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背景篇1
【摘要】近年来，中国社区媒体的兴起，不仅仅是传统纸媒应对危机，寻求自我转型发展的探索创新，从本质上看更是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寻求沟通之道的必然产物，社区媒介的中国特色之路，产生了独特的第三方组织，在政府与社区之间起到天然的沟通和桥梁作用。
关键词社区报社区管理创新第三方组织
自2013年初以来，合肥晚报顺应合肥“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快速城市化趋势，先后创办了《滨湖新闻》等11张（9张城区社区报、2份县域报）社区报，走出一条社区报融合发展的新路，使合肥进入除上海、广州外全国社区媒体发展的第二梯队，一年多实践，两个效益初显，从而为合肥晚报应对新形势，赢得了先机。
一、案例回顾
2013年5月22日成功创办第一张社区报《滨湖新闻》后，合肥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合肥晚报采取与相关区街政府深度合作、以双方互助互办为主，最终瞄准市场化运作目标的路径，接连推出《北城新闻》、《老城新闻》、《三里庵新闻》、《西园人新闻》、《高新新闻》、《水西门新闻》、《双岗新闻》、《高铁社区通》等共计9份城区社区报，在肥西和肥东两个县域创办《派河晨刊》和《肥东晨刊》。特别是最新创刊的《肥东晨刊》，报社与肥东县委县政府合作，以报社负责经营、原新闻中心负责内容的合作模式，全新改革了县域报运营发展的基本结构。在经费来源上，采取政府给一点、自己出一点、市场筹一点的“三个一点”模式；在稿件内容组织上，以动员社区居民参与为基础、培育市民记者队伍为主体、派遣报社记者为骨干，在采编监管上，坚持报社总编负责制和内容把关“三审”制原则，真正实现了专业社区报社区办、专业管的有效下沉和有机监管的统一；在发行渠道上，以传统队伍为依托，事业部负责人全程参与和监督的高效渗透，并结合微博、微信、社区户外电子屏传播的立体式传播新模式；在社区营造上，报社与主办街区高度契合，以每个社区编辑部为依托，扎根社区，相继开展了各类社区活动200余场次；积极争取各项政策扶持，以社区媒体为平台，广泛开展各类社区公益活动，积极建设各类社区公益品牌，一年多来，社区报“市民会客厅”深入人心、合晚“帮客”饮誉庐州、“民星舞台”达人频现……合肥晚报社区报品牌已家喻户晓，成为不少街区的文化建设新名片。
合肥晚报一年来的社区报创新实践，具体分析有如下几点：
1、围绕中心，强化引导
首先，合肥晚报坚守社区报内容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一年来，合肥晚报以社区报为载体，将宣传基层党委政府声音，展现基层政府阶段性重点工作为主要内容，助力党委政府树立为民服务新形象。例如，庐阳区去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一线为民工作法”，通过机关干部定期驻点“一线”服务，进一步畅通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解决群众反映的现实问题。为宣传好这一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庐阳区与合肥晚报合办的第一张社区报《老城新闻》，就充分发挥了社区报深耕基层的属性与特点，强化突出服务功能，相继通过版面策划、内容跟进的方式重点关注了这一实在做法。
2、突出活动，打造品牌
自创办伊始，合肥晚报就把每一份社区报定位在打造一个个基层文化建设的新阵地、新品牌上。社区报在报道居民想看、爱看的新闻信息的同时，一直积极与各街镇、社区合作，共同打造区域文化品牌，先后开展了各类活动200余场，每次活动均吸引大批社区居民积极参与。例如，美好乡村建设是年前长丰县北城地区包括全县的中心工作之一，《北城新闻》社区报编辑部就抓住契机，精心策划，从2013年12月5日开始，以美好乡村建设前后图片对比做了4个专题，每个专题3到4个版。报道推出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
3、参与管理，凸显服务
社区报在社区建设之中，要成为社区建设中的软力量，成为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社区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建构共同的社区概念，形成对本社区心理上的认同。同时，社区报组织的各项活动，能够提高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缓和社区矛盾，切实提高社区的服务与管理水平。2013年12月4日，《滨湖新闻》刊发了《健康“守门人”》的报道，对于影响广大滨湖居民的“家庭医生”，社区报选择了重点报道和重点呈现，不仅在头版进行创意设计，内页还利用跨版进行深度展示，内容多样，语言丰富。
依托社区报，报社还与各街区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外衍项目。如合肥晚报在相关合作街区开设的“市民会客厅”，每天都有专门的编辑记者接待社区居民，倾听百姓心声。与庐阳区、滨湖区合作，启动了社区义工合晚“帮客”志愿者组织。一年以来，这支建立在社区媒体基础上的社区志愿者组织，已经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细分化、常态化服务并拥有5000多名市民参与的全市型社区义工队伍，其细致科学的服务，基本覆盖了主城区所有需要的家庭和人群，最终形成了规模化、深耕社区、服务百姓的合肥晚报社区义工组织。
二、案例评析及思考
当下作为新媒体实践创新的社区媒体，国内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而合肥晚报系列社区报创办模式，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更多借鉴意义，更加符合本质意义上的社区媒体自我发展规律，其主要表现在：
首先，合肥晚报社区报的创办有效践行了新闻宣传工作党性与人民性、政治家办报和市场化运营的有机统一。在创办社区报过程中，合肥晚报在国内也是较早全方位地引入了基层政府参与支持、最终走向市场化方向的探索体验。我们认为，政府职能改革虽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能说明以承担基层社区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社区媒体，在创办发展中可以游离于政府之外，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新闻媒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正因如此，合肥晚报非常清醒认识到，媒体转型、社会建设双重推进，必须要以主流价值为指导，坚持政治家办报和开门办报相结合。
其次，合肥晚报系列社区报的创办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创新胆识与实践探索的成功结合。我们认为，一方面，合肥晚报系列社区报的实践模式，从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中国中部地区社区媒体创办的典型经验。上海、广东等地社区媒体创办确实走在全国前列，专业经验和基本做法示范引领，但该两地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和社区建设先进程度较高。因此，基于中部省会城市中等发达经济社会现状而起的合肥晚报系列社区报，更多的在创办模式、合作方式、政府支持力度等方面符合中国大多数城市基本现状，更符合中国当下大多数传统报纸转型的现实选择。另一方面，从媒体自身改革操作具体事务角度看，合肥晚报系列社区报市民记者队伍建设、市民议事厅栏目开办、帮客等志愿者组织的建设等具体案例，都使传统媒体从过去大众传播时代高高在上、被动单向传播的藩篱之中走了出来。社区报在日常运营中，将基层政府与社区和居民连接，为社区和居民提供丰富的社会服务与物品；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之中，推进社会道德建设；利用社区报的平台组织相关的活动，节约基层政府的成本；组织相关的志愿者团队，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和法制社区建设等。这些作用所展现出来的空间和未来，对传统媒体来说，无限广阔。
第三，合肥晚报系列社区报的创办实践，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经营上，我们认为，社区报不同于其母报的经营模式。通常意义上，由于社区报的产生是其母报同社区报所在的基层政府合作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可以承担基层政府内刊的功能，故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社区报的独特定位，使社区报一方面可以将广告经营更加精准化、细致化，可更加关注社区领域内产业或者基层机构的广告，基本实现薄利多销，在影响范围上，单个的社区报显然比不上传统都市型的媒体，但是它的灵活性与潜移默化中的影响深度，以及它真正扎根基层、抢占“家庭”末端的细分市场和未来连点成面的深层影响，一定是传统大报以及任何其他新媒体无法企及的。
在社会效益上，合肥晚报坚定认为，社区媒体从本质上讲不是新闻纸而是关系纸。我们探索的模式，使得社区报与不同关节点的价值实现了链接与融合，链接之后，形成了政府、社会和媒体之间良好的诚信关系。这才是社区报要追求的终极目标和结果。我们认为，移动互联和新媒体时代，谁都可以成为“记者”，但基于社区共建基础上的政府、公民和媒介之间的诚信关系却日益稀少，因此，社区媒介的神圣使命是，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组建公共理性空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获得资金和政策支持的同时，成为进入社区家庭的桥梁与纽带，而一旦这种关系模式建立，社区媒介获得的，将不仅仅是得天独厚的各类传播终端和商业价值，一定还包括良好的回应、最佳的环境和崭新的生态。
最后，我们认为，社区媒介是当前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之下，在最为基础和微观的角度上从事社区建设的必然产物，一方面，社区建设能为社区传播和社区媒体提供发展环境和外在条件；另一方面，社区传播和社区媒体发展有利于推进社区内的高效沟通与各项文化和社会生活建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中国社区媒体的兴起，不仅是传统纸媒应对危机，寻求自我转型发展的探索创新，从本质上更是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寻求沟通之道和中国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
社区治理背景篇2
[摘要]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上海市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出台“1+6”文件，进一步加强基层建设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探索“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
[关键词]“互联网+”；社区治理；上海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5.073
[中图分类号]D669.3；tp39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5-0140-03
0引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这是我国在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确立，使社区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上海社区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2014年上海市委了“1+6”文件，其中“1”即《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6”即涉及街道体制改革、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社会力量参与和社区工作者等6个配套文件。同时，按照《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行动计划（2014-2016）》的要求，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将立足市民生活、企业生产和运营、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际需求，切实增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便捷、高效、创新的感受度，让智慧城市建设成果惠及全体市民。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街道平江社区是1996年建设的新型小区，曾经获得过“上海市文明小区”“上海市平安小区”“上海市民主法治小区”等相关荣誉称号。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在计生、优抚、救助、服务、流动人口管理和环境卫生等方面，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基层活力、提高居民自治水平，平江党总支和居委会积极利用“互联网+”和“智慧社区”的理念和方法，开展自治家园建设，充分挖掘小区资源，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地解决基层反映突出和群众呼声强烈的问题。
2借助“互联网”优势，打造治理“三大平台”
2.1基于移动互联网，打造“网络智能型”治理平台
根据CnniC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较2013年底增加5672万人。随着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人们迫切希望能够随时随地乃至在移动过程中都能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服务。网络所释放的技术便利和自由规则应成为中国公共治理转型的重要契机。平江社区选择移动互联网作为平台终端载体，运用移动互联网的现代科技手段，围绕生活更便捷、更安全、更和谐，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促进社区服务集成化、社区管理智能化、居民生活现代化。
2.2立足社区现实需求，构建“目标导向型”治理平台
社区以往为某些单项工作安装了一些软件系统，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口径不一，信息不能共享、互不兼容、数据不实等问题，导致社区多头管理、重复投资、效率低下，系统功能无法与实际工作相互脱离。同时，由于社区管理面积大、户数多、物业管理范围广、管理内容繁杂，社区物业管理一直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再者，社区需要满足居民的需求种类和类型，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
平江社区以满足社区需求为目标，对社区管理需求、物业管理需求、通信基础设施需求和安防需求等进行了全方面的调研，在设计上尽最大可能满足居民、物业、居委会和周边商店的各种需求。平江社区的智能社区借助公众平台并利用互联网思维，实现社区居民业主与物业管理、居委会、周边商户及社区居民邻里相互的联络对称。
2.3提供多元化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治理平台
“社区自治家园项目”微信平台共分为4个基础功能模块：
（1）平江党建服务。针对社区基层党员身份的居民业主开设了以下模块：党务公开：展示图文，以最新政策分享做信息推送；党员活动：展示图文，根据要求做图文展示推送，或开发活动预约报名系统；党员联系：社区党员通讯录展示；党费缴纳：在线支付缴费，有效地方便用户做到足不出户完成缴纳；批评建议：留言板；党政学习：根据要求更新展示图文、视频。
（2）爱心公益服务。爱心公益服务根据互联网积分换购的利驱思维，大大提高了群众对于爱心公益事业参与的积极性，而不是传统的盲目捐献不问结果，同时有效的督促了爱心募款的使用。爱心公益服务主要开设了以下服务功能：爱心银行：个人捐赠记录和积分；爱心换购：展示积分可换购的内容；爱心公示：表扬爱心人士的行为展示；爱心组织：第三方平台连接（红十字会）。
（3）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主要提供以下服务：物业报修：展开报修栏对应做到一键拨通；账单推送：用户查询物业费等各项社区管理费用清单；物业通知：物业公告展示，类似新闻展示；投诉建议：留言板内容发送，后台审核通过展示出；打分点评：对物业的服务进行评价；交易买卖：在线二手货跳蚤市场；物品租借：展开租借内容对应一键拨通。
（4）综合社区生活增值服务。综合社区生活服务模块主要提供如下服务：微商城：第三方供应商B2C电商；微报刊：时事新闻推送图文；社区朋友圈：展示社区兴趣话题组，并显示群主微信号，后续开群由群主自行操作；社区生活：居民生活用品打折团购报名、社区活动报名、社区招聘信息；便民服务：社区周边商家信息；家有喜事：居民后，邻居点赞；生活查询：外接数据（天气预报等）。
3“互联网+”背景下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路径
3.1打造新型网上平台，创新社区治理手段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层面，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app以及各类监控系统和监测网络形成了政府治理的网络“方阵”。平江社区借助微信“方阵”，构建了新型智能平台，满足了居民、物业、居委会和周边商店对社区管理、社区物业管理、社区通信基础设施和社区安防等的各种需求。新型智能平台借助微信的平台，通过微信公众账号api开发方式能够完成小区的管理移动信息化，降低推广成本，提高小区的服务效果。同时，基于社区服务和互动的便捷性，有利于提高用户粘度、留住用户，也可以让大量的闲置品有了好的消息途径和组织渠道，使大家轻易通过社区捐赠现实自己的爱心和慈善情怀。
3.2基于“互联网+”战略，创新社区治理方式
“互联网+”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在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战略背景下，社区应当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信息智能终端和社交平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类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信息及时传送、及时和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实现对社区居民各个方面生活的便利化、网络化、智能化和互动化，让居民享受更智慧、更幸福、更和谐、更文明的生活，从而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方式，进一步推进居民自治的水平。
3.3坚持“转管理变服务”，创新社区治理思路
社区治理本质是对社区居民的管理和服务，管理只是手段，服务才是目的。要转变社区管理思路，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把社区建设成一个便民为民的服务型社区，真切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期所盼，大兴“主动服务、创新服务、尽责服务、高效服务、廉洁服铡钡姆务之风，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建设服务型社区，首先要明确服务的理念，坚定社区治理以服务为本的工作理念，摆正自己的位置，明晰社区工作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其次要解决好服务什么的问题，要做群众需要我们做的事。服务的内容不是由我们主观上决定的，而是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只有把握好群众关心的问题，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主要参考文献
