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1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治安；违法犯罪；基层组织；对策
社会治安是指社会在一定的法律、法规及制度的约束下呈现的一种安定、有秩序的状态或状况，社会治安问题是指影响社会安定的各种矛盾、因素。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的持续稳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做保障。当前，农村的治安工作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的社会治安控制手段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原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也难以适应新的需要，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亟待进一步改善和加强。
一、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现状
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大局是好的，整体是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城乡差距的拉大，流动人口的增多，农村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遇到了新问题。
(一)侵犯财产的犯罪案件增多，方法手段翻新。www.133229.com集中表现在盗窃、诈骗、抢劫方面，以前在城市发生的如传销和团伙诈骗等犯罪形式逐步向农村转移。作案手段逐步升级，由过去的挖洞、撬门、别锁等单一方法发展到使用快速交通工具、制作专门工具、跨地区作案等。作案成员也由个别、少数人发展到团伙，呈现盗抢、窝赃、销售一条龙犯罪。
(二)农业生产资料屡遭侵害，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农村生产生活区域广阔，防范困难，农田水利设施、用电设备基本处于无保护状态，象变压器电线、水泵、拖拉机、耕牛等生产资料，是作案的首选目标。这些资产屡遭侵害，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给受害人及其家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影响极坏。
(三)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近年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封建迷信活动又有所抬头，一些不法”信徒”打着宗教旗号，坑蒙拐骗，聚众滋事，扰乱社会治安。农村之风也屡禁不止，”大赌小赌到处都有”，严重的地方男女老少齐上阵，农闲时节更甚。这些现象不仅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诱发抢劫、盗窃等刑事犯罪活动的发生。
(四)群众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目前农村中各类民间纠纷较为繁多，家庭成员间因为赡养老人、财产分割、恋爱婚姻、家庭琐事等经常发生矛盾；邻里之间因宅基地、农田土地、山林场地、建房修路、经济债务、用水用电等因素也常引起纠纷。在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等问题时，矛盾尤为突出，甚至引发治安或刑事案件。
二、当前农村治安问题频发原因分析
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我国目前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转型期社会深层矛盾积淀后的集中反映。
(一)社会分配不公，积累社会不稳定情绪。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些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在人们的心理上有一种传递发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情绪，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那些想通过自己努力改变自身贫困命运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当生活消费欲望的膨胀在通过各种正当途径难以得到满足后，就容易产生使用不法手段达到快速致富的目的。
(二)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农民法制教育滞后。由于村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较低，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后，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个人致富上，对社会治安问题视而不见，被迫处理些问题时方法也是简单粗暴，直接影响干群关系。有的村社由于连年更换村干部，遗留问题较多，班子软、散、瘫，缺乏凝聚力与号召力，对广大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更是无法及时跟上，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教育和法制教育滞后。在农闲时间，农民们除了谈天、看电视外，基本上没有其它的娱乐方式，精神生活空虚、贫乏，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出现空白。
(三)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到位。目前在农村提抓社会治安普遍认为是警察的事，是政府的事，还没有真正形成”社会治安人人抓，社会治安人人管”的工作格局，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机制相对滞后。有的村治保主任不明确，治保会成员也完全挂个名，有的长期在外务工，从未履职，不能正常工作；有些地方治保会、巡逻队的人员报酬得不到落实，大多名存实亡，治保、调解组织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大量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调解，大量不安定因素不能及时发现，出现问题无人管，使问题积小成大、积少成多，导致村民治安防范组织处于无序状态。
(四)”留守人群”防范能力不足。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家中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即所谓“3861”部队。这些”留守人群”法制观念淡薄，自我防范能力较低，邻里互助能力较弱，给不法分子做案以可乘之机。
(五)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不够。农村警务室人员少、经费不足，一线干警人员短缺，无法适应”地域广阔，居住分散”的农村实情，无力承担细琐繁重的治安工作任务，工作成效不明显，不能有效震慑犯罪。农村不管大事小情，一有矛盾和纠纷，动辄就调遣派出所警力处置，也分散了仅有的警力。有些本来需要多部门联合解决的矛盾，如土地、房屋纠纷、路塘建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让派出所介入，一旦处置不好，群众抵触情绪增长，有可能演化为刑事案件。
三、对策与建议
(一)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尽快扭转不公平的分配格局。分配不公平是影响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因素，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改革分配机制会触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改革固然是艰难的，但如果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改革是势在必行。当前的首要问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强城乡合理流动的社会机制，创造一种”勤劳才真正能致富”的社会大环境，引导广大农民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发展经济上来，推动农村经济更快发展，从而达到稳中求富，富而思进，繁荣农村的目的，消除一些人潜存的不劳而获的心理，化解社会不稳定的情绪。
(二)加强和巩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其在治安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农村基层组织的选举工作，加强和完善农村治保会、调委会等基层治安防控组织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避免事件升级。同时基层组织应依靠群众，引导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在治安防范中的作用，让群众把治安防范变为自觉行为，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
(三)严厉打击农村违法犯罪活动，给犯罪分子以警示震慑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保持对农村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对农村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发现一起尽快查处一起，以震慑违法犯罪，取信于民。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民人身安全的犯罪。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原则，严厉打击杀人、伤害、强奸、抢劫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恶性犯罪；二是严厉打击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等严重侵害农民财产安全的犯罪；三是严厉打击侵害”留守人群”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四是严厉打击非法邪教组织活动。在邪教组织活动猖獗的区域，适时组织力量展开专项斗争，并教育、发动群众自觉抵制邪教活动。五是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
(四)加强农村法制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当前农村发展的教育机制，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采取灵活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使农民知法、懂法，自觉遵守法律规范和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矛盾的意识；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崇尚社会主义美德，发扬艰苦创业精神，鼓励自食其力，劳动致富；四是在农村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活跃乡村农民文化生活，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上新台阶。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2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治理能力;善治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29-04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在这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潜伏的矛盾更易爆发，治理难度俞益加大，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整合资源，建立科学开放、多元协同的善治模式。
一、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治理困境
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所谓“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是底层百姓诉求的保障者，也是群众怨气的直接发泄对象，在治理过程中，极易引发社会冲突。
1.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我国政府体制是金字塔形结构，政府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构成，政府实行单一的“干部委任制”。基层政府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严格的管控为手段的治理思维，尤其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步发展期，基层政府执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主要依靠对公众、社会和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府因而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按照既有的“章程”理政，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动”，不能适应新的实际变化，忽略公共管理中涉及的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甚至侵害某一主体的利益。如前些年，由于无视民族文化的特色，许多民族地区的城镇建设失去了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1]由此带来公众对基层政府的愤懑与不满，对其治理理念的排斥，抑制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2.治理机制刚性僵化。治理机制刚性僵化，是指基层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中，不能根据公共问题的具体实际培育起一种“情景”思维能力以调整固有的治理体制，而是硬性地沿用原有治理机制的状况。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刚性僵化表现为：一是治理主体间关系刚性僵化。在治理公共事务的认知上，存在着治理是政府的事，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是泾渭分明的不同主体，其他组织和社会公民是看客和路人的观念。即使把社会组织和公民纳入治理主体范畴，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它们的合作往往也是流于形式，没有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治理体制。2014年昆明近郊普宁县在土地征用中，基层政府忽视与民间力量、社会公众的沟通而导致的暴力冲突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二是治理手段刚性僵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习惯于使用公权力手段。公权力手段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手段，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特征，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往往将公权力视为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手段，忽略了其他如市场化、社会化、自治等手段的合力运用。公权力手段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平等的治理工具，必须遵循预先设定的固有程序，显得刚硬僵化。三是治理过程刚性僵化。当社会公共问题出现时，尤其是出现重大公共问题时，基层政府是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基层政府必须严格依照程序逐级上报，往往是重大问题等待上级的决策，不会轻易采取灵活的方式，这样容易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期，给公共治理带来损害。四是治理机制动力不足。基层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治理活动需要构筑长效的动力源泉，才能使公共问题的治理成为一项持久高效的活动。目前，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的运行更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权力的强制性。当权力的强制力较弱时，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难以开展或进展缓慢;当权力的强制力过强时，往往表现出一个强势政府，引发社会群体的心理抵触，治理效果同样会大打折扣。
