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1
武汉大学刘俊祥教授对国内学者的政党治理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国内政党治理研究主要致力于“党内治理”，涵盖了政党的现代化转型、组织规模、体制制度、实力能力和治理方式等重要问题，基于治理和善治目的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用的理论资源，但过于侧重“党建”角度的研究，轻视政治学或政党政治视角，同时建言有余，对中国共产党治党实践总结不够，研究对于公平价值的重视也不够。
国家行政学院马宝成研究员和谭学良博士后，通过研究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治理实践发现，各国政党治理和转型中，对学习型政党建设、党员素质提升，制度化、法治化，党内外多元交流，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工具多样化，执政效果的长期性和服务职能的强调已经成为趋势。这样的转型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整合社会利益，健全国家稳定机制，促进社会发展。但具体的实践方式，则要立足于一国的国情和党情。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政党治理要如何重新定位？将面临哪些内外部的风险与难题？提高政党治理能力，构建政党治理体系，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面对互联网的发展大潮，政党以怎样的心态去应对，如何重新调整政党、国家和社会职能的边界，如何克服网络化的负面效应？一些广受社会诟病的痼疾，要如何治理和革除？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2
关键词：高中政治高效学习兴趣学习方法
“场域”一词源于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是受到物理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联系的影响。本文所提出的学习场域便是指影响学习的各种因素的集合体。高中政治学习要求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引导学生紧密结合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进行学习和实践，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思辨性、实践性。若不注意营造高效的学习场域，高中政治学习会沦为枯燥的死记硬背的知识，学生会避而远之。为避免出现此类情况，教师首先要通过指导学生大量地猎取知识来达到酝酿学生充沛旺盛的好奇心的目的，然后让学生在有所不明的地方仔细追问，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还要提醒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来考察分析，辨析何谓真，何为假，在无形中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和学习方法；最后还要努力践履所学，将理论知识落实到实践中去。如此递进学习，高中政治就不再是一门为了应付考试而学的课。学生以学习政治为乐，以提高学习方法为傲，以提升学习效能为荣，意识到政治与我们息息相关，如此一来便在学生中营造出一种高效的学习场域。
一、博学审问兴趣来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毋庸置疑。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让他们心甘情愿并且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相对比较难懂的高中政治学科的学习中来。博学要求学生宽泛了解与政治有关的知识，而不只是局限于课本中的经济常识、哲学常识和政治常识。帮助学生逃脱条条框框，拓宽自己的视野，发现自己学习的兴趣点，然后以一带百，逐渐将兴趣点发展成为兴趣面；引导学生在这期间不断追问为什么，主动发现问题，让学生以小学者的身份在沟通和交流中不断探究，加深兴趣的深度。兴趣的广度和深度都具备之后，对于学生来说政治学习自然就是一件了解自我、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快乐的事情。
例如，在讲解“经济全球化的含义以及它的双重影响”时，就可以让学生广泛阅读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相关文章。包括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必需性和必要性、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原因、经济全球化对某个行业，比如餐饮业和重工业的影响。甚至于是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将看似与学生生活无关的知识落实到学生的生活中来，针对学生的兴趣点来拓宽知识面，让学生更了解何谓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何谓让各国经济更加相互依赖和联系，也能切身明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双重影响。教师在上课时可以提问：“你可以举例说明你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吗？”学生或许会说和自己切身相关的实例，比如麦当劳遍及全世界、汽车的生产更加高效化等。教师进一步提问：“那你赞成经济全球化吗？”赞同的学生会觉得它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而反对的学生则会觉得它造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教师可以就此举行一场辩论赛，让学生找出论据证明自己的论点，思考如何反驳对方的论点，从而在不断地“拷问”中酝酿学习兴趣，也进一步加深了对经济全球化的了解，促进知识的融会贯通，应用于实际分析也就更加得心应手。
二、慎思明辨方法真
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多重信息的交杂冲击。政治学科是一个富有时代性的学科，需要联系生活适时跟进。在这期间根据社会的热点来审慎思考，分辨真伪。政治学习需要以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思维来分析书本上的理论，让“死”的知识“活”起来，让学生受限制的思维活跃起来，在仔细思考和分析辨别的过程中提升学习的方法，从而拥有高效的学习场域。
学生是社会中的人，他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所以了解民主社会该有的特点是理所应当的，了解公民生活更是至关重要。在谈论公民的政治参与时，一定会谈论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和监督权等，此时就可以让学生去调查周围人的政治参与，在调查之后举出实例来证明公民政治权利没有正常得到落实的情况。比如“买票”“黑幕选举”等，这并非倡导理念，而是让学生体验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客观认识到我们社会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还可以让学生设想如果自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如何提高公民的政治生活，如何引导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等。从而了解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环节的注意要点，让学生体验担当领导人的职责，以主人翁的意识来辨析民主生活的问题。如此探究，是思维的锻炼，也是学习方法的进一步提升。
三、笃行行笃成效高
所谓实践出真知。从别人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分析其成败背后的原因，进而总结经验以避免重蹈覆辙。再通过自己的实践进一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努力践行自己所学的知识。知识是在理论层面上的，而实践则是要回归生活的，实践可以帮助学生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将平面的知识立体化。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还可为社会的发展储存一定的能量。
笃行是一个坚持实践的过程，行笃则是一个理念。坚持这二者需要教师在课堂和日常生活中不断推动，用具体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帮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在谈论创新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时，教师就可以提出问题：“你有过什么创新之举？”引导学生从自身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进而说明日常生活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原因。还可穿插科学家们创新的故事，一步步讲解创新的重要性。再提出“你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要如何做到创新？”让学生设身处地思考创新的途径和践行创新的方法。日常生活是与学生最为紧密相关的，从中入手，就可大大提高实践的可行性和实效性。最后教师还可以提供一个模拟情境，例如公司因为创新能力不足而濒临破产的情况，身为负责人该如何挽回？设想一个具体的案例让学生的理念有地方可以落实和践行也是必要的。
总之，营造高中政治高效学习场域在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中势在必行，兴趣、方法、效能缺一不可，“博学审问兴趣来，慎思明辨方法真，笃行行笃成效高”是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相信通过此举，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之时还可以帮助他们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则是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学习成绩的进步。
