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内涵篇1
［关键词］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养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历史定位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同古代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理念有着历史联系并经过辩证发展的法治理念,是当代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针对现实问题和社会环境做出的历史选择。
1.现代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主要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资本主义法治理念。二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是资本主义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对立统一。一方面,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分别属于两种历史类型的法治理念,在阶级本质和政体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冲突和对立；另一方面,它们共处一个交往日益频繁、联系不断加强的全球化时代,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到当代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合和一致性。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借鉴和采用了苏联的法律理论,把法律视为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工具、捍卫无产阶级的武器。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发展,一方面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包括城乡矛盾、贫富矛盾、政治腐败和改革的负面效应等引起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政权长治久安和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问题摆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面前。法治作为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方略,人权作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观念,公平正义作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先后被引入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
3.法治理念的认识规律:从思维的抽象再到思维的具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领域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我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它标志着我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当前,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在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探索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途径对于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据法治活动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一般层面的法治理念和特殊层面的法治理念。一般的法治理念是全体公民均应具备的法治理念,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共性征和共同内容。笔者认为,作为一般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权利义务理念。权利也称法定权利,是指法律规范所确认和规定的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某种权能。它是公民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基础。根据权利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社会权利和诉讼权利等。法律义务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关系主体承担的某种必须履行的责任。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机制来指引人们的行为,调处社会关系的,并且是在权利和义务的互动中运行的。
2.尊重人权理念。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详细的列举。此外,我国在民事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及诉讼法律等一系列法律中对公民不同类别的权利给予了具体规定。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就是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人道主义意识,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及财产权利,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平等互助的和谐局面。
3.公平正义理念。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我国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要在实践中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首先树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否依法办事、秉公执法至关重要。国家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管理事务,特别是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事务时,一定要坚持公平正义理念,依法办事,反对趋炎附势,不容许对任何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主体有歧视待遇。国家司法机关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必须忠于事实和法律,决不能看人办案,因人而异。
三、培养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途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知易行难,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确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努力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
1.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法治社会都必须树立有效的法律权威,没有法律权威就没有秩序。法律权威是指法律在一个社会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普遍的遵守和广泛的认同,在调控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基础和主导的作用。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努力提高立法质量。优良的法律是法律权威得以形成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因此,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就必须根据宪法和有关专门法律规定进行立法活动,即立法活动本身也必须法律化、程序化、制度化。第二,必须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内涵是指国家必须制定统一的宪法和法律,并保证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公民中得到统一的遵守和执行。第三,必须树立执法机关的公信力。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不仅在于立法中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且在于执法中的严格公正,得到人民的信任。在一个国家,只要执法机关能够执法如山,这个国家法律的权威就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就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第四,必须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准则的观念。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秩序的建立必须借助一定的行为规则和社会规范,如法律、道德、政策、习惯、宗教等,而法律既具有意志的普遍性,又具有对象的普遍性,因而,法律在所有的社会规则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则。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使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树立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和服从法律,自觉将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社会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能够有效地维护法律权威,从而可以使法律更有效地发挥控制社会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2.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是指按照法律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合法性的分析,即围绕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实行依法治国,意味着包括治国者在内的一切人都必须按照法律的指引来思考和行动。因此,对利弊的权衡、成本与效益的比较、善恶的评价,都不能代替法律的标准和结论。可以说,法律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法治理念在思维方式上的重要体现。只有当这种思维方式真正被社会公众所普遍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培养法律思维,提高全体人民法律思维的水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法律思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培养。首先,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法律思维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法律知识作为基础和条件,而法律知识的获得,必须依靠学习。其次,要不断强化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在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对法律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看法,是法律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条件。要想不断提高法律思维的水平,就需要不断强化法治观念。再次,要努力掌握法律方法。法律方法是人们从法律角度思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运用法律方法思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培养法律思维方式,必须掌握法律方法。最后,要积极参与法律实践。法律思维是解决法律问题的重要方法,积极参加法律实践活动有利于法律思维能力的提高。要关注社会上发生的法律事件,注意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脱离开活生生的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不可能养成法律思维方式。要抓住各种机会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提高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通过反复参与各种法律活动,在法律实践中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才能养成一种自觉的法律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m］.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
［2］王笑红译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m］.法律出版社,2002.
［3］丁以升.法治问题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5.
［4］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6.
