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科的意义篇1
〔关键词〕意识形态，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
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终结，相反，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国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性欲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吗？
对意识形态的定性理解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从“意识形态”概念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其后几乎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逻辑路线与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各不相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物质生产的需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四是指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含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体现。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高度关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但是，他们从未把自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自然科学既然是要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它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尤其是和那种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更是水火不容。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种“同一”主要体现为：第一，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是对各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的批判与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近于科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中的哲学意识形式又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着方法论指导的作用，当这种意识形式是“科学”、“进步”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反之，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入歧途。第二，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接受者、传播者、创造者，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意识形态的引导。因此，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史，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史，反之亦然。第三，自然科学的本身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但自然科学研究课题的确定、解释、运用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观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是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则是一种颠倒地、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形态。但是，当唯物史观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但那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还能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一些局部的重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总体上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又承载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时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是，当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看作是最后的最好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时，它就蜕变成为一种彻底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局部的科学性也丧失殆尽。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拯救出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就必须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是马克思自己完成的，他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彻底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承载者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真正的总体的对立。但当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承载者时，它又实现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意识形态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创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是对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成为了科学，它打破了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所编织的意识形态幻想，主张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时，它又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通过分析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对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考察，必须首先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同一”与“对立”赋予特定的指称。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立，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正是抽象地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沿着不同的理论路线来贬义化意识形态，推演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第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实际上存在着意识形态科学化与科学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某些科学可以是意识形态或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某些意识形态也可以是科学。第三，某些意识形态当它刚刚产生时也许具有科学性，包含着某些科学的见解，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有可能丧失其科学性而沦为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某些作为科学而产生的理论与学说在其产生之时也许只是一门科学，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特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科学理论与学说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时而统一，时而分立，必须要动态地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第四，从是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来看，意识形态有“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之分，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科学也有“真科学”与“假科学”之分，“真实意识”与“真科学”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而“虚假意识”与“假科学”往往是“同路人”，“真科学”与“虚假意识”是根本对立的，“真实意识”与“假科学”也往往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是“真实”还是“虚假”关键看它是否以先进阶级作为其承载者，是否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否能一以贯之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是“真”还是“假”关键看它是否能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发现规律、尊重规律。总之，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只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考察，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形而上学地贬义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误区。
三、马克思主义等于意识形态吗？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最后按照反社会主义与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兼有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马克思主义兼具意识形态和科学学术的双重取向使马克思主义既要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旨归，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行事，这就必然导致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科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身份”的矛盾与紧张。要消除这种矛盾与紧张，有力地批判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就必须弄清三个方面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这两者是对立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逻辑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批判以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它的客观性，即客观地阐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从而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作为科学而诞生，还由于马克思引入了科学的实践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满足于自省和玄思，不是止步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把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门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科学。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实践性，使之有一个有着严格规定的知识系统，包含着某些经得起时间与空间考验的科学内容、科学方法和排斥一切“意话的空话”的主观动机，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科学而诞生的，是与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尽管他也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称之为意识形态，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意识形态。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科学而诞生，但是它同时暗含着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随着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实践，这种可能性就转化成了现实性。第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首先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意识形态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改变这种生存状况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前提。第二，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被定格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指一种为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对现有的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进行解释、辩护或批判、改造的思想理论体系。当某一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代表这一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就成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本是一个中性的判断，但是由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都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时，它就现实地承担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色与使命。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说，同政治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③这个看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第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列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这时马克思所指称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与列宁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上就具有了完全一致的含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以往那种歪曲反映现实社会关系，否定或掩蔽现实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以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为历史使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与“意识形态”身份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如果不与时俱进地从现实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营养，而是形而上学地将其钦定为封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确立霸权话语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思想真实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成为仅仅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装饰品，那么，其科学性就将被阉割，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曾受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虚假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始终能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必须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科学，在实践中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必须在现实中体现其科学性，这就是克服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关键，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身份的正确定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05.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服务性
设立于2005年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学科建设的经历和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上属于年轻的学科，关于学科的定位、研究方向、研究范围等问题还处于热烈的探讨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花大气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使其迅速成长为一门具有鲜明学科特色和突出学科优势、更能发挥政治导向和学术价值功能的学科，必须要深入研究学科的基本特征。
一、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科。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生存和发展具有合理性的基础。有别于我国学科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如果不突出整体性的特征，不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的存在就会受到质疑。
所谓整体性，包含着方法的整体性、逻辑的整体性、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相统一三个方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首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科学性最强的世界观、方法论。方法的整体性强调了世界观、方法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的立足点。也就是说，没有唯物史观，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了。因此，方法的整体性说明了整体性就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具体运用。
逻辑的整体性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着的理论构成的。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以贯之”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理论。逻辑的整体性强调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不是简单地对应于这三个组成部分，而是对三个组成部分中“一以贯之”理论的高度提炼和概括。这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着的理论对客观世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表现的是整体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强调了客观世界、人、人类社会各个层面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不同层面之问的内在逻辑关系。正是这些内在的逻辑关系构成了理论逻辑的整体陆，从而使我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
