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过程篇1
关键词：社会治理；公民参与；合作治理；法治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2-0085-03
Doi：10.16654/23-1464/d.2016.12.036
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实力都显著增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公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强化。作为社会体制中重要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体系，应注重扩大公民的参与方式，同时也要以良法治国，以善治为最终手段和目的。
一、社会治理与公民参与的相关概念解析
（一）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
社会治理是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管理活动，是一种持续的互动过程。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和启动者，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推动包括公民参与在内的多方位协同治理体系。公民参与不仅仅是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要求，也是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动力和手段，如果没有公民的参与，政府再怎么推动社会治理，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相比较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更注重于权衡风险与利益在事务管理过程中所占的比例，通过分析研究拟定宏观决策。社会治理是政府为主导，同时协同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社会力量配合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模式。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将基层基础打实在、坐牢靠。好的社会治理可以称之为善治，而能够充分保障公民参与度的社会治理便是作为“善治”的重要条件。
（二）公民参与的相关概念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t・H・马歇尔（t・H・marshall）在福利国家建立的大背景下使用并细致阐述了“公民资格”的概念，为自由主义的提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古希腊城邦时期，个人美德受到重视，公民资格被认为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随着公民资格理论的发展，自由主义的公民资格概念也逐渐突出。社群主义者米勒认为，公民的独立人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尊互重，是公民资格最基本且最重要的要求。在我国，公民资格概念的真正落实是基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1982年宪法修改的大背景下，公民的平等权利得到了保障和实现，公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保护也愈加强烈。
改革开放后国家进行放权式改革，使社会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空间，公共领域也逐渐开放。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出现并发展，成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信息媒体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为公民参与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载体，也为公民参与的扩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与之相伴的是公民逐步提升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方式。
公民参与即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公民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手段，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径，自觉自愿地介入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从而影响政府政治决策的政治行为”，也就是说，是有参与意望的公民通过一定的途径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行为活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公民参与具有“自愿性”“合法性”和“多渠道”三个特征，公民可以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例如投票、加入利益集团等参与政治活动，影响公共政策。它主要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指拥有参与需求的公民，即公民个体和由其合法组成的各种民间团体。从一般意义上讲，由于公民参与具有非职业性，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党成员应被排斥在外；二是参与的客体，指公民可以合法参与的公共领域，即有公共利益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三是参与的渠道，即连接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公民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去影响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使决策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公共利益的偏离，从而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困境
1.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数量有限
虽然公民有权利参与社会治理，政府也有提供合适的途径方便公民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但在我国，传统政治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根深蒂固，公民长期有权无处使的状态使得他们对自身的权利缺乏信心。“干部讲，群众听”“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深入民心，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让公民处于被动状态，以至于公民并不认为有必要或有权利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现如今，随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得以拓宽，但公民参与意识仍就淡薄，主要表现为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公民数量较少。真正能主动参与到社会管理中的公民还很少，而在很多情况下，绝大多数参与政府政策决策或公共事务商议的公民，是考虑到自身个体的利益，并不能算是真正为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因此，要使公民转变传统思想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自觉性的民主道路任重而道远。
2.公民参与存在间断性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和公民两方面的共同努力。而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与积极性。现如今是信息时代主导的社会，完整有效的信息可以促进合理适当的决策形成。众所周知，公共决策的形成是在对信息“接收一加工一产出”的一系列阶段中完成的。政府部t以其独特的优势掌握着社会管理所需的重要信息，而公民在政府信息零散或未开放的情况下，难以及时并准确的获取信息，从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公民意见并不能反映给政府，实现公民自己的政治参与，公民意见不存在连续性。
3.公民参与能力有限，个体性较强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城乡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现如今我国政府及公众所面临的公共问题也日趋复杂化与专业化，公共决策在形成过程中所需求的意见与建议更应具科学性。我国人口众多，公民受教育程度不集中且范围较广，在认识同一公共问题时会存在较大的偏差，甚至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状态，由此导致治理过程的前期准备存在时间长，效率慢等特点。因此，我国的公民参与更提倡通过专家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开展，而非普遍公民的整体性政治参与。同时，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发展，公众得以有更广阔与便捷的平台间接的参与社会治理。在隐匿的互联网下，网民的言论自由发挥到“极致”，更有不计后果者。公众参与者有强烈个体性的利益意识，虽然个体性的利益自觉和利益意识的生成在反对集权制的政府安排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利益意识对健全社会生活来说也有着消极效应，政府往往并不真正希望让每一种利益要求都得到实现。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出路
1.建立和谐的公共领域环境，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建立是人所处于公共场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井然有序的公共领域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有助于人们在相处的同时能深刻认识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更自觉自愿地进行政治参与，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以传统社会道德为基石，提高公众对公共领域中“公共性”的认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相一致时，公民会自觉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公共性体现着公共利益，和谐的公共领域环境是公民共同的利益追求，在实践中公民不断提高参与意识，逐渐以能够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为目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自由表达自身的意愿。
2.政府要转变观念，做好信息公_工作
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必定会有不足之处，应做而未做、应做好而未做好的公共事务。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在日常工作中转变旧有的观念，加强“上对下的管理，下对上的监督”，每一层面的工作谢绝敷衍了事。信息公开工作是政府部门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任务和关键，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提。更要拓宽便民渠道，给予公众更多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渠道，利用互联网平台，主动信息，及时向公民公开政务，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3.加强教育投入，提高公民参与素质
公民个人素质的提高是公民正确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决策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是提高公民参与素质的重要手段，通过学校教育、讲座宣传以及网络媒体的传播，以高频率、大范围等形式增强公民对自身权利认识的深度，促进公民以合理合法手段正确行使其知情权与监督权。
公民参与是“权利意识的一种表达”是“义务责任意识的一种落实”。社会治理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因此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仍需政府为公民开拓治理途径，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实现社会的自我约束。
三、社会治理与公民参与的未来发展――治理与法治
（一）合作治理与参与治理
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参与治理，另一种是合作治理。顾名思义，前者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后者是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政府和公民以及第三方组织等之间是合作关系，其共同目的是为了管理好社会事务，做好公共决策，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因此，从本质上看，参与治理是由一方主导和各方参与的民主合作过程，而合作治理则是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因而是一种真正的共同治理。
（二）治理与法治
