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思考；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2
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既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概念差异
（一）社会管理的概念
什么是社会管理？狭义的概念是指，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
广义的概念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与狭义概念的区别主要在于，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
（二）社会治理的概念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不管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是为了维护和达成社会秩序，对公民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等管理过程，是对政府领域的行政管理和市场领域的管理。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发展，作为一种理念，二者之间在主体、过程、内容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区别。
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创新社会治理，是指依据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经验，顺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科学的社会治理机制，对现有的不合理的治理理念和手段进行改革，形成一套新的相辅相成的高效系统，以促进治理目标的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在于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新常态下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社会治理取得不少可喜成绩，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及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相比，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问题多发突发倒逼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社会问题主要体现在：医疗体制改革失败、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众多、住房问题、国有企业私人化倾向、社会分配不公等等。如：拆迁自焚事件、医患纠纷案例、仇富现象……这些多发问题、突发事件倒逼我们的社会治理必须要进行创新，否则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社会流动性大
在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使得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社会治理本身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观念落后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3、公众参与治理的热情不高。
四、创新社会治理的举措
党的十以来，同志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围绕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新要求。这些新思想，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相适应，是我们党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要求执政党充分意识到：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就要改变原有的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确立多元化治理结构，实现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摒弃政府控制、管理、统治社会的观念，树立政府引导、服务社会、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治理观念。
（二）以人为本，源头治理。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他还指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社会治理的本质要义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着力点。
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必须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当前，必须深入探究新时期新任务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改进群众工作的新方法，把群众工作贯穿于社会治理各方面、各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最根本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要把治理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疏导，建立健全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真正把好源头关。
（三）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同志强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些部署安排和重要论述，反映了党领导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体现了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到位，不能推给市场、社会；该放的权一定要彻底放给市场、社会，不能职能错位、越位、缺位。在社会治理上，既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充分调动政府和社会力量两个积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社会组织存在着功能结构不合理、作用范围有限、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使社会整合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保护与整合变得困难，常此以往，不仅部分社会成员的边缘化趋势会加剧，而且整个社会也可能陷于无序状态。因此，需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保障公民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以促进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治。
社会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强调赋予公民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通过沟通、协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保证民意能够进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四）坚持民主，依法治理。民主和法治既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又是推进社会治理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缺乏民主的法治，容易走向专制，而没有法治的民主，则容易走向混乱。因而，我们只有坚持民主和法治，社会治理改革才会有效地规范社会秩序，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同志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他还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和目标要求，指明了开展社会治理的方向。
当前，我国的制度和法律都比较完善，但是在制度和法律的执行上、领导干部和公民尊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着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推进依法治理，培育法治文化，增强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进一步培育起全社会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坚定信仰，逐渐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因此，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立足实际、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以我国现有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为基础，立足于现有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发展环境。创新社会治理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新形势下我们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工作，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2
了法治化的进程。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公民权利开始愈来愈多的受到关注、执法队伍执法能
力的不断提高等都是法治化建设的成果。但是中国法治化仍然困难重重，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
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遇到的
困难的必要选择。
关键字：法治中国法治化法律制度法律意识
一.对法治的理解
法治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政治学》一书：“法治应包
含两个重要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
的法律。”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而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
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
义则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
态。
为更好的理解法治，有必要明确法治、法制及人治的关系。
1.法制与法治
法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法制与法治同义，指的是法律成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发挥着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而且人们自愿接受法律约束的社会状态。不过，广义的
理解随着法治一词的盛行已很少被使用。人们现在讲法制更主要是狭义层面的理解，即完整的
法律规范体系，健全的法律运作机制以及相关的保障制度。本文中的法制也是狭义的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论述中，就认为法治的前提基础条件是“良法”。因此，完整的法律体
系，规范的法律运作机制是法治的前提保障，能够促进法治的实现。实现法制是法治的前提。
在我国，一直强调中国法治化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
2.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问题，中国儒法两家争论了2000多年，但给人治、法治下定义则是在近代。1907年
，梁启超讲“圣人之治出于己，圣法之治出于理”，于是开始有人把“圣人之治”概括为人治
，把“圣法之治”概括为法治。
人治状态下，治国的主体是个别的人，法律要受最高掌权者的控制。人治的成功是指君明臣贤
民顺的社会治理状态；法治强调治国的主体是法律，任何人都在法律之下，应当遵守法律。
不过，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不可能脱离人。在法治的状态下，也并非排斥人的作用，要充分
尊重人的作用。正义的法律需要人来制定与执行。
综合对法治的认识，我们再来理解“中国法治化”。中国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
实过程，是指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就是指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律至上
、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法治的作用
法治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的一致选择，如今已成为全球的选择。法治能繁荣国家的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法治能创造安宁有序的社会秩序。我国进行法治化进行，是适应世界发展的需要
，也是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1.法治能保证党的领导，促成党领导实施的民主政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苏联走与法治相背的道路，结果发生了苏东巨变。曾经，我们也放弃过民主，践踏过法律，结
果是带来国家十多年的贫穷与落后，几乎党亡国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发挥法律的作用
，确立“依法治国”为治国方略，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政权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巩
固。
2.法治能充分发展人的自由，还能保证社会道德的长存与发展
人权问题是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发展个人自由，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各国建设中的重
要任务。通过法律来认可与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各国公认的有效途径。实现法治还能够
同时利用法律的威严来维护社会道德，阻止和惩罚个人权利侵犯社会道德的现象，防止个人权
利与自由的错误扩展。
3.法治是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内在需要
市场经济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选择，但市场经济的运作自身需要拥有稳定的交易制度及社会秩序
。法治能够创造出保障市场经济运作的社会秩序。另外，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往往
出现物欲横流、挥霍无度的腐化生活现象，发挥法的规范作用能够避免或遏止这些问题的产生
与发展，从而促进富强国家的产生与长存。
三.中国法治化的困难
1.城乡经济差距大，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使得某些群体、地区法治化的进程缓慢，影响了全
国的法治化进程
西部经济的落后，必然决定法治资源不足、法治人才缺乏，从而影响法律作用在该地的发挥。