[1]赵岩，孙涛.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论文（2005-2015）[J].中国行政管理，2016（5）：32-37.
社区治理背景篇3
一、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概念
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少数民族教育也不例外，文化背景“是指对人的身心和个性形成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根据文化学的，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是可划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的。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本质上，而且也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之间，特别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和国家宏观文化大背景的特殊联系上。这两种“特殊”构成了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这是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本质和特殊存在的实践论据。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不是关于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本身的本质和类型差异的概念，也不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本质和类型差异的命题，而是属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和国家宏观文化大背景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之间联系特点的范畴。
所谓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指的是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不同，往往表现出民族性差异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的非一致性。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相对应的概念。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指的是：主体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之间以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就总体或大部分而言主要是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文化差异，因而就其民族属性方面讲，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少数民族教育则不然，少数民族教育不同空间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且往往表现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别。
二、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的基本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的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和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空间层次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了便于对进行分析，根据我国的通常习惯，笔者把我国教育的文化背景从空间上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微观指县和县以下行政区域文化背景，中观指省、自治区区域范围的文化背景，宏观指整个国家文化大背景。对绝大多数主体民族成员即汉族成员而言这三个空间文化层次的教育文化背景就民族属性而言往往是一致的，即同属于汉族文化背景(或准确地说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均使用共同的汉族语言文字等。这三个空间层次的教育文化背景的差异主要是同一类型文化的不同区域文化的差别。
以笔者的故乡山东诸城县，笔者度过青年的辽宁东沟县和现在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山东诸城县可谓人杰地灵，曾出现一些有名的文人墨客和家，小小的数十里方圆之县有其独特的社区文化。但这种文化与济南市为代表的山东省区域文化，在民族性方面是一致的，这种区别只是社区性差别，而不是民族性差异。辽宁东沟县位于黄海之滨，是辽宁有名的鱼米之乡。东沟区域文化浸满了“海蛎子腥味”，飘散着“稻谷芳香”。它与整个辽宁省区域文化的关系和差异，主要体现为社区的差异，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差异。现在居住的北京海淀区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北京市文化背景在民族性方面的一致性或共同性，也是无须赘述的。进而把这两县一区教育的文化背景在宏观空间上再向广度扩展，就是全国的宏观文化大背景。这两县一区的微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就主导方面讲，也主要是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不是民族性差异。
少数民族教育则比汉族教育复杂得多，其教育的微观、中观、宏观文化背景往往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和宏观文化背景之间的民族性差异。这类差异主要表现在非自治区的各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教育文化背景方面。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县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中少数民族文化成份占有较高的比重。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些县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民族性。
但这些自治县所属的省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低，这些省的区域文化背景主要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当然也有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但比例较小)。
自治县范围的少数民族性文化背景与省范围的汉族文化为主的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民族性差异。
从全国范围看，则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文化背景与这些自治县范围的本民族性文化背景，也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以吉林省的长白山朝鲜族自治县、黑龙江省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及笔者曾考察过的云南佤族自治县为例。这些县的朝鲜族教育、蒙古族教育以及佤族教育，其微观文化背景(即本自治县的文化背景)主要是由朝鲜族文化因素，蒙古族文化因素以及佤族文化因素所构成，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但其所属中观区域文化背景即省区的文化背景，则分别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吉林省、黑龙江省、云南省区域文化背景，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民族性差异。从全国范围看，这三个县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微观文化背景与省区中观文化背景、全国宏观文化背景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这种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言差异上。微观教育文化背景是属于这些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文化区域。在这个小文化区域里少数民族往往使用本民族语言。而在中观和宏观文化大背景中，则主要使用的是汉语。
2微观和中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文化大背景之间的民族性差异。这类空间文化背景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范围内的各少数民族自治县。
自治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成份比例最高的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自治区人口的95%以上，其中90%以上是藏族，还有少量的门巴族、珞巴族等，汉族人口比例仅占5%。除人口外，加之青藏高原的地理屏障，与其他自治区相比自治区少数民族文化成份所占比重最高，汉族文化的影响相对少些。也就是说在自治区范围内，其教育的文化背景主要是藏族文化成份，自治区内的以藏族人口为主的各县教育的文化背景与自治区区域文化背景在民族属性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以藏族人口为主的各县教育的微观文化背景与自治区中观文化背景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他自治区的中观文化背景中，其他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成份比自治区区域要多些，微观文化背景与中观文化背景的民族方面的一致性程度比自治区相对低些。这是自治区教育文化背景的重要特点，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特点。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自治区各县教育文化背景的藏族性和整个自治区的以藏族为主的中观文化背景与全国多民族共同的宏观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总而言之，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空间层次的差异主要是区域性差异，而少数民族教育不同空间层次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是区域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并存。这是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空间层次差异的重要特点。
从全国范围看，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上海市、北京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等少数民族成份较少的省市，其省市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的差异主要是区域性的，而、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等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全国宏观大文化背景之间则是民族性差异与区域性差异并存，有些主要是民族性差异。
所谓跨文化教育“指在某个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学生，到另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信仰都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或专门设置跨文化的环境，让学生接受非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对汉族来说，不同省区的学员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或接受教育，其改变的只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区域文化，而文化的民族属性并没有随地区的迁移而改变，因而不存在跨文化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则不然，他们离开本民族文化区到东部发达地区接受教育，不仅仅是区域文化的变更，也是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变更。由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进入另一民族的文化背景，从而产生了跨文化问题。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差异，是少数民族教育跨文化性特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和实践依据。
(二)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根据教育学理论，教育可划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教育三大系统。对主体民族而言，同一区域的这三种不同类型教育系统的文化背景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对占北京和上海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来讲，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市区的社会教育，其文化背景，总体上都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民族性差异。对全国绝大多数汉族来讲也基本是这样。
但对少数民族而言，同一区域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往往在文化背景上存在着某些民族性差异。
1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民族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某些地区的小学低年级除外)教学内容中关于本社区和本民族知识虽然占有一定比例，但主要还是传授全人类共同的和以汉族为主的我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知识。就学校传授的知识所体现和反映的背景，主要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共同因素，而以本地区和本民族文化为背景的知识内容，在总量上不占主导地位。我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校教育大都也是如此。学校传授的知识所体现的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学校实际所处的社区的民族性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和差异性。
而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和社会教育则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这就是说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系统实际传授的知识所体现的背景，与家庭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的民族性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1995年7月20日—25日在北京举行的《跨世纪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有许多代表就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现代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文化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问题发表了意见，并提出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理论和措施，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笔者认为以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和多民族共同的文化知识为主的现代学校教育，与以传统文化背景为主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文化背景、文化价值取向方面的矛盾性差异性，以及学校教育内容的非民族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民族性的差异，是某些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困难性、复杂性、特殊性所在。在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的原则下，这些地区现代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统一和谐、相互促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前途和希望，改革和发展，皆在三者统一之中。有些地区有些民族早已有了诸多成功的实例。
2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在文化背景上的民族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散杂居区。散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到主体民族为主的本地区的学校学习。该地区的社会教育也是以主体民族文化背景为主的。而他们的家庭教育往往是以本民族文化背景为主。家庭教育的本民族性与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的主体民族性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
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少数民族教职工的家庭教育的文化背景大多是本民族的，他们在家庭中往往讲本民族语言，他们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但是他们所属的北京市的社区教育系统的文化背景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文化，与该校少数民族教职工的家庭教育的文化背景，存在着民族性差异。中央民族大学的汉族教职工家庭教育则不然，他们的家庭教育与北京市社区教育系统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民族性是一致的。少数民族教职工子女上初中、高中，大都到北京以汉族师生为主的学校中去，学校的文化背景与他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民族差异性。而汉族教职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学校教育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
