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1
“飓风起于青萍之末”。
7月10日，美国环保署表示杜邦“特富龙”的关键原料――全氟辛酸铵，可能会致癌或影响生育，消息传开后，不仅杜邦公司遭受重大危机，对于使用“特富龙”为原材料生产不粘锅的厂家来说，更是打击沉重，这场风波在中国市场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杜邦不粘锅销售急剧下降，众多商场停售杜邦不粘锅，国家相关机构开始介入。
是为倍受中国媒体和消费者关注的杜邦“特富龙”事件。
紧急启动中国媒体危机公关
“横看成岭侧成峰”。
“特富龙”事件浮出水面后，媒体好奇、消费者担忧、厂家商家左右为难、竞争对手暗自高兴、政府相关部门密切关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基于职业原因，笔者更加关注的却是，在此次重大危机面前，杜邦表现出的一家具有200多年历史的跨国企业的危机公关智慧和行动。
“特富龙”事件在中国市场引起极大的反映后，通过各种形式，杜邦公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国各地的主流新闻媒体，进行了一系列的及时的危机公关活动。
（1）7月15日，杜邦在香港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特富龙”事件应对之策。香港杜邦公司公共事务部透露，杜邦中国集团公司已要求总部派出技术专家，前往中国内地进行支援，解答国家有关部门、客户、消费者以及媒体提出的所有技术问题。
（2）7月15日，杜邦(中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亚芬、杜邦(中国)氟应用产品部技术经理王文莉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就“特富龙事件”进行了大量的事实举证以及与消费者进行感情沟通。
（3）7月18日，“特富龙俱乐部自在下午茶”活动在上海举行，杜邦中国的代表徐军接受记者访问。他表示，目前杜邦正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检测结果，希望以此来证明“清白”。由于杜邦坚信特富龙产品对人体不会构成伤害，所以公司“完全没有必要考虑研发、生产类似的不粘锅代用品”。
（4）7月19日，杜邦中国集团北京分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徐旸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媒体对杜邦不粘锅的报道与事实有偏差，主要是技术和概念上出现偏差，而此次媒体见面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沟通，让美国总部的技术专家来回答媒体记者以及消费者的问题，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消费者。
（5）7月20日下午，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的媒体见面会。杜邦中国公司总裁查布郎在新闻会上与记者见面，三位在杜邦美国总部负责“氟产品”的技术专家也携带相关技术资料来到北京，主要目的是回答媒体记者以及消费者的问题，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消费者。（6）美国杜邦总裁贺利得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独家采访。贺利得向外界宣称：“我们可以拿整个杜邦公司的名誉作担保，杜邦不粘锅绝对安全。”此篇专访被多家报纸和网站转载。对中国企业的启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杜邦“特富龙”事件还没有结束，这次事件对杜邦的冲击到底有多大，笔者还不能下结论。
但以笔者职业的眼光来看，杜邦此次的媒体危机公关，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跨国企业应对危机公关的丰富智慧、良好素质、有序管理和果断行动。
其危机管理，有序而到位，其危机公关行动，及时而主动，其态度，坚决而诚恳，其方法，有效而有力，充分整合新闻媒体资源，进行说服教育。
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与跨国企业有着很大的差距，如何整合新闻媒体资源，为自己的企业发展、品牌打造服务（特别是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将是我们国内企业要学习的重要一课。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的企业缺乏“忧患意识”，缺乏应对危机的一整套管理体系和方法。在企业平安无事时，我们的企业一般不会有“未雨绸缪”的防范意识和战略考虑，不会注重媒体公关；即便出现了影响企业发展的突发负面事件，也往往是“病急乱投医”，进行无序的媒体危机公关，远远谈不上“有序管理危机和果断采取行动”。
要知道，作为一个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企业，任何一个小问题经过媒体的曝光后，都可能使企业陷入严重的困境，“巨人”、“三株”、“秦池”、“爱多”，等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昙花一现”的企业悲剧，可算“前车之鉴”。
在笔者看来，杜邦“特富龙”危机公关对中国企业的启示，至少应包括一下几点：
1、必须有危机公关的意识，逐渐形成危机公关管理智慧和体系，不断摸索有效的危机公关方法。
2、“成也媒体，败也媒体”，企业应具有新闻策划的意识，危机公关一个最重要和有效的渠道，就是针对新闻媒体的危机公关。
3、新闻媒体的危机公关必须主动、积极，主动性是危机公关的总原则，“特富龙”事件发生后，杜邦迅速进行了从内到外、自上而下、各种形式的新闻公关，积极而主动。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2
那么，何谓“危机公关”？危机公关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在以库姆斯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眼中，危机公关从属于危机管理范畴，他们认为危机公关强调危机应对策略的选择。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危机管理理论著作主要有美国学者罗森塔尔的《危机管理：应对灾害、暴乱与恐怖主义》、美国学者威廉·L·沃的《应对危机四伏的生活：突发事件管理导论》、美国学者劳伦斯·巴顿所著的《组织危机管理》以及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希斯所著的《危机管理》等。其中罗伯特，希斯提出的危机管理的4R模型较为全面，由即缩减力（Reduction）、预备力（Readiness）、反应力（Response）、恢复力（Recovery）组成。现今国内的学术著作一般都倾向于将危机公关放入公共关系实操部分，给出危机公关明确定义并对定义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多。也有少数作者给出过危机公关的定义，例如，“危机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团体预测、监控潜在的公关危机，控制、化解已爆发的公关危机，使良好公共关系状态得以维持或恢复的一系列公共关系活动的总称。”在最近出版的《网络时代危机公关手册——理论、实际操作与案例解析》中作者将危机公关定义为“组织针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自救行动，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形象等。”这些定义都将公关主体局限于组织，但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名人危机公关”、“明星危机公关”出现在报刊、杂志、学术论文中，因此危机公关主体是否仅限于组织有待探讨。
虽然目前业界对于危机公关并没有一个统一与明确的定义，但是笔者认为，以下对于危机公关的两点共识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危机公关从属于公共关系。以美国学者哈罗为代表的“管理说”，以美国学者希尔兹为代表的“关系说”以及以英国学者弗兰金斯为代表的“传播说”影响着我国学者对公共关系的认识，进而不同学者会从不同角度给出公共关系的定义，但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公共关系由三个要素组成——主体、客体和媒介，公共关系有三大功能——关系协调、信息传播、形象管理。
危机公关的定义虽然没有统一，但业界有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危机公关是从属于公共关系的。例如，有学者提出危机公关是指从公共关系角度对危机的防范、控制和处理。有学者认为危机公关属于公共关系实务的一部分，包括：定义危机、监测环境、确认危机、危机公关计划、危机公关策划、组建危机公关机构、建立危机传播网络、建立危机公关中心、声誉管理、形象管理这十项工作。还有很多学者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能够发现，危机公关就是使用公关的手段来进行危机管理已经成为共识。笔者认为，危机公关的本质就是在公关主体危机管理的全过程中进行关系协调、信息传播和形象管理。
其次，危机公关是危机管理的一种手段。在很多国外公关专家学者的眼中，危机公关属于危机管理范畴，相应的也对危机管理进行了阶段的划分，而危机公关也就贯穿于这几个阶段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希斯提出的危机管理的4R模型，缩减主要是减少危机隋景的攻击和影响力；预备是做好处理危机的准备；反应是对危机进行处理；恢复是从危机状态进入正常状态。危机管理专家史蒂文芬克认为危机管理是组织对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分析、化解、防范等而采取的行动。帕特将危机管理阐述为四阶段周期理论：问题管理阶段、计划组织危机阶段、危机阶段、后危机阶段。在米特洛夫的危机管理m模型分为五个阶段：信号侦查阶段、探测和预防阶段、控制损害阶段、恢复阶段和学习阶段。不管外国专家将阶段化为五阶段、四阶段还是三阶段，但从时间上我们可以看出，基本呈现三个阶段，即危机发生前、危机发生时、危机过后。
同样，我国学者也普遍认同危机公关应贯穿于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笔者也进行了同样的划分。危机公关应该在危机爆发前做好危机预警工作，危机发生时进行危机处理，危机化解后进行危机善后。
就中国而言，危机公关实务中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
其一，“伪危机公关”肆虐。
2011年7月初，渤海湾漏油事件让康菲公司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从6月初漏油事件发生康菲公司瞒报，到7月初该事件被媒体曝光，康菲公司一味搞拖延政策，以其傲慢的姿态处理此次危机事件。2011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危机公关帮不了康菲》，作者以犀利的文笔道出康菲公司“危机公关”的失败，提出：“危机公关”的个中三昧——事发之初能拖就拖，尽量封堵消息；无可抵赖则及时回应，在抢占舆论落点方面不缺席；貌似真诚、虚与敷衍，对真相“无可奉告”……但真正的危机公关并不是拖延了事，并不是粉饰敷衍，并不是隐瞒真相，帮不了康菲的，其实是伪危机公关。与此同时，不只像人民日报这样具有权威性的媒体，一时间从报刊、杂志到网络无不对康菲的“危机公关”进行抨击，例如，财新网的文章《危机公关失败典范，康菲就漏油事件的言论回顾》，北京晨报发表文章《康菲公司对记者提出敏感问题避而不答》，新浪网——《失灵的“Bp之鉴”：康菲漏油事件复盘》……但笔者认为，康菲公司只是在处理危机，而非在进行危机公关，因为他们运用的根本就不是公关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危机公关技巧，甚至完全背离了公关的基本原则。
其二，亟待提升的危机公关。