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相统一所反映的整体性是历史的整体性。内在整体强调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当马克思实现了两大转变以后，就以对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问题的分析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形成了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以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逻辑主线。思想路线和逻辑主线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整体的核心。二是马克思的理论从研究过程进展到叙述过程，反映的就是从“生动的整体”到“思维具体的整体”的过程。马克思对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运用抽象法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抽象分析得出理论观点的过程，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是“生动的整体”，而研究得出的理论观点要通过构建理论体系叙述出来，这就需要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体系的构建，而这一过程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思维具体的整体”。“生动的整体”和“思维具体的整体”的统一，因而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的统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整体的重要方面。外在整体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从马克思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体现的整体性就是外在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贯彻和体现。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都反映了历史的整体性。基于以上分析，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特征，也可以从方法的整体性、逻辑的整体性、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相统一的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方法的整体性来看，毋庸置疑，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立足点，这是不能改变的。没有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方法的整体性是通过具体的方法如理论原理、理论发展与理论运用相统一的方法，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来贯彻和运用的。
其次，从逻辑的整体性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在的六个二级学科存在着研究差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联系进行综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所形成的、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成果进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其基本思想进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对“三个选择”及其规律进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差别构成联系。六个二级学科之问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以其基础理论的地位，为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提供了研究和建设的目标趋向。二是前四个二级学科以其理论及理论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整体，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历史发展中的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实际应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人的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上的研究去向。
第三，从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相统一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都有着自身的整体性，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二级学科发展的整体性看成是内在整体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范围内的其他二级学科发展的整体性就是外在整体。任何一个二级学科的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为基础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并且也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要求下来发展自身，从而体现了内在整体与外在整体的统一。
二、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社会和完善自身的思想武器。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又是通过它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逻辑力量和学术价值魅力反映出来的，是在对科学真理的阐释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具有不可遏制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学术性同意识形态性统一在一起。
第一，从思想路线与逻辑主线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和实际运用。这一研究范围深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其理论价值的体现并深人人民大众之心而确立起在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身就蕴涵着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深刻地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取了人类在19世纪创立的全部最优秀的思想成果，从而使这一新的世界观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学术性；而且这种理论上的学术性完全是建立在那一时展的现实基础之上，是这一时展的最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它创立之初就公开声明，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利益需求和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在马克思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就把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作为理论研究的思想路线，而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则成为理论研究的逻辑主线。逻辑主线的形成是以思想路线为基础的，而思想路线又是为逻辑主线的形成服务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反映了思想路线与逻辑主线的高度统一，才会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高度统一的重要特征。
第二，从防止割裂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理解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一诞生，就充分显示着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以其在时代和实践变化中不断发展创新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严谨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以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知识成果和思想精华的地位，成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理论界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当今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似乎学者可以专门从学术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宣传者则可以专门去讲解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要贴近人们的思想实际、贴近人民关心的问题、贴近大众的生活，把理论成果转化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式，从大众生活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用大众熟悉的语言来回答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这个过程不是没有学术含量和学术品味的。学术研究是宣传教育的前提，宣传教育是学术研究通俗化的载体。加强宣传教育不等于削弱学术研究，相反，加强宣传教育也不等于以削弱学术研为代价。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把握宣传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统一，把握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崇区分“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第三，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如果不注重从学术建设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又从意识形态建设中加强学术建设，这个学科是没有希望的。
反映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联系的是当今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的实际，而决不是日常生活琐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既不是蜻蜓点水、轻描淡写地在理论之外捎带着讲解实际，也不是不着边际与理论脱节地漫谈实际，更不是把理论简单地作为解释现实政策的依据；既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词句，与实际对号入座式的贴标签，也不是把它当作僵化的教条，机械地套用到实际中去，更不是把它当成包治百病的药方和可以找到一切答案的无所不能的题库，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寓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之中，对透射出深藏在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背后的、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的观念问题，以及思想路线、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问题进行观照，使人们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进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自觉地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认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
把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之中，在学科建设中，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必须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而这些方面又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思想观点、创新思维、科学体系的研究和教学来进行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来带动其意识形态性的实现。
三、服务性
一般来说，学科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服务上，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殊性决定其服务性既体现在社会服务上，更重要的却是体现在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现实中存在着一些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现象，一是有的从事学科建设的教师不关心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使学科建设脱离课程建设，二是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被排挤在学科建设之外，三是有的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不注重学科建设，误认为只要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就搞好了学科建设，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等同于学科建设。这些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学科化倾向、理论研究成果缺乏针对性、学科建设主体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主体分离等状况，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时代性、教学方式方法针对性、教育教学实效性服务。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凝练学科建设方向，为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服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整体性。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从“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的历史演化，这一演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向整体性方向发展。
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中的任何一门课程，都反映出课程内容的多学科融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某一个二级学科的内容所能涵盖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可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整体建设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综合陛发展要求，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在整体建设中得到完善。
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所强调的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以及理论、历史、现实的统一，真正能为大学生所接受，能使他们在思想深处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不仅需要教师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崇敬和信仰，更重要的是需要教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求真精神，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内在的思想资源，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现实融会贯通，切实改变教学中存在的模式化、简单化、实用化、教条化状况。因此，在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中完善和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必须面对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第二，凝合学科科研成果，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效服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教育大学生，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而且要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引导他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他们的坚定信仰、坚强意志、诚实品德和良好修养。
要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作为支撑。从学科研究的范围来说，六个二级学科的研究是广泛的、全面的，而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提供的科研成果则必须是有针对性的，这就需要对学科科研成果进行凝合，集中地、有针对性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和有力的论据，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亲和力。与此同时，还必须凝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教学中对疑难问题的解析、对教法问题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不可忽缺的内容，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效的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提高必须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凝合学科科研成果作为保证。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3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关系
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我们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发展意义的大事。它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学科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专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学科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是一个学科?对此曾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思想、学说，但不是一门学科。因为它只是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中的一个学派，而不是与哲学等并列的学科。另外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学科。因为指导思想是一元的，而学科化则可能导致多元化而危及其指导地位。我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
其一，哲学、历史学等学科是传统的基础学科，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则是近代以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以学科的相关性而否定其学科发展的必要性，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自19世纪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我们知道，学科的形成历史多则几百年甚至更长，少则几十年。但其过程是一致的。学科一般有两种释义：一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学科是科学的分支，这是从其历史发展上说的。学科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学科是科学的一部分。从科学和学科的关系讲，学科是科学的从属。正像西欧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一样，l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对世界研究的独立研究领域，从传统学科中发展出来，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否认其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绝对对立起来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特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也是应该统一、能够统一的。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去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阶级性的标签化，使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都有了“不好的名声”，所以不少研究者极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认为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会降低学术性、科学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也正是其革命性。而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他们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们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而这恰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所以，理论越科学，就越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理论越彻底，就越容易被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它不为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私有制所束缚，要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是内在有机统一的，更是不可分割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因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或把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才能具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正像邓小平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学科性也是统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强调的是其科学性，而不是其学派性。