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经济纠纷篇1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疆法院受理一审、二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19015件,占全区法院同期受理全部民商事案件的10.44%;2014年,新疆法院受理一审、二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24240件,占全区法院同期受理全部民商事案件的11.65%;2015年1月至9月,新疆法院受理一审、二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9369件,占全区法院同期受理全部民商事案件的14.1%。
于会堂说,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历年来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是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最常见、数量最大、占比最高的案件类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判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整体质量。
据介绍,目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时期,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意味着全区各类市场交易活动会更加频繁和活跃。在这一背景下,人民法院妥善处理好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有利于明晰交易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化社会信用、制裁失信行为、维持交易秩序、确保市场交易顺畅,推动市场经济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2
“纠纷”进入法律视野，人们极其重视其“可诉性”（Justiciability），即由诉讼或审判来解决的纠纷所须具备的条件或特性，亦即纠纷具有适于诉讼或审判解决的可能性。
就民事纠纷的可诉性而言，是指某项民事纠纷具有适于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可能性。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实际上界定了法院民事审判权的范围和国民请求国家（法院）提供诉讼保护的范围。在民事诉讼领域，可诉性（或争讼性）作为决定民事审判权行使界限的基本标准，还与“部分”的有关。“部分社会”论的主要含义是，自治、自律性的社会团体内部的决定在必须得到法律尊重的前提下，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可接受国家民事审判权的干预。[1]但是，可诉性并不意味着排斥运用非诉讼方式或机制（和解、调解和仲裁等）解决民事纠纷。事实上，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以非诉讼方式或机制来解决民事纠纷，也是建立在民事纠纷可诉性的基础上。
从法理上说，必须适应民事诉讼、法院及其审判权的功能和特征的民事纠纷，才具有可诉性。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同，民事诉讼、法院及其审判权的功能主要是公正及时地裁判个案纠纷，其主要特征是对于特定纠纷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具体纠纷的事后性解决，来明确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归属和。[2]大陆法系学者认为，可诉的民事纠纷是指以适用法律能够终局性地解决对立当事人之间关于具体的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3]英美法中的可司法的事项或可起诉的争执，是指确定而具体的、到有对立法律利益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案件，并且这样一项争议或案件必须是“真实而有实际意义的，容许通过结论性的判决采取特别救济”。[4]
因此，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包含以下一些要素：（1）民事纠纷主体须是具体的且特定的，通常情况下在民事实体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方面处于相互对立状态。[5]（2）关于具体民事实体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的纠纷，或者需要民事诉讼予以确认的具体法律事实。（3）能够或适合以民事诉讼予以终局性（或结论性）的解决，如果由其他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最终解决的事项，就不具有可诉性，这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6]通常情况下，只有具备这三个要素，就具有可诉性。但是，也存在着例外情形，比如在我国，劳动争议具有可诉性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提起诉讼之前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以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的解释》所规定的情形的，才可提起诉讼。
20世纪以后，不断涌现新型纠纷（型纠纷），如消费者纠纷、环境纠纷、社会福利纠纷等，与过去一般纠纷不同：这些新型纠纷的当事人一方常常是数目众多且为处于弱势的受害人，从而这些新型纠纷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其争点往往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会化和化，其间存在着公的因素与私的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新型纠纷所涉的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上述的传统的可诉性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和确认的话，可能会得出这些新型纠纷不具有可诉性的结论。然而，事实上又必须解决这些纠纷和保护这些受到侵害的权益，同时基于增加国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民事诉讼的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以及实现判决形成政策的机能，[7]那么，理当突破传统可诉性的观念和标准，而赋予这些新型纠纷以可诉性。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来具体阐释民事纠纷的涵义。民事纠纷，又称民事冲突、民事争议。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民事纠纷是私法纠纷（私权纠纷），即就私法关系发生的纠纷。所谓私法关系是指涉及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8]亦即双方当事人基于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地位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法律纠纷。民事纠纷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纠纷，而且还应当包括现代型的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的主要特点是：（1）纠纷主体之间是平等的。（2）纠纷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民事权益、义务或者民事责任的争议，从而有别于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在法律特别规定时，纠纷的内容也包括对特定事实的争议，比如对证书真伪的争议等。[9]（3）民事纠纷具有可处分性。这是因为民事纠纷是有关私法的争议，而私法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治”，所以纠纷主体依法拥有对发生纠纷的民事权益的处分权。当然，这主要针对有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而言的，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多不具有可处分性。[10]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可将其分为：有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和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事实上，这两种纠纷往往是交相并存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的发生往往互为前提；有些民事权利（如继承权、股东权等）兼有财产和人身的性质，由此而发生的民事纠纷则兼有财产和人身的性质。[11]
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一）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当纠纷过程处于“前冲突阶段”时，主体意识到或者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或者权益受到了侵害，从而产生愤懑，但是却采取忍受、回避和提出谴责或问题等单向性行动。如果对方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或行动，则进入了“双向冲突阶段”。在此阶段，纠纷双方可能通过自行交涉或强力征服、压服解决纠纷。如果自力解决不了，或者处于避免两败俱伤的考虑，将纠纷之外的第三者引入解决纠纷，则到了第三者介入的纠纷阶段。这种介入可能是第三者的主动，也可能因纠纷主体的请求（仲裁、诉讼等）。[12]
民事纠纷既然发生了，就得运用纠纷解决机制予以缓解、消除。所谓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缓解、消除民事纠纷的或制度。不可否认，解决纠纷机制也能够起到预防纠纷的效果。上和现实中，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诸多学者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解决纠纷机制作过一些描述，比如：
美国学者埃尔曼将解决纠纷的方法归为两类：（1）纠纷主体通过协商，自己来确定解决结果。这并不排除作为调解人的第三人在协商中协助解决纠纷。（2）将纠纷交付裁决，这意味着由一位理想的不偏不倚的第三人来决定纠纷主体的哪方优胜。埃尔曼认为，这两种方法可用以（有时相互交叉）解决民事、刑事和行政纠纷，在缺乏裁决结构的地方或者蔑视诉讼的地方，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是人们倾向性的选择。[13]
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把解决纠纷机制类型化为：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和根据决定的纠纷解决方式。前者是指双方当事者就以何种方式和内容来解决纠纷等要点达成合意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其典型是以协商性交涉为基础的调解。后者是指第三者就纠纷应当如何解决作出一定的指示并据此终结纠纷。比如，（1）“非合理的决定过程”，即把决定委诸于偶然的情况或者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现象的场面，如以抽签来决胜负等。（2）“实质的决定过程”，即第三者根据纠纷中各方实质上的是非曲直来作出决定，其决定基准包括当事者在内的社会成员一般接受的实质性道德准则及正义感。（3）“先例的决定过程”，即把对过去事例的决定适用于与过去事例类似的眼前纠纷。（4）“法的决定过程”，即将纠纷前存在的一般性规则适用于眼前纠纷。[14]