参考文献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3
［关键词］执政能力治权能力民主集中制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述，深刻总结了我党五十多年来的执政经验，明确提出了今后加强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举措。这是我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大成果，是我党与时俱进的又一伟大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执政能力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执政能力建设牵涉方方面面。显然，党执政需要多种能力，但最能决定执政地位和执政命运的能力是什么呢？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治权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
治权能力，顾名思义就是掌握、运用和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本领，这里主要指共产党科学运用、行使公共权力和严密有效制约公共权力的能力。科学运用行使权力以谋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严密有效制约权力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误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治权能力是对共产党执政成效、执政地位、执政命运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力，是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
1．治权能力直接决定共产党能否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从而完成执政使命。共产党执政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和依据，由共产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后，便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共产党执政最重要的特点和原则就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惟一合法的执政党，处于惟一的执政地位而不与其他党派分享执政权。这种执政特点执政原则既为共产党科学运用权力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各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为人民谋利益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和手段；另一方面，又对执政的共产党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重大的挑战――在处于惟一合法的执政条件下如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和误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也绝非一劳永逸。事实证明，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对任何人都不例外。共产党执政并不会天然保证权力始终只为人民谋幸福而不被滥用和误用。历史一再昭示：任何政府和政党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和运用权力，不能有效制约和控制权力就必定被人民抛弃，就必定丧失政权。苏共亡党丧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苏共党内形成了特权阶层，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根本无法监督他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这就是列宁当年最担心的“公职人员……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①提高治权能力需要不断探索权力运行的规律，努力创建科学严密的权力运行机制。即要按照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制化轨道运行”的要求，加强党的权力运行机制建设。②
2．治权能力的提高是共产党执政能力提高的主要标志。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多方面的，当前主要任务在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这些能力的提高都有赖于治权能力的提高，因为无论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的建设还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处理国际事务一刻都离不开公共权力，离不开公共权力的科学行使和有效制约。治权能力直接制约以上各项能力的有效发挥和提高，提高治权能力贯穿执政能力建设各个环节、贯穿执政能力建设始终。治权能力相对于其他各项能力而言不能不处于主要的和关键的地位，是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提高上述各项能力就必须把提高党的治权能力作为基础能力和关键能力来抓。只有治权能力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才有坚实的基础和保障，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真正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最终巩固执政地位。
3．提高治权能力比提高其它各项能力更为艰难更富有挑战性。综观古今中外，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政权可以历经艰难困苦、历经浴血奋战而不屈服不倒下，然而一朝大权在握却很难抵制权力的腐蚀走向自我毁灭。一个个被揪出来的曾经权倾一时的腐败分子是如此，原执政的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更是如此。中共也曾因权力过分集中也曾酿成过十年的悲剧，当前亦因权力监督制约的乏力导致腐败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成效，威胁党的执政地位。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在一定时期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强的国防实力、更高的社会道德水平甚至更彻底的民主政治，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不断拷问自己：共产党是否拥有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强的治权能力、更强的生命力呢？当年，主席针对黄炎培的提问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中国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6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要为跳出“周期率”而不懈努力。正如薄一波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了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③
提高治权能力之所以更为艰难更富挑战性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公共权力本身具有难以抗拒的腐蚀力，任何人都不例外；其二，共产党特殊的执政原则执政特点――；其三，国际共运史在这方面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由此可见，要提高我党的治权能力，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二、提高治权能力的几点思考
1．首先应深刻认识权力的本质特征，总结人类权力运行机制的客观规律。从人类政治实践的历史经验和人类对政治活动的思考成果看，虽然对权力和权力运行机制人们至今还存在诸多分歧，但以下几点已基本形成共识：第一，权力是一种以暴力为基础为后盾的强制性社会力量。因此，权力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既可以有力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于民，也可以阻碍社会进步残害人民群众；第二，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联，行使权力可以直接或间接实现利益。因此，权力对执掌权力的个人、集团都有极强的诱惑力和腐蚀力，如何抵制这种诱惑力、腐蚀力始终是任何掌权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第三，“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④因此，对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在授予权力之初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权力被滥用和误用，在这个问题上，对任何人都不能存有幻想；第四，权力不能绝对，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事实反复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⑤为防止权力的腐败就必须对权力加以监督加以制约加以控制，主要有以法律控权、以权利控权和以权力控权等几种。
