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基础理论篇1
论文摘要：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注重以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基质为基础，依据生命的特征来开展教育。它重视对学生心灵的培植、完整精神的构建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是一种和谐丰满、蕴含人生大智慧的教育理念。任何一个理念的提出，必然有其背后的理论基础。生命教育管理理念的理论基础是生命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理论。
Keywords：life
philosophyoflife
Humanistic
Constructivism
abstract：Lifeeducationorientedmanagementconcepttotheirownpotentialstudentsbasedonthematrixoflife，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lifeto
education.it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nurturingstudentsintheirhearts，completeconstructionofthespiritofthecharacterandintegrity
ofthetraining，isaharmoniousfullness，containsthewisdomofthelifeeducationphilosophy.anyideasthatwillcertainlybetheunderlying
theoreticalbasis.Lifeeducationandmanagementtheoryisbasedontheconceptoflifephilosophy，humanisticpsychologyandthetheoryof
construction.
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作为一种教育价值取向，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它注重以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基质为基础，依据生命的特征来开展教育，来唤醒生命意识，启迪精神世界，开发生命潜能，提升生命质量；以关注生命的整体发展为旨趣，重视对学生心灵的培植、完整精神的构建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是一种和谐丰满、蕴含人生大智慧的教育。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提出，必然有其背后的理论基础。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生命哲学、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是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的理论基础。
生命哲学是以人的生命为对象，对其进行整体的、系统的研究，以期获得生命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学说。它是更直接的存在主义哲学。该哲学的主要观点是：生命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活力。这种活力又来自精神面，因此，人的生命是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去考察的。从这个角度看，生命哲学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生命哲学进而用生命的发生、演变来解释世界、文化、历史。例如，古代人留下的古籍、文献、民俗（更广的文化）等，那就是他们的生命，那也就是文化，也写就了历史。故而，生命是世界的内在本质，最终根源。生命作为一种活力，又被从不同侧重面去理解，意志、冲动、渴求、期待、体验，不同的生命哲学家选择了不同的侧重面来建立自己的哲学。生命哲学，在认识论上，认为直觉高于理性（或直觉高于分析）；在心理学上，认为情意高于认知，这使得生命哲学具有非理性倾向。直觉可获得理性之外的体验，同时，直觉又超过一般感性。生命哲学认为，只有用生命去理解生命。而当体验与直觉被认为是生命的基本存在形式的时候，进而也就认为，生命只有通过内心体验和直觉去把握，自己通过自己的体验和直觉去把握自己。体验是人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基本方法，体验也是对他人的存在加以理解的基础。由此，生命之间才得以联络，生命之间才得以沟通，对生命的研究也才成为可能。生命是自身运动、生成发展的过程，生命是生命流、意识流，故此，生命哲学认为存在先于本质，现象先于本质，人通过自己的活动过程而获得自己，获得本质，这是视生命为活力的观念延伸。从课堂教学的角度分析，生命化教育价值观念的基本理念体现为:教学是一种体现人的生命性的活动;教学中师生关系是一种对话、和谐的关系；教学是一个不断生成及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是一种唤醒教育。即生命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更新自我的过程，生命的意义也就在于这种体验性和创造性。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生命化教育价值观念主张改变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方式，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不存在至高无上或权威的知识，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建构;学生的学习过程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学习就是经验的建构，学习就是体验和创造相结合的过程。
因此，如果说生命哲学的基本功能是确立人的自我形象，那么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是以生命哲学所确立的自我形象为蓝图，以实现自我为目标的教育管理理念。其基本功能是尊重个体的生命意识，塑造自我的整全人格，塑造自我形象。在二者的关系上，生命哲学是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的基础和前提，是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是生命哲学在教育实践中的落实，是生命哲学的实现。二者密切相关。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是：人性本质是善的，人生而具有善根，只要后天环境适当，就会自然地成长；心理学家研究人，必须以整个人为对象，不能采用分解组合的方法去了解人；人所表现的任何行为，既不是外在刺激引起或决定的，也不是鼓励或片面的，而是发自内在、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情感与意愿所作出的自主性与综合性的选择。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中心理念有二：一是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想了解人、研究人，必须从整个人着眼；二是每个人都有它自己的需求和意愿，有它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有它自己的痛苦与快乐。人本主义观点强调：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健康人"；成长与发展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其中，自我的充分发挥和实现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到环境的制约，人具有创造性、主动性以及对自己的未来作出能动的选择；人的本性由经验、无意识和情感所滋育，但不为这些因素所决定;人的潜能的发挥是源于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潜能和人格发展的驱动力。所谓自我实现的需要，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正是由于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才使得有机体的潜能得以实现、保持和增强。人和人格的形成就是源于人性的这种自我的压力。人最终不是被浇铸和塑造、教育而成的，环境的作用最终只是允许或帮助，使他潜能现实化，而不是实现环境的潜能。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呼吁教师不应该以主宰者的身份自居，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告诉学生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应该成为学生自我发现和自我探索过程中的“促进者”。
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的提出，也必然是借鉴了人本主义积极思想。人本主义观点主张研究人的本性、潜能、经验、价值、创造力及自我实现。该观点坚持以人的经验为出发点，强调人的整体性、独特性和自主性；坚持以机体潜能为基础，强调人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及其乐观前景；坚持人的价值和人格发展为重点，强调把自我实现、自我选择和健康人格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等等，实质上体现为对人及人的生命价值的高度重视。从人本主义观点出发，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主张以“人”为本，强调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与尊严，追求人的个性、人性、潜能的发展；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发展其的个体性，帮助学生探讨和理解隐含在他们所有经验中的个人意义，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强调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中心，努力适应学生的各种需要，发挥他们的各种潜能，使他们能够愉快地、创造性地发展，并成为心理健康的人；强调教育管理过程中教育管理者的基本任务不是“判断”和“说教”，而是“发现”和“促进”。即要“目中有人”，即目中有学生，要以学生为中心，要发展学生的个性，要使学生的价值在教育中得以实现。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最先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作为一种新的认知理论，建构主义对教育教学理论提出了一整套新的解释。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及其意义的赋予是由主体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建构起来的。因而，知识不是外在于学习者的客观存在，而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认知结构通过“同化”和“顺应”两个基本过程来实现知识建构。并在“平衡—不平衡—平衡”的无限循环中不断得到丰富、提高和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注重互动的学习方式，倡导合作学习，注重让学习者参与探究学习活动。并且指出个体对新的现象和观念必须建构自己的意义，但建构意义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进行的。
第二，知识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认知主体主动的建构，即学习过程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进行的能动的知识建构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教师不可能把知识完整地转移（transfer）到学生头脑中去，相反，是学生自己从他们所听见的话语或所见到的形象中建构了他们自己的意义。在此建构过程中，学习者已经知道的东西（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极为重要。因为有效的学习“只能由个体学习者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而建构起来……意义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构成的”。
第三，认知的功能在于适应，使学习者能够对经验建构可行的解释。因此外在世界的知识被看成是人的尝试性建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实在，但却认为人们只能以个人的和主观的方式认识这一实在。有时人们对这条原则产生误解，以为它主张“什么都行”（anythinggoes）的相对主义，以为人的每一个建构结果都是允许的。其实绝对不是这样。建构的结果必须是“可行的”，只有那些对建构者有用的建构才是“可行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更多的是对学生学习方式的一种构想，但其以学生为中心以及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等思想，正体现了对学生生命的极大关照，是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的精神所在。
生命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这三大理论体系，从不同的视角来关注人类的生命与本性，给人类的教育活动以极大的启迪。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的提出，就是最直接的体现。在笔者看来，随着生命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丰富与发展，生命化教育管理理念将在教育实践中日益彰显出独特的魅力，使人类的教育活动充满生机与活力。
管理的基础理论篇2
【关键词】企业管理基础档案管理
0.引言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基础档案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作为一种信息资源，作为企业的科研、技术、生产和经营等活动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信息、数字以及资料管理就很难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捕捉机会，另外，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性措施之一也是基础档案管理。在发生知识产权的纠纷时，企业基础档案往往能起到非常重要。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各企业应该注意各种档案材料的收集和积累，并且一定要按照要求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整理，统一管理本企业各种载体、各种类型的基础档案，使基础档案得到有效利用。
1..现阶段基础档案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
1.1.对基础档案的重视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基础档案人员都是处于默默无闻的工作状态中，部分领导干部也对基础档案工作的重视不够，认为基础档案工作不会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只是一般保管性、事务性的工作，只要做到不丢失，不泄密，能应付外调、查档就行了，甚至还出现了重要档案找不到根底的现象。
1.2.基础档案管理力量薄弱，管理手段落后
大多数基础档案管理人员身兼数职，导致对基础档案工作的投入精力十分不足；或没有得到专业的培训、对基本常识不清楚，导致其业务水平比较低；甚至有些基础档案管理人员没有任何从事管理基础档案工作的经验，抱着草草应对，应付了事的态度，只是在基础档案盒中归置放入日常的事务材料，以应付上级的验收检查。但是如果不能将重要的文件按照要求及时严格的整理归档，就会对今利用基础档案甚至企业发展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2.基础档案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2.1.企业基础档案是企业日常活动的资料库
档案记录着企业成长的点点滴滴，一个企业从创立到发展，涉及到科技图纸、文件文书、财务报表、人事资料、信用凭证、科技成果等大量资料，包括文件、图文、录音、影像和实物等等。将这些资料整理保存起来并加以利用就是档案管理。它不仅仅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简单记录，更能体现出企业发展的规律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企业的日常活动，例如做决策、出方案，往往都要查找历史数据，进行同比分析或方案对比，没有档案就无法进行。
2.2.有效的企业基础档案管理可以防患企业商业秘密的外泄