以上学者关于纠纷解决机制的类型化也可适用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描述和讨论。然而，本文将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划分为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在此，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区，各种解决纠纷机制的具体形态和特征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本文主要是就现代社会中各种解决纠纷机制的通常形态和一般特征进行简要阐释。
自力救济，有时称私力救济，俗称“私了”，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己力量解决纠纷，没有第三者协助或主持解决纠纷，其典型方式是和解等。依靠社会力量（第三者）来解决纠纷的方式，姑且称之为“社会救济”，比如调解和仲裁等。社会救济主要是基于纠纷主体的合意，请求第三者协助或主持解决纠纷。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所谓“公力救济”，是指利用国家公权力（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其典型是民事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经历了由自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社会救济的发展。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三种解决纠纷机制也是并存着的。这些解决纠纷机制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二）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
1.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的典型方式是和解，下文，主要通过对和解的阐释来介绍自力救济。
“和解”，往往被称为“交涉”，是指纠纷双方以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纠纷。如果纠纷主体一方以其优势强行解决纠纷的话，则是压制而不是和解。和解，是纠纷双方以相互说服、讨价还价等方法，相互妥协，以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或协议。由于和解是纠纷主体自行解决纠纷，所以因和解而达成的解决纠纷的协议，其性质相当于契约，对于纠纷双方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15]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3
论文关键词：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稳定
一、西部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土地纠纷问题依然存在。随着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个别地方政府因违法征地、违法拆迁等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造成农民上访。另外，因撤乡并镇和行政区划调整而引发的诸如土地、草原等的纠纷，以及因地界、宅基地等问题引起的村民之间土地纠纷等等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问题。
2．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比较突出。一是农村中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有所上升。因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离婚、赡养老人等问题引起的纠纷比较常见。二是农民生产生活中的经济纠纷不断产生。民事纠纷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如果不予以高度重视，不妥善进行处置，很有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
3．农村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精神文化生活却相对贫乏，文化体育设施和活动场所几乎没有。据调查，西部农村因引发的纠纷以及抢劫、盗窃等案件屡见不鲜。个别地方吸毒贩毒的案件和人员也有所增加。另外，由民事纠纷转变为刑事案件，以及暴力案件时有发生，个别地方还存在一些黑恶势力。
4．社会转型期产生了一些不和谐不稳定问题。一是一些农村地区强势集团、家族势力把持村级政权，插手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力量相对薄弱的村干部有时还得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特别是在调解处理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分配的时候。二是因基层民主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引起的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较多。有的村级领导班子换届不民主，部分村组干部依靠家族势力或通过编织关系网拉选票，有的村干部拉帮结派、投机钻营，引起群众的不满，从而引发上访事件。三是农民工的权益经常受到损害，特别是用工单位拖欠或随意克扣工资，以致发生集体上访。四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农民处于低收入、重负担的状态，特别是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等因素导致贫困人口增加。同时，弱势群体生活比较困难。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生活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二、影响西部农村社会稳定的原因分析
1．观念及利益的进一步分化。随着外来文化和一些非主流文化的渗透，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价值观念涌现并相互碰撞，使人们在对待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问题上越来越偏。重于后者，部分农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这种观念成为转型期农民行为越轨和违法犯罪问题产生的一个思想根源。同时，西部农村社会分化产生了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深人，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进一步增强，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西部农民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利益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对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影响西部农村社会稳定。
2．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于交通信息闭塞、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的西部来说，尽管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农民收入依然不高，贫富差距拉大，使农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关注和重视，为了既得利益而引发的矛盾不断。贫困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社会稳定。由于西部经济落后制约着其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教育、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发展滞后，从而影响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
3．农村基层干部维护稳定的作用发挥不够。一是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用行政性和指令性的手段来发号施令，而不是以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农村的各项事务和处理农村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特别是面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和新纠纷，基层组织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出现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能用”的尴尬局面。二是农村基层干部工作能力不强。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怕困难，怕艰苦，怕得罪人，面对工作上的困难，或者是贪图安逸享受，私心重，在处理一些事情时做不到公平公正。农村基层干部自身能力上的缺陷与农民群众的期盼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同时，大量优秀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后备人才缺乏，农村后备人才难挽留、难培养。一些地方农村干部往往是能人不想干，而想干的人又不会干或者干不好。部分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权谋私，甚至贪污****。三是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条件不好。在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集体经济比较薄弱。许多村基本上无集体经济项目，集体收入很少，成为“空壳村”，农村干部的工资待遇低，但工作难度大，也容易得罪人，可能会遭到一些村民的报复。另外，很多村干部缺乏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干部队伍不稳定，农村社会就难以稳定。