2．根据党执政的特殊性，创建科学严密的权力运行机制。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指针，健全权力交接、分配、执行、制约等各项机制，努力创建科学用权、合理分权、规范交权、严密监权和有效控权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当前，主要是以发展党内民主为重点，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初，在不断与错误思想坚决斗争的过程中阐明了共产党组织活动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⑥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1920年7月列宁又提议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共产国际章程。⑦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理应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无论国外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曾产生过践踏党内民主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悲剧。“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六大这一重要论断确实是我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提高治权能力关键就在于科学处理民主与集中尤其是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的关系，即在于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能力。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活动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根本组织活动原则。这是由共产党执政原则执政特点决定的。提高治权能力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指针，既要以发展党内民主去推动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也要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自治制度、基层单位民主制度去扩大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吸收人民广泛参政以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同时也须防止组织软弱涣散和权力过于分散的弊端。
3．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法治文化以继续清除封建主义专制文化人治文化遗毒。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法治，抛弃人治。法治优于人治是千百年人类政治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我们党执政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从权力的本质和历史经验看，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治权，就是要做到依法授权、依法用权、依法变权和依法控权，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制化轨道运行。法治和民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法治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以法治为保障，两者密切关联不可分割，损害其中任何一方就必然导致另一方变质。因此，对于提高治权能力来说，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坚持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都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提高治权能力，不仅需要发展民主和坚持依法治国，还有赖于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法治文化的创建和发展。古今中外的史实一再昭示：仅有制度的创建而没有与之相啮合的政治文化的创新和确立，政治文明难以保障。诚如开政治文化专门研究之先河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⑧中共中央在分析产生的原因时也曾明确指出：“……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⑨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度来说，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法治文化，不彻底清除专制文化人治文化，治权能力难以真正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建设也将难有所成。当前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权力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反对官本位、官贵民贱、神化和迷信领袖个人、法律虚无主义等思想遗毒，加大宣传民主和法治题材的先进事例和影视作品，遏制帝王题材的文艺作品泛滥的不良势头，大力营造发扬民主厉行法治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1．
②何克祥：科学严密的权力运行机制－党建的根本所在［J］．哈尔滨：理论探讨，2002（5）．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7．
④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⑤参见李平：以邓小腐败理论为指导，遏止权力腐败［J］．武汉：理论月刊，2000（8）．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4．
⑦赵生晖等：党的建设教程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4
在几个月的实习过程中，不仅在业务上得到了锻炼，而且在思想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收获很大，下面我就把实习的情况简单总结一下：
一、政治思想上的提高。做新闻宣传工作是一项对政治思想素质要求极高的职业。特别是采编人员，需要随时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等问题，把这些东西消化，变化自己的新闻内容登在报纸上。所以要有好的学习习惯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在我实习过程中，我发现每一名编辑记者在紧张的采编工作之余，都十分注重政治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保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样这张报纸才能够很好地发挥了作用，成为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二、工作能力上的提高。通过实习，我在各个岗位上都得到了锻炼，并且对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了新的体会。
1做记者，深入到第一线采访，锻炼了自己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并对采访的准备、技巧和总结整理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学习借鉴他人、分析内外因素、克服内外矛盾.?学习和借鉴更加必不可少，而且也更有空间。
2接触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上至报社社长、主任下至普通记者、编辑员、广告员，形形，各具特点，同时也培养了我对不同事情的独特观察，锻炼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有益的基础。
3加班撰写稿件，不仅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还让我学会了如何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如何准确地抓住新闻点;做实习编辑，学会了如何编辑稿件，如何取标题，知道了怎样修改稿件才能适合新闻报道的需要，很大的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通过在其它岗位的锻炼，我不仅熟悉了新闻出版工作的业务，学会了怎样才能更好地工作，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
4经过报社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我懂得了做工作首先要热爱这项工作，只有热爱了才能干好这项工作。
三、在思想认识上的提高。从报社老师们身上不仅学到了业务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们身上那种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奉献精神。记者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四、在适应社会能力上的提高。
1参加社会实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社会适应能力上有所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在学校，接触的主要是同学，关系比较单纯，交往起来也很简单。对于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我都是避免接触的，在实习中就不一样了，要接触各种各样
2报社里很多人并非新闻专业出身，很多理工科的毕业生做新闻、做记者也同样优秀，记者与编辑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但是社会知识与经验显得尤为重要。要想在报社做好工作就必须知识结构全面，所以对人才的要求也是综合型人才，既要懂新闻的专业知识，又要会管理策划与营销等。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5
