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的意义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2:58:02

统计学的意义篇1

1、统计学p值大于0.05表示无差异,小于0.05表示有差异。大于0.05表明与正态分布无差异,故符合正态分布。

2、由于“小概率事件”和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小概率事件”通常指发生的概率小于5%的事件,认为在一次试验中该事件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3、由此可见X落在(μ-3σ,μ+3σ)以外的概率小于千分之三,在实际问题中常认为相应的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基本上可以把区间(μ-3σ,μ+3σ)看作是随机变量X实际可能的取值区间,这称之为正态分布的“3σ”原则。

4、统计学p值>0.05的意义它是进行检验决策的另一个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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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意义篇2

统计学产生于应用,在应用过程中发展壮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学科相互融合趋势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统计学的应用领域、统计理论与分析方法也将不断发展,在所有领域展现它的生命力和重要作用。

统计学是一门研究随机现象,以推断为特征的方法论科学。她是研究如何搜集、整理、分析反映事物总体信息的数字资料,并以此为依据,对总体特征进行推断的原理和方法。统计的主要功能是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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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意义篇3

【关键词】危险行为;吸烟;饮酒;;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R179G4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817(2007)09-0829-03

吸烟、饮酒、吸毒和等健康危险行为不但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而且也将影响到他们成年时期的健康和工作。为了解江苏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流行状况,根据《中国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方案》的规定和要求,于2004年10-12月统一组织具有代表性的市区初中、高中、中专和大学的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同时选择20所乡村中学在校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2004年12月在南京、徐州、苏州、盐城市区随机抽取68所学校(24所初中、24所高中、12所中专、8所大学),农村20所中学(宜兴市10所,射阳县10所),每所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年级随机抽取2~3个班,中专一~三年级各抽取1~2个班,大学一~四年级各抽2~3个班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学生19532名,不同地区、不同学段调查学生数见表1。

1.2方法统一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分中心提供的“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吸烟、饮酒、吸毒和等危害青少年健康行为的相关问题。其中初中问卷有64个调查项目,高中(中专)问卷有67个调查项目,大学问卷有65个调查项目。

由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培训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员,在学校班主任的配合下,统一组织,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当场收回。

1.3统计分析采用SpSS8.0软件进行统计,并用χ2检验分析不同地区、年级、性别、学习阶段、城乡、父母学历、是否住校、不同学校类型的差异。

2结果

2.1吸烟见表1。

2.1.1尝试吸烟情况4407名学生曾尝试吸烟,曾尝试吸烟率为22.7%。曾尝试吸烟率男生为34.4%,女生为1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市学生为22.6%,乡村学生为22.5%,城乡学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学习阶段学生曾尝试吸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尝试吸烟率为38.0%,优秀学生为1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住校生为28.6%,走读生为18.6%,住校生与走读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父母学历越高,子女尝试吸烟率越低,其中父亲小学以下为28.9%,大学以上为15.3%;母亲小学以下为28.5%,大学以上为14.3%。

2.1.2吸烟年龄曾尝试吸烟学生中,有2146名学生开始吸烟年龄≤13岁,报告率为11.1%。其中男生为16.2%,女生为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市学生为10.2%,乡村学生为1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为17.6%,优秀学生为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住校生为12.2%,走读生为1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父母学历的升高,其子女13岁前的吸烟率逐步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父亲学历小学以下为15.2%,大学以上为7.7%;母亲学历小学以下为14.6%,大学以上为8.1%。同时,不同年龄、不同年级在校学生13岁前尝试吸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1.3目前吸烟情况在调查的近30d中,有1d和1d以上吸烟的在校生有1865名,吸烟率为9.5%。其中男生为16.2%,女生为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市学生为9.6%,乡村学生为9.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目前吸烟率为19.0%,优秀学生为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住校生为12.7%,走读生为7.7%,住校生与走读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着父母学历的升高,其子女尝试吸烟率逐步下降,其中父亲学历小学以下为11.1%,大学以上为6.5%;母亲学历小学以下为11.8%,大学以上为7.0%。在校生近期吸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年级的上升而呈上升的趋势,即不同年龄在校生近期吸烟率从13岁的2.4%上升到23~24岁的45.2%,从初一年级的2.3%上升到大学四年级的37.6%。

2.2饮酒见表2。

2.2.1曾尝试饮酒情况被调查学生中,8343名学生曾尝试饮酒,曾尝试饮酒率为43.1%。其中男生为50.3%,女生为3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市学生为44.3%,乡村学生为4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学习阶段学生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曾尝试饮酒率为52.9%,优秀学生为38.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住校生为50.6%,走读生为3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着父母学历的升高,其子女曾尝试饮酒率逐步下降,其中父亲学历小学以下为43.9%,大学以上为40.7%;母亲学历小学以下的为43.7%,大学以上为38.2%。

2.2.2饮酒年龄曾尝试饮酒学生中,有4523名学生在13岁前曾尝试饮酒,饮酒率为23.4%。其中,不同地区学生13岁前尝试饮酒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生为29.1%,女生为1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市学生为23.9%,乡村学生为2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学习阶段学生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在校生学习成绩越好,13岁前饮酒率越低,其中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为32.4%,优秀学生为2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住校生为20.9%,走读生为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父母学历的升高,其子女13岁前的饮酒率逐步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父亲学历小学以下为21.3%,大学以上为26.1%;母亲学历小学以下为21.5%,大学以上为28.0%。不同年龄、不同年级在校学生13岁前尝试饮酒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3近期饮酒情况在调查的近30d中,有1d和1d以上饮酒的在校生有4140名,饮酒率为21.4%。其中男生为26.4%,女生为1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市学生为21.5%,乡村学生为2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学习阶段学生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近期饮酒率越低(p<0.01),其中成绩差的学生近期饮酒率为26.5%,优秀学生为19.1%。住校生为26.4%,走读生为1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父母学历的升高,其子女近期饮酒率逐步上升,其中父亲学历小学以下的为20.7%,大学以上的为21.7%;母亲学历小学以下的为20.8%,大学以上为22.7%。在校生近期饮酒率随着年龄(年级)的增长而呈上升的趋势,即不同年龄在校生近期饮酒率从13岁的12.3%上升到23~24岁的61.4%,从初一年级的10.8%上升到大学四年级的58.2%。

2.3吸毒情况被调查学生中,有182名在校生曾使用过,吸毒率为0.93%。不同地区学生吸毒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3。其中男生为1.43%,女生为0.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市学生为1.05%,乡村学生为0.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曾尝试吸毒率为1.93%,优秀生为0.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校生曾尝试吸毒率从13岁的0.42%上升到23~24岁的3.01%,从初一年级的0.50%上升到大学四年级的2.12%。