另外，某些家庭的贫困，使得他们会因无法支付较高的诉讼费用而放弃了法律救助手段的使用
。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小康建设的全面启动，经济问题已大有好转，但仍然在
特定的范围内阻碍着法治的建设。
2.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严重阻碍着法治化的进程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一直被认为是属于从西方引进来的，缺少本土文化资源为基础，甚
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部分相矛盾。也就是说，公民思想一开始就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润泽，且
法治文化的培养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法律意识要求包含的法律权力意识、法律权利与义务意
识在中国公众的思想中无法完整的找到。
这主要表现在：a.在政府内、党内，某些人员人治观念严重，自律意识不够，工作中常视法律
而不顾。腐败、违法现象长期存在；B.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服务意识不足，公正意识不到位，
执法工作中也常忽视法律的效率要求；C.其他社会公众对宪法认识不清，长期缺少主体意识、
平等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
3.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且缺少一整套完备的法律运作机制
a.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整治中，法律空白大量显现，如：对社会游医，国家长期治理却仍长
期并大量存在。究其因就是因为对于该问题，法律法规不够到位；B.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加入wto以后，法律滞后、与时不适也不断体现出来。曾有一段时间成为热点的“海外管家难
当家”问题就是与此有关的一个实例；C.许多法律缺少相应的运行保障。规范是有了，但是执
行问题没有解决，如：我们已经制定《矿山安全法》、《矿山安全实施条例》等消除煤矿安全
隐患的法律法规，但由于法律运转问题的存在，诸如小煤矿爆炸塌陷事故仍常有发生。
4.法治理论研究与实践相隔距离
一些学者在作理论研究的时候，常不从事实际的调研工作，随便搜集一些“小报”信息，就可
作为事实依据来进行理论研究与创作。现如今，许多法治理论中没有对法治行为研究的部分；
一些有可实践性的法治化理论又被仅仅当作红头文件来执行，没有起到实际效果。理论无法真
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致使表面上中国法治化理论超前繁荣，而实践长期难行。
此外，在一些法治理论中甚至拥有错误的思想认识，不但不能够起到推动法治化的作用反而带
来负面影响，阻碍法治化。例如，中国矿业大学法学院张旭科讲的“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
思想的存在”“冷却了公众的法律情感”。妨碍了公众投身于法治建设中的热情的增长。
四.解决中国法治化困难的对策
中国法治化面临的困难很多，非本文上一部分简单的几点可以概括详尽。相对应的是，解决中
国法治化的困难是一项大型工程。需要全社会全方面努力，这里讨论的对策仅是更新、加快中
国法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比较紧迫的几点：
1.加强党和政府自身的建设，改变与法治不适应的领导方式和习惯，创造出适应并能促进法
治化的政治领导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钱弘道研究员认为：“法治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公权力的滥用得不到有效的制约
”。故要想实现法治，首先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国家领导层的法律思想与政治体制中的
法治化问题。党与政府要更新认识，通过自身的建设，主动接受法律的约束，“真正落实依法
行政，减少甚至消灭公权力滥用的现象，并且引导、促动法治建设。”
2.发掘本土法律文化资源，展开法律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
西方国家中，法治得以实现依靠的思想文化根源可简单归结为以“个人”为主体的自由理论，
这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但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以“家”为单位的利益中心理论。
二者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古代中国以“家”为单位，注重“家”的利益，要求充分发挥一个
家的独立而不受干扰的社会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追求自由的思想，因此，在传统儒家思想中
的这种思想可以发展成为建设法治所依靠的文化根源。
在法治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的作用，共同宣传法律至上、人民主权、个
人自由等相关观念。政府还要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实现政府与公众法律
意识的共同提升，最终要实现的是“转变权力至上观念，树立法律权威观念；转变人治观念，
树立法治观念；转变义务本位观念，树立权利义务统一观念；转变厌诉观念，树立依法行事观
念”。
3.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各项法律制度，为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基础
此方面的工作主要是：a.针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的法律空白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以
宪法为根本法，建立起实用性强、理论充足的社会法律体系；B.针对长期以来执法监督机制不
健全问题，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构的监督、群众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促进我国社
会主义法制监督体制的构成与发挥作用；C.要尽快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确保恶法不能够存在
，违宪可诉。
4.法学理论界要把握法治的真谛，积极参与法治建设，在实践中开拓法治化理论的新境界
行政法学家袁曙宏认为“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是法治发展的两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颠簸和
缺失都会导致法治运行的失衡”。法学家的法治理论“不能仅仅是纸上的法治”，法治理论工
作者必须同时“感悟实际运行中的法治”。作为法治理论工作者，参加法治实践主要可以通过
如下几个渠道：a.参与立法。用法治理论原理指导立法，创制符合法治化国家要求的法律规范
；B.进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实证调查、研究，参与法律实务工作中的重大疑难法律问题的
讨论。
5.加快发展法学教育，更新法学教育理念，培养高素质法律理论与实践人才
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认为“目前的法学院校的教育工作仍以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
、抽象讨论为主”。为适应法治化，应当培养法学院系学生学会律师式的思考、培养综合与分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字：法治中国法治化法律制度法律意识
一。对法治的理解
法治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学》一书：“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而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则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为更好的理解法治，有必要明确法治、法制及人治的关系。
1.法制与法治
法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法制与法治同义，指的是法律成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而且人们自愿接受法律约束的社会状态。不过，广义的理解随着法治一词的盛行已很少被使用。人们现在讲法制更主要是狭义层面的理解，即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健全的法律运作机制以及相关的保障制度。本文中的法制也是狭义的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论述中，就认为法治的前提基础条件是“良法”。因此，完整的法律体系，规范的法律运作机制是法治的前提保障，能够促进法治的实现。实现法制是法治的前提。
在我国，一直强调中国法治化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
2.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中国儒法两家争论了2000多年，但给人治、法治下定义则是在近代。1907年，梁启超讲“圣人之治出于己，圣法之治出于理”，于是开始有人把“圣人之治”概括为人治，把“圣法之治”概括为法治。
人治状态下，治国的主体是个别的人，法律要受最高掌权者的控制。人治的成功是指君明臣贤民顺的社会治理状态；法治强调治国的主体是法律，任何人都在法律之下，应当遵守法律。
不过，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不可能脱离人。在法治的状态下，也并非排斥人的作用，要充分尊重人的作用。正义的法律需要人来制定与执行。
综合对法治的认识，我们再来理解“中国法治化”。中国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指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就是指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法治的作用
法治国是近西方国家的一致选择，如今已成为全球的选择。法治能繁荣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法治能创造安宁有序的社会秩序。我国进行法治化进行，是适应世界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1.法治能保证党的领导，促成党领导实施的民主政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苏联走与法治相背的道路，结果发生了苏东巨变。曾经，我们也放弃过民主，践踏过法律，结果是带来国家十多年的贫穷与落后，几乎党亡国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发挥法律的作用，确立“依法治国”为治国方略，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政权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巩固。
2.法治能充分发展人的自由，还能保证社会道德的长存与发展人权问题是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发展个人自由，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各国建设中的重要任务。通过法律来认可与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各国公认的有效途径。实现法治还能够同时利用法律的威严来维护社会道德，阻止和惩罚个人权利侵犯社会道德的现象，防止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错误扩展。
3.法治是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内在需要市场经济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选择，但市场经济的运作自身需要拥有稳定的交易制度及社会秩序。法治能够创造出保障市场经济运作的社会秩序。另外，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出现物欲横流、挥霍无度的腐化生活现象，发挥法的规范作用能够避免或遏止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从而促进富强国家的产生与长存。
三。法治化的困难
1.城乡差距大，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使得某些群体、地区法治化的进程缓慢，了全国的法治化进程
西部经济的落后，必然决定法治资源不足、法治人才缺乏，从而影响作用在该地的发挥。
另外，某些家庭的贫困，使得他们会因无法支付较高的诉讼费用而放弃了法律救助手段的使用。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小康建设的全面启动，经济已大有好转，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围内阻碍着法治的建设。
2.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严重阻碍着法治化的进程
在中国，意义上的法治一直被认为是属于从西方引进来的，缺少本土文化资源为基础，甚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部分相矛盾。也就是说，公民思想一开始就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润泽，且法治文化的培养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法律意识要求包含的法律权力意识、法律权利与义务意识在中国公众的思想中无法完整的找到。
这主要表现在：a.在政府内、党内，某些人员人治观念严重，自律意识不够，工作中常视法律而不顾。腐败、违法现象长期存在；B.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服务意识不足，公正意识不到位，执法工作中也常忽视法律的效率要求；C.其他公众对宪法认识不清，长期缺少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
3.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且缺少一整套完备的法律运作机制
a.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整治中，法律空白大量显现，如：对社会游医，国家长期治理却仍长期并大量存在。究其因就是因为对于该问题，法律法规不够到位；B.随着经济的，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法律滞后、与时不适也不断体现出来。曾有一段时间成为热点的“海外管家难当家”问题就是与此有关的一个实例；C.许多法律缺少相应的运行保障。规范是有了，但是执行问题没有解决，如：我们已经制定《矿山安全法》、《矿山安全实施条例》等消除煤矿安全隐患的法律法规，但由于法律运转问题的存在，诸如小煤矿爆炸塌陷事故仍常有发生。
4.法治与实践相隔距离
一些学者在作理论研究的时候，常不从事实际的调研工作，随便搜集一些“小报”信息，就可作为事实依据来进行理论研究与创作。现如今，许多法治理论中没有对法治行为研究的部分；
一些有可实践性的法治化理论又被仅仅当作红头文件来执行，没有起到实际效果。理论无法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致使表面上中国法治化理论超前繁荣，而实践长期难行。
此外，在一些法治理论中甚至拥有错误的思想认识，不但不能够起到推动法治化的作用反而带来负面影响，阻碍法治化。例如，中国矿业大学法学院张旭科讲的“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公众的法律情感”。妨碍了公众投身于法治建设中的热情的增长。
四。解决中国法治化困难的对策中国法治化面临的困难很多，非本文上一部分简单的几点可以概括详尽。相对应的是，解决中国法治化的困难是一项大型工程。需要全社会全方面努力，这里讨论的对策仅是更新、加快中国法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比较紧迫的几点：
1.加强党和政府自身的建设，改变与法治不适应的领导方式和习惯，创造出适应并能促进法治化的领导层
