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1
2004年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了今后lo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的，是国务院贯彻执行宪法的重大举措，充分表明国务院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坚定决心，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用法学的方法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创新社会中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问题。
关键词：
创新社会管理；法治政府
一、绪论
（一）概念界定
1、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定义是指政府时刻受到法律约束和支配的法制建设状态。政府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有了产生权力张力和任性的可能，为了抑制这种张力和任性，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政治规范来制约政府行为，才能有效遏制问题的产生。
2、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建立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建立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用法律制约权力；第二，用权力来制约权力。首先，依法行政的权力只能来自法律，即公民的授权。没有法律就没有行政。政府不能自行创设权力，即便由于行政需要创制行政规章，也必须依据《立法法》，遵循两个法律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即有些事项的立法权只属于法律，其他立法形式的法律规范无权涉及)；二是法律优先(即法律和规章对同一事项都有规定的，执法机关应当适用法律而不是规章)。为了降低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力和任意行使的可能性，必须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系，用以制约政府行为。
二、创新社会管理中法治政府的主要特点
l、政府职能有限非法治的政府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往往表现为政府缺乏法律和社会的约束与制约，在组织规模、职能和权力运行等方面具有无限膨胀扩张的倾向，权力往往集中在领袖个人手中，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更不会去考虑权力的分工和制衡问题。反映到政府职能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统揽一切，包括本应由社会或市场来履行的职能，甚至还要触及私人领域。
2、政府行为规范非法治的政府其政府行为多是主观随意的，政府不受规则的约束，缺乏权力的合理规范，规则只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黎民百姓的工具，无法约束统治者本身。而在法治政府下，政府行为方式必然由任意行政转变为规则行政。
3、政府政务公开在未实现法治的社会中，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对等的，多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命令者与服从者的关系，政府不需要向人民负任何责任，人民也没有权力对政府行为进行评论和建议。
三、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应建立什么样的法治政府
（一）法治政府应当是职能有限的守法政府。
法治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权力范围的有限性，即政府权力范围以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为限：二是政府权力行为行使方式的有限性，即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宪法必须对一切授予政府的权力，以及这些权力的分配、取得和行使方式有明确的规定，并确保政府权力的行使是在服从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政府的权力尽管强而有力，但必须限于公民权利范围之外：司法和专门机构必须有能力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独立审核。
（二）法治政府应当是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必须做到诚信和信赖保护。
政府行使权力不仅应当公正合法，而且应当惜守信用。为此，必须在行政法治领域确立政府守信和公民对政府的信赖保护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政府依法行政，所依之“法”，应当具有稳定性与不可溯及性，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具有真实性、善意性和确定性，虚假、错误的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权益损害的，政府负有赔偿义务。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即具有确定性，非经法定的事由和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更改和废止：政府应信守诺言，一言必行，行必果，做到言而有信，以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
（三）法治政府应当是阳光的透明的政府所谓阳光政府是指政府行政权的行使、行政管理的过程及其结果都应当公开，将行政活动的全过程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行政公开是现代行政法的一项基木要求，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监督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有力武器。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阳光政府最有利于防止行政权的腐败和滥用。阳光政府意味着行政权的依据公开、行政运作的过程公开和行政权运作的结果公开。
（四）法治政府应当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包含两层含义
其一是指，现代政府是依法具有法定职责、承担法定义务和责任的政府，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职责：其二是指现代政府不能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应当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所谓道义责任是指政府出于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未能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应当承担在道义上的不利后果，应当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政治责任是指政府不能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应当承担不利的政治后果，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政府的更迭或者使执政党丧失国家执政权：法律责任是指政府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违法行使职权应当承担的行政法上的责任。
四、结语
经济形态的改变以市场经济的建立为导向，制度形态的变革则是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目标，其中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法治政府是推进、深化行政改革的有效方法，是民主政治实现的可靠保障，更是培育、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此，建立法治政府的目标是不能改变的。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出路就是从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法律制度建设、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提高依法行政观念几个方面努力，形成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从而为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打好基础，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作者：苏小城吉光曜王艳明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参考文献：
[1]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3]夏书章．行政管理学山东：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4]梁鹰．政府职能转变干部读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2
－－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演讲稿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版权所有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3
关键词：社会管理；安定和谐；宗教事务；预警防控；公平正义；法治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2005811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面临的一项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纵观中外社会发展史，法治始终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工具。今天，法治仍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由之路，是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制度依靠，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现根本性突破的强劲动力。法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肩负着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使命，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法律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成熟的、需要长期执行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国家的各项改革创新提供了法律基础和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指导，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依法进行，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好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根本前提。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领域的矛盾处于易发、高发阶段，呈现出多种矛盾交织合流、国内矛盾易受国际因素影响、矛盾形式与内容更趋复杂多变、矛盾“连锁反应”与“蝴蝶效应”频繁转化、矛盾的顽固性爆发性增强、平息和化解的难度显著增大。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无疑是一次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改革。但这场重大的体制机制创新，必须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推进，任何借创新之名超越甚至悖离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禁止或规范。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并有效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最终追求之一。只有在法治原则和现有法律框架内大胆探索与创新，认真总结经验，善于将科学有效的措施通过法定途径上升为法律规范，才能实现“良法善治”。
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攻坚期。坚持以法治手段来保证国家治理模式的稳定性与延续性，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2]。因此，站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动摇，积极构建更加有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机制，确保更多公平与正义的阳光照进百姓心坎，确保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更加顺利深入地推进，已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亟待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构建有利于夯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基础的法治机制
依法完善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的宗旨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增进国民终生福祉、与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民生事业和社会财富分配密切相关。我国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超过12.6亿人，“十二五”期间，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发放数量达到8亿张，覆盖60%的人口[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公布，《工伤保险条例》已由国务院修订完善并公布，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法律法规已日趋完善，为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的法治化奠定了坚实基础[4]。同时，也更加有利于逐步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医疗保障制度。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别较大、情况复杂，加之处于新旧体制交替之际，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又较晚，特别是相关法律政策还不够到位，遗留问题多、衔接难、保障力差，法律与政策规定还存在不一致等诸多问题。因此，确保到2012年基本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确保“十二五”期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比例提高到80%以上。还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共享”的建制理念，遵循普遍性、统一性、互助共济性、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与弱者优先、政府主导与责任分担的原则。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领域入手；坚持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建设、协调推进。坚持从弥补制度缺失入手，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居民、以缴费型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要填补制度空白、形成服务体系；扩大覆盖范围，解决遗留问题；提高待遇水平，扩大基金规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其生活质量及幸福感，切实维护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尊严[5]。必须积极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体系，健全社会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接续制度。积极构建多层次、多方位覆盖的新型住房保障体系，确保“十二五”期间，顺利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
依法保障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活力不断增强。民主自治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治理论蕴含着直接自治和间接自治的思想。恩格斯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6]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自治的构想对我们党的民主思想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引导与实践指导意义。我国《宪法》规定，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遵循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的人民自治思想和人民学说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制度，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三大世界城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不仅重视规则之治，而且强调通过公众参与来确保城市治理的良法之治。如纽约市政府重视建立城市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不仅从法律上确认公众参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而且要从制度和程序上保障公众参与政府治理各项权利的实现[7]。因此，切实完善基层群众团体和自治组织职能，必须进一步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团体、自治组织管理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格局。按照行政职能归位、服务职能下移原则，理顺基层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关系。积极探索群众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有效途径，支持和推动群众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推进社区（村）居委会直选，不断提升直选比例。尽快将非户籍常住人口纳入村（居）服务范围，保障其平等参与自治和管理。深入开展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创建活动，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强化城乡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能力。应逐步推动社会管理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社会管理服务由垄断向竞争转变。公众是社会管理的利害关系人，应保障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这不但能集中公众的智慧与力量，而且能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保障社会管理的效率与公平，促进公众对社会管理政策和服务的认可与支持；有助于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有利于防止和化解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增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协调性与融洽性。特别是应当依法保障和提高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参与能力和其他权利，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和积极性。