2.4情况在被调查学生中,有3234名在校生曾经,报告率为16.6%。不同地区学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3。其中男生为21.7%,女生为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城市学生为16.1%,乡村学生为1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学习阶段学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曾尝试率为21.9%,优秀生为1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校生曾经从13岁的7.1%上升到23~24岁的25.3%,从初一年级的6.4%上升到大学四年级的28.6%。

3讨论

江苏省青少年吸烟率、饮酒率和率均明显低于1999年中国5省市调查结果[2],也明显低于2003年北京市[3]和合肥市[4]的调查结果,高于国外报道结果[1]。

青少年吸烟、饮酒、吸毒和等危险行为存在“六高现象”,即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男生高于女生,城市高于农村,普通学校高于重点学校,住校生高于走读生,大学生高于中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学段的上升,青少年吸烟、饮酒、吸毒和等危险行为呈上升趋势,且青少年吸烟、饮酒、吸毒和等危险行为与学习成绩、父母亲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即学生学习成绩越好或父母文化水平越高,其健康危险行为越低;反之,学生学习成绩越差或父母文化水平越低,其健康危险行为越高。

开展学校健康教育是干预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有效措施和方法。学校健康教育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的卫生防病措施,也是以学校为基地预防青少年吸烟、饮酒、吸毒和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场所。据wHo预测,我国0~29岁3亿男性中将有2亿烟民,其中有1亿人最终会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根据江苏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应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在城乡学生中开展戒烟、控酒、禁毒、禁赌的健康教育,给予他们健康行为指导,不断提高全省青少年卫生知识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此外,青少年吸毒率为0.93%,报告率为15.0%,特别是大学生吸毒率高达1.77%,明显高于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为此,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学生开展禁毒和禁赌教育刻不容缓,必须引起各级政府和教育、公安、文化、广电、卫生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各级各类学校利用电视、广播、板报、画廊、讲座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吸毒和是违法行为,提高他们对吸毒和对健康、工作、家庭危害的认识。同时,学校还要加强心理辅导和生活技能教育,使他们能正确对待学习、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心理压力,坚定信心,去迎接挑战和克服困难。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与国外交往的增多,江苏省青少年各种健康危险行为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因此,全社会必须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应法律法规文件,为在青少年中开展戒烟、控酒、禁毒和禁赌提供依据。同时,学校要抓好健康教育,通过学校健康教育,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吸烟、酗酒、吸毒、对健康的危害,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此外,父母的行为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行为和态度,为此,父母也要以身作则,也要参与到戒烟、控酒、禁毒、禁赌的教育中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榜样作用。

(致谢:参加课题调查的还有史祖民、潘晓群、戴月、刘辉、孔庆兰、沈蕙、吴小群等医师,在此表示感谢!)

4参考文献

[1]CanDaCeC,CHRiSR,antonYm,etal.Youngpeople'shealthincontext:HealthBehaviourinSchool-agedChildren(HBSC)study:internationalreportfromthe2001/2002survey.worldHealthorganization,Regionalofficeforeurope,2004:63-72.

[2]孙江平,宋逸,马迎华,等.中国5省市中学生危险行为调查报告(三).中国学校卫生,2001,22(5):396-398.

[3]陈晶琦.北京与沈阳部分初中生危险行为调查.中国学校卫生,2003,24(6):574-576.

[4]高茗,张金霞,马尔健,等.合肥市中学生危害健康行为5年变化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4,25(2):143-144.

统计学的意义篇4

【关键词】自杀倾向

自杀与人类文明同时存在,居全世界第10位死因〔1〕。在中国,自杀居第5位死因,每年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是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2〕。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3,4〕。本文以自杀意念和性相关行为为研究重点,以医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医学生自杀意念与性相关行为的联系,分析性相关行为与自杀意念的交互作用,为自杀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分层整群抽取某医学院1~5年级本科生50个班,1550人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1466份(946%)。其中男生936人,女生530人,年龄18~25岁,平均(2057±144)岁。一年级491人,二年级311人,三年级401人,四年级216人,五年级47人。来自城镇学生725人,来自农村学生741人。独生子女326人,非独生子女1140人。

12方法参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青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YRBSS)项目〔5,6〕,结合我国青年学生自杀和性相关行为研究实际情况,确定35项相关因素和行为编制调查问卷。对认真考虑过自杀条目肯定回答者定义为有自杀意念,对制定过自杀计划肯定回答者定义为有自杀计划,对自杀未遂肯定回答者定义为自杀未遂。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3个调查项目肯定回答任意一项及以上者统计为有自杀倾向。调查现场发放问卷,现场匿名独立填写,当场回收。

13统计分析数据分析采用SpSS120软件,主要统计分析有χ2检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男女生自杀倾向报告情况调查医学生1466人中有182人报告有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241%。男女分别为1314%和111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256,p=0262)。有128人报告有自杀计划,发生率为873%,男女分别为887%(83/936)和849%(45/5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60,p=0806)。有108人报告有自杀未遂,发生率为737%,男女分别为865%和5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83,p=0012)。累计有234人报告有自杀倾向,发生率为1596%。男女分别为1699%和141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029,p=0154)。

22不同生源的自杀倾向报告情况来自城镇和农村学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1352%和113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03,p=0205)。自杀计划发生率分别为910%和83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49,p=0618)。自杀未遂发生率分别为717%和7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80,p=0778)。累计来自城镇和农村学生的自杀倾向发生率分别为1710%和148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94,p=0238)。

23不同年级自杀倾向报告情况1~5年级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998%,997%,1596%,1296%,2128%,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ruskal-wallistestχ2=950486,p=0000)。自杀计划的发生率分别为713%,579%,1072%,1111%,1702%,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ruskal-wallistestχ2=1064885,p=0000)。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分别为570%,547%,973%,1065%,213%,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ruskal-wallistestχ2=1107221,p=0000)。累计1~5年级自杀倾向发生率分别为1303%,1222%,2170%,1574%,2340%,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ruskal-wallistestχ2=835342,p=0000)。

24独生子女自杀倾向报告情况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1902%和10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813,p=0000)。自杀计划发生率分别为1319%和7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460,p=0001)。自杀未遂发生率分别为1288%和5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694,p=0000)。累计自杀倾向的发生率分别为2301%和13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508,p=0000)。

25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1)

表1医学生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略)

26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自杀倾向作为因变量,以全部31项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最后入选方程的有12项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见表2。

表2医学生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略)

