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1
关键词：写作教学；鲜明的主题；实施对策
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写作教学有着鲜明的主题：叙事要完整；选择恰当的抒情方式；写人要抓住特点；表达自己的看法；勤于修改；描写要生动。
这些主题决定了本学期的写作教学实施对策：人教版语文七下写作教学，已开始话题作文的训练。重点训练学生记叙的能力，以叙述清楚、明了为基础，逐步训练学生夹叙夹议、托物言志、情景交融的写法，能够恰当地选择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表达方式，抓住人物特点刻画人物，训练学生叙事完整，描写生动，能恰当选择抒情方式来抒发真情实感，并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也训练学生搜集、整理、筛选资料的能力。
一、与阅读教学相结合
1.结合上册阅读教学《王几何》《我的老师》、下册《爸爸的花儿落了》等阅读教学，学会完整地叙述一件事，并注意叙述的顺序，能恰当地安排开头和结尾。
2.结合第二单元的阅读教学，学会选择恰当的抒情方式表达真情实感。
3.结合第三单元的阅读教学，学会抓住人物特点描写。
4.结合第四单元的阅读教学，学会议论的表达方式，正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5.结合第六单元的阅读教学，训练描写生动具体。
二、与综合性学习相结合
1.引导收集资料：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搜集有关黄河、戏曲和与马有关的资料，学习筛选资料，深入体会作者的情感，丰富自己的生活，为作文写作打好基础。
2.引导学生在平时的课外阅读中积累资料，从而为记叙文写作提供素材。指导学生提高课外阅读的质量。要求学生阅读时对自己喜欢的故事、片断、佳句进行朗读、摘抄，并对它们进行对内容、语言、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点评，三言两语都行，并指导学生把自己的积累运用于写作。从中选择能具体的记叙自己熟悉的人、事、物，并能简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
三、能合理地运用信息技术与网络的优势，丰富自己的写作内容和形式
四、注意在实践中学会写作，在自我修改和相互修改的过程中提高写作能力
有了以上的实施对策，一定会在写作领域开拓新的局面，提高初中生的写作水平。
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2
关键词：叙事散文教学实践性知识
所谓叙事散文，是指善于通过某些生活片段、生活场景和细节的艺术描写，以及人物最突出的个性特征的“散点式”刻画，来表现任务的形神风貌，揭示事件的审美意义，抒发作者特定的感受和情思的散文作品。笔者之所以要鼓励中文师范学生学习叙事散文写作，是着眼于未来的教师职业发展需要，是当今中文师范学生教学实践性知识重要生成路径，为此有必要探讨一下叙事散文写作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讲授策略。
（一）必要性
与记叙文不同的是，叙事性散文的叙事情节不求完整但很集中，叙事中的“情”渗透在字里行间，且没有议论部分，而多一个抒情部分（就结尾而言），结构更加明了。与抒情性散文不同的是，叙事性散文较其多一个叙事部分，而没有记叙文那种鲜明的开头。据此看来，叙事散文可分为侧重记事的记事散文与侧重写人的写人散文。
1.记事散文：侧重记事，表达“事”情，即把叙述事情作为重点，文章着眼点放在叙述的过程上，重在表现事件的意义。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共有12篇记事散文，分别是：七年级语文上册《往事依依》（于漪）、《十三岁的际遇》（田晓菲）、《本命年的回想》（刘绍棠），七年级语文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月迹》（贾平凹）、《三颗枸杞豆》（程海）、《柳叶儿》（宋学孟），八年级语文上册《老山界》（陆定一）、《枣核》（萧乾），八年级语文下册《散步》（莫怀戚），九年级语文下册《给我的孩子们》（丰子恺）、《送行》（比尔博姆）。
2.写人散文：侧重写人，抒发“人”情——通过一件或几件事（或几个片断）来写人，重在表现人物的形象气质、性格特征或精神面貌。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共有8篇写人散文，分别是：七年级语文下册《一面》（阿累）、《我的老师》（魏巍）、《我们家的男子汉》（王安忆），八年级语文上册《我的母亲》（邹韬奋）、《背影》（朱自清），九年级语文下册《藤野先生》（鲁迅）、《生命与和平相爱》（铁凝）、《享受生活》（海伦·凯勒）。
这样统计下来，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共有20篇叙事散文，占全六册所选课文数目156篇的13%强，足见小小的叙事散文其实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另外，如果再加上教材中融入各个单元合成的“写作”专题训练，诸如“说真话，抒真情”、“从生活中找‘米’”、“观察人物特点，写出人物个性”、“记事写人线索清楚”、“有详有略，详略得当”、“合理安排文章的结构”、“记叙中结合抒情和议论”、“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写作素材”等等，其中多半牵扯到叙事散文写作能力的日常培养问题。
（二）可行性
目前中文师范专业的写作课程，基本上是将课堂授课的主攻方向定位在文学文体、文艺评论、新闻文体、师范文体以及实用色彩较为突出的应用文体上，其中文学文体理所应当地成为授课的重点。然而从实际的掌握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尤其是在学习写作的起步阶段，要求学生一出手就作小说乃至诗词作品等等，分明不切实际。在多年的写作课程讲授中，作者发现将叙事性散文作为写作起步阶段的首选文体，不失为一条现实可行的教学选择。理由有二：
1.从学生接受能力的正常成长轨迹来看，由记叙文向叙事散文过渡，对于教师引导学生最终掌握其写作要领确实是一条入门捷径。众所周知，人类认识物质世界，首先是关于具体物象的感知把握，尔后才有可能运用概括，由个别到一般上升为抽象的理念。艺术和文学以创造形象为已任，创造形象的思维过程又始终未能脱离具体的形象。此种“寓于形象的思维”，借助形象的思考，正是人们初识世界的童稚期方式，焕发着童心天性的光彩，格外值得珍爱。叙事性散文或记人记事记物记游，总归是要采集撷取形象、处理加工形象、描绘展示形象，围绕形象大做文章。写作起步将叙事性散文作为首选，便是提倡借形象表达，用语言画画。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凡自己熟悉的且动了感情的人和事，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在小学阶段学生掌握得最好的莫过于记叙文了，记叙文如确有一定的质量，可以看作是叙事性散文的预备阶段。如若任课教师能够更好地因势利导，就更能激发起学生对写作叙事散文的兴趣。
2.从写作叙事散文的一般操作程式来看，学生易于摹写、易于掌握。首先，细节刻画是关键。叙事散文的基本特点在于其造型性、可视性，基本功能是“以形示人”。在叙事散文写作中尤其要注重细节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因为一个深刻的细节不但是形象思维的一个具体展现，而且往往会成为文章中的一个亮点。其次，凤头部分要果断采用切入式开头形式，直揭主题，严禁拖拖拉拉，此为“开门见山”是也；猪肚部分要充分运用比喻、拟人、借代、排比等修辞手法和诸多美文字眼，“慢”说细微之处，让细节膨胀为一个个情景交融的场景、剖面，此为“情景交融”是也；豹尾部分要发掘、升华作者心底的情感潜流，余韵袅袅的审美效果异常重要，此为“卒章显志”是也。最后，坡《和子由渑池怀旧》曾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给我们留下了“雪泥鸿爪”这样一个很有意境美的词汇，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到“雪泥鸿爪”般的审美韵味与叙事散文的美学本质非常一致，它完全可以作为检测叙事散文的写作合不合格的标准。
（三）讲授策略
对于如何提高叙事散文写作教学效果，策略有二：一是手段的现代化，二是观念的现代化。
1.手段的现代化：激活信息技术课堂。
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是现作教学改革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而高师写作教学的一大趋势就是日渐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合拍。新时代的叙事散文写作教学迫切需要高科技手段以及必要的科技设备给予辅助。以“童年往事”题目为例，通过多媒体声光电的综合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情境描述，穿插操作演示，调动各种感官手段强化感知，快速而有效地构架出富有傻趣、乐趣、痴趣、童趣的“童年往事”场景。再加上电脑的动态执行浏览器可提供超文本格式的图形、图像、语音动画与卡通等多媒体信息，唤醒长期记忆中相关的知识、经验或表象，让我们的中文师范生在有限的大学写作课堂授课中间有一种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事的现场感。
2.观念的现代化：调动师生参与意识。
如何调动中文师范学生对于叙事散文写作的“参与”意识？亟须开辟“第二课堂”，建立供学生观摩、参与的场所，鼓励学生走向社会，接近大众，了解国情，激发兴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不二选择。只有回归生活，融入体验，学生才能克服纯粹认知活动的缺陷，才能跳出“笔记——作文——考试”的格格框框，从而彻底激活学生的“参与”兴趣。叙事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第一，取材凡人琐事；第二，把握细端末节；第三，抒写真情挚爱。所以说它天然具有坚厚的现实腹地，它能够比其他文体更迅捷地介入现实，反映社会，参与人生、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生态变迁的探讨等。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一项闭门造车式的静态行为，而是早已成为一种争夺信息、选择视角、激发文思、争取速度的竞争比赛。因此，叙事散文写作课程对“参与性”的追求并不只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兴趣，而是对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后写作实际状态的模拟。换言之，写作在现今社会中存在状态的改变决定了我们教学观念的改变，这其中既包括中文师范学生的观念更新，也包括高等学校写作学教师的观念更新。
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3
首先，语文的源头就是生活，写作的源头也是生活，脱离了生活，写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文章中没有真情实感。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当引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亲近大自然，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生活常识和生活经验，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美好瞬间，深入体会生活中的细节，从生活中获取和提炼素材，积累写作元素，这样创作出来的作文才能够生动形象，充满真实情感。在生活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学会积累素材，有很多种积累素材的方法，写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可以把自己生活中的见闻趣事记录下来作为写作的素材。周国平在《风中的纸屑》一书中写道：“很多时候，灵感和素材只是一瞬间，他随身都会带着小的便笺纸记录下来自己的灵感。”例如，教师在讲解关于父爱写作的课堂教学时，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通过视频、图片的形式向学生展示父爱，着重于展示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爱，这样能够让学生回想起自己的父亲，回想起父亲对自己的爱以及爱的方式，在以后的生活中，学生或许就能够去关注这些父爱的细节。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感受到写作的情节和细节，让学生能够使用真实的情感和语言去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其次，教师除了帮助学生观察生活中积累的素材以外，还应当注重引导学生阅读。通过阅读可以获取别人的生活经验，丰富自身的素材，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通过阅读学生能够从中学到写作方法和技巧，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把作文写作指导渗入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观察作者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以及对细节的描写，鼓励学生模仿练习。例如，在北师大版七年级语文上册三单元朱自清的《背影》一课的教学中，教师通过分析文中对父亲背影的描写让学生进行模仿练习，学会对人物的细节描写。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大量地阅读课外读物，指导学生阅读的方式和方法，学会做阅读笔记，摘抄优美的语句和段落，写读后感，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掌握写作方式和技巧，提高写作水平
