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已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一是消费价格指数延续回落态势(降至6.3％)，通胀压力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进出口在上月下滑的情况下有所回稳，出口增长较上月加快9.3个百分点；三是内需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3.3％，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也达到了近些年来的高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够出现目前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经济在较高水平上稳定增长的局面，实属不易。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对经济发展全局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中央对经济形势变化判断正确，宏观调控决策及时有效；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我国经济抵御风险、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显著增强。无论国际经济还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关键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把握中国经济的走势，观察分析经济生活中呈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更多关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理解并重视与基本面相关的特征和优势。
第一，要把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区别开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率。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可能性继续保持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有的估计还要更乐观一些。支持这种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有一系列因素，包括广大而持续扩展的市场，独特的生产要素组合，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日趋改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等等。在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体完成以前，已经驶入快车道的中国经济有条件、有潜力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基本面。除此之外，经济增长中存在着由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变动而引致的“中周期”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先后出现了四次这种类型的周期波动；还存在着由于季节性因素、外部扰动和突发事件等因素引起的短期波动，如今年冰冻、地震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当“中周期”与“短周期”的影响出现，特是两者叠加时，容易使人们产生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预期。这时就特别需要强调长周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本面的作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已经连续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增长减速，很可能意味着这一轮增长达到高点后开始进入调整期。但这种变动属于“中周期”意义上的调整。中国经济依然稳定地处于长周期的高位平台上，支持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并没有发生实厨改变。
第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大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这里要把发展上升期的问题与衰落期的问题区分开来。遇到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发展了；问题会形成压力和挑战，应对得好。就会给进一步的发展开拓空间。比如，这一轮的通胀压力，主要是国内外生产要素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引起的，是发展阶段、体制转轨和融入全球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严重的、不可控制的通胀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特定阶段的物价上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如农产品涨价可以使农民增收；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减小收入分配差距；能源资源价格上调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是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治本之策。更重要的是，要素成本上升推动的物价上涨，“逼着”我们在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减弱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以技术进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竞争优势。所以，面对通胀压力，一方面要采取得力措施，增加有效供给，管理通胀预期，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另一方面，要利用通胀引出的压力和挑战，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事实上，不在发展方式转变上有大的进展，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将难以从根本上级解。
第三，中国经济在抵御风险、应对不确定因素上有自身的独特优势。首先是大国优势。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进人工业化中后期的大国，对国内外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小的经济体有更强的调整、化解能力。其次是后发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不仅可以引进先行者成熟的科技、设备、工艺等，还可以引入管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知识，借鉴其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力争少犯或不犯错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如果说风险和不确定性难以避免，利用好我国的大国优势、后发优势和政治优势，就可能赢得多一些的主动权。
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将有助于我们从全局和长远视野观察、应对短期问题。从7月份的数据看，虽然消费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但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攀升，达到10％，工业品出厂价格经传导对消费指数价格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要素成本上升所推动通胀压力还会相当大。7月份的王业增加值增速有一定幅度回落，其走势需要进一步密切观察。这一轮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保持较高增长水平的同时增长的稳定性较好，增长中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以往。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在把物价水平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的前提下，保持增长稳定性好的特点，使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得以持续。即使经济进入这一轮增长的回调期，也应避免短期内回调过快，避免波动幅度过大。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继续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所在。当然，这方面的调整和改革需要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的配合。二是在外需拉动作用减弱后，采取有效措施把发展的重心放到扩大内需上来。三是多种途径加快自主创新，使增长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依靠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这几个方面有突破，不仅对短期增长有好处，也将巩固、加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中长期内得到有效发挥。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2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3
一、科学发展观下完善税收理念的目标选择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4
一、科学发展观下完善税收理念的目标选择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5
理论分析
（一）理论基础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表现。本文假定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可能演绎成为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变迁的有效载体，这是由制度层面开放式属性决定的，存在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的制度共融性。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基本经验与惨痛教训，运用国有制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共融性诠释，再贴切不过了。无论是鸦片战争后的国有商办的洋务运动，还是共和制的国家资源动员机制与外商的合作架构；无论是的国家买办，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始终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共融性。过去的经济发展失败是忽略或弱化了这一客观属性和发展要求；当下经济发展经验解释需要重视或强化这一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解决对应的制度创新，已经演化成为制度共融性的固化激励结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创造的基本经验。经济发展需要制度结构的持续性创新。它是人类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客观要求。无论何种国家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的微观层面始终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发展的制度共融性。其表现至少包括四层理论含义：一是生产方式的共融性。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最高的发展境界。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制度，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这是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共融性的基本表达。二是生产力发展的共融性。