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融资的方法篇1
关键词：船舶融资租赁，法律风险，对策
1.船舶融资租赁的含义
融资租赁在国外的发展历史较久，但是目前世界各国对融资租赁的定义都各不相同。不过，对于融资租赁的基本内涵大家都有一些普遍的共识：融资租赁是一种把租赁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并把资金和设备紧密结合起来的新型融资方式，它又称为金融租赁。融资租赁合同涉及到三方当事人--出租人、承租人和供货方，以及两个合同--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是一种特殊的租赁方式。
船舶融资租赁作为融资租赁的一种，因为船舶作为融资物本身具有特殊性，所以不仅具有融资租赁的基本特征也具有不同于一般融资租赁的一些特征，它也包括两个合同：船舶买卖合同和船舶租赁合同，涉及三方当事人：船舶承租人、船舶出租人、船舶出卖人或船舶建造人。
总的来说，船舶融资租赁是指由承租人选定船舶卖方及其船舶或船舶建造人及建造标准，由出租人分别与船舶出卖人或者建造人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然后由承租人支付租金，当租赁期届满后承租人有购买船舶的选择权的融资租赁方式。
2.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特性
融资租赁是一种独特的租赁方式它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因此以船舶作为租赁物的船舶融资租赁也有着不同于融资租赁的特点：
第一，船舶融资租赁有更强的物权性。在一般财产的融资租赁中，租赁物并不是承租人的责任财产，因此，第三人不能将该租赁物用于来清偿承租人的债务，即使是在承租人的租赁期内。而作为以船舶作为租赁物的船舶融资租赁，因为受《海商法》的调整所以适用海商法的扣船制度，为保护第三人的海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向海事法院申请扣船，因此承租人通过司法程序而事实上的处于类似船舶所有人的地位。
第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是租赁期较长的不可撤销合同。船舶作为一种投资金额巨大的财产，一般有较长的租赁期。并且作为船舶融资租赁的租赁人一般是对航运业没有涉猎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参与船舶融资租赁仅仅是为了投资，由于涉及的金额很大，如果承租人随意撤销合同，这就不仅使出租人损失了船舶本身的资金，还包括其他因出租人无法经营船舶而产生的损失，因此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比其他融资租赁合同有着更大的限制，承租人一般不能撤销合同。
3.我国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风险
3.1我国船舶融资租赁的立法情况
目前来看，我国立法中对于船舶融资租赁的有关及相关规定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关于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规定。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给司法实践中审判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提供了审判依据。其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设了专章"融资租赁合同"，主要规范融资租赁基本交易规则、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是这些规定大多是针对一般融资租赁的原则性规定，对于租赁物的种类、融资租赁的登记等融资租赁活动中的重要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更没有具体规定涉及到船舶融资租赁的内容。
第二，其他关于船舶融资租赁的规定。199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主要涉及融资租赁登记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船舶依靠融资租赁方式的登记问题却没有涉及。作为我国海事海商方面专门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并没有关于船舶融资租赁的内容，仅在第六章第三节中对于光船租赁活动中船舶抵押权的设置、船舶所有权的归属等做出一些较为明确的规定。所以，在海事实务中对于船舶融资租赁的相关问题也大多参照光船租赁的有关内容来解决。
第三，关于融资租赁的其他法律规定。由于我国对融资租赁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融资租赁审批和监管部门有两个：商务部和银监会。因此，银监会和商务部就融资租赁相应的问题均颁发了有关的规章制度。例如，商务部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的融资租赁公司的条件、审批和监管等方面做出了规定；2007年银监会修订颁布了《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对金融租赁公司的审批和监管做出了规定。
3.2我国船舶融资租赁立法存在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我国关于船舶融资租赁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立法仍有不足之处，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专门针对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虽然《海商法》是我国有关海事海商的一部较为全面和权威的法律，但是它对于船舶融资租赁问题仍然没有涉及，此外其他的法律也没有关于"船舶融资租赁"问题的规定。
第二，船舶融资租赁公司法律地位的不平等。由于融资租赁涉及到多个部门共同监管而各个部门对于融资租赁的规定不同，这就导致了船舶融资租赁公司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对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规定方面会导致国内外融资租赁公司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
第三，在金融立法方面存在不足。对于船舶融资租赁来说税法是非常重要的，国外很多融资租赁较为发达的国家都有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在税收方面，我国至今尚未有相关的税法，对船舶融资租赁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障碍。
第四，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与光船租赁相混淆。由于立法上没有船舶融资租赁的相关规定，而船舶融资租赁又与光船租赁在某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鉴，因此，在实务中大家往往用光船租赁的一些规定来套用到船舶融资租赁身上，这不仅会导致船舶融资租赁和光船租赁相混淆，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的交易风险。
4.完善我国船舶融资租赁的立法和相关制度
4.1健全和完善船舶融资租赁的立法
目前，各国关于融资的租赁的立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统一立法模式，就是出台一部专门的融资租赁的法律，例如法国的《融资租赁业法》等；而另外一种立法模式就是分散的立法，在民法、商法、经济法等分别对于融资租赁加以规定，例如美国对于融资租赁的立法就是分散的立法模式。因此，对于我国来说，笔者认为我国关于融资租赁方面的立法可以结合《国际融资租赁公约》在民事立法上制定一个统一的《融资租赁法》对融资租赁的相关问题做出具体的规定，并且可以在海事海商立法中结合船舶融资租赁的特殊性予以特殊的规定：
具体在民事法律方面中要对以下几个方做出规定：（1）融资租赁的定义。（2）规定融资租赁公司的性质、注册、业务范围等，确立其设立的相关条件。（3）规定出租人、承租人及有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并且应对融资租赁业的监管、租赁物的适用范围等焦点问题上做出明确规定。
在海事法律中，船舶融资租赁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租赁应该在结合我国《海商法》的同时鉴于船舶的特殊性，对船舶登记、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船舶抵押权、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人认定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定以完善法律环境，使船舶融资租赁做到有法可依。
4.2完善我国船舶融资租赁的税收政策
税收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完善融资租赁业外部环境的支柱之一，直接关系到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壮大，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对船舶融资租赁企业给予适当的减税或抵税政策，出台一些有关的政策例如允许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方法、实行投资减税、制定指导原则等方面的规定，还可以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营业税予以减免，来鼓励资本向融资租赁业流动，从而推动融资租赁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建，韩立新.全球经济危机下我国船舶融资租赁所面临的风险与对策研究.企业管理，2010（06）
【2】吴莉婧，于诗卉.船舶融资租赁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导刊，2010（08）
【3】杨平.我国船舶融资租赁的风险.经济与管理，2012（3）：24.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2
关键词：民间融资;风险处置
一、典型地区民间融资风险处置举措
（一）加强分析预警，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温州、鄂尔多斯、榆林等地区在民间融资风险爆发初期，都采取措施对民间融资风险进行了分析预警，及时提示各单位防范民间融资风险演变为非法集资，防止民间融资风险向金融体系传递。同时，在应对民间融资风险时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统一口径、统一形式，提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防止负面舆论引发公众的恐慌。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投资者区分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
（二）通过民间融资管理立法，促使民间融资行为法制化、规范化。一是鄂尔多斯市于2012年6月5日的《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成为我国首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关于民间借贷的管理办法。《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放贷人只能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放贷，不得有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高利转贷等行为;鼓励和支持设立企业化运营的民间借贷信息网络平台，创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探索通过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推动实现民间借贷市场阳光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规范民间借贷纠纷，即由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发起成立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协会，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配合人民调解机构调解投诉问题;设立由民间借贷协会发起、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登记的民间借贷风险基金，建立民间借贷风险处置机制和行业自救机制。
二是温州市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作为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融资的法规。根据《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民间借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借款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备案：单笔借款金额三百万元以上的;借款余额一千万元以上的;向三十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为了让大额民间借贷备案制度落到实处，《条例》做了正向鼓励和反向约束两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处理民间融资纠纷时，备案的材料可以作为效力较高的证据。国家机关处理涉嫌非法集资等案件时，备案的材料可以作为民间融资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应当备案而没有备案的，或提供虚假备案材料的，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示;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和单位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条例》和《实施细则》的一个亮点就是创新了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两种融资模式。此外，《条例》和《实施细则》还对民间融资服务主体、风险防范与处置以及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二是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于2012年11月18日开业并运营，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是鄂尔多斯市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子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和服务项目有：收集和借贷供求的各类信息;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本市不同时期的民间借贷指导性利率;邀请银行、小贷、担保、典当、公证、法务、评估、支付结算等组织机构入驻中心，根据借贷当事人意愿，提供“一站式”服务，为民间借贷提供完备的法律服务;为借贷当事人提供规范借贷合同文本、合同公证、交易支付结算和登记备案服务;建立健全保密制度，依法保护借贷双方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确保各类信息的安全。