十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社会治理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项系统性、日常性和长期性的工作，需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在现代社会，法律是最基本的制度形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明确性和规范性。要使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持续、高效地发挥作用，使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成为常态化机制而不仅仅是昙花一现式的表演，就需要将公众参与纳入法治轨道。我国是依法治国的国家，社会治理中无论公众及社会团体是以参与抑或是和政府合作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活动，治理失灵必须靠法治。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应当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权责法定治理格局治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逐步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与此相适应，社会管理体制也进入了创新轨道。党的十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在社会管理理论及实践领域进行不断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管理”到“治理”是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民期待的重大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
多年以来，在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初步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权力结构变化之导向。我国由以政治权威、计划体制总揽全局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发展格局，开始向多元共治的格局转化。但实践也告诉我们，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这种转换是艰苦而又漫长的，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与创新事实上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当下对经济新常态@一发展趋势的适应性选择。这一适应性变革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政府职能转型、体制机制创新等。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面临深层矛盾增多、发展动力转换、压力凸显等严峻挑战。这一变化的发展形势，要求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尊重规律，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与民生诉求。从理念重塑到机制创新，进而重新审视社会治理中若干问题，有效提升治理能力。接下来，本文将对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须审视的若干问题再做一分析梳理。
1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坚持权责法定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讲。现代治理理论越来越强调政府权力的规制以及有限政府的形成，公共事务治理权可以合理适度地分散给多个参与治理的主体，各守其位，各负其责，相互之间协调互补。我们知道，现代法治社会强调权力的合理化运行。而权力的强制性特点，容易使其同时衍生出扩张性与腐蚀性等特性。我们联想到了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失灵的问题。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纪人员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但是“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某些政策作用甚至导致了浪费和低效。由此说明的是，政府权力必须与其职能相适应，应该作用于需要其发挥职能的领域，过度的干预会造成对社会经济及自然秩序的破坏。当政府权力总量超过其所承担的职能总量时，会造成政府权力运行的困难与障碍。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就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塑造有限政府，实现权力的科学制约与监督。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治理主体需坚持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其行为也一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在法律框架之内厘清职能边界。
其次，就现实来说。虽然用历史逻辑来思考，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在不断适应转型的要求，力求破除原有管理色彩浓厚、政府统揽全局的运行体制，也实现了质的进步。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依旧呈现“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即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还未形成，却在简单复制或强化旧有机制。公共权力的“自利性膨胀”，容易背离其原始初衷和社会治理的本质目的，在行政执法或涉及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超出合理边界，使得公权力明显异化。“权力作为权利的产物，它的正当性来源于权利。”实践中，应提升在社会治理中的公权力所特有的道德价值，尊重并实现好民众诉求，维护并发展好民生权利。
2合理建构治理格局，完善制度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各主体之间的地位关系共同构成新时期治理的基本格局。指明了社会治理发展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建构社会良序、促进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过程，其运行范式是复合型社会合力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我们既要克服原有社会管理中传统落后性带来的问题，更要培育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良性现代性，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与危机。治理的格局构建与机制运作须与我国治理情境相适应匹配。党委领导是根本，治理格局形成的根本前提是确保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而政府主导既体现了对原有管控思维的自觉减弱，又彰显了支持与服务型治理方式的渐进性成长。在此基础上，重塑包容性理念，实现体制机制弹性化运作，才能有效形成政府与社会治理合力。
当前，我国社会面临新常态下的需求结构升级，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出了新要求，个体需求呈现差异化、社会思想更趋多元化。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发展现实，治理格局中社会组织的有效活动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及时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个性化诉求。还能够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合理有序地调节社会关系、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还远未定型和成熟，受制于原有框架和管理理念的约束。一方面，尽管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绝对数量不少，但受限于"冷热不均"的分布态势、发育不充分的自身束缚，很难在社会治理中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要形成法定的、常规性的合作机制，包括信息沟通、决策参与、民主协商机制等。
3积累基层治理经验，促进要素下沉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社区治理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缩影与基础平台。曾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在社会整体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得以增强，基层社区治理与建设更是成为了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业主为主体的城市社区的兴起，使基层治理结构走向网格状的社区自治，为政社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变化。首先，社区服务的供给主体从单一政府供给走向多元化。形成以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共同参与的新格局；其次，政府权力下沉逐步向社会转移，通过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协商合作、确立共同目标、引导公众参与，进而推动社区民主建设。最后，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应逐步完善社区自治机制，改善社区自治软环境，保护公民自我约束与管理的积极性。优化公共资源在基层的配置，将人、财、物、信息等要素下沉到社区，提高社区的服务功能，让群众的问题与难事解决在一线。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下，更要重视社区治理中必备的人才。包括民间社团型人才及社区管理型人才，最好使其成为社区工作的长期参与者。同时，增强居民的认同、归属感，依法引导社区居民逐步投入到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中来。培养好社区成员的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为社区治理创造坚实的民众基础。从更深层次上看，通过社区这样一个基层平台，形成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能量场，可以更直接地积累社会治理经验，规避不确定性风险，对于推进我国整体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树立服务理念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以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早前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就是以公民为中心，强调政府应服务于公共利益、关注社区、重视人且要关注公民的声音。其理论内核与我们今天所谈之问题也有一定的契合度。“公共行政人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但就现实来讲，虽然近年来在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与惯性思维约束的作用下，渗透式管理理念、行政式管控方式依然在一些地区发挥作用，与治理方式转型的现实需求相背离。政府失灵无法适时弥补，社会诉求也难以及时满足。同时，伴随经济新常态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化、新增长点的培育，这又将使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新领域不断涌现，人民群众将更加关注提升生活品质，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治理创新定要回归其服务价值本身，尊重人民群众具体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真正做到为民服务。现实中可以适时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这一载体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服务化，具体表现为三个维度：服务型治理思维转换、管理服务精细化和严格标准化的工作机制。当然，治理工具理性背后是对于人本主义的价值坚守，治理方式转变与工作流程再造必将包涵人文主义的柔性关怀。最终目标导向是提升治理能力，满足社会民众的多元化需求。
总之，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我们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要求，理解其科学内涵、不断完善相应体制机制，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李陈筛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总第99期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3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来适应这个现代化进程。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新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手段为支撑。而电子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正在被广泛关注,其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治理途径与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电子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一)电子治理的基本内涵
电子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针对网络化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而提出的一种先进的社会治理形态,并在理论研究领域和实践过程中引起了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外学者对电子治理内涵的界定主要有:①电子治理是通过利用iCt工具,如互联网、无线通信和计算机为政府过程提供电子解决方案,以提供便利、经济和有效的治理。
电子治理可以被描述为地方政府在与社会组织、公民和企业顺畅交流的情况下运用信息通信技术获取政策目标的能力。
电子治理是一种公民和管理者的伙伴关系,成功的电子治理包括政府和公民双方的互动,依赖于公民如何在计划、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嵌入并负责。