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看，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有机契合，缘于科技成果成为新生产工具与生产要素组合创新变革的第一驱动力，经济制度安排首先要包容科技发展生产力的“试错性”，保证经济变革与科技发展的制度共融共生。三是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的共融性。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铁律”，要求不同经济制度做出技术层面的制度预留，链接不同制度共融成分的“接口”，确保生产关系变革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是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层面的制度共融性。四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适应互动的共融性。张聚昌（2007）研究认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之间的互动机理是介质结构的激励缘故［29］。即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在，就是一种制度共融性，旨在搭建起一个可持续性的制度互动架构，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和谐发展。基于上述研究讨论，有效的经济制度安排存在着制度共融性的激励结构：在制度变革演化过程中，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介质结构的持续激励。在制度自我完善层面上，属于制度创新型的制度演化，实现不同制度积极成分的集成与包容的互交。（二）模型拓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实践探索的制度创新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不同经济成分包容与共融的发展结果。笔者与张聚昌教授（2010）曾以共有信念（sharedbelefs）为核心要件，发展和拓展了张聚昌（2007）介质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30］，但该研究的核心仅聚焦在公有制的非刚性制度接口功能对各种积极制度成分的吸纳，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不同组织成分的制度化共融性问题。由此看出，诠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实质是对公有制制度变迁微观补充的理论补充，其理论研究的兴奋点在于，从生态共生的角度实证基本经济制度对国有与非国有的制度性包容存在，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峙与妥协，而是一种发展智慧的制度合意与组织共生的社会契合。笔者假设，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公有制理论创新的新尝试。创新本意是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点：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公众福祉，提升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的理论基石。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于一个共融性的生态共生体系。它的生命力、成长性与包容开放，既要彰显竞争策略对制度种群积极进化的功效，又要体现出不同属性的组织单元集成生态共生体系的良性互动。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的理论支撑。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功能性自我完善的演化结构。制度从互斥到共融，不是淡化利益发展，而是找到一个多元的制度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组织装置，将人民意愿、国家法律、文化融合、环境优化与制度的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深度的组织重构。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激励的理论解析。（三）模型深化基于上述假设，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主要源自制度簇群的空间“苗床”效应［31］的客观存在：对“同类相聚，异类相分”进行了理论摧毁与实践重构，更加注重“强调异类相聚”制度簇群“杂交”体现出制度生态共生共存的生命力。
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6
[关键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内涵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07-03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党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要求是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来的，新要求赋予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新的内涵，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思想。新要求提出发展新理念，理清发展新思路，指明发展新路径，绘制发展新蓝图。
一､在发展中不断深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认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5年前，在党的十二大(1982)报告中，“小康”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里，这让人们看到了民族复兴征程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显著标志。5年前，党的十六大报告(2002)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小康社会作出比较全面的描述，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目标体系。
小康，是一个有着浓郁中国韵味的词汇。从最初的“小康水平”到“总体水平的小康”，再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它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的现代化道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然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经济社会指标､生产力进步程度､科技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区域协调以及人民生活状态､政治民主和文化建设等，其体系框架的具体内容以及标准是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这不仅需要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全面的把握，也需要根据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进行动态的调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要求，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是对原有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框架进行不断充实､丰富､完善和提高。
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等都发生变化，我国已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个阶段，“生存性问题”压力减弱，“发展性问题”压力增大，已经到了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时期。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讲，我国面临着两大矛盾和两大任务。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两大任务:一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有保障的公共服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促进公平､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党的十七大在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基础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及时､科学的调整和完善，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建设更高标准的全面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而仅仅过去五年，我党又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之路，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提出更高标准。
第一，指标值由“总量”调整为“人均”，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总量反映国力，人均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富裕程度，它构成了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公平表征。指标变化表明从追求经济增长､强调产出能力的绝对量，转向追求经济发展､强调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相对量，人均考虑了人口增长因素，突出了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我国经济总量突破21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000多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00多美元，提前实现了本世纪头一个10年翻一番的预期。我国经济位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第129位(2004年数据排名)。根据世界银行的《2003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世界人均国民总收入是5120美元。无论从排位还是从绝对量比较，我国人均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大。当初GDp翻两番，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到2020年预期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这是20世纪工业化的重要衡量指标)。如今，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尽快提高人均水平，按人均GDp翻两番，考虑汇率和人口因素，届时将可以实现人均400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我们将根据21世纪初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与时俱进，提高了实现工业化的标准。对于人均GDp翻两番的理解，也不能仅限于数值的概念，这个总体水平的平均，是有最低底线的，即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一点正是党的十七大着重突出的“人本理念”，也是对小康社会之“全面小康”含义的补充，即“全民达到小康水平以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标准提高，难度增大，要求发展的进程也要加快。
