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1
【论文内容摘要】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民办高校势必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以我国民办高校筹资为研究对象，剖析民办高校一直以来在筹资方面的困境，分析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校筹资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民办高校筹资变革提出若干合理性对策和建议。
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瓶颈”，民办教育作为理性的“生活世界”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个更坚实合理的经济支撑。依据教育的外部规律，教育的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的制约，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必然也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民办高校筹资即面临挑战也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筹资问题进行一定的思考。
一、我国民办高校经费来源现状及困境
据中国教育年鉴2008年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民办高校278所，比上一年增长了10.3%；在校生133.8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2%。还有独立院校318所，比上一年增长7.8%；在校生146.7万人，比上一年增长36.1%，[1]这两部分加起来，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280万。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民办高校自诞生以来一直面临生存性，发展性短缺的困境。
（一）相关法规制度欠缺
民办高校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健全，民办高校的办学行为缺乏规范，民办高校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立法的滞后与空缺增加了高校投资者的担心与顾虑，影响社会各界举办民办高校的积极性，制约民办高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资金的再投入。
（二）筹资渠道单一以学费为主
从总体来看，经费来源渠道很单一，主要依赖收取学费和向银行贷款。2007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对我国排名的前10所民办高校的规模和收入的调查，它充分说明了学费占学校每年收入的绝对比例，经过多年的发展仍然有80%以上的民办高校80%以上的办学经费来自于学费收入，其余不足部分仍依赖银行或个人贷款。“高学费”是目前导致我国民办高校生源减少、生源质量下降和社会声誉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银行贷款审批非常严格，贷款额度小
银行贷款要注重信贷风险，它往往需要贷款者提供担保等条件。而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民办高校很难提供相应的担保。当《物权法》规定学校、医院等公益性机构的资产不能用于抵押的时候，因此在银行贷款方面，大多只能靠信用贷款，但信用贷款额度通常都比较低，无法满足民办高校对资金的需求。
（四）所获捐赠微乎其微
总体上看，现阶段民办高校接受的捐赠就数量而言是非常有限的，形式上也以实物为主，所获捐赠根本无法与国内公办名校相提并论。其外部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捐赠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缺少适合社会捐赠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内部原因在于民办高校利用捐赠的意识薄弱，很少有学校设立专门管理捐款的机构，现阶段民办高校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不高不容易吸取长期优质捐赠。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校筹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校筹资面临的挑战
1.更难以获得国家的财政性支助。金融危机的来袭，国家经济下滑，教育经费必然受到影响。虽然按照DB.约翰斯通的成本分摊的原理，国家应该加大对民办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但由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局势，国家很难通过财政性拨款来资助民办教育的发展。
2.生源不稳连带影响民办高校的财政收入。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许多人就业发生困难，企业大量裁员，中国家庭的预期收入减少，对于孩子就读民办高校，特别是就读收费较高的独立学院的家庭，家长也许无力支付孩子的学费。以北京某民办高校为例，根据学校相关部门调查统计，60%左右的在校生家庭收入在3万-5万元人民币，10%左右的学生家庭收入低于3万元人民币，而每位学生每年的开支在2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家庭收入下降20%左右，该校将有20%的学生面临失学的危险。[2]就现在民办高校筹资的情况而言，依然有绝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高额的学费，金融危机导致家庭收入的降低直接影响父母对子女学费的支付水平。生源不稳，在校生学费征收受到影响，将严重影响民办高校的财政收入。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民办高校筹资面临的机遇
1.利于海外资金注入民办高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社会投资总量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将投资转向消费相对刚性，属于社会和民众必需品的教育、健康、能源、环保等行业。中国具有巨大的民办教育市场，由于民办教育发展不完善，起点较低，缺乏优质教育资源，但高端教育愈来愈市场化，这都为国外资金注入我国民办教育市场带来了机遇。中国教育行业还处于产业化初期，进入资本市场的为数不多，上市的更少。所以，风险投资公司对教育培训的预期很大。
2.利于获取银行贷款。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之际，经济政策倾向刺激投资，央行下调利率，刺激消费，这为民办高校提供了绝佳的筹资机会。目前作为多数民办高校首要办学经费来源的学费增长的空间已不大，投资环境变暖，贷款放行，使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也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保障。这一放宽贷款的政策，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办高等教育受益最直接的一项措施。
三、关于民办高校筹资的几点建议
金融危机冲击下，各级财政收入不足，支出增加，必将导致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为紧张。因此，严格控制公办高校的招生计划，适度扩大民办高校办学规模，是减轻财政压力的有效办法。扩大民办高等教育的消费功能，不需政府任何投入，就能拉动内需。在此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政府应加大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力度，例如出台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明确税收、合理回报及教育产权等久悬未决的核心问题。
（一）完善筹资制度，优化筹资环境
为畅通民办高校筹资渠道，确保民办高校财政权益，国家应完善筹资制度，制定相关法律，将民办高等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总体规划，作为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进行鼓励，而不是充当“拾漏补缺”的角色，使民办高校的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完善法律法规，使民办教育有法可依。修改《教育法》中关于“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条款，从法律上承认我国存在的“少数是捐资办学、多数是投资办学”的现状，给投资办学一个合理的法律地位。[3]适时的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合理回报”条款进一步修改，对“合理回报”作出更为具体的解释；政府应重新确定民办学校的法人类型，突破民办学校不能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传统观念和政策障碍。[4]从而促使“合理回报”的政策可以切实落实。修订和完善信贷担保法等法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民办高校提供多种方式贷款。转贴于
2.完善管理制度，分类区别管理。把民办高校区分成非营利性高校即从事偏重于研究和通识教育的学校和营利性高校即主要提供诸如职业教育、语言培训和资格认证培训等项目的学校。对营利性高校和非营利性高校施行分类管理，并承认营利性教育的合法性。明确界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产权关系。制定针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不同税收政策和捐赠政策。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和获得捐赠，而营利性私立学校应像企业一样按照税收规定依法纳税并不可以获得捐赠。
3.完善监管制度，净化办学环境。建立对民办高校的监督、评估制度，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市场，避免一些民办高通过乱收费牟取暴利，影响民办高校声誉，捣乱民办高等教育市场，影响民办高校生源等等。对非法办学要坚决取缔，绝不手软。
4.完善税收制度，扩大高校的筹资渠道。加大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力度；消除教育相关法律中关于税收方面的冲突，鼓励个人捐赠；增设新税种扩大高校的筹资渠道用于高等教育；大力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民办教育，给予更加优惠的教育税收政策。
5.完善会计制度，适应民办教育发展现状。介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民间对教育的投入多为投资性质，希望从中获得一定的回报，因此应该在时机成熟，对民办高校分成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区别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教育行业的特点，借鉴企业会计制度的基本原理，适时推出民办教育营利性教育组织的会计制度。
（二）多元化筹资，拓宽筹资渠道
1.鼓励银行介入民办高校的发展。教育信贷的对象是教育行业，发展前景仍旧看好，收入也比较稳定，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民办高校可以给商业银行带来稳定的存款来源，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银行支持民办高校的发展是风险系数更小的投资行为。
2.积极组织社会捐助。民办高校应培养捐赠意识积极拓宽社会捐资这条渠道，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和个人捐赠。一是成立校友会，建立稳健忠实的捐赠主体。二是成立专门的筹资机构，负责社会捐资话动。三是提高自身社会声誉增加获得捐赠的资本。[5]同时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推行将“获得捐赠能力”纳入民办高校评价指标体系的办法，促使捐赠工作规范化，捐赠形式多样化，充分调动捐赠者和受益者双方的积极性，推动民办教育捐赠健康发展。
3.充分利用海外资源，拓宽资金渠道。教育是风险较小、收益比较稳定的投资领域，海外融资渠道是我国具有一定规模的民办高校的理想选择。河南郑州的升达大学，由河南籍台胞王光亚创办，现已发展成为培养本科大学生为主，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办学体系。[6]金融危机时期，更多的海外投资者把目光定位到风险较小，收益比较稳定，人民需求刚性的教育领域。据了解，近两年新东方等6家海外教育上市公司已融得5亿美元，巨人等10家教育机构已从国外机构融得3亿多美元。民办教育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充份利用海外资源促进自身的发展。
（三）民办高校加强自身管理建设，积累筹资资本
金融危机来袭，经济萧条，各种资产价格有所回落，建设成本降低，正是民办高校大力补足教学资源、充实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的大好机会。拓宽筹资渠道，完善筹资制度是民办高校抓住机遇，抵御金融风暴的必要举措。同时，要关注国家经济形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招生和在校学生保持的政策。为未来民办高校发展夯实基础，最终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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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剑波.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研究长沙[m].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职业教育机遇挑战对策
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风暴袭卷全球,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致每个角落,职业教育必然遭受影响。我国当前面临着来自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巨大就业压力,犹如两股洪流强烈冲击着社会,而职业教育的缺失,正是绊倒这两大群体就业的一块大石头。
一、金融危机对于职业教育的影响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我国的金融投资产业、出口贸易产业、劳动密集型贴牌代加工企业、出口制造业等均受到了影响,由此导致产业规模萎缩、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增加,职业教育被推到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前沿。
(一)对职教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冲击的主要表现:
第一、毕业生就业受到了影响。
第二、政府的投入受到影响。从全国来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大幅度降低,政府用于教育、社会事业的钱肯定会受到影响。第三、校企合作受到影响。企业原先希望职业学校毕业生到他们那里去,现在校企合作、给实训学生补贴、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等,这些原本企业应当考虑的事情顾不上了。
职业院校该如何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职业院校管理者应当意识到,正确对待金融危机的态度是:
第一、有危有机。危机危机,不是只有危而没有机。第二、危中藏机。危险当中蕴含着机会。第三、危中求机。危机来了的时候,要寻找机会,要突破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与障碍。金融危机来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困难、被危机吓倒的人,可怕的是当危机来临还抱着无所谓态度的人,要教育职业院校的学生,做文明人,做文明事,学好专业技能。
(二)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金融危机是“双刃剑”,在对经济社会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在为下一步的发展酝酿机遇,职业教育要善于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善于在逆境中发展和培育有利因素。
就金融危机对职业院校发展的机遇看,首先,宏观来看,金融危机为实现科学发展带来机遇;金融危机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机遇;金融危机为优化发展环境带来了机遇。其次,从微观来看,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低迷时期,企业用工选人一般会把职业素养放在第一位,重视非课堂教学、重视学校文化建设、重视人文精神教育、重视综合职业能力教育的学校将会占有先机;与产业升级相伴的就是人力资源的升级,在提高学生职业技能方面有竞争力的学校具有较大机会;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将会出台更多的优惠民生的政策,职业院校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国家会大力扶持职业教育发展,职业学校发展正当其时。再次,从教育行业内看,职业教育拥有的优势在于面对就业压力,以取得职业技能和提高综合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培训将成为热潮;职业院校最有能力承接失业、待业、转岗人口的职业培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职业院校可将职业生涯教育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大措施,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鼓励学生尝试创业。
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的挑战表现在:首先,在职业教育规模急剧扩大下,教学质量难以满足发展要求,难以适应现实而引发了就业难风暴;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一些低端产业造