而国内学者对电子治理内涵的分析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广义的电子治理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应用电子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各个层面进行上下互动的管理;二是对一切与电子有关的事物与情况(或者说一切应用“电子”的事物与情况)进行主动、积极的管理。
狭义的电子治理涵义是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s)对公共事务领域进行治理。
从已有的关于电子治理的理解看,主要呈现出以下核心特征:以信息技术为媒介,信息储存量大、传播速度快。以电子化为平台,参与群体和参与程度不断扩展提高,民主氛围不断强化。公民利益诉求及时表达,能及时为公民的政治参与、维护切身利益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电子治理的本质是对政务流程的再造,利用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来构造更适合信息时代的政府结构和运行方式。电子治理是走向善治的必由路径,其目标是实现善治。
显然,学界关于电子治理的理解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对社会治理的重大影响和治理理念的应用,强调电子治理是一种符合信息时代社会治理发展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手段,强调电子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对实现治理目标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电子治理是指以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为主体,以信息技术为媒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事务治理活动中,各主体间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制约,主动参与、互动交流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式和手段。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首次提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中国治国理政理念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亮点,体现了对国家治理目标的价值追求。
目前,学者们关于治理的内涵阐释见仁见智,但也形成了治理特征上的基本共识,主要表现为: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主体不再专指传统社会管理意义上的政府,还包括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例如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也应当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第二,治理过程的互动性。强调各治理主体之间互动的参与过程,注重各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所拥有的管理机制是合作网络的权威。第三,治理过程中管理方式的民主化。
更多强调的是“共管”与“共治”的有机结合。第四,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政府管理的效率。第五,治理的目标是“善治”。通过善治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第六,权力运行的向度多维。与传统意义上主要强调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不同,治理则是自上而下与多向不悖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主体,在社会公共领域治理过程中,彼此之间通过参与、协商等形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公共管理过程。
所谓能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治理能力则是指在党的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善治为目标,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及社会和谐进步必须具备的各种主客观条件。
现代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概而言之,是指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向信息社会的整体性转型,其突出的表征是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市场化、社会化、知识化、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等一系列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为表征的,在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国家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能够积极调动各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通过相互参与、协商、合作等治理形式,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达到“善治”目标,各治理主体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能力不断提升的革新发展过程。
三、电子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分析
应当说,影响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含治理主体、治理体制、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手段和治理途径等。电子治理作为适应时展而提出的治理形式、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完善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也为电子治理的发展提供宏观的制度、技术环境的保障和理论支撑。
(一)电子治理理念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相契合
电子治理的理念来源于治理理论,是治理理念与信息技术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运用。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体现出国家治理理念的新发展,二者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发展过程中有着多方面的契合性。
⒈民主理念的契合
不论是电子治理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包含着民主化的理念。即都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激发社会活力,公民、企业、利益相关的社会组织等都将参与到社会公共活动的管理过程中,提高协同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平等参与,协同治理”的基本格局,培育理性的民主氛围。在不断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活动过程中使民主成
为人们的一种价值理念,切实维护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⒉法治理念的契合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以法律为基本手段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并将法律作为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和基本保障。一方面,电子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的完善依赖于法制建设,必须在法律机制的保障下才能不断发展完善;另一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要用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模式代替人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契约关系,而非人情关系,要不断推进法治观念内化于公民的意识形态。
⒊“善治”价值理念的契合
两者最终追求的目标是“善治”,实现有效且良好的治理,达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全体民众福祉最大化。“善治”理念主要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公共权力的运行具有合法性,并且形成一种公信力被公众自觉内化遵从的状态;以公众与社会达成的共识来进行治理,增进社会公平,而非追求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实现信息透明,打破信息资源的垄断,使每个公民都能获知与自己相关的政务信息。“善治”理念还强调促进管理的有效性,提升政府效能,致力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⒋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理念的契合
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治理理念是电子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效能实现的路径保障,也是法治化治理思维的体现。只有将治理的理念、制度、过程和途径纳入到程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框架下,才能最终保障治理目标的实现。通过构筑电子化的治理平台和网络化结构,建立网络信息化通道,使得参与主体间形成一种便捷高效的信息化有机参与的动态平台。在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路径保障条件下最终达到治理结果的效能化,这是电子治理的本质要求,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现实需求。
⒌尊重、平等、公平理念的契合
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尊重差异和多样化,尊重各参与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是实现电子治理效能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使各主体具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平等地行使权利和平等地享受资源,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公平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主要体现在制度公平、司法公平、机会公平、资源分配公平等方面。而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尊重、平等、公平的理念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统一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电子治理价值理念的追求。
(二)发展电子治理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由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制度、理念、结构、途径和手段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电子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理念、治理途径平台、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电子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理念,其基本理论体系源自于现代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原理,是治理理念与信息技术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运用。其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治理理念的发展,对于推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有着积极的作用,使民主和法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价值观。电子治理理念也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和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二,电子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途径和平台,为公民诉求的及时表达、参与主体间的协商沟通架起一座畅通、便捷的“电子桥梁”。电子治理的高效、便捷、公开、及时的特性,符合信息时代的治理要求。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层式的管理已很难满足社会结构转型的治理需求。信息网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都与电子网络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密切联系,都依托于电子信息技术平台。
第三,电子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化的治理结构,是治理能力现代化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化管理、平等协商形式的关系载体。就治理的角度而言,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电子治理信息容量大、公平、开放、自由的空间平台,利于治理能力现代化各要素网络化模式的架构。而一种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也需要“自主的网络化的管理”模式。