3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所属社区文化之间民族差异性。仍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中央民族大学是多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其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校园文化。而中央民族大学所处的北京地区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园文化的民族性与北京区域性文化，存在着一定民族差异性。但相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文化背景上，就与中央民族大学截然不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文化与北京地区文化之间不存在民族性差异。
在各省市举办的内地班和北京的中学，以及在汉族人口为主的地区举办的各类各级民族学校，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与所属社区文化之间的民族差异性问题。
(三)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
就全国而言，少数民族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主要在民族地区举办和实施。在这些层次的各类教育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少数民族的成份占有很大的比例，或者说主要是少数民族的。但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则主要办在自治地区的首府，而有些民族院校则举办在汉族为主的发达的中心城市。民族地区高等学府所处的区域文化，各民族交融的程度较高，少数民族的成份和汉族的成份占有不同的比重。发达中心城市的民族学校所处的区域文化背景主要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可见，低层次少数民族教育与高层次少数民族教育，在所属区域的文化背景上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日本国的在日朝鲜人教育的文化背景也表现出上述特点，在日朝鲜人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主要举办的朝鲜族比较聚居的福冈、广岛、大阪、京都等地区，而在日朝鲜人的高丽大学则办在日本大和民族文化中心的东京都。
越是低层次的少数民族教育跨文化的因素相对少些，越是高层次的民族教育跨文化因素越多，越是能够推动民族的改革开放和进步。
由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民族差异性所决定，各层次少数民族教育之间，不仅与普通教育一样需要上相互衔接和过渡，体现阶段性和连续性，而且还有一个与普通教育所不同的文化背景方面的衔接、过渡和调适的。少数民族学员离开本民族的文化区到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和中心城市的高等院校或民族院校，文化背景的跨度较大，文化环境和背景调适的问题十分重要。这种衔接、调适施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民族教育效果和质量。仅仅看到文化知识内容和层次方面的衔接和过渡，而看不到文化背景方面的过渡和调适，是不够的。
(四)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
这种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少数民族教育以及少数民族学校外部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差异性。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外部的省区文化背景是由24个民族亚文化背景构成的，其中汉族文化占有较高比重。
由于我国大部分省区都是由多民族成份构成的，对这些省区而言，其省区文化之背景，就是由众多的民族亚文化系统构成的，这些亚文化系统之间，这些亚文化系统与统一的多民族共处的中观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
在多民族成份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校的外部文化环境也是如此。例如，云南西双版纳民族师范学校的外部文化环境，就是由傣族、汉族等多个民族文化系统构成的。这些民族亚文化系统之间以及民族亚文化系统与统一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
2少数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学校内部的文化背景构成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背景民族性差异。我国民族地区大多拥有众多的民族成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教育的实施者和参加者、管理者、接受教育者是本地区的各民族成员。各民族成员均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说在同一区域，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包含着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成员，而且在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各民族独具本民族的亚文化背景。这种少数民族教育内部的多元民族亚文化系统之间以及这些民族亚文化系统与同一区域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各民族共同的统一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这种民族性差异甚至在一所学校内部也明显地存在着。民族地区相当部分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都是由多民族成份组成的，民族院校更是如此。中央民族大学教职工和学生队伍就是由数十个民族成份组成的。数十个民族的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多民族共同的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校园文化。在这个统一的校园文化中，各民族教职工、学生仍保持着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各民族师生穿戴着本民族服饰，操本民族语言，唱本民族歌曲，开展本民族的文体活动，本民族成员经常往来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多民族统一的校园文化中，形成了诸多的各民族的亚校园文化。各民族亚校园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
这种少数民族教育内部和外部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差异和同一少数民族学校外部和内部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差异，是由同一文化背景要素构成的多民族性所决定的。这种统一文化背景的构成要素和子系统的民族多元性，各民族要素和子系统之间的民族差异性，各民族要素和子系统与统一文化背景之间的民族差性的客观存在，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复杂性的实践依据之一。
(五)国家的化信息传播的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民族区域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国家的新闻、广播、影视、电讯、出版主要是使用主体民族的语言或者是多民族的共同语言来进行，其所传播的内容和信息主要是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具体到某一个少数民族的内容和信息，或者说以某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内容和信息，在整个国家24小时不停传播的信息总量中，仅占一部分比例。即使某些民族地区现代化信息系统传播的信息总量中，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内容和信息也只是占一部分，大部分仍然是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的信息和内容。笔者于1995年12月中旬到云南昆明参加少数民族教育国际研讨会，由大会安排同与会代表一道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进行参观访问。景洪这个充满傣族情调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首府，新闻、电视、广播、电讯采用的语言形式主要是汉语。我们所下榻的宾馆的电视频道绝大多数是在传送中央台、云南台的节目，当地的傣族节目比例并不大。晚上我们到街上观赏夜景，街头的广播、电器商店放的录音录像大多都是汉族节目。甚至我们到中缅边境勐腊有关村镇，满耳听到的仍然是汉族节目，当地傣族的节目仍不多。尽管当地的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保持浓厚的本民族文化特色，操用着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但他们从现代化的信息传播系统中所得到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是用汉语播放和录放的，其信息和内容主要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这充分说明，西双版纳的民族性区域文化与国家现代化信息传播系统所传播的信息和内容，在文化背景上存在着一定的民族性差异。
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与地处边疆的西双版纳相隔千里之遥，但是通过现代化高装备起来的文化信息传播系统所传播的文化信息，跨越高山大川，源源不断地铺天盖地地传向西双版纳。这种跨越空间而至的“文化”对当地的教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地面”上相接或交叉、交融的文化空间分布关系和文化联系，而且要看到“空间文化传送带”所传送的文化。
而对西双版纳的汉族来说，与少数民族不同，西双版纳的汉族学生虽然受到本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他们在家里、学校和社区都使用汉语，学习和接触汉族文化为主，而且从广播听到的、电视看到的也主要是汉族文化。对西双版纳的汉族来说，他们的教育甚至大部分学校教育内部的文化背景与“空间文化传送带”所传送的文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民族差异。
社区治理背景篇4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基层治理的学术研究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就研究内容而言，多集中在乡村治理的外部条件、内在机制和改革探索这三个方面。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特别是从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角度开展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多。就研究层次而言或开展宏观研究，从以上层制度、政策演变为中心开展宏大叙事式的铺陈论述；或以典型乡村为个案，开展于乡、村微观实证的研究。在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中，综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分合、互动研究不多。
一、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重要特征就是“变革”。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推动了农村的社会转型。可以说，中国农村正处于经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发展是这种转型的最显著、最深刻、最普遍的特征。农村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治理体系。社会转型使农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怎样构建与农村多元、分化、流动和开放相适应的基层管理与组织方式，怎样建构一种制度化、秩序化、不断开放的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推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据此，社会建设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关键问题
要开展社会建设视域中的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应该深度分析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怎样的社会转型？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流动到底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以农村阶层分化为例，在农村中除农业劳动者外，还有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社会管理者等不同阶层。这些阶层在社会转型中，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有怎样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
二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流动的趋向、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等对基层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和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比有什么样的异同点？比如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加剧，社会分化、就业多样化，农民之间的异质性也逐步增加，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村庄的半熟人化程度加剧。面对农村人口的流动，传统的治理方式是否适用？社会治安如何保证？村民自治如何有效开展？这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任务。再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的农村社区逐步兼具城市社区的特点而成为过渡性社区。对于过渡性社区如何治理？
三是这些变化给基层政权改革以及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社会转型的加速，必然将乡村社会进入更加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农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资源，视野更加开阔，公民素质得以提升，价值观念更加开放、行为模式更加民主，主体意识更为强烈。社会转型提升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更加要求分享权利，参与治理。“农民对个人利益的认同、维护和追求是乡村社区民主得以内生和发展的基础。毕竟在乡村社区中，所有的群体和社区利益都直接或间接与村民个人利益相联系，最终都可能转化为个人利益，并促成农民采取一定的行动。”[1]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组织也在大量涌现。这些都为多元参与新形势下基层治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社会转型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存在问题与原因
重点要考察社会转型中“乡政村治”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空间。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政权的运行机制、乡镇政权与县级政权、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乡村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持机制、乡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工作任务的执行机制、乡村政权面临的困难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乡村关系紧张化、基层政府的公共管理缺失、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作用有限、个别村庄过度自治化等问题的原因。
以乡村关系为例，目前乡村关系多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镇党委统筹乡镇工作，工作机制多为任务分解制。一般由乡镇党委布置中心工作，然后任务和指标进行细化，分解到各村，并与各村签订目标责任书，保证任务的完成。在压力型政权模式下，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村民委员会在事实上承担了行政和自治双重职能。在发生矛盾时，村级组织的自治职能多让位于行政职能。这样实际上抑制了村级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客观上也不利于农民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
3.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
