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路径篇1
关键词：法治;社会治理;路径;目标选择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06-03
在当前大力倡导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的整体战略布局，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这表明我们党在治理国家的思路和方式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根本改变，也为研究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视角。
法治既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之一。“法治”与“人治”相对。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法治”，就是要将宪法和法律看作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人和机构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把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以及方式均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对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依法治之，并且具体落实。因此，法治既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又可以被理解成社会治理的秩序。”[1]如何科学认识法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如何在法治建设中有序推进社会治理，依靠法律进行社会治理，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这都是我们当前要思考的问题。
一、法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是提出依法治理的根据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是一字之差，更重要的是指导理念的变化。以国家行政权力运行为主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单一的主体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这种模式已然不再适应急剧转型的社会。之所以提出要实现从社会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因为社会管理中缺乏多元主体的公共参与，从而造成社会管理领域诸多问题的存在。
社会治理则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在处理社会事务和多元利益关系方面，法治方式的选择在效果达成上更加有效与合理。社会治理的内涵包括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这就要求政府简政放权，而政府“简放”权力的过程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用法律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出现。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在于：法治既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也是对社会主体权力的保障;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治理，又能为人民群众和其他社会主体赋权，从而推动多元治理主体的形成。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挖掘可以发现，我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仍然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持秩序。当前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较，最明显的特征便是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社会体制的急剧转型造成了多元利益需求共存的局面，为了在多元利益中建成统一的秩序就需要法治。较之于人治，法治更加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法治本身具有可预期性、操作性与稳定性等特点，按照规则可以及时处理社会矛盾，并通过程序公开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这更加符合风险社会的特点。因而法治是优于人治的更加公正的一种思维模式。当前中国社会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关系社会，法治的公正性使之成为去人情化治理的良策。
（二）法治是衡量社会善治的重要指标，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善治。善治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优化了的社会治理状态，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实现善治有诸多要求，其中法治就是构成要素之一，合法性是善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法治化的实现程度是衡量社会善治和现代化的指标，是考量一个社会的治理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善治状态下的社会成员个性的自由发展，个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无不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法治能够为处理社会事务提供权威、公正的法律标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法治背后蕴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取向的底线，这与社会治理的最终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深水区，社会治理所涉及的社会领域之广、面对的社会问题之复杂都前所未有，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只能以法律为准绳，通过社会公正的程度来衡量社会是否达到善治。在价值多元化的转型时期，解决民生问题，进行社会治理必须要彰显法治价值。
（三）社会治理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是社会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保障
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高度重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是因为法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曾说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2]176法治的方式可以使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简单化，将一切的问题都回归到法治的本源上进行解决，能够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法治是一种规则思维，即处理事务中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是社会治理应有的基本思维模式。一切社会治理的创新行为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公共权力要受到法律的约束，社会治理的行为不逾越法律的界限，治理行为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若不如此，治理行为就会出现各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法律为社会治理的进行提供了活动范围。
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与社会冲突的管理。当前社会治理领域内存在的突出矛盾都与法律法规不到位、法律权威并未树立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治理需要处理好利益矛盾、协调好利益关系，而传统的治理方式已然不再适合社会矛盾的解决。当前，利益权利的确定、利益关系的确认、利益需求的表达、利益矛盾的调节无不需要依靠法律才能进行。法治强调法律具有至上地位，其有效性能够提升社会治理的效果。在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和优势资源，其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使其他方式从属于法律。要以法治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以此提高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综上所述，不管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来看，还是基于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抑或从法治自身的特点出发，法治理应成为社会治理的路径和首要目标选择。
二、在实践中实现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面展开。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与法治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社会治理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法治有两项基本要求：既要有完善、良好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又能够得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正如所强调的：“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3]144
（一）完善法律法规，在社会治理方面实现科学立法
法律法规是法治的基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必将影响法治的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较之于之前“有法可依”的提法，“科学立法”的提法对法律的好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法才能实现善治，因此，进行社会治理首先要完善社会治理立法。为了保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以及社会治理有法可依，必须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完善社会组织及监管的立法。首先，依法界定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权利界限和职责范围，依据宪法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角色定位。其次，为了让社会组织更有效地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必须尽快为社会组织立法，使之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社会组织依据法律进行社会自治。再次，要时刻关注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完善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法律依据，保证社会治理内容的合法性。要保证社会立法的规范性，摒弃立法垄断和落后的部门立法。另外，在立法的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听取民意，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形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可行方案，使法律代表大部分人的利益，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不仅如此，还要完善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建立法治化的利益表达制度。通过立法的形式使社会治理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使社会治理的主客体、方式、范围等有法律依据。
（二）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严格执法
在社会治理中做到有法必依，对各个权利主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任何人不得逾越法律的底线。使得法律成为规范公共权力的工具。国家行政机关自觉将权力运行纳入法制轨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在社会治理中时刻做到按照法律程序严格执法，实现治理程序的法治化。通过法治达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在公正处理法律案件中体现法律的尊严，在司法过程中出现的过错也要及时纠正。社会公民在维权中也要做到依法有据，不能存在损害他人利益或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方式。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尊重法律的权威，运用法律调节社会关系，用法律保证人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通过法律的实施来达到调整社会秩序的目的，人民群众要知法、懂法、守法，最终形成多元主体依法共治的良好局面。用法治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这既是将依法治国这一战略方针落到实处的有效途径，也能推动社会治理取得积极效果。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领域全民守法
同志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4]也就是说只有人们内心自觉认同法律和自觉接受法律，对法治有信心，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才能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从而推动社会治理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然而由于特殊国情的限制，法治精神在我国普通公民身上体现得却不是十分明显。“此外，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民众长期浸润在‘德主刑辅’的人治社会环境中，加上多数民众几乎没有信仰，因而我国民众的现代法治精神近于缺乏”[5]。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起法治信仰和精神，将法治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之中，让法治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治理方式。使法治思维成为社会成员的潜意识内容与内心认同，并把这种法治意识通过日常行为体现出来，尊重法律的权威地位，让人们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框架内的合理诉求都会得到合法的结果。
运用法治思维进行社会治理，首先要坚持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人们只有在切实地参与社会治理的决策过程中才能发挥法律权利，只有参加到具体的社会治理活动中才能感受到法律责任。在社会治理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并且权利的行使是以履行义务为前提的。权利的行使要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权利的维护有必要的法律规定和程序予以保障。人们的社会行为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个人自由的实现要以遵守法律为前提。
运用法治思维，还要依法对于社会矛盾和纠纷予以调解和化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具体而言，要用法治思维解决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打破利益固化的现状，激发社会的活力，用法律对社会相对和谐的状态予以保障。运用法治思维还有助于进行舆情分析，使人民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崇尚法律的法治精神，以期最终建成法治社会。
三、结语
在社会主义背景下，在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指导下，法治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是当前进行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但不是唯一方式。社会治理应以法治为主，与其他方式相互配合，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共同建设有效、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治理效果上实现社会治理的法制化和科学化。
社会治理从属于国家治理，但也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之广、关系之复杂、问题之繁多，要求必须以法治为最优方式。十报告提出“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6]25，就是要让法治成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方式。社会治理和实现依法治国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把依法治国方略落实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社会治理。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法治事业而言也将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J].学术论坛，2003（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社会治理路径篇2
[关键词]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6.126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政府对加强创新社会治理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方针，并为实现社会治理改革作了详细部署，深化改革需要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成效保驾护航；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党中央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为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法律和保障。笔者认为，实现“五位一体”目标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即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1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相关概述
基层社会治理，即县级以下的政府和派出机构主持工作，由社会广泛参与，旨在使社会进入依法治理的轨道上来，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所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也就是改变传统大包大揽的干预型政府，通过服务型政府的打造，引导社会全员参与，形成社会与政府的双向互动模式。
“治理”一词，本身就是音译过来的，源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融合，它的含义可以引申为管理、操控以及制约等词汇，治理的过程和目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运用公众权力去管理和控制公众的活动和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宗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治理是管理水平上的提升，治理一词体现了政府引导型职能的发挥和履行。在20世纪末期，学者张康之首次提出了引导型政府职能，这些是出于社会制度不同的需要，把西方资本主义提出的保护型职能和源自于凯恩斯理念的干预型政府区别开来，而提出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新型政府职能。进入21世纪后，对政府治理的理论研究归于平静，根据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的实践经验，又提出了主导型政府职能，它是继引导型职能提出后，又兴起的政府职能创新模式，体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具体的关系。
2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
首先，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并为我国全面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指明了道路。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民生为工作的立足点。
其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治理方式和方略，是统筹各个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其中，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最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法制保障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加强社会治理，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共同作用，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立法，重点加强民生领域社会治理的立法工作。同时，政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主导作用时，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推进各级政府事权的规范化、法律化，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高社会法治化水平。
3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3.1社会整体结构转型造成阻碍
改革开放已深入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市场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变更，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受到社会整体结构转型的影响。如果不能创新思维，丰富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将无法适应于这种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城乡社会结构不断趋于复杂化，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民工潮造成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使很多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农村人口的大量输出，造成农村土地和设施闲置，留守儿童和老人的教育和生活问题需要切实解决。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迫使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完善，而这些都关系到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其次，家庭结构的老龄化严重，小家庭逐渐代替了家族式的家庭。人口学专家预测，到21世纪中期，我国的老g人口数将达到60%以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了养老医疗等问题的负担。
3.2基层民生建设质量影响社会治理
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要紧紧围绕民生这个中心，服务于人民大众。民生建设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民生建设出现问题或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便是无效治理。首先是基层地区的民生建设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为社会治理增加了阻碍因素；其次是政府提供的民生物品和服务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现象，城乡之间提供的民生服务或基础设施建设差别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别较大，种种不公平现象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的过程和成效。
3.3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机制变革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当今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社会治理的机制需要改革，并尽快适应于社会转型的变化，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基层的社会治理机制明显滞后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状，为社会治理带来了重重阻碍。首先，基层社会治理的网络不健全。随着各地区外来人口的涌入，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成为了基层治理工作的常规任务，但这些基层管理太依赖于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由于其不属于政府机构，没有足够的授权，因此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不到位，这就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需要更多的权力和政策支持。其次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存在问题。基层政府上下级之间权责不明，相互推诿，造成社会治理的效率低下，村委会和居委会这两个自治组织得不到乡镇级政府足够的授权而不能主动创新治理手段。
4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4.1重点关注民生，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
民生事业和公共服务建设是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基层政府要把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工作重心，急群众之所急，夯实服务空白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基层群众的需求，如在养老和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除此之外，基层政府还要善于审时度势，加强对外来人口和农村老人留守儿童的服务，提高对本辖区社会治理的能力。
4.2加强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提高服务基层能力
基层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和居委会，它们是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主要机构，要以当地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实际状况为基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配合基层自治组织的良性管理和引导，争取基层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帮助，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化结构，拓宽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
4.3引导企业参与，构建社企合作理念
基层政府要意识到企业的带头作用，通过理念上的引导，使企业融入到社会治理的建设当中，企业可通过文化建设与宣传，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如在员工食堂设置宣传视频，播放社会治理方面的宣传片。基层政府的干部和办事员可定期走访辖区内的企业，通过政策的讲解和资金的支持，提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构建社企合作的理念，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4.4完善创新机制，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效性
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能否保持较长的生命力，关键在于相关创新机制的完善，使社会治理创新常态化，防止流于形式。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要着力建立多方参与的机制、体制，如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团体与组织、辖区群众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通过机制、体制的建立形成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还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服务机制，彰显社会化和人文主义，共同缔造创新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共享。与此同时，有条件的基层政府还要构建必要的激励机制，通过奖励性的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与团体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中，提高社会治理方案的可选择性，创设积分机制或创新评优项目，鼓钊褐诤蜕缁嵬盘寤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5结语
基层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是理念上的创新，相关人员要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基层政府的职能，更应是包括企业和基层群众全员参与的过程。创新社会治理最关键的是要完善创新机制，以民生为创新路径的主线，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戴鸿.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8）.