第二，目标值由“基本实现工业化”调整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党的十七大报告谈到全面认识新形势新任务时，在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四化”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两次现代化进程，第一次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第二次则是指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实现工业化为主要标志，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冲刺期，但面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格局，中国必须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即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迈进，肩负起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快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就是要在完成工业化､发展信息化的进程中，走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之路，努力向更高的经济社会层次发展，为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
第三，体制目标由“建成完善”调整为“更加完善”。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为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协调，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为良好､有利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
第四，城市化进程由“城镇人口比重较大幅度､三大差别逐步扭转”调整为“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城市化是第一次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约程度”和生活质量，是现代化的质量表征。按照国际工业化的一般标准，城市化(非农业人口)比重在60%以上，我国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为44%。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很大，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提高城镇人口比重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任务，不仅要着重解决“三农”问题，加强新农村建设，还要考虑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空间，城镇化建设，城市规模扩展，以及相关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教育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配套。
三､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这一顺序的变化深刻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好”讲的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快”讲的是发展的速度，但速度之“快”，基于质量之“好”，“好”是“快”之前提，在“好”的基础上的“快”才是真正意义的､长久不衰的“快”，能够行稳致远。
第一，翻两番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个新意是，在谈到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时，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放在了第一位。据有关数据显示，尽管2006年中国贡献了占全世界5.5%的GDp，但中国为此消耗了占全世界15%左右的能源､30%的钢材和54%的水泥。资源和环境压力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而改变这种压力的根本途径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提高，绝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这一指标的实现是以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提高､节能环保为前提条件。经济增长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步提高，逐渐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外生发展向内生发展转变，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发展，由效益优先向公平优先发展。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仅一词变更，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量的概念，着重于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就经济增长本身的投入产出而言。而经济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质的概念，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丰富､更全面，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劳动力生产率､科技水平､教育程度､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社会转型和国际收支等多方面社会经济的内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发展动因讲，就是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内在(企业､消费)主导;从发展拉动讲，由单纯投资型转向更多地依靠改革､自主创新型;从发展状态讲，由高耗低效污染型转向低耗高效环保型;从发展协调性讲，由产业､分配､区域､资源､生态的失衡转向相对均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快速发展经济以扭转落后局面，因此重点强调经济量的快速增长。如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必须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更注重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用“发展”取代“增长”，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更好地体现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因此，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突出消费拉动，普遍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同时拉动的，三者之间存在相互消长的关系，尤其是消费与投资的这种相互消长关系更为直接和明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几乎形成了一种定势，即投资和外贸成为强势推动力量，而消费则不时处于疲势或弱势的状态。高投资､多出口，使我国经济保持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投资过热､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等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个短时期或者某个特定时期内出现这种状态，倒也未有大碍。但是，从长期的经济发展来看，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就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了。这个问题由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近几年来显得尤其突出和迫切。投资､出口､消费最好是均衡发展，才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国际经验表明，消费率低于60%就必须调整。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已达70%～80%。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率)已从1978年的62%下降到2006年的50%，居民消费率也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6年的38.2%，均为历史最低水平。内需不振，是这几年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发突出。中国经济增长立足点应更加重视扩大消费，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扩大消费能够直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最直接的意义。同时，消费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的动力源泉，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都证实了这一点。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7
关键词：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体系、体系建设。
农业技术经济学是研究农业、技术和经济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建设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农业技术经济学自创建以来，解决了一些农业技术经济的实际问题，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随着中国已加入wto，中国农业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农业技术进步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使农业技术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为我国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是当前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一）产生与发展
农业技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1980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为标志。从此，我国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1年全国统编教材《农业技术经济学》出版，它确定了研究建立起本学科理论体系和系统研究方法的基础，规定了明确的研究任务。这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起始阶段。毫无疑问，在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阶段，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78年，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下，设立二级学会－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1983年改为“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从1989年起每年开始独立召开会员代表大会，1993年被民政部批准为全国一级学会，改名为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在学会的推动下，农业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被系统的应用到农业生产决策中去，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体系在实践中逐渐构建起来，并且通过多次农业技术经济学术讨论会而逐步推广应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以1981年到1986年原农牧渔业部经管总站在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展农业技术经济效益评价为例，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成果广泛的应用到了全国各地。