3.府际组织协同困难。府际协同困难表现为：一是权力本位严重导致府际协作艰难。在治理公共问题中，政府间的合作主要依靠“权力”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在上下级政府间的合作相对顺畅，但同样存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合作行为。在基层一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当一些复杂性的公共问题出现时，尤其是涉及到需要多部门协同解决问题时，政府之间就会出现对部门有利时都去管、无利时都推诿的状况。在运作中出现执法力量分散，执法依据不一，降低了治理效率，无法形成政府间治理的充分协调统一。如同为市场管理机构的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部门，它们往往根据自身职能划分的差异而各自盘算，各自为政。二是信息碎片化使府际沟通不畅。沟通不畅是政府间在治理公共问题中的症结之一。面对公共问题的出现，垂直管理系统中的政府部门会及时把信息上传下达，但横向管理系统的部门就很少主动地沟通、传递信息或传递信息不全，唯恐自身丧失信息优势，进而在合作中丧失话语优先权。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基层政府缺乏更多的现代技术设备，缺少更多操作信息高速传递技术的专门人才，致使组织协同更加困难。三是政治晋升博弈使府际协同受阻。政府各级及基层同级不同部门间的官员都存在政治晋升博弈现象，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官员们看重的是政治收益，因为晋升的名额是额定的，某一官员的晋升意味着另一官员的落榜，而现行官员政绩以GDp为主要的考核标准的方式，使担心他人利用合作提升政绩的官员而采取不合作或浅合作行为。
二、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一些地方特色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习俗，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普遍较低，亟待提高，其根源主要在于受特定的区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
1.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受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和新中国初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官僚文化意识在公职人员中仍占主导地位，直接影响了基层政府治理模式。一是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虽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较大改善，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盛行官本位思想。中国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弥散更甚，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即自认为是父母官、拥有驭民的权力，以权位的高低作为理政的指南，而一些汉族干部粗暴的官本位行为往往被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曲解为民族压迫，进而产生民族对立情绪，加大了基层干部掌控、治理公共问题的难度。二是的形成。西部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所谓，指权力与资本合谋，排挤非权贵（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及智慧创造获得财富的出路为手段，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常常凭血缘、姻缘关系及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领导人的信任、提拔以及重大经济项目上的支持、合作。使其他中低收入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降低，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局外人，公共事务高高挂起。三是庸政懒政现象依旧普遍。一些基层官员工作推诿、办事拖拉、在岗不谋事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基层干部本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态度混日子，将“等靠要”视为工作重点;一些基层干部对基层需求不闻不问，对群众疾苦熟视无睹，工作左躲右闪，大打“太极拳”，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集结群众的感召力。
2.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置身于治理环境中的政府必须学习一种适宜的、和往昔那种等级制度思想模式相反的运作规范。”[2]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普遍还停留在推崇等级权威的传统型政府阶段，组织学习能力不强。一是沿用传统学习理论。传统学习理论把独立的个体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将个体行为能力的改善视为学习能力提升的标准，但这种“单线式”“片面式”学习理念只能造就个别人的优秀，难以达到整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因此，树立“复线式”“全面式”学习理念是解决基层政府能力的基础工程。二是难以整合共同愿景。学习型政府以共同愿景为粘和剂，“如果没有共同愿景，就不会有学习型组织”。[3]没有共同愿景的政府，充其量只是被动型学习或者适应型学习，只有当政府公职人员致力于实现某种来自内心深处极度关切的事务时，才能形成创造型学习。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结构复杂，组织文化庞杂，价值观念差异巨大，要把基层政府整合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同愿景组织面临较大障碍。三是难以根除局限思考的学习智障。彼得・圣吉论述了学习智障中的局限思考问题。所谓局限思考，是一种狭隘的“固守本职”观念，人们在处理事务中不愿意或不能以系统整体的方式思考问题。政府组织之间局限思考使得公共治理碎片化，政府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情形。
3.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公民社会是相对于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独立的民间组织，它是通过自愿集结成社、自主参与公共事务活动、自由讨论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属于企业性质，是介于政府和企业间的“第三部门”。在现代化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存在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状况，影响了政府治理的效率。一是政府主控明显。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虽然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但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控制型组织。在关西南民族地区政府管理的调研报告显示，35.5%的调查对象认为居委会和村委会是基层政府，25.8%的调查对象不知道，只有38.7%的调查对象了解其属于居民自治组织。[4]大多民间组织是政府创建并受其管控，尤其是经过合法登记程序的社会组织，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特别高，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不敢挑战政府决策，无法体现社会治理中的合力优化决策的作用。二是公民社会组织面临财力危机。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资金明显不足，主要资金来源要么依靠政府，要么依靠外来资金，大大消减了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和风险性，在公共事务治理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可能出现附和或对抗现象，不利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合作与优化。三是公民社会组织成员整体素质不高。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组织存在缺乏专业人才、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公民社会要求组织成员具有理能力、与他人的良好沟通能力、参政议政和捍卫自身利益能力等基本素质。但在现实中，公民参与组织的热情不高，缺乏参与组织的归属感，一些人在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出现“政治参与冷漠症”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问题治理的效果。
三、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路径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应结合地区实际，利用后发优势，构建上下左右协调、法治完备健全、责任明确长效、教育有的放矢的治理格局。
1.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社会善治理念。西部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总结治理经验，以善治治理理念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善治是政府的良好治理行为，是政府在管理活动中以最少的社会资本耗费获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公共需求的管理活动。善治非人治，是用法治做保障，形成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民参与的治理体系。一是基层政府公职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基层政府公职人员是决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要有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每届政府、每届领导人的终极关怀。”[5]在公共问题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保障公共事务的“公平正义”。二是基层政府在施政策略上，要改变传统的以管控型为主、以命令―服从为代表性的治理模式，走向现代服务型为主、以协商―共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当然以现代服务型为主的社会治理，不是要摒弃管控职能，而是注重转移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能，以善治为主，以控制为辅助。云南临沧基层政府实施的“一体二会”（党群致富联合体、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产业协会）治理模式，以实现公共服务最大化为目的，调动了民族地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的积极性。三是基层政府在治理路径上，要实现从封闭向开放转向。基层政府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常以决策主体的利益综合代替社会整体利益，忽视了公众的利益表达，影响了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因此，基层政府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透明治理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公众的参与热情，将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提升公共事务治理的智力平台，实现公共治理的最优化。
2.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调、互动与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一是要厘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边界。在经济治理中，要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规则运行，政府是市场规则体系的制定者，其主要在于提供一个公平竞争、高效有序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要减少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管控，要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健全民间社会组织。浴火重生的贵州瓮安县探索基层治理民生的“三议三公开制度”，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定，群众干、群众管，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的管理，基层社会自组织不断成长，在治理事务中同政府磋商，弥补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现象，优化了社会治理。二是要形成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基层政府从传统的无所不管的管制型治理模式中解脱出来，形成政府、社会、民众各负其责、各履其职、共享其果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控制型管理向多元协同型治理转变。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拉萨市城关区政府实施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确立“1+5+X”（1个社区，分住户、企事业单位、宗教场所、综合等5种类型，多个网格员对应负责制）的网格力量模式，推行“网格全覆盖，工作无缝隙”的策略，实现网格中的所有工作都在基层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中，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了群众对政府执政的满意度。[6]三是要创新多元主体互动协同治理的平台。信息化时代，借助网络平台，重视社会、公民参与渠道的便捷化、多样化和立体化特征，建立透明、高效、迅捷的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就公共问题的治理，拓展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平等对话的时空，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方式。新疆库尔勒市“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推行“单位化管理、网格化覆盖、社会化服务”，利用现代科技和网络手段，增强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服务居民的目的。
3.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通过制度构建，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结构，才能规制或缓解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将人类行为导入财富创造性活动，而避免其从事诸如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和分利性活动。”[7]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是基层政府变革的必然趋势。一是弘扬法治精神。法治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政治道德信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求政府、个人和社会机构都必须遵循，具有权威性和高效性特征。基层政府带头弘扬法治理念，以法治规范治理行为，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社会治理就会有章可循，使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和高效。二是注重法治程序的合法性。法治型基层政府是讲规则、守规矩的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注重程序正义，杜绝治理行为中的任意性、随意性和越权行为。同时，基层政府要向社会公众宣传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过程的程序，建立激励公众参与的机制，保障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三是强化行政监督的常态化。基层政府要强化自身的法律责任机制，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察，接受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和质询。行政执法监察及廉政监察要对基层政府所有成员实施全方位、零死角监督。在监察过程中，特别注重投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如广西河池建立的“网络问政”“河池民声”专区，积极回应公众对政府公职人员的行政不作为甚至职务腐败问题的查处，强化了问责效力。
