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1
美国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lt业的直接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对国内银行业的主要影响在于它们手上所持有的按揭证券化产品的数量。如果国内银行拥有这些债券，受金融危机影响，债券价值会大幅缩水。从各大行的公开数据来看，中国银行是目前拥有美国按揭信贷证券化产品数量最大的国内银行，共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债券7562万美元，总风险敞口为1，29亿美元。中资银行较为单一的盈利模式决定了其收入较为稳定，不易受国际大背景影响，虽然与金融危机相关的风险尚未充分释放，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银行业逃过了一劫。
由于目前的QDⅡ主要投资美国市场以及香港市场，美国的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到香港市场，直接引发各类金融资产的价格下挫，导致QDⅡ基金净值缩水，投资者预期变坏，可能会引发赎回风潮。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股市动荡的影响，QDⅡ基金净值不断下降，不排除QDH基金净值继续下降的风险。根据2008年9月16日公布的净值，嘉实海外0.491元，单日跌幅高达5.58％；上投亚太0.496元，单日下跌5.16％。美国金融海啸中暴露了国内一些机构在海外投资产品的结构设计、产品开发等方面能力不足，过于依赖合作机构。
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业it投资及it解决方案市场未来发展的影响
本次危机对中国金融机构相应的it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小，中国金融it行业受到的波及并不明显。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无论是中国金融机构还是监管层都将对风险控制、合规管理和风险预警更加重视，未来几年这一领域将有巨大发展空间；不论从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还是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外国it厂商及金融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将更加关注中国市场，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此外，美国金融危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中国软件及服务离岸外包对欧美市场的快速增长势头。
具体而言，iDC认为美国金融海啸将对中国金融行业it投资和it解决方案市场的发展产生如下影响：
1、对金融机构it投资规模的直接冲击较小
2、金融机构会在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等解决方案方面投入更多资源
3、国际it厂商和it解决方案提供商将更加关注中国金融行业市场
4、将会影响到软件服务企业的离岸外包业务，但也带来了发展契机
综合以上观点，iDC对中国金融业it支出市场的预测如图所示。iDC预测，2012年中国金融行业it投资总规模将达到137.65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7.9％。iDG对it企业的建议：
1、关注中国市场商机
对国际it厂商和it解决方案提供商而言，首先，业务中心应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转移，以寻找新的利基市场和增长点；其次，加强与占据中国金融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主导地位的本土企业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加速本土化；再次，依托自身丰富的海外金融机构服务经验和客户网络，为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一揽子的it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对于国内外包企业来说，针对欧美金融行业软件外包需求的减少，一方面应继续保持东亚外包市场的优势地位，同时也要积极发掘和开拓国内金融行业软件外包市场。
2、注意市场格局变化
在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国际金融it企业将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厂商应增强与国际it厂商以及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合作，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做到优势互补。
3、把握it需求趋势
金融行业it解决方案提供商要密切关注中国金融企业的动向，抓住其在合规管理、风险控制、以及融资融券等金融创新业务中对相应it解决方案的新需求；同时也要关注中国金融机构未来可能的国际并购所带来的it需求，以在竞争中占据先机。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2
内容提要:为了恢复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存款人的资金安全，稳定房价，美国政府颁布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尽管稳定法案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紧急的、临时性的方案现身，并未触及造成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该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稳定金融市场的做法却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借鉴。
虽然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于信用风险，但与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的放贷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缺位也有直接关系。此外，美国货币当局过去几年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对次贷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国会于2008年7月30日通过了《住房和经济恢复法案》，宣布拨款3000亿美元在联邦住宅管理局管理下成立专款专用基金，为40万个逾期未缴贷款的家庭提供担保。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又于2008年10月3日签署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以下简称《稳定法案》），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动用多达7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向处于困境之中的金融机构购买房贷支持债券以及其他债券，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存款人的资金安全，稳定房价。
一、《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主要内容
《稳定法案》由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预算条款和税务条款三部分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成立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根据计划，美国财政部被授权购买、保证、持有和出售特定的金融票据。这些票据主要是在2008年3月14日之前发行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产品。在计划的7000亿美元中，2500亿美元可以立即使用，其余经美国总统和财政部长要求，国会审核后使用。根据该计划，购买问题资产的权利自2009年12月31日起失效，但美国财政部可以要求将计划期限延长至2010年10月。
由于计划的7000亿美元来自纳税人，因此《稳定法案》要求财政部在实施计划时应通过市场机制以最低的价格购买问题资产，以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对纳税人的长期损害，扩大对纳税人和联邦政府的资产回报率。[1]但在这次危机中的资产定价问题比以往任何一次政府救市都更为复杂。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RtC）就处理过破产银行的贷款，但这次的计划却是要拯救仍在持续营运的金融机构，其中牵涉资产价格的评估以及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同时还涵盖各种结构复杂的表外金融衍生产品和工具。为充分体现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稳定法案》要求财政部通过“拍买”的方式，利用市场来确定问题资产的购买价格，如通过反向竞标，由参与计划的金融机构报卖出价，出价低者得标，财政部持有至问题资产价格恢复到正常水平后再出售；如无法确定某问题资产的市场价格，那么财政部也可以直接购买。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稳定法案》要求财政部尽可能使救助计划盈利，而不是产生亏损。
（二）对被救助机构高管的薪酬和雇佣进行限制《稳定法案》第一次确定了联邦政府有权规范被救助机构有关高管的薪酬水平。法案修改了《内部收入法》第162（m）条，规定只要美国联邦政府收购了某机构3亿美元及以上的问题资产，则该机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收入位列第三高管人员的薪酬税收抵扣额度将从100万美元降至50万美元。法案还修改了《内部收入法》第280G条中关于高管离职金的内容，要求对上述被救助机构高管的非退休离职金征收20％消费税，金融机构不再与这些高管签订“金色降落伞计划”[2]（一种在企业被兼并或破产等情况下给予高额离职金的安排）等。[3]
（三）金融资产可以暂停按市值计价
《稳定法案》授权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中断执行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定，只要该委员会认为如此执行符合公共利益，有利于保护投资者。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市场出现恐慌，金融资产的价格会被市场低估，如继续采取按市值计价，不利于正常市场价格的形成，也不利于市场的稳定。
（四）暂时提高存款保险的保险额度
《稳定法案》暂时提高了存放在存款机构以及全国信用社股份保险基金中存款的保险额度。在2009年12月31日前，法案将储户的保险额度从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这一方面是考虑更好地保护中小存款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考虑恢复大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心，防止出现挤兑，保障金融机构的流动性。
（五）成立包括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在内的多个监管组织
《稳定法案》新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美联储主席、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主席、联邦房屋信贷机构总经理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监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督财政部按照《稳定法案》执行计划，提出合理建议，报告不当行为等。
《稳定法案》还设立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特殊总检察长、国会监督专家组等。特殊总检察长将实施、监督并协调财政部对问题资产的购买、管理、处置及调查等事项，还将周期性地向国会递交有关财政部活动的报告。国会监督专家组则负责调查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的全面状况，以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实际效用。专家组须每30天向国会报告，并在2009年1月20日前上交监管改革报告。专家组的5位成员由国会参众院的少数党和多数党领导指定。
《稳定法案》赋予了总审计长更多的监督职责，如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行持续监督，每60天向国会进行例行报告，审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等。
（六）税务安排等
《稳定法案》改变投资两房优先股损益的处理方法，明确“合格机构”投资两房优先股的损益将被认为是属于普通损益缴纳联邦所得税。为防止利用《稳定法案》套利，《稳定法案》只对在2008年9月6日前持有，或是在2008年1月1日后至2008年9月7日间卖出的两房优先股适用。
根据美国法律，两房的优先股可以被当作一级资本，为此许多金融机构购买两房的优先股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由于被当作是资本类项目，因此两房优先股的投资损益不能归人普通损益，金融机构发生亏损时，资本损益不能享受所得税退减。《稳定法案》改变了这一处理方法，使得因购买两房优先股而招致资本损失的金融机构可以“借道”普通损益，少交所得税；如果亏损较大，除不用交纳当期所得税外，甚至还可以申请对以往年份已缴所得税的退回。
《稳定法案》还包括参议院附加上的对替代能源提供1500亿美元的税务减免，要求政府尽量帮助房屋所有者（如通过修改贷款条件，为其偿付进行担保等措施），避免房屋所有者因偿付借款问题而丧失对房屋的赎取权。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报告计划的预算和使用情况等等。
二、对《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简要评述
《稳定法案》在美国国会讨论时并非一帆风顺，在议会投票过程中，也几经波折。最后在众议院的投票中，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通过。⋯赞成《稳定法案》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金融机构的连续破产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连锁负面反应，美国经济将走向萧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美国政府不应使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经营不善的金融企业买单。[5]布什总统表示，他理解反对《稳定法案》的理由，其本人也坚决支持自由的市场经济原则，并且政府只有在完全必要的情况下才应对市场进行干预，可是美国目前的形势已经清楚地表明，政府干预势在必行。
美国的金融市场虽对《稳定法案》的通过表示了认可，但光凭法案所通过的方案，仍无法挽回目前美国金融市场的颓势。因为《稳定法案》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紧急的、临时性的方案现身，并未触及造成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稳定法案》使我们了解到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对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些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及在金融危机情况下，政府和立法机构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6]以下是对《稳定法案》的一些简单评述。