据1986年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经济效益评价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统计，1984年，全国进行试点工作的有17个省，71个县，133个项目，到了1986年，增加到28个省，659个县，1316个项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发展，如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一些专家学者，都主编或编译过相关教材，全国也出现了多种版本的统编教材和学术专著。这些统编教材和学术专著为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农业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发展了20多年，取得不少的学术成果。专家学者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发展也有不同的意见，在2003年12月（南京）召开的2003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术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对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有些专家通过对农业经济热点问题的调研，得出农业技术经济学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分支领域。二是一些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业技术经济学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处于一个逐步完善和不断发展新的阶段；三是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处于衰落期。就我们的研究来看，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即农业技术经济学正处于一个建设发展新的时期，需要吸收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适应世界农业新技术革命和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补充、完善和发展。
（二）存在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但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来看，其学科建设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内容跟不上形势发展
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建立过程，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效果”概念的提出，是一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国家要求农业技术改造和新技术应用经济效益的背景下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朱希刚，2002），虽然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迅速发展，但是农业技术经济学仍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这些影响阻碍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向前发展。因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往往很难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当一门学科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后，其相关的理论、衡量标准、评价方法也应当与时俱进，随着完善和发展。所以，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学科结构不合理
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不系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二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描述不够清晰，容易与计量经济学等其他经济学科的一些方法混淆，体现不出自身特色；三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比较狭窄，局限于农业的直接生产过程，而对农业的产前、产后的供应、加工、贮藏、保鲜、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以及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领域应用较少。四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材虽然版本较多，但多是低水平重复，许多内容在其他教材中重复出现，一些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原理没有讲深、讲透。
3、缺乏自身的特色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扩大，原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特有的一些分析方法被计量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其他学科所替代，农业技术经济学正失去它自身的特色，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自身的特色，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可能会被其他的新兴学科所取代。
4、学科体系建设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并未形成一个从若干基本概念和若干农业技术经济学理论演绎而成的理论框架，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由此及彼，联系紧密，进行推理而演绎形成的理论体系。表现在现有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各个章节相互独立，缺乏有机的联系。
二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建设定位模糊。尽管农业技术经济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技术应用经济效益评价下演化而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经济学究竟怎样发展，学科体系如何建设还在探索。同时，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尽管属于技术经济学科的范畴，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纯粹的技术经济学科，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作为一门应用技术经济学科，农业技术经济学在吸收技术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突出特色，进行创新，在这一点上尚未真正破题。
三是现有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未能吸纳近些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的研究成果，如近年来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技园区与现代农业建设、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等最新的农业科研成果，都未能纳入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体系中去。
四是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无法解释知识经济对现代农业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以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作为理论基础，在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作为生产基本要素的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不仅在使用中会发生递减，相反，在使用中会发生递增。因此，随着知识资本逐步被引入到现代农业中去生产，知识经济对传统农业技术经济学提出新的挑战，严重地冲击传统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二、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并且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生物科学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为人类进行生物遗传改良和育种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天地。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中，除了生物技术之外，对农业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在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化技术，它开创了人类社会的信息化时代，对农业和农业科技以及各个传统产业和学科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可以说，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将会使农业的基本特点发生变化，从而使农业技术经济学科涉及内容发生变化，因此，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将增加农业高新技术经济学的内容，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
总的来说，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将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不断与发达国家的数量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接轨，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不但在课程体系上会有根本性的创新，还要对传统学科的内容进行改造，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国际化与实用化，能够更加符合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二是更加注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分析，注重采用当前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对新技术选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效益进行分析，对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避免技术的盲目引进。
三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将尽可能的融入当前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发展，以及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等内容，使其更能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符合实际需要。
四是重视对综合性、全面性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人才的培养，现代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后期就已经呈现出了综合化的趋势，所以，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范畴将会扩大，一些先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被引进到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中，培养复合型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也成为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重要目标。