成了强烈的冲击,作为为整个产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无疑也受到了影响,金融危机将对办学条件和水平低下的职业院校形成直接的冲击;面对金融危机,一些办学不规范的职业院校可能会采取不良的市场行为,破坏职业教育的市场环境。其次,职业院校特别是中职学校近年来连续扩招,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教学资源,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导致教师整体水平相对下降。再次,职业院校与培训机构在应对职业培训市场的能力上,职业培训机构占有优势,培训机构了解劳动力市场,与企业用工结合紧密,组合课程反应快速,培训时段伸缩性大,培训方式灵活多样,经营运作方式基本不受限制。
(三)产生根源
职业教育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什么面临如此的机遇与挑战?其主要根源在于:第一、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没有改变。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08年下半年,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定会使中国经济有较大发展。而经济要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技能型人才的社会需求从根本上不会改变。第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企业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迫切,要技术、要科技含量的企业会越来越多。企业要转型升级,一要靠科技,二要靠人才,对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职业技能的要求将更为迫切,需要大量的操作型、技能型的人才。第三、企业将会更加注重成本核算和管理。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在竞争形势下,企业会更加注重成本核算,而“物美价廉”的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将会更有竞争力,更受欢迎。第四、企业劳动报酬差距会扩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技能型操作工人与普通操作工之间的劳动报酬,将会进一步拉大。
当然,在金融危机面前职业教育吸引力还很不够。不少学生不愿意报考职业院校,一些家长也不同意、不赞成子女接受职业教育。一些地方的职业学校招生遇到困难,也有一些地方的职业教育发展很缓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主观上,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有偏差,存在着轻视职业教育的观念,在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学历轻技能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措施不够有力。二是客观上,生产服务一线的技能性人才,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还比较偏低。三是职业教育基础薄弱,办学条件也比较差,还不能适应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经费紧张,投入不足,相当多的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严重不足,特别是缺少双师型的教师;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普教和职教的沟通还有若干不畅通的地方;职业教育必须有企业参加,但是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制度的保障,一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职业教育现在还是多头管理,需要系统地整合,达到最优化管理,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从整体职业教育的质量来看,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为社会培养更优秀的技能人才。
二、职业院校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低端产业造成的强烈冲击,职业院校要适应产业升级,为产业升级和劳动力转移服务,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与升级了的产业对接。职业院校在战略分析基础上,要主动适应环境,及时做战略设计和战术选择,把办学资源和教学行动,聚集在自己的强项和最有机会的地方。
(一)、保持积极主动的心态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职业教育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重要,职业教育担当着就业和再就业的战略缓冲角色,职业院校应当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办学模式,更加紧密地与劳动力市场对接;职业院校要主动适应产业升级的变革,与升级的产业对接,对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进行调整,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加快走出传统办学模式,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强化学生就业能力,适度超前发展。
首先,职业院校要对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就业、失业、待业以及企业减产、停产、倒闭、破产等民生问题采取对策,为产业升级和劳动力转移服务,履行职业教育的公共责任和社会责任,担当就业和再就业的战略缓冲角色。
其次,职业教育要发挥在金融危机中所独有的功能,增加学生在校受教育时段、对失业和待业者进行培训、对返乡农民工进行过渡性培训、因产业升级要对从业者素质和技能要求提高而进行员工升级培训,对失业大学生进行技能培训,借助职业教育体系来化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再次,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紧密程度,决定了职业院校教学的有效程度;对接学校外部的能力,决定了职业院校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拓展学校外部教学空间的能力,决定了职业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职业院校发展还要考虑两个要素,一是学生就业目的地,即社会对技能劳动者的购买力因素,包括产业、行业、厂商、雇主等;二是学校生源始发地,即社会对职业院校学生来源的供应量因素,包括中学(初中)、中学生、中学教师、家长、城乡居民等。
(二)及时做出战略设计
从战略设计上,职业院校要着重解决四方面问题。其一、解决重技能、轻人文的问题。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外部定义为技能教育,甚至把就业导向等同于就业教育,这使职业教育的育人功能被严重弱化。目前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的难点不在于技能教育,而在于养成教育,在于培养学生的德行品行;教师最难做的岗位不是专任教师,而是做一个称职的班主任。因此,打造职业院校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的双引擎,就成为了当前职业院校的首要任务。
其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具有多维能力的教学团队。基于目前职业院校学生素质现状以及产业升级后社会对职业能力的要求,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成为教学主要目标,因此教师仅仅具有“双师”能力已不适应时代要求,惠州商校实施的“四维教师”模式值得借鉴。
其三、建立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结的机制,向社会延伸学校教育教学空间。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学校教学的有效程度,对接学校外部的能力决定了学校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打破学校教学边界,拓展学校外部教学空间的能力决定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其四、建立与初中、高中联动发展的机制,打造学校生源输送平台。职业院校有效的做法是:中职学校与初中三年级对接,提前导入职业教育,保证不升入高中的学生都能就读职业学校;高职学校与高中三年级对接,提前引入职业教育,保证不升入普通高校的学生都能就读高等职业学校。如果说职业学校要重视生源市场的培育,那么这种对接将是最为有效的培育途径。
(三)适时做出战术选择
从战术选择上看,职业院校为了积极应对产业升级和变革,必须要及时吸纳产业最新信息,创新教学内容方法为就业服务,主动求变抓机遇迎挑战,向社会延伸学校教育教学空间,对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进行战略调整,重新设计专业、课程、培养模式、教学形式,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学校的变革涉及到教师、教学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在不可能增添很多新教师、教学环境不可能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学校又该如何变革?这涉及到教师要升级、教学要升级、培养标准要升级、学生素养要升级、整体办学水平要升级。职业院校必须要回答好五个问题,即教师――“谁来教”,教学内容――“教什么”,教学方法――“怎么教”,学生――“学什么”,学校运营――“怎么办”。
其一、“谁来教?”要求全体教师参加到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列之中,实现教师的素质、素养、水平和能力的升级,每个教师都要具备教师资格、专业技术资格、心理指导师资格、职业指导师资格,由“双师”向“四维教师”升级,从而能够全面指导学生的发展。
其二、“教什么?”在整个经济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生产运营第一线将会出现很多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生产运营方式、新的劳动力组织方式,以此来降低能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些内容在中职或高职的课本上没有,大学的课本上也没有,学校教学内容在设计上如果没有与产业同步的话,教学组织越科学、越精细,教学资源的浪费就越大。所以,学校必须花大力气吸纳市场的新信息。
其三、“怎么教?”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解决职业院校教学如何与产业、企业、岗位等就业目的地结合起来的问题。澳大利亚taFe学院纺织系的做法是,把一个纺织营销专业班从始至终与企业的一个纺织品牌捆绑在一起,让学生从了解服装品牌的产品设计入手,进而到广告推广、面料采购、仓储运输、生产流程、物流系统、贸易订单、批发经营、卖场销售、专卖店经营、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学生从入学开始全程跟踪至毕业。学生毕业之日,就是该企业录用之时,没有进入企业后的过渡期。
其四、“学什么?”职业教育主要解决学生在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的问题,并使之得到融合。工科类学生在技能结构上有很强的共性,如果学生在非技能方面具有竞争力,就很容易在就业中占据优势;而商科学生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业迁移能力,以适应商科专业职业岗位边界模糊的特点。
其五、“怎么办?”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学校主要是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学效率,压缩管理链条,扩展管理平面。惠州商业学校的做法就是精细化管理和流程再造。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3
主题词：作用重点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股市暴跌、许多企业倒闭、大面积人员减薪或下岗等…据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初步预计，中国的直接损失在3600亿美元左右。作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应充分发挥其在金融危机“病害”中的抑制作用，发现苗头、提前预警，揭示金融危机对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影响，并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局、从苗头到趋势、从表象到里层，进行深层次分析和反映，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一、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应发挥的作用
1.防御作用
围绕“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提效能”的工作主线，国家审计应做到主动出击、积极应对，关注和防范当前经济社会运行中财政、金融等风险。通过实施国际金融危机对政府负债等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等项目，及时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改革体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理、防范风险的建议，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通过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影响状况专项审计调查，摸清中小企业基本情况，了解一系列扶持政策的落实情况，揭示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平稳较快发展的建议等。
2.建设性作用
刘审计长指出：“建设性决定着审计的生命力，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宽的领域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在揭示问题、查处问题的基础上，更好、更多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这就是建设性，就是全面发挥审计免疫功能的体现。”国家审计应通过专项审计调查等方式，利用专业优势，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应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比较和借鉴中，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从微观、宏观等方面提出审计建议，为国家、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制定相关措施，对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中不适应的部分和政策作出调整或进行不同程度范围的重新构建，以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
3.监视与制约作用
人体免疫系统的免疫监视功能，通过消灭发现的突变细胞，维持人体的健康。金融危机下对于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系统来说，违法违规和绩效低下就是系统中的“突变细胞”，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而驰的。对于国家审计来说，通过对金融危机环境下违法违规和绩效低下问题的揭示和查处，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基本职能之一。通过财政审计，审计政府部门预算执行情况、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促进被审单位严格执行各项财经法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在金融危机环境下使国家有关计划和宏观调控措施落到实处。通过国有金融机构审计，检查其国家各项金融法规政策和财务法规的遵守情况。重点审计贷款主体是否符合要求，贷后监管是否到位；总部对分支机构在风险控制、资金清算、财务管理等方面监督和控制是否到位；不良资产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等，以应对金融危机环境下对金融机构的冲击。通过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审计，检查财务核算是否真实，经营活动是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决策是否得当，管理是否有效，使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环境下能够控制着国家经济的命脉，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安全守护者的重要角色得到加强。通过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资金的审计，揭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使国家用好“民生钱”，实现一手抓民生，一手应对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环境下审计机关工作重点
1．在宏观政策方面
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发挥审计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用，加大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审计，按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求，从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和土地政策等方面揭示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强对中央关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相关政策实施情况的审计，从抑制新增过剩产能、推动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入手，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开展金融危机对政府负债影响的审计，在全面掌握政府负债规模和管理的基础上，分析政府负债在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提出加强负债管理、控制财政风险的建议。