重点要分析在社会转型中如何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和发展趋势。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不应仅仅依靠政府进行高度集中的单向行政管理的行动，它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互动的治理过程，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这样才更加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分析和总结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实践和经验。比如很多地方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开展试点撤销建制村，建立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成立农村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工作，同时鼓励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社区成为农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对于此类农村社区多元参与建设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加以分析。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以农村基层政权职能改革为核心，以农村社区建设为重点，以农村社会建设为抓手，重塑基层治理框架，推动“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的模式转换，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体制。这需要重点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乡村共治的模式下国家权力体系在基层如何有效延伸，乡镇政权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有效运行的机制和路径有哪些？如何在实际的治理中以解决好乡镇政权的有限主导性与职能的合理性问题？二是探讨基层自治空间与自治能力，即构建乡村治理的横向网络结构。社会转型背景下，治理主体更为多元，村民委员会、村级党组织、企事业单位、农村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乃至农民个人都可以参与乡村治理。如何把多元主体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农民、社会组织、农村社区之间平等协商、互相合作、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规则和方式是什么？三是探索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即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农民个人的积极作用，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格局，构建与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不断开放的、制度化、秩序化的农民参与基层政治的机制，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
社区治理背景篇5
【关键词】多元警务；社会治安；社会参与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当今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已然演化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我们不仅用科技知识改变了生存环境，亦用契约规范构建了自身的社会生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后，就是对安全的需求了。安全需要社会秩序来保障，所以我们组成了国家，授予政府权力来维护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行使这一权力的主要主体就是警察，警察行为的总和，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警务。
一、警务的概念
警务，英文为“policing”，一般指警察行为。“警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事务。”英文中“police”可以作为名词或动词使用。在它作动词时，意为警察行为，如警察控制、维护等。“policing”则指全部警察行为的总和，译为警察工作。中国台湾地区常译为“警政”，而大陆则习惯译为“警务”。我们把有关中外警察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之全部职务活动，也就是中国俗称的“警察（公安）业务工作”，称为“警务”。【1】
（一）传统意义上的警务概念及其局限性
英国警学专家约翰・安德逊在《自由警务论》中对“警务”概念做了狭义与广义之分。他认为：“狭义警务即指警察队伍所干的事情；而广义警务则指由社会各个部门所实施的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行为。”国内学者认为：狭义的警务指警察实施的行为，广义的警务指全社会实施的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的行为。【2】
传统意义上的警务即为狭义上的警务，认为警务即为警察行为的总和。这种观点单纯从行为的主体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一行为是否为警务仅仅只是看其是否为警察的行为。显然，这种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当人们为了寻求安全的社会环境而组成国家授予政府权力后，政府所实施的一切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警务”。而警察则产生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所以，现代意义上“警务”的产生先于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传统意义上的狭义警务的定义仅仅从主体出发，尤其明显的局限性。传统意义上广义警务的定义虽然突出了警务的目的功能，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以主体为标准。从警务产生的渊源不难看出，警务是维护社会秩序、满足人类安全需求这一功能性目的产物。所以，对警务的定义应以其功能性目的为标准。在《美国警务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警务概念被解释为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务，既包括传统的执法反应，如刑事调查、逮捕，也包括旨在改善社区整体生活质量的预防犯罪活动。【3】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的警务概念
多元警务是指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工作。多元警务的兴起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现代社会警务工作进化的趋势。多元警务的兴起有其时代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使得世界范围内地理上的界限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社会分工也日趋精细科学，社会各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协同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安全的需求也不再有单一的标准。
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该如何定义，国内学者郭太生教授对国外有关警务的概念进行了归纳，指出，警务是广义的、分层次的：第一是作为法律规范过程的警务；第二是作为警察工作的警务；第三是作为以提供安全、维护秩序、控制社会、维护和平、预防犯罪为核心的警务；第四是作为提供安全的警务；第五是作为治理的警务。【4】可以看出，多元警务下警务应该是一个综合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从主体层面界定的警务概念，而是为全社会提供安全服务、供给秩序产品的一切行为的综合体。
与传统的警务概念不同呢，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更多的着眼于对社会安全需求的供给上。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特定主体的行为，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多元化安全需求这一目的，多个主体所实施的行为的总和。简而言之，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我们应从提供安全和秩序服务这一功能性目的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多元化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的概念是一个功能导向性的概念，它所具有的新的要素即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多元化警务的需求。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警务的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于普通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都可以了解到社区警务、微博警务等相对专业化的名词。多元警务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警务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历史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析研究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多元警务兴起的社会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信息时代的魅力愈加彰显无遗。上世纪末我们还沉浸于互联网科技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中，感叹于科技对生活的改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短短十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已然快要取代传统互联网生态，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迅速的时代，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是亘古不变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新的要求，多元警务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应时而生。
1.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结构总的变化趋势是一元化转向多元化、由集中型变为松散型。改革开放以前，个人食物的供给、住房教育资源的分配、医疗服务的提供等等，都依赖于个人所依附集体的提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开始有能力拜托集体的束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少数人的成功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脱离集体，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基础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譬如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很多巨无霸量级的国企进行了破产重组或者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脱离了原集体组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新的细胞。社会组织结构也日益呈多元化发展。
2.人口组成分布的变化。人口组成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加，人口分布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流动性极大。长期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少出生四亿人，也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迁徙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的人口流动。东南沿海的率先开放吸引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入驻，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中西部务工人群。这些远道而来的务工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要感谢他们对中国经济起飞所做出的贡献。务工潮的出现是的现阶段中国人口的特点之一就是流动性极大，过去政府对于人口流动强大的控制力已不复存在。
3.国退民进，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企业基本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比重显著降低。所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退民进是大趋势。国进民退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政府的控制力的下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着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安排，通过各种供给制度严格限制着个人的活动范围。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回归于它的角色，而不是过度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及对于公民活动的控制。
（二）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化警务是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产生的，产生的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人们对于安全需求的多元化等等。社会的大变革预示着政府提供的单一化警务服务已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能再仅限于警察等公务人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水治安维护的时机已经到来。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局面。总的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1.社会参与度增加，综合管理的难度加大。多元警务背景下突出的特点是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度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维护社会治安之一大的功能性目的导向下有很多益处。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如果社会力量在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侵犯了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利益，该怎么处理？当然，在民法通则和刑法上，可以援引诸如“紧急避险”等理论进行解决。但在预防为主的理念下，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只有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管理。譬如近几年社会上兴起的私家侦探。不可否认，在诉讼爆炸的今天，私家侦探在帮助公民搜集证据、赢得诉讼上相对于公权力部门有很大的便利。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又会发生侵犯公民隐私权等违法问题。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的管理，引导其依法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其负面的影响。
2.多元警务下社会参与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在多元警务背景下，社会参与度增加，维护社会治安的主体随之多元化，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就产生了。在公职人员作为单一主体维护社会治安时，其具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相关职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无需探讨。但是在多元警务背景下，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警察等公职人员，那么其他主体在行使相关权利时的合法性就使人产生质疑了。
以保安服务行业为例。保安服务业在当下发展十分迅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的与保安有接触。但是我国当前并没有专门的保安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作为行政法规的额《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法律定位的缺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保安员应当及时制止发生在服务区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制止无效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立即报警，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但同样是上述条例带三十条规定：保安员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也就是说，保安在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他在法律上并没有特殊的主体地位，他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在发生纠纷时，他不能援引法律条文中适用于特殊主体的相关条文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相关社会力量的权益。
三、现有警务模式及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一）现有警务模式
1.国内关于警务模式的提法很多，但主要以警察为核心，围绕“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该干什么”“警察该怎么干”等问题进行研究，即以警察工作为导向来定义警务模式。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说法：以警务活动的领域为标准分为社区警务模式、微博警务模式、单位警务模式；以警务手段定义为标准分为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电子警务模式、信息警务模式；以警务理念界定为标准分为民生警务模式、合作警务模式、赞同式警务模式。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警务模式是具体的行为方式与内在附着的警务理念与目标动机的统一体。
2.国外关于警务模式这一概念，都以“policing”所囊括。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按照主体划分的警务模式包括：