社会治理内涵篇2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形势下学生工作的必然要求
国际上，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冲击，导致国民时刻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断蚕食着我们的传统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同时，西方势力与我党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更加激烈。这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自1999年高考扩招至今，国内已经基本完成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但随着学分制改革的深入、就业形式的转变、毕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当代大学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激烈的竞争环境。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为了迎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政教育，把高校思政教育提升到战略高度，不但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新形势下学生工作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是大学生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根本需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和价值表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需要时刻紧随党的步伐，用最先进的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进而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主题教育。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是其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理论需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成为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基础。我国自古就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取向，可见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和道德传统，一直渗透着这种价值意识，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其实也是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价值基础，是其走内涵是发展道路的实践需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以爱国主义为指导，重点提升大学生国际视野
面对国外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冲击，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顺应时展的趋势，以爱国主义为指导，重点提升大学生国际视野。首先，强化思想政治课堂主阵地，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引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内容，增加同学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从正面引导同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以学生社团为载体、以爱国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同各类错误观点进行思想斗争，并组织一系列思想端正、内容充实、具备吸引力的讲座，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再次，注意思想政治教育隐性化，激发大学生自我教育机制，要求同学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际学科发展前沿、各国的社会动态变化，在培养其国际视野的同时，通过客观的分析及论证，使其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爱国情怀。
（二）以爱岗敬业为目标，深度提振大学生责任意识
要树立大学生爱岗敬业的道德标准，首先应该从其责任意识入手，而责任意识又是以认知为前提，即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意识便无从谈起。首先，应以学风建设为入手点。因为对于还未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们，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拓展自己的综合素质，就是对自己本职岗位的最大尊敬。因此要构建科学的规章制度、规范同学行为，实现管理实效性的提高。其次，通过对党员、学生干部的管理来树立典型，用以带动全体同学责任意识的提高。再次，将责任意识融入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让同学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不但要做好规划，更要重视自身责任意识的提高，以此契合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最终通过深入提振同学们的责任意识，最终实现爱岗敬业价值目标教育。
（三）以诚信友善为根蒂，促进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
社会治理内涵篇3
一、对情境概念的阐释
对于情境这个概念,董杰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一文中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情境内涵的阐释后指出:“‘情境’一词的含义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冲突,但就其本质内涵来说,也存在着某些共性,即‘情境’是环境中的一部分,尤其是进入了个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具体而微观的环境;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1]这一结论揭示了情境与社会环境、情境与认知或行为的客体、情境与行为主体的关系,揭示了情境对受教育者的作用。
其实,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早就对社会环境、客体、情境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辨析,阐明了情境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沙莲香指出:“社会环境、客体和情境是三者互有联系的概念……社会环境作为最广义的概念,表示它的客观存在,它同社会生活主体的关系是广义的社会关系;客体是同社会行为相联系的概念,表示行为者的行为目标和活动对象,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行为关系;情境是与认知这个重要的心理活动相联系的概念,表示心理主体的认知特点、知识结构特点和它们的作用,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心理关系。”[2](p5o)作为与社会生活主体具有心理关系的情境,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沙莲香认为:“情境是从认知的角度说明行为者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行为者在行动和活动之前对于环境(客体的总和)的知觉和认知,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多少加进了主观成分,从主观上给予规定和把握。这种从主体上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叫情境。……把环境作为情境加以把握,叫情境规定。”“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人们的情境规定不同,对于环境的态度、工作表现也就不同。”[2](p49-50)可见,社会环境只有在变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情境规定时,才能够同主体接近和联系起来,产生某种关系并影响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因此,相同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主体来说,他们是否把该环境纳入到了自己的心理过程中予以注意、感知、体验和把握,就决定了该环境是否能够成为生活主体的情境。而同一生活环境相对于具有不同认知特点或情感特征的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不同的情境意义,因此,社会环境是情境和情境规定的基础,但不能等同于情境,情境是进入了社会生活主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那部分环境;一旦人们对环境予以了情境规定,并把它当做了行为的目标,这部分环境就同时成为了社会生活主体认知或实践的客体;情境中不仅渗透着社会生活主体的主观认知与把握,反过来它又会影响到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数学者往往论及的是情境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情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也不可能仅仅是“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它还具有弱化、干扰作用的一面。