首先，现阶段大多数初中学生在写记叙文时，文中人物刻画得不鲜明缺少个性，叙事平铺直叙缺少层次感，事件选择模式单一缺少新意，描写老师情节多是带病上课，同学之间多是因小事闹矛盾，最后又和好如初，作文读起来索然无味，没有个人的独特见解，缺少自己的真实情感，很难引起读者的心理共鸣。学生在记叙文写作中有众多弊端，除了缺少生活经验和素材的积累外，就是缺少记叙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记叙文是初中学习中常见的写作手法。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这记叙文的“骨”就是记叙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在记叙文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对记叙文完成立题后，首先，教师应当勾勒出记叙文的写作框架，明确记叙文写作的重点，保证记叙文写作有一个清晰的结构。其次，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对写作材料和素材进行提炼，深入去发掘素材中的内涵和精华，引导学生发现情感表达的点，叙事思路清晰流畅，内容衔接有序。在记叙文写作的过程中，注重真情实感，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写自己的切身感受，写自己熟悉的人或者事，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描写人物的记叙文写作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学会观察和想象，刻画人物时，可以通过神情、动作、语言等细节来表现，进一步突出人物的鲜明形象。
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4
【关键词】作文教学;阶段目标;周期规律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3-0058-02
对于作文教学，无数学者在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作文创新思维能力、作文综合能力、提高作文教学的整体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但纵观前人的论文或专著，多停留于个别辅导或区域指导的层面，而非对初中阶段作文教学共性规律的探索。在平时的作文课堂教学中，笔者注意对学生个体写作能力发展阶段进行系统、有序、长期的“跟踪”研究，努力摸索出符合初中生实际动态的周期划分标准，探索出作文教学周期中的一般规律，以便初中语文教师能依据学生作文在周期中的呈现特征以及在此特征上表现出的需求，制定出相宜的教学策略。
初中生在初中三年的作文过程中，随着年龄特征、认知水平、思维水平、表达能力的发展，他们在同一写作能力方面表现出逐步深入、拓展、完备的过程，这就是初中生整体作文能力的一个周期。作文教学周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文成长阶段，一般意义上的作文成长阶段或根据学生的学龄段划分，或生硬地将某一写作能力划分为一个阶段，它的划分往往是粗线条的、刚性的、线性的，它往往把一些写作能力进行生硬的划分，不具有延续性、系统性、整体性。而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周期尊重群体中学生写作能力所处的实际状态，并强调的是个体整体写作能力的不断深化、完善。它对个体作文成长过程中的细节更为关注，是一种动态的划分形式，更注重对学生个体写作能力及整体水平的延续性、补充性指导。
针对学生初中三年不同作文时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个体作文成长规律的特殊性，笔者根据中学生时段思维特征和表达能力的特点，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教学周期采取相宜的、个性化的、有效的促进学生作文能力提高的教学构思。并通过学生习作抽样、教师学生座谈会以及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各个年级段学生的作文水平进行广泛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以了解初中阶段学生的写作实际情况，对学生作文水平的差异性进行量化评估，基于学生作文差异性的学与教进行分层研究。同时，对七至九年级各阶段学生作文的目标进行研究，梳理出各阶段作文教学达成目标，整合了苏教版教材各册中的写作知识和要求，对其进行了更为切实、高效地安排，从选材与用材、构思与布局、情感与立意、语言与表达这四个角度总结出了初中三年六个学期作文教学周期的一般规律。
七年级上册：
选材与用材：①学会从生活找“米”：写生活中的真人真事;②理清选材与定中心的顺序：先定中心，再根据中心选材。③取材要典型，切实为中心服务，不能偏题。
构思与布局：①明确初学写作记叙文阶段的基本范式，尤其是段落的合理性与科学性;②开头与结尾的基本要求：不宜过长，一定要打草稿，等等。
情感与立意：①讲真话、抒真情;②有明确的写作意图，作品能表达一个明确的中心。
语言与表达：①语言规范、准确，语意通畅，没有语病，不写错别字。②强调叙事过程中表达的简洁性与明确性。
七年级下册：
选材与用材：①区分写人为主的记叙文和记事为主的记叙文，明确其结合点与各自的侧重点。②把事情过程写清楚，不记流水帐。有明确的叙事线索，并交代清楚叙事文的六要素。
构思与布局：①懂得开头的多种方式并掌握一些简单的技巧;②进一步巩固记叙文的写作基本范式。
情感与立意：①立意要求：健康、积极向上;②主题的集中性;③能运用心理描写表达真情实感。
语言与表达：①语言通顺、流畅，能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法，会用修饰语增加语言的“含金量”。②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
八年级上册：
选材与用材：①学会以小见大，通过小事情体现一个明确的主题;②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对材料中的各环节能根据中心的需要有所取舍;对事情的高潮部分懂得不惜笔墨。
构思与布局：①在段落合理的基础上讲究层次分明，思路清晰;②懂得结尾的多种方式，并掌握一些简单的技巧。
情感与立意：①写人为主与叙事为主的记叙文，其不同的情感表达途径：对人物的评价;对事情的感悟。②掌握间接抒情与直接抒情的区别，并学习一些方法。
语言与表达：①语言力求生动，能运用成语以及一些准确、传神的词汇，并适当引用一些名言警句。②运用常用的五种人物刻画手法写人，能在叙事过程中用细节描写强化人物形象，突出中心。
八年级下册：
选材与用材：①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能够在取材真实的基础上适当虚构一些合理的细节，以利于中心的突出。②材料中最能体现人物形象或最能凸显中心的部分要浓墨重彩地写。
构思与布局：①照应与过渡。前后呼应：段落间的过渡自然且巧妙，不生硬不机械。②初步了解镜头式、日记式、小标题式等多种作文布局模式。
情感与立意：①情感真挚，学会在平静而质朴的叙述中渗透浓浓的深情;②在掌握主题集中性的基础上初步了解主题的深刻性。
语言与表达：①长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灵活搭配，交替使用，使语言变化多姿。②结合运用议论、抒情的表达方式，使读者的情感与写作者产生共鸣。
九年级上册：
选材与用材：取材新颖：通过生活中的细心观察，记录有用的作文素材;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好的作文素材。
构思与布局：①对所选材料中的各情节能考虑其呈现顺序的多样性与科学性，如顺叙与倒叙、插叙与补叙。
②了解作品情节的曲折性，并能运用欲扬先抑等方法使文章一波三折。
情感与立意：①学习并初步掌握使主题深刻的一些方法或技巧;②了解作文情感与立意的统一性，并知晓主题在文中凸显位置的多样性。
语言与表达：①语言生动、形象，能综合运用使语言亮丽的多种技巧。②将记叙与描写融为一体，并在叙事后熟练运用议论抒情点题扣中心。
九年级下册：
选材与用材：①将之前的各项要求予以复习，在作文中实现各学期能力目标;②将几个人的事例片段予以整合，写在一个身上，以使人物形象更鲜明。
构思与布局：①精妙构思，巧妙布局，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②合理有效地采用题记式、实验报告式等新颖的作文模式，不为用而用，能根据中心的需要和创作的实际科学选择。
情感与立意：将选材与立意结合起来，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个明确、集中、深刻的主题。
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5
[论文摘要]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十七年”的女性小说主要描述“爱情——革命”对立中女性解放与成长的故事，但在革命叙事中仍然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体现出从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的特点。
由于社会参与意识的无限膨胀极度消解了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十七年”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义上的文学。事实上，“十七年”不仅有女性文学，而且出现了像杨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众多可以代表时代最高成就的小说，是20世纪女性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相比，呈现出特异性、复杂性、隐蔽性特征，具有浮表层面和潜隐层面的多重解读性。所以，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十七年”女性文学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我们发现，“十七年”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对极端社会化的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继承了生命化的女性写作传统，表现出对女性成长的倾注，并在关于这种女性成长的革命叙事中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
一、“十七年”女性意识的全面萎缩
在中国的封建伦理体系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的礼教观念根深蒂固。“女不干政”的伦理绳索将女性牢牢地捆绑在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家庭角色中，女性的从属意识和附庸观念格外强烈。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地位是角色的基础，角色是地位的表现。千年不变的“女主内”的社会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与男性一同参与公共事物的社会参与意识，她们对政治极为冷淡，对公共事物更是不闻不问。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冲破了“女主内”的思想束缚，从家庭走向社会，从男性的附庸变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顶起了“半边天”。“十七年”这段历史，在后来以妇女社会地位甚高而著称，但“男女都一样”这种社会实践，对于妇女的进步与解放其实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是国家政策推动，女性普遍社会化，另一方面则因两性地位差异缩小，生活中“两性冲突”模糊化、弱化，精神意识方面也缺失新的批判传统性别秩序的动力。与20年代妇女解放发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突显精神意识层面与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不同，“十七年”妇女解放由于融入全社会解放中，女性意识的作用因政治强力的遮蔽而不显其“在场”。主流话语在女性身上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是大肆宣扬男女两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在经济上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是对女性性别特征情感生活的极度贬抑。女性政治地位的极大提高，使女作家从历史叙事的边缘跃为革命话语的讲述中心，她们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对女性性情的贬抑使女性意识无法在文本中得到合理的表现。这样，她们的文本中，阶级解放的现实遮蔽了妇女解放的种种困惑，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全面萎缩。
在无限膨胀的社会参与意识驱使下，女作家首先将自己的视野从闺室、厨房拓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夕，丁玲、草明就分别以自己的中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动力》从华北的农村和东北的矿山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宽广的历史画面。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则以作者本人的经历为蓝本，描述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跨越几个时代，为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争取女性的职业地位，在传统与现实双重挑战的夹缝中倔强挣扎。此后，女作家将写作的焦点聚集在女性如何彻底压抑、舍弃“个人主义的爱情”而完成向社会运动、集体主义境界的彻底融入。宗璞的《红豆》以北平解放前夕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女大学生江玫在爱情与政治信仰发生冲突时，最终用革命置换了自己的爱情。杨沫的《青春之歌》则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揭示了旧社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必备因素。茹志鹃的《百合花》将微妙朦胧的异性情感升华为“圣洁”的军民情谊。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向人们诉说了清莲和张玉克这一对革命青年在战争年代以爱情让位于革命的悲壮故事。