第四,电子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过程,其程序化、规范化、效能化、网络化的特征,是现代政府科学治理的有效机制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主体国家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共同的现代化和共同的提升发展过程。主体治理效能的高低与治理过程有直接的关联,电子治理的发展路径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效的范式。
(三)发展电子治理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必然选择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发展都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矛盾多样复杂、经济发展不断深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现实性问题日渐突出。
然而,传统的一元管理主体、冗杂而低效的管理体制、参与渠道的单一不完善、法律机制的不健全等都难以适应当代信息化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治理。因此,迫切需要对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改革,来适应当前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需的公共事务管理的方法不限于政府的权力及权威的运用,还要挖掘其他的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引导。
电子治理以其自身优势,成为一种新型的治理途径和手段,并不断地应用到现代国家的治理中。主要体现在:第一,电子治理通过信息技术塑造的空间领域信息容量大,打破了地域空间、时间和身份限制,让更多的公民在这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诉求,真正地了解公民的利益诉求;密切了各治理主体间的联系,政府部门能够加强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获取大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各界需要(除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之外)的信息,增加公民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维护政府在公民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极大地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第二,电子治理依托公开、自由、包容的平台,可以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广泛征集意见,凝聚共识,统筹策划,做到科学管理。第三,电子治理时效性强,传播速度快。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向外界传递,掌握相关信息资源。增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性,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进行及时的沟通协商,采取有效的对策。第四,利于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电子手段的运用能有效削减行政办事程序,更为快捷地处理行政事务,增强政府效能,提升行政过程的附加值。第五,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要求国家必须采用信息化的手段进行治理。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居世界第一。互联网信息技术日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当前的电子购物、电子支付结算、电子政务甚至电子打车,等等。
人们的生活与信息技术密切相连已成为必然趋势,电子治理路径的发展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和必然选择。
(四)发展电子治理有利于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电子治理的兴起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都是政治领域即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变革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调整变革。现代社会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信息化、技术化的社会,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都与信息技术的变革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子治
理便是信息技术在政治治理领域的开拓与应用,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制度机制层面的现代化或再建设,其依据的现实基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包含着多方面、多角度、多领域的整个社会变革,但是技术性的变革却是基础性的。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只能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本身并没有特定的意义,而只有在相应的制度框架与价值体系下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和生命力。首先,电子治理所具有的法治、民主、平等、包容的价值观念,有利于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理性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一种价值观念是支撑人们有效行动的支柱,能推动整个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发展。只有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方能做出相应的实践行动,这是具有先导性的。当民主、法治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契约性的关系,而非当下的人情关系,有利于规避公共权力私有化。让公共权力向社会领域回归以及公共责任意识在社会中觉醒,并彰显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民主、公平、参与等政治意涵,为社会组织及其广大社会公众发挥自身优势、行使自身权利提供体制和机制上的保障,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以及“社会—政治”结构性变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同时对于公共管理系统的科学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电子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虚拟网络化治理模式。其高效性、快捷性、灵活性、应变性和弹性等特征,可以优化社会资源的利用,节约社会资源的浪费,减少不必要的治理成本,发挥有限政府的最优效能;使各治理主体有机地连接起来,置于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平台,进行协商沟通;削减复杂而低效的传统治理手续,让更多的人平等地分享社会资源,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此同时,有利于促使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由全能的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改变过去传统的“家长式管理”,释放社会活力。着力培育市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赋予其更多的权力,并在政府权力与市民社会权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达成和谐一致的互动关系和最佳的运行状态。“而在权力的重新配置过程中应该改变传统的权力与职位相匹配的观念而塑造与专业知识和技术相衔接的分散化权力配置体系,赋予治理主体在各自核心优势领域内以一定权力和相应的责任而形成单元自主决策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电子治理作为一种依托于信息技术的治理形式,从网络信息技术的本质考量,存在着两面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尽可能发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于政治发展过程推动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对于电子治理发展过程中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弊端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例如:网络参与的规范性和公平性问题,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问题,信息安全性问题,等等。在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积极寻找相应的治理对策。另一方面,治理理论目前尚处于不断探索与发展之中,尚未形成一种成熟的理论,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同时,根植于西方社会与传统理论,在新的阶段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发展目标,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度,不可盲目照搬。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4
【关键词】元治理；治理理论；善治；公民社会
一、“元治理”理论的内涵及其基本理论视角
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管理领域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在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一书中，他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共的需要”。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
在治理理论中，“元治理”这一理论尤其引人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此时呈现的是一种复杂化、动态化和多样化的形态。因此，这时的国际社会要求的不仅仅是依赖和建立在单一主体和单一的治理模式之上的治理，而更要求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的共同协同治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治理理论的需求应运而生。由此，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杰索普就提出了“元治理”这一理论。
所谓“元治理”，就是“治理的治理”，它旨在对市场、国家、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一种宏观安排，重新组合治理机制。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对治理理论的完善。它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更强调政府在治理中的作用，强调政府是治理的三方主体中进行协调的最主要主体。
在保留了原先治理理论的理念基础上，元治理进一步强调了政府在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地位。杰普索指出：“虽然治理机制可能获得了特定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职能，但国家（政府）还是要保留自己对治理机制开启、关闭、调整和另行建制的权力。”元治理理论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政府的角色。元治理认为，政府在新的社会治理的结构中，应该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它的责任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权威的机构，更重要的是指导社会的行进以及为了社会运行确立行为准则，尽管它并不能具有所谓最高的绝对权威。
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一样，政府治理同样也会遭到失败的挑战。因此，在治理的过程中，当治理各方的谈判或者协作遇到了瓶颈，由于他们各自的立场、地位的不同，各自的利益和考虑角度各异造成的分歧。这就会使得原本顺利的治理过程遭遇困境，由此就达不到原先预期的治理目标和目的。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要想在这种多元化的治理体系中达到一个平衡和协调，就要有一个机构来协调各方、做好相应的安排工作。这个机构就是政府，由政府担任治理中协调主体的治理就是“元治理”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政府担任这样重要的责任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至高无上、控制一切的政府，而是我们需要政府担任制度的制定设计、提出远景和规划的任务，使得整个社会体系在良好的制度安排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元治理”下我国政府在“善治”中的作用。
自从有了“治理”的概念，人们便期望寻找到一种途径由“治理”发展成为“好的治理”，这种管理模式往往就被我们称为“善治”。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前身其实是善政，最开始的善政被我们理解为“良好的政府”或者是“良好的统治”。它包括的要素主要有：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而在治理理论的发展下，对善政的要求也慢慢变得更高。由此便产生了“善治”这一说法。善治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在治理的过程中，善治其实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