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要强化其指导地位，是要为其进一步发展服务的，决不是要将其科学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对立起来。考虑到中方的不同，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关键。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没有科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是门学科，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是从性质、内涵和基础上说的，后者是从作用、外延和学理上说的。但这两方面都从根本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其学科体系与思想体系的形成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每一种理论学说，都要表现为一定的体系并以体系的方式而存在。一般来讲，一种理论的思想体系是各个思想间所固有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无形的逻辑往往隐含在思想观点之中。而一种理论的学科体系则是有形的逻辑，是通过一定的范畴、原理的有机统一联系起来的系统。我们要把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必须通过相应的概念系统建立起自觉的逻辑联系。而这只有经过专门的研究才能做到，这就属于学科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我们可以这样说，学科体系是一种理论、科学必然有的模式。学科体系也成为理论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理论的精华和实质都凝结在这个系统中。正像黑格尔说的：“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建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标志。因此，我们要把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视为理论创新的过程，以巨大的勇气做好这一工作。一切切合内容的性质和需要的体系，绝不是内容成熟后自然地“水到渠成”地产生出来，而是需要我们通过专门的研究进行创造的。同时学科内容的真正成熟还依赖于这样的体系的创造和建立，严密科学的体系所以会成为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就是基于这一点，体系构建的工作所以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工作也是基于这一点。学科体系关联着学科内容的全局，体现着学科理论的原则、精神和实质。为学科构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要使直观认识上升到理念，要把经验知识凝练为范式，要使理论思想升华到更高境界。正因如此，它也才是具有更为重大意义的一项工作。所以，我们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这项工作，就不能不以最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不但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还要胸怀理论全局，进入学科发展前沿，从全局和最高处掌握学科内容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划分标准与其子学科划分标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划分标准与其子学科划分标准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任何学科划分的标准必须是统一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便不能确定各学科学理上的内在规定性，无法说明各分支研究在总体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划分标准不一必然带来各学科在理论层次上缺乏内在统一和必然联系。这是我们在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时应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其次，我们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时，必须注意到子学科划分标准与学科划分标准的本质区别。学科的划分是以研究对象的不同为标准，而子学科的划分则是同一研究对象的前提下以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的不同为依据的。同一学科内部的子学科之间只存在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的差别，而不存在研究对象的不同。子学科的划分首先是以研究角度划分，然后才是从具体研究内容划分，而且两种划分标准不能同时适用。如果先以具体研究内容划分，后以研究角度再划分，虽然可形成对每一内容的全方位研究，但却割裂了特定角度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并造成研究和论述上的重复。而且由于这种被切割成块的特定角度研究只能被划入具体内容研究的范畴，不能成为统一完整的子学科，故而无法从特定角度总结出整体规律，从而降低了特定角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如果研究角度划分与研究内容划分同时适用，则必然导致形成的子学科理论层次不一，缺乏内在关联。所以子学科不能无限划分，子学科的划分应以理论研究内容的完整和成体系为最低限度。而且，子学科的划分必须涵盖学科研究的所有理论内容。总之，各子学科学术地位和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体系中来认识和定位。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系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学科“理论”的特征更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育”的目的更明确，两者是有区别的。明确这种区别，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是属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注重的是如何让群众、学生接受，是属进头脑的应用学科。前者理论的特点突出，后者教育，尤其是信念教育的功能更为明显。因此，探讨如何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研究的主要任务。在明确此区别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之间的联系，对于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特点不无裨益。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前后相继的阶段关系，前者的理论把握是后者信念教育的基础。换句话说，正确、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建设科学性的保证。与之相联系，从学科建设的整体性来考虑，需要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科的关系。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律性也必然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教育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更应在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有机整体性的教育上发挥更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应跨越现有学科分类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建设，以其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科教育为依托，对于从整体上跨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教育，回应现实问题(实际上现实问题都是综合性的)具有重要作用。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4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关系
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我们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发展意义的大事。它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学科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专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学科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是一个学科?对此曾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思想、学说，但不是一门学科。因为它只是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中的一个学派，而不是与哲学等并列的学科。另外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学科。因为指导思想是一元的，而学科化则可能导致多元化而危及其指导地位。我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
其一，哲学、历史学等学科是传统的基础学科，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则是近代以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以学科的相关性而否定其学科发展的必要性，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自19世纪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我们知道，学科的形成历史多则几百年甚至更长，少则几十年。但其过程是一致的。学科一般有两种释义：一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学科是科学的分支，这是从其历史发展上说的。学科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学科是科学的一部分。从科学和学科的关系讲，学科是科学的从属。正像西欧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一样，l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对世界研究的独立研究领域，从传统学科中发展出来，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否认其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绝对对立起来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特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也是应该统一、能够统一的。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去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阶级性的标签化，使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都有了“不好的名声”，所以不少研究者极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认为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会降低学术性、科学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也正是其革命性。而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他们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们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而这恰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所以，理论越科学，就越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理论越彻底，就越容易被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它不为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私有制所束缚，要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是内在有机统一的，更是不可分割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因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或把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才能具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正像邓小平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学科性也是统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强调的是其科学性，而不是其学派性。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要强化其指导地位，是要为其进一步发展服务的，决不是要将其科学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对立起来。考虑到中方的不同，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关键。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没有科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是门学科，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是从性质、内涵和基础上说的，后者是从作用、外延和学理上说的。但这两方面都从根本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其学科体系与思想体系的形成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每一种理论学说，都要表现为一定的体系并以体系的方式而存在。一般来讲，一种理论的思想体系是各个思想间所固有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无形的逻辑往往隐含在思想观点之中。而一种理论的学科体系则是有形的逻辑，是通过一定的范畴、原理的有机统一联系起来的系统。我们要把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必须通过相应的概念系统建立起自觉的逻辑联系。而这只有经过专门的研究才能做到，这就属于学科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我们可以这样说，学科体系是一种理论、科学必然有的模式。学科体系也成为理论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理论的精华和实质都凝结在这个系统中。正像黑格尔说的：“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建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标志。因此，我们要把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视为理论创新的过程，以巨大的勇气做好这一工作。一切切合内容的性质和需要的体系，绝不是内容成熟后自然地“水到渠成”地产生出来，而是需要我们通过专门的研究进行创造的。同时学科内容的真正成熟还依赖于这样的体系的创造和建立，严密科学的体系所以会成为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就是基于这一点，体系构建的工作所以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工作也是基于这一点。学科体系关联着学科内容的全局，体现着学科理论的原则、精神和实质。为学科构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要使直观认识上升到理念，要把经验知识凝练为范式，要使理论思想升华到更高境界。正因如此，它也才是具有更为重大意义的一项工作。所以，我们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这项工作，就不能不以最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不但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还要胸怀理论全局，进入学科发展前沿，从全局和最高处掌握学科内容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转贴于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划分标准与其子学科划分标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划分标准与其子学科划分标准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任何学科划分的标准必须是统一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便不能确定各学科学理上的内在规定性，无法说明各分支研究在总体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划分标准不一必然带来各学科在理论层次上缺乏内在统一和必然联系。这是我们在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时应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其次，我们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时，必须注意到子学科划分标准与学科划分标准的本质区别。学科的划分是以研究对象的不同为标准，而子学科的划分则是同一研究对象的前提下以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的不同为依据的。同一学科内部的子学科之间只存在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的差别，而不存在研究对象的不同。子学科的划分首先是以研究角度划分，然后才是从具体研究内容划分，而且两种划分标准不能同时适用。如果先以具体研究内容划分，后以研究角度再划分，虽然可形成对每一内容的全方位研究，但却割裂了特定角度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并造成研究和论述上的重复。而且由于这种被切割成块的特定角度研究只能被划入具体内容研究的范畴，不能成为统一完整的子学科，故而无法从特定角度总结出整体规律，从而降低了特定角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如果研究角度划分与研究内容划分同时适用，则必然导致形成的子学科理论层次不一，缺乏内在关联。所以子学科不能无限划分，子学科的划分应以理论研究内容的完整和成体系为最低限度。而且，子学科的划分必须涵盖学科研究的所有理论内容。总之，各子学科学术地位和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体系中来认识和定位。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系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学科“理论”的特征更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育”的目的更明确，两者是有区别的。明确这种区别，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是属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注重的是如何让群众、学生接受，是属进头脑的应用学科。前者理论的特点突出，后者教育，尤其是信念教育的功能更为明显。因此，探讨如何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研究的主要任务。在明确此区别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之间的联系，对于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特点不无裨益。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前后相继的阶段关系，前者的理论把握是后者信念教育的基础。换句话说，正确、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建设科学性的保证。与之相联系，从学科建设的整体性来考虑，需要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科的关系。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律性也必然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教育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更应在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有机整体性的教育上发挥更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应跨越现有学科分类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建设，以其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科教育为依托，对于从整体上跨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教育，回应现实问题(实际上现实问题都是综合性的)具有重要作用。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5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结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4]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L.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9]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L.Laudan,progressanditsproblem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p.11.
