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1
关键词：空气质量；污染源；相关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
中图分类号：X8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0006303
1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与区域污染源具有极强的相关性[1～3]。在特定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污染物在浓度量值、首要污染物天数，以及出现的特定时间段上会呈现特定特征[4]。笔者在系统分析了抚顺市城区高污染燃料的消耗特征、大气污染物治理排放特征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与评价的基础上，采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抚顺市城区2014年环境空气质量污染物的浓度量值、首要污染物天数的及月分布，与高污染燃料燃烧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科学客观地划分提供必要条件。
2主要污染物的识别与确定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方案需要明确确定影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中国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共确定六项污染物[5]，分别是So2、no2、Co、o3、pm10和pm2.5。这六项污染物在崴吵乔域环境空气质量浓度特征、首要污染物天数以及时间分布上呈现了以下明显特点。
（1）以pm10、pm2.5代表的烟（粉）尘颗粒物和o3，是自2012年全市有系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以来最主要的三种污染物。2012年二级空气质量以下污染天数为73d，o3占了47d约64%，pm10为26d约36%；2013年二级空气质量以下污染天数为78d，o3占了21d约27%，pm10为30d约38%，pm2.5为27d约35%；距现在最近的2014年，二级空气质量以下污染天数为123d，o3占了41d约33%，pm10为10d约8%，pm2.5达到了71d约58%（图1）。这些数据表明，抚顺市的环境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即为o3和烟（粉）尘颗粒物。
（2）pm10、pm2.5和o3污染物在年度内出现的时间段上，pm10、pm2.5主要出现春、秋和冬季三季，o3污染物主要出现在夏季。
（3）So2、no2、Co、o3、pm10和pm2.5六项污染物，特别是pm10、pm2.5和o3污染物在浓度上，年度内呈现规律性分布。So2、no2、pm10和pm2.5一直呈凹型抛物线，这表明4种污染物在污染排放源上具有同一性，而o3呈凸型抛物线。研究表明，o3是环境空气的二次污染物，是由于no2引发，在夏季强紫外光辐射照射下产生了no、o、no2、o2和o3各成分间循环的光化学反应。图1也表明，o3的存在与抚顺市的光照时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尽管日照时间仅是no、o、no2、o2和o3各成分间转化的一个因素，但是光照时间却和紫外线的辐射强度存在一致性。因此，在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方面，应o3将与no2归类，分析no2与污染源排放的关系。
通过上述3个规律的分析可知，pm10、pm2.5代表的烟（粉）尘颗粒物和no2是首要的污染物因子。而So2一直以来作为环境空气污染必须分析的污染物，在抚顺市的浓度量值在年度内的分布特征又与pm10、pm2.5具有相同分布特征和同源性，所以也应该把So2作为污染物因子。因此，抚顺市环境空气污染物因子确定为pm10、pm2.5、no2和So2。
3主要污染物与污染源相关性分析
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是建立两种变量是否有关联的重要方法。
为客观分析污染物排放源强度与环境空气质量间的关系，做如下技术处理。
（1）将全年烟气中的So2、烟（粉）尘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为取暖期附加排放量和工业污染源排放背景值两部分，工业污染源各排放总量按12个月平均到每月中，冬季取暖期的排放量按5个月平均，分别再加到1、2、3、11和12月等5个月中。按照此方法，全年分成了取暖期和非取暖期两段，取暖期分别为1、2、3、11和12月共5个月份，非取暖期为4、5、6、7、8、9和10月共7个月份。冬季取暖期的烟气污染物排放量包括取暖锅炉排放源和工业生产使用的高污染燃料源，非取暖期仅为生产使用的高污染燃料源。
（2）将各污染物月排放量进行二次曲线拟合，与对应污染物的月平均浓度或者污染天数进行相关性比较，确定污染物排放是否和环境空气污染因子具有相关性。
3.1烟气So2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So2浓度间的相关性
烟气So2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So2浓度间的相关性如图2。
由图2可知，烟气So2的排放量的拟合线与环境空气So2月浓度的拟合均是一致的凹抛物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两者相关性分别达到了0.7180和0.9634。凹抛物线特征进一步说明，两者存在的良好的相关性，环境空气中的So2的浓度与烟气排放So2的数量极其相关。So2的排放量在一年中的1、2和3月及11月、12月高，而环境空气So2对应月的平均浓度也高，这也是取暖期比非取暖期多燃烧消耗了大量高污染燃料所致[7]。但是根据第五章的环境空气质量分析表明，So2虽不是首要超标污染物，但是仍有一些天iaQi值超过100，因此仍需作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的污染标识物之一。
3.2烟气中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之间的相关性
抚顺市高污染燃料燃烧排放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之间的相关性如图3，4所示（以抚顺市2014年污染物排放量和环境空气质量为代表）。
由图3可知，烟气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均呈现1～3月份、11～12月份高而中间各月份低的现象，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这表明取暖期比非取暖期多燃烧消耗了大量高污染燃料所致[8]。图4表明，每月污染天数的分布特征与烟（粉）尘排放量也呈现良好的相关系，并且燃烧排放的烟（粉）尘造成空气中的pm10和pm2.5超标的污染物，已在2013年开始成为抚顺市的最主要的污染物，2014年两者污染天数之和已达80d，占全年污染天数的65%。pm10和pm2.5的污染应该受到严格的注意和防控。
从三者的拟合线来看（图3），烟（粉）尘的排放量的拟合线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拟合线均是一致的凹抛物线型。虽然pm10和pm2.5的拟合度并不高，但是在9次多项式以内，2次多项式抛物线拟合形式的相关系数仍然最高。凹抛物线的特征也说明了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存在的良好的相关性。这个结论与其他城市的研究结果相同[9]。
pm2.5月首要污染天数间的相关性
造成pm10和pm2.5拟合线相关系数不高的原因，与非取暖期呈现部分高值有关，这是因为非取暖期高污染燃料燃烧排放烟（粉）尘颗粒物数量虽然低于取暖期，但由于烟（粉）尘粒度过细，沉降性不佳，几年累积的结果，一旦空气层结稳定，必然会造成环境空气pm10和pm2.5偏高的现象[6]，研究表明，高污染燃料的燃烧，如果治理水平不高，在常规的干法除尘工艺条件下，直径小于2.5μm的pm2.5无法去除，除非采用湿法除尘。这说明了取暖期和非取暖期高污染燃料燃烧排放的烟（粉）尘均是pm10和pm2.5成为环境空气质量污染最主要的污染物。因此全国很多城市均把高污染燃料燃烧排放的烟（粉）尘作为环境空气pm10和pm2.5超标的元凶。
综合上述分析，烟气中烟（粉）尘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之间均在良好的相关性，pm10和pm2.5的烟（粉）尘应作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的最主要的污染标识物之一。
3.3烟气nox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no2浓度间的相关性
烟气nox的排放量与环境空气no2浓度间的相关性如图5。
由图5可知，烟气nox的月排放量及其拟合线与no2月浓度变化趋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从两者的拟合线来看，烟气nox的月排放量与环境空气no2月平均浓度的拟合线均是一直的凹抛物线，相关系数R2分别为0.7180和0.7294。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同前述So2和烟（粉）尘颗粒物的分析结果一样，凹抛物线特征进一步说明了两者存在的良好相关性，环境空气中的nox的浓度与烟气排放no2的数量极其相关[10]。nox的排放量在一年中的1、2、3、11、12月呈现高值，而环境空气no2在对应月上的平均浓度也呈现高值，这与取暖期比非取暖期多燃烧消耗了大量高污染燃料有关。
no2在夏季浓度偏低，还在于夏季转化为o3所致。一般而言，o3与nox的排放量的关系如图6。
图6表明，由nox氧化物、o2和紫外线光化学反应产生的o3应该引起重视。5～9月份虽然出现的降水天气对烟（粉）尘颗粒物有良好的清除作用，但是这些月份的强辐射，nox会引发o3的产生[11]。只有控制了nox的排放，才能抑制o3的产生，进而改变夏季抚顺市空气o3超标的现象。
因此，nox作为高污染燃料燃烧的烟气排放的引发的o3污染的引发剂的角度，no2、no等nox也应该作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分的污染标识物。
4结语
pm10、pm2.5代表的烟（粉）尘颗粒物和no2是首要的污染物因子；烟气So2的排放量的拟合线与环境空气So2月浓度的拟合均是一致的凹抛物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两者相关性分别达到了0.7180和0.9634；烟（粉）尘的排放量的拟合线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拟合线均是一致的凹抛物线型，排放量与环境空气pm10和pm2.5月均浓度存在的良好的相关性；烟气nox的月排放量及其拟合线与no2月浓度变化趋势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拟合相关系数R2分别为0.7180和0.7294，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
方荔华.西安市能源构成与环境空气质量的相关性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4.