社会治理路径篇3
【关键词】社会组织；政府治理；路径分析
一、社会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功能
（一）社会组织为社会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方式
在我国，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发育不全，但是在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组织的引来发展新的契机，社会组织协商就被明确提到，为理清社会组织角色提供了新的思路。社会组织的角色扮演主要就是在社会协商过程中得以进行的，只有社会组织真正执行好社会协商的功能，才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组织优势，弥补政府治理失灵，提高治理绩效。
（二）社会组织协商构建了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协作的桥梁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中最为重要的治理主体，承担了巨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但是反观治理实践，政府治理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人们对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性存疑，出现了政府治理失灵。政府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种形式，在社会问题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之后，政府的执行模式和治理路径需要吸纳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改善社会组织协商的渠道，为社会组织协作治理以实现治理目标。
（三）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促使政府职能加快转型
政府职能没有较好地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即是说在政府应该做什么方面没有清楚界定，政府与其他组织的边界模糊不清，而社会组织的参与就是有助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在转型期政府治理中应该就社会问题的性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更多是结合各种组织之优势，相互促进，以协商的方式或者逻辑解决问题。
二、社会组织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路径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路径相结合
组织实现治理的路径依赖是根据组织沟通的结果。“自上而下”的路径指的是政府职能转移，而社会组织承接职能；“自下而上”路径则强调的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收集民情等，这涉及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三大主体，以社会组织为公民服务为核心，大量公共事务交由社会组织解决或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解决，而政府重点工作应在于监管。
（二）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协作治理
社会组织的协商主体是各类社会组织，主要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由于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能力和组织明显没有政府组织较强，所以要发挥社会协商的效果，除了政府吸纳社会组织以外，社会组织自身也需要主动参与政府治理，实行协作性治理。
三、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供给
我国社会组织为什么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和有能力，并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没有需求，而主要是其遇到制度供给缺失，同时束缚社会协商治理机制的实施。因此，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以提供其合法性基础，得到法律和相关机制的支持。
（二）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
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是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平台和基础。因为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薄弱，社会需求和治理要求的情况下，只有政府通过人财物等支持以建设孵化基地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把社会组织的优势体现出来。在“强孵化基地建设―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参与治理能力”循环中，协商治理机制才具有实质性的效益。
（三）重构社会组织内部结构，增强内生性治理
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对参与政府治理是有极大的影响力。要增强外部协商的能动性，需要加强内部的结构调整，使其适应社会发展所需，也就说内部治理结构是有秩序的，使组织制度更具弹性，调适性较高，对外部环境的变动有回应性。
（四）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治理，实现协商治理绩效
协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同时提出协商概念是符合现阶段我国治理需求的，意味着实现治理绩效是一种协商的结果，而不是单一主体强力推行的结果，因此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治理会有助于实践协商治理机制，并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政府治理的新路径。
四、总结与评论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能够保障治理的有效性，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使政府更多注重公共精神。在治理谱系中，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中的功能影响着政府治理方式和机制的转变，从较多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转变为以平等的身份而协商治理，实现组织目标。
地方政府治理目的在于回应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有效方式。它的实践效果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以形成有益的治理经验和技术。同时，社会组织协商是协商治理机制一种形式，是能够从微观层面处置问题或矛盾的不可缺少的途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因此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的各自优势，扬长避短，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绩效。
参考文献
[1]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5）.
作者简介
杨成来（1992-），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与地方政府管理。
社会治理路径篇4
【关键词】外来人员;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路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深入，农村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出现农村生产劳动力的剩余，还有城市经济的增长又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这致使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外来人员管理仍然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和谐发展。因此在城市外来人员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各大城市必须要重点加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积极创新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城市外来人员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外来人口带来的问题
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外来人口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和谐发展。首先，违反工商、市容、卫生、税务、计生等政策法规现象突出，那些从事个体饮食经营、贩运蔬菜水果等活动的外来人员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随意挤占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沿街吆喝叫卖，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其次，许多外来流动人口无任何劳动技能，找不到任何正当职业，走上了歪门斜道，盗窃、诈骗、抢劫等侵犯财产型犯罪较为突出，作完案就离开，严重影响了城市治安。
二、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员，但是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外来人员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
（一）能够有效保障外来人员的基本权益
城市外来人员是城市人口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城市人口，他们处于一定的弱势地位，很多人都觉得外来人口来自农村，没有多少见识，到了城市里面敢的又是重、脏，累、苦的活，因此便把外来人视为低本地人一等，城市外来人员的工作权、受教育权等常常受到侵害。而外来人员通过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外来人员的地位，使其更好的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同时还能够真实了解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这样能够更好的保障自身权益。
（二）有助于城市社会和谐发展
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管理中的一大问题，再加上外来人员的弱势地位，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冲突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有助于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和谐相处，例如城市外来人员通过参与社区居委建设，一方面能够使社区居委了解外来人员的真实状态，并且根据外来人员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外来人员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外来人员通过参与社区居委管理能够积极参与居委会举办的各类活动，这样有助于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助于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有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外来人员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城市外来人员管理的不完善，外来人员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外来人员通过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外来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同时还能够有效解决外来人员在城市生活中的难题，使其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这样能够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利益，有效推动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城市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管理效果，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一）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是城市外来人员管理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影响外来人员管理效果的重要问题。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一些城市外来人员认为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与自身关系不大，那是城市居民的事情，进而参与城市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效果。还有一些城市外来人员对社会基层管理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基层管理对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参与社会基层管理是外来人员的责任，认为城市社会基层管理的对象是城市居民，对于他们这种外地人没有多少作用，从而不会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管理。
（二）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制度不完善
完善的制度是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例如到目前为止，很多城市并没有建立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约束机制，从而无法充分约束外来人员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管理工作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基层管理的效果。还有很多城市的社会基层管理权力机制不完善，社会基层管理的权力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居民手里，并没有放权给城市外来人员，这样就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
（三）沟通机制不完善
完善的沟通渠道是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途径，但是实际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沟通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与社会基层管理部门的沟通。例如社会基层管理中的沟通反馈机制比较单一，外来人员只能通过一种沟通渠道来反映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沟通效果，不利于社会基层管理水平的提升。还有很多城市的沟通反馈机制不是完善，很多外来人员在参与社会基层管理过程中通过沟通渠道反馈自己的意见时，但是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反馈，这样就直接影响了外来人员向社会基层管理管理部门反馈想法的意愿，不利于社会基层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
随着城市外来人员的不断增多，外来人员在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有关城市部门应该要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研究，积极完善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外来人员与城市的和谐共处，进而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
作为保障我国所有劳动者劳动权益的法律的《劳动法》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对劳动者保护力度不够等缺点，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该要单独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重点明确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严禁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平等就业权、同工同酬和休息休假等福利待遇。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将外来务工人员依法纳入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范畴之中，使外来务工人员享有社会保障权益。比如，制定统一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条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范围;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的医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依法享有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权利。除此之外，我国政府还应该加强修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镇工作地、居住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府应为外来务工人员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以确保其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二）加强宣传，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
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基础，因此基层社会治理部门应该要加强宣传，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首先，社会基层管理部门应该要组织专门的人员深入到各个社区基层宣传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性，使其认识到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对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其次，社会基层治理部门还应该加强与宣传部门的合作，印刷一些包含社会基层管理知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重要性等知识的海报以及宣传册，并且组织人员去各大外来人员集中社区发放给城市外来人员，这样能够有效增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
（三）建立与健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制度