4.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是地方分权、财政分成、政治锦标赛和晋升竞争。”[8]政府治理先治官，建立科学的治理评价制度，实施每一治理环节都有人负责任的制度。一是健全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改变传统的以经济锦标赛为主、以GDp为标尺的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修正主要由政府部门和上级管理部门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方式，加大社会公众对干部的意见和评价权重，注重干部施政的善治理念和方式，把具有善治思维，敢于创新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营造激发人才活力的政治生态环境。二是形成全面追责机制。基层政府公职人员要做到在其位，谋其职，推行“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施政环节和程序，既向人民负责，又向上级负责，接受人民和上级政府的问责。同时还要养成自我问责的习惯，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接受自身良心的拷问，甚至引咎辞职以表失职的愧疚之情。三是强化公民异体问责机制。公民异体问责克服了行政同体问责和立法司法机关“准同体问责”中存在的“官官相护”“不打自己脸”的问责弊端，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提升政府履职效能。要营造公民问责文化氛围，培育公民社会，支持激励公民参与问责行为，以法制保障公民的问责活动，使异体问责成为公民的份内事，促进基层政府的善治行为。
5.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良好的行政伦理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善治的内蕴要素，是良好治理的重要前提。行政伦理体现了政府的道德责任，展示了政府的“组织良心”，它主要涉及“政府行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亦即领导、决策和执行等行政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包括公务人员个体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道德观念、道德活动与道德规范，也包括行政主体作为群体及组织机构在行政活动中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9]一是开展网络化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在基层公务员中开展常设性教育，上级政府中的“政治精英”和高校中的专家学者进行学理性和职前基本从业培训，行业机构开展纵向业务培训，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政治方向性教育培训，让他们明白公权力的来源，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权利义务观和是非善恶观。二是更新行政伦理教育方式。行政伦理教育要从“说教式补课类培训”为主的教育方式向“思辨式应用类培训”的教育方式转化。思辨式应用类培训主要展现出“‘价值思辨’和‘综合应用’”这两种特质。[10]在培训中，运用情景模拟和案例分享的互动式教学模式，针对基层治理的伦理困境，运用多学科知识，锻炼学员的思维能力，让基层公务员对公共事务进行价值层面的思考与辨别，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既解决公共问题的治理难题，又避免工具理性的泛滥。三是营造创新型行政伦理文化。行政伦理文化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是在行政环境、行政体制及其运转过程中，通过特定的心理定势、文化积淀和潜移默化而铸就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伦理传统。在不断变化创新的时代条件下，基层政府要营造一种创新的伦理文化氛围，汲取中外优秀的伦理文化因子，如广西河池通过推广群众喜爱的刘三姐对歌、白裤瑶铜鼓表演等形式，宣传政府执政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以善治之道应对公共事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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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3
[关键词]基层自治;党组织;城市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1-0037-03
一、中国基层社会民主自治的历史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久远,从秦汉至明清,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就一直在基层社会实行一定程度的乡村自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基层社会主要表现为单位而不是社区,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基层社会被党政一体化领导,行政性占主导,城市基层缺乏基本的自治空间和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单位制式微和瓦解,强国家、弱社会局面改观。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也由单位制结构转向社区制结构。社会的发育给社会管理和整合带来了新的问题,城市基层社区的居民自治的实质性发展正是源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后,原来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必然要回归社区。同时,单位体制外的社会空间急剧膨胀,个体户、私营企业都需要社区来管理,外来民工、流动人口更给社区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难题。
中国城市社会由单位制结构向社区制结构转变,对于以传统的单位为基层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临着如何调整和适应新的形势的问题。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党建还是在新时期的社区党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党对社会层的领导。党对社会层的工作要解决执政深度和稳度的问题。执政深度取决于政党能够在社会上获得多少支持,这种支持基于何种原因,是否能够可持续。执政的稳度与深度有密切关系,取决于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政党支持人群在社会中的分布和比例等等。所以社区党建是党的社会层领导的根基和实现方式。在社区党建中如何保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具有挑战性。
同时,社区自治需要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和引导,因此对党的建设也是机遇。首先,党的基层组织是国家协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其次,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基层自治的主体是社会个体,但是,社会个体的结构是多元的,社会关系也是比较松散的,自治组织与自治活动要在这种社会中发展,就需要有一个主导性的力量。因此,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需要有效的政治力量支撑。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这个主导力量自然是党的基层组织。从一定意义上讲,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内在要求。
二、新华街道的案例分析和典型经验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的基层民主自治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基层党建在基层自治中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获得过全国明星街道称号。
1.小区物业自治。新华小区是老式弄堂,由于缺乏物业公司管理,长期以来存在脏乱差的局面,治安环境也不好。居民虽然都有改善的愿望,但一直苦于没有有威望的、具合法性的个人或组织来把大家组织起来。后来新一届新华居委会党总支书记,从建立与大家的信任开始,最终把小区的物业自治小组建立起来了,小区的综合环境改善非常大。新华小区党总支和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意防止自治小组成为一个脱离民意基础的组织,无论大事小事,都引导自治小组去征询每一户居民的意见。每次碰到需要解决的社区问题,小组成员都会事先开会讨论,设想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再去征询其他居民的意见。凡有重要决议,必须开“听证会”。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区物业自治,是缘于社区治理的需要。社区管理出了问题,政府无法包办,因为资金不足,物业公司也不会来管理了,那就只能居民自己管理;需要居民自治并不必然产生居民自治。小区以前的脏乱差状况有很长时间了,苦于没有人来组织他们进行自治。基层党组织及时组织开展自治小组工作,获得了居民的赞赏和支持;基层党组织是通过做群众工作获得居民信任后才组织自治小组的;自治小组本身的持续和发展需要有一套规范,规范的原则是民主协商。自治的本质在于民主而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断,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自治才会是长久的。
2.突发事件处理。2007年10月,地铁10号线要在新华街道陈家巷居委的2068弄登云公寓附近施工,需要占用一个大花园将近三分之二的面积。陈家巷的党总支书记在接到通知之后,先在党内形成了统一意见。然后党总支把登云公寓的居民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经济条件好、政治觉悟高的老干部;二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家庭;三是经常需要依靠政府救济的弱势群体。党总支把楼组里所有的党员都召集起来,负责上门给居民做工作。在这起事件中,党总支和居委会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保证居民不要上访,一方面,他们主动与施工单位沟通,帮助居民争取权利。他们估算了施工对于居民的各种损失,代表居民与施工部门商谈补偿的费用。另一方面还联系了上海市房屋质量监测中心,实地测量施工对于居民住宅安全的影响,为今后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收集证据。最后,居民的情绪保持了稳定,施工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以上对地铁施工事件的处理,体现出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策略,有的方法和策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有的是新时期的创新。具体分析如下:接到通知后,基层党组织保持镇定,并首先在党组织内部民主形成意见,分析处理对象的特点,最后提出解决方案。根据居民对象不同,说服工作讲究的策略不同:对于老干部,如果平时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和他们讲市政工程建设的道理,他们是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由于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救济比较多,平时也多和居委会和基层党组织打交道,因此对党组织和居委会具有某种情感性和依靠性,他们也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对于最难说服的那一部分居民,党组织的策略是解决他们目前的实际困难以及尽量争取满足他们的要求,让沟通力强的党员去做工作,发动群众去做群众工作等等。
说服工作的效果如何,不在于说服工作本身,而在于:党组织平时与居民的关系如何,是否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党组织平时是否关心居民、公正维护居民利益;在修建地铁的事件中,基层党组织处于什么样的立场,是处在极力保障工程施工的政府立场,还是为减少施工单位损失,抑或是公正、切实地维护相对弱势的居民的实际利益?基层党组织需要发挥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真正做到公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做合理而艺术的调停人,而不要盲目卷入利益冲突中。
3.社区专业工作室。俞静工作室,是主要针对当前各居民区新老交替、新进的社区工作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现状而建立的,旨在培养社区社会工作者。正式人员共3人,负责人为泰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君慧心理咨询服务工作室,是为满足社区各类人群心灵沟通、心理咨询、心理服务而建立的。负责人为陈家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蓉之林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室,是针对近年来因小区物业管理矛盾和争议不断增多、上级业务部门人力不足而建立的。负责人为左家宅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社区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一些变化,包括群众利益诉求、民主诉求的新变化,维权意识、精神文化的新需求。专业工作室具有针对性,能有效地解决基层社会和居民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使得基层党组织和居民群众有了更多的沟通互动。同样在党的工作方法上,工作室探讨了如何将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与专业化、社会化工作方法相结合,与专业性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工作新路。例如,工作室心理咨询人员认为,很多居民的问题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如果没有心理学的知识,而按照传统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做工作肯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工作室源自于哪里?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党的基层干部的智慧与作用,是他们首先在解决各自社区的问题中积累了经验,然后寻求其他力量的帮助把工作室建立起来,也是这些基层干部负责工作室的主要工作,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工作室的工作确实给基层群众自治以及社区群众带来了成效。首先,工作室具有教育的功能,比如俞静工作室已先后为街道培养了两批社区工作者,君慧心理咨询服务工作室开展心理知识培训,蓉之林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室开展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其次,真正化解了许多社区矛盾,为社区提供了免费的服务;最后,它们本身作为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存在,同时它们也促进了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良性发展,比如蓉之林工作室协助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帮助其有序开展工作等等。
三、新华经验与启示
新华街道的基层群众自治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工作理念和思路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1.基层群众自治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也必然是一种共治。所谓应该是指,从群众的概念分析来看,生活在基层社区中的党员是社区群众的一员,社区的基层党组织除了具有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它本身也应该是群众自治中的一股重要的群众力量。因此,群众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应该是共治的。所谓必然是基于以下的分析:首先,中国基层社会群众缺乏民主自治的传统,基层群众自身自治观念较弱,难以自发形成自治组织来治理社区。新华小区物业自治小组的个案告诉我们,基层社会尤其是城市基层社会缺乏具有威望的群众组织者,这样的状况下谈基层自治和基层民主无疑是口号上的。因此,其他力量包括党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来推动社区自治的发展就是必然了。其次,基层社区是一个开放式的社会系统,社区自治必定不是封闭于社区的范围内。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来看,群众自治要依法自治,法制的制定与完善离不开国家力量的影响。党和政府要领导社会,它们的政治方针在基层社会必有体现,也就必然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商业组织对社区自治的影响从物业公司可见一斑。因此基层群众自治不能仅仅从民主选举的角度封闭地看问题,也不能把自治与党的领导和政府的行政对立,而应从社区治理的视角来看共治的应然性和必然性。
