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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4:55:35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1

(一)政策网络治理的兴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欧美各国面临的治理困境日渐加重,层出不穷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让政府的治理出现了失灵的现象,政府开始意识到单纯依赖官僚制无法解决这些牵扯方面众多的复杂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开始渐渐尝试,试图让社会分担政府的治理工作,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决策不再是政府一言堂,即出现了分权化的趋势,社会去中心化开始初现端倪。政策网络治理也是从那时开始萌生的。

(二)政策网络治理的基本概念

政策网络的起源于铁三角模型。所谓铁三角是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有关利益方三者组成一个执政联盟,负责指定各种公共政策。但是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情况变得日益复杂,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牵扯众多的利益相关方,这就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了诸多困难,此外,民众意识的觉醒也给官僚机制的运行提出了很大舆论压力,政府越来越难以单独完成一个公共政策的整个制定过程,政府必须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来整合社会资源才能推动政策发展。铁三角模型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显示面前作用有限,后来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政策网络。

现代公共政策牵扯众多的利益相关方,制定过程也离不开各方的参与,否则即便政策推出也难以执行,政策制定的各方参与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政策网络还代表着一种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各参与者都代表着各自的利益,在网络中的目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政策网络治理模式不是立体式的顶层到底层的治理模式,也不是完全的扁平化治理模式,而是以政府为居中协调模式下的各方共同协商推动问题治理的模式。

(三)政策网络治理的要素

1.治理主体

传统的社会治理主体是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私营机构、广大公民都是政府占绝对支配地位之下的合作资源。但是在政策网络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并不只有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私营机构等也属于主体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要由这些主体共同参与。但是,不同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中政府的地位依然占核心地位,政策的推动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其核心在于政府能否与其他主体通力合作。

2.治理结构

政策网络中,各个治理主体围绕某个议题,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共同推动问题的治理,出台相应的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形成一个横纵交织的组织网络,网络的节点就是各个主体。主体之间对资源的占有不是各自独占,而是共存共享,彼此之间互相通力合作共同形成一个组织结构。

3.治理机制

政策网络的治理机制是一个群策群力的集体行为,这其中有一套治理的机制,分别是政治互信、协商探讨以及学习机制。政治互信是政策网络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众多治理主体必须要具有高度的政治互信才能够一同协作。政策网络是由多元化的主体共同构成的,因此一个公共政策的诞生到执行都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协商探讨机制才能完成。各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要处于动态的学习过程,不断通过学习来加强自身的业务能力,有助于政策水平的不断提升。

二、从科层治理模式到政策网络治理模式

原有的官僚制政府整理体系在复杂社会问题治理方面力不从心,从而出现了政策网络治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元化趋势越发明显,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同时公民意识不断觉醒,政府不再是单一的决策中心,逐渐开始与社会协作。如今的政府的行政已经与社会形成了垂直、扁平相互交织的治理网络,政府与社会已经从开始广泛合作,新的公私协同的治理模式开始替代原有的官僚制治理。

原有的官僚制组织模式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形势,出现平行分离以及权力分化的趋势,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统治关系变成了一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与之而来的是政府的行政职责从单方面的统治变成了在网络中与多方的互动。这种组织关系是政策网络治理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多方共同形成网络共同治理。

三、政策网络治理的优势和不足

(一)政策网络治理的优点

政策网络治理为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代表着新的治理理论。众多治理主体形成一个稳定的关系网络,政府与社会机构、公民个人在这个框架内广泛合作,推动政策的落地以及问题的解决。这种治理模式可以弥补传统治理模式所面临的失效问题。

在政策网络中,政府居中协调各方凝聚共识,推动问题的解决。政策形成到落地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政府进行宏观控制,这个责任也只有政府能够承担得起。政府协调、激励多方参与者一同推动问题的解决,既能有助于社会治理,也有助于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

(二)政策网络治理存在的问题

首先,政策网络是一种治理模式,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必须要有共识才有政策推动的可能。各治理主体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要想通过正式的行政程序规划出台一个公共政策谈何容易,这背后可见的与无形的阻碍太大,虽然政府在其中占主要地位,但是政策网络牵扯的相关方太多,并不是说政策网络就一定能解决政府的治理痛处。

其次,由于政策网络是众多治理主体组成的一个非正式非官方的组织,缺少必要的权威监督,极有可能出现权力滥用以及争权或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政策网络公共治理的前提条件是各治理主体之间共享社会资源、共享权力、各自承担责任,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可能出现政府机关与社会组织之间权责交织难以分清的情况,就会给政府执政合法性带来冲击。

最后,由于各个治理主体之间要共享权力,却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权力分化,但是又会导致国家空洞化,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8]。政策网络治理会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权力,也会降低政府承担的责任,如何在权责之间做好平衡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四、提高政策网络治理水平的主要策略

政策网络中的各个治理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互相协商,各主体之间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缺少一个占支配地位的领导主体对其他主体进行规范,那么解决社会问题时可能会效率低下,甚至可能出现治理失灵。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政策网络的优势,促进有关各方的合作、消弭各方间隙,下面将给出几点意见:

(一)加强治理参与的广泛度

政策网络要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要想治理日益复杂的社会情况,就必须要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让各方带着各自的智慧与专业技术为问题解决提供建议。政府的角色也极为关键,在制定政策应该广泛采纳更多主体的意见,促进主体在网络中的参与。

(二)促进深入交流

各治理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保持深入的交流,通过交流来减少分歧、强化共识,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各个主体之间互相交流提供更多可供抉择的信息。交流是政策网络运行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交流的方式可以会议的形式,多方联席会议是交流的绝佳途径。除此之外,在需要时也要利用各种通信技术保持主体之间信息的畅通。

(三)强化政治互信

各治理主体之间能够互相协作的前提是政治互信,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开展交流协作。政策的出台、后续的执行,都需要各主体的互相信任,如果没有信任将使得政策网络的运行举步维艰。各主体之间需要了解信任,相互合作起来才更有效率。

(四)消弭间隙加强共识

各治理主体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容易发生利益冲突,因此为了避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网络失效,政府作为政策网络的主要主体,要根据具体情况尽可能的消弭冲突,寻找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共同点,促进有关各方以协商对话解决问题。

(五)优化组织架构

政策网络中各主体都会对政策产生影响,如何组织这些主体不仅事关政策的制定,也决定了政策网络的社会治理效果。在这方面,政府要承担起主要责任,优化网络的组织架构,建立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网状网络,力求构建一个最优的网络,在制定政策时既准确又及时地解决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六)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

政策网络并不是一个官方的正式组织,对各个主体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强制约束力,因此为了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保持网络稳定性,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激励机制。激励的方式有多种,可以对广大公民进行宣传教育、对主体进行一些奖惩机制等。通过激励来最大程度的发挥政策网络的执行效率。

五、总结

政策网络理论为后现代的社会问题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愈发能体现其优势。这虽然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在具体社会实践上还不足够成熟,但是在当前传统官僚制治理难以应对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政策网络治理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应对政府失效问题的治理方案,政策网络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因此,为了推动公共治理水平的进步,应该进一步研究政策网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1]RawRhodes.Beyondwestminsterandwhitehall:theSubCentralGovernmentsofBritain[m].London:UnwinHyman,1998.57.

[2]胡伟,石凯.理解公共政策:政策网络的途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4(4):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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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5]孙柏瑛,李卓青.政策网络治理:公共治理的新途径[J].2008.

[6]KooimanJan.modernGovernance:newGovernment-Societyinteractions.London:Sage,1993:1-2.

[7]王贻志,莫建备.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5(第9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82-183.