三是陕西神木县金融综合服务中心于2014年3月19日正式运行，工作职能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加强政府对民间借贷的宏观把控，为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信息依据;提供资金利用率，加大对支柱产业、朝阳产业的支持力度;运营神木金融网，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窗口，为当事人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国内民事经济证明服务;开设中小企业服务区，帮助解决中心企业融资困难。
（四）分类对待，科学处置，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鄂尔多斯市根据民间融资关系实行分类处置措施，第一类是进入崩盘的，即资金链临近断裂的融资人，摸清大部分资产，掌握其活动状况，在适当时候作为典型打击，要求扣押其护照，冻结资产，清偿本金，特别是对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者进行“居住监禁”，防止其外逃。第二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将其列为融资“黑名单”，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定期、不定期进行查账、询问，并责令其限期改正。第三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一般的，列为融资重点调查对象，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警告，限期缩小融资额度和规模，监控资金去向。
二是榆林市按照“区分性质，分类处置，一案一策”原则，对非法集资保持高压态势，坚决依法打击。第一，对非法集资用于个人挥霍享受、中饱私囊、侵害群众利益的，从严、从快、从重依法打击和处理;加大资产追缴力度，帮助参与集资的群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对采取暴力和变相暴力手段讨债或以高价抵顶财物的，坚决予以打击。第二，对具有生产能力的融资主体，加强对其服务协调，根据产业发展前景和资金链条状况，提高银企对接的履约率，引导企业帮扶等措施，协力度过难关。第三，对一些讲诚信、有偿还能力的借贷主体，加强法律法规教育，促进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引导其合法经营，依法管理，妥善处理好借贷问题。第四，从严查处公务人员参与非法集资，司法机关对公务人员参与非法集资又背后煽动群众群访以达到个人目的、影响稳定大局者依法严惩。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中存在的难点
（一）规范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规定缺乏统一性和衔接性。我国法律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定分散于各个部门法，且不乏存在冲突之处。一些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融资行为，按照《贷款通则》、《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被取缔。相关法律法规的零散、笼统、模糊，使得相关部门不能很好地掌握相关规定，极易陷入“一放就乱、一打就死”的怪圈。
（三）民间融资强制登记备案约束力较弱且依据不足。由于民间融资大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如果不使其浮出水面，就难以找到实施监管的对象，也就无从谈起规范、引导和监测、监督，到头来发生风险，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处于到处“救火”的状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与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相比，不仅要对场内交易进行登记备案，场外达成的交易也应到中心进行登记备案，但实际情况是场内交易冷清，场外交易登记备案的也寥寥无几。《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民间借贷达成交易后，借贷双方应提供合同文本及摘要，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备案。同时，该暂行办法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优先受理经登记备案的借贷当事人起诉案件。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实际操作意义并不大，因为即便未按要求进行登记备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只要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因此该暂行办法有关民间借贷要进行登记备案的规定约束力并不强。继温州、鄂尔多斯建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后，全国一些地方也成立了类似机构，但整体效果有限，突出表现为民间借贷双方对登记备案积极性不高，进场登记的民间融资笔数和金额均较少，主要是由于民间借贷行为约束和强制登记备案的依据不足，借贷双方未能从中受益，且考虑隐私信息被公开等因素。
（四）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之间的风险相互交织，难以监管。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的风险传递路径主要表现在，民间融资主体既有民间资金又有银行贷款，一旦资金链断裂就无法归还债务，部分企业或个人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采取从民间拆借资金的方式进行借旧还新。从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了解到，其大部分业务都是作为过桥资金放贷给个人或企业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然后个人或企业再从银行贷款偿还民间借贷，实现信用增信和降低利息支出的双重目标。当前对民间融资的外部监管较为薄弱，没有明确专门的机构对民间融资活动实施统一监管，相关部门都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但是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而且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共享，对防范和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三、对策建议
（一）采取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方式，建立健全民间融资法律法规。一是从国家层面加快制订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方面的立法，应对民间融资活动重要事项，如借贷主体、交易方式、契约条件、期限利率、风险控制和法律责任等事项作出相应规定，以便确定民间融资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为我国民间融资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立法保障。
二是结合地方实际充分发挥基层创新的作用。鉴于各地民间融资活动存在差异性，由各级地方政府在不违背国家民间融资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建立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民间融资管理具体实施办法，如规定民间融资的利率区间、融资方式、资金投向，多少金额以上的民间融资必须进行登记备案等，制订民间融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风险处置机制，建立起完整的民间融资管理法规体系。
（二）建立权责清晰的监管架构，完善民间融资监管体制。一是树立分类监管的理念，明确监管主体职责和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具体分工，实现监管的无缝隙对接。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应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整顿”的原则，明确主管部门的权责，完善风险问责机制。
二是创新监管手段，加快监管方式转变。按照合法性和审慎性原则，完善对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与退出，业务范围和经营行为的合法性规定。加强对民间融资中介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民间融资风险。
三是加强民间融资自律管理。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建立民间借贷监测制度、行业风险准备金制度等方式，作为法律监管的重要补充手段，提高民间融资行业的自律意识和水平。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3
【关键词】民间融资；民法准则；重要性
民间性的融资企业即为那些不是正规形式的融资企业，世界有权威的银行对民间融资企业下了一个定义，即没有被中央银行监控的融资交易，很多国家组织对这个定义持有默许的态度。民间融资企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一直趋于活跃趋势的，但是一直是缺乏监控的企业。因为我国现有的监控制度无法在民间融资企业中实施，倘若民法中的调整措施能在民间融资企业中得到有效的实施运用，便能够为国家融资行业的正常发展与国内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一条科学性、可实施性的有效方法。
一、民间融资的规制模式分析
1.在日本，往往利用移植和改造结合的法制化模式
邻国日本很重视对民间融资企业的监控，具体的说是重视法律法规在民间融资企业中的应用。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长久进行的日本农村框架改编事项落幕，与农协有关的经济业务呈现下降的趋势，日本人民把一般的金钱存进农林中心金库的信农联。和其它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很注重通过立法模式来对民间融资企业实施监控，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对其民间融资企业的监控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甚者，日本的民间融资企业出现了半官方化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与日本的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作为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战败国，日本接受了战胜国有关的管理制度，当然也包括民间的融资企业。
2.在其他国家通常采用以法人为核心的纯自治制度模式
法国与日本的民间融资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国的民间融资企业大多存在方式是建立在农业信贷的基础之上的，剩下的部分存在的方式是建立在合作信用的基础之上。上述的两种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法律法规上表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特点。这个特征可以凭借以下三个层次来表现。最低层次的民间融资企业管理最宽松，是由每个储户管理，中间层次的民间融资企业推荐出专门负责人来对企业实施管理。高级层次的民间融资企业管理最严格。多种管理模式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但能激起各种储户参与其中的热情，还能促进政府部门合理的对民间融资企业实施一定的规范管理。
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民间借贷互相帮助的老一辈传统习俗一直延续到至今，在台湾的融资领域民间融资企业是随处可见的。因为合会对台湾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台湾的《民法典》中对合会的编制方法，运作方法以及组织设计等等问题上定制了种种的规则制度。这种管理方式很注重民间融资企业的契约性，民间融资企业的管理基础就是自治，政府不会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干预和管理，政府对民间企业的管理只是指引性的，它的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发展思想等等问题均有民间融资企业内部负责人决定。
二、进行民间融资制度模式设计的民法条件分析
从法制方面来分析，国外大多数国家都会针对民间融资企业颁布相应的制度法则来保证民间融资企业的发展秩序，推动民间融资企业的健康科学发展，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在有关民间融资特别法或者在民法典里面添加专门规定性的政策制度，并且各国政府依据民间企业中可能存在的发展问题和发展方式来进行相应法律制度的编制。之所以在法律规范方面如此谨慎，是因为法律所起的作用是有限制的。最后，法律的类型由民间融资企业的类型决定。
三、在我国民间融资要把民法准则当成约束规制
因为我国的民间融资企业不适于法律制度的相应管理，民间融资企业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相关制度规范之外的，导致了民间融资法制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第一，因为受到环境因素和家族因素的冲击，民间融资企业的内部体系越来越趋向于分散化，不能形成一个完整全面的内部信用系统，各种组织之间的系统不完全相同并且双方不能及时的传递相互之间的信息，让道德管理无法在信用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缺乏有关制度的管理和约束，敲诈勒索现象频频发生，因此有关惩罚方法由此产生，并且以国家政府部门的强制力实施。另外，制度上的优化需要民间融资企业拥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假如民间融资企业不能在短期内获取足够的资金，那么便会有很多的民间融资企业采用短期行为来获取更多的资金，容易致使民间融资企业走上犯罪道路，进一步阻止有关制度法规在该领域的实施，目的是增加更多的非法收入。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不仅不利于民间融资企业的科学健康发展，而且也给整个融资领域的安全造成威胁，给融资法制化的工作加重了实施难度。