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对情境概念予以界定,显然要比仅仅从某种客观的具体的环境或心理、精神氛围上界定情境的内涵,更具概括性、合理性和完善性。只有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来理解情境概念,才能从较深的层面厘清各个相关概念间的关系,揭示情境对社会生活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因为不论教育者费了多少心思来选择具体的环境,营造心理氛围,但如果这些要素融入不到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中去,不能被受教育者从主观上有所规定和把握,它就永远不能影响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它就永远是“外在的客观环境”,情境与环境、客体间的逻辑关系就很难廓清。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不同理解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是怎样规定的呢?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这一概念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指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之外的影响因素存在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不同,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3](p106)
第二种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理解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教育者可以利用情境把教育内容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在情境中,受教育者之间互相影响可以共同内化教育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气氛和人际互动。”[4](p248-249)
第三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达到最佳教育效果而有意创设或引入的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5]
第四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可以把握的且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主客体有机统一的特定而微观的自觉环境。”[1]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这一理念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界定为创设而成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里似乎忽略了或者说没有体现出这种“统一体”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虽然该“统一体”与创设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心理关系,是创设者的情境,但它并不见得就是受教育者的情境。对受教育者而言,它可能依旧只是外在于自身的客观环境而已。若进一步分析,与受教育者没有心理关系的教育环境,也难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要素。
第二种观点是从沙莲香界定的情境概念出发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涵义的。它明确地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可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突出了环境是情境的基础,情境是与主体发生了心理联系的那部分环境。但与第一种观点一样,该观点也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是单一的教育者所能把握和规定的情境,受教育者必须也可以把握,得到受教育者的积极认可、参与,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把握的统一体。只有这样,该情境才能对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种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归为“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虽然其突出了“情”是情境的中心,强调了情感教育在情境影响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把情境教育仅仅归为情感教育,则不仅在内涵上忽略了情境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更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外延和作用窄化。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情感感化,也体现于理性的引导与规范。
第四种观点比较好地克服了以上三种观点的缺陷。作者(董杰,下文同)在文中不仅阐明了情境与环境的关系,还揭示了情境与行为主体,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使得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其它各个要素有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使之能够成为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这种观点中,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是“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微观的自觉的环境。“能够优化”是以肯定的方式表达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积极作用的必然。在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能不能够起到优化的作用,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此界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概念也存在一定的不严密性。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内涵的界定
上述第四种观点的不严密性主要根源于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和“情境创设”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和认知。因此有必要从对这三个概念的辨析入手,进一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
当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一命题时,作者指出:“‘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作用’所指什么,或促进或阻碍?这里应将三个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加以正确区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应是一种适应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如果不确定此点,那么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将又有何本质的区分?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相对于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言,可能是有效的情境也可能是无效的情境,只有满足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情境才是有效的情境。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也存在有效或无效,即可能存在或优化或阻碍的情形”。[1]笔者认为,这里对三个概念的区分与表述存在着一定的逻辑问题。区分概念应该是在同一层面的问题上,从其内涵上界定它们分别是什么,说明概念间的关系则还需要从外延上加以分析。但是上面的表述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逻辑方法入手,而是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杂在一起论述。