2.基层自治要采取组织的形式,走专业化道路。基层群众自治需要采取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组织的制度化、程式化、权威性等等是自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组织的这些特点使得基层自治具有稳定性和极强的操作性。没有经过组织化的群众是很难有战斗力的。但组织的这些特点并不能保证组织运作的有效性,组织也可能流于形式,成为自治的摆设,甚至染上官僚的作风。因此,成立某种基层自治组织不是来自于党政的命令,而是来自于自治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形成于社区。像新华小区的物业小组、社区的专业工作室等等都是源于社区的需要,党组织加以引导推动而成,并不是空降而来的。组织成效的大小取决于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成员与组织外人员的沟通、协作的程度。基层自治组织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是因为:首先,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基层群众的需要或者说基层存在的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笼统的说教或者一刀切的模式能解决,它需要专门的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的知识来解决。比如新华街道的三个工作室,它们解决的是社区的专业性的问题,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就拿心理咨询来说,没有基本的心理学素养,基层群众的心理问题就没法解决。其次,基层社会包罗万象,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分化的服务和分化的组织。作为基层的自治组织,它也应该多元化和专业化。另外从组织的效能来看,越是层级少的、技术性高的组织一般越具有效能。
3.基层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应发挥引领、服务作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应如何在基层自治中体现?从新华街道的经验看来,他们把领导一词作了很好的诠释,也很好地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领导”一般的是带领、导向、管理的含义,具有上级的俯视的感觉。基层党组织如果是以一种在上的、领导者、被服务者的姿态去领导基层自治无疑是会被边缘化的。其实,在新华街道,服务与引领的语词比领导的语词更合适。基层的领导就是引领与服务,领导与服务在这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新华街道处理建地铁产生的突发事件中可以看出,平时服务了、引领了,关键时刻才能领导与组织,才能实现基层自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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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4
综合治理调研报告范文(一)为充分了解xxxx派出所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发挥基层派出所的职能作用，深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确保我所辖区社会稳定和营造社会治安依法治理的良好环境。我所对我所辖区镇、村组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委政府重视，切实加强了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的领导
按照我县召的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和要求，镇党委、政府切实履行党政领导负总责，把联动防范工作始终放在首位，研究布置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方案，年内、年末有检查考评。年初成立了调防一体化服务中心，使农村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得到了充实。拟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实施方案》、《平安创建实施方案》、《普法依法治理实施方案》、《对刑释解教人员帮教领导小组》、《禁毒工作领导组》、《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实施方案》。我辖区的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基础扎实，领导重视，管理到位，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取得显著成效。
二、加强政法、综治基层组织建设，增强运用法律能力
各镇始终坚持从强化基层领导入手，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力度，并落到实处。一是强化队伍建设，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增强了基层组织的职能作用，对19个村的调解员进行了考查，分别作了调整充实，同时加强督促完善了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激发了各调解组织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二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得到加强，镇政府按照四五普法的要求，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法、懂法、用法，将计划生育法，治安管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十三个法律法规，分别发到镇机关领导干部职工、村支书、主任、各村调解组及调解小组人手一册，同时对调整充实人员进行二次培训，让他们在基层工干作中，懂法、用法、掌握法律武器，充当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带头人，对联动防范维护社会稳定尽心尽责，将本辖区的民间纠纷和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三、健全社会治安联动防范机制
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村无专人干、村无专人管、街道没有专人抓，网络不健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
1、是推行平安协作组。根据农村实行一免两补政策以后存在的农民参与治安防范难组织的实际，我们在总结十户联防经验的基础上，普遍推行了平安协作组的防范模式，根据各自然村户数，按照每组户数控制在20户以内的标准，各小组推选一名中心户长，承担组织、监督小组成员治安防范出勤情况，调解组内的矛盾纠纷，大事小情的组织互助，治安信息的传递，技防设施的管理等职责。每个小组每天由1户参与全村的治安防范巡逻工作。同时，按照每个自然村设1名治安员的标准，在各自然村配备了专兼职治安员58人。具体承担平安协作组的组织管理、出勤考核和落实村防范措施的职责。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农民参加值班巡逻的周期延长了，看护范围扩大了，负担减轻了，解决了十户联防轮流频繁、难于组织的问题，提高了整体的防范效果。
2、是成立村级治保会。我们将治安防范的责任做为村干部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来落实，成立了以村干部、治安员组成的治保会，有效解决了村级组织治安防范责任不清、任务不明、措施不实、效果不好的问题。采取了村干部包村的办法，把治安防范的责任落实到人头。目前，我辖区已经重新完善了19个治保会，对不能较好履行职责4个村的治保会成员进行了调整。今年，我辖区治保组织共处理涉及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老人赡养等方面的问题180余个。
3、是组建业余巡逻队。2012年，适应警务体制改革的需要，对原有的治安巡控队伍进行了规范，重组改制为护村队。目前，我辖区各镇都组建了护村队伍，总人数达到120人。今年又在xxxx社区成立了一只20人的红袖章义务巡逻队，护村队、红袖章义务巡逻队采用社区警务责任区民警管理考核的模式，由社区队长、村长任队长，具体由民警负责监督、指导和培训。通过实践看，这支队伍不仅对村、社区的防范组织和治安员起到了监督的作用，而且能够较好地将三级联防组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提高了整体的防范效果。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一个村有平安协作组，村有治保会，乡有保安队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的群防群治网络初步形成，农村治安防范能力显著提高。
四、调研中发现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下步工作的建议
(一)存在问题
1、对基层基础工作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2、辖区内的住镇机关配合不是很到位，有待于加强。
3、上下联动上的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对下步工作建议
根据创建平安xxxx的总体目标要求，2012年我们在抓好常规性基础工作的同时，主要做好五件事：
1、要扩面。在巩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创建平安xxxx的工作范围，努力实现三个100%。一是要扩大创建面。不但要开展平安单位、平安社区、平安校园的创建工作，还要延伸到平安街道、平安家庭、平安村组等各个层面，创安覆盖面要达到100%。二是要扩大普及面。在有线广播开辟平安xxxx，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增强全民创安意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送平安下乡村、进社区、入学校、入村组等活动，创安的知晓面要达到100%。三是要扩大参与面。充分调动综治成员单位和驻区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各司其职，履行创安义务，创安参与面达到100%。
2、要补短。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做好三项具体工作。一是在提高农村治安防范效果上下功夫。2012年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村防范队伍建设和三级联防机制的建立上。把社区警务队、乡镇护村队、农村联防员三支力量更加科学的整合在一起，建立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尽最大可能发挥好几支队伍的作用，提高防范效果。二是要加快技防措施进学校、村组、入农户的推进步伐。目前看，已经采取技防的村的发案数量和过去比明显下降，村民之间协作防范意识明显增强。
3、要治乱。对问题突出的区域或部位进行集中治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活动，发挥好综治成员单位作用，把行业治理和集中整治有效结合起来。同时，要行使综治工作一票否决权，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度。
4、要除恶。组织镇司法、社区、村委会和公安等部门对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流氓、地痞、车匪、村霸等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对有迹象的重点对象实行严密监控和教育管理，防止产生新的恶势力群体。对原有的重点对象和新发的恶势力犯罪要严厉打击。
5、要抓点。注重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选择多个不同侧面，抓出一批有标准社区、村组。同时，加强对综治工作的研究和探索，全面提高平安xxxx的创建水平。
综合治理调研报告范文(二)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因利益调整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逐步增多，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能力，推动林区社会稳定、治安秩序良好，为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本人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对此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我局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发展现状及成效近年来，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党委和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综治委的指导下，紧紧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断推进平安XX局建设，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中心，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综治方针，充分发挥基层单位综治领导机构、综治办事机构与林场(所)社区协管站和社区管委会相结合的优势，努力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不断推进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全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维护全局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初步形成了专群结合、齐抓共管，集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管理格局。具体措施是：以创建平安XX局活动为载体，从加强组织体系、管理体系、防范体系入手，把流动人口、重点人群的服务管理和居民区防撬防盗作为工作重点，突出抓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两条主线，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二是社会治安的防范控制能力得到增强。近年来，因社会矛盾增多而导致治安问题的增多，局通过强化治安防范网络建设，大力开展群防群治活动，充分利用基层综治工作机构、社区协管站和群防群治队伍进行排查稳控，使治安形势有较大好转，群众安全感大大增强。三是大力加强校园安保和技防建设。在全国、全省综治维稳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我局对拓宽警务工作、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加强对重点人员和高危人员的管控、提高校园的安全防范能力、加强学校内部安全保卫力量、加强校园技防设施投入六项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落实。对校园技防建设工作中，我局党委政法委组织有关部门并请专业人员到全局5所中小学校实地进行了研究和测算，划定了监控区域，购置了先进的技防设备，在林业局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投资近15万元，进一步完善了校园技防建设。
通过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狠抓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为全局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虽然目前我局的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还相应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淡薄。一方面是个别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对综治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忽视综治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表现为综治责任追究制执行的不够好，影响了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的责任意识。二是工作思路陈旧。个别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在抓综治工作上，创新精神不够，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老套路，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创新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主观能动性不强。三是技防体系还不完善。由于受地域条件的原因，技防覆盖面还不完善，特别是林场(所)、矿区、旅游景点的监控设施还没有与公安局达到同步联网。根据新时期防范工作的要求，技防设施覆盖网络还需进一步增强。四是保障体系还不健全。虽然各基层单位都成立了综治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但一些基层单位因人员编制的问题，还没有配备专职的综治工作人员，大部分为兼职，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应采取的对策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就必须实现工作思路上的转变，既实现由以打为主向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转变;集中整治为主向强化日常管理转变;以警为主向警民结合、以民为本转变。要从建立打、防、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管理长效机制入手，克服一切不利因素，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才能不断提高全社会整体防控能力，有效维护好社会稳定。