当危机发生之时，公关主体在采取真正、有效的危机公关手段时，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危机预警不到位、危机善后不足、危机公关技巧缺失等等。
2003年非典的肆虐让我国政府认识到危机管理的重要，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我国的危机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政府在突发事件的预防、监测和预警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成熟的体系。这一点，从玉树地震时，中央及地方党、政、军的快速反应、重建工作的快速启动便可以看出。但危机预警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层面还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危机意识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对危机缺乏系统的管理机制，危机预警的不到位和不及时。2013年初，2012年长治“12·31”苯胺泄漏事故发生5日后才上报引起公众强烈质疑，长治市长在1月7日才出面道歉，在道歉中称：“事故发生后，当事企业上报的苯胺外泄量比较小，被认为是一个一般安全生产事故，企业完全能够自行有效处置。没有想到会发展成环保大事故，造成了我们没有及时上报省政府。”从长治市的拖延不报到承认对危机的预估不足，都足以显示出在地方政府一级危机预警的不到位，而在长治市场的道歉声明中提及的在企业层面——“企业完全能够自行有效处置”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该企业危机预警的不足。同样，由于肯德基没有正确预估到“秒杀”活动的反响程度和电子优惠券的可复制性，导致了肯德基半价优惠券泛滥，于是肯德基突然暂停秒杀活动，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肯德基面对质疑之提出“遭黑客攻击”、“出现假优惠券”等并无证据的理由将公众搪塞，这明显表现出其危机预警的不足。
2011年3月15日双汇被爆使用瘦肉精猪肉，“健美猪”大行其道。3月15日上午9时许，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了养猪户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和监管部门等内幕。公众在忧心食品安全的同时，更是对双汇这个人们心中曾经最放心的肉食企业充满了失望。为了解决这一信任危机，2011年3月31日，双汇召开“万人大会”，董事长万隆在会上向消费者致歉，中高层、各地经销商以及相关各方到场，有经销商甚至喊出了“万总万岁、双汇万岁”的口号。但细心的媒体发现，这场作秀大会，并没有一名消费者代表出席，一时间网友骂声一片。在董事长万隆背后的背景板上，双汇的拼音由本来应该是“SHUanGHUi”，结果由于公关公司的失误，拼成了“SHaUnHUi”。在众人瞩目的焦点，拼音的错误成为微博上的讨论热点，万人大会成为了人们的笑柄。双汇的这招棋似乎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消费者的注意力，但无疑影响了道歉的诚意。想必万人大会的点子肯定出自于某些策划大师之手，但是细节上的失误，无疑将此次危机公关的效果大打折扣。有媒体称，双汇此次的万人道歉大会，名义上是对消费者道歉，而更大程度上是安抚经销商，稳住投资者。双汇在危机公关上的技巧缺失成为了2011年最著名的危机公关失败案例。
其三，真正而富有成效的危机公关。
虽然目前危机公关实务界存在着许多伪危机公关、不恰当的危机公关，但仍然有许多富有成效的危机公关案例值得我们探讨。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3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安全管理安全危机新策略
1公共图书馆安全管理的现状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条例，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政策保障，助推公共图书馆事业驶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至2018年末，我国公共图书馆共有3176个，比上年末增加10个；图书总藏量10.37亿册，增长7.0%；全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流通总人次8.20亿，增长10.2%；全年共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179043次，增长15.1%；参加人次10648万，增长20.2%[3]。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公共图书馆全面进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相对传统的图书馆而言，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正处在安全危机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2015年1月俄罗斯社会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发生火灾，约有200万册文献资料遭到损毁；2017年8月美国新墨西哥州图书馆发生枪击案件，造成两人死亡，4人受伤；2018年1月，河南新乡市封丘县图书馆网站遭到黑客攻击，网页被篡改。公共图书馆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迫切需要我们通过相应的策略加以制约和引导。
2影响公共图书馆安全的因素
结合当前公共图书馆安全工作实际，笔者将影响公共图书馆安全的事件概括为自然灾害、网络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和治安事件五大类。
2.1自然灾害
公共图书馆所面临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如何防范和减少因自然灾害给图书馆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当前公共图书馆安全危机管理中的基础性研究[4]。自然灾害是造成公共图书馆安全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自然灾害是不可控的。诸如，九八洪水、汶川地震、山竹台风等对沿地震带、沿江、沿海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可以通过运用事前监测与预警、事中处置与救护、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危机管理手段来应对，但因管理者重视程度不够或管理不当就会导致影响扩大，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换言之，自然灾害对公共图书馆安全造成的影响除了自身施加的因素外，也有人为管理不当的因素。
2.2网络安全
图书馆网络安全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数据受偶然因素或恶意原因破坏、更改、泄密所引发的风险，主要包括读者信息、系统数据、数字资源、特色馆藏数据库等方面的安全[5]。结合工作实际，笔者认为公共图书馆网络安全风险可概括为系统环境（基础层）风险、非法侵入（应用层）风险和管理（管理层）风险。系统环境风险是指信息系统在运行中硬件系统（服务器、存储设备、交换机、路由器等），以及软件系统（系统软件、支撑软件、应用软件）的故障率，这类故障发生必然会影响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非法侵入风险是指非法人员有意对应用层系统各组件（外部终端：身份认证系统、微信端平台、读者自助服务设备、移动终端、读者上网设备等）、系统信息（内部终端：网站CmS、身份认证、数据分析、业务管理、服务管理、信息安全等）等进行更改、移动、销毁等，直接危害系统的完整性、可用性和可控性，而图书馆软件系统一般是基于windows、Unix、Linux等操作系统平台构建的，非法人员可以利用系统漏洞侵入操作系统进行篡改网页、盗取用户数据、窃取各类信息。管理风险是指监管、管理、运维人员操作不当或管理不善，造成口令、密钥的丢失或泄露而造成的风险。3个风险层面是影响公共图书馆网络安全的基本组成因素，也是破解网络安全危机的着力点和侧重点。
2.3消防安全
图书馆的安全保卫体系中，防火工作是重中之重，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日常工作内容[6]。因此，深入分析公共图书馆可能导致火灾发生的因素，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是对公共图书馆安全危机管理策略的肯定与支持。结合公共图书馆的自身特点，笔者将日常管理中最常见的影响消防安全的危机因素划分为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直接因素：随意乱拉乱接电线、使用不合格的电气设备、工程操作不规范、线路老化或故障造成线路短路、小动物啃食或爬行造成的线路短路、电气设备安装不合理导致的电器超负荷工作、随意丢弃可燃或易燃（烟头、白磷等）物品等可以直接导致火灾的发生；间接因素：消防设施（警铃、应急照明灯、消火栓、灭火器等）故障、防火间距不够、逃生通道堵塞、消防意识淡薄、日常管理疏忽、消防责任未落实等可以间接导致火灾损失的加大。
2.4卫生安全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新图书馆落成开放，这也给图书馆的卫生安全管理带来了一定影响。新图书馆的开放，甲醛危害就是第一道制约图书馆卫生安全的坎。致病细菌是危害图书馆公共卫生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杨波曾对图书馆的环境卫生情况做过调查研究，研究发现书刊卫生合格率仅为65%，其中26.67%的书刊存在致病细菌；公用品表面的合格率仅为60%，其中15.83%存在致病细菌，而键盘、鼠标的致病细菌高达36.37%[7]。而滋生细菌的原因主要有不良的阅读习惯（读者习惯把食物带到图书馆边看书边吃喝、随地吐痰等）、不达标的卫生环境、密闭的馆舍环境、流通或长期存放的书刊等。此外，影响图书馆公共卫生安全的因素还有大型传染病、电子设施设备的污染、空气污染等。
2.5治安问题
图书馆治安问题，指的是发生在馆内的盗窃、诈骗、斗殴、损毁公共财物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8]。公共图书馆常见的治安问题主要有读者之间、读者与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言语和肢体冲突；读者财务遗失、被盗、被骗；馆藏资源（书刊资料、音像制品、电子数据等）、设施（桌椅、沙发、充电口等）、设备（电脑、借还书机、消毒机等）损毁或被盗等。治安问题的出现与当地的治安环境和图书馆的安保工作息息相关。就图书馆而言，治安问题多数是由于读者之间缺乏谅解、对财务的疏忽大意、工作人员处置不当、安全宣传不到位、监控录像存在死角、缺乏与当地公安部门联动等原因造成的。
3公共图书馆安全管理的策略
公共图书馆安全危机往往是伴随着几种不同类型的危机同时出现，例如洪水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不仅会直接或间接（引发火灾）造成图书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环境污染等。管理者不能片面孤立地去看待图书馆的安全危机问题，更应该从全面发展的角度去思考，这也是公共图书馆安全危机管理的目的所在。因此，危机管理新策略既要在人防、技防、物防等“硬件”上下功夫，也要在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人员培训等“软件”上谋出路。
3.1完善管理制度，健全管理体系