[2]孙雪丽，程水源，陈东升.区域污染对北京市采暖期So2污染的影响分析[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6，6（5）：83～87.
[3]李小飞，张明军，王圣杰，等.潜中国空气污染指数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科学，2012，33（6）：1936～1943.
[4]任婉侠，薛冰，张琳，等.中国特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指数的时空变化[J].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2（10）：2788～2796.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
[6]余晔，夏敦胜，陈雷华.兰州市pm10污染变化特征及其成因分析[J].环境科学，31（1）：22～28.
[7]卢广平，陈宝智.抚顺市大气环境质量及其对策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2005，18（4）：109～111.
[8]黄丽坤，王广智，王琨.哈尔滨市采暖与非采暖期大气颗粒物污染特性研究[J].环境工程学报，2011，5（1）：146～149.
[9]宋晓焱，邵龙义，宋建军.煤矿区城市pm10单颗粒微观形貌及粒径分布特征[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1，40（2）：292～297.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2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增设的新罪名。目前,法学界对本罪尚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本文试就本罪的构成要件、本罪与相似犯罪的界限等作一些探讨。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338之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为了正确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的构成要件。(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体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侵害客体,在研究中歧见纷呈。有人主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和国家为保护环境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公私财产权、人身权。有人认为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还有人认为是国家环境污染防治的管理秩序。以上观点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归纳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体的特征,既有合理之处,也存在一些不足。笔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污染环境犯罪,本罪的客体除国家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以外,主要侵害的客体为国家对环境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国家为了保护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农药安全使用条例》等法律、法规。违反这些环境法律、法规构成犯罪的行为,即是对国家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的侵犯。除此之外,笔者以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还严重侵犯了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虽然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但在《宪法》第26条关于环境方面的规定和《环境保护法》第1、第6条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实质内容与环境权是一致的,而且举国上下正实实在在的享受着由一整套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所保障着的环境权益,一旦有犯罪分子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害也就侵犯了公民实际拥有的环境权。因此,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及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益都是重大污染环境罪所侵害的客体。(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而行为对象、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某些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观方面则囊括了以上三项内容。1.危害行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这里的违反国家规定并未存在于《刑法》本身中,而是体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的决定或命令里。如《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禁止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禁止向水体排放或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或者含有高、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放射防护的规定和标准;排放含病原体的污水必须经过消毒处理,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后方能排放等。如《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严格限制向大气排放含有毒物质的废气和粉尘,确需排放应经过净化处理,不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向大气排放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和气溶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放射性防护的规定,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等。又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处置的活动;禁止混合处置属于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等等。行为人违反上述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就是本罪的危害行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具体行为方式为排放、倾倒和处置。所谓排放是指把各种危险废物直接排入土地、水体、大气的行为,包括溢、泄、漏、跑等;所谓倾倒是指通过车、船、航空器或者其他运载工具,向土地、水体、大气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所谓处置是指以焚烧、填埋或者其他改变其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2.行为对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对象是危险废物,具体包括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所谓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性的废物。放射性的废物是指放射性元素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固体、液体和气体废弃物,主要包括放射性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是指含有传染病病菌的污水、污物、粪便等废物的统称;有毒物质是指那些直接或间接为生物摄入后能导致生物或其后代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死亡的物质;其他危险废物则是指上述列举之外的,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一般废物不能成为本罪的行为对象,如行为人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是一般废物,则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3.危害结果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为结果犯罪,构成本罪客观上要具备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即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加以认定,如该行为造成重大环境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构成本罪;如该行为仅造成一般环境污染事故则不构成犯罪,应依照环境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根据刑法第338条规定,可将“严重后果”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二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如何认定“严重后果”,其标准刑法未予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未作出司法解释前,可根据司法实践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国家环境保护局1987年颁布的《报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作判定,该办法按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危害程序,分为一般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较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特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等四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1)由于污染与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2)人员发生明显中毒症状、辐射伤害可能导致伤残后果;(3)人群发生中毒症状;(4)因环境污染使社会安定受到影响;(5)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体犯罪主体是指依照刑事法律规定,能够对自己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人,所以本罪的犯罪主体即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另外,根据《刑法》第346条之规定,单位可构成本罪,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亦包括非法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刑法》将单位作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对构成犯罪的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单位的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自然人犯罪论处,这对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打击单位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刑法》第30条规定,可以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那么此5种单位是否都可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体呢?笔者认为,除国家机关外都可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因为国家机关“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军队、警察、监狱等。”它是依法从事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工作职能的单位,这些单位或其代表人并不直接从事开发利用环境和生产经营的活动,因而不可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环境污染事故,都是伴随着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所以,本罪的绝大多数犯罪主体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够产生危险废物并足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那些与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直接相关的人员。(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是刑法规定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包括了故意与过失两种形态,两者合称罪过。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法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构成本罪必须是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而仍然实施,过失不构成本罪。二是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既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过失。三是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否则不能以本罪论。笔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的,行为人对这种事故及严重后果本应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至于行为人对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处置危险废物这一行为本身,主观上既可能出于过失,也可能出于故意,但这并不影响本罪的过失犯罪性质。在刑法理论上,犯罪的类型可分为结果犯与危险犯。结果犯是以出现法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其主观方面主要依据行为人对其行为所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来确定。而危险犯是以实施危害行为并出现某种法定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该罪并不要求出现某种危害结果,所以其主观方面主要看行为人对于实施特定行为的心理状态即可。从《刑法》第338条之规定可看出,本罪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所以本罪属结果犯,其主观方面应根据行为人对某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来确定,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是某些学者混淆了结果犯与危险犯对主观要件的不同要求而得出的错误结论。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相似犯罪的界限(一)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界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侵犯的是同一类客体,客观上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中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行为,犯罪行为对象仅限于进口的固体废物;而本罪在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属于危险犯,即构成该罪无须危害结果的发生,只需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将使环境受到威胁的危险状态就已足够;而本罪则为结果犯,必须有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发生。第二,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违反国家规定,并可能污染环境而故意为之;而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二)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界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均为过失犯罪,客观上都造成重大事故且后果严重。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侵犯的客体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厂矿等企业、事业单位正常的生产安全;而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及国家、单位和公民的环境权。第二,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各种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第三,犯罪的主体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直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人员;本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三)与危险物品肇事罪的界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危险物品肇事罪均为过失犯罪,所造成的重大事故都与危险物品有关,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侵犯的客体不同。危险物品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犯罪行为对象是特定的,即能够引起重大事故的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物品,包括爆炸性、易燃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品;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及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其犯罪行为对象是危险废物。第二,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危险物品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危险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发生重大事故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第三,犯罪的主体不同。危险物品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是从事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物品的职工,而不能是单位;而本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四)与投毒罪的界限因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导致的重大环境污染罪与因向河流、水源等投放毒物导致的投毒罪于客观上的危害结果或危险状态极为相似,但两者在构成要件方面的差别是很明显的:第一,侵犯的客体不同。投毒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及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第二,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不同。投毒罪具体表现为行为人向河流、水源等投放毒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罪则表现为向水体等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投毒罪是危险犯,其成立并不需要出现不特定多数人的中毒或重大公私财产遭受毁损的实际结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物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构成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为结果的加重犯。而本罪并不处罚危险犯,只有出现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犯罪,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以犯罪论。第三,投毒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单位;本罪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第四,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投毒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而本罪在主观方面是过失。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3