[8]史美强,廖兴中.知识经济、网络社会与新治理模式之探讨[R].知识经济与政府施政学术研讨会,2001.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2

【关键词】网络问政发展现状前景展望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民主政治进程的加快,网络问政正以其独特的影响力成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形式。在今年的两会中,有不少地区将网络问政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网络问政已经成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

一、网络问政的理论解析

网络问政,就是政府通过互联网做宣传、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从而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在此,笔者从传播学角度和民主政治层面对网络问政做进一步的理论解析。

(一)传播学角度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网络问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网络充当了媒介的角色,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

与一般的传播过程不同,在网络问政过程中,政府并非绝对的传播者,而公众也非绝对的接受者,二者的角色是互换的。一方面,政府通过网络信息,广泛汇集民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同时保障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政府成为此过程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在网上发表自己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这些民意通过网络这一媒介传给政府,成为政府了解民情、体察民意的重要手段,从而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公众于是成为此过程的传播者。因此,网络问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与人民进行双向互动的过程。

(二)民主政治层面

从民主政治层面看,网络问政是网络与民主政治实现对接之后为民意表达机制创造的一个新鲜、便捷、低廉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公众可以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有效地保障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政府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及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民主是一种价值理念和公民权利,民主本质上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一种互动,民主是一种利益均衡机制和对权利的制约机制。”①这一点与网络的互动性特征不谋而合。网络与民主政治的对接极大地拉近了政府与人民的距离,从而更好地推动民主政治的良性健康发展。

二、网络问政的发展现状

2007年6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就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通过互联网向全球“问计求策”,开中国省级行政区网络问政之先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时隔一年,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问候网友、倾听民意,指出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从而开启了中国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的一个崭新时代。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网络问政正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问政形式。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开始喜欢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呼声,而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将目光转向网络。政府官员通过网络倾听民意;人大代表通过网络采集基层选民意见建议形成议案向人大提交;政协委员通过网络获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因此,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得以解决,我国的民主政治正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迈进。

然而,网络是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造福人类,但如果使用不当它同样会危害社会,网络问政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网民的素质、政府领导的重视程度等都会影响到网络问政的发展,因此网络问政在实际的操作中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在此,我们分别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对网络问政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一)积极方面

1、政治领域: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形式,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人们对网络形成的新文化还缺乏了解,舆论影响力还不如传统三大媒介,那么在信息革命风起云涌的今天,社会大众通过网络实施的自由讨论,促成了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这种信息通过一定的管道输入决策系统,或者作为影响决策的外部压力,形成了更具影响力的第四媒体”②。通过网络,政府机关仿佛再也没有了高高在上的信息门槛。“两会”期间,网民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接交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国家机关也纷纷设立问政平台,综合考虑公众意见,通过与网民的互动实现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网络问政正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发挥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功能。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世界传播学巨匠麦克卢汉就曾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步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③在网络时代以前,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有,通过投票参与选举活动,通过听证会参与决策活动,通过各类会议和制度规定参与管理活动,以及通过宪法规定的各种合法化形式参与监督活动等。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参与政治的形式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之一。网络政治空间里公民政治参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生活中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不足,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基层民主得以真正实现,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2、社会生活领域: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出现在发展过程中在所难免,民生问题尤为突出,一旦不能及时解决,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网络问政的出现为政府与民众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官民关系,正因为如此,网络问政被称为“开启民生的钥匙”以及“一项民生工程”。

通过网络问政平台,政府可以及时了解社会动态,解决公众所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和社会和谐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的根本利益,这对于民生问题的解决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将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消极方面

1、问政效率较低,效果不明显。首先,网络在我国的普及率还不高,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互联网的利用率还很低,这就直接使得网络问政缺乏必要的载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升至34.3%。总体来看,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一定发展水平,但互联网的利用主要集中在东部、中西部的较发达地区,因此,网络问政发展的地区差异大,距网络问政全方位覆盖仍然“路漫漫”。

其次,互联网的管理制度尚不完善,网络言论自由缺乏保证,导致一些人不敢说真话,吐真言;网民的素质参差不齐,使得一些虚假信息,偏激言论在互联网流传,严重挫伤了较高素质网民问政的积极性。

2、对问政效果监督不足。好制度的实施还要借助于完善的监督机制,对网络问政的监督力度将直接影响到问政效果。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网络问政的效果还缺乏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这使得网络问政有很大的随意性,具体表现在领导重视,事情就很容易得到及时解决,而领导不重视,效率相对来说就没那么高了。

三、对网络问政的展望

(一)网络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问政也在快速发展,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消极方面却不容忽视。究其原因,这与网络问政尚未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不无关系。由于网络问政制度化、规范化的缺失,部分网民肆意虚假信息、误导民众,也有部分政府官员无视问政平台的存在,对网民的意见、建议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这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阻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网络问政是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一方面,网民应理性地问,另一方面,政府应真诚地答。为此,我们广大的网民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网络问政的能力,而国家则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实现网络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

(二)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

网络发言人实际上扮演的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中间角色,一方面要站在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必须面对广大网民,因此网络发言人应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既要熟悉国家的方针政策,具有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又要与网民打成一片,善于运用网络语言与网民进行交流。

网络发言人制度常态化、规范化的实现,首先要对网络发言人实行实名制,为此发言人应该向社会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以便在遇到紧急事务时能够与民众有效沟通。此外,网络发言人制度还要有强有力的问责制来配合实施,这样既能保障大多数网民的问题有问必答,又能真正架起政府与网民交流沟通的平台。

(三)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网络问政要想真正影响政府决策,还少不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与传统意见领袖不同,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对网络有相当的理解,善于运用网络语言,对发表意见的网站有良好的关系和了解,通常不是长篇大论而是短小精悍,会制造话题,会选择吸引眼球的标题,而逻辑性的要求则不是太严密。反应快、用语奇、与网管关系好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基本要求。

一般而言,网络意见领袖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以其网络影响力成为意见领袖的知名网友,他们因经常存在于网络而成为主流;一种是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凭借其独到的见地赢得网民支持,往往因其专业性而发挥重要影响;最后一种是抓住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赢得众多网友支持的普通网友,他们的点击、跟贴、评论往往是网络问政发挥重大影响的基础。所以,政府决策要考虑网站的影响力、知名网友的兴趣、专业知识分子的观点、普通网友的关注点。

结语

网络问政,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正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当前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问政机制的不健全,网络问政还存在着很多弊端,这直接影响了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和我国民主政治进程,这同样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参考文献

①邹鲁清,《互联网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企业家天地》,2009(8)

②彭伟步,《从咖啡屋到网络公共空间――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探讨》,《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2001

③谢海光:《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47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3

关键词:网络舆论政策制定影响

近年来,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迅速崛起,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共政策制定除借助于传统的信息收集外,越来越受网络的影响,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一、网络舆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如:选举、决策听证、公众咨询、政治结社、信访、协商对话等方式,同时,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等,对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扩大政策议题来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经传统途径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然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有些严肃的、重大的、反映社会主流思想的内容往往没有机会成为议题,阻碍了政府对民意的了解。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信息化的大力推动,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成为民众表达情绪、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使得民众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民通过BBS、新闻跟贴、网上签名、网上论坛、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网民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走进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的直通车。网络舆论与传统途径相比有很多优势,比如网络信息一经便能得到快速的传播,增强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网络的交互性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从而使政府透过网络舆论更加准确地了解民意。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新途径。

二、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双重影响。

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后,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受到关注。

近年来发生的与网络舆论有关的事件,说明了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方面。

1.打开“政策窗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

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而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社会公共问题要反映公众的普遍诉求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政府认识到此社会公共问题有解决的必要并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一步,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网络的发展使得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更快的传达到政策制定者,同时政府也可能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把某一社会问题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缩短了公众议程到达政府议程的时间,使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政府了解社会问题的来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使社会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事件发生后,《南方都市报》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此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同时在网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被各大网站转载,网络舆论对于“孙志刚事件”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事件的发生,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上书中央政府,把“孙志刚事件”推入了决策者面前,使这一社会公共问题很快进入了政府议程。

2.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使政策制定更科学。

公共政策制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最优化,政府部门只有了解公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从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最优的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与知识量是任何媒体都无法代替的,政府部门可以从中选择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利的信息来制定公共政策。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07年11月9日,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草案)在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发改委等网站上公布,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在综合网络舆论与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对原有三大“黄金周”进行调整,减少了“五一”假期,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说明网络舆论有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抉择,同时节假日调整向网名征求意见也说明了政府注重运用网络信息对政策方案进行抉择。