4．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发端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30多年，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同步进行，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分配与使用还没有走上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缺乏平衡、协调和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组织体系的领导核心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挥。二是农民自治组织发展速度缓慢。大部分农村合作组织都处于管理不健全、经营不规范的状态，加之信用和融资体系不健全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缺失，使农村社会中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各种组织发展缓慢。三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管理体制存在制度缺失，多元化的农民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农村社会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于群之间、农民之间的一些小矛盾极可能转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由于环境污染、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交通事故等引发的农民堵车堵路、集体上访，以及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和宗族矛盾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三、维护西部农村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组织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首先，重点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乡镇一级：保障经费投人，以保证其正常运转和维护稳定工作需要；加快乡镇职能转变，把工作重点转向搞好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加快服务、责任、法治政府建设步伐，提高对农村稳定的控制力。村一级：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完善农村治安防范网络。村民小组(自然村)：抓村民小组长队伍建设；加强对贫困后进村村民小组的转化力度。其次，创新农村治安防控机制。要特别注重健全完善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查处理工作机制。司法行政部门要依法规范和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建立健全重大社情报告制度、社会矛盾纠纷信息反馈机制和群体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及早发现、妥善调查处理。
2．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培养选拔的体制机制。首先，建立健全选拔任用机制。把党政机关新录用公务员放到乡镇或行政村锻炼，选派上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乡镇驻村干部担任村支书或副支书，注重从科技示范户、劳动模范、女能人中选拔村干部。加大农村基层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其次，建立健全培训机制。组织协调东部地区从干部挂职、培训等方面对西部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帮扶。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群众工作方法、法律知识、调查处理利益矛盾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教育，提高驾驭稳定工作的能力。最后，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解决乡镇干部中政治素质高、工龄长、工作成绩突出同志的级别；特别优秀的村干部，可以选拔进入乡镇机关、事业单位，或通过公开选拔方式担任乡镇领导，对有突出贡献的村干部给予重奖；健全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树立基层干部在维护稳定中的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4
典当，最早起源于南北朝，明、清两代盛极一时，在民国遂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典当业曾一度被视为剥削阶级的工具而遭禁止。典当作为融资的机构和平台，是民间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其具有操作周期短、手续简单、资金到位快，适于短期融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典当行业重建至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国家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力度，给典当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本文结合自身的典当纠纷实践，对目前经济形势下的典当行业法律风险，作浅显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一、企业的法律风险概述
企业自成立起，就会遇到各种风险，风险无时不在，风险的存在是客观性的，那么什么是风险呢，一般认为，企业遇到的风险，是指企业在一定条件和期限内客观存在的，导致损失发生费用增加的，可以认识、分析并能加以控制的不确定性。企业的风险不限于法律风险，本文所重点讨论的是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指由于外部的法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由于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主体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对企业造成的负面法律后果的所有可能性。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经营活动中会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风险，比如财务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等，当然最重要的则是法律风险。有统计资料显示，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0、50年，而日本企业寿命达30年，但我国企业的平均仅为7.3年，出现如此大的差别，主要是我国企业对于法律风险认识不够，对于法律风险管理、控制几近空白。
企业法律风险具有以下特性：一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对于一个企业特定条件下，法律风险是或然性事件，但对于某一存续期间，法律风险则是必然性；二是广泛性，法律风险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伴随着企业从设立、发展到终结的整个阶段中；三是可预防性，企业法律风险具有可认识性，可以分析和提前预防，可以事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与规避。
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企业缺乏法律风险的意识，控制法律风险投入不足，企业内部防控法律风险制度欠缺，法律风险管理混乱，外部法律环境的变化等是主要原因。
二、典当企业法律风险
所谓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客观需要决定了典当是目前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快速融资的合法、公正、公平的途径之一，是抑制民间高利贷、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工具。典当企业多是以典当行出现的，典当行是指依照《典当管理办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典当活动的企业法人，其组织形式与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必须符合特种行业管理机关的特定要求。典当行在经营实践中，遇到最大的法律风险就是到期后不能收回发放给当户的当金，尤其是当国家外部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除了与一般行业共有的法律风险，比如人力管理部门涉及的劳动纠纷、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等之外，典当行将出现大量逾期应收债权。有人曾经总结说，典当行的关键在于“赚的多不如亏的少”，追求风险最小化比利润最大化更重要。典当行并非是风险低而回报高的暴利行业。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典当企业特有的典当合同纠纷，典当合同纠纷案件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设为单独一类案由，并没有归于借款合同纠纷，笔者认为，典当纠纷从本质来说只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借款合同纠纷，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典当借款有严格的业务规范，要求抵押借款或者质押借款，不得信用贷款
典当行复兴之初的1996年，全国约有4000余家典当行，后为规范管理，整顿后一度减少到1300多家，说明典当行业经营不够规范化。
典当行成立之初，依法必须办理《典当经营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典当行要求具备一定的场地条件、人员条件、资金规模等，同时，典当行开展业务时，必须遵守一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则，一旦违反上述规定，就会受到监管机构相应的处罚。一定要防止把典当行沦为放高利贷的面具，有些典当行采用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违规经营，构成了刑事犯罪，这方面的反面典型很多，不胜枚举。
（二）典当借款的资金规模一般比较大
尽管典当行可以开展动产质押典当业务，比如电脑、金银首饰等一般民品典当，但对于注册资本比较大的典当行而言，现阶段业务的重点是房地产抵押业务，而房地产抵押业务借款数额一般少则几十万，还有多达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业务。这是一般民间借贷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典当企业为什么与房市密切相关的缘由所在。
（三）当户一旦违约，对典当行影响重大，甚至决定其生存与否
正如前面所述的特点，由于房地产抵押业务大量存在，如果典当行同时遇到一起或几起当户逾期还款的情形，那么直接影响到典当行的正常运转，甚至导致经营完全停滞。最近笔者参加一个典当行业活动时，遇到多家典当行的经理人，大家打听彼此近况时，都在说忙于一件事，就是追债，虽有笑谈的成分，但足见按时收回当金对于典当行生存的重要性。
（四）典当纠纷处理周期长、难度大
对于小额的民品典当业务，处理起来很简单，但对于房地产抵押业务来说，将房地产变现要经过评估、拍卖等过程，再加上一审、二审的诉讼程序，周期一般都很长。同时，由于有关典当行业立法滞后，处理典当纠纷没有专门的法律依据，往往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于许多典当专业问题往往存在争议，而各个法院的裁判结果也是五花八门，客观上加大了典当纠纷的处理难度。实践中，虽然在典当合同中大多注明双方共同办理公证，赋予典当合同以强制执行力，但是由于典当行与当户对于逾期综合费用及利息存在很大争议，对于高额的违约金更是各执一词，甚至对于典当的本金都存有争议，所以即便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往往法院强制执行机构对于有争议的部分会进行听证，如果通过听证仍然无法确定，那么就会中止执行，重新回到诉讼或者仲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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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企业出现逾期当金无法快速收回的原因比较多，排除当户财务状况恶化自身因素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典当资产价值较大，比如以开发商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变现能力非常差，尤其在房地产市场非常低迷时，开发商拿地的能力和兴趣都大大降低。二是典当资产产权有争议，有当户将房产抵押，但同时又私下将房产出卖给第三人，但未办理过户，司法机关为了维护稳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往往会将抵押权的行使进行置后。三是典当手续不完善，有些房地产没有办理相关审批或表决的程序，比如集体企业的房地产办理抵押，必须有职工（代表）大会的表决决议，股份公司或者有限公司的房地产进行抵押时，要有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四是已经出租的房地产办理抵押，没有履行相关的告知手续，变现难度增大。五是抵押房地产的价值评估过高，否则必将影响将来强制执行。六是抵押房地产的使用与管理不善，导致抵押物价值的减少甚至灭失。七是房地产抵押合同中出现无效条款，从而损害了典当行的合法权益。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防控典当纠纷的几点建议
