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含义篇1
关键词：法治；横向途径；纵向途径
1996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成为了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重任。围绕“法治”，广大学者在理论上从各个角度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希望找到一种推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进步的良方。然而笔者认为，我国法治建设理论重心在于正确界定法治内涵、明确法治建设目标的基础上，设计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实现法治的途径，从而引导我国法治建设有序、健康、快速发展。因此本文在阐述我国所期望法治含义的基础上，试图对实现法治的途径作一探讨。
一、我国所期望的法治含义探析
什么是法治？古往今来许多法学家对此进行了引经据典的阐述。对法治作出早期经典解释的是古罗马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法治就是“已成立的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1]其包括三层含义，即第一，法治代表理性的统治；第二，法治是以民主共和为基础；第三，法治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这一解释意义在于把法治与法制区别开来。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包括立法、司法制度、律师制度等，这种法制是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的，它不含价值判断，可能是良法，也可能是恶法。法治的法则具有良好的价值取向，即反映人民意志，反映自由、民主、平等价值的法。
到了近代，法学家对法治的理解又有不同。英国法学家拉兹认为，从字面上看，法治就是“法律之治”。它包括两个方面：（1）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2）从狭义上理解，法治是指政府受法律的治理，遵守法律，即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可以认为拉兹阐述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对政府的行为提供有力的约束。法国法治论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注重“法的精神”和“人民主权”，其中包含着法、自由和政体的关系，他们认为的法治是以法为基础，具有自由、平等；公意；合法政府；法律至上四个基本要素，代表着在人民主权基础上以法律至上权威为保障维护自由、平等的正义。
法治含义的进一步发展是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上通过的《德里宣言》。[2]确认了法治为一个“能动的概念”，它“不仅被用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的民事的和的权利，而且要创造社会的、的、的和文化的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样条件下实现。”《德里宣言》确认的法治原则是：（1）根据法治精神，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个人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防范行政权力的滥用，而且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条件。（3）法治要求正当的刑事程序。（4）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这样就给法治赋予了新的：维护人的尊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要求司法独立、公正和律师自由。
在我国还有的学者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对法治进行阐述。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治国；依法的法应是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法；是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是反映全体人民利益的法。“依法治国”中的“治”就是“法治”，治国的根本首先是指国家机器，然后才是指人民；不先治好国家机器和官员，人民是治不好的。[3]这种阐述不仅对治国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是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良法；同时也提出了法治的关键在于依法治权、依法治官。
通过上述法治含义的比较，可以看出法治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法治具有普遍性，不同和国家的法治都具有某些共同意义；同时法治又具有特殊性，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精神。在各个社会历史时期、各个国家，法学家虽然对法治的理解不尽相同，然而在这些解释中却孕含着一些普遍的真理：（1）法律的至上性是法治的前提。在法治社会，对人们行为的评判只有法是最终的、最有权威的价值标准。法治意味着法律要得到普遍遵守，这就要求法律具有至上的地位和权威，任何人、任何组织均无超越法律的权力，应以接受法的最高统治为其义务。（2）法律的正义品质是法治的重要条件。法学家们几乎都认为法治的法必须是善良正义的法律。当然在不同国家、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对良法有着不同的标准。或认为良法是符合自然和永恒正义的法；或认为良法应当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认为法律应当有效的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或主张法律应当反映现实国情和民间自发秩序。[4]而在我国，良法是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体现公平、正义，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法律。（3）保障公民权利、树立权利本位观念是法治的价值取向。（4）司法独立、正义是法治的有效保障。，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阐述法治含义，不应当简单套用以往的法治观念与解释，而应当在吸收不同时代和国家法治精神的精髓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准确把握法治含义，为我国法治建设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笔者认为，我国所期望的法治应是反映社会法律现象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极大权威性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法律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体现公平、正义，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同时有效地规范和制约着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权利本位观念深入人心，普遍实现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短的说，我国所期望的法治是以反映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为依据，以权利本位观念为指导治理国家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相协调而形成的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涵：（1）以民众为基础；（2）以权利本位为指导；（3）以社会主义法律为保障；（4）与社会各方面发展相协调；（5）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为表现形式。因此，我国所期望的法治既包括法治的普遍精神，同时又蕴含着特有的思想内涵，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
二、我国实现法治的途径构想