从“元治理”的视角下探讨我们的政府如何更好达到“善治”，就必须要明确“元治理”和“善治”这两者的关系，明确“元治理”在“善治”中起到的作用。我们从现实出发，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这两大转变就使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由此带来的利益追求也由过去单纯的追求国家利益逐渐演化出个人也可以追求自己努力得来的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形势正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和动态的形势，若我国政府想要达到“更好的治理”，就要在治理的改革中注重“元治理”这一理论的加深实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在这样多元发展的社会中，我们的确需要多方共同的治理。但是前文也提到过，要达到各方的协调，政府必须作为一个主体来指导工作。我们已经知道，“善治”就是使得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而政府的“元治理”无疑是在这一管理过程中的指导者和协调者。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5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6
关键词：社会建设；法治保障；创新发展
社会治理就是依法治理，最根本的保障是法治。只有依照法律、遵循法治原t，才能真正推进现代社会向法治社会前进，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目标。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般来说，理念创新是方式方法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方式方法创新是理念创新的具体实践。治理理念就是要凸显社会治理的参与即共治，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即法治，合作治理。从管理到治理的发展意味着治理理念的发展。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认为人类社会治理理念的发展是从伦理管理、权力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过程，也是德治、人治、法治的过程。当然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治理也存在混合型的综合治理，体现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公共治理、法治。社会治理创新的要领是法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法治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进一步体现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新思维，必须坚持民生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协商协调、法治保障的理念，相信群众、多元共治的理念，源头治理、充满活力的理念。”
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中的法治问题
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我国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人们的法治观念和素质不断提升，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和各级官员的依法办事能力、司法机构的司法公正和运用法律水平得到了提升，公民的基本权益保障有法可依。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快速，市场主体的法律素养参差不齐，司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出现，给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尽管我国的法律体系初步完善，但是法治建设与人民对法治社会的期待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追根究底，其原因可论述如下：
一是法律本身随着改革以来情况的变化不断修改，人们对法治的尊严缺乏认同。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加快，一些法律对社会反映的情况跟不上条件的变化，法律的修改成为必然的现象。二是人为干扰司法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公正是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底线公平。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地的司法不公现象和案件时有出现。三是关系社会与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存在冲突，全社会的法治状态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关系社会并没有被现代社会理念和现代社会关系所取代。
三、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
法治保障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和根本体现。因为，我们正在实行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所谓法治经济，就是经济主体的各种活动和交易必须按照法律、制度进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在合法范围内依照双方签订的契约条文办事，违反了约方或法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法治经济体现为经济活动的理念、行为方式、经济成果的保护等方面，因而对经济领域中的人的社会生活产生必然的影响，也要求市场经济中的社会领域也必须依法治理。
（一）现代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
今天，我们也看到类似西方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一个严格的法治观念和意义居主导的共同体中，人们将不会看到那种在别处经常发生的令人不快的现象，即当官方追捕犯罪者或违法者，或逮捕他们之时，民众中的许多人站在这些人一边，也就是把国家权力看作民众的天敌。”这一方面说明了总体上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还在社会转型过程，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离现代社会还具有差距。
（二）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要以法治为基础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资源和调控模式，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首先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提出的构成“善治”的九个特征，即参与性、协商性、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有效性、公正性、包容性以及合法性几乎都与法治精神相契合。无论是社会治理创新还是社会治理实施过程，都应该坚持以法律制度规范作为最重要的规则体系，将法治精神和理念渗透到社会治理行为中的各个环节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真正实现法治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社会秩序良好运行。因而，必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法治作为根本原则和价值导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培育市民社会的法治精神，推进法制完善，促进向现代法治社会发展。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7
关键词：合作治理；引导型职能；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8018602
1治理理论概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世界银行提出“治理危机”这一概念后，治理理论作为由西方国家首先提出来探寻治道变革、促进社会良善发展的新路径而备受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后半叶，在全球化浪潮不断涌进的大背景下，多国政府在处理与他国关系、化解国内公正问题、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合理配置等方面越发力不从心，治理理论作为新时期化解危机之道的良方为多国政府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治理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各国政府的变革起到了借鉴作用。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式提上改革议程，这一举措让合作治理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1.1概念之辩
治理一词在中西方均有其渊源，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源于希腊语和拉丁文，本意为操纵，控制。汉语中的治理有控制、管理、整治之意。传统意义上的治理曾一度与统治交叉出现在国家管理的过程中，甚至不加区分。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治理已经完全跳出统治管理的窠臼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
在处理何为治理的问题上，作为治理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罗森瑙以及研究治理理论的著名学者罗茨、斯托克等人都对治理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国内的俞可平教授以及诸多学者也对治理的概念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本文借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即治理是个人和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1.2治理与统治
获得了现代性的治理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合作共治，通过灵活的方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与传统的统治观大相径庭，并且进一步来讲，治理与统治的差别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享有权威的主体不同。在统治理论背景下，权威完全由政府垄断，其他公民与社会组织不具备与政府拥有相同权威进而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合法性身份。而在治理理论中，公民、社会组织、政府都是治理的主体。其次，权力的运行向度不同。在传统的统治背景下，权力运行严格遵循由上而下的单行线，而在治理条件下，权力运行向度变得丰富起来，不仅有自上而下的顺势，更有自下而上甚至是交叉多向的互动，公民、社会组织充分行使参与公共管理的权力。再次，实现管理目标的方式不同。统治理论中的政府管理是建立在政府是唯一合法性主体基础之上，政府管理可以用原始、人治、随意来概括；治理理论中的公共管理建立在政府与其他公民及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友好互动基础上，更加强调服务性。最后，两者的导向目标不同。传统的政府行政模式把善政作为其追求目标，并且从客观上来说善政一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从本质上讲，公民及社会组织由于缺乏独立的人格并未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善政并未从根本上促进公民精神的培育与发展。治理理论把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的合作共治作为理论要义，在价值取向上，它所追求的是让全体成员普遍受益的善治。善治有效克服了治理理论的不足，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完善。纵观专家学者对善治的研究，可以把善治的要素概括为一下六点：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oflaw）、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
然而，面对许多社会问题的不可治理性并且治理理论由于其自身缺乏相应的合法性论证，多元主体的责任界定不明等缺陷，治理理论曾一度遭受责难并显示出其不成熟性，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政府角色或行政改革的框架，治理理论无疑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并且善治理论的提出让治理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2合作治理背景下政府角色的定位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治理理论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假如说先前国内对治理理论的研究更多地是基于理论研究层面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治理研究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实践色彩，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这一目标让合作治理从应然走向实然，也更让政府在合作治理层面下的角色扮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管理治理模式极大促进了工业社会的发展的话，那么在后工业社会，随着知识经济、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由政府担任决定性角色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陷入尴尬的境地。放眼全球，恐怖主义、环保问题、人权问题……此起彼伏的挑战俨然已经让风险社会悄然而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下的中国方方面面都在转型，社会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更让当前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如何有效应对转型阶段的困境，学界以及政府都做了极大努力。结合现阶段理论研究成果，并且从我国实际出发，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需要继续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重新界定政府手中的权力，促进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