（1）建立安全责任制度。建立“一岗双责”责任制度，“谁主管、谁负责”，把安全工作落实到个人。从单位到部门、从部门到楼层、从楼层到个人，均应承担一定的安全管理责任，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制度覆盖到人。（2）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重大事项（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不稳定因素滚动排查机制，健全涉及网络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治安事件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加强对特殊敏感期、法定节假日、闭馆时期的综合治理、维稳、安保、防火、生产等工作领导。（3）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公共图书馆设备设施定期检查与维护保养制度，如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制度、视频监控维护保养制度、计算机网络维护保养制度、自助借还书机维护保养制度等；完善值班巡检制度，如公共图书馆重点部位日常巡检制度、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制度、监控室24小时值班制度，以及日常巡检台账制度；完善图书馆内部阅览区、电梯、书架等重点部位，以及借还书机、读报机、检索机等读者常用设备的卫生清洁和消毒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全方位提高公共图书馆安全管理水平。
3.2落实责任分工，消除安全隐患
制度的考验在于管理，管理的成效在于实践，只有认真落实公共图书馆安全检查工作，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一要落实责任分工。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和“属地监管”原则，明确公共图书馆主要领导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直接责任人。二要突出检查重点。加强对图书馆阅览区、馆藏区、办公区等重点场所，机房、供电房、空调房等突出部位，以及消防器材、逃生通道、救援设施等特殊设施的安全检查，切实做到不走过场、严密排查、全面覆盖、不留死角。三要制作安全台账。日常的安全检查中必须要制作好检查台账，以备查阅。例如“防火巡查记录本”“监控室巡检记录本”“机房巡检登记表”“网络系统巡检登记表”“公共卫生巡检登记表”等台账记录。四要落实整改措施。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一项一项落实整改。五要保证经费投入。安全经费的稳定投入，直接影响图书馆安全设施、设备的更新升级，为提升公共图书馆安全管理水平夯实根基。
3.3搭建三防屏障，筑牢安全基础
从传统的以“人防”为主，到以“人防”为基础、“技防”为手段、“物防”为辅助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模式，为公共图书馆安全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首先，以“人防”为基础，按要求建立治安联防队、志愿消防队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协同处置治安、暴恐、消防等突发事件，共同维护馆舍、馆藏资源、设备设施等财产安全，以及维护馆员和读者人身财产安全。其次，以“技防”为手段，网络安全建设上要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GB/t22240-2008）[9]相关标准，完善公共图书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加强对网络设备、机房设备、读者自助设备，及服务器、存储器、桌面应用软件和认证系统、业务系统、安全系统等设施设备和软件系统的的维护保养，并加强对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杀毒软件防护技术的更新升级，全方位确保公共图书馆信息和数据的安全；消防安全上要强化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等系统建设；治安防卫上要加强电子报警技术和视频监控技术，为共同维护公共图书馆安全危机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延伸。以“物防”为辅助，完善出入图书馆安全检测机、监控摄像、防爆器材等设备配置，完善防火卷帘门、常闭防火门、自动喷淋装置等设施建设，完善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消防器材配置，为公共图书馆消除安全隐患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物质保障。通过“三防”手段，从源头上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共同营造公共图书馆和谐安定的阅览环境。
3.4加强安全教育，提升应急能力
安全知识的普及是灾害事件发生时人员进行自救和互救的基础，强化公共图书馆安全工作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对营造安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送“入馆安全小常识”，在馆内播放宣传教育片、发放安全知识与应急手册、悬挂警示横幅或海报等宣传安全知识；通过每月的读者图书推荐活动，向读者推荐相关书籍，并在馆内电视屏上滚动播出；还可以邀请当地消防部门、公安部门、计算机专家等对图书馆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应对消防、爆恐事件、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演练。有条件的单位还可以不定期邀请有经验的老师到馆为馆员和读者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和急救知识，全面提高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能力。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4
关键词：毒驾；酒驾
中图分类号：D92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8—80—01
一、“毒驾”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
“毒驾”是指未戒断毒瘾的患者和正在吸食、注射的吸毒人员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毒驾”的危害性源自于的特殊性能。目前，在我国最为流行的主要是阿片类和苯丙胺类。冰毒等苯丙胺类以及氯胺酮（俗称）具有兴奋和致幻双重作用，人吸食后情绪亢奋，且容易产生幻觉，其行为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因此实践中，毒驾的社会危害主要体现在这类吸毒人群中。
与酒驾相比，“毒驾”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更大。酒驾的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多数表现为一种失控放任状态，其损害结果主要取决于客观状况，具有偶然性。但吸食冰毒、氯胺酮等后，吸毒者不仅情绪亢奋、激动，而且常伴有幻觉，这种情况下驾车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案事件，其主观意识在幻觉的误导下，往往会对某种危害结果持积极追求的态度，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攻击性，社会危害更大。
二、加强“毒驾”立法的必要性
第一，从国外来看，多数国家对“毒驾”管理与处罚比较严厉。美国对酗酒、吸毒后驾驶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否造成交通事故，一律由警察部门先行羁押后交刑事法庭处理。如果导致严重事故，首先就是驾驶执照会被永久吊销，然后罚款至少4000美元，视情节轻重还会坐牢，几年十几年的刑期不等。在德国，对吸毒驾车的最高刑罚为1年监禁，罚款最高达5000欧元并吊销驾驶执照。只要在汽车烟灰缸内发现有大麻的痕迹，就可以吊销驾车人的执照。在法国，一旦被查出“酒驾”或“毒驾”，司机至少被罚6个驾驶分（法国驾照实行终身制，12个驾驶分被罚光司机必须重考驾照），严重的则被当场吊销驾照。如果是“酒驾”或“毒驾”导致过失杀人，则会被判处7年监禁和10万欧元罚款。
第二，在我国，现有规定对“毒驾”管理和处罚较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毒驾”和“酒驾”都是机动车驾驶员上路前绝对禁止的行为，但刑法并未对“毒驾”的法律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执法部门对‘毒驾’肇事的后果只能根据其伤亡程度以交通肇事罪进行量刑，对未造成伤亡的‘毒驾’行为，则只能视为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在实践中，如果不肇事，公安机关在查处时只能按照禁毒法的规定，以治安管理的手段对吸毒行为进行处罚，而对其“吸毒后驾驶”却没有相关的处罚依据。
第三，从现实考虑，“毒驾”危害日趋严峻。截止2012年6月，全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已达190余万，从浙江、江苏等地掌握数据来看，其中20%～25%的吸毒人员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吸毒人员肇事肇祸存在一个集中爆发期，也就是“荷塘效应”凸显期，一旦进入这个阶段，诸多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事件就会接踵而至，很难控制。目前，我国毒情严重的地区，已进入这一特殊时期。因此，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的这部分吸毒人员就是实施“毒驾”行为的高风险人群，如果法律、法规立法跟不上，行政管理不到位，恶劣的“毒驾”案事件必将在一定时期内集中爆发，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三、严苛“毒驾”法律规制的思考
借鉴美国、法国等国家“毒驾”立法、司法经验，笔者认为：严苛“毒驾”法律规制必须在刑事立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立法方面，同步推进，采取前置性防护和事后性惩戒相结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毒驾”社会危害。
在刑事上，“毒驾”入刑势在必行。“毒驾”行为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严重危害性，决定“毒驾”必须尽快入刑，且要坚持三项原则。一是采取前置性保护。因为“毒驾”的社会危害性自其行为实施便已存在，因此要将“毒驾”行为归属于“危险犯”，不能视结果论处罚。二是处罚严厉程度上要高于“醉驾”。“毒驾”社会危害大于“醉驾”，根据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毒驾”处罚力度要大。三是设置严重情节，不适用缓刑条款。对情节严重的设置，一方面要从拒绝查验、暴力抗法等方面考虑，以保障执法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可以从造成严重后果方面设置。
在其他法律、法规上，仍需严格“毒驾”管理。除了刑法上的规制，笔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毒法律、法规在完善毒驾规定方面必须跟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毒驾”方面的完善应当以驾驶证的申领、换证、年检等环节为抓手，区分不同情形，采取延期审验、不予申请和审验及注销驾照等措施。禁毒法律、法规完善毒驾管理可以从严格对吸毒人员管控入手，加强客运、货运、校车等毒驾防范重点行业管理，赋予行政主管部门一定的检查、管理职权，规定吸毒人员相关配合义务，明确有关单位和组织的社会责任。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5
公共危机事件后社会传闻产生及传播的原因