（1）公共警务，即“publicpolicing”。公共警务以警察为主体，以法律为依据行使权力，其工作范围是维护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具有较强的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它主要通过解决争端、管制交通、打击犯罪以及承担一系列其他任务发挥作用，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体现为控制。
（2）私人警务，即“privatepolicing”。一般认为，私人警务以除警察之外的警务机构为主体，如保安、社区援助官，以法规或警察的授权为行使权力的依据，以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提供安全服务及进行安全防范，其工作范围是特定安全与秩序的维护，主要通过巡逻监视、报警和监控来发挥作用。鲍登认为，“在英国，私人警务形成了公共警务本身的最初核心”。莱斯・约翰斯顿则认为，现代警务从来就没有被公共部门所垄断，并且在结构剧烈转变的时候，公共警务与私人警务之间的平衡也许要重新考虑。所以，“任何对于当代警务工作的严谨分析研究都应该集中在整体的多样性之上”。
（3）混合警务，即“hybridpolicing”。胡根布姆认为，混合警务包括刑事司法系统之外的不同社会控制机构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1991）。莱斯・约翰斯顿认为，混合警务“由部门身份不清的组织承担”，如保卫市政安全或单方街头巡逻的不宣誓、穿制服的人员团体。其中有两种形式尤其重要：一是在公共和私人两大领域均有立足点的某些组织机构，比如提供调查服务的公共机构（如邮政调查处）；二是有些公共警务组织的“公共性”可以不受它们在“公共场所”进行常规部署的影响（如原子能机构警察局是法定的公共警察机构，然而它们对之负责的公众是狭义的）。【5】
（4）自我警务，即“selfpolicing”。莱斯・约翰斯顿认为，自我警务是个人和团体在政府没有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参与的治安维持活动，是一种“公民自治”的体现。虽然难以提供具体数字证明，但还是有理由相信居民自己组织的维持治安活动日渐重要。这种警务容易走向极端，有可能危及普通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如果加以合理引导也可以承担一些基础性的治安维持工作。
（二）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安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工作方针和指导原则。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广泛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人员，逐步限制、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护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6】
我国现有的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是经过长时间经验教训的积累总结出来的，无疑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理论。但是信息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简单重复已有的理论，我们仍然要继续完善现有的警务模式，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路径。恶性案件、甚至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连发生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创新社会治安治理路径已经刻不容缓。
1.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在政府倡导和警方积极参与及指导下，充分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减少社区犯罪为根本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治安战略思想及战术方法。社区警务为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到社区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层平台和可操作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治安资源和力量整合的基础工程。社区警务既是一种新型的警务理念，又是一种新型的警务战略，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新型的可操作的警务工作方法等。【7】
社区警务是六七十年代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警务理念，如今是流星于世界各国的一种主流的警务研究历年和警务改革探讨的方向。社区警务以其先进的理念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区警务能够深度发掘社区力量参与到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中来，有着以往各种警务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社区警务可以深入到公众日常生活之中，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传送违法犯罪的信息线索，对于违法犯罪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第二，社区警务在控制假释缓刑人员及有犯罪记录人员方面的效果强于以往警务模式，对于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也颇具威慑。
2.危机警务。危机是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生态系统基本结构和基本价值规范的突发性紧急事态。在这种事态中，决策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才能防止事态继续严重恶化。危机管理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制定危机应急预案，并在危机发生时依法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的公共安全管理活动。危机警务则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的工作。包括依法确定警察部门参与危机处理的职责、任务和权限，明确警察部门在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和实施警察部门参与危机管理的战略原则及战术方法等。与警察部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控制刑事犯罪职能的常规警务相对而言，危机警务是警察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职能的非常规警务，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8】
在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加快和国内“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由于自然因素、人为事故及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秩序的重要社会现象。例如各地频繁发生的以及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所实施的恐怖事件。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其中，以在危机应对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为核心的危机警务，对于政府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无论是自然灾害危机，还是社会性危机，其危机状态下国家安全的保护和治安秩序的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紧急救助与保护，以及对那些趁火打劫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的严厉打击等，都既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更是警察部门的法定职责。
3.信息警务。所谓“信息警务”，是指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以社会治安信息和警务管理信息为资源，以信息化警察队伍为主体，以信息化警械为手段，以信息化网络为神经中枢系统的一种新型警务模式。【9】信息警务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警务工作的必然转变，是适应时展需要的警务工作指导理念。第三次产业革命兴起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产品已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原有面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信息时代环境下，原有的社会治安治理思路需要进行创新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才能有效的指导实际工作。信息时代显著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的高速率和高效率，这就为我们开创情报主导型警务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载体。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甚至社交平台，我们可以迅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线索，帮助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但这需要对整个流程进行透彻的研究，合理评估相关措施的可行性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譬如现在很多警务部门开设了微博警务平台，通过社交信息传播的倍率递增效应获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对于相关内容的应严格掌握，尤其是恶性犯罪的信息，防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大伟.英美警察科学原理――世界警务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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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兆端.社区警务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社区治理背景篇6
关键词：山歌社；创生背景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091-01
20世纪40年代，“山歌社”群体（以下简称群体）正身处一个国际、国内风云变幻、战争频发、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而研究一个群体应该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史动态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观照，如果不对群体形成的社会历史、尤其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和深入挖掘，是无法真正理解群体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本质内涵。首先从“山歌社”①的时代背景说起。
一、时代背景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分为三个相互并存，性质互不相同的政治区域：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简称边区）；以为主的国共合作形式的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当时简称“国统区”）；日本建立的各伪政权统治地区（当时简称“沦陷区”）。政府也从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对国统区人民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群众性的抗日爱国运动笼罩在阴暗的政治空气中。在抗战后期，政府撤退到重庆，与昆明、桂林等形成所谓的“大后方”。国统区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挑起内战，扼杀进步文化组织，破坏救亡歌咏运动，许多音乐刊物被停刊，有些演出被禁止，许多爱好进步音乐的学生被逮捕或开除，这一切都激起国统区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抗战胜利前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迭起、传统文化价值的复归，使得有强烈民族、国家、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逐步走到政治活动之中。”②历经战争的人们民族意识高涨，渴望和平，心怀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美好愿望。任何热血青年都不可能在象牙塔内单纯地进行学术研究，而能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1947级（即1942年入学）学生，因不满国民政府政治上的高压和学术上的沉闷，于1944年上半年成立了国立音乐院第一个学生社团――“级会”，最初主要目的是在专业方面探讨、交流各种音乐问题，致力于改变中国音乐教育落后普及音乐教育举办音乐函授活动，并出《级刊》。1945年3月5日油印出版《中国民歌》第一辑，为民歌编配伴奏。这些最初的成果得到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和鼓励，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加入，也是对延安轰轰烈烈“秧歌运动”的呼应，于是改名《山歌》，1945年3月12日正式刊出，至“46年山歌社正式成立之后，共计发表各种文章约97篇”，③许多理论问题已进入他们的研讨视野。1945年4月23日还组织了我国音乐史上首次“民歌演唱会”。为了加强进步力量以便应对今后不可避免的正面政治斗争，同学们决定成立一个全院性的学生社团，于是以“山歌”壁报社为基础，仍由作曲组47级发起，吸收约40人的学生运动和民歌运动骨干，正式成立“山歌社”。社团宗旨为“以集体方式来搜集及整理本国音乐，介绍及吸收西洋音乐，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而达到建立民族音乐的目的。”④根据这样的精神，群体开始深入民间学习民间音乐，使音乐的创作和表演风格发生极大变化，并开始一个新的音乐发展阶段。
在当时的境遇下，“中国现代两军对垒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即使是学术界的上层知识者也无法保持其超然和独立。这当然给整个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从文艺到历史和哲学，都打上了各种特殊的痕迹。人物更是如此。”⑤群体以音乐社团为中心，作为国统区新音乐运动的重要活动阵地，开展广泛的音乐活动，吸引了更多进步人士加入其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山歌社”在国统区艰难成长与发展，其活动内容和方式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积极从事进步音乐活动，在中国民歌的研究和推广，先行探索和声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国统区青年音乐学子民主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文化背景
“山歌社”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的音乐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缘由。自鸦片战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导致的中西、雅俗、新旧之争，直至抗战前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国统区“三民主义文化”的纷争，形成了近现代中国多元政治背景而致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国的文化中心也由30年代的上海转移至我国西南地区，一时间，山城重庆云集一大批爱国音乐家。1940年在重庆成立的国立音乐院逐渐成为当时“大后方”的最高音乐学府，随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后期又转移至我国两个不同政权所在地――南京和延安。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与群众最密切结合的音乐活动形式――群众歌咏运动。这也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音乐实践领域的反映，由此也形成了此后音乐文化发展的重心。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总结了以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和工作，并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这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是第一次如此明确提出来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中国新兴音乐文化的主流，在此后许多年里深深影响着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