为发现、总结、推介那些具有启迪意义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案例，本刊与复旦大学公共绩效与信息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了“中国幸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案例调查”活动。
就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现状与挑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前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
社会管理创新的阻碍是理念问题
《望东方周刊》：五个月前，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而中央也多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些举措，在你看来意味着什么？
陈冀平：事实上，社会管理创新是在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西亚、北非国家政治持续动荡，国际形势并不太平，而我国则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又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制度的大背景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高度全面提升我们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管理创新也不是新提出的概念。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在社会建设方面面临的问题也很多，从政法领域来说，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问题目前仍然存在。过去我们也是通过改进社会管理，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问题青少年的教育等，都摸索出了一些好经验好办法，效果比较明显，这也是中央强调“加强和创新”的原因。
事实证明，我们过去的很多做法是有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这些年我们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抓基层、打基础上下了很大功夫，经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很多大型活动实践检验，在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上也积累了很多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机制、措施、制度和工作网络，都能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所以，中央决定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来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
《望东方周刊》：你怎样看待今天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
陈冀平：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需求不断提高，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需求的差异性很大，我们的服务与管理相对滞后。反映在管理层面，主要是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全适应，特别是在维护群众利益、协调利益关系、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管理方式上还不太善于运用协商协调和法律手段等等。
《望东方周刊》：管理部门将重点转向“社会管理”，工作思路和内容又会有哪些调整？
陈冀平：社会管理四个重点问题，一是人的问题，比如流动人口和特殊群体的服务管理问题；二是如何化解矛盾纠纷，给群众排忧解难；三是非公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问题；四是新兴媒体的管理问题。
这其中很多是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网络管理。网络是社会信息化的表现，如何利用网络加强我们的服务和管理是一个重要课题，因为网络具有两面性，管理不好也可能产生不良社会效果，比如充斥网络中大量的虚假信息、黄色信息、造谣煽动等常常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思想混乱。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阻碍是什么？
陈冀平：我觉得最大的阻碍还是理念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社会管理搞上去。现在有一些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绩观，群众观念淡薄，急功近利，工作浮躁。社会管理创新如果离开了群众，如果不是一切为了群众，那是搞不好的。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真心为群众服务。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首先要把理念端正。社会管理中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政府不要“包打天下”
《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基层在社会管理模式上有一些新尝试，能否举出一个令你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
陈冀平：现在全国有37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地区，比如南通、宁波等等城市都有很好的经验。化解矛盾是现在社会管理中的重头，南通市的“大调解”在全国都很有名，从市到村到户都有一整套调解机制，经费上也有所保障。南通市的重要决策部署，也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明确他们需要如何配合政府。所以那里拆迁事件很少、医患矛盾等也很少。
《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基层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动力何在，障碍何在？
陈冀平：基层老百姓需要的是平安、稳定和服务。从党政领导来说，不把社会管理搞好，和谐稳定就做不到，而且凡是符合老百姓需求的，老百姓配合的积极性都比较高。因此，仍然需要在理念上、服务上下功夫。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管理能力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前者仍然是后者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做到社会建设的同步发展。
《望东方周刊》：我们也曾接触过一些社会管理创新案例，大多都是依靠传统社区的熟人社会的一些有利因素来实现，面对大量的人口流动和商品房新社区的出现，社会管理如何避免出现“真空”？
陈冀平：社会管理现在要解决的重心就是“真空”问题。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乡镇以下基层单位，是城乡社区。现在各地社会管理创新都在破解难题，即怎么深入社区，社区力量如何强化，社区功能如何发挥。
比如，外来人口在社区要实现一些基本的利益，医疗、子女上学、既挣钱纳税又能享受社会保险等等，如果都能够实现，那么他自然会主动接受社区管理。但是，如果所谓的管理就是收费、就是管控，那么这种社会管理一定很难有好的效果。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基层，政策不落到人头上是没有作用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要在基层覆盖，就要通过服务来实现基层管理，这是基本思路。
《望东方周刊》：社会管理特别强调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你怎么看待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政府负责与公众参与如何协调？
陈冀平：政府不要“包打天下”，群众应是管理的主体。群众可以自己做的就让他们自己做，党委、政府发挥领导、主导和教育引导作用，这是各地探索出来的重要经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个社会才能真正稳定。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在基层很多人50多岁就退休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把他们发动起来，参与管理、参与公益性的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我们现在需要建立这样的机制，让群众自己起来管理自己，这比单纯由政府部门管理要好很多。
怎么把乡镇（街道）、社区的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有效的自治组织，更好发挥群众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自治的功能，也是各地社会管理创新中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得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才能发挥好。
《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评价目前我国社区自治的水平？
陈冀平：基层的问题很复杂。
在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的工作要推进，党政领导的作用很大。一个社区有一个负责任的、群众观念强的支部书记，工作肯定搞得好。现在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如果法治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宗族、黑恶势力就站不住脚。