正是基于典当纠纷的上述特点和形成原因，一旦出现大量的典当纠纷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那么典当企业就会陷于打官司的泥沼，就会影响典当企业正常运转。针对典当纠纷所具有的特点，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点：
（一）做好建章立制的预防工作，抓好内控机制建设，使典当业务实现流程化、标准化
1.落实典当资产产权调查工作，对于房地产的产权人、产权期限、当户资金使用状况、当户还款来源、抵押产权类型、地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籍状况等必须准确、详细，防止债务人非法套取典当行的资金，进行调查时，应该按照典当行建立的业务流程要求规范操作，比如现场调查时，一定要一组两人，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对于以金银首饰、名人字画进行质押典当，必须要有技术条件鉴别真伪，防止收到赝品，做完调查工作后，要出具详尽的调查报告。
典当行要营造浓厚的法律风险的文化理念，要将风险防控做到全面、全程、全员落实，使得风险管理与控制覆盖到贷前、贷中、贷后，并制度化。
典当行要保障有序经营，要同监管、公安、工商、税务、房产、政法机关、金融机构等方面保持必要的联系，要借助上述机构掌握的资源，从而能更好地规避潜在风险。同时，典当行之间也应该通过行业协会分享典当信息，力争能建立典当行业黑名单制度。
2.做好抵押房地产的抵押登记工作，必须到法定登记机关及时办理房地产他项权证登记，在抵押登记中，法律文书必须完备，涉及到集体企业所有的房地产和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所有的房地产，必须要确实履行相关审批手续，要附有决议相关法律文书。不办好抵押典当或者质押典当手续绝不放款，严格按照典当行业法律规定依法经营。
3.做好抵押房地产的使用管理工作，业务力争分散，提高抵押或者质押资产质量。抵押房地产已经出租的，及时通知承租人，同时要及时掌握抵押房地产的使用状况，防止抵押资产有潜在诉讼风险，防止出租人与承租人恶意串通，增大抵押房产变现的困难。对于房地产出现价值减少或灭失风险时，要积极采取不补救措施；
4.做好抵押房地产价值的评估，委托法定的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防止评估价格过高，从而加大拍卖的难度，实践中要取适中的折当率。
（二）合理应对典当法律纠纷，及时维护典当行合法权益
1.厘清当户逾期付款的原因。对于当户，典当行客户经理要不定期进行回访，对于逾期当户，及时了解其财务状况，掌握其还款意愿。拿出处理方案之前，应该首先找出当户不能按时还款的原因，当户出现逾期的原因很多，有的仅仅是因为一时周转困难，有的是资金链断裂，随时有破产的危险，而有的则是有意拖延或者赖账，只有具体分析清楚原因，处理当户逾期还款才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
2.选择合适的维权途径。在分清当户不能按期还款的真正原因后，就可以着手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对于当户资金临时困难，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让当户拿出还款计划，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办理续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当户有意赖账或者当户随时有破产的可能，那么典当行就应当及时诉讼或执行，尽早将当物变现方是上策。当然，如果当户在办理典当时，存在刻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典当行则应当及早报案，尽最大可能挽回典当行的经济损失。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5
一、统一认识。
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共建共享和谐平安南开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区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维护全区和谐稳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份、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日趋多样化，对人民调解工作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人民调解工作认识不到位、机制不完善、工作不规范、队伍素质不适应、社会认知度和权威性降低等问题，影响了人民调解职能的充分有效发挥。因此，进一步全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对推动全区中心工作，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特点、规律的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与指导，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继续做好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围绕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积极参与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物业管理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促进民生问题解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平安和谐南开做出积极贡献。
二、明确职责。
进一步建立健全区、街、社区、调解小组四级调解组织网络，针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的形势。努力形成以街道调委会为主导，社区调委会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为辅助，调解小组和信息员为触角的多层级、宽领域、无缝隙、全覆盖的调解组织网络，力争做到有矛盾纠纷需求就有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
区综治办、法院、公安南开分局、司法局、建委、经贸委、民政局、财政局、社区办、办、房管局、教育局、卫生局、劳动局、市政局、园林局、规划南开分局、综合执法局、工商南开分局、工商联、工会、团委、妇联的分管领导为成员。主要负责指导全区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协调区有关部门做好人民调解工作；适时组织总结、表彰、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研究、制定人民调解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组织搞好人民调解调研工作。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区调委会，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区长任组长。办公室主任由区司法局分管局长担任，区综治办、法院、公安南开分局、民政局、房管局、劳动局派员组成，负责日常工作。区调委会主任由区司法局分管局长担任，各成员单位职能科室负责同志、律师、法律工作者代表、南开供热公司、自来水南开分公司、城西供电局等单位的职能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下设若干调解小组，负责调解重大、疑难纠纷和跨街域纠纷，案件卷宗整理，以及纠纷调解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统计上报工作。
公安派出所、司法所、街道综治办、民政、、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负责组织、协调、督导、实施全街人民调解工作；贯彻落实区人民调解领导小组工作方针政策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有关部署；制定全街人民调解工作年度计划、目标和长期发展规划。街道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街道调委会，街道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街道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司法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街道调委会由司法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主任，社区调委会主任代表为成员，负责组织对本街域内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调解重大、疑难纠纷和跨社区纠纷，案件卷宗整理，以及纠纷调解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统计上报工作。
居委会其他组成人员任调解委员。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组织对辖区内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由社区居委会调解主任担任。纠纷案件的调解，案件卷宗整理，以及纠纷调解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统计上报工作。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若干调解小组，每幢楼为一个调解小组，组长由楼栋长担任，成员由楼门长组成。负责组织对辖区内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纠纷案件的调解，案件卷宗整理，以及向社区调委会上报矛盾纠纷调处情况。各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设在同级主管部门，由主管领导负责，相关部门为成员，接受南开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组织建设和业务开展的工作指导。负责本单位人民调解员的培训，组织对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纠纷案件的调解，案件卷宗整理，以及纠纷调解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统计上报工作。
三、加强队伍建设。
增强人民调解的社会效果，调解员是案件调处成功的关键。提高调处民间纠纷的成功率。关键是不断提升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逐步建立一支懂法律、懂政策、知民情的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员队伍。
（一）严把“入口”关。
要紧紧抓住全区区域调整、居委会换届选举等有利时机，社区调委会是全区调解组织的中坚力量。为进一步增强社区人民调解员队伍活力。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吸收志愿者等方法，拓展人民调解员选任渠道。积极做好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整和充实工作，注重吸收高学历、高素质人员充实到社区调委会。
（二）加强培训。
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手段。要通过培训，加强培训是全面提高基层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使广大调解员了解必备的法律知识，熟悉调解程序，掌握调解的基本方法和技巧。采取多种形式对区域性调解组织进行分级培训，对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进行分类培训。积极探索以案释法、参入法院审判实践、举办人民调解技巧观摩会、知识竞赛活动等方法，提高培训质量，不断增强调解员为民服务意识和依法依社会公德调解的能力和技巧，以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