企业档案无不涉及商业机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收集信息，利用情报，获取对方的档案资料，是出奇制胜、打败对手、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没有统一管理，任凭管理人员个人处置，势必容易丢失，丢失就有泄密可能。相反，如果企业的档案得到公司的重视，管理上规范有序，管理人员的保密意识强，则能够有效地防止企业的商业机密外泄，保护公司的利益。
2.3.基础档案管理可以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企业管理千头万绪，但不论是技术研究、人力资源、行政管理、业务经营、采购物流以及财务资金等等都与事务性工作离不开（签章盖印、信函交寄、文印收发、企业档案）。如果没有做好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一旦以后工作发生问题就无从查证。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要有档案记录保存的习惯，形成科学规范的档案管理流程，这样有程序有制度的逐级办理，有利于工作的明确分工，权责分明，从而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3.如何更好地在企业管理中更好地发挥基础档案管理
3.1.强化企业工作人员的基础档案意识
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基础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还认识不足。这就要求企业领导者从全局出发，既重视基础档案的基础设施建设，又重视基础档案工作的深化管理和有效利用，使基础档案管理工作深人人心。促使基础档案人员和企业工作人员积极配合，通力合作，取长补短。一方面企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程序认真积累文件材料，及时整理、鉴定和归档。基础档案人员则应对基础档案工作各个环节提出要求，指导和协助各部门做好立卷归档工作，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新内容、新问题，正确树立基础档案的价值观、时效观、动态观，增强效益意识、信息意识、服务意识，在实践中要积极主动地探索新的途径，使基础档案管理的水平得以提高，为企业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3.2.全面提高基础档案人员的综合素质
基础档案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要求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越来越高，基础档案的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单一与传统的管理基础档案的方法，已经无法完全的适应时展的新要求。因此，全面提高基础档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3.2.1.倡导行业精神
基础档案工作的行业精神是基础档案工作者所表现的烙尽职守，不图名利，无私奉献的行为风范它是推动基础档案人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源动力”，一个人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全身心投人到本职工作中，爱岗敬业，才能产生渴求知识，吸收“能源”的动机。所以引导广大基础档案人员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树立扎根基础档案工作，专心致志搞好基础档案工作的行业风尚。
3.2.2.更新知识结构
新时期基础档案工作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一个好基础档案工作者，除有扎实的理论素养和深厚的基础档案专业基础知识外，还必须全面学习掌握新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结合基础档案工作特点，掌握并灵活运用现代化技术和技能，不断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和编研开发水平，从而成为有知识、懂业务、会管理，胜任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3.3.适时有效地利用基础档案
（1）超前性
要及时准确地掌握资料信息，将科研、生产、经营等实际工作紧密相连，围绕工作热点、难点以及重点问题提供基础档案资料，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系统性
全面系统地提供基础档案信息，并主动为相关部门提供系统的完备的基础档案资料，尽可能地满足科研、管理和生产的需要。
（3）实用性
开发利用基础档案资源要根据本企业的特点进行，力求保质保量，及时高效为企业提供服务。
（4）深人性
基础档案工作者必须深人到企业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发展到哪里，基础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使之与生产、科研、建设项目同步进行。
3.4.深化基础档案管理
（1）实现科学化的基础档案管理的基础以及重要前提都是建立健全文件等资料的归档制度，做好文件等资料的归档工作需要形成制度，明确职责并落实到位。
（2）基础档案工作的起点和基础都是收集好、组卷好文件材料，要求每个部门与工作人员做起，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整理，以保证各个类别材料齐全、完整。而组卷工作则应遵循：
1）顺序原则，一个案卷文件材料是一个类别的全部，并按形成时间顺序组卷；
2）代表性原则，将最能反映工作概况的文件放在全部案卷之首，而封面的标题应是最能准确揭示卷内文件材料的具体内容；
3）美观原则，整齐干净，破损的材料加以修补，厚的材料组成两卷或数卷，太薄的材料几个类别可以组成一卷；
4）内在联系原则，同类文件可以分声像、图片、文字等形式分别组卷、保管，但相关基础档案标号要保持一致；
5）经常性原则，即坚持平日归卷，及时归卷，不散失一份文件材料。
4.结束语
总之，充分有效地利用档案资源，对于每一个优秀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发展战略，进行科学决策，开辟新的市场，超越竞争对手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应该根据本公司的实际能力和要求不同程度地加强企业档案管理水平，为企业其他业务做好基础，做好保障工作。
【参考文献】
管理的基础理论篇3
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基础
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科学，是会计的一大分支。相关的管理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拓宽了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也为其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管理会计是应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所创造的企业科学管理而产生的，当时管理会计并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只是成本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等会计技术方法配合泰勒的科学管理的推行，为企业管理者当局进行内部控制服务。可以说，管理会计的萌芽是由企业管理的发展决定的。
随着企业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行为科学的发展，行为科学的原理是要求做好人的工作，通过上级对下级的信任，赋予下级在一定范围内的权利，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上级也必须定期考核下属对其权利和责任的履行情况，对他们进行奖惩，以激励他们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据这种新的理论依据，企业管理者为提高各级下属的主动性、积极性，必须借助某种手段对下属进行负责和考核。这种手段必须能提供较明确的、尤其是量化的信息，使企业管理当局能够有效地履行其协调、激励等职能，这种需要导致了责任会计的发展。
从上述的管理会计的发展过程来看，管理会计从无到有，从分散到形成体系并非是无根据的，而是由现代企业管理职能的扩展所决定。无疑，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也是由上述相关科学的“加盟”而奠定的。那么，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1.科学管理理论为管理会计基本分析方法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对于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十九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企业管理仍然以经营管理为主，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这时，以泰勒为代表的一批电气工程师开始对劳动者的作业时间和动作进行科学研究，并倡导以精确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经验判断，采用严格的计算方法来研究成本的发生和变化，确定标准和加强控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企业管理中开始有了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分离，有了计件工资制等等，正是由于企业管理开始重视对于内部生产过程的计划和监控，重视对内部生产效率的衡量和激励，才产生了对于超出传统财务会计职能的管理和会计职能的需求。而科学管理在使企业管理产生对于管理会计职能需要的同时，其理论也为沿用至今的管理会计基本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2.组织行为学为管理会计系统控制方法和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组织行为学应用了心理学、社会学、生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基本理论，探索如何根据人类行为的规律来构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企业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导和激励人们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的人力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组织行为产生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它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所决定的，而动机由需要所引起，对人的激励要首先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人是社会人的角度看，人的需要就不仅有生理需要、物质需要，而且还有心理需要和精神需要，进而，从企业组织角度来考虑这些行为规律，就要求企业管理必须重视对组织行为的研究，通过组织结构的设计和激励与机制的建立来预测、引导和控制人的行为，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而在这一过程中，管理会计从组织行为科学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是管理会计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3.权变理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管理会计系统个性特征的形成基础
3.1权变理论对于管理会计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由于企业管理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相应地出现了很多针对特定问题的管理理论学派，如“决策理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等等，以至于这些理论被称为“管理理论的丛林”。但由于每一种管理理论或模式都有共同优点和局限性，没有哪一种能够成为“包医百病”的最佳方法，因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形成的权变理论强调管理理论和方法要根据特定日期、特定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权宜应变，灵活掌握。权变理论促进了对于特定企业内外环境及其变化的关注，减少了管理模式和方法选择中的模糊性，为管理会计系统应具有的个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管理会计模式的选择和具体管理方法的应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2信息经济学对于管理会计的影响
信息经济学从信息成本和信息效益角度促进了管理会计对其信息质量的研究，为管理会计各种技术分析方法的发展及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产生的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资源，它同其他资源一样，具有效益和成本。因此信息价值只有信息效益大于信息成本的信息系统才是经济可行的。信息经济学对于信息效益和信息成本的研究，使我们对信息系统的先进与否有了理性的认识。由于信息成本的限制，优秀的信息系统不是理论上最完善的，也不是技术上最先进的模式，而是信息效益与信息成本之差最大的模式。不同的信息技术条件下也会产生不同的信息效益和成本。这种认识缩短了管理会计研究和实践的距离，促进了管理会计的健康发展。
管理的基础理论篇4
【关键词】自我管理自我意识自我教育
一、自我管理的相关概念
（一）自我管理的目的
“教是为了不教，管是为了不管”，自我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学生形成管理自己的意识和能力，进而促进学生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发展，这也是自我管理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二）自我管理的内涵
教育学中所提到的自我管理，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群体层面的自主管理，例如班级管理等等；另一种是个体层面的自我管理，它是指在群体内部，学生个体对自己的思想言行、学习方式、行为习惯等等各方面的管理。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将着重探讨个体层面的自我管理，即学生自我管理。
（三）自我管理的构成要素
1.自我意识。所谓自我意识是意识形成的一种，是追求自我价值的表现，也是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它包括了对自我品质、才能、智慧和性格特征等全部思想和情感的认识。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在学生思想意识的各个方面，只有正确地认识自我，才能通过主体自我感知、控制、塑造客体自我，从而实现心理范畴的自我对象化。
2.自我体验。所谓自我体验是指人对自身心理内容的一种内省式的把握，是人在将自己作为独立生命个体进行自我审视时所产生的某种深沉情绪或意味。学生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体验到的可能是成功、自信、认可、关怀、赞美甚至是崇拜，但是也有可能是失败、自卑、否定、漠视、批评甚至是挖苦，所以在进行自我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承认任何可能的失败和打击，同时更要求教育者在这一过程中审视学生的自我感受，并及时地给学生以关心和指导。
二、自我管理的教育学理论基础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在当前的研究中，自我教育是一个经常谈及的话题，它与学生的自我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都要经过对自我的认识、规划、控制、评价等过程。不过，如同教育和管理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一样，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自我教育侧重于认识的改变，自我管理则侧重于意志的努力。在这些过程中，都渗透着情感的因素，对于人的取舍、坚持等产生影响。如果说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影响，那么管理就是使这种影响从认识变成现实的过程。自我管理是一个人建构自我、立身于世的必备能力，而自我教育可以看做是实现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对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并不需要做太细致的区分。
苏霍姆林斯基曾专门就自我教育进行了论述，强调了自我教育的重要性，他宣称：“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从他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苏霍姆林斯基所提倡的自我教育中，既包含着学生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的规划，又包含着“自我纪律”“强制自己”等需要对自己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意志努力，还包含着“在自己良心面前做自我汇报”的自我评价。这些内容，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自己教育自己”，更包含着对自己进行管理的成分。