（一）兼顾各方利益，恢复投资者信心
《稳定法案》的主要内容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救助对象主要是美国本土的金融机构。为此，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政府可以动用7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拯救这些深陷困境的金融机构，可以暂停以市值计价的方法计算金融资产的价值，目的是稳定市场，防止更大范围的金融机构破产。同时，为防止银行保险业的挤兑风潮，《稳定法案》暂时提高了中小投资者的存款保险额度，稳定中小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为保护提供7000亿美元的美国纳税人利益，《稳定法案》对接受救助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未来雇用条件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对政府购买问题资产的决策和价格也作出了原则规定。为保护房屋使用人的利益，《稳定法案》授权政府为借款人进行担保，或者重新协商还款条件，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居者失其屋的情况。
《稳定法案》的总体思路是兼顾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投资者、纳税人、房屋居住者等各方利益，恢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尽管《稳定法案》的拯救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美国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但美国政府和国会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决定首要任务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维护公共利益。
（二）原则性为主，授权执行机构细化规则
由于《稳定法案》本身出台十分仓促，并且由于其出台时正逢美国总统选举，因此对于许多细节性的要求，法案都没有细说，而是授权有关执行机构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纵观《稳定法案》条文，可以发现《稳定法案》更像是一个紧急稳定美国经济的框架性方案，主要是确定原则，具体的执行步骤还需执行机构自己来制订。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后，国会也将换届，届时财政部等重要官员都有可能会更换。从这个角度出发，《稳定法案》似乎也宜粗不宜细，为今后的执行提供变通空间。
对比较关键的“金融机构”、“重要的经营”、“问题资产”等标准，《稳定法案》未完全使用完备的法律语言，而更侧重于描述。按照《稳定法案》，可以得到美国财政部救助的金融机构是指包括但不限于按美国法律成立并受美国法律管辖的银行、存款组织、信用组织、证券经纪人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且这些机构必须在美国具有重要的经营业务，国外的中央银行或者外国政府所拥有的银行不在被救助的范围之内。《稳定法案》对如何确定重要的经营业务，特别是如何确定外国银行在美国境内的重要经营业务，如何确定外国政府所有等标准没有更详细的指导。对于《稳定法案》所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可能因属于“未监管”行业，将不适用于《稳定法案》；而共同基金、养老金计划等则属于“受监管”的行业，可以适用《稳定法案》，但法案也并没有完全禁止对其他机构的支持，比如汽车融资公司等。《稳定法案》所指“问题资产”包括在2008年3月14日之前发行的住宅或商业抵押票据以及这些票据的衍生票据或工具，以及财政部认为购买其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的其他票据或工具。由于该定义十分广泛，对如何确定其他类型的金融票据或工具语焉不详，具体要看财政部的认定。
（三）财政部的主导作用以及监管组织之间的职权交叉
根据《稳定法案》，财政部在决定救助金融机构时，必须考虑纳税人利益，金融市场稳定，房屋所有者的利益，被救助机构长期的经营能力，城镇经济、小金融机构、为低收入群体服务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等等。《稳定法案》授权财政部通过制定法规或者项目指导意见来指导其购买问题资产。财政部能否合理平衡这些利益，能否妥善处理好各方要求，财政部的职责以及财政政策等是否会因救助金融机构而受到利益冲突影响等，都是值得继续关注的问题。财政部作为《稳定法案》的主要执行机构，必须明确法案中不确定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内容，职责重大。而且，财政部作为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代表，其政策不仅决定了法案是否可以顺利执行，达到预期目标，而且还必然会影响到美国未来金融行业的监管发展方向。
根据《稳定法案》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殊总检察长、国会监督组等监管组织，与总审计长等监督机构之间职责繁杂，并且相互交叉。今后如何避免监管过度，或者说如何平衡各监管组织之间的权力是《稳定法案》执行过程中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金融监管之重新思考及体系重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震荡，不仅是对现有监管体系的考验，也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其一直引以为豪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市场普遍认为重新建立一套完整、全面，并且有效规范金融机构的措施是恢复市场信心及金融秩序的长远之道。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3月31日为重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发表了《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本，《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可以被看作是美国金融监管制度重构的第一步。美国立法机构正围绕着自由市场和加强管制的一对矛盾关系以及提升美国金融体制的全球竞争力作着努力，而全世界也都密切关注着美国的一举一动。《稳定法案》所传递的一个鲜明信号是美国立法机构开始放弃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而开始转向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这不仅表现在《稳定法案》授权美国政府以7000多亿美元的资金收购金融机构的资产，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最大的参与者和资产持有人，而且《稳定法案》本身也要求有关机构进一步明确“是否需要将目前仍处于监管之外的金融市场参与者纳入到监管之内的问题”。
三、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金融机构投资美国次贷产品的总量不大，而且本身国内也没有次贷产品，因此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有限。不过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稳定金融市场的做法却是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借鉴的。
（一）我国应建立危机应对的宏观调控法制
在金融危机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为了维护本国的金融稳定而采取积极措施。这不仅说明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一国整体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而且说明了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出台强有力的措施来恢复市场信心。[7]
美国1999年实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进入了混业经营。但是美国立法机关和金融监管机关对混业经营所带来的风险意识不足，这具体表现在其对次级贷款证券化过程监督不足；在危机显现后，监管机构的危机意识不强，使得次贷危机发展成为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前期的犹豫态度使其错过了解决这次危机的最佳时机。虽然之后，在美国政府的努力下，一系列救援法案和措施都陆续被通过，但市场情况却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恶化。我国应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教训，未雨绸缪，及早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理和法制的轨道中，保证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各部门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中，有关金融危机应对和处置的内容散见于《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破产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但这些法律法规由于制定历史时间的不同、适用范围的不同，对金融危机的处置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并未形成一个快速、有效、全面的金融危机应对法案。一旦发生问题，从法律角度解决问题的依据还不充足。比如，前些年我国证券行业出现了大量的证券公司经营失败事件，但却没有类似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那样的完整法律制度来指导有关单位的救助行为。这使得汇金公司注资银河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建银注资华夏证券、南方证券、西南证券、新疆证券、北京证券、齐鲁证券等都只能成为个案，而无法形成一种危机处理法律制度。因此，有必要为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制定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
借鉴其他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本次金融危机中的立法经验，制定我国金融危机法律有助于有效应对与克服金融危机，以法律方式恢复、提高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并规范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行为。当前我国的立法和监管机构应特别关注金融业所面对的不同内外风险，对内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对外控制金融业开放的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而在微观层面上，我国金融立法和监管机构则应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上注意防范系统性风险。
（二）危机应对立法宜“粗”不宜“细”
根据美国的立法经验，危机的发生往往十分突然，很难预先精确预见，因此危机立法应以原则性为主，而不应过于细节化。纵观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条文，也可以发现该法案原则性较强，对于具体的执行步骤则授权美国财政部自己来制定。但是危机立法的“粗”并不意味着危机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达不到立法的目的。
如同任何其他法律一样，危机立法也应当具有规范性，以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或者假定、处理、制裁）的方式，明确告诉法律关系主体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但危机立法还应授权给具体的执行机关大量自由裁量权力以应对危机中各种复杂且难以预料的事件。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明确了执法者应综合考虑危机中受影响的各方的利益，并且还应特别注意不应使纳税人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美国财政部不可以滥用行政权力，这点对我们的危机立法很有启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平衡各方利益，秉承以民为本的理念，改善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统一协调性的立法弊病。
（三）处理危机的行政机关之间应相互监督，权力相互制衡
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殊总检察长、国会监督组等监管组织，并与财政部、总审计长等现存机构相互协作、共同监督，以确保《稳定法案》的救助措施执行到位，符合国会的立法初衷。由于危机立法一般都很难规定得特别详细，并会授权给执行机关大量权力，因此有必要对具体执行机关的行政行为予以严格监督和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对正当权利的侵犯。危机法律在制定时，还应特别注意划分好各行政机关的职权，以避免在将来执行时出现推诿、扯皮或者职权重合等问题。一旦发生行政机关职权之争，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及时作出处理。
（四）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建设安全、稳定、有序、开放的中国金融体系
由于经济全球化，现代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使得金融风险可以从一个金融机构传导到另一个金融机构，从一个国家传导到另一个国家。自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后，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各国政府都纷纷出台措施。以缓建危机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各国政府都达成共识：认为必须建立一套完整、全面，并且行之有效的规范金融机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最近西方七国集团也表示需要共同采取“紧急和非同寻常的”行动，稳定金融市场和恢复信贷流动，防止金融机构倒闭，确保各国的储蓄保险和担保计划行之有效。
在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方面，我国应一如既往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与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合作，认真研究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我国将来也有可能会面临的诸如混业经营、信用评级、表外衍生金融产品、房贷标准等方面的问题，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努力建设一个安全、稳定、有序、开放的金融体系。
注释:
[1]silvamark．“Historic$700billionbailoutdealreached．”Chicagotribune．September28，2008.http//chicagotriune.com/business/chi-080928bailout-deal-reached，0，2436591.story.
[2]李鸿波：《打开“金色降落伞”：——谈中国企业家退出问题》，《中国国情国力》2002年第8期。
[3]”emergencyeconomicStabilizationactof2008”，U.s.House0fRepresentatives.September27.2008.