中国社会院钱弘道研究员认为：“法治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公权力的滥用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故要想实现法治，首先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国家领导层的法律思想与政治体制中的法治化问题。党与政府要更新认识，通过自身的建设，主动接受法律的约束，“真正落实依法行政，减少甚至消灭公权力滥用的现象，并且引导、促动法治建设。”
2.发掘本土法律文化资源，展开法律文化宣传、工作，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
西方国家中，法治得以实现依靠的思想文化根源可简单归结为以“个人”为主体的自由理论，这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但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以“家”为单位的利益中心理论。
二者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古代中国以“家”为单位，注重“家”的利益，要求充分发挥一个家的独立而不受干扰的社会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追求自由的思想，因此，在传统儒家思想中的这种思想可以发展成为建设法治所依靠的文化根源。
在法治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的作用，共同宣传法律至上、人民主权、个人自由等相关观念。政府还要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实现政府与公众法律意识的共同提升，最终要实现的是“转变权力至上观念，树立法律权威观念；转变人治观念，树立法治观念；转变义务本位观念，树立权利义务统一观念；转变厌诉观念，树立依法行事观念”。
3.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各项法律制度，为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基础
此方面的工作主要是：a.针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的法律空白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以宪法为根本法，建立起实用性强、理论充足的社会法律体系；B.针对长期以来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机构的监督、群众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监督体制的构成与发挥作用；C.要尽快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确保恶法不能够存在，违宪可诉。
4.法学理论界要把握法治的真谛，积极参与法治建设，在实践中开拓法治化理论的新境界
行政法学家袁曙宏认为“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是法治发展的两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颠簸和缺失都会导致法治运行的失衡”。法学家的法治理论“不能仅仅是纸上的法治”，法治理论工作者必须同时“感悟实际运行中的法治”。作为法治理论工作者，参加法治实践主要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渠道：a.参与立法。用法治理论原理指导立法，创制符合法治化国家要求的法律规范；B.进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实证调查、研究，参与法律实务工作中的重大疑难法律问题的讨论。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4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适应新时期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是确保政法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客观需要，是解决政法工作现实问题，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的客观需要。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高检院、省院和分院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做出了周密的部署，作为基层检察院要真正落实各级组织部署，搞好教育活动，就必须深刻理解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时代特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必要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以及在开展教育活动中应当重视和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对此，笔者谈三点意见。
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大决策，符合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需求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罗干同志在中政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斯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要适应现阶段形势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执法指导思想，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政法干警头脑。要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确保政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切实提高政法干警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能力。罗干同志的讲话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学习罗干同志讲话，我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不仅是一项重大决策，而且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以下四个方面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一是经济发展，人们追求政治民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存的需求不断发展，从需求食物、居所和安全，到追求政治民主、寻求社会尊重和平等，社会需要执法为民、公平正义这一法治理念。二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体现依法治国，法治理念就必须顺民心、合民意。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需要政法机关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借鉴了世界法治文明的成果。宽严相济，疑罪从无，教育挽救，以及变究问式庭审为控辩式庭审等，都是一些具体体现。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首先必须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增强开展教育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先进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版权所有
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只有全面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内涵。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自觉坚持用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指导检察实践，在结合实际、解决问题、深化改革、推动工作上下功夫，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成效体现在思想有新认识、工作有新举措、队伍有新面貌上来。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增强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坚定改革方向、加强检察队伍建设。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对于检察机关来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是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干警对这项活动必须高度重视，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克服与己无关、思想厌烦、消极应付等不良情绪，主动认真搞好学习培训，在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上下功夫。
要认真搞好学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专题辅导与座谈讨论相结合，以及参加轮训等形式，增强学习培训的效果。全体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参加培训学习，把培训学习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必修课，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在搞好培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讨活动，形成高质量的理论研讨成果，通过理论研讨会和网络等方式交流。
二、现实执法理念存在的问题，反衬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鉴于我国几千年封建法律思想观念的承传和建国后长期"左倾思潮"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社会法治理念中存在许多问题与偏差，制约和阻滞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当前司法机关在执法理念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
即在价值观念上，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功能。政法机关被简单地视为工具，甚至认为打击是第一位的，保护是第二位的。强调保障人权会对犯罪打击不力。在执法中人权意识淡薄，特权思想浓厚，随意抓人、捕人。习惯有罪推定，先入为主，重口供，轻其他证据。重从重从严，忽视按照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从宽从缓处理。
(二)重实体，轻程序
即在执法观念上，程序工具主义、虚无主义还有很深的影响。不少执法人员认为，只要查清实体问题，案件没有搞错，就是依法办案了，程序违法不算违法。有的办案手续不全，文书不规范;有的不能按照法律规定全面把握逮捕条件，以捕代侦；有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重实体，轻程序"是造成司法不公、执法不文明的重要原因。从近年来处理的涉法上访问题看，很多执法过错都是出在程序不完善和不严格遵守程序上。
(三)重办案数量，轻案件质量
即片面追求办案效率的政绩观，忽视了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与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执法理念一脉相承，并受工作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利益驱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片面强调办案数量轻视执法质量，办案下指标，搞攀比，不该立案的立案，立凑数案，有的将经济纠纷当作刑事案件立案。
（四）重配合，轻监督制约
法律规定，办理刑事案件，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在执法办案的实践中，强调配合的多，认为这是关系到与犯罪作斗争的立场、态度问题，强调形成合力，不愿意接受制约监督，认为是找茬子，过不去，有的检察机关不敢监督，怕影响关系，照顾面子，搞迁就，放弃法律赋予的把关、监督、纠错的职责。配合有余，监督不足，有的导致错案的发生。
(五)重就案办案，轻运用司法职能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大局
在执法中，存在单纯的办案思想，就案办案，机械执法，简单地对号入座，不善于运用刑事政策指导办案，围绕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的大局观念比较淡薄。重打击轻教育预防，重判决轻调解，重监管轻教育改造，重法律效果，轻政治社会效果。有的办案中不讲方式方法，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经济发展，有的执法缺乏文明作风和人文关怀精神，导致滋生怨恨情绪，有的案件办结，引发新的矛盾，引起涉法上访。
(六)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
即本位主义的执法观，损害了法制的统一。由于执法机关现行的人、财、物管理体制受制于地方，一些执法机关往往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重，在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案件中争取管辖权，对一些执法难度大、无经济利益的案件又相互推诿，或者为"保护"本地企业及本系统部门不顾司法公正，偏袒一方当事人。
（七）执法作风、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存在问题。
在我们一些检察人员中，无论是执法作风，执法水平，还是办案质量，以及队伍素质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执法观念陈旧，执法思想不端正，执法水平不高，办案质量跑粗，给公正执法和执法为民带来一定影响。
因此，现实执法理念存在的问题，也反衬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要搞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必须认真查摆在思想认识和检察工作中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符合的突出问题，这是教育活动的关键环节。为使教育活动不走过场，全体干警必须在查摆问题上下功夫，认认真真地按上级要求搞好对照检查。
要本着联系实际、边学边改、边整边改、解决问题的原则，进一步解决好在专项整改活动中查摆出的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执法水平不高，办案能力不强，执法观念陈旧，工作作风漂浮等问题。要按照分院“面对奖牌找差距”活动中确定的“四个对照”的要求，进一步查摆和反思单位、部门和个人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荣辱观、队伍素质、案件质量、执法思想、执法作风和“三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自查、互查、上下帮查等形式，找准自身存在的问题，深挖思想根源。要从执法思想、执法观念上找差距，从职业道德、执法作风上找差距，从执法水平、办案质量上找差距，使全体干警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认识上更加深刻，在行动上更加自觉。