重视健全社会自治的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实行社会自治的核心是公民自治，但我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大系统中，社会系统的法制建设最不完备。社会组织管理、民间组织管理、社区管理、行业管理等领域都缺少国家基本法。目前只有一部位阶比较低的《社团管理条例》，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团管理法》的支撑，现行条例的位阶显然难以调整和规范社会自治活动中的相关法律关系。高度发达的自治社会，必然是理想政治状态下的一种善治，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依法推进社会自治。第一，从法制建设的层面看，必须尽快健全相应的国家法律，完善相关的社会自治制度，理顺相关关系，健全相关的具体措施。制度和法律的残缺，必然难以保障公民社会的依法治理，导致公民社会的自治无“法”管理。第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府管理社会和公民自治是相辅相成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既要坚持善政，也要推行善治。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管理的和谐互动行为，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做到了善治，即使政府治理失效，社会政治生活也能井然有序。第三，在社会自治领域，要推进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在治国策略的施治中，坚持德法并重，‘行为’与‘品质’一起规范，实现最低策略与最高策略相结合的辩证统一，是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的科学选择。”[8]《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坚持把“守法”确定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正是充分体现了道德要求与法治要求的有机统一。因此，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坚持以“八荣八耻”为核心，进一步细化具体要求，尽快完善德治的相关章程和行为规范，明确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为公民社会自治铺平道路。应坚持深入推进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需要各级党委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更加需要全民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必然是多方面的，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只能收到事倍而功半的效果。因此，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需要让民主与法治精神深入人心，需要从引导公民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的角度入手，只有做到了群众与政府积极互动、积极配合，实现以合法有序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来推动社会管理的各项具体工作，才能保证社会管理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二、构建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的法治机制
健全综治和维稳法治机制。完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综治维稳中心（工作站）平台建设，推动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机结合。确立司法社会化工作思路，积极开展“走近司法”、“和谐司法”、“司法社会化”等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构建涉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采取诉调对接、挂职街道（乡镇）政法副书记、市（居）民法官、周末法庭、爱心超市等实践中有效的特色做法，有效遏制诉讼案件大幅增长，促进各项审判质效指标的明显提升。组织公共政策和法学专家与法律工作者下社区，深入到矛盾多、问题复杂的区域，与群众面对面地交流，通过辩法析理、溯本清源，为群众解除思想疙瘩，舒解过激情绪，促进问题和谐解决。实施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预告机制，不断创新机构设置和工作机制，推进人民来访接待大厅和网上大厅建设。着力推行错时基层工作法，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下访、约访、接访、回访及“一卡通”联系群众制度和包案调处制度，推行听证制、三级终结制。推进矛盾纠纷排查、社会治安问题、重点人员管控、安全隐患预防等“四项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依法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正确解决矛盾纠纷日渐增多的问题，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注重回归源头，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寻求用群众智慧解决矛盾纠纷的力量和源泉，积极摸索和谐化解矛盾纠纷，缓解基层、审判机关压力的有效途径，必须着力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机制。坚持调解优先，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狠抓排查调处网络建设，构筑大调解工作格局。县（市区）应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调解组织。着力完善劳资纠纷、婚姻家庭、医患纠纷、法院诉前、交通事故、消费权益等六大专业调解中心，依托行业协会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调解组织。在村（社区）建设一批“专家型调解工作室”，在基层人民法庭建立联合调解委员会，在派出所建立治安纠纷调解中心，确保矛盾纠纷能够得到及时调解和化解。从实践来看，纠纷事件发生后的3小时内，是处理矛盾纠纷的黄金时间段。因此，应在充分发挥联合调解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矛盾纠纷“3小时黄金处理”和“无时限陪伴”两大纠纷调解快速处理机制，确保在纠纷发生后的3小时以内，调解机构和人员必须介入，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辖区内，有效防止矛盾纠纷升级、范围扩大和性质发生变化。着力完善诉调、检调和警调对接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努力形成多层次、社会化、全覆盖的矛盾纠纷调解体系，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及时调解，积案得到尽早化解，越级上访、“民转刑”案件和的数量不断下降，个人极端行为危害社会案（事）件、重特大集体越级上访及其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事）件，能够得到有效预警和控制。
依法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切实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不能搞运动了，但开展工作必须有气势。没有气势，没有群众支持，很难奏效[9]208。因此，必须坚持按照全面设防、一体运作、有效管控、精确打击的要求，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会治安动态防控体系。着力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构建省市区、地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治安卡口监控系统“四道防线”。着力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不断扩大城乡智能化防控覆盖面，特别是要从严落实校园、道路、食品药品、消防等安全措施，大力开展街面防范网格化、社区防范物业化、农村防范自治化、场所防范保安化、重点部位技防化。着力加强社会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和社会监控系统建设，努力实现城市高效率视频监控系统网络全覆盖。着力健全基层治安协作联防机制，推动警力下沉和资源倾斜，切实加强治安复杂场所管控，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非法宗教等问题和重点地区，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实行限期集中整治。着力提升打击效能，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有效压缩犯罪空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美国国内极端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和挪威国内发生恶性极端暴力事件后，美国政府了《授权地方同事（Colleague）以防止在美国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文件，强调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性，以新思路编织国内反恐大网，把加强社区防恐作为核心理念，并以此为基础编织覆盖整个社会的防范大网。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政府明确指出，应对此类威胁的最好防御措施是充分调动家庭、社区和地方机构，使之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因为极端暴力分子常将目标锁定于儿童、家庭和邻居，相较于公共机构，社区居民往往能够未雨绸缪地发现苗头或问题。为此，加强社区管理、建立社区信任机制、发起安全学校建设、关注学生健康等行动成为必要工作。联邦政府对情报收集工作进行投资，同时扩展与社区的接触，并授权于社区防止在美国的暴力极端主义，加强与可能成为极端暴力分子攻击目标的社区联系和接触，与社区及时分享极端暴力分子及组织活动的情报，积极寻求有效支持社区行动的具体措施[10]。我国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进一步细化具体防控措施，切实强化社区（乡村）的反恐维稳能力。
依法构建多部门合作共抓的工作机制。由于影响和制约社会管理的事项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机关，因此，有效打击诸如假食品、假药品、假农资等对社会管理影响面极大的违法犯罪活动，组织集中打击地沟油、瘦肉精案的大会战，特别是持续开展打击整治行动，巩固重点打击整治成果，健全防范打击“四黑四害”的长效机制等，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都迫切需要健全各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应依法赋予各有关部门和机关联合行动的法定职权，诸如抓好违法犯罪线索排查，切实加大重点案件的查办力度，全面加强各警种之间、区域之间的配合协作，有效遏制“四黑四害”违法犯罪多发势头，都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且这些规定要统筹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许多法律法规都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特别是涉及质检、工商、商务、农业、食药监、卫生、安监、城管、交通运输、仓储、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更应重视加强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积极建立健全日常联系、信息交流、情况通报、鉴定检测、案件移送等合作机制的法律制度，确保形成打击“四黑四害”违法犯罪的整体合力。社会管理中面临的矛盾不是孤立、片面、消极的，不能为化解矛盾而化解矛盾，核心问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应着力提高全社会对法治精神与基本内容的理解、认同与自觉遵循。
依法强化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具有群体性的特点，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社会熔点低，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处置此类事件，对应急管理决策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决策的完善程度及质量高低，不仅影响着突发事件的发生率，也是有效化解突发事件的关键[11][12]66。因此，必须健全应急管理决策制度和机制，重点是要建立针对风险的决策和预防机制、理性化的决策沟通机制、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决策机制、决策工作责任制、集体决策制、基层决策机制、决策的反馈机制等；决策要切实做到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坚持以人为本、重在减少危害、信息及时准确、系统全面周全、可操作性强、动态性适应性应变性强，坚持属地为主先期处置、果断快速及时、目标导向明确、遵循法定程序、重视权力制约和监督、遵循目标偏好给予合理利益补偿、明确责任严肃追究；还应坚持全面提高决策者素质，完善决策手段的现代化，遵循科学决策的程序，切实做好决策方案的宣传，增强决策的透明度，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同时，要着力落实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各级政府的领导责任。坚决改变过去那种“问责迟迟、问责过轻”的错误做法，扎实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安全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安全意识。切实加大问责和惩处力度，严厉查处各种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着力提高防控能力。加强民用爆破物品、危险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的管控工作，重视排除安全生产中的隐患。加强安全监管监察能力建设，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与责任追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效果评价制度。深化安全领域的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大技防和人防力度，加强安全生产保障和预警机制建设，坚决防止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健全交通运输管理规章制度，加大违规违章行为整治力度，明确司乘人员、调度、道路、车辆维护管理和安全监管责任。健全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物资储备供应体系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狠抓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公共安全和突发事件责任追究制度，不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坚持预防和应急并重、常态和非常态相结合，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加强全民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危机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
大力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信息时代的自媒体阶段对现行的社会管理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依法加强对这种外表为虚拟社会而实质则为现实社会的管理及创新，是对法治智慧的一场全新的考量。应坚持依法保障“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围绕“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主旨，依法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与“管理”，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将虚拟社会作为现实社会来管理，协调推进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管理的常态化、制度化与法治化。落实“谁经营谁负责、谁接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责任制，坚持依法推进和规范信息网络管理制度与措施，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和现实社会和谐。坚持依法打击和防范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各管理部门应树立主动作为意识，坚持高度自觉、创新思维，把网络建设与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应积极深入研究网络犯罪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坚持把强化科技手段与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执法理念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加强部门配合协作与区域警务合作。特别是各警种、各部门要密切合作，重视区域协调与国际合作，积极健全国际执法合作机制，搭建警务合作平台，不断提升防范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能力与水平。实行信息网络用户身份认证制，网络用户必须如实填写身份证号码、姓名、住址等准确信息。健全打击利用网络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落地查人制度。网络企业出现一次重大违反规定、造成严重社会负面影响的，其网络主办者、出资者终身不得从事与网络行业相关的业务[13]。坚持危害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加强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扶持建设有社会公信力和责任感的网站。依法明确信息行政主管部门、信息、传输者保障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责任，坚决打击信息网络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违法行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权益不受侵害。美国有关法律就明确规定，任何因商业目的在互联网交流中导致未成年人接触有害信息者，将处以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被判处6个月以内的拘禁[14]。我国应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与措施，进一步健全信息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与司法机制，强化政府建设与管理信息化的法律责任，构建统筹规范信息安全的高效新型监管体制，确保把互联网建设成维护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信息平台。坚持依法提高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重视创作和传播优秀网络文化作品，积极推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网络文化建设，重视引导社会关注点，弘扬正气新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依法保障和推进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坚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创新制度，把依法推进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作为文化工程和社会管理创新工程的重点，促进网络科学发展，营造文明和谐法治的网络环境。