在我国民间融资企业的发展中，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对其实施的法律制度管理是非常宽松的，相应的在组织内部，却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这种内部管理模式的存在为国家相应法律的调整和实施提供了条件。因为民间融资企业的性质不同于正规融资企业的性质，因此对国家的法律管理不是很排斥，相对于正规的融资企业来说，民间融资企业更好管理一些。但是国家不能把F行的对正规融资企业实施的管理制度强加在民间融资企业的管理上。
首先，可以借鉴德国的民间融资法制化的管理模式，将符合条件的民间融资企业赋予法人的身份，并且对其实施有限责任的管理制度。这样可以给民进融资法制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保证。
第二，可以借鉴美国的模式，对民间融资企业组建统一的监控管理方式，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对民间融资企业加以监管，还可以将中，上两个层次的民间融资企业作为主要监控管理的对象。
四、总结
民法本身具有的优点是其它法律所不能比拟的，它的独特地方在于以自主治理和契约自由为基础，它在推动民间融资企业法制化的进程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完全符合民间融资企业的自身发展。因此，在民间融资企业法制化的进程中民法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秀萍.解决农村民间融资问题的法律思考[J].前沿.2010（13）.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4
（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30）
摘要：面对蓬勃发展的民间借贷，在充分肯定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要谨慎应对民间金融存在的风险和隐患。一方面，应正视民间金融的存在，给民间金融以应有的地位和尊重，赋予其合法的地位，引导其合理投资，加强监管，让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及金融体系的建设，通过国家与地方政府的一起努力，为中小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控制民间金融在适度规模内发展，从而避免民间金融由于融资规模过大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关键词：民间金融；规范化；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9-0104-02
我国民间金融是在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实际是民间经济组织基于自身的利益目标，为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自发进行的金融制度创新。如前所述，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与活动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较大的建设性作用，政府对其应采取扶持的政策取向，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和创新。同时，由于民间金融发端于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合会和钱庄等私营金融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政府对民间金融还应加强规范管理，但并不是政府亲自去组织或直接干预民间金融的组建，也不是如何把正规金融制度嵌入到民间金融领域中去，而是应通过制度创新，着力构建能够有效发挥民间金融效率和优势的法律规章和政策制度框架，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作指引，明确公正、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做好事前预防，在最大程度上趋利避害，自下而上地推动民间金融向“阳光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引导民间金融更好地为多种经济形式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有效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因此，面对蓬勃发展的民间借贷，在充分肯定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要谨慎应对民间借贷存在的风险和隐患。[1]（p.28）一方面，政府部门应正视民间借贷的存在，给民间借贷以应有的地位和尊重，赋予其合法的地位，引导其合理投资，加强监管，让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及金融体系的建设，通过国家与地方政府的一起努力，为中小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控制民间借贷在适度规模内发展，从而避免民间借贷由于融资规模过大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一、立法规范民间金融，制定民间金融专门法律法规
1、明确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尽快制定《民间金融法》，明确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确认民间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是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引导民间金融从“地下”转入“地上”，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正当权益，促使其逐步走向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立法规范民间金融并非没有先例，如香港1980年制定的《放债人条例》、美国纽约州的《持牌放债人的监管办法》、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等法律规范都对民间融资活动进行了规范。
2、从法律上正确界定民间融资的合法性。目前，民间融资的主流是大量难以得到银行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募集发展资金的行为。《民间金融法》应当根据主观和客观相统一，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原则来界定民间融资的合法与非法，即要求集资的企业、组织或个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欺诈行为；[2]（p.11）实质要件上，要求向社会募集发展资金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具有良好的信用，盈利能力较强，提供申请资料真实有效，且募集的资金必须用于国家支持和鼓励的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投资项目或产品，而不能挪作它用；形式要件上，要求任何公开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经有权机关审批并登记。
3、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同非法集资的区别。一是看筹资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行为是借款人由于生产或生活需要，主动直接找出借人借资金，没有任何的中介和宣扬，借款合同文本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再起草，而且一般比较简单。二是看筹资的范围。民间借贷行为一般是出借人向亲戚、朋友、邻居等自己熟悉或认识的人借款，借款范围相对比较窄。三是看筹资的基础。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形成既有金钱利益又有人情因素做基础。同时，加大对集资诈骗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在申请阶段被发现有欺诈行为的，要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并取消其今后融资资格，对于发生的集资诈骗行为，应按照《刑法》有关规定给予严惩。
二、规范民间融资利率
民间融资利息是贷方出让资金所有权所得对价。民间融资的利率由民间资金供求状况决定，同时受银行贷款利率影响也较大。银行业金融机构是规范的经营主体，在贷款利率市场化后，建立了一套相对科学的利率定价机制，一般不会发生对某一借款人或某一群体采取严重偏离市场的高利贷。民间融资的贷款方借出资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利息，其往往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签订有失公平的借贷合同，侵犯借款人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过高的利率是导致民间融资风险的主要因素之一，对高利贷行为进行规范和打击是当前通行的做法。鉴于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贷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和利息不得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规定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民间金融法》可以将其确立为对民间融资利率的规定，同时应当成为高利贷行为的界限，《民间金融法》应对超过上述利率上限的民间融资行为规定相应的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以防止和打击高利贷行为，保护正常的民间融资。
三、建立民间金融信用制度，健全优良的信用环境
金融机构的良好运营需要有良好的信用环境作支撑。提高信用环境的质量，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同样重要。由于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的缺失和法制的不健全，造成我国微观经济主体普遍缺乏维护信用的积极性，信用机制陷入贬值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政府应该加快社会信用方面的立法步伐，完善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促进信用信息平台的构建，及时各种地方融资活动的信息。通过良好的信用环境，促进民间金融机构和地方企业及个人间的信息交流；促进民间金融机构和地方经济合作组织、会计律师所等的联合；促进民间金融机构内部不同形式的联接。
加快社会征信制度建设，为民间金融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稳妥地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定工作，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积极倡导诚实守信的良好风气，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债权。通过构建诚信社会，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增强民间融资关系中债权、债务人的诚信意识，使之恪守承诺，降低民间融资隐藏的风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征信系统建设，推广个人征信系统，完善信贷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形成规范的信息披露机制，让民间融资关系中的债权人可以通过企业、个人征信系统查询债务人的经营情况、信用状况、道德水平等各方面的详细资料，以减少潜在的风险隐患。同时，大力宣扬诚信守法的现代信用文明。在民间金融制度创新中，加强信用建设同样不可或缺。要加强金融知识和舆论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的投资风险意识，形成良好的信用氛围。
四、构建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
1、明确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目前，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禁止性监管策略。但民间金融的繁荣及“倒会”事件的层出不穷证明，现有的监管手段对民间金融难以奏效。因此，对于民间金融这类分散的组织来说，不能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监管当局应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制定合理的转换条件，给民间金融营造相对宽松但绝非纵容的监管环境。通过建立起分业监管协调机制，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优势集中起来，在对各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取得一个对称的平台，能够把监管责任明确到位，从而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当前必须加强各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通过合理的分工消除监管真空及多重监管。
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保护存款者的合法权益和金融业的安全经营，国家货币主管部门设立专门负责存款保险的机构，同时规定各金融机构都必须或自愿将其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作为保险金，交付给这个存款保险机构进行投保，在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一旦发生意外而破产倒闭时可以进行债务清偿的制度。一方面，存款类的民间金融机构可以按标准参与存款保险并交纳保费，当这个民间金融机构破产时，由这个存款保险机构按标准向存款的民间金融机构赔付，并参与或者组织清算，这可以降低风险，保护储户利益；另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保证存款人的利益，在民间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有权令其退出存款保险体系或让其他金融机构接管或兼并，将风险降至最低。这是一种分散风险的方式，通过这种风险补偿机制能使政府、民间金融机构和存款人共同承担风险，有利于增强民间金融的信用基础，增加民间金融业抗击风险能力。