（一）实现法治横向途径的选择
阐释我国所期望法治内涵目的不仅在于理论上解决了人们对法治的模糊认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法治建设确立了发展方向和目标。与此同时，这也把在我国社会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现有法治建设成就的前提下，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实现法治目标这一棘手摆在了我们面前。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首先从选择实现法治的横向途径入手打开突破口。所谓实现法治的横向途径是相对于社会不同阶层对实现法治的不同推动作用的纵向途径而言，是把整个社会作为处于同一平面的整体来构建实现法治的条件和路线。
1、选择实现法治的横向途径的指导思想
社会治理的含义篇2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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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转贴于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转贴于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转贴于
社会治理的含义篇3
关键词德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重申这一思想。然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并非像依法治国理论那样受到普遍欢迎，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或持谨慎态度。表现为：一是德治法治并举，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等同性会不会冲淡法治建设。二是德治法治关系怎样，是否会有滑入人治陷阱之忑。产生疑虑的根源在于望文生义，或是强化思维定势将事物的差异扩大为对立，未清楚“以德治国”具体的时代内容。
解决疑难的前提在于明晰概念，必须给予以德治国以明晰的解释。粗观学者理论出现了一些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要靠社会教育、道德榜样感染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和信念加以推行。”亦有观点：“德治表明将道德作为重要执政工具，强调选拔执政者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执政者应以身作则。”也有学者从传统儒家思想“为政以德”中找共鸣，为政者要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观点一表明了道德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侧面展示以德治国的美好前景，却混淆了德治的主体。观点二增加了执政者的“德性”思想，可惜缺乏何谓有“德性”，仅仅靠“以身作则”难免太过虚泛。观点三强调道德作用和统治者德性问题，却忽略了孔子所言的“为政以德”实则为人治基础上的道德至上：即德治优越于法治，甚至可以仅依靠统治者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明显具有历史狭隘性。
“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以自行”，应当明确道德对法的创制和实施有重大指导作用，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但法律和道德在社会调控中的作用应如何整合，才能既避免道德的泛化，又防止法律的恶性扩张。因此，实现依法治国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如何使法律与道德在调控社会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从这一角度而言，学者讨论的德治含义难免缺乏了具体含义。
笔者提出新时代下以德治国思想含义：首先，德治应当是强调是对掌权者的要求，即掌权者应当有“德性”行使权力时应当能够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其次，德治关注的是“德性”问题：诸如仁爱、正义、宽容，往往包含对善的倾向。德治关注的核心不在于人民群众的德性问题，而在于掌权者的德性问题。德弗林（lorddevlin）指出，公共道德是每个社会为了维系其自身的存在所必须拥有的一套成员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德治的核心在于掌权者行使权力时能否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强调掌权者的“公共道德”不应一笔带过，更应落实实处。
对于行政机关，其“公共道德”主要体现在合理行政方面。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即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坚持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最后，在建设“法治政府”背景下，行政机关应当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
对于司法人员而言，一方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化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落实到法律实践中；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滞后性、时代性和局限性特点，“所形成的一切事值得毁灭的”，完善的法律制度绝不可能毫无遗漏解决现有问题，当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甚至无成文法可依循时，司法人员应当发挥其“公共道德”弥补法律空缺，即要统筹法律、伦理和人情的关系，关注普遍法律规则和复杂事实背后的道德伦理因素，使法律实施的结果（如法院裁判）尽可能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评价相一致，至少不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相冲突。
对于立法人员而言，当现行法律规定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脱离了道德基础时，社会道德评价就会向立法机关发出校正信号，此时立法者的“公共道德”在于社会主义法的创制应当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对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若法律不合理合情其便为“恶法”，此时“恶法”应当被创制、修改和废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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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含义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工具理性；人本理念
abstract：ithasbeenestablishedastheguidelinesinbuildingawelloffsocietyinanallroundwaytohaveacomprehensive，coordinated，sustainable，humanistandscientificviewondevelopment.whentheseguidelinesareappliedto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heyformulateinideologicalandpoliticalworkthehumanismwhichimpliestheideaofallrounddevelopmentofmankindaswellasthatof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economyandculture，overcomingthedeficiencyofinstrumentalrationality，enabl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worktobetterserveman’sallrounddevelopmentandthedevelopmentofeconomyandculture.