“在文化结构中，音乐不仅是文化具体形态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它既体现社会个体、社会群落的意志，也体现社会权利的意志，因此从社会范围来说，它从来就是实施文化控制的一条有效的渠道。如果丧失了音乐的‘话语’形式和方式，权力、意志便失去了一条体现自身和驾轻就熟的延伸通道。丧失了音乐与权力、意志统一的内涵，权力话语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一处根基。”⑥因此，在40年代的中国，政治选择了音乐，音乐也选择了政治。时代的需要，使音乐无法超然独立于社会现实之外，音乐的政治性和功利性被强调、被放大。实际上，在重大社会变革之时，总是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有志之士。“山歌社”群体则在民主建国前夕，以建立民族音乐的宏大目标为宗旨，以民歌为研究的切入点，并取名“山歌社”，这既是社会个体、社会群落的意志，又是社会权利意志的体现。此在的“山歌”具有怎样的内涵和外延呢？山歌所代表的阶层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所要面对和争取的最广大的阶层；“山歌”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具有音乐与权力、意志统一的内涵。如果失去了这一处根基，权力则如同一座根基不稳的大厦，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而政府恰恰没有这样的认识，因此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共存的境况下，这一群体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出于一种民主政治的倾向，出于一种民族自信心重建的需要，出于一种对民族、国家意识的流露，所以，他们选择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不仅仅是政策的得当和战略战术上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宣传鼓动上的胜利。而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像共产党那样走向民间，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其主张。”⑦音乐作为特殊工具的宣传实用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我们知道历史已经清楚地对此做出了回答。“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批判地继承吸收，建设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的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文化。当时，延安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山歌社”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于是，“山歌社”也从最初具有学术性质的探讨发展为以民歌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三、结语
音乐社团活动不断丰富、充实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实践，为其注入新鲜的活力，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实践自己的理想，青年学子们结成各种社团、组织的历史由来已久。而我国最初的专业音乐教育就是在一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40年代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山歌社”为建立民族音乐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我国的音乐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注释：
①“山歌社”是音乐学生社团。1945年春，重庆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一九四七级同学在校内出壁报，名《山歌》，还编印两册《中国民歌》（油印）、为民歌编配伴奏、组织民歌演唱会、举办音乐函授等活动。翌年春，打破专业组别和班级的界限，并吸收个别教职员，成立了“山歌社”。提出：“以集体学习方式来搜集及整理民间音乐，介绍西洋进步音乐（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论），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的”的宗旨。曾出刊《山歌》（《西南日报》副刊）、《山歌通讯》，并出版《中国民歌选》（线谱，钢琴伴奏）、《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等。在统治区的其他音乐院校中，也有类似的活动和组织，反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的音乐在统治区音乐界中产生的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中国音乐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339.
②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10.
③谢功成.“山歌社”成立的前前后后―在中国现代音乐史研讨会上的发言[J].北京：音乐研究，1992（01）：6.
④山歌通讯第1期.重庆：山歌社编.1946：15.
⑤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918.
⑥李方元.权力、话语与音乐的古今问题――近代音乐文化的结构变迁及其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音乐，1995（01）：23.
⑦宫宏宇.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与动向（上）[J].北京：音乐研究，2008（03）：98.
参考文献：
[1]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10.
[2]谢功成.“山歌社”成立的前前后后――在中国现代音乐史研讨会上的发言[J].北京：音乐研究，1992（01）：6.
[3]山歌通讯第1期.重庆：山歌社编.1946：15.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918.
社区治理背景篇7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机遇；挑战；永联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022-02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70%左右，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乡村的有效治理历来都是国家公权力涉及的重要领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带来持续牵引力。为此，对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需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展开。
一、新型城镇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机遇
（一）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带来了持续的牵引力。新型城镇化推进了农业的现代化，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利于农业质量和竞争力的增强，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二）新型城镇化促使农业人口市民化，有效缓解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指出，“10―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0%左右，而我国的农业用地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比率不足59%，人均耕地面积偏少，这就导致我国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报告明确指出，要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利于农业人口市民化。农业人口减少，人地矛盾得到了缓和，农民的耕地资源相对增加，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有了收入的基础，对乡村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利于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新型城镇化在发展理念上有所创新，强调“人的无差别的发展”，注重城乡的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必将为乡村的发展提供持续的牵引力，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挑战
（一）新型城镇化使得乡村治理主体缺位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乡村治理主体已经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唐绍洪、刘屹认为，我国乡村治理应该是“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2]。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从自由流动向迁徙转变，部分农民变成居民，定居在城镇，乡村留下的精英相对偏少，乡村治理主体缺失。
（二）新型城镇化使得乡村治理结构失衡
乡村治理的实质就是村委会等农村公共权威机构对农村内部公共事务的协调与管理，以维护农村公共利益的过程。张晓山认为，乡村治理结构的走向应最终在农村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自治程度较高的基层政府组织、村民自治的村社区组织与农民的跨越社区的、非政府组织并存；正规组织与非正规组织的发展并存；经济实体型组织与社团型组织的发展并存；单一功能与多功能性组织的发展并存[3]。新型城镇化推进，乡村精英流失，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下降，乡村治理结构失衡。
（三）新型城镇化给乡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带来挑战
新型城镇化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乡村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带来了挑战。政府是拥有公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因而公共秩序的维持和公共资源的供给应该是政府。在农村地区，我国实行的是“乡政村治”，国家的公权力只延伸到乡镇一级，而村实行的自治，即村内公共事务由村内自行解决。随着新型城镇建设的推进，有些村庄已然成为了“村中城”，在这些村庄范围内的一些公共事务是村庄自治组织无权管理和无力服务的，这就会产生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乡村善治的实践探索
（一）共建共享：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发展和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一些乡村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机遇，发展乡镇企业，乡村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蛋糕大了，便面临着如何分配的问题。永联村成立村经济合作社来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永联村的经济合作社是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由永联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集体土地、集体资产、集体资本为纽带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坚持集体所有、合作经营、民主管理、成果共享的原则，承担集体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资产的经营和管理、生产发展与服务、财务管理与分配等职责，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其主要目的是发展集体经济，维护社员的经济利益，使永联村集体土地和集体资产的效益最大化，让社员共享经济的发展成果。
（二）共融分治：理顺乡村治理结构，政府、村经济合作社、企业、社区、组织“五个轮子”一起转
所谓的乡村治理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4]。乡村治理主体已有多元化的态势，治理是各种主体之间建立良性的合作性的治理，它不再是单一的政府社会管理主体，而是各种社会组织、私人机构以及个体参与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如何理顺和平衡乡村治理结构，张家港永联村结合自身的乡情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创造出“五位一体”的治理格局。“五位”治理主体包括南丰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永联分中心、永合社区、村经济合作社、永钢集团、社会组织。
南丰镇社会管理中心永联分中心隶属于南丰镇政府，承担永联村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形成了“镇归镇、村归村”的治理格局。永联小镇建成之后，镇域范围内人员结构变得复杂，给乡村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难题。鉴于永联小镇就是一个纯粹的城镇化社区，与城市社区本质上一样的，在社会管理上也是朝着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方向发展。为此，于2011年4月成立了永合社区，承担计划生育、民事调解等社会管理职能。这有效破解了管理外地人口的瓶颈，同时也保障和维护了居民的合法权益。永合社区成立之后，永联村委会职能变得单一，主要是经济管理。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发展社员的经济利益，2012年3月，永联村借鉴发达国家乡村治理模式、尊重现代企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原则，在“共建共享”的基础上修订了《永联村经济合作社章程》，对社员资格确认、社员代表选举、经济合作社组织架构等做出明确的规定。自此，永联村完成了由村委会治理模式向村经济合作社治理模式的转变。永钢集团是永联村的民营企业，所采用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独立运营，自负盈亏。永联村和永钢集团是合作的关系，两者相互支持与合作，他们的资产各有一本账，产权十分清晰。因此，在永联村真正做到“村归村、厂归厂”，“资产归资产、管理归管理”。此外，为了更好地承接政府职能，增强社会自治，永联村积极发展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
这五个治理主体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为了避免五大治理主体的各行其是，加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工作联动，2015年永联村将“五位一体，共融分治”的治理格局具体化为“党建引领，五位一体，区域协同，依法办事”的工作机制，并于2015年8月成立了永联社会文明建设联合会，这将会为推进永联的社会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文明乡风：打造乡村共同体，多层次主体贡献治理的第三方力量
随着城镇化建设，农民的流动规模极其巨大，各种复杂的力量和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农村，乡村会产生各种难以预料到的问题，会遇到各种不期而至的风险，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灵活且具有强大能力的组织体系来应对城镇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风险以及危机[5]。永联村在文明乡风建设时联合五大治理主体，打造社区文化空间，推广社区文化活动。目前，永联小镇范围内已经形成了永钢集团、永联村经济合作社、南丰镇社会管理中心永联分中心、永合社区以及社会组织联合共建的主体框架，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在文化空间的改造以及文化活动的推广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四）公共管理和服务均等化：成立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永联分中心
政府是拥有公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因此公共秩序的维持和公共资源的供给主体应该是政府。在农村地区，我国实行的是“乡政村治”，国家的公权力只延伸到乡镇一级，村则自治即村内的公共事务由村自行解决。随着城镇化建设，在永联区域范围内产生的诸多公共事务是永联村自治组织是无权管理、无力服务的，村民自治制度发挥管理和服务的效用是明显受限的。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如何解决这类社会治理的问题。南丰镇政府和永联村多次磋商、实践与探索，最终探索出成立镇社会管理中心永联分中心。该中心成立一个综治平台――永联谁事务管理服务协调小组，小组由公安、交通、城管、卫生、工商、消防等执法机构和人员组成，承接乡镇政府延伸至村内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乡镇政府与永联村组织合作，使得永联村公共秩序得到稳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遇到各种困境，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张家港永联村，内生工业化、城镇化的“村中城”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的出路，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融分治，五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格局，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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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背景篇8
[关键词]多元文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中指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如何发挥正能量，增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在多元中确立主导，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新的挑战。”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客观现实，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亦在所难免，它所引发的世界性文明冲撞对于各区域民族与国家的道德精神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也直接或间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影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必然会遭遇各种文化的影响，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评价所面临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越来越趋于复杂。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经得住考验就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潮流，不仅要在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上有所创新，而且学习评价上也要有所发展。鉴于此，本文将对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创新进行探究，以期待助益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管理。