查摆的效果怎么样，最终要看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否树立，执法为民的意识是否牢固，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否明确，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是否真正确立，党性意识、党的领导的观念是否坚定。对查摆的问题要人人反思，深刻剖析，深挖根源，找准症结。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促进问题的整改，推进各项检察工作的落实，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维护公平正义。
三、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需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
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目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解决了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符合的思想和工作上的突出问题，这也是衡量这次教版权所有育活动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我们必须扎扎实实抓整改，使干警在端正执法思想、解决突出问题上见成效，并牢固树立“七种意识”，即：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清廉从政的意识，牢固树立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意识，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牢固树执法为民的意识，牢固树立平等保护的意识，牢固树立政法工作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的意识，牢固树立党性意识。要确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取得好效果，特别是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1、明确责任，加强教育活动的领导。这次教育活动，时间长、任务重、要求高、涉及面广，这就需要对教育活动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部门必须切实负责，认真推进，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检察长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各主管副检察长和科长要分工负责，具体指导，检查落实。院班子成员既要做到带头学习，带头查摆，带头整改，又要搞好思想发动，解决干警中存在的厌倦情绪，把干警的思想统一到各级领导机关的部署上来，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中层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一岗双责”，教育、业务两手抓、两不误。
2、统筹兼顾，搞好活动与工作的有机结合。这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我们必须坚持突出四个特点，一是要坚持开拓创新。无论是在教育活动的形式上，还是在教育活动的方式上，以及在教育活动的成果上，都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有所效果。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检察工作实践，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执法为民，廉洁从检。二是要坚持结合实际。一定要承认自身存在的差距，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无论是学习、查摆还是整改，都要结合我们每名领导干部和干警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一定要克服与己无关思想。三是要坚持解决问题。要通过教育活动使每名干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得到改正，执法思想得到端正，执法水平特别是综合素质得到提高，真正解决问题，不走过场。特别是要在抓好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检察队伍素质上下大力气，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四是要坚持统筹兼顾。要打牢思想基础，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以及规范执法行为、深化专项整改等项活动结合起来，与实现省院考核目标和分院全国争先的“六突破”58个项点结合起来，处理好工学矛盾，做到各项活动有效果，检察工作有成绩，争先目标能实现。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5
一、关于死刑存废问题之实质的不同认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论上对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有不同的认识:
1.社会契约说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国家有无权力杀人是社会契约问题。社会契约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认为死刑是必要的。尤其是卢梭认为,人们缔结契约是为了保全所有的缔结者。杀人犯则是社会的公共敌人,人们都同意对杀人犯适用死刑,这是社会契约的内容。但是,同样是社会契约论的信奉者,贝卡利亚则认为,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被迫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但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尽可能少地交出自由,更不可能将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交出。死刑是违背社会契约的,属于权力的滥用[1]。对此,有论者指出,国家既然取得对社会的管理,也就取得了对杀人者惩罚,以及为被害人复仇的权力。将杀人者处死,符合社会契约,否则,社会就会陷于循环杀人的混乱状态[2]。
笔者认为,马克思早就指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杜撰。www.133229.Com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为了生存而逐步形成群体,不太可能有意识地缔结所谓的社会契约,更难说社会契约中是否包括个体对其生命权的让渡。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论证死刑的存废,不符合国家发展与死刑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况,人为地割断了国家、法律演进与死刑的历史联系。但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学说,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对个人权利的张扬,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的意蕴[3]。
2.社会防卫说
刑事实证学派认为,国家有无权力杀人是社会防卫问题。刑事实证学派从犯罪具体原因上来分析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尤其是论证犯罪生物学原因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防卫理论。社会防卫理论的提出者龙勃罗梭认为,死刑是遗憾的必要,对于难以改造、“本性邪恶”的天生犯罪人,如果不断重复其血腥罪行,其他方法难以剥夺其再犯罪能力,就只能处死。加罗法洛提倡个别化的处遇方法,认为对以杀人为乐的凶杀犯就要处以死刑。而菲利则从社会防卫效果出发,认为死刑是无效的,而刑罚的效果也是有效,要考虑刑罚替代措施来矫正罪犯,消除其犯罪性情[1]。对此,有论者指出,刑事实证学派主张找出犯罪原因,对症下药,而非适用死刑[4]。因此,刑事实证学派对死刑的分析,是从死刑是否有效的社会防卫手段入手的,死刑存废也就成了社会防卫问题。但是,对死刑究竟是否属于社会防卫必要手段,刑事实证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从社会防卫看死刑存废问题,死刑存置论认为死刑具有社会防卫的有效性,而死刑废止论则认为死刑不具有社会防卫的有效性。
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不足。其一,上述分析完全站在社会的立场上考虑死刑问题,将犯罪人置于被处置的地位,容易忽略罪犯应有的权利。其二,适用死刑并非完全是基于针对罪犯的个别化处遇,也应当考虑报应与一般预防的意义。其实,死刑权作为刑罚权中的内容,能否防卫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司法是否以及如何适用。社会防卫是国家考虑适用死刑的重要根据,但并非唯一根据。惩罚是死刑适用的基本尺度,死刑的适用也必须罚当其罪。
3.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国家有无权力杀人是阶级斗争问题。国家与法律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并且逐步成为阶级斗争的最佳工具。暴力犯罪与死刑是除了战争之外的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因此,对暴力犯罪适用死刑,虽然表现为刑罚问题,但表明统治阶级针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与控制。在当代社会,死刑的阶级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我国的死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指向严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意志的犯罪行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废除死刑并没有影响资产阶级的残酷刑事镇压,纯粹是掩盖资产阶级刑罚的阶级性与残酷性[5]。所以,死刑的存废是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过,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某个个体,也可能会因为个人原因实施暴力犯罪,对其适用死刑,并不属于阶级斗争问题,而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人民的犯罪是否适用死刑,并非阶级斗争的需要。
二、对死刑存废问题实质的错误认识
1.死刑存废是宗教教义问题
宗教人士多是从宗教教义上来理解死刑的存废问题,最为典型就是基督教的认识。虽然历史上宗教人士利用上帝的名义大肆杀戮,但近代以来基督教对杀婴、堕胎、死刑都报以明显的否定态度,很多宗教人士都认为死刑是违背基督精神的,基督第5戒就是“不要杀人”。不过,很多人也援引基督教的某些言论支持死刑,如《圣经·创世纪》第六章第6条:“嗜他人血者也应被他人嗜血。”
对此,笔者认为,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类文化的演进,对死刑的否定与对人生命的爱护则反映了人类长期历史发展中对自身命运的深刻反省。因此,宗教上对死刑存废的争论也只是人类认识死刑的一种形式,并未揭示死刑存废的真正实质。
2.死刑存废是宪法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应以是否合宪来考虑死刑存废问题。很多国家都从宪法角度作出死刑方面的政策选择。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弗曼诉佐治亚州一案中作出裁决,认为死刑是残忍而且异常的刑罚,是违背联邦宪法的。然而,到1976年,最高法院则又在格雷戈诉佐治亚州等七个案件中,重新作出裁决:死刑并不违反联邦宪法,死刑的适用应该有明确的、控制的标准。个别法官还撰文指出,死刑可以根据宪法合法地适用。但是,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的不少法官转变态度,认为死刑案件让人存在怀疑,对死刑案件不会错判误杀毫无自信。
我们可以看出,从宪法角度谈论死刑的存废,体现出宪法法治的原则。但是,死刑存废并非简单的法律问题。对各种犯罪适用死刑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在根本上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以及人们对暴力犯罪、死刑的态度。从宪法角度看待死刑存废,只是从最高法律的层面上对死刑问题进行分析,并没有反映出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
3.死刑存废是价值比较问题
该种认识表现在死刑废止论与存置论的具体争论中。死刑废止论认为,罪犯的生命也具有至上价值,保存罪犯也能为国家效力,死刑不仅贬低而且剥夺了人的价值;死刑存置论则认为,严重暴力犯罪中罪犯与被害人有着同等的生命价值,双方的生命价值是相等的,死刑确认了这一点[6]。
笔者认为,暴力犯罪确实是对被害人生命价值的贬低与剥夺,但该如何处理罪犯对被害人的生命价值毫无尊重的行为呢?死刑废止论对该问题往往回避。另外,所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犯罪案件,包括故意杀人的犯罪案件,并非都对罪犯处以死刑。有时候,罪犯甚至造成多人死亡或者谋杀多人,处死罪犯似乎仍不能保持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生命的等价。死刑存置论的观点此时难以贯彻到底,而死刑废止论往往避免被害人生命价值该如何看待的问题。因此,死刑存废并非完全是价值的比较问题。
4.死刑存废是政治抉择问题
有论者立足于国外废止死刑的立法实例,结合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在规律,认为死刑的存废“属于政治抉择的刑事政策问题”。如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尽管支持死刑的民意还很强烈,但政治上还是通过立法废止死刑。我国死刑制度的命脉在于政治领袖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责任。死刑的废止在于政治领袖尊重犯罪规律,以政治远见,承担历史责任,正确判断国情,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犯罪问题而最后做出科学的决策[7]。还有论者做出补充,死刑问题根本上涉及到了政治自信,而政治自信来源于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来源于不以杀人进行治理的基本认识[8]。邱兴隆教授在主张“死刑突然死亡”时指出,“给我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我一天之内就能够废止死刑。”[9]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述从死刑的权力根据、政治本质方面来分析死刑存废的关键,指出死刑的废止必然依赖于政治抉择。但是,将死刑存废归结为政治抉择问题,似乎简化了影响死刑存在与适用的复杂因素。
首先,西方国家废止死刑具有相当的思想与文化基础。西方国家大多信奉基督教,很多学者、政治家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出发来肯定人的生命,否定循环不断的血腥复仇,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尊重。另外,文艺复兴之后,弘扬个人价值与尊严的现代法治思想在欧洲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死刑的存废问题实际上关乎人的生命与价值。这种观念不仅促使政治家产生并坚持死刑废止的主张,而且使得民众能够理解死刑废止的意义与价值。很多民众反对废止死刑,但他们完全理解废止死刑的理由和根据,并不否定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他们之所以反对废止死刑,主要是从社会安全方面进行考虑的。因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民众,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前提下,对死刑的错判误杀都无可奈何。对此,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废除死刑。