冉乃彦更是直接提出，“自我教育是一个由四个环节组成的动态结构。一般的人都是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自我要求；在自我要求的目标引导下，不断地通过实践过程中的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力争达到一定预期效果；然后用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对自己进行评价，通过这一评价，形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的自我教育循环上升过程。”这一提法更强化了这一过程中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管理学的色彩，使得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成为互相渗透的一体。
叶澜在论及影响个体发展的因素时，也谈到学生“自塑”能力的重要性。她在批判地吸收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遗传环境教育三因素论等众多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二层次三因素”论，其中着重强调的观点就是，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不仅有能力能动地改造、构建外部世界，还有能力能动地改造构建自己内部的精神世界，并控制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当人的发展水平达到具有较清晰的自我意识和达到自我控制的水平时人能有目的地、自觉地影响自己的发展。她指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对未来的追求中，包括鲜明地对自身发展的追求，并根据自己的追求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一步一步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才能和价值目标而奋斗。这种自觉的追求与行为，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影响人的发展方面重要的和高度的体现，然而以往却未受到教育者的充分重视和认识。教育者具有强烈的塑造受教育者的意识，却不太意识到受教育者到一定年龄后具有自塑的能力。正是这种人在意识中理智地复现自己、筹划未来的自我、控制今日的行为的‘自塑’能力，把个体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在意识中联结起来，不仅使人的已有发展水平影响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强度，而且使自觉意识到的未来发展目标支配今日的行为。”
综上所述，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努力把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识别、控制、利用环境的能力作为根本性的任务，贯彻到教育的一切阶段和一切活动中去。因为人是可以形成自我管理能力的，而且这种能力不仅关系到学生现时的发展，更对他们未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婧.学生自我管理的构成要素及原则[J].教学与管理，2010（8）.
管理的基础理论篇5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理论基础
引言
企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个体，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企业财务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财务关系。在此关系基础上，企业财务管理则是指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确保企业生存和稳定发展的理财工作，它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融资和管理。其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尤其是财务决策所依据的最高准则，是企业财务活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目前，理论界对财务管理目标的认识尚未统一，争议颇多。王化成教授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中表明，当前有关财务管理目标的表述达14种之多，除主要的利润最大化、资本利润率最大化（每股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三种观点外，还有不少新的提法不断出现，如企业财务的可持续发展（即绿色财务管理）、eVa最大化等。
本文将从企业目标、企业财务会计目标及财务管理环境三方面论述财务管理目标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目标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选择的要求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其出发点与归宿是盈利。企业一旦成立，就会面临竞争，并始终处于生存和倒闭、发展和萎缩的矛盾中，企业必须生存下去才能有活力，只有不断发展才能求得生存。由此，企业的目标表现为生存、发展、获利。
（一）生存、发展目标要求企业财务管理实现总产值最大化
企业只有生存，才能获利。企业在市场中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是“以收抵支”和“到期偿债”。为此，力求达到此能力，减少企业的破产风险，使企业能长期、稳定地生存下去，是企业目标对财务管理的第一个要求。
企业要在发展中求生存，如果不发展就可能产生生存危机。企业发展表现为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市场份额和收入的扩大。企业的发展要求投入更多、更好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并改进技术和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资源的取得都需要付出货币资金。因此，筹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是企业目标对财务管理的第二个要求。
企业资金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总产值。尤其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决定了企业必然把总产值作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目标，从而把总产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但此目标的确立，容易导致只讲产值、不讲效益；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重投入、不重挖潜的现象。因此，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把总产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已不符合财务活动的规律，将逐渐被其他财务管理目标所取代。
（二）获利目标要求企业利润最大化
从理财的角度看，盈利就是使资产获得超过企业投资的回报。在市场经济中，资金的每项来源都有其成本，每项资产都应获得相应的报酬。对企业正常经营产生的和从外部获得的资金加以有效利用，是企业目标对财务管理的第三个要求。
这一要求使得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要讲求经济核算、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这些措施都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但是，利润最大化只是对经济效益较浅层次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例如，该目标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也没有考虑所获利润与所承担风险的关系，而时间价值观念和风险价值观念却是财务管理的两个重要价值观念，目标与观念有相悖之嫌。另外，利润最大化往往使企业财务决策带有短期行为的倾向，只顾实现目前的最大利润，不顾企业的长远发展，尤其是企业效益的相结合被忽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王化成教授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只有13％的人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但实际上有55％的企业以此作为现实财务管理目标。可见，不仅理论界对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众说纷纭，而且企业实际确定的财务管理目标也差异很大。
二、企业财务会计目标决定财务管理目标
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开创性理论研究来自于美国。迄今为止，会计界对会计目标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两个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这也正是传统会计与现代会计区别之所在。
受托责任观认为，财务会计的目标既是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同时由于最有效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是关于经营业绩的信息，因而财务报表应以反映经营业绩及其评价为重心。
决策有用观则认为，会计的目的是为了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他们决策有用的信息，即主要是关于企业现金流动的信息和关于经营业绩及资源变动的信息。
（一）受托责任观决定股东财富最大化
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经营者不持有公司股票或部分持有股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在企业中形成了股东阶层（所有者）与职业经理阶层（经营者）。股东委托职业经理人代为经营企业，其目的是为达到股东财富最大化，并通过反映经营业绩及评价的会计报表获取相关信息，了解受托者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以及理财目标的实现程度，这正是受托责任观中会计信息所反映的情况。
另外，由于经营权与所有者的分离，经理人和股东的行为目标不同，导致经营者利益（高薪、舒适等）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出现冲突和矛盾。要协调两者的矛盾，首先要解决双方信息不一致的矛盾。经理人掌握企业实际的经营控制权，对企业财务信息的掌握远远多于股东。为了协调此矛盾，股东除要求经营者定期公布财务报表外，还应尽量获取更多信息，对经理进行必要的监督。但监督只能减少经理违背股东意愿的行为，而且股东是分散的，要得到充分的信息实际上比较困难，也会受到合理成本的制约。因此，将经理的管理绩效与经理所得的报酬联系起来，使经理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可激励他们自觉采取符合股东目标的行为。由此可见，企业为协调矛盾，往往采用监督和激励相结合的办法，力求使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经理背离股东目标的损失之和达到最小。为此，要求会计作为处于委托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客观、真实地对职业经理经营的决策行为的后果予以记录、反映、呈报，这也正是受托责任观的具体表现。
（二）决策有用观决定企业价值最大化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者关系被极大淡化。股东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者，有的甚至将获利作为持有企业股票的唯一目标，他们虽然仍关心企业的业绩，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代表企业经营业绩、代表企业价值的股票市场价格行情。当股票价格与经营业绩出现相背离的情况时，股东则往往更关注股价的涨跌。对于上市的股份公司，股票市价是企业经营状况及业绩水平的动态描述，代表了投资大众（股东）对公司价值的客观评价。而股票价格是由公司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决定的，其股价的高低，不仅反映了资本和获利之间的关系，而且体现了预期每股收益的大小，取得的时间、所冒的风险以及企业股利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追求其市场价值最大化，即把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有利于避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
在财务管理目标向企业价值最大化转化的趋势下，证券市场逐步从弱势转向强势，表现为证券资本市场信息公开化程度加强。投资者要对企业进行投资决策，必须了解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即要以会计报表反映的企业会计信息为实施手段。因此，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便成为会计的主要任务，从而决策有用观取代受托责任观也就成了大势所趋。
三、财务管理环境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施有其存在的空间，即财务管理环境，它是对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产生影响作用的企业内外部的各种条件的总和。由于内部财务环境存在于企业内部，是企业可以从总体上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控制和改变的因素；而外部财务环境由于存在于企业外部，它们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无论是有形的硬环境，还是无形的软环境，企业都难以控制和改变，更多的是适应和因势利导。因此，影响财务管理目标抉择的多是企业外部的理财环境，如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环境等。
财务管理环境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是通过财务变量实现的，财务变量是财务管理系统的各种环境因素变化的数量方面。从时间序列角度看，财务变量是随时变化的，因此，由其组成的财务管理环境就是一个动态系统，存在着差异性，导致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差异。比如，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总产值最大化目标已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管理目标所取代。而在同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的理财环境也与财务管理目标所设定的理想理财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现实理财环境是否逼近理想理财环境便成为检验目标优劣的关键。
（一）现代市场经济与企业价值最大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在企业股份制改革日臻成熟的今天，股东财富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企业价值，而股票价格的高低则代表了股东财富的多寡。企业股价除受管理当局的可控因素影响外，同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下，信息技术全面介入，各种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交易费用不断降低，金融市场的配置效率将更高，资金的流动率将更强，这都为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另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的进一步完善，都为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提供了沃土。
（二）可持续发展观和绿色财务管理目标
随着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以效率为中心、对效率的过分强调，容易导致公平的丧失，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各国纷纷采取行动，力图消除瓶颈。中国也曾在1994年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发展、人口、资源相协调的和谐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为此，财务管理也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目标。