[10]L.Laudan,ScienceandValu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11]p.Feyerabend,againstmethod,London,1975,p.295.
[12][13][16]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7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毛泽东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推翻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其次，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重在宣传、引导和制度建设，旨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有效途径，列宁强调“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分重视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注重党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我们党武装人民群众的法宝。今天我们要更多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以此武装人民群众，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科学性，使作为我们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为上层建筑的观念层次和制度化的观念体系，比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思想道德体系，四项基本原则等等，都较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同时，在显性的意识形态层面，要以制度和权力来规范和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二者不可分割。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除了坚持其科学性以外，还要把它制度化，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既体现了党的执政权威，又体现了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像苏联东欧剧变一样发生“改向”的重要保障。又比如，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都必须坚持，毫不运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给予科学解答，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建设功能的基本要求。当然，我们还要善于批判和引导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作用。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8
波兰尼（michaelpolanyi1891-1975）是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在国际哲学界，他主要以创立意会认知（tacitKnowing）理论而著名，这一理论作为科学人性化途径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至今已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科学人性化的首倡者为科学史家萨顿，这一主张的实质是要使科学与价值融合，消除C.p.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的鸿沟”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分裂对立的现象，他又称之为新人文主义和科学人文主义，并认为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科学史。他为科学史的创立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获得了卓著的成就，被公认为伟大的科学史学之父。然而，事实证明，科学人性化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而且，萨顿的科学史途径并非他所声称的那样是唯一和有效的途径，他的理想至今也尚未实现。[1]尽管如此，萨顿的科学人性化主张却为世人所肯定和称道，一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积极响应他的号召，竭力寻求科学人性化的具体途径，波兰尼和马斯洛就是其中之二，两者都图求建构某种理论框架，以实现萨顿所树立的目标，马斯洛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而波兰尼则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进行探索。本文只能简略地涉及波兰尼的有关理论。他通过批判实证主义错误的科学观，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知识一样，充满人性因素，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化的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在非言传的“意会认知”层面，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一切知识都离不开个人，离不开意会的估价。因此，从本质上说，“两种文化”的分裂对立是虚妄的，他认为自己所创立的“意会认知”理论，可以变革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达到科学人性化的有效途径。
一、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
萨顿对于科学与价值分裂的批判，主要侧重于科学远离人性和“两种文化”对立现象，波兰尼则更深入地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从而着重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观。
波兰尼指出，近代科学既对人类知识、道德，以及社会进步起着主导作用，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谬误，实证主义的怀疑论即为其中之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实证主义就着手排斥、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知识，视自然科学为超然、客观和唯一可靠的知识，从而产生了如下严重后果：这次大战直接摧毁了启蒙运动唤起的人类道德无限进步的信念，而科学理性主义盛行又导致了人类乃至整个世界意义的丧失，亦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令世界“祛魅”。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两种主要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还原主义的方法被到处滥用，人们相信并在实践领域，尤其突出的是在生物学领域以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生命过程，而物理学和化学又可以用微观粒子之间的作用力来阐述。而没有看到“生命超越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际。[2]因此，一切生命和人类本身及其一切成就，包括诗歌、艺术、哲学思想等都可用这种方式解释，科学的理想素来就是拉普拉斯式的理想：用原子运动知识取代一切知识。科学对宇宙的说明都是机械论的，在“奥卡姆剃刀”挥舞之下，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一切所谓价值和道德观念，质言之就是所谓“意义”在整个宇宙中都无处存身，都被消灭殆尽。波兰尼称这种还原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化约主义”，它虽然铺就了现代科学之路，但却剥夺了事物的意义，并使我们有关人的观念走向歧途，即把人化约成没有知觉的自动机器，或化简成一团欲求，这就不再可能承担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科学家及科学的利用者就不必再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科学与道德的分离因此势所难免。波兰尼指出，面对当代的种种道德危机，即使我们并非熟视无睹，“但是，机械性的方法已经把我们在学术里所追求的事物和这些道德问题分开，使学术的事仅止于‘学术’而已”。([3]，p.24)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无所作为。更为甚者，客观主义又将科学认知过程仅仅视为“可观察事实的集合”，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科学成为纯粹客观的产物，凡与之不符者皆被视为无科学性而遭抛弃。客观主义将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性视为科学乃至一切真理的标准，否定人在科学中的参与作用，因此人的价值和评价在科学中再也不可能有其地位，这就必然造成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人性的分裂，最终是对人自身存在的否定，并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波兰尼指出，自我标榜为“精密科学”因而控制一切知识的自然科学，已成为当今种种危险谬误的最大甚至唯一源头，这种状况甚至比宗教教条控制一切知识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宗教教条毕竟只是许多谬误的来源之一。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实证主义传人亦不得不竭尽全力来拯救或重塑道德及其标准。“但是，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科学一日仍是知识的理想、超然一日仍是科学的理想，伦理就一日难保不被怀疑论的怀疑完全毁灭。”([3]，p.30)可见，实证主义已完全无可救药，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种科学观加以变革，而只在局部上修修补补，终究是无济于事的。