其次,虽然我国历来主张“刑期无刑”,但从来没有政治领袖提出死刑废止的主张,相反,通过明确的死刑立法,对严重暴力犯罪实施死刑等严厉打击,往往会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民意走向为统治者提供了坚持死刑的根据,转移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潜在矛盾,也不断强化了民众的复仇与对立情绪。而且,民众认为,死刑是对罪犯实施的必要的惩罚,对杀人犯不适用死刑就没有安全可言,而自己不是罪犯,死刑对自己没有什么坏处,反而有利于增添安全感。统治者历来对罪犯施以歧视,从道德上予以彻底否定,民众受此影响,远离犯罪,疏远法律,对罪犯也从道德上贬低,甚至采用“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中国社会文化中还比较缺失对生命的充分尊重,民众对犯罪与死刑也有不关己事的错误认识,这些导致民众对死刑废止的怀疑与否定,个别政治领袖或者精英关于死刑废止的认识也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同。所以,不顾死刑存废的实际因素,单纯从政治层面来关注死刑废止问题,并不能准确反映死刑废止的实质。
三、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所在
(一)不同国家是否保留死刑之现实状况的比较分析
1.废止死刑的西方国家
在西方国家,引导死刑废止的积极因素主要有:
(1)积极的人道与人权观念。在政治上废除死刑时,很多国家就是以死刑有违人道与人权为理由。如西德在其《基本法》第1条规定,人性尊严不可侵犯。接着,在其第16条废除了死刑。大赦国际于1997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称,死刑是根本残忍的、不人道的与有辱人格的刑罚,且侵犯生命权;死刑的适用对于卷入该过程中的所有人都是残酷无情的。欧盟也以人道、人权为主要理由推动废止死刑的立法活动。在他们看来,废除死刑甚至成为区别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保护人权与践踏人权的分野之一。有学者研究指出,西方国家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始终是在坚持人道主义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人道主义是支持废止死刑诸多力量中最软弱、最持久、最重要的一项[10]。
(2)宽容的法律价值观。西方哲学家德里达从哲学上深入分析死刑,出发点是人性与人道,但其切入点主要是宽容。死刑则否定了对罪犯的宽恕,意味着无可补偿或者不可宽恕,不可逆转的不宽恕。“宽恕的可能在于它的不可能,宽恕不可宽恕者才是宽恕存在的前提条件,宽恕的历史没有终结,因为宽恕的可能性正来自于它看似不可能、看似终结之处。”[11]在宽恕的理性光芒之下,对死刑犯不必以消灭其生命作为惩罚。所以,西方国家废止死刑,虽然有些没有百分之百的民意支持,但在社会中实际上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民众理解。另外,在这些国家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安全的保障也为废止死刑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
2.保留死刑国家废止死刑的主要阻碍
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民意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死刑的存废。而且,出现重大、恶劣、极其残忍犯罪时,民众反对死刑废止或者要求死刑恢复执行的要求,往往就变得更为强烈。我国司法机关也常以民意为由来说明其适用死刑的必要性[12]。对死刑的民意基础问题,理论上探讨的比较多。基本的共识是:应该尊重民意,但应对民意予以引导,使得民意逐步认同对死刑的废除[13]。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但补充指出的是,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有关死刑的民意是如何形成的,理解民众反对废止死刑的原因。虽然我国文化传统中“杀人偿命”的复仇观念比较重。但是,对于具体的暴力犯罪,很多时候,犯罪人的真诚道歉、经济上的充分补偿、对罪犯的其他严厉惩罚,也能弥补被害方的精神伤害。实际上,民众担心的是:如果废除了死刑,会不会出现大量的严重暴力犯罪,极大地侵害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安全,即人的暴力本性会否“无法无天”?民众企图借死刑来遏制人的暴力欲望,使其处于可容忍的范围。对暴力犯罪侵害的恐惧与对人身安全保障的期盼迫使人们反对废止死刑。
因此,是否废止死刑,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情况,不仅仅考虑民众反对的呼声,或者废止死刑的国际舆论压力,更多的则要考虑如何保障社会安全、和谐的秩序。对我国的死刑,理论上也表现出了冷静、现实的态度,即现实情况下不能绝然废止死刑,但是,应该立足于减少死刑的立场,立法上削减死刑的罪名,对非暴力犯罪尽可能不适用死刑,司法上也要限制死刑的适用,尽可能多地适用死缓。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来自于废止死刑、尊重生命的价值认识,又来自于社会安定、和谐与秩序的实际考虑。在否定死刑废止的问题上,后者显然起着决定作用。
(二)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及相关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废止死刑与具体国家的实际国情有很大的关系。对我国而言,目前难以或者说不可能全面废止死刑,除了我国民众一贯抱有较强的因果报应观念之外,主要还受制于目前的政治与经济现实情况。这些具体现实情况主要有:各种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各项法律制度与保障措施还有待于完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地区发展状况不平衡,我国还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国民福利制度还很落后。调查也表明,失业、教育、房价、农民工工资、房屋拆迁、医疗等是普通国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失业、贫富差距过大、贪污腐败、社会治安差、大学生就业难是严重突出的社会问题[14]。在这样情况下,民众容易忽视手段与方式的妥当性,趋向结果的公正。这必然导致社会问题众多且比较复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近年媒体上屡屡提到的“仇富心理”;另外,个性解放的现代意识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世俗化”就会出现“阴暗面相”[15]。在这样下,提出死刑废止的话题就引起民众的不解与情绪化反对,更何况将死刑废止列为政治命题。
既然民众支持以死刑报应与预防犯罪,而民众的这种观念形成社会中刑事司法活动的观念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说,某个国家可否废止死刑,基本上取决于社会的实际状况,要看民众能否理解,社会经济文化等能否适应。因此,应否全面废止死刑,属于社会是否适应问题。具体而言,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1.民众心理的适应。有论者认为,对死刑存废的认识,属于社会心理的一部分,与个体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16]。在废止死刑的情况下用自由刑能否满足意欲消灭罪犯生命的被害人复仇、安全心理需要?这是普通民众对废止死刑的首先诘问。尤其对我国而言,民众强烈的报应心理就为死刑的废止设置了维持报应难题。这不是死刑废止论通过理性的思辨与论证能够回答的,而是要依赖于社会文化的疏导、人际关系的改良。
2.社会安全机制的适应。民众希望有生命安全、安定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不希望任何犯罪出现。人们难免依赖死刑来打击暴力犯罪,维护良好治安。这就为废止死刑带来社会治安难题。因此,在死刑废止后,社会用什么有效地保持对暴力犯罪的威慑?这是普通民众对废止死刑的第二个诘问,也反映出社会为保全自己应采用何种手段才是有效、必要的问题。这要依赖于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不断探索社会安全机制的完善与健全。
3.社会管理手段的适应。客观而言,对罪犯的改造是个复杂的社会工程,犯罪人的完全改善有一定的难度。这就为废止死刑带来罪犯矫正的难题。而且,对于统治者而言,如果废除了死刑,用什么来有效地维持对社会的统治?尽管这不是民众所关心的,但却是统治者必然面对与必须处理的问题。单就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来说,只要有统治,就有对统治的不服从。在政治上,公民的不服从具有道德基础、法律精神与宪法的依据[17]。这就形成统治与反抗之间的矛盾,可能表现为暴力的冲突,双方能否避开杀人的手段而不用?所以,虽然犯罪不可避免,虽然对统治总有一定的反抗,但是,对民众而言,总是不希望有任何犯罪发生来威胁或者侵犯自身的安全;对于统治者而言,则总是担心有任何反抗来威胁其统治的秩序。当社会群体能够产生、完善其安全机制,将犯罪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不至于打破民众内心的安全平衡与统治者的自我克制,社会就会对死刑废止逐步适应。
注释:
[1]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52-53,178-179.
[2]侯国云.死刑存废的理论根据及其评价[a].陈兴良,胡云腾.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4年度)·第1卷·死刑问题研究·上册[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74.
[3]朱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6,(4).
[4]刘艳红,张洪成.死刑学派之发展与死刑之存废[a].陈兴良,胡云腾.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4年度)·第1卷·死刑问题研究·上册[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17.
[5]成光海.论我国刑法中的死刑[a].赵秉志,等.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445.
[6]钊作俊.死刑限制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7.
[7]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j].法学研究,2004,(4).
[8]陈兴良.中国死刑的当代命运[j].中外法学,2005,(5).
[9]陈兴良.法治的使命[m].法律出版社,2003.231.
[10]马家福.外国死刑存废之争与人道主义关系考察[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6).
[11]潘军.死刑报告[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74.
[12]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j].法学,2005,(1).
[13]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之建言[a].赵秉志.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4年卷)[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20.
[14]陈友华.百姓眼中的社会与发展[eb/ol].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7月号.
[15]沈杰.当代八大社会心理解析[n].北京日报,2005208202.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6
一、关于死刑存废问题之实质的不同认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论上对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有不同的认识:
1.社会契约说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国家有无权力杀人是社会契约问题。社会契约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认为死刑是必要的。尤其是卢梭认为,人们缔结契约是为了保全所有的缔结者。杀人犯则是社会的公共敌人,人们都同意对杀人犯适用死刑,这是社会契约的内容。但是,同样是社会契约论的信奉者,贝卡利亚则认为,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被迫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但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尽可能少地交出自由,更不可能将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交出。死刑是违背社会契约的,属于权力的滥用[1]。对此,有论者指出,国家既然取得对社会的管理,也就取得了对杀人者惩罚,以及为被害人复仇的权力。将杀人者处死,符合社会契约,否则,社会就会陷于循环杀人的混乱状态[2]。
笔者认为,马克思早就指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杜撰。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为了生存而逐步形成群体,不太可能有意识地缔结所谓的社会契约,更难说社会契约中是否包括个体对其生命权的让渡。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论证死刑的存废,不符合国家发展与死刑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况,人为地割断了国家、法律演进与死刑的历史联系。但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学说,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对个人权利的张扬,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的意蕴[3]。
2.社会防卫说
刑事实证学派认为,国家有无权力杀人是社会防卫问题。刑事实证学派从犯罪具体原因上来分析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尤其是论证犯罪生物学原因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防卫理论。社会防卫理论的提出者龙勃罗梭认为,死刑是遗憾的必要,对于难以改造、“本性邪恶”的天生犯罪人,如果不断重复其血腥罪行,其他方法难以剥夺其再犯罪能力,就只能处死。加罗法洛提倡个别化的处遇方法,认为对以杀人为乐的凶杀犯就要处以死刑。而菲利则从社会防卫效果出发,认为死刑是无效的,而刑罚的效果也是有效,要考虑刑罚替代措施来矫正罪犯,消除其犯罪性情[1]。对此,有论者指出,刑事实证学派主张找出犯罪原因,对症下药,而非适用死刑[4]。因此,刑事实证学派对死刑的分析,是从死刑是否有效的社会防卫手段入手的,死刑存废也就成了社会防卫问题。但是,对死刑究竟是否属于社会防卫必要手段,刑事实证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从社会防卫看死刑存废问题,死刑存置论认为死刑具有社会防卫的有效性,而死刑废止论则认为死刑不具有社会防卫的有效性。
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不足。其一,上述分析完全站在社会的立场上考虑死刑问题,将犯罪人置于被处置的地位,容易忽略罪犯应有的权利。其二,适用死刑并非完全是基于针对罪犯的个别化处遇,也应当考虑报应与一般预防的意义。其实,死刑权作为刑罚权中的内容,能否防卫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司法是否以及如何适用。社会防卫是国家考虑适用死刑的重要根据,但并非唯一根据。惩罚是死刑适用的基本尺度,死刑的适用也必须罚当其罪。