完善的制度是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保证，因此城市有关部门要根据城市外来人员的实际情况建立与健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制度体系。首先，城市有关部门要建立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责任制度，严格明确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外来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提高其认识，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治理工作中，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城市有关部门还应该要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严格监督社会基层治理工作，严防城市居民排外现象的出现，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城市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工作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四）积极完善沟通反馈机制
完善的沟通反馈机制是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工作积极性的基础，以此城市部门应该要在现有的沟通反馈机制的基础之上完善沟通反馈机制。首先，城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拓展沟通反馈方式，例如机制、电话沟通、网上沟通等多种形式的沟通反馈机制，这样能够给外来人员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沟通平台，外来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次，城市政府部门还应该要进一步加强反馈响应机制的完善，有关部门在接到外来人员反映以后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要给予响应，必须要根据反映的问题及时制定处理措施，这样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外来人员的难题，从而促使其更加主动的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促进城市的发展。
（五）创新体制机制，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基础
传统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城市政府部门应该要进一步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这样才能为外来人员提供更多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机会。首先，城市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各大社区应该要成立专门的外来人员管理部门，并且要严格明确外来人员管理部门的职责，聘请有代表性的外来人员担任外来人员工作部门工作，这样能够有效调动广大外来人员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城市社区管理水平，为城市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政府还应该要积极转变社区居委会职责，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城市居民的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各大社区居委会还要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员的服务工作，这样能够让外来人员感受到来自于城市的关怀，使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去，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加强社区管理与企业单位的协调发展
在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不断加大的今天，社会小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互不认识、互不往来，他们彼此隔离，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的社会联系淡漠，社会资源难以转化为社会资本，不利于个人生活服务和精神家园的建设，也不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因此各大社区居委会要注重单位的社会管理，强化单位的社会管理责任，一方面要促使单位很好地维护外来职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各大社区居委会还要进一步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沟通，鼓励和支持单位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服务管理贡献力量。
五、结语
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外来人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同时由外来人员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部门应该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思想，积极引导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制定科学合理的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完善沟通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外来人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促进城市的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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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路径篇5
关键词：社会治理；公民参与；路径
一、社会治理与公民参与
（一）社会治理的界定
十报告提出，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社会治理是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以法治为后盾，借助企业、民间组织、社区公民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过程。在这里，执政党的领导是根本，为社会治理提供最根本的方向性的指导；政府作为主导，是社会治理中的核心组织，承担相关的治理职能和责任，维护社会稳定并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公民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参与到实际的社会事务管理当中，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与缺陷。
二、公民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一）培育公民精神，提高整体素质
我国传统的臣民意识、顺从意识使得公民普遍形成一种退让、妥协和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而公民基于利益诉求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则有利于破除陈旧的观念，让公民亲自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增强了我国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的整体素质，培育对国家的认同感和依赖感。
（二）完善科学决策，加快民主进程
公民参与往往是通过参与到政府具体公共政策制定一系列过程而实现的，从政策的策划、方案的选择、决策的实施到后期政策的评估反馈，若缺乏公民参与，则无法体现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公民的参与度也极大地反映出我国各个地区的民主化程度，公民参与的不断扩展能够加快基层民主化所需的公民素质和公民资格。
（三）缓解族际冲突，实现长治久安
公民参与作为重要的利益表达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让各族公民拥有自主的发言权，能够参与到各项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有利于培养地区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而民通过不同的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可以让公民的一部分利益诉求得到实现，缓解不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维护参与秩序和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我国当前的公民参与现状
（一）公民参与的总量不足，地区差异大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公民意识有所提升，对政治参与的了解有所提高，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公民参与总量仍然比较低下公民的参与水平和深度不足，一些边远地区的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变化不敏感，往往习惯于以一种被动的态度去应对社会公共事务。不同地区之间的公民参与发展很不平衡，边远地区的公民参与活动的范围十分狭窄，而比较发达的城市公民参与机会则较多。
（二）公民参与的渠道单一，效率低下
从总体上看，我姑公民参与的渠道仍然单一，各种参与机制还不够成熟，在具体的参与过程中仍然习惯于以听报告，开讨论会等传统形式进行，参与覆盖面小，参与对象单一。同时，由于参与群体的多样性，各个参与群体之间的参与要求不尽相同，单一的参与渠道显然无法协调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参与需求，结果往往导致参与的低效率。
（三）公民参与的认知不高，秩序混乱
尽管我国公民对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有了基本的认识，但在实际的参与当中，还没有完全了解公共事务的运行状况，也不能很好地利用已有的信息资源。往往习惯于采取被动的方式对待公共事务，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对自身的定位不清晰，对环境的变化也不甚了解，常常游离于社会公共事务之外。由于认知水平不高，公民参与的非政治化现象突出，在参与过程中往往会导致秩序混乱的状态。
四、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公民参与路径选择
（一）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
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表，能够为我国的公民参与提供正确的方向导引，领导人民进行合理有序的参与活动。而各个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应当发挥参与的主导作用，尽快转变管理观念，积极拓展公民参与的各种渠道，为公民参与提供最大的便利。社会组织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缓和族际利益矛盾，协调各方利益，以实现公民参与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中的良性互动。
（二）坚持依法治理，进一步加强公民参与的法制化建设
法治是不仅是公民参与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各个地区社会稳定和谐及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一方面，需要逐步完善我国公民参与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有法律权威，加强公民参与活动的法治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应当强化对各个地区公民参与的监督管理体制，加强基层民主的建设，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三）坚持综合治理，协调公民参与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由于各个参与群体阶层的不同，所要表达的利益诉求也十分多样，对此，应当以综合治理的方式，通过加强教育的方式，提升我国公众的整体文化素养和参与能力，规范人民的参与活动，提高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而对于宗一些非制度化的参与行为，各个地方政府则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坚决的态度予以打击，从而消除公民参与的各种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
社会治理路径篇6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法治；问题；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098-05
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学术界，包括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和社会学界的广泛注意，成为学术界当前的热点问题。但是系统探讨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的概念、现状和建设的尚不多见，本文拟抛砖引玉，以求更深入的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相关概念刍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适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背景下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如何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理解和把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涵，笔者认为必须首先梳理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的概念。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前提。
社会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指的是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等等，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而广义的社会管理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即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也就是说广义的社会管理，“既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属于社会自治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范畴，即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复合体。”
关于社会管理创新，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应松年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刘旺洪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依据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把握经济、政治和社会新的发展态势，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等，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实现社会善治的活动和过程。其本质是建构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从“为民做主”向“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从管制型社会管理向服务型社会管理的根本转变；从单纯政府管理向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根本转变；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的根本转变。其重要价值目标是建设法治社会，实现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法治化。刘旺洪教授的概念，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创新的内容和价值目标阐述更为具体。
综合学术界的观点，我们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落实到社会管理各领域和全过程的创新；这种创新，决非仅仅将法治视为创新的手段或方式。诚如同志所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党全国致力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立法、执法工作，使各项社会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实质是在法治的框架下创新社会管理，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说社会学与行政学侧重讨论社会管理概念的话，那么，法学则应该侧重讨论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含义。它意味着用法治的精神审视社会管理全局，用法治的眼光审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用法治的手段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用法治的方法巩固社会管理成果。总而言之，是将社会管理纳入法治的视野，法治贯彻于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治化。第一，这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法律具有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对于文明社会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可以说，法治是社会管理的基石。第二，这是稳定社会的现实需要。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必须依法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法治本身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通过民主立法、参与式的执法，让政府了解民意，及时回应民意，才能实现政府、社会、公民三者的良性互动。第三，这是促进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成果的需要。社会管理法治化要求社会管理在法治框架内运行，要建立起法治为主导的治理模式。面临着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会管理需要不断创新。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现有的法律和法规的滞后现象，这就需要法治，一方面健全社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相关法律的立、改、废：另一方面则是以法律的形式把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的好的做法、措施加以制度化。从而真正巩固现有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果。
总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最终价值目标。