什么是社会传闻?社会传闻是指公众对特定事件所建构的有一定情节的故事,反映了公众对该事件的看法、态度和情绪。社会传闻反映了当前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也反映了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关注和公众的心理状态。因此,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社会传闻的产生及迅速传播与环境背景和公众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公共危机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就是社会传闻产生的大的环境背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它往往会打乱社会正常的生活、工作等秩序,甚至还对公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常态破坏了,不确定性就会增加,社会传闻的出现就是不确定性的体现。具有破坏性的公共危机事件也就是社会传闻产生的诱发原因。所以,社会传闻往往是由“社会危机、不幸事件或突发的重大事件引起”①。“7・5”事件就诱发了诸如绑架娃娃等传闻。
第二,公众的恐慌心理是社会传闻产生和迅速传播的助推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出于本能的公众急切需要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影响其利益的事态。而公共危机事件又造成了正常的信息传播不畅,在这个时候,公众的求知欲和知显得特别强烈。公众往往密切关注、四处打听、相互传播,总想通过手机等方式“获取某些最关心的内容,比如情况的内幕、结果以及可能导致的对个人的利害”②。而这种打听来的传闻往往带有某种程度的恐慌,恐慌也会随着传闻的传播感染更多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公众的恐慌心理加快了社会传闻的产生和传播。
公共危机事件后社会传闻的特征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社会传闻往往出现得较多且很集中。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就有很多传闻。2009年7月26日,某小区张贴寻找两个小孩的启事。这一普通的社会事件后来被传成是暴乱分子要用“绑架娃娃当人质与政府交换被抓的嫌犯”。后来经过记者核实,将调查的结果刊登在2009年7月31日《都市消费晨报》第a5版。还有很多诸如针扎导致腿断、犯罪分子强购500把斧子等社会传闻在公众中广泛传播。社会传闻对公共危机事件后的处理工作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因此对社会传闻的研究有着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笔者经过收集和分析“7・5”事件后大量社会传闻的资料,总结和梳理了以下几点特征。
社会传闻往往会在某个信息不明的普通社会事件后产生。经过对事实资料的分析,发现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社会传闻往往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而这个事实依据就是某个信息不明的普通社会事件。由于社会尤其是媒体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上,所以对有些平时可能会报道的社会事件无暇顾及,这就为社会传闻提供了可乘之机。据2009年8月4日的《乌鲁木齐晚报》报道,7月23日在沙湾县老沙湾镇黄沙梁七角地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有传言说该案系分裂暴徒所为,也有传言说是案中男子为获得42万元抚恤金杀害自家三口人。而这种社会传闻其实就是普通社会事件的歪曲版。
社会传闻与公共危机事件本身有着必然联系。对公众而言,公共危机事件不仅会造成公众心理恐慌,而且还成为公众认知的逻辑参考点。公众“所处的场合背景也常常成为判断的参考系统”③,因此公众会在这个背景下对一些普通社会事件产生相应的认知,就会将普通社会事件与公共危机建立联系。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整个社会基本上都处于恐慌状态。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会被打上危机的标签,而公众获知此类事件就会朝坏的方面联想。在“绑架娃娃”的社会传闻调查过程中,就有一位李先生在看到寻人启事后,认为大家对绑架娃娃的猜测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之前就听说过有小孩被绑架的事,现在两个小孩一起失踪,由不得人不往这方面想。”④公共危机事件无形中营造了公众判断周围事态的氛围。社会传闻大多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的。
社会传闻还和公众的恐慌心理有着必然联系。公众的恐慌心理往往源于对外界不确定性的无法把握。而公共危机事件则破坏了以往正常的社会秩序,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公众一直将处于焦虑、恐慌状态。一旦出现信息不明的社会事件,公众紧绷的弦就会被重重地刺激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负面情绪和不安全感所遮盖”⑤,公众自然就会对信息不明的社会事件给予大量的猜测。乌鲁木齐市发生针刺事件后,就有很多人猜测针刺的可能会造成的危害。有传闻说因针刺而导致截肢,得艾滋病、乙肝等。诸如此类的传闻很多,这些社会传闻都反映了公众对危机的恐慌。而公众在传播社会传闻时,其恐慌心理也将随着社会传闻感染其他人。所以,公众在传播社会传闻时,不仅仅是传播了传闻本身,还扩散了公众的恐慌心理。
社会传闻大多通过人际传播进行扩散。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社会传闻大多是通过人际传播的途径传播的。在这个时候,正常的信息渠道已不能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那么人际传播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信息补充作用。伯杰和卡拉布里兹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就是“人际传播是降低不确定性的主要手段”⑥,这一点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显得尤为突出。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大众传媒主要的任务放在了揭批,宣传民族团结、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对于很多普通的社会事件无暇顾及。这个时候,自治区政府对网络和移动通信进行了必要的管制,大家只能通过电话等方式来交流。缺少安全感的人们在互通社会传闻时往往都是在善意地提醒对方要注意安全等方面的事项。
社会传闻本身是“言之凿凿”、无源可寻。刘建明教授在其《舆论学概论》中就指出,社会传闻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带有一定情节。通过对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出现的社会传闻的分析,笔者发现这些社会传闻被传者叙述得有鼻子有眼,而且细节翔实。笔者也通过电话被告知类似的社会传闻,对方在叙述传闻时十分肯定,且会举出很多让你相信的细节,可谓“言之凿凿”。关于“绑架娃娃”的传闻,就有记者逐一核实线索。根据2009年7月31日《都市消费晨报》的报道,在记者回访时,被采访者说“我不认识这个路人,公交车来后我们就分开了,无法核实是谁的孩子被绑架了”、“听同事的爱人的朋友说的”,等等,在措辞上显得谨慎了,而先前在告诉记者时却是十分肯定。
应对社会传闻的策略
社会传闻对于公众心理、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和大众传媒有必要对社会传闻实时监控,加以澄清。如何终止社会传闻继续发挥作用呢?本文认为得从政府和大众传媒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对于政府来讲,政府应该本着信息透明的原则。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利用各种途径及时公布社会上所发生的具有危害可能的事件,避免和终止社会传闻的产生和继续起作用。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不久,新疆新闻办新闻中心就通过手机短信和大众传媒时时通报最近发生的警情。公众对所通报的社会事件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样就可以从普通社会事件的源头上避免社会传闻的产生。
而大众传媒也要敏锐地觉察社会传闻,及时追踪报道,澄清事实原委。同时,大众传媒在核实社会传闻的报道写作中,也要注意不可报道得太过笼统,一定要做到细节翔实,可以有效地终止社会传闻的进一步扩散。
注释:
①②刘建明等著:《舆论学概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全国十三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⑤邢东:《记者追溯绑架传闻结果:都是听人说的》,《都市消费晨报》,2009年7月31日。
⑥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著,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引导:分析语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6
从历史来看，人们很容易忘记1945年imF最初成立时，银行家和学者们的共识是热钱应该受到控制。事实上，imF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评论道：“过去的异端如今成了正统理念。”
今年4月，imF发表了关于资本流入的新观点，仅仅两个月后，星报（Star）前总编黄小龙（wongSulong）的新书《给总理的笔记：马来西亚击退货币投机者背后的故事》就出版问世了（马来西亚mpH书局，2011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imF成立66年之后，资本管制绕了整整一圈：从正统变为异端，又从异端回到正统。
这本书由总理署部长丹・斯里・诺尔・・雅各布1997年10月3日至1998年8月21日期间写给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医生的45篇笔记组成。简而言之，这些重要摘要帮助了马哈蒂尔总理下决心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对抗亚洲金融危机。
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政策制定者，这本书都提供了关于成功政策决策中时机与实践的深刻见解。其中存在运气成分，因为马哈蒂尔总理回忆他在1997年9月离开马来西亚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他看到诺尔・在吉隆坡的街道上散步，此行他途经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年会，并与索罗斯就外汇交易发生了公开冲突。
1997年9月29日，他把诺尔・叫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他正需要一个明白外汇交易的人。为了理解错综复杂的现代金融市场，他愿意花好几场会议的时间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外汇交易员进行探讨。
按着历史顺序读这45篇笔记，我们会对资本管制决策是如何作出的，理解更加深刻。这些笔记不仅解释了境外货币市场以及推动市场的恐惧与贪婪心理，而且解释了对交易清淡的新兴市场货币的市场操纵行为。
1997年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他们大多是宏观经济学家，对市场实际是如何运作的缺乏理解与经验。自由市场本身成了教条和目标，而不是为了使所有人生活更美好。