2.经济安全方面
金融危机环境下，审计机关开展了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审计，分析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和建议，确保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落实到位和有效使用。
3.建设项目方面
公共投资项目建设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贪污腐败现象多发的重点领域，对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影响。审计机关把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结合起来，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作为重点，加强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的进行审计监督。
4.资金资产方面
金融危机环境下，审计机关开展了对资金进行审计，包括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将财政资金的规模、结构和使用效益一并进行审计，促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同时跟踪分析信贷资金的变动情况，审计银行贷款的投向，防止产生新的不良资产，防止境内国有资产的流失，保障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几点建议
1．解放思想，审计观念大转变
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审计工作的根本目标，把提高依法审计能力，实现审计工作的科学发展作为有效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开展审计工作，注重从宏观的、制度的层面关注问题，提出建议，当好参谋。树立优质服务理念。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把审计工作的着力点放到为促进民生工程、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上来，重点是安排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项资金审计项目。从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的宏观层面去认识和分析，寻找发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切实提高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树立和谐审计理念，与有关部门、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促进审计成果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积极营造良好的审计工作环境。树立文明审计理念，把文明审计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做到依法审计秉公执法。
2．紧扣关键，提升审计工作水平
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要树立大局意识，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为目标，进一步深化预算执行审计。注重从财政资金投入项目入手，以项目执行为主线，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和管理层面分析原因、提出建议；以节约政府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开展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审计；根据组织部门的委托，认真搞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加大任中审计力度。树立创新意识，努力推进审计工作创新。审计工作既要坚持依法审计，按规矩办事，又要大胆创新。要充分运用内部控制测试、分析性复核、重要性水平确定与审计风险分析等审计技术，不断提高审计工作的技术含量。增强整改意识，大力推进整改落实。国家审计要在抓落实上下功夫，督促被审计单位限期整改并报送情况，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报告，实行限时督办。树立服务意识，全力推进民生项目审计，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社会各界关注的民生问题的审计力度，促进惠民政策落实到位，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每一位群众身上。
3．加强建设，打造高素质审计队伍
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家审计要切实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勇于实践，增强服务形成上下联动、紧密配合、整体协作的审计组织机制，切实提高执行力。要以依法审计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实战能力。严格落实审计署制定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认真执行审计项目各环节的质量标准和控制要求，加强对审计项目质量的检查考核，以过硬的审计质量确保审计机关的权威。要紧密结合审计工作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依托审计抓廉政，抓好廉政促审计，切实提高审计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4．进一步发挥审计在防范各类风险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金融危机是经济风险的集聚期，同时国家经济转型到现阶段，也进入了各类风险的高发期。因此，审计机关必须要把防范风险作为当前的审计重点，在今年的审计中既要关注金融危机给我省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也要关注可能会影响财政风险的各种因素，如政府负债、金融状况等等。发挥审计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关键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如何更好地发挥审计的揭露性功能、抵御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上述三个功能在目前的审计实践中最薄弱的就是预防性功能的发挥。
5．注重发挥审计在维护民生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金融危机往往会衔生出许多社会问题，这就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提出考验，也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审计工作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国家审计要站在维护民生、促进稳定的高度，认真组织实施涉及民生的各类项目。由于涉及民生的审计项目往往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因此对这类项目更要注意结合各地的实际，把群众的关注点，善于做好综合分析，力求从体制、机制和管理的层面提出审计的建设性意见。（作者：胡德才魏海峰江苏省邳州市审计局）
参考文献
1.《关于深化金融审计的几点思考》，网络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4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多德—弗兰克法案；发行与分配
中图分类号：F83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6-0062-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6.14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发展，资产证券化以其先进的融资理念以及复杂的结构化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交易量和发行量最大的金融产品，成为联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
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危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中，过度资产证券化积聚的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各种结构化金融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信用幅差大幅上升，市场的流动性大大降低，进而波及到了整个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信用衍生品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推出加强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的改革措施。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长达两千多页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提出了多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留存和加强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两个方面。该法案规定，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或者发行人必须保留部分信用风险，以实现“利益共享（Skininthegame）”。该法案被称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最深远、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旨在解决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从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纳税人的利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另外，相关条款严格规定了发行人以及相关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修订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注册、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监管规则《RegulationaB》，以落实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监管要求。
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修订稿，提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要求，主要是提高了资产再证券化的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要求审慎使用信用评级，强调商业银行应对资产证券化的贷款组合进行尽职调查。在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修订稿公布以后，我国银监会2009年12月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
随着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在2009年重启证券化市场，我国重启资产证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央行在《金融稳定报告2010》中肯定了“资产证券化是发展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2013年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成为证券化产品的做市商，按照交易场所的规则为产品提供流动。
当前，大多数资产证券化监管办法还处在制定和试行阶段，资产证券化监管办法应该怎样制定和完善？新监管办法对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如何？在完成最后评估之前，资产证券化的具体监管办法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资产证券化与金融危机
资产证券化是指以贷款组合或其他资产组合产生的现金流为依据，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过程。住房贷款证券化是最早的资产证券化形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早期证券化产品的主要形式是过手债券，以住房贷款作为基础资产。此后，证券化产品的结构不断复杂化，出现了不同优先档次的证券，供不同风险偏好程度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以其他贷款组合为依据的资产证券化，有商业房地产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商业贷款、设备贷款和贸易贷款等等。同时，发行人以证券化产品为依据进行再次资产证券化，出现了CDo（Collteralizeddebtobligation）、CDo2和CDo3等结构更为复杂的产品。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各种贷款的证券化比例不断上升，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量与交易量巨大。从2001至2006年，次级贷款与次优贷款的证券化比例从46%上升至81%。在次贷危机之前，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额呈直线上升的态势，但是从2007年开始，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额快速下降至近二十年来最低点。
在金融危机中，以住房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贷款等为依据的证券化产品价格急剧下跌，信用风险幅差大大上升，甚至有的证券化产品信用幅差上升到历史平均水平的300倍（Fed，2010）[1]。
在金融危机中，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及其监管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由于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复杂，环节众多，使得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证券化的发行人从放贷机构购买贷款资产进行证券化，则放贷机构比发行人拥有更多关于贷款风险的信息。在证券化条件下，放贷机构可能放松贷款的审查标准。其次，发行人比投资者更了解贷款组合的风险状况，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保留信用风险相对较低的贷款，将信用风险较高的贷款实行证券化。
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各界普遍将次贷危机归因于“发行与分配（originatetodistribution）”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发行与分配”模式是指放贷机构发放大量的贷款，然后进行资产证券化，并将证券化产品出售给投资者。由于放贷机构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发放贷款，不需要长期持有贷款组合，从而缺乏严格审查贷款条件的动机，甚至违规贷款，从而降低了贷款的质量。
图2是发行与分配模式的示意图，图中的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将已发放的贷款重新捆绑之后，销售给负责证券化的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获取贷款手续费和服务手续费。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只关心贷款规模，不关心贷款质量。投资者关心贷款质量，但是不能控制贷款质量，并且在贷款质量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已有文献表明，资产证券化与贷款组合质量下降关系密切。例如，Keysetal.（2010）[2]发现，发行人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购买的次级贷款的违约概率高于信用等级更低的次级贷款。piskorskietal.（2010）[3]的实证研究表明，资产证券化的贷款组合的违约概率远远高于银行持有的贷款组合。
由于证券化产品市场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因为信用评级机构是受发行人的委托提供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人为地提高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在金融危机中，证券化产品的价值快速缩水，信用评级被证明是严重高估。金融危机之后，解决信用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改变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成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重点。
三、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内容
（一）信用风险留存