二、现状与问题
当前尽管各地各级政府响应中央号召，出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很多案例，但是总体上而言，离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法治化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和法治文化的缺失。法治究其本质而言，来自于公民对于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的内心信仰，并真正奉之为自身的行为准则。正如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人们在认识到法律精神和领会法律精神的情况下自觉地而非强迫性地尊重、遵从法律。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当前重人治轻法治，认为权大于法，法律不外乎人情，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上，公众信权不信法、不信法、信闹不信法的现象还比较突出，还没有形成法治轨道内解决问题的共识。公民和一些政府官员还没有真正树立法治的理念，法治文化没有深入人心。
第二，社会管理的法律相对滞后。尽管经过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完备，已经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体系。但是社会管理创新毕竟是一个新课题。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既体现在社会管理中存在法律空白，也体现在已有的某些法律规范落后于社会发展，从而导致社会管理的规范缺失。
主要表现在：其一，涉及民生和社会保障的法律层次低。属于民生民权服务保障法制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立法层面上，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已有的规范层次较低，主要是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其二，涉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立法不完善。例如，属于公民社会培育发展法制中的社会团体立法，缺乏统一的基本法律层面的社团管理法，使得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功能等得不到明确的规定和保障；而已有的某些规范又落后于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控制得过于严格，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妨碍了公民社会的培育。其二三，对于行政执法行为的约束方面，譬如，在社会管理行政执法行为的约束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但《行政强制法》却迟迟不出台。其四，对于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制度缺失。公众不能有效参与社会管理中的立法、执法过程，自己的利益诉求就没有正当的表达渠道，政府与社会不能及时沟通，就会加大社会冲突和社会对抗发生的可能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渠道较少，参与方式单一，信息不对称，公众参与流于形式，相关法律制度、机制还不健全。此外对于现在出现的新的腐败问题，“裸官”现象，对于无处不在的网络诈骗问题，对于如何规范大量的群众行为，如何引导和规范新兴媒体以及社会舆论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总之，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主要由六个方面的法律制度构成：民生民权服务保障法制、社会纠纷多元解决法制、安全稳定维护应对法制、公民社会培育发展法制、社会管理队伍建设法制、社会管理组织法制，这些相关的法律制度都需要进一步完备。
第三，社会管理执法滞后。主要表现在：其一，执法理念滞后。现实中权大于法、、人治，损害公民的权利的现象依然存在。执法人员以“权力”为本位，这与执法为民、保护人权、依法行政、有限政府的理念严重不符。其二，执法不严，存在损害公民合法权利的现象。在土地征收征用、城市拆迁房屋、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皆存在严重的侵权问题，这些权利多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譬如土地征收征用中的公民土地使用之物权，拆迁房屋之所有权，环境保护之环境权，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之就业劳动权与社会保障权，城市管理中的公民个体之生存权，涉法涉诉之上诉、控告或检举权以及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等。近几年的钓鱼执法，躲猫猫事件更是严重暴露了地方政府机关执法的问题。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野蛮执法现象。其三，社会管理主体单一。传统的社会管理突出的是政府的管控职能，而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政府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都将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形成社会网格化管理。其四，执法中程序规则缺乏。程序是由执法的步骤、方式、时限、顺序等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可以约束执法机关谨慎行使公共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在众多的行政行为中，只有少数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有明确的程序规则。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更注重实体权力，忽视程序规则。执法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其五，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法治观念较差，行政执法时忽视了人性化执法，容易和公民发生冲突。
第四，司法的功能尚未真正发挥。社会管理创新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法院也是一个重要主体。应该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目前，在社会管理中包括在调处社会矛盾纠纷中，司法功效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司法权威也未得到特别的尊重。不少本应法院依法终结的案件，又以方式回流到行政渠道。“不信法”、“信人不信法”等现象，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司法手段的苍白无力。”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司法还未能真正独立，司法腐败还比较严重，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公众质疑，司法功能未能有效发挥。
三、推进路径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首先需要转变政府观念，变传统的管制为服务，变“为民作主”为“为人民服务”。改变传统的权力本位，官本位思想。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服务型政府应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权力受制约的政府，法治政府是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是受监督的政府，法治政府是阳光政府。需要树立法律至上，政府权力有限的观念。宪法和法律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根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正如韩大元教授指出，“社会管理创新不能突破法律”：胡锦光教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能游离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法律至上，就是让法律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让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主要的渠道。政府权力受法律制约，政府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即政府必须守法，权力必须规范，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具体而言包括：政府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法律授予的权力才是正当的公权力，政府权力的取得和存在必须有法律依据；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合法，越权无效。行政权力的行使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并且不能超越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否则就是无效行权：社会管理活动中涉及到的行政授权、行政委托必须有法律依据，被授权和被委托组织只能在授权和委托的范围内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此外还要树立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调了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的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突出我国宪法的人权关怀。
第二，依法行政，加强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依法行政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途径，它要求行政行为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为此必须做到：“一是要保证国家行政权力的依法实现，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得到正确行使。二是要阻止非法行政，保护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从而体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负责态度，达到执法为民的目的。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构成部分。政府拥有比立法和司法更大的管理权力，“对于法治国家来说，法治政府是其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没有法治政府当然就没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道路交通安全、自然环境安全、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和安全等涉及百姓生机，意义重大。执法机关必须严守职责，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格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党和政府在强调规范执法行为、防范和处置执法中滥用权力、执法腐败的同时，应当全力支持执法机关的严格、规范执法；必须迅速妥善处置执法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严厉惩处暴力抗法、聚众抗法的行为，在公众中确立执法机关的权威，切实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在依法行政的同时，还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基本保障。严密有效的法律监督是保证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得到落实，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的重要途径。行政监督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一方面需要健全监督网络，充分发挥人大依法监督、法院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主体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改革行政监督内部监督方式。完善行政机关自律机制。“要强化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把行政执法部门或组织的依法行政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与经济工作一样，层层签订责任，定期检查考核。”
第三，健全社会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坚持的原则有：一是与时俱进，动态立法。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强立法工作，防止法律真空的出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并非是一劳永逸的，立法是动态的。特别是面对当前社会中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立法部门就必须跟上社会发展的速度，查漏补缺，使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的社会活动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二是立法要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改变过去部门立法过多的现状，防止部门权益的立法化，切实保障立法的公平与正义，使立法保护的利益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召开专家咨询会，召开听证会，特别是扩大公众的参与，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的重点是：其一，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建议尽快出台《社团管理法》，重视和更好的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治理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发挥各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等）、各事业单位（教育、医疗、新闻出版、文化团体、科研机构等）、城乡居民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社团、基金会、中介服务组织等）的社会协同影响力，参与解决社会管理中的各种矛盾。社会组织管理、民间组织管理、社区管理、行业管理等领域都缺少国家基本法。目前只有一部《社团管理条例》，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管理法》的支撑，很难有效协调和解决各种法律关系。其二，健全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相关制度。目前，社会管理中已经建立的地方首长接待制度、行政听证制度、政府发言人制度、党务与政务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恳谈制度、政府官员或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开通微博等等，这些都要进一步制度化。另外，对于政府的涉及社会管理的行政程序规范可以出台相关法律。“比如，2008年，湖南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并相继配套出台了《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等。此后出台的《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填补了我国有关政府服务的立法空白，在地方性规章中首开先河。该《规定》共分总规则、服务主体、服务内容、服务平台、服务公开、服务保障、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9章123条。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它规定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这些建章立制的规范化建设，保障和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有序、配套、公正、文明地得到推进。”其三，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探索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在充分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政治参与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当前需要着重加强两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立法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凡是与公民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都通过听证、协商、辩论、谈判等渠道，直接听取公民的意见，使决策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同时通过举行立法听证、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等途径，影响法律制度的立、改、废；一是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定期不定期地评测政府的活动。健全和完善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申诉制度、控告制度、检举制度、制度、监督制度等，使这些制度成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法律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推进司法公正，能动司法。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制裁违法犯罪、保护合法权益，调处矛盾纠纷，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充分履行好公正司法职责，始终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公正司法十分重要，需要坚持的原则有：一是司法独立。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司法合法。在执法的过程中，合法性是对执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执法的最重要一项原则。“它要求执法主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具体做到执法主体、执法内容、执法程序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基本要求。三是能动司法。在执法的过程中，赋予法官在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一定权限。也就是行政主体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使其在最大限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司法实践中，应当在相关法律中明确体现公平、正义、保护人权的司法理念。必须把住司法机关作为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最后防线。同时还需要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情况，推进能动司法。“人民法院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应当通过能动司法，积极拓展和延伸审判职能，从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公共政策的完善，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的实现。