Keywords：ideologicalandpoliticalwork；instrumentalrationality；humanism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着单向度工具理性的误区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赶超西方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进程中，因为是赶超就必须动员全体国民凝心聚力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社会又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旧社会形态相互影响，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相互激荡，利益矛盾与冲突错综复杂。问题是，过分的政治动员，极易产生社会的浮躁心理；利益矛盾与冲突得不到有效协调，则易导致社会的不和谐。由此，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因应新情况、新问题，主动适应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历了从单纯的政治动员向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转变；从空洞抽象的说教向解释说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转变；从简单的“灌输”、居高临下的“你打我通”向双向交流、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转变。这3个转变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革新。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形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浮躁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包括思政工作的领导者)往往只把思政工作作为完成某种经济(业务)工作的手段或工具，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它的价值导向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它的终极指向，由此，思政工作日渐趋于功利主义[1]。例如：对政治理论的学习，不少党政干部和政工人员视作“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疏于用先进理论审视自身的思想与行为，乃至给人以“双重人格”的印象，大大削弱了理论武装的感召力。又如：关心、帮助人时，重物质帮助，轻思想引导，见物不见人。再如：校园文化活动越来越趋于感官享受，有意无意地消解理想、回避崇高，丧失了高校校园文化应有的高雅特色；在学生干部培养中，更是用交换代替教育；等等。如何克服思政工作中认知与实践层面的上述积弊，走出传统思政工作中“工具理性”的误区，笔者认为，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立场，高扬价值理性的旗帜，超越工具理性的“单向度”。
二、思想政治工作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争得民族独立和民众解放的运动。因此，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也必然是围绕着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展开，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造就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不怕艰难困苦、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无产阶级战士。显然，可以理解，为了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使命，革命及其服务于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具有强烈的工具化色彩。建国以后，因为我们事实上没能自觉实现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的转向，继续强调斗争哲学的指导，乃至酿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充斥着虚幻的理想、空洞的口号，仍然具有强烈的工具化色彩，以至成为一种违背人性的极“左”思潮，使人望而生畏，望而生厌，甚至政治工作干部也被普通民众视为“异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时代的主题则由革命转为建设。与之相应，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实现了从“斗争哲学”向“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理念的嬗变。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赶超心理和焦虑心态以及希图在短期内实现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物质诉求，致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至将除自身以外的一切都当作了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视思想政治工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忽视其价值导向功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进入21世纪，我们拉开了“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帷幕。为达此目标，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可见，“以人为本”是这种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事实上，只有以人为本的社会才是全面小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根本，是指人在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社会各项事务的发展与进步均须“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为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如是认为，根源在于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有其功利性的目的，即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争取更为有利的条件，以期实现自身的价值。由此，不难发现，人是目的与手段、价值与工具的统一体。人是统一体的身份定位，决定了人的行为逻辑既有价值理性的成分，也有工具理性的成分。诚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于人的行为当中，但两者却有优先序位之分：价值理性是体，工具理性是用，前者是主导后者的引擎，后者是实现前者的动力。过分张扬工具理性，深度抑制价值理性，则易遮蔽并摧残人性，从而导致人性的残缺与异化，因为“工具理性支配社会的前提一定是工作中主体的消亡”[2]。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物化”与“异化”现象的深刻揭示，则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的理念应成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三、思想政治工作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双重意蕴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尽管我们主张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诚如前面指出的，人是最终的目的，但是人作为目的也需要自身作为手段来完成。因此，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自然也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3]：第一层含义是以人的价值为根本，注重人的价值的实现，表现出来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第二层含义是以人为根本的依靠力量，注重人的工具性，表现出来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就第一层含义而言，由于其本着“人民是价值主体”的理念，因而，“达人”与“为人”便成为了其本质诉求，反映在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则要求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就第二层含义而言，由于其本着“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的理念，因而，“用人”与“依人”便成为了其侧重方面，反映在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则要求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就第二层含义来看，当前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引导的基本原则，强化对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努力塑造全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从而使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2)在利益多元化以及社会诸单元利益矛盾与冲突加剧的今天，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在理顺利益关系、协调利益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上下功夫；(3)因为发展既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以根本任务与第一要务为轴心，致力于公民积极性的调动、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激发。