2.1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在这一进程中更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而无论现实情况多么复杂，政府必须把“服务”二字作为核心要义。从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掌舵而不是划桨”再到新公共服务所要求的“服务而不是掌舵”，学界以及政府自身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政府应扮演的角色。当前的中国已经走过统治型与管理型政府的两种模式，正在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然而上两种模式的影子还残留在当前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进程中。如何最大限度的促进政府服务功能的实现，剔除统治型与管理型模式的糟粕，在治理背景下实现最好的服务角色扮演已经成为当前政府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
2.2完善政府引导型社会管理职能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见证了中国在经济、政治等多发面的腾飞，可以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从主导向引导角色的转变为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供给了巨大的动力。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政府要么沿用传统的管理型治理模式下政府主导的路径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么重新厘定两者关系，将政府定位在服务与引导角色上。西方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构建了两类政府角色，一类是自由放任的“守夜人”，另一类则是积极干预的“划桨者”，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构建服务型政府与引导型社会管职能模式。引导型社会管理职能模式与主导型模式有重大区别，最为显著的是政府从主导、控制的角色转变为服务、引导的角色，并且伴随角色转变的是政府由垄断权力的集权模式向社会多主体平等享有权力的分权模式转变。“引导型社会管理职能中和了政府干预和社会自主等内容，这一职能不仅赋予干预以引导的形式而且在培育社会实现自主、自由方面既关注法律支持又包含对行动上的道德自由的保障。”在合作治理的话语体系下，政府必须继续坚持引导型社会管理职能的运用，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应对后工业社会的挑战。
2.3构建合作的治理体系
伴随着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再进一步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的，是人们的活动方式由互助向协作进一步转变为合作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基于血缘、亲缘关系，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开展一些不计得失的互助活动。然而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等因素，完成一项任务必须通过人与人开展的具体的协作才能得以顺利完成，以家庭与家族为单位的活动远不能满足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让协作向合作的转变。在后工业社会，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这一社会的典型特征，要解决这一社会的发展难题，就必须通过社会多主体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从合作共治的角度看待治理理论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说，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契合性。在后工业社会中，治理的目标――善治追求的是还政于民，在追求善治的进程中必然要改变政府的家长角色，让促进合作的多主体充分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向消亡。当然，在后工业社会下，政府以及国家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在后工业社会的大门刚刚开启的当下，政府仍然在促进合作共治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工业社会由政府扮演元治理角色或家长角色的模式下，政府是主导者，社会组织处于治理的边缘地带，在这种中心――边缘模式下，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合法性身份没有得到确立，并且由于长期处于权力的边缘地带，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有效性在短期内也难以保证。作为弥补治理理论不足的善治理论从根本上撼动了政府包揽治理的地位，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从国家回归到社会，还政于民，还权于民。构建好合作共治的体系，政府就必须放弃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重新界定社会与政府的权力。政府要把以往过度集中的权力返还到社会多主体中去，一方面，政府要扮演积极的促进角色，调动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而是政府通过引导性方式进行。另一方面，政府要自觉，不得多管，多做。合作共治的体系构建要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拥有平等的角色，否则就会有回到传统治理模式的危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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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家昊.社会复杂性条件下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引导型定位[J].中国行政管理，2013，（9）：6063.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8
【关键词】个体政治社会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和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社会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一项专门做人的工作，对塑造人的全面素质、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概括的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主要表现在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导向、精神的动力的激发、个体人格的塑造、个体思想和行为的规范等几个方面。我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直接的政治社会化教育过程，促进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完善公民意识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公民参与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
一、大学生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政治社会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非常重要，从个体的一出生开始，慢慢形成政治社会化，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都需要靠政治社会化来衡量。人必定要融入社会、走进社会，来获取相应的政治信息。个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社会化也在提高，我们要通过学习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来提高个人政治社会化。个体政治社会化，形成了与一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行为等过程。这一过程是学生主动学习政治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的政治系统有目的地向学生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
一是通过国家的政治系统和实施政治社会化的具体机构来完成。作为政治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学校具有这个神圣的职责。学校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一定的社会政治知识和政治文化，使学生获取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支持，这也是为了贯彻社会政治系统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是通过个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自我的养成来完成。在当今社会，“把政治当成一种人人参与的民主化、社会化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促使政治统治向政治治理、善治转化，也就是说，人的政治性更加强化，每一个政治人就作为国家公民的身份出现。”这就说明，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必须具有全面的公民知识，对现存社会政治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这是个体政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在公民个体人格的塑造和形成过程中，公民多方面吸收政治信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形成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识，从而作出了与一定社会政治现实相适应的政治行为。这种过程提升了公民素质，逐步实现了公民个体的社会化和政治化。
上述的两个过程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在第一个过程中，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形成人们正确的政治意识，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只有提高了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了学生的政治热情，才能促使公民个体形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政治能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能促进大学生个体实现社会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大学生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通过接受教育和自我学习，接受本阶级的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每个人从一个自然意义上的人到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必须经过社会化，使其真正融入社会生活。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大学生实现法律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法律社会化，既是使“自然人”成为“法律人”的过程，也是主体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的过程。如今的大学生，不管是法律专业或非法律专业的学生，都应对基本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必须要实现法律的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的结果，在于使主体按法律规范来约束法律行为，按法律规范来调整法律行为。
三、高校大学生的政治生活实践
（一）实施学校的公民意识教育，实现个体社会化。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和前提主要是以政治文化的传播为主要特征的，除了依靠学科化、课程化进行传播以外，从实践方面来考虑，学校公民意识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培养，重建我们的校园与社会生活，让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和校外的各种政治生活实践，这样才会使个人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充分发展。例如上周我们政治学院党员组织参观了建川博物馆，让我们这群生长在和平年代的研究生有了一次重温历史的机会，笔者认为，不论在哪一个民族，在危难面前，那些仁人志士们都奋起抗争一举击溃了来犯的敌人，逐渐崛起、强大，载入了历史的华章。这也是一次在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来培养大学生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素养。
（二）深入学生政治生活实践，培养学生的主体和参与意识。公民政治生活实践就是通过学生参与校内和校外的一些重大政治事务的管理、政治成员的选举和对相关政策提出建议对策等活动，政治学院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组织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培养了学生对于政治事件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增强了学生对政治生活的热情和关注。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生活即教育”，他的理论向我们昭示了一个真理：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个体政治社会化教育也必须让学生回到实践中才得以完成。