三、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
目前，关于《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主线形成了比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是以技术进步为主线，以经济效果、经济增长和诱导性技术进步三大理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这种观点的缺点是把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架划到了狭隘意义上的以“技术”为主线的单线思路，优点是思路明晰，理论基础比较完善成熟，若按这一观点构建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容易与农业推广学产生冲突。第二种观点主张在原有的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吸收技术进步经济评价和宏观技术政策评价等内容来完善和发展农业技术经济学，这实际上又变成了以“经济”为主线、站在另一个角度上的单主线思路，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讲，是没有前途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应当构建新的以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为主线的学科体系，无论从现实意义还是从长远发展来讲，这一思路技术路线明确，吸收了近年来科研和实践中的新内容，强化了理论实践，符合农业技术经济学的长远发展需要。具体来说，按照这一思路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系统和层次。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这一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层次的高度概括，研究系统是研究对象的具体体现。农业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通过研究技术与经济互动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规律，来研究如何解决技术的经济问题。从研究层次来看，农业技术经济学既包括某一特定的农业技术的技术经济问题，也包括企业层面或特定区域的农业技术经济问题，同时还包括诸如科研体制、技术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农业技术经济问题。
二是提升和归纳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长远发展来看，理论体系应当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基本上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应当包括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规律，技术与经济互动内在机理，农业技术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等。如农业技术效率和生产效率监测系统理论、农业生产函数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农业技术创新理论、农业技术扩散与采用理论，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理论和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等。
三是完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当将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扩展。基本原理如农业生产函数的应用、农业技术进步测算原理、农业技术效率测算原理，农业技术经济评价原理，农业技术要素报酬变动原理、农业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原理及指标等都应当涵盖在内。而基本方法除了包括农业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和农业技术经济实证分析方法之外，应当将农业技术经济效益的计量分析方法也纳入到学科的方法体系中。
四是拓展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不在局限于种植业和畜牧业，应该向水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销售业拓宽，不仅仅局限于单项技术应用措施和企业、农户的微观技术经济问题，而应该扩大到各级政府的农业技术政策、农业科研投资、农业技术推广等宏观的技术经济问题。
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如下表所示：
项目
基本理论
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
应用领域
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体系
技术进步理论，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采用理论，科技成果产业化，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
农业生产函数的应用、农业技术进步测算原理、农业技术经济评价原理，农业技术要素报酬变动原理、农业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原理
农业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农业技术经济实证分析方法和农业技术经济效益与计量分析方法
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等
四、推动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建议
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新技术、新问题的出现，不断调整自己的学科定位、内容、框架和体系，具有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树立正确的学科建设指导思想
我国农业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农业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作为农业经济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方向是必须坚持这三个面向。因此，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下指导思想：立足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面向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国际化，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技术经济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内容和体系进行改造和完善，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以服务农业、农村发展和推动农业现代化为基本出发点，以面向社会普及农业技术经济管理知识、培养面向未来的高、中、初级农业管理人才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二）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体系
一是进一步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过去的定位是“研究农业生产中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合理结合的内在运动规律及其应用条件和经济效果”（顾焕章，1992）。建议今后应将研究领域从“农业生产中”扩大到“农业生产与经营中”，包括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领域。
二是在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中，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首先，要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主要的分析方法是什么。在此分析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构建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其次，对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新的农业技术经济研究成果，包括基础理论应用和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如果经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也可以逐步纳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材范围。
三是注重研究方法，农业技术经济学应该在研究方法以及实现手段上不断创新最新成果，如利用网络资源和软件，实现评价分析技术的标准化，同时不断引进探索新的分析与评价方法。
四是更加注重拓宽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的范围，尤其是注重世界农业新的科技革命对农业经济领域带来的变化，如转基因生物技术对农业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影响，以及加入wto后，农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等。
五是建立农业技术经济数据库和编写农业技术经济手册。根据市场经济特点和新技术、新形势的要求，重新编写《农业技术经济手册》，还应探索利用网络优势，实现对农业技术经济数据共享的途径和方式。
（三）对《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开展系统研究
针对当前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组织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力量，对农业技术学科发展方向展开讨论，在《农业技术经济》刊物设置专栏，组织学者们对农业技术经济理论、方法和应用领域开展系统地讨论，逐步在某此方面形成共识；同时，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开展调查，了解全国各个高等农业院校农业技术经济课题开设、教材使用、师资配备及学科发展的一些情况，并对原来的《农业技术经济学》内容进行修改和增补，为今后编写“十一五”全国统编教材打下基础。
（四）编写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教材
学科建设最终也要落实在教材上，教材是学科体系的具体体现，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体，也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要对目前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教材进行修改和增补，删除教材中一些过时的内容，增加一些最新科研成果，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积累起来的大量新方法、农业科技新成果进行提炼与总结，将其中的精髓编入教材；对把过去教材中已经被其他学科普遍吸收的一些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扬弃和简化。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统筹协调，不要搞低水平重复；二是要注意编教材不同于科研，编教材不能强调一家之言，而要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高度，综观全貌，提高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用性。
（五）编写《农业技术经济学》案例