一、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影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正视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从实质上看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同。一般说来，多元文化有不同的分类，主要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同时还可以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文化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塑造了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1．对评价内容的统一性带来挑战
在多元文化背景进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对的受教者是在成长中已经长期受到不同学习环境影响的大学生。一般而言，学习环境是指学生学习的时代背景，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多元文化或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通过这些学习环境的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道德、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科学合理地确立统一的评价内容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客观背景对大学生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必须正视这一问题。首先，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多元文化对家庭中父母的影响同样不可避免，家长对子女的人生观、学习观、就业观、婚姻观、金钱观等教育的偏差，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其次，学校集聚了众多年龄相仿、思想类同、心理行为不稳的青年大学生群体，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也使学习环境今非昔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极易形成群体性倾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内容的确立形成较大冲击。第三，日益开放的高校学习环境，也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广阔的社会现实，多元文化冲击下的现实社会难免导致学生信仰缺失、世俗化趋重，对学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要超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所以要通过建立统一的评价内容全面的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进行评价其难度较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需不需要评价’、‘能不能客观评价’及‘怎样评价’等问题认识不一。”[1]因而，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必须正视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成长发展影响，在应对多元文化影响的基础上确立统一评价内容。
2．对评价标准的确定性带来冲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不仅要确立统一的评价内容，还必须对评价的内容确立标准。由于大学生思想不够成熟而又非常开放、活跃，不同文化思潮的来袭都将对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产生明显影响，并有力冲击着原有的、正在形成中的思想信念。对于学习成长期的青年学生来说，从文化认同到行为能力，其内在逻辑关系就是：文化认同影响思想认识，思想认识决定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左右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支配行为方式。这其中，外来异质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因具有极强的欲望性、自由性、世俗性和消费力，其所形成的冲击力似乎更为强劲，更容易俘获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领地，使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出现改变，并产生新的、自以为是的选择方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间，这也为西方异质文化或劣质文化的侵蚀留有了缝隙与空间。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增多，加之大学生们还没有完全定型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所以要建立一个在一定时间内比较有指导性，而且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评价标准其难度是而想而知的。
3．对评价方式的有效性带来考验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机制的文化屏蔽作用已经被大大削弱，但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开放性和更大的包容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吸收其他优秀文化为我所用的功能。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青年学生的确需要吸收更多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化，才能适应国际化发展的要求。但是也应看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并非出于文化的平等与融合，由他们主导下的全球化是基于自己的霸权利益，文化输出是霸权利益的一个部分，他们希望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占领来达到意识形态同化的目的，从而分化或瓦解他们的社会体制，以进一步壮大他们的霸权势力。这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有害无益的，同时，也导致要建立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方式需要面临的考验也在增多。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原则
多元文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评价带来一定的挑战，而应对这种挑战，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评价，必须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多元文化背景而提出适应时代新发展的评价原则。
1.评价要有方向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评价必须坚持特有的方向性，这是首要的原则。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人民的福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指导，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培养的政治思想要求，因而必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灵魂而成为学习评价的核心，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或歪曲都将是人才培养的失败。第二，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认识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是否旗帜鲜明，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标准，就是方向。第三，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面对文化多元化的复杂形势，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不应该因各种文化的冲击而出现思想紊乱或丧失价值标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就有了清晰的价值观取向。
2.评价要有全面性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不仅要坚持方向性，还要必须坚持全面评价的原则。全面的评价方式有利于从各个阶段、多个层面以及不同角度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或结果进行检测和考评。首先，要把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定量评价一般以考试分数、表现记录数据、问卷调查结果等为依据，其数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与结果还需要通过定性评价进行抽象概括与描述，以形成对定量评价的补充与弥合。其次，要把结论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结合起来。结论性评价虽然能够对学生学习状况形成一定结论，但对定论的起因与演变并没有显示，因而对结论的印证也就不足以成立。过程性评价的结合可以将评价的眼界放宽至全部过程，所获得材料也更为丰富细致具体，这样的评价也就更为客观准确。再次，要把静态评价和动态评价结合起来。将动态评价和静态评价相结合，有利于以发展、变化的眼观看待学生，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进步与提高。
3.评价要有引导性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的和平相处与和谐相融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前提，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驱动及霸权思维同样会在文化领域打开一个缺口，很多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街头运动便是文化侵略的现象。认识到这一点，高校思政理论课学习评价就不得不在防范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来培养具有实际行为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不能不重视对大学生成长发展的思想政治引领。也就是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成绩如何，不仅要看学生对有关知识的理解——通过卷面测试所得的成绩仅是浅表性的；还要看有关理论知识是否作为一种观念被学生接受，在内化体验的基础上形成认知和认同；更要看到学生在行为上的实践能力，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否通过学生行动而在实践中发挥实际作用。对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中要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要把品德评价放在首位，做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过程中弘扬正能量，激发大学生积极进取和全面发展。因而这就要求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必须坚持评价的引导性原则，做好思想政治的引领工作。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举措
在坚持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原则的基础上，应对多元文化对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评价方式的冲击和影响。多元文化背景下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举措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重视评价内容的系统性与动态性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过程中坚持评价内容的系统性与动态性的结合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课程理论学习的评价。课程学习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认识过程，是第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理论课学习的效果评价一般由平时、期中和期末三部分成绩作为依据，但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占比过高并不科学，通过对平时学习效果的观察、检测与记录，才能更好反映学习的时效性，因此应加大平时学习成绩的占比并将之作为学习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第二，对日常行为表现的评价。思想是行为的指导，行为是道德的显化，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能否内化为价值体认与道德能力，主要看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表现。可对每个学生建立一份日常行为表现记录档案，由班主任、辅导员、学生干部等负责观察记录，并作为评价内容的一个部分。第三，对参与社会实践的评价。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学习的高级形式，也是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应用和检验，学校应通过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延伸理论课学习的历程，并将之作为衡量学生思政课学习效果的重要参考依据，使评价更具实际价值和实际效果。
2.追求评价方式的多样性与科学性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教育环境日益复杂，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增多，此时要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进行客观评价，就不能仅由教师出几道试题那么简单，评价方式的多样性与科学性是必然选择。使评价主体多元化，由于评价活动的角度不同，不同的评价者因其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及主观性而使评价结果未必公正客观，而不同的评价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主观性出发，所得出的评价结果尽管不尽相同，但在归纳、综合、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也能够做到此消彼长、寸尺相抵，使最终结论最大程度地趋近准确。另外，评价的主客体之间还存在有狭隘、保守、分散、甚至对立的现状，只有从整体上调整评价主客体的关系，以开放、平等的观念进行评价活动，才能提高评价的总体质量与水平。
3.坚持评价标准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还必须坚持评价标准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举措。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是为了提升教学效果和促进大学生形成国家和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统一性体现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共性要求。同时，统一性还表现在，例如成绩高低、出勤率等情况的考核就应该纳入其中。这种统一性一定程度是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效果的评价的宏观标准，但是“检验德育实效的宏观标准往往无法具体衡量现实中的德育实效，它既不能检验出一堂课的教育效果，也难以区分不同学段、年级和教育者带来的实效。”[2]思想政治理论在学习方式上却需要极强的实践性体验和体认，才能内化为价值观认识。所以其评价标准在统一的基础上，也要体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建构适应特定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的评价指标，如可以将参加志愿者活动、参与社会实践情况等指标纳入其中。
4.关注评价结果的激励性与发展性
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也要关注评价结果的激励性与发展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要让学生养成对各种文化的甄别思辨能力和批判吸纳能力，形成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方法并取得不错的理论实践成绩，就必须通过评价来分析其形成的过程规律，只有这样，学习评价才能起到承上启下和预设未来的作用。一方面使评价能够指出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中的不足与缺陷，也能够对学生学习中的良好表现及取得成绩予以承认和肯定。另一方面使评价应着眼于学生的发展，着眼于为学生发展提供服务，应通过诊断服务而引导学生学习，并运用评价中的激励性策略和语言激发学生的进取意识，以激励学生迈向更高台阶。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创新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面对摄取信息丰富、思想意识活跃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必须针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方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效性，帮助学生筑牢思想根基，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做好思想准备、提供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任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分析[n].光明日报，2010-02-17（6）.