社会治理内涵篇4
关键词：治世，盛世，概念内涵，辩证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1;n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4-0038-03
收稿日期：2012-06-25
作者简介：覃德兵（1976—），男，土家族，湖北省长阳县民族高级中学教师，主要从事历史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周卫华（1969—），男，汉族，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术语。通信方式：.cn。“治世”“盛世”是历史学中的两个重要术语，笔者试图从其概念内涵、特征考量及时代内涵等方面进行探究，辨清本质与真相，进而厘清历史兴替与演进的基本规律。
一“治世”“盛世”的概念及内涵仅从字面来解，治世，作偏正短语时，意为“和平昌盛之世”，作动宾短语时，为“管理国家，处理国务”之意。盛世，指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达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社会现象。
刘后滨教授在《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中指出：所谓治世，指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水平，强调行帝道王道，主要特征是政治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对国家政权充满信心。所谓盛世，指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成果，主要特征是在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达到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局面［1］。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表述了社会稳定、政权巩固、国泰民安、经济发展之意。但是，两者是不能等量齐观的，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
第一，两者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治世勃兴于乱世，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矛盾突出，修复社会裂痕为首要任务；盛世以治世为基础，属于锦上添花，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生产关系日渐优化，综合国力更加强盛，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抵御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增强。
第二，两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治世”尚处于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还有诸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需要化解，从发展速度来看，上升趋势相当明显；盛世处于高级阶段，堪称“发达”，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协调发展，社会结构稳定，但增长速度会放缓。
第三，从治世向盛世的发展过程，伴随着量的积累和质的变化。前者重量，责在开拓；后者尚质，责在守成。
第四，治世孕育希望，盛世潜藏危机。治世当中，社会剧烈震荡之后的统治者更富有忧患意识，从而励精图治，更加关注民生；盛世之时，繁荣外衣之下的统治者，进取心减弱，容易滋生腐败，丧失危机意识。
二历史中“治世”与
“盛世”的根本属性作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堪称“治世”和“盛世”的时代并不多见。但是，考辨历史术语，仅仅从字面意义出发认识其概念及内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其社会根源加以探究，考辨植根于社会和阶级中的根本属性。
辩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科学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客观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根本方法。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治世”与“盛世”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
其一，从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来看，“治世”大都根植于乱世的土壤，从残酷斗争的洗礼中走出来的开国者，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民休息，发展经济，必为上举。唐玄宗时期的史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概述了“贞观之治”现象出现的几个原因：一是新皇帝得民心，“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二是政治清明，上下一体，同心同德；三是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犯罪率低，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其二，所谓的“治世”和“盛世”，只不过是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之后的标志性符号，相对美好，并非完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是相对有限的，时下流行穿越题材的文学作品，对某些时代进行了艺术化的渲染，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愿意穿越到哪怕是古代最繁荣的时期。
其三，历史中所描绘的“治世”和“盛世”，不可避免地掺杂着统治阶级的美化与粉饰。“盛世”只寄生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一切被贴上这一标签的时代，不过是时人和后人虚构出来的幻象，用来满足人们的心理期待、服务于统治者的现实需要，它既是一个带有文学色彩、理想成分的赞誉之辞，也是一个颇有宣传意味和政治功能的词，其实不能作为对一个时性、科学的定评［2］。
其四，“治世”和“盛世”的出现，“明君”的勤勉有为不可或缺，在人治为基本特征的古代，优秀统治者的出现，可谓国与民之大幸。如唐太宗登上皇帝大位之时，刚二十八岁，年富力强，思想成熟而不守旧，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自信，有着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风度，十分注重对统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坚持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行。
其五，对于“治世”和“盛世”的主观体验，不同的阶层是不同的。比如生活在下层的民众，幸福感必然会受到物质生活的挤压而打折扣。
三“治世”与“盛世”的时代内涵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治世”与“盛世”，其产生的土壤是不一样的，正如将上古时期的“尧舜盛世”和封建晚期的“康乾盛世”相比较，是荒谬而可笑的。“治世”与“盛世”总是保留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只是历史上某一个阶段中相对美好的时代。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附着在这些标志性的时代印记上的光环会逐渐褪色。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何让一个国家昌盛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的回音与现实的碰撞，给“治世”与“盛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去审视“治事”“盛世”衰微之后的种种乱相，很容易找到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一是统治阶级未能及时有效地修复社会裂痕，从而导致社会断裂，如“安史之乱”的出现；二是未能与整个世界潮流保持同步性，如对于“康乾盛世”的坍塌，马克思曾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3］
参考文献
［1］刘后滨.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2):64-69.