三、构建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机制
坚持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特点十分突出，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社会转型期，给我国宗教管理部门的工作带来了诸多新挑战，使宗教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包括“东突”势力在内的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等“”[15]，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宗教加紧对我国实施以“西化”、“分化”为目的的渗透、分裂、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们极力扩张势力范围，规模、组织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社会管理的危害性很大[12]223。因此，绝不可低估宗教问题在社会管理乃至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9・11”事件是美国本土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恐怖暴力袭击，这个事件的发生，其中包括很深刻的宗教背景，策划和参与“9・11”事件的都是宗教极端分子。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具有特殊复杂性。特别是由于宗教牵涉到数量庞大的信教群众，而且总是与社会政治问题结合得很紧，如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始终是一个很敏感、很复杂的社会课题。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9]373。所以，毫无疑问，宗教事务管理应该是现实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工作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做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应进一步健全统战、民宗、公安、文化、经济、科技和新闻出版等部门统筹推进的宗教事务管理法治体制，依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依法规范其成为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为此，应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自由政策，始终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其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应积极健全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法规制度相互衔接配套的宗教事务管理体系，坚持并不断完善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长期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具体措施，加大宗教事务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宗教事务管理，提高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加大法律法规的落实力度，着力推动宗教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与和谐社会建设相协调、与“平安中国”相适应；推进户籍管理、治安管理、消防管理进寺院，进一步深化“平安寺院（庙）”建设，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就是要切实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管好宗教人士、管好宗教场所、管好宗教活动，重点是要着力解决好对宗教事务“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旗帜鲜明地贯彻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规定。要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认真开展宗教管理的形势研判。积极团结宗教人士，重视充分发挥爱国宗教人士的积极作用，依法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坚决抵制和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依法严禁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坚持依法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同时，要依法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不得妨碍法定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运行。认真贯彻落实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律法规，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保证宗教活动的规范有序。为此，应坚持将“普法教育”活动延伸到寺院（庙），重视在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中开展普法教育，普及法律常识，提高法治意识；坚持将普法内容纳入宗教人士教育培训课程之中，法制教育考核不合格者，要限期补修补考。坚持依法规范讲经活动和讲经内容，对非法讲经行为、讲经内容与现行政策法律相抵触的，都要坚持依法纠正。党政干部联系寺院，应增加普法教育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内容，应引导宗教人士在解经过程中重点突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容。
依法制止非法宗教活动。宗教不仅是一种思想上的信仰，还是一种有严密的组织、固定的教职人员和规范礼仪的社会实体。无论是宗教信徒或宗教组织，其所进行的宗教活动都是一种社会活动，它对社会管理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任何法治国家的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都必须严格规范在法律范围之内。因此，凡是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地方宗教事务管理法规、规章的宗教活动，都属于非法宗教活动。一切非法宗教活动都是影响社会管理的重要因素，必须坚持依法管理，坚决依法制止各种非法宗教活动，依法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坚持在重点地区深入开展“打击非法宗教活动”集中整治工作，坚决取缔违法乱建寺院、地下讲经、跨地区讲经、私带信徒、放阿訇、放口唤、收课税聚敛钱财等非法宗教活动，严厉打击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非法行为。对进行非法宗教活动的，严格依据处理非法宗教活动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交由相关部门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和分裂活动，坚决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破坏和颠覆活动。依法严禁境外任何宗教组织、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对具有一定宗教知识，没有教（讲）经及进行合法宗教活动资格的人员，坚持摸清底数，实行分类管理；督促其加强法律、政治理论和宗教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其正确解经讲经的能力，并切实把宗教教义中倡导的和平、团结、爱国、仁爱等有利于社会管理的思想贯穿到解经和讲经之中；积极树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宗教教义、适应时展要求、健康向上的宗教观，又要大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提高依法抵制宗教极端势力的能力，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出重要贡献。不断加强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宣传教育，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自由政策，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教育，让广大群众切实明白宪法、法律至上的道理，认识到任何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国家法律规范之下进行、都必须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具体要求，切实在信教群众中、在全社会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
四、构建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高效运行的法治机制
依法完善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9]558。必须健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体制机制，完善联合指挥机制，完善处置突发事件的规范，提高指挥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形成应急处置合力[16]。必须从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坚持预防和应急处突并重、常态和非常态结合，按照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工作意见的要求，健全联合指挥体系和分级响应机制，提高预知、预警、预防、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加强反恐严打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上下联通、指挥高效、运转顺畅的工作体制机制，坚决把各类渗透破坏活动消灭在预谋阶段和行动之前，处置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监测预警机制、信息情报共享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调查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应急救灾物资生产储备调用补偿机制、信息和舆论引导机制，不断提高社会风险管控能力，增强保障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的实力。
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机制。健全食品药品安全标准和应急体系，全方位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网，健全由食品安全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监管责任、综合监管责任、行业管理责任构成的责任体系。完善“责任明确、落实到人、权责明晰、责任倒查、严惩不怠”的机制，实行“民生工程”和“市（县区）长负责制”。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查究的安全责任链。切实提高基层快速免费检测能力，整合社会检测资源，构建社会公共检测服务平台，重点监控剧毒高残留农药、违禁兽药、食品添加剂及非法添加物。全面推行流通领域食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要特别加强对乳品、肉制品、豆制品、调味品、酒类等高风险食品的监控。努力构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合力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药品消费大环境。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构建从源头预防与治理农药、化肥、种子、种植、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安全监控机制，确保各个环节都能够实现责任倒查，确保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能够做到及时预警，确保各族群众吃上放心安全的食品[17]。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联手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刑事犯罪行为。对有累犯、惯犯、共同犯罪的主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及犯罪数额巨大、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决不从轻处罚；对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从宽情节的犯罪分子，应依法从宽处理。应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保护伞”。凡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以及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查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中，有收受贿赂、、、通风报信、跑风漏气、徇私枉法、渎职和不作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坚决依法从重处罚，除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得作不处理、不得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同时，应依法用足用好罚金和没收财产等刑罚手段，通过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力求彻底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应重视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工作，力求依法最大限度地挽回受害人或受害单位的损失。力求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工作，最大限度地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地缓解群众的民愤，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五、构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机制
依法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与前提。而公平正义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美德和崇高理想。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和古罗马的很多法学家所奉行的正义观是：“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永恒的愿望”，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18]。这种“永恒的愿望”和“精神意向”无疑是一种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文化意识，是一种为人们所自觉遵循的道德评价标准。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党民主政治不仅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团体化、群众化、程序化、法治化和制度化，而且充分发挥了统治集团集体的作用，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其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科学化程度与执政能力，并且能够有效地减少和消除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权力滥用现象[19]，有利于维护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推动全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管理创新。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第一要义和前提是，必须立足于公平正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价值尺度所在。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社会领域的地方立法和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树立司法的公正、廉洁、高效和权威性。建立人大代表到选区听取群众意见制度，拓宽人大代表知情知政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认真实施政治协商规程，确保协商程序得到尊重、成果得到落实。增强社会管理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依法完善体现民意的民主科学决策制度。坚持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着力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机制，健全重大决策公示制度，凡未经风险评估或评估为风险不可控的，均不得作出决策；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均不提交会议讨论和决策。建立重大行政强制决定备案制度，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凡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除法定保密及自然灾害或危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必须立即作出决策的之外，决策出台前必须向社会公示，切实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使决策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快社会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进程，推动行政执法重心下移。坚持依法行政与柔性执法相统一，执法管理与服务相统一，教育处罚与服务相统一。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首先是群众工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被管理对象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走出过去“围追堵截”的老思路，坚持“化堵为疏”，主动变冷面孔为热心肠，变强力驱赶为耐心说服，变硬性管理为主动帮助。努力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基础上，通过积极而又平等地沟通、协商、协调、引导，实现社会管理的和谐，实现被管理对象利益、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多方共赢。