关键词：政府环境政策环保企业排污费博弈模型
环境政策的传导机制
目前，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向排污企业征收一定的排污费，排污费也是经济学家公认的最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Bressers发现在促进污染物削减方面较高的排污费能够发挥重要作用，anikLacroix也表明排污费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征收不同档次的排污费，对治理环境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若排污费制定的太低，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治理效果；若排污费制定的过高，会打击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上排污费的确定是根据控制污染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确定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企业排污量的增加而增大，边际收益随着企业排污量的增加而减少。当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交时，就达到社会污染物排放的最优控制水平。若企业排污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企业不进行污染控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理性的企业就不会主动进行污染控制，此时就需要政府对企业征收排污费来进行调节。
最优排污费确定好之后，排污企业就会根据自己的目标（利润最大化）进行战略选择，关键是要看企业治理污染的单位成本的大小。如果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小于向政府缴纳的排污费，企业就会选择自己投资治理污染或把污染控制业务外包给环保企业等策略；如果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大于向政府缴纳的排污费，理性的企业就会选择向政府缴纳排污费。但在实际工作中，企业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和对环境的边际污染成本这两条曲线是无从得知的，我们很难找到相应的信息来制定出合适的税率，排污费的制定及对其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评价也都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这种方法缺少必要的可行性。
传导机制简单的说是指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通过某种媒介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环境政策传导机制有别于一般政策，因为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对于环保产业政府是通过影响排污企业而间接实现的。若是政府不出台措施进行管制，排污企业不会自觉地进行排污控制。保护环境就要求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强制性政策，对排污企业的行为进行管制。比如前面提到的，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排污费，排污企业为了控制生产成本，就会改变生产策略或者是把环境治理业务外包给环保企业，这就为环保产业提供了生存空间。政府环境政策的具体传导机制图1所示。
政府、排污企业与环保企业的博弈模型
（一）基本假设
社会中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排污企业和一个环保企业，它们都是理性人，都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排污企业在为消费者提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排放污染物，损害环境，且排污量越大对环境的污染越大；一部分污染物得到治理，一部分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环保企业为排污企业提供治理环境的产品和服务，环保企业有一定的初始成本，治理成本随着污染量的增大而增加，但在其提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排污费确定后，若无特殊情况不再改变；排污费与环保企业污染治理费用相等的情况下，排污企业选择向政府缴纳排污费（因为治理污染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目标及决策变量
在以上假设条件下，该博弈模型参与者包括政府、排污企业和环保企业三方。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决策变量是排污费；排污企业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变量是产量和排污费；环保企业的目标也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变量是产量。
（三）变量描述
1.政府社会福利w。政府征收排污费一方面可以保护环境，一方面也可能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所以政府社会福利不仅要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还要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政府要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中找到平衡点，其中的关键点是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排污费征收标准。这里我们假设社会福利w应该包括排污企业的利润π1、排污企业的消费者剩余Cs1、环保企业的利润π2、环保企业的消费者剩余Cs2、政府的排污税收t、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L。所以社会福利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1）
2.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L。排污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而且排放量越大造成的损害也越大，所以可以用环境边际损害函数描述排污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损失。环境边际损害函数，是指排污企业的排污量没改变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损害变化量，它的形式由被污染的环境状况和污染物的类型决定，度量单位由污染类型决定（为了方便本文统一规定为货币度量）。假设l表示环境同化能力，ω表示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数量，θ表示单位污染物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值。边际损害函数的线性形式为：
（2）
3.排污费税收t。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对所排放污染物的总类、数量和浓度等不同而征收不同的排污费，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假设企业只排放一种类型的污染物，且排污即收费。R表示征收的排污费，则政府排污费税收可以表示为：
（3）
4.排污企业的逆需求函数。假设α表示排污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潜力，p，Q分别表示排污企业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则排污企业的逆需求函数为：
（4）
进一步假定排污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排放的污染物之间存在着线性函数关系，α′表示每生产一单位产品产生的污染物数量：
（5）
5.环保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C。环保企业以为排污企业提供环境治理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生产活动，所以排污企业的需求和政府征收的排污费是影响环保企业定价的最主要因素。假设初始沉淀成本C0和边际治理成本之和构成环保企业污染治理成本，δ表示环保企业每治理一单位污染物需要的成本，则环保企业污染治理的线性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6）
把公式（5）代入公式（6）可得，由此可以看出环保企业的成本直接受到排污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再假设环保企业产品数量与排污企业污染物数量之间是线性函数关系，q表示环保产品数量，μ表示治理单位污染物需要的环保产品数量，则有：
（7）
（四）模型建立及求解
根据以上公式，可知环保企业产品的价格p可以表示为：
（8）
当R=p时，由解出：
（9）
产量Q1被称为排污企业的临界产量，当0≤Q≤Q1，即环保产品价格低于排污费时企业会选择把治理污染的业务外包给环保企业；当Q1≤Q时，即环保产品价格高于排污费时企业会选择向政府缴纳排污费。
1.p
（10）
上式是表明影响环保企业利润的因素中，除了排污费R可由政府调节其大小外，其余因素在短期内无都是无法改变的。这说明环保产业的发展只受政府环境政策，而不受其自身生产策略和排污企业的生产策略的影响。这个结论与前文的分析结果一致，若政府不对排污企业进行约束，环保产业就没有生存空间。从此可得结论：环保产业的利润与其自身策略和排污企业策略无关，它主要是受政府排污费的影响。
在公式（10）两边对R求导并令，可解的环保企业利润最大值点为
（11）
2.p≥R（环保产品价格大于或等于排污费）。这种情况下企业会选择向政府缴纳排污费，并把污染物直接排放到环境中。此时，排污企业的利润治理污染时的利润和缴纳排污费的利润两部分构成。假设C3表示排污企业不治理污染时的单位生产成本，根据公式（4）、（9）可得排污企业的利润为：
（12）
此时排污企业的消费者剩余，排污费税收，环境损失
，所以社会福利可以表示为：
（13）
从公式（12）可知，排污企业的利润函数不仅包含自身决策变量Q（产品），还包括政府的决策变量R（排污费），所以政府环境决策也对排污企业有直接影响。从公式（13）可知，政府社会福利函数也包含t和Q，所以政府和企业的策略是相互影响的，这体现了环境政策传导机制对排污企业影响。
联立式子（12）、（13），并对两个式子求导并令，这即是纳什均衡条件，求解可得：
（14）
由此可以看出，环保企业利润最大值点与博弈均衡点是相同的，这说明社会福利最大化与环保企业利润最大化具有一致性，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政府目标和行为是一致的。该结论也为排污费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评价提供了思路。前面已经说到，排污费我们没有一种可行的方法来制定合理的排污费，排污费的制定及对其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评价也都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现在我们可以说最合理的排污费是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排污费，但是社会福利的衡量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作为一种简便方法，我们可以用环保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来代替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而确定排污费的大小以及评价排污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只受政府环境政策，而不受其自身生产策略和排污企业的生产策略的影响；政府的目标和行为是一致的。我国现行最优排污费制定方法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污染的征收标准太低，而且征收成本过高。当企业排污的成本小于收益时，理性的企业会选择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这是我国现行排污费制定的漏洞，还需要政府完善这方面的规章制度。从公式（10）的分析中可知，环保产业对政府环境政策具有依赖性：当排污企业购买环保产品的成本大于排污费时，环保企业是不会有生产空间的；而当排污企业购买环保产品的成本小于排污费时，通过公式（10）得出排污费是影响环保企业利润的主要因素，进而得出其利润最大化的点是公式（11），这为政府干预环保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从公式（11）和（14）还可以得到，政府、排污企业和环保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在排污费确认方法的现实性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以环保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作为确定排污费的大小以及评价排污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原毅军，耿殿贺.环境政策传导机制与中国环保产业发展—基于政府、排污企业与环保企业的博弈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10）
2.王欢.博弈论视角下环境政策与环保产业发展研究.吉林大学，2012
3.王.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研究.吉林大学，2009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4
【关键词】水污染；地质；水文勘测技术；应用
由于我国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追求发展的片面性，导致我国水环境地质受到了严重的污染，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显出来。并且，因为我国原来水文勘测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早期的水文勘测技术未能广泛的适用于地质工程之中，导致水环境地质污染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导致我国水环境地质污染问题频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水文勘测能否有效完成决定着后期地质工程质量的高低。然而，目前我国的地质工程往往却忽视了水文勘测，从而导致地质工程的造价比较偏高，安全性较低等问题。由此来看，水文勘测技术在地质工程中具有着不可缺失的作用。
1.导致水环境地质污染的主要原因
1.1地面下沉引起的污染
由于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家，经常会发生地面塌陷或断层的情况。并且，由于我国正处于城市发展高速阶段，不断的开土建房也加速了地面基土的塌陷速度。这两个原因直接导致了地表水被掩埋或被截断、地下水被直接泄露的情况，破坏了地下水的水循环。水资源环境一旦被破坏就会导致地表植被缺水，造成水土流失，从而又加重了地面下沉问题。
1.2管道破损引起的污染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扩建，城市管理者经常会对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进行施工。但是，由于部分施工人员的工作不严谨，导致管道材料经常出现质量问题，从而导致管道破损，使管道内的污染物质通过破损处直接渗入地质水层当中，间接的污染了地下深层的暗河。
1.3水源井不止水引起的污染
目前，大部分的施工单位仍采用传统的方式增加单井出水量和回灌量，水泥止水环节被人为取消，因而导致了水环境地质的污染。并且，由于施工工人的技术不高，责任心不强，错误的将地表水和地下深水层进行简单连通，导致了水环境地质污染的情况出现。
1.4金属井管腐蚀引起的污染
在施工当中，如果建设单位使用的是质量不合格的金属井管，那么则会造成水环境地质污染的情况出现。因为这些金属井管很容易受细菌、电偶、缝隙、氧浓差等情况的影响而遭到腐蚀，被腐蚀的金属管会产生大量的硫化亚铁和铁瘤，从而给水环境地质造成金属污染。
2.关于水文勘测技术的内容
目前我国水文勘测技术的具体运用主要有三种：水文雨量监测、水文泥沙监测、水文站网，这三项是水文勘测地质工程工作的关键所在。
2.1水文雨量监测
优质的水文雨量流量监测是水文勘测技术在地质工程的关键。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采取自动和半自动的雨量流量监测技术。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水文监测技术已经实现了自动记录、自动存储、自动传输、自动测报等功能的完善。一个良好的水文监测自动化，需要建立一个水位监控可视系统，通过网络在线观测水位从而完成无人值守和网络数据传输。
2.2水文泥沙仪器设备
使用先进的水文泥沙仪器设备代替原来传统的、费时费力的粒径计和移液管法的泥沙监测法，直接运用同位紊测沙仪，电测沙仪，超声波测沙仪等自动测沙仪器进行直接快速的测算，从而减轻了监测人员的测量工作量。并且，运用水文泥沙仪器设备测量的数据会更为精准。
2.3水文站网
主要是要优化水文站网的分析功能，针对每个地区的水文情况的特殊性，从水文测验方式和水文勘测技术改革出发，进行分析水文站网分布的优化型。从而充实、调整和优化水文站网布局，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水文监测网络体系。
3.污染环境地质中水文勘测技术
3.1水文勘测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有效改变污染环境地质给人们带来的不良危害，水利研究人员应该逐步对污染场地进行研讨和开发，在合理开发、勘测、改造基础上改善原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使污染场地能转变成具有商业价值和居住价值的良性土地。
3.2污染环境地质中水文勘测技术应用范围
