过厂房低价租赁及提供各种优质配套服务，对小企业实施孵化培育，促使其快速健康成长。这样既可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缩短创业周期，降低初创成本，又可使小企业与区域内大企业大集团开展配套协作生产，促进了产业链的形成，从而进一步做大块状经济“蛋糕”。
三要加快农产品加工转化。*是农业资源大省，优质水稻、棉花、双低油菜、茶叶、蔬菜、水产品、猪牛羊禽肉、蜂产品、中药材和优质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但农产品加工转化不够，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产品加工业年产值仅相当于河南省的50%、山东省的16%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内第三、四梯度区域内的县市，可立足地方特色和资源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要把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作为县域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合理布局，产品基地建设要由过去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逐步转向按气候资源条件、按区域、流域连片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3、以发展县域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构建完善的民营经济发展体系
一要着力改善竞争环境。20*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3848.3亿元，占全省GDp比重达52.4%，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7.4%，拉动全省经济增长9.4个百分点。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于发展民营经济，只有民营经济发展，县域经济才能壮大。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思想上确立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主导力量的观念，大力消除阻碍和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推动民间闲散资金积聚成民营资本，让民间资本变成现实投资，使民营经济成为的主体。
二要努力拓宽融资渠道。要帮助和引导金融企业建立有效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信用评估机制，鼓励金融企业根据个体和私营企业贷款“户数多、金额少，风险高、信用低，成本高、效益低”的特点，建立一套与其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经营管理机制，尽量简化手续，采取灵活的抵押和担保条件，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和私营企业生产资金的需要。要促进典当等其他金融业的发展，提高其资金利用率，发挥其在非公有制经济融资系统中的“拾遗补缺”作用。同时，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引进外资银行，真正实行多种所有制金融共同发展。
三要积极促进做大做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积极培育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形成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要继续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改组，鼓励私营企业进入高科技领域，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层次。非公有制企业要应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各项有利政策，提高自身经营和管理素质，努力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
4、以园区建设为依托，构筑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平台
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园区建设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有效平台。要进一步落实和运用好中央、省现有的一系列加快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已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落实到位，全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专项基金要向开发区适当集中和倾斜，对通向区内的道路、供水、供电设施，要列入城市规划，由各级政府投入资金建设，尽可能采取多种方式降低企业进区（园）成本。要切实转变职能，规范行政行为，促进政务公开，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树立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区发展。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8
近年来，我省在投入上加大力度，在体制上充分“松绑”，县域经济发展的战车隆隆前进。自20*年起，县域发展速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县域经济出现“V”型大反转，步入加速发展新阶段。到去年，县域生产总值4391.1亿元，增长14.8%。
但不可否认，与发达省份相比，我省县域经济总量不大，发展不平衡，生产要素制约明显。如何破瓶颈、越藩篱，实现县域经济更大发展，已成为安徽奋力崛起的关键。
加快工业化进程
县域经济，一度是安徽经济发展的“短腿”。20*年，县域经济的主要指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痛定思痛，在当年的全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座谈会上，我省明确提出，走工业强县之路。
事实证明，工业强，则县强；县域强，则省强。
以肥西为例。该县近年来主动融入江汽、格力等大企业分工协作体系，重点抓好汽车、机械、家电等支柱产业的配套加工业。工业强县的发展理念，使该县成为合肥首个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过百亿的县。在去年中国中部百强县排行榜上，肥西县在我省入围的11个县(市)中位居第一。
事实上，无论以宁国市为代表的内生工业经济主导型，以肥西县为代表的大城市经济带动型，以凤台县为代表的资源性经济加工型，及以芜湖县为代表的产业招商带动型，我省的县域龙头，没有一个不是工业化水平较高、拥有一批优势企业的工业强县。
数据显示，去年全省县域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331家，占全省的85.6%，工业增加值增长27.8%，比全省高6.1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8.9誜38.6誜32.5，一产比重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二产提高2.7个百分点。有关专家强调：“我省县域经济开始步入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重要转型期。”
由此可见，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促进传统县域经济向现代县域经济转变，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强县，这是县域突破的关节点之一。
目前全省61个县中，只有21个是工业主导型县。加快县域经济的工业化，就是要引导一些有条件的县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在发展农业产业化、承接城市产业配套、发展产业集群等方面做文章。
无为，就是我省十强县中发展产业集群的成功探路者。20*年，全县12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入驻无为经济开发区、无城、高沟三大工业园区的企业占85%；特种电缆产业成为全省县域首个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已拥有企业180家，其中11家进入“中国电线电缆百强”。