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证券化的发起人或发行人应至少保留所有贷款组合5%的信用风险，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分别制定豁免条款，并规定发起人和发行人不得转移和对冲保留的信用风险，以此促使发起人和发行人严格控制贷款质量，解决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如果贷款组合的发放标准符合监管机构的特定要求，可以适当减少信用风险的留存比例。
1.免予信用风险留存的证券化产品。监管办法对符合条件的证券化产品免予信用风险留存，主要包括“合格个人住房贷款”以及满足特定条件的商业房地产贷款、商业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等等。豁免条款按照贷款类型分别制定，其要求的贷款发放标准高于银行现行的贷款发放标准，从而促使放贷机构严格贷款发放标准，降低信用风险。
在监管办法中，“合格个人住房贷款”被限定为以一个到四个家庭的住房为第一顺序抵押的、终结性购房贷款或者融资贷款。为了保证“合格个人住房贷款”的质量，监管办法规定了贷款发放标准，主要包括：（a）最大偿债比例。偿债比例是每月偿债金额占收入的比重。住房贷款的最大偿债比例为28%，所有贷款的最大偿债比例为36%。（b）最大贷款比例。在购房条件下，借款人的最大贷款比例不超过80%。在融资条件下，如果借款人调整已有贷款的期限和利率，最大贷款比例不得超过75%。如借款人通过重新融资进行提现，最大贷款比例不得超过70%。（c）最低首付比例。借款人首付款应包括：借款人支付的各项费用、住房购买价格或者市场价格中较低者的20%以及住房购买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部分。监管办法还制定了排除规则：“合格个人住房贷款”不包括任何负摊还贷款、仅付利息贷款和存续期间利率显著上升的贷款。此外，监管办法制定了其他类型贷款的发放标准，对符合要求的、信用风险较小的商业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和汽车贷款的资产证券化免予信用风险留存限制。
2.信用风险配置方法。为了适应多种资产证券化形式的需要，监管办法制订了灵活的可供选择的信用风险配置方法，主要包括垂直风险留存法、水平风险留存法、L形风险留存法和代表性样本法等等。垂直风险留存法和水平风险留存法如图2所示。在垂直风险留存法下，不管各个档次证券的风险收益性质如何，以及是否存在名义本金，是否以权益证明的形式发行，发行人至少留存每个档次的证券化产品的5%。在水平风险留存法下，发行人应该承担贷款组合5%的第一违约损失。在95%的其他证券得到偿付之前，发行人不能得到任何的本金收入。
L形风险留存法是垂直风险留存法与水平风险留存法的混合，发行人保留的信用风险至少50%是垂直风险，剩下的50%为水平风险。代表性样本法下，发行人保留部分随机选择的贷款组合。发行人按照特定要求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使得保留的贷款组合与证券化的贷款组合在各方面都相同。
此外，监管办法还规定，除了5%的信用风险留存，证券化过程中的发行溢价以及销售仅付利息证券产生的“现金储蓄帐户”必须保留在特定的独立帐户中，不能被提前确认为发行收益，以弥补未来贷款组合可能的违约损失。信用风险可以由任何贷款组合占比为20%以上的放贷机构保留，发行人负责各个放贷机构之间的协调，并确保放贷机构不会转移和对冲保留的信用风险。
3.禁止转移和对冲留存的信用风险。监管办法禁止发行人及其附属机构转移和对冲留存的信用风险，但是却允许发行人转移和对冲留存的特定信用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包括市场利率整体波动的利率风险、系列金融产品价值波动的风险和证券化产品的价格指数风险。同时，监管办法禁止发行人及其附属机构以留存的信用风险进行抵押，但是允许发行人转移和对冲其他相似的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
（二）信息披露与信用评级机构监管
1.信息披露。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发行人披露贷款层面以及提供担保的信息，并及时披露贷款组合已经实现以及尚未实现的回购行为，并且废止了证券化产品自动免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条款。
贷款发放机构必须合理审慎发放贷款。在贷款组合中，不符合发放标准的任何贷款，必须得到更加充分的披露。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审慎履职报告必须保证“披露的贷款层面信息在各个方面都是准确的”。同时，审慎履职规则也适用于提供任何专业报告的第三方。第三方可以提供证券化资产的评估报告，但是必须满足以下任何条件：（a）在报告中明确同意以专家身份提供评估意见；（b）发行人采纳其评估结果。第三方的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果必须得到充分披露，发行人必须保证公众可以获得任何第三方的评估意见和评估结果。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修订《RegulationaB》，其要求分别说明各个放贷机构发放的贷款的信息、放贷机构提供的补偿措施的性质和程度、留存的5%信用风险在放贷机构和发行人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各个放贷机构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回购交易，从而使得投资者可以区分不同放贷机构的放贷标准。同时，发行人必须出具审慎履职报告并及时提供给投资者。
2.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在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方面，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在任何附有信用评级的报告中，信用评级机构应详细描述发行人为证券化产品提供的担保和保证，以及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并说明这种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与其他证券化产品的区别。此外，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监管机构削弱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四、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难点及其影响
（一）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面临的难题
首先，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监管机构削弱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但是信用评级是投资者判断证券化产品信用风险的主要依据，也是监管机构计提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资本的唯一依据，其作用仍然不可替代，监管机构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来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未来可能的改革趋势就是禁止由发行人自行指定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机构，但是这种措施的具体落实难度很大。
其次，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的新会计准则规定，如果发行人保留了证券化资产的部分风险、收益和控制权，则不能认定为已将证券化资产进行真实销售，而应该继续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在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实施之后，如果证券化资产不能认定为真实销售，发行人就不可能提前收回资本金，资产证券化的积极作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换言之，依据现存的监管框架，留存了部分信用风险的资产证券化不能认定为真实销售，而在会计意义上的真实销售才能免于计提风险资本。未来改革的趋势就在于如何解决现存的监管框架和新会计准则之间的制度冲突。
再次，《RegulationaB》正在修订贷款层面的信息披露要求。由于贷款组合的类型不同，贷款层面的信息细节也不完全相同，这些信息细节的设计难以具体落实。个人住房贷款和商业房地产贷款的贷款层面信息比较容易设计，但是应收贷款和信用卡贷款是否要求提供每笔贷款细节，仍然面临争议，具体落实的难度也较大。
（二）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影响
新的监管办法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保护投资者权益，但是也存在其他不可预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在新的监管办法下，资产证券化的作用将受到限制，其吸引力将大大降低。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提高了放贷机构计提的风险资本要求，降低了放贷机构快速回收资本的能力，增加了放贷机构和发行人的成本，从而使得资产证券化作为监管套利的工具的吸引力下降。为了达到豁免条款的要求，放贷机构会提高贷款标准的要求，从而降低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金融市场信贷扩张的速度，并最终影响美国整体经济的复苏。
准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新的监管办法有利于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等准政府机构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利于私人机构的发展。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具有政府机构的保证和担保，容易满足豁免条款的要求，从而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取得对私人机构的比较优势。当前，美国住房贷款证券化有98%是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实施的，因此，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对资产证券化的整体影响在短期内有限，不会对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不利私人机构资产证券化的复苏和发展。
五、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改革
我国资产证券化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2005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首批试点，分别发行了“开元”、“建元”两只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各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行量快速增加。截至2008年11月，我国总共实现信贷资产证券化19单，发行总额约670亿元。随着美国爆发次贷危机，2009年我国暂停了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主要是提高了资本金的计提标准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与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相比，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幅度相对较小。结合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实特点，借鉴美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做法，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和完善监管。
（一）严格限制证券化产品的复杂程度
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重新审视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和风险。资产证券化具有提高资产流动性和转移分散风险等功能，却不能消除风险。证券化产品的过度创新加剧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次贷危机之前，证券化产品市场不断创新，先是推出了各种分层结构的CDo以及仅付利息和仅付本金的剥离型证券，后来又出现了再次资产证券化的CDo2和CDo3等结构更为复杂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作为传统资产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相结合的结构化金融技术，推出了信用联结票据、信用违约互换和总收益互换等信用衍生品。伴随着证券化产品的不断创新，监管机构的监管却没有及时地跟进，仍然按照传统方法监管结构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道德风险日趋严重。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主要问题不是过度资产证券化，而是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不足，资产证券化的比例过低。美国信贷资产实行证券化的比例约为50%，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几乎可以不计。我国应该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降低证券化产品的复杂程度，严格限制再次资产证券化，禁止发行剥离型证券、CDo2和CDo3等结构过于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减少资产证券化的信息不对称，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
（二）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纪律
在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次贷危机之后，解决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改变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成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没有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巴塞尔协议Ⅲ仍然以信用评级为依据计提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的资本金，只是提高了部分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信用评级机构详细描述发行人为证券化产品提供的担保和保证，以及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并说明这种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与其他证券化产品的区别。
我国应该吸取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可以考虑禁止发行人自行指定信用评级机构的做法，解决信用评级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和受托人的利益冲突，防范道德风险，保证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其次，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监督机制。我国应该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市场纪律，降低投资风险。在投资者因为信用评级的误导遭受损失的时候，可以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对投资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信用评级机构应该披露信用评级的历史纪录，使得投资者可以正确评价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信用评级的准确性。
（三）实行信用风险留存
信用风险留存是美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有别于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以解决“发行与分配”的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缺陷，促使放贷机构严格执行贷款组合的发放标准。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各种贷款有50%以上实行了资产证券化。在信用风险留存的情况下，放贷机构由于保留了部分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通常会努力提高贷款质量，并尽心尽力减少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从而可以有效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
我国各种贷款的资产证券化比例极低，放贷机构不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发放贷款，从而不会有意放松贷款标准。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可能显现。银行为了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获得资产证券化的中间业务收入，可能会放松贷款的审查标准，并将这些贷款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然后销售给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主要参照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主要是提高了资本金的计提标准和信息披露的要求。虽然资本金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的监管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信息不对称，但是信息不对称现象还不能完全消除，因此，有必要实行信用风险留存制度以防范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FederalReserveBoardofGovernors.Reporttothe
CongressonRiskRetention[R].2010，october15.