3讨论

本次调查医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发生率分别为1241%,873%,737%,累计自杀倾向的发生率为1596%,与文献报道近似〔5〕。男女学生、不同生源自杀倾向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中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独生子女发生率高于非独生子女,与国内外有关报道相似〔3,6〕,可能与独生子女自身具有好强固执、孤独、情绪不稳定等人格特点,容易产生抑郁等不良情绪有关。对1~5年级自杀倾向发生率进行分析,高年级自杀倾向发生率高于低年级,可能随着大学生进入学校时间的延长,学习上、经济上、感情上的困扰增多,临近毕业找工作的压力巨大,如果不能及时的疏导缓解,将增加发生自杀倾向的危险。对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被医生告知患性病等27项因素和行为与自杀倾向发生有统计学联系。其中与同学保持广泛友谊、有知心同学、自信等3项是自杀倾向的保护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自杀倾向与经常怨天尤人等12项因素和性相关行为有联系,提示在消除混杂因素作用之后仍然有多项性相关行为与自杀倾向的发生有关,说明性相关行为在自杀倾向的产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自杀倾向的重要危险因素。自杀与心理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于自杀重在预防,为预防大学生的自杀,高校应建立危机干预体系,制定危机干预方案,协调处理自杀、暴力或其他突发事件。应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恋爱、性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并进行心理疏导,防止抑郁、焦虑情绪的产生,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对筛选出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要及时提供心理辅导,保持家庭、学校老师、同学、朋友的关心和帮助,避免自杀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RachelJenkins.addressingsuicideasapublichealthproblem[J].Lancet,2002,9:359:813-814.

〔2〕michaelRphillips,XianyunLi,YanpingZhang.SuicideratesinChina,1995-99[J].Lancet,2002,9:359:835-840.

〔3〕赵静波,季建林.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行为[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97,24:163.

〔4〕SteinD,BromD,elizura,etal.theassociationbetweenattitudestowardsuicideandsuicidalideationinadolescents[J].actapsychiatrScand,1998,97:1950.

统计学的意义篇5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河南南阳473000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不同剂量地佐辛联合丙泊酚在宫腔镜手术中的麻醉效果。方法选取2011年9月—2013年9月在该院确诊收治的90例行宫腔镜手术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5例,对照组给予5mg地佐辛联合丙泊酚进行治疗,而观察组给予2.5mg地佐辛联合丙泊酚进行治疗。观察两组患者麻醉后相关情况以及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并作对比分析。并且观察记录麻醉前(t0)、麻醉后2min(t1)、扩宫颈时(t2)以及术毕(t3)时的平均动脉压(map)、术率情况。结果观察组的丙泊酚用量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麻醉起效时间以及唤醒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离院时间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t1时明显低于t0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各个时段心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2.5mg地佐辛联合丙泊酚进行宫腔镜手术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其麻醉效果较好,苏醒及时,且术后镇痛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关键词剂量;地佐辛;丙泊酚;宫腔镜;麻醉效果

[中图分类号]R614;R71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5)01(c)-0098-02

[作者简介]杨丹丹(1983.1-)女,河南南阳人,本科,住院医师,主要从事临床麻醉镇痛工作。

宫腔镜手术室一种多见于门诊进行的手术时间短、刺激强度大的手术,在扩宫和刮宫时都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或疼痛,极大的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1]。地佐辛是一种不良反应小、镇痛效果较好的麻醉药;丙泊酚是一种代谢快、起效快且不良反应小的静脉麻醉药物[2-3]。该研究选取2011年9月—2013年9月该院收治的行宫腔镜手术的患者采用不同剂量地佐辛联合丙泊酚进行麻醉效果研究,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在该院确诊收治的90例行宫腔镜手术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aSa分级为i级和ii级,年龄28~50岁,平均年龄为(35.5±2.6)岁;体重46~77kg,平均体重为(61.4±5.3)kg。所有患者均无肝肾功能障碍、心肺脑疾病以及地佐辛、丙泊酚或其他药物过敏史。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5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嘱咐禁食、禁饮6~8h,取患者截石位开放上肢静脉,并给予患者鼻导管进行吸氧2L/min,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率及动脉压。对照组给予5mg地佐辛静脉滴注,同时联合丙泊酚2mg/kg进行静脉滴注,待患者入睡后进行手术;而观察组给予2.5mg地佐辛联合丙泊酚2mg/kg进行静脉滴注,待患者入睡后进行手术。两组患者若术中出现肢体扭动或皱眉等情况,则考虑加用丙泊酚0.5mg/kg。术毕叫醒患者,在恢复室等待患者清醒,完全清醒后由家属陪同回家。

1.3观察指标

监测两组患者在麻醉前(t0)、麻醉后2min(t1)、扩宫颈时(t2)以及术毕(t3)时的平均动脉压(map)、术率、丙泊酚用量、麻醉起效时间、唤醒时间、离院时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离院前下腹痛情况(prince-Henry评分)。

1.4评分标准

prince-Henry评分标准:0分:患者咳嗽时未出现疼痛;1分:咳嗽时稍有疼痛;2分:深呼吸时伴随疼痛,安静状态下无疼痛;3分:静息时伴疼痛,但可以忍受;4分:静息时伴随剧烈疼痛,无法忍受[4-5]。

1.5统计方法

采用SppS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两组患者在各个时间点的map比较

两组患者在t1时明显低于t0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患者各个时间点心率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在各个时间点的心率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两组患者临床麻醉效果对比

观察组的丙泊酚用量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麻醉起效时间以及唤醒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离院时间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对比

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7%,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讨论

宫腔镜手术是妇科比较常见的小手术,次手术主要在静脉麻醉下进行,因为门诊手术时间比较短。并且麻醉的起效迅速,苏醒比较快[6]。因为宫腔镜手术在操作过程中会对患者的神经系统造成刺激,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以及腹痛等不良反应症状,仅仅使用镇静药物在术后无法取得比较满意的麻醉效果。地佐辛是阿片受体混合激动-拮抗药,其能够对于脊髓产生镇痛效果,并且能够有效起到镇静效果[7-8]。

在李宗师[9]研究中表明,采用地佐辛联合丙泊酚麻醉对于宫腔镜手术具有较好的麻醉效果。在该研究的结果与其相类似。从该结果中可以看出,两组患者在t1时明显低于t0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各个时间点的心率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采取5mg地佐辛联合丙泊酚治疗与给予2.5mg地佐辛联合丙泊酚进行治疗均能够取得较好的镇痛效果。观察组的丙泊酚用量为(122.2±9.1)mg明显多于对照组的(110.1±9.3)m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麻醉起效时间以及唤醒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7%(4/4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4.4%(10/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观察组患者采取2.5mg地佐辛联合丙泊酚麻醉具有较高安全性,且麻醉效果好。

综上所述,采用2.5mg地佐辛联合丙泊酚进行宫腔镜手术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其麻醉效果较好,苏醒及时,且术后镇痛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参考文献

[1]武英蕾,李宝永,许景伟,等.右美托咪定与丙泊酚联合地佐辛用于宫腔镜手术麻醉效应比较[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3,7(17):94-95,97.

[2]王娟,阚明秀,谢荣.地佐辛联合丙泊酚用于宫腔镜手术的麻醉效果观察[J].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6(23):523-525.