3.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要经过理论的评估和实践的检验,如果发现某项公共政策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不宜继续执行,或者此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太大,就需要对此作出必要的调整。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除实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两天后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意味着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两种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由前者的社会救济和治安管理职能转变为后者的在自愿基础上的社会救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进步,新办法更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有利于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二)不利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但网络舆论在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表现在: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世界各国蓬勃兴起,网络媒体的影响逐步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层面,甚至包括政府公共管理这一长期为政治精英所主导、普通民众较少直接参与的领域。“网络民意”一词日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试图通过网络这一便捷的意见平台,表达自身诉求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网络民意的出现对于人们参与民主政治与政府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因特网导致了政治过程信息流向的变化,而“信息流动对政治结构与政治行为非常关键,信息不仅被政治参与者在策略上和心理上用作一种工具和资源,而且它的特点和质量有助于区分政治参与者本身”。http://

一、网络民意的理论基础

(一)网络民意的定义

网络民意,就是借助网络这一信息平台所反映或表达出来的社会公众思想、舆论的趋向。可以说,网络民意就是现实生活中民众对某一事件、某一事物或者某一观点的看法、意见和建议的综合反映。网络民意的理性表达可以矫正政府管理的不当行为,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当前,反映或表达网络民意的途径主要有论坛/bbs、网络博客、电子邮件、电子民意调查等。

(二)网络民意的特性

基于网络的匿名性、及时性、便捷性和开放性等特点,通过网络渠道表达的民意也呈现出其独特性:

1 广泛性与公共性。一根网线、一台电脑,随时随地就能开辟一个话题。www.133229.Com虚拟社区内的公众遍布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代表的利益、诉求,关注的内容、角度不尽相同,但问题指向往往具有公共性,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

2 真实性与自治性。网络民意由于其生存空间的虚拟性使得民意主体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心声,为政府公共管理提供了全面的原生态民意;另一方面由于言论不受拘束,且审核也相对宽松,造就了网络社区的高度自治。

3 及时性与高效性。网络的便捷性可以实现广大网友之间的即时交流。如果对某一问题的公众参与集中,可能会被迅速升级放大,及时、高效地影响舆论成为社会热点,并迅速得到反馈。坊间流传的“信访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正是对网络民意高效性的写照。

(三)网络民意的现实意义

从实质上说,民意就是社会群体对利益分配的意见诉求。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实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其实质内容就是对民意的回应。在我国,政府设置了多种民意表达和反馈渠道,如政府机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单位组织、大众媒体、信访、符合法律规定的集会、游行和示威等。然而,理论上可供选择的渠道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必然能够发挥表达民意和反映意见的作用。

应运而生的网络作为一种自由、便捷的非正式渠道,让更真实、更广大的民意能够及时上传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间接民主”或“半直接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足。甚至有人说,网络民意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民意表达形态,是普通民众话语权前所未有的解放。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在促进网民关注和参与社会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81.7%的网民表示上网以后,比以前更关注社会事件,较2008年提升了4.8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网络民意表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中国互联网上的“愤青”现象正是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网络民族主义不仅将互联网作为情绪发泄和言论发表的平台,而且已开始在中国特色的政治氛围里,小心翼翼地探试水温,逐步尝试将言论转化为行动,如公众用激烈的言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辅助了高层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奥运火炬传递在国外遭到阻挠时,网民都纷纷谴责扰乱分子,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而在国内,官员腐败、下岗失业、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不公等大量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使网民不满和失望的情绪蔓延。传统媒体在“舆论导向”的压力下,对事件主要是正面的报道,或者是平衡的报道。而在网络上网民的言论更多的是对问题的揭露和现实的批判。如2009年1月以来受到热议的“钓鱼执法”风波,传统媒体的报道显得迟钝而保守,而网络上公众的反映活跃、有些评论甚至一针见血。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因发表为房地产商“托市”的言论,遭到网民抨击,继而“拖出萝卜带出泥”,从他抽“天价烟”嗜好上,追查出他的受贿罪行,成为“2009年网络反腐第一案”。

二、网络民意对公共管理的影响方式

民意是当代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网络民意也是民意”,并且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及时反馈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等特点,使得网络民意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扮演者日益重要的角色。

网络民意对公共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打开“政策窗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

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只有在被提上政策议程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公共政策问题。网络信息的共享性,打破了政府垄断决策信息的局面,有效消弭了公民之间、公民与公共政策主体之间在信息占有、支配和使用方面的差异,为私人主动提出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了宽松的平台。通过网上发表言论、网上签名请愿、民意测验、广发电子邮件等形式有助于公民的自我表达和公民间的对话交流,有助于某些议题的优先化,有助于设计行动方案以影响政治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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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湖北打工青年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在广东被“收容”致死的消息在网络上激起强烈讨论,形成强大的取消暂住证管理制度的民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随之被废除;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再次掀起一波网络舆论大潮,推动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改革,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2009年初,云南省某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这一由网络揭发的“躲猫猫”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这些案例充分说明,网络民意的集合扩散效应推动了社会问题向政策问题的演变,从而打开一扇“政策窗口”。http://

(二)释放“决策气球”,避免公共管理失误

所谓“决策气球”,是指在某个公共问题已经形成并有一定的诉求后,有关管理部门在考虑相关应对措施制定与否、该如何制定时,尽可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方法。公共决策越接近最终政策接受者,公共管理的效果就会越好。民意型决策往往要在管理者意图还没明朗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释放“决策气球”去试探民意,既可有效避免失误,又能塑造和强化公众对政府管理的社会心理承受力。

2004年,社保部在媒体透露,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这则新闻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上受到网民的热议,并且绝大部分持否定态度。在辩论已经非常充分的基础上,政府正式表态称“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是当前中国立即需要实行的政策”;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中,原本已经敲定好的规划在厦门人的集体反对之下不得不重新进行商议,最终项目进行了改址,避免了潜藏的环境污染和安全威胁;同年11月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在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以及新浪、搜狐等网站上公布并开展民意调查,引起强烈反响,大约155万网民参加了此项调查。其中,全面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的支持率高达90%。通过这些“网络决策气球”释放,政府非常巧妙地收集网络舆情与民意,稳妥地将决策正在符合民意的范围之内。

(三)提升平等意识,加强政府行政监督

网络创造的全面平等、没有强权的信息空间,使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趋于均等化。而网络交流的直接性,则使得公众可以相对平等地去监督政策执行主体,从而真正发挥民意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

2007年“华南虎事件”中一张被鉴定为真实的虎照在网民的质疑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这场真假的博弈中,网民不断地关注着林业厅对虎照鉴定的进展,并通过制造声势来向其施加压力,在政府高层要求重新鉴定虎照后密切注视林业厅的动向,讨论政策执行的进展与结果,网上论坛为网民提供了一个监督政府公共管理的场所;2009年5月杭州富家子弟闹市飙车撞死无辜路人事件中,当地警方仓促公布“肇事车辆时速70码”的说法受到众多网民的质疑,在网络民意的诘问声中,当地警方不得不重新鉴定车速。一起交通事故演变成公共事件,并引发了全国上下对超速行驶、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严查;同年11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也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相信此次执法纠错也会同以往案例一样,迅速高效地由具体案件向执法机制层面转变。

(四)拓展公共领域,营造行政管理环境

网络民意对行政管理环境具有双重功效,一是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人们在这里找到了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为国家和政治系统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人们在参与政治讨论过程中认可政治秩序的价值。人们在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可以就政策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辩论,从而激活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提升公共理性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为公共事务管理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郭良的《2005年中国5城市互联网使用现状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62.8%的网民认为互联网可以使人们更加了解政治,60.4%的网民认为互联网可以使政府官员更多地了解群众看法,55.3%的网民认为互联网可以使政府更好服务人民。

2008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社,开创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与网友在线交流的先河;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并与网友在线交流;2009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中将网络正式纳入举报渠道。随着网络信息化更深地卷入社会生活和公共政治运行,这个场域的作用将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也已悄然开始关注网络的力量,湖南省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参事参政咨询工作,发挥院士专家等咨询研究机构和社会听证、网络民意在决策中的作用。”网络民意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时表明网路民意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意见表述平台。

三、网络民意引入政府公共管理的两个潜在风险

网络民意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舍、利弊权衡提供重要依据,其积极性已是有目共睹。然而,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政府公共管理中引进网络民意的潜在风险:

(一)网络民意是否是主流意见

根据2009年7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普及率达到25.5%。但中国网民的主体仍旧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其中学生群体所占比例就达到31.7%),这一网民群体占到中国网民的51.8%,超过网民总数的一半。在总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那些阶层(如农民、工人等)占网民总数更是少而又少,网民城乡结构不平衡,农村地区网民占比仅为28.3%。其次,由于青少年群体知识结构不完善、心理发育不成熟、世界观不全面、社会行为能力不确定和社会经验缺乏,使网络民意存在关注领域上的局限性、对策建议的不成熟性和表达方式的非理性等不足。网站的地域性、网民收入以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带来民意表达上的巨大差异。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若简单地认为网络民意就代表着全国的主流意见显然是不恰当的。

(二)网络民意是否是理性的表达

网络的匿名性,让网民心理上无所顾忌、无须承担责任去自由发表言论,其合理性、公正性无法保证,存在着一种发泄的心态。如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只身撑伞下机的举动引发了网民们对政府官员出行的对照,部分网民“只见一叶、不见森林”,一味强烈抨击本国政府作风,全然没有考虑到美国总统身后隐藏的庞大随行团,更没有提及我国政府在危难时刻与民众风雨同舟的举措,显然是偏激的。2008年9月,“可口可乐兼并汇源果汁”消息一出,曾经一度使国人认为这是对中国民族品牌的极大挑战,网民因此发表过激言论,要求商务部拒绝同意。而最终商务部驳回可口可乐并购只是按《反垄断法》依法办事而已,而汇源果汁其实也是一家外企,而非“民族企业”。可见,高度自治化的网络环境里难免充斥着过激或不雅言论,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德还触犯了相关法律。对这类非理性民意的表达需要加以整治和引导。转贴于

四、充分利用网络民意提升公共管理效能的对策

事实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网络作为民主表达的一种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起到促进民主、促使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决策的积极作用,也存在消费主义下的非理性、游戏化和功利主义下的信息失真与言论极端化等问题。如何消解网络民意的消极影响,正确利用网路民意,创新公共政策决策模式,重构政府管理,是一个需要持续深入思考的话题。http://

(一)理念上充分认识网络民意对公共治理的意义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公众对社会关注日益增加,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网络作为信息互动的通道,成为公民日益依赖的表达载体,并逐渐影响着政府管理的转变。首先,网络民意有利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主政治的进程需要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信息互动和言论自由的平台,使人们能快速、及时参与到重大公共事件和重要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并有可能影响政府的行为,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公民意识会得到迅速觉醒。其次,网络民意会影响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网络的出现使整个社会结构由立体结构向平面结构转变,政府组织亦不例外,金字塔层级逐步减少,以前需要级级传达的信息,现在可以直接从金字塔底层传达到顶层,直接作用于政府领导。因此,网络民意的出现促使政府不得不走向扁平化结构,并推向开放式的多元化网络管理系统,政府必须做出积极的应对。

(二)注意区分几类网络民意

网络民意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因此政府在充分重视网络民意的同时,必须对几类网络民意加以区分,区别对待。首先,注意区分原生态民意和真实民意。原生态民意指未加工整理的、初始状态下的民意,其中可能夹杂某些非理性的情绪,真实民意是指经过调查、整理和分析过后的较为科学和理性的民意。政府既要重视原生态民意,汲取最广泛的民意基础,又要把握经过充分讨论后的真实民意,吸收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注意区分代表性民意和非代表性民意。代表性民意与非代表性民意之间的区别在于针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是否代表广大民众的普遍看法。由于中国网民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地域结构的分布存在不合理性,因此反映的网络民意往往只代表某部分社会阶层的看法,而其他未参与网络政治群体的看法得不到反映,政府在处理此类民意时必须注意区分民意的代表性程度。

(三)保障网络民意得到充分重视

首先,建立保障网络民意的长效机制。说到底,网络民意是非制度化的参与,它改变的只是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形式和手段,并未对公民非制度化参与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保障网络民意,首先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将公民表达网络民意的非制度化参与纳入制度化体系。通过政府网站建设,畅通民众参与渠道,通过政府信息常态化,保障公民知情权。其次,对网络民意及时做出回应。网络民意集中爆发、快速形成意见的特点必须要求政府对网络民意做出及时的回应。例如“瓮安事件”中政府信息不及时公开,网络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的责难。而同样发生在贵州省的德江事件,政府用7个小时就平息了事态,有效地疏导了公众情绪,正确引导了网络民意表达。因此,政府在类似的公共事件中,必须积极地回应民众的诉求,及时表态掌握主动,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落差。

(四)正确引导网络民意

首先,加强主流网络建设,主动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及时权威政府表态。今天,网络俨然成为了“第四大媒体”,与其他三大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具有极强的互动性,政府必须重视网络的传播角色和信息扩散能力。针对网民关注的公共问题和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应及时在主流网站上公布和更新政府的政策过程,权威披露官方信息,以免民众产生政府不作为的无端想象。在主流网站上开通互动论坛,及时了解网民的态度,回应网民的质疑,引导网络民意导向问题解决的方向发展。其次,提高自身传播素质,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网民是网络民意的主体,要保证网络民意的真实性、正确性、理性,必须提高网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首先,要通过网络宣传,切实提高网民的政治思想素质,使网民掌握基本的政治知识,能对各类事件做出基本的政治价值判断。其次,要建立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形成网络伦理,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时要合理、理性、有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充分尊重他人说话的权利。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5

关键词:网络舆论政策制定影响。

近年来,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迅速崛起,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共政策制定除借助于传统的信息收集外,越来越受网络的影响,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一、网络舆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如:选举、决策听证、公众咨询、政治结社、、协商对话等方式,同时,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等,对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扩大政策议题来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经传统途径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然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有些严肃的、重大的、反映社会主流思想的内容往往没有机会成为议题,阻碍了政府对民意的了解。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信息化的大力推动,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成为民众表达情绪、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使得民众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民通过BBS、新闻跟贴、网上签名、网上论坛、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网民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今年两会前夕,总理走进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的直通车。网络舆论与传统途径相比有很多优势,比如网络信息一经便能得到快速的传播,增强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网络的交互性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从而使政府透过网络舆论更加准确地了解民意。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新途径。

二、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双重影响。

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后,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受到关注。

近年来发生的与网络舆论有关的事件,说明了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方面。

1.打开“政策窗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

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而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社会公共问题要反映公众的普遍诉求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政府认识到此社会公共问题有解决的必要并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一步,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网络的发展使得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更快的传达到政策制定者,同时政府也可能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把某一社会问题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缩短了公众议程到达政府议程的时间,使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政府了解社会问题的来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使社会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事件发生后,《南方都市报》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此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同时在网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被各大网站转载,网络舆论对于“孙志刚事件”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事件的发生,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上书中央政府,把“孙志刚事件”推入了决策者面前,使这一社会公共问题很快进入了政府议程。

2.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使政策制定更科学。

公共政策制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最优化,政府部门只有了解公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从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最优的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与知识量是任何媒体都无法代替的,政府部门可以从中选择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利的信息来制定公共政策。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07年11月9日,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草案)在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发改委等网站上公布,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在综合网络舆论与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对原有三大“黄金周”进行调整,减少了“五一”假期,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说明网络舆论有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抉择,同时节假日调整向网名征求意见也说明了政府注重运用网络信息对政策方案进行抉择。

3.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要经过理论的评估和实践的检验,如果发现某项公共政策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不宜继续执行,或者此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太大,就需要对此作出必要的调整。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除实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两天后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意味着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两种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由前者的社会救济和治安管理职能转变为后者的在自愿基础上的社会救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进步,新办法更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有利于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二)不利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但网络舆论在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表现在:

第一,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与制定政策的非代表性。网络是民意表达的平台,但网络民意与网络舆论则是既密切联系又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网络民意可分为“原生态民意”和“真实民意”,“原生态民意”的存在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网名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因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而被排除在网络参与之外。比如农民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并不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甚至买不起电脑,这使得农民不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农民在网络参与中丧失了“话语权”。这种不均衡的政治参与使政策的制定无法完全代表真实的公众意愿,造成政策制定的非代表性。

第二,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网络舆论的参与实行匿名制,一些情绪性的宣泄只要不触及法律法规,就可以免受责任的约束,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缺乏自律的网民就有可能不加证实随意信息,甚至有意制造假消息,决策者可能会因网络上的虚假信息造成决策失误。