3、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金融行业本身具有高风险性，合理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能促进金融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市场准入机制可以优化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退出机制则能有效化解传统金融体制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保证金融市场“能进能出”。[3]（p.32）而针对民间金融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1）允许规模较大、运营规范的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以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形式注册并登记，使之成为正规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2）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在遵循法定行为规范的前提下，民间资本可以投资于金融服务领域，享受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引导民间金融机构适当的破产退市，不能引起地域内的恐慌情绪，影响社会稳定。其中，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民间金融机构立即责令其退出，对于经营不善而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则做好清算审核工作，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建立举证责任制度
民间金融中的交易活动和行为多发生在自然人之间，债权入与债务人之间往往是亲友、同学或同事等关系，而且双方发生金融交易行为时既可采取书面形式，也可采取口头或其他形式，这使得交易活动形式呈现出随意性和简单性，倘若发生纠纷，双方很难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特别在民间借贷中，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或者事实真伪不明时，司法机关也显得手足无措。因此，建立举证责任制度则尤为重要，分配好双方的举证责任极为关键。在民间金融纠纷案件中，谁提出事实或主张权利，谁就应该承担对该事实或权利进行证明的责任。相反，谁对事实进行否认或对他方主张的权利进行抗辩也应该负有证明的责任。这样既提高了司法机关办案效率，也促使交易活动双方规范化运作。另外，民间借贷中借款人通常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确系无法举证证明贷款人的不法或犯罪行为时，应该借鉴英国立法中的贷款人“自证无辜"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保护借款人和保持借贷行为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民间金融活动的风险及规范化对策[J].浙江金融，2008，（3）．
[2]陈海秋，孟凡胜.规范监管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J].青海金融，2008，（6）.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5
资产融资作为一种信用活动，其偿付的基础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资产直接可用性导致的重置价值；以及资产运用能够获得的未来收益的折现值。资产融资最初的运用主要依赖于有形资产本身的重置价值，随着金融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资产融资的价值来源逐步由有形的资产重置价值（称为第一类资产价值）向无形的预期收益折现价值（称为第二类资产价值）拓展，比如某企业拥有汽车这一实物资产，它以前只能通过变卖汽车获取资金，现在可以以汽车运营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来融资。伴随着这一思路的转变，各种新的融资技术和方法层出不穷，如确保产生预期现金流的资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而发展的“风险隔离”技术；为确保预期现金流的可实现性而发展的“信用增强”技术，这些技术最后成为了此类融资的标准作法，推动资产融资进一步标准化为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作为资产融资的高级形态，带来了整个融资技术的提高，“证券化你的梦想”成为了这一方式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佐证。资产融资的发展使得很多原先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得到了满足，原先被闲置的资产价值也被充分利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无疑是效率的提高。
一、资产融资与股权和债权融资的优劣比较
资产融资作为一种与股权和债权不同的企业融资方式，并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可，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以资产信用替代企业整体信用，有可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其依赖的都是对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经营未来现金流的要求权，对这种要求权能否兑现的评价依赖于公司整体的经营的风险，而风险本身是多样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准确评判企业的价值是不可能的，投资者通常会通过一定的折价来规避风险，这实际上提高了企业融资的成本。通过资产融资，对资产价值的评价相对容易，且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产折价，所以以资产信用而不是企业整体信用来融资有可能降低融资成本。
其次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实现了企业资产价值的充分利用
资产融资的价值基础不仅仅来源于资产的重置价值而且也来源于资产创造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资产的第二类价值来源并不认可，这实际上造成了资产价值的闲置，通过对第二类资产价值的重新认识，从而有可能为企业开辟一种新的融资途径，即使对于那些不存在实体形态的资产，如专利权、经营权都可以作为资产进行融资，从而实现了企业资产价值的充分利用。
最后资产融资实现了表外融资，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财务结构
资产融资不同于原有的资产运用方式，如抵押或质押融资等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不被体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融资只反映为原有资产结构的变化，并不影响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这对于某些负债和股权融资受到限制的企业而言，表外融资无疑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
二、信托机制在资产融资中的重要作用——以衡平信托“精图大厦烂尾楼项目”为例
资产融资的关键在于通过表外融资，实现了风险的隔离，如果这些资产仍然放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企业面临的各种经营风险都可能或多或少影响资产价值的实现，这对于以第二类资产价值来源作为偿付基础的资产融资来说风险是不可控和不容易计量的。所以“风险隔离”技术成为了资产融资成功的首要关键点，要求将此类资产面临的ヒ恍庞梅缦沾悠笠得媪俚钠渌缦罩蟹掷氤隼础?
构建风险隔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构造“真实销售”的法律结构，实现资产由原公司向特殊目的公司（SpV）的转移，另外一种就是直接通过信托的方式实现资产的转移，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资产转移的交易成本（税务负担和律师费用等）。
目前国内资产融资相关配套制度和法规并不完善，特别是构建SpV，实现真实销售难度太大，所以利用信托成为了资产融资“风险隔离”目的的主要方式，这一点在衡平信托开发的“精图大厦烂尾楼项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例：
精图大厦是耸立于成都市中区的一栋大型商用写字楼，5年前由于流动资金断流，已完成90%的大厦被迫停工，并被法院查封。衡平信托以该大厦的债权和股权为信托财产向社会募集3000万元资金用于精图大厦建设，希望通过完工后大厦的销售回款，满足信托受益人、债权人和股东利益。在资金的偿付顺序上，优先偿付信托受益人，其次分别是原有债权人和股东。
精图大厦尽管其作为资产体现在债权人的资产负债表中，但作为烂尾楼，其没有封顶，不能销售转化为现金，并不具有第一类资产价值，价值的实现只能依赖烂尾楼封顶后变卖后实现的预期收益，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产已经被各个债权人设置抵押担保权，使得第二类资产价值在实现过程中随时面临着债权人破产申请的风险，各个债权人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而中断这一价值实现过程，资产的第二类价值在各债权人“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始终无法实现。
引入信托机制后，资产价值实现面临的风险被信托所具有的“闭锁效应”所隔绝，在《信托法》而不是《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内，一种全新的权利和义务结构被创造出来。在一般的情况下，债权人之间以及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在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是法定的，特别是在债权人内部的权利层次的划分是单一的和简单的，这主要是基于整体公平原则的考虑，但对于某些特定情况，如在本案例中，新的投资者由于对破产风险以及财产受偿权益不能得到优先保障的顾忌，使得烂尾楼的第二类资产价值无法实现。而在《信托法》的适用范围内，根据信托合同契约主体自治的原则，在法定的债权人和股东的受偿次序中引入了一种凌驾于这两个权利的优先受益权，保障新的投资人的利益。在这一构造中，不存在债权人和股东的法定权利，代之以优先受益权人和次级受益权人在信托合同中界定的确立和义务。
这种权利的引入是至关重要的，它实际上实现了一种内部信用增级的效果，即不依赖于外部信用的增强，而仅仅依赖资产本身的价值，次级受益权人用自己名下的资产价值为优先受益权人提供了超额担保，按照预期销售收入2.2亿元来计算，对3000万元的信托资金投入超额担保率为6.3倍，而对于1.1亿元的债权人，超额担保率为77%，股东享有剩余资产价值，正是这种权利的重新匹配推动了整个融资行为的实现。
可见在此案例中，传统的融资方是无法解决的,依赖资产融资方式,特别是信托的风险隔离作用以及对信托对法定权利的二次划分机制对促进整个融资活动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信托机制在国内资产融资领域运用的回顾和展望
资产融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特别是随着对第二类资产价值认识的深入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对于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的中国企业而言，传统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式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不一定能够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发展资产融资，实现对资产价值的充分利用无疑是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的一种新的选择。
随着信托业的发展，利用信托机制实现资产融资的方式被许多公司陆续采用，如下表：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资产标的物资产价值来源信用增强措施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北方信托滨海新区管网资金信托北信管网发展公司拥有的滨海新区管网资产ii:管网使用费关联方第三者担保低成本获取资金（4.25%），用于其他投资项目
上海国投上海磁悬浮交通项目股权信托上海国际集团持有的上海磁悬浮交通发展公司的股权ii:股权分红优先/次级结构存量资产价值的再利用，低成本融资（3.8%）
伊斯兰信托人福科技学生公寓资金信托人福科技拥有的学生公寓房产和相关权利ii:公寓租金收入人福科技担保存量资产价值的再利用
重庆国信科利华教育项目股权信托科利华集团持有的“教育提升”系统项目股权ii:系统销售收入科利华集团承诺回购股权开辟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
苏州信托银泰百货柜台经营权信托银泰百货公司拥有的店面资产ii:柜台经营权转让收入第三者担保获取资金用于新的投资项目
上海国投稳健型法人股股权信托上海市上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法人股股权ii:股权分红优先/次级结构存量资产价值再利用，获取资金用于新的投资项目
北方信托公产房屋房租收入优先收益权信托天津房信集团所有公房资产ii:房租收入房信集团整体信用担保存量资产价值的再利用
华宝信托上海磁悬浮交通项目股权信托宝钢集团持有的上海磁悬浮交通发展公司的股权ii:股权分红宝钢集团承诺回购存量资产价值的再利用，低成本融资（4%）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一些企业已经尝试利用现有存量资产所蕴含的第二类资产价值来开辟一种不同于传统股权和债权融资的新融资渠道。