污染环境地质水文勘测技术主要用于探查污染场地的现状和历史活动状态的全面调查。探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污染来源、污染途径、污染现状的勘测，探查的项目主要有地下水的分布、埋藏、水位、流向、动态变化、地下水径流和补给、排泄等。最后再对水环境污染地质进行综合评估，并得出相关的风险评估数据，以及整改意见和探查措施。
3.3污染环境地质中水文勘测的实施程序
污染环境地质中水文勘测的具体实施程序的第一步为收集资料，需要充分收集和调查污染场地的环境地质的相关信息，包括对污染水质进行采样，污染场地现场勘查等。然后，再采用模拟污染计算分析的步骤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风险评估报表。最后，再结合风险评估报表拟出污染场地的整改意见并于实施。
3.4污染环境地质中水文勘测技术的应用判断
由于水污染环境的扩散性和流动性，应该在污染的潜在区域进行勘测布点，从勘测点勘察可疑区域的污染程度，并在可疑区域设定多个勘察点去勘测地下水的污染情况。对水环境的地质污染进行详细的勘测报告记录，并从技术、经济多个方面去比较污染环境地质处理方案，最终提出合理的勘测方案和实施建议。
4.结束语
目前，水污染环境地质中水文勘测技术的应用，不仅能改善我国水污染严重的情况，还能有效控制我国水污染范围扩大的趋势，并有效地改善我国原有的污染环境场地的污染情况，变废为宝的开发出更多有效的商业用地和居民用地。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水环境地质污染水文勘测技术定会越来越完善，提高地质环境数据信息采集的可靠性和精准性，从而提高人们治理地质环境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梁海洋.水文勘测技术在污染环境地质中的应用[J].地球，2014，（6）.
[2]阿不都艾则孜・尼扎木丁，莫合塔尔・尼扎木丁，王怀江等.污染环境地质的水文勘测技术及其运用[J].黑龙江水利科技，2012，（11）.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5
1“污染者负担”的法律界定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在我国环境立法中呈渐进深化过程:在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规定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则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原则,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展为“污染者付费”原则(亦称“污染者负担”原则)。相应地,理论界也就有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者治理”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不同提法。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将治理责任限制在污染者只对其已经产生的现有污染负责,并且只对污染治理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后补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污染者治理”原则扩大了责任范围,将其扩展为污染者不仅对已产生的现有污染的治理负责,而且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的治理负责,对污染的长期影响负责。这两个原则都着重强调污染的个体责任和个体利益,反映的是点源控制的思想,且极易给人以污染者只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而不负有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之虞。并且,上述两原则尽管强调了治理的责任,但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能治理或不愿治理等问题,因为污染者能做的只能是“治理”,于是就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替代形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以国家和社会就极易成为污染治理责任的被转嫁者。
“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其强调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明确了污染者不仅有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而且具有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责任主体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的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这体现了污染者个体责任的扩大和保护公益权的法律要求,更符合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和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
“污染者负担”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污染者负担”不等于“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提法本身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污染者只负有金钱义务,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只能是经济性补偿(“付费”)。事实上,“付费”只是污染者履行治理环境污染义务的重要方面,象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三同时”等制度并不是光靠“付费”就能解决的,其他诸如安装和管理污染处理设施、营造绿地等都需要污染者以非金钱方式进行。即使在受害者救济方面,污染者的责任也不只是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或减轻污染、恢复原状、消除污染等形式。“污染者负担”原则涵盖了承担污染治理费用(“付费”)在内的诸多法定义务,更符合这一原则的宗旨和本意。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确定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非“污染者付费”原则。
2“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外化形式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环境法领域中一般表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责任、损害补偿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三种。
2.1污染防治责任
污染防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治”,即要求污染者必须对自己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积极主动负责治理。污染者是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之处在于污染者可以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实行污染治理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分离的作法,由污染者负担必需的处理费用和提供相关的资料等,交由专业化的污染治理公司负责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政府强化行政强制措施(如推行代履行治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好发挥末端治理应有的效用和潜能。第二是“防”。“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的重点是治理已有的污染源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体现的是“末端控制”的思想,其所涉及的预防为主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末端治理思想和战略指导下的预防上。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指导的“防”,着重体现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的原则,将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
2.2损害补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尽管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或其本身常常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众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即环境法学说中的“污染风险的不可避免性或不非难性”),但排污的结果却是使公众共享的环境资源遭受污染和破坏,并长期影响污染所在地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影响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损害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1〕。因此,污染者所必须承担的损害补偿责任就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污染者应向作为公共环境资源代表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缴纳一定税费作为对环境资源利用和所致损害的补偿,即对公益权的补偿。这在我国环境立法中主要表现为排污费制度。其二,污染者应承担向长年受污染地区的受害者提供损害救济和补偿的责任,即对受害者私益的补救。私益补救可以通过基金形式由政府出面加以协调处理,即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关于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各国大多数通过对所有排放污染物者收取污染费或排污税的办法筹集补偿基金,尔后用此基金向遭受污染物侵害的人提供补偿〔1〕。污染损害通常补偿数额巨大且污染者具有多元化特点,若由个别或现有的污染者承担历年来的污染损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至少应由所有的污染侵害者负担相应费用。当然,关于长年污染地区的补偿问题,如果完全由污染者负担,实难一一承受和自行承担,因而需要国家出资。关于国家出资额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的看法值得重视和参考:“如果以国家补偿的方法来进行全面、悉数的损害填补不妥当,毕竟,这仍然是花人民的钱。理想的方法是:国家以人民的税收出资一部分,另外由现行的污染者与可得知的旧污染者负责一部分,如此共同来赔偿”〔2〕。因为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间接放任环境污染的形成,国家自应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全体人民事实上也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也有义务偿还污染的债务,全体人民是间接污染者,因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刺激了污染的产生和扩大。
2.3损害赔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除了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资源造成损失,使所在地成为长年污染地区外,还常发生一些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如有毒化学品泄漏、污水管道破裂等
,势必造成当地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引发了对私益的侵权及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污染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各环境法规范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污染者往往不是单数加害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者必须对损害负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存在共同致害行为的情节,应按照对损害发生的作用程度分割责任。
3“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确认与若干环境法基本制度的修正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旦在立法上被确认,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创立起来的现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就需要予以相应调整。
3.1“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要求污染者的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三同时”制度可以突破污染者自建污染治理设施自行治理污染的局限,如污染者将产生的污染物交由专业性的污染治理公司治理,就没有必要要求污染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3.2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的征收主体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排污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污染源治理及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和用排污费建立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后,如果污染者有能力且自愿自行治理的,排污费仍适用以前的规定;如果污染者要求交由他人集中处理的,排污收费制度就应作相应修正:或征收主体仍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但排污费的使用应给集中处理单位保留一定的份额,即使仍实行专款专用,对具体补助对象也应向集中治理的倾斜;或污染者按比例分别向国家有关部门或集中处理单位缴纳排污费。
3.3限期治理制度
限期治理决定在有关机关作出后,对于不能在限期内完成治理任务的,现行的“关停禁转改”等行政强制措施极具极端性和破坏性,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冲突。在“污染者负担”原则指导下,实行限期治理代履行的行政间接强制,交由专门污染治理公司从事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污染治理,则能较好的完成污染治理任务,并同时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在对限期治理制度的执行措施和实施手段进行完善补充时,可考虑增加并强化治理代履行措施,对其实施程序和适用范围相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样,污染者为减轻其负担的代履行费用,就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而利于政府推行源头控制与末端强制相结合的污染源管理新机制。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6
――两会期间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表示。
环保历来是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2017年两会提案涉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多类议题，其中不乏与环保法律法规相关的提案。如何以立法的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从国家层面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确立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尽快形成顶层设计；划清土壤污染防治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在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协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快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今年两会上，有地方代表团建议道。
土壤污染防治事关人们舌尖上的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继大气污染、水污染之后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急需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来看，我国的土壤环境总体上形势严峻、不容乐观，部分地方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相对薄弱，没有专门的单行法律，使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的法律依据，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我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散见于环境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土十条’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壤修复提供了政策性指引，然而其约束力有限，尚存在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相关部门职责不明确等现象。”业内专家指出道。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就曾3次领衔提交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此外，农工党拟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提出要首先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制定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宜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在“源头预防”与“末端治理”两头发力，完善土壤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系统解决土壤污染防治问题。
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呼声，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工作报告表示，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3月9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环境保护部将继续配合开展大家都关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工作。