社会治理内涵篇5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推进，要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加强对人心的教化，注重民生实践，注重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妥善处理好与社会管理创新法治推进过程中相悖的矛盾和问题，坚守法治观念、全局意识、主动意识、系统意识、创新意识，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抓好城乡结合的各个环节，强化社会事业管理中各个方面的衔接，才能把依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各个环节落到实处。
通过对当前执法机构在创新社会管理具体实践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存在三个方面的倾向，即行为方式的模仿性、内容选择的随意性和主题内涵的扩张性。
行为方式的模仿性是指各级执法机构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行为方式上过于简单，往往是参照行政机关的思路进行简单化模仿。众所周知，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如果将某些做法归结为创新的特殊寓意，则是对司法权属定位的模糊化处理，应得到及时矫正与纠偏。
内容选择的随意性是指执法机构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事项选择方面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尤其表现在基层相关类型案件的处理程序选择。基层执法机构处于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最前端，其案多人少的现实性问题尤为突出，因而对案件处理程序走向简易化选择是颇为现实的做法，其随意性也就较为普遍。
主题内涵的扩张性是指执法机构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具有跨越司法权运行边界的倾向。在实践中，各级执法机构在参与除事件本身以外的其他社会活动时，是否是司法权运行空间的延展与扩张，值得深入进行考察与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如在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主题内涵应紧密围绕审判权的实践轨迹进行考量，同时在参与其他社会活动过程中仍然需要谨记权力运行的边界内涵。
社会治理内涵篇6
关键词：高校 治安综合治理 内涵建设
随着高校教学科研的日益发展和管理工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和拓展，学校与社会的沟通和交流与日俱增，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日趋复杂，安全保卫工作的范围不仅仅包括人身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等基本安全，还包括教学安全、行政安全、产业安全等发展安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多方面的基本安全，而且要关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发展安全，只有这样，学校才可能有办学的安全，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
1.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
1.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和意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从本质上说，就是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堵塞导致违法犯罪的漏洞，不断减少和消除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基层广大群众和实际工作者创造的丰富经验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是建立和保持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方针，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工程和基础工程[1]。
1.2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想的提出，最早是基于在“”中教育事业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导致青少年犯罪现象严重，试图寻求根治之策。、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八家单位联合于1979年6月19日提交中央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显示：在当时刑事案件的作案人员中，青少年犯案所占比重，大中城市为百分之七八十，农村为百分之六七十。犯案情况包括偷摸扒窃、打架斗殴、耍流氓、拦路抢劫、妇女、行凶杀人、结伙为非，等等。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指出：“为了争取治安状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并强调：“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后，原国家教委于1992年6月23日下发了《关于做好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全国各级各类大中小学开展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和八个方面的工作内容。《意见》特别强调：“高等院校要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及保卫、宣传、后勤、学生工作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负责提出本单位综合治理的具体意见并组织实施，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2000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公安部《关于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依靠学校广大师生员工，保持良好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稳定，为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意见》要求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认真落实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齐抓共管，加强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建设，全力维护好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秩序，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可见，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渊源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党的执政手段在高校的延伸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可以概述为：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学校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以教育和创建安全文明和谐校园为抓手，建立健全预防、发现、控制和处置治安隐患能力，保持良好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稳定。
2.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内涵建设
社会治理内涵篇7
一、文化的内涵研究概述
文化，一种亘古绵久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对其研究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文化是社会科学中演变历史最长、定义最复杂的概念之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本意指耕作、培训、教育、发展、尊重等，其他含义均由此引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而并没有提出一个精确的定义。
关于文化的定义，美国人类学家克虏伯和鲁柯亨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就列举了1871—1951年理论界有关文化的164种定义。理论研究学者们对文化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从国内外研究的动态和广义与狭义静态陈述，两维视角、“立体式”研究文化的内涵。
第一，从国内外研究动态纵观思维概述文化内涵。以王仕民教授与柳恩铭学者为代表，对文化内涵研究是从国内外研究动态来阐述的。
国内中国语境中的文化。“文化”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并非是舶来品，从《易经》开始，一脉相承至今。所谓文化，在汉语中按字面意义讲，就是文而化之。《易经》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面就已经蕴含了“文化”的意思，且与现代语境的“文化”内涵基本一致。最早提及“文化”一词是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篇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晋人束惜在《补亡诗·由仪》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可以看出，在古汉语系统中，文化一词的本义是与“武力”、“武功”相对，指以文德教化天下，都是一种统治手段。大抵在古人眼里，文化是用“文”的内容和方式来“教化”百姓的统治方法，就是人文教化，重点是道德教化。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传人，国内学者对文化的概念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指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则认为：“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
蔡元培在《何为文化》中提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
陈独秀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力主：“文化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任继愈在《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特点》中认为：文化是“专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
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司马云杰，以极大地理论勇气给下了定义：“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而且，他在书中对其下的定义有几点解释：一是人类创造的；二是人类创造的特质；三是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四是不同形态的特质。
国外西方语境里的文化。在西方，文化更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一位专门研究文化概念的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在《文化概念》一书中研究了文化概念的产生和起源，他指出：“关于文化概念的探讨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随着政治思想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原始的和基本的关系。”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既表现在人类文化生活的实践中，也表现在文化学者对文化概念的阐述。在文化理论研究中，理论性成就最高的当属世界各国百科全书上的文化定义：
前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将文化概念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作为广义的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而狭义的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迈尔百科全书》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类，并认为文化概念常指精神文化。它说：文化即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