[4]”Bigbailoutvote．”Cnn．october1，2008．http：//transcripts.cnn.corn／transcripts／0810／01／ldt．01．html．
[5]邹新、程实：《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救助政策全面探析》，《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第2期。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3
关键词：金融学专业 实践教学 人才培养
一、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在刚过去的两年,全球经济和金融所经历的严峻考验发人深省。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来势之迅猛,影响之大,堪比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在各国政府的果断出手和倾力支撑下,全球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转机。这次危机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进一步体会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其能否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高质的智力资源直接关系到高等学校本身的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2009年5月,姜鹏飞、赵辉对北京联合大学等6所北京市属高校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研究显示:毕业生在校所学理论与工作岗位要求脱节,需要企业投入大量培训成本;部分大学生眼高手低,不愿意从事基层工作,即便从事了基层工作,也缺乏耐性,跳槽率较高。对于新办金融专业来说,要在众多高校的金融学专业中办出自己的特色,突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无疑是正确的努力方向。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要大力加强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特别要加强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等重要环节。”实践教学是大学生素质、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金融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其学科定位一定要立足于社会需求和时代特征。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既可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训练学生参与操作的基本技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实际需求的对接。如何通过实践环节的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设想。
二、新办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的设想
(一)教学环节
1、完善培养方案。金融学课程微观化是大势所趋,我校金融学教研室应在进行大量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学专业课程发展趋势,把握当前金融学专业建设发展的最新潮流,在金融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引进公司金融、投资学、金融市场学、金融计量学等现代金融学课程、强化定量分析的课程,大幅度的增加专业课的实践学时。同时,我们还要设置一些相关计量和统计软件的学习,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一到两种软件。以上种种尝试,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在编制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即坚持自己的优势,尽量避开自己的劣势,这样才可以体现自己的特色。如长江大学金融学专业有良好的石油行业和农村经济的背景,人才培养方案建应该强调以雄厚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较好的会计与财务为工具,主要涵盖银行、证券和保险及上市公司等方面的内容,而不要过分局限于在某一领域的深入发展。
2、加大案例课程比例。金融学专业课程往往业务性较强,非常适合案例教学。在课堂上,运用多媒体,首先对金融投资(如股票、期货、外汇交易等)理论和方法进行阐述,然后根据授课计划安排,设计好投资分析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使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在课堂上结合起来,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投资理论知识去进行分析、推理,提出投资理财方案,这涉及的课程主要有保险方向、公司理财方向的课程。通过课题讨论,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还可以发现自己知识中的薄弱环节并加以弥补,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和培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案例教学中的答案不是唯一的,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再者,案例教学是互动式的教学,能够改变学生被动、消极地接受知识的状况,锻炼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身临其境地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独立做出决策,从而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通过小组讨论方式还可以增强团队精神。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4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的经济经受了一场灾难性的严峻考验。在美国国内民众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正着手改革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对此,我的观点是:金融监管改革势在必行,改革方案也终将获得国会通过,但这一纸改革方案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治标不治本,难以阻止美国未来经济危机的爆发。
改革方案看上去很棒,但有严重疏漏
乍一看,改革方案说的都很在理。按照草案内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被全面重塑,政府监管权力将极大提升,大金融机构甘愿冒风险的冲动将得到遏制。方案提议成立一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机构,禁止银行从事与客户无关的交易,并针对陷入麻烦的金融企业制定分拆程序。此外,该方案还将整顿目前尚未接受监管的衍生品市场。措施很多。所有的措施无不带有良好的愿景,即要让美国的金融市场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安全。
关于方案,还有一些隐含信息值得解读。我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有时候,当我们并不打算真正去解决某个问题,但又希望表现出为了解决该问题而正在采取行动时,我们就会提议说“研究研究该问题”。这其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参与讨论的各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很难达成共识,更不会形成任何决议。与此同时,的既得利益者也会游说政客们,让他们什么都不要做。研究的过程往往耗费很长时间,渐渐地,公众感到厌烦了,问题不了了之,结果一切照旧,什么都不会改变。
在这一次的改革方案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待研究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引发“次贷危机”的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财政部将怎样重新审查核准银行资本标准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具体监管职能,等等。
问题可以讨论研究但不会有定论。改革方案在这些问题上不会有实质性举措,特别是对抵押贷款机构的改革。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在内的抵押贷款公司过度发放刺激抵押贷款,是造成这次经济混乱的关键性因素。这些抵押贷款机构如今欠下了美国政府数以万计的巨额债务。但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特别是认为,它们是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再分配的金融机制,而不是一项经济机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机构规模庞大,失衡的资产负债表危及美国经济体。如果不解决这两大机构的问题,它们将成为美国下一次经济危机的主要隐患。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方案也没有提到。比如,信用评级机构的问题。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是本轮经济崩溃的根源之一。评级机构给抵押贷款公司以及其他公司进行评级时,并不依据被评公司实际的内在价值,往往为了吸引客户、增加效益而提高评级。评级机构的欺诈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改革方案里,并没有相应的条款来约束信用评级机构。
美国确实需要金融改革。但是,不完全对症下药的做法难以有成效。
《萨班斯法案》的前车之鉴
改革当然是有困难的,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制度改革。你总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但你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但遗憾的是,近期的金融改革都失败了,这一次的改革基本还是走以前的套路,强调通过法律约束行为。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设置了更多的法规条款。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在金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做法类似,但效果不佳。本世纪初,安然、世通等财务欺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法案》,目的是防止市场中无节制的冒险行为引发经济危机。该法案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对公司治理、会计师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严格要求,并设定了问责机制和相应的惩罚措施。
《萨班斯法案》没能阻止近期的经济大衰退。在美国,有一派观点认为,《萨班斯法案》非但没能阻止危机的爆发,相反,它还帮助制造了危机。我赞同这一观点。原因是,《萨班斯法案》使市场参与者过度自信,相信随着审计要求的提高,市场风险大大降低,经济危机不会再次发生,冒险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不幸的是,当前的金融改革与《萨班斯方案》有着相同的背景。政府认为更多的法律法规、更加严格的监管就能预防未来的金融危机。显然,政府是高估了改革法案的效力。
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在施行新的法律法规时,常常事与愿违。《萨班斯法案》就是一个教训。《萨班斯法案》不仅没能阻止另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它加大了企业上市的难度,增加了小型上市公司融资的困难,促使大公司采取非常措施隐藏债务、美化资产负债表。它导致到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减少,繁复的审批程序,昂贵的管理成本,致使很多海外企业放弃到美国上市,转而寻求更具吸引力的资本市场。《萨班斯法案》不仅没能实现其通过提升安全性使得美金融环境更具吸引力的初衷,甚至导致美国整体金融环境的严重恶化,并削弱了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当前的金融监管改革很可能重蹈《萨班斯法案》的覆辙。改革方案实施后,成立金融公司会更加困难,金融市场的活跃度因此降低。许多公司将追求低风险,这将使得美国金融市场整体回报率降低。另外,不少公司将花费更多的精力寻找政策监管的空子。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金融创新将遭受打击。大量的资本、金融公司以及富有创新精神的金融专业人士将离开美国,寻求金融监管相对宽松、并鼓励金融创新的环境。他们可能去以色列、新加坡、迪拜、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是中国,如果中国采取恰当的举措的话。
这一场金融改革有可能成为美国金融市场霸主地位终结的开始,世界金融市场将迎来一个转折期,敏锐度足够的国家或地区兴许能抓住机会,打造新的金融中心。
希腊的教训
眼下,希腊债务危机是全球经济关注的焦点。希腊为了满足欧盟相关规定,操纵财务业绩,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事实上,在欧盟,希腊的做法不是特例,许多国家都这么做。所有的欧洲国家,甚至包括德国和法国,多年来一直操纵统计系统,以掩盖其真实的财务状况。就在几年前,欧盟秘书处提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来监测欧盟国家统计制度,德国和法国表示,原因可能也在于此吧。市场已经意识到,在欧盟的不少国家,公共财政危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迟早要爆。
欧盟国家的做法像极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做法,为了符合相关监管规定,投资银行成立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外实体以掩盖真实的债务情况。事实上,美国也正面临和希腊一样可怕的经济问题,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也已经相当严峻。公共部门迅速扩张的开支、抵押贷款机构的大规模负债、庞大的养老金计划等,都将推高财政赤字。而政府为了讨好有着强大政治能量的工会,往往掩盖债务真相。
事实上,美国真正需要预防的是,公共财政的井喷而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巨大的财政赤字或将引发长期的经济衰退。如果美国出现公共财政危机,政府将难以脱身,因为再没有其他更强大的政府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而美国的金融改革方案丝毫没有提及这一问题。问题总要爆发,或是在今年,或是在明年,或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极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希腊。
我把美国以及欧盟大部分国家称为“超发达国家”(over-DevelopedCountries),这些国家有一些通病。在这些国家,一揽子福利计划、养老金和卫生保健的庞大开支导致其公共部门几近破产。然而,当政者都成功地向他们的公民和金融分析家隐瞒了真实情况。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行为,它们还通过操纵政府统计系统,掩盖真相。除非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政府的金融改革当然不会触碰这一点,因为它有着太大的杀伤力。政府在推进金融改革时,故意忽略了政府财政赤字问题。因为一旦公众了解真相及后果,就会反对改革,中期选举结果定可用惨烈来形容。
改革治标不治本剑指中期选举
就我个人而言,凡是改革草案里的条款,我基本都赞同。所有的条款看上去都很棒。孤立地看,它们应该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生活不是一本教科书,事情通常不是按照期待的那样发展。