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理论上是体用关系，加之，为了改变以往把工具理性当作唯一向度而造成的华而不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局面，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应当着重在第一层含义上下功夫。笔者认为，就第一层含义来说，当前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关注每个思想政治工作对象世界观、人生观的建构。从根本上说，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总是受制于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助于人们加强对自我、对他人、对外物非对象化的、境域化的理解，那么，我们相信人们必将改变以操控、算计等功利方式看待世界的态度，真正领会人与人的共生在世、人与物的情景统一、人与自我的诗化和谐，从而实现人生纵向而非横向的超越。(2)关注每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对象主体性的道德境界。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克服以往把道德当作外在于人的抽象的行为规范，应该在平等交往的和谐关系中让工作对象体验道德情感的油然发生。这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不应该以规训人的方式从外在植入某种道德，而应该营造我们所追求的道德氛围。(3)思想政治工作要重视生命情感意识的培养。说到底，生命的存在不需要生命以外的虚幻理由。人类生命的历程从本质上说，正是人类意义的发生过程，而意义并非仅指某种功利的价值，相反，意义是建立在生命高尚情操的基础之上的，忽视“万水千山总关情”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意味着生命本身不可承受之轻或重。(4)毫无疑问，在社会节奏加快，不确定性增加的今天，化解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内在的心理矛盾和冲突，完善其人格，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人的行为问题说到底是人的心理问题，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对象的心理问题，那么，无论技巧多么娴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必将落空。
四、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得以推进的四点设想
首先，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并立足我国特定的国情，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进行尖锐批判与合理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唯物论为理论基石，超越了西方人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根基；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克服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中抽象的个体本位论；用唯物史观驱逐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唯心史观，其本身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真正科学的生活世界哲学。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历史观内化为自己的真实体验，他才能在工作中克服简单的说教，并结合每一个对象的具体问题，有的放矢，与被教育者一道在生活世界孕育的“实践智慧”中经历合理思想的诞生。
其次，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要求我们确立最基本的人道关怀。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认为，人与人在类的本质关系上是统一的，因而，人与人是平等的。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工作对象之间只不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并没有谁高人一等。那种把工作对象当作被塑造、被管束甚至被训斥的思想政治工作[4]，显然是错误的。无论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样看似崇高的目标，都应该以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地位等方面的平等为前提，反之，不仅达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而且很可能造成对象的逆反心理，甚至产生敌对情绪。况且，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目标指向总是人，所以，对对象的关心、感情上的靠拢、相互之间的尊重与信任，应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之意”。
第三，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要求我们抛弃传统的理性主义知识化的传授方法，代之以境域性教育。从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方式上来说，也许更应该相信“人常常不是被说服的，而是被感动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抛弃传统理性主义知识化的传授方式，注重创设融洽的情感氛围，从而化解问题于无形之中。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对象之间能否在情感上趋于接近或相通。具体来说，如果我们放弃理性主义知识化的态度，放弃指出对象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简单做法，而是营造某种特定情境，让对象在境域性的情境中，体验人与问题本身双向开放的可能性，那么，对象必将在诗意的情境中超越自我当下的狭隘性。所以，与其说是我们在情境中引导对象、教育对象，还不如说是对象在情感体验中进行自我教育。
第四，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本理念，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崇高的理想与目标，又要注重现实，注重对象的个体利益、个体目标、个体发展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尽管从理论上说，个人和社会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现实中却经常存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张力。在某种抽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是无视个体合理的利益主张。因此，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要求我们首先检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身，进而检讨造成对个体利益不合理抑制的社会组织关系。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一方面，对对象合理的利益主张给予认同，帮助其拓展谋求个体利益实现的渠道；另一方面，将对象的利益置于与社会利益双向互动的背景下，引导对象对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化解利益矛盾与冲突，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世纪之交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和专家学者回顾总结我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而提出来的，现已成为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思想。把这个思想贯彻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人本理念。这一理念克服了单纯工具理性的缺陷，必将有助于纠正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倾向，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精神支柱，有助于提升个体公民的思想境界，使思政工作最终更好地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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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含义篇5
【论文摘要】：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勾画了一幅场景：每一个自由平等的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薏的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这个集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个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我们称之为共和国。
一、卢梭的法律思想