但在实际的信托运用过程中更多的是看重信托融资的渠道和较低的融资成本，而信托在资产融资中所具有的“风险隔离”作用并没有发生效应,例如很多案例中，在信托期满后引入了发行主体的回购承诺，这实际上破坏了表外融资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与现有资产拥有公司素质较高，风险隔离需求要求不强烈有关。但风险隔离作为资产融资的关键要点,随着更多中等资质的企业采用资产融资方式,这一构造的重要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就像“精图大厦”项目中那样。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6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弱者保护理念；类型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12)03－0075－03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早在我国金融业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而且随着金融业的日益发展壮大而越演越烈。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其开始进入我国金融法制的视野。在我国现代民商法领域中，弱者保护理念也进一步增强，并逐步扩展至金融领域。我国也开始认识到金融消费者尤其是投资类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并开始出现有关金融消费者的相关讨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消费者保护尚属一种全新的法律保护理念。目前国内的相关的探讨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且绝大多数重在强调向金融消费者提供保护的重要性，至于什么是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的边界在哪，应当如何向其提供保护却鲜有论及。
一、弱者保护理论
弱者保护理念是民商法适应多样变化的社会生活需要，通过国家干涉私法领域，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强者”的存在，且强者的强势行为威胁到交易相对方基本权利的实现是弱者保护的基本前提。在正视到强弱之差，并对相差的原因及程度做出判定后，法律将弱者保护理念引入具体的法律规则设计，使得特定的个人通过法律规定的特权达到维护自身权益，实现社会实质公平的目的。弱者保护的实质就是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通过给予弱者特权，从而保证其在与强者交易谈判时处于尽量同等的条件。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导致在交易领域里这种交易双方强弱差距不断拉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具体到法律领域，就表现为弱者保护理念出现了不断强化的趋势。在弱者保护理念强化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不断得到更多人们的认可和关注，将弱者保护理念扩展至金融消费领域逐渐成为法律的取向所在，金融消费者――这一新的法律名词就此应运而生。
二、金融市场中自然人参与者的弱势地位分析
要给予金融市场中自然人参与者充分的法律保护，首先就必须解决其弱势地位问题，只有在其弱势地位得到法律承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公平对待。现在我国金融市场中自然人参与者的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交易双方地位和实力相差悬殊
金融机构作为专门从事此类业务的单位，在规模上、技术上都是传统经营者无法比拟的，法律在设立资本金额上，内部机构的设制上也都做出了严苛的进入条件规定。如此“财大气粗”的交易者很难不会在交易中利用自身优势向交易对方施压，提出对己方有利的交易条件。
(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一方面，金融产品本身就很技术化、专业化，随着金融业的加快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新的金融产品又不断推陈出新，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金融销售手段的专业化、多样化，诱导和欺诈时有发生，就更加增加了金融消费者获取信息的难度。
(三)格式合同在金融业的广泛使用
格式合同在金融领域内占领了绝大多数地盘，表面上金融消费者的意思表示一致掩盖了其事实上的意思表示不自由。金融机构往往通过格式条款规定有利于自己的内容，尤其是那些能够限制或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在传统金融领域可谓屡见不鲜。与此同时，不利于相对人的内容亦混杂在格式合同制之中，经常不合理地分配合同风险。这些利己损人的条款夹杂在专业化的格式合同之中，加之自然人参与者本就信息不足，故很难引起其注意，更谈不上充分理解。
三、金融消费者及其范围
(一)金融消费者
介于金融市场中自然人参与者弱势地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介于传统法律保护的无力，人们给予此金融市场弱势群体一个统一的法律称谓，尽力界定清楚其范围。“金融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产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范围，成为探讨需要享受弱者保护的金融市场自然人参与者的代名词。由于弱者保护理念出现了不断强化的趋势，使得在立法层面向金融领域的自然人参与者提供弱势保护成为可能。在认识到金融领域，特别是投资领域的自然人参与者弱势地位的基础上，向其提供法律的倾斜性保护措施成为必须。在具体的法律制度选择上，由于传统法律保护的无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成为了目前最佳的选择，金融服务法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但要具体解决如何向金融领域的自然人参与者提供保护，首先就必须要界定清楚这一弱势群体的范围。纵观现代各国立法以及我国学术界的动向，我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弱势群体称之为“金融消费者”。
(二)金融消费者的范围
可以说，金融消费者的活动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领域，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中所有除金融机构外的市场参与者都能够成为金融消费者。那么，哪些主体可以进入，哪些主体不能够进入该理念保护范围，成为我们目前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借鉴国外的立法模式并结合我国金融行业特点，对我国的金融消费者给出一个粗略的范围。
1.排除机构类金融产品购买者。在我国，目前有关机构类金融产品购买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持肯定态度，另一种持否定态度。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只要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地位和实力相差悬殊，无论自然人还是机构都可以成为金融消费者。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占大多数，他们认为，金融消费者是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领域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消费者保护理念本身就是为了保护自然人目的而设，即使延伸到金融领域也是一样的。要讨论机构能否成为金融消费者，首先要看我们创设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的意义所在。金融消费者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金融领域交易双方不平等问题的，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不平等问题主要涉及个人生活需要领域，为个人目的也是成为金融消费者所必需。并且，我们关于金融消费者理念成立基础的论述中也一直是以自然人弱者地位为前提的。因此，本文认为，金融消费者就如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那样，仅限于金融领域自然人参与者，不包括机构类金融产品购买者。
2.排除复杂投资产品的个人购买者。对于是否应当将复杂投资产品的自然人购买者归人金融消费者范围，学界
亦是两种态度：一为主张归入，一为反对其成为金融消费者。主张该领域的自然人参与者享受消费者保护的理由主要是希望金融消费者保护能够惠及整个金融领域，而且在复杂投资领域自然人的弱势问题更为严重，理应享受到法律的倾斜性保护措施。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占大多数，他们认为，此种复杂投资产品在市场进入标准上已经采取控制措施，往往只有专业的投资人才能够有资格进入，根据投资适合性原则，进入该领域的自然人理应按照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自行承担风险，而不应受到金融消费者特别享有的法律倾斜性保护。本文赞同第二种意见，认为复杂投资产品的自然人购买者不应当归人金融消费者范围。
3.涵盖专业的个人投资者。专业个人投资者是指金融市场中拥有用以做出投资决策和评估风险的经验、知识和技能的自然人参与者。在我国，关于专业的个人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的争论也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承认专业个人投资者的金融消费者地位，二是否定其属于金融消费者。支持前者的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就是对金融领域的自然人参与者提供保护的制度。即使在传统的消费者保护中，也没有专业的消费者说法，不能用一个模糊的“专业”概念将一部分自然人参与者排除消费者领域。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提出，普通投资者由于专业水平、经济实力、投资经验的问题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同当无异议，但专业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完全是以营利性为目的，与个人生活相去甚远。本文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专业个人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实力不对等矛盾，相较普通投资者而言，肯定要缓和一些，但缓和不代表不存在。专业的个人投资者毕竟是个人，在面对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金融机构时，其所拥有的信息、经验和实力仍然显得单薄，完全不能够达到与金融机构相抗衡。所以，本文认为，金融消费者的范围应当涵盖专业的个人投资者。
四、金融消费者的类型化保护
在对金融消费概念进行分析和粗略划定其范围后时，我们不难看出，金融消费者作为一类交易弱势群体，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金融行业的绝大多数领域，内容的丰富性，尤其是传统金融业务与投资类业务的较大差别使得同等保护标准不能够适用于金融消费者。因此，金融消费者分类保护成为现实的选择。
(一)金融消费者同等保护的不适用
在强化弱者保护的理念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体划定了金融消费者的范围，虽然排除了机构投资者以及复杂投资产品领域的参与者，但其仍然不仅涵盖了储蓄存汇款业务、贷款业务、信用卡业务等传统金融业务，还包括了证券投资业务、投资类保险业务、金融理财业务等投资类业务。完全可以说，金融消费者是一个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法律群体。在为金融消费者划定界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营利性使得投资毕竟不同于服务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传统金融业务，即使为了保护的需要，我们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这种质的差别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具体到投资领域，我们虽然将全部个人投资者都纳入了金融消费者之内，但法律对专业的个人投资者所提供的保护必然要不同于普通个人投资者。因此，我们需要根据金融消费者的特点，对其提供不同等的分类保护措施。
1.传统金融消费者与投资类金融消费者的区别保护。传统金融消费者即在我们所指的传统金融领域从事金融活动的个人；而投资者类金融消费者，顾名思义，是指排除复杂投资领域外的其他投资领域个人投资者。我们之所以将传统金融消费者与投资类金融消费者区别保护，根本原因就在于投资的营利性与日常生活消费质的差别。投资类金融业务在享受金融机构依据交易对等原则提供的金融服务同时，其自身投入的资产又同时在实现营利，尤其是融资融券业务出现后，这种营利和服务的混合明显不同于传统金融消费者以支付确定对价享受金融服务的消费方式。
2.在投资领域，普通个人投资者与专业个人投资者的区别保护。在投资业务领域，金融业务开展的效率性也是法律追求的目标之一，这和商法的效率价值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投资交易双方的条件能够满足加快流转的要求时，尽量促进效率优先实现也是商事法律的必然选择。根据投资者的“专业”与否，法律在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履行上，在具体交易规则的操作上，在交易结果的承担上的规定必然有所不同。针对专业的个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产品时完全无需像对待普通投资者那样，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反而应当给予其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在保证交易自愿、公平的前提下，尽量迅速地达成交易。将专业个人投资者归人金融消费者，不代表要对其提供与普通个人投资者相同等的保护措施。
(二)传统金融消费者保护
传统金融消费者参与的主要是那些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服务于日常需要的基础服务类金融活动。无论从事储蓄存汇款业务、车辆房屋贷款业务、信用卡业务，还是防范风险的保险业务，金融消费者都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追求生活需求的满足。这些业务的基本服务特性也就决定了传统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的侧重点，即各项保护措施都重在强调基本交易规则的规范和完善。这些基本交易规则公平与否，金融消费者获知交易规则程度的高低是关注的重中之重，其中金融消费者的获知程度因为直指基础交易规则，要求比投资类金融消费要高。具体而言，传统金融消费者保护关注的重点在于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对强制交易的限制，对金融消费者获知交易规则程度的严格要求。
(三)投资类金融消费者保护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7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创新