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医改法案。金融改革与医疗改革并非毫无联系。事实上,医疗改革与金融改革是相互冲突的。金融改革的目标是降低整体金融系统的风险,而医疗改革却增加了金融风险,因为医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将增加财政赤字。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美国公众反对医疗改革,民调显示只有22%的美国民众认同国会的做法。部分民众已经意识到,在新的医保体制制度下,巨额医保费用将导致更高的税收以及其他财政问题。也有部分民众认为政府没有做好纳税人管理者的角色。美国公众认为目前美国最大的问题是松弛的财政政策。换言之,美国公众已经意识到一个巨大的金融危机正在生成,而医改在一定程度加大了风险,甚至连政府和国会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目前的改革方案对政府是有利的,因为民众对政府救助银行很不满,民众乐于看到银行遭受惩罚,而改革方案让民众看到了这一点,有助于拉升的民意支持率。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政府之所以推动金融改革,是因为它受市民欢迎,这将有助于他们赢得今年晚些时候的中期选举。推行金融改革的真正原因,是奥巴马政府为了捞回在医改中丢失的政治资本。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职工维权
一、金融危机下劳资矛盾的特点和维护职工权益的难点
金融危机对企业影响的基本情况，主要表现为开工不足、产品滞销、效益下滑、融资困难，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冲击尤为强烈，对转型升级尚未彻底完成的企业的影响也更力突出。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企业往往会以减少投资、限制生产、裁员、降薪、缓缴或不缴社会保险等措施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通过减负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下产生的物价上涨，影响人们的购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更需要通过稳定就业来保障自己的生活来源，更希望增加工资以稀释物价上涨造成的购买力下降，更需要社会保险以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信心危机。
企业与职工不同的利益需求，必然产生利益的冲突。企业为应对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会牺牲职工的利益；职工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企业的压力与困难。由此就形成了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与职工之间矛盾的焦点。同时，由于新的《劳动合同法》是2008年1月1日施行的，此法侧重于对劳动者权益的合法保护，对用人单位则强调了更多的责任，金融危机暴发时正值此法施行不久，许多企业根据此法有关规定的整改尚未完成，而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要求依据此法规定支付加班工资、获得经济补偿、享受福利待遇等类型的案件越来越多。这就更加加剧了金融危机下劳资矛盾。
在这种形势下，金融危机下维护职工权益的难点在于：从理论上讲两者是必须兼顾的，但在实践层面，却往往忽视了职工权益的保护，有人说企业与职工如同水和鱼，水无，鱼焉能存？但谁是鱼、谁是水，却住住本末倒置。这是由于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职工往往弱势的一方。就更加需要企业管理者以高度的自觉性做好维护职工权益的工作，最终造就劳资共赢的和谐局面，以此促进企业的发展。
本人所在的企业，这几年同样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给企业的产品出口、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致使企业订单减少、开工不足、经营亏损，但本着以人为本和社会责任感，我公司克坚攻难，依然努力做好维护职工权益的工作，营造和谐劳动关系，建立起了有利于企业发展和职工权益保护两者双赢、相互促进的新型劳动关系。在这过程中所采取了“六大积极措施”值得总结，并由此给金融危机下维护职工权益的路径探索带来些许启迪。
二、金融危机下维护职工权益的路途探索
路径之一，积极推进劳资协商制度，建立劳资沟通平台。协商机制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关于处理劳动关系的重要形式。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其应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集体谈判不仅是一种调整劳动关系、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的方式，也是一种“工资分配方式”，劳动报酬是集体合同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没有建立集体合同制度，劳动者和雇主单独协商交涉，单靠劳动者个人力量是难以实现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同时，对于企业主来说，协商机制也是解决金融危机下劳资矛盾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协调好保持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利益的关系的比较管用的途径。
推进劳资协商制度，尤其要重视建立长期性的劳资沟通平台。我公司一个赋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是尝试建立利益对话机制。企业面临困难情况下，职工权益利益诉求更加强烈。为维护和谐劳动关系，我公司建立完善了纵向多层次、横向全覆盖的对话机制，包括内部劳资协商沟通平台和劳资协商制度，以畅通员工诉求渠道。协商沟通平台包括基层工会、集团工会、公司调解委员会等三级诉求环节，员工有诉求，劳资有纠纷，就通过这一平台予以解决。并建立了案件快速处理机制，确保案件处理的质量和结案率。
路径之二，建立集体劳动争议和劳动关系突发事件预警机制。集体劳动争议是指发生在企业内部的3人以上职工与企业就劳动关系某些方面如就业、分配、保障等问题发生的争议。突发事件是指发生集体上访等事件。金融危机使集体劳动争议和劳动关系突发事件的发生率大大增加，建立劳动关系预警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公司的做法是，凡是有涉及劳动关系问题的上访苗头，劳动保障部门在第一时间积极介入，协调相关部门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和疏导。同时主动出击，召集有类似问题的下属单位和部门了解情况，通报当前出现的问题，明确政策注意事项和处理方法等，预先打预防针，将问题化解在源头；同时，及时将出现的问题、反映的矛盾、了解的情况向公司高层报告，及时与相关部门通气。通过统一了解情况，统一的政策依据，统一的解答口径，统一的处理标准，有效的规范下属企业用工行为，从根本上解决职工群体性上访问题。对于加班加点工资、社会保险、分配制度、年休假等容易发生集体争议的问题，事先通过完善相关制度预防争议发生。实现这一预警机制后，有效避免了劳资纠纷的，使一些隐性的劳资矛盾未出现集中爆发的可能。
路径之三，积极保障员工就业稳定和收入稳定，全员签订劳动合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时，我们曾在公司内部作过职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收入减少和工作不稳定已经超过子女培养压力大、住房压力大以及医疗没保障等几个方面，排在了“职工最关心”的前两位。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有很深切的感受，随着全社会企业用人需求的下滑，企业员工的就业稳定需求更加强烈，对失业恐惧感更容易产生。
通过这次调查，为稳定员工队伍，促使员工安心工作，我公司更加强调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签订率长期保持在近百分之百。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企业在订单减少、曾一度出现停机关机的情况下，亦未实行裁员减员。同时，为建立长远和谐的劳动关系，我公司在一度关机停机、经营严重亏损的情况下，仍积极维护员工收入稳定。根据行业性质，坚持实行综合计时工资制，做到停机不停薪、减产不减薪。同时，努力使员工福利制度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衣食住行到文化娱乐健身，从培训辅导到个人发展前途，从关心员工家庭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路径之四，积极扩大社会保险面，增加社会保险覆盖率。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不同职工中，是有不同的认识的，一部分职工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劳动风险意识和劳动风险损失补偿意识，对社会保险的认识不足。他们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险是自己应得的保障权益，不情愿从为数不多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参加社会保险。有的职工急功近利，认为社会保险不可靠，缴纳的是现钱，受益则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没有长远的忧患意识。有些职工虽然认识到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但不理解缴费与受益之间的关系，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当然，也存在个别下属企业规避社会责任、少报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或操作不规范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我公司对员工扩大了社会保险面，增加了社会保险覆盖率。除正式员工全部参保外，对本地临时用工在公司工作也尽可能给予参保，外地短期临时工则采用回乡金的形式作为补充。同时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工作氛围。丰富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把有关社会保险政策法规送到每个职工手中，不断提高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加强风险防范教育，使其逐步认识到参保的必要性，同时使他们了解社会保险的各种知识，消除对社会保险的不信任感，提高依法参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此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为金融危机下的职工消除了后顾之忧。
路径之五，提高员工适岗转岗能力，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的逐步深入。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为从转型升级中寻生机、求发展，必须对部分员工进行转岗。公司积极做好转岗适岗培训工作，提升员工一岗多能、一职多岗的能力，提高员工适应多个岗位工作的意识和素质，既保障了员工的就业，又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的逐步深入。考虑到金融危机对中年员工的冲击最大，而企业转型升级依赖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年职工，所以在转岗培训中尤其对中年员工培训的培训。启动了中年员工职业振兴培训计划，根据不同岗位类别、工作层级中年员工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培训需求，细分培训对象，将中年员工转岗培训和适岗培训紧密结合起来，分类制定培训标准和具有针对性的培训解决方案，并统一了培训教材，安排了一批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通过开展适岗培训，使岗位能力尚存在差距的员工能够适应岗位要求；通过开展转岗培训，使即将到新岗位从事新工作的员工顺利实现岗位转型，拓宽其职业发展通道。
在培训中，还针对部分中年员工面对我公司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惶恐、落伍，产生自弃的心理变化，重点从心态教育入手，激发中年员工增强提升素质、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信心。同时在摸清中年员工的基本情况、转岗意愿及培训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培训对象的岗位特点、能力缺口、接受培训的素质等因素，组织专题座谈交流等培训形式着力提高中年员工业务技能。在培训形式上，通过外聘老师培训、部门联动培训、组织专题座谈交流等培训形式着力提高中年员工业务技能。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6
在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期待中的G20金融峰会如期在美国匹兹堡召开，可见全球危机一揽子解决方案对各国政府机构的号召力。不过，各利益联盟毫不例外地暗自发力，各打各自的如意算盘：美国人希望讨论银行增加资本充足率，尽快恢复银行的借贷意欲，协助经济及早复苏；而欧盟则在G20召开的前一天在布鲁塞尔预会上达成统一口径，以讨论限制金融高管人员薪酬以及经济复苏等众多议题。正如之前一些媒体所预测的那样，尽管各国领导人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有普遍性的共识，但要寄托于G20峰会平衡角力达成一致性解决方案还要假以时日。
有意思的是，各国政府对此次危机罪魁祸首的金融高管清算问题却有个比较明确的态度，预期会成为本期G20峰会的一个重中之重议题。目前的普遍性共识认为，银行高管要对此前所犯的风险过度投资行为负责，并要对他们的高昂薪酬进行限制。实际上，这场运动从去年危机初露端倪之际就已提出，而今却有越演越烈的趋向。9月初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就指出，全球银行业薪酬规则的要素应该包括强迫银行在利润下滑时“追回”现金奖励、更好地尝试将银行业从业人员薪酬与其长期业绩表现和基本薪资挂钩、推迟奖金发放时间以及披露薪酬最高人员的更多相关信息等。而这一建议得到了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响应和支持。
不过，在对金融高管限薪的初衷和惩治力度上还是各有不同的理解和尺度。按照欧盟达成的共识，银行高管的薪酬必须建立在长期公司经营业绩上，构筑一种更为稳固的银行业绩与经济增长关系，以避免再次产生之前由于短视金融文化所产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向在金融高管限薪上咄咄逼人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一路推销其法国式的限薪方案：要确保百分之五十的薪金推迟三年发放；对发放浮动薪酬所需款项占银行总营业利润的比例设定上限；对金融业征收特别税项；所得税收可用于旨在为零售银行存款提供保险的全国性计划等。而英国和美国却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认为，不应该为此设定上限，而应把重点放在修复金融体系、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上。而已在风口浪尖的英国银行协会更是在G20召开之前提醒布朗首相，欧盟提出的高管限薪方案可能会对大多数银行家薪酬支付产生实质性的风险，从而导致了国内顶尖的金融人才从一个金融中心流向另一个金融中心。而在金融高管限薪上强硬的奥巴马尽管一再强调“不要再向自己发放巨额奖金，进一步地‘挥霍’公众的信任”，但从目前的态度来看，奥巴马已经不太支持再降低高管的薪酬。
在公众看来，此时欧美国家对金融高管的清算力度存有争议是不可思议的，但从欧美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历史传承上却是很容易理解的。以法国、德国为核心的欧盟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由于受到欧洲历史上工人运动的长期影响，受到工会力量的深度制约。一旦受到经济的冲击，首先下手的很有可能不是工人，而是那些具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高管。无论是从危机的诱因，还是欧盟的历史遗产来看，都会把矛头指向金融的高管薪酬上，一则为了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化传统，二则为了安抚民众，构筑更加稳固的社会基础。而在英美传统下的公司治理模式却更加强调中小股东的保护，而对大股东的监督和制衡力量更多的是来自于市场的系统激励和压力。如果过度压制企业高管的绩效工资可能会抑制这些高管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市场整体绩效的下降。自然地，一旦有所风吹草动，自然也是市场淘汰法则。再回头看一下奥巴马在执政之初对美国金融高管的限薪令，很有可能不是一项实质性的经济政策，而是一种迎合政治选民的缓兵之计。而今，羽翼渐丰的奥巴马政府也自然会褪下原先的政治伪装，真正回归美国传统下的政策价值。