[2]Keys，BenjaminJ.，andtanmoyK.mukherjee，and
amitSeru，andVikrantVig.DidSecuritizationLeadtoLaxScreening？evidencefromSubprimeLoans[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10，125（1）.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5
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成本控制；困难；措施
一、加强成本控制的意义
(一)在经融危机来临之时，许多关联企业，或者经营不善的小企业，最先垮掉，存活下来的企业，也会因为资金流的短缺或者应收账款未能按期收回而困难重重，所以，在收入不佳的情况下，必须财务降低承办的策略来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这是最有效、也是采用最多的一种策略。
(二)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市场环境大多为买方为主，同一性、雷同性、相似性的企业就会竞争加剧，有可能上演不光彩的恶性竞争，如何最快的降低成本，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维持企业生存，当属控制成本之策。
(三)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成本的竞争，当今社会分工细化，各种企业之间都面临竞争，企业要从长远发展出发，树立成本控制理念，功夫下在平时，确实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赢得市场和客户信任。
二、企业控制成本的困难
(一)转危为安的意识不强。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有相当的企业在思考如何应对之策，充分利用成本控制之法，降低企业负担，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降低管理费用等，真正使企业减轻负担，轻松上阵，还有一部分企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能积极实施承办控制，导致企业负担更重，最终走向了不归之路。
(二)成本控制体制机制不健全。在我国企业经营过程中，决策层权力大，如果对成本意识不强，必然导致成本控制不能实施；基层员工缺乏忧患意识、对成本控制缺乏了解，成本控制实施起来步调不一致，不在统一频率上。
(三)成本控制内容不清楚。大部分企业理论性不强，对成本控制只是了解，掌握不透彻，在金融危机来临时，不会用，对经营、管理成本、各种费用不清楚，不知从哪里入手开展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无从下手。
(四)成本控制与各项规定的关系不清楚。有的企业谈及成本控制就是节约，降低工资、不缴纳五险一金等等。这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是不允许的，成本控制要考虑长远，不能挫伤职工积极性，影响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对企业长远发展都是得不偿失的。
三、企业加强成本控制的对策
(一)宣传成本控制战略，形成成本控制意识。从企业决策层到一般干部，都要将企业成本控制学深学透，理论精髓，形成人人都有主动性，深刻认同企业成本控制文化，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企业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让员工理解企业采取的措施，配合并行动起来，形成人人参与成本控制的良好氛围。
(二)企业战略与成本控制紧密结合。金融危机来临时，成本控制不是简单的不花钱，而是及时的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企业发展重心，以图利用刺激政策或者自身低成本的优势，使企业灵活应对金融危机，在危机中成长，在危机中发展，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建立健全成本预算。加强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规范发展的必要步骤，据统计，有效的预算可以为企业节约10%的成本，通过成本预算，能够明晰单项成本的具体数额，根据市场行情，是否有降低的可能等信息，为企业决策者提供准确的数字，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
(四)当金融危机发生后，整个市场环境就会低迷，如何在众多的企业中脱颖而出，迅速占领市场？就需要企业推进低成本创新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做好：一是鼓励员工创新，从每一件工序的改进做起，争当创新先行人。二是可以和众多企业进行学习交流，学习先进技术，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方法，降低企业成本。三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崇尚实干，采取成本控制策略，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任务中去，用实际行动检验成本控制的效果。
(五)适当降低成本。在企业发展中，原材料采购、人工费占的比重较大，一般来说，可以利用各种方法，在确保采购原料质量的同时，降低采购成本；可以对企业高收入群体进行限薪，由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压力剧增，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高收入群体采取限薪做法，达到薪金的合理区间，稳定一般员工心态，降低企业负担的目的。
(六)依托电算化进行成本控制。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电算化已非常普及，采用电算化能有效提取数据，计算简单、结论准确，为决策分析提供有益的参考数据。金融危机在给企业带来风险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机遇，想变压力为动力，就必须对成本控制进行学习，掌握成本控制的关键点，解除成本控制就是节约的误区，放眼全球，放眼经济界，采用成本控制能给企业带来资源重新配置，促进企业发展。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企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成本控制的背景分析，得出了采取成本控制的必要性，通过对采取成本控制存在的困难的分析，制定出应对成本控制的六项具体措施，从宣传、经营战略、电算化等方面对成本控制进行了详细阐述，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企业将成本控制运用得当，就会在转危为安。
参考文献：
[1]RobertBear，FelixSchmid，Rogermills著.陈良华，等译.成本管理系统设计——用作业成本法建立成本控制模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徐丰利，胡建忠.企业成本核算、管理和分析[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5.
[3]杜晓荣，陆庆春，张颖.成本控制与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7
很多人都同意，美国金融危机给所有人上了教训深刻的一课。但究竟能从中学到什么？取决于人们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目前，最常见的分析认为，金融危机来源于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和冒险。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宁可把钱借给那些可能无法还钱的人，让他们去买房。于是，制造出不合格的、次一级的贷款――次贷。然后，银行家又绞尽脑汁，发明出复杂难辨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范围内把次贷债券转卖给其他金融机构，比如欧洲的许多银行。结果，当房价下降时，那些次贷变成了呆账。由于次贷数额巨大，众多金融机构因此一下子陷入了资金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
金融危机并非源于银行家的贪婪
作为银行家，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要确保资金安全，把钱借给那些会准时还钱的人。如果银行家冒冒失失到处撒钱，不管能不能收回来，无论银行有多少钱都会很快败光。真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在金融危机中破产的雷曼兄弟居然有长达一百五十八年的历史。它本该早就把钱撒光了，怎么会经营了那么久？
现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银行家可能是社会中最保守、最谨慎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宁可放弃可能的盈利机会，也不接受过分的风险。实际上，无论是银行的建筑风格，还是银行家自己的着装起居（你见过披头士式的银行家吗？），都是在尽可能向社会传递老成持重、稳健可靠的印象。因此，说银行家会为了利润而忘记风险，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华尔街的人很爱钱、很贪婪，但如果不爱钱、超然物外，他们也不会到这里来工作。华尔街从诞生之日起，就集聚了最爱钱的人。他们并不是最近才突然变得贪婪的，可金融危机是最近才发生的，简单地用贪婪恐怕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金融危机。
如果认为金融危机的来源是银行家的冒失和贪婪，那么，通过这一课能学到的教训自然就是――要设法限制银行家的自主行为。谁来限制呢？看来政府是个不错的监督者。许多人也确实正是这样总结教训的。他们主张，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该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把过去没有纳入监管的项目也纳入进来，更加严厉地控制那些自己不能管理自己的银行家。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实行银行国有化，直接让官员代替银行家去管理银行。当然，随后还要建立完善的监察司法机制，确保官员不会腐败。
可是，如果金融危机并非源于银行家的冒失和贪婪，而是另有原因呢？如果情况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府此前对金融行业的干预和管制，金融危机才会如此严重，那么，人们应该得出什么教训呢？
对金融危机稍做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无所不在的政府作用。美国的金融行业，早就受到了政府日趋细密的干预和管制。正是在这种无所不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难以逃避的政府管制下，金融行业丧失了应有的风险应对能力。错误的市场行为得不到纠正，错误的后果也就逐渐积累，终于有一天，所有的问题超出了整体经济的容纳能力。于是，就爆发了金融危机。
财富再分配“善举”逼出大量次贷
政府的作用真有那么大吗？让我们先从在金融危机中爆得大名的“两房”说起。“两房”中文分别译为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这个译名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这两家公司性质的信息。但如果看看他们的英文全名，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一些东西。房利美的全称是联邦全国按揭联会（Federalnationalmortgageassociation），房地美的全称是联邦家庭贷款按揭公司（FederalHomeLoanmortgageCorporation）。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两家有着明显政府背景的公司。不管它们怎样解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是两家拥有政府信用的公司。它们绝不同于市场中其他公司，不会破产。如果它们出现问题，美国政府一定会出手帮助的。
当初成立这两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穷人能够买得起房子。起初，这两家公司完全由政府经营，后来，进行了一些私有化改革。但改革很不彻底，它们仍然规模过大，而且拥有政府信用。早就有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提出要拆分这两家公司，彻底把它们的资产市场化，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接受这种建议。因为政府还需要这两家公司替他们做事。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持续了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当然是好事，但长期增长让美国政治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从政策上加以维护，他们可以转而从事一些财富再分配的“善举”。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致力于建设“伟大社会”。这个“伟大社会”计划强调财富的平等分配，当时的总统约翰逊颁布了平等权益法案，要以政府的力量让那些经济上的弱势人群得到更多的利益。
从此，美国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干预市场的政府管制计划。许多人认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了美国高速增长的经济转为停滞。其实，石油危机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真正压制经济增长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快速增加的政府管制。自由企业受到来自政府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的管制，企业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经济由此陷入停滞，这一点也不奇怪。
1977年，美国的卡特总统签署了《社区再投资法》。这部法规强令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1978年又推出了《平等信贷机会法》，要求金融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国籍和身份差异有任何信贷歧视。
也许这些法律看上去问题并不大。银行确实不应该因为种族、性别等因素对顾客有所歧视。但银行确实应该根据风险对贷款人进行筛选，不向那些可能无法归还贷款的人放贷。可是，如果银行拒绝了向某人发放贷款，即使完全出于经济原因，那个不满意的贷款申请人也很容易声称银行是因为其他原因歧视他。
而在美国法庭上，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往往倾向于怀疑富有的银行家，而更相信可怜的贷款申请者。一旦银行输了官司，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严厉制裁，相关业务会被政府监管部门限制甚至终止。对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种风险。权衡市场风险和来自政府的风险，显然后者更大、更无法逃避。于是，银行就只好放弃原有的风险控制机制，发放所谓的次贷。
这些次贷信用很差，虽然一时看不出来，但银行心里有数。因此，银行就很想把这些次贷变成债券，出售给其他人换来现金。这时，“两房”的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它们大量购买银行的这种次贷债券，数量达到惊人的几万亿美元。
说到这里，事情的实质就很清楚了。既然是不合格的贷款，如果是银行自由自主经营，本来是不会出现的。没有足够的信用，就没人会给你贷款，你就没钱去买房。可是，政府不忍心看你买不起房，于是，先让银行以次贷的方式替你把钱垫上，让你能够买房，然后政府再通过“两房”把钱还给银行。
这个过程看上去不错，很慈善，很感人。可惜代价是整个金融体系被搞乱了。“两房”买了次贷债券以后，并不是把账单直接交给华盛顿报销了事。美国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么，怎么办呢？“两房”再把这些债券重新包装成其他金融产品投到市场中去。在整体经济增长和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再加上“两房”拥有政府信用，人们相信它们永远不会破产，只要包装得当，这些债券不愁卖不出去。
同样，信用评级机构也受到政治压力，要求对这些次贷债券不得做过低的评级，否则就是歧视弱势群体。市场系统进一步被破坏，纠错能力进一步被禁止。买了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会再次包装，再卖出去。这个过程会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程度，以至于最有经验的银行家也禁不住诱惑，认为可以从中盈利。
烂苹果再怎么清洗，也不会变成好苹果。所有这些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是那些很难收回的贷款，这就注定了金融危机迟早会爆发。
政府永远无法代替市场
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强制贷款，为什么到2008年才爆发金融危机？这其中应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许多问题；另一个是因为格林斯潘。
格老任内，几乎被视为上帝。他无所不知，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机调节利率，把美国经济掌控得刚刚好。过热了，就提高利率，放缓了，就降低利率。但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重新审视格老的政策，这才恍然大悟。
格老其实并不是上帝，他并非无所不知。他把利率调来调去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没有人有能力那么准确地预测市场动向。利率调来调去的结果就是打乱了货币的稳定供应，更多地制造出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有一个特点，在初期，人人都很满意，因为大家手里的钱都多了。