第三,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科学决策需要适量、适时的信息支持,网络条件一方面改变了信息量过少的弊端,但另一方面信息量过多也会产生盲目决策。信息量过多导致方案决择困难,在过量信息的条件下,多种方案的利弊难以权衡,使得决策者无所适从,只能闭着眼睛“跟着感觉走”,从而使方案选择带有较多的随意色彩,即产生所谓的“布里丹效应”。

而且,公众在网络上的信息常带有个人倾向,带着个人情感倾向的过量信息,使决策者疲于应付,贸然决策。

三、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对策建议。

网络舆论拓宽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增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性,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真实反应民意,但网络舆论存在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要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培养高素质的网民,提高其网络参与能力。

没有网络素质过硬的网民和干部队伍,网络参政就会失范,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鼓励、支持提高网民的网络素质,加强网络教育,造就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网络素质的网民,是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网络参与能力的途径之一。加强网络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其网络道德教育,网络以其自由、开放的特性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能使个性尽情释放的空间,但也正是由于缺乏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使得网络上普遍存在一些不道德、不健康的言行,所以必须普遍开展网络道德教育,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言行。

2.对网络进行管理,规范网络舆论。

虚假的网络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会打击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对网络舆论的信任度,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要避免虚假舆论操纵公共政策制定,应让民众认识到网络舆论不是“宣泄不满”的空间,更不是随意虚假信息甚至网络犯罪的平台,而是公民向政策制定者“表达民意”的途径。一方面要完善网络管理的相应法律法规,同时要对网络犯罪进行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和推行网民身份认证制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网民实名登陆,规范网络舆论,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3.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

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各级政府决策避免失误的基础。

信息情报量的大小、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决策质量,政府要想在决策上不失误,必须有丰富可靠的情报来源、迅速的情报传递、准确的情报研究,因此,要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1)专门化的信息机构和信息队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充分发挥信息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职能作用;(2)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通讯设备相结合,形成网络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3)网络化的信息传输渠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

参考文献:

[1]朴贞子。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06-27.

[2]黄丽华,姜晓宁。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8(1)。

[3]刘祖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党政论坛。2007(5)。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6

关键词网络舆情工作机制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的应用促使中国进入了“大众麦克风”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①依附于互联网这一平台的网络舆情与社情民意紧密联系,反映公众话题与社会热点问题。舆情似水,如果不给予疏於和引导,会酿成水患,冲垮社会“大厦”;如果及时有效地加以整合引导,则会成为政府治理的财富。

一、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治理观念滞后,舆情监测机构定位偏差。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国行政管理生态环境,如何引导网民舆论导向成为政府工作治理的重要内容。在现实网络舆情治理中,我国政府官员面临着以下现实问题。一是治理观念滞后,时常发生对社会矛盾或公众热点话题置若罔闻,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手段解决舆情矛盾;二是对舆情检测机构定位出现偏差。这些服务机构目前的工作重点在于对舆情数据的搜集和抓取,然而最重要的是当事件爆发之后,政府应对网络民意反映的数据进行有效、科学的筛选、量化统计和分析研判,并就如何进行科学的应对提出科学的建议和方法,为政府治理网络舆情提供有效的参考数据,这应是核心所在。

(二)政务舆情研判与应对迟缓。

我国政府机关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通过对刚刚或正在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就其性质、波及范围和严重程度进行研判,并根据舆情发展态势制定相关应对策略。但现实舆情事件处理中却存在着信息研判与应对策略迟缓。以2010年10月16日发生于河北大学新校区轿车撞人事故,导致一死一伤,肇事者竟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此事件一经曝光,引起了全国网友热议与高度关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河北省相关部门及时调查结果,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平息此次事件。

(三)网络舆情工作体系不完善。

毋庸置疑,我国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是非常重视的,坚持以人为本进行善治,虽然我国已将建立了相关的舆情监测机构、应急处理机制、新闻发言机制等工作体系,但由于治理高于管理,燕山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刘邦凡在《电子治理理论》中指出:“治理是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一个高级环节、一个组成部分”②,因此对网络舆情的治理需要更高层次的完善工作体系。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仍没有一部完整的针对网络舆情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完整明确的新闻发言制度和事件善后处理机制,导致政府官员无法可依,行为也缺乏法律规范,政府部门也未能及时舆情发展情况。

二、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一)正视网络舆情,新理念引领舆情服务。

对网络舆情认识的偏差基于并未正视舆情,天津社科院刘毅在其撰写的《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一书中提到,“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③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改变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的观念”。④加强政府机关及官员治理理念的同时,鼓励有实力的软件公司搜集、研判、分析舆情事件,支持高校或学术机构研究网络舆情基础理论。

(二)建立网络舆情评判标准与应对方式。

网络舆情监测机构应该敏锐地发现具有舆情价值的新话题,及时检测、分析和研判,并对此做出相应对策。对网络舆情进行正确的评判,并对舆情选题进行定期抽样调查,及时了解当前舆情传播主要手段和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对舆情数据深度挖掘和分析,为政府及时提供一份舆情信息。

除此之外,政府基于正确判定舆情信息的基础上,政府要及时做出回应。应对网络舆情,首先政府要做到信息公开、及时、透明,第一时间以主体发声,避免流言蜚语和公众恐慌,并要与公众保持动态联系,防止社会问题政治化和矛盾深化。

(三)完善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工作体系。

第一,出台针对网络舆情的法律。我国虽然制订了如《互联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05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等法律,但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针对网络舆情的法律。为使政府治理舆情时有法可依,我国应尽快出台一部专门应对网络舆情的法律法规。

第二,善于利用网络技术检测舆情信息。网络舆情监测技术应包括舆情信息搜集、热点话题发现、信息真假甄别、跟踪调查和研判分析,通过这些网络技术的应用,及时了解社会热点和公众话题,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第三,完善新闻机制。舆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召开新闻会,让公众享有知情权,通过新闻会、新闻发言人、新闻调查会或者媒体访谈就舆论热点问题和相关政策解答,防止报道偏差和失误,阻止舆情反弹给政府造成不利影响。

政府应对网络舆情不仅仅要其中一个部门作出最大努力平息压力,更需要相应的各部门联动合作,协同治理,“它可以实现实现政务流程在各个部门间的无缝衔接,消除不必要的障碍,在服务传输层面上提高公众服务的便捷性和满意度。”⑤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注释:

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新华出版社.2013.3:11.

刘邦凡.电子治理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9:54.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7

关键词:网络;政治安全;网络舆情;网络外交

政治安全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课题,其内涵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不断发展并赋予新的内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安全是其安全的基本前提,在全球化浪潮中,伴随着日益复杂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当前我国网络政治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关于政治安全的含义,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政治安全要包括、领土、意识形态、政权、政治制度几大要素,而且国家拥有独立权和自。[1]从学界对政治安全的认识来看,政治安全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政局这五个方面的稳定与安全。国家安全是重点,是五方面内容的核心。伴随着网络的逐渐兴起与发展,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虚拟的特点,开放和全球一体化,快速和相互集成等等。从政治功能角度出发,网络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动员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监督政府行为、表达政治诉求等方面。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冲击,主要是威胁国家安全、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冲击国家稳定机制、动摇政治稳定基础以及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等。随着网络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发展和网络舆论的作用,网络外交日益突出,网络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安全已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网络的这一重要现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深入和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安全问题。可以说,网络政治是在当前中国政治研究中是一个热点问题。

一、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网络与国家政治安全影响的研究呈现出雨后春笋的研究状态。对于这方面研究,学者们首先分析了网络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与传统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点显得尤为突出。[2]也有从网络舆情的角度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网络政治的特点:网络政治主题突出,网络的普遍性、及时性和敏感性、真实性和直接性、互动性、表现力强等特点。[3]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对政治安全提出的新挑战,有学者提出网络时代政治安全问题的出现的全新特点,政治安全的影响因素在信息化时代的空间领域有了新的扩展,由传统的海陆空等传统领域扩张到网络疆域,由此可见政治安全受到的威胁必须得到重视。[4]