(一)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必须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新时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已从过去单纯解决治安问题，延伸和发展为巩固基层政权组织、排查调处社会矛盾、服务人民群众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要特别重视加强工作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责任感，牢固树立依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和领导责任制，建立起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责任的责任体系，层层抓落实，切实负起责任，避免形式主义。党委组织部门要把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绩，列为对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升降奖惩的重要依据，与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要严格执行责任查究制度，对责任不落实，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不力而导致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问题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坚决实施一票否决，并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必须深入贯彻综治工作方针，实现综治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一方面要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另一方面，要突出抓好防范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法、综治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转变重打轻防的观念，改变工作方式，在防范建设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防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按照《全市安全技术防范三年规划》要求，进一步在主要街区、繁华地段、交通干线、旅游景点、矿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安装适宜的技防设施并与公安局实现同步联网。要多方筹集资金，提高技防网络的覆盖面，充分发挥技防在社会管理、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的作用，达到有效遏制犯罪的目的。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5
关键词：推进法治化基层
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面依照我国的法律制度来管理和规范基层的事务，使基层的各项工作都由法律来调控，建设规范化、法律化和有法可依的基层工作环境。基层法治建设，是实践我国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法治化，对于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取得的显著历史成效
基层是社会的基础组成部分，是社会的细胞，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基层自治制度也正在不断地发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实施，地方性法律法规不断地修订和完善，村委会换届选举、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和社区居委会建设、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为推进我国城乡基层自治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相关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基层治理正逐步进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
二、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在基层，依法治国的思想最终要体现在基层，服务到基层，落脚在基层，让百姓感受到法治的力量。首先，我国基层人口众多，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人民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法治力量明显不足，同时基层又是社会矛盾的高发地，基层治理法治化任重道远。其次，我国基层干部较多，广大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可以不断地实践和总结经验。基层治理法治化是落实社会主义法治工作的基础保障，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地增强，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法治和公平正义也越来越关注，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有效的保护。我国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要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地推进人民群众对基层法治化建设的参与，达到法治建设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
（三）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保障
我们的党就是在人民群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为人民服务的党组织，党的根基在基层，国家的根基也在基层，基层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基层治理法治化要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使人民群众依法办事，有法可依，从而不断地协调社会矛盾关系，正确处理基层改革和社会发展稳定的关系，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和谐稳定。
（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确立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明确提出工作的基础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环节，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和法治实践，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运用法治的思维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应基层群众的要求和期待，培养基层群众崇法、敬法、守法的意识，为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领导干部处理问题时法治意识淡薄
我国大部分基层的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做事大多靠“人情”，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个别部门和乡镇对法治建设不够重视，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人员缺乏相应监督考核机制，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基层法律法规存在很多漏洞和不足，部分法律法规不能完全适应基层工作的开展，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这些问题，严重损害政府形象，损害基层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法治建设事业发展。
（二）基层治理法治力量薄弱
我国基层司法力量普遍存在人员不足，很多工作人员一身兼任数职，大部分的乡镇法制机构不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司法执法体制不合理，执法程序不规范，司法机关缺少独立性，地方政府对司法执行的干预比较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存在违法乱纪现象，败坏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在遇到问题时无法找到专门的处理工作人员，严重制约着基层法治建设的发展。
（三）基层法治宣传不够全面
基层治理法治化首先要让人民群众了解法律，学会如何使用法律，建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形成浓厚的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受我国封建思想的影响，加之基层法制宣传力度不够，政府和司法人员在处理问题时存在很多的“特权”，徇私枉法，藐视法律的存在，造成我国基层群众大多畏于权势，法律维权意识欠缺，对法律没有信任感，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得过且过思想较为严重，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途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推进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这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
基层组织是我们党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中的重要战斗力量，是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基层法治治理工作的直接领导，打造一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深化法治改革、推动法治建设、化解人民矛盾、维护社会法治稳定的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出基层党组织在治理法治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不断开展基层干部下乡活动，广泛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
（二）加强基层治理法治化机构和司法队伍建设
加快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要着力解决目前基层法治机构设置不完善、法治队伍结构不稳定、司法执法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不断提高基层法治机构人员的工作能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检察室、公安派出所等派出机构的不断完善，整合县一级公检法的力量，组建不同形式的法律服务中心，建设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同时要通过信息化方式，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各级各类政府组织的职责任务、服务事项、工作流程、办事进度以及财务状况等各类政务，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以信息化为依托，建立新型高效的政务服务模式，合理分配资源，充实基层法治工作人员队伍，保障法治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培养基层法治文化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坚决摒弃办事需要人际关系的观念，避免法治治理形式化现象的出现。加强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开展各种形式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社会风气，使人们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而且是维护广大人民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增强人民群众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观念，同时增强基层干部的法治服务意识。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法治化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
参考文献：
[1]刘佳义.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n].光明日报.2014，12，8（1）.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6
【关键词】从严治党基层腐败基层治理【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深入，在加大查办惩处大案要案力度、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同时，基层腐败问题也在日益凸显，具体形式不断发生演化嬗变，逐渐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渗透，逐渐呈现出易发多发、量大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等特征，这也使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更为繁重的任务。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腐败问题。在2016年1月举行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着重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因此，加强基层腐败的治理，实现反腐败工作的重心前移，已成为未来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之一。当前基层腐败呈现出易发多发、量大面广、形式多样、监管薄弱等特点
基层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领域。与高官贪腐的“大老虎”相比，基层腐败似乎涉及范围有限、社会危害性更小，实则不然。与基层腐败问题有关的干部群体虽然职位较低，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且发生在群众身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是群众身边看得见的腐败，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其社会影响和危害性范围更加明显，让老百姓深恶痛绝。总体来看，当前阶段我国基层腐败问题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基层腐败具有一定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地域分布广泛和涉及领域众多。从地域特征看，基层腐败广泛发生于各个地区，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和城乡差别，即不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层腐败问题。中央巡视组的有关巡视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基层权力腐败已成为普遍问题，不论是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市，还是云南、贵州、陕西、山西等内陆省份，基层干部“苍蝇式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当地“小官巨腐”、“小官贪腐”、基层权力寻租等现象突出。从涉及领域看，基层腐败已逐渐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内容包罗万象，既有经济领域工程项目的征地拆迁、招标投标，也有人事方面工作人员的招录和职务晋升，更有司法领域的执法不公，甚至还有社会领域农村低保户的确定和困难补助资金的发放，等等。显然，基层腐败已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领域的特殊问题，而带有明显的普遍性特征。
基层腐败具有易发多发但监管薄弱、惩处滞后的特点。当前阶段，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基层腐败举报线索较多和查办惩处数量较少之间的矛盾。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在基层群众举报县处级以下基层干部的线索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市县乡各层级反腐败斗争力度逐级递减，监管和惩处较为滞后。以山西省为例，2014年举报县处级以下干部的量占全部量的63.5%。其中，省级纪委接受越级举报数量53177件次，其中越级反映县处级以下干部的问题37027件次，比重高达69.6%，比2013年增长86.7%。也就是说，该省超过六成的举报量和越级举报都集中在县处级以下干部，腐败问题线索较为集中。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基层腐败监管薄弱、惩处滞后的问题较为明显。2014年山西全省139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一基层政府接受举报件次比2013年增长60.2%，但是立案件次比上年下降0.1%。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乡镇纪委查处党员干部零立案的占乡镇总数的20%。也就是说，全省有1/5的乡镇在两年多时间里一个案件都没有查处，基层问题的发现往往来自于上级的巡视。