四、加强规范化建设。
（一）建立健全人民调解“三项机制”
全面落实调解前、调解中和调解后的各项预防措施，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人民调解工作方针。逐步构建党委政府主导，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有机结合，综治、劳动、房管等部门齐抓共管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1建立和完善内、外部调解联动的工作机制。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及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自觉履行各自职责。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与法院、公安机关、、房管等部门衔接互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民间纠纷调解情况。加强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内外协作，多方沟通，形成各项资源有效整合、内外部调解联动的工作格局。
2建立和完善民间纠纷突发性案件快捷反应机制。为有效遏制民间纠纷激化成恶性事件。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应急小分队作用。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快速做出反应，联合行动，控制局势，进行积极有效的现场调处，防止事态恶化升级。
3建立和完善考评和激励工作机制。依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按年度对全区各级调委会工作逐级进行考核。对于成绩显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由区政府适时予以奖励和表彰。
（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六项制度”
本着“宜早不宜迟、宜解不宜结、宜疏不宜激、宜决不宜拖”方针，人民调解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积极主动地组织开展全区范围内的矛盾纠纷排查活动。采取因时预防、因地预防、因人预防、分类预防、重点预防等有效手段，切实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1纠纷管辖责任制度。原则上按照分行业、分区域进行管辖。一般民间纠纷由当事人居住地的社区调委会（工作单位的基层调解分会）受理。
2纠纷集中排查制度。各级调解组织要按照全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做到不遗不漏，并做好汇总、存档、上报工作。
3纠纷协调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区、街两级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认真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研究解决办法。对于重大矛盾纠纷、和突发性事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4人民调解协议书制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有关要求。统一格式、统一装订、统一存放，并做到材料完整、准确、齐全。
5收案登记报告制度。各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要将矛盾纠纷情况逐一登记造册。掌握和控制本辖区内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并按期逐级上报，坚决防止漏报、虚报、错报现象发生。无重大矛盾纠纷的实行零报告制度。
6督查回访制度。各级调解组织对调解成功并形成调解协议的矛盾纠纷。解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听取群众对调处结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基层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为党委、政府依法妥善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提供依据。
五、保障措施与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各单位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推动和对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工作的组织协调，层层抓好落实。对因矛盾纠纷排查控制不力，违反调解工作纪律，导致矛盾纠纷激化，发生“民转刑”自杀或群体性上访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要实行逐级责任倒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二）加强物质保障根据《人民调解组织条例》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对成绩显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以及“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区财政应将人民调解工作纳入财政预算，切实解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经费、人民调解员培训经费，落实人民调解员补贴及表彰经费，以充分调动全区广大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积极性。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6
【关键词】诉调对接；思考；建议
一、对于诉调对接机制的相关概述
1.什么是“诉调对接”机制
“诉调对接”即是指诉讼调解与人民私下调解两方面的有机衔接来处理矛盾纠纷的一种调解方式。时展的驱动导致目前社会主体出现矛盾与纠纷的密度与程度不断加大，司法调解的形式单一，并且覆盖面有限，要做到全面及时的解决各个纠纷，司法调解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而诉调对接机制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司法调解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为社会经济主体矛盾纠纷提供了较为平和的解决方式，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诉调机制”的具体特点
（1）“诉调对接”机制实现了调解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司法调解模式，“诉调对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现了调解主体的多元化。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出现的各种社会纠纷与矛盾，“诉调对接”机制充分的利用将诉讼调解与人民内部调解的特点进行了整合，以求最大限度的在有限的时间里，从源头上寻求到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2）“诉调对接”机制适用范围。“诉调对接”机制并非是万能的机制，在社会纠纷出现的过程中，根据纠纷的差异程度，以及所涉及到的社会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矛盾我们通过“诉调对接”机就能得到很好解决，比如家庭婚姻问题，买卖方合同问题，或者是房屋拆迁等问题，都是“诉调对接”机制的解决范围，但是如果纠纷内容涉及到国家安全或者是国家财产问题的层面，那么就需要司法部分进行干涉与作用。
（3）“诉调对接”机制的工作原则与纲要。“诉调对接”主要是作用于民事纠纷，所以在此基础上，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坚持公平公正的工作原则，与此同时，法官要从中做好相关的引导工作，在解决矛盾纠纷的基础上，还应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目前“诉调对接”机制面临的现状以及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作为司法调解的补充手段，虽然“诉调对接”在解决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各个社会主体对于机制的认识不充分
“诉调对接”机制毕竟是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式出现的新的社会产物，许多社会主体对其并没有客观且深入的了解，对于“诉调对接”的作用与重要性的把握也不是很到位，比如有的行政部门拒绝介入到矛盾与纠纷的调解中，甚至在某些经济水平发展程度不高的地区，人们缺乏法制观念与意识，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人们普遍认为调解只是司法部门的职责，进行纠纷的调解是法院的职能，跟自己并没有关系。
2.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晚上不充分
因为是新的机制，所以“诉调对接”在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上也存在着问题。制度不够完善，在具体的纠纷调解过程中，民众缺乏统一的参照标准，在原有的矛盾基础上，可能会产生出新的矛盾或者使原有的矛盾加剧。
3.经费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不充分
经费的问题一定要进行明确的奖补范围，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规范与解决，将会对调解人员和调解机构的积极性产生重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到调解效果。
三、“诉调对接”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1）不断借鉴成功案例，做到从典型中来，到共性中去，稳步推进“诉调对接”模式。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许多“诉调对接”模式成功的案例典范，尤其是发达的城市地区。成功经验的借鉴对于事物发展的推动力是不容忽视的，可以及时的避免过程已经出现过的问题再次发生的不必要性，提高民众对于参与调解的积极性。
（2）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为“诉调对接”模式的顺利开展提供相关法律依据。无规矩不成方圆，在一个模式的运转中，如果没有相关的规范与制度，那么极易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增加了调解难度，一旦有了制度及规范的参照，调解过程就不会出现混乱的情况，在具体调解过程中能够有理有据。
（3）针对经费的保障问题应该得到及时的解决。常言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诉调对接”机制的运作也离不开物质基础的保障，从物质层面给予调解人员以及调解机构适当的经济奖补，或者采取技校的模式，充分调动调解人员或者机构的积极性，进而确保“诉调对接”工作能够全方位的实施。
四、总结
“诉调对接”机制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对时展号召的相应，更是我国司法建立健全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就目前来看，虽然成功典型存在，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这仍要社会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以及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李政.关于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若干探讨――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1）：85-91