但难受的日子在后面。过多的货币在市场中制造出泡沫，首先抬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这样一来，次贷必然带来的财务窟窿被通货膨胀暂时掩盖了。问题再一次被延缓，危机继续积累而没有爆发。不过，别忘了，积累时间越长，爆发时的烈度越大。到了2008年，破坏力巨大的金融危机无法抑制地爆发了。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是由政府通过两个阶段制造出来的。首先，是政府强迫银行发放次贷，拥有政府信用的“两房”把次贷投放到市场中，从根本上搅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自我纠错能力，然后，政府又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掩盖财务窟窿。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不断积累错误的经济行为。终于，人们要为所有的错误埋单了。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状态。市场信心几乎荡然无存。人们都不敢进行交易，因为不知道交易对方会不会是下一个雷曼兄弟。这时，许多人主张政府出来救市，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自身的信用投入到市场中去，作为第一推动力，恢复市场的运转。如果没有这个来自政府的第一推动力，金融市场的信心就难以恢复，金融危机也就无法缓解。
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金融危机是政府一手制造出来的，现在又要政府来出面拯救。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失败的话，政府要出面代替市场。可是，如果是政府失败，那么，依然要让政府继续干下去，只不过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官员。
那么，政府有这种能力吗？如果政府具有市场所不具备的能力，那么，国有企业就不会那么糟糕，“两房”也不会造出那么大的的财务窟窿。
如此一来，市场只能靠自我恢复？如果怀疑交易对方有可能是下一个雷曼兄弟，并因此不敢与其交易的话，想交易的一方会用各种办法证明自己的资信，毕竟，恢复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总会有人想办法克服困难，一旦成功就会得到收益。但是，如果政府出面大把撒钱救市，市场的自我恢复能力就会被压制，结果，看上去就好像市场真的不能自救了。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8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企业经济管理；创新
一、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价值
其一，我国国内的客观环境原因。受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的经济都不景气，但是竞争关系却没有受到影响，市场竞争的扩大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因此，我国必须摒弃传统的经济管理观念，建立资源节约的新型增长方式和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其二，我国企业与外企相比有着诸多的不足，如：企业人员素质不高，企业的技术能力不强，人员不稳定和管理水平落后等。这些情况的出现都迫使我国在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必须进行经济管理的创新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面对新形势的挑战。
二、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特征
（一）企业经济管理的综合性
后金融危机环境使企业经济管理的重心开始向以价值为基础的方向转变，对于企业日常来说，不再是一味地注重经济的生产，而是逐渐向多元化的综合性管理发展。企业的综合性管理同样是企业项目管理的内容和措施之一，目前的现代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科学化的管理手段，对企业的经营和规划进行控制，最后达到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
（二）企业经济管理与其他管理的关联性
企业中的各个环节都和企业管理存在一定性的联系，在这些关联中当然包括企业部门和人员，企业经济管理的程度直接关系到了企业和企业员工的经济收入以及未来的发展状况。在企业建设当中，只有拥有良好的经济管理的气氛，才能在企业经济管理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管理措施的实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财务价值预算存在性
在企业的经济管理过程中，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决定对整个企业的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企业全年、季度或者是月份的经济收入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状况。这说明了企业的财务状况能直接反映企业运营的一个状态，企业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和制定经济管理方针和目标，从整体上结合自身的财务情况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经济管理方法。
三、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策略
（一）企业经济管理观念的创新
在企业经济管理创新中，最应该首先改变的就是经济管理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是能够决定企业经济管理整体的方向，具有导向的作用。在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不仅要更新员工的思想观念，还要注重对企业高层领导思想观念的更新，领导者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员工才能更好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在企业经济管理观念的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引进战略意识，要让员工在危机意识中寻找解决的办法，树立良好的全局观和危C意识。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对新型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的实践工作，从而在创新中寻找到合适的经济管理模式。
（二）企业经济管理经营方式的创新
在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企业经济管理经营方式的创新。为了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需要，企业必须转变传统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理念，不断地改革创新管理策略，不管在日常管理还是经营活动中都必须逐步提升管理的深度、广度和弹性等。还应该建立符合企业实际的经营联盟，注重品牌化的效应，加强企业形象的宣传力度以树立品牌效应，利用品牌来带动生产的效益。采取这种创新品牌的方式有利于企业知名度的提升，形成企业的软实力竞争力，对企业的整体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财务约束制度的创新
在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还应该要求企业创新财务约束制度，务必对财务人员的岗位职责加以确定和完善，是财务人员做到各司其职。对日常运营中的公车使用，外来人员接待等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用以约束。根据财务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企业运营的财务支出机制，在实际的运用中，要真正地做到按规章制度办事，有助于趋于管理内部资金的整体利用率。企业内部还要对部门的预算费用进行细化，建立合理的企业经济管理预算制度，对财务的预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企业的资金和固定的资产要定期进行盘查，对财产实施登记制度，实现各种财产的透明化管理，方便企业高层领导根据财务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目标，并保证在企业运行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处理及时解决。
（四）财务管理手段的创新
在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创新中，传统的财务管理形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企业应积极为财务部门引进先进的电子设备，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束缚，展开远程查账、报账和审计等工作，提高财务管理的工作效率。还可以在企业财务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建立完善的数据库，使财务管理的工作更加谨慎，同时为企业的重大决策出具参考数据，提高高层管理者决策的正确性。
（五）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在后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重视人才的教育、培训和管理以此达到企业经济管理的专业性。在后金融危机出现后，部分企业减少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但是，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用反而使得企业经济管理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企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降低成本，增加员工的稳定性，加大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可程度，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因此，可以定期地举办关公教育和培训，让员工更多的感受、理解、认同企业的文化，让员工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9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美国对问题银行的新一轮大规模公共资金救助。此轮救助不仅是对传统救助方式的再次使用，更是基于对金融危机爆发机理和监管缺陷的反思，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实现对传统救助方式的创新发展。中国应以美国为鉴，结合本国国情，通过立法逐步建立以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银监会、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四家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
四、《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与问题银行救助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标志着金融危机以来从起草到通过历时一年有余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正式生效。《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基于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和金融监管缺陷反思的基础上，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全面改革（注释1：该法案由16个部分组成（titlei－titlexvi），包括12个子法案：金融稳定法案，强化金融机构安全稳健法案，私募基金投资咨询机构注册法案，联邦保险法案，银行与储贷协会控股公司及存款机构监管改进法案，华尔街透明度与责任承担法案，薪酬、清盘与结算法案，投资者保护和证券改革法案，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一级金融机构准入改进法案，债务偿还法案，抵押贷款改革和反掠夺性贷款法案。），法案以防范系统风险、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机构危机应对能力为理念，内容涉及“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美联储监管权力的扩充、金融衍生品的全面监管、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
对于是否应终止监管机构利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争论，《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采取否定态度，也并未对救助行为本身进行规制，而是采用源头治理的方式，从强化监管标准、提高银行自身危机应对能力的角度，设计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公共资金救助可能性的监管措施。采取上述解决方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保留监管机构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权力对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危机下，外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是避免金融体系崩溃的最后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系列负面效应，如：银行业道德风险、金融消费者逆向选择、金融风险货币化导致通货膨胀、金融风险财政化导致财政赤字、纳税人合法权益被侵害、银行业不公平竞争等等。因此救助问题银行是危机下的不得以之举，是基于稳定金融系统考虑的“紧急避险”行为。
《多德－弗兰克法案》避免问题银行救助的规定包括：
1．扩充美联储的监管权，监管所有可能威胁系统稳定的金融机构。美联储作为金融稳定的监管者，将关注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范围在现行的基础上扩大到包括证券、保险、期货等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此外，法案对美联储的监管权进一步细化。法案规定：若美联储认定银行控股公司或非银行控股公司资产超过50亿美元，并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则有权决定：（1）限制其并购或附属于另一公司；（2）限制其金融业务的拓展；（3）要求其终止一项或几项业务；（4）若上述措施不足以消除或减轻其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美联储有权强行拆分该机构（注释2：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21节（a）款。）。
2．在财政部下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fsoc），负责监测和通报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注释3：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2节。）。委员会由财政部长领导，包括10名有表决权成员，均为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另有5名无表决权成员，为新成立的金融调查办公室和联邦保险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州保险、银行、证券监管机构的代表各一名（注释4：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1节（b）款。）。委员会为政策咨询机构，负责向美联储通报系统性风险状况和提出监管建议。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认定金融机构存在系统性风险应考虑的因素包括：资产结构、经营风险、业务涉及的领域、业务的复杂性、机构规模以及其它认为合理的因素；对于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自然就属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机构（注释5：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5节（a）款（2）项。）。
被认定为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机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应向美联储就如下方面提出更高监管要求的建议：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杠杆率、流动性要求、信贷风险披露要求、贷款集中度限制、逆周期资本储备（注释6：法案要求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或系统重要性非银行控股公司需持有“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bond），该债券相当于在银行内部创建一个旨在保护银行偿付能力的系统性风险基金。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65节（c）款（1）项。）、短期信贷限制（注释7：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5节（b）款（1）项。）。