在这样的时作中，统一的革命信念隐没了对女性心理、命运、社会地位的关心与思考，也使得“十七年”女性小说叙事深陷“爱情——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二、“爱情——革命”二元对立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传统所掠夺女性的莫过于她们没有社会参与权，而革命则带来了女性参与社会创造的可能。这一逻辑演绎的结果必然是，女性的解放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因此，“十七年”的女性文学在革命中心叙事的“正轨”上往往倾注于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解放与成长。
在“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中，由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已由启蒙的主体沦为改造的对象，知识女性的革命成长成为主要的叙事内容。知识女性成长的本质就是要女性去掉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去掉温柔的感伤主义，去掉个人主义的观念，融入集体，融入社会，投身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业中去，成为一个坚强的胸怀远大理想、把全部身心献给党献给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样的文学想像中，有两个因素不可或缺：革命和爱情。革命是女性成长和解放的必经之途，并使禁欲时代的爱情叙事获得合法性地位；而人类最具私人化的情感——爱情在“十七年”的语境中往往作为社会化、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也就常常和革命构成尖锐激烈的冲突，成为走向革命的阻碍。这就意味着女性必须实现对爱情的决绝才能成为纯粹的职业革命者。由于女性意识的缺失，“十七年”女性小说一般不表现两性冲突，而侧重于描写女性脱离爱情而革命的人生道路抉择。
《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经历两次逃亡而走上革命路。父母要将她卖给有钱有势的局长，她逃出了；后来她又走出只允许她“陪着丈夫”以及将来“照顾孩子”的“太沉闷”的余永泽的家，也是再度逃亡。两次逃亡中还有北戴河的小学校长要将她献给县长作姨太太，娱乐场所阔公子对年轻女性的骚扰等插曲。林道静实际是在这样一个不断逃亡的过程中接触到革命者和革命思想，与革命越走越近的。从封建婚姻和性别奴役的大罗网中逃亡而分外真诚坚定地走向革命，是现代中国很典型的一条女性解放和成长道路。从文本的显层结构(故事层面)看，林道静不屈从于命运的指定，苦苦挣扎、寻求，最终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构成了全文的情节内容；文本的潜在结构(喻义层面)则是作为各种符号的象征而出现的三个男人余永泽、卢嘉川、江华对林道静的拯救过程。也就是说，林道静的革命成长是通过与三个男人的爱情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与余永泽的“五四”式的个性主义爱情还是与卢嘉川的“个人的命运是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朦胧情怀，甚或与江华的献身党与革命的同志式婚姻，男人已经完全脱离了性别色彩，而只不过是旧式知识分子迈向革命必经的三个阶段(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运动结合的社会实践)的象征符号，因而，在“拯救”实施的时候，爱情是林道静的革命推进器；当“拯救”的使命完成，男性的性别意识逐渐显现，爱情就成了林道静革命道路上必须逾越的障碍。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爱情被赋予了反封建的革命主题，但随着中国的主导话语从对自我、个体的关注转向劳苦大众，革命从反封建转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在争取劳苦大众并以大众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下，个人的自我体验走向边缘，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强烈起来。爱情被认为是革命意志中的腐蚀剂。在宗璞的《红豆》中，女主人公江玫选择了革命，战胜了爱情。这是理智对情感的胜利，高尚对自私的胜利，革命阶级对非革命阶级的胜利。以斩断爱情的痛苦，来表现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这是一个知识女性改造自身获得前进与成长的模式。因爱情不是志同道合的产物，江玫和齐虹一开始就存在的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预示着这爱情的悲剧性。时局迅速变化，江玫在同屋萧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关心社会形势，越来越主动地参加社会活动，而爱情的对方齐虹毫无变化，既不关心政治，也不支持江玫，反因江玫的社会活动影响到他们的爱情而戚戚。感情越来越深，分歧也越来越大。最后，是答应齐虹远走美国读书，还是留在自己的祖国加入社会革命的行列，江玫必须做出抉择。虽然抉择是痛苦的，并且多年后重返故地仍然泪眼迷蒙，但江玫最终选择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必然走的革命道路，而她的成长也因决裂的艰难而更具意义。
饶有意味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成长叙事中还有一种特别的“爱情——革命”对立叙事类型，就是将爱情巧妙地隐退在革命的背后，其结局虽然往往带有遗憾，但没有了抉择的痛苦，更显示人物精神境界的崇高。《百合花》中那位小通讯员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让人感到可敬的英雄品质，反倒是一位十分腼腆害羞的小伙儿，小说叙述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超我结构，叙述者我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主人公，在我与通讯员的一系列接触中，都蕴涵着十分鲜明而自觉的情爱冲动，就作者来说，赋予女主角以多情主动等性格特征，增加了文本可接受性，也为女性读者提供了一个情感得以自由呈现的想象空间。但这又产生了用个人情感解构革命叙事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一可能，作者迅速地将我从文本的情节中撤出，由新媳妇出场来完成这个情感上的空白结构。从通讯员为伤病员借被子，新媳妇不舍唯一的嫁妆，到年轻的通讯员因掩护民工而牺牲，新媳妇含泪把心爱的嫁妆为他入殓；从新媳妇最初羞于为伤员护理，到最后为牺牲的通讯员擦拭身体，缝补衣肩破洞。前后剧烈的反差，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张力，使女性的灵魂在战争中得到了“圣洁”的升华。因此，才有了茅盾给予它的权威性阐释与定性：“反映了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的真诚。”具有“清新、俊逸”的风格。朦胧的异性情怀被刻意转化成“军民鱼水深情”，实际上仍然隐含着“爱情——革命”对立模式中革命对于爱情的绝对胜利。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在叙事上比《百合花》更为“单纯”，“我”和张玉克成了“朋友”，此后长达8年中仅三次半见面，每次只是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并且主要是在公众场合，所谈多不关私情私生活，而是时代与战争。青年指挥员张玉克的情绪总是处于激越之中，谈的多是敌人残暴、被捕同志英勇不屈、形势艰难与发展、革命胜利定都北京……作者努力以人物的革命精神来使人物的爱情得到更多谅解。张玉克牺牲后，“我”用慷慨激昂、“长串的热泪”、理想来冲淡压抑，振奋自己，谱完这篇“英雄的乐章”小说通过爱情让位于革命的悲壮，完成了人物向革命崇高境界的飞跃。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一个漫长的对传统男权文化予以反驳的过程，沉重的伦理文化积淀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女性的成长与解放不是仅仅依靠某一场革命的社会化实践活动就可以完成的。在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十七年”女性文学将女性的成长简单理解为“爱情——革命”冲突中的取舍，以革命、战争等暴力叙事拒绝与尘封了女性成长的丰富内涵。
三、女性成长叙事的裂变
“十七年”女性小说主要表现女性的社会解放与成长，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含有当时意识形态的要素，是一种相对缺乏性别意识流露的“女性文学”。但是，考察具体的文本，我们发现，“十七年”女性小说还是在迂回曲折和参差错落中凭着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混沌性，顽强地表达出女性的情感与意愿，流露出女性的风格。作品中女性对人生道路的自主抉择和爱情叙事中细腻柔婉的笔致使得革命成长叙事由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
“十七年”，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讲述过关于女性的爱情故事，如《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但女性在那里主要体现为男性英雄的陪衬，革命叙事的点缀，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精神地位却显得十分空洞。与此相对，同样被批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青春之歌》与《红豆》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其中的男性似乎都是这个女性的陪衬。《青春之歌》中杨沫以与革命叙事所不相容的个人化叙事，使得对林道静的成长叙事与以往“一个男性与几个女性”的故事不同，讲了“一个女性与几个男性”的故事，从抛弃余永泽，选择卢嘉川，到对江华的仰慕，这都是林道静自主选择的结果。宗璞的《红豆》，江玫不愿意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个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在爱情与自我的意志、理性与感性之间，她选择了后者，离开了大资产阶级公子齐虹。她和齐虹的爱情是真挚的、纯洁的，虽然他们的分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但更重要的则是江玫自己的选择。作者以江玫的“我不后悔”的痛苦的自我抉择保持了人物自身的主体性。
“十七年”女性小说艺术手法上的女性特色主要是在形象描绘、心理刻画方面体现出的柔婉细腻。《青春之歌》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激情也以女性的柔婉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道德焦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红豆》中，江玫初恋的羞赧，热恋的缠绵，以及爱情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时的彷徨痛苦，都通过江玫的内心加以展示。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中的女性视角虽然并不能代表它们的意图是女性的，可是在写法上，它们都是把英雄人物平常化、普通化。因为女性的细腻和感性，两部小说中的英雄叙事变成了温馨的家庭式叙事，这无疑为“十七年”中那些“志如钢毅如铁”的“钢铁战士”注入了情感的涡流。《英雄的乐章》里英雄张玉克是有着丰富深厚的爱的，爱士兵，爱祖国，爱和平，爱恋人。革命和恋爱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热烈浪漫的爱情可以为革命生活输送强劲动力，可以克服伴随着革命和残酷的战斗而来的恐惧。在当时的禁欲语境中，它无疑是不合时宜的。相比之下，《百合花》中的爱情描写则含蓄朦胧得多。小说很大篇幅写的是“我”眼中的小通讯员：年轻、质朴、羞涩、热爱生活和美。“我”关心他的一切，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睛里，甚至心里的。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女性对异性朦胧的爱。另一个女性是新媳妇，这是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他们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在小战士牺牲后，她“细细地、密密地缝那个破洞”，最后，还把那“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了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百合花》笼罩着一层女性朦胧的爱意和母性的怜惜之情。