当前积极探索和创新能动司法的工作机制有：“其一，准确运用能动的法律方法，弥补法律漏洞、填补法律空白、应对法律规定的滞后性和法律模糊不清等法律问题，审理复杂、疑难和新型案件。其二，完善诉讼服务。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众，司法机关应当问需于民，健全诉求表达机制，引导民众合法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其三，积极探索和推行大调解制度。为了更好地执行判决，应更多地强调法庭运用调解的方式办理案件以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其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准和司法能力，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的廉洁性，防止司法腐败。其五，建立司法预警机制。法院应当延伸司法职能，通过积极的司法预警发挥司法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
第五，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公民社会担负社会管理的部分功能。其一，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其二，公民社会能够充当国家与公民矛盾冲突的“减压阀”。其三，公民社会组织能够较好地协调利益关系。第四，公民社会组织能有效规范和矫正组织成员的社会行为。当前培育中国公民社会必须逐步增强公民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这就要求国家从政策法律上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大的自治空间，建立公民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实现其成员的自我管理，并确保其正规性、民间性、非盈利性、代表性和参与性。“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公民社会给予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防止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对立面，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
社会治理路径篇7
关键词：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功能；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从古至今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在维护财经法纪、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提高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资金使用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文拟从社会责任治理角度探讨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治理问题。
一、我国国家审计的发展历程及相关社会责任范围的演变
从我国国家审计社会责任履行的演变历程来看，我国的国家审计是从合规性审计逐渐向绩效型审计不断地演进。本文主要从利益相关角度来分析我国国家审计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相关利益者范围的演变过程。
（一）古代国家审计
西周时期，国家设立“宰夫”，其主要职责是考察百官的政绩，对奢侈浪费的给予处罚而节省开支的加以奖励；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审计主要是由丞相等兼任；秦汉时期，国家设立了御史大夫对会计账簿进行审计同时还实行就地审计原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国家审计机构——比部；宋代时期，实行财审合一制度，使得审计的独立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元明清三代审计机构隶属于检查系统御史台和检察院，此时期的御史台审计范围非常大而且保证了审计的独立性，是前朝不能比拟的。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相关利益者主要包括君主、官僚、民众，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国家审计的良好实施，税赋才会得到监督，为富国强兵、保护百姓权益奠定基础，从而巩固皇权及保证统治阶层的利益。
（二）近代国家审计
1912-1949年期间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通过对古代国家审计的弊端进行改进和借鉴西方先进的国家审计的基本理念后建立了我国近代国家审计体制。在国务院设立中央审计处，各省设立审计分处（审计处与审计分处的主要职权范围包括了政府机密费以外的国家一切财政收支，其主要任务是审核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军队的财务收支情况并按期公告），并公布了《审计处暂行条例》等审计法规。近代国家审计的范围由古代主要审查官僚机构发展到事业单位，其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范围扩大了很多，主要包括政府部门、政治组织、事业组织、公众。
（三）现代国家审计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我国审计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82年我国宪法明确了开展审计的必要性，国家审计署也于1983年成立。2010年审计署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标志着我国国家审计体系逐渐走向了完善，在服务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健康发展、加强政府廉政建设、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有效使用等方面，国家审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我国国家审计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责任制度履行越来越完善，国家审计机关考虑到的相关利益者也越来越多，主要包括教育机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媒体、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环保组织、公众、自然环境等。
从我国国家审计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家审计社会责任从古代的集中于对皇权的维护，保证统治阶层的利益，到近代社会以法律条款的形式明确了审计机关的职责和权限，再到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社会责任制度履行越来越完善，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演进，社会责任治理功能在审计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强大，对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强化国家审计社会责任理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存在不足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对于自身社会责任履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的问题包括：（1）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监督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针对审计结果落实性；（2）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理论及与社会责任治理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
（二）产权结构的社会责任治理诉求
国家审计的被审单位产权性质具有独特性，多是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发展走向等的重要决策机构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我国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社会民众的人，承担着公众受托责任，因此国家审计强化社会责任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责包括：按规定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组织实施对国家法律政策等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组织审计国家驻外非经营性机构、中央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境外财务收支。从审计职责可以看出，国家审计的对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性，因而只有对其加强监督才能有效保证其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三）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是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引领者
国家审计的历史渊源悠久，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均是在国家审计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形成的。国家审计一定程度指引着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只有国家审计严于律己加强社会责任审计，才能确保其他形式的审计更好地发挥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治理和社会责任治理方面更加出色。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作为国家审计在企业内部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也带领着非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方面继续优化。
三、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分析
（一）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
针对国家审计的特殊性，要把握好国家审计的社会治理功能首先要了解国家治理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然后才能根据具体的问题提出切实的方案。刘家义（2011）指出，国家治理标准体现为：一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对外维护和对内维持政权稳定；二是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问责机制，遏制权力腐败；三是有效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四是促进科学发展、摆脱贫困和增进福利。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国家治理主要是要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国家有效的运行。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系统中的监督控制系统，一方面在特定时期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演进，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治理目标、任务的转变而转变，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
前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强调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二者产生的动因都是公共受托责任。公共受托责任的发展经历了受托财务责任阶段、受托管理责任阶段、受托社会责任阶段。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功能在公共受托责任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国家审计职能是指审计能够完成任务，发挥作用的内在功能，是审计自身固有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化、审计对象的扩大、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加深和扩展的。传统国家审计的职能主要包括经济监督、经济鉴证、经济评价三方面，而美国审计机关成熟度模型中要求审计机关还要有高瞻远瞩的预测能力，对检查的经济事务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国家审计在社会责任治理功能方面本文通过相关利益者来表现，既强调审计固有的审计功能又强调社会责任的履行（图1）：
1.国家审计对“责任政府”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需要维护民主法治，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我国政治落实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理念，为国家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构建“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需要被审单位能够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在计划、审批、部署和后期监管经济业务时要切实做到合理合规。而国家审计机关应该增强自身社会责任理念，做到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客观公正进行审计：首先，审计机关需要加强对领导人员权力的监督，对破坏民主与法治的行为给予公示；其次，在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审计机关应该对审计事项进行严格审查，并对危害国家利益的事项进行有效预测；最后，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要密切关心民生、社会热点问题，为国家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图1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功能
2.国家审计对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
社会公众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包括社会组织、民众等。对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治理主要体现在通过审计单位自身的表率作用和监督作用来对其起到带头模范作用，同时对于涉及被审单位相关利益的社会组织，国家审计良好监督更能够起到发挥自身社会责任治理功能。对于一般社会公众，审计机关通过严厉监督被审单位，能够使得被审单位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社会效益最大化，同时加强对关乎民生的事项进行审计监督。
3.国家审计对环境治理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
国家审计机关要加强对审批机关的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经济业务进行经济鉴证并做出合理性评价，保证环境污染最小化。首先，保护环境从污染源头抓起，国家审计机关要对审批项目的可行性、合理性和长远发展等进行评价；其次，国家审计机关要考虑被审单位的环境污染指数，严格审核环境污染项目，对于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污染行业，审计机关不仅要加强环境污染监控的审查力度，还要发挥自身预测能力和专业知识，对环境污染的减少提出自己的建议；第三，针对环境保护者组织，审查机关要严格检查组织的经济业务流向，保证组织的良好成长，同时进行审计引导；最后，对于环境污染受害者，国家审计单位需要发挥审计职能，考虑通过加大惩罚污染制造者来对受害者进行补偿。
4.国家审计对经济活动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
经济活动审查是国家审计中最重要的一环，国家审计作为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主要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有：首先，审计机关要严格审查经济活动项目立项审批、加强经济业务事中跟踪审查和严惩经济犯罪；其次，对于一般经济活动从事单位，审计机关需要督促被审单位完善自身经济受托责任，发挥自身的潜力为国家做出应有的经济贡献，通过审计公告形式对其业务事项做出引导；最后，审计机关需要对国家经济走向通过审计结果进行合理的预测，对于扰乱经济发展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5.国家审计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
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功能是既要维护国家审计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又能保证审计事项的合理合规，保证国家治理的切实有效。在一项审计事项中可能存在损害一部分利益相关者而有利于另一部分相关者的情况，审计机关应该高瞻远瞩，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同时对利益损害方进行积极的补偿和扶持。
四、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功能实现路径
（一）强化国家审计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推进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法律法规和评价体系建设
国际范围内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标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劳工保护标准、环境和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综合性标准以及评价与审计标准。我国关于社会责任的标准和法律法规也很多，例如《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资源浪费、战争使得地球资源趋于枯竭，建设节能减排型、环境美好型社会受到了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崇，但是目前在审计理论研究和法律制定方面远远落后于实务要求尤其是社会责任研究也只是从20世纪中叶才开始，这要求更多的理论和社会责任法律对实务进行指导，以为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治理功能充分发挥打下基础。而且，国家法律机关或者社会团体也要尽快设计出规范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来指导国家审计，让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治理职能有标准可循，从而更好地获得社会责任治理信息。
（二）注重审计人员素质培养和审计过程监督，完善审计的方法和手段
首先，需要审计人员在不同审计业务中，能清楚地了解审计的本质和问题的症结，这需要审计人员不断地提高自身业务技能；其次，国家审计机关还需要加强对审计过程的监督；最后，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财务数据网络化应用越来越广泛，审计人员需要创新审计手段和改进审计方法来应对各式各样的财务舞弊行为。