英国。《大英百科全书》赞同将文化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般性”的定义，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第二类是“多元的相对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源于历史和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成员共有”，它包含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
法国。《法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一切其它规范和习惯”。
第二，从广狭义静态思维概述文化内涵。
以吕会霖、胡维革专家学者为代表，对文化内涵的研究是从广狭义静态的视角来阐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的界定理论界逐步统一为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与自然对立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之总和；“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取得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比较认同的看法认为“文化是人类通过创造性的活动而获得并积淀在特定民族中，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情感、信仰、习俗等行为方式和规范模式，以及观念意识等生存样式的系统”“文化是一定社会群体习得且共有的一切观念和行为”。
近几年，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又给文化下了许多定义。总的来说，他们似乎不满足于以往关于文化概念的“物质”和“精神”的两分法，进而提出了“三分法”。究竟如何分，又是各不相同。
有的在广狭两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义”或“中义”文化，即指“饮食文化、衣着服饰文化、游乐文化等等，还包括体现在人与人交往—各式各样伦理关系中的文化”。
有的将文化规定为人的“实践能力、实践方式、实践结果”三个方面。
但是，就文化内涵是达成了许多共识，表现为：其一、文化是“习得”的；其二、文化具有一定的形态并负载意义；其三、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在文化中具有主导性作用。
第三，文化内涵的厘定。
对于文化概念的定义，本文在此比较认同胡维革教授在《中国文化论纲》中给出的界定。他认为：“文化是人的群体或类的内在精神和这种内在精神的外在体现，是人的群体或类借以相互区别或与他类区别的依据”。他给文化下的定义包括两层涵义，对此作了解释：一是“人的群体或类的内在精神”，即“隐文化”或“软文化”，包括哲学、思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时尚等，一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外在体现”，即“显文化”或“硬文化”，包括教育、科技、出版、体育、卫生等各项文化事业和文化设施。总而言之，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后天习得的和创造的，是为一定社会群体所共有的复杂地整合体。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研究综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研究，理论界遵循的是先探讨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发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过程。在此，就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研究进行一个初步梳理综述。
探讨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目前理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形成，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文化的形态。随着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与教育、文化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联姻”的倾向已越来越明显。所有主要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分在内。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中，有许多学者谈到了文化的构成问题，其中亦不乏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地列为精神文化范畴者。
第二，动态的文化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从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历程来说，两者几乎是同时产生。早期的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分得。而文化是为一定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只有个人拥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尚不能称之为文化。在出现了文化上的萌芽后，需经由传播这样一个过程为社会群体所掌握，才能算是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先产生某些文化上的潜在要素，然后经由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潜文化的传递、教授而为社会群体掌握，才能构成文化，成为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文化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可以说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也必须以文化为前提。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整个文化发展的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我们知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文化，主要包括思想文化、科学文化和艺术文化，而且“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宗旨正是为了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培养健康向上的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整个文化发展的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不等同于简单的文化知识传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情感愿望、主观意识等密切相关。在此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以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为基础，去对待那些本身并非很理性化的对象，就容易变得情绪化、意向化、随意化，从而偏离先进文化建设的轨道。但是，克服过去那种思想宣传和政治教育单兵出击的不足，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文化含量，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而是要追求科学的“真”、人文的“善”和艺术的“美”。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初步的下一个界定。王仕民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综合利用文化资源，特别是精神文化、运用文化方式，进行自觉育德、自主育人的文化。
本人高度赞同王仕民教授在《德育文化论》中对其界定的文化，同时也认可其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探讨：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应包含的文化资源。王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主要指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综合利用的现有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内容，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当代科技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成果。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传输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怎样将自己的文化内容传输到学生，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和目的的，这就是我们要谈得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方式要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传输方式有自己的传承方式、感染熏陶方式、辐射渗透方式、自觉创造方式。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本质就是自觉育德、自主育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内在地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育人过程之中。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的研究，专家学者还涉猎到以下内容：
第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征，王仕民教授总结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生本特征、渗透性特征、人文特征、超前性特征。
第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性质。柳恩铭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性质主要包括文化的联系性、文化超前性、文化民族性和文化开放性。。王仕民教授总结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阶级性、思想性、方向性、价值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属性。
第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功能。柳恩铭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文化选择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文化创新功能。王仕民教授总结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
第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价值。柳恩铭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文化认同价值、文化导向价值、文化动力价值。
社会治理内涵篇8
［关键词］大学文化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融合
［作者简介］胡焱（1973-），女，吉林公主岭人，长春工程学院人文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4-0063-02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要加强文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学的隐性教育，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行为准则及人生规划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因此，如何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实现大学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目前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大学文化及其功能