笔记揭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复杂决策中，对行动关键参数的清晰理解至关重要。7号笔记表明，马来西亚受到货币冲击时的反应与其他国家不同，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大量的短期外债。1997年10月21日的11号笔记对市场操纵进行了尤为明晰的阐释，详细说明了汇率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市场操纵来自对冲基金的统一行动，这些对冲基金运用高杠杆和可利用的工具，在承担合理货币风险的长期投资者中制造恐惧因素。
换句话说，如果狼群能引发羊群移动，那么基本面都能改变。对恐惧的感知扭转了全局。
1998年7月9日的39号笔记研究了自动撮合国际股市（CLoB）对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的影响。笔记指出CLoB是资本流出的一个便捷途径。因此资本管制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是限制马来西亚股票只能在马来西亚交易所进行交易，该外汇管制于1998年8月31日出台，第二日起实行。按马哈蒂尔总理的话说，“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面临两个相似局面：林吉特急剧贬值，马来西亚股票急剧下跌。我们需要同时终结这两个现象。”
imF制定资本管制政策的六大原则。第一，不存在万能的政策组合；第二，资本管制应适应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第三，资本管制只是工具之一，不能替代正确的宏观政策；第四，资本管制应基于本国具体情况，在合适的环境下使用；第五，应该对症下药；第六，制定政策必须考虑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
我们很难对这些常识性的原则提出异议。在实际生活中，政策制定的诀窍在于如何使它们适用于本国环境。
就现在中国资本管制的特点而言，中国同样拥有大量在资本管制之外的股票，比如在香港、新加坡和纽约上市的中国股票。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7
【关键词】政府部门；公信力；网络社会
近年来，新网络媒体在传媒领域的广泛运用，进一步拓宽了新闻的传播渠道，同时，客观上也进一步透明了我国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互联网环境的这一改变，强化了网民关心时事、制造舆论的民主意识。然而，自2012年“7？23甬温线特大事故”发生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一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引发一系列热议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网络社会环境下，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公共事时，若存在疏漏，将导致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大打折扣，为今后进行公共管理造成一系列困难。因此，在互联网上重塑政府公信力迫在眉睫。
一、客观审视，树立公信力刻不容缓
活跃的群体、庞大的用户数量，对于政府推广电子政务本应是个很好的机遇，如“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分局”就是亲民电子政务的典范。然而，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利用网络快速传播特性的投机炒作分子、谣言制造者，本着各种目的对于重大、突发、热点事件进行炒作或造谣，不同程度地扰乱互联网络本应和谐的社会的秩序，我国政府各部门在网络社会树立公信力刻不容缓。
（一）我国网民人数骤增，互联网监管难度增大
据CnniC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0.5小时。而在2004年7月，我国的网民数也只是8700万。截至2013年3月底，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增长到5.36亿，微博日活跃用户数达4980万，微博日活跃用户平均使用微博时长也在增长。如此庞大的网络群体，互联网监管工作压力不断加大。
（二）网络传播环境开放透明，网民正确舆论导向观需引导
互联网的开放性，便利了网民之间的交流，拓宽了各类消息的传播渠道，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互联网信息传播环境的透明性，网络上即使是小消息都可能会同步辐射到整个互联网网民面前。2012年以来，网络在曝光种种社会负面新闻过程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如2012年的“郭美美及红十字会事件”，2013年“李天一等人事件”等，皆是通过网络曝光后在社会上迅速引起关注。因此，引导网民树立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互联网舆论环境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网民是非判断力尚不足，易引发网络群体暴力事件
近年来，城管伤人死人事件、精神病人幼儿园砍人事件，以及“表哥”、“房爷”落马事件中，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欠妥，拉大了官与民的距离，使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大打折扣，引起了网民心中一定程度的仇官情绪。一旦发生任何涉及官民冲突的社会事件，许多网民第一反应便是“政府的错”、“官方的错”。如2013年7月“广西东兴男子持刀闯计生局致2死4伤”事件，各大新闻网站该条新闻跟帖甚至存在多数痛斥计生局、同情砍人男子的论调。
显而易见，我国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公信力重塑迫在眉睫。
二、多措并举，提升政府部门公信力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快捷方便的同时，也为谣言的迅速滋长提供了现实土壤。网络谣言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其产生的影响和危害存在不确定性。然而事关民生的谣言一旦传播开来，对于社会稳定就可能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为了辟谣及消除负面影响会造成许多额外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可以下方面着手提升政府公信力：
（一）切实提升政府部门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
（1）保持信息渠道畅通性。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相关部门应在第一时间核实清楚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涉及人员等重要内容，形成官方新闻通稿公之于众，既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充分尊重，又能有效防止网民对于该事件进行不着边际的臆测。及时公开事件的重要进展，防止网民臆测事件走向。
（2）建立危机预警预防机制。政府部门应建立长效机制，收集和处理各种危机信息，对潜伏阶段的危机进行有效地警示、预防，把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或减轻危机发生后危害。
（3）提升公共危机决策能力。公共危机决策能力是指政府在时间、资源、人力、信息等都非常有限的危机状态下，通过对危机局势的分析，迅速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对危机识别能力、危机信息获取能力、灵机应变的能力、危机中的决断能力等方面。公共危机决策能力是公共危机处理的核心能力，是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4）提高人员队伍素质。政府部门在招录工作人员时，应公平、公正地对其能力和素质进行全面考察，并适当进行岗前专业培训，特别是在应对公众、新闻、处理相关公共事件能力方面应有所涉及。
（二）切实提高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及普及性
（1）严格法律规范，提高造谣、传谣成本。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互联网造谣者、散播谣言者通常只会受到行政拘留15天以下，罚款500元以下的惩罚。造谣成本低，对造谣者的震慑力不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网络谣言的惩戒除基本的罚款外，影响恶劣者还有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力度较大。打击网络谣言，立法部门就切实建立健全互联网信息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推动规范化、常态化、透明化信息公开建设。
（2）普及法律，提升网民法律意识。当前网民造谣、传谣现象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大多数网民的思想观念中对于“网络造谣”这一行为的认识仅停留在“道德上不应该”的层面，而不知道“法律上不允许”。尤其是一些微博名人、意见领袖，其自身拥有强大粉丝团，漫不经心转发的一句话，就有可能在网上引发蝴蝶效应，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有关部门应通过各方面普及该项法律常识，提升网民发言的责任心。
（三）切实加强传媒业行业监管及自我规范
（1）传媒行业强化监管，提升记者职业素养。当下，其实有不少网络谣言始源于一些记者不负责任、不管真相、捕风捉影的报道。但新闻传媒行业对于失职记者的打击力度不够，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记者采集情况未经核实、只凭采访得到的表面结论进行报道，导致真相长期或永远被掩盖。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记者资格的管理，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2）严格网络发言审核机制。网络谣言大行其道，互联网网站其管理者和负责人也难辞其咎，在网络信息的管理方面缺乏应有的审查，出于利益考虑，对于明显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谣言未及时删除，助长了造谣者的嚣张气焰。因此，传媒业应自觉加强对网络发言审核，从源头上减少不当舆论的散播。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x]，2013（1）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8
关键词：公共危机；信息公开；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58-02
最近几年，随着世界信息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这些因素为危机的诞生提供了温床。在过去，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方式就是全面封锁消息，然后再着手处理。但是，自从我国经历了SaRS之后，我国政府的传统执政理念被彻底颠覆了，在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了传统执政理念的缺陷，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取信息，当危机降临时，政府想要再全面封锁信息已不可能了。
一、相关概念界定