“‘土十条’为立法提供了基础，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相继修改，又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提供了成功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时机已成熟，具备出台条件。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介绍：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整理相关意见。“这部法律仍然在制定过程中。”他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初步计划在201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成立了土壤立法专家组、工作组和协调组，制定了立法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部门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初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草案。
事实上，随着土壤污染防治专门立法的启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制度也将逐步完善。其立法过程中存在哪些争议较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业内专家指出，关于土壤保护利用，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外还有土地管理法，这使得“一个事情被人榉挚了”。这有点类似于“水法管水量，水污染防治法管水质”。在管理机构上，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也是各管一摊。
由于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不利于部门间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过程中，应考虑划清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有代表建议，在坚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壤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管的前提下，要明确和强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认为：我国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仍然要坚持“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对于历史遗留污染场地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能够找到污染者的还是应当要求污染者承担责任，对于因改制或企业破产关闭等原因无法确定污染者的，可以考虑根据“受益者负担”的原则，由现有的土地使用权人进行修复。
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
“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建议修改现行的《人民警察法》或相关法律，增加对环境警察的规定，加强对环境污染的刑事打击。”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设立环境警察加强对环境污染行为刑事打击”。
业内专家指出，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污染行为主要以民事和行政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为辅。相对刑事责任来说，民事与行政责任执法效力比较薄弱，而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行政处罚居多，刑事处罚甚少，导致对污染者形成不了大的威慑力。
相比过去，随着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案件“入刑”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但是在基层的环境执法过程中不难发现，由于环境管理部门与司法部门在调查取证方面的程序、认定结果等存在不同，导致在两部门案件移交和衔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由于在权职设置方面，法律只赋予了环保部门间接强制权，所以导致其存在一定的被动性，致使执法力度偏弱，执法效率偏低。”朱列玉表示：建立环境警察制度，使得环境保护部门能够获得直接强制执行权，在执法过程中就不会处于被动地位。朱列玉提出，增加环境警察的规定，首先要从法律上使环境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设立环境警察并不是单单将目前的公安干警抽调出来执行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任务。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既要肩负起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重任，又要承担起环境保护职能，往往导致案件堆积，不能及时处理。同时环境污染具有复杂性、潜伏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导致污染环境的犯罪案件证据采集困难，影响了环境犯罪的发现及案件移送。”
有鉴于此，近年来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于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的呼声并不在少数。其根本目的，是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更大的威慑，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
陈吉宁在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通过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联合公安部、高检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过去行政执法采用的很多证据跟刑事证据接不上，很难把它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的环境相关案件得到落实。
陈吉宁表示：通过这些工作，去年全国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6064件，比2015年增长37%。另外，环保部还联合公安部组织开展全国打击涉危险废物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共检查涉危险废物单位46397家，立案查处1539件，移送公安部门330件。
事实上，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法律法规也正在不断完善，在基层执法过程中，过去对于环境污染行为“没有办法”的局面也正在改变。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对于“环保警察”的制度先行先试，取得显著的成效，也提供了可贵的探索经验。
“拳头硬了。”汕头市公安局环境保护侦查大队负责人蔡炜说：“环保警察具有刑事执法权，现场查处时可采取强制扣押等手段，对犯罪嫌疑人可采取刑事拘留等措施。这一招，对环境违法分子震慑力极大。”环保部门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只有行政执法权，在执法中经常遭遇企业耍无赖不配合调查，有的甚至暴力抗法、毁灭证据。
“行动快了。”广东佛山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局长陈振华表示，以前一个环境犯罪案件从环保部门取样、到上报省级环保部门鉴定、再到移交公安部门大约要30天，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销毁证据。如今，进入案发现场后，环保部门负责污染物采样，环保警察则控制嫌疑人，双方联合进行现场勘验取证。
“目前，设立‘环境警察’，是各地自发进行的。作为一项环境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创新，在已有多地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应对此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总结成熟的经验，从国家层面进行。”业内专家指出道。
若没有立法保障，最终只能是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发挥作用。若作为一项长期实行的制度，则需要通过修改《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在环境保护上的基本职责等有关问题予以明确，以保障环境警察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以法律制度厘清环保责任
“环境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环保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当前，环境质量的改善幅度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污染问题一旦曝光，环保工作人员经常被问责甚至免职。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地方党委政府责任不可推卸；环保部门责任重，压力大，承担了很多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和职责。”吕忠梅表示。
正如代表所言，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到产业政策调整、落后生产工艺和产能淘汰，也涉及道路扬尘、机动车尾气等诸多方面。这些责任环保部门独家承担显然难以胜任。
将党政“一把手”的治水任“抗在肩上”，落实属地管理，建立长效机制，河长制正在全面推进；全面实施网格化监管，基层环保责任正在落实……但是，出现环境问题环保部门第一时间被问责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就目前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而言，环保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并不十分明确。虽然在《环境保护法》中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但却比较概括。”全国人大代表吴青提出道。
因此，在今年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提出：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制定入手。明确权利与义务，各级环保部门有必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属于本级环保部门法定义务的内容制作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开。
“要明确细化相关部门环保职责，并督促其切实履行。落实环保责任，需对环境保护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应承担的环境管理责任以及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相关环境保护责任应进行的责任追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吴青表示。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代表钟勤建提出：除厘清责任，严肃问责之外，还应制定环保部门尽职免责的细则，确保环保部门失职问责，尽职免责。“如果国家层面的时机还不成熟，可以在省级层面先行先试”。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7
土壤污染具有极高的生态风险、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复杂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土壤污染的产生与治理都与被污染地块整体的环境状况密切相关。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复合性、外延性、难可逆性和隐蔽性等特征。首先，土壤污染是各种有毒、有害污染物在土壤中长期累积的结果。其次，土壤污染的产生与流经该地区的污染水体和该地区受污染的大气环境密切相关，污染水体中的污染物在流经土地的过程中滞留在土壤中，大气中的污染物也会伴随自然沉降和降雨等形式进入土壤环境中。同理，被污染土壤也会通过地表径流和自然挥发将土壤中的污染物带到该地区的河流和大气中。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反映了土壤遭受毒害的情况，通常也表明该地区的空气和水等污染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再次，土壤污染主要包括有机污染和无机污染。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降解，而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由于难以降解，一旦造成污染，其污染结果几乎是不可逆的。此外，由于土壤污染的机理复杂，污染物隐藏在土壤之中，不易被大众感知和理解，其危害因此常常被忽视或低估，这也使得土壤污染的风险具有了更大的隐蔽性，客观上给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增加了难度。
土壤污染危害大，影响深远，不仅直接威胁到生活在受污染土地上的人、牲畜、野生动植物的健康和生存状况，而且会对农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事故很多都与种植农产品的土壤受到污染有关。此外，我国从建国之初开始的工业化建设，由于环境意识的缺失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给城市工业用地留下了大量污染。改革开放之后，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推动下，城市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乡镇企业的疯狂扩张不仅使得工业开发的国土面积呈几何级数增长，严重挤压了自然生态空间，而且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等产业对工厂所在地的土壤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污染。近年来受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或停或搬，但其造成的土壤污染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很多基层政府在未进行有效土壤污染修复的情况下就将污染地块出让，目前全国各地城镇不少商品住宅、公共空间都建在这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污染土地上，安全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随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城乡人群健康受损等问题日益加剧，公众越来越清晰地感知到各种环境风险的威胁。学界和政府多年来对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理论和政策的宣传也初见成效，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得到普遍提升，越来越多的公众能够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各种环境风险的危害。此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持续推进也为公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捍卫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权益受损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为了预防各种因环境污染引发的风险，应对环境污染对人们健康、财产和其他权益的侵害，近年来我国城乡频繁爆发了各种形式的环境抗争。环境抗争风起云涌，已经演化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对我国固有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管理体制造成了一定冲击，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近期发生的常州毒地事件再次表明，中国的环境风险形势严峻，已经进入了持续高发阶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环境污染状况还在继续恶化，已经从水污染、大气污染为主要表征的污染发展到更具复合性特征的土壤污染；第二，污染的高危受害范围已经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受害的主体人群从传统意义上以农民为主的弱势群体扩散到城市中产阶级；第三，污染的后果已经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到对社会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环境污染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严重的环境风险对我国的自然生态、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重大威胁，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尽管我国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之中，但是，由于环境污染的形成是我国长期粗放式发展的结果，环境污染的治理也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环境风险的防控将一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常州毒土事件为例，土壤污染的一系列客观特征及其引发的复杂后果都表明，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治理必然是一项长期的、高难度的、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工程。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是江苏省首批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心本着“致力于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等理论研究，服务江苏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宗旨，一直对我国、特别是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跟踪研究。为了更加深入理解土壤污染及其后果，更好地防控和治理土壤污染引发的生态风险、安全风险、社会风险等一系列环境风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常州毒地事件爆发之后，中心主任王国聘教授第一时间组织中心的青年学者对事件进行了持续跟踪，从环境风险与治理的角度对此次事件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
乔永平、郭辉在详细呈现常州毒地事件过程的基础上，从环境问题建构的角度对事件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在此基础上对环境问题建构的一般性模式和变量因素进行了总结。他们指出，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性事实，也是社会对其建构的结果。环境问题的建构通常分为矛盾冲突形成与升级阶段、媒体介入阶段、上级政府关注和环境危害（风险）“问题化”三个阶段。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建构正在由“政府主导型”模式向“多元主体共构型”模式转变，后者实际上反映了受害群体、政府、媒体、公众、民间环保组织和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复杂互动和相互博弈的结果。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8
[关键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要素禀赋；“污染天堂”