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6
中图分类号:J904文献标识码:a
thenarrativeStructureoftheFilmonYunnanminority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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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peng
陈思和先生曾提出:“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①这种观点的提出为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与文学处于相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许多“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双层的叙事结构。这种双层叙事结构的构建,一方面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道德教化的目的;另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影片的观赏性与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在“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本中,“显形叙事结构”和“隐形叙事结构”的双层设置成为此类影片在叙事结构上的共同特征。其中,“显形叙事结构”使影片完成了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承载和表达,使影片获得了很好的社会价值;而“隐形叙事结构”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及其所蕴含的对人性美好的赞美,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爱情和自由的讴歌造就了影片对特定历史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不仅增强了影片的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而且使影片获得了永恒的审美艺术价值,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流传下来。
一、显形叙事结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像表达
路易斯•贾内梯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某一个人、集团、阶级或文化的社会要求和理想的一套思想体系。这一名词通常与政治和党派立场相关,但它也可以是指任何人类活动――包括电影创作――所暗含的一定价值观。事实上每一部影片都向我们展示一些不同的人物类型、一些理想的行为、一些负面的特征、以及以影片作者的是非观为基础的一种暗含的道德寓意。简言之,每一部影片都具有一种倾向性,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观点,把一些人物、事情、行为、动机视为令人钦佩的,而把相反的一些斥为令人厌恶的。”②在“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从电影主题的确立、人物角色的塑造、人物对白的设计、故事情节的安排到情绪基调的烘托等等,处处体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使“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整体风貌上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影片《五朵金花》为例,影片中时期云南大理白族人民干劲冲天,大炼钢铁的火热激情,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影片第一场戏就展现了云南大理“三月街”盛会的热闹景象,渲染了欢乐的节日盛况,展现了大理地区各族人民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影片通过巧妙的误会引出在不同岗位上辛勤工作的“五朵金花”,歌颂了新中国少数民族青年们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这符合当时的政治与时代精神的要求。影片还通过表现白族青年阿鹏勤劳朴实、坚强乐观、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来达到感染教育观众的目的。比如阿鹏在可能延误赛马时间的情况下,热心地帮助女孩子们修理车轮;找到积肥金花时,帮忙打捞掉在海里的镰刀;不顾生命危险去帮助老爷爷拾拣掉在绝壁悬岩中的草药;打死狗熊解救出被困在山洞里的炼铁金花;在寻找恋人受挫时还热心帮助她炼铁等等。此外,影片中的女主角“副社长金花”指挥生产队社员修筑大堤,帮助炼铁金花调解家庭矛盾等,其所体现出来的干练和明理向电影观众展示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的新形象,突出体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变化。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对影片做了这样的评论:“《五朵金花》歌颂了白族人民高举着总路线、、三面红旗奋勇前进的英雄气概,歌颂了大搞积肥、大兴水利、大炼钢铁的伟大业绩。赞美了社会主义时代青年们的新恋爱观,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五朵金花’,朵朵惹人喜爱。虽然她们性格各有不同,却都是时代涌现出来的女英雄。她们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为集体创造幸福生活而忘我劳动的新型妇女。”③可见影片在时代共名的表达上获得了主流话语的认可。《五朵金花》放映后,在全国立即出现了“万朵金花”运动。有的农村还提出了“条条战线开金花”的号召。在当时还流传过这样的民歌“大理茶花香又香,朵朵鲜花向太阳,山茶虽好会凋谢,金花朵朵永远鲜”,金花成为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从电影放映后人们的反映来看,影片不仅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且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足以证明这部电影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是成功的,电影所承担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完美地实现了。在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中,影片的“显形叙事结构”就艺术地呈现了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云南边疆地区进行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情况。在经济斗争方面,区政府用马帮为边远的苗寨和哈尼寨运送急需的各种生活物资如食盐、香烟、棉布、药品、新式打土机、新农具等;通过稳定市场物价来打击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破坏行为。此外,政府还帮助苗寨开垦荒地,播种粮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表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关怀,歌颂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给边疆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在《山间铃响马帮来》“秋收”一场戏中,当张连长带领队伍路过丰收的苗寨时,苗族大爹动情地对张连长说:“的人到了我们苗家,荒山老林都变成了庄稼地了!我们苗家有好几代了,这才算过上了第一个丰收年哪!”影片最后“欢庆”一场戏中苗族大妈拉着区委书记的手说道:“哪个朝代的政府给我们兄弟民族运来这么多便宜的东西啊!”……使少数民族对党的的拥护和感激之情跃然于银幕之上。在军事斗争方面,影片展现了边防军、联防队、儿童团团结合作,共同挫败了敌人抢劫马帮、抢劫秋粮的阴谋,打击了的计划。影片多处展现了边防军与美蒋自救军激烈的战斗场面,突出展现了党和人民军队在革命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此外,影片还展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团结互助的美德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比如哈尼寨在秋收时节主动帮助苗寨收割庄家;黛乌在食盐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还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食盐借予蓝蒡;哈尼寨的民兵小伙噶瓦在自己买不起食盐的情况下,还心系哈尼寨乡亲的食盐供应等等,处处展示了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高尚的美德。影片中还展现了苗寨青年热切希望政府运送笔记本、钢笔等学习用品的情节,突出展现了新中国少数民族青年热爱劳动,热爱学习的精神风貌。影片叙事对新时代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构建和宣传是显而易见的。在另一部著名的“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神秘的旅伴》中,影片一开始就以一个大全景镜头展示了边防军策马奔驰在云南边防国境上的英姿,并辅以一首激情昂扬的电影歌曲,为影片营造出一种当时主流电影中熟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氛围。影片在故事情节上围绕云南边防军和彝族、瑶族人民一起跟踪监视特务来展开,故事结局上以边防军对敌人一网打尽,彝族青年朱林生成长为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而结束。这些仍然是“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中“革命斗争”话语的讲述,符合主流电影的精神主旨。影片在正反面角色的设置上除了通行的设置之外,还特意设置了一个披着神父外衣的帝国主义特务(克里木江饰)。这一人物的设置可谓是别有深意。它的意义在于教育广大的电影观众要警惕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颠覆和破坏。在影片最后“山洞擒敌”一场戏中,神甫在山洞里被我边防军擒获,我边防军侦查员义正辞严地对其训斥(特写镜头):“我们决不允许你那个政府派你到这里来进行卑鄙的间谍活动!”这就极大地强化了影片的教育警示意义。总之,对民族政策的宣传、对政治斗争的展现、对革命责任的担当和对党的光辉形象的突出等,使“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论是在主题内涵、情节内容、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带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这些影片在“十七年”的影响力来看,它们确实很好地迎合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和时代氛围。通过浪漫奇异的故事和典型的人物形象传达了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担当起了社会教化的重任,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教育意义。
二、隐形叙事结构――少数民族文化的浪漫展示