[2]韩美丽.浅析“诉调对接”机制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创新与完善[J].知识经济，2012（22）：21-21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7
中央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媒体来我乡就“三调联动”格局形成的典型经验进行采访。乡党委书记、乡长等党政领导亲自接待，司法，综治，妇联，派出所等一同参加并介绍了我乡“三调联动”典型经验，我乡“三调联动”工作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健全机制，构建网络。乡党委、乡人民政府成立“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乡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乡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站、乡司法所设立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室，驻乡及乡属各企事业单位均有调解组织，7个村1个社区全部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全乡145村民小组分别成立调解小组，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调解网络，覆盖全乡各个角落。
二、重在建设，强化保障。全面落实省、市、区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关于创建、加强规范司法所建设的意见”规定要求，不断改善工作条件，20__年在全省率先启动并完成司法建所工作，为推动“三调联动”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加强队伍建设，乡司法所配备专职调解员2人，乡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派出所调解室及村（社区）调委员会配齐配强专职调解员，并吸收社会义务调解员，聘任信息员186人，全乡调解员队伍达到274人。加大经费投入，乡财政把“三调联动”工作经费纳入年初预算并优先拔付。近两年，全乡投入15万多元，推动规范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三、联调互动，化解矛盾。通过建立乡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充分发挥全乡“三调联动”机制的作用，实行人民调解和治安行政调解联合互动等方式，及时化解土地征用，拆迁安置，企业改制、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等发展过程中矛盾纠纷。20__年至今，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86余起，调解率100%，调解成功率99.2%，防止民转刑7起，防止群体性械斗5起，仅20__年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和联合调处成功的各类矛盾纠纷达89件，创造了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8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深化实施“三调联动”为依托，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以乡、村、组矛盾纠纷高发地为重点，以提升化解社会矛盾能力为追求，以依靠乡党政领导为保证，以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为目标，以调防访相结合以调为主为原则，调动各级调解组织从源头上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目标
1、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在全乡范围内积极开展纠纷的排查，重点排查影响我乡社会稳定的焦点问题。
2、加大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充分发挥调处中心的作用，全力调处排查出来的纠纷，着力化解影响当前我乡社会稳定的突发问题，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局。
3、加大犯罪打击力度。充分发挥派出所职能作用，严厉打击“黄赌毒”和社会黑恶势力。落实人员经费，想尽千方百计抓捕在逃人员，做了侦破积案要案，切实维护当前社会稳定。
4、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由司法所牵头在全乡范围内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法制观念，遏制和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
三、方法步骤
（一）准备阶段（4月2日—4月7日）
乡政府成立此次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认真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二）动员阶段（4月8日—4月15日）
召开全乡、村、组干部会全面部署，明确此次工作的目的、意义、方法步骤和具体要求，强化大局意识。同时，要利用各村村务公开栏、广播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为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实施阶段（4月16日—4月21日）
各村组干部及乡联村干部要紧紧依托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深入村组进行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进行全面彻底的梳理，深入分析产生纠纷的原因，认真研究调处对策和措施，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尽快解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各村调解员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每半个月登记上报一次，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矛盾纠纷，要积极和有关部门沟通开展专项整治；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群体性械斗、“民转刑”案件，要及时上报，详细说明情况，共同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要把春耕生产期间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做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通过深入、扎实、细致、有效的工作，确保备耕生产顺利进行。
（四）总结阶段（4月22日—4月27日）
各乡干部及村组干部在活动中要善于总结、发现和培养人民调解工作典型并大力予以宣传，活动结束后，乡党委政府将组织进行典型经验交流，对活动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
四、几点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这次开展“春耕清明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是贯彻上级会议精神，确保农村备耕生产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各村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此项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纳入日程，精心组织，统筹安排，抓好落实，切实保证活动质量。要紧紧依靠乡党委、政府领导，争取理解和支持，做到帮忙不添乱，服务到位不越位。
（二）深入基层、认真排查。领导小组成员要坚持经常深入基层，加强检查指导。各级调解委员会要及时排查各类矛盾纠纷，不留死角死面，掌握各种信息动态。
（三）突出重点，化解纠纷。要结合本乡实际，突出重点，找准难点，化解疑难矛盾纠纷。对复杂矛盾纠纷乡党委、政府将积极化解。对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要引导走诉讼程序，必要时给予法律援助。对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要积极依靠“三调联动”机制进行调解，形成合力。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9
我们选择甘肃的民族地区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调研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资料。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积石山县居民法律知识获取渠道、法律意识强弱、儿童教育程度、村规民约实施情况、易发法律纠纷、环境保护法规、我国法制运行状况等内容。调查问卷共计25个题目，都为单项选择题。实地访谈的内容与街头问卷内容相同，但更多的是加强了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和联系。此次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293份，回收率为97．6℅；有效问卷291份，废卷2份，有效率为99．3℅。田野调查点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该县有回、撒拉、保安、东乡、汉、土、藏、维吾尔、羌、蒙古等10种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2％，其中，又以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的人口居多，保安族属积石山县特有的少数民族，占全国保安族人口的95％以上。积石山县是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的典型的农业县。
二、影响积石山县法制建设的因素
在当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的很多群众对于“法律”这个词很陌生，对于“法制建设”更是知之甚少。例如当发生纠纷时，大部分人表示双方会自行和解，以及依据当地的民族习惯解决，很少有人会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律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法律意识也是法律现实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孙国华教授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1］由此可知，法律意识的客体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其本原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对积石山居民法律意识的调研数据显示，70．5％的居民表示自己能够守法，但法律意识一般，有25．3％的居民表示自己知法懂法守法，法律意识强，只有4．2％的居民表示自己不懂法，没有法律意识。在对当地居民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的调查当中，有54．6％的居民表示法律知识通过电视、广播得来，有21．3％的居民表示是通过网络获得的，还有11．1％的居民表示是通过书籍、报刊获得的，另有10．3％的居民表示是听别人说的，只有约2．7％的居民表示是通过政府宣传等方式获得。由此可知，被调查者对法律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缺乏较深入、系统的掌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普法宣传不够，现代信息传播渠道代替了政府宣传的部分功能。