3．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注释8：该规定源自“沃克尔规则”（volckerrule），是对沃克尔规则的部分采纳。保罗·沃克尔（paulvolcker）为美联储前主席，现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在法案起草过程中，沃克尔提出一系列规则对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并购行为进行限制，旨在限制金融机构规模。其内容包括三项规则：一是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的出资、参股等业务，执行事实上的“分业经营”回归；二是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与客户无关的股票、债券（不含国债、政府机构债和地方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内部关联交易；三是金融机构在进行重组并购时，收购后的关联负债不得超过金融机构总负债的10%。）。在自营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在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将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但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以及金银掉期等业务（注释9：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619节（a）款。）。
4．禁止使用纳税人财产救助问题银行。法案规定，所有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的金融机构均应接受清算，禁止通过动用纳税人的财产阻止清算程序的进行；清算过程产生的费用应从被清算公司的资产中得到补偿；清算过程中任何监管机构不得动用纳税人的财产。在制度设计上，法案一方面要求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另一方面设立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的新的破产清算机制，解决金融机构因“大而不倒”造成的绑架政府、无限放大金融风险的问题，确保濒临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顺利退出市场（注释10：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214节。）。《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历史上继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案，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长期以来遵循的“金融自由化”、“政府无为而治”理念的动摇，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法案对银行业务和机构规模的限制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向分业经营体制某种程度的回归。《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顺利实施必将大大降低美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有效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大型金融机构被救助的可能性。
与《多德－弗兰克法案》预期实施效果相比，法案取得实际效果尚存在如下难题：
第一，法案存在大部分原则性规定，并不具备可操作性（注释11：如法案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那么区分银行高风险、与客户无关的交易与合理的流动性管理投资活动的标准法案并未规定；再如，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有权认定哪些金融机构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从而在资本金和流动性方面对这些机构提出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具体认定标准如何该法案并未涉及。）。预期目标的实现将有赖于相关各监管机构为法案指定的细则，而未来制定的细则将对法案的原则性规定实现到何种程度仍是未知数。但有一点能够明确的是，“在未来的若干年内，随着法案渐渐具体化，监管机构在细则的制定过程中还会有相当多的进退取舍。但就目前而言，基本上法案没有哪一条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每个领域的执行都不会那么直接或简单。”[1]
第二，法案大部分条款的实施具有极为宽限的过渡期。法案的所有条款中，“沃克尔规则”（volckerrule）对银行的影响最大，通过对银行自营业务和证券投资业务的限制，银行经营风险将大大降低。但是，法案规定“沃克尔规则”将在法案生效之日起15个月至两年后生效，然后银行机构将得到两年的缓冲期，其后可以再延期三次，每次一年；而在此基础上，在私募股权基金和房地产基金等所谓“流动性不强”的投资上，银行业可以再获五年宽限期（注释12：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619节（c）款。）。也就是说，高盛或花旗这样的机构最晚可以到2022年才完全遵守“沃克尔规则”。[2]如此宽松的过渡安排将可大大减轻银行承受的压力，“沃克尔规则”的效力迟迟得不到显现。
第三，美联储多项职权能否并行不悖地实施值得质疑。法案将美联储的权力进行扩充，使美联储成为权力空前庞大的全能型监管机构，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其一，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能与美联储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可能存在冲突；美联储在大权在握的前提下能否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存在质疑；美联储能否在各个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短视行为。其二，在美联储权力膨胀的情况下，对美联储构成有效制衡的机制还未可期。而一旦美联储对经济形势出现误判，其危害可能更大。金融危机表明，危机的爆发与美联储货币调控失误有很大关系。今后，美联储如何规范自己的决策将涉及到全球监管体系如何构建和政策监督的问题。
中国金融业与美国相比，在发展战略、框架结构、监管体制、运行环境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中国问题银行救助的立法与实践仍旧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照搬《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某些具体规定在中国直接适用并非明智之举。相比之下，《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立法理念、法律原则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则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对中国问题银行的救助来讲，《多德－弗兰克法案》至少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法案对问题银行救助的立法理念由事后补救转为事前预防。由于与问题银行救助共生的负效应难以消除，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对美国现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本身进行修正，而是在维持现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效力不变的前提下，另行制定规则，以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银行自身的治理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从源头上预防问题银行的产生和被救助的可能性。随着法案的细化和逐步推行，美国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的践行几率必将减少，但并不意味着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未来金融危机必将再次发生，大型问题银行的产生依旧在所难免。《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将减轻各救助主体的财政负担，提高危机下有限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有效性，有利于促进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立法目标的充分实现。中国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同样应秉承事前预防与事后补救并重的理念，注重公共资金救助立法的同时强化金融监管和提高银行自身的治理水平。
第二，随着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着力应对的首要课题，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预防是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减少问题银行救助可能性的关键。中国实行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并不存在负责系统性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相互沟通和协调机制极为缺乏。尽管早在2000年央行就与证监会及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但是由于会议是不定期召开的，参会各方不平等，内容不透明公开，因此这种联席会议被普遍认为“形同虚设”。2004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公布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但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只是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的权宜之计，由于该备忘录本身并没有强制性的效力，联席会议制度仅仅是三大机构自发成立的具有论坛性质、松散型的框架性协调机制，其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3]有鉴于此，中国有必要在三会之外建立专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打破目前各监管机构之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监管工作缺乏协调配合的现状。
第三，重视银行公司治理、强化监管机构微观审慎监管。前者在于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通过银行的内部约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银行公司治理主要包括明晰的产权结构、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信息披露制度、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等几部分内容。后者通过监管机构的外部约束，及时化解金融风险，防止风险聚集，保持银行的健康运营。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中国“即时矫正措施”（promptcorrectiveaction）制度的完善（注释13：关于即时矫正措施制度的研究，可参见黎四奇：《析银行有效监管中“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法律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汪鑫：《金融机构即时矫正初论》，《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郑晖：《及时纠正措施——基于比较视角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3期。）。
五、中国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与美国相比，中国由于商业银行数量少，机构普遍庞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未经历过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问题银行救助的实践很少，其中较为典型的有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财政部以发放债券的形式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向威海市商业银行发放救助贷款、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向海南发展银行发放救助贷款、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出现挤兑实行全面救助。在中央一级，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因此中国问题银行的公共资金救助以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救助方式为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提供紧急贷款，财政部的救助方式主要为发行国债、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债权转股权、给予税收优惠等。
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紧急贷款职能的立法为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的《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规定了贷款条件、用途、期限和利率等内容，是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的主要法律依据。
对于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目前立法并无明文规定。《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的职权中第（三）项规定国务院有权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因此财政部的任务和职责，包括救助问题银行，应由国务院规定。但是《财政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没有规定，国务院的其他行政法规也没有规定。财政部作为中央政府“钱袋子”，其职能的行使需要服从政府的需要。救助问题银行是维持社会稳定、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之一，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因此自然也是财政部的职能。所以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能尽管无直接法律依据，但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与美国成熟的救助体系相比，中国现行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缺位。中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不存在存款保险机构这一救助主体。而从美国的实践来看，存款保险公司恰恰是处置问题银行的最佳机构，它可以避免对问题银行不加区分地全部救助，对救助成本和金融稳定的综合考虑使其救助行为更加理性。存款保险机构选择问题银行的处置方式以成本最小化为根本原则。尽管金融稳定也是存款保险机构考虑的因素，但其仅在破产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在其余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成本依然是存款保险机构判断是否救助问题银行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由于存款保险机构缺位，处置问题银行的任务全部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财政部承担。维护金融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行动的最高目标，也是国务院职责的应有之义。为实现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会处置问题银行倾向于一味救助而不计成本，这有可能导致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引发通货膨胀、诱发银行业道德风险、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损害纳税人利益等后果。
第二，《暂行办法》存在缺陷。首先，紧急贷款的申请人没有涵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其次，救助的标准不明确。《暂行办法》第3条仅笼统规定紧急贷款是为了帮助发生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缓解支付压力、恢复信誉。至于缺乏清偿性的金融机构是否救助以及支付危机到何种程度予以救助缺乏进一步的规定，以致实践中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基本上无限度支持，客观上鼓励了银行的投资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降低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再次，贷款期限较长，《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贷款期限最长为两年，特殊情况可延期一次，但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这表明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年。较长的贷款期限难以激励问题银行迅速改善其经营管理，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暂行办法》对获取再贷款金融机构的惩罚措施规定不足。《暂行办法》尽管规定了罚息利率，但只适用于逾期归还贷款的情形，而对于其他部分贷款则不适用。此外，《暂行办法》也未明确要求金融机构承担限期改善经营管理、调整董事会人员组成、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义务。