总之，个体政治社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诉求，也是学生作为公民个体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公民的发展需要。所以说，大学生的意识教育和个体政治社会化是互为目的、相互促进的。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9
关键词：腐败；政治心理；根源；对策
1腐败政治心理的形成过程
“所谓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信念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心理是行为体在政治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正是这种政治心理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自发的产生对于权利的迷恋、追逐和崇拜。
1.1由自发的政治心理所产生的腐败——不自觉的腐败
政治心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活动离不开社会客观环境的制约，政治行为体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从事政治活动。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其心理和意识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他被社会化的过程。换句话说，政治心理也就是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在对社会环境的长期和全面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心理积淀。社会环境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总体文化，这种总体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传播、被继承、被接受，从而成为新一代社会成员的心理基础。
政治心理不是一种显象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更为隐蔽、更难把握的文化形式，是一种潜在的社会意识。因此受到该社会环境影响的人们，并不会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在进行着某些行为活动。这就不难看出，有些腐败官员在最初的腐败行为中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进行腐败活动，他或许只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如：重血缘、讲亲情）而作出的一种自发行为。正是由于政治心理是一种缺乏理性指导的心理想象，所以当一个人只是凭借其政治心理来行动时，他对于政治行为的价值目标、条件分析和后果评估都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进而导致了其政治活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也就是说他这时在客观上所从事的腐败行为并不是他的主观追求，而是一种相当不自觉的随意行为。
1.2由稳定的政治心理定势所产生的腐败——自觉腐败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政治心理是自发产生的，因此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在这一阶段行为体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心理，行为体的行为只是“跟着感觉走”，即主要靠以往的经验和直观感受来进行政治行为活动。当腐败分子处于“跟着感觉走的阶段时，这个时候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腐败，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如果还继续跟着感觉走，这种”感觉“就逐渐沉淀下来，最终就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政治心理定势。这种定势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行为体在以后的政治行为中要想彻底排除它的影响就很不容易，这就是稳定的政治心理形成之后很难改变的原因。
这个阶段腐败分子本人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在从事腐败活动，但由于私欲的不断膨胀自己已无法控制自己，也就是说他想摆脱业已形成的政治心理的影响，但却又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在腐败的泥沼里越陷越深。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有的腐败分子贪污了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财仍不满足的原因，按常理，这么多钱足可以让他花上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为什么还要贪呢？原因就在于他无法摆脱业已形成的政治心理定势的影响。由此可以想到，“高薪养廉”对腐败只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遏止腐败。
1.3由于政治心理失衡和扭曲而产生的腐败——突然腐败
政治心理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由于受到外界的突然刺激而使原来稳定的政治心理失去了平衡和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产生腐败，这种由于政治心理失衡和扭曲而产生的腐败我们姑且称其为突然腐败。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意指这种腐败不是政治心理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心理突然失衡和扭曲而产生的偶然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心理与社会生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政治心理来源于社会政治生活，正如腐败的政治心理有时来源于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的耳濡目染一样；另一方面，政治心理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和影响，腐败的政治心理存在是社会腐败现象不可根除的根本原因。
2根治腐败的对策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根治腐败是维护社会肌体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许多学者分别从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根治腐败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否有效，我们从近年来腐败现象的不断蔓延和不可遏制中便可以找到答案，这是因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三者呈现出的是由表及里、由浅至深的结构序列，政治心理相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处于最深的文化层次，相对于前两者，它更为持久和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变，但要从人的心理上改变旧有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塑造一批新型的政治成员，却需要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就是说政治心理的改变要比政治制度的改变难的多，这也是仅从政治制度方面根治腐败不能奏效的原因所在。
由于政治心理与社会生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必须从社会环境的改造和政治心理的重建两个方面入手，要“外在影响”和“内在成长”并重，不能顾此失彼。一方面，要净化社会风气，努力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尽量减少社会丑恶现象（如腐败）对社会成员的不良政治心理影响，为社会成员健康政治心理的形成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要通过政治宣传、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教育等途径，从心理上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形成过程，使社会成员从开始便形成一种健康的政治心理。针对对党的干部要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教育党的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每个党员干部从心理上远离腐败，并逐渐使他们形成一种疏远、憎恶腐败的政治心理，从而实现由“不敢腐败”、“不能腐败”到“不想腐败”的转变，以达到从根本上医治腐败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要抛弃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必要的政治、法律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政治心理的影响往往要靠强制力迫使人们改变原有的思维定势和思维习惯。只有当旧有的、落后的政治心理从根本上得到根本改变并且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心理时，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才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当这种新的健康的政治心理稳定下来并成为群体的政治心理时，在这种政治心理支配下的每个社会成员才会自觉的远离腐败，腐败便从根本上得到了铲除。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过程篇10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内涵
1.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2.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改革过程,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运行的过程。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内容发生了变更,都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创新。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则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对原治理模式进行重构。
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运行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更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的关系调整。正如上文所说,社区治理中的任何要素发生了变动,都可以称之为革新。因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系统,是多维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治理要素的内容,笔者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框架,认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应该涵括治理目标的创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主体的创新、治理结构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的创新等若干层面的创新。
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一个多维的架构,这个多维的架构,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选择路径。
1.城市社区治理目标创新:构建社区善治的导航目标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正确的目标引导。正确的目标,使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标。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走向,应该是通过创新,实现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那么何谓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就是长效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区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区善治的目标和测量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第二,透明性,即社区信息的公开性。第三,责任性,即与某一特定职位和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应,即公共机构和管理人员要对社区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府与社区或者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善治有赖于社区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城市社区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区经济、环境、资源利用、居民意识、民主管理、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平衡发展。