坚持依法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政府是主导，法治是根本，政府始终坚持依法行政是关键。我国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对行政权力的规范是科学严谨的，关键是需要各级党政干部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各项制度要求，确实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依法作为，唯此，才会推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向良性发展的方向前进。切实维护好、发展好群众（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必须进一步完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法律上、政策上、措施上确保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发展机遇。坚持统筹协调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工作，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扩大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规范民主实践的具体内容，持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法制素质，切实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形成有利于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反映民意、充分集中民智的制度体制，构建有利于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切实保障群众利益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挂点联系基层和调查研究制度，坚持多形式、多渠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服务基层的能力。积极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重视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教育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尽快完善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法规。抓好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依法规范经济行为、依法管理社会等关键环节，促进社会建设实现法治化，逐步实现各项社会事务管理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既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要求，也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迫切需要，更是全面贯彻落实我国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律政策，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迫切需求。健全和完善法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和前途，但立法上的先天不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扭转我国立法工作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倾向，解决我国社会管理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涉及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法律规定不完善、不明确、不适应等突出问题，特别是要重视解决好法出多门，立法远远赶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问题；解决好立法层级偏低，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问题；尤其是要解决好境内流动人口管理、境外来华人员管理、境内外非政府组织管理以及精神病人管理等一系列领域都还存在着法律空白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积极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领域法律法规的废改立工作，促进地方配套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进一步强化行政法治，尽快制订行政程序法，健全行政程序和激励监督制度，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改革制度和诉讼制度，健全与行政复议、诉讼、申诉等涉法纠纷解决渠道的高效衔接机制，将各类纠纷争议逐步引导到法治的主渠道上来。健全建设性舆论监督机制，规范和保障新闻媒体的监督权。重视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的理论源自于以教育和改造为目的的刑罚指导思想、轻缓宽和的刑罚人道化理念。社区矫正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方式，既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一步整合社会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完善社区矫正立法，有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降低刑罚执行成本、提高刑罚执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降低社会管理的硬度与成本。因此，必须重视依法规范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坚持设定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则，依法规范各地矫正工作中的随意性、差异性问题，充分体现社区矫正的效果与价值。
科学推进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进程。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指导思想，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是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应有之义，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社会管理领域立法工作的根本目的。在社会管理领域立法中，必须始终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无论是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上，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重视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从人民群众的发展要求中获得动力；都必须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的群众利益；都必须坚持从立法环节把准社会管理法治化中的利益调控的综合平衡点，正确处理管理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管理与责任和服务的关系、管理与法制和法治的关系、管理与和谐和发展的关系，既赋予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法定的权力，又重视对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制约和监督，更要重视对民生发展的关切和推进，切实注重提升执法的联动性、协调性和司法的能动性，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切实提高社会的和谐度与幸福指数。
坚持提高社会管理创新的立法质量。积极推进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参与立法，进一步拓宽社会管理领域的民主立法渠道。不仅要充分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而且必须强化走群众路线的具体环节和要求，确保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的深入推进，不断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完善综合性地方法规，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为损害社会群体利益开法制之门。继续坚持通过向全社会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和举行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咨询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基层群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立法的公众参与度、公开度与透明度；创新社会管理领域立法的听证会制度，并努力使立法听证会向小型化、平民化、经常化方向发展。重视提高立法调研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群众的参与性，不断健全吸纳公众意见的反馈机制，主动回应社会各方面的关切，切实增强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与制度性，切实做到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使社会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切实使立法过程成为普法和法制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不断增强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群众基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创新的立法立项论证审查制度，积极创新法规、规章起草机制，健全人大、政府法制机构、政府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起草模式。创新社会管理领域法规、规章清理的常态化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健全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加强社会管理领域法规、规章的解释工作，及时对法规、规章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
坚持强化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相关法律的实践性。社会管理的法治化需要的是一种实践科学，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不能仅仅是理论的和抽象的，而应该是具体的、实践的和可操作的。那种停留在概念演绎、规范判断、原则推理等理论层面的东西，缺乏社会管理实践的内在支撑，是很难在社会管理实际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够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1]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能说服人，就是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美国近代杰出大法官霍姆斯曾警告人们：“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经验，而非逻辑。”[22]这是霍姆斯对法律或法治追求最大现实正义的经典诠释。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历程来看，规范和调控社会管理所需要的法律措施，就是必须坚持将抽象的社会管理法治原理、规范用语义明确简练、通俗易懂的法律条文表述出来，要能够说服群众，让群众去掌握它，做到自觉遵守，才能够增强社会管理法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虽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其核心是对人的管理，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稳定和民生等各要素，不断完善社会管理的法治体系，强化其法治建设，而决不能就管理抓管理，就创新而创新。实践中，必须统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协调推进各个领域的法治，尤其是要针对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求与利益问题，重点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关键性问题，注重转变观念、集成要素、整合资源、改进方法、细化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研究、整体规划和科学设计法治措施，着力破解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体制、机制性束缚、制度性缺陷和保障性困扰，并坚持不懈推进法治措施的落实，确保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加强、在加强中不断创新和完善。
确保司法廉洁、公正、高效与和谐。司法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最后救济途径，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和谐的社会必须实现司法的公正、公平与效率，重视使法律制度充分体现公正、公平和正义原则。司法缺乏公平、公正和正义，必然导致社会不和谐[2324]，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司法的正义性，是稳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立廉洁、公正、高效与和谐司法制度的核心基础。只有先具备了这个核心基础，才能取得司法之美。美即和谐，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正义”是保障司法实现公平、公正与和谐的基础，缺乏“正义”，情、理、法和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都将无从依赖，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就失去了法治基础。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进一步健全公正司法的保障机制。司法工作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严肃、公正司法，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司法机关最神圣的职责，也是司法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公平与正义守住底线的基本途径。这个职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底线是不容突破的。因此，司法机关必须始终依法遵循司法规律，依法保障社会管理的各项活动都在法律的轨道上规范运行。司法实践中，应当在相关法律中明确体现公平、正义、保护人权的司法理念。必须把住司法机关作为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最后防线，严把事实关和法律关，确保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坚持遵循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法治原则，进一步强化司法的正义性，切实加强对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的查处、审判、执行和宣教工作，注重将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与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将情、理、法有机结合起来；重视庭前调解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重视诉讼风险预告，注重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司法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司法的对抗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的和谐度；重视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和能动司法工作，进一步加大积案清理力度，积极健全司法救助基金制度，进一步降低司法负面影响对社会稳定与管理的冲击度，以利于积极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最规范化、最大化和最优化，努力实现“三个效果”的相得益彰和有机统一，使失衡的社会关系得到尽快修复，使失和的人际关系重新回归到和谐状态。
参考文献：
[1]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n].法制日报，20110124（1）.