社会“平衡感”靠法律实现
《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认识社会综合治理和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
陈冀平：现在的社会管理中有诸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的问题，这就牵扯到公平、公正的问题，要实现公平、公正还是要靠法治。通过法律来认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然后按照法律去执行，矛盾就少了。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已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整个国家有了基本行动准则，这样“人亡政废”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社会管理没有法治保障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方面，针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进行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在法治框架下进行，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行违法越规之实，更不能干徇私枉法之事。
另一方面，提出的新对策、新举措、新办法，也需要通过制定、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其长效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盲目排斥西方法律，但是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特色，如果盲目把西方经验搬过来，很多事要出问题。
《望东方周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如何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如何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对于这些，你有怎样的思考？
陈冀平：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文化问题很重要，因为价值体系决定一个人的信仰。中国发展很快，人又太多，如果13亿人价值取向出了问题，只是一味追求钱，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比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与此有关。
一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很重要，这就需要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建设，因为法律不仅是惩处，更主要是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
《望东方周刊》：中国法学会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方面，有什么工作计划？
陈冀平：中国法学会要通过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组织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对解决社会管理的突出问题，提出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的建议，今年准备就诚信问题搞一个论坛，组织法学家来进行讨论，为制订一些法规献计献策。
我们还要召开如何推进各地法学会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会议。研究在执法、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让现有的法律、法规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让法律法规在基层能够更好实施。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6
政治哲学探讨的政治行为
在政治哲学中，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实际上是以恶治恶，因为按照通行的理解，公共政治权力本质上只是一种必要的恶。但以社会制约权力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种思路认为，社会是善的代表，所以该命题的实质是以善制恶。对于很热门的建设“公民社会”的思路，提倡政府的政治行为应为努力构造“大社会，小政府”，认为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结构状态应该是橄榄球型：最富和最穷的人都少，而社会中间层则较为强大。在政治哲学的理解中，这就是指社会的公共层次应该较为发达，而国家的政治权力应该较小。这样，社会的强大力量才可以有力地制约公共权力机关。伦理学家则认为，社会之大不仅体现在社会分层上，而且体现在公民美德的提升上。如果公民美德的水平较高，那么它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就是一种政治伦理力量对一种纯粹的政治力量的制约。如果公共生活中公民美德不提高，就没有什么力量去制约公共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以德治国”，对公民来说就是要建立健康健全的公民美德，唯有如此才能对政府提出高要求；[2]而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意味着行使公共权力不仅要具有基本的管理技术，还要有相应的政治伦理资格。在我的理解中，“以德治国”首先是针对公共管理者也就是针对“官员”的一个政治伦理资格要求。
当代政治哲学理论中认为，与其探讨公共管理的技术问题和权力的运作及其合法程序问题，更多地还要探讨作为最严密的政治组织的国家机器以及社会的公共生活是怎么既合理又合法地运行。所以，政治哲学是要探讨这些政治管理技术和政治权力运作背后的基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意义问题。[3]
可见，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对于政府政治行为的关注点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现代政治学更多朝着公共管理科学的方向发展，而当代的政治哲学则探讨这背后更根本的东西。换言之，政治学探讨政府的设置、责任及其范围等，而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生活何以建立的基本理念。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他首先把正义确立为最基本的政治理念，然后以这个理念来建立一个政治原则体系，再以这个原则体系来建立和解释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先理念，后原则，然后制度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而非实证科学的或政治学的进路。
合法性对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政治的基本使命就是通过公共权力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任何时候，政治都是人们建构起来的，其内在的使命就是维系社会秩序，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所以，政治发展的最基本任务就是使政治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对政治的基本需求，从而使政治能够在有效而稳定的运行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
为了能够使政治发展顺利，最终完成政治的基本使命，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令公民幸福感增加。首先需要对执政合法性进行规范，从政治必须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任何政治体系的稳定与有效运行，需要基本要件是：政治体系的特性与作为是否能够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从而被人们视为应该接受并自觉服从的权力与制度。通常把这种认同在法律层面称为政治的合法性。
从政治合法性出发的政治发展，倾向于通过制度的转型、社会的开放以及纯粹市场体制的确立所形成的民主格局来形成新的进步与发展，以政治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与市场民主，进而全面迈入现代。可以看出，建设合法性政府的出发点十分明确地是从价值出发。对于政治体系来说，价值是触及其内在逻辑的。所以，价值上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导致政治体系的整体变化；相对来说，权力结构的调整对政治体系的冲击要缓和得多。但是从价值出发构建合法性政府却是政治发展的必经之路，是更高级政治活动的入口。[4]
政治哲学对我国政治发展合法性的价值
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这个传播平台不断发出对的我国政府人员甚至政府制度的批评，这些声音不仅对政府与制度的不足进行抨击，更将民主与法制的观念传播开来。受新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府的行为质疑也更加广泛，政治危机也随之浮现。最严重的政治危险来自公共权力的政治腐败。
以政治哲学为指导，构建政治合法性为解决政治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我认为，我们的基本制度选择本身是合理的，但制度中存在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得很好。制度的选择不仅仅有现实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考虑依据，而且还要有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的证明理据。制度之中会有一部分人成为制度的操作者，而另有一部分人则完全成为制度的约束对象。