在完成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与传导之余如何使影片具有“可看性”与“观赏性”?“隐形叙事结构”的设置为影片“可看性”的顺利实现带来了可能。“所谓艺术的隐形结构,是五六十年代文艺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许多作品的显形结构都宣扬了国家意志,如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政治运动,但作为艺术作品,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读物,由于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在表达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形式。这时候的民间形式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它把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这种艺术结构的民间性,称作艺术的隐形结构。”④在“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影片的“隐形叙事结构”主要表现为影片叙事进程中边疆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浪漫展示,尤其是“各少数民族青年爱情或家庭关系的分分合合、曲折进展的故事情节”。仍然以影片《五朵金花》为例,影片中苍山、洱海、蝴蝶泉等奇丽的山光水色、三月街民族风情的描绘,富有浪漫的诗情画意,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影片通过阿鹏四处寻找恋人金花的过程,像一个不露身份的导游一样,带领观众游览了云南大理的绮丽风光,苍山洱海的青山碧水,充分展示云南大理一带迷人的民族地域风情。那一幅幅优美如画的青山绿水,一支支动听的民间小调,无不令人感到陶醉神往,充分满足了观众视觉与听觉上的艺术享受。“影片吸引人和感动人的是童话般的故事以及优美、朴素、诙谐的民歌。正是影片具有的这种民族文化传说和原型所蕴涵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浪漫精神和气质,以及秀美的洱海、清澈的蝴蝶泉、雄伟的苍山、热闹的三月街、有趣的赛马会等等风光和民俗因素赋予了影片不朽的艺术魅力。”⑤此外,在《神秘的旅伴》中侦察潜伏在边疆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势力的过程中,伴随着彝族青年朱林生和小黎英的爱情发展。在《边寨烽火》中我边防军某连为帮助景颇族改变原始的生产方式,修建水库,与挑拨离间的潜藏特务作斗争,其间又交织着多隆与玛诺一家的离散与团圆。《山间铃响马帮来》中在讲述对敌斗争的故事情节之余,还附带着黛乌和蓝蒡的爱情故事,展示了云南红河地区安逸祥和的边寨风光、神奇的哈尼梯田以及苗族、哈尼族风情。《摩雅傣》和《勐垅沙》中西双版纳的热带风光和傣族风情,《景颇姑娘》和《边寨烽火》中德宏的自然景观、景颇风情,《阿诗玛》中的石林奇观、撒尼风情等等,共同体现了“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隐形叙事结构”的存在。“隐形叙事结构”的构建使“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与超越。“隐形叙事结构”中所展示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蕴含的娱乐精神使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以及时代主题等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得到了诗意化和浪漫化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形态并不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出现在影片中的,而是作为一种艺术探索上的补充而存在的。二者在影片中和平共处,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融合。这种巧妙的融合使影片获得了“宣传”与“娱乐”的双赢,并且带给影片双重的意义内涵。总之,“双层叙事结构”的设置使得“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政治与艺术,国家意识形态表达与电影娱乐性之间获得了一种平衡。其潜在的艺术魅力又让影片超越了时代政治表达而获得了一种永恒的审美观赏价值。“双层叙事结构”的建构不仅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导演自觉艺术探索的结果,同时也在更深远的层面上体现了“左翼电影”“寓教于乐”传统的一种延续,体现了电影“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的统一。
①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②[美]路易斯•贾内梯著,胡尧之译《认识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③陶钟《新时代的喜剧―影片〈五朵金花〉观后》,《人民日报》1960年3月10日。
④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⑤饶曙光《中国喜剧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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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7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3a-
0048-02
2013年12月，笔者所在的学校开展了一场教学技能比赛，指定赛课课文为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二篇课文《走一步，再走一步》，授课时间为1个课时。
课文《走一步，再走一步》记叙了“我”童年时的一次“脱险”经历。作者通过这个经历得出人生感悟：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把大困难分解成小困难，认真地解决每一个小困难，终将战胜巨大的困难，赢得最后的胜利。作者的感悟给人以启发和教益。教学这篇课文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体味人生，关爱生命。
按照教学常规，《走一步，再走一步》的授课时间为2个课时。第一课时是整体感知：用记叙文六要素的方法复述课文，并请学生说一说从文章中悟到的生活哲理。第二课时是让学生掌握用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烘托人物心理的方法。
七年级新生经过前面3个单元的学习，大致掌握了初中语文学习的方法。那么，在赛课时，教师如何做到既把2个课时的教学内容压缩为1个课时进行教学，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又能在授课中体现语文教学具有情感、美感、语感的“语文味”呢？在分析了七年级学生的学情和特点后，笔者将整体把握故事并领悟故事所蕴含的生活哲理，深入探究人物特点，进行创造性阅读作为教学重点，将寻找关键词和关键句，掌握运用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和动作描写相结合的写法体现人物心理变化作为教学难点，训练重点是提高学生复述课文的能力，以及朗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一、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教给学生阅读方法，让学生体会“语文味”
要让学生喜欢语文，激发学生阅读文章的兴趣是关键。以《走一步，再走一步》的作者的亲身经历导入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心理需求。因此，笔者以作者的一个小故事导入教学。内容是：“在二战期间，一个上尉飞行员接到了一项任务，那就是驾驶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和防护设施的飞机深入德军本土执行侦察任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出发前，飞机坐舱被炮弹击中，自己鲜血飞溅，连跳伞的力气都没有’的画面一直浮现在这位上尉飞行员的脑海里。但是，当他驾驶飞机滑行在跑道上时，他告诫自己：现在，只是起飞，飞起来就行。升到高空时，他又告诫自己：现在要做的是，在地面无线电的指导下，保持这个航向飞行20分钟，到达荷兰，这个，不难做到。到达荷兰后，他又告诉自己：接下来只是飞越荷兰，这并不难。就这样，一程又一程，这位上尉飞行员终到了德国，完成了侦察任务。当他接受盟军的奖励时，他说，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孤胆英雄，完全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的启示。请同学们猜一猜，这个上尉飞行员是谁？”学生回答：“莫顿・亨特。”“那么，他小时候的那一段经历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他小时候的故事中去获取丰富的教益吧。”此时，学生的阅读兴趣被激发出来了。
课文《走一步，再走一步》不但语言浅显易懂、生动细腻，而且思路清晰，即通过一件往事，感悟一个人生哲理。由于七年级学生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和阅读能力，因此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由阅读把握文章的大部分信息。笔者认为，教师要做的只是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做好教学引导。学习此文，可以让学生在掌握记叙文六要素的基础上，用找关键语句的方法掌握课文内容，在复述课文的基础上领会文章蕴含的哲理。于是，笔者提问学生：“同学们还记得小学时我们学过的记叙文六要素吗？”大多数学生都能够回答出记叙文的六要素。接下来笔者给学生提示在课文中还有一些关键性的字词，并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出来。比如，表示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的句子，在写人、叙事、状物方面富于表现力的句子，含义深刻、耐人寻味的句子，表现作者情意的句子。同时向学生提出要求：按照每分钟500字的速度默读课文，然后在文中画出表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的关键性语句，限时4分钟。由于掌握了阅读的方法，学生很快完成了任务。然后，笔者让学生根据已经找到的关键性语句，复述故事，这样一来，学生对课文《走一步，再走一步》把握得更加牢靠了，并对课文蕴含的哲理也有了初步的体会，此时，教学可以进入合作探究环节。
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师的引导下品味“语文味”
对一个进入初中才2个月的学生而言，学习课文《走一步，再走一步》很有意义。刚迈入初中校园大门，学生心中充满了对初中生活的设计与规划，但是学生毕竟年幼，缺乏生活经验，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有时遇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对学生进行正视困难并积极克服困难的思想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篇课文写的是作者童年时候的经历，能够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按照初一学生心理认知发展的规律，教师在教学时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走进文本，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教师在教学时，不可能在一节课里将课文从头到尾都讲完，应当有所侧重。因此，在设计教学时，笔者的思路是让学生在问题的指引下，自主研读课文，在合作探究学习教师指定的文段时体会文本蕴含的哲理，从而完成学习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培养学生良好的研究性学习习惯，体会语文的情感、美感、语感。
在这篇课文里，最扣人心弦的情节，如父亲引导“我”下悬崖，作者在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描写，反映了当时“我”的心理活动。据此，笔者以“我”的心理变化为主线设计教学活动，教给学生运用找关键句的方法体会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做到设计的问题简洁合理，指向性明确，这样既能够抓住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回归文本，又能够鼓励学生进行发散思维，达到多角度阅读课文的目的。在教学时，笔者对学生说：“通过默读和复述故事，同学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文章的内容，课文写的是‘我’童年时的一次‘脱险’经历。”然后用多媒体课件展示问题：按顺序在课文1―15自然段中找出关于“我”的心理活动的关键语句，想一想为什么小伙伴们都能顺利地上下悬崖，只有“我”被困在悬崖上。
七年级学生在学习时还需要教师做出具体明确地引导，为了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笔者先做了一次示范：在课文第4自然段找出关键句“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虽然我很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勇敢活泼，但是自我出世以后，八年来我一直有病，而且我的心里一直牢记着母亲叫我不要冒险的训诫”，从中可以看出“我”渴望自己勇敢活泼，但是因为从小妈妈就叫我不要冒险，所以我的胆子一直不大。然后引导学生按照这样的学习方法，按顺序接着往下找文中的关键句。很快，学生按照老师的示范，找出了他们认为的有关心理描写的句子和词语。学生每找到一处，我都要求他们仔细揣摩，领会文中蕴含的情感，然后以自己的理解朗读文中的语句，以此来品味蕴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物情感和语言美感。
在品析人物形象时，笔者是这么设计教学的：先以一个问句――那么胆小的我，后来成功脱险，得益于谁的帮助”完成转折。学生回答：“父亲。”于是我接着用多媒体课件展示问题：从课文16―23自然段中找出关键语句：1.父亲是如何引导“我”脱险的？你认为这是一位怎样的父亲？2.父亲引导我脱险时，“我”的心理有什么变化？3.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什么道理？你从中得到什么感悟？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讨论以上问题。上述问题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即可。这样的教学设计能够让学生大胆思维，学会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促进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整个课堂学习气氛热烈，课堂教学环节紧凑。有的学生找到关键句：“这似乎能办得到。我小心翼翼地伸出左脚去探那块岩石，而且踩到了它。我顿时有了信心。”笔者就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这个关键句，品味“似乎”一词体现了“我”迈出第一步是信心不足，“小心翼翼”和“探”是向前伸的意思，写出了“我”的胆怯和小心翼翼，“踩”到石头后，第一步走好了，“我”有了信心，得出课文采用了动作描写与心理描写相结合这一结论。