从字面意思上看，公共危机必然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这是一件需要政府给出具体解决方案的事件。国内学者王茂涛认为，所谓公共危机，即一种因内部或外部不稳定因素影响而严重威胁到社会共同利益和安全的紧急状态（危险情况）。由此可得知，所谓公共危机事件，即会引起紧急状态和危险境况的事件[1]。
根据上述定义，笔者认为，所谓公共危机，即超出政府和社会的正常管理能力，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或损失，且必须由政府出面尽快控制和处理的紧急状态。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政府控制和处理整个危机，把危机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的过程就称之为公共危机管理。那么，何为政府信息公开呢？国内学者刘恒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相关组织在国家法律法规、行政机关的授权和委托下，采用法定的程序和行使在其形式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主动面向社会公众公开政府信息的制度[2]。笔者认为，所谓政府信息公开，即政府面向公众公开其在履行职能或行使管理职权中涉及的与社会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的行为。
二、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当前国内爆发了诸多的危机事件，例如，2011年的时候在温州所发生的动车追尾事件雅安地震以及禽流感等等，从以上危机事件里面我们能够看出国内在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上还有诸多的缺陷存在，这些缺陷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信息公开机制还有诸多的不足存在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国内已具备了一定的信息公开意识，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使得信息公开拥有了法律以及制度方面的保障。可是通过国内最近几年时间来所发生的事情来说，政府在危机管理信息公开上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诸多政府在遇到危机之后，最先采取的措施就是捂、盖、压等。
（二）信息公开效率非常低
因为危机事件的爆发一般都比较突然，再加上危机事件所具有的破坏性非常强，因而导致危机在爆发之后，会迅速成为社会的焦点。假使公众在第一时间未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的话，流言蜚语便会遍布整个社会，从而使危机管理主体在处理危机上的难度变大。而且假使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公众予以真实信息的话，谣言就会愈加浓郁，进而使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扩大。下面我们将2011年温州所发生的动车追尾事件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当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该事件发生，而在第二天二十二时四十五分的时候铁道部门才举行新闻会。很明显，铁道部门未在第一时间里将事件的真实情况告知给公众，这样就导致流言在社会中满天飞，最终形成负面的舆情，而在形成负面舆情之后，危机处理主体再来处理危机事件就会变得愈加的困难。
（三）信息处理的观念比较滞后
在1949年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革命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的发展，可是随着时代不断变迁，导致这些传统的思想已不能够和时代的发展相吻合了。例如国内在信息公开上的思想较为滞后，政府部门作为信息的拥有主体，其觉得信息是政府所独有，因此怎样对信息进行公开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对信息进行公开都是政府的事。
还比如，国家在药品方面的危机事件后就应该由卫生部门来进行信息的，出现农业生产状况的事件的时候就应该由农业部门来进行信息的。但是当前我国在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与处理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很多时候在信息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报道了事件发生的粗略状况，比如说某个事件伤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产等等，在信息的时候很少有涉及事后的事态处理与防范措施，因此就会造成公众的思维混乱，直接混淆了当前公众试听。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由当前我国在信息处理的观念和机制方面还比较落后造成的，也就是说当前在处理事件的时候还都只是停留在应急阶段的处理上，很少会去注重未来的防范和事件整改工作，还有很多时候在信息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混乱的状况，即几个部门同时，在信息的处理上不能保持一致，这就造成了公众对信息和处理结果的不信任和不满意，因此当前一定要加强信息处理的观念，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出改善，从而提升信息处理效果。
（四）媒体的作用未得到发挥
目前，国内有很多新闻媒体被政府部门掌控，各大媒体信息之前必须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核，也正是因为如此，主流媒体没能将其功能充分发挥。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公共危机相关的新闻报道，主流媒体无法行使自主报道权利，信息之前要将新闻内容进行整理，政府部门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批。
当前很多媒体都在信息平台上有较多的规定，比如说发生一个公共危机事件的时候，基本上最先赶到现场的都是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有进行报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这些记者为了能够获取最有价值的事件信息，都会进行详细的报道，但是目前，由于行业竞争激烈的原因，很多媒体在进行报道的时候，为了充分地吸引到外界和公众的眼球，为了博取关注度，在报道过程中故意歪曲事实现状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就直接地造成了信息公布的混乱，也直接说明了媒体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的完善策略
（一）改革现有绩效考核制度，将危机管理因素纳入到绩效考核体系中
现如今，政府部门对各级官员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但仅限于经济指标，例如财政收入、外资总额、GDp等，尚未意识到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无法将其有效落实，为改善现状则必须要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政府官员的工作情况对外公开，让公众主动参与政府事务，充分表达个人意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则要立即找寻事件产生的原因，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进而采取措施进行处理。政府部门要将危机信息对外公开，及时反馈公众提出的建议与意见；构建完善成熟的绩效考核体系，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对现行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将政务信息对外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顺利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二）建立专门的信息管理部门，加快信息公开的速度和进度
国内实际情况而言，行政体制的组织结构太过单一，各部门时常进行交流与沟通，相互之间传递政务信息，自从中央政府对外颁布实行信息公开等相关政策，地方政府要定期向上级汇报工作，将政务信息对外公开。建设信息管理部，对信息公开等工作全权负责，公开政务信息之前要对其进行审核。
（三）转变官本位意识，加强信息处理的观念建设
政府部门要革新传统思想与行为模式，对采集到的社会信息资源进行处理，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将政务信息对外公开，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服务意识，清楚认识到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与管理范围，以为民服务为宗旨；重视法制建设，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将理论体系与实践工作结合起来，基于法治观念对政府官员进行正确指导。
政府还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处理机制，不断转变在信息处理方面的观念，加强观念的建设。这样可以更好地履行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更好地进行信息的，更好地做出信息的处理，起到良好的作用。
（四）积极引导媒体作用的发挥，扩展信息平台
政府部门要将工作重心放在渠道建设上，通过多种渠道将政务信息对外公开，加强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合作，将其效用充分发挥；构建完善成熟的信息收集系统，对采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整理，便于政府部门做出正确决策。
与此同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一定要注重媒体作用的运用和发挥，因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就是媒体；而且还与政府可以进行必要的双向沟通。所以就要对媒介和媒体的作用较好地利用起来。政府部门以及相关宣传部门一定要注重与媒体进行沟通，依据当前的法律赋予媒体工作者的报道的权利，在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公开公正，从而真正发挥当前媒体在这方面的作用。
四、结论
总而言之，危机管理的核心是信息公开，政府部门要加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与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通过多种渠道将政务信息对外公开，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及时反馈公众提出的建议与意见。信息时代背景下，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将政务信息对外公开，集思广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极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危机事件进行处理，制定信息公开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茂涛.政府危机管理[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6(52):3.