此外，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紧急贷款时也并未严格遵循《暂行办法》的规定。《暂行办法》要求银行必须为紧急贷款提供抵押、质押或保证人担保，但实践中紧急贷款更多的是以信用贷款而非担保贷款的方式发放，而许多银行也根本没有偿还贷款的意向，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自救计划，仅依赖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的贷款资金。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央行救助性贷款一旦放出很难收回。中国人民银行的紧急贷款有提供给问题银行“免费的午餐”之嫌。这不仅弱化了市场约束机制，并且使问题银行过多依赖中国人民银行救助，实际上是将银行的经营风险及损失转嫁到国家身上，不仅扭曲市场竞争规则，浪费社会资源，而且会滋长道德风险。
第三，财政部的救助行为缺少直接法律授权。在救与不救的判断标准及资金使用的成本和有效性方面均缺少原则性规定。[4]（p25）由于客观环境诸多变化的不可预知性，赋予政府部门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必不可少，但由于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动用的是公共资金，该资金来源于纳税人。政府审慎并有效使用公共资金是对纳税人负责的表现。美国财政部在救与不救问题的抉择上，以“缺乏流动性”和“缺乏清偿性”为标准，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将成本的可回收作为一项原则，在救助的有效性上，附加一系列强行整顿措施，旨在恢复被救助银行的正常经营。
六、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之中国模式的法律构建
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存在独特的现实背景。中国商业银行在机构规模、资产构成、存款保险等方面均与美国存在差异。相比之下，中国更加亟需构建和完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其一，中国商业银行数量少、规模大。与美国商业银行数量众多、资产规模普遍较小不同，中国商业银行数量相对较少，而资产规模普遍较大（注释14：截止到2009年底，美国商业银行共6839家，而中国商业银行共245家（均包括外资银行）。数据分别来源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官方网站和中国银监会2009年年报，详见http：///pc/">计算方法。
其次，存款保险公司应在存款保险基金外另行设立银行救助基金。由于全部被保险银行均需缴纳存款保险基金，而存款保险公司仅可能对大型银行进行救助，因此对中小型银行是不公平的。为此建议《存款保险法》在存款保险基金外另设银行救助基金，存款保险基金专用于破产银行存款人赔付，而银行救助基金用于支付问题银行的救助费用。银行救助基金应由部分商业银行定期缴纳的资金构成。商业银行是否需要定期缴纳资金应以银行的自有资产和风险资产规模为判断依据。《存款保险法》应规定风险资产的最低额度，高于该额度的商业银行需要缴纳资金，并且缴纳的数量随风险资产的提高而增大。救助基金制度不仅是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有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能够有效激励银行的风险管理，抑制银行规模的盲目扩张。
再次，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应严格遵循“系统性风险例外”标准。银行破产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是存款保险公司打破“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唯一例外。《存款保险法》应规定判断破产预期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需要考虑的因素，如银行的财务状况、业务市场占有率、客户结构与地理分布、金融业客观环境等。未来《存款保险法》需要致力于系统性风险评估模型的研发，为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提供客观参考。由于问题银行救助与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因此救助应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批准。
最后，应建立救助效果跟踪评价机制。存款保险公司应与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银监会应及时向存款保险公司传达被救助银行的日常审慎监管信息，若被救助银行有违反《存款保险法》规定义务的行为，银监会有权进行处罚。
第二，修改《暂行条例》，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
首先，鉴于存款保险公司是处置问题银行的专门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从对问题银行的处置中退出，专职于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明确最后贷款的救助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只能向那些具有资本清偿能力而暂时缺少以合理条件获得流动性资金，且一旦破产将会产生系统风险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对于缺少资本清偿力的问题银行则应统一由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处置。
其次，授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紧急贷款的权利，使所有商业银行具有同等的被救助权。另外紧急贷款的归还期限应当缩短。紧急贷款的意图是缓解银行的短期流动性不足，具有明显的救急性。过长的归还期限会使银行对紧急贷款产生依赖，使紧急贷款失去应有的意义。因此建议银行归还紧急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特殊情况可展期一次，但合计不得超过两年。
再次，严格执行《暂行办法》关于担保贷款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贷款时必须要求商业银行附加交存合理的法定准备金、良好而又足够的财产抵押或质押，尽量避免发放信用贷款。这将有利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回收，避免问题银行发生道德风险。
最后，增加被救助银行的惩罚性措施。《暂行办法》仅规定被救助银行有义务向中国人民银行汇报资产变动情况和紧急贷款的使用情况，对逾期归还的贷款适用惩罚性利率。相对于问题银行获得的再贷款，上述规定远远不够。惩罚性措施目的是让银行意识到获得的紧急贷款并不是免费的午餐，银行需要为贷款付出足够的代价，银行无法从紧急贷款中获得额外收益，并最终使银行倾向于选择同业自救的方式恢复正常经营。为此，《暂行办法》可以规定对全部紧急贷款征收惩罚性利率、中央银行参与被救助银行经营管理、限制银行业务拓展、限制股东分红、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剥夺主要责任人的从业资格等。
第三，法律应明确赋予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建议国务院以专门条例的形式明确规定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对于公共资金的具体使用，财政部具有相机抉择权的同时，应规定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一，用尽其他救济原则。财政部的救助只能是对存款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救助的补充，是用尽一切救助手段之后的不得已选择；其二，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原则。财政部应密切关注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效果。在提供救助资金的同时，财政部应附之旨在恢复银行正常经营的强制性整顿措施，限于银行业务的专业性，该措施可由银监会提出并监督实施。银监会应及时将有关信息传达财政部，银行对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效果是财政部继续采取何种救助行为的主要考虑因素。其三，资金的可回收原则。财政部应利用可回收的途径向问题银行注资，禁止向问题银行提供无条件的免费救助。财政部提供救助时应明确规定救助资金的回收途径、回收期限以及问题银行未能及时偿还的惩罚措施。
第四，银监会、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银监会及时将问题银行的监管信息传递给另三家机构，确保各机构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的决定应经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批准；对与问题银行救助密切相关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应及时与财政部协调，确保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国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的框架基本建立：银监会负责问题银行的识别与移交；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全部问题银行的处置与救助；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向具备清偿能力而暂时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财政部作为存款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补充，为问题银行提供最终援助。各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建立起层层负责的问题银行立体救助体系。
注释:
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篇10
纵观当前各国政府采取的救市举措，以及关于增加流动性、加强监管和透明度等措施，都是金融家们传统理论思维的表现。他们就行业本身分析问题，习惯于从行业范畴谈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没有把金融危机置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下去研究和思考。这种思维模式引导人们局限于在操作和技术层面，难以触及实质性问题。由于没有着力寻找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也未能提出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这次金融危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而且也难以避免金融危机日后再次发生。
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最深刻的原因，是由于在旧的、传统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和金融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消费资本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消费需求不足和消费资本缺位，才是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是金融危机“祸根”
许多金融家和政府领导人，还没有从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束缚和影响中走出来。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有一种资本，即货币资本。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完整的市场经济的资本构成应包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是三种资本在拉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单一的或者唯一的货币资本。
但多年以来，我们的市场经济一直是货币资本一支独秀，它的作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货币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也得到充分的保证。而知识资本，特别是消费资本，却长期处在被淡化甚至缺位的状况，从而使二者长期处于被动的消极状态，形成单一地依靠货币资本发展经济的局面。虽然经济也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依靠货币资本这一单一要素发展经济，资本短缺、创新乏力、消费萎缩问题不可避免。所以，知识资本、特别是消费资本缺位造成的市场萎缩、总需求不足才是世界经济不断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最深刻的原因。
在分析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时，一些金融专家把美国次级贷款看成是这场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其实是不对的。它掩饰了金融危机产生的真实原因。因为次级贷款在房价不下跌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房贷机构资产和财务收支状况恶化。只有在房价急剧下跌的前提下，次级贷款才会造成房贷机构资产和财务状况恶化并引发危机。
其次，房贷机构和保险公司、银行、券商联手，把房贷证券化并包装上市，推向全球金融市场，用虚构的高预期回报制造虚假需求，使金融衍生品无限制泛滥，形成一条长长的金融泡沫链。但最终由于实际的消费缺失，金融泡沫破裂，金融链断裂，造成银行体系的崩溃和资本市场的瘫痪，极大地加重了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
综上所述，如果就金融谈金融，解决办法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就等于是在金融泡沫链上下功夫。这是舍本求末的做法。我们应该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入手寻找解决危机的根本途径。
分配制度不公下的消费不足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刻原因是广大消费者“相对贫困”。消费者“相对贫困”是由于分配不公所产生的“二、八”现象的直接结果，即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80%的人们购买住房的愿望十分殷切，但却无力购买而不能形成有效需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当今世界依然严重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状况，着力解决消费者“相对贫困”的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分配不公、广大消费者“相对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为了寻找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必须对分配制度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在世界各国流行的、现行的分配制度本身是不公平的。
在现行分配制度所形成的分配格局下，货币资本所有者几乎独享企业所有利润;知识资本所有者只享有少许利润;而消费资本所有者长期以来甚至处于缺位状态，完全不参与分配，无利可获。这是社会分配不公的源头和始发原因，也是造成消费者“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新理论消除消费者“相对贫困”
以往的经济学家，他们理论上一个共同的缺陷，是重生产轻消费。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终于探索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人们发现了消费资本的存在。人们发现消费不仅决定货币资本和知识资本能否实现其最终价值，而且是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资本动力的源泉。
正是由于其在生产过中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消费资本因而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消费资本的发现，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资本的重新思考。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三种资本共同推动的。
市场经济资本构成包括三种资本的理论，特别是认为由三种资本共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共同创造企业利润，因而应由三种资本所有者共同参与利润分配的理论，将是确立新的公平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这种新的公平分配制度，将从根本上打破流行已久的不公平的分配格局，这是从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就予以解决，而不是从国民收入第二次、第三次分配那种带有恩赐性质的解决方法。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可以确立一种新型的，由三种资本参与的综合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支持新的公平分配格局的企业制度。这种新的企业制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制度，它将为我们构建一个共赢的社会。这个共赢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真正繁荣幸福的社会。我们认为，新的企业制度使我们找到了一条真正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学途径。因此有人称之为“穷人经济学”。它将彻底根除广大消费者“相对贫困”的命运，从而也是解决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