案例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科适用性的具体体现。建议有选择性地吸收一部分现代科技发展和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搜集有代表性的农业各部门、各领域以及农业技术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与范例，编写《农业技术经济学》案例，为农业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实证分析方法论，拓宽学科视野，进一步提升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实用性，拓宽《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和范围。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希刚著，《农业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及应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10月；
2、傅家骥等著，《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
3、许家林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等农经管理系列课程教学内容及体系的改革，《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4期；
4、袁飞主编，《农业技术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10月；
5、孔祥智，21世纪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00年第1期；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8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税收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税收观下对税收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主义市场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9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民族化；当代化；普适化
[中图分类号]F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2012)04-0004-0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意涵可定义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与时代主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通过演化创新发展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自洽性经济理论体系。本文分析指出，“民族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构起点和基础；“当代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建构基础上进行发展演化并不断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普适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演化发展的最终目标。笔者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普适化价值。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经济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实践则必须依赖于其理论原理与具体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的结合，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性与民族化是相互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特定国家的民族背景、民族历史、民族特征以及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根植于民族发展与进步当中；另一方面，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就是虚无缥缈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首先体现为其是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为历史起点，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规律的相关理论，做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确判定。并依据这一判定，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生产力得到充分地发展，从而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集中结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特征的基本体现。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还体现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不断修正自身对基本国情的把握，继续探索和实践着一条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关于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笔者借用在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做出的归纳：“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四，必须保障人民的民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对这四个特点的理解，笔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应该表征为四个“显著”：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显著地反映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科学发展”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显著地反映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发展”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显著地反映为对代际公平的尊重，“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显著地体现为对人的创造性的充分重视，“创新型发展”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四个关键词。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应具有鲜明的当代化。这种当代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苏联、中国、越南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西方经济学界总喜欢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类于“激进的经济学”，而将西方经济学归类于“建设的经济学”。受这样观点的影响，国内许多学者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需要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就足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应该弱化。笔者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理解，片面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创立的，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难免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揭示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说明了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本质规律。其科学性是受到包括西方学界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普遍认可的。正如裴小革(2009)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蕴涵在其内容的丰富性之中。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又具体反映为其“革命性”的逐渐弱化而“建设性”的逐渐强化，而改革开放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地发展成为了“建设的经济学”。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设性”特征得到了全面、集中、系统地体现，其包含的丰富的理论成果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核。以“建设性”为特征的“当代化”可归纳性地表征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首先，科学论断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科学判断当代中国国情，与时俱进地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方略以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解决在新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性质、任务、动力、战略以及前途等一系列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最近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统筹兼顾”等执政理念；做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维护与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等许多重要论断。这些新理念不仅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与外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扩
展，而且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过去狭隘的囿于经济范畴扩展到人本主义、辩证和谐等更为深层次的范畴。这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建构了理论出发点和实践立足点。
其次，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且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对物权的法律保护；完善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等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与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当代化地客观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了适合的制度性和体制性格局。
第三，以“和谐发展”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内核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发展是什么、发展为什么、怎样去发展等重大课题，其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制定了科学的发展范式，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性最为生动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们对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要求和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有了新的一系列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系统性的构建，形成了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协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相协调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关于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形成了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形成了关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形成了坚持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等。