提高市场化水平
“市场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江浙也好、省内也好，发展水平高的县，高就高在市场化水平上，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强，走上了依靠市场和民间力量发展经济的轨道，实现了政府营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的良性循环。”省长王三运曾在有关会议上强调。
省长之言喻意明显：提高市场化程度，通过市场化途径，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是县域经济必须突破的又一个关节点。
县级财政可用财力不足，工业投入资金不够；金融部门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有限，县域企业融资困难的现象普遍存在……毋庸置疑，许多县发展过程中都遭遇了资金瓶颈。据了解，去年我省县域新增贷款187.8亿元，仅占全省新增贷款的20.4%，远低于县域经济占全省的比重。
如何突破诸如此类生产要素的制约？省统计局副局长张培胜说：“必须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发展难题。”
牢居十强县榜单之首的宁国市，就写活了“市场”文章，缓解了“融资难”困境，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宁国中鼎和江南化工通过上市融资，募集资金总额达到7.7亿元；飞达集团实施“股权融资”，引进资金2.8亿元。去年11月，全省首家民营小额贷款公司——宁国江南汇丰小额信贷有限公司挂牌运营以来，已经为50家中小企业投放贷款3000万元……
“一定要坚持市场取向，重视利用民间力量发展经济，推进全民创业，搞活中小企业，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获取和配置资源，以增量资源来盘活资源，以内部资源嫁接外部资源，不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空间。”这是我省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对症良药。
营造更宽松环境
4月28日，省政府召开新闻会，宣布20*年我省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加快、结构优化、动力增强、效益提高的良好局面，成为全省科学发展、加速崛起的重要力量。
“这几年，我省县域经济发展很快，势头很好，主要得益于省委、省政府一以贯之地重视县域经济、支持县域经济，出台了许多好的政策措施。”省发改委综合处副处长曹越方说。
20*年7月15日，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具体政策有27项，涉及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改进建设用地管理、支持开发区建设、大力推动全民创业、加强组织领导等。
所有的政策，都在为县域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以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项目前期工作为突破口，省发改委加大了对县域项目建设的支持；进一步支持县域开发区建设，实现了县县都有开发区的目标。
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了省对县财政分配关系，简化了管理层次，提高了财政运行效率。“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我省对县的财政体制是最清晰、最规范的，也是直接、最有利的。”省财政厅有关人士介绍。
与此同时，我省还实施了系列财政扶持政策。2003年以来，省财政安排县域工业园区贴息和奖励资金3.9亿元，直接带动金融和社会资金投入近100亿元；筹集安排县域工业园区发展资金30亿元。
为县域经济发展挤出空间，省国土资源厅近两年共上报国务院、省政府批准建设用地56.5万亩，特别是去年积极争取国家直管计划指标11.3万亩。
在体制上为县域松绑，是我省营造县域发展环境的又一重大举措。去年，我省选择12个县开展经济社会管理扩权试点。改革成效已初步显现：12个县生产总值增长15.6%，比全省县域高0.8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28.9%，比全省县域高1.1个百分点。原先经济较为落后的砀山县、岳西县财政收入分别增长48.4%和42.6%，分别提高23.9和24.5个百分点。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9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思考
县域经济是在县级地域范围内，由政府调控、引导和管理，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地方经济特色的一种区域经济形式。“十二·五”期间，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载体。既是区域发展问题，更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一、县域经济的主要功能
县域经济是作为一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县域经济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我国人均耕地量很少，要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繁荣，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民转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相当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到了城市，但是城市发展可吸纳的农民无法满足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的需求。所以发展县域经济，扩大县域规模，就能够增强县域范围内消化吸收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以县城为主的中小城市在实现农民就地转移方面的作用是无限的。此举也将缓解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社会管理的压力，为大中型城市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县域经济是社会生产力来源的主要基地
县域资源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资源的基石。首先，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集中在县域资源中，比如水土、森林、矿藏等，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国家资源的强有力支撑。其次，食品业、轻工业、重工业以及新兴产业等的生产原料对于县域资料的依赖性也很强。再次，我国目前大多数的农村在劳动力方面为部级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县域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县域经济是促进国内消费的推进器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提高明显，据统计，广大县域已成为我国国内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县域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和购买力得到提高，市场容量将会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一定会更强。
二、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已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传统优势弱化、竞争压力增大的严峻挑战，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共性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
（一）城镇化进程发展缓慢