3.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国家有无权力杀人是阶级斗争问题。国家与法律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并且逐步成为阶级斗争的最佳工具。暴力犯罪与死刑是除了战争之外的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因此,对暴力犯罪适用死刑,虽然表现为刑罚问题,但表明统治阶级针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与控制。在当代社会,死刑的阶级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我国的死刑,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工具,指向严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意志的犯罪行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废除死刑并没有影响资产阶级的残酷刑事镇压,纯粹是掩盖资产阶级刑罚的阶级性与残酷性[5]。所以,死刑的存废是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过,在坚持无产阶级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某个个体,也可能会因为个人原因实施暴力犯罪,对其适用死刑,并不属于阶级斗争问题,而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国家,对人民的犯罪是否适用死刑,并非阶级斗争的需要。
二、对死刑存废问题实质的错误认识
1.死刑存废是宗教教义问题
宗教人士多是从宗教教义上来理解死刑的存废问题,最为典型就是基督教的认识。虽然历史上宗教人士利用上帝的名义大肆杀戮,但近代以来基督教对杀婴、堕胎、死刑都报以明显的否定态度,很多宗教人士都认为死刑是违背基督精神的,基督第5戒就是“不要杀人”。不过,很多人也援引基督教的某些言论支持死刑,如《圣经·创世纪》第六章第6条:“嗜他人血者也应被他人嗜血。”
对此,笔者认为,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类文化的演进,对死刑的否定与对人生命的爱护则反映了人类长期历史发展中对自身命运的深刻反省。因此,宗教上对死刑存废的争论也只是人类认识死刑的一种形式,并未揭示死刑存废的真正实质。
2.死刑存废是宪法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应以是否合宪来考虑死刑存废问题。很多国家都从宪法角度作出死刑方面的政策选择。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弗曼诉佐治亚州一案中作出裁决,认为死刑是残忍而且异常的刑罚,是违背联邦宪法的。然而,到1976年,最高法院则又在格雷戈诉佐治亚州等七个案件中,重新作出裁决:死刑并不违反联邦宪法,死刑的适用应该有明确的、控制的标准。个别法官还撰文指出,死刑可以根据宪法合法地适用。但是,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的不少法官转变态度,认为死刑案件让人存在怀疑,对死刑案件不会错判误杀毫无自信。
我们可以看出,从宪法角度谈论死刑的存废,体现出宪法法治的原则。但是,死刑存废并非简单的法律问题。对各种犯罪适用死刑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在根本上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以及人们对暴力犯罪、死刑的态度。从宪法角度看待死刑存废,只是从最高法律的层面上对死刑问题进行分析,并没有反映出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
3.死刑存废是价值比较问题
该种认识表现在死刑废止论与存置论的具体争论中。死刑废止论认为,罪犯的生命也具有至上价值,保存罪犯也能为国家效力,死刑不仅贬低而且剥夺了人的价值;死刑存置论则认为,严重暴力犯罪中罪犯与被害人有着同等的生命价值,双方的生命价值是相等的,死刑确认了这一点[6]。
笔者认为,暴力犯罪确实是对被害人生命价值的贬低与剥夺,但该如何处理罪犯对被害人的生命价值毫无尊重的行为呢?死刑废止论对该问题往往回避。另外,所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犯罪案件,包括故意杀人的犯罪案件,并非都对罪犯处以死刑。有时候,罪犯甚至造成多人死亡或者谋杀多人,处死罪犯似乎仍不能保持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生命的等价。死刑存置论的观点此时难以贯彻到底,而死刑废止论往往避免被害人生命价值该如何看待的问题。因此,死刑存废并非完全是价值的比较问题。
4.死刑存废是政治抉择问题
有论者立足于国外废止死刑的立法实例,结合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在规律,认为死刑的存废“属于政治抉择的刑事政策问题”。如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尽管支持死刑的民意还很强烈,但政治上还是通过立法废止死刑。我国死刑制度的命脉在于政治领袖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责任。死刑的废止在于政治领袖尊重犯罪规律,以政治远见,承担历史责任,正确判断国情,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犯罪问题而最后做出科学的决策[7]。还有论者做出补充,死刑问题根本上涉及到了政治自信,而政治自信来源于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来源于不以杀人进行治理的基本认识[8]。邱兴隆教授在主张“死刑突然死亡”时指出,“给我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我一天之内就能够废止死刑。”[9]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述从死刑的权力根据、政治本质方面来分析死刑存废的关键,指出死刑的废止必然依赖于政治抉择。但是,将死刑存废归结为政治抉择问题,似乎简化了影响死刑存在与适用的复杂因素。
首先,西方国家废止死刑具有相当的思想与文化基础。西方国家大多信奉基督教,很多学者、政治家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出发来肯定人的生命,否定循环不断的血腥复仇,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与尊重。另外,文艺复兴之后,弘扬个人价值与尊严的现代法治思想在欧洲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死刑的存废问题实际上关乎人的生命与价值。这种观念不仅促使政治家产生并坚持死刑废止的主张,而且使得民众能够理解死刑废止的意义与价值。很多民众反对废止死刑,但他们完全理解废止死刑的理由和根据,并不否定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他们之所以反对废止死刑,主要是从社会安全方面进行考虑的。因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民众,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前提下,对死刑的错判误杀都无可奈何。对此,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废除死刑。
其次,虽然我国历来主张“刑期无刑”,但从来没有政治领袖提出死刑废止的主张,相反,通过明确的死刑立法,对严重暴力犯罪实施死刑等严厉打击,往往会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民意走向为统治者提供了坚持死刑的根据,转移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潜在矛盾,也不断强化了民众的复仇与对立情绪。而且,民众认为,死刑是对罪犯实施的必要的惩罚,对杀人犯不适用死刑就没有安全可言,而自己不是罪犯,死刑对自己没有什么坏处,反而有利于增添安全感。统治者历来对罪犯施以歧视,从道德上予以彻底否定,民众受此影响,远离犯罪,疏远法律,对罪犯也从道德上贬低,甚至采用“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中国社会文化中还比较缺失对生命的充分尊重,民众对犯罪与死刑也有不关己事的错误认识,这些导致民众对死刑废止的怀疑与否定,个别政治领袖或者精英关于死刑废止的认识也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同。所以,不顾死刑存废的实际因素,单纯从政治层面来关注死刑废止问题,并不能准确反映死刑废止的实质。
三、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所在
(一)不同国家是否保留死刑之现实状况的比较分析
1.废止死刑的西方国家
在西方国家,引导死刑废止的积极因素主要有:
(1)积极的人道与人权观念。在政治上废除死刑时,很多国家就是以死刑有违人道与人权为理由。如西德在其《基本法》第1条规定,人性尊严不可侵犯。接着,在其第16条废除了死刑。于1997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称,死刑是根本残忍的、不人道的与有辱人格的刑罚,且侵犯生命权;死刑的适用对于卷入该过程中的所有人都是残酷无情的。欧盟也以人道、人权为主要理由推动废止死刑的立法活动。在他们看来,废除死刑甚至成为区别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保护人权与践踏人权的分野之一。有学者研究指出,西方国家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始终是在坚持人道主义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人道主义是支持废止死刑诸多力量中最软弱、最持久、最重要的一项[10]。
(2)宽容的法律价值观。西方哲学家德里达从哲学上深入分析死刑,出发点是人性与人道,但其切入点主要是宽容。死刑则否定了对罪犯的宽恕,意味着无可补偿或者不可宽恕,不可逆转的不宽恕。“宽恕的可能在于它的不可能,宽恕不可宽恕者才是宽恕存在的前提条件,宽恕的历史没有终结,因为宽恕的可能性正来自于它看似不可能、看似终结之处。”[11]在宽恕的理性光芒之下,对死刑犯不必以消灭其生命作为惩罚。所以,西方国家废止死刑,虽然有些没有百分之百的民意支持,但在社会中实际上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民众理解。另外,在这些国家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安全的保障也为废止死刑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
2.保留死刑国家废止死刑的主要阻碍
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民意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死刑的存废。而且,出现重大、恶劣、极其残忍犯罪时,民众反对死刑废止或者要求死刑恢复执行的要求,往往就变得更为强烈。我国司法机关也常以民意为由来说明其适用死刑的必要性[12]。对死刑的民意基础问题,理论上探讨的比较多。基本的共识是:应该尊重民意,但应对民意予以引导,使得民意逐步认同对死刑的废除[13]。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但补充指出的是,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有关死刑的民意是如何形成的,理解民众反对废止死刑的原因。虽然我国文化传统中“杀人偿命”的复仇观念比较重。但是,对于具体的暴力犯罪,很多时候,犯罪人的真诚道歉、经济上的充分补偿、对罪犯的其他严厉惩罚,也能弥补被害方的精神伤害。实际上,民众担心的是:如果废除了死刑,会不会出现大量的严重暴力犯罪,极大地侵害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安全,即人的暴力本性会否“无法无天”?民众企图借死刑来遏制人的暴力欲望,使其处于可容忍的范围。对暴力犯罪侵害的恐惧与对人身安全保障的期盼迫使人们反对废止死刑。
因此,是否废止死刑,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情况,不仅仅考虑民众反对的呼声,或者废止死刑的国际舆论压力,更多的则要考虑如何保障社会安全、和谐的秩序。对我国的死刑,理论上也表现出了冷静、现实的态度,即现实情况下不能绝然废止死刑,但是,应该立足于减少死刑的立场,立法上削减死刑的罪名,对非暴力犯罪尽可能不适用死刑,司法上也要限制死刑的适用,尽可能多地适用死缓。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来自于废止死刑、尊重生命的价值认识,又来自于社会安定、和谐与秩序的实际考虑。在否定死刑废止的问题上,后者显然起着决定作用。
(二)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及相关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废止死刑与具体国家的实际国情有很大的关系。对我国而言,目前难以或者说不可能全面废止死刑,除了我国民众一贯抱有较强的因果报应观念之外,主要还受制于目前的政治与经济现实情况。这些具体现实情况主要有:各种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各项法律制度与保障措施还有待于完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地区发展状况不平衡,我国还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国民福利制度还很落后。调查也表明,失业、教育、房价、农民工工资、房屋拆迁、医疗等是普通国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失业、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治安差、大学生就业难是严重突出的社会问题[14]。在这样情况下,民众容易忽视手段与方式的妥当性,趋向结果的公正。这必然导致社会问题众多且比较复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近年媒体上屡屡提到的“仇富心理”;另外,个性解放的现代意识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世俗化”就会出现“阴暗面相”[15]。在这样下,提出死刑废止的话题就引起民众的不解与情绪化反对,更何况将死刑废止列为政治命题。
既然民众支持以死刑报应与预防犯罪,而民众的这种观念形成社会中刑事司法活动的观念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说,某个国家可否废止死刑,基本上取决于社会的实际状况,要看民众能否理解,社会经济文化等能否适应。因此,应否全面废止死刑,属于社会是否适应问题。具体而言,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1.民众心理的适应。有论者认为,对死刑存废的认识,属于社会心理的一部分,与个体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16]。在废止死刑的情况下用自由刑能否满足意欲消灭罪犯生命的被害人复仇、安全心理需要?这是普通民众对废止死刑的首先诘问。尤其对我国而言,民众强烈的报应心理就为死刑的废止设置了维持报应难题。这不是死刑废止论通过理性的思辨与论证能够回答的,而是要依赖于社会文化的疏导、人际关系的改良。
2.社会安全机制的适应。民众希望有生命安全、安定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不希望任何犯罪出现。人们难免依赖死刑来打击暴力犯罪,维护良好治安。这就为废止死刑带来社会治安难题。因此,在死刑废止后,社会用什么有效地保持对暴力犯罪的威慑?这是普通民众对废止死刑的第二个诘问,也反映出社会为保全自己应采用何种手段才是有效、必要的问题。这要依赖于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不断探索社会安全机制的完善与健全。
3.社会管理手段的适应。客观而言,对罪犯的改造是个复杂的社会工程,犯罪人的完全改善有一定的难度。这就为废止死刑带来罪犯矫正的难题。而且,对于统治者而言,如果废除了死刑,用什么来有效地维持对社会的统治?尽管这不是民众所关心的,但却是统治者必然面对与必须处理的问题。单就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来说,只要有统治,就有对统治的不服从。在政治上,公民的不服从具有道德基础、法律精神与宪法的依据[17]。这就形成统治与反抗之间的矛盾,可能表现为暴力的冲突,双方能否避开杀人的手段而不用?所以,虽然犯罪不可避免,虽然对统治总有一定的反抗,但是,对民众而言,总是不希望有任何犯罪发生来威胁或者侵犯自身的安全;对于统治者而言,则总是担心有任何反抗来威胁其统治的秩序。当社会群体能够产生、完善其安全机制,将犯罪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不至于打破民众内心的安全平衡与统治者的自我克制,社会就会对死刑废止逐步适应。
注释:
[1]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52-53,178-179.