第四，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建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化的生动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对外开放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核心：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全球的维度去优化配置资源、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二是在承认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进程的同时，客观地看到了“大国优势”与“国别效应”，强调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适化与具体体现
如果我们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表述为用马克思基本理论原理去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那么，基于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应存在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即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本民族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所形成的理论与经验总结经过一般化和普适化过程，形成一个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或基本原理。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普适化价值的必然性和存在依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普适化特征的理论发展与演化，既存在其客观必然性，同时也有其存在依据。
1.客观必然性主要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方面，如果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的话，它必须具有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能够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特征的经济理论体系。否则，我们只能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特定民族以及国家条件下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具有普适化价值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真正成为一种“理论”或者“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因为“理论”或者“理论体系”的适用范围不会仅囿于一个特定国家或者一个特定民族，而应该是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特征的原理或者规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在于其沿着“中国化”这条思路继续地去总结与研究，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其沿着“去中国化”这条思路将已经成熟且已经被成功地运用于实践的“理论”一般化和普适化，使其向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演进，使其最终成为能够被广泛运用和广泛接受的经济学理论。
2.存在依据体现为三点。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有普适化价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具有普适化价值特征，其所给出的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例如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等；其所分析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问题、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以及相对人口过剩、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等。尽管目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深刻的民族性，但如果能将其理论从一般化、普适化的角度进行理论创新，其完全能够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济理论或原理。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基础具有普适化价值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现实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因此，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提炼形成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国经济模式”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被世界其他国家所借鉴的具有普适化意义的“一般经济模式”。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存在着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其在很多方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具有相似性。事实上，如越南、朝鲜、古巴和印度等国均或多或少地借鉴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通过本土化的改造加以吸收和利用，并取得了成功。这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适化价值的存在。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将使其普适化价值更为凸显。由于当今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经济大国，作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未来研究的问题必须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其运用的研究方法也将不拘泥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主体，科学合理地吸收其他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其形成的理论成果将不仅适用于破解中国经济问题，也适用于许多国家在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如果上述推断成立，那么，未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然存在普适化特征；未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是一个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融合、相吻合，具有普适化价值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适化价值的具体体现
为了能够进一步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适化价值的存在，笔者提
出几个认为具有普适化价值的理论。鉴于笔者自身的理论水平有限，提出的想法可能未必正确，但希望这样的探究可以引发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中具有普适化价值的理论内涵在于其探寻出一条将政府对国家经济的管控与市场自发性的调节经济有效结合，推动国家经济平稳运行的有效方式。
2.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对一个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快速增长以及经济发展如何保持可持续性的问题给出了丰富而比较全面的答案。其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具有可实践性、可持续性的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之路。
3.经济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理论。如何处理好“经济独立自主”与“经济对外开放”，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既有“依靠性”又有“独立性”，中国基本给出了一个比较成功的答案。而这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无论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寄希望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得并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那些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对外经济依附性过强的小国都具有重要的可借鉴性和指导性。
4.基于公平与效率统一和并重的[下转第10页][上接第6页]收入分配理论。这一理论充分体现了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辩证关系。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体现了公平原则，而按资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其他分配方式的并存则体现了效率原则。正确处理好这两个原则将有助于保持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一思想以及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探索对于许多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5.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理论。不难发现，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由于经济改革的过急或者过缓，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协调，进而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还有一些国家片面追求所谓的民主，忽视了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进而使本国经济由于社会的不稳定而发展停滞甚至出现经济的倒退，而这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互关系，使三者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成功经验值得很多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经济经常出现激烈动荡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借鉴。
[参考文献]
[1]程言君，赵艳.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拓展——“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综述[J].探索，2010，(2)：159-161.