一直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是作为我国对以农村为主的县域实行的最主要的体制，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及其自主性都比较小，导致城镇化率较低，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小城镇吸引附人口的凝聚力不强。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县域发展基础薄弱，除了县城之外，多数乡镇的基础建设一直落后，缺乏支柱产业，功能不全，发展没有动力。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首先，产业结构层次低。在客观上还存在着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产业存在很多薄弱的地方，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新兴产业与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传统产业相对比较多等现象。农业在县域经济总量中仍占据主要地位；在农业中，科技含量不高，传统农业比重仍较大；农、林、矿产品的初加工工业在第二产业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然后，产品的技术含量及其产品的附加值却表现得比较欠缺。其次，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县域工业在支持农业及其他的产业上还存在着不足，县域农副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出卖原始的或者是初级的产品，对于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还处在起步阶段。再次，在县域层面上各个县域的产业结构差别不大。“千县一品”，各城都热衷于“热门产业”，而忽视了当地地域、资源特色，追求“大一统”模式，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问题，遗留至今，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三）体制性政策影响明显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人口比例大幅减少，但从绝对量上看，仍有6.7亿农民。据统计，新世纪前10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数量上看每年都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事实上，财政支出总的比重却很长时间都处在10%以下，因此，不能满足7亿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另外，从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的重点区域来看，大项目、大产业、大建设基本放在大中型城市，县域经济受地理位置、人文、科技等条件的影响，严重缺乏国家项目支撑，发展后劲不足，从而导致中国广大城市与乡村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面临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正确掌握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谋划出正确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对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发展意义深远。
（一）实施开放活县战略措施，不断地发展外向经济
推动县域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实施开放活县发展战略。首先，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首要地位的是优化县域的发展环境。就目前状况而言，投资决策已经由以往的注重投资政策转向了现在的注重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成为吸引企业资金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同时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不断地优化和发展自身环境，才能赢得县域发展的主动权。其次，把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抓手。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优势，优化环境，创新机制，发挥政府、企业和民间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产业资本的流动规律，扩大开放领域，选准招商引资的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多渠道引进境外资金、项目、技术、管理和人才，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提高县域经济的外向度和竞争力。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篇10
关键词:县域经济;数字经济;生产要素;数据
自2015年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我国先后推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7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智能+”(2019年)和新基建(2020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1］。这为占全国人口68%、国土面积占90%、GDp占41%(2019年)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2］———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多重挑战。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新趋势下，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发展步伐，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一)新的经济发展体系给县域经济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新基建”的大力建设与推进，以5G、ai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经济发展体系:1.市场资源配置出现新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携同算法、算力共同赋能物理世界(主要是机器)，物理世界将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人类将进入“数字生产力”新经济时代。2.竞争要素和机制出现新规则。竞争要素已由传统的资源、产品、技术、服务等过渡到生态圈体系竞争时代，市场竞争要素资源将向数字经济体系无限集中，将改写商业经济竞争的规则，传统经济管理被强中心、共生化、无边界、自驱动的数字经济全方位取代。3.经济发展出现新趋势。传统经济形态将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建立起高度耦合“数字联姻”关系，传统组织、物理世界将在数字化进程中进化出“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关系”及“智能产出”的新型经济关系，传统经济的智能数字化转型将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并产出新型智能产品，新的经济发展体系将给县域经济带来全方位的机遇和变革［3］。
(二)县域经济统计和核算面临重大调整和冲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品表现形式，创造出了诸如共享经济、共享知识等新型产品、新型消费和新型收益的综合经济形态和数字化产品。而现有宏观统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对具有跨界融合、免费服务、动态创新等特征数字和被数字化提升的产品与活动所带来的增加值进行准确的捕捉和计量［4］，这对我国传统统计、税收和财政管理体系提出新的重大挑战，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体系面临重大调整［5］。而县域在数字技术、数据积累与规范、新产业规模与集聚能力等方面与市域城市或发达区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新型统计与核算体系的完善、实施和推广，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都将面临不利的局面。