2.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树立参与、和谐、服务的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首先要从理念或价值层面上入手,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参与、和谐、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享受创造的成果。社区治理理念是对社区治理活动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认知定势和认知运行模式的总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模式,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创新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先声和基点。城市社区应以新的治理理念为指导,进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1)社区治理的参与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理念之一,是变革传统的基层管理理念,强调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所谓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是指社区各类成员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制定决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并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了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等不同的职能。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社区治理参与理念的树立,需要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提升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行为。因为能否有效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社区理念。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抛弃管制和包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
(2)社区治理的和谐理念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善治,通过社区善治,使得社区和社区内成员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为此,建设和谐社区是善治目标下的应有之义。所谓和谐社区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区的协调统一。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奉献爱心是和谐社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创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将建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区功能不断完善的社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社区,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和谐统一的社区。
(3)社区治理的服务理念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社区治理模式无论如何变革,强化社区服务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使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则有赖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区服务。社区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来开展。因此,我们应当变革原有的“小社区服务”理念,树立“大社区服务”的理念,看到社区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福利性质的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它还涉及到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第三产业、互惠交换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创新: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
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主体单一,这会造成权威统治。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则使治理过程民主化,使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结果合理化。Hayek说:“我们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这种个人行为,可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个人所需服从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这种法律应是无私的普遍的有效的。”所以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社区化程度,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社区本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因此社区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
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区利益相关者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他们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社区参与者之间进行适度分权,不通的社区参与者被授权拥有与其角色相对应的社区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关系被强化,凭借合作网络实现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的转变。
4.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创新:构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所谓社区合作共治,是指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治理中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合作而达到社区治理目标的治理架构。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构中,各治理主体的“平等性”被强调,治理主体因面对需要解决的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这―共同客体而相互需要,由若干个“我”构成为“大我”、“我们”,构成为共同体、共同主体的内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治理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并达成目标的一致性,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网络化联系、价值认同、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对治理规则的认定是维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础。
其次,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社区共治是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种共同治理的实质在于互惠基础上合作关系的建立。互惠规范的确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再次,社区共治是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共治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与公民权利的民主化为基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居民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民利意识的增长,权利的诉求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社区发展治理权力的追求,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体系中,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治理。
5.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综合化治理演进
(1)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方式,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政府管理理论认为,社区的治理结构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将是自治型的。所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收缩政府管理战线,避免把社会事务管得过严,理得过宽,统得过死,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促进社会力量的壮大,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
(2)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这种依靠经验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区活力受到抑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创新出现,必然要求经验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进,新型的专业化治理要求应运而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和专门化,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需要专门的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单单依靠社区自身可能满足不了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职业经理人实现对城市社区的专业化治理正逐步成为一些发达地区社区的选择。
(3)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方向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的治理是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众行为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教条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社区各类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康乐问题等等)的产生,催生着城市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治理试验之外,社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建设进行监督评估等,使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变。
6.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创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协商演变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过程通常表现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预防、消防、交通、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对社区治理进行渗透,它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职责在社区建设中找到参与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而创新的社区治理方式,要求治理过程向民主协商演变。这是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构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区共治架构下,多元的治理主体间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机制,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机制,而应该是多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制度使协商机制规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关各方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面,在治理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要进行有效分的沟通协商。社区事务的多方协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咨询会和议事会等形式,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协调联络、监督评议,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规范社区成员参与共同治理的议事规则、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适的社区民主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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