（三）完善审计公告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培养审计机关与相关利益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我国审计署从2003年开始实行审计公告制度，这对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功能的发挥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审计公告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但有利于让被审单位的违规行为得到改正、恶化社会环境的问题得到改善、扰乱经济社会的现象得到制止，更有利于不断地释放出强化社会责任的信息，培养相关利益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首先，完善审计公告的披露需要国家机关对审计公告的程序进行规范，对审计公告结果需要有一定的约束机制，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公告而没有后续对被审事项进行追踪和督促改正；其次，需要对审计事项进行分类，从而使审计结果更加明了；最后，需要增多披露次数和加大披露范围，披露次数的增多可以减少被审单位违纪违规行为，督促其社会责任的履行，披露范围的加大可以使审计体系更加完备，国家审计的社会责任范围更广。
（四）推进国家审计机关、社会审计机关、国家之间互审功能的实现
首先，互审功能的实现可以规范审计业务程序，避免审计单位技术上的失误，从而促使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其次，对于被审单位来说互审功能可以有效改善其寻租、舞弊行为，促进其在经济活动中遵守社会法规和自身社会责任的培养，从而有利于我国国家审计社会责任治理功能的实现。
落实互审功能首先需要国家从法律法规层面确立互审的地位，使互审成为再审计的必要程序；其次，在互审过程中，对于再审计单位的选取一定要有随机性，从而有效地杜绝寻租行为；最后，国家审计机关对于互审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总结，完善审计互审程序。
（五）严格履行自身职责，培养审计预测能力
各级审计机关和主管单位要加强系统内违纪审查力度和惩罚力度，健全有效的办事体系。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审计业务进行简单的经济鉴定远远不能满足审计业务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国家审计预测导向功能越来越受到审计机关的重视。国家审计预测导向功能要求审计机关不但要发挥好审计监督的基本职能还要能够有效地对经济事务进行预测，以及早地发现社会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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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路径篇8
关键词：城市交通交通拥堵治理路径
城市交通拥堵的出现由来已久，单纯依靠增加设施供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而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寻求答案，包括交通拥堵形成的背景、与交通相关的制度理念、政策设计、交通工具的消费、居民的出行习惯以及整个城市交通环境的营造，都是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特殊背景
中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在城市化、机动化以及国际化这些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一）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止2008年末，我国拥有6亿多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由于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人口增长超过了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这就不可避免地诱发了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人口与社会活动的大规模集聚使得日常交通量大幅度上升，致使交通拥堵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
首先，城市化进程速度超快。按照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城市化率从30%到70%是加速发展期，这个过程西欧用了近180年，美国用了近100年，日本用了50年。而中国城镇化率1996年达到30%，目前已接近47%，每年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城市化率达到70%所需时间不超过40年，这将对中国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极高要求。
其次，城市化模式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跳跃式不均衡发展模式，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大城市是农村人口的主要吸纳地，大量农民工跳过原籍周边的中小城市（镇），跨省域长途跋涉向沿海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不仅如此，中小城市的人口也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十一五”期间，大城市人口年递增率达到3.5%，而中小城市人口则为负增长，中等城市年递增率竟达－9.0%。
第三，城市化的基础条件不同。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大城市在户籍制度、教育体制和资源、住房与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尚未为接纳“农民工大潮”做好准备，由此造成的“城市病”与西方国家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交通问题上表现为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现代交通文明意识淡薄、交通运行管理与服务手段落后等。
在此城市化模式发展进程中，交通需求构成与时空分布特征更加畸形，供求关系更为复杂。首先是交通需求的空间聚集效应进一步强化。以近5年的交通发展数据为例，北京市中心城区就业岗位密度大幅攀升，高出中心城边缘地区1~2倍，“十一五”期间中心城区出行量占出行总量的比例上升了10%；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职住比例（居住人口:就业岗位）由1:0.8上升至1:1~1:2以上，进出中心城出行量增加了21%；广州市内环以内40km2的核心区聚集了主城区40%以上的出行量。
（二）机动化
近年来我国城市机动车辆的增速惊人。以北京为例，2009年机动车数量已经超过400万辆，未来一两年内有望超过500万辆。与同样的超大城市东京相比，北京机动车数量从200万辆增长到300万辆用了4年，东京用了10年；从300万辆增长到400万辆，东京用了12年时间，而北京仅用了2年时间；400万辆以后北京发展速度不减，而东京则进入了缓慢发展阶段。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继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突破1300万辆，201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增长惊人，再次创出新高。全年汽车产销量分别增长32.44%和32.37%，达到1826.47万辆和1806.19万辆，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1800万辆，稳居全球产销第一。
在以汽车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下，我们不得不把机动化看做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又一现实背景。汽车工业在我国各大城市蓬勃发展，虽然有市场经济的根本因素，但是政府的政策支持却是强有力的剂、催化剂。
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我国选择小汽车作为新的主导产业有其合理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小汽车如果作为大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交通拥堵。国外的交通实践证明，大量发展私人小汽车并不是万全之策。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相比，除了带来交通拥堵的后果之外，还会带来死亡率高、能源消耗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低等不良后果。况且，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多数城市在机动化和汽车社会到来之前，就已形成了人口和建筑高度密集的城市结构。在现有城市格局下，无论是拓宽道路、提高路网密度，还是建设地面、地下轨道交通，我国城市都面临着比欧美城市高得多的建设成本，中心城区交通状况的每一次改善都会诱发新一轮的开发高潮。如此下去，不可避免地陷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恶性循环。
（三）国际化
世界汽车工业在经过了100年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亚洲的迁徙，时至今日，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关注的热点。国家出台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小排量购置税强烈地刺激了汽车消费并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汽车产业重组规划思路的全新推出、国家汽车新能源战略的风起云涌等等，都给这块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土地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统计，2009年1月份中国汽车月度销量首度超过美国。如果这一迹象能够持续的话，2015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汽车消费国的预测将提前6年达到。
中国人财富的增加、对汽车的消费理念的变化以及国际汽车工业的重心转移造就了我国汽车市场的春天，但是在我们欢呼雀跃的同时，我们还需扪心自问：我们城市的道路容量准备好了吗？我们将如何面对更为严重的交通拥堵困境？
二、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社会性路径
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表明，单纯地将解决思路集中在技术领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我们应着眼于更高层次，具体来说，应从制度、政策设计与观念这三个层面来把握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关键。
（一）制度层面
1998年至2001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在短短三年中，由市长恩里克・佩那罗舍将他的城市从几乎是无望的交通拥堵中解救出来。在他的领导下，波哥大建设了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快速公交系统（BRt）：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行车道路网络（全长二百五十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步行街（全长十七公里）、通往城市最贫穷地区的数百公里长的人行道。此外，该市新建或改建一千多个公园，每年有两个工作日禁止私家车进入全市三点五万公顷的范围。
这些治理交通拥堵的具体措施值得我国借鉴，但是更值得借鉴的是这些措施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制度理念。2006年10月，恩里克在美国曼哈顿交通政策会议上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今天，我们不是在谈论交通问题，我们真正在谈论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必须做一个集体的决定来回答我们要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交通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从这意义上讲，治堵实质上是一个空间资源有效分配的政治话题。搞清楚这一关系，我们才能明白城市交通建设不能一味以经济利益为驱动，不能以偏袒少数富裕阶层为导向，确保城市交通公平才是我们出发点。
城市交通公平必须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出行人面临平等的社会外部条件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这是公平原则的前提条件，即全体市民面临着同样的城市交通境况、机会平等地享受城市交通设施提供的服务、法律上平等地使用交通权利。二是出行人要求社会平等地分配其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对所有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三是出行人在行为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应基本对等与合理，这意味着义务分担的多寡应根据在同样的交通设施使用中获益的多寡来决定，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应避免得多出少或得少出多的情况出现。
根据这三项原则，可以看到以下做法的不妥：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过多地偏重于以小汽车为主的城市快速路和主干道的建设，而对于方便大众步行、自行车出行的次干道、支路和巷前街的关注明显不足；城市交通政策忽略了城市交通目的和服务对象这一根本问题，为小汽车运行的考虑较为周全，而为大众步行、自行车出行和公交出行的政策制定明显滞后；城市交通管理明显倾向于少数人的交通出行，而对于大多数的出行群体则有违公平。
在老百姓眼中，交通拥堵一大原因就是有权或有本事的人太多，因此，交通里面有权力和政治问题，管交通也是管政治。如此说来，城市交通能否最大限度的体现社会公平，既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要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交通状况的优劣及交通管理政策实施的成败。只有坚持并保证绝大多数人平等地享有出行权利，才能为我们最终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找到正确答案。
（二）政策设计层面
城市交通公平是我们解决交通拥堵的制度理念，而政策制定是理念得以表达的集中体现。目前限制小汽车发展、倡导“自行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等政策措施已形成广泛共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1．采用家用小汽车“供应短缺”的政策
小汽车拥有是个人行为，但是小汽车使用却是社会行为。小汽车的使用需要公共的道路空间，所造成的交通拥挤会使社会成本上升。因此政府有充分理由和必要，引导对小汽车的拥有行为，同时限制和管理小汽车的使用行为，让消费者支付真实的成本。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应该由一个超越于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来识别和确定“控制私车”的国策。
我国城市交通政策应该鼓励和推动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而对于家用小汽车应采用“供应短缺”政策，即在城市的特别地段划定步行区或单行线，限定停车车位，实行限速行驶等措施，使城市居民减少对家用小汽车的依赖。此外，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税收政策，根据家用小汽车的使用状况征收税费，建立“购买小汽车不只是购买了车辆这一物品，而是同时租用了城市道路系统”的概念，以燃油税、轮胎税等方式增收小汽车使用道路成本费或使用税，通过经济杠杆来调节家用小汽车的需求，使城市交通方式符合城市交通设施供应水平。
2．倡导“自行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
理应肯定的是，自行车由于其经济实用、方便省时、没有污染、节约能源又可运动健身等优势，确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理想的个体交通工具，它应当在我国的城市客运交通中占有一席之地。城市不应把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作为互相对立的交通方式来对待，而应从交通运输管理的角度，研究如何将两种交通方式加以组合，以获得最高效率。
首先是加强自行车族和步行者的交通法规观念教育，提倡自行车，宣扬健康、环保的交通出行选择，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欢迎自行车、尊重自行车的自行车文化；其次，像汽车有专行路一样，自行车也理当有属于自己的专行路，加强自行车公共租赁店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把自行车交通看作是为广大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提供的一种受惠于大众的公共产品；最后，鼓励并提倡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换乘的出行模式，如将折叠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或地铁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大中心城市中最迅捷和廉价的交通方式，并解决市内远距离的交通。
尽管目前我国城市利用自行车作为慢速交通工具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但是自行车交通的优势和潜力仍未充分体现出来，由自行车交通所带来的交通拥挤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缺少引导自行车交通合理发展的相关政策。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进一步挖掘自行车交通潜力并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既能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压力，带动整个城市交通的良性发展，而且能为我国当前构建低碳交通、打造节约型社会做出贡献。因此，自行车作为一种传统的绿色出行方式必将回潮，而作为适应今后综合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被列入消灭的名单之中。
3．切实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在对私人交通工具特别是家用小汽车进行管制和限制的同时，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使之以最佳的服务质量形成较大的优势与吸引力，通过竞争，使私人小汽车交通逐步向公交转化。私人小汽车交通固然能给个人出行带来很大的方便。尤其是对居住在郊区、享受低密度空间舒适环境里的私车主更是能带来许多便捷，然而，这毕竟是个人利益。为了换得这点个人利益，它所牺牲的却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如交通拥堵加剧、城市环境恶化加速、能源消耗增加、大量城市道路资源被吞噬、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等，每年由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据统计，因为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中国15座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财富。一年365天就是3650亿元了，买车所带来的收益都被堵车所抵消了。当然，我们不能限制拥有私车，但要通过竞争努力使私车车主在工作出行中自觉选择使用公共交通而放弃使用私车。而促使私车车主放弃的动力，就是增强城市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首先，实施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政府要加大对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资金投入力度，要对道路等级、路网布局、综合换乘枢纽、场站建设，以及车辆和设施装备的配置、更新，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补贴和补偿机制，统筹安排，重点扶持，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营质量和效率。其次，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满足个性化的交通需求。通过改善公共交通运营线路与换乘枢纽，提高公共交通的正点率及运行效率，合理分配公共交通运力，减少和方便换乘，提高公交利用率和满意度，为乘客提供出行信息，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改善乘车环境等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方便周到、经济舒适的公交服务。