[2]张新宝，张红.中国民法百年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1（6）.
[3]白天亮.社保卡今后可作银行卡用[n].人民日报，20110831（2）.
[4]顾华详.构建和谐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探讨[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1）：4450.
[5]张怡恬.描绘我国社会保障战略蓝图――访“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总负责人郑功成教授[n].人民日报，20110224（7）.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671.
[7]王斌.北京离世界城市“法治”还有多远[n].法制日报，20110915（6）.
[8]顾华详.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2001（3）：1114.
[9].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温宪.美国编织社区反恐网[n].人民日报，20110805（3）.
[11]罗锋，王权.风险・制度化：“网络”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9194.
[12]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及对策[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
[13]顾华详.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及法治策略探讨[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4）：96104.
[14]顾华详.论中国保障信息安全的法治路径[J].科学发展，2011（8）：97111.
[15]顾华详.论打击“”立法应确立的基本原则[J].贵州民族研究，2009（6）：615.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719.
[17]顾华详.让老百姓吃得更放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解读[J].今日新疆，2011（10）上半月刊.
[18]施正文.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J].中国法学，2011（5）：3243.
[19]周叶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7.
[20]樊崇义.社区矫正立法势在必行[n].法制日报，20110817（6）.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2]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m].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4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和精髓和灵魂，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治领域地基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历史眼光和理论创新勇气，不仅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为政法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给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安机关的管理水平、执法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继承发扬我国法治优良传统、吸收借鉴国外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封建思想残余、资产阶级腐朽法治思想对公安机关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从公安队伍现状看，通过组织开展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等活动，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但是，在少数公安民警中，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好，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和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仍有发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必须进一步明确执法指导思想，坚持用正确的执法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这一意义上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对于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公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公安队伍，切实担负起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意义
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对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加强以维护人民群众交通安全为己任的基层公安交管部门的队伍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及特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的理念、执法为民的理念、公平正义的理念、服务大局的理念和党我领导的理念。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协调一致。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五项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特征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把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衡量标准。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的原则，只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特别是体现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和价值观的要求，提倡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
三、深圳公安队伍的建设
（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1、要学习必要的法律知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能自发产生和形成，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
2、要确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法治理念是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法律意识为确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奠定基础。
3、要不断地修正错误的法律观念，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4、要积极参与执法实践，在执法实践中不断学习，在本职工作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下几个方面
1、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真正成为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总结执政经验教训作出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式的重大变革。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障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依法治国与以人治国、依政策治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靠法制来治理国家，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法律所确认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靠政策、靠个人意志甚至靠运动来治理国家，政令就会朝令夕改，就会因个
人的看法、注意力甚至兴趣的改变而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也就会失去了保障。因此，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法治的道路。在这方面，作为国家法律执行机关的政法部门，尤其要发挥好表率和骨干作用。
2、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真正成为捍卫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执政理念在政法工作上的具体体现。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说到底，就是要求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带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去执法。我们的执法权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根本立场。要始终带着甘当公仆的深厚感情去执法。要坚决克服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克服以管人者自居的错误意识，努力把履行依法管理的职责与服务人民的要求有机统一起来。要学习先进典型，以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高度的奉献牺牲精神，依法履行政法工作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要始终带着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去执法。保持清正廉洁，是人民群众对公安干警的基本道德期待，是党纪政纪和国家法律对公安干警的基本职业要求。要始终带着文明规范的不懈追求去执法。要把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作为不懈的追求。
3、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骨干中坚
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没有公正，就不是法治；没有公正，就谈不上和谐。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法机关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职责。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要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正确地执行法律来维护法律的公正，通过正确地调节利益关系来实现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正，进而更好地发挥司法公正对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4、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真正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只有这样，政法工作才能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中找准定位，有所作为。相反，如果背离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政法工作就会迷失方向，难以取得大的进展。
5、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的理念，真正成为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强柱石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5
关键词：法治；社会管理；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2-0054-07
“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是2011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如何理解法律发展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也自然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重要問题。本文就2011年度法学界关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法学界首先分析了社会管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問题。蔡乐渭分析了在社会管理领域法治所要求的稳定性和创新所体现的变动性在表面上存在着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要进行创新，势必面临如何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其稳定；另一方面，要实施法治，则又面临如何保证创新的及时进行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应松年指出，社会管理面临的問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民生問题凸显，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管理观念落后；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社会管理方式僵化；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畅通。陈用龙提出，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没有正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视而不见，迷信政府统管一切而不是重视社会自治功能，热衷人治而不是崇尚法治，压制利益表达而不是畅通利益表达，甚至动辄采用工具来处理社会問题，最终使社会矛盾激化、冲突扩大。高振班认为，社会管理法治化面临以下問题：习惯于个案管理，不重视体制建设和顶层设计；习惯于直接干预，不善于协同治理；习惯于包办包揽，不善于借助市场的力量解决社会领域的突出問题；习惯于行政命令，不善于民主协商；习惯于传统手段，不善于整合利用现代管理资源。季建林等指出，社会管理和创新建设出现的偏差可以归纳为重强化轻改革、重维稳轻根本、重管理轻服务、重形式轻内容、重标准统一轻条件差异、重全面控制轻激发活力、重政府责任轻社会参与、重权力延伸轻村居自治、重现代技术轻群众工作、重“属地管理”轻上级责任。王桂海指出，社会矛盾近年来的变化呈现表达内容多样化、具体要求权益化、表达渠道多样化、互联网的作用日益突出等特点。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問题？法学界的共识是社会管理必须创新，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必须法治化。葛洪义认为，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核心是形成以法律权利及其实现为中心的社会自治机制，由社会成员去自我管理。为此，必须运用法律的方法。姜明安指出，加强法治，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离开法治的创新只是恣意妄为的乱闯蛮干。韩大元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进行，不能违反有效的法律规定。
但是，由于各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兴趣，学者们的提法也各不相同，概括起来有四种。
一是基础说。詹毅等认为，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社会管理的第一要义是保障公民权益，而公民权益的保障需要法治，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创新、方式创新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刘旺洪提出，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按照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要求，系统梳理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强社会管理立法，及时进行社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废、改、立，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系。
二是价值说。蔡乐渭提出，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社会管理创新不可超越法律的基本框架，法治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一整套制度规则，将社会管理纳入规则轨道。否则，创新不但不能达到加强社会管理的目标，反而可能导致社会处于更加不稳定的无序状态。刘旺洪认为，法治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其本质是建构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从“为民做主”向“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的根本转变。