[2]侯国云.死刑存废的理论根据及其评价[a].陈兴良,胡云腾.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4年度)·第1卷·死刑问题研究·上册[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74.
[3]朱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6,(4).
[4]刘艳红,张洪成.死刑学派之发展与死刑之存废[a].陈兴良,胡云腾.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4年度)·第1卷·死刑问题研究·上册[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17.
[5]成光海.论我国刑法中的死刑[a].赵秉志,等.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445.
[6]钊作俊.死刑限制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7.
[7]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j].法学研究,2004,(4).
[8]陈兴良.中国死刑的当代命运[j].中外法学,2005,(5).
[9]陈兴良.法治的使命[m].法律出版社,2003.231.
[10]马家福.外国死刑存废之争与人道主义关系考察[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6).
[11]潘军.死刑报告[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74.
[12]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j].法学,2005,(1).
[13]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之建言[a].赵秉志.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4年卷)[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20.
[14]陈友华.百姓眼中的社会与发展[eb/ol].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7月号.
[15]沈杰.当代社会心理解析[n].北京日报,2005208202.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7
关键词：中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与对策
政治社会化相对于中学生而言，就是让他们通过政治角色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不断适应社会的政治规范，让自己最后成为合格的公民，从而完成政治化过程的转化。
1.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接受教育的所有阶段，中学时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启蒙阶段，这一阶段也非常重要，关系着青少年以后能够持久稳固的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当前，尽管我国的中学生政治社会化整体上是在健康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外界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中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偏差，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首先，在认知层面上，中学生的政治认知正处于零阶段，他们对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都会相应的出现逆反心理，有些中学生对学校里组织的一些有关政治方面的学习活动还会产生抵触厌倦的情绪，所谓的政治理论课程学习也只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应付学校而考试。
其次，在心理层面上，中学生的政治情感不稳定，往往会出现政治思想动摇的情况。另外一些现实的因素和矛盾也会影响着中学生的政治信念，使他们的政治信念不会持久稳定。
最后，在政治参与层面上，有些中学生在政治方面的兴趣不高，鉴别能力不强，方向也很盲目。经研究表明很多的中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中并不关心政治问题，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政治概念，好像和他们一定关系也没有。另外外界环境的一些不良因素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情感，让他们对政治方面的内容产生冷淡的态度，根本不会积极的参与其中。
2.影响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因素
2.1中学生自身方面的因素
在中国长期的应试教育中，使得中学生们的德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他们严重缺乏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的锻炼，这就造成了中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基础相当脆弱，在政治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中学生的超前思维。中学生经常是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而这些幻想也被他们当成了成为现实的可能，极大的陷入了想当然的境地；
其次，中学生的理想化思维。中学生常常把社会政治问题开得过于理想化和完美化，使得他们与社会的距离感很低，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承受力也很低；
最后，中学生的两极性思维。他们在看待问题时常常是非此即彼，缺乏一定的辩证观点，总是陷入极端的思考当中。
2.2家庭的因素
家庭对中学生个人性格影响最深刻的因素。目前，我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被家庭因素影响存在的问题有：家庭的观念老旧和传统，家长们对待孩子的教育过分依赖于经济和物质两个方面，在精神上的教育相对缺乏或者严重不足；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妥，有时候家长对孩子在事情上的引导和鼓励相对不当，而只是一味的溺爱和训斥孩子，这两种方法都是极其极端的教育方式；教育目的相对错位，家长过分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从而忽视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培养。
2.3学校的教育因素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上，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重视智育而忽视了德育，对思想政治教育额重视程度相当不足；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相对滞后，严重的与现实脱节，这样就抑制了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不能真正的对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起到促进的作用；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相对落后，教育形式很呆板，教师一味的以我讲你听的灌输方式进行教育，这样很难让中学生真正的形成思想政治理念，形成鉴定的信念和精神支柱。
2.4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换将的影响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消极甚至腐朽的思想思潮却在不断的影响和侵蚀中学生的思想。主要表现：一是新兴传媒对中学生感官的强烈刺激严重妨碍了中学生的思考能力的发展，感性、刺激、游戏和放纵的空间取代了中学生理性、逻辑、反省和记忆的时间；二是网络时代传播管理制度的缺位和管理手段的相对落后，使一些不良黄色文化和灰色文化滋生泛滥，这就造成了中学生的政治认同上有一定的危机。
3.促进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良性发展的对策
3.1提高对加强中学生政治社会意义的认识。政治社会化在我国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政治生活和历史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2帮助中学生明确其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和内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结合社会政治实际，根据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实基础，帮助中学生选择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明确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内容，以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落实到实处，有得放失。
3.3加强对中学生的宪法教育。无论是培养中学生优良的政治人格还是培养中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都是离不开宪法的教育。
3.4突出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点。当前，中学生中存在着许多诸如学习松散、集体观念不强和缺乏奉献精神等问题，这些都是社会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3.5提升家庭政治教育的质量。中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绝大多数都是在非正规的形式中进行的。家庭教育的质量好坏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政治教育意识。中国式的传统家庭教育就是让孩子离不开父母的呵护，这样就影响了孩子树立积极的政治观和政治倾向。
4.总结
综上所述：孩子是未来祖国发展的希望，良好的政治社会化教育会为他们营造一个正确的政治观和政治倾向，培养他们以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8
【关键词】居民自治；存在问题；完善策略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我国城市居民通过实现依法管理社会基层公共事务，办理自己的事物等形式实现民主自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促进城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由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理想，处于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滞后状态，因此完善一套实用且有利于社会化管理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十分重要。
二、研究现状
（一）我国居民自治的含义与发展。
1.居民自治的含义。谢立中在《城市居民自治：实际涵义、分析模式与历史轨迹》一文中写道：“一部新中国城市居民自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称《居组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干部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居民会议由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
徐勇教授在《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在改革后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在全能型政府‘失效’和‘单位制’解体基础上发生的”，这些作用主要表现为：培育社区、强化社区服务、鼓励社区参与、重视社区组织、加强社区规划等。”
邓泉国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国家民主与基层民主、农村基层民主与城市基层民主、实体民主与技术民主的四对互动关系中，分析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实践中的民主及制度方面的对社区居民自治的保障。
2.居民自治的发展。我国社区自治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这个时期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国家已经无力再通过传统的单位体制解决单位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现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各种问题和矛盾激增，但解决问题方式繁琐、渠道不畅、方法单一。
为此先关学者设想提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通过艰苦卓绝的研讨和实证，社区自治制度逐步成型，其着力解决的问题有：（1）为政府管理节约成本。社区居民自治是一种管理体制创新，它在体现社区居民需求的同时为政府管理节省大量成本，满足政府的科层机制和市场的利益导向机制。（2）建立互动社区治理模式。社区自治在于明确社区居委会的自治组织属性，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3）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未来走向，它将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自治基础上重新塑造政府，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二）城市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苗华在《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理论思考》一文中归纳了城市居民自治存在的几个问题：（1）社区居民自治立法的级太低，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居民在自治管理缺乏保障；（2）群众参与度不足；（3）居民委员会与政府的之间的权责不明；（4）政府职能不明确；（5）社区的党员队伍素质低不利于发挥领导核心作用；（6）社区组织内部关系复杂。
陈敏在《实现我国城市居民自治的有效路径探索》中指出问题有：（1）社区建设的行政化表现。（2）社区自治权力缺失，功能不健全。
三、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根据上述问题，不难看出完善城市居民自治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加快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立法，完善配套法规，规章。只有在统一的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才能保证社区自治在正常机制下运转，保证所有社区得到公平，公正的权益，大家需要自觉遵守相关制度。其次，促进政府职能和行政执法意识转变。行政职能的转变需要弱化社区行政功能，强化服务功能、合理调配自治机构人事、合理组织经费、科学决策等方面；同时，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区的关系，规范社区内部工作机制，配合政府行政工作，提高社区自治功能。第三，建立新型社区自治行为模式。我国原有的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模式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不利于加快城市社区建设和提高社区居民自治的参与度。所以目前许多学者都在努力地探索一条社区管理和自治行为模式的新路径，主要有“分层参与”和“选择性”两个激励机制形式。第四，着重提高居民参与意识。新的居民自治制度着重提倡自愿精神，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工作中来，只有每位居民都能积极参与到居民自治的制度中来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动才能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所以，重中之重是推进社区民主建设，鼓励居民的参与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建设。第五，注重发挥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功能，提高居民自治水平。如今社区建设往往以小区的形式出现，社区居民之间并不相互了解，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要提高居民的自治组织能力，从根本上带领并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组织，加强居民之间的联系，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第六，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目前，我国居民社区基本上配备每社区每个党支部的管理形式，每个党支部在社区管理工作中都具有核心领导的作用，不仅要体现党员深入群众，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决心，更要明确责任，合理使用权力，在尊重居民自治的框架内工作，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而且要对社区党员定期教育，提高其综合素食，在社区居民自治的工作中起到表率的作用。
建立和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发现的问题，切实为社区居民创建一个良好的自治环境而努力，对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社区工作人员针对相关问题一一进行解决。要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带头模范作用，在社区居民自治建立的过程保证居民政治权利的使用和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
参考文献
[1]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胡宗山.全国社区建设模式评析[m].中国民政，2001（06）.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9
关键词：妇女思想教育；政治工作；有效途径；方法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的观念开始在整个世界流行。我国的妇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做好妇女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指的是，在国家发展、时代需要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规划的对大众采取政治、思想、心理和品德的教育，以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思想觉悟与政治法律观念。我国的一般制造业，虽然在广义上吸收了妇女群体的过剩劳动力，带动了就业。但在妇女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提升其政治诉求、加强人文关怀至关重要。