一、引言
分析贸易对环境影响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种效应。这种分解方法最初是由GrossmanandKrueger(1991)提出的，现已经被众多学者采用。
国际上关于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借鉴GrossmanandKrueger(1991)的思想，antweiler等(2001)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将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为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并采用全球43个国家108个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数据对这三种效应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Coleandelliott(2003)对模型加以改进，进而采用跨国污染物排放数据去检验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贸易对结构效应的影响因素。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张连众、朱坦等(2003)采用antweiler等(2001)的模型，基于中国2000年31个省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兰天(2004)采用同样的模型对中国贸易开放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得到了与张连众、朱坦等(2003)基本一致的结论。李斌等(2006)对antweiler等(2001)的模型加以改进，并用我国各省的二氧化硫数据进行检验，最终得出贸易有利于环境的结论。
国内相关研究采用的模型大多比较简单，且主要针对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三种效应的度量，并没有就每种效应具体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1990-2005年29个省市面板数据，参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对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对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进行验证。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
参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和本文实证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据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资本劳动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个时间趋势变量。RKLkt和Rikt分别表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和相对人均收入。
对上述模型各变量含义加以说明：
(1)资本劳动比率KL代表结构效应。加入资本劳动比率的平方项KL2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对环境边际效应递减。如果β1>0且β2
(2)人均收入i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人均收入项的系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规模效应对环境影响为正，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为负，因此当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时，总效应为正，反之为负。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项表示人均收入对环境的递减效应，同时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保持一致。
(3)贸易开放度o代表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oRKL是变量o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的乘积，表示要素禀赋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Ri是变量o和相对收入Ri的乘积，表示“污染天堂”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清洁产品)，因此，当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增加时，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如果各个国家除了环境标准之外，其他方面的条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业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这些国家就成为了“污染天堂”。因此，当β60时，表示“污染天堂”假说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当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时，解释变量人均收入项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但如果被解释变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人均收入项对污染密集度的影响只体现技术效应。因此本文将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先对规模和技术效应进行估计后单独估计技术效应。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个省市(西藏除外，重庆市数据计入四川省)的数据，下面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种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参考antweiler等(2001)的选取标准，本文选取的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硫、废水和烟尘。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别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除以总人口数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业污染排放数据，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数据，故本文选取的统计时段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础数据来自相应各年的《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解释变量
需要说明的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率KL、人均收入i、贸易开放度o、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相对人均收入Ri和时间趋势变量D。
各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变价表示的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数之比。前者的数据采用张军等(2004)估算的数据，后者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数据均采用剔除价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数据，即采用1990年不变价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o等于当年价表示的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进出口总额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6》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1992》，基础数据由美元表示，根据相应年份的美元兑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各省市的相对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与当年全国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与全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
时间趋势变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别取值2到14。转贴于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依据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的检验结果来判断估计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模型估计时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一)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分析
表1的估计结果是将人均污染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资本劳动比率KL表征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人均收入i表征贸易对环境的规模和技术效应。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为和本文的估计结果比较，先对其加以说明。antweiler等(2001)估计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变量(GDp/km2)和结构效应变量(KL)都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效应(滞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动平均值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与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项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中，结构效应变量(KL)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递减。而人均收入(i)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负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过了正的规模效应。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与Coleandelliott(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结构效应为正，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负。不同的是，表征规模和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项i统计不显著，说明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相互抵消后对环境的作用很小，则经济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结构效应。
其次，废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劳动比率KL与人均废水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结构效应为正。人均收入项i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技术和规模效应为正，正的规模效应超过负的技术效应，其原因在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而国家对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难以治理是导致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环境统计数据也显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最后，烟尘估计结果显示，结构效应不显著，且正的规模效应超过了负的技术效应，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正。同时，人均收入i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针对烟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烟尘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将污染密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估计结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术效应。与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类似，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指标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分别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技术效应为负。人均烟尘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是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经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污染。
(二)要素禀赋动因和“污染避难所”动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联合变量oRKL表征要素禀赋动因，联合变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动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要素禀赋变量oRKL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低，因而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污染排放，这与要素禀赋假说的内容相符合，同时，“污染天堂”动因变量oR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导致了较弱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内容。废水和烟尘的估计结果也符合这两个假说，但是估计结果部分不显著。
另外，与antweiler等(2001)贸易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结论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密集度(o)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计结果中，依污染指标不同，贸易对环境的总体影响也发生变化，总体上，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废水排放。表2中贸易变量的符号基本上与表1一致，其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讨论。
最后，表1和表2的时间趋势变量(D)基本上都与污染指标呈现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环保意识、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及其他的因素都促进了污染的减少。
为进一步阐明表1和表2的经济含义，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计算了各污染指标对所有经济因素的弹性，自变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经济因素来说较小，具体地，贸易开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减少0.15%，人均废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烟尘排放减少0.16%。同时，对每个污染物来说，其“污染天堂”动因对环境的影响都大于要素禀赋动因带给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动因的弹性值为0.4，而要素禀赋动因的弹性值为-0.05，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变为“污染天堂”。
表4的数据显示，三种污染物对技术效应的弹性都比较大，说明技术效应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减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较大的技术效应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抵消规模效应，结合表3，对于二氧化硫，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而对于废水和烟尘，规模效应仍大于技术效应，因此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开发新技术，降低污染。
四、结论
1.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结构效应)，都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但同时贸易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国内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改善依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
2.贸易对环境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且正负因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物，贸易自由化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却增加了废水的排放。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尽管近年来国家对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经加强，但是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大气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视了废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较低，资本不充裕导致的要素禀赋效应减少了环境污染排放；同时，相对于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人均收入较低导致较松的环境管制，使中国的污染排放增加。
参考文献
[1]Grossman，G，Krueger，a.environmentalimpactsofa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R].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3914，1991.