基层腐败形式和手段趋于多样化、复杂化。在现实生活中，基层腐败往往被称为“苍蝇式腐败”，但从已查处的案件特点看，基层腐败并不一定意味着小腐败或个体腐败，而是呈现微腐败和大贪腐并存，“雁过拔毛”现象普遍，“小官巨腐”数量增多，窝案串案频发等特征。根据中纪委网站“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9月，在所有曝光的7批次701起问题中，涉及基层扶贫领域专项问题就达到325起，所涉总金额近亿元，平均案值近30万元，同时涉事金额悬殊，最低为500元，最高达2970万元。其中案值为100万元及以上的17起，约占案例总数的5%，累计案值却达到7600多万元，约占总案值的78%。这显示在基层领域微腐败和大贪腐并存，“小官巨腐”问题突出。另外，基层贪腐的另一大特征是“雁过拔毛”。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把索贿看作理所当然，诸如挪用危房改造资金、截留困难群众补助、占用民政优抚资金等问题频频出现，民生工程沦为“敛财工程”，凸显了基层贪腐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据有关统计，2014年至2016年，全国31个省级纪检监察部门网站上了超过400名基层“村官”违法违纪案件，有个别村“两委”干部甚至全军覆没。这些数据和案例充分说明，当前基层腐败问题更加突出，形式更加趋于多样化，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基层腐败行为侵蚀了经济发展的根基，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民生建设、环境保护等多重任务。基层腐败的滋生蔓延，对于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首先，基层腐败行为侵蚀了经济发展的根基，恶化了地区发展环境，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隐形成本，削弱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些基层干部的吃拿卡要，招投标工作的暗箱操作，招商引资的违规审批，征地拆迁的利益渗透等混乱失序现象，都对经济发展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方面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其次，基层腐败行为向民生社会领域的蔓延，直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些基层干部虚构征地拆迁面积，贪污公共建设资金，在行政审批中“雁过拔毛”，盘剥农村低保经费和扶贫资金，不仅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恶化了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再次，基层腐败行为的蔓延进一步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以前基层腐败零散少量存在的时候，规章制度还对基层干部产生明显的约束力。对个别基层干部而言，吃拿卡要被看作正常现象，贪污克扣被视为理所当然，干部招录和选拔任用需要金钱发挥作用，法不责众思想开始盛行的时候，制度约束力明显弱化，这使地方政治生态也发生改变。这直接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动摇了执政根基，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事实上，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腐败的滋生蔓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制度成因。我国所处的转型期，既是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转型，也是制度转型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导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由于转型阶段的制度建设较为滞后甚至缺失，制度执行弹性较大，因此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就存在着灰色地带，这使得基层权力的腐败异化具有一定的空间和土壤。同时，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经济利益对公共权力的渗透和影响，在缺乏来自权力系统自身的监督制约下，基层权力寻租就成为某些官员获取经济利益的通道。由于我国城乡基层组织数量众多，监督成本高，监督有效性低，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官员一旦缺乏自律意识和对制度的敬畏，腐败现象就会蔓延，并逐渐影响和改变基层政治生态。那些廉洁自律的基层干部如果不同流合污，往往会被视为另类，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逐渐边缘化。除了经济利益诱惑外，恶化的政治生态会促使一些官员结成利益同盟，这也是某些地区和部门窝案串案增多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农村干部腐败，“村官”已成为基层腐败的高危人群，这与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转型也有着密切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社会逐步引入村民自治制度，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意识。这一时期，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貌得到明显的改善，基层干部腐败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农村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青壮年村民大量外出打工，农村社会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年迈老人和留守儿童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虽然村民自治制度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但留守群体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愿望都较低，这使农村基层选举和民主监督的参与性大大降低，弱化了村民对基层干部的外部监督制约，加之一些地区农村党建工作涣散，从而导致“村官”腐败现象的增加。由此可见，经济社会转型和基层民主运行不畅，对农村基层腐败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推进基层治理转型是解决基层腐败问题的根本之策
基层腐败治理，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阶段虽然基层腐败呈现易发多发、量多面广的特点，但是应该认识到，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推动我国各领域建设的中坚力量。之所以将基层腐败形势定位于复杂严峻，是与历史比较及其社会危害性而言的。所以，强化基层腐败治理，既是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目前，基层腐败已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重点领域。必须从“四个全面”高度，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治理基层腐败的战略意义，并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细化反腐败制度建设，以明确责任为基础，建立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积极完善基层治理结构，推进基层治理转型。
首先，针对基层组织特点，强化细化制度建设。随着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我国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反腐败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围绕权力运行和监督制度体系的有效性还有较大改善空间。一方面，制度不完善、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另一方面，现有制度刚性不足、缺乏约束力的问题较为普遍。所以，从权力监督制约角度，强化细化制度建设，着重解决制度不严、执行不力的问题，持续保持基层反腐高压态势，是基层腐败治理的重要方向。
其次，以明确责任为基础，建立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基层腐败问题出在基层，但根子在上面。治理基层腐败，应首先重视加强宏观治理，从上级做起，坚持领导带头、以身作则，为基层组织和干部树立标杆、做出表率，维持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时，明确各级党政部门职责，建立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把责任落实下去，把压力传导到县乡村等基层组织，避免“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是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所在。同时，应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推动制度落实，强化震慑效果。
最后，完善基层治理结构，推进基层治理模式转型。长期以来，基层组织建设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基层党组织涣散，是基层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而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对传统城乡基层民主建设带来较大的冲击。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变化，以加强政府内部监督和自律为主体，有效激活基层民主监督和管理因素，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构建多中心治理的基层治理结构，既是未来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基层腐败的有力手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博导）【参考文献】
①《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②《王儒林：山西基层腐败触目惊心腐败苍蝇没人管》，《山西日报》，2015年4月16日。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7
一、我旗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情况
我旗目前的基层综治组织由综治办、公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调委会、治保会、联防队等基层组织构成。全旗有公安派出所26个，司法所25个，调委会282个，治保会282个，专职治安员150人，联防队员4万人。
多年来，我旗一直高度重视基层基础建设，积极探索，常抓不懈，使我旗的基层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在人民调解、信息上报、治安防范、平安创建、流动人口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我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镇综治中心、村委会(社区)综治室、警务室、调解室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沿阵地，是政法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并取得实效的关键。基层政权组织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基础。党和国家所有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所有先进理论的贯彻和宣传都离不开基层组织，否则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有利于促进党和国家的政权建设，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利于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
三、我旗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开展工作情况
我旗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工作紧紧围绕旗委历次全委会(扩大)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和平安前旗建设为载体，以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群众安全感和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创新思路，抓实各级基层综治维稳组织、治保会、调解会和群防群治队伍建设，突破了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瓶颈，建立了多层面、覆盖全社会的治安防控网络和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工作格局。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案件、安全生产事故等保持平稳态势，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安全感普遍增强。各阶层、各行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激发，团结一致干事业、齐心协力谋发展的氛围基本形成。XX年1月，被自治区命名为平安旗县。
四、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总体情况
目前，全旗基本建立了综治工作专业队伍，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治保、调解、巡逻联防具体抓，党政、警民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但调解机构的调解场所、人员选任、规章制度、物质保障等条件也还不够完善，造成综治人员流动性大。调委会、治保会实行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调委会、治保会都是由村委会成员兼任，没有报酬，工作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由于乡村两级财政困难，缺乏综治经费，联防队员工资相对较低，造成队伍稳定性较差。第三，影响社会稳定因素仍在增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待加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各种利益冲突表现越加激烈，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各种犯罪活动仍呈多发态势，特别是侵财类案件多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第四，成立机构较多，一些工作措施的落实还缺乏组织、机制、物质等方面的有效保障。如综治维稳工作中心成立后，要求综治办、司法所、计生办、林业、土地、武装部各抽调一人合署办公，由于各单位都有上级下达的各项达标工作任务，因此，难以形成集中办公的长效管理模式，工作机制很难协调。目前成立流动人口管理中心，由于人员经费问题，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工作仍然由派出所、综治办具体承担。
2、嘎查(村)委会综治维稳组织
嘎查(村)委会都成立了由党总支(支部)书记兼任主任、嘎查(村)委会主任兼任副主任，治保、调解、民兵、村民小组、共青团、妇女等负责人为成员的村、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明确了相应的工作职责、制度、纪律，建立了流动人口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犯罪、接待、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治保和禁毒、调解工作等多个规范性工作台帐或档案。排查调解了大量的水事、赡养、合同、山林、土地等民商事纠纷，疏导了许多矛盾，理顺了多数村民的情绪，为广大村民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部分嘎查(村)综治维稳办，特别是村级组织换届时总支(支部)书记更换的嘎查(村)，有些综治维稳工作衔接不到位，该调整的班子成员没有调整，该规范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规范，维护社会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搞清，重经济发展，轻治安防范、矛盾纠纷调处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清除，仍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是政法部门，治保、调解主任的工作。综治维稳工作经费偏紧，组织群防群治工作的办法、方式不够，等、靠、要的思想明显。