（一）大学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迄今为止，还没有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通常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涵盖除自然生成物以外的一切事物；狭义的文化则是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大学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广义的大学文化，从本质上看，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被大学内部所有成员认同和接受，并不断被传播的特定群体的微观文化形态；从其构成来看，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大学物质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大学行为文化和大学精神文化等四个要素，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保障，行为文化是表现；从包含的内容来看，是大学经过历史的沉淀，由历届师生创造、传承而逐渐积累起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其作用来看，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和物质保障，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大学文化的功能
1.渗透和熏陶功能。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展现和传播，如学校的发展历史、引用的大师语录、校园文化活动、学术交流与讲座、文化宣传板报、校园广播及网络平台等。通过大学文化的广泛传播，身处其中的大学生能够逐渐感悟和领会大学文化的内涵，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其逐渐内化为自身的成长目标、行为准则和理想信念，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2.规范和引导功能。大学教育的主旨是培养能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具有自觉、自律的独立人格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作中脚踏实地的大学生，这不仅要依赖于优秀的师资教学队伍和良好的硬件教学环境，更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学校浓厚的文化底蕴。大学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之一，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生的行动指南，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政治立场。通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激发爱国热情；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衡量标准及时规范大学生的日常行为，积极引导大学生形成自律自省和知耻改过的良好道德观念。
3.支撑和保障功能。大学文化可以为大学生个体提供人生奋斗的目标和精神支柱。深受大学文化熏陶的大学生将会逐渐形成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敢于创新等优良品质，最终成长为具有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有志青年。同时，大学文化建设可以确保大学为社会输送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知识精湛、思想素质过硬的合格人才。大学的文化建设体现在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引领文化发展潮流等各个方面，在完善大学教育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的过程中，大学文化建设有助于确立先进的办学理念、规范制度管理和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使大学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大学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大学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存在着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关系如下：
（一）大学文化建设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虽然我国高校长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并将其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国正处在思想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不断渗入大学校园，使思想还未完全成熟、缺乏辨别能力的大学生产生了许多困惑和矛盾，甚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我国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表现出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我国现阶段提出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建设充满活力、富有特色的大学文化，其目的就是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大学文化功能，利用各种教育形式和传播渠道，使大学生在先进文化氛围中受到熏陶，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和思想困惑，使学生逐渐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分析鉴别能力，在自觉抵制消极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及文化素质。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学文化的传承、融合与创新
同志将文化传承与创新视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大学成为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借鉴并传播异质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因此，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自然而然地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政治理论的说教，强调政治性服从，而缺乏文化内涵，形式单一空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效果，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及大众流行文化的巨大冲击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及功能的发挥更是受到了极大影响，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时，要融入和强化大学文化的内容，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渗透着大学文化气息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够从文化层面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实现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造，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也可以增强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实现文化自信，使学生科学分析西方文化、大众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学习、借鉴和融合，最终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创新。
三、推动大学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融合
（一）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首先，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强化“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我国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这是一个在任何时期都必须要坚守的原则，哪怕是在多元文化冲击的今天。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顺应时展的潮流，更新教育理念及教育手段，无论是课堂授课还是课外的社会实践，都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加强先进文化在教育内容上的渗透，实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有效发挥文化的引导功能。
其次，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通过含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学术讲座与交流、文艺演出、辩论会、演讲比赛及读书征文比赛等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大学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学生在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中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
最后，充分利用网络载体，增强文化渗透功能。随着校园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选取有代表性的社会事件和人物典型，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等方面的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科学看待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
（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此外，费先生还强调“‘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学说以及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信任，对当代先进文化的威望与魅力有一种尊奉和坚守。
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必须要依赖具有浓厚文化内涵的思想政治教育。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普遍存在文化底蕴不足和文化视野狭窄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充分利用多种多样的现代思想教育手段，加强民族文化教育，系统介绍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分析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精神，加强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正确看待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的地位和作用，在反思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和融合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实现文化自省和创新。其次，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内涵。思想政治教育既应坚持“政治性”，又要注重“文化性”，但是，一直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都在强调“政治性”而忽视了“文化性”，从而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弱化。如今，强调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将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新以往的教育理念，实现“政治性”与“文化性”兼顾的教育理念。通过丰富多彩的含有大学文化气息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将大学生培养成高度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合格人才，从而实现提高全民族人文素养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斯霞.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文化教育透视［J］.教育探索，2011（12）.