[2]Copeland，B.andtaylor，m.north-southtradeandtheenvironment[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4(109)：755-787.
[3]antweiler，w.，Copeland，Bandtaylor，m.isfreetradegoodfortheenvironment[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1(91)：877-908.
[4]Cole，m.andelliott，R.Determiningthetrade-en-vironmentcompositioneffect：theroleofcapital，labor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3(46)：363-383.
[5]张连众，等.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3，(3).
[6]兰天.贸易与跨国界环境污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9
关键词：漓江流域；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桂林
中图分类号：X522；X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4-3372-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4.011
investigationofRuralandagriculturalpollutionSourceinLijiangRiverBasininGuilin
LiUXue-chuna，LiShi-yingb
（a.Departmentofautomotiveengineering；b.DepartmentofForeignLanguage，GuilinUniversityofaerospacetechnology，
Guilin541004，Guangxi，China）
abstract：throughthe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ruralandagriculturalpollutionsourceinLijiangRiverBasininGuilin，theresultsshowedthat，themainproblemsofruralenvironmentintheLijiangRiverBasinwerelivingsewagetreatmentandcomprehensiveutilization，theunevenlivinggarbagecollectionandthegrowingagriculturalnon-pointsourcepollution.itwassuggestedthatthesourcecontrolofpollutionsources，sewagecollectionandcombinationtreatmentshouldbecarriedout，andthemechanismofruralandagriculturalenvironmentprotectionshouldbeestablished.
Keywords：LijiangRiverBasin；livingpollutionsource；agriculturalpollution；Guilin
自然生态和农村环境保护是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强自然生态和农村环境保护，是解决影响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桂林漓江流域农村和农业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是生态广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桂林市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更是建立科学保护漓江长效机制的重要前提。因此，做好桂林漓江流域农村和农业污染源的调查研究能为漓江流域综合治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1流域概况
桂林漓江流域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地处南岭山系西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属于珠江水系的桂江中上游河段，发源于猫儿山主峰1860m处的八角田，境内流域面积12565km2，干流长295.27km，包括兴安县、灵川县、市区（含五城区）、阳朔县内总共37个乡镇，426个行政村，共有27.11万户，169.20万人。桂林漓江流域以汉族为主，有瑶、壮等少数民族。漓江流域所在的桂北经济区，其农林、旅游以及高新技术方面的优势在广西区内极为明显。漓江流域土地资源丰富，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是广西重要的粮食和林业生产基地。2008年实现农业生产总值139.46亿元，粮食总产量209.43万t。
2污染源调查研究方法和内容
2.1调查方法
在收集基础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抽样调查、现场分析采样进行数据分析，明确漓江流域农村和农业环境污染基本状况。
2.2调查内容
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概况、区域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因素，选取兴安县溶江镇的莲塘村，灵川县海洋乡的大桐木湾村、定江乡南边山村，阳朔县杨堤乡的杨堤圩等4个村落作为典型村庄，调查村庄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以及环境现状概况。
从生活污水水质、农村生活垃圾两方面调查流域内农村生活污染源情况。
调查流域内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的使用，农田秸秆的处理、禽畜粪便的排放等方面的基础数据，计算农业污染物的排放情况。
进行农户问卷访谈，通过综合数据分析，确定桂林漓江流域农村和农业污染源、排放总量和主要污染因子的排放情况。
3结果与分析
3.1典型村庄污染源状况
通过对4个具有典型特征的村庄的现状调查、统计、分析，得出漓江流域典型村庄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以及环境现状概况。典型村庄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以及环境现状见表1。
3.2漓江流域农村水污染现状
3.2.1生活污水排放量生活污水来源受生活用水的影响，主要有厨房洗涤、洗衣、洗浴、清洗农具、冲洗卫生间的粪便等方面用水。通过查询村镇供水情况，选取8个村庄进行调查，统计计算后得到，村民人均供（用）水量的范围为60～180L/d，人均供（用）水量为110L/d，人均排放污水量为100L/d，年人均排放量为36.5m3/d；并初步给出农村生活污染物排放系数：人均CoD产生量40g/d、氨氮4g/d；猪CoD产生量为50g/d、氨氮10g/d，最后得到农村生活污染物排放量（表2）。
3.2.2农村生活垃圾调查农村生活垃圾主要来源为生活源、农业生产源、建筑源和其他产生源，主要由燃煤灰分、厨房残余物、农作物残余以及其他常规生活垃圾等组成，成分以有机物为主；生活垃圾的处置方式是将塑料袋、纸屑等垃圾倒入垃圾桶，在村里的垃圾池堆积到一定程度后焚烧，或者是堆放在村口的某一位置，导致白色污染较严重，影响环境；而厨余物则进入沼气池，燃柴灰分作为农肥进入农田。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莲塘村、大桐木湾村选取10户村民，通过称取每户排放的废弃物和焚烧后灰分，计算得到人均垃圾排放量为1.41kg/d，漓江流域日垃圾排放量为374t/d。
3.3漓江流域农业污染现状
漓江流域和全国其他农业地区一样，都存在化肥、农药使用不合理，农用薄膜残留难以降解，禽畜粪便排放随意，农田秸秆综合利用率低等问题。通过查阅资料和现场调查，农业面源污染源相关信息见表3至表6。
通过实地调查还发现，直接还田和垫圈还田是漓江流域农作物秸杆综合利用的主要方式，约占秸杆综合利用量的61%；其次为过腹还田和用作牲畜饲料，约占秸杆综合利用量的31%。漓江流域部分村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较高，达到90%以上，部分村庄农田秸秆综合利用率较低，仅为15%左右。部分村庄农作物秸秆就地直接焚烧，这样使得能源被浪费，养分利用率降低。
3.4农业污染排放量计算
对农田径流污染物和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进行计算，分析各污染源的排放情况（表7、表8），结果表明，灵川县农业径流污染物和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最大，阳朔县次之。
4小结与讨论
通过对漓江流域典型乡村的调查及对整个流域农村生活污染源及农业污染源产生情况、流域环境质量现状的调查、分析、统计，漓江流域农村环境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生活污水处理及综合利用程度差异较大
通过对典型村庄及部分近河流村庄的调查发现，虽然漓江流域村庄农户生活污水基本没有进入市政管网集中处理，但部分村庄黑灰水分流，黑水基本综合利用作农肥或者进入沼气池处理；另外一部分村庄虽然也黑灰水分流，但黑水进入简易化粪池处理后直接溢流到地表水体或渗入地下，直接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4.2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率参差不齐
通过对典型村庄的调查发现，漓江流域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不高，大部分村庄生活垃圾均未得到妥善处理。部分村庄建有生活垃圾临时堆放池，生活垃圾由专人收集清扫后倒入垃圾堆放池后直接焚烧处理；部分村庄生活垃圾随处乱倒，堆放无序，对整体景观环境影响较大，同时遇雨水冲刷则对地表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4.3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
通过资料分析及现状调查可知，漓江流域农村化肥农药施用量近几年呈缓慢上升趋势，农村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漓江二三级支流的小河沟水质较差，水环境污染严重，其汇入漓江后对漓江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已成为影响漓江水质的重要因素。
5对策及建议
5.1推行污染源源头控制
针对漓江风景区农村环境水平较低的情况，采取源头控制是有效遏制农业和农村生活污染的主要方式：一是完善污水收集基础设施，使污水能够统一收集，统一处理；二是建立垃圾统一收集处理体系，避免垃圾随意倾倒；三是实行畜禽规范化养殖，建立专门的畜禽粪便排放和处理场所，杜绝畜禽污染物进入水体。
5.2推行污水收集和组合处理
妥善处理污水的集中和分散处理间的关系，是确定污水处理的技术路线和排放方案的基础。漓江风景名胜区沿岸具有旅游服务功能，包括住宿和餐饮等，环境卫生及景观要求较高，应集中收集处理；漓江风景名胜区沿江村镇受地形和河流分割明显，且村镇的建成区和需处理的污水量均较小，污水处理难以体现处理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益，单位污水建设投资费用和运行成本随规模扩大不明显。因此，漓江风景名胜区村镇的污水应以山体与河流为界线，进行分区收集、处理和排放，这不仅可以避免建设污水提升泵站，而且可以减缓污水集中排放对局部水域景观污染的压力。
依据漓江风景名胜区沿岸村镇的实际情况及处理要求，结合国内外及桂林市现有的小城镇污水处理的运行实践，并考虑到对漓江风景名胜区村镇污水分片区收集处理的需要，按处理规模的大小，可将漓江风景名胜区村镇污水的处理技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为村镇小片区污水处理技术，该技术适合处理规模较小的片区（处理污水量20～200m3/d），其组合处理工艺技术为依靠或人工构建水力坡度，污水自流进入处理单元。第一处理单元为高效地埋无动力生物反应器（包括了高效化粪池的功能，不影响周边环境）；第二处理单元为潜流复合式人工湿地，人工湿地上种植的景观植物美化环境；第三处理单元为景观生态塘溢流技术进入水体，该处理技术具有无动力、运行不需人员操作、对景观影响小等特点。第二种为村镇大片区污水处理技术，适合处理规模较大的片区（处理污水量200～1500m3/d），其组合处理工艺技术为：采用一体化厌氧好氧（a/o）生物反应器、人工湿地和景观排放系统结合。该技术特点是结构紧凑，对各种污染物有高效的去除能力，具有运行成本低、操作人员少、景观协调等特点。
5.3建立农村和农业环境保护机制