二、我公司妇女思想政治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压力大，形成义利观。我公司是大型现代化农业企业，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都是农村和贫困地区家庭，工会在开展妇女思想政治工作时，由于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现其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据我公司女工的思想状况而言，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上，她们一般将自我隐藏在盲目的奉献之后，自我意识较为薄弱。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广义上容纳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耕思想在商品经济的重创下举步维艰，而在传统农耕思想衍生下的小农经济也成了强弩之末。因此，公司中有些妇女在应对这一转型时，只能盲目要求经济量的增加，而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生活的向往，形成了自私、自利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我公司在从事生产生活中，由于生产的性质需要，这些女工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承受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思想上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2）社会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淡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公司中妇女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涌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首先，社会中、失业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不断出现，妇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经验缺乏，很容易产生迷茫困惑的情绪。在社会充斥着物质欲望的今天，金钱像是一只贪婪而可怕的虫子吞噬着原本纯洁的灵魂，公司中有些妇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变化。另外，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男女工作的分配比例在工作时呈现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弱势妇女在这种不均衡中精神将产生巨大的压力，心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思想政治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3）个体人文关怀缺乏，流于形式。在公司妇女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中，存在着个体人文的思想关怀不足的问题。在党政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偏重于形式，而忽视了内容；在妇女工作的开展中，渠道不够创新；在针对个体的思想关怀上，注重的是“大一统”的“大锅饭”教育，忽视典型和个体人文的关怀。随着妇女精神压力的增大，必将给公司中妇女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带来巨大的挑战，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是维护家庭稳定、贯彻党政政策的需要。
三、提高我公司妇女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1）发挥基层工会女工的组织作用。首先，应发挥工会女工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引导作用。工会女工组织日常的工作内容是对妇女进行监督、管理和服务，对妇女群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任务。所以，在我公司女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加强工会的主导作用，使工会在工作中成为推动者、实践者和组织者。其次，应发挥公司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基层的党组织应当将我公司女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放置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经常监督和检查。第三，公司决策者并不是从每一个细节上将女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揽，而是在宏观上对妇女工作中存在着的重要问题进行决策，在充分展开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决策；最后，工会执行部门要认真地将公司妇女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到日常的管理中去。［1］
（2）多种方式提升女工的自身素质。在开展女工的思想工作时，首先，确立先进文化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加大对其教育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使优秀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开展的道德教育应当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再通过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使女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较高的提升。其次，加强公司中基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在公司中建设图书阅览室、健身设施、健康咨询中心和文化活动中心，让女工积极参与到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和读书学习中去。通过培养公司中的文艺人建设，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第三，应当优化我公司女工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针对女工个体实际发展状况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全面拓展收入渠道。最后，应当将女工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公司法制、民主建设相结合，针对这一群体制定专门的管理，提升管理的规范性，再建设相应的心理咨询站，降低我公司女工生活中的压力与困扰。［2］
（3）树立妇女典型。在思想教育工作中深化思想教育工作的内涵，注重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分年龄、分社区进行。在我公司女工中广泛开展“和谐家庭”“三八红旗手”“文明先锋”“巾帼建功标兵”“好妈妈”“好媳妇”“好婆婆”“五好女工”等活动，使妇女的工作开展得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在工作中注意发现典型、树立典型，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和教育妇女，弘扬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
（4）以人为本，理论联系实际。妇女的权益保护法众多，可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并不多，这与妇女同志自身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有关。除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法规章程、增强本企业职工妇女遵法懂法、知法的意识外，应鼓励她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次，还应该以妇女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主体，扩大和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在深化“女性素质工程”的建设中，以树立广大妇女同志终身学习的任务为目标，积极开展各种女性人才培训和妇女干部培训。最后，在开展我公司女工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其实效性和针对性。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应从妇女关心的事情入手，办好事、办实事，在先进文化发展的旗帜下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妇女工作的顺利展开与深化，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亮点。
四、结语
自古以来，妇女都是维护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半边天”。在新的时代下，解决妇女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是党和国家在时代的发展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企业女工群众道德水准、思想觉悟与政治法律观念的提高至关重要。本文以解析我公司女工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立足点，通过以上的途径和方法的实施，以期深入推进妇女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让女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半边天”。
参考文献：
［1］杨凤.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J］.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15）：75-79.
［2］伍揆祁.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论［J］.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6（08）：123-124.
［3］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J］.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5（13）：56-58.
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篇10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2.29；D923.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1
社区治理简要来说就是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通过共同参与与合作，解决社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过程。而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不仅可以以法律条例的形式规范社区治理，还可以为社区治理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因此，本文选择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力图解决社区治理中产生的部分问题。
一、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不足
党的十明确指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由此可以推测出政府提出的用法治来推动社会管理及社区治理的设想并不能很好的开展；此外，在具体社区治理实践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反应出社会管理、社区治理的确不能缺少法治来保驾护航。
1.相关法律难以实施
尽管我国针对社区治理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及条例，但是这些立法在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并没有有效实施，尤其是关于社区居民自治和社区支撑体系建设相关的法律。例如城市社区居委会的选举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区居委会的选举过于形式化，缺乏真正的民主。“在实际选举工作中，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直接选举覆盖面为22%，其余78%的居委会都是通过户代表和居民小组选举产生的。”[1]社区居民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并未有真正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执行一些与社区支撑体系建设有关系的法律法规时，其实际的效果也远远没有设想的那么完美。而在开展法律实施，大量的社会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的消耗也是难以执行立法的重要因素[2]。在现今的社区法律治理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实施资源，导致难以立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2.社区自治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我国城市居委会没有财政收入，开展工作的一切费用如工作经费、人员津贴、招聘社工费用等都要依托于街道拨款，因此在没有财权独立的前提下就很难拥有独立的事权自治。其次，居委会人员素质、年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区居民需求。最后，社区治理方式单调乏味，调动人员积极性的水平不高。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混淆了社区自治组织的定位，这与行政放权不够、行政支持不足有关[3]。
3.公众参与不畅
公众参与一方面可以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的m程，另一方面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维护社区居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的途径。从客观方面看，城市居民参与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理念、方式等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无一方面居民参与意识、参与愿望、参与能力等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另一方面居民参与渠道和参与保障极大的扩展和改善。然而，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把公众参与确定为决策法定程序”目标而言，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依然有机制不畅通、互动不顺畅、运行不流畅等丞需解决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依法对公共事务的信息透明公开度低，对公众参与的回应度不够，降低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顺利实现。[4]
二、强化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以及法治社会的，这种治理不仅是某种行动过程，更是某种结果状态，因此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探讨尤为重要。针对上文提出的法律难以实施、社区自制能力不强以及居民参与不畅的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措施加以改进：
1.加大社区治理的资源投入保障相关法律实施
针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相关法律难以在现实中执行的问题，政府可以在确保法律法规的质量的情况下逐渐的增加社会资源，来保障立法的实施过程的顺利进行，提升立法执行的效果。此外，政府应当采取适度可行的制度激励机制，引用市场和社会资源参与协助社区治理。政府还可以通过提升执法者素质、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等措施改善社区治理法律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针对社区治理过程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实施不利导致的社区居民选举过程的不民主等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独立于政府和社区的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社区居民的自治权实施过程。
2.提高城市社区的自治能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区居委会要想拥有独立的事权自治就必须脱离街道的经济控制。因此，居委会可以引进社会资源，将社区内一些建设、管理项目市场化，进而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在人员配备方面，居委会可以通过考核上岗方式，进行择优录用，提升社区治理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可以通过完善组织制度，创新管理模式来解决管理方式单一的问题。
3.增加社区居民参与渠道及政府信息公开度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除了有传统的动员型途径、自组织途径和个体行动途径外，居民还可以借助于发达的网络，通过社区网络论坛、社区网等网络形式参与社区法治化治理。因为这种新型的网络型参与不仅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时间、活动等成本，而且还为居民提供了交流共享的平台，方便居民群策群力科学有效全面的管理社区事务。政府方面也应该增加依法公开的信息量以及适时适度的针对居民反馈的社区法治化治理的事务及问题予以回应。通过与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加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吴群刚，孙志祥.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2]刘金国，蒋立山.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3]卢剑锋.社区治理的法治思考[J].科学.经济.社会，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