[2]蒋永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特征[J].学术月刊，2008，(3)：68-70.
[3]刘凤仪.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设运用的基本特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9)：37-39.
[4]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3)：6-10.
[5]裴小革.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设性质[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3)：6-10.
[6]卫兴华，张福军.2009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综述[J].教学与研究，2010，(8)：82-83.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篇10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社会责任原则
[Doi]10.13939/ki.zgsc.2016.29.026
经济法这个法律概念首先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包括在以德国、日本为中心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主的法系中对经济法也有详细的阐述。受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法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对经济法一直没有形成权威性的定论。在有关经济法的相关理论的阐述中，就一直把经济法的社会责任当成是一种任务，把保障公众的利益作为一种追求，从本质上说经济法是在重视国民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基础上，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纠纷，从而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虽然有不少的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责任有诸多的研究，有的还借用了其他的表述，如用社会本位原则来阐述社会责任原则，虽然有不妥之处，但是也不否认它与经济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在现有的权威性的学说中，一直没有把社会责任原则当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可以说经济法的社会责任原则在经济法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经济法原则的基本概述
1.1经济法原则的内涵
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解释，将原则理解为是法律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一种构成其他根源总结性的原理或者是规则的基础。由此，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理解可以认为是一种贯穿经济法实践运作过程的始终，对经济法具有指导作用的思想。经济法的发展与经济学和法学二者的发展紧密相联。在社会的发展下，关于经济法的学说也在不断地发展，在传统的理论上认为经济法的原则是贯穿于经济法发展的始终，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在现论上认为经济法的原则，是经济法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守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经济法的精神与价值，是经济法的核心精神所在。
1.2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般来说，人们所说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适当干预原则与合理竞争原则两种。所谓的适当干预原则是针对国家或者是经济自主的组织来说，在尊重经济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适当干预的内涵要求不仅要正当而且要谨慎。由于经济法的本质主要是在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下所产生的关于社会关系的法，可以说，适当干预原则反映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在经济法下合理竞争原则强调了在市场经济下，通过建立合理竞争的原则，实现有序、有效的市场模式，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通常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指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由于我国对经济法的研究比较晚，对经济法理论的探索还处在摸索的阶段，还没有建立较为系统的、全面的经济法理论学说。有些学者坚持“一原则说”，即在他看来经济法只有维护社会的整体效益，兼顾各方的经济利益这个原则；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有计划与反垄断两种基本的原则，有些认为应该是有三个原则：即平衡协调的原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与权、责、利统一的原则；还有些则认为是七原则说，包括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适度干预、社会本位与可持续等在内的七大原则。众说纷纭，不同的研究角度就有不同的看法。
1.3现有经济法原则的不足
经济法与其他学科下的法是不一样的，因此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反映出经济法的价值、内涵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对现有的经济法原则的表述不够完善与科学，不能够全面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下面就以社会本位原则为例，来探讨其中的不足之处。
通常意义上说的社会本位原则，是指在经济法的本位思想中，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其中，国家的宏观调控、个体的行为和市场的运行分配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满足程度是密切相联的。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中本位思想的变动，学者对社会本位原则的探讨越来越多，大体上都是坚持公众利益至上的观点，但是，这些学说大都还是概念性的、描述性的理论方面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地阐述经济法中社会本位原则的内涵与价值，从经济法的实践中来看，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性的作用。而且，在社会本位原则的表述中，过度地强调了国家、社会、个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其发挥的能动性作用。因此，把社会本位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研究还不够全面。
2社会责任本位原则到经济法的社会责任原则
2.1社会责任原则的发展与概念
责任，从法律上的理解来说，就是一项义务。法律中本位思想的变化由早期的义务本位到权力本位，再到现在的社会本位，这种变化的根源来自于经济与政治的不断发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更强调了社会整体利益而不单单只是个人的利益的满足。社会责任包括了法定范围内的责任、道德责任与社会的公益责任。在经济法中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是指经济法是一部维护社会工作利益、并且重视社会责任意识的法律。在经济法中，必须把社会责任当成最高的准则，在对公众负责、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调整各种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