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公共管理者必须是公共服务者，政府是服务性政府；政府或者政府官员并没有任何优于公民的政治特权，而恰恰是要为公民服务。权力来源于公民，并为公民服务。如果管理者利用公权来为私利服务的话，这就是腐败。政治腐败正是公共权力的私有资本化。所以，从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判断和启示出发，我们有必要对社会制度的具体环节加以合法性的改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严格避免发生公共权力私有化、资本化的腐败现象。
人们往往把法制理解地很狭窄，认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其实不对，法制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政治哲学的精神。正如民主的本义就是在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合法性是指在民在法律上被规定并强制执行，同时包括一切权力的产于与分配必须合法，政府通过合法的使用公民赋予的全力，从而获得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委托，最终服务于人民。所以，现代政治发展更多地不是考虑怎样实现最完美的公共权力，而是公共权力从确立到施行的过程中，将合法性参与进每步中，从而有效的管理与运用。
通过将政治哲学中应然的价值观念引用到合法性的政治发展，从价值理性层面制定的法律，能够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力。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1988年：《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利普塞特著，刘钢敏、聂蓉译《政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3页。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7
内容提要:依法治国是近、现代法制文明所确立的一条基本公理,并与诸多重要的法律原则、原理和规范密切相联。其法理蕴义包括七个重要之点:治国者先受治于法;最高权威的非人格化;形式合理性的宏扬;法律性质的重新界定;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平衡;认真看待权利。这些基本的法理如能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公共理性中内化为普遍的信念,依法治国就能得到强有力的观念支持。
依法治国,不仅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也是近、现代法制文明所确立的一条基本公理,并与诸多重要的法律原则、原理和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本文拟简要分析依法治国所具有的法理蕴义,并将其概括为如下七个重要之点。笔者认为,只有在政府和公众的思维模式中建立起对下述重要观念的普遍确信,才能够切实地实行依法治国,进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治国者先受治于法体现法治理想的“依法治国”与中国古以有之的“以法治国”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深刻区别。相通之处在于两者都重视法律在治国过程中的作用,区别则在于两者对治国者与法律的关系有不同的处理。
中国古代曾有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分,治人者个别地即为官吏,整体地即为政府,而治于人者即为臣民。客观而论,这种区分在现代社会中也部分适用,因为任何政府(包括一切有权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机构与组织)都扮演着社会治理者的角色,在其权限范围内,任何社会成员也都须服从政府的管理。
然而,由于古代的以法治国和现代的依法治国所蕴含的法理不同,故它们对法律和政府的相对位置有不同的安排。以法治国赋予政府绝对主导的地位,它强调法律是政府的治国工具,而政府本身却无需受法律的约束。在这里,政府的行为应否与现行法律相一致,完全是一个由政府随时用功利性判断来自由选择的问题,只是对于受政府治理的公众而言,才存在一种无可选择的守法义务。依法治国并不排除政府以法律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不过,它强调的是法律的主导地位:政府必须依据和依照法律所批准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治人者须先受治于法,然后方能治人。换言之,政府固然可以作为治理者向社会发号施令,可以要求受治理的公众服从自己的支配,但是,这要以一种普遍化的平等守法义务为前提。治人者与受治者是否共同承担着普遍化的平等守法义务,此种义务在法律的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得到切实的体现,是区分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的首要标准。
2.最高权威的非人格化依法治国意味着赋予治国者一种必须依法行事的义务,意味着各级各类治国者都必须站在法律之下去思考和行动,于是,法律就必然成为君临一切的最高权威。
一般而论,在古代文明中,现实的社会生活条件往往使社会公众习惯于以孤立的个人去承载整个自然和社会的压力,此时,社会难以形成自觉的共同利益和成熟的公共理性,因而,分散的个体更倾向于期待着有一个或一批比自己更优越的个人来扮演社会主宰者和个体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他们乐于承认最高的权威就存在于那些握有权力的个人之中。在近、现代文明中,由于自觉的共同利益和成熟的公共理性逐渐形成,因而,人们普遍地倾向于把体现共同利益和公共理性的法律视为至上的权威。
法律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普遍存在物,它没有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兴趣和特殊的判断标准。如果法律不能成为最高的权威,那么,某种特殊的利益、兴趣和判断标准就会借助于政府的权力而成为法律和社会的共同主宰者。如此一来,依法治国就不再是一个普遍的行为准则,而只能是一种受偶然性因素摆布的特例。
由于权威是一种能够引起自觉服从的力量,故实行依法治国就必须在政府和公众的观念中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并以各种制度措施来予以支撑。就此而论,仅仅把法律当作一种必要工具来予以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良好的法律代表着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体现着人际交往中某些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准则,甚至包含着某些超功利性的伦理原则。因此,如果不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狭隘眼界,就不可能尊重法律、忠于法律和信仰法律,法律在政府和公众的心目中也就不可能成为必须被无条件服从的最高权威。
3.形式合理性的宏扬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就必须摒弃在对待法律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态度。其实,当法律工具主义强调法律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时,它并没有错,但是,要害就在于法律工具主义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法律的工具价值的。
法律工具主义是古以有之的一种政府哲学,它从不把法律当作最高权威来尊重,而只是把法律当作有用的工具来重视,而且重视的程度又完全取决于法律对政府目的的实现有何助益。这样一来,政府的行为是否要遵循法律的标准,就成了一个随时要根据目前形势予以权衡的问题,这意味着,一旦政府的现实目标与既定的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或个案中政府所理解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发生冲突,规则和程序便都变成了可以被忽略的因素。这种法律工具主义与人治传统是互为表里的,它们都强调法律必须为实现政府当下的目的服务,如果法律妨碍了政府当下目的的实现,就必须由治国者动用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力来采用一种特殊的判断标准取代法律的标准。
现代法治精神以其对形式合理性的宏扬而区别于法律工具主义。法治精神也承认法律具有工具性,不过在它看来,现代法律的工具价值并不在于它随时可以服务于政府的当下目的,而在于它是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普遍化标准,可以保证实质合理性在总量上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法律不仅不会时时迁就政府的各种即时性意向,反而会构成一种强有力的限制。在这里,法律并不是政府“办事的参考”,而是一种超越于任何当事人之上的普遍化的游戏规则。因此,切实地实行依法治国,不仅意味着治国者和受治者一样要站在法律之下去思考和行动,而且,它还要求全体治国者必须学会并习惯于按照法律所给定的形式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形式合理性的宏扬必然会大大降低政府行为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也难以避免牺牲掉某些个案中的实体正义,但是,要以法治取代人治,就必须付出此种代价,政府和公众应当对这一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4.法律性质的重新界定由于受人治传统和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千百年来,视法律为政府之工具的观念根深蒂固。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需要对法律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能否把法律仅仅视为工具?如果法律是工具,那么,它是谁的工具?