[3]孟鹏.地佐辛复合丙泊酚用于宫腔镜电切术的麻醉效果分析[J].甘肃医药,2013,11(32):814-816.

[4]陈文豪.不同剂量地佐辛联合异丙酚用于宫腔镜手术临床观察[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2,8(05):71-72.

[5]王亮.右美托咪定和丙泊酚用于硬膜外麻醉下妇科手术患者的镇静效果比较研究[J].中国现代医生,2014,52(21):64-66.

[6]Hosammatef,SalahabdFattah,mohammedemadabdGaffer,etal.perfusionindexversusnon-invasivehemodynamicparametersduringinsertionofi-gel,classiclaryngealmaskairwayandendotrachealtube[J].indianjournalofanaesthesia,2013,57(2):156-162.

[7]贺峰,马烨.地佐辛复合丙泊酚静脉麻醉应用于宫腔镜电切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评价[J].陕西医学杂志,2013,42(4):474-476.

[8]武英蕾,李宝永,许景伟,等.右美托咪定与丙泊酚联合地佐辛用于宫腔镜手术麻醉效应比较[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3,17(7):94-95,97.

统计学的意义篇6

关键词:符号学;产品设计;应用

中图分类号:F7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111-02

一、引言

信息时代的浪潮下,予以设计一个全新的变革――如何更好的诠释和重构设计语言。产品设计的实质就在于设计一种能够交流和沟通的共通语言,也就是产品的语意。理想的产品应有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给人们带来欢乐。如何运用符号学创造出符合现代人类情感化、人性化需求的产品,是当代工业设计师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符号学理论的研究

在人造物活动过程中,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意”和“形”的探索。在哲学方面,不仅有语义哲学、普通语义学、逻辑语义学、日常语言哲学、哲学释义学等众多的研究意义的派别,而且像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也都有专门的意义理论。符号学的发展历史在东方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而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符号学这门学科主要发端于两个源头,分别出现于逻辑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符号学在西方国家得到很快的发展,并迅速波及到各个学科领域。符号学发展到近现代,科学思想为新符号学的产生准备了全面的条件,使符号学的研究与各相关学科的成果相互交叉,不可分离,同时,出现了众多的符号学研究领域(如逻辑符号学、一般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哲学符号学与部门符号学等)和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皮尔斯(CharlesStanderspeirce)的符号学理论:皮尔斯主要研究逻辑学,他呼吁建立符号学这一新科学,所研究的符号学原理是建立在对人的判断与命题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论述了意指作用与各意指系统间的可调换性,强调了物质范畴内之间关系的逻辑功能,并从符号媒介如何表征对象的角度,在对象所涉及的方面将符号划分为图像、指示、象征三种下位符号,这三种符号也就构成了符号的三个特性,三者之间不可相互取代,但它们可以逐次不断地深化,由图像符号至指示符号再至象征符号,其程度不断深化,所表示的内涵越来越复杂,信息含量也就越来越多。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符号学理论:索绪尔是一位系统研究语言活动的语言学家,重点寻找语言系统的特定性,即符号的恣意性,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等,这并非简单的形式化,而是充分强调了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是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由音响形象和概念内涵组成的,前者称为“能指”(Signifier),后者成为“所指”(Signified)。“能指”和“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结构因素,前者是表征物(能指),后者是被表征物(所指)。如“书”这一词语符号就是由词的音响和“书”的概念两者组成的。语言符号的语音(能指)和语义(所指)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关系。

三、产品设计中的符号系统解析

产品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任何一件产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与人和其他要素的联系,以系统的存在方式实现其功能意义。产品外部联系的确立必须通过内部要素以一定的结构方式来体现,要素、结构、功能正是构成产品系统的三因素,其中,功能是产品系统的核心,其实现过程正是符号化的过程,产品正是利用语义、语构、语用的方式来形成符号系统,实现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

1.产品要素。产品要素是构成产品系统的单元体,任何产品系统都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产品要素构成的有机体。任何单元体,只有赋予了意义,形成特定的符号,才能构成产品的要素。要素作为构成产品符号系统的单元体,首先表现在产品符号要素与外部联系的意义上,即产品的语义学特征上。产品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应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指示意义才能使产品与外部事物建立起联系,才能实现产品的功能。正如一个圆是没有任何指示对象的,也就不存在外部联系的意义,自身不能构成符号,但当圆形的按钮作为产品要素时,在形态上能给人以柔和、亲切感,并可提示具有旋转功能。如果圆形按钮的顶面是微微凹下去的弧面,人们通过联想就会与用手指按压这一操作方式相联系,这样产品要素就呈现出一定的意义性,并且能被消费者所理解,产品符号系统的语义就得以形成。

2.产品结构。产品的结构是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即是产品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一种秩序。产品结构的符号学特征首先体现在产品要素之间的关系上,即产品语构学的特征上。正是有了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有机结构关系,要素才能作为媒介关联物在符号系统中发挥其内涵和外延的作用,产品才能形成系统,实现特定的功能。产品结构的符号学意义还体现在自身的语义特征和语用特征上,产品的对称结构本身就能给人以均等、平衡和稳定的语义感觉,螺旋式的结构设计能创造出旋转的使用方式,产品符号的语义和语用关系能通过合理的产品结构得到明确的设计。

3.产品功能。功能是产品系统设计中所体现出来的外部意义,是作为媒介关联物的产品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过程的秩序及能力。功能作为产品符号的目的性,作为设计的最终目标,是产品符号系统的深层结构关系,而功能又必须通过产品符号系统的表层结构――产品要素和结构来实现,所以,产品系统的功能是通过产品符号意义的内涵表现出来的产品符号意义外延,其实现过程正是产品符号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产品在人们的心灵中唤起观念的符号化的过程。产品符号意义的表述往往是复杂的,表述得过于直接,就会使产品语义失去其复杂性而变得浅薄,表述得过于隐晦,其意义又很难被解释和接受,所以,设计师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适当的形式,使产品的使用功能能够被广大的使用群体所接受。

四、设计符号的应用

把符号应用到产品设计中,首先要建立用户语义模型,它主要包含用户对产品的初步认识、了解、操作方法、常用词语以及对常用词语的理解,通过符号向使用者表达各种语义,设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所表达的语义如下:

1.设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语义表达应该符合人的感官对产品形状的把握经验,从而向使用者传达其功能性语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类似的体验:看到一个物品时,我们总会从它的外形来考虑其功能和特性,与此同时,还总是联想起以前的事物并与之形成对比,从而完成对此物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明确“是什么,做什么用”等之类的问题。