波兰尼进一步批判道：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还原主义科学观只能导致科学蒙昧主义，“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个类似的对准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是迫使我们完全无知。”([3]，p.36)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科学客观化，使科学远离人性，它貌似增大了科学理论的可信度，实质却是令科学变成了与人无关的神话！
二、“个人知识”和“意会认知”
科学作为人为和为人的事业，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人性因素，正如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无论是科学的起因，还是科学研究的过程，都离不开个人的兴趣、热情、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离不开个人的信心和技巧。波兰尼指出：“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4]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有充足的证据显示，纵令使用高度自动的记录仪，我们也无法排除可能影响一连串读数的个人偏见。”“没有一门科学能够预测观察到事实，要能如此，除非怀着信心去依赖一种技巧，即凭借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触觉上的精妙，去确定科学的明示预测是否与实际的感觉经验相符合。”波兰尼断言：“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3]，p.34)因此，我们有必要“犯禁”，要对传统科学观予以彻底的翻转，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塑造知识时的贡献加以考虑，并入知识的观念之中，彻底地以一种个人知识的概念代替时下流行的、超然的观察的理想。”([3]，p.32)质言之，就是要变革科学观，不仅要承认主体性或曰主观因素，而且，要更进一步地承认，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的形成取决于认知者的个体活动”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波兰尼因此将自己最重要的论著以《个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命名。马斯洛称这是一部伟大著作，它作为在科学领域的反映，很好地阐述了新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5]
为了阐明“知识是个人的”论断，波兰尼首先将人类的全部知识加以类分。按照他的方法，“人的知识分为两类。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象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的方式来表达的东西，只是一种知识；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称第一种为言传知识，第二种为意会知识，就可以说，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6]，p.6)一般人总以为言传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全部，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个小尖顶，而意会知识却是隐匿在水下的宏大部分。与言传知识相对应的传统认识论，所依靠的是可明确表述的逻辑理性，而在波兰尼看来，人们恰恰长期地忽视了意会知识及与之对应的意会认知，它乃一种与个体的认知活动密不可分、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隐性认知功能，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它所倚重的是一种隐形的理性。为了说明科学中存在意会认知和意会知识，波兰尼就行为主义学习心理学对获得似真性（plausibility）描述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这种描述显得很“客观”，却已经是极力加以简化了的，其所以为人们接受，是由于所用语词都指归于心中暗存的心理事件，从而使其意义被意会地理解和把握。否则，这些“客观”描述将毫无意义，并且也不会达到目的。([3]，pp.370-371)他坚信，意会认知对于科学发现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科学与人文整合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在其宏篇巨制《个人知识》中，波兰尼详述了意会认知的结构与运行机制。他一反将科学认知视为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规律的反映论观点，指出认知是一种艺术，尤其指明科学是人的艺术，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主体性因素，虽然不可否认外部世界的“秩序”，但是，同时亦应肯定通过人类认知可获知的“外部规律”中渗透着的人类生活意义，这种意义既非机械决定论又非主观目的论的，人类的认知活动建基于个体的技巧，包括以上所说的“训练有素的眼、耳以及触觉上的精妙”等，以达到“意会整合”，即确定科学明示预测与实际感觉经验是否相符。在波兰尼看来，个体正是通过这种技巧而达到对知识的直觉体悟和洞知，言传知识总是言犹未尽的，或说简约化了的，而先于语言和逻辑解释的意会知识其意境更为丰富、具体和本真，因此，意会认知结构才成为人类认知理性的真正本体。科学的真正动机来自人类个体对美和善的追求，意会认知无疑是依存于人的，它依赖人类个体身心的体悟，属于一种内在的、隐性的逻辑理性，它只能是个人的，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即是个人知识。
科学知识何以是个人的？波兰尼指出，若不否认科学是以我们对自然界的融贯性辨识力为基础，那么，科学发现就如同感觉行动中视觉及其他感官在生理层次上所作的辨识一样，必须依靠一些非形式的力量，以引导科学研究并为其结果提供判别的标准。他说：“科学家有能力猜出那些是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这种能力之有异于我们平常的知觉能力，正在于其能够以常人知觉无法去妥善处理、整合所遇到的现象。”[7]可见，把科学视为纯属依靠理性并获得纯粹客观的结果是错误的。波兰尼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整合结果是建立知觉或认知事实，还是产生想象的作品，其过程基本上都是非形式的，其中亦就暗含着许多非逻辑的意会性的东西，比如信念和直觉等。他说，“科学所进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便是基于运用众多微妙的启示及其引导的直觉，而对事物及现象可信性的估计。”[8]可信性甚至权威性是科学理论等成果为世人接受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显然是非客观因素，波兰尼因此认为，外行人之所以接受科学陈述，所根据的并非自己的观察，而是承认科学家在专门领域中所具有的权威，甚至某一科学家对另一科学家的成果加以利用，情况亦复如此。科学刊物采用稿件时也取决于建基在科学家们对事物的性质，以及可能产生科学成果的方法等根本信念上的可信度。其中的信念并没有严格和明显的形式，在形成判断过程中只意会地起作用。[9]因此，包括科学在内的认知过程，与非个人的纯粹客观观念完全不同，它“始终（从选择问题，乃至证实发现）植根于个人的意会整合行动，而不是立基于明示的逻辑运作。依此而论，科学的探讨乃是一种具有动力的想象发挥，而且植根于认定以及对事物性质的信念。”科学的理想是要发现“意义”，“而不是把一切化简成没有意义的一团原子，或化简成偶然发现的力量的平衡”。([3]，p.75)为此，波兰尼曾提出“理智的感情”（intellectualpassions）概念来解释科学活动，它所指的是科学活动过程不仅存在逻辑等理性的、客观的因素，而且渗入了价值关怀，审美体验等人文内涵或说主观因素。[10]把科学在内的知识视为个人知识，“对于我们理解知识以及我们相应地评价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p.14)