三是关键说。王振民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法治，必须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和速度。如何公平、合理、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是实现良好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社会治理的本质。
四是保障说。姜明安提出，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创新必须坚持法治，即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确立的目标、规则所架构的法治秩序下进行。同时，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公开透明和坚持正当法律程序，因而也必须改革旧的单方性、强制性、暗箱操作性的行政管理模式。王桂海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制化保障。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持续开展，就必须致力于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用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来支持与保障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形成解决問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在充分肯定法治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中具有重要价值作用的基础上，法学界进一步论述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在这一問题上，付子堂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付子堂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构建法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以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为基础，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善治”。所谓善治就是多种管理方式的有机统一，是能够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善治以法治为根基。法治型善治既是现代社会管理的目标，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动力。法治型善治作为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合作管理。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之所以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最优模式，是因为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权力与权利的有机统一，社会依法管理与民众参与治理的有机统一，民生法治导向性与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有机统一，利益诉求渠道畅通与各种社会矛盾化解的有机统一，社会维稳和公民维权的有机统一。
蒋传光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我国治理社会的模式也从传统的政治导向性的控制模式逐渐向公共导向性的法律模式转变，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为此，应当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加快从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向法治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变：从基于唯GDp论的稳定思维转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思维；从政府统管社会一切转向政府和社会共治；从行政主导的社会管理方式转向组织化、法治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从以消除社会矛盾为目的的管控机制转向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博弈机制。
那么，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治化建设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应松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要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马凯认为，应有明确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则和思路，第一步即是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
第二，保障权利自由。庞凌主张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在于保障法律权利和自由，需要落实并不断扩充公民权利的自由，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下政府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责任。胡玉鸿认为，自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标准和条件，自由理念下社会管理创新要有新的目标。自由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价值基准，既是指导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准则，也是塑造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规范依据。因此，必须实现治理观念上的去政治化、治理主体上的去中心化以及治理机制上的多方合作。杨春福指出，善治的旨趣在于权利保障，在善治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应以权利保障为核心价值取向。
第三，建构法治秩序。法治能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合法性、权威性、操作性、反复适用性。付子堂认为，从人类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来看，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较高形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法治型社会管理是“行为一过程”范式下的法治。在这种范式下，无论是法治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是一种行为，都是一个过程。在“主体-行为-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不同的主体，通过行为又使关系发生流动、变化。这种流动、变化的社会关系就构成了法治的实现过程，也是法治必须面对的实践。其二，法治型社会管理主要关注的是行动中的法，社会实践中的法，而非“纸面上的法”。相关主体的行为，尤其是司法机关裁判的行为，才是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真实表达。其三，法治型社会管理应当关注法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尤其是法治的社会效果，既要有程序正义，也要有实质正义。如果能够通过法治的运行产生积极的效果，那就意味着社会管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三个特征说明法治秩序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能够在法治框架下各司其职、各行其是。虽然法治并非社会管理的唯一模式，但经过历史的选择，结合世界各国的实践，通过法治的社会管理，能确保公民权利、公共利益，促进良善、和谐的社会管理状态的实现。
第四，保障改善民生。陈东冬把民生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认为民生视角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内容、切入点和动力源泉，也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马凯提出，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首要任务即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振班认为，民生問题的实质是民权問题，而民权的实现有赖于法律的实施。应松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当完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即实现法治，而法治的第一步应从民生入手。
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2011年，法学界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研究的视野较为广阔。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可以将这种研究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一般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宏大叙事式的、综合性的对策建议。例如，蔡乐渭提出了法治视角下社会管理创新包括理念的创新、主体的创新、内容的创新、手段的创新、程序的创新以及监督的创新。陈用龙提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应是加快建立法治的有限政府，为社会发展赢得独立自主的空间；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探索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依法引导虚拟社会有序发展；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法治保障。韩大元认为，只有处理問题具有宪法意识、全面梳理尊重规则意识、合理调整“法检公”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应松年认为，当前社会管理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民生問题，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矛盾；要从“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要综合运用多种社会管理手段，转变社会管理模式；要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完善“民生”法、行政程序法；要健全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体系。同时，应该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基础和框架内完善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第二，特殊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基于作者的特定研究兴趣和专业范围而提出的具体对策建议。这些研究涉及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统一战线、普法依法治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区社会管理、审判管理、民间组织等方面。例如，宋巨盛提出，社区社会管理的重点在于推动居民的民主参与、民主自治，充分发挥各类非营利组织的力量，真正从改善民生角度，从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与手段、管理内容和管理队伍方面不断加强创新。石媛认为，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发挥一切社会力量与政治资源的优势，统一战线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方面，法学界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1.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社会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具有一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应松年认为，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总体来说，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的問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应该发动全社会来共同承担。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重要方面是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自治。首先，要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实现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其次，要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的土壤，鼓励村民、居民依法实现自治。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金国坤提出了“合作伙伴关系”和“协同作用”的概念，认为顺应行政社会化趋势，国家应当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管理体制、方式和观念的创新，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胡玉鸿提出了社会自治的理论，认为现代国家应以有限政府为理念，自行约束国家权力，以承认人民的自主、自治地位为前提。葛洪义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关键是改变国家垄断社会管理的体制，转变为国家与社会分工负责、共同管理的新体制。政府管理其自己应该管理、必须管理的事项，其他的交给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管理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陈用龙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按照“有效政府、有序社会”的原则，推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所在。陈东冬认为，明确政府的主体地位和责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和观念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坚持群众路线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多方参与是完善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格局的有效途径。陈寿灿等则从伦理文化角度力图和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朱世海指出，要建立以保障权利为中心的社团管理体制，在社团登记方式上应以“一元管理”为原则，以“双重管理”为例外；建立针对登记管理机关行为的诉讼救济制度；实现对业务主管单位管理行为的复议和诉讼。段立章分析了民间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的独特价值，民间组织能促进人权保障，激发社会活力；能发展民主，增进社会和谐；能催生法治，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能打造有限政府，提升社会管理水平。
2.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
高振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还比较薄弱，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不高。流动人口管理、特殊人群帮教、虚拟社会管控、“两新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社会法制建设明显滞后，都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所急需解决的法制建设問题。人大要针对这些問题，推动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工作。蔡乐渭认为，社会管理法律本身要进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但法律本身不应是长期僵化不变的，在法律不能适应社会管理形势发展的需要，或出现因法律的局限而导致必要的社会管理创新无法开展的时候，应着手对社会管理法律本身进行创新，也就是开展法律制度的修订工作。这种修订不仅可以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进行，保证社会管理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不致出现表面上“良性违法”、实际上有损法律尊严的状况。应松年指出，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应当首先从“民生”入手，着力建立健全民生领域的立法。就业、教育、分配、社保、医疗、稳定六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特别是有关生存权和平等发展权等基本人权方面的立法需要加强。其次，作为社会管理新兴主体的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立法也需要加强和完善，特别是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等社会管理基层组织的法律属性、职能和权限以及与相关党政机关的关系也急需在法律层面上予以明确。再次，从规范行政权运作的角度来讲，公正、公开、参与、诚信的行政程序能够为行政机关合法合理的行使行政职权设置一个基本的规则，从而保证社会管理的有效实施，因此，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显得尤为重要。