2.设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语义表达应该具有明确的指示性。这种指示性的语义一般来说能够使产品的操作方法不言自明,使用户能不费力气地理解把握产品的结构和性能。这种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特定的图形或者设计符号进行指示,指示出产品单元部件之间的相互位置、间架结构以及各个层面布局的含义。这种指示性语义从人机工程学原理角度进行探讨,大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操作装置指示。为确保用户能够正确操作装置,首先就要通过图形或设计符号提供操作装置的指示,使用户看到某个图形或设计符号就能明白装置的操作方法,使产品的功能不言自明。(2)操作方向和操作顺序指示。任何产品都有正面、反面和侧面之分,设计符号运用到产品中应该指示出产品的正面、反面和侧面分别表示什么含义,一般来说,需要用户直接操作的装置应该安排在正面,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用户面对着装置时,朝向用户的就是正面,它是进行人机交流的主要界面,因此,在产品正面上只有通过设计符号来指示出装置的操作顺序,才能明确表达产品的操作语义,这样用户操作产品时轻松自如,不需要再去研究什么产品使用说明书来学习操作流程。(3)操作状态指示。某些产品的操作状态如果不通过设计符号在产品外部的指示,用户就很难感觉到产品是否在工作,所以,必须应用设计符号来向用户反应产品的操作状态。有些产品还通过声音、灯光等符号向用户反馈操作状态。这些操作状态的指示性语义在电子产品中应用尤其广泛。

3.设计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语义表达应该具有象征性。产品的象征性语义与产品的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产品除了具有上述所说的实用价值外,它还具有文化价值――一种主观价值。象征性语义包含设计者的思想、意图以及产品在某个时代存在的意义。形状、色彩、材质等要素组成符号实体,通过符号实体来表达某种抽象的意义或感情。不同的色彩就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感情,比如,红色代表热情奔放,绿色代表有生命力,应用到产品设计中往往让人联想到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材质的象征,比如,木质产品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让我们感觉和大自然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同的材质表达不同的情感,具有不同的象征语义;点、线、面所构成的形态也传达象征性的语义,一般来说,形态的象征性语义首先界定产品传达的情感,然后进行类比联想具备这种情感特征的事物或现象。

五、结语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产品客观的实用价值与主观情感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人们对产品个性化和高度艺术性的需求,更是为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和美好,而这种目的的实现正是设计符号学在起着重要作用。卡西尔说:“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对于传统符号的运用,我们必须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现代的观念去改造和提炼,从而创造出形态美观,功能良好,充满人性关怀和环境意识的产品。

参考文献:

[1][英]卡梅尔・亚瑟.菲利普・斯塔克[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2]丁玉兰.人机工程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统计学的意义篇7

关键词:感染性疾病;白细胞;血沉;儿童

   感染性疾病在临床是最常见疾病之一,分为病毒性感染性疾病与细菌性感染性疾病,近年来,临床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很多疾病症状已不典型,在临床上对于这两种疾病单纯依靠症状鉴别分析难度增大。文章对儿童感染性疾病中血沉(eSR)与白细胞(wBC)的变化进行检测,旨在探讨血沉(eSR)与白细胞(wBC)变化对细菌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鉴别价值和临床意义,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10年2月~2010年12月门诊及住院的患儿,细菌感染组(a组)37例:其中男20例,女17例;年龄5个月~8岁,平均6.3岁;包括呼吸道感染18例,大叶性肺炎4例,细菌性肠炎患者12例,细菌性脑膜炎3例;患儿分泌物中分离出病原菌或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明显升高,用抗生素后疗效显著。病毒感染组(B组)24例:其中男10例,女14例;年龄4个月~10岁,平均6.8岁;包括病毒性肺炎20例,病毒性脑膜炎4例;患儿采用血清学检测或白细胞总数正常或低于正常,分类中淋巴细胞升高为主,用广谱抗生素治疗无明显疗效。正常儿童组(C组)30例:其中男15例,女15例;年龄6个月~10岁,平均6.5岁。三组患儿在年龄、性别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仪器及试剂:wBC计数选用日立东亚KX-21n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eSR采用意大利monitor20血沉分析仪;抗凝试剂及试管均选择配套成品。wBC及eSR正常参考值分别为(4~10)×lo9/L和<20mm/h,高于参考值即为阳性。

1.3 标本采集:门诊患儿随时采集,住院患儿在入院后24h之内采集标本立即送检。采用以上仪器检测,wBC、eSR均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取得数据进行分组记录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11.5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数值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三组儿童wBC及eSR检测结果比较:三组wBC及eSR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与B组、C组之间分别比较,wBCa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SRa组与B组升高明显,a组与B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C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与C组之间比较,wB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SRB组升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表1 三组儿童wBC及eSR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wBC(×lo9/L)

eSR(mm/h)

a组

37

18.2±3.8

30.9±16.8

B组

24

6.4±2.1

25.3±8.7

C组

30

6.3±1.8

7.2±2.2

2.2 细菌感染组患儿wBC及eSR阳性结果分析:在37例患儿中,wBC升高31例,阳性率为83.78%,eSR升高26例,阳性率为70.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白细胞(wBC)计数及其分类观察,在临床上是作为感染性疾病主要的检测指标应用较广,但是wBC容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数值参考价值,比如现在很多家庭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孩子一旦有疾病,家长即诚恐诚惶自行给予抗生素服药,导致很多感染性疾病症状不明显,此时患儿如果是细菌性感染,入院后检测白细胞等指标,白细胞及其分类因受到抗生素的影响可能计数在正常范围内;wBC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也有30%~50%的变化幅度;抽血检查时候约95%的wBC是附着在血管内皮细胞,真正的我们监测到的wBC只能反应约5%的wBC的情况;儿童wBC的正常范围比较大,如果存在基数本身低,这种情况下即使感染也可能数值还在正常的范围内浮动,不会超出正常的计数范围[1]。因此,单纯wBC及分类有时候并不能真正的反应患儿的病情变化,依靠wBC及分类来鉴别是细菌性感染还是病毒性感染存在一定困难。

   eSR反应的是红细胞的沉降速度,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检查指标,实质是血浆纤维蛋白原和免疫球蛋白的聚集。如果机体存在感染、损伤、一些免疫系统疾病、肿瘤发展期等很多情况下eSR均能反应病情的变化,在临床有重要的参考的价值。在机体存在炎性反应的情况下,一般2~3d后检查eSR即会出现升高的情况,急性细菌性感染时,血中α1胰蛋白酶、α2巨球蛋自、CRp、转铁蛋白、纤维蛋白原等均会增多,这些炎性反应趋化物的增多均可导致红细胞聚集,从而影响eSR升高加快,有时可以达到100mm/h以上,所以在临床上可作为疾病是否在活动期的检测指标应用[2]。eSR在炎性反应控制后,下降速度较慢,一般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将为正常,并且易受到年龄、性别、红细胞数量、个体大小、温度、抗凝剂多少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临床应用也有自己的局限性[3]。有学者报道,如果对eSR连续进行检测,数值的波动变化得相关性更加能显示疾病的转归。