一、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
企业的融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内部融资方式，即企业自主筹资、盈利积累和固定资产折旧等；外部融资方式，即发行股票、债券或向银行及其他企业或个人贷款。目前，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的情况，股票方面，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有1135只，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有1812只，沪深B股有101只。相对于我国数量众多的企业明显偏少，而且，能够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的大都是大中型企业，其本身在银行信贷方面就具有优势。现有金融融资体系有利于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则不但难以在银行信贷及金融融资市场取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其他方面的融资手段和途径也十分有限。融资难问题也就成了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
那么融资难问题是否是因社会资金不足导致的客观原因？答案是否定。一方面，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世界闻名。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5.41万亿元；2015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35.7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外币存款余额为6272亿美元，同比增长3.2%。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急需解决。因此，如何有效利用金额巨大的储蓄资金，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在2015年初，我国a股市场呈现牛市态势时，有大量市民登记开设证券账户。据中国结算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首周沪深两交易所新增a股开户数为55.08万户。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投资意识有所提高。因此，我们可通过进行金融创新，即对金融融资主体进行改革，增加金融融资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推出能吸引居民投资意愿和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融资产品，从而实现有效利用居民储蓄资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与原因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分析
中小企业大多规模小、资源少，急需大量的发展资金，但因其自身的条件限制，整体融资能力不足，限制了企业的发展造成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窄。由于证券、债券等金融融资产品对企业主体有一定的资格条件限制。因而，中小企业只能从银行、其他企业或个人借贷等融资渠道进行融资；2.银企信息不对称。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运作不规范，容易出现财务混乱，致使银行等信贷机构的信贷员无法对中小企业的财务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估，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信贷机构在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时要求其提供足够的担保，进而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3.资信等级不高。中小企业在信用评级中资信等级普遍不高，在银行贷款方面易受到限制；4.融资成本高。由于无法顺利的在银行方面进行融资，中小企业大多只能向其他企业或是个人借贷利率较高的贷款，较高的融资成本，也限制企业的进一步融资，甚至一旦财务稍有问题，则极易出现资不抵债等现象导致破产。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主要为银行贷款和证券市场融资等方面的因素。具体原因为以下几方面：1.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小企业无法及时获知银行放贷信息及取得贷款资格，导致借贷市场无法高效利用信贷资金；2.金融市场融资门槛过高，中小企业无法与大型企业在银行融资方面竞争，同时，也无法通过证券类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等进行融资；3.中小企业自身素质不高，经营管理者没有建立透明高效的科学管理制度，银行等信贷机构在放贷时存在顾虑；4.融资体系不健全，目前的融资市场没有形成针对不同的融资需求者的融资服务体系。5.现有金融产品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不足，现有金融融资产品不能全面有效的服务于各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这些金融融资产品对融资企业有诸多条件限制，而且，申请通过金融产品进行融资的企业数量多、通过少。
中小企业很难在现有金融体系下成功进行融资。据德勤中国统计，截至2016年6月17日，今年以来55家新股ipo募集资金267亿元人民币。无论是新股数量还是融资规模较去年同期均出现了较大的降幅，其中融资额同比降幅超过80%。同时，金融产品融资也极易受到市场和政策影响，在股大幅波动后，新股发行自2015年7月暂停至11月才重启。
鉴于证券金融融资产品的创新潜力，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金融创新是目前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从而实现证券资本的整体健康有序发展，更好的服务于各类型企业的发展需要，促进我国大中小企业的整体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
三、推动金融创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8
众筹融资模式作为互联网金融时代下产生的一种新兴融资模式，具有门槛低、效率高、数额小、数量大等优势。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和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不畅的状况一直存在，众筹融资模式对于投资人或融资者来说都极有吸引力，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但，众筹融资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一、众筹融资模式的起源、定义及特性
（一）众筹融资模式的起源及定义
众筹，（Crowdfunding），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是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众筹是利用互联网的社交网络传播特性，让小企业家、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
现代众筹指通过互联网方式筹款并募集资金，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起源于20世纪末的美国，其中，成立于2009年Kickstarter成为众筹的典型代表，Kickstarter是个中立和中介性质的平台，发起人在该网站创业项目信息，众网友根据创业项目的信息，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资金，当投入的资金达到项目发起人设立的金额下限时，项目融资成功，该网站收取相应的手续费。mollick（2102）对众筹给出的定义为：融资者借助于互联网上的众筹融资平台为其项目向广泛的投资者融资，每位投资者通过少量的投资金额从融资者那里获得实物（例如预计产出的产品）或股权。[1]即众筹融资模式由发起人：有创造能力但缺乏资金的人；支持者：对筹资者的故事和回报感兴趣的，有能力支持的人；平台：连接发起人和支持者的互联网终端，三者构成。
（二）众筹融资的特性
1.低门槛、低成本和高效率：无论身份、地位、职业、年龄、性别，只要有想法有创造能力都可以发起项目，成为发起人，在互联网平台上融资。基于社交网络的众筹相对于传统融资方式的突出优势就是低成本：启动成本低、营销成本低、交易成本低。募集者和投资者通过进度更新和反馈机制频繁交互，信息对称，提高投融资双方的沟通和交易效率。
2.项目的多样性和富有创意性：众筹的方向具有多样性，项目类别包括设计、科技、音乐、影视、食品、漫画、出版、游戏、摄影等。发起人必须先将自己的创意（设计图、成品、策划等）达到可展示的程度，才能通过平台的审核，而不单单是一个概念或者一个点子。
3.投资人的大众化：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参与到企业投融资的环节中，成为企业的投资者，通常是普通的草根民众，而非公司、企业或是风险投资人，更不是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中介公司。
4.融资活动与社交媒体的无缝整合：众筹的运行依赖于开放的网络社区和大众筛选机制，项目、信息沟通、交易执行等环节均在互联网上实施完成。
二、众筹融资产生的原因及我国众筹融资模式发展的现状
（一）众筹融资产生的原因
首先，众筹融资模式的盛行在于金融危机以来，中小企业无合格的抵押品及信息不对称，使得这些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融资困难的加剧。
其次，众筹融资模式可以使企业更贴近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只要有足够的消费者承诺支付一定的费用，创造者便同意提供产品。
最后，互联网的普及，社交网络、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消费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使得现代金融理念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二）我国众筹融资模式发展的现状
我国众筹融资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的it人借鉴美国众筹平台，成立了一批类似的网站。首个众筹网点名时间在2011年成立，仿照Kickstarter的商业模式运作，网站的设计几乎都参考了Kickstarter的风格。目前，众筹平台模式：有以点名时间为代表的为各种创新产品的预售及宣传平台；以淘梦网为代表的专注于微电影而成为影视、音乐拍摄与录制或著作出版等人文艺术的实现平台；以追梦网为代表的公益项目的募资平台；以天使汇为代表的创业项目的投资平台。2013年10月天使汇被新闻联播报道，成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典范，成立至今以为100个项目完成筹资，总筹资额高达3亿余人民币。
三、众筹融资的主要商业模式及存在问题
（一）众筹融资的主要商业模式
众筹融资的主要商业模式包括：捐赠或赞助的众筹模式，奖励或预售的众筹模式，股权的众筹模式，借贷的众筹模式。
1.捐赠与赞助的众筹模式，是捐赠与无偿的投资模式。有些公益机构的网站允许直接在网络上捐款，通过网络来扩大捐款的来源。公益机构的管理者或组织公益活动的个人也可以利用自身在网络社区和社交网站中的影响力，发起资金赞助。捐赠者的动机是社会性的，涉及的项目主要是金额相对较小的募集，包括教育、社团、宗教、环境、社会等方面。
2.预售的众筹模式，是得到普遍应用的模式。美国Kickstarter网站以及中国的点名时间网都使用该种模式。发起人通过在线新产品或服务信息，对该产品或服务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事先订购支付，从而完成众筹融资。该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传统的市场调研和进行有些的市场需求分析。[2]
3.借贷的众筹模式，是指企业（或个人）通过众筹平台想若干出资者借款。平台的角色可以是多样化的。一些平台相当于中间人，并且也会还款给借贷人。另一些平台只是作为媒介，交易结束后借款者和放款者会直接保持联系。
p2p借款具有众筹借贷的特征，采用这种模式的是寻求低于银行利息贷款的借款者。现有数据表明，p2p借贷的平均违约率很低，小于1%。这个众筹的子形式不断发展并且有利可图。以拍拍贷，人人贷，红岭创投为主。
与p2p借贷相似，p2B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平台。迄今为止，这种形式的众筹已经吸引到了政府基金的青睐作共同投资，比如英国政府。
4.股权的众筹模式，是指众筹平台通过向出资者提供股权为项目所有人筹资的众筹模式。此模式常常用于初创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初创阶段，尤其在一些软件、网络、新材料、新科技之类的企业中应用广泛。
除了上述主要的商业模式外，众筹融资在运作过程中还衍生了一些其他的模式，如实物融资，混合模式的融资等等。
（二）我国众筹融资存在的问题
1.欺诈现象频发。与传统的VC和天使投资不同，众筹平台上，投资人与发起人没有直接的联系，对拟投的项目和企业，也只是纸上谈兵，没有深入的了解，募资者和投资者的地理分隔也使得投资者难以监督所投项目的业务运营状况，中间缺乏担保和监管制度，无形增加了诈骗的风险。国内已出现多起众筹欺诈事件，如“贝尔创投”事件等。
2.投资者保护问题突出。众筹融资是互联网金融的新模式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模式。大部分投资者对其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对融资项目质量缺乏判断力，容易在借贷利率或创意项目的诱惑下，做出错误的选择。如2013年4月，上线仅一个月的“众贷网”宣布倒闭。国内互联网的信用监控机制薄弱，无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另外，易涉及刑事犯罪，在下节展开。
四、我国众筹融资模式的法律环境
众筹融资作为创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新生事物，它是否能茁壮成长，在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其中，法律环境尤为重要。当前，众筹融资模式所处的法律环境，使众筹融资模式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众筹融资存在的法律风险，包括刑事法律风险、行政法律风险、民事风险。
（一）刑事法律风险