社区治理背景篇9
关键词：风景园林;aSLa;学生组竞赛
1.简介
本文延续“aSLa历年获奖作品浅谈学生组获奖要点分析1”中的分析，对更多案例进行分析和解读，从而得出了更深层次的总结与体会。
2.分析
通过对比获奖组成员的背景和综合考虑，本文着重分析综合设计类和住宅设计类这两个类别的获奖作品，分析图表如下：
获奖组背景与挑战
（切入）场地
选择策略与对策关键字实际意义方案性质
thefluxcity1、过度开发造成生态退化
2、地块无污水处理系统皇后区，纽约1、地块分割成四块，产生四种不同的处理结构
2、给出不同建筑的组合模型
3、整个场地的排水系统布置
4、盐盘概念的引入1利用建筑组合模型，解决生态退化
2盐盘的应用为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退化及雨水、污水乱排问题区域规划及景观改造
CollectivestrategiesforaRegenerativewaterfront
南美大部分城市危机背景：暴力、社会阶层隔离、教育缺失。
发觉：公众教育和孩子才是改变的希望所在CoLon，巴拿马
南美洲1.将场地整合入街区文脉。
2.紧密联系交通枢纽
3.为缓解经济和社会危机提供范例
4.提高青少年闲暇时间利用率
5.凸显场所感
6.场地多功能化
感化民众背景危
机引人
关注（类似战乱中的圣地）强调一种精神（传统意义的滨海公园设计）
通过契合场地和文脉的La手段来影响社会建设和社交网络，为孩子和市民提供教育机会
operativeplatform（适应性平台&城市构架新貌）学科交叉应用的科研大趋势下，将La与UD同时应用于设计。意图建立一种动态的生产性城市发展模式，并同时为降低植物栽培成本做出贡献皇后区，纽约1、海岸的特定处理方式可以控制水的方向并减轻潮汐冲力。
2、运河和积水洼地均为场地内污水治理、洪水监控及灌溉等水管理服务。
3、不同的植物生产单元均在场地中因地制宜的有序编织
4、绿色的公共空间与公建重新组织了场地的城市肌理以绿地网络为主干延伸出的带有生产功能的城市新构架未来城市
发展的新可能将原有城市模式完全推倒重建的概念性方案。
建立一种具有生产性质的动态城市建设构架;并将绿化用植物的生产与城市绿景本身结合在一起，从而可以降低运输。
Landscapeofaccretion希望以融入实际功能的形式进行港口改造旧金山海湾在港口原有设施基础上做加减法功能性景观融入实际功能的景观环境甚至可以辅助社区发展港口改造
thedigitalevolutionofwarfare：protocolforlandscapemanipulation军事用地与鸟类栖地造成双重污染某处军演基地提出一种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演变的方式治理污染及场地改造的问题数字化战争改变地貌运用景观手法解决环境问题，改变地貌区域景观化治理
Desertfarmingmoisturizer希望建造一种有机的城镇农庄格局新墨西哥州新型住宅和改造后的耕作方式有机结合的新城镇风貌营造1.农业景观与雨洪管理结合
2.尊重文化习惯的改善居住条件（可持续）通过三种体系相结合，创造了符合当地生活模式的可持续现代化住区方式可持续农庄
体系设计
Rewildingcitypark公园连接不同的区域，服务半径不够BatonRouge
中心区域希望通过细节改造和新功能加入，发挥公园纽带作用并扩大其服务半径非常具体的改造方法通过一些细节的改变，实现更生态使用更高效的目的公园改造
asylumairpupaintheLandscape为居住在高架桥下贫穷上访者建立临时居所北京永定高架提出豌豆荚（外遮蔽景观构架）和豌豆（临时性蛹式住宅）的概念解决生活的矛盾（社会底层人民的暂栖地）关注弱势群体临时居住与现实问题临时居住装置
概念设计
theHorizontalDike废弃场所的简陋设计，在预知最终结果前出于本能的设计美.奥克兰某海滨火车站场地开放做休闲地，种植降低污染，污水与雨水的管理，残留建筑的简单利用，当地艺术场所搭建低成本景观的时间适应性（100年内动态变化直至消失）为所预言的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后果通过生态的工程装置以解决废弃火车站改造
（作者自绘）
社区治理背景篇10
以中国经验而言，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不断推进的中央行政、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及地方自主性增强，多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行政基础。放眼整个亚洲，伴随着威权政治转型和迫切的城市化、工业化要求，也有更多的人认为分权治理在各层级行政区划内都会带来更加有效、更具回应性的治理效果。或许正是为了回应实践，《太平洋地区事务》杂志（pacificaffairs）于2013年12月专刊探讨“亚洲的分权治理与城市变化”。
中央权力下放的早期实践，常常是对客观形势变化的被动反应。上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异军突起，倚赖中央政府对工业化进程的强力把持。但90年代中期以降，快速增长所积累的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央向地方分解权力。其时，地方民主试验已为分权治理创造好了空间。随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央体制的效率低下又鼓励了进一步的行政与财政分权。以蔚山市为例，YooilBae考察了韩国地方政府如何在上述背景中自觉承担起历史与社会责任，率先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是政治治理方式的更新。
民主政治背景下，中央权力下放必然会刺激普通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决策。2000年，印度首都新德里提出所谓Bhagidari（意为“人民参与”）计划，邀请城市居民就政府决策中的治理难题形成联合解决方案。通过研究在此背景下活动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组织，Diyamehra看到：一方面，分权治理有办法以较低的管理成本为中产阶级参与公共事务拓开空间；另一方面，与其将分权治理抬高到宪法实践的层面，毋宁将之视为类似企业管理的治理方式。另外，权力下放也可能在民主的关键环节打开缺口。Bhagidari就可被人用来在那些志愿管理城市的新生中产阶级身上榨取政治剩余价值。
既有的分权治理观念，往往将权力下放等同于中央权力的削弱。背后隐含的判断是：权力下放必然会导致某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形式（比如分裂）。LisaHoffman在中国大连所开展的人类学研究，关注了以往分权治理理论少有关注的城市福利供给问题。计划经济时代之后，国家不再将“单位”作为城镇居民福利分配的主渠道；伴随着权力下放，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分配方式已是别开生面，其中尤以大量涌现的志愿服务最是引人瞩目。LisaHoffman依据福柯的理论，分析出权力下放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社会管控方式，是一种将规制与社会成员更加有效接连的新机制。进而可见，权力下放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而应被视为多种要素的复杂组合，其中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包括塑造新主体的规范实践。对这些要素进行梳理分析，就可以避免权力下放必然包含某些特性的错误假设。
放权的实质是权力再分配；权力格局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带来新的制度安排。SaiBalakrishnan看到，为了管理印度城市发展所必须的城际公路，几乎要被历史淘汰的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应时蜕变。这个充满了各方力量角逐的过程被作者称为“协商放权”。事实上，亚洲的分权治理在更大的尺度上突破了既有的治理理论，几乎跳出了央地关系的论域。如今，一些东亚城市不再期望通过加强与国家首都之间的联系来获取经济效益，而是超越国界，与其他国家的城市产生了地区性协同效应。例如mikeDouglass所讨论的韩国釜山市和日本福冈市以跨国界联合形成的“共同生活圈”，除了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也挑战了国界和国籍的传统内涵，同时也是以行动回答着多元文化社会的包容性难题，实为传统理论之未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