2．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占据重要地位。纠纷解决是每一个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一个社会现有的纠纷解决体系来解决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纠纷，进而维持和创设这一社会的各种秩序。日本人类学家千叶正士对纠纷现象做了细致地研究，他将纠纷化为五个基本类型：对争（contention）、争论（dis－pute）、竞争（competition）、混争（disturbance）和纠纷，并据此认为纠纷可涵盖以上五种类型，因此，千叶正士将纠纷定义为“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相互之间丧失均衡（equilibrium）关系的状态。”在他看来，所谓纠纷即是指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2］而我国学者季卫东认为：“所谓纠纷，就是公开地坚持对某一价值物的相互冲突的主张或要求的状态”。［3］据此，笔者认为，纠纷其实就是发生在特定民众之间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厉害关系所发生的对立，它带来的往往是现有正常秩序的失衡。而少数民族纠纷是发生在少数民族之间、并促使少数民族之间正常秩序的某种失衡。纠纷解决的机制可分为国家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和社会非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是指国家机关依据其职权对纠纷的解决，如法院的裁决、诉讼内调解、公安机关的行政调解等。正式纠纷解决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强调纠纷解决制度建构与运作的制度化、稳定性和规范性，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是指存在于民间的，主要由民间的权威主体等所主持的纠纷解决制度。其中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制度是非正式的解决纠纷的制度，它是自然形成的解决少数民族成员间纠纷的途径。我们对积石山居民发生纠纷时选择的解决方式做了调查，调查显示，当发生纠纷时，有59．5％居民选择和解，27．1％的居民选择找当地威望高的长者调解，13％的居民愿意依民族习惯解决，只有绝少数的居民选择了到法院，约为0．4％。在关于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更愿意选择哪种救济方式的调查时，有46．4％的居民选择了到法院，有25．1％的居民选择了向政府机关申诉，有4．1％的居民选择了申请仲裁机构仲裁，并有22．3％的居民选择了依当地民族习惯解决，只有不到2．1％的居民选择了其他方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是个熟人社会，每当人们发生纠纷时，59．5％居民选择和解，体现了当地民众维护社会稳定和家庭和谐的愿望。此外，通过和解有利于降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当事人只要双方谈好，一般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只有约为0．4％的人选择了去法院进行诉讼，这说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虽然不是少数民族的首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有了运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意识，这也表明法律在当地还是得到了人们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另外还有27．1％的居民选择了找当地威望高的长者调解，长者就是当地的民间权威。积石山少数民族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其民族内部的民族纠纷通常由阿訇采取教义教法作为解决纠纷的方法，阿訇调解纠纷时的功能也使得伊斯兰教法在积石山地区有了更为权威的基础，并使这种纠纷解决制度在历史的发展中被保留下来，进而成为积石山少数民族定纷止争的重要方式之一。
3．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影响深远。“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4］梁治平认为：“习惯法乃是这样一套地方性规范，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查和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5］因此，习惯法不同于国家制定法，它出自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威，规范一定社会区域的社会成员，并被他们遵守；其次，习惯法来自于社会中早就存在的各种习惯，它不是凭空而生的，因为社会成员“开始普遍而持续地遵守某些被认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惯例和习惯时，习惯法便产生了”；［6］最后，习惯法主要依靠口头、行为进行传播，但也可能是成文的，绝不能认为习惯法一定表现为不成文形式。积石山县境内居住着保安、东乡、撒拉等10个民族，且保安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是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因为各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不成文的习惯法，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次调查问卷中我们特意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在关于所在的民族中有没有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调查中，74．9％的居民认为有，认为没有的居民仅占总数的25．1％。而在当地民族习惯适用的调查中，47．1％的居民认为在很多方面适用、效果好，32．6％的居民认为适用效果一般，不能普遍适用，14．4％的居民认为有待完善，认为几乎不适用的占5．9％。在关于认为当地民族习惯与法律法规是否契合的调查中，有45．7％的居民选择了契合，15．5％的居民选择了不契合，25．8％的居民选择了不完全契合，另有13％的居民选择了不了解。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地区用以确定民众权利的程序上的习惯规则，这些规则是在人们长期生活和实践中逐渐发展而来，当地居民认同并且遵守这些规则。由此可知，少数民族习惯及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当地发挥积极作用，并且与法律法规的契合度高。调查发现，在所调查的少数民族中基本上都有民族习惯及民族习惯法，这些民族习惯在生活中发挥了不少作用。由于当地封闭的自然环境仍然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然经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传统的习惯法观念的深层结构坚如磐石，当地的少数民族对习惯法在精神上和观念上仍然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发生事情一般按习惯法处理。积石山县境内保安族、东乡族、回族、撒拉族、维吾尔族等长期以来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法对他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回族、撒拉族婚姻缔结程序为例，只有念了“尼卡海”才属合法，否则便视为非法。离婚时，相互要“口唤”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妇女在离婚时若得不到丈夫的“口唤”，便永远不得再嫁，而其他人也不能娶其为妻。这里，婚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大多以伊斯兰教法为核心。而从我国《婚姻法》第6条、第8条的规定来看，回族、撒拉族婚姻缔结程序违反《婚姻法》规定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对结婚年龄未做具体限制；其二，忽视了“登记”这一法定程序。男方动辄以不给女方“口唤”相威胁，一再降低女方的正当索赔和合理要求。而女方为讨得丈夫的“口唤”，尽可能委曲求全，满足男方的不正当要求。尽管这些习惯法不符合国家制定法，但当地居民认为这种规定合情合理并严格遵守。在他们看来，若离开了以伊斯兰教法为主的习惯法，就离开了本民族的传统，就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当地的少数民族希望通过习惯法寻求帮助和精神慰藉，保障生存安全和满足荣誉感。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传统的习惯法观念在当地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有某种强化的趋势，这就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当地有更广泛的影响。
4．经济发展落后。积石山县位于甘肃西南部，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地带，由于历史的原因，积石山地区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发育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滞后。在关于当地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的调查中，有169位居民选择了有，占总数的58．1％，有84位居民选择了只有一部分得到保障，占总数的28．9％，有28位居民认为没有得到保障，占总数的9．6％，另有10位居民选择了不知道，占总数的3．4％。而在关于其现在从事的工作的调查时，有27．1％的居民选择了在家务农，21．6％的居民选择了外出打工，另有41．2％的居民选择了个体经营者，还有10．1％选择了其他。关于民族地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调查中，36．4％的居民认为是就业，55．7％的居民认为是贫富差距，7％的居民认为是环境保护，只有0．9％的居民认为是其他。由此可知，经济发展滞后是积石山县法制建设中的又一个阻碍因素。因为法律与经济有着最根本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决定法律，经济不但决定法律的内容和性质，而且决定法律的变化与发展；另一方面，法律服务于经济，即以它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确认和维护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以它的预测性和指引性引导经济活动的发展；以它的统一性和强制性改造某种不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从而建立某种新的经济关系。积石山县的法制状况由本地的经济基础决定。从调研的情况可知，贫困问题是当地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由于经济落后，导致法制不健全，而不健全的法律对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无法起到引导、促进和保障的作用。
三、对策
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坚持多种措施并举。