   在本组资料中可以看出,细菌性感染组患儿wBC及eSR均为升高表现,病毒性感染组wBC数值平均值正常范围内,eSR升高,比较结果显示wBC在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S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wBC可以帮助分析是否为细菌性感染还是病毒性感染,eSR并不能作为鉴别细菌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的依据。37例细菌感染患儿wBC阳性率为83.78%,eSR阳性率为70.27%,wBC的阳性率稍微高于eSR,但是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可以看出wBC和eSR在细菌性感染的情况下,都非特异性指标,本结果与临床报道资料相符[4-5]。

   综上所述,在儿童感染性疾病中,wBC联合eSR检测,比单纯wBC更能有助于鉴别是细菌性感染还是病毒性感染。如果wBC及eSR均升高,一般可以考虑为细菌性感染,wBC正常,eSR升高,应该考虑是病毒性感染。当然,疾病的诊断并不能完全依赖实验室检查数据,应该综合临床症状等综合分析,实验室检查仅作为参考。

4参考文献

[1]安有芬,唐仁满.定量CRp检测的临床价值[J].西藏医药杂志,2002,23(3):48.

[2]朱新建,凌利芬,聂署萍,等.CRp、wBC和eSR联合检测在儿童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及意义[J].中国热带医学,2008,8(12):2136.

[3]王亚娟,胡翼云,杨永弘,等.C-反应蛋白在儿科临床的应用[J].中华儿科杂志,1999,37(3):185.

[3]俞锡林,叶华平,楼金吐,等.C-反应蛋白在儿科患者中的应用[J].上海医学检验杂志,1999,14(5):266.

统计学的意义篇8

关键词米非司酮不同剂量子宫肌瘤疗效安全性

子宫肌瘤作为育龄期女性常见良性肿瘤之一,患者主要表现为子宫出血、盆腔压痛、流产,严重者甚至导致不孕不育,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1,2];临床报道显示[3,4],子宫肌瘤临床诊断率高达30%~40%,且我国女性子宫肌瘤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近年来,米非司酮被广泛应用与临床子宫肌瘤保守治疗中来[5];但是国内关于不同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报道相对较少,2009年5月~2011年10月收治子宫肌瘤患者180例,分别采用不同剂量米非司酮保守治疗,比较临床治疗效果及安全性,现报告如下,以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2009年5月~2011年10月收治子宫肌瘤患者180例,均经妇科检查及超声等影像学检查临床确诊[6],同时同意采用保守治疗。全部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90例,年龄27~51岁,平均41.7±4.9岁,其中单发子宫肌瘤78例,多发子宫肌瘤12例;实验组90例,年龄28~54岁,平均41.4±5.2岁,其中单发子宫肌瘤77例,多发肌瘤13例。两组在年龄及子宫肌瘤类型等临床资料方面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治疗方法:对照组采用大剂量米非司酮口服治疗,剂量25mg/日,实验组采用小剂量米非司酮口服治疗,剂量12.5mg/日,疗程均12周。

观察指标:检测并记录患者治疗前后子宫体积,子宫肌瘤体积,血红蛋白水平,FSH、LH、e2及p等激素指标,注意闭经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子宫及子宫肌瘤体积比较:对照组与实验组治疗前子宫及子宫肌瘤体积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治疗后子宫及子宫肌瘤体积均明显少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两组治疗前后血红蛋白水平及闭经发生率比较:对照组治疗前后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103.3±20.9g/L,125.7±34.1g/L;实验组治疗前后血红蛋白水平分别为102.8±22.4g/L,127.1±38.5g/L;对照组与实验组治疗前后血红蛋白水平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中发生闭经71例,闭经发生率78.9%;实验组中发生闭经73例,闭经发生率81.1%;对照组与实验组闭经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两组治疗前后激素指标比较:对照组与实验组治疗前FSH、LH、e2及p等激素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治疗后FSH、LH、e2及p等激素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情况:对照组治疗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17例,其中恶心呕吐7例,减退5例,头痛3例,皮疹2例,不良反应发生率18.9%;实验组治疗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5例,其中恶心呕吐3例,减退1例,头痛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5.6%;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讨论

统计学的意义篇9

【关键词】胃癌;中药;组方原则

caow,zhaoag.jchinintegrmed.2009;7(1):1?8.

receivedmay14,2008;acceptedjuly22,2008;publishedonlinejanuary15,2009.

indexed/abstractedinandfulltextlink?outatpubmed.journaltitleinpubmed:zhongxiyijiehexuebao.

freefulltext(htmlandpdf)isavailableat.

forwardlinkingandreferencelinkingviacrossref.

doi:10.3736/jcim20090101openaccess

prescriptionrulesofchineseherbalmedicinesintreatmentofgastriccancer

wencao,ai?guangzhao

firstdepartmentofoncology,longhuahospita1,shanghaiunivers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shanghai200032,china

abstract:analysisofthenature,tastes,channeldistributionsandeffectsofthefrequentlyusedherbalmedicinesintheprescriptionsinvolvedintheclinicalliteraturesabouttreatmentofgastriccancerpublishedfrom1988to2007wasmadeinthepaper.theliteratureswerecategorizedintothreetypes:1)treatmentofmiddle?andlate?stagegastriccancer;2)preventionandtreatmentoftherecurrenceandmetastasisafteroperation;3)chineseherbalmedicinescombinedwithchemotherapyforenhancingefficacyandreducingtoxicity.themostfrequentlyusedherbalmedicinesinthethreeliteraturetypeswereqi?invigoratingherbs,suchasatractylodes,astragalus,codonopsis,glycyrrhizaandginseng,etc.theherbalmedicinesforpromotingurinationtosubsideswellingsuchastuckahoeandsemencoicis,etcwereusedmorefrequentlythantheherbalmedicinesforregulatingqisuchasdriedorangepeelandputchuck,etc,aswellasforclearingawayheattoremovetoxinsuchasspreadinghedyotisherb,herbascutellariaebarbatae,yangtaoactinidiaroot,andrhizomaparidis,etc.fromanotherangle,themostfrequentlyusedherbalmedicinesforthetreatmentofgatriccancerwerethosecold,warmandneutralinnature,sweet,bitterandpungentintaste,anddistributedtospleenandliverchannels.