除了领会课文蕴含的情感，还要培养学生的语感。为了让学生将领悟到的情感正确地表达出来，我让全班学生朗读课文第21、22自然段，要求学生读出“我”从害怕到有信心再到信心大增的感觉，体会“我”是如何从极度恐惧变为心里“充满巨大的成就感”。待学生对“我”的心理活动有所体会后，笔者又回到导入教学时给学生说的“我”成为孤胆英雄的故事，让学生回答多媒体课件展示的第3个问题，学生就能够深刻地领会课文蕴含的哲理。
三、读写结合，以读促写，培养学生学会语文的“语文味”
语文教材里的文章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典范，教师在教学时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对教材进行灵活地处理。针对七年级学生在写作文时存在叙事简单，不会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描写方法等现象，这篇课文正好是学生学习写作文的范文。笔者设计的拓展延伸环节，就是让学生把学到的心理活动和细节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方法运用到写作中。在教学这节课时，正值段考刚结束，笔者将教学活动设计为让学生就“段考试卷改完了，语文老师把试卷发下来，拿到试卷前后，你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写3―5句话，学生对语文考试成绩的期待以及看到成绩之后的心理活动记忆犹新，这个环节让学生及时地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他们写出来的句子体现出了期待、忐忑不安的心理，描写很到位。这样的做法，使学生对于运用描写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写作方法印象深刻，达到了“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的目标。
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8
新学期开始，意味着毕业班同学将进入一个最紧张、最繁忙的学习时期，如何搞好九年级语文教学和复习工作，使学生在初中阶段的最后几个月学有所获，在中考考场上交一份令学生、家长满意的答卷，这是摆在每一位九年级教师面前的重要任务和课题。为此，我们在新学期的开始阶段，结合当前疫情学生网上学习情况，认真地回顾和思索一下自己以往的语文教学情况，对照新课标分析一下语文教学的得与失，筹划一下新学期的语文教学及后阶段的语文复习计划，是十分必要的。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特点，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社会主义的思想品质，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文化品味，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以《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的目标要求，立足教材，结合学生实际，研究复习方法，面向全体学生，特制定本计划。
二、学情分析：
从九年级上学期期终检测来看，普遍女生好于男生。女生基础好，对语文学习感兴趣；而男生偏科现象较严重，对语文学习不感兴趣，良好的语文习惯（课外阅读、利用工具书、主动积累素材、写日记等）尚未养成，有几个学生作文文理不通，错别字到处俯拾即是，病句随处可见，学习态度不端正。所以，本学期，以端正学生态度和激发学习兴趣为主。
三、教学内容
七、八、九年级语文（上下）各两册，共六本，36个单元。其中，现代文26个单元，文言文10个单元。
四、教学要求：
1．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2．成默读习惯，有一定的速度，阅读一般的现代文每分钟不少于500字。
3．较熟练地运用略读和浏览的方法，扩大阅读范围，拓展自己的视野。
4．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5．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
6．解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样式。
7．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8．读简单的议论文，区分观点与材料（道理、事实、数据、图表等），发现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
9．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
10．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10篇。
五、教学重难点：
1．练掌握语文基本知识（字词、文学常识等）。
2．养学生语文阅读能力，能够掌握各种文体的阅读方法技巧。
3.理解哲理散文的主题含义和写作手法以及丰富的思想感情。
4.养学生良好的写作积累习惯，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记叙文或散文等。
六、中考复习措施：
1.定出从现在开始直至中考的详细复习计划（日历表式），周密科学，目标明确。
2.率要高。深入研究中考命题思路。研究泰安市近五年的中考题，在复习中做到有的放矢。每堂课都有目标，每个环节都要有针对性。
3.试题进行题型整理，归类，明确考点经常呈现的形势。
4.习必须做到温故而知新。
5.做好知识的前后联系，加深记忆，培养能力。如文言文基础知识，实词意义，句式的用法，写作手法的理解，文学文化常识。
6.训练题要精选，切忌滥用。
7.复习方法要多样化。要学为主体，让学生充分参与到复习过程中来，优化复习的各个环节。但不能搞成放羊式，教师的引导、组织、点拨要到位。
8.复习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发现并整理学生复习中存在的问题，灵活、及时又针对性地进行查漏补缺。
9.好习惯必须坚持，阅读积累，练习书法等。不可以时间紧为借口而松懈。
10.在复习中，不要形成太多过于抽象的东西，要多通过具体鲜活的例子，通过一定的语境去感受，这样认识才深刻。
11.加强后期学习管理。每一阶段、每一天的学习任务，都得给学生明确，要有督促，有落实，力度要大，以确保复习效果
12.复习课课堂结构要合理，处理好讲、学、练、评、补之间的关系。
附：线上学习及课堂教学进度安排
日程
内容
注意
2.10—14
九上五六单元
1．按照单元进行分类复习。
2.精选习题，及时进行阶段性测试，重视评价
及考后辅导。
3.加强作文训练量。
4.八九年级教材是考试的重点，复习时抓实
抓严。
2.17—21
七上1—6单元
24—28
七下1--6单元
第一轮
系统
复习
3.2—6
八上1—5单元部分
线上学习
3.9—13
八上6单元
八下1-4单元
3.16—20
八下5--6单元
九上1-4单元
3.23—27
九上5--6单元
九下1-4单元
日程
内容
注意
3.30-4.3
复习九下56单元，巩固一轮习
4.6-4.10
语音、汉字
词语、病句
第二轮
专题
复习
课堂教学
4.10-17
标点、修辞
名著、诗歌
1.一是利用好《学业水平手册》，二是学生做对应的题目，
再整理总结
2.记叙文阅读、说明文阅读、议论文阅读的复习。
老师梳理文体知识，明确考点，教给给学生规范答题，
针对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行评价。
3.作文指导
重点放在记叙文的写作指导上面，要求学生能够准确地审
题，正确选材、立意、结构文章，板书正确，能写出有真
情实感的文章。
4.20-24
综合性学习记叙文阅读小专题
4.27-30
说明文阅读议论文
阅读
5.6-15
作文及二轮巩固训练
日程
内容
注意
第三轮
模拟冲刺
5.18-22
模拟训练
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多发试卷让学生大量练习，增加
见识，提高心理素质，沉着应考。教师必须把握题目的量
和度，认真批阅，准确评讲，注重方法和技巧的训练。通过
模拟适应性的复习训练，
查漏补缺，把握有效信息，及时反馈，总结提升。
作文训练：
第一 指导学习名篇，摹拟其谋篇布局，刻意选材新颖，内
容新奇，力争让每位学生写好记叙文，能把人或事件完整地
交代清楚。老师找一些典型的写人、叙事范文,引导学生分
析,从审题立意、选材等入手进行详细评讲。
第二 学会选材，表达真情实感。要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
入手，大题化小，以小见大，让文章体现出你真挚的感情，
丰厚的文学积淀，做到文质兼美，富有生活气息
第三 注意书写规范整洁。不乱涂鸦，只有这样，优秀作
文才可能被阅卷老师发现
5.25-29
模拟训练
日程
内容
注意
第四轮
自主
复习
6月1日-5
回扣课本
1.学生自主学习，查漏补缺，整理消化知识点，梳理
知识结构。
2.做好考前学生心理辅导，缓解紧张情绪，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自我，找到自信，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进入考场，
考出最佳成绩。
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9
关键词：初中英语 写作训练 写作方法
一、初中英语记叙文写作内容分析
要上好一堂英语写作课，就必须有的放矢地让学生知道写作的内容、写作的要求，因此，对记叙文写作内容的分析是势在必行的。记叙文是初中英语写作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文体，所谓记叙文，就是以记叙人物的经历或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为主的一类文体形式，一般来说，记叙文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写人物为主的，围绕人物来组织材料的文章，这类型文章可以以人物为中心叙述一件事情或者几件事情；二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记叙文，即围绕事件来组织材料，一般可以以事件为中心去写一个人的活动过程或几个人的活动过程；三是以写景状物为主的记叙文，这类型的文章主要以“物”为中心，来记叙一件事情。在英语写作训练中，要写好记叙文，需要掌握以下几点：1.要写清楚记叙文的“四要素”，即人物、时间、地点、事件。2.写作时要明确中心，突出重点。3.记叙文要按照一定的叙述顺序进行，一般可以按照故事或者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来叙述。4.英文的叙事有时态之分，因此，记叙文一般为记叙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通常用一般过去时进行叙述，但是也要按照具体要求、具体情况而定。
以写人为主的记叙文，要注意人物的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等，并要围绕这个“人”的某一性格特点或者品质特点进行描写，这样才能有所突出的进行记叙。
以写事为主的记叙文，就要注意交待事情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物、原因、结果)，应该注意描写先后顺序以及记事的相对完整，注意把握好事情的开始、发展、高潮及结局；以写景为主的记叙文，应该注意景物的主要特征，景物描写的层次，以及人与物的情感交融；以状物为主的记叙文，通常是借物喻人，主要是通过状物来表达作者的自我感受。
在写作过程中，对主题要审准，审清，经过细致观察后，按一定顺序和层次进行切题的叙述，大部分叙述文依据某事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经过进行叙述。对人、地和物的描写要注意由表及里的描写，如对人物，应客观上描写其外貌，在此基础上，突出其才能、特点、外表及内心是描绘其特长及心理素质方面的内容。对事物的描写，可由近到远，或由远到近，也可按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进行。
二、初中英语记叙文写作指导方法
以下将以“myBestFriend”为题目，分析如何进行写作指导。
首先，采用温故而知新的方法，先复习七年级上册《Goodfriends》一课的重要词汇及短语，并利用多媒体展示于同学们面前，如：gentleman-gentlemen,enemy—enemies,behave,honest,iagreedwith…；willyoupleasenotdosth.?/willyoupleasedosth.?…（并让学生跟着进行朗读，加深印象。）
然后再引入写作话题，我们已经学习了《Goodfriends》一课，刚才也复习了文章的重点词汇及短语，相信大家对“friends”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那么，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写作训练，就是围绕着“myBestFriend”为题目，进行的写作训练。请大家先拟好提纲，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你们自己最好的朋友——他/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写作的要求为：
介绍一下你选择朋友的标准，并描述你一位最好的朋友，运用你学过的一些形容词的比较级，60词左右。
接着让同学纷纷进行发言，先作口头语言的交流练习，有同学开始发言：iliketohavefriendswhoaredifferentfromme，becausewecanlearnfromeachother.又有同学接着说：mybestfriendisLiHai.Heistallerthani，andiamheavierthanhe.还有同学接着说：mybestfriendismoreoutgoingthani.webothlikesportsan
[1] [2]
dwelikeplayingbasketball，soweoftenplaybasketballafterschool.