在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经济的理念下，本着可持续发展原则、利益兼顾原则，理论界提出了以绿色经济增加率最大化作为新的财务管理目标。此目标模式是指“企业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取最优化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及报酬的关系，考虑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追求一定时间内所创造的绿色经济增加值与综合绿色投入资本之比的最大化”。这一理论的提出，使资本成本除包括原来意义上的债务成本和所有者权益成本外，还补充了所耗资源环境成本，将原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有效地防止了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短期行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都有其历史根源和科学成分，只是考虑的角度不同而已。尤其是企业的经营规模、组织形式、管理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异，使各企业在选择自身的财务管理目标时也存在差异，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在使企业生存、发展、获利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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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基础理论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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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与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理论界真正关注管理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并将管理的伦理问题在“管理伦理”的名称下加以专门研究，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管理伦理问题最初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广泛研究，“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企业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进而扩展到企业同有关的环境、社会，包括经济制度和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伦理问题研究。通过20多年的发展，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大致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普遍意识到管理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注意管理的价值转向和意义的寻求。由于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企业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现代管理不应停留在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着重研究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批判传统管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哲学观，建构组织系统的价值模式和考察现代人的行为价值逻辑，管理应力图“寻求使管理获得一种价值行动的意义”，以使现代管理规范化（注：这里的“规范”一词，不是指传统管理所规定的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而是指管理组织所应遵循的社会伦理规范。在西方学术界，“规范”一词是与“实证”相对应的概念。“规范化”同“伦理化”的意义相近。）、伦理化和哲学化；贝尔认为，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注：丹尼尔·贝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其二，研究的主要问题基本上分属于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主要探讨企业中单个人之间，即雇主和雇员、管理者或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这些单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二是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管理组织之间，即各种经济性组织如公司、厂家、贸易联盟、消费者组织、行业学会、工会等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宏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或制度层次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形态如经济秩序、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商务活动以及国际商务关系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在这三个层面上，单个的人和管理组织都被认为是道德行为者，被假定有或多或少的决策自由度，这种自由中自然包含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其中尤其强调组织行为的伦理指向和伦理影响所具有的意义。
其三，在研究具体管理行为的伦理问题时，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特色和认识。一般而言，美国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为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德国人十分注重对管理伦理基本问题的探讨，如公司伦理的合理概念、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企业伦理可靠的哲学基础等；日本人则十分注重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忠诚、仁义等融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其四，通过对管理与伦理的整合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念，给管理思想带来了深刻变革。劳伦斯·米勒认为，有八种基本价值观能为具有竞争力的新企业文化打下基础，这八种基本价值观是目标原则、共识原则、一体原则、卓越原则、成效原则、实证原则、亲密原则、正直原则（注：劳伦斯·米勒：《美国企业精神——未来企业经营的原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第6-9页。）；肯尼斯·布兰查德认为目的(purpose)、自豪(pride)、耐心(patience)、专一(persistence)、洞察力(perspective)是管理的“道德力量5ps”，也是个人成功的要素（注：乔·L.皮尔斯、约翰·w.纽斯特朗：《管理宝典》，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195页。）。从管理方式上看，已形成一系列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管理方式，如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通过合乎法律和伦理的方式，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增进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从以所有者为中心到注重利益相关者；从手段人到目的人；从遵守法律到法律和道德并重；从注重目标、战略、结构、制度到强调企业价值观；从他律到自律；从对立到兼得；从玩弄技巧到注重管理道德修养等（注：周祖城：《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使管理方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其五，非常注重管理伦理的可操作性，把伦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主要表现在：(1)制定企业伦理守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幸福》(Fortune)杂志排名前500家的企业中90%以上有成文的伦理守则，用来规范员工的行为（注：JohnH.Jackson,BusinessandSocietytoday.pacificGrove:westpublishing
Co.1997,p.126.）；(2)设置专门机构。美国约有五分之三，欧洲约有一半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负责企业有关的伦理工作（注：theUncommonGood,theeconomist.august19th,1995,p.57.）；(3)设置伦理主管。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0家企业中，20%聘有伦理主管，主要任务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行为准则，并处理员工对可能发生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提出的质疑（注：一泓：《伦理主管——美国企业管理新趋势》，载《中外管理》1994年第4期。）；(4)伦理培训。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30%至40%的美国企业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伦理培训（注：L.a.Berger,trainallemployeestoSolveethicalDilemmas.Life-Healthlnsuranceedition,march,1995,p.70.）。
然而，管理伦理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即没有从根本上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一般而言，管理伦理的研究面临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何以必要”。它要说明的是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第二个层面是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管理与伦理的“何以结合”所提供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并不能说明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学理。伦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从“事实”无法推导出“价值”，从“是什么”无法推导出“应如何”，即“应该”与“是”具有“不可通约性”（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09-510页。）。姑且不论“应该”与“是”之间能否通约，但对伦理学家的一般要求是：“不仅应该说明人们怎样去行动，而且应该说明他们应该怎样去行动”（注：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管理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揭示管理的“价值判断”性质以及管理的“应该”指向，是管理伦理的应有之义；第三个层面是管理和伦理“如何结合”。这是一种对管理和伦理结合所作的实证式研究，强调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注：对管理伦理的研究，必然涉及管理学和伦理学，对两者的不同偏好决定了对管理伦理研究的两种致思方向：其一是在管理中关注伦理，这是一种“管理的伦理论”，是目前国内外管理伦理研究中的主要致思方向。这种研究取向多为管理伦理提供“一种察看现象的系统化观点，一组彼此关联的构念或概念、定义及命题的集合”，因而目前有关管理伦理的论述多是管理学的体系，伦理学的范畴和命题；其二是从伦理的视角关注管理，这是一种“伦理的管理论”，这种研究取向期望伦理学能为管理提供目标、方向和方法，期望把伦理精神转化为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规范，在管琨理论、管理实践、管理行为中体现人性之律与伦理要求。与此相联系，伦理知识、方法和手段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而运用。这两种致思方向都没有超脱“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工具性研究层面。），其实质是“意指一种察看方式，一种关于世界的见解，一种将我们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统整的工具”（注：williamFoster,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68,p.12.）。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描述，即对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的研究，而对管理与伦理“为何结合”以及结合的“何以可能”，缺乏应有的关注，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所说：“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注：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由于没有在理论上科学地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因此，无论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被视为管理组织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而获得合法性，抑或是从现代社会与经济活动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合论”观点来寻求管理伦理的内在依据，认为管理活动不仅具有建立于利润最大化之上的内部逻辑，而且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受道德要求的控制，都主要是从经济模式推导出管理伦理，而不是从管理活动的内在要求来探讨问题。而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理论前提——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是研究管理伦理必须解决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因此，科学地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对于深入研究管理伦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管理的道德性及其意义