《社会契约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国家如何以其全部力量来捍卫和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和财富，确保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的自由。毫无疑问，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法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最有效的手段。如果说在自然状态之下，面对生活压力，迫于生存的需要使人类凝结为一个共同体，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以及人类对自由、平等等目标的向往的日益增长，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约定本身就是社会约定的应有之意，这也是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法是怎么制订的？法的价值是什么？法是如何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卢梭的法律思想以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其丰富的辩证法，展现了其高度的修辞技巧，这是就其文化层面而言，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但是卢梭的法律思想也同样展示了其丰富的内容，文章择其要点，归纳如下：
1.法是者之行为，公意之宣告。本论断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法是者之行为。谁是者？卢梭认为，"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它的成员称它为者。"①者，就其本质而言，是全体公民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法的制定主体是者，而不是君主，也不是贵族集团，这是民主制区分于贵族制与君主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同时，因为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者权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法，也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法是公意之宣告。公意概念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称之为核心概念绝不为过。但是，什么是公意？卢梭认为公意，即公共幸福，是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为了正确地阐述公意的涵义，卢梭区分了公意与众意，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②卢梭进一步认为，为了准确无误地表达公意，国家之内不准有派系存在，每个公民只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受制于其他任何的个人与团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意决不会犯错误，也才能保证法律正确无误的体现人民的意志。法律是公意的宣告，法律首先要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卢梭的法律思想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民主性，法律首要的关注在于公意，而不是君主或贵族的利益，也不是某一个政治派别的利益。另外，法律是人们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日益向往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现状进行思考的结果，总是表现为特定的国家形式。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的过程，就是法的制定过程，卢梭的民主思想也同样体现在法的制定过程之中。卢梭极力主张全民公决，反对代议制，认为在代议制中，人民只有在其选择代表的时候是自由的，除此之外，人民都是社会的奴隶，也是自己所选的代表的奴隶。在此，卢梭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人民代表是否总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现代民主国家对代表行使权利的诸多限制及人民对于其所选出的代表的监督，我想，也一定与卢梭的法律思想有着某种关联。再次，法律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法律既然是公意的行为，法律的对象也只能考虑涉及人民公共利益的国家以及各种抽象的行为，而不能是个别的人或个别的行为。卢梭的这一法律思想至少体现了两层意义，一是法律调整的人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为某些特定的人量体裁衣定做的，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的人的工具；二是法律调整的事具有全局性，是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所有事情，而不是一部分事情。卢梭认为，"法律很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却绝不能把特权赋予某一个人；……一切有关个别对象的职能都丝毫不属于立法权力。"③卢梭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平等思想以及后来许多法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形式正义"。
2.法治国思想。法治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什么是法治？按照目前通说，法治与人治相对，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完善的法制；二是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效运行。但是什么是完善的法制？如何才能有效运行？学者们的论述各有千秋，难以一是。法治国思想也是卢梭《社会契约论》必然的逻辑结果。在《社会契约论》中设定的理想的共和国体制之下，社会约定、公意的准确表达、人民直投为制定完善的法制提供了"背景正义"，法制的有效运行则依赖于法制的权威。卢梭的法治思想至少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法律至上性。因为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者的意志表述，法也具有至上性，"我们无须问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④二是依法治国。卢梭认为行政官只不过是者的公仆，法律的奴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依照法律办事。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卢梭认为，君主首先是国家的成员，一国的公民，他不具有超乎法律的任何特权。任何人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在法律面前承担平等的义务。
法律是政治体的行动和意志，是政治体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强有力的手段。法律在社会中具有至上的权威，这也体现在卢梭的立法者理论中。卢梭认为，"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⑤他不仅应该洞悉人世间的一切喜怒哀乐，而且善于改变人性，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他应该超脱于共和国之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他个人的感情而影响伟大、神圣的立法事业。在卢梭的眼里，最好的立法者当数上帝。该理论无疑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及各个时期自然法理论发展的影响，虽然具有美丽的外衣，但仅仅是"乌托邦"，难以在人类社会实现。
二、卢梭法律思想评述：民主的法是良法？
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属于当时的时代，卢梭也同他们一样，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掀起过多大波浪，起了多大作用，都仅仅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凝结，在今天看来，局限性难以避免。就其法律思想而言，私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尚值得进一步的思考：一是其不成熟的自然法观，卢梭一方面承认，"存在着一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⑥只有上帝才是真正正义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情感的活动，我们的理性才能够趋于完善"，⑦认为理性来源于人的自爱心与怜悯心，人才是正义之源。二是"乌托邦"式的立法者理论，卢梭一方面认为公民所选的代表有可能与人民的利益相违背，另一方面又相信完全脱离共和国之外的人能洞悉共和国的一切，能实实在在地表达公意。三是文章想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即民主的法是不是就是良法？