[2]刘恒.政府信息公开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
[3]蒋冠.政府信息公开目标取向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9（2）.
[4]赵培云.政府信息:何时才能有效公开[J].电子政务，2005（22）.
[5]赵芸霄.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思考[J].兰台世界，2008（8）.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9
关键词：网络环境信息传播危机公关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时代。高科技所筑就的先进的信息网络，使得信息传递异常迅速，公众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与互动也十分及时。换言之，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危机公关的表现形态及企业组织对危机公关的管理工作亦与传统经济环境下有异，企业危机管理工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信息传递沟通工作的处理是否得当。面对变化了的环境，针对信息时代的特点，企业唯有改变危机公关的处理方式与原则才能应对变化。
危机公关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目的在于预防、摆脱、转化危机，避免或减少企业损失，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营和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危机公关的核心是沟通，其中，信息的传递在沟通中尤为重要，对化解危机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的特点
互联网自出现至今发展迅速，从1995年开始推广，在最初短短四年内就扩展到240个国家，用户人数超过1.2亿，并且继续以每天60万以上的速度攀升；具体到我国，截至2004年6月30日，我国www站点数为626600个，网民已达8700万人。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构筑了一个全新的大众信息传播网络，与传统大众传媒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相比，网络传播具有以下特点：
传播的信息量巨大且速度快。在互联网上，各类信息齐全且层出不穷，结合网页页面链接，信息供给可以向纵深递进，这是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做到的。据CnniC的统计数据，到2003年12月，全国共有网页数近3.12亿，在线数据库169867个，网络传播方式的出现打破了过去的信息封闭与信息匮乏。在互联网上信息成本低且方便，与报纸杂志相比，它无需排版印刷运送等中间环节，这节省了不少时间；与电台电视节目相比，它不必预先做节目安排，只要信息文稿准备完毕，通过简单的复制粘贴就可以将分类信息瞬间传递到每一个终端用户。
沟通空前自由。互联网是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大众传媒，登陆互联网上的每个人只要自己乐意，其身份都可以隐匿，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但良莠不齐的信息“轰炸”，不见得给公众行为带来的都是理性。因此，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为真实信息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使得流言传播更为方便。
信息的传递由一次性转为重复多次性。传统传媒往往随着电台电视节目的播出与报纸杂志的发送将信息一次性地传递给受众，而互联网将这一线性传播模式改变为折返式传播模式，即前期受众在接收信息后，通过对信息的不断加工复制粘贴，使受众面不断扩大，反馈逐渐增强。
传者与受者的界线模糊。传统的信息传媒遵循的是线性传播模式，其受众的反馈慢且较为困难。然而，在互联网上，公众沟通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单纯的被动接受信息改为主动的选择信息，甚至信息，例如，公众可以通过网站的论坛、电子公告板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可以通过发送email、投票或是直接对帖子进行回复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一切使信息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有助于实现公关理论与实践强调的双向沟通原则。由于网民之间的沟通互动增强，常常使公众由潜在公众向知晓公众，进而向行动公众转化，籍此形成极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因而，它对催生危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沈阳“刘涌案”、西安“假体彩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网络舆论的巨大能量。
网络上形成最大的聚散公众群。所谓聚散公众是指因某一事由（如奥运会、罢工等）聚集在一起又因事由的消失而散去的人群。在聚散型、流散型、周期型、固定型等各类公众类型中，公关研究表明信息在聚散型公众中传播的效果最好、效率最高，而因各种原因在网上聚集的网民则构成了数量最大的聚散型公众群体，网络聚散公众的出现突破了传统聚散型公众形成所必需的物理空间条件，使公众的聚集更加容易，从而一些对企业有利与不利的信息传播也更加方便，危机公关必须重视网络聚散型公众。
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对危机公关的影响
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企业危机公关工作的影响是极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加大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一方面，相对于网络媒体，传统传媒由于具有信息审查制度，因此其的信息权威性较强、可信度较高，流言或谣言传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流言或谣言往往是企业产生危机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开放的网络空间里，尤其是在众多的电子公告板和网站论坛上，各种真实的或虚假的、正面或负面的信息自由传播，从而增加了企业危机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媒体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媒体记者对挖掘具有爆炸性新闻的热情倍增，一些原本深藏于企业的危机隐患被触发的概率大大增加，同时，网络为企业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更好的情报收集手段，企业的任何疏忽与失误都可能招致竞争对手的攻击，这也增大了企业危机发生的概率。
第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减少了企业对危机的反应时间。在传统传媒占垄断地位的时代，危机的局部特征性强，到如今，由于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大面积传播，大大减少了留给企业的危机反应时间，使得危机管理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地区性的危机常常演变成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危机。
第三，公众的广泛参与扩大了危机的规模。互联网的出现，唤醒或强化了公众的表达意识，极大地调动了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这样，一方面，通过网络公众的主动参与讨论，一些小事件可以演变为难以控制的危机；另一方面，网络公众通过在网络上直接地自由地表达各种意见、情感，对已处在危机情景中的企业进行质询、谴责甚至攻击，不满的情绪还可以迅速传染其他网民，使已发生的危机迅速放大、恶化和蔓延。1998年，北京一位消费者购买了恒升公司的笔记本电脑，后来因笔记本电脑出现故障，该消费者就维修一事同恒升公司发生纠纷，随后在网上开设了个人主页，题目为“声讨恒升，维护消费者权益”。自网站开通后，众多的网民留言予以支持，并在留言中对恒升公司表达了不同程度的不满和谴责，一些报刊也就此事进行了报道。尽管后来恒升公司该名消费者并赢得了诉讼，但是，其公司形象在公众心中一落千丈。
第四，信息的重复性传播使得危机延续的时间加长，危机爆发具有反复性。网络信息的多次重复传播特性，使企业必须在危机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仍需继续关注网络上关于危机事件的报道。因为，尽管危机可能早已结束，但是一些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的消息仍有可能不断地被复制张贴去误导后继的公众，从而给企业造成新的危机。
第五，大量的非公众向公众的转化使得危机给企业造成的损害加重。由于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互动性非常强，网民的参与意识大大提高，一些原本与企业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群体，即公共关系学中的非公众，由于网络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方式，其参与危机事件讨论的热情很高，使危机给企业造成的损害加重，轻的会引发公众对企业的不信任，使企业多年苦心经营的公众形象毁于一旦，重的会使企业从此一蹶不振。这一点从恒升公司的案例中不难看出，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笔记本电脑维修纠纷，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介入，迅速演变成一场公司形象危机，最终给恒升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网络环境下危机公关应对
面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企业的危机公关工作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调整、改进危机公关工作，加强危机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是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强危机事前管理可以及早发现危机因素，并且采用相应的方式消除这些因素，把危机化解在萌芽阶段。这种事先预防，对于企业而言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利用网络技术为企业建立起高效的危机预警监测系统监测组织环境。相比传统的信息传播媒介，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监控各类行业、专业网站上的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类评估，及时将有利或者不利的信息反馈到相关部门，并做出积极的回应；尤其是当发现不利于企业的舆论，要马上采取相应的手段进行沟通，消除误解，维护企业的形象。以天津中美史克公司“ppa危机”事件为例，由于关于ppa危害的研究报告在危机发生八个月前就已问世，而史克公司没有通过危机预警系统捕捉到这一信息，或者捕捉到了而没有做出正确地分析，造成了危机事件的发生，尽管后来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危机，但是，事前防范不利造成的巨大损失仍然无法避免。
制定危机处理预案。由于网络环境下危机公关的特点，企业必须事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测，不能坐等危机来临时匆忙应对，而制定危机处理预案，明晰危机处理的原则、步骤、人员构成与责任关系，将处理危机所需的各种资源进行计划配置，是妥善处理危机，转危为安的重要思路与措施。