法律具有工具性,这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然而,若不是用庸俗的实用主义眼光来看待法律,就必须承认法律自有其超工具性的内在特质。在成熟而健康的观念中,法律应当首先被当作社会交往的普遍准则来理解。在此种意义上,法律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和手段,相反,它是文明进步所凝成的生活规范,是人类良知的理性化体现,是社会正义所发出的绝对命令,是每一位有道德自觉性的人所必须遵循的行为指南。在法治国家中,法律不仅应当被当作治国手段而受到重视,更应当被当作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而受到尊重和信仰。
即使在法律的工具性层面,法律的首要性质也不能被界定为政府的工具。在民主政治中,法律不是“王法”,而是“约法”。“王法”是“王之法”,是政府的命令和决定;而“约法”则是社会通过民意代表机关所达成的约定,它具有社会公约的属性。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并选择一些人组成政府,乃是为了执行和守护体现公意的社会公约,因此,政府首先是法律的工具,是经由法律的批准而产生并为实施法律而效力的工具。同时,法律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工具,但它首先是社会的工具,是社会规范和控制政府行为的工具,只有在上述既定前提之下,才能在第二位的意义上把法律看作政府的工具。
社会创制法律来引导政府,以此为基础,政府依照和运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这才是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内在机理。为了切实实行依法治国,在政府和公众的观念中,必须彻底根除法律工具主义对法律性质的界定。这种界定完全忽略了法律的超工具性价值,崇尚法律的信念便因此而难以确立;这种界定把法律仅仅视为政府的工具,法律在政府面前便不能不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这界定使法律处处迁就政府当下的行动计划,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价值便无从实现。法律工具主义的这三大弊端误导了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若不走出这些观念上的误区,人治传统就会继续表现出其顽强的命力。
5.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行依法治国,必然涉及到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对人治国家而言是不存在的,因为,那里的法律只是政府“办事的参考”,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只能用是否成功来评价,而不能用是否合法来评价。在法治国家中,情况则大不相同。依法治国意味着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以法律作为其存在基础,即:治国之权须依法设立、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并被依法监督和依法评价。
在改革开放以前,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观念具有一种明显的“权力崇拜”倾向:它不是用法律的标准去评价权力,而是用权力的标准去评价法律;它反对以法律作为权力的存在依据,而强调以权力作为法律的存在依据。以此种观念为指导,公共权力所做出的任何决策和行为都会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如果它们碰巧与既有法律中的普遍标准相一致,则其合法性自不待言;如果它们与这些标准相矛盾,则可以取而代之并以自己作为自己的标准。
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由于法律在任何场合都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因素,能否确保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就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为此,必须在政府和公众中树立起这样一些法律公理:法律是一切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依法设立、依法取得并依法行使是一切权力取得正当性的普遍形式;不具有合法性的权力不值得任何人予以尊重,它所发出的任何指令都是无效的,不能引起任何服从的义务;一切治国者,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机构,都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法律的评价并须为违反法律而承担责任。
6.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平衡社会是由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所构成的。政府主体以全社会代表的名义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各种社会主体则分别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和行使个体权利。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应当如何安排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关系?这是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古代人治国家和现代法治国家对此种关系的安排遵循着不同的理论逻辑。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8
2月10日至3月17日，《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树立公信从学会倾听做起》、《让公信力在阳光下生长》等5篇系列文章探讨“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文章认为，端正干部作风，增强责任意识，保障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政府公信力才能伴随着阳光不断生长。
3月24日至4月14日，《人民日报》评论部连发4文就准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当下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进行思考解读。该系列从做好利益分配、理顺社会结构、倡导社会共识、完善社会组织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从4月21日到5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部连发5篇文章审视当下的“社会心态”。这些文章涉及公平正义、维稳与维权、弱势群体等社会焦点问题。文章提倡用“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提倡倾听“沉没的声音”。
据监测，今年以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人民时评、人民论坛等多个栏目把社会管理相关工作作为重要关注点。《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如何调整社会关系》、《执政者如何面对当前心态》、《如何回应社会关切》四大系列评论文章以及《开放包容不应只在大运会赛场》、《怎样看待“高调”的陈光标》等评论文章，为地方政府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提供建设性思路。《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系列评论》凝聚民族精神力量。5月25日，人民日报首次出现署名中纪闻的文章《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文章把现阶段严肃党员干部政治纪律问题摆上前台。
自6月2日起，《人民日报》评论部刊发《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等四篇“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文章，并以6月23日《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文章为该系列评论收尾。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9
在新的形势下，中学政治课如何在德育创新中走出困境，已成为中学政治课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作为一线的政治教师，无论政治课改革，还是从增强政治课德育功能的实效性而言，都离不开较高的素质。那么，初中思想政治教师应当具备哪些素质呢？
政治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功底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学政治教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中考政治命题的重要原则。用学过的理论知识来分析解答社会的热点问题，一直是中考政治的命题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教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基本的理论不能停留在表层的理解，而要吃透其精髓，深刻领会其内涵，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对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熟练地掌握。理论知识不扎实，又怎能胜任中学的政治教学呢？
笔者在教学中对此感悟较深。政治理论知识是我们能上好思想政治课的源泉。初三政治教材中有两条重要的理论，一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二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两个观点可以用来分析许多的社会热点问题，例如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城镇职工的再就业问题，重视农村教育问题，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等，都可以运用这些观点去分析。