意会认知的基本结构由三个中心组成：一是支援性成分；二是焦点目标；三是将两者连接起来的认识主体。这三者是一个由认识主体人控制的三位体，主体人的控制体现于正是他把支援成分加以整合并指归其注意力的焦点，使之成为一个焦点目标。当认识主体将注意力焦点集中于他物时，所产生的与此事物相关的意识，是意会认知的基础，波兰尼称之为支援成分与焦点目标的“功能关系”或“转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建立了对支援者的“转悟知识”，即“关于对建立焦点目标似乎有功能的支援者的知识”。意会认知就是转悟认知，正是由于这种认知，使我们在观察某一事物时，“有了感官知觉所不会有的真正新颖的感觉质地－－由感官知觉所意会地创造的质地。”([3]，p.33)波兰尼称之为“现象变化”，这是转悟认知的特征之一。它的另一特征是：当支援者指归一个焦点目标时，所指归的焦点目标就是支援者的意义，因此，指归便是意义赋予的过程。认知主体既可以给诸支援成分赋予意义，又可以通过特殊的行为消除意义，并破坏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具体而言，这种行为就是观察方式的改变：只要他把焦点注意力从焦点目标转向某些支援成分即可。举例说，当我们在黑夜以拐杖寻路时，有三个中心，一是握杖及拐杖触着障碍物时由拐杖传到手掌而引起反应的经验；二是由我们以杖端指向路面的注意中心即注意焦点；三是将此两者整合起来的主体即我们自身。简单而言，我们是以对握杖的注意和触觉经验作为支援，以碰着障碍物的杖端及其指向的路面为注意力焦点，寻路过程就是转悟认知过程，其中的“现象变化”表现为：拐杖与手掌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意间被忽视了，主体“变成”了感觉到触碰障碍物的杖端。这里所谓的“现象”并非感性意义上的，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念性“本真现象”。由杖端感觉所获取的信息就是主体从拐杖所获取的触觉经验意义，正是这意义使我们得知所观察到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焦点注意集中转移到手握拐杖的感觉等支援成分上，探路运作就会遭受失败，因为此时相应的意会认知三位体被消解了。张一兵先生曾以“庖丁解牛”为例解说这种三位体结构及其动作方式，这是十分确切和精到的。[11]此外，还有走钢绳、弹钢琴、以电脑或打字机写作等，其中所有的技巧施展，都是转悟认知，都存在类似的三位体结构和认知运作。同样，如果要消解这种三位体，就都可以将焦点意识转移到脚、或手指及有关技巧即步法和指法，以及对相应物件的控制等支援成分上。个中缘由何在？波兰尼认为，在意会认知过程中，我们对于焦点目标和支援成分的的意知程度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注意某种另外的东西（B）而相信我们意知了某种东西（a）时，我们不过是对a的附带理会。因此，我们集中注意的东西B有a的意义，我们集中注意的对象B通常是可以辩认的。这两种类型的意知相互排斥：当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直附带意知的东西时，它就失去了附带的意义。”([3]，C.2)这里的B是指焦点目标，a是各种支援线索，aB两者相应的意识即支援意识和焦点意识是互不相容的。属于支援成分的事物，作为支援意识层次上的意义是存在的，但一旦主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它们时，它们却变成了焦点，故而使原有意义丧失，露出了其“硬生生”的物质本质，这就是说其作为支援意识的属性已为焦点意识所取代，造成了“意义的剥夺”，进而造成三位体的崩解。
从此可见，认知主体人在其隐性的背景线索（背景知识、经验和技巧等）的支持下，功能性地指向焦点时，认知行为才会整合地发生。波兰尼将这种三位体的结构推而广之，并进而将意会认知视为一切认知皆然的认知方式，他说：“一切知识不是意会知识，便是根植于意会认知，两者必居其一。”([3]，p.72)“缺少个人、意会的知识，化学、生物学以及医学课本将尽成空话”。([3]，p.34)
波兰尼进行科学人性化途径的探索，无非是要使“意义”赋予科学、赋予全部知识直至整个世界。换言之，就是令科学、知识乃至世界“返魅”。因此，他特别看重“意义”概念，可视为其哲学理论缩影的重要著作就命名为“意义”。在此，我们还应特别了解一个有关的重要概念。波兰尼指出，在意会认知过程中有一种“接合意义”产生，它无法以逻辑明示，而只能以“想象”获取，上述的“意义剥夺”中的“意义”可以说指的就是“接合意义”，我们可从下例中进一步把握其含义：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注视本国国旗时，我们心情异常激动并怀有一种神圣感，这绝非仅仅那块布所能导致的结果。毋宁说，在我们注视国旗时，所有有关的、支援性地指归于它的事物都为我们所意会地知觉到了：祖国的存在及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的人民、悠久的传统文化、壮丽的山河以及我们对它的无限深情，甚至可以随时为它献出生命。这些都成了这面旗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言以蔽之，国旗象征着国家。因此，我们注视它就会意会到其神圣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所谓的“接合意义”，它并非一块布本身所固有，而是在转悟中整合建构而来，是主体人“想象”和“赋予”使然。若我们去除一切支援意识，这种意义就会荡然无存，这块布亦就只不过是一块布而已。可见，接合乃一种意义建构，是功能性地形成的特殊意境，是靠背景知识和经验等支援线索意会地、而非以某种明示框架去刻意建构出来。
三、意会认知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内居
波兰尼指出，意会认知是以“内居”（dwellin）的方式运行的，也就是说认识主体通过同化于众多的支援成分而达到与认识对象融为一体，达到神交的地步，此时，认识主体进入了被探索事物的境界，意会整合于是得以进行。无论是对于数学、物理、生物和化学等自然科学，还是对于诗歌、艺术和神话等人文学来说都是如此。内居，不仅是意会认知主体融入对象的过程，而且也是对象向主体归化的过程，即内居是双向性的，在主体客体化的同时，客体也主体化。这里所谓的主体化或客体化主要是指客体或主体具有了对方的某些属性，而非指它们在认知过程中的地位对换。主体内居于对象体现为主体遵循支援意识的引导，投身于对象之中，与之“欢合神契”。例如，若要了解某一个人，我们就要十分投入地“扮演”他，“变成”他，进入他的处境，用他的观点去判断他的行为，亦就是进入我们平常所说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境界，从对象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出发，以其思维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最终达到对其深刻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这也就是马斯洛论述的创造性活动中人应达到的境界：人与其世界的融合，即人与对象同构、相互匹配或互补，融为一体。从此就不难理解“如果你要画鸟，就必须变成一只鸟”这句话。[12]反过来，对象内居于主体即表现为认识对象亦同化于主体，“成为”主体本身或“存在于”于主体之中。上述例子中，当主体“变成”对象即他人，以他人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时，实际上，那个具有个性的对象，就已“变成”了认识主体，即客体已归化于主体之中。
波兰尼作为一位物理化学家，自然能够深刻理解微观领域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关系，也就是波尔所强调的“在现实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内居”概念是波尔的话语转换及其观点的扩展和运用。双向内居的结果已令认识主客体的关系趋向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境界，正如天地人浑然一体中的物我相融一样，意会认知中的主体和客体已难解难分。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二者已经互相同化到毫无差别的地步。教育中有“寓教于乐，寓乐于教”一法，其中的“教”与“乐”互相“寓居”于对方，但两者并不等同，其差异性仍然保持着。意会认知中的主客体关系正类似于“教”和“乐”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主体才能更彻底、更真实地把握客体。显然，这种状态不仅非内居之前就存在，而且还非一次内居就可达到，而是经过多次、持续不断，步步深化才能达到的境界。波兰尼明确指出，主体人与对象相对时，首先形成一种“我一它”认知关系，这是一种外在的、理想化的、比较肤浅的层次，人们此时以为可以排除一切人为因素，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或说客观真理的绝对把握。但当意识到其荒谬性，认识到所有知识皆个人知识或植根于意会认知，认识主体的背景知识框架、信念、情感和价值观皆起作用，进而通过内居运作之后，“我－它”关系就逐渐向“我－你”关系转变，最终达到主体和对象一致的“我－我”境界。波兰尼认为，通过对“我－它”和“我－你”关系实质上植根于主体对自身的“我－我”关系的意知，“我－它”和“我－你”之间的鸿沟就得以填平，如此，意会认知理论就建立了从自然科学不间断地过渡到对人性的研究。[13]“我－我”是内居的最高层次结果。然而，若要更具体地明示意会认知过程，把整合步骤一一阐明却无法做到，因为正知波兰尼所说的，我们是内居于支援成分之中，内居于对象和事物的根据之中，并以此为标准或规则去注视对象和事物，因此就无法对之一一加以指认。况且，一旦注意焦点转移到支援线索上，其原有意义就会被剥夺，从而破坏意会认知的三位体结构和运行机制，认知运作就无法进行。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依靠可以明示的逻辑，唯有凭借我们的想象跃过逻辑的裂隙，才能达到对一个焦点对象的整合，这是非逻辑和无可确指明示的过程，故而只能意知。([3]，p.73)