要探究管理伦理问题，论证管理伦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首先在思想方法上需要破除一个障碍，那就是“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模式。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伦理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管理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领域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格贝尔就经济伦理的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伦理学模式：一种即所谓的应用模式，“这种应用模式所带来的危险首先在于论证是外加的并有悖于经济的，正如波普克(w.popke)所说，一种‘对经济毫无所知的伦理主义’会对经济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另一种模式是所谓的“平等—协作”模式，即从两门科学价值相等出发，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作为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并非互不相关，也不是一个支配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一定意义上的相互依存，以解决经济学领域中单靠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里不需要存在一种原先无价值的经济范畴，然后让伦理学经过外部修正而将经济理性纳入经济领域，而是从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内涵上直接推导出经济伦理学”（注：格贝尔：《经济伦理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6期。）。格贝尔的分析也完全可以应用到管理伦理问题的研究中。它提醒我们，研究管理伦理问题不能忽视管理本身的结构与内涵。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不在于伦理学能够为管理学提供什么，或者相反，而是由于“管理”与“伦理”具有可通约性——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伦理性质。也就是说，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于管理本身具有道德性。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交织着管理问题，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体尺度去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均是在需要和目的的驱使下亦即价值判断的驱使下把主体尺度运用于对象世界，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自然世界向属人世界转变。一部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人类的管理史，即人类从“最初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到“专属人的劳动”，不断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4页。），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追求“应然”状态，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正是人类管理活动的实践本质属性决定了管理本身必然具有道德性，决定着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对客观规律与主观价值的整合活动。遵循客观规律是管理得以运作的科学基础，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则是管理的主体尺度的内在要求。同时，管理活动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伦理演化现象来研究，考察分析管理活动在其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或本身所蕴涵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特性。在这一层面，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下文另论）。管理伦理就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揭示管理伦理是管理的内在道德和管理的外在道德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它确立了管理与伦理结合“何以可能”的理论前提。管理的道德性可以从根本上确立管理与伦理是相互体现的内在统一原则，两者具有内在同质性和相容性，这就决定了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作为管理的内在要素而起作用的。当然，管理与伦理的同质性并不排斥两者的相异性，两者各有特点，不可相互代替。其次，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找到了客观根据。既然管理在其运作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伦理性质和伦理特征，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培植和规范与这些伦理性质、伦理特征相对应的管理伦理观，以发挥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管理的外在道德
管理的外在道德，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体现一般的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一定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蕴涵着相应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管理须以合道德性为基础。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曾把一定的伦理道德当作制定规则的规则；富勒则指出，一个真正的制度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即外在道德或实体自然法，一旦国家所施行的制度没能蕴涵道德性质，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注：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4页。）；马克思在比较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体制时认为，市场经济蕴涵着“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利己主义）”等伦理特征（注：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中，管理者总是按照自己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伦理原则来对资源进行配置，使资源配置格局朝着理想的状态发生变化，使资源使用产生最大效益。
二是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总是受制于对人性的认识和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表面上看，管理活动似乎更多的是从客体的角度去研究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求得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事实上，管理活动均出自管理行为主体，在本质上是一种从主体出发，以人作为价值尺度“去设计、调配、决定和开展”的管理活动，使其有利于人和人的发展。管理活动对资源效益的追求，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促使人的完善和发展。这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最终归宿。所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也就构成管理活动的终极价值目标。然而，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管理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发展过程，它总是同人类在一定时期对人性的认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相统一。人类对人性的认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总是制导管理活动的主要外在因素。
三是人们和社会总是要对一定的管理行为做出伦理评判，对管理行为在伦理意义上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从而把管理行为区分为善的或恶的，有利的或有害的，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等，通过对管理行为的伦理赞许或谴责来干预管理活动，使管理活动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和伦理期待等，即符合评价主体认为的“应该如此”的伦理需要，从而促进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完善。
管理活动作为人的主体性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目标的选择、决策的依据、管理关系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人的价值选择与道德选择。人们总是从一种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道德背景出发来做出判断，对某种管理行为的价值合理性或道德合理性做出裁定。管理的外在道德就是从这种价值判定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一种使管理行为和管理活动合理化的价值系统。这一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性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又随着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地重构，“管理人员将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他们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亦将随着人们对经济、社会、政治机构和道德准则的看法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我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注：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12-13页。）管理的外在道德深刻地体现着管理的这一性质。
四、管理的内在道德结构与价值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维持管理系统并使之取得效益最优化所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对管理活动发生着根本的作用。
（一）管理关系体现了内在伦理关系与外在道德环境的统一
众所周知，管理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起源于人类社会成员劳动的集体性、组织性和社会活动过程中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其任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从而使组织有一个良好的结构，把各种活动引向共同的目标。组织是管理的“载体”，协调是管理的本质。对一个组织而言，管理就是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协调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关系，既包括对管理活动过程中人和物、物和物、人和人多种因素的合理配置与适时调整，也包括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协调一致和对组织系统各成员之间关系的调整处理，还包括正确处理组织与环境（自然、社会、政府、其他组织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维护二者的动态平衡，以期达到组织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管理关系的实质是伦理关系，管理活动的关键在于协调管理的伦理关系。
首先，从组织的内部管理看，管理组织犹如一台机器，其内部有着特殊的机理和运行机制，依靠一定的组织制度和规范来进行，各个“零部件”只有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去行动，才能保证整个组织系统稳定、有效地运转。但是，组织的各种制度和规范不应该仅仅是技术性的，同时也应当是人文性、伦理性的。例如，管理必须对劳动时间、岗位、劳动定额指标等有具体规定，必要时还要实施岗位责任制度和经济奖惩、行政制裁，这些属于技术性、权力性的管理非常必要，但却经常同组织成员的个人需要、个性发展发生矛盾。纯粹的技术性、权力性的管理即使能强制规定组织成员的操作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提高工效和激发其内在的物质冲动，却很难端正他们的工作态度，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也不可能保证人们勤奋工作的持久性，更谈不上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智慧潜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管理理论认识到，组织活动要想取得最佳成效，就应该实施符合人性的、能发展人个性的、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地满足组织成员对尊重、友谊、信任、理解、支持、感情等精神上的需要，正确处理组织成员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组织内部管理活动过程中所蕴涵的管理伦理问题。因此，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伦理就需要研究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管理关系中的管理者制度和规范；二是管理关系中的被管理者制度和规范；三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
其次，从管理组织的外部环境看，一方面管理组织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或利益主体，不仅有正当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追求，它所追求的目标还必须满足人类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否则就失去了自身应该具有的社会价值，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另一方面，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必须依赖于国家和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例如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投资环境等，一个公正的、法制的、稳定的社会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利益，对社会负责。此外，一个生产组织能否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和合理地使用资源，能否遵纪守法，照章纳税；在同其他组织的竞争中能否相互协作、文明竞争，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丰富的伦理内容。因此，就管理活动的外部关系而言，管理伦理又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管理组织对社会、对公众、对政府的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二是管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三是管理组织与管理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和规范。这也意味着管理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具有不可分割性，它们互相制约、互相规范，统一协调，从而达到最优化目标。
（二）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出发点
如上所述，管理伦理以协调管理活动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为核心。作为管理主体的人或组织与作为管理客体的被管理对象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体系。必须全面、正确地把握管理伦理关系的实质，才能正确地规范管理活动。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管理系统。现代管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个确定的管理系统中已经从以往的“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单向主体性转为“管理者被管理者”的交互主体性。美国的一些学者指出，现代管理人员经常处于一些固有的“两难处境”，他们面临着管理价值选择的五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是把个人的自身利益与组织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往往是和组织利益相矛盾的；第二个困境是既要控制，同时又需要主动性；这样，管理人员必须履行适当的、特定的任务和职责，而他们同时又必须坚持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第三个困境是既要执行不顾个人的规则和程序，又要照顾个人需求之间的难处，规则与程序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凭个人好恶行事而增进集体的利益，但同时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特殊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常常由于要执行规则与程序而不能得到满足；第四个困境是必须平衡个人要求和集体准则时产生的矛盾。组织是由各种共同工作的人组成的，这些组合对每个个人有很大影响，它往往与个人的需要和愿望相抵触；第五个困境是既要执行组织的规范，又要改变这些规范，既要支持现状的某些部分，同时又得试图改变现状的某些其他部分（注：参见刘光明《商业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196页。）。以上五个困境涉及的事实上都是关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互主体性问题。