网络与全球化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我国政治安全带来全新的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关于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研究成果也是相当的丰富,主要是从利弊两方面进行阐述。关于网络对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学者主要是政治稳定的角度进行论证。第一,从公民角度出发,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借助这一新的传播媒介,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治参与渠道拓宽;互联网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民众借助这种新渠道可以发泄政治不满情绪,从而缓解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降低的发生概率;第二,从政府角度出发,互联网增强了民众对政府政治决策过程的监督,促进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互联网也实现了信息在政治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使政府层多倾听民意,了解民情,从而减少政治沟通失灵。[5]同样,网络政治参与促使网络民意得到更加有效的表达,提高民众的政治素养,为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路径,有利于合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为政府决策集中民意与智慧,从而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6]针对这些观点,学者更多的是从动态的政治过程来研究网络对于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从民众与政府两个主题出发来探讨网络的功能,这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以阐释政治安全的内涵为基点,论述网络之于政治安全的挑战及消极影响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政治安全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加之研究者研究背景的多样性、研究角度的层次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是从政治安全概念分析入手,讨论网络带来的挑战。第一,网络挑战国家安全。网络的发展拓宽了国家的边界,使国家形式上分散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薄弱使得他们面临信息泄露的威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在网络信息时代呈现出新的不平等。[7]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不成熟迫使他们严重依赖发达国家,信息面临严重威胁。[8]第二,网络威胁国家政治制度安全。一贯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各种方式极力鼓吹西方的价值观与政治发展模式,希望以此来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用网络手段使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层面成为新的“殖民地”,新的“依附体系”在网络时代大行其道。[9]第三,网络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的便捷性与即时性为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不同于现实的便捷途径,在技术层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地位占据主导。[10]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垄断在网络时代被打破,网络传播信息的快速性使得政府垄断信息的局面收到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的传播收到挑战,多元化思想传播弱化了统一舆论的影响,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1]第四,网络威胁政治秩序安全。网络打破了国家节制政治参与的瓶颈,网络政治参与呈现新的态势,政府对网络事件的控制力度得到弱化,全球理念传播更加广泛,政府威信与权威受到挑战。综合以上四点,网络对政局稳定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宏观层面看待这些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相比,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威胁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破坏,从而影响动态的政治参与等一系列政治行为。

维护网络时代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首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当深入认识网络政治问题,重视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坚持思想、制度建设与政治层面相结合。思想层面,正确看待网络之于国家安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将学习国外与立足国内相结合,网上工作与网下工作相结合原则;树立“网络边疆”[12]意识,构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安全机制模式;从制度管理层面出发,制定相应的网络政治安全法律,充分发挥立法的作用,从法律制度方面对技术以及行为进行规制,及时有效地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与废除工作;从网络技术管理层面出发,加快我国网络信息化建设,在网络信息技术层面就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与财力,减少与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增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御能力,开展多方面的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加大力度培养高精尖网络人才。在网络政治层面,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在互联网平台上引入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和完善民主机制;大力宣传网络安全意识,增强民众网络民主意识与网络王权维护意识;推行与实际相结合的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务服务更加全面、高效、便捷。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要为网络政治安全的维护树立坚实的经济支撑与后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网络安全提供内生动力;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扩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健全政治参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发扬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网络舆情给政治安全带来的挑战

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舆情是一种社会政治态度,是指要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政府所做的政策的反应及态度。[13]网络舆情就是民众在网络领域的所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事实上,无论是舆情,还是网络舆情,二者都属于大众媒介的一部分。所以说,网络舆情对政治安全影响的过程就是网络这一新媒介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过程。

有学者对网络舆情从不同学科角度例如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内涵的多样性与舆情过程的动态性。因此,针对网络舆情,研究者主要从它的定义与特征,产生的途径与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提及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政治现象,在当今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中,网络群体的庞大、网络信息的复杂、网络舆论的可控性差,存在各种网络群体,这些网络群体以公共舆论为名,对政府所做的各种决策施加压力,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以各种网络结社的形式影响公共决策。对参与政治者进行特征分析、研究网络政治参与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政策思考主要成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当前我国网络群体的主要是围绕维护个人利益以及监督政府权力为主题,网络群体相对零散、自发性表现突出。在当代西方国家,群体的政治参与是公民集中表达意见一种常态化的政治行为,民众主要以这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群体政治参与一般是以理性的方式参与政治扩大实践影响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出台。

国家安全的网络舆论的形态是通过网络舆情表现出来的,网络舆情是国家安全在网络舆情领域的体现。一般来说网络舆情安全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在国家层面上,另一层含义是在社会层面上。无论是在哪一种层面上,网络舆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例如,美国依仗期其互联网技术优势针对我国民主、人权等问题进行网络舆论夸大宣传,对我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压力。[14]学者对于网络舆情对国家安全的思考更多的是建立在网络对其影响的基础之上,因此,对策也是从思想意识层面、制度建设层面以及组织领导层面来进行建言献策,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均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政治安全树立网络舆论层面的屏障。

三、网络外交的兴起与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

所谓网络外交,是指在信息时代条件下,在以互联网为基本平台,依托信息技术,以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为前提的国际行为主体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网络外交主体表现形式十分多样,传统形式是国家,网络时代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亦或是个人。网络外交作为外交在网络时代的特殊形式,其目的也具有外交的一般性,即为了维持国际发展主体自身的利益,这是网络外交的基本出发点。网络形式多样也导致网络外交的方式多样性,可以是不同的国际主体之间在网络层面展开的外交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行为,在公共领域可以是公开亦可是秘密进行。[15]从其定义可以看出,网络外交是一种将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与外交系统结合的政治活动,本质上仍然是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相比更具有虚拟性、即时性、互动性、灵活性等特点,核心是信息与知识传输与价值认同的塑造。[16]

近年来,网络外交逐渐成为政治学甚至是传播学的研究热点。网路外交发展潜力巨大,对其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的发展特点。与许多新兴学科的研究相类似,尽管学者已经对网络外交给予了很多关注,但是相关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还未出现,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几年来呈现一个较快的发展态势,数量上增长比较迅速。主要研究集中以下几个方面: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外交状况,探讨了我国网络外交的现状与对策;网络外交兴起的原因与障碍,及其对我国网络外交的启示;奥巴马政府“e外交”的提出、发展、效果与趋势;网络外交兴起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的政治动因;还有学者从网络外交的形式与机制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网络外交的各种类型。总体而言,国内外外学者对网络外交的发展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全面,但是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仍未形成。由于网络外交这一现象还处于发展初期,研究者也只能从现象表层以及背景层面进行相关探索,从政治学学科角度进行论证还还未形成理论性成果。

从传统意义上讲,国家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活动。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格局势不可挡,世界已然被连成了一个整体。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多地以网络外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通过网络进行的外交活动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传遍全世界,随之会引起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此基础上网络舆论变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现实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危及国家的政局稳定;同时,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与高度灵活性,政府面对舆论压力往往无法进行有效控制,一旦这种外交影响超出政府预期,加之政府再次决策的滞后性,这种连环效应便会带来新的外交挑战。毋庸置疑,网络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不可分割,网络舆情与网络外交等形成密不可分的网状关系,新时期网络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将会愈加凸显。

四、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维护网络与国家政治安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本文对网络政治安全的影响与对策、网络舆情、网络外交等方面进行与政治安全等问题进行了一写文献综述与梳理,对于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可以结合实际探讨中国特色的网络发展模式,立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立场;以网络外交与网络舆论的新发展从理论层面进行机制建设思考;以全新视角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网络安全的治理问题等。在网络与政治安全方面的研究空间仍然很大,学者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理论与研究创新。(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跃进:《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王伟:《网络社会中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探讨》,载《企业研究》2010年第16期。

[3]胡小安、李丽:《网络民意促进我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韩秉成:《构筑网络发展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屏障》,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5]徐文锦、黄毅峰:《互联网:政治稳定的“双刃剑”》,载《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6]胡小安、李丽:《网络民意促进我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林喜庆、陆俊:《论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与对策》,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8]刘文:《论信息时代的我国政治安全战略》,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9]林喜庆、陆俊:《论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与对策》,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0]谭隽华:《浅议网络时代的政治安全》,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6期。

[11]刘文:《论信息时代的我国政治安全战略》,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2]许开轶:《网络边疆的治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新场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