企业建立自己的网站宣传自己。首先，企业可以将企业的经营理念、价值观、企业的产品（服务）信息、部门设置及联系方式等全方位的信息，在自己开办的网站上，用以增进公众对企业的认识和了解，并且通过人性化的网络界面，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其次，企业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站，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各种调查和资料的收集工作，通过定期的网络问卷调查，收集各类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从而制定出更符合公众利益的目标与政策，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最后，企业还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电子公告板，便于公众与企业进行积极的双向沟通，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发现潜在的危机因素，比如顾客对产品的抱怨，及时化解疏导，防止事态的扩大，这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大有裨益。
建立与各方利益相关者良好的沟通关系。事前对顾客公众、媒介公众、股东公众、员工公众、政府公众、社区公众、供应商公众、经销商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以立足长远互惠互利为原则，通过网络沟通双方需要，强化双边联系。以顾客公众管理为例，企业可以通过建立顾客数据库系统，将不同的顾客资料分类整理，针对其不同的偏好、需求，通过e-mail等方式将相关的信息寄送给顾客，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维持良好的顾客关系，加深顾客对企业的积极印象。
加强危机事中管理，针对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快速拦截或对冲不利信息，防止事态扩大。
建立或起动危机应急组织，配置应急资源。危机发生后，在主动、快速、缜密等危机处理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由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危机应急小组工作，根据危机处理预案，处理与危机利益直接相关者、媒体、政府机构等的关系，以求得谅解和支持。
严密监测各大网站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分析其对危机事态的影响。在危机持续的过程中，企业应密切关注各大网站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对相关消息进行分类排序，分析各类信息对危机处理效果的影响，抓住主要矛盾，使后期的行动有的放矢。
危机事件相关信息，利用网络媒体澄清事实真相，积极引导舆论。危机发生后，企业应该在网站的显著位置开辟窗口，滚动报道危机事件，主动将事件进展情况告知公众，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了解企业在化解危机中所进行的各种努力。此举不但能有效的化解未来的可能的危机，而且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满足，有效地阻断谣言的传播。同时，也要利用电子公告板建立与公众的对话机制，采用聊天室等方式，由企业高层直接面对网民的质询，通过积极的沟通对话化解危机，勇于承担责任，维护企业良好形象。
危机的事后管理是整个危机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一旦被忽视，企业之前的种种努力可能都会落空。尤其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具有多次重复性，因此，事后的监控不能掉以轻心。
首先，要充分利用知名网络搜索引擎，比如百度、Google、Yahoo等，寻找仍在网络上重复传播的不利信息，采用相关的手段将其更正；其次，举行网络公关活动，拉近企业与公众的距离；另外，还可以在网站上一些有利于避免同类危机事件再次发生的信息，比如详细的产品正确使用方法等。
参考资料：
1.熊源伟，公共关系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2.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社会变革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研讨会论文集打印稿[C]，2001年11月
3.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4.罗江，品牌的危机管理[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3年第7期
5.黄亮，中美史克的危机管理[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3年第7期
6.史仕新、夏菁，企业网络公关策略[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3年第9期
7.刘芙蓉、竹邻，企业危机管理[J]，企业管理，2003年第8期
公共危机管理笔记篇10
媒体监督困境的表现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媒体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工具，一级媒体附属于一级政府，还分享一级政府的权力”。①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监督困境表现为：媒体在监督政府的同时，由于本身附属于政府，使媒体监督功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实现，即一种有限的监督，这种“有限”表现为两种监督方式：
第一种监督方式是跨层级监督。同级媒体难以监督同级政府，而由上级媒体代表上一级的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跨层级监督。我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能够代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
第二种监督方式是异地监督，指地方媒体跨地域进行监督。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媒体要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和管辖，因此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报道，甚至会出现本地媒体完全失声的情况。异地媒体由于不受危机事件发生地政府的管辖，因此在报道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出现了异地监督的现象。
除了体现监督困境的以上两种监督方式，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监督形式还有一种，那就是本地（危机事件发生地）媒体监督本地政府的本地监督。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并不是说本地媒体就一定不能监督本地政府，只是媒体需要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由本地的媒体对本地政府进行监督，能够体现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的进步，以及在媒体监督问题上更加开放的态度。
媒体的监督者角色分析
本部分试图通过梳理2008年至2012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首发媒体，分析中央媒体、异地媒体、本地媒体首发危机新闻的比例，结合危机事件本身的特点，勾勒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作为监督者角色的现状。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中央媒体是公共危机事件中实现媒体监督功能的主体。中央媒体首发危机新闻，实现对地方政府监督功能的同时，实际上政府也通过中央媒体实现了一种信息管理，即运用通稿的形式给危机事件定性，引导舆论。
2.本地媒体的监督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难以管控的网络热点事件的监督。分析本地媒体首发的11件公共危机事件，笔者发现其中有8件为网络热点事件。这些网络热点事件绵延时间长，不具有瞬间爆发性，政府难以在本地媒体首发前捕捉危机的蛛丝马迹。本地媒体对这些事件的监督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监督的放松，而实际上是这些危机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难以在第一时间进行管理。
3.异地监督式微，难以作为有效的监督形式。2008年到2012年的5件由异地媒体首发的危机事件中，有4条是网络热点新闻，能被政府控制的程度较轻。毒奶粉事件是唯一一件不是由网络热点引发的危机，异地媒体在监督时却没有点名监督，承受的压力也很小。《南方都市报》成为我国进行异地监督的主要力量。
媒体监督为何预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为什么会干预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监督功能的实现呢？
首先，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自身的利益。②我国政府根本上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在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权衡各方面的利益以及自身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各种解决危机的方案，从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使得自己在经济收益和统治合法性上都不受损失。因此，在公共危机中，某些时候政府部门会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阻碍媒体的监督。
其次，我国地方政府由于其独立的经济利益，使其与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利益的不一致。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核心利益在于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执政合法性以及国家政府的形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更看重地方的经济利益和官员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对危机信息实行封锁，千方百计阻止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使得媒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政府长期以来没有明确地建构出媒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新的结构关系。政府在多次强调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性的时候，更多地看到的是舆论监督的建设性意义，比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地方政府保守的利己行为进行约束，但政府并没有正视媒体在扮演监督者的实践中所面临的媒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矛盾——政府允许媒体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但同时政府又有管辖媒体的权力。这种矛盾往往使得媒体的监督功能受到政府的干预。
综上所述，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当代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实践中已有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充满了与政府权力的博弈和角逐。
注释：
①潘祥辉：《论中国语境下的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系》[J]，《传播与社学学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