另一方面，从管理组织的外部关系来说，社会、公众、政府、顾客和其他管理组织，亦是平等的、独立自主的、自由的“主体”，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自主主体和平等主体的交互关系。现代管理绝不能只顾追求自我利益而毫不考虑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是采用对其他“主体”的利益进行否定的方式满足自我利益，即通过要挟、征服、利用、威逼甚至陷害对方来夺取利益，或者以坑蒙拐骗等手段来获取对方财钱。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是与自己有着同样主体性、同样“人格”而予以尊重，从而相互承认、互相协作的主体。管理的这种交互主体性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意义。由于现代管理的普遍性、全面性以及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这种在尊重对方权利基础上，在交互主体性意义上建构的管理秩序、理性秩序，就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或者说至少是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一个基本层面。
在管理活动中，人性价值是管理的最高体现。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是体现人性价值的客观表现形式，它表现各种管理活动主体之间的内在共同性，从普遍人性的层面概括出管理活动和管理伦理关系在形式、内容和规则方面的超个体的、稳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相互作用着的管理主体必须遵循的，它们使主体之间达到高度一致。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所体现的主体之间的一致性就表现为管理伦理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而“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而作为自主的、平等的主体的“合作”需要是管理的人性价值的重要表现。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表现一种公共理性，它存在于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而不以相互作用着的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就管理活动的内部关系而言，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表现的主要是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中最一般的东西，它表征一定的管理集体主体中的个体和群体与管理集体主体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工具和交流、传递其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管理交互主体性的这种共性和普遍性表现为：第一，它形成于主体的共同活动且运行于主体间，是一种管理活动中的合理性和交互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因而是社会性的而非自然性的；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于任何个体主体且独立于任何个别的意识、意志，因而又是共性的并具有客观性。第二，它作为管理活动的产物又以前提条件、社会存在的形式反馈于管理活动本身，因而具有某种先在性；同时，它又在进一步的活动中不断充实、调整、修正、进化，其先验效力也需要论证，故不具有传统管理理论所理解的那种超出社会历史的抽象性、绝对性和对管理活动的外在性。第三，它具有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性质：管理的交互主体性作为结构和关系，它是整体的普遍制约性和主体的自主性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调节原则和规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特别是内部外部有着种种互补关系。我们亦可以把这种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有效性称为协同性，它以竞争、合作、选择、整合等作用形式调节着主体交互间的活动和关系，并制约着人们对管理活动的提问方式和答案的可接受标准。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所蕴涵的社会性和管理活动一起，构成了管理内在道德的客观根源和根据。正是在管理的交互主体的前提下，主体交相作用、共同活动，以共同体的眼光来反思和批判管理活动的目的、行为和过程与自身的需要、期望和行为，并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管理价值系统和评价规范。因此，管理交互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普遍性态度是管理内在道德的基本前提。
（三）管理内在道德的运作机制
管理的交互主体性要求管理活动将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管理程序，形成调整管理行为的规则体系。从制度的意义上讲，管理的内在道德也就是管理者或管理组织从制度方面解决管理活动领域或管理系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管理内在要求的管理规则，或者说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
雷恩认为，人类的管理根源于“自然资源普遍稀少和敌对的自然环境”与人类需求的矛盾。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满足人的需求，人们从而形成管理组织，行使管理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得、分配和利用人类的努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注：《管理思想的演变》，第9页。）。管理一方面需要有效地调节人与“自然资源稀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调节人与人之间在“自然资源稀少”利用上和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或伦理问题。换言之，管理就在于有效地去调节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劳动关系、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去促成现有资源和人类努力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效益。因此，人类的管理行为总是与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相联系的，而管理效益的谋取和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与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相联系。由此可见，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管理对于效益的谋取方式和谋取行为的伦理问题。
管理的基础理论篇7
管理会计基础的作业化就是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从传统的以产品为基础转化为以作业为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管理会计基础的作业化成为西方管理会计发展的一个趋势。
一、管理会计基础作业化形成的背景
(一)传统管理会计基础的缺陷
传统管理会计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传统管理会计方法包括成本习性分析、传统成本计算(全部成本法)、变动成本法、CVp分析、预算(含弹性预算)以及短期经营决策采用的贡献毛益分析法、责任会计和标准成本制度对于责任中心的成本控制与考核等基本上建立在产品品种和产品数量(产量或销售量)是惟一的成本动因这个假定及按这个假定将成本区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将传统管理会计称为产品基础管理会计。其特点是:
1、以产品为核心。直接以产品品种为对象核算、预测、规划、控制成本。
2、以产量(直接人工小时、机器小时是与产量高度相关的指标,因而它们也是反映产量的指标)或销售量是惟一的成本动因假定为前提。成本习性分析、间接成本的分配、CVp分析、弹性成本预算等均直接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
由于传统管理会计的上述特点,使传统管理会计方法具有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未能揭示成本产生的直接动因,因而不利于从成本动因入手有效地实施成本管理。传统管理会计假定产品数量是影响成本的惟一动因,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成本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产品数量仅仅影响部分成本而已。
2、不能提供准确的财务成本信息。由于产品数量不能完全决定实际成本发生多少,因而传统管理会计按产品产量指标(直接人工小时或机器小时)分配间接生产成本进入各产品成本之中以及仅根据产品数量的变化预测财务成本,必然造成财务成本信息的虚假,从而可能误导企业经营决策。
(二)作业基础管理的兴起
作业(activity,又译为“活动”)即指相关的一系列任务的总称,或指组织内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消耗资源的活动。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
1、作业是投入产出因果连动的实体。即作业是一个有资源投入和效果产出的实实在在的过程;
2、作业贯穿于公司经营的全过程,构成包容企业内部和连接企业外部的作业链;
3、作业是可量化的基准。
由于作业具有这些特征,就使得作业在成本计算和企业管理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针对传统管理会计不能提供准确的产品成本信息的缺陷,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了作业基础成本计算(activitybasedcosting,aBC)。它是对传统成本计算的一种发展,传统成本计算是将直接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直接计入产品成本,而将间接成本(制造费用)按照直接人工小时(或机器小时、直接人工成本)分配到产品成本中去。其内涵的假定是:产品消耗的间接制造费用资源与生产产品发生的直接人工小时数成正比。这个假定是不现实的。因为制造费用既包含着单位水平作业成本,也包含着批水平作业成本、产品水平作业成本和设备水平作业成本,而后三者并不随直接人工小时等与产量高度相关的指标成比例变化的。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对传统成本计算进行了创新。其理论依据是: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并导致成本的发生。因此,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在进行产品成本计算时,对于间接制造费用,首先是按照资源动因归集到各项作业或作业成本地;然后,再按照作业动因将作业成本或作业成本地的成本分配到产品,因而作业基础成本计算不仅可提供作业成本信息,而且较传统成本计算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产品及顾客成本信息。在作业基础成本计算的基础上,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作业不仅是更准确的产品成本计算的基础和桥梁,而且是企业管理的基础,企业通过提高作业的效率及消除非增值作业,通过对作业链(价值链)的重构,对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顾客货值和企业经济效益有着重大意义。因此,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aBm)便继作业基础成本计算之后应运而生。作业基础管理从内容上看,除了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成本管理之外,还包括对一些非成本因素的量度,如生产周期、适应性和顾客服务。
管理离不开管理信息,实际上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信息的收集、加工、汇总、报告的过程。作业基础管理也是如此。作业基础管理需要管理会计系统提供有关作业情况(如哪些是增值作业,哪些是非增值作业)及作业的成本、成本动因、时间、质量等信息,并帮助企业规划、控制和评价考核作业的成本、时间和质量。因此,从以改善产品成本信息为目的的作业基础成本计算为起点,为了适应作业基础管理的要来,管理会计基础的作业化便开始了。
二、管理会计基础作业化的表现
从美国近年来出版的管理会计文献可以看到,管理会计基础的作业化已成为管理会计发展的一大趋势,具体表现除了前面提到的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外,管理会计学家还提出了如下一系列作业基础管理会计方法:
(一)作业基础成本习性分析
传统管理会计的成本习性分析是按照成本总额与销售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假定产销平衡),将企业成本总额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凡随销售量成正比变化的部分作为变动成本,而在一定时间和销售量范围内不随销售量变化,保持稳定的部分作为固定成本。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传统管理会计得出如下总成本公式:
总成本=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
作业基础成本习性分析则是按作业成本与作业动因(指影响作业成本多少的作业量指标,如“生产准备次数”就是“生产准备”作业成本的作业动因)之间的数量关系,将作业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由于作业可分为单位水平作业、批水平作业、产品水平作业和设备水平作业,因而整个企业的变动成本可分为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批水平作业变动成本、产品水平变动成本,至于设备水平作业成本及其他不随单位水平、批水平、产品水平作业成本动因变化的成本均为固定成本。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作业基础成本习性分析的总成本公式如下:
总成本=固定成本+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批水平作业变动成本+产品水平作业变动成本
假设某公司成本可用三个变量来解释:单位水平作业动因:销售量;批水平作业动因:生产准备次数;产品水平作业动因:工程小时。则上述总成本公式可表示如下:
总成本=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每批生产准备成本×生产准备次数+每小时工程成本×工程小时
这里应指出,传统总成本公式中的变动成本相当于作业基础总成本公式中的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而传统总成本公式中的固定成本则相当于作业基础总成本公式中的除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以外的所有其他成本。由此可见,传统的成本习性分析将随产量变动的成本以外的成本全部作为7固定成本处理,从而掩盖了随其他作业产出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的存在。
(二)作业基础CVp分析
传统的CVp分析是以传统的成本习性分析为基础的。类似的,作业基础CVp分析则是以上述的作业基础成本习性分析为基础的。其分析公式可表示为:
营业收益=单价×销售量-[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每批生产准备成本×生产准备次数)+(每小时工程成本×工程小时)]
根据上式,令营业收益为零,可得盈亏平衡点得销售量计算公式如下:
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量=[固定成本+(每批生产准备成本×生产准备次数)+(每小时工程成本×工程小时)]/(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作业基础下的盈亏平衡点与传统的盈亏平衡点比较,有两个重要差别:第一,固定成本不同。一些原来被确定为固定成本的,实际上它们也是变动成本,如生产准备成本和工程成本,只不过它们随着非产品数量指标变动而已。第二,作业基础下的盈亏平衡公式的分子中有两种非单位水平作业变动成本:批相关作业成本和产品维持作业成本。
(三)作业基础预算
作业基础预算是根据作业成本信息按作业编制预算。如企业采购部门用作业成本信息可编制如下作业基础预算:
────────────────────
采购部门
────────────────────
业务
认定10个供应商 ￥ 65,450
发出450个订购单 184,640
发出275个发货单 64,910
￥315,000
管理的基础理论篇8
美国曾于1992年、1996年、2000年三次对全美400家一流的建筑公司的中上层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在建筑施工工作中除了原先掌握的专业知识以外，还需要哪些管理知识。调查结果表明:1992年建筑管理方向27门课程中排名前三的课程分别是“财务管理”“建设规程及法规”“合同管理”;1996年的结果是“建设项目管理的法律问题”“合同管理”“建设规程和法规”;而2000年的结果是“建设项目管理的法律问题”“合同管理”“工程项目计划、进度安排与控制”。这表明工程法律一类的课题处于绝对重要地位，通过法律手段对工程项目各参与方的行为进行约束是工程建设宏观调控的体现，而利用合同规定各参与方的权责和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则属于工程微观管理范畴［2］。因此，工程法律和合同管理问题势必越来越重要，而合同管理须以法律知识为基础，高等学校应加强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2强化法律意识的培养
2．1课程设置方式高等院校工程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都将工程合同管理列为核心主干课程，要有效地传授合同管理知识，必须正确处理好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以盐城工学院为例，工程合同管理相关课程主要包括“建设法规”“工程合同法律基础”“合同管理与索赔”。首先，通过“建设法规”课程，使学生熟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法律，如建筑法、合同法、招标投标法、各质量管理法规等;其次，通过“工程合同法律基础”课程进行合同法原理以及各种专业合同示范文本的讲解与分析，使学生建立工程合同的整体课程结构体系，掌握合同法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分析合同的能力;最后，培养学生合同策划、合同履行、合同变更及索赔管理等合同管理的能力，为工程实践作好准备。这样的课程设置方式将法律知识的储备及法律意识的培养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2．2课程内容及教材选择盐城工学院的“工程合同法律基础”课程选取的教材为东南大学李启明教授主编的《土木工程合同管理》第二版［3］，该书以工程合同类别为主线，在讲述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后，分别介绍了各类专业合同示范文本的主要内容，包括监理合同、勘察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物资采购合同等，并分析了各自的管理特点，“合同管理与索赔”选取的教材为东南大学成虎教授主编的《工程合同管理》，以工程合同管理流程为主线，符合上述课程设置的要求。同时，合同管理法律基础应加强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颁布的工程合同范本FiDiC合同的讲授，FiDiC合同被公认为是一部“施工法”［5］，其中包含了众多的英文法律用语，其用词十分准确、严谨，我国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等现行规定都借鉴了FiDiC的相关条款，通过这些法律条款的学习不仅使学生奠定扎实的法律基础，与国际工程合同管理接轨，而且有助于从较深的层次把握工程合同管理的涵义。注重实务是工程合同管理的教学目标，案例教学与专题讨论应在教学内容中得到强化。教师在平时生活中要关注工程建设中的一些官司或纠纷，积累教学资源，与时俱进。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增加感性认识，引导学生找出案例所涉及的法律条款，分析产生的原因，讨论解决的方法，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应用。此外，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当查阅并分析当年全国建造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等执业资格考试的考查内容，从中选取适当的案例进行讲解，在帮助学生理解课堂知识的同时，也对学生以后的职业规划进行相应的指导［6］。
2．3加强教师能力的培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新时代的教师不仅承担发展科学文化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工程建设是通过实践才得以实现，作为一名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把自己的知识能力武装起来。要加强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首先应提高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教师应当努力掌握法律、经济与技术等复合知识结构，使自己成为能够连续施教“建设法律”“合同管理”等课程的人才，这样有利于法律意识培养的连续性;其次，应强化教师的教学能力，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使其明白法律基础在工程合同管理课程中的重要性，引导其通过所学内容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3结语
管理的基础理论篇9
关键词：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G4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4-0007-02
一、关于人性的不同理解
（一）“性善性恶”论与对教师和学生的不信任
1.“性善论”与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中国早已将人性本善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以“性善论”为基础制定出的学校管理制度，通常是倡导性的语言，并非禁止性的语言。例如：“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关心学生。”像这一类的语言就是激励性、倡导性的语言。以“性善论”为价值导向的制度设计者通常会设计出以上的管理制度，他们深信人性本善，通过激励一定能够达到有效管理的效果。
2.“性恶论”与学校管理制度设计。在西方诸多宗教、哲学等著作中，普遍认为人性本恶。想要改变这一切，就要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去赎罪。以“性恶论”为基础制定出的学校管理制度，一般是禁止性的Z言，并非激励性的语言，诸如“不歧视、不讽刺、不变相体罚学生”等之类的语言，均是禁止性的语言。以“性恶论”为价值导向的制度设计者通常会制定出以上的管理制度，他们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一定的制约机制去实现相应的有效管理。
3.“性善性恶”（“非善非恶”）论与学校管理制度设计。在人性论的争辩中，还存在“性善性恶”论和“非善非恶”论的观点。以“性善性恶”（“非善非恶”）论为基础制定出的学校管理制度，通常既包含激励性的语言，又包含禁止性的语言。例如，“努力学习、认真思考、考试不作弊”等。以此为价值导向的制度设计者认为，教育对于像白板一样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既要激励也要约束，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管理。
然而，现在的学校管理制度通常会以人性本恶为价值导向，假设我们的学生和教师会偷懒。基于此，学校的管理制度总是限制学生和教师的行为。这样有它的合理之处，然而，学校的管理制度能够在“不准做”什么的基础上再规定“最好做”什么，这样的管理制度就会更加趋于完善。
（二）“需要层次论”与教师的职业倦怠
对于人性的认识，不仅可以从性善与性恶的角度进行解读，也可以从人性的本质与行为表现的角度进行解读。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内在的，需要决定行为动机，行为动机决定行为。所以，人的行为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
以需要层次论为基础制定的学校管理制度，目的是激励教职员工更加有动力地追求自身专业发展。譬如“教职员工评聘分开制度”，即“高评低聘、低评高聘”制度等。然而，当教师在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职称等级的评定，就会出现职业倦怠现象。教师的职业倦怠严重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学生学业的提升以及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要以需要层次理论为价值导向设计学校管理制度，充分激励教师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需要，始终保持自身专业的活力。
（三）“有限理性”论与对教师个人利益的忽视
“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家首先提出。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人具备理性的特质。第二，人的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否则他人和自身的利益都会受到侵犯。以“有限理性”论的价值导向来看学校中的学生和教师，其实他们也在追逐着个人的利益，选择着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作内容和方法。这些是教师和学生作为普通人的共通特征，如果忽视这些特征，那么就会降低其满意度。传统意义上对教师的管理制度，过于突出教师的奉献精神，忽视教师的个人利益。在这里并不是说教师的德行不重要，而是在设计学校管理制度的同时，不能弱化教师对合理的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使学校的管理制度能够充分体现人性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基于对人性的不同观点，决定了学校管理制度在内容和功能上的差异性。学校的管理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在他们身上既存在人类的共同特征，也存在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对他们独特性的进一步研究，是设计学校管理制度的根本依据。
二、学校教师与学生的独特性分析
（一）教师的性善性
“教者必以正”，“师者，人之模范也”，这些观点均是我国古代先贤们提出的，沿用至今。首先，教师这一职业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特性，这就要求老师要具有比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更高的道德水准。其次，教育作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工作，那么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者就会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社会道德的代言人。教师的行为要具有表率和楷模性，人格和情操要高于普通民众，只有这样才具备作为教师的资格。
（二）需求的“双峰性”
教师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方面。教师作为普通人，也有物质方面的需求，希望过着衣食无忧、令人赞许的生活；同时，教师的价值也是要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并将人类文明传承下去，所以教师在工作中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因此，教师对物质与对精神的需求呈“双峰”性表现出来。
（三）学生全面发展的优越性
学校作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其所有举行的活动、教师的所有工作都是以促进学生成长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目的。努力把握每个学生的独特性，根据学生在个性、气质、学习方式、活动与交往方式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启发并诱导出来。因此，在校期间，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具有较大的优越性。
（四）个人利益的“法”“理”性
一般而言，教师和学生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是以法律为前提，具有一定的自律性。愿意以法律为后盾，以事实为准绳。他们具备“有限理性”的特征，其各方面的需求能够自觉以一定的社会道德标准为要求，进行一些取舍，成为他人的表率。因此，无论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有多复杂，其身份特性和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要遵守实现利益途径的合理合法性。
三、人性论视阈下的学校管理制度设计
（一）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与“抑恶扬善”
人性中善与恶并存。学校制定管理制度也是为了发挥“抑恶扬善”的功能。如此，学校管理制度不仅要告知被管理者不能做什么，也要告知能够做什么。例如：“不歧视、不讽刺学生；热爱学生，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诸如此类的学校管理制度，它的前半句是禁止性的语句，告诉教师不能做的事情；后半句则是激励和引导性的语言，告诉教师可以做的事情。唯有制定这样的学校管理制度，才能够对被管理者的言与行起到有效的“抑恶扬善”功能。
（二）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与师生利益的维护
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定并表现出某种利益关系和格局。人们精神和物质上利益能否实现，均要凭借和依赖管理制度。因此，学校管理制度的制定必须要维护师生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合理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制定学校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把教师合理追求物质需要作为合乎情理的事情。教师对物质和精神利益的追求与学生发展、学校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学校管理制度的设计应充分维护好师生合理利益的追求。
（三）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与师生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
由需要层次理论可知，人的行为表现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学校利用一定的物质激励和教师职务、职称的晋升和评审对教师的激励，仅存在短期是效果。因此，学校需要通过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将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与学生的成长、认可、尊重紧密联系起来。只有从这个角度考虑才能促进教师专业的不断发展，激发教师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亩保障师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关注人性复杂性与制度有限性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制度是对已发生事情处理方式的规定，以及对可能发生还未发生事情处理方式的规定。因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局限性的特征。再者，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现实生活的繁杂多样，有限的制度并不能完全对生活中出现的所有情况作出相应的规定和规范。此时，就需要依靠人们自身的素养和道德品质来解决问题。所以，一方面，学校管理者尽可能地完善管理制度制定尽可能完善的规章制度，做到依法治校；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以道德的力量引导和规范师生员工的思与行。
参考文献：
[1]郭夏娟，应杭.卑贱与我无缘――伦理学精华[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34.