由此看来，此次峰会又会是一场不欢而散的盛宴，大家很难在短期内对危机中的重要诱因产生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从理论逻辑上讲，激进的萨科奇和渐趋吻合的奥巴马对高管限薪令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对于正在深受短视金融高管薪酬文化所产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痛，我们必须审视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性文化价值缺失，在危机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但另一方面，过度压制高管薪酬，可能会影响潜在市场价值的大规模流失，影响整个国家企业的实际经营绩效，从而错失了经济复苏的动力。更艰难的是，这对英美国家根深蒂固的文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7
内容提要:从历史上看，美国金融史是一部金融危机和金融改革同步、金融改革和金融理论相互联系的历史。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推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代表性法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和金融企业主体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一方面强化美联储的监管地位，另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合法地位。从金融改革的历史发展看，目前的金融理论和金融改革，主要是西方金融一体化和利益社会化理论共同主导下的一种结局。
一、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理论、金融改革关系史
美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是从1907年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开始起步。世纪之初的经济大危机促使美国开始强调联邦的集中监管，并于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并在次年建立了包含联邦储备局、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联邦储备体系。[1]但在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之初，仍然采用原来的银行自由经营原则，美国银行数量急剧上升。1927年美国通过了《麦克顿法》，取消了《1864年国民银行法》“禁止国民银行承销股票”的规定，虽然这种更加自由化的改革带来了1928年的美国股市的虚假“繁荣”，但仅仅一年之后，持续5年多的大危机爆发。危机导致美国约49%的银行倒闭。[2]在危机面前，罗斯福通过加强监管开启了新的监管时代，以《1933年银行法》和《1933年证券法》为代表的立法标志着新监管时代的来临。与此相伴随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所谓的“国家干预理论”，该理论认为虽然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自由市场机制尽管从整体上讲是有效的，但自由市场本身自利的天然缺陷会扭曲这种机制使其失灵，这决定了政府对市场的必要性，为保证金融市场的正常和高效运转，传统中央银行的货币管制应转向货币政策，安全优先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在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倡导的以货币供给和货币为经济核心的里根经济学成为主导这一时期的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金融监管上主张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在这一时期还存在诸如特殊利益论、监管俘获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银行制度学派等学派，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效率优先应当成为为金融监管基本取向。在这些理论推动下，为推动经济复苏美国国会批准了《放松存款机构管理和货币管制法》（1980）、《加恩—圣日曼法》（1982）等一些法律，赋予商业银行较大的经营范围和空间。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更是取消了自1933年以来建立的“分业经营”监管模式，推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的“混业经营”模式，从而将使美国金融业迈入一个新的自由金融时代。伴随着这一自由化进程，以信用衍生工具为手段、以效率为最高目的的华尔街精英为世界创造了一个虚幻的金融神话，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美国的经济崩溃埋下了祸根，尤其布雷顿体系的崩溃为金融风险的世界化开了闸门，最终导致以2007年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新的危机面前，“政府是市场经济守夜人”的新自由主义监管理念被现实打击的灰头土脸。这时，强调社会公众利益是金融市场最大利益（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主张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该理论“将金融监管作为消除金融市场完全竞争下的市场破产的消极后果的手段看待，是为消除市场破产可能导致的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其信息不对称等后果而确立”。[3]而且认为金融主体作为企业法人，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并且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而且其经营的产品是高度信用化的货币，所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7月美国公布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也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强化美联储权力和责任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由于该法案的重要性，它被喻为可媲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新监管时代的代表法案。
综上可见，美国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与管制法制并行、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期间经济的繁荣与否、金融创新的水平高低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次贷危机后的美国金融改革
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推出多项救市措施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议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正式定名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代表性法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和金融企业主体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一方面强化美联储的监管地位，另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合法地位。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下面几方面：
（一）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能变化
1．美联储监管者地位和职能进一步得到强化美国此次的金融改革法案，通过赋予美联储对“非银行”类银行的监管权及对一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权，扩大了美联储监管权力，而且强调这种监管的范围囊括各类银行，无论其是否实行存款保险、无论其营业是否受到特别法案的限制等。该法案之所以强化美联储对“非银行”银行和一类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的监管，尤其将原来属于SeC监管范围的对证券经纪/交易商公司的监管权和对对冲基金和其他私人资本基金的监管权全部划归美联储统一监管，目的在于避免多头监管的漏洞，“就是要将美联储打造成为系统风险监管者，并由其对‘非银行’银行和一类金融控股公司制定审慎标准和监管。”[4]
2．成立新的职能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权限1999年以“混业经营”为取向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虽然已经将美联储作为基本监管者地位提到，但对长期分业监管模式下各职能监管机构权限的划分并不完善。新的监管法案在打造美联储为系统风险监管者的基本取向下，把原来对联邦注册的银行机构的分割监管进行整合，成立了全国银行监管局（nationalBankSupervisor），这一新机构系“将货币监理署与储蓄机构监理局合并，在财政部中设立具有独立地位的，负责从事国民银行和外国银行的联邦分支机构及代表处的执照发放，并负责对所有的联邦发照存款机构和所有外国银行的联邦分支机构及代表处进行审慎监管和规制。”[5]另外，新法案还在财政部设立了联邦层面的全国保险办公室，该机构是首次在联邦政府设立代表全国保险公司的机构，其职责在于收集各种涉及保险业务的信息并进行识别其中潜在的危机和风险，并在综合评估后将已经类似于“一类金融控股公司”的任何保险公司向美联储提出监管建议;该保险办公室还被授权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中缔结国际协议，并增进保险规制的国际合作。
新法案对于仍然保留的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者地位和相应职责的同时，在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诚信及增进价格透明度等基本公共政策目标指导下，搁置关于场外衍生品究竟是期货抑或证券的争议，提出要进一步协调期货与证券两大机构对市场的规制方法和标准。当然，为便利在各监管机关的信息沟通，新法案还要求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以对各自市场中出现的金融漏洞和行为能够做出相同的监管和规制标准。
（二）设立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新法案在继承过去通过金融监管对金融主体市场行为规制的基本思路基础上，在监管模式上增设统一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该机构的设置是从金融消费者角度出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为目标而设立的对金融主体行为实施规制的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具有非常广泛的权责，从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权，到对在其管辖范围内所有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的机构都有行政执法管辖权，甚至在联邦法院也可与司法部一道，执行有限的司法。此外，新法案还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SeC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方面以新的权力和资源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保障。在金融改革新法案的基础上，为了使金融改革获得法律保障，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09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法》、《2009银行控股公司现代化法》、《2009银行控股公司和存款机构监管改进法》、《2009美国保险局法》、《2009投资者保护法》等五项加强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案，“其目的在于对所有金融机构加强严格统一监管，并建立针对金融体系风险监控、缓释和积极应对的监管体制。”[6]
三、与改革并行的新金融监管理论
此次金融危机使西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监管理念遭受重创。对此，以美联储为核心的美国金融界，无不重新认识到自由市场的纪律必须通过政府监督才能实现。事实上，“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经济主体，并非所有金融机构都将股东和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金融欺诈和金融冒险是金融机构利益驱动的自然产物，但是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产生的风险必将对社会带来极大损害。”[7]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的社会公众利益理论开始受到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理论主张金融监管的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通过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消除自由竞争可能导致的自然垄断、金融产品的公共属性导致的外部效应及金融产品高度专业化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等不良后果，以恢复公众对存款机构和货币体系的信心。该理论认为虽然金融市场中，消费者和金融产品与服务提供者都是市场主体，但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和设计的复杂性，以及金融产品的高度信用化，都决定了在金融消费市场中消费者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单纯的信息披露根本不能解决认知不足的问题。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的良性运行出发，必须解决消费者在市场面前理性选择困难问题，通过培养各种专业机构为消费者投资选择、理赔提供帮助。在这种过程中，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不能是自利的，必须以经济理性为原则，作出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这种认识下，金融主体作为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的企业法人，加上其经营的产品是高度信用化的货币，所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理论在危机以后被提及，最根本上在于货币金融领域，尤其随着金融工具创新，特别是信用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技术的互动，将资本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变。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单纯的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经纪机构往往在至关重要的公信力上，由于无法摆脱自身的盈利性限制，使得往往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帮凶。在一个个人化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的体制下，在强化对消费者事后保障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国家监管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中介行为保障信息的真实可靠，最终实现金融秩序的有序运行。
四、金融改革趋势
（一）加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监管
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金融市场，尤其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丰富，即使再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一般普通百姓而言根本无从真正了解具体的运作情况。这就决定了需要某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教育或培训或告知真相，以满足消费者知情权，获得安全保障。[8]在这种基本前提下，金融领域的经纪中介和信用评级机构至关重要。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经纪中介机构由于无法摆脱自身的盈利性限制，往往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帮凶。为此，各国以重树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面，不仅仅要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而且要将控制系统风险作为首要任务。