1.对于实物预售类众筹融资模式，主要涉嫌非法集资，具体涉及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款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76条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有较明确的界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明确的界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实践中，除个别众筹网声称有网络备案或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外，其并未明确出示依法批准吸收资金的资格；众筹平台均通过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宣传融资项目；众筹平台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实物等方式给付回报；众筹平台均向不特定对象（即网友）吸收资金。综上所述，众筹在涉嫌违法方面基本同时具备上述四个要件。关于罪与非罪的起刑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认定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均应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此标准，中国的众筹网不仅仅处于一般违法状态，而且许多项目由于筹集的资金或者人数达到了司法解释的下限，因而项目发起人与众筹平台均面临刑事犯罪风险。
2.对于债权类众筹融资模式，主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款罪、集资诈骗罪。如果债权类众筹虚构项目，将吸收的资金挪作他用或者用于挥霍，或者卷款跑路，则该类债权众筹涉嫌集资诈骗罪。目前，已经有部分跑路的p2p被司法机关以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
3.对于股权类众筹模式，主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某些行为作了限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为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股权转让，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电话、传真、信函、推介会、说明会、网络、短信、公开劝诱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众筹平台以网络等公开方式将融资项目向社会公众公示，以吸引其它不特定对象加入投资者之列，这就涉嫌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另外，我国《公司法》也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程序及审批制度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时，必须向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递交募股申请、批准。目前，股权回报类众筹平台均未获得此类批准。
4.其他还可能涉嫌虚假广告罪、非法经营罪及侵犯知识产权罪。众筹平台应知或明知众筹项目存在虚假或扩大宣传的行为而仍然予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则涉嫌虚假广告犯罪。众筹平台未经批准，在平台上擅自销售有关的金融产品或产品，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则涉嫌非法经营犯罪。众筹平台未经知识产权所有人许可，非法利用其知识产权，并造成严重后果，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罪。
（二）行政法律风险
就目前而言，众筹在中国可能会遇到与刑事犯罪法律风险相对应的行政法律风险。未经批准擅自公开发行股份；非法集资；众筹平台应知或明知众筹项目存在虚假或扩大宣传的行为而仍然予以；众筹平台未经批准，在平台上擅自销售有关的金融产品或产品；未经知识产权所有人许可，非法利用其知识产权等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涉嫌相应的行政违法处置。
（三）民事法律风险
众筹除了上述的刑事法律风险和行政违法法律风险之外，还会伴随民事法律风险的发生。
合同违约纠纷，主要表现在产品质量不符合约定，交货期不符合约定，不能如期提交约定回报结果，不能如期还款造成的债务纠纷等。
股权纠纷及公司治理有关的纠纷。此外，对于采取股权代持方式的股权类众筹，还可能存在股权代持纠纷等。如果没有事先设计好退出机制或者对退出方式设计不当，引起的股权退出纠纷。
众筹融资的民诉法律风险，不但表现在实体上，在诉讼程序上也存在法律风险，如诉讼主体资格确定问题，电子证据认定问题，损失确定标准问题，刑民交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诸多程序问题。
五、完善众筹融资模式的法律环境
众筹的兴起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大好机遇。它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复苏的新兴途径，也有利于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夯实资本市场基础。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和推进众筹融资模式。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初创期企业推动法案》（简称JoBS法案），允许创业公司网上售股，将众筹融资合法化、规范化，推动众筹成为创新性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众筹融资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不甚理想，原因众多，但主要原因是众筹遭遇合法性危机，其发展困境主要源自政策和法律障碍。故而，国家立法和监管机构在相关政策与法制方面有所作为，方能破除中国众筹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借鉴他山之石：美国的《JoBS法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众筹融资的合法化
立法和监管机构应系统性地清理、调整现行阻碍包括众筹在内的互联网金融正常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以便利中小微企业融资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两大原则，尽快研究出台规范众筹融资模式的法律法规，同步推进众筹平台监管和投资者保护。
借鉴美国的《JoBS法案》，设定投资者的投资权限以控制投资者的损失；规定融资者的义务促使融资过程透明化，减少信息不对称；明确众筹平台的义务，规范平台机构的行为，明晰权责关系，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9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3.民间金融产生于官方金融的边界地带，当国有银行对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加之它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交易行为与契约治理具有市场化特征，又与民营经济有着“天然”的体制姻缘，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出，我们应该排除那种对民间金融完全否定的看法并允许其在适当的空间内获得发展，同时，应该看到这些金融形式毕竟是与落后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是落后的金融形式；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物的银行系统，是先进的金融形式，代表着未来民间投融资的方向，它对前者的替代是历史的必然。
个人融资的方法篇10
根据《宪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制度理念，即通过整个金融体系的公有制来保证金融秩序的安全与效益。这就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存在设置了制度性的障碍，即民间融资不可能直接成为国家金融体系的主导；同时，也决定了作为《宪法》下位法的民法、商法、经济法等立法领域对民间融资的基本理念，即以规制民间融资为主，对待民间融资的态度是堵截大于疏导、防范大于治理、猜忌大于信任。[2]在民法领域，以《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散见于《合同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决定民间融资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键在于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就民间融资而言，这里的法律主要包括商法、经济法、行政法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商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规制的对象为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从理论上讲，这种直接融资形式应该成为民间融资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股票、证券市场的准入门槛过高，很多中小企业望尘莫及，这成为这种融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的规则障碍。经济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中，通过明确民间融资的合法形式，确定了相当宽泛的非法集资范畴。行政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中，主要包括国务院1998年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该《办法》界定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通过对民间领域的前置法规制现状的归纳，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如下几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前置法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性质没有明确的界定近些年来，我国前置法领域将部分长期活跃于民间的融资形式，如民间互助会，通过部门规章予以规范化。但是，这些规定仅仅肯定了部分民间融资形式的合法性，对于基于意思自治的整体民间融资活动法律性质的界定则不明确。民间融资活动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实质上均为还本付息的民间借贷行为的变种。《合同法》第十二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肯定了民间借贷活动的合法性，这也从侧面肯定了民间融资活动的局部合法性。但是，当民间融资行为表现为一对公众且回报率明显高于一般金融机构的回报率时，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是普通的民间借贷还是非法集资，就难以界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经济主体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聚拢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证券投资等。如果投资成功，皆大欢喜；反之，则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吴英”。2．前置法未明确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关于规制民间融资、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定虽然并不少见，但是这些规定中却没有明确规定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机构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应的法律法规分别规定了各自的职责，但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活动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机构。因此，缺乏明确合理的监管主体导致无法有效监管民间融资活动。大部分非法集资类案件均是在案发后由当地政府介入，而在事前没有任何的监管主体对民间融资的形式、规模等进行有序和有效的监管，导致大部分投机分子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使非法集资愈演愈烈。3．前置法对非法集资的法律责任规定较为缺失基于前置法规制领域的上述两点现状，前置法领域的责任规定也相应的缺失。如《公司法》第十二章法律责任部分在未穷尽所有类型化的违反《公司法》的非刑事责任的前提下，直接在法律责任部分最后一条笼统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司法》将刑事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最后一条，形式上符合刑法保障法的角色，但是在未规定非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就直接规定刑事责任，实质上是不符合刑法在法定犯领域的保障法定位的。在民间融资活动日益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境下，前置法非刑事责任规定的缺失，使得刑事责任的界定更为困难。
二、刑法领域的立法规制现状