[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5：88.
管理的基础理论篇10
关键词：比较管理；情境化；XCp框架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97-03
一、管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1.管理实证研究的现实局限。理论可以看做是一个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1]。其中，“概念”和“变量”是有区别的，概念是对于单个现象或实体的一种表达或指明，它是抽象的、普遍的和不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被观察到的，而变量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操作化和转化，使得原来抽象的概念能够被观察到并且可以测量。毫无疑问，实证研究是目前管理学界所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在一个可以实证的理论中，必须将“概念”转化为“变量”，继而将“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假设”来表达，只有经过这样的步骤之后才能进一步的对假设的“检验”。由此可以看到，“概念变量化”是实证研究的关键。
然而，现实管理实践中有些概念很难进行“变量化”操作，例如“文化”就是其中最难操作化的变量之一。沙因认为文化是：（1）一套基本假设；（2）由特定群体发明、发现或发展而来；（3）学习来应付组织外部适应与内部统和问题；（4）传授新进成员；（5）针对上述问题修正其知觉、思考即感觉的方式。《牛津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能力高度发展，借训练与经验而促成的身心发展、锻炼、修养；或人类社会智力发展的证据、文明，如艺术、科学等。可见，文化所包含的“维度”之多。
“文化”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众多的维度，更重要的是“文化”还是一个整合性概念，即文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很难分开。《美国传统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群体组织和其他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含隐形式样。”霍夫斯泰德则认为文化具有以下五种特性：（1）整体性；（2）历史决定性；（3）人类学概念相关性；（4）社会性；（5）内隐性。
由此可知，“文化”这一概念很难“变量化”，然而，文化又是管理行为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是经典的实证化方法在管理领域中面临的巨大障碍。吕力[2]基于还原论的观点指出，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普遍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第一步通常是将一般管理问题还原为可观察、可测量的子问题，这些子问题代表了需要研究的概念的不同维度，而这些维度可以普适地适用于各种情境。但是，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人情”、“面子”等的考察表明，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体现在其背后巨大的、不可见的本体论规范结构，这种结构所包含或牵涉到的层面和类型非一般人可用简单的多维度分解来表述。这一局限性的存在使得大多数涉及复杂情境的研究结果十分可疑，但现实管理往往确实处于复杂的情境之中。
2.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基于观察的统计学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上述研究方法都可以经过一定的修正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范畴，事实上，无论是比较统计研究还是比较实验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弱化的”实证研究。
毋庸置疑，实证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实证科学的基本目的是在混沌的世界里探索规律，找到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真理。徐淑英[1]指出，人类有四种办法来获得知识，分别是通过神话、通过权威、通过逻辑和通过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求职途径既包括逻辑的、也包括数据和实证观察，经由此一途径所创造的知识更可信，因此它既有逻辑，又有数据的支持。要得到相对来说普适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舍此别无他途。
然而，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由于涉及数量巨大的变量，而且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人为环境对其进行隔离，从而抽取小部分变量来进行研究，导致了大部分管理学研究很难进行规范的实证操作。尤为重要的，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是相当多的情况下，管理的影响因素很难“变量化”，导致正统的实证研究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仍以前述管理文化的研究为例，传统跨文化研究中曾提出过若干理论，包括克拉克洪与斯贝乔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蔡安迪斯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强皮纳斯的文化架构理论以及舒华兹的10大价值取向，但上述理论无一不受到强烈的质疑。学者们指出这些理论简化了“复杂的文化背景”，导致这些理论在用于解释实际现象时，处处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变量化和测量”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定性测量、定序测量、定距测量、定比测量，通常实证研究所采用的变量主要是定序、定距和定比变量，而定性测量的变量在传统实证研究中则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如采用logistic回归或者是哑变量的方法。然而正如哑变量一词所暗示的，这一变量仅仅标识了一个类别，换言之，在定性变量中，我们唯一能够判断的就是两个人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受到强烈的质疑，就是因为试图将文化这一复杂的影响因素“变量化”，严格地说，是将其视为定序变量、定居变量或定比变量，而是事实上，如果非要将文化这一因素“变量化”，则其至多只能是定性变量。然而将文化作为定性测量变量，那么它在传统实证研究中只能描述为若干不同的类别，这样做的缺点是丝毫不能对文化的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比较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对以上两种方法进行这种折衷。既继承实证研究的明显优势，又合理规避实证研究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不足。
设我们要研究的结果变量Y受两个因素a与B的影响，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将a和B分别变量化为Xa和XB，然后在回归方程中求得a、B与Y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若影响因素a是一个定性变量，则传统实证研究的处理方法是采用logistic回归或者哑变量的方法进行处理（如图2所示）。这种方法的缺点是a仅仅作为一个类别变量，在研究中不能深入探讨其结构。
比较研究的框架（如图3所示），在比较研究中，原则上不对a进行变量化处理，但是我们可以将a分为若干个类别a1、a2以及a3等，将它们视为不同的环境，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如a1下分别进行传统的回归研究，最后对每一不同的回归就其环境、过程和结果（如图中粗实线箭头所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环境之下以及不同环境之间的有关管理规律。
通过图1至图3的比较可以看到，比较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弱化的”的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并不试图将所有影响因素“变量化”，它的思路是将那些可以“变量化”的因素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而将不能“变量化”的因素留在“比较”的领域中。
二、管理比较研究的特点与XCp框架
1.管理比较研究的特点。由图3可以看出，比较研究实际上是将传统实证研究的单一研究项目根据其中某一“不可变量化”因素的不同情况，将其分成数种情形来进行研究和比较。具体来说，在比较研究中，自变量XB和Y因变量其定义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它们分别处于a1和a2环境下。
实际上，上述比较研究的方法非常接近于实验研究，但与实验研究相比有两点区别：一是实验研究中所有因素都是可测量的变量，而在比较研究中a因素无法变量化，只能用“比较”的方法加以研究；二是在实验研究中因素a可以人为控制，而在比较研究中因素只能通过观察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2.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与管理比较研究的XCp框架。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或切题性是近年来国际管理学术界所倡导的一种研究导向。徐淑英指出，管理研究应该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而基于现有方法，大部分成果都是严谨有余，而切题不足[1]。徐淑英指出，管理研究要“切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追问某一研究是否有助于真正提高企业的绩效。
从上述有关管理研究切题性的要求来看，管理研究比较方法结构天然适用于“研究切题性”的要求，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图3比较研究框架中因变量Y设置为企业绩效。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研究特别适合于回答究竟是哪一类环境因素a的变化导致了企业绩效的变化。
同时，借鉴管理学主流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图3中的自变量XB定义为行为变量。普遍而言，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各社会科学分支都发展了一整套人类行为的测量手段，因而方便使用；此外，管理行为决定管理绩效，这在逻辑上也是完全成立的。
另外，关于环境因素a的选择则根据所要研究的项目而定。根据SCHoLLHammeR[3]在《比较管理理论的丛林》中的建议，影响管理绩效而在本文看来又很难“变量化”的因素包括：管理哲学、管理价值观念、管理作为一个体系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等。
综上，管理比较研究可以形成一个XCp框架，其中，p指的是因变量―管理绩效（performance）；C指的是自变量―管理行为（conduct）；X指的是难以变量化的环境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常见的包括文化（culture）、管理哲学（philosophy）、组织结构（structure）等，这样XCp框架在上述情况下分别是CCp、pCp、SCp框架。
三、管理比较研究与情境化研究
情境化研究是著名学者徐淑英倡导的一种管理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同样建立在对经典实证方法进行修正的基础之上。徐淑英[1]指出，情境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其中情境包括组织所处的物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国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因素。显然，徐淑英也认识到，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如果试图效仿纯粹的自然科学，用单一普适的理论来解释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管理现象是不可能的。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虽然情境化研究认识到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典实证方法的困难，但其解决策略存在问题。
在徐淑英[1]看来，情境化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嵌入式情境研究（context-sensitiveresearch）和特定情境研究（context-specificresearch）。其中嵌入式情境研究利用国家层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的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或个人现象的方差（如图4所示）。因为嵌入式情境研究要求将a设置为一个调节变量，因此，嵌入式情境研究只能适用于因素可以“变量化”的情况。
对于特定情境研究而言，根据徐淑英的定义，特定情境研究关注在新情境下的现象，这些现象对西方研究者来说是不熟悉的。以上定义可以用图5来表示，假定西方关注的管理因素是a、X和Y，由徐淑英的定义，中国本土管理关注的管理因素则是α、β和γ。与上页图3进行对比，立刻能发现比较管理的优势所在，虽然特定情境研究是可行的，但是比较研究通过一个共同框架的比较来更深入地揭示管理的普适性与可能存在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