（二）从整体性上保护消费者权益
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2009年10月22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对财政部提交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投票通过。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整合原来七大金融监管机构中相应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成立了新的监管机构，即CFpa，该机构成立后将成为首次经政府授权的、具有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保护的唯一监管机构。英国在危机后也通过了《改革金融市场》法案，新改革方案中也指出，必须出台保护消费者的新方案，确保金融消费者理赔的便捷高效，而且为了确保消费者能迅速、有效的得到赔偿，规定允许消费者采取集体行动以获取赔偿。新改革法案还要求进一步制定法律以强化FSa的资源，加强信用评级公司监管，以便消费者能够获得真实可信的金融信息和服务，这些对消费者利益保护都有着实质影响。
危机爆发后，欧盟采取了多项金融监管立法改革，以提高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如出台存款保障计划修正案;提交资本金要求和规范证券化负债等措施，以加强风险管理;提出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提议，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公布信用评级方法和模型，并引入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等。
从危机后欧美金融监管立法改革方案的趋势表明，在现代法治环境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范的制度保障上。我国2011年以来，在监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各大银行在各地开始试点金融消费保护工作，并陆续出台了一些内部试行办法，形成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在政府、行业监管者和产品服务提供者共同参与的，从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全面保护的新的金融消费保护体系。但整体上我国这方面仍处于不完备状态，尤其作为法律层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能否适用于金融消费目前实践中也仍存争议。[9]笔者建议，总结我国金融消费保护的经验，借鉴西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有益做法，在我国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下，从法律层面完善立法，建立一个法律体系健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而且在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都应当纳入金融消费保护框架下进行规制，弥合金融产品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2011年末我国提出的重视本土信用评级的建议正是在这方面的重要体现。
（三）进一步加强集中监管
后金融危机以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多头监管是世界金融监管中普遍采取的监管模式，虽然多头监管在专业化和促进竞争方面具有优势，但多头监管模式虽然提供了细分领域的监管专业化，但由于行业及其部门的分割导致整体监管效率较低，而且因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各种的分工容易导致监管空白和漏洞，为投机者留下套利空间。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之一。所以，要克服多头监管的弊端，必须建立统一的监管主体。但基于自身的金融发展史，西方各国基本都认为多头监管目前依然是监管体制的较佳选择，改革只能是进一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就美国而言，危机爆发前，美联储系兼具货币职能和监管职能双重职能的机构，这种职能重合的监管模式使得美联储监管职责本身就呈宽泛化。美国的新法案改革也只是提出在扩大美联储职能基础上，进一步组建由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加强监管协作、信息共享并加强风险识别。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启动了“金融大爆炸”改革，允许“混业经营”，并整合原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等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局”（FSa）。这种新的金融格局，2000年通过的《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得到了确认。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后，为继续巩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2009年英国通过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该法案提出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在金融业的风险和稳定监控方面进行协调，并为今后金融体系的重建摸索经验。
但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坚持功能监管基础上的伞形监管架构、拒绝集中监管，英国采用单一监管架构、整合监管权力，这种监管模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惯例有关。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入手，笔者认为，虽然集中单一监管在金融危机后日益成为各国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我国金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使得目前并不适于建立单一监管体制。目前国务院批准的整合央行、财政部金融司、银监会和汇金公司成立的“金融国资委”就是适应新形势金融监管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既符合当前金融监管的国际趋势，也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当然，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必须注意政府系市场监督者，而非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划分，从监督金融产品提供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入手，解决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违规时的消费者救济问题入手，以防止监管部门的市场化问题。
注释:
[1]马红霞、严红波、陈革：《美国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樊亢、宋则杭主编：《外国经济史》（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
[3]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4]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5]鲁篱、熊伟：《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法学》2010第4期，第149页。
[6]鲁篱、熊伟：《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法学》2010第4期，第153页。
[7]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改革
一、金融监管制度理论的界定
金融监管制度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制度则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控制金融风险及保护利益相关者所制定的全部规则的集合，包括政策、法律、法规、条例及习俗与惯例等。但孤立静止的金融监管制度(狭义)则是没有意义的，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的价值应依赖于承载金融监管制度(狭义)的主体和客体，主体即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客体则是指(即)金融产品。正是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习俗、惯例及约束性的规则，加上承载这些规则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金融监管机制。
因此，笔者认为，广义的金融监管制度应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条文及习俗与惯例，即规则内容；二是金融监管体制，即承载上述规则得以运行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金融产品等主客体，主要涉及对金融监管制度主体的组织协调，此外还涉及内部层级的权限调整；三是金融监管机制，即由上述规则与这些规则的载体融合而生成的彼此存在内在激励和制约的金融监管机制。上述三个层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二、美国现行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
(一)美国现行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1 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条例及习俗与惯例
美国是一个法制较健全的国家，属于典型的英美法系，该法系的特点是以判例法为基础，解决金融监管领域中遇到的法制问题，从而为金融市场的发展留有一定的空间。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建立在法制基础上，其变迁和改革无不以新的金融监管立法为前提，完善的监管法律总是与监管制度的发展同步，这为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美国反对《新巴塞尔资本协定》中更加严格的自由资本规定，反对改善对金融市场及其不透明产品的监管；广泛允许资产负债表外融资；推销宣传贷款购房及对住房抵押再融资机构房利美与房地美监督不力，这些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同时，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狭义)除强制性的约束规则之外，习俗与惯例等隐性的规则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权力分散、权力制衡、创新意识等，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金融监管体制
基于权力分散和制衡在美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其当前的监管体制采取的是“双线多头”的模式。所谓“双线”是指联邦和州负责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多头”是指由多个机构共同履行金融监管的职能。联邦政府的监管机构主要有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这些金融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对金融业务及其交叉业务监管。各州根据州立法设立金融监管机构，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监管。对于联邦和州层面监管机构的监管权限，则以“谁审批、谁监管”为原则，即由联邦机构颁发牌照的由联邦进行监管，由州政府颁发牌照的由州政府进行监管。同时美联储、银行监管机构与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银行控股公司和附属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以及已投保存款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易信息，并要求适当的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在批准银行控股公司、存款机构与保险公司合并前，与州保险监管部门协商，同时规定各监管当局有义务为所获得的对方信息保密。但正是这种所谓的"X2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其存在的缺陷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得一览无余。当出现系统性风险时，由于金融监管机构缺乏统一的监管，所以在立法范围内没有授权相应的监管机构对此进行处理，这就导致风险进一步恶化。另外，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对交叉领域的监管，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标准和目标也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监管真空、重复监管的局面，使市场存在监管套利、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所暴露的问题都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3 金融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机制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灵魂”部分，其存在保证了金融监管制度得以有效运行。不同的金融监管制度(狭义)导致不同的金融监管机制。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对金融监管机制进行改革、创新和发展，其改变只能通过金融监管制度(狭义)的变迁来实现，而改变的有效性则需通过金融监管运行的结果来体现。
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高管的高薪酬问题暴露出金融监管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各大金融机构破产或是被收购之际，金融高管却薪酬奇高。而美国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也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机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三大评级机构曾在危机萌芽之初也发出了一些预警，但是为了承揽更多的业务，获得更多的利益，评级机构之间互相竞争业务而且往往依赖历史经验，而不是运用包括资产泡沫可能性的前瞻性模型来确定这些贷款池的信用等级，这使得本来就对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缺乏了解、完全依靠信用评级的投资者对这些金融产品盲目投资，造成市场的泡沫化。直到2007年7月三大国际性评级机构才开始调低自己支持的部分金融产品，并表示将调整次贷支持证券的评级方法。三大评级机构的这种失职行为与金融监管有效机制的缺乏不无关系。如果美国的监管者不能督促其金融机构或是中介机构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那么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很难消除。
(二)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方案
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具有“危机导向”的历史特征，总是随着各种金融市场动荡或金融危机而做出相应的调整，纵观美国金融监管史，可以说是一部应对金融危机的历史，总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只要处理得好，危机不仅不会阻碍发展，而且还会促进发展。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颁布了《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这也是自美国30年代大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
1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方案的内容