经过这样的口头练习，学生就能掌握作文的基本脉络及内容，在进行写作训练时，则会下笔如有神了。
三、结束语
在初中英语教学过程中，听与读的技能属于语言信息的输入过程，是语言的接受技能，而说与写则是语言信息的输出过程，是语言的生成技能。非常明显，语言的输出是建立在输入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与写作能力，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与阅读能力，只有达到了足够的语言输入量，才能有效地围绕所理解和吸收的口头及书面信息开展说和写，以达到提高学生整体英语运用水平的目的。因此，教师应建立在听与读的基础上写作教学，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
七年级语文教学叙事篇10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坛，围绕着写“中间人物”以及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如何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与塑造当代人形象的热议，后来发展为声讨与批判。当我们重新回到当年的文学语境，并将其放置在“人学”视野与新的学术思维框架中重新审视，“中间人物”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创造上的一个“亮点”与重要“看点”，而且作为一个文学族类，“中间人物”代表了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生态，进而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如果说“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作者描写他的句子和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1]，那么，“中间人物”作为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无疑反映了当时有见识的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解读与客观认知。在文学意义上，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创作思潮；在人学意义上，则是50、60年代特殊创作语境下的一种话语策略。
一、“中间人物”：一种与“文化生态”共振的写作现象
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中间人物”是一个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复杂文学路径的文学现象。“写中间人物”这一提法，语出1962年8月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地看，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中国文坛在当时无法掩饰的一种创作窘境。早在1958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总结报告中，邵荃麟就曾针对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相关文艺现象指出：“能不能根据党员八条标准来描写共产党员呢?能不能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描写解放军战士呢?能不能先规定了人物表，然后去找求对象呢?能不能便宜地去找求现成的‘典型’呢?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2]1955年，在批判胡风“写真实”等文艺思想以及庸俗社会学风气逐渐侵入文坛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写作模式盛行，造成了片面追求“工农兵文学”一体化与创作方式单一化的写作格局，文艺之路越走越窄。然而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小说与人物事实上是由作者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的，是艺术规律赋予其权力让其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因此，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在“叙事人”视角时，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服膺于意识形态的众多文本中，除了意识形态观照下所特有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高大光辉的英雄人物、坚定不屈的革命志士以及党的代言人之外，还有许多生活本真的东西。比如家务琐事、儿女情长、个人私欲、利己主义，这些虽然不是文学的主体内容与写作追求，甚至只不过是作者追求生活真实的一种点缀与烘托，但正是这些写作的存在，说明在意识形态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公共性叙事，可以将其称作“生活化叙事”、“生态化叙事”或“文化化叙事”。正是这些叙事的存在，才使我们愿意认同与接受50、6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赖大嫂、赵满囤、孙喜旺、严志和等等鲜活的文学形象，正是对这一创作现象的发现与关注，才形成了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新理论。
在论及“中间人物”时，邵荃麟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是大多数，只有“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才能体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其实，邵荃麟这一观点，早在1953年冯雪峰于《文艺报》发表的《英雄人物及其它》一文中就有过涉及，冯雪峰主张在当代小说写作中应扩大人物描写，丰富人物形象，可视为邵氏理论的最初形态。在邵荃麟正式提出“写中间人物”之前，从文本分析上印证其理论的，还有严家炎在《文学评论》1961年3期上发表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可见，当代小说的“中间人物”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现象性的形成过程。遗憾的是，1962年之后政治气候的变迁，邵荃麟的这一观点转而遭到讨伐，首先是《宁夏文艺》1964年6期发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批评性社论和材料专辑，包括《“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等。《学术研究》1965年2期又发表蔡运桂《“写中间人物”论是“暴露黑暗”论的翻版》，《文学评论》1965年2期发表贾文昭的《创造光辉灿烂的新英雄形象——驳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理论》进行论争。到了“文革”，“写中间人物”被列为“黑八论”之一，受到严厉批判，被彻底否定。
从创作实际和文学与生活的本质联系来看，邵氏的观点是极富见地的。“文革”结束之后，《文学评论》在1979年1期率先发表狄遐水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重新为邵氏理论正名。黄秋耘在《文史哲》1985年4期发表《“中间人物”事件始末》，初步廓清了历史迷雾。不足的是，上述二文的主旨，主要在于“翻案”，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并未对“中间人物”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价值以及“十七年”的文学生态进行全面分析。值得关注的是，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部分，以冷静超然、不露声色的笔法，在学术上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厘定了研究价值，引发了学界对这一具有特殊“文化生态”特征的文学历史进行再研究的热潮。近十年来，有关“十七年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的研究，不断以新的话语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杨剑龙在《齐鲁学刊》2003年1期发表《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指出，必须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去关照、分析和研究，不能主观武断地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待十七年文学。2004年，董之林在《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中也以“还原”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历史扭结”作出了新的解读。2006年4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个时段文学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程光炜在《文艺研究》2010年10期发表《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值得深思的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与批评》2011年1期刊发刘杨《如何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呼吁在十七年文学研究逐渐“热”起来的讨论中，如何将这种“热”转变为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已成为当下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一部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种种研究中，宏观视野的偏多，而具体到相关文学现象(如“中间人物”、“红色经典”的形成、“史诗”现象等)以及“个案”研究(具体作家与文本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具体语境与历史场域，重新观照人与事、情与理、智与性，在文化立场与政治选择的冲突中透视作家的历史境遇与创作情境的学术论析，则更为少见。相比之下，近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相关选题，则明显地表现了种种新的学术动向，就“中间人物”而论，有的试图从“叙事学”或“文本细读”角度论证这一理论的美学特质与受众传播方式，有的借助福柯“话语权力”等理论对50、60年代“中间人物”写作所反映的复杂意识形态展开研究。这说明，“中间人物”作为“十七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当代文学“人学”创作思潮的一个历史性存在，与“十七年文学”本身一样，是不容忽视且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其意义即使在当下也是不无启示的。
转贴于
社会是一个体系庞大且关系复杂的文化共同体，社会的组成不能离开“人”的存在，但单独的个人或单一的类群显然不能组成社会，不管社会的形式如何，都是一定范围内人们交换作用的产物，都是人类生产关系及整个互动关系发展的结果。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互认与文化冲突，以及这种“认同”与“冲突”的消长与平衡，构成了某种按照一定关系互动的“文化共同体”，因此，社会乃是人类为了自我生存及繁衍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合并表现出一种“文化生态性”的社会群体，这种群体往往是以“中间状态”的大多数为主体成分的。“中间人物”的写作，就是一种与“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创作现象，是最为接近社会生活本身并能表现出生活某种本质的，这样的人物不是单个的、特定的、虚拟的，而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矛盾往往都集中在他们这些人身上”[3]，舍此或忽略他们，就有可能造成邵荃麟所说的“现实性不足”。作品一旦有了这些“中间人物”，并与进步的、先进的、落后的、反面的各类人物相互映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性意义与完形的生活，也才能充分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全颜色”与斑斓色彩。
以《创业史》塑造的中间形态的“梁三老汉”为例，这个在当时评论界得到一致公认的传统农民形象，被认为“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其形象塑造“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就当时曾引起争议的严家炎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小说的成功“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4]。这种评价也许有违作家柳青的写作本意，但从社会文化生态上考量，梁三老汉这一传统农民的形象，的确比小说全力打造的农村新人梁生宝显得更真实、更鲜活、更具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以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导向而论，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的梁生宝，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小说的写作中心与重点刻画的对象，这是作家柳青作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歌颂者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梁三老汉这样具有生活本真形态的人物时，却又因为其“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而使之“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5]。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小说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这个老农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生活中的性格发展史，深入开掘了其性格深处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又从其性格的社会文化层面出发，洞悉与辨察了梁三老汉这一人物所承袭的中国农民在数千年私有制与农耕社会中所浸染的传统要素，细腻地剖析了旧式农民复杂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矛盾，演绎出小生产者精神王国在历史巨变中所必然发生的灵魂嬗变与思想痛苦，进而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传统农民在那场历史性变动中所经历的思想演变的心理轨迹。正因为如此，严家炎评价说，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6]。严先生所强调的“社会意义”，其指向显然与中国作为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梁三老汉作为传统农民的“审美范型”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
就文学形象自身的意义而言，梁三老汉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无独有偶，与梁三老汉相互呼应且在文化性格上与之具有精神联系的同期农村题材小说人物形象中，如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等，同样作为“中间人物”写作的成功范例，也从不同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形象的认识。尽管他们与梁三老汉一样，在合作化运动推动下最终走向了“进步”与“光明”，但作家们在描述其转变过程中都极力“还原”生活，在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这类“原生态”、“本真化”的具有传统农民思想特质的形象的塑造，成功描画了潜存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写出了他们在那场无法绕开的革命中的思想矛盾与心灵冲突，进而揭示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一代中国农民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共振的复杂情貌与生活现象。
二、“中间人物”：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人学”话语策略