刑法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对于非法集资类行为的规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以及集资诈骗罪。其中，由于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已不多见，即使出现，也较易认定。[3]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便成为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的难点。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着眼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为非法集资类的界定提供了具体的标准。但是，目前，刑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视野的局限性导致刑法对民间融资规制的混乱与矛盾。在金融学领域，融资行为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的直接互动行为，不存在金融中介机构的融资介入；间接融资就是金融中介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供给方的资金集中起来，再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提供给资金需求方，不存在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方的直接互动。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行为主要表现为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的直接互动，属于直接融资。在刑法领域，规制直接融资行为的罪名仅限于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的行为在实践中较易认定并且也不多见。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由于渊源于银行的存贷款业务，所以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给人以间接融资的假象。有学者指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以间接融资的方式规制了所有的非法集资行为。[4]不过，随着“存款”一词的日常化使用，其含义已扩充，即指公众存在银行的闲散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的是公众将其闲散资金直接提供给资金需求方的直接融资行为，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民间融资不存在违背法律逻辑的以间接融资方式规制直接融资行为的问题，因为“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5]。但是，为了保证整个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存款”一词的使用还是值得商榷。有别于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民间融资行为作为一种市场现象，基于刑法保障法的角色而成为刑法的规制对象。因此，刑法立法者、司法者、学者局限于刑法的视野，在缺乏对民间融资行为的充分了解下，忽视了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导致刑法规定与适用的混乱与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刑法规定对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与前置法领域的冲突。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及其相关规定，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两类独立的行为方式。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非法集资的一种行为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6]同时，在行为方式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具有同一性，区别仅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相同法律概念界定的不一致严重破坏了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同时，也导致了理论研究的混乱，从而形成了司法混乱—理论混乱—司法混乱的恶性循环。第二，《刑法》立法体例的不合理性造成对非法集资行为处罚的失衡性。在非法集资涉及的三个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罪名；集资诈骗罪属于该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的罪名。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而集资诈骗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过于重视同一章节下金融诈骗罪中集资诈骗罪与相邻罪之间刑罚的平衡，而忽略了行为相似但分属不同章节的非法集资类犯罪内部的刑罚均衡问题。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犯罪后果上的巨大差异，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容易产生较大的司法压力，再加上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稍微出现定罪偏差就可能导致犯罪人截然不同的刑罚后果。2．法律规定的抽象性与解释的局限性导致刑法适用的扩大化。抛开前述问题，毫无疑问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已成为刑法规制民间融资的主力军。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罪质上截然不同，前者具有诈骗犯罪的自然犯属性，后者则是纯粹的法定犯；二者在刑罚设置上也存在着生与死的巨大差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手段的欺骗性上具有相似重合性，因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别两者的关键，“是”则为集资诈骗罪、“否”则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可否认，在理论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别两罪的关键，但是，在实践中，如何界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却是难中之难。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处”；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处”如此抽象简洁的表述，无疑需要解释才能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何为“非法”？何为“公众”？何为“扰乱金融秩序”？何为“非法占有”？何为“诈骗方法”？对此，需要极为严密谨慎的解释才有可能避免适用的无限扩大化。理论上一般认为，“非法”是指未经国家有关机关批准，“公众”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但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方法”的解释却由于金融市场活动的复杂多变而难以一言以蔽之。在司法实践中，正是对这些复杂概念的简单机械化的解释，使本可以先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纠纷直接纳入了刑法规制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说明》指出，“针对实践中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罪和量刑情节认定标准掌握不统一的问题《，解释》第3条区分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分别从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吸收公众存款的人数以及经济损失数额三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扰乱金融秩序”一般通过人数的多寡、社会影响的大小、金额的多少等要素来衡量；对于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明”指出，“考虑到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往往时间较长，犯罪分子在非法集资之初不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解释》明确‘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但是，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是没有明确，实践中，仍然是通过资金的用途、是否归还等要素来衡量；“诈骗方法”一般采取传统的诈骗的理论构造来理解。如果单就其字面解释看，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立足于市场经济，在整个法治体系内，仅仅机械地套用这些标准考量这些概念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金融活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扰乱金融秩序”而言，人数多、社会影响大、金额巨大并不一定就实际造成金融秩序的扰乱，人数少、社会影响小、金额较少并一定不会扰乱金融秩序。从严格意义上讲，金融秩序的扰乱与否不应该由法官来直接予以裁量，而是应该由金融专家根据具体的金融数据进行系统的判断。就“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言，在传统诈骗罪的理论构造中，是指永久性剥夺他人财产、将其据为己有的意图。在民间融资活动中，很多资金需求方自始至终都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仅仅是出于使用他人闲散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投资、投机等活动创造收益、利人利己的目而进行融资活动。但由于市场存在风险的不确定性、资金需求方自身监管的疏忽，再加上缺乏有关部门的有效监管与指导，资金供给方财产的回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市场金融秩序的安全和社会生活的稳定，这种行为必须加以规制，但是刑法的介入必须避免提前化与过度化。因此，集资诈骗罪虽然属于诈骗罪，但是由于其与市场金融活动挂钩，又区别于传统的诈骗罪，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方法”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同语境下对于欺骗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学者认为，生活领域需要平稳和诚信，对欺骗的程度要求最低；市场需要自由和宽松，对欺骗程度要求较高；投资领域需要冒险和超前，对欺骗程度要求最高；而投机领域是法外博弈，欺骗是应有之义，不需要刑法介入。[7]且不论这种界定合理与否，必须承认的是“诈骗方法”在不同语境下的多元化。由此可见，法律规定的抽象性需要法律解释，而法律解释如果不能立足正确的语境，便会导致解释的局限性，从而使法律的适用不合理地扩大化。
三、法治体系下民间融资刑法合理有效规制的建议
（一）总体建议——立法体系的衔接性完善
在市场经济中，民间融资的合理化存在已不容置疑。在此前提下，要在贪婪逐利的融资互动行为中区分罪与非罪，必须坚守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在法治体系内的保障法角色，而刑法保障作用的体现在法定犯领域尤为突出。虽然法定犯自然化的趋势不可忽视，但是法定犯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其道德伦理情感依附的相对匮乏阻碍了刑法威慑、预防机能的实现。因此，“刑法仅能在保护社会必要时始能介入。”[8]而刑法在市场经济领域保障作用的实现应该建立在前置法明确的介入无效。正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的法治体系下，前置法对于民间融资规制的缺失导致了刑法提早、过度的介入；而这种介入不仅没有缓解民间融资愈演愈烈的局面，而且有损刑法的谦抑性。如果前置法对于民间融资的行为从行为方式、结果、责任予以明确的规定，实现刑法与前置法的立法衔接，那么刑法介入的时机由于前置法的规定就能得以明确，从而避免了刑法提早、过度的介入；同时，刑法介入的必要性也保障了刑法威慑、预防机能的实现。鉴于金融领域是国家经济的财富源头，以及非法集资行为对于金融领域的危害，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美国对以高利回报为诱饵、以虚假经营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的非法集资行为，通过证券法中的证券诈骗罪加以规制，并且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基本原则界定证券，即只要符合以获得利润为目的、投入资金、在共同事业中、利润来自于他人的努力等四项特征，均可纳入证券的范围。相较于美国，我国对于证券的界定极为狭窄，因此，大量未直接采用股票或者公司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但确实由于集资者需要、出于投资者自愿的集资活动无法适用《证券法》予以处罚；若数额、人数等因素达到犯罪标准，只能予以刑法规制，导致刑法过度的介入，打击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德国信用业法规定，对于实施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犯罪行为的，以违法从事银行业务罪定性。如果是故意实施的，应当判处三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如果是过失实施的，应当判处一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对于以诈骗方式吸引他人资金的行为，以主观上是否具有占有目的，可分别以诈骗罪和资本投资诈骗罪定性，其中，资本投资罪是指发生在销售有价证券、股权凭证或者股份的投资业务中，公开宣传，以较大范围的投资人群体为对象并且在宣传中实施了欺诈的犯罪。相较于德国，我国对于非法集资类的罪名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均为故意犯，诈骗类集资行为重视“非法占有目的”而不区分出于个人目的、商业目的、投机目的。国外的成熟经验表明，前置法领域立法的明确与协调对于刑法领域相关问题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关于民间融资前置法领域的立法已不少见，但对于民间融资这个巨大而又复杂的金融市场而言，却是分散而不成体系的。因此，应当结合我国金融国情，立足于全球化金融背景，逐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立法体系，将民间这个巨大的融资市场纳入明确、协调、完整的立法规制体系。虽然中国古语有言“各人自扫门前雪”，各部门法应该各司其职、按部就班，但是，各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与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尤其在刑法领域，经济犯罪的定罪与处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置法领域的规定，因此，刑法领域的立法者、学者应该积极呼吁前置法相关领域的立法完善，保证前置法领域与刑法领域的协调统一与共同发展。
（二）具体建议——适时修改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