四、内居－－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
波兰尼认定内居具有普遍性，他声言：“凡是认知，都是个人参与－－透过内居而参与。”([3]，p.50)并以大量篇幅论证这一断言。在《意义》一书中，他就论证了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诗歌、艺术、宗教、神话乃至日常生活常识中，内居皆作为意会认知不可或缺的运行机制。由于意会认知三位体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由于注意焦点一旦转移到支援成分，就会造成意义的“剥夺”，进而导致三位体的崩解和认知运作停顿。因此，即使从数量上有可能找出全部的支援成分，但从本质上却不可一一加以明示。相应地，整个意会整合的过程也是不确定、无法确指的，若想强行对这一过程和步骤明示出来，终遭失败。尽管如此，这些支援成分的存在及其参与知识－－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知识的形成或获取过程却是无可置疑的。从此，拉普拉斯式的科学理想、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其病症便有救治的良方：承认一切知识中的个人性，一切知识若要完整，就必须有个人知识，必须有主体人内居于物，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人性即主观因素。通过内居而来的知识概念，“初步连接了科学知识、态度和方法与人文知识、态度和方法的鸿沟。”亦就是说，内居铺设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因为认识到个人参与是普遍的认知原则，把握了意会认知结构及运行机制，我们就会将人类的行为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评价为有知觉、有智慧、有道德责任的人类行为。同样，用作为科学的意会认知方式和人文概念对人类及其行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人文知识亦就不能说是不科学的。波兰尼或许意识到仅仅由内居而断言任何知识具有“个人性”还是不够的，本来还应进一步证明这些“个人性”到底是如何参与认知过程、如何起作用才算彻底。但更进一步地明示这一运行机制的步骤又不可能，因为如前所述，它是非逻辑的，只能靠想象。波兰尼的策略因此变为论证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等一切知识都离不开想象力的作用，他特别指出要更正人们已有的偏见：处理事实的科学不需想象，而处理价值的人文学则全凭想象，并由此导致科学是纯粹客观的，而人文学则成为全无客观根据的臆想的错误观念。波兰尼论证道：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都需要想象，都具有客观性，只不过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从此可见，以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定性和区分科学与人文学知识已不适当。当然，这并非说两种知识的意义全无差异，而是说，既然它们在本质上都牵涉到个人的参与和想象，那么，由科学所整合或说创造的意义就不见得更真更优。反之，亦然。他说，人文意义，对于我们的生命乃至整个世界，亦有着巨大而无可否弃的重要性，而非像实证主义者所指责的那样是虚妄的、应排除的东西。错误的传统科学观念一旦变革，“科学就不会好像是要我们以超脱的方式去研究人与社会，而且，我们将会复归到自身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的地位。”([3]，p.50)科学、人生乃至整个世界因此就充满了意义，也就达到了当今的后现代科学思潮所追求的世界“返魅”的目标，也就是实现了科学人性化的理想。
五、波兰尼途径的评析
波兰尼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集于一身的学者，对实证主义科学观所造成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他对机械原子论和客观主义僭妄的批判也是有力的。他一反科学是客观的、普遍的传统观念，利用逆向思维提出了科学乃至一切知识都是个人的，这不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要走向另一极端，其深层意义是通过证明科学和人文知识都离不开个人的参与，从而达到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充满人性因素的认识，以促使人们科学观的革命性转变。从意会认知理论，我们极自然地想到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具体的事例可举如：波兰尼的“支援线索（成分）”和皮亚杰的“认识图式”都考虑了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如价值观、审美观、个人兴趣等在认识过程中的参与作用。波兰尼的双向“内居”运作、“接合”、“整合”和皮亚杰的“同化”、“协调”、“平衡”等概念亦有着相通之处。而且，从总的方面看，两者都是对主体内部认知机制的探索。一般认为，皮亚杰的研究侧重于借助逻辑方法，将个体的认识发展视为自我运动过程，视为一种内化的逻辑过程，因此其注意力便主要集中于探索这种内化的机制，虽然他的“认识图式”主张考虑审美、道德意识等非逻辑的、人为的因素，但实际的作用机制未见得已经探明，而且对社会环境和实践因素的影响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14]因此，皮亚杰的理论是有缺陷的。波兰尼强调认知尤其是意会认知过程中支援线索的决定性意义，并声言这种支援线索包含一切主观人为因素。因此，知识甚至是“个人的”。他强调主观性的作用确实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意会认知的内居机制是特殊的，到底哪些支援成分起作用，又如何起作用即内居的进一步机制、步骤如何？这都是无法靠逻辑推论并予以明示的，只好求助于“想象”的“非逻辑一跃”。于是，他转而要做的工作便是证明“想象”的普遍性。最后，他给出如下结论：凡是整合，都必须依靠想象力，而且有待整合的成分差异愈大，所须的想象力就愈丰富、愈宏大。([3]，p.165)我们认为，波兰尼的论说也并未因此就算彻底，它仍然令人觉得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再者，“两种文化”的分裂对立，科学给人类带来危机，其原因复杂多样，不仅有科学观等认识论方面的，还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根源。他的意会认知理论是建立在较为狭窄的范围上，尤其是建立在许多重大因素未能加以具体考虑的认识论范围内，这就难免其局限性。退一步说，即使从认识论上解决了问题，从观念上解决了问题，亦并不就等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不能说只要沿着波兰尼的途径行进就可实现科学人性化的目标。但是，波兰尼毕竟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一名得益实证主义方法论而有所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不消解科学客观性的前提下，能够肯定并着力证明科学中的人性因素，并进而声称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确实有利于变革冷酷而僵硬、与人性毫无关涉的实证主义传统科学观，为沟通两种文化，为科学人性化迈出了必要的一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参见黄瑞雄《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4期.
[2]m.polanyi:LifetranscendingphysicsandChemistry.1967.See:KnowingandBeing，ed.bymarjorieGrene，UnivrsityofChicagopress，1969.
[3]波兰尼：《意义》（meaning），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
[4]m.polanyi:personalKnowledg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8，p49.
[5]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3页脚注。
[6]《波兰尼讲演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
[7]m.polanyi:Science，FaithandSociet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4，p24.
[8]m.polanyi:theGrowthofScienceinSociety，minerva4(Summer1967，pp.533-543).Seealsom.polanyi:CriteriaforScientificDevelopment，publicpolicy，andnationalGoals.ed.byedwardShils，Cambrige，mass: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press，1968，pp.187-199.
[9]m.polanyi:Science:academicandindustrial，Journaloftheinstituteofmetals89，1961，pp.401-406.
[10]Seem.polanyi:personalknowledge-towardsapost-criticalphilosophy，London，1962，
pp.132-202.