其一是促进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白皮书指出，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管。改革的内容包括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加强对所有大型、相互关联的
金融机构的联合监管；提高所有银行和银行持股公司(BHC)的资本金水平和其他审慎标准；为消除银行监管中的漏洞，成立了全国银行监理会；同时为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成立了全国保险办公室等。其二是对金融市场实施全面监管。白皮书指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全面监管所有otC衍生品交易；统一对期货和证券市场的监管；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其三是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防止其遭受金融滥用。白皮书指出，为了重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需对消费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进行严格、协调的监管。因此，白皮书建议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信贷、储蓄、支付和其他金融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者实施保护；在加强投资者保护方面，证券交易委员会拥有更大的权力，比如，赋予其更大的权力来提高投资者披露的透明度，赋予新的工具来增加对投资者的公平性等等。其四是向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机所需的工具。建立一种新的破产解决机制，以避免陷入破产困境的银行持股公司(包括一级金融持股公司)无序破产。此外，改革计划建议修改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权限。其五是提高国际监管标准，促进国际合作。白皮书建议，加固国际资本框架，改进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加强对国际活跃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提高国际危机应对能力等等。
2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评析
(1)金融监管系统性风险背后的道德风险
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严重危害我们已有目共睹，如果政府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一旦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则会将业务集中在高风险的投资偏好上，从而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继续积聚，进而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中赋予了美联储更大的权力，对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同时成立了全能的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改革的过程中，如何解决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消除中小企业的顾虑，及如何寻求系统性风险管理与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的平衡等，都是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
(2)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反映出的监管哲学
此次金融危机实质地反映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这对西方国家“市场万能论”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再一次证明了金融监管发展既不能偏倚于市场，也不能因噎废食地依赖政府，而应不断去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动态平衡。金融监管的内涵不应仅局限于金融监管机构盯着单个、传统的金融机构或业务进行监管，而应对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更多的金融创新业务(比如CDo、CDS及场外业务等)进行监管，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积聚。而宏观审慎监管方式的采取，也体现了金融监管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原有单独的微观审慎监管，逐渐转变成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凸显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的监管方式。
同时，金融监管的范围不应仅停留在国内监管的层面，更还应反映国际层面的有效监管。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提出了提高国际监管标准，促进国际合作的改革内容，说明金融监管已经逐渐国内监管扩展到了跨国监管。因此，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所体现的金融监管哲学，要求重新界定金融监管的边界。
(3)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利益的趋同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阻力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双方之间的一种“零和游戏”。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若是给金融机构造成了利益的损失，改革方案必然要受到一定的阻力。最终的金融监管提案则是双方博弈的结果。然而，笔者认为，之所以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频频受阻，是因为共和党代表着金融机构的利益，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利益趋同如何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得到体现，则需更进一步的考虑。
美国参议院在2010年5月20日最终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方案涉及对金融监管体制及对金融监管制度(狭义)的改革。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美联储权力的调整及一些新型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制度(狭义)包括针对金融监管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所制定的一系列法规等，而金融监管机制则需要在金融监管制度(狭义)与金融监管体制相互作用形成。
三、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金融业应坚持走分业经营的道路
混业经营一直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不少学者也认为，为顺应全球经济化和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金融业应实施混业经营。但笔者认为我国金融业应坚持走分业经营的道路。
从美国的金融监管方案中可以看出，美国监管机构意识到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给金融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危害性，因此加大了对其的监管力度。而对我国来说，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尤为重要。美国金融危机已证实：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将是全球性的、灾难性的。美国凭借自己的金融霸主地位，让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为自己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买单；然而一旦这种系统性风险发生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最后只能是独自承担风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尽管当前我国金融监管较为严格，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却没有相应的监管机构，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过低，因此我国亟待建立一道严密防范监管系统性风险的“防火墙”。基于我国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应该坚持走分业经营的发展道路，将分业经营做大做强，发挥分业经营的优势，避免系统性风险的集聚，从而有效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公允价值国际会计准则的适度运用
公允价值会计标准是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这种会计准则与市场价值资产估值方法是一致的，但这种看似简单合理的资产估值方法，背后却隐藏着导致投机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巨大能量。由于评级机构与监管机构内在机制都存在相同的缺陷――依据的资产估值方法是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因此这种会计制度内生的共振效应会加剧市场的波动。在市场繁荣时，公允价值会计制度会促进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升，而在危机时期，公允价值会计制度与资本金监管要求共同作用时所产生的共振会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尽管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重新评估了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但并未对其做实质性修改，其存在的内在缺陷并未消除。我国自2007年以来，开始逐渐推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但这种会计准则在危机中所暴露出的缺点对我国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当前，我国利率未完全市场化，仍然实行管理幅度汇率制度，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仍在持续，在这种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国际化程度及抵抗风险的能力偏弱的背景下，全面推进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会给我国金融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我国在推进这种会计准则时，应把握“适度”的原则，减少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9
对金融企业而言,品牌危机主要是指由于金融企业经营或品牌管理中的失误,或者由于客户与金融企业之间对金融产品、服务或者事件的认知不同、相互沟通不够,从而导致其产生激烈行为,并在短时间内波及社会公众、进而严重影响金融企业品牌价值的事件状态。
一、金融品牌危机的主要形式
(一)存款危机引发品牌危机
存款危机是由于某种因素,短期内造成存款大幅度下降,客户撤户、划转存款或客户与商业银行发生定价纠纷等,造成商业银行资金极度紧张,社会形象受损,集中挤兑、支付存款的一种状态。主要表现为:
1、存款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或绝对额快速减少。按照现行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应控制在75%之内,备付率5%左右,商业银行存放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7—11%之间,其他金融资产约占10%左右。如果商业银行存款忽然下降至约占总存款的15%时,商业银行就会预示出现存款危机,如果下降到20%,就会出现较严重的危机,如果下降到30%,可以说商业银行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就将爆发严重的存款危机。
2、客户集中提取存款造成挤兑危机。客户存放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往往受多种因素制约,所有客户往往会因为不同的因素在不同时间存、取款项,但如果某一商业银行客户在特定时间段内同时进行提现,则会造成商业银行的支付危机。
(二)贷款危机引发品牌危机
贷款危机是指商业银行贷款出现大面积坏账或营销出现滞销造成资金损失和财务压力。
1、出现大面积呆坏账。商业银行贷款质量按照国际惯例不良率必须控制在总贷款余额的15%之内,目前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在10%左右。对于中小银行而言,甚至10%呆坏账都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不好,不良率有的高达20—30%,对于众多的存款客户而言,一旦了解到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不佳往往会出现存款挤兑,从而造成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财务亏损面大,最终形成破产、倒闭。
2、贷款客户普遍出现经营周转困难,但并未破产倒闭。短期内商业银行可能出现大面积贷款回收困难,造成短期贷款长期化,长期贷款固定化,财务效益下降。如果在这期间出现存款下降或其他特殊情况,足以使商业银行走向破产。
(三)操作危机引发品牌危机
操作危机是指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不充足或者运行失当,以及因为外部事件的冲击等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所引发的商业银行危机。
二、品牌危机的化解策略
(一)启动品牌危机管理预案
银行的管理者应对品牌危机,首先要准确确认危机已经爆发。并将危机定级分类,针对不同的危机采取配比的治理措施。根据危机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以及危机蔓延速度等因素,品牌危机可分为一般危机、较严重危机、严重危机。对于一般危机无需启动危机管理预案。一旦确认较严重危机、严重危机已经爆发,就要迅速启动品牌危机管理预案,按照预案程序,立即组建专门的品牌危机管理组织,包括危机处理团队、危机指挥中心、危机发言人等,这些组织要按照处理危机的既定程序,尽快弄清品牌危机的真相,准确确认品牌危机的性质、范围及其原因,针对危机事件提出解决方案,并领导、协调商业银行完成危机管理任务。
(二)策划品牌的危机管理传播
1、向社会公布危机事件的真相。危机发生后,商业银行必须迅速、全面、准确地提供有关危机事件的资料,向社会公众公布有关危机事件的所有信息,使自己成为信息的唯一可靠来源,这样也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要把真诚贯穿于危机事件信息传播的管理全程,对于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对各自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类敏感问题,要善于把问题公开,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要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误,分析原因、寻找差距并及时改进基本经营理念,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媒体对事件的无故猜测和炒作,有效抓住主动权,避免陷入被动局面。
2、有重点地选择危机事件传播的内容。危机发生后,商业银行危机事件信息管理传播的核心内容是商业银行以何种姿态对待危机事件中的当事人、是否愿意主动承担责任、是否愿意采取改进措施等。在具体传播内容上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尽快拿出事实真相给危机事件传播管理者。二是从正面阐述事实真相,在必要的情况下适时对公众做出必要的承诺。要尽量避免重复危机事件信息本身,以防公众只获取信息中的危机事件信息片段,而加强对危机事件信息的信任。
3、准确选择危机宣传管理的时间。宣传时间有两种可供选择,即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和危机真相大白之时。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提出金融危机管理的“48小时法则”,就是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必须在48小时内稳定金融体系,切断金融危机蔓延的渠道,迅速恢复金融秩序。