1．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加快当地的经济建设，使当地人们参与到市场经济当中来，人们的权利意识以及法治意识才会提高。积石山人民要通过贸易、交易融入国家这个大环境中来，并与其他民族人民形成利益链，从而为积石山县建立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2．加强普法宣传、增强法制意识。由于当地人们缺乏对法律的认识，所以普法宣传显得尤为必要。积石山以少数民族多而杂为特点，所以普法应该采用最被当地人接受的形式或者最贴近当地人生活习性的形式。在普法过程当中，首先应该做到对国家制定法的普及，其次还应使人们了解运用国家制定法传播的一些个案，因为案例具有形象和直观的特点，当地人们更容易接受。同时，为增强人们的国家制定法意识，要从政府层面推行自上而下的法律普及，使当地人们对国家制定法有强烈的信任感，进而使国家制定法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3．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石山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和固定的环境中，人们的联系相当紧密的，进而就会形成“特有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特定的语情下自发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规矩或‘正义’”。［7］而要想破坏这种规矩是危险的，因为破坏这一特定的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很容易受到舆论的谴责而陷入被动。在积石山县，人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往往选择用当地习惯法来调解和解决矛盾，他们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因而更能代表正义。此外，对国家制定法的陌生也使人们对用国家制定法处理纠纷的机制不适应，并且即便是人们对国家制定法并不陌生，仅从经济上和体制障碍上考虑，很多人也不会选择国家制定法。因此，在积石山地区，关于纠纷解决的法律适用上，如果涉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时，应适用国家制定法，如果涉及到民族纠纷以及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当地习惯法处理。同时，因为诉讼一般耗时较长、诉讼成本过高，所以在发生纠纷时，调解就成为比较理想的解决纠纷的方法。调解主要用于邻里之间、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纠纷等。具体而言，积石山县人们之间发生的纠纷多数可以进行人民调解。人民调解的纠纷主体可以限定在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纠纷范围应局限于在婚姻、继承及普通民事纠纷之间。阿訇可以担任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应遵循自愿原则，而且可以适当运少数用民族习惯法进行调解。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10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以来，区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学习教育相关要求，积极发动党员及干部职工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大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迅速升温、全面铺开。
一、基本情况
***司法局现有4个党支部数，在册党员25人（第一支部5人，第二支部3人，第三支部3人，第四支部14人），对《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4本学习资料做到人手一套，征订率达到100%。
深入开展民法典法治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桃林沟桃花节、东村村庙会及第七届职工登高健步走等人流集中时间点，开展入村（社区）法治宣传43次，深入13个矛盾纠纷重点村开展法治宣传服务，对民营企业进行专项法治宣传活动4次，发放民法典书籍、人民调解知识手册、法律援助条例等宣传资料2.1万余份；组织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宣传志愿者深入到村（社区）开展民法典宣讲36场。
截止目前，共提供法律咨询1390人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37件，其中刑事案件128件、民事案件8件、行政案件1件；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67件，协助办理认罪认罚案件60件。
积极打造公共法律服务“便民中心”，推行“窗口化、一站式”服务模式，安装触摸查询一体机1台、视频播放设施1台，中心大厅设立综合接待岗1个、人民调解岗1个、法律援助岗1个和法律咨询岗1个，并配有专职工作人员和轮流值班律师。
实现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建设，开通“***掌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自开通至今2个月的时间，关注人数达到3367人，咨询人数125人次，法律援助在线申请7件，受理符合援助要求1件，是我局“不见面审批”的一个良好开端。截止目前，***掌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已推送信息17次，共84条信息。
积极开展“调解七进服务三零”专项活动，在已有12个调解室的基础上，新成立荫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希伯来购物中心调解工作室和驻九洲购物中心调解工作室，扩大调解覆盖面。同时，积极开展调解工作，曾冒雨入村实地勘察房屋排水情况，当场为当事人双方调解矛盾纠纷，并在之后多次进行跟踪回访，保证调解效果。截止目前，共调解案件360件，调解成功359件。其中婚姻家庭纠纷61件，邻里纠纷142件，交通事故纠纷53件，房产物业纠纷56件，损害赔偿纠纷6件，涉法涉诉纠纷1件，合同纠纷1件，其他纠纷40件，调解成功率99.7%，真正让“有纠纷找调解”理念深入人心，推动我区人民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特色亮点
1.制定周学习制度，严格按照学习计划开展党史学习；
2.推出便民利民八项措施，并在***掌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进行公示；
3.深入开展民法典法治宣传活动。结合民法典颁布一周年，组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和民法典“三融六进”法治宣传活动；组织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宣传志愿者开展民法典宣讲，推动民法典融入日常生活、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法治实践，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4.大力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工程。在全区开展“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通过构建培训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完善管理体系，为农村培养一批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的“法律明白人”队伍。发挥农村“法律明白人”示范引领作用，在宣传政策法规、引导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会治理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5.开展“法援惠民生”主题活动。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实现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全覆盖，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群众；努力增加办案数量，实现应援尽援，使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平等享受法律保护。规范法律援助服务行为，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监管体系，不断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使法律援助的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加强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实现法律援助申请快捷化、审查简便化、服务零距离，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及时便利、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
6.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帮助更多低收入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加大对特殊群体的援助力度。为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精准法律援助服务。对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可预约提供上门服务。对农民工继续开通免审核“绿色通道”，实行“三优先”原则。对军人军属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办理制度。简化法律援助审批手续，为军人军属寻求法律帮助提供优质服务。
7.打造公共法律服务“便民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推行“窗口化、一站式”服务模式，安装触摸查询一体机、视频播放设施，用于办理流程、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网点的宣传和导引；中心大厅设立综合接待岗、人民调解岗、法律援助岗和法律咨询岗等，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设置轮流值班律师，工作人员及服务人员全部要求亮牌挂牌上岗，负责为群众提供贴心接待服务和现场或上门解答咨询服务。
8.实现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建设。开通“***掌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面向群众、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及人民调解业务受理和精准普法宣传，让广大受众足不出户，咨询服务“零距离”。
9.开展“调解七进服务三零”专项活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调解七进服务三零”专项活动为载体，以设室、挂牌、亮标、值班等“四有”为抓手，通过组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和广大调解员开展“调解七进”活动即“进网格”、“进物业”，“进连锁企业”、“进综超市场”，“进法庭”、“进派出所”、“进信访大厅”，重点排查化解婚姻邻里、生产消费、矛盾集中等领域纠纷，努力控新治旧，让“有纠纷找调解”理念深入人心，逐步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推动我区人民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
10.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从制度层面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感。
三、存在问题
1.新党员名额不足，未充分充实支部力量；
2.***掌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推广力度不足；
3.人民调解的力度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