漓江风景区沿岸村民因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环保意识。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缺乏主动参与环保的意识。因此，通过感染或体验的方式来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让环保意识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使其体会到环境与自己生活的密切相关性。农村污染物排放不规范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环保基材，因此在农村环保投入上，应加强对农村环保基材建设的投入，针对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可以发动村民参与其中，让村民自觉参加到环境保护的工作中。在村委会或镇政府设立环保联络员制度，构建一个统一的体系，从而方便开展统一调度；政府环保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也迫在眉睫，环保工作人员的从业素质直接关系到环保措施的执行，必须要通过定期的培训和再教育来提高和改善环保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使他们能认清当前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和思考当前的问题，结合自身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最后，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环境保护风险机制，根据漓江风景区农村和农业面临的各类环境问题，建立农村环境保护风险机制，制定相应预案，加强公共危机管理，防范环境危机和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李静，闵庆文，李文华，等.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区农业污染研究――以常州市和宜兴市为例[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4，30（2）：167-173.
[2]吕川，刘德敏，刘特.辽河源头区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J].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13，24（6）：185-191.
[3]刘占良，赫旭，安文超，等.大沽河流域农田径流污染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9（6）：1305-1310.
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篇10
【关键词】环境污染；农村；现状；措施
0.前言
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日益进步，使我国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明显，受到人们的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同时导致生态环境及农作物受到破坏，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及安全，对人类社会造成伤害。污染得不到改善，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要从基础做起，将整治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作为出发点，根治环境污染问题，为农产品的生产创造一个环保的环境，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农村环境保护的意义
由于农村环境是农业环境的中心，因此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是保护农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的需要，对提高农村环境质量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及意义。
2.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类型
2.1农村环境污染现状
农村是农作物生产的主要地区，随着人们对于农作物需求量的增多，农民对农作物产量的要求，同时方便农作物的除草与治理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化肥、农药、除草药剂等被施用，农药随着土壤渗入水层，给水质带来严重的污染。同时，农业污水的任意排放也给水资源带来污染。造成土质破坏、土质营养流失，农作物受病害、产量降低，也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命健康。
2.1.1畜禽养殖污染面广且量大，污染严重
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呈现无秩序、分散性的养殖，数量多且处理没有规范性，禽类、畜类的粪便直接排放没有进行管理及处理，由于堆积给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同时给气味的排放给大气环境带来损害。农村养殖污染严重部分来自于集中养殖地区，粪便的排放量大且长时间没有得到治理，造成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畜类、禽类养殖带来的大气、地表水等造成的污染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
2.1.2化肥、农药施用强度高，流失量大
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使耕地和地下水受到了大面积污染。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已制约农产品质量的提高。我国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已居世界之首。化肥施用量为4637万t/a，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施用量达40t/km2，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设置的25t/km2的安全上限。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肥料之间结构不合理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2.1.3农村生活污水污染严重，生活垃圾处置系统有待完善
由于农村排水系统及垃圾的清理受到限制，没有得到完整的治理，导致生活用水无牌得到排放及治理，迫使污水排被排进水沟等地表面，给地表水带来污染，同时，给生活用水带来污染。
2.2农村环境污染的类型根据农村环境污染现状，主要分为3类
由现代化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造成的各类污染，简称农业污染型（面源污染）；由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简称生活污染型；由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简称工业污染型（点源污染）。
3.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思想认识不到位，环境意识不强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农产品质量，忽视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对农村土壤以及河道的污染。大多数农民对科学用药、平衡施肥知之甚少，不能根据作物生长规律、土壤养分状况进行测土配法施肥，只是一味单纯地加大剂量滥施农药，结果不仅造成化肥农药利用率不高，而且对环境污染严重。
3.2传统农业格局被打破，养殖业与种植业日益分离
传统的畜禽养殖规模较小，种植、养殖一条龙，畜禽粪便大部分作为农家肥，对环境污染较轻。随着畜禽养殖业的迅猛发展，畜禽养殖业正逐步向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不仅污染总量大幅增加，而且污染呈相对集中趋势，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污染源。
3.3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
4.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对策与措施
4.1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关键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广泛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环保宣传和科普教育，在农村营造一个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宣传环境保护政策、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热烈气氛。
4.2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把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整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明确职责，建立齐抓共管、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环境保护部门切实加强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化处理等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研究与试点，探索农村治污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抓紧研究制订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规划。
4.3完善环保法律体系，加强环境规范管理
农村环境管理单位应该落实法律法规的规范，保证农村尽在在法律规范下进行。同时，使环境保护在依法保护下进行，加强环境管理体制，将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有效的进行宣传，并使人人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内容，积极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将农村建设为具有规律性、法律性、规范性与环保的地区。
4.4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包括：畜禽养殖及集镇生活污水的污染治理，生活垃圾的统一收集填埋，河道三清（清淤、清障、清水面漂浮物）以及控制水土流失。积极开展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重点抓好水污染治理、饮用水源保护、固体废弃物治理、人畜粪便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
5.总结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能够提高农村经济效益，促进生态环境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与监督体制，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使农村经济规范化，并得到良好的管理与监督。环境保护部门应该与各个单位加强联系，相互协调、监督、促进，在保证农作物不受到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环境保护治理手段的实施。制定环保法律，制约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并引导人们做好环境保护的基础，加强环保意识的渗透，了解环保重要性，使人人参与环保工作。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村经济良好发展，同时为农村居民创造一个环保、清洁的生活氛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