keywords:gastriccancer;chineseherbaldrugs;fomulacomposingprinciples

胃癌是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在各类肿瘤中仍居前位。根治性手术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将胃癌治愈的方法,但42.2%的胃癌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1],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化疗作为晚期胃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一定程度上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存率,改善生存质量,但目前仍未有突破性进展。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核心,针对胃癌患者出现的不同情况辨证用药,在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存率,改善生存质量,抗肿瘤生长、复发及转移和配合化疗增效减毒等方面有一定作用[2,3]。目前中药治疗胃癌的临床文献很多,但却未有文献对其用药规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整理了1988~2007年20年间中医药治疗胃癌的临床文献,旨在探究中药治疗胃癌的用药规律,为临床选方用药提供依据,为胃癌的中医药规范化治疗做基础。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使用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以检索词“胃癌”及二次检索词“中医”或“中药”或“中医药”检索出1988~2007年20年间国内发表的使用中医药治疗胃癌的临床文献。

1.2方法

1.2.1文献筛选从检索到的文献中剔除动物实验、经验介绍、理论探讨、综述以及胃癌癌前病变、一种药物治疗多种癌症(包括胃癌)、中成药注射液治疗胃癌、研究样本量少于20例及结果表明无疗效的文献,筛选出样本量大于20例且结果表明有疗效的中药治疗胃癌的临床文献,并将同一作者、同一方名和同一治法的文献合并归一。

1.2.2药名统一及药物分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4]及《中药大辞典》[5],将筛选出的文献中出现的同药异名的中药名统一,如重楼、蚤休、七叶一枝花、草河车统一为重楼;红藤、血藤、大血藤统一为大血藤;莪术、文术、蓬术统一为莪术。药物使用的不同炮制方法不另外独立,如炒麦芽、焦麦芽统归于麦芽;法半夏、姜半夏统归于半夏。参照《中药学》[6],将文献中出现的中药按其功效分类。

1.2.3中药类别分析统计不同功效的药物类别在文献所有药方中的使用频次,对使用频次居前的10类药进行分析。

1.2.4单味药频次分析统计临床文献中出现的单味药在所有药方中的使用频次,列出使用频次较高的单药。

1.2.5中药性味归经分析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4]及《中药大辞典》[5]列出临床文献中使用频次较高的药物的性味归经,对其进行分析。

1.2.6不同阶段的中药类别分析按治疗不同阶段将文献分为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中药防治术后复发转移以及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3类,分别统计3类文献中出现的药物类别及使用频次,对使用频次居前的10类药进行分析。

1.2.7统计学方法使用配对计数资料的mcnemar检验对胃癌治疗使用频次居前的10类药及3类文献中使用频次居前的10类药进行两两比较的统计分析。使用配对计数资料的mcnemar检验、多构成比比较的χ2检验及χ2分割对使用频次较高的单药的性味归经进行统计分析。以上处理均运用spss12.0软件完成。

2结果

经过检索,得到文献共3788篇,依照文献筛选方法,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临床文献共248篇,涉及350首方,39类药。统一药名后,得到中药共278味。按治疗不同阶段将248篇文章分为3类,其中,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的文献87篇,涉及119首方,38类药;中药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文献23篇,涉及23首方,26类药;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的文献138篇,涉及208首方,35类药。

2.1中药类别分析胃癌治疗的临床文献共涉及350首方,39类药,按使用次数和频率高低排序,前10类药见表1。

为明确此10类药的使用频率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两两比较。补气药、利水消肿药分别与其他各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理气药与清热解毒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各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清热解毒药与其他各类药(除理气药外)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单味药频次分析按使用次数及频率高低排序,在治疗胃癌的350首方、278味中药中,排前26位的中药见表3。

表1前10类药的使用次数及频率表2前10类药使用频率的两两比较配对计数资料的mcnemar检验(σ=0.05)表3常用26味药的使用次数及频率

2.3中药性味归经分析

2.3.1中药药性分析常用治疗胃癌的26味药药性出现次数及构成比见表4。

为明确各药性的构成比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对温、寒、平、凉四性的构成比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温性药物与寒、平性药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08);温性药物与凉性药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而寒性药物与平、凉性药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08)。见表5。

表4常用26味药的药性出现次数及构成比表5常用26味药药性构成比的两两比较多构成比的χ2分割(σ=0.05,则σ'=σ/c24≈0.008)

2.3.2中药药味分析常用治疗胃癌的26味药药味出现次数及频率见表6。

为明确各药味的出现频率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两两比较。甘味与苦、辛味药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甘、苦味分别与淡、酸味药物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辛味与淡、酸味药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7。

2.3.3中药归经分析常用治疗胃癌的26味药归经出现次数及频率见表8。

表6常用26味药的药味出现次数及频率表7常用26味药药味出现频率的两两比较配对计数资料的mcnemar检验(σ=0.05)

表8常用26味药的归经出现次数及频率为明确各归经的出现频率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两两比较。归脾经的药物与归肝经的药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归其他经的药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归肝经的药物与归脾、肺、胃、心经的药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归其他经的药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9。

2.4不同阶段的中药类别分析

2.4.1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的中药类别分析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的文献共涉及119首方,38类药,按使用次数和频率高低排序,前10类药见表10。

为明确此10类药的使用频率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两两比较。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补气药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利水消肿药与理气药、清热解毒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理气药与利水消肿药、清热解毒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清热解毒药与利水消肿药、理气药、补血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1。表9常用26味药归经出现频率的两两比较配对计数资料的mcnemar检验表10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前10类药的使用次数及频率表11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前10类药使用频率的两两比较配对计数资料的mcnemar检验(σ=0.05)

2.4.2中药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中药类别分析中药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文献共涉及23首方,26类药,按使用次数和频率高低排序,前10类药见表12。

为明确此10类药的使用频率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两两比较。补气药与利水消肿药、清热解毒药、理气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利水消肿药与补气药、清热解毒药、理气药、补血药、熄风止痉药、化瘀止血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清热解毒药与补气药、利水消肿药、理气药、补血药、熄风止痉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理气药与补气药、利水消肿药、清热解毒药、补血药、熄风止痉药、补阴药、化瘀止血药、清热凉血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温化寒痰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3。

2.4.3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的中药类别分析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的文献共涉及208首方,35类药,按使用次数和频率高低排序,前10类药见表14。

为明确此10类药的使用频率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两两比较。在配合化疗增效减毒的常用10类药中,补气药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利水消肿药与理气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理气药分别与清热解毒药、利水消肿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类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5。表12中药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前10类药的使用次数及频率表13中药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前10类药使用频率的两两比较配对计数资料的mcnemar检验(σ=0.05)表14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前10类药的使用次数及频率表15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前10类药使用频率的两两比较配对计数资料的mcnemar检验(σ=0.05)