3、治保会、调解会的组织建设状况。
各嘎查(村)成立了嘎查(村)两委班子成员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或治保、调解主任一肩挑，各村民小组长为成员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调解会)。治保会、调解会在嘎查(村)党政组织领导下，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为己任，在政法各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努力开展社会治安防范、法制宣传、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帮教吸毒人员和安置帮教劳改、劳教回籍人员，带领组织嘎查(村)干部群众开展义务巡防和邻里守护工作，适时协助政法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确保一方平安，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尽职尽责。
部分治保、调解主任维护基层政权意识淡薄，政治敏锐感不够，对一些危及政权建设的隐患和带苗头性的问题不敏感，如对非法宗教活动、宗族势力、宗派势力和小等社会丑恶现象，不闻不问，熟视无睹，不敢理直气壮与之斗争和大胆管理，丧失了原则性;部分治保、调解主任进取心不强，爱岗不敬业，拿钱时气正，理事时气短，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关心不够，善于推上了事，滑下完事;部分治保、调解主任工作能力弱，他们主动加强学习滞后，认知的法律法规少，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多，工作效果捉襟见肘;还有部分治保、调解主任有法不依和依法办事的意识淡化，过分强调灵活性、老经验，依法、依规考虑问题、办事少;少数治保、调解主任兼任职务过多，精力难以集中，工作质量不高;此外，治保、调解主任的工作条件与所面临形势、要求不相适应，尤其是补贴偏少，事务偏多，工作任务、要求较高，工作经费微乎其微。
4、义务巡防组织建设状况。
建立健全了嘎查村两委班子成员或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团支书和村民代表、部分村民参加负责的，不少于7人的嘎查(村)义务巡防队，在重大节日活动、农忙时节或根据特殊情况、实际任务需要，随时按岗位调动义务巡防队员参与巡逻防范，处置急、难、险重大事件，积极维护本辖区社会治安秩序，切实保障集体、村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害。
嘎查(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受自身条件和精力、补贴等限制不能长期组织嘎查(村)开展义务巡防工作。义务巡防队和村民小组护村受经费、人员制约不能经常开展巡逻防范工作，造成一些治安防范间隙、漏洞。部分巡防人员怕误事、得罪人，不愿长期参与巡逻防范工作。
五、加强村级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进一步加强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是综治各项工作措施落实的关键，同时对提升平安前旗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继续把加强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作为战略性、根本性的任务常抓不懈，确保基层综治维稳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落实、有人负责督促。
(一)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对综治维稳工作的领导，在强化基层综治领导责任制上取得新突破。
始终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综治维稳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注重抓好一把手领导责任、综治目标管理考核奖惩、综治工作机构和人员保障、督查督办、责任追究制等六个落实。将党委、政府及综治成员单位主要领导的综治维稳工作情况纳入组织、人事部门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中，作为选拔任用、晋职晋级、管理监督和奖励惩处的重要依据。旗到乡镇党委书记再到嘎查(村)党支部书记层层签订综治维稳目标管理责任状，明确一把手作为综治维稳工作的第一责任。
(二)进一步明确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总体思路，在创新综治基层工作模式上取得新突破。
以属地管理为依据，理顺基层综合治理工作体制，按照抓新址、保乡镇、稳牧区的总体工作思路，突出新址，抓实乡镇，稳固牧区，健全两级三层多样化的基层平安建设机制;以领导责任制为龙头，量化考核标准，层层分解，落实基层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为载体，狠抓确定目标、落实措施、考核奖惩三个环节，实施以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为基础载体的全过程管理。
(三)进一步规范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务，在提升综治基础建设水平上取得新突破。
要以创建无本地人在当地和外地犯罪;无刑事案件;无吸毒人员;无参加、组织、传播xx活动;无重大以上交通事故;无重大火灾事故;无其它重大安全事故;无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无人参与黄赌毒社会丑恶现象活动九项工作为标准。结合实际，制定、完善综治维稳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和治安形势分析、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来访接待、承办督办、领导包办、联席、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工作制度，切实规范好基层基础工作台帐。
要以苏木乡镇(街道)、嘎查(村)和基层企事业单位为基本阵地，以排查调处、打击整治、防范控制、教育服务、安全管理、平安创建为主要任务，进一步明确责任、调整举措、狠抓落实。坚持集中排查与滚动排查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基层治安信息收集网络，形成四位一体、三调联动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综合采取区域行动、专项打击、分级整治等方法，提高打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摸索建立基层经常性严打长效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8
关键词：社会资本城市治理基层治理改革
一、概念界定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界内各个学科用来解释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既有文献已经取得一个共识，那就是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有文献指出，社会资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社会资本的结构性（structural）要素，即客观生成的社会网络，与其相关的角色和组织以及维持社会资本运作的规范、制度、章程，二是社会资本的认知性（cognitive）要素，即一系列主观上共享的价值观念与情感，如信任与认同。
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既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强调的人人互为兄弟姐妹，也不同于人与人完全不相信任的“原子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认为信任是有差别，是一个自内部向外部推广的过程，体现在社会文化中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基于血缘亲疏、地域近远而逐步递减，是有等级差别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探讨中国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有必要对社会资本做出另一个层面的分类，即共有性社会资本和排他性社会资本。在这里，共有性社会资本指的是基于社会成员身份而无差别享有的，而排他性社会资本则是以“熟人社会”文化为基础的、仅仅面向特定人群的社会资本。尽管有些学者提出在排他性的社会网络与基层政府的管理范围相吻合时，会对那一特定地区的基层政权的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但基层治理不能寄希望于排他性社会网络与基层政府管辖范围总是重合，因而共有性社会资本更可能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而排他性社会资本对提高政府治理效率无效，有时甚至有负面影响。
（二）城市基层治理
在经历过“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考验后，理论界意识到单纯的政府和市场调节都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本文所意指的“城市基层治理”是以城市的邻里社区为基本范围，直接面对社会和居民，依靠治理机制，发挥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活动。城市基层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基层社会的高效有序管理，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二、城市基层治理问题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以来，在经历过废除保甲制、成立城市、政治街道，再到当前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我国的基层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然而，改革开放对中国城市带来了冲击，城市居民的人口构成、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基层治理问题出现。
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大，城市人口的构成越发复杂，各方利益难以调和，矛盾凸显。城市基层的多样性带来了社会稳定的问题，而协调多样性的最佳途径是倡导包容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包容性发展理念注入基层治理成为了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关键。
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城市已经呈现出高度市场化的特点。然而，在市场机制建立的同时，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内在精神，如诚实信用原则却随着物质利益的，城市基层社会呈现出“原子化行动”的发展态势。如何协调原子化与社会整体利益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社会向来重视社会资本的运用，但传统的社会资本往往并非本文所指的完全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它只是社会资本分类中排他一类的社会资本。这种排他的社会资本在主观上表现为只信任某一特定群体，如认为私人关系重于合同关系；在客观上则表现为社会网络不是面向所有人，社会资本只对特定的成员开放，如老乡会、同学会。排他性社会资本的根基深，很难建立起覆盖整个社区管辖范围的共有性社会资本。城市基层“抱团发展”现象普遍，难以突破现有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基层社会结构被打破，而现有的基层治理制度难以满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
三、社会资本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力分析
如表1所示，共有性社会资本在主观上表现为社会成员的互惠互信，在客观上表现为形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是在成员“同意”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自由参与或退出，尊重成员的利益。排他性社会资本在主观上表现为仅仅信任圈子内部的人，对圈子之外的人则更多是不信任的状态；在客观上，往往有基于某种特定关联而形成小组织，这种组织内部互相提供资源。社会资本的客观和主观部分在分散的个人之间起到了“调节性的作用”，在自愿的基础上把社会个体凝聚起来，同时增强社会成员的“集体行动”意识，从而有利于解决社会整体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因而，共有性社会资本相较于排他性社会资本，往往能够形成更大的社会网络，将互惠互信的范围扩大。
对于城市社会多样化，共有性社会资本因为在统筹考虑问题时加入了社会网络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呈现出的结果包含着更多协商妥协的精神，有利于生成包容精神，促进社会和谐。而排他性社会资本则相反滋生狭隘的保护主义，导致对其他地域、不同阶层的排斥，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升级，影响社会稳定。
人们过于强调当下的物质利益而不顾诚信原则，“原子化行动”成为市场经济初期的衍生品，而市场经济继续发展所需要的诚信精神尚未建立。在这种情形下，排他性社会资本的存在表面上是通过“抱团发展”而改善了个体“原子化行动”的趋势，但实质上只是扩大了原子的半径，加深了原子化的程度。而共有性社会资本在客观上能够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网络，将人们的共同利益联结起来，主观上能够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促成互相信任。
在本文中，公众参与度特别指的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当前，居民委员会扮演的更多是国家政治权力延伸机构的角色，而不是成为民主自治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这一方面与带有“邀请式公民参与”意味的不健全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成员更多依赖排他性社会资本、对参与建立共有性社会网络的积极性不高有关。然而，排他性社会资本依靠的是内部关系的信任，尽管它的存在为社会群体、个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平台，但它游离于制度之外，缺少正式平台和现代社会契约、法治、民主等理念保驾护航，具有不稳定性、脆弱性的特点，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很难寻求保护或得到补偿，并且与圈子之外群体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共有性社会资本将社会存在的不同利益诉求汇聚到一个平台上商讨，在协商中确认制度、规范，因而得以调动公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积极性，达到在制度内解决问题的效果，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四、培育共有性社会资本，改革城市基层治理
共有性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包容精神的建立、社会信任的增进和公众参与积极性的提高能够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有性社会资本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建立共有性社会资本平台
首先，政府要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激励群众参与到共有性社会资本平台的建设中来。部分县乡在公众参与实验中已经取得了成效，如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制度”、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参与式预算改革”，以及湖南省长沙县“开放型政府试点”，这些地区改革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即参与程序的完善、监督式参与的加强以及信息公开度的提升。这些举措在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是可以加以吸收利用的。
其次，要鼓励民间社会团体的发展，如社区兴趣团体、慈善组织等，团体成员不是基于血缘、地缘或是身份，团体向社会大众开放，进入和退出这些民间社会团体都是自愿的，内部不存在威权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些组织的发展为打破原有的排他性社会资本分布提供平台，形成覆盖面大的社会资源网络，进而建立共有性社会资本平台。
（二）健全共有性社会资本运转机制