二、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生产要素运用不足及固化依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先后交替及转换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发展。但由于不同县域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差异，传统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诸多县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木桶效应”现象。同时许多县域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了“刚性”依赖，这严重束和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资本门槛逐年提高、环保标准日益提高等一系列发展条件的变化，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两难选择。
(二)数据要素发展积累和沉淀不够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要，许多县域先后推动诸如智慧县域、数字县域、数字政府等的建设，除了在物流、交通、基础配套等数字化硬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外，还将线上线下数字化产品市场的触角伸向了偏远的乡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数字化场景进入并深刻影响县域人们的日常生活。县域数字化建设及数字化产品催生了海量的数据，但相比需求相对规范、采集技术成熟、应用场景系统、渠道兼容较好的一、二线及中心城市来说，由于应用需求、采集技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县域内绝大多数的海量数据呈现碎片化、无序化、失联化的特点，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无处可用”的“流浪”状态，规范、有序、标准的数据积累和沉淀明显不够，县域经济智能化发展先天不足。
(三)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系统性不足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以数据流动的智能化来解决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消费端和供给端的高效协同和精准匹配。但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供给端与消费端存在明显的失衡和不匹配:在消费端来说，县域经济范围内拥有较大规模的网购人群和网络零售、快捷便利的快递物流及移动支付体系;但在供给端来说，县域普遍存在全球知名品牌缺乏、精准营销不足、产品定位不准、数据驱动产品不足、数字化制造能力偏低、柔性生产和定制化生产能力供应链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及韧性严重不足。
(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理念与思维“误区”1.认知误区。数字经济要求县域治理进行创新和适应、跨越不同领域技术、传统创新方式等诸多改变和适应，因此普遍存在害怕、惶恐、抵触、轻视的倾向和情绪，对数字经济的本质、趋势、应用等认知不足。2.思维误区。受传统思维惯性和现实情境双重因素影响，出现了一方面轻视数字经济的引领创新作用，而另一方面则认为领数字经济无所不能的两种极端思维。3.实践误区。在推动数字经济过程中，县域政府普遍存在过于追求国际前沿水准、打造大型新型商业生态而普通民众却对发展数字经济“孤陋寡闻”、参与度较低的不对称情境。同时许多县域过于谋求县域范围内全方位的智能发展，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色与差异，缺少问题导向的思维转变。
三、数字经济时展县域经济的途径与方法
(一)解放思想，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与思维创新1.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大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和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要树立人本理念、惠民理念、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所有的智能产业、技术、产品等均要以县域内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扶贫攻坚等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发展大局。2.坚持问题导向。不同县域的发展均有其自身优势和不足，推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面临的痛点和难题，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方法予以解决，谨防“两张皮”现象再现。3.创新县域管理方式。推动县域管理从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向多元包容的管理方式改进，关注用户思维、流量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等，满足并达成县域管理过程中多方的利益需求，实现共赢共享。4.树立全生态思维。在推动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求大求全，要在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转型环境、完善数字化积累等多个方面构建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
(二)确立数据要素引领地位，联动传统生产要素融合创新发展1.确立数据要素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把数据要素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要素，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全要素中的关键要素。县域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数据要素作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确立其在全要素中的主体与引领地位。用数据思维深度拓展、挖掘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领域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制定完善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和制度，做好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2.发挥数据要素的创新带动作用。针对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发展、应用或挖掘不足的问题，运用智能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生产要素所涉及的行业企业进行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升，推动对传统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等的创新运用、升级和发展，以解决和释放传统生产要素的发挥不足等问题，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智能化转型步伐;同时构建以数据要素引领驱动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新型五要素有机融合的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新函数和新逻辑，推动新型五要素的有机整合与高度融合，创新县域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