（三）观念层面
社会有自己的人群识别系统，这种识别系统体现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在中国走向汽车社会的过程中，拥有一辆小汽车就成了表明一个人身份的重要特征。法国社会学家布希亚认为，当代社会正处在一个符号世界之中。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消费与交换都将为符号所主宰。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符号，并被当成一种“风格、地位、奢华以及权力等的表现或标志”来购买。但当人们在消费某种物品或符号时，似乎也在向他人传递着各种信息。人们在消费物品或符号过程中界定自身，消费物品的种类成了社会分层的标志。人们在消费某类物品时，无形中就把消费同类物品的人归类在一起，而把消费不同类物品的人区分开来。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同时在改革进程中首先富裕起来的中产及以上阶层的人数也在不断扩大。在拥有了生活基本消费能力之后，额外的消费能力逐步转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体现身份特征的方向上来，而汽车作为较好的选择之一，被这类群体广泛接受。同时，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羊群效应，“有房有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青年人的理想，社会环境容易导致人们的想法和思维方式逐步趋同，某种程度上购车、用车已经不是理性消费行为，而是迫于周边环境的压力。因此，我们不可否认汽车产销量的快速增长与人们的消费心理有直接联系。然而，汽车消费与其他消费行为不同，它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私人成本。表面看来，小汽车出行的成本只是汽车折旧、汽油成本、税收、执照、养路等费用的总和，但实际上汽车的运行会带来道路拥挤、干扰其他出行方式以及污染的行为等。从空间和资源角度来看，汽车交通对于社会、自然、乃至人本身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或代价。可以说，汽车就是交通拥挤、环境破坏等各种问题的元凶，但遗憾的是，只要汽车继续带来方便和移动的自由，无论如何它都会受到人类的宠爱，无论如何采取怎样的措施能带来的也不过是多少缓和一下汽车化的发展，根本无法指望彻底的变化。因此，为了使汽车化减速，进一步本质性的对应是必要的，那就是对于汽车的态度的转变，即价值观的转变是必要的。
如果汽车化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的大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期望脱离一个没有拥堵的世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对我们自身依赖于汽车的生活习惯、生活态度进行真挚的反省。我们必须理解，这一责任的最本质的所在并不仅仅是政府、法律、社会系统等外在的存在，更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冷静地认清自己的责任，以真挚的态度面对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缓解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汽车化，才能使其减速。
生态学家和生态哲学家一直在呼吁人类的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是根据生态系统的整体要求去作出选择的理性，“当一件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性、稳定性与美感的时候，就是正确的。相反就是错误的。”
经济理性则指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计算能力，即在面临多种选择时，人们总是会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大满足的选项。
现代汽车文明是迎合经济理性的文明，它把经济理性抬升到高于生态理性的地位，并体现着国家政治特征的过程。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之所以超越其他可能，而取得支配地位与合法性，首先是因为它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服务于能够从相应结果中获益的强权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不是认识论具有内在优越性的结果。而根据生态理性，鼓励汽车消费就是错误的，因为汽车越多，拥堵越甚，绿色越少。根据生态环境的承受限度确定允许使用的机动车车辆总数，并进而规定每个居民的尾气排放权，这是生态理性的体现。要汽车抑或要拥堵，还是要绿色和畅通？经济理性人会毫不犹豫地要汽车，生态理性人会毫不犹豫地要绿色。
三、结束语
早在世纪初，一位美国学者就明确告诫国人：当我们向前看时，需要记住，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改变，中国的城市不断地扩大。现在虽然已为时稍晚，但还不算太迟！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城市中的汽车分布；建设一个与私人交通密切配合的高效公共交通系统；并在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结合点上建设许多新的中心以减缓交通阻塞并容纳未来的发展。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日益恶化的城市交通环境已演变成社会性问题，若仍不下气力解决，那就真的太迟了。但要解决，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认为，成功的关键是一个正确价值观的普及和广为接受，绝不仅是拓宽道路、革新技术那么简单。我们需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交通拥堵以及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人们不断警示和惩罚的后果。要让人们明白，必须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必须摒弃不合理的汽车消费观念。应当说，前进的第一步并不复杂，只是让城市出行者认识到我们正在造成的损害以及怎样避免它。新价值观从不抽象地到来，它们往往与具体的情况、崭新的现实以及新的世界理解一起到来。实际上，道德只存在于实践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道德方面，决策依赖观念。”当大多数人看到一辆大汽车并且首先想到它所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不是它所象征的社会地位的时候，环境道德就到来了。
在当前中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难解之痛时,树立一种健康的、人本化的绿色交通理念应是当务之急。这一理念强调的是城市交通的“绿色性”，即减轻交通拥挤，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社会公平，合理利用资源。其本质是建立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以满足人们的交通需求，以最少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交通效率。绿色交通的理念，有待我们从“心”开始，并从我们的“脚下”实践，它不仅应该表现在交通政策的制定中，更要融入到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去。
说明：本文为江苏省200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9SJB840006]研究成果；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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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路径篇9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抚顺113001）
摘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高校的主渠道，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建构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全新模式，探讨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现实路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理论体系；教学体系；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16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77－0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此，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入是当务之急。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全新模式，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现实路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关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实质是接受理论的主体通过传播主体和传播中介对理论进行反映、择取、内化、外化等多环节构成的、联结的、完整的活动过程。经过这一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被内化为接受主体的思想信念和行动指南，并外化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和践行。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既是一个内化的整合过程，又是一个外化的践行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就是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过程并将其内化为行动指南、外化为实践活动的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理论体系，也包括实践体系。高校通过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授给大学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学厘清理论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理论体系是我们所教的内容，也是学生学习的内容。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话语体系；而教学体系则是我们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的问题，其核心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也包括教学方案的设计和教学效果的考察。理论体系以教材的形式展现出来，具有完整性，教学体系则是教师依据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等构建起来的，具有灵活性。理论体系是灵魂，教学体系是手段和载体。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大学生群体，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将理论体系转化为知识和观念体系，成为学生的行动指南。只有将理论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推进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必须遵循如下原则：一是问题意识和理论传授相结合；二是优化教学内容与改进教学方法相结合；三是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四是课堂讲授与辅助教学相结合；五是教学过程考察与考核方式改革相结合。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模式的构建
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基本前提是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成长规律，以及接受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达到预期目的。
1.遵循规律，设计教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遵循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设计教学体系，实现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体系到信仰体系的转化。根据在省内几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所做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具有如下思想特点：思想开放活跃，稳定性较差；思想自主独立，自我意识强；竞争意识强，注重能力培养；追求自我实现，受挫能力弱等。当代大学生成长也具有自身的规律，如：阶段性规律；知、情、意、行矛盾规律；环境优化综合效应规律；师承效应规律等规律。因此，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遵循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重塑教学内容，转换表达方式，调动技术手段，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推进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遵循接受规律和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双主体互动规律设计教学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实效性。任何传播活动都不是传播主体的单独活动和单向作用，还必须具有接受主体的能动因素的介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要根据接受主体的个体差异采取最佳的传播方式，以求得接受主体接受效果的最大化；接受主体并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接受，而是能动的对教育主体施教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后，有选择地接受；接受主体的接受选择反过来会影响传播主体的行为，促使传播主体调整传播手段、方法，形成良性循环过程。因此，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探索教学互动模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双主体相互促进和影响的正能量。
2.构建“知——受——化”模式，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授）——接受（受）——信仰（化）的过程。理论传播的主体是教育者，是传播源。理论接受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而相对于接受主体而言，理论传播主体又是接受客体。接受主客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最终达到双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和践行的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和环境，如理论以及理论传播的手段、途径，思想传播和接受赖以存在的接受环境等。接受主体、接受客体、接受中介、接受环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根据“知——受——化”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传播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阶段；其次是接受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并受其影响阶段；再次是接受主体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观的吸收，并逐步转变为一种信仰的阶段。从接受主体的接受角度看，这个过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被动性接受阶段、认同性接受阶段和信仰性接受阶段。因此，要对不同阶段的特征加以研究，在接受的三个阶段分别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实效性。
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路径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知——受——化”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我们从如下方面进行了探索：
1.从“授者”入手，让理论走进大学生
“授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知——受——化”模式中，“授者”是“受者”“知”的主要力量，在传播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作为“授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第一，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引导和教育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本身是信仰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示范力量，对学生具有极强的直接影响力。从这个视角来观察，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果的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言与行。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真钻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与阐释，而且更应该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当代的现实相结合。遵循师承效应规律，为大学生做榜样，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