共有性社会资本的建立，除了提供客观平台外，社会成员间的普遍信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立社会信用体制不能单单依靠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这一软性的制约手段，在共有性社会资本建立的初期，外力硬性约束是极为必要的。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行业规范、部门规章，并且公开执法过程、接受群众监督，做到违法必究、违规必罚，一方面惩戒了违信用的制度破坏者，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了可以预期的结果，从而建立起基于健全机制的全社会的普遍信任。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出现瓶颈，城市居委会既设的居民自治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城市基层应该创新治理方式以适应当前行政改革、经济发展、人口构成改变等新情况。传统的排他性社会资本成为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因素。因此，建立共有性的社会资本网络是治理取得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城市基层治理应该通过建立有效的平台和相关的机制，促进共有性社会资本网络建立，缓和城市基层矛盾，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和保障性职能，最终达到对城市基层的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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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又中，张勇.城乡基层治理：使之走出困境的政府责任[J].社会主义研究.2009；04
[5]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J].政治学研究.2010；01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9
【关键词】基层政府城市社区治理责任定位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治理活动开始进入了人们视野，基层政府作为城市管理主体，如何在社区管理活动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社区治理活动中基层政府责任的定位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及实践研究更多地是借助于国外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顺利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就必须首先清晰地界定基层政府在此过程中应当履行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伦理责任。
基层政府要明确在社区治理中的基本建设责任。基诱府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仅在社区中负有落实党的基本政策、推进党的基层建设的根本性任务，而且还更多地担负着强化社区治理、提供社区服务、维护广大社区民众――包括社区流动人口的根本利益的责任。而抓好社区基本建设、完善社区基础设施无疑是落实好这一责任的基本手段，因而，在这一环节中，基层政府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社区公共建设的责任，强化社区基础设置，加大相关经费的投入，为确保社区能够正常运转，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提供基本条件。鉴于当前方兴未艾的学习型社区建设与文化社区建设活动的实践，基层政府有责任把各项社区活动打造成为落实上级政策、推进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并以此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更好地维护社区群众的利益。
基层政府要明确在社区治理中的管理责任与组织责任。社区治理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行政管理，而且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活动中显然也不可能简单地依靠传统的行政化手段解决一切社区治理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基层政府就必须明确社区的功能定位，在厘清政府与社区间管理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政府对社区的管理责任在于组织社区管理、为社区提供相应管理服务，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这种管理服务，一方面体现在组织好社区管理与治理机构上，另一方面要体现在服务社区民众、培养社区公共精神、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识，并实现“社区人治理社区事”的最终目标。
社区工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社区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因此，选好、用好、激励好社区工作人员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多数城市社区工作人员除主要领导接受上级派遣外，大多是通过正规考试录用到社区工作中来，或是社区根据自身工作需求自主组织考试进行的聘用。因而在人员选聘的组织工作中，基层政府必须切实做好社区工作人员的选聘工作，通过政策指导和监督等途径，防止自主招聘成为亲朋好友进出社区队伍中的捷径，更要防止在此过程中出现、拉帮结派、权力寻租等问题。此外，还要切实保障通过正规途径进入社区管理队伍中的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使之能够更好地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基层政府要明确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与监督责任。基层政府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同时还必须承担着社区治理工作的领导责任与监督责任。就这两方面而言，其领导责任一般应该偏重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和人事安排上，并就社区的发展作出长远规划，对社区治理献计献策，给予指导；而监督责任则更多地是通过对活动目的性、合法性的监督来实现。在监督过程中，要发挥好基层政府社区治理的突击检查和明察暗访作用，并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监督之中，以此优化监督方式，推进社区治理的规范化。基层政府在承担城市社区治理责任中不要“越位”“缺位”
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活动中的责任明确以后，其实现又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是社区治理政策与方法体系不够完善。由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仍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政策体系与方法体系层面都存在着明显不足，政府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在政策和资源上占有绝对优势，对于社区治理具有绝对话语权。在行政命令方式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所谓的社区治理往往又成为了社区行政的翻版。同时，由于行政手段的局限性，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活动中还往往会出现“缺位”“越位”现象，导致在社区治理中要么无所作为，无所适从，要么丢弃市场规则，不顾社区群众的治理权益，越俎代庖，胡乱作为。从而影响到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活动中责任的实现。
二是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活动中存在资金无依的问题。在社区治理活动中，基层政府并没有相应的专项资金，或者虽然有专项资金，但资金规模往往较小。因此，在社区治理中往往存在着在资金不足而导致的困境。不断提升基层政府的服务意识，更好地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健康发展
加快完善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政策和法规是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能够制定治理方案、落实具体行动的根本依据，因此，国家要从未来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依据，为基层政府在实际社区治理过程中提供政策保障和法律法规。同时，基层政府要根据当前社区治理特点和社区管理实际广泛征询社区群众意见，针对社区治理和未来管理趋势，从政策支撑、财政支持、人员保障、福利待遇和社区活动的多个层面予以支持，并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规划，不断创新社区治理的方法，从而推动社区治理活动的健康发展。
基层政府必须加强社区治理资金的投入与使用。针对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基层政府必须加大力度，多方筹措，根据社区治理的需要设立社区治理专项资金，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区基础设施，督促和引导社区建设者、企业等完善社区公共设施，为社区治理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除此之外，在资金使用上，也要加大监管力度，保证做到专款专用，用之有效，使得每一分专项资金都能够获得相应的社会效益。
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民主化是社区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政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民主成果的重要途径，同时是实现基层政府社区治理责任的必然要求。为此，基层政府必须通过简政放权的方式，让市场和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多地鼓励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在扩大社区治理民主化范围的同时，确保群众治理与社区组织治理的有效结合，最大限度地维护好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区治理根本目标的实现。
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活动中负有特定的责任，只有不断提升基层政府的服务意识，进一步完善工作方式方法，才能更好地提高服务社区的质量和能力，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副教授）【参考文献】
①陈广宇、罗小龙、应婉云、姜佳丽：《转型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上海城市规划》，2016年第2期。
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篇10
关键词：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法制环境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4-0259-01
一、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现状
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学法尊法守法意识不断增强，为推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尚不健全，部分领导干部尤其是少数基层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导致社会治理一时难以转变到法治的轨道上。
1.敬法的观念仍@薄弱
基层领导干部崇尚法律、敬畏法律的观念尚未形成，存在敬畏规则尤其是潜规则和敬重领导的现象。在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心中，位子是领导给的，帽子是领导戴的，权力是领导授的，领导是父母而不是公仆，唯领导之命是从。
2.学法的动力仍然不足
一方面，基层领导干部只专注于本职工作，缺乏学习意识和动力。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是他们不确定哪些法律知识对自己的岗位有帮助，且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之一。
3.守法的意识仍是不够
当前，一些具有行政约束力、带有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党组织的名义下发执行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虽然基层领导干部基于维稳的目的介入处理动机很好，但违反了法治精神，甚至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4.用法的能力仍有欠缺
个别基层领导干部在用法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有的领导干部无视司法监督，面对行政诉讼不愿出庭应诉；有的对职能交叉的监管行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基层领导干部缺乏程序观念，只在乎最终结果，不管过程；有的仍习惯用人治的方式处理问题，决策不公开，公开不及时、公开不透明，造成决策过程中民众与政府“互不相干、各自为政”的局面。
二、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1.传统人治思维的影响根深蒂固
自古以来“权大于法”的思维模式，培育出滥用权力、以言代法、以人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土壤，使人们每当遇到矛盾时，不是用法律解决问题，更多的是寻求权力的帮助。这是造成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对法治认知淡薄认为情感、上级指示高于法律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向法治思维转变的主要障碍之一。
2.视法律为工具的错误认识
部分基层领导干部认为法律仅仅是一种工具，是实现一定社会管理目标的手段。因此，当法律对其有利，就会依法办事；反之，就将法律束之高阁。甚至部分基层领导干部仅把法律用来治理老百姓而不规范、约束自己。
3.法律教育培训形式单一，内容肤浅
针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教育培训，特别是普法考试缺乏系统性和实效性，只注重对法律的表面认知，忽视法治精神和法治方法的把握，远达不到把握条文蕴含的法治精神并提高法治思维能力的高度。
4.法律本身具有局限性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相关法律没能及时修订，导致社会矛盾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或实施细则，致使办案机关很难处理。
三、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对策
1.从加强教育培训入手，培养法治思维理念
1.1转变教育培训方式和重点。在培训的形式上，可采取司法行政部门与党校、行政学院联合举办专题研讨班，将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培训课程纳入党校和行政学院主体教学班次。在培训层次上，可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职责的基层领导干部，因人施教、因班施教。
1.2建立以考促学机制。首先，加强对宪法的学习和考核。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所以广大领导干部应首先学习宪法，认识宪法地位、理解宪法精神，从而加深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其次，把学习法律知识和干部选拔结合起来。注重对法律知识的考核，特别注重对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以此来提高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自觉性。
2.从重视实践运用入手，提升法治思维能力
领导干部应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多地运用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化解中去，从而在实践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2.1健全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既与社会转型紧密相联，又与长期实行的绩效考核指标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应遵循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全面清理、重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各项考核评估指标。另一方面，要围绕法治精神健全完善制度。运用法治精神检验指标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切实推进制度建设的科学化和法治化。
2.2解决具体问题与完善制度相结合。如问题的解决，既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又要依赖各种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全，更要依靠制度的创新。运用法治思维，把解决具体问题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纠纷是大势所趋，将长期考验基层领导干部的智慧。
3.从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入手，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