(三)妥善处理与事件当事人以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
商业银行要以积极诚恳的态度对待客户的投诉,考虑客户遭受的损失。需要与相关利益群体沟通的程度和范围同品牌危机本身的复杂程度和涉及的范围直接相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沟通范围,范围小了会有隐瞒的嫌疑,范围太广也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1、资产质量引发的存款安全性危机。这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不良率较高引起客户对存款安全性的担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如果确实如此,应把解决办法向客户说明,如果有信息失真,则要通过监管部门予以澄清。
2、存款利息过低引发的客户存款利益损失危机。目前规定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有最高限,但没有规定最低限,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当然存款利率越低越好,如果客户仅仅因为存款利率过低因素引发存款危机,商业银行应根据当地同业水平,及时调整客户定价标准,同时还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客户的附加值,甚至对客户已形成的一些利益损失通过一定形式补偿,来挽留原有客户,乃至吸引更多新客户。
3、因物价等因素造成存款预期收益危机。商业银行客户往往会因为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较高,存款不如储物,这往往会使整个商业银行存款下降。因此,处置这类危机,商业银行要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来化解客户的预期损失心理。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篇10
“由于这是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globalsolutio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维韦克・阿罗拉在11月下旬接受《亚洲财富论坛》专访时这样说。这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在应对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能否有效？
imF职能在危机中凸显
《亚洲财富论坛》：当前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既然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如何寻求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应对这场危机？
维韦克・阿罗拉：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空前的金融危机。针对这场危机，各国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两点，首先每个国家都要根据本国情况建立相应的危机反应机制。由于这是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globalsolution）。建立这样一套“全球性解决方案”意味着在应对危机时，世界各国应相互协调，加强合作，共同制定政策、金融法规，以便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从而建立一套有效的全球性危机反应机制（globalresponse）。
为了建立这样一套有效的全球性反应机制，我们应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与商讨，其中，当然就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最近，G20峰会在华盛顿召开，这次峰会凸显其重要性，因为在以往遇到国际经济问题时，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就会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而讨论的规格也不过是G7或者G8，而这一次所有讨论及达成的决议都以G20的规格进行，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就充分体现出全球性的合作以应对当前的危机。
《亚洲财富论坛》：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致力于国际货币合作，担负着促进全球金融稳定职能的国际金融组织，在这场危机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维韦克・阿罗拉：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imF已向一些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提供了资金支持，例如，我们向冰岛、乌克兰、匈牙利、巴基斯坦等国提供了贷款，另外，给其他国家的贷款事宜也在磋商当中。我们同时也向许多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我们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名为“特别流动性金融工具（specialliquidityfacility）”，这是一种反应迅速、行之有效的金融工具，这就保证了一旦某个国家达到提供资金支持的标准时，能够迅速地向其提供。一方面，受到资金支持的国家的基本面应当是好的，另一方面，其应当确实面临流动性危机。另外，也需要这些国家在政策面上是积极的，以确保国际投资者的信心，相信这些投资能在将来收到较好的回报。我们向同意以上条件、并且符合“特别流动性金融工具”条件的国家提供贷款支持。但提供贷款支持需有一个先决条件，即imF有充足的资金保证。目前imF有2000亿美元，相对于imF的职能以及当前所要应对的危机而言，仅靠这些资金显然是不够的。
第二，就全球金融体系（globalfinancialarchitecture）而言，加强各国在金融制度建设及法律监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imF责无旁贷。这也是G20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在imF体制内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发言权。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中国国际地位举足轻重
《亚洲财富论坛》：当前，国际上普遍呼吁中国能够担负起稳定世界金融形势的责任和义务，并且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较为审慎的。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请您谈谈中国应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维韦克・阿罗拉：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国际地位举足轻重。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其GDp在全世界的占比达到11%，其贸易额也十分巨大，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这里有两个基本观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中国的强劲发展将使全世界获益。因为中国的GDp在全世界的占比达到11%，所以，我们预测，明年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0%-50%。中国的强大对全世界都有益处。我们非常认同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强调的：“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将使得世界经济充满活力”，这一说法是非常准确和到位的。
另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竞争力的构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在客观上为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已从过去的那种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状态调整到基本上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状态。而内需的拉动也基本上靠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为了保持中国的这种平衡世界经济的角色，同时提升国内的消费水平，中国应当保持自身经济的稳健和可持续增长，同时还对世界的发展前景产生积极的影响。
《亚洲财富论坛》：最近，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扩大内需，其中包括将投资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政策。您如何解读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
维韦克・阿罗拉：中国此举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是一个正确的信号，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风险和危机的存在，而其他国家的政府在对危机的意识和掌控方面却相对反应较慢。此举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中国政府将证明，中国有充分的资源以应对危机，其财政预算也是坚强可靠的。例如，政府的开支仅占GDp不到20%，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达到21%。所以，中国有能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此举也给了私营企业很大的信心。因为许多私营企业在积极等待着政府的支持。而政府的这一政策的出台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说明政府将采取积极举措应对危机，而他们则完全可以放心地投资。但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所有这些举措的落实，都有待于消费的拉动。无疑，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其中，城乡居民消费的拉动是经济发展的兴奋剂。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预测明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imF期待中国资金援助
《亚洲财富论坛》：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建议石油输出国和中国等一些拥有较大外汇储备的国家向imF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赞同。作为imF驻华首席代表，请您谈谈观点？
维韦克・阿罗拉：imF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资金，以更加充分地履行其使命。中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中国也在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承担其大国的责任、履行其大国的义务。对中国而言，目前的危机恰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可以更多地积极参与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当中去。我们的执行总裁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很高兴这样做。而imF也将从中国的努力当中获得益处。
目前imF资金的获得更多地依赖欧洲市场，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增加对imF的资金援助，这取决于中国政府。中国的资金援助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imF正在全力向那些需要更多贷款和流动性的国家提供贷款和资金支持。
《亚洲财富论坛》：中国作为imF的重要成员，如果向imF提供资金援助，是否将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维韦克・阿罗拉：关于发言权的问题，需要考虑两点。第一点，中国对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对imF的支持所做的努力是否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第二点，必须充分考虑imF的份额。当前，imF正在进行份额改革。我们应当努力提高中国的份额。但这一点与中国对imF的贡献大小无关。也就是说，无论中国是否向imF提供资金援助，中国在imF里的份额都将增加。这一点早在2006年就达成共识了。根据这一共识，通过份额改革，四个国家的份额得到增加，包括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
《亚洲财富论坛》：正如您此前所说的，中国和印度正在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那么如何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中国的合作，以促进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维韦克・阿罗拉：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仅使亚洲获益，更使全世界获益。imF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十分密切的。中国是大家公认的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功值得所有人称道，这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环境不断改善，饮用水日益清洁等等。国际社会，当然也包括imF都从中国的发展中汲取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与中国的对话机制十分顺畅，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我们与中国的对话是按年度定期举行的。内容涉及经济政策、货币合作等方方面面。
危机中更须总结教训
《亚洲财富论坛》：当前，各国央行普遍采取措施以稳定金融局势。您怎样看待各国所采取的措施？您预测这些措施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维韦克・阿罗拉：就当前情况而言，是很难对未来形势做出清晰预测的，因为目前的危机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真实性。当前各国央行采取的应对危机的举措基本上大同小异，这些举措基本上是正确的，首先他们正在致力于对各自国内的金融体系进行修补，包括对资本结构的调整、对不良资产的清理等，并且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基于这种考虑，各国央行向市场的大规模注资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在金融危机势头正猛的情况下，对市场注入一定的兴奋剂是必要的，以防止金融危机对经济体制造成过深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就业、生产和经济增长。所以，正确地运用财政政策至关重要，因为更为有力的危机应对措施大多来自于财政政策，其次才是货币政策的运用。
《亚洲财富论坛》：危机是空前的，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当前，我们更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危机过后，我们应如何防止同样的危机在未来再度发生呢？
维韦克・阿罗拉：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应当现在就认真总结当前的危机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从当前的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应当汲取三点经验和教训。首先，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也须保持宏观经济结构的健康。同时，也要保证金融监管的有力和法律法规制度的有效。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国际货币政策过于宽松，造成了金融制度和执行标准过于宽松，贷款和资金提供的门槛过低，从而刺激了风险和危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