[13]陈力丹:《舆论学一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4]田荣:《试论网络舆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第13页。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8

【关键词】微博政治参与微博政治参与

“微博”是近年来我国自创的词汇,它的原型是twitter,是2006年由美国的网站率先推出的一项服务。微博这一形式的出现和发展拓宽了政治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的渠道,它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操作方式,从而为当前的政治参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强劲的动力。

微博政治参与与以往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相比,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着特殊性。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广泛的参与主体和受众;及时的信息更新与传播;信息内容具有真实性和引导性。而特殊性则是由其特有的形式赋予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社会问题以“微”、“具”;信息传递方式的多样性与互联性;自由表达与平等互动的相互融合。

一、当前我国微博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影响

(一)微博政治参与的现状

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工具——微博越来越受到广大网民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不可否认的成为了当下中国最热门的网络工具。2008年是微博发挥其政治参与功能的元年,特别是近几年的“两会”上,微博成为了代表委员们倾听民声和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之一,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议案、提案在自己的微博中征求广大网民的意见,同时网民也可以向代表、委员们发问,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微博也因此成为了集民意、汇民智的重要的交互式平台。在日常的管理中微博也“为政府提供了一条处理公共事件、紧急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渠道。政府通过微博可以及时向社会公布政务信息,宣传介绍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规”。同时由于微博是一种新兴的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会存在问题和缺陷,以及自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都将影响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因此现阶段加强对我国微博政治参与的研究,根据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对其的健康发展进行规划和引导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微博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

第一,扩宽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最为原始的投票、等几种简单的政治参与途径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报纸、电视、电话等比较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微博的兴起无疑为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途径、新方法。公民可以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型的信息传播载体来表达自己的政治需求、参与政治生活,通过一系列互动活动来达到影响决策的制定与执行的目的,这样有助于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民众,同时为我国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保障。

第二,提高了对政治环境监督的能力。传统形式的社会监督总需要借助一些中介组织或间接渠道来完成,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信息量损耗,而且在信息传播的中间环节很有可能会受到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这将降低原本社会监督的效力。微博的出现则打破了传统局面的限制,实现了公民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之间的直接交流与互动,借助网络和通讯设备,公民可以跨越以往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将监督的情况、意见,及时、有效的反馈给各政府机构的被监督对象。

第三,推动了政府的公共决策的民主化进程。首先,推动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进入到政策议程。微博的产生使得很多具有共同社会认识的个体集合起来,他们凝聚成强大的力量来表达自身共同的意愿,从而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使得许多原先并未发现的公众热点问题迅速进入政策议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决策的水平。其次,拓宽了政府决策意见的参考范围,并可以适时进行调整。微博提供了一个修改与完善政策的平台,有助于政策方案的有效执行,有利于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三)微博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

第一,微博政治参与可能造成无序的政治参与的扩大。由于目前微博等其它网络的政治参与形式仍缺乏一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监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自由随意的在分享、传播政治信息,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便助长了一些别有心机的人在网络上任意编辑、传播虚假信息,造成对公众的误导,这些虚假的消息在公众间传播,最终将会导致无序政治参与的扩大。

第二,微博政治参与可能导致非法政治参与的扩大。由于目前的微博用户注册时并没有实名制的要求,网民可以用各种虚假的身份在网上自由、随意的操作,从而摆脱了现实社会的规范,这样便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安全感。身份的隐瞒使得对现实不满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可以任意利用网络散布各种政治谣言,进行非法的政治煽动,制造政治混乱,甚至诋毁、攻击政府,窃取国家机密等等,近些年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非法的政治参与开始在网上频繁发生,并日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二、当前我国微博政治参与所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一定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保障

随着网络应用的不断发展,有些治理和规范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的法规、条例已经落后了,特别是在规范微博政治参与等一系列通过网络来进行政治参与方面,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各级政府部门也没有出台专门的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特别是微博政治参与的政策制度。这样便造成了微博应用的不规范,包括:有些官方微博的政治信息不及时;对于网民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和建议,相关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做出及时的回复等等,这些情况都影响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及微博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二)微博政治参与的群体化现象突出

由于微博的内容只对注册的用户进行开放,且相互关注之后才能收到彼此间及时更新的信息,这样也就造成了微博上相对封闭的空间,即也就容易造成兴趣、观点相同容易联系在一起,“使得具有相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并且孤立他人越来越容易,也容易使他们听不到不同的观点。仅仅这一原因,就培育了‘群体极化’的基础,对于民主与社会和平都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微博政治参与的发展也呈现出党同伐异的倾向,限制不同声音的表达。

(三)微博政治参与地区差异大

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受其影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水平也具有非均衡性,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四)政务信息透明度低,影响公民微博参与积极性

不可否认这样的现象:在有些部门虽然开通了微博,却是一个“空架子”没有起到与公民交流、互动的作用;在已经公开的信息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形式内容公开多,实质内容公开少;单项信息公开多,双向互动信息公开少的问题。这种政务信息透明度低,使得公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知情权严重受阻,其政治参与的愿望难以实现,严重影响了公民微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三、促进微博政治参与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制定必要的法规制度,完善网络监督机制

“在遵循网络立法适时性、针对性的基础上,创制一部结合网络技术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律。内容上看,既要规范网络秩序,又不能妨碍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为公民网络参政行为提供一个法制化的渠道,实现网络问政的有序化”。同时由于微博在国外发挥政治作用较早,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国家制定了关于规范微博的法律政策,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来制定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规范微博政治参与的管理条例。

(二)增强微博用户的道德素养,建设“公共微博”避免群体化

网络间的互动特征将社会转化成为一种具有新型互动模式的社会形态,将自由化、个人化与网络化融为一体,使得任何人的网络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要加强网民的道德教育,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法律、道德意识,从而引导网民以积极向上、健康有序的态度来进行参政议政。同时,国外学者安德鲁·夏皮罗曾提出,“政府应当支持一个特别公共网以致力于从不同观点讨论当天的议题”。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国政府部门可以建立一个公共微博,将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进行展示,不保证各个观点的人都可以深入的了解彼此间的观点、意见,保障各种声音都能够有表达的空间,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群体极化”带来的弊端。

(三)普及网络形态,缩小东西部差异

针对我国目前城市内部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上的网络使用的情况,我们首先应积极发展经济,普及互联网形态,将先进的网络技术引进到贫困地区,加强这些地区与外界信息交流、互动的能力,在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知情权的基础上,增强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对居民的教育使得他们有能力来操作、运用这些先进的设备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四)建立及时、透明的政务公开平台

“当各级政府机构的政务信息能够在一个透明阳光的环境中进行,公信力得以提升,谣言和虚假信息自然应声而倒。而相关的法律建设,也能够将各级政府利用信息平台与民众沟通纳入一种可操作、可评估的模式之中”。这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及时和真实。因此应建立起稳定的公民与政府进行互动的平台,通过对公民的诉求进行回应来减少微博政治参与中沟通不当出现的负面情绪。同时将微博政治参与的互动引入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中,进行引导和激励。

互联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平等的空间,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文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虽然目前微博政治参与的发展尚不成熟,但若对微博政治参与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引导,发挥其实现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改进政治参与形式的独特作用等,就会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赵玥,许亮.我国“微博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及解决策略[J].民主政治,2011,(12):41~43.

[2][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陈家喜.网络问政:模式与方向,特区实践与理论[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1,(4):66~68.