如果说“中间人物”作为与农耕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生活现象，反映了生活本身客观的一面；那么，当我们转换思维，从创作主体乃至创作思潮角度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中间人物”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人学”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反映了崇尚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创作主体的话语策略。
就“十七年文学”语境而言，关于“中间人物”的表述与划分，某种程度上带有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政治色彩。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在文化性格上造就了那种在社会生活中坚守中性原则的人物类型，但“十七年文学”中的“中间人物”，却有其自身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内涵，其意义指向是处于“先进”与“落后”之间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某种中间状态的类群，按照邵荃麟的说法是：“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无论是邵荃麟的“先进(英雄)——中间——落后”的表述，还是毛泽东曾严格区别的“左——中——右”划分，无疑都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庸”，而是带有鲜明时代政治色彩的新的人物观念。在此观念之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阶级”的属性，其思想与行为都代表着所属阶级的利益，因此，其性格多属于“阶级”与“政治”范型，很少有“个人化”的色彩。在此指导思想下塑造出来的人物，自然带有某种“类型化”与“概念化”的特征。十七年的众多文本，如周立波《山乡巨变》、马烽《三年早知道》、李准《李双双小传》、赵树理《锻炼锻炼》等，其中的意识形态化写作语境，的确曾迫使许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本有的风格与艺术特质，而把意识形态眼光作为叙事人最主要的叙事眼光，并由此出发去观察一切，那种原本贴近生活的生活化叙事眼光，要么被遮蔽，要么所观照的一些细节穿插只是在调节叙事节奏和叙事氛围时方才出现的某种元素。当邵荃麟一方面坚守意识形态原则，一方面又聚焦于代表生活“大多数”的中间状态人物，进而提出“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原则时，他显然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应对意识形态挤压的新的话语策略与理论启示。于是，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赵满囤、孙喜旺这些原本就属于生活本身的人物，也就活跃在作家笔下，成为不完全受意识形态观念制约的民间化、立体化形象。转贴于
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而政治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中间人物”作为生活的“大多数”，他们往往是最能代表生活本质的一个文化族群，就其生活形态而言，他们也许自觉不自觉地会被卷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漩涡，但他们并不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大多数更像普通人一样追求着“人”的常态生活，具有人的欲望与情感、人的意识与行动。威廉·h·鲍桑特在《海德格尔的艺术理论》中讲得十分明确：“当人沉湎于日常生活时，他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他根本上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不过，这个世界也设定了一种反思在者的出现，这种反思在者向他自己展示自身所处的境况。因此，‘在一个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a-world)只为人所特有，并且为了指明这一点，海德格尔把人称为‘亲在’(da-sein)或‘此在’(being-there)。当把自身的境况展示给自己时，人就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关切。它谋划自己并为着实现自己的谋划而调整自己的活动。”[7]以此反观“十七年文学”的“中间人物”，可以发现一个人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梁三老汉们”作为存在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中的农民代表，根本上就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当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农民身份时，他们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是一种“亲在”与“此在”，作为农民，也就必然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关切，进而谋划自己的行动。这是由其“个人”(即“人”本身)而决定的。理解了这一点，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他们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与心理动机。“十七年”农村题材的作家们无疑是深谙梁三老汉、赵满囤、孙喜旺、亭面糊诸种不同性格农村人物这一精神特质的，将他们还原为“本真”的“人”，尤其是从长期的小生产者生活情境出发，着力揭示他们的性格内蕴和文化心理，描绘出他们身上最为鲜亮、最为生动的一面。
倘若从创作思潮的角度辨析，这种关于“中间人物”的写作显然又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人学”思潮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以及写作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否定胡风极力倡导的“写真实”，使“十七年文学”渐渐偏离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的假、大、空现象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所掩盖，文学中的人物被任意拔高且罩上了“时代新人”的光环。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多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庸俗机械论的理论所统治。文学政治化、宣传性、教化型的写作倾向愈来愈明显，此种现象自然会引起具有艺术良知与艺术追求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不满与抵抗。然而，由于上述因素所形成的历史语境，又常常使作家们陷入困惑与尴尬。写农村题材，其主题无法逃离“公”与“私”的对立思想冲突，政治上亦难免避开阶级与路线的斗争，唯一能贴近现实与生活从而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真实的，只能是那些代表“大多数”的“个性化”生活的中间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说：“艺术的普遍性不能建立在某一个特殊阶级的世界和世界观的基础上，因为艺术想象出一个具体的一般概念，这就是人类，这是任何特殊的阶级(甚至包括马克思称作‘世界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内)也无法体现的。”[8]中间状态的人物作为“人”的最复杂、最庞大的群体，是最能表现马尔库塞所说“艺术的普遍性”的。按政治角度划分，他们也许隶属于历史的某一阶级或阶层；从人类学角度观察，他们的社会与生活行为常常表现出对“阶级性”的超越。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柳青、赵树理、周立波、马烽、西戎、李准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及他们笔下那些表现出生活“本真”形态的“中间人物”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由衷的赞许。从“十七年文学”特殊的文学语境来看，这些执着于开掘生活厚土的作家们所奉行的写作原则，一是秉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以忠实于生活的态度从“人类”角度去追求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的普遍性”，再就是在文学精神上与五四以来的“人学”思潮保持着内在的艺术联系。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复杂的精神的、文化的族群，文学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深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中间人物”的“大多数”，决定了这一文学族群的多样化与灵魂运动的多样性，对“中间人物”“多样化”的描写，不仅符合文学审美多样化的原则，而且也符合社会生活丰富性与多样化的规律，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是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对社会与文化的观察应持“整体论”(holism)观点，必须考虑文化存在的“生态因素”及“人与自然”互动的具体模式，而最主要的是“人”的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和宗教性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学是人学，就是承认“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性”关系，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们就是因为看到了“中间人物”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从而把他们还原为“人”，这才写出了他们的血肉之躯、精神之灵。而对“人学”话语策略的采用，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社会与生活的深度理解，传递出作者在深刻体验生活之后的美学经验。
三、“中间人物”：以“模糊”形态彰显文学创造“张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写“中间人物”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提法，但同时又是一个“中性”策略，它体现了当时特殊历史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所寻求的写作张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涉及人物塑造，具有明确定义与内涵的，有革命英雄、社会主义新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反面人物等，这些人物形象因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都十分鲜明而引人注目，但同样也因时代与阶级的因素而陷入“类型化”、“单纯化”的写作，许多人物形象苍白，缺少血肉，甚至沦为阶级的代表或思想的传声筒。“中间人物”的艺术概括，一定程度上是对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以及人物塑造“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写作时弊的反拨，尽管当年邵荃麟和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一样，也是围绕在周扬身边代表主流话语的指导型评论家，邵荃麟在50年代也积极参加和领导过以政治打头阵的文艺运动，并配合周扬倡导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政策服务”的文艺意识形态化主张，但作为曾经受过五四文学熏陶并有着自己文学理想和艺术见解的作家与评论家，邵荃麟对文学仍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与体认，有感于文坛这种流弊，他主张围绕人物描写去探求现实主义的新路。在1962年8月中国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力主写“中间人物”，在谈到60年代之前的文艺状况时，他说：“我们的创作，总的看，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而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现实主义的道路宽广起来，就应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为进一步阐明观点并印证其理论的正确性，邵荃麟直接将“中间人物”与恩格斯的“典型论”联系起来：“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将“中间人物”扶正到“典型”的高度，既避免了这类人物写作的意识形态化，又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生机，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张力。转贴于
“中间人物”的写作张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审视，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在国家政治与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宽松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又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国家政治所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进而坚守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第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社会风格，人类是按照一定的世代积累的文化体系演化的，这种世代积淀与传承往往是通过民间化的自由自在的运作形式完成的；第三，民间的存在是以“文化圈”的方式显现的，它拥有社会、风俗、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特质，但民间的综合性特征，既使之丰富多彩，又藏污纳垢，高尚与卑下、慷慨与委琐、公道与自私、进步与保守、宽广与狭隘等等，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交织，构成了民间独特的文化形态。“大多数”的“中间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民间社会之中，在他们身上往往体现着历史进程中的本质真实。如《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就是作品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角色，小说文本中这位老倌子就其身份而言，是一个地道的民间化人物，为人厚道，面面糊糊，自私狡黠，在新社会、新事物面前，既想表现先进，又常常打些个人的小算盘，他不出场则已，一出场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不使其性格焕发出诡异鲜活的光彩。显然，这是一个生活于乡间农村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人物，农村社会的世代积累与乡村文化的传承积淀，独立历史和传统的浸染与新时代进步风尚的牵引，胶着于其复杂的性格体系之中，造成了作家对人物塑造的“模糊性”与叙事张力。谙熟这类乡村民间人物的周立波虽然也写出了人物身上的许多毛病，却并未简单否定或随意丑化，而是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把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其灵魂的内面，深透地揭示了人物的矛盾变化，顺乎自然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轨迹，既含着微笑有分寸地批评了这类长期生活于偏僻乡间的人物身上落后和可笑的一面，又善意地描画了他的可亲、可爱乃至可贵的一面，进而写出新思想、新因素在人物身上的孕育成长。可见，这种由“中间人物”带来的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这种几乎纯然的生活化叙事眼光，既与“十七年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眼光相分离，又在文本中交互运动，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学叙事张力，不仅彰显了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而且显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广阔前景与实践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