3.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李迎春认为，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面对的重大政治和法律课题，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职能定位，逐步扩大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正确定位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特殊职能，提升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主动性；积极构建沟通协调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平台，从而使绝大多数矛盾纠纷能够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始状态。应松年认为，我国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制度体系应当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诉讼、和基层设置的专门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分为三个层次，即调解和基层设置的负责行政纠纷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位于第一层次；以行政机关作为纠纷解决主体的裁决、仲裁和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诉讼位于第三层次。要把三个解决纠纷的法律机制形成一个体系，大量纠纷都应该通过第一、第二渠道得到解决，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外，可以将制度作为前述三个层次的补充。郭顺强主张，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定位：一是要坚持法院的主体性。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尊重并突出法院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有机组成部分的主体性定位，坚持法院的主体性、自主性的定位。二是要坚持法院的基本功能。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处理好法院的基本功能、主要功能与法院的延伸功能、间接功能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坚持司法的专业性。法院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应当通过坚持法院的专业性，通过中立性判断权的行使，加强司法、审判的终极裁判性，追求司法权威的提高，强化司法的公信力，以此保障民众权益、对社会行为进行一定的规制。四是要找准参与的方式。由法院的性质、功能所决定，法院应当以间接方式为基本方式进行能动司法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五是要积极稳妥推进。
4.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
蔡乐渭提出，当今社会管理的手段应该是多元的，在保留必要的强制性手段的同时，应视管理内容的性质和类别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管理，尤其要重视疏导性手段的应用。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应及时采取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应松年认为，社会管理的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也包括行政给付、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型管理方式。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今后的社会管理应当是参与型的社会管理，不同的利益群体或者代表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充分发挥各种力量的优势，实现由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向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政策、道德、科技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模式转变。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服务性的手段，要尽最大可能保护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需要给予重点关注和保护，尽可能选择对公民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把被管理对象当做平等主体对待，平等协商。建立信息化的社会管理模式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
5.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体制改革
熊文钊等提出建设法治型政府的思路，提出法治型政府的主体应当以议会为主导，重视立法、司法、普通民众几个方面。沈寿文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探讨了政府横向权力的配置問题。他认为，政府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是一种政治性、法律技术性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权利，为了实现相应的政府职能，这些权力应当由相应的政治性机关（立法机关）、法律技术性机关（司法机关）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机关（行政机关）来行使。詹毅等提出以地方人大作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利用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和自身优势，找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切入点，综合运用地方人大依法决策、监督制约和权利维护等各项职能的作用，全面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杨建军认为，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因此，要找准法治国家中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定位問题。在法治国家中，司法采用司法的方式而不是政治的方式，司法通过遵循司法运作规律去运作而不是简单地迎合政治指令。
6.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张昱等认为，社会风险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体的风险。应对社会风险主要有四个解决途径：加强社会转型的过程管理；加强社会能力建设，拓展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增进社会团结，整合个体与社会；加强个体能力建设，促进个体的转型，整合社会个体；加强社会正式支持体系建设，整合社会，为个体及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王显勇则认为，社会风险只能经由社会化途径解决，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他认为，国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系对社会进行干预使现代国家逐渐成为社会保障国家。社会保障权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需要经历从宪法到法律的途径，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应当使用法律保留原则，将社会保障国家逐渐地纳入到法治国家的新蓝图。杨春福认为，善治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政府权力在遭遇社会风险时的局限和不足，政府要从重管理走向重服务，充分保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起以民众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结构，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6
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系统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把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摆上重要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务求取得实效，努力提高司法行政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大力推进司法行政事业的改革发展。
5月21日至25日，吴爱英一行在宁夏进行调研。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主任陈建国，自治区主席马启智，自治区政协主席任启兴等区领导亲切会见了吴爱英一行，并就宁夏司法行政工作的改革发展交谈了意见。吴爱英在陈建国书记、马启智主席和自治区党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李顺桃，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崔波，自治区副主席张来武等领导的陪同下，先后深入自治区银川监狱、女子监狱、戒毒劳教所、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银川合天律师事务所，中卫市司法局、滨河司法所，同心县河西、丁塘司法所和贺兰县常信司法所，看望、慰问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基层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调研期间，吴爱英听取了区司法厅的工作汇报，对今年以来宁夏司法行政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区党委、区政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版权所有
吴爱英在调研中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确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行政工作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司法行政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大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和法律服务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司法行政工作。
吴爱英在监狱、劳教所调研时指出，监狱劳教人民警察要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端正执法思想，增强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做到严格、公正执法。要把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要与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岗位练兵活动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和管理水平；要与落实“六条禁令"结合起来，进一步树立监狱劳教人民警察执法文明、行为规范、纪律严明的良好职业形象。吴爱英还特别强调了监狱、劳教场所的安全稳定问题，要求各地监所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性，深入细致地做好监管工作。要建立完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采取过硬的措施，加强管理，提高防范能力。
在律师事务所调研时，吴爱英指出，法律服务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坚持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职业操守负责，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维护法律权威，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律师队伍建设和公证岗位培训活动结合起来，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服务为民教育、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保证法律服务工作的正确方向。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7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冿大学的罗吉尔。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俄罗斯限制、废除死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年以前，但屡经反复。大连海事大学赵微教授介绍了俄罗斯适用死刑的立法情况和民众的态度。1917年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决议”，但此后又恢复了死刑。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确立了“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的原则。1999年，在加入欧盟的压力下，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冻结”了死刑适用，但是立法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废除死刑。目前，俄罗斯有80%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因此，俄罗斯在立法层面上能否最终废除死刑还得静观其效。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8
关键词基层治理依法治国法治化成都市
中图分类号：D90-05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5.11.064
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ChengduGrassrootsLawGovernanceConstructionintheperspectiveofRuleofLaw
YanJunru[1]，wanGDandan[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ofmianyangnormalUniversity，mianyang，Sichuan621000;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Xihua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39）
abstractLegalizationofbuildinggrass-rootsgovernanceisadministeringthecity，thecornerstoneoftheruleoflawinChengdu，Chengdu，governmentsatalllevelsdeservesattention.However，duetovariousreasons，theeffectofgrassrootsgovernancearoundChengduConstructionLawisnotideal，fromtheruleoflawrequiresagreatdistance.inviewofthis，theChengdu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alllevelsandtheruleoflawmustbeadaptedtotheconstructionofgrassrootsgovernancerequirementsoftheruleoflaw，innovationanddevelopmentintermsofvalueorientation，contentsystem，wayway，environmentalconstruction，teambuilding，logisticsandevaluationmechanismsbuildlong-termmechanismconstructionofgrassrootsgovernancelaw，inordertopromotetheruleoflawconstructionofChengdugrassrootsgovernanceintothenormalization，standardization，scientificanddemocraticdevelopmenttrack.