[11]张一兵：《波兰尼与他的‘个人知识’》，哲学动态，1990年，第4期。
[12]见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13]参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论。
[14]可参前苏联奥布霍娃《皮亚杰的概念－－赞成与反对》，商务印书馆，1988年。以及周文彰《狡黠的心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15]m.polanyi:theLogicofLibert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6.
[16]m.polanyi:theStudyofma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8.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9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研究”（10YJC710076）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奥伊则尔曼与梅如耶夫是当代俄罗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把当代经济、科学和技术的新兴特征放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考察的著名学者。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切点之一。他们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苏联模式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模仿而获得了新生，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僵化践履而失去了存在空间。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甚至与科学相对立。
关键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乌托邦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经济、政治领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求解：经济体制的市场转向，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文化认同、价值取向等。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还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作为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继承，俄罗斯哲学有着深刻的解读。
一、意识形态问题概述
“意识形态”首先是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在1796年正式提出，主要用来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规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点是多样的，但主要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既在与物质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又在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还在与政治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作为与物质相对应的概念，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并服务于物质；作为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概念，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并巩固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作为与政治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概念，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是论证政治上层建筑的合法性并对这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达成一致性的认同。马克思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歪曲性，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狭隘性。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普遍的元哲学概念，马克思尽管说明了它的本质、特征，但并未给出一个规范的概念，这苦苦地困扰着马克思思想的继承者。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后的著作中，仍然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对社会现实的歪曲反映。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中再次说明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它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26页。）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中列宁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把它与宗教的思想体系相对立，认为科学的意识形体就是真理。“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5页）根据列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体现了科学性与阶级性、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
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斯大林不仅把“意识形态”当成理论的标签和斗争的武器，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扩大化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重大的损失。列宁和斯大林基于艰苦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为受剥削的劳动者辩护的阶级倾向性，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获得了空前的发挥，引发了东欧、中国等一些国家对苏联意识形态模式的制度模仿。
二、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化为意识形态
苏联解体后，人们反思苏联的制度，反思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自然离不开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位主要代表奥伊则尔曼和梅茹耶夫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们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苏联模式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模仿而获得了新生，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僵化践履而失去了存在空间。对比二人观点与论述，可以发现异曲同工之处。
奥伊则尔曼在1999年发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一章中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进行了详细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工人阶级的理论家、思想代表，他们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一方面，他们最坚定地把自己的理论与各种意识形态相对立，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表达了一定阶级的利益；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不是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又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奥伊则尔曼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充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对“意识形态”术语之所以持否定态度，原因一是因为他们坚定地批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敌视或者反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二是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从唯心主义前提出发，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并把它与唯心主义相对立，他们明确阐述了这一理论的物质前提：“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像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摄像出来、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对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3页。）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先后走上历史舞台，意识形态也逐渐从否定意义走向强调阶级性。后继者们一方面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称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坚持这一学说的科学性。对此，奥伊则尔曼认为，这些后继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意识形态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是以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对立的。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根据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把意识形态区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对立，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看作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的革命性变革使其具有了褒义色彩，成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为每个阶级武装自身的思想武器。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列宁根据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来判断意识形态的真假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属于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因而是虚假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既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又阐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是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的辩证统一。因此，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是列宁意识形态理论最鲜明的特征。据列宁的观点，意识形态是指每个阶级都具有的反映其基本利益的“政治意识”。奥伊则尔曼认为，意识形态成为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相互斗争的有效工具。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是整个社会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马克思把自己的思想看成是与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科学，因而不可能把自己创立的学说称为“意识形态”，而是称作“我们用来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1页。)因此，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否定性的概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本质上是批判意识形态的学说。与这些意识形态学说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是从唯心主义前提出发，而是以唯物主义为前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一是自然科学，二是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仅仅停留在幻想的联系中，而科学发现了研究对象之间的真实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意识形态。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它歪曲为意识形态，所谓的党性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孤立的学说。在奥伊则尔曼看来，这种思想上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格格不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僵化的、教条的学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完整地评价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奥伊则尔曼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那些意识形态的结论分开。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任务，对于现代社会科学而言，这是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必要方法。奥伊则尔曼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过程决定性基础的理解是研究历史必然性的钥匙，但是没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因为那些理论只是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代和那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不应该把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特点扩展到资本主义以后的发展时期。
奥伊则尔曼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意识形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社会发展理论和经济理论。虽然这一理论本身具有某些错误，但这并不能使它失去科学的地位，它仍然有科学性。即使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也只是反映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状况。20世纪的历史经验说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并没有要求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提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位和利益的重要变化，由此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和平变革的理论。但是，他们最终仍然坚信，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奥伊则尔曼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还是科学理论。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反映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剔除那些意识形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绝不能简化为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说。”(Ойзерман,ТеодорИльич.Марксизмиутопизм.М: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2003.с59.)
三、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科学不相容
梅茹耶夫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专门阐述了奥伊则尔曼的观点，奥伊则尔曼在自己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也援引了梅茹耶夫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二人的观点不仅基本一致，而且相互补充。其实早在1991年，尼基福洛夫在《关于这场争论实际上涉及的是什么》一文中就曾指出，“当一个哲学体系不再表达任何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世界观时，它就会变成意识形态——一种关于世界和现实社会关系的被歪曲了的和虚幻的观念。”(尼基福洛夫：《这场争论实际上涉及的是什么》，张参译，《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第48页。)看来，俄罗斯的学者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被意识形态化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祛除意识形态，还原本真的马克思学说。
梅茹耶夫在2003年发表《马克思是乌托邦者吗？》，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否定旧的社会秩序后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官方教条，它的继承者们把这一学说作为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意识形态。“极具历史嘲讽的是，以克服一切意识形态自居的学说却被它的后继者解释为意识形态，有时还冠之以‘科学的’。对马克思本人来说，‘科学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战时共产主义’等表达方式都是不能接受的。”(КарлМарксисовременнаяфилософия.ИФРАНЮ1999.с73.)梅茹耶夫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有根本区别：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反映某个阶级或某个团体的利益，不再具有“普遍知识”的特点，也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知识；而科学追求普遍的真理，不仅否定乌托邦，而且否定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对立的，不相容的。
四、结语
马克思是在1848年欧洲风暴、1871年巴黎公社等政治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意识形态思考的。欧洲风暴和巴黎公社既是启蒙号角的余音，又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奏。作为对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君主立宪制向民主共和制转变的思想回应，马克思主义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获得了科学性，又因为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指导思想而获得了意识形态性。当今社会，当阶级特征被淡化，职业特征被凸显时，应该祛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还原马克思主义以本真面貌。
的确，当今社会成员按照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有了新的阶层划分，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据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失去了存在的阶级根基。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会被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会丧失；马克思主义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辩护的倾向不会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不会改变。直面新的历史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文章,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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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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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岳丽艳，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
地理学科的意义篇10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 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 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 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 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 )。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latour)、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s. woolgar)和卡龙(m. 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 & 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 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 )(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 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