［2］王正坤，毛常明，刘孔莉.大学文化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9）.
［3］张颖.文化传承创新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3（2）.
［4］雷骥.论文化自觉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
［5］王尧，蔡中宏.论大学文化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2（10）.
［6］郑敏燕，骆子炜.大学生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2（6）.
［7］张国骥.大学与大学文化［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1）.
社会治理内涵篇9
一、党建工作创新情况
（一）书记项目：“红色诸葛会”----民智协商理事会，作为社区“四会”制度的迭代升级，彰显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特色，通过挖掘社区自有资源、联盟外部资源、荟聚智慧资源、融合多方资源等方式，紧密联系丰涵家园社区实际，从共解社区难题、共议社区发展，切实维护各方利益，使社区党建元素与服务要素、专业服务与网格管理实现有机的融合。通过微信、电话、来信、走访等方式收集民智民意，建立台账外，还每月利用周日休息时间，组织社区党员干部走进楼道，开展与辖区群众“面对面”沟通活动，把社区办公“搬”到了群众家门口，遵循“走访群众集民智、整改落实解民怨、回复反馈聚民心”三个环节，及时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区域党建联盟、社会组织等，社区征求各类民智建议63条，梳理后的采纳民智建议11条，走访居民家庭户1566户，收集汇总问题76个，排查处理各种矛盾纠纷42件，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92件。
（二）“七彩阳光”主题活动作载体、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支部党员开展红色行动亮身份、黄色行动创文明、蓝色行动保平安、绿色行动优环境、橙色行动送温暖、青色服务助成长、紫色行动促和谐等品牌公益活动。
二、河道治理“治河先治心”
北洋槐河位于庄前老新村临河，沿岸环境脏乱差，存在违章搭建、乱牵挂、杂物乱堆放、养鸡养鸭、生活污水乱排等现象，是典型的最差河道。北塘联圩河长会议暨河道治理推进会后，根据会议要求，社区迅速行动，全面推进北洋槐河环境整治工作。
社区联合城管执法队员，对沿河10米范围内进行全面整治，拆除了全部违建和排污管道，乱堆放、乱牵挂、乱搭建现象得到彻底清理，清理杂草、垃圾80余车，并进行了绿地修复和绿植补种，河道内还增设暴气增氧装置4台。发动河道沿岸小组长、社区志愿者开展河道巡查，共同维护沿岸环境。经过综合环境整治，目前北洋槐河面貌整洁有序，岸绿、水清、景美，成为居民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20年工作谋划
2020年度丰涵家园社区将进一步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化开展为契机，依托推进社区书记项目：“红色诸葛会”----民智协商理事会，彰显党建引领社区“智”理特色，构建“锋涵微智理”模式，提升社区工作的综合创造力。
丰涵作为纯社区，相对而言比“村改居”社区的工作目的和任务更显单一，就是服务民生，疏通民意，化解民怨，繁荣民乐，但相对于社区实际社情而言，典型的老新村加安居房社区，民生改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可以说任重而道远。从治理框架的层面，上层组织注重的是思考、设计、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方案，社区层面注重是实实在在的执行和实施，在操作过程中关键需要的是务实，实实在在把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小事，做精做细做强，切实的去解决好居民群众生活中的小事情，累计小的微服务的实事项目，实现一定区域内最大的凝聚力、影响力和亲和力。
集聚微智慧、微创新、微改革，探索社区治理的微格化、队伍的微群化、项目的微型化、信息微信化的良性互动，有机的改变以往社区为民服务活动虽然很多，但没有形成有效的系统性和延续性问题，通过“锋涵微智理”模式，改变以往无主题、无主线的格局，形成以社区党建为引领助推社区工作的系统化，项目化、品牌化工作发展思路，实现社区“智”理模式。
社会治理内涵篇10
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
当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认真总结了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着力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结合司法行政的工作实际，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行政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各项工作中，指导和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坚持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同时，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政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应当看到，政法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政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与一些干警执法理念出现偏差有直接关系。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需要用科学、先进、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我们的头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运用这一理念指导执法行为。
1、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准确把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基本内涵。
2、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要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清正廉洁，确保权为民所用，做到文明执法。
3、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做到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