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它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中既注重全面打好基础，又注重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体的发展。初中政治课教师的思想观念和基本素质必须与时俱进，必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随着信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传统德育观念的束缚，信息网络化的开放性和教学形式的封闭性的矛盾，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等都严重地影响着政治课德育功能的发挥。
如果教师对此类理论理解不透，是无法指导学生答题的。把时事作为政治考试的命题材料，是中考政治的特点。学生只有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才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事与课本知识的结合点，从而提高备考效益。
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有美好的人格如果说真理的力量对人产生感召力，那么，人格的力量则会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普遍意义上讲，真理力量的发挥有赖于人格力量的支撑。美好的人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一种非权力影响力，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学生自然产生的敬佩、亲切、依赖感，从而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入持久的影响。美好的人格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它对学生产生强大的魅力，使学生心悦诚服，这是带有强制性的法定约束力及权力影响力所不能及的。对于初中学生来讲，思想政治课始终是一门新课，常学常新、常教常新。它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要通晓各个门类的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具有良好的师德、高尚的情操，甘为人梯，为人师表。这就要求教师把敬业、勤业、精业、乐业作为终生的追求。
政治教师要不断提高和丰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新时代的政治教师，不能满足于学历达标和原有的知识，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使自己的认识适应发展的需要。教师在教学中除了熟练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对教育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网络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否则，面对政治教材中众多的探究活动，如果这些探究活动连我们教师自己都不知道，何以指导学生？不熟悉网络技术，连我们自己都不会收集材料，何以去指导学生收集？可以说在新形势下想做个教师容易，但是想做个称职的政治教师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篇10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少教多学；运用
传统高中政治教学模式主要是立足于教师、课堂、教材这三个中心为主而展开的，诸多教师仍遵循应试教育的模式开展教学，致使学生学习处于被动状态，主动性不高。少教多w教学模式的开展则是立足于学生主体地位，重视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积极引导学生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这种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在课堂中有针对性、启发性的进行课程讲授，以引导学生学会独立学习。所以，如何将少教多学模式更好的应用于高中政治教学中显然值得探究。
一、教材内容立足少教多学
教学时教师应当深入研读教材内容，对于每节课所要讲授的重难点知识要切实把握好，并立足于学生实际学习状况，预设学生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还应当筛选整理出学生实际所学习过的知识，并适当结合新知识，以增强和巩固学生的旧知，让学生回忆、探讨和自我学习，真正把握好教师所教内容。此外，对于学生较难理解的，或是考试中较常出现的问题，教师可留出些许时间让学生进行思考，以促使学生掌握知识并能将其学以致用。
例如，在教学《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一课时，学生要理解关于公民依法所拥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并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学会发挥自身所拥有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序参与政治。在实际课堂上，教师为了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权利的正确使用，还可适当立足学生实际引用例子教学，让学生探讨中学生参与政治生活的相关途径，并判断例子中的人物是否准确运用民利。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思考有效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并综合课本所学和自身生活经验来科学判断问题。
又如教学《投资理财的选择》时，教师可在课前布置学生做好预习准备，事前让其搜集相关的投资理财资料，如父母都是如何分配和存储工资的，身边是否有人购买保险或炒股等相关理财事件。而课堂中教师便可让学生将自己所获分享给其他同学。并积极鼓励、引导学生立足于实际生活经验，并根据相应的投资理财形式来设计出符合自身的理财方式，为家庭的科学理财而努力。如此，枯燥乏味的政治课堂不仅变得生动有趣，学生对于政治学科趣味性也将有所增加。
二、科学设计问题，引导少教多学
少教多学教学方法有效减轻了教师的课堂授业时间，使学生思考与讨论时间有所增强，但应注意的是，教师还必须积极引导学生朝着科学方向思考发展，不断深入探究与政治相关问题，方可有效提升学生思维思考能力。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设计合理的问题，使学生在思考中逐步获取新知与答案，真正将教材知识内容看透吃透。而教师问题的设计也应立足教材内容，并根据学生实际所掌握的知识内容，同时还要留出适当时间让学生思考，将学生引至文本材料阅读之中，综合教材提出自身的见解，有效串联教师所教的知识点。
例如，在教学政府的相关职能与责任时，学生在政府的几项职能上较难把握，教师进行教学时可为学生讲解政府主要职能，并举例当前社会中常见的热点问题如医疗保险、社会拆迁等问题，紧接着让学生分析这些事件中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与角色，以及政府是如何帮助人民解决问题的。通过让学生问题分析从而使其明确政府的各项职能，真正理解政府的职责所在，准确意识到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三、立足实际，落实好少教多学
高中政治学科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切实相关理论知识，更需要学生能将知识学以致用，解决生活实际中的问题。所以教师教学过程中理当为学生提供更多处理问题的机会，切实落实好少教多学的教学模式。而教师在举例时最好立足社会现实，拿社会生活实例来进行教学，让学生综合所学教材知识内容，深入研究和分析社会事件，真切感受高中政治学科不是抽象性、枯燥性而是具有生活性和趣味性的。此外，教师可在课堂中为学生创设较为生动真实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根据教师所给的或是围绕知识自行拟定主题展开讨论，通过探讨找寻解决问题方法。
例如，教学《寻觅社会的真谛》时，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等皆是学生所需掌握的重点知识。实际授课中，教师可立足我国从封建时期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历程，让学生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相关规律，准确认知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尤其是对社会发展过程曲折性的把握上，让学生真正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并通过学习弥补不足，使自己成为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
又如教学《实现人生价值》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如何才算是有价值的人生，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教师可列举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让学生判断其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当今时代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在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是否正确。亦或是创设生活中常见的情景，让学生置身于情景之中，将自己视为当事人，换位思考并解决问题。如此，少教多学的教学模式将学生有效引导至政治问题思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分析、处理问题的机会，最终有效提高其政治综合素养。
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展开少教多学模式，不仅能有效围绕教材内容施展少教多学，更能通过问题的科学设置引发学生的思考，从而促使学生思考思维能力、自学能力及其处理问题的能力提升，检验和提高自我。所以，教师理当不断摸索少教多学模式的应用，并注重学生独立学习激情的激发，使其政治综合素养能得以有效提升，在优化政治教学课堂的同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成为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质的综合性人才。
参考文献：
[1]索南嘉措，浅析“少教多学”模式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教学科学：全文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