3讨论

3.1治疗胃癌的中药类别分析对350首方39类药的统计分析表明,治疗胃癌最常用的药物为补气药,次常用为利水消肿药、理气药和清热解毒药,较常用的有补血药、温化寒痰药、补阴药、活血止痛药、破血消?药和消食药。这与胃癌益气健脾、清热解毒、理气散结的治则基本相符,亦与胃癌临床常见的证型基本相符。陶丽等[7]对1266例胃癌的分析表明,构成比位于前6位的依次为脾虚型(26.0%)、瘀毒内阻型(20.8%)、肝胃不和型(13.9%)、气血双亏型(11.5%)、胃热伤阴型(11.0%)和痰湿凝滞型(8.1%)。许玲等[8]总结了1805例胃癌患者的辨证分型,处于前4位的分别是脾胃虚寒型(23.4%)、瘀毒内阻型(19.0%)、胃热伤阴型(16.1%)及肝胃不和型(15.1%)。本研究表明用于治疗胃癌的中药以补气药出现频率最高且与其他常见药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符合古代及现代医家“正气虚损为胃癌发生主要病机”的观点。《景岳全书》曰:“凡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医宗必读》:“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也。”邱佳信认为脾虚在胃癌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脾虚可致痰湿内留,郁结化热,热毒内灼,伤阴耗气,为瘀成结,因此提出“消化道恶性肿瘤邪实是其客观存在,而脾虚则贯穿疾病的始终,治瘤应从健脾着手”的基本观点[9,10]。赵爱光等[11]对95例胃癌癌前状态、10例早期胃癌、49例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主要脾虚症状进行半定量计分,研究脾虚与胃癌发生、发展各主要阶段病变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脾虚与胃癌发生、发展各阶段病变之间呈等级正相关,提示脾虚是胃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利水消肿药、理气药、清热解毒药出现的频率也很高,与其他类别的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在脾胃虚弱的基础上,由于饮食、情志等致病因素的影响,导致肝气横逆犯胃,气机不畅,瘀毒内阻,水液内停,久而生热的病理改变,这一本虚标实而复又伤正的恶性循环,形成了病情的反复迁延,导致病势缠绵。因此,治疗胃癌,在扶正的基础上须配合祛邪,做到标本兼顾、虚实同治。

3.2治疗胃癌的单味药频次分析对治疗胃癌最常用的26味药的统计分析表明,治疗胃癌常用的补气药有白术、黄芪、党参、甘草、人参等;利水消肿药有茯苓、薏苡仁等;理气药有陈皮、木香等;清热解毒药有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藤梨根、重楼等;补血药有当归、白芍、熟地黄等;温化寒痰药有半夏等;补阴药有麦冬、枸杞等;活血止痛药有川芎、延胡索、五灵脂等;破血消?药有莪术等;消食药有麦芽、鸡内金等。可见,胃癌治疗多在四君子汤、四物汤、二陈汤、平胃散、失笑散等中药复方上化裁。

3.3治疗胃癌的中药性味归经分析对治疗胃癌最常用的26味药性味归经分析表明,甘、苦、辛味药物最常用;温、寒、平性药物最常用;归脾、肝经的药物最常用。甘“能补、能缓、能和”,具有补益、和中、缓急止痛的作用;苦“能泄、能燥、能坚”,有破血消?的作用;辛,能散能行,具有行气、行血的作用[6]。甘温益气,苦寒清热,辛温行气行血,常用药物的性味也相对反映了胃癌益气健脾、清热解毒、理气散结的治则。胃癌常用药物以归脾、肝经者出现频率较高,因为脾虚贯穿胃癌始终,因此在治疗中有意识地选用一些入脾经的药物以益气健脾,能够起到引药归经,提高疗效的作用。又由于脏腑经络在生理上互相联系,在病理上互相影响,因此,在临床用药时并不单纯使用某一经的药物,而是配合其他经的药物共同治疗。因土虚易致木乘,导致脾土更虚,所以治疗胃癌在使用归脾经的药物健脾的同时加用归肝经的药物疏肝,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3.4治疗胃癌不同阶段的中药类别分析对治疗胃癌不同阶段的中药类别分析表明,不论是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还是中药防治术后复发转移,抑或是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均以补气药、利水消肿药、理气药及清热解毒药的使用频率为高。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破血消?药、活血止痛药的使用率较高,可见对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而言,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作为直接祛邪的手段而成为主要的治法之一;中药防治术后复发转移,补气药、利水消肿药、理气药和清热解毒药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中药防治胃癌复发转移应当攻补兼施,攻补并重;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补气药分别与利水消肿药、理气药和清热解毒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补血、补阴、补阳药的使用率较高。从中医角度而言,化疗作为一种祛邪疗法,在强烈祛邪的同时伤及正气,久则耗伤阴血,损及阳气,而导致气血两虚,气阴两伤,气虚阳衰,所以在化疗的同时配合中药应攻补兼施,以补为主,加强扶正药物的使用,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减轻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强抗癌能力。

胃癌为本虚标实之病,其治疗多扶正与祛邪并用,使扶正不留邪,祛邪不伤正,治疗以白术、黄芪、党参、甘草、人参等补气药为主,常配合茯苓、薏苡仁等利水消肿药,陈皮、木香等理气药及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藤梨根、重楼等清热解毒药。温、寒、平性药物,甘、苦、辛味药物及归脾、肝经的药物在胃癌治疗中较常用。不论是单纯使用中药治疗中晚期胃癌,还是中药防治术后复发转移,抑或是中药配合化疗增效减毒,均以补气药、利水消肿药、理气药及清热解毒药为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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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急性脑出血;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影响 

急性脑出血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病,血浆炎性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超敏C-反应蛋白(hs-GRp)在急性脑出血引起的脑损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因此,早期监测tnF-α和hs-CRp对观察急性脑出血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的意义。阿托伐他汀除具有调节脂肪的作用外还有抑制炎性因子的作用。为探讨阿托伐他汀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浆炎症因子的影响及临床疗效,2013-年2月2014年7月收治急性脑出血患者60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13年2月-2014年7月收治急性脑出血患者60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观察组男16例,女14例,年龄32~88岁,平均65.6岁,发病时间4~22h,平均15.1h。对照组男17例,女13例,年龄34~88岁,平均65.7岁,发病时间4~21h,平均15.0h。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方法:对照组给予控制血压、血糖,降低颅内压,营养脑细胞的原则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阿托伐他汀20mg,次,1次,d,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2周,观察tnF-α和hs-CRp治疗前后的变化,其检查方法为抽取空腹血液5mL,离心分离血清,tnF-α采用放免法检查,hs-CRp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法测定。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tnF-α和hs-CRp治疗前后的变化:观察组治疗前tnF-α(44.1±14.21μg/L,hs-CRp(11.0±3.1)mg/L,治疗后tnF-d(20.1±7.4)μg/L,hs-CRp(4.8±1.1)m/L;对照组治疗前tnF-α(44.0±14.1)μg/L,hs-CRp(10.9±3.0)mg/L,治疗后tnF-α(32.6±14.8)μg/L,hs-CRp(7.8±2.1)mg/L;两组患者治疗前tnF-α和hs-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96.7%,对照组总有效率84.3%,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