Keywordsgrassrootsgovernance;RuleofLaw;legalization;ChengduCity
基层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而法治化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非常重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建设工作。具体到成都市基层社会来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其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效果不是很理想，①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不少的实际困难与障碍，影响着依法治国在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的推行。因此，研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建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
1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与依法治国的逻辑关联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了专题部署，提出了依法治国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这其实道出了基层治理法治化与依法治国的相关性。②
1.1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涵与构成
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是一个内涵丰富和构成复杂的系统工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读：（1）从内涵上来讲，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指依法治国在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落实与体现，是基层治理走上现代化的必然之路，是将依法治国理念贯彻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的过程。（2）从构成视角来讲，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素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环体、治理效能等方面的法治化建设;基层治理法治建设的环节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法治政党的建设。
1.2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在关联
总的说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地方实践，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价值追求。具体说来，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以下关联性：（1）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诉求。基层治理法治具有诸多的价值，对构建和谐社会、民生解决、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政治保障助推作用。在这些众多的价值取向中，依法治国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诉求，因为依法治国将引领基层治理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最终到达基层社会的善治、共治与法治的美好状态。（2）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与地方实践。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国家治理、地方基层治理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与治理都是贯彻依法治国的重要领域。其中基层社会的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推动基层社会各项工作法治化运行、贯彻依法治国的基层实践，能够极大推动地方法治化建设。
2依法治国视角下审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环视当下，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取得很多成绩，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也存在诸多的障碍。③这些问题、障碍影响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顺利推进，致使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法治化建设的的理念、内容体系和方式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涵式发展。
（1）法治化建设的理念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健康发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法治化价值取向坚持不足，没有很好将法治化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与各个环节中去;科学性坚持不足，没有很好把握好基层社会的发展规律，导致基层治理合规律性不足;系统性坚持不足，没有很好地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统筹兼顾好，没有很好地协调各级政府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民主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不足，导致基层民众参与法治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2）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视域拓展。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地将基层治理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纳入法治化建设的视域之中，尤其是没有很好将基层社会的各种民生问题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导致城中村问题根治不彻底、流动人口小区管理效果不理想、城市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执法环节中一些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传统的协商方式处理较多，法治化方式采用不够，社会矛盾的法治化化解不足。
（3）法治化建设的方式与途径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效率。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理论上宣传教育过多，实践上行动落实不够;传统平台创新不够，网络平台开发利用不够，导致法治化建设的效果不理想。
法治化建设的环境、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和后勤保障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条件。
（1）法治化建设的环境营造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氛围构建。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根据基础社会的特点对基层社会的现实环境、网络环境进行很好的建设，其中尤其是社区环境的建设做得很不够，导致基层社会的法治文化基因营造不够。
（2）法治化建设的队伍素质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队伍建设。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基层社会各级公职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法律素质等均有待提高。笔者调研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的一个社区，该社区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高中以下文化水平，平时的干部培训也不多，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不高，现代化的办公能力不高。这些均彰显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主体的素质与能力确实有待提升。
（3）法治化建设的评价体系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科学督导与引领。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没有很好地结合成都市基层社会法治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将成都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纳入考核评价督导视域，没有建构好一套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考核督导机制体系，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强力推行。
（4）法治化建设的后勤保障问题，影响了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的条件准备。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成都市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供给不足，其中尤其是基层社区的经济支持明显不足，导致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很多活动没法开展。笔者调研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四河社区，据社区主任介绍，该社区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社区财政收入非常缺乏，大型活动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从这里可以看出整个成都市基层社区法治化建设的后勤保障确实做得不够。
3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提升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水平
针对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障碍、问题，根据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关联，成都市基层各级政府应该拓展视野，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整合创新法治化建设的各种路径，构建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与规范化、常态化发展的轨道。④
构建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理念、内容体系和方式途径，推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科学发展。
（1）科学构建以现代化为主的价值取向与发展理念，推动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健康运行。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价值取向的要求，坚持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将基层治理法治化纳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坚持科学化的价值取向，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遵循基层治理的规律和基层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系统化的价值取向，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整体推进统筹兼顾;坚持民主化的价值取向，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来。
（2）科学设计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不断拓展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覆盖面。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内容体系的要求，将法治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立法、执法、守法、司法等整体纳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构建视域，力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内容体系实现全覆盖。
（3）整合创新基层治理的现实平台与网络平台，不断增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方式与平台的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网络化发展;注重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网络化建设方式与现实运行整合创新，形成共赢互动的发展态势;积极发展基层民主，调动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来。
做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队伍、环境和评价体系、后勤保障等方面建设工作，夯实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条件。
（1）加大基层治理队伍法治化素质的培训提升，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主体基础。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队伍的要求，从思想政治、政治学、行政伦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儒学、社区工作、经济学、法学等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全力提升基层治理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以此夯实成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干部队伍基础。
（2）做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环境、人力、物力、财力与政策制度准备，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环境与条件的要求，注重社会环境、网络环境、行业环境的综合治理，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供给;注重制定好基层治理需要的各项制度与规则，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合理的制度供给;注重专项经费的足量投入，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供给。
（3）健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评价体系与机制，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提供强大的驱动力。这就要求成都市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务必要好好分析把握依法治国对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评价机制的要求，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各个要素纳入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考评机制视域中，以此增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驱动力。
总之，推进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长期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协作，更需要多视角地探索与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契机。目前重要的是，成都市基层各级政府务必要按照依法治国和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主动适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新常态，从治理理念、价值与行动等层面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以此构建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长效机制，让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服务法治成都的建设。
基金项目：2015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都市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项目编号：2015p18）
注释
①赵秀玲.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成都为个案分析[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②唐寿东.对基层治理法治化认识与思考[J].理论与当代，2015（8）：6-8.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9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演讲稿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版权所有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篇10
从目前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必须加强对法律顶层设计的关注，实现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国家-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从而实现法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从而明确实现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在宪法的基本理念中定位的法治国家，从而实现良法之治，由立法机关对于法律制度建设，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良法，由执法机关进行善治并提供有效的监督，从狭义的层面上定位法治政府，明确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和前提，协调立法领域和司法领域的监督关系，从而实现法治政府的逐步建立和实现，虽然建设法治国家存在诸多问题，但只要不断完善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的协调发展，需要很多立法层面的精巧设计和执法层面的不断优化，以及司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救济和保证。
法治国家，是早期欧洲某种国家的形式，有人也认为在德语中最先出现，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在当时被认为是和平与法律秩序的守卫者，现代意义的法治国家也被称为法治政府，它强调的是国家的权利，强调行政权力必须依法实施越权无效，有关法治国家的评判标准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法律的手段保证人权，从而达到限制公权力滥用的目的;第二，良法的治理;第三，确立分权与权力制约的国家权力关系;第四，赋予广泛的公民权利;第五，确立普遍的司法原则司法独立等。
一、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是依法行政的政府，必须做到有法可依，而要保证政府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有法可依，国家必须具备健全的立法机关，及时提供法律的依据，对于健全的立法机关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领导作用，也要求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法治政府必须以法治国家为前提，没有法治国家，单单建设法治政府也很难实现。
二、通过法治国家建设引领和支持法治政府的建设
西方的法治文明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中逐渐演变而来的，我国长期以来社会治理发展缓慢，而需要国家法治来保障社会组织实行自主自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为社会组织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过分的赋予国家机关权利，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而对于行政机关，有效的规范和引导社会群体，提高全民法律意识，让全民自觉知法、守法、遵法、用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仅考虑自身利益，而是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体，而使各国法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建设社会共同体。全面的依法治国不仅是治国理政，更是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基础，筑牢社会意识底座，为法治建设提供引领和支撑。
三、树立正确的发展方式，用改革化解法治建设的存在问题
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战略下，改革主张以及措施都要接受法治思维的推敲，然而法治与改革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法治是要捍卫已有的法律制度及规范，而改革是要舍弃和改变制度中不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东西，虽然其不适应国情发展，但它还是现行有效的规范和制度，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包括改革在内的各项举措不能离开法治的要求，如果抛开法治的要求和约束，必然会损害法治权威，如果固守法治思维的要求，就会使改革力度不够，改革就会停滞不前，而已法治的名义采取的改革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公民运用法治捍卫权利和自由，虽然目的各异，但思维方式是一致的，都是运用法律和消费法律，把法律看作为捍卫自己的武器，这是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进步，所以我们要在法治的框架内改革，而不是用法治束缚改革的脚步。
四、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冲突化解矛盾
法治治理的过程中有关权力的获得和运用非常重要，获得权力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和合法的方式，也要充分保障权利救济的途径。做到运用法律武器和法律思维协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更好的激发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形成全民遇事找法，增强全民的法律信仰，更好推动法治社会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使之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需要居间裁判，以保证司法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不仅要做到裁判遵循现有法律法规，而且也要做到符合道德要求，实现法理和情理的相互结合，法官严格遵从职业道德的要求，司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更多的做到使当事人信服，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五、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多发的社会格局，而调整多元利益之间的矛盾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依靠法治，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器，是将法治的有关理念推向实质化的阶段，是执政党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为了更好的实现法治国家的建设推进法治发展，我们需要对国家的发展进行战略构想，建设法治国家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完善和发展，是全民参与法治国家的建设之中，形成好的法律秩序，保证人民群众的全面参与推进法治建设，而且依法治国也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证，更大程度的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之更多的参与国家建设当中来，国家法治进程建设和公民参与的有效结合，让法治的生活方式渗透进公民的生活中，现代文明已经开始撞击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已经走上法治的发展的征程之中，法治引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设法治国家也能促进社会团结，从而实现重铸社会信任，促进中国社会顺利转型，迈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