第二，注重话语体系的转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易于被学生接受的关键。话语体系是“授者”和“受者”之间的桥梁，是两者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孕育生长，都要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融合，特别是要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够使其充满活力地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必然面临着话语体系转换的问题。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指导中国当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用当代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使话语体系适应形势的发展。只有实现从书斋式文本话语体系走向生活式话语体系，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走向开放式话语体系，才能使青年学生易于接受。
2.从“受者”入手，让大学生走近理论
“受者”，就是大学生。从“受者”入手，就是从学生的自身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接受规律入手，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试方法，从而使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措施有：
第一，组建教学团队。在本科生教学中，组建由教师和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的教学团队，建立研究生助教制度，并逐渐完善，产生良好育人效果。调查结果表明，同学们对于这一制度给予充分的肯定。研究生助教制度是本科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辅助系统,是一个多赢的设计。它有利于拓宽师生间的沟通渠道，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钻研业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助教制度中的教师与助教的定位与分工明确。教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专业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发者、课堂教学的研究者、学生学习能力的评价者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者。教师主要负责教学整体设计，进行专题讲座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研究生助教的辅助性教学主要是在主讲教师专题教学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并根据主讲教师布置的作业，组织课堂讨论、社会调查、参观、课外读书等课内外教学活动，形成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的互动，增强教学效果。其中，研究生助教的选拔和培训是重要环节。研究生助教应当是政治觉悟高，思想道德素质好，为人师表，做事认真，有耐心，有热情的党员研究生。对研究生助教的培训，首先是岗前培训。根据研究生助教的岗位职责和角色定位，对研究生助教进行岗前培训，使他们了解助教的职责，增强他们的岗位认知，使他们掌握基本的教育学知识和教师的基本技能，使他们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其次是岗中培训。在教学的过程中，研究生助教通过听课、集体备课、观摩教学、交流教学经验等，在实践中增进技能，掌握教学规律，更好地适应研究生助教工作。再次是岗后总结提升。一轮辅助教学结束后，通过学生信息反馈和主讲教师的点拨评价，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教学团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使之相互配合。首先，深化教学内容改革。一是增加教学中的科研含量，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科学研究，并针对具体问题在大学生中展开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体攻关；二是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逻辑的力量与事实的力量结合起来，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着力引导大学生从对案例通俗故事的兴趣和认同上升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在引导大学生的同时服务大学生现实诉求，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其次，改革教学方式方法。一是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采取灵活多样的叙述方式与表现形式，紧密结合大学生现实的思想水准、认知水平和道德状况，把思想的严谨性与表述的生动性结合起来。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化、生活化，将学校教育重点转移到发展思维和培养能力上来。做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在课堂教学中，灌输教育模式必不可少，但是也要讲求语言与方式的灵活性，改变“一言堂”为参与式教学，在师生“共鸣”中达到教育目标，运用隐性教育手段，寓教于课内外活动中，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三是通过读经典活动，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学习效果。根据课程性质，给大学生介绍课外阅读书目，要求学生阅读并写读书笔记、读书心得。通过这一活动，推进学生对所学课程的理解、把握和更深层次的认识。
第三，基于对学生学习过程考察和学生能力评价的考试方法改革，构建教学——考核互动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进行协同改革，使之互相促进，达到育人的目的。改革中建立三大模块，一是学生能力评价模块：考察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考察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知识体系的入心程度及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考核的基点。根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特点，可以采取闭卷、开卷、口试、演讲报告等考试形式，锻炼和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哪种考核形式，都需要与教学内容改革相配合，彻底改变应试教育考试模式，不是单纯知识点的考核，更加关注的是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考核。二是学生学习过程考察模块：考察大学生主体性、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和内化于心的过程。根据课程特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注重学生的参与，拟定“学生学习过程考核管理办法”，扩大学习过程考核在总成绩中的权重，对学习过程各个环节的考核进行明确的规定。在这个环节中，把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参与积极性的增强和实际能力的提高，以及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有机结合起来。三是社会实践考核模块：考察大学生将理论外化于行的过程。学生的日常行为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最直接的反映。重点解决学生政治理论课成绩为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平平，以至行为不端的现象。这部分主要考查学生对课程的态度（上课出勤、纪律、日常行为规范）、参加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等情况（根据不同课程而定）。目前，我们依据不同专业学生特点建立的考试模式有：开卷、闭卷考试相结合；期中、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等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从“化”入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头脑
“化”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大学生头脑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既是理论又是实践，从“化”入手，就是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使之成为大学生的行动指南。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创立了校内外社会实践互补模式。
第一，开展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形成模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在单位负责人，应大力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在人员和经费上投入到校外社会实践的组织和实施活动中。通过课题引导，使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提升理论层次，按照学校要求，认真落实依托课程开展社会实践的各项要求，布置任务、组织小分队、社会调研辅导、审阅评审调研报告、组织优秀学生在课堂巡讲，把社会实践有机地纳入到整个教学环节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在校内外组织参观、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除多媒体教学外，加强社会实践环节，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了解社会，重点解决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先后组织部分学生到红色景点、历史遗迹、博物馆等地参观调研，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使学生在实践中把握理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受学生欢迎。由于开展校外社会实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校内社会实践活动，如校内专题调查、辩论赛、讨论等形式，以弥补校外社会实践规模限制的不足。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和成果在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实验推广，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有效推进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是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地的重要抓手，青年学生又是祖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坚力量，而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传播手段日月新月异，各种思潮相互交织，如何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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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路径篇10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长寿区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1社会治理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适用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既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又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更呼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发展。
2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的困境
2.1资源整合能力有待加强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项综合性、全方位、多专业参与的服务，仅凭社区自身的资源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这就需要整合社区所有养老服务资源，形成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长寿区养老资源较为丰富，如在社区层面已经探索出了养老服务站、幸福院、社区医院等机构，但这些养老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这就导致原本就有限的社区服务社会使用效率非常低下，难以统筹管理、形成合力，难以为老年人提供系统全面的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的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而由于条块管理，使得民政部门也难以有效聚合其他部门的资源，由此导致很多问题，包括投入不足、服务模式少、管理水平低下、覆盖面小、服务项目有限等。社区资源整合程度低既抑制了老年人的有效服务需求，也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2.2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不完善
长寿区社区虽然越来越重视老年基础服务设施的设置，但不完善的问题比较明显。（1）实用性差。很多社区设置的养老服务设施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忽视了这些设施的设置应该具有防碰撞、防滑等功能，同时也缺乏无障碍设施的考虑，造成了老年人活动的不便。（2）种类不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护理等的需求越来越大，此外，对日常照料、文体生活、健康保健、社交等需求不断增多，而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已经达不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要求。有的社区尽管有一定的医疗设施，但是社区医疗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老年人的看病率，也无法为老年人提供预防、治疗、护理等一条龙服务。
2.3养老资金来源单一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程具有长期性、连续性，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长寿区目前尚未出台专项经费保障政策，严重制约了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当前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资金来源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当前虽然依靠上级部门的投入，逐渐启动了居家养老工作，并开展了针对老年人的一系列服务，但由于管理资金来源有限、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筹资渠道过于单一，社区又没有经济来源为居家养老服务继续注入资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发展受到了极大挑战。
2.4现代养老观念尚未养成
传统养老观念认为“百善孝为先”，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理应锁定在家庭，全部依赖于家庭和子女，老年人去机构养老是难以被接受的。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急速加深，但对开展和加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在大众甚至老年人的心里形成重要的认识，没有意识到社区居家养老的兴起是在“未富先老”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双重压力下诞生的，没有意识到现代养老观念已要求老年人接受养老职能由以家庭为主转向社会化发展。
3创新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路径研究
3.1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需坚持的原则
原则是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基本遵循，它主要包括：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多元发展与统一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与社区义务服务、邻里互助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满足服务需求与价值实现相结合的原则等
3.2创新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建设
养老机构的设置关系到社区居家养老参与方之间的责任分工，是养老模式运行的核心。针对长寿区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现状，构建一种能够克服当前养老模式缺点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式”的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机构。
3.3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组织建设
所谓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组织建设，主要就是要明确各种组织的职能定位、积极促进其健康发展，以更好地发挥在养老服务中的功用。居委会应该根据居民的需求调整工作内容，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较为个性化的优质服务；政府可以利用购买服务等方法来为居委会的活动提供资金保障，保证居委会的稳定运行。充分重视家庭的作用。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家庭是主体，一方面积极倡导孝道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养老、敬老、爱老、护老的良好风气；另一方面，加强政策扶持，对于能够与父母同住、照顾父母的子女给予实实在在的优惠。
3.4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队伍建设
服务队伍建设是社区居家养老落到实处的组织保证。专业化服务队伍的建设，一直是长寿区第三产业的软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也不例外。要从根本上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必须在管理与服务上进行创新。
3.5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
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是创新社区养老模式的重要支撑。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保障体制可以从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建设资金的投资体制、建立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评估机制、制定具体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完善和运用激励与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着手，为长寿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