[4]翟杉.我国微博政治参与研究[J].“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笔谈,2011,(6):9~12.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9

【关键词】网络舆情,功能,作用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将人门由现实的生活场景推向网络的虚拟世界。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新型互动媒介,成为公众、民间团体或社会组织表达观点和参政议政的渠道,网络虚拟世界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网络舆情的涵义

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现象,很早就受到了政治家和哲学家们的关注。1762年,法国著名学者卢梭把拉丁文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组合起来,一个新词“opinionpublique”(舆论)就这样诞生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舆论是“民众对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务方面的意见”,从而把舆论从个人思想发展成为公众意见,赋予了舆论更为深刻的内涵。

舆情简称“舆论情况”,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围绕特定社会热点事件产生、发展和变化,社会上大多数的民众对管理者对事件处理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对策和态度。舆情是绝大多数公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情绪和意见的集合。

网络舆情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舆论情况在虚拟的网络空间的映射,是现实社会的民众的意见表达在虚拟世界中的直接反映。

二、网络舆情的功能与作用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舆情在社会舆论形成和传播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整个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情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促进民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公民参与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高低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必须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权利,而且要落实在具体的权利使用上,公民要参与到行政管理活动中,特别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时展的需要。

1、网络舆情提供了最真实的民意。民意是政府公共决策重要的基础。制定公共政策首先要把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而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必须要求社会公共问题要反映公众的普遍诉求。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快捷性、交互性是对传统新闻媒介反映民意不足的缺陷的有效弥补。网络舆情由于其传播与生存空间的虚拟性,使得民众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心声,由于其主体参与的平等性,使得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决策成为现实的可能,由于网络空间问题指向的公共性,使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网络民意内容的丰富性、公共性和直接性,则为公共决策提供了最直接、最全面的、最真实的“原生态”民意。

2、网络舆情提高了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性。政府部门只有了解公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和有针对性的政策。由于网络民意表达的成本低、效率高、影响广,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参政的主要渠道之一。

(二)实现民众平等进行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参与是政治主体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影响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行为。只有实现普通民众广泛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才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1、网络舆情促进政治参与的平等性。由于网络舆情的传播在时间上迅捷性、空间上的无限性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通过网络表明政治诉求是当今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普通民众只要有上网的能力和条件,理论上就可以获得发言的渠道,就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的、低成本的,对时政进行评价,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影响政府施政。由于人数众多而且总是占了道理和道德的上风,网民的意见和诉求只要具有较高普遍性,就可能获得广泛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就有可能对现实的立法、决策产生影响。网络彻底实现了政治参与的平等性。

2、网络舆情凸显群体性政治参与。群体性政治参与是指一定的社会利益团体通过社会组织或采取临时集结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互联网给共同的利益群体提供了进行群体性政治参与的平台,网络舆情极大地触发了社会公众利益表达的愿望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目前,网络群体性政治参与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二是群体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增加。虽然社会上现有的社团组织和公民团体能够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一定的渠道,但绝大多数民众对这些组织化渠道利用的还不够充分,民众自发的通过互联网聚集起来,以网络群体方式来增加影响力,增大话语权,以期达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的目的,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

3、网络舆情有利于政治稳定。互联网提高了民众政治表达的自由,开创了信息多元化和言论自由的新局面,增加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便捷的、直接的、低成本的参政工具,激发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程度。民众能够通过互联网平等地享有事件的知情权,平等地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和表达政治观点。同时网络虚拟空间也是一个进行政治交流和政治宣泄的平台,缓解了民众由于现实政治挫折带来的焦虑与紧张。网络舆情可以是民众同政府形成良性互动,有效引导公民了解政治信息、参与政府决策,对网络中出现的各种冲突、矛盾积极舒缓引导,将之化解在网络当中,避免其向现实的恶性转化。对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化带来积极影响。网络政治参与提供的便利的利益表达方式,使得社会主体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参政心理。这些都将大大地推进社会政治环境的优化进程。

三、结束语

作为一种新的舆论形式,网络舆情在促进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促进民众平等的进行政治参与、促进民众参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建设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充分的发挥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的社会领域还很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73.

网络社会治理问题及对策篇10

【关键词】互联网;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一、互联网的特征

1、虚拟性和跨越性

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世界是虚拟的,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它以图像、声音、信息等电子文本的形式存在。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可以跨越地理位置、时空间隔,没有国籍、身份、地位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网络世界的虚拟空间中进行自由交流。

2、开放性和交互性

互联网的普及不仅消除了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也消除了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不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信息,可以广泛、深入地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甚至起主导作用。

3、多样性和即时性

互联网上拥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信息资源,各种社会突发事件、政府行为、百姓生活、文化娱乐都有可能成为互联网上的焦点。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速度是以分秒计算的,一条新闻或信息后,几分钟内数以万计的人就会看到,并跟帖评论,进而产生扩散效果。

4、平等性和自治性

与现实社会不同,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交往权和话语权,网民之间地位平等,没有明显的隶属或从属关系,无论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精英阶层,还是草根阶级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在网络社会中以平等的关系存在。另外,自由、宽松的舆论环境是互联网得以迅速发展的优势和基础,也正因如此,互联网具有高度自治的特点,传统手段对互联网的监管显得力所不及。

二、互联网环境下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1、网络违法犯罪形势日益严峻

由于互联网具有开放、即时、隐蔽等特点,为违法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等不法行为迅速增长,利用计算机病毒攻击电脑与网络系统的犯罪活动日趋增多。一些违法犯罪活动不仅涉及普通网民,甚至波及到国家财政、社会保障、交通、能源等多个行业和部门,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严重危害。

2、互联网环境下的“蝴蝶效应”激化社会矛盾

在互联网空间中,网民可以自由地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言论与看法,这些言论有些是客观事实,而有些受主、客观因素所限,未免有失偏颇。与此同时,这些有害、虚假信息和言论一旦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就会被进一步聚焦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激化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3、网民的非理性表达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

在现实生活中,网民在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及权利受到侵害时,经常会利用互联网使事件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在舆论强压之下,公共权力不得不介入,使网民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到网络的力量,无限制地利用网络去主张个人权利,而不去顾及这种权利是否真实有理、是否损害了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4、网络不良文化的渗透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带来巨大冲击

在网络开放环境中,各种文化思潮并存、思想意识相互交融,网络文化也行色各异、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大量的色情、暴力、迷信等负面信息。一些西方国家更是把网络作为进行文化渗透特别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在网络上大肆渲染资产阶级价值观,抨击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流文化思潮的树立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将产生不良影响。

5、网络公共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后,一些网民通过网络沟通信息,激发人们普遍的认同感,并由此开始串联网下行动,之后再通过网络联合走向现实社会,形成有目标、有组织、跨地域的联合行动,有的还会演变成打、砸、抢的非理性运动,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三、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1、创新社会治理理念

首先,利用开放思维广纳民意。政府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来搜集民意,倾听民声,将其作为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使政府的行政决策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其次,利用合作思维实现多元化治理。要扩大社会治理主体的范围,让普通百姓为自己的事情出主意、想办法,而不再仅仅当看客。再次,用放权思维实现监督管理。当前数量庞大的网民队伍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这其中不乏社会精英人士,他们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客观公正视野广阔、高瞻远瞩的独到见解,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部分力量,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监管方面的不足,也时刻警醒政府官员不断提升执政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2、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首先,开辟现代化网络办公新平台。政府部门要尽快普及网络化办公,不断提升工作人员操作运用互联网这一先进技术的能力,扩展互联网服务领域,并将政府办公平台主动融入“智慧城市”建设中去,在涉及民生最为广泛的领域,探索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公交等建设途经,从而有效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其次,搭建互联网的政务公开平台。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论坛、政务微博、市长信箱等互联网平台,使民众及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看法和意见在一个合法的渠道内表达出来,避免“投诉无门”的现象发生。

3、创新社会治理技术支撑

一是进一步提升互联网监管的技术手段,完善非法网站的发现处置机制,做好净化网络环境的基础工作。二是切实履行互联网实名登记制度,在网络运营商、服务商的协同配合下,逐步建立虚拟人口管控机制,扎实开展网上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三是建立公共信息网络安全报警中心,及时受理网上报警求助事项。

4、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首先,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预警机制。相关部门要建立网络舆情分级制度和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及时捕捉互联网上的预警信号,特别要注意对网络上“意见领袖”式人物的沟通与引导,并建立专业化的网络舆情分析队伍和咨询参谋系统,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尽早识别潜在风险,以便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其次,建立网络突发事件及时响应机制。面对突发事件,政府权威部门或主管部门不能封堵消息、掩盖事实,而要及时主动地信息,主导舆论,创造有利于事件妥善处置、有利于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舆论氛围。

四、结语

总之,在互联网环境下,政府要成立社会事业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专项组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专项组,具体研究、全面推进互联网环境下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工作。全面深化互联网环境下社会体制改革,推进互联网环境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等文件的出台,围绕互联网环境下社会服务体系创新、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制改革、城市精细化管理等,推出一系列举措,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