民主是西方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理念之一，千变万化，综合各种观点，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能体现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统治。民主的法，就是在自由、平等的背景正义下，在最大多数人的参与之下，按照一系列公开的程序所制定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民主的法是不是就永远正确？按照卢梭的观点，公意永远是公正的，作为公意的行为--法，也永远不会错误。但是公意会不会错误？如果一个国家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一项法律，目的旨在侵略积怨较深的另一个国家，我们能说这项法律是公正的吗？如果通过的法律是为了杀死无辜的人呢？卢梭思想的逻辑结果容易导致大众的，这已为许多学者及思想家所认识。事实上，纳粹德国及我国""的历史已经足以说明一切。民主的法不一定是良法，法除了表现为国家制度之外，也总是表现为一种文化形式，具有文化的延续性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此外，法总是需要以一定形式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一定的语言文字为依托，而语言文字及其涵义的发展变化并不总受制于民主制度。我国的学者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因为法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如何在我国开花结果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我国法治之路面临重重困难，进展缓慢，与此不无关联。但是，怎么样的法律是良法，良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这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什么是良法？"良"在英文中称之为"good"，在中文中与"善"相当，与"恶"相左，表现为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内心认可并具有为之向往和追求的驱动。私以为，良法就是正义之法。也许有人会说"正义"和"良"一样具有不可捉摸的面孔，以"正义"诠释"良"不免有循环解释之嫌。正义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社会的价值目标，我们依然可以从各个时期不同的论述中把握正义的基本脉搏。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⑧也就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而不管社会对岗位安排是否正义，其实质就是不平等。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纳入"平等"概念，将正义界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在财富分配上实行"按比例分配"原则，其实质是在认可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具有相同特性的人获得相同的财富，包含了后来法学家所说的"形式正义"的东西。马克思也将平等纳入正义范畴，认为正义是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和经济上的平等。与他们相较，斯宾塞和康得则认为与正义相联系的最高价值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斯宾塞认为，自由的唯一限制是他人的平等的自由，只要没有侵犯他人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干他所想干的事情。美国当今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则试图将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认为正义包含两个原则：一是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二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满足两个条件是才是正义的，即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在第二个原则中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自由和平等是正义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但并非是仅有的价值，有些人认为正义还包含安全价值。霍布斯和边沁均认为安全才是法律的首要目的，而自由和平等则仅仅处于从属的地位。综上所述，各人对于正义的理解仅仅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深刻思索，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一种统合性的学说诠释"正义"，作者也不想给正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正义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正义应当包含自由、平等、民主、安全及人权等价值，并且当其发生冲突时，能做出最有利的选择；二是正义能够"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⑨
判断一项历史的法律是不是良法，已有定论，但是判断当今现行的法律是不是良法，在利益多元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且对于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难有定论。但是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良法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1.正义性。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立法者必须以正义为指导原则，法必须以实现社会正义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二是法必须包含正义的基本内容，即应当体现自由、平等、民主、安全及人权等理念，建立最低限度人权保障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程序公开及公正原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原则等，并且以正义为评判一项法律优劣的标准。
2.民主性。民主的法不一定是良法，但是不民主的一定不是良法，即使是一项着实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因为其不民主，也难以获得人民内心的认可，更别说获得权威了。民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法过程的民主，即应当保证最绝大多数的人参与立法，并且保证立法的一切信息为人民所知晓；二是法律应当确立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能够为执法的民主提供一些依据，并且当执法过程走上偏路时，能够及时纠正它，确保执法的民主得以准确无误地执行。如果说正义使法的本质及内容具有至上性的话，民主则使法的形式成为"人民自由的圣经"。此外，民主也是特定的统治阶级转移风险的有效形式。
3.科学性。科学性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法应该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体现科技发展的需要及社会发展进程；二是法应该具有明确性，避免含糊不清，具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三是法应该适应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能够提供一种模式避免因语言内在含义的改变而影响法的价值追求。
卢梭的思想博大精深，就其法律思想而言，西方国家的"民意"即源于公意观，西方国家如今所取得的民主法治成就也不能说与卢梭的思想没有关系。我国在经历了历史的许多磨难以后终于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也是法治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卢梭都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文章简要地论述了卢梭的法律思想，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不是为了抹煞卢梭的丰功伟绩，而是希望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能够对卢梭的巨著--《社会契约论》，引起新的热潮。
注释：
①《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25-26页.
②《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39页.
③《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50页.
④《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51页.
⑤《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55页.
⑥《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48页.
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著,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12月第1版,第85页.
社会治理的含义篇6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社会治理的含义篇7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235-02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时提出了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对于实现我国全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法治教育的成败，高校能否担负起法治教育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的进程，高校的法治教育，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高校法治教育的基本内涵
法治不仅仅是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工具，它更强调法律的内在价值及其追求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的法治环境。李步云认为，法治的基本含义就是要善于运用和善于依照体现统治阶级集体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应该比较完备，而且是按照严格的程序制定出来的，他一经公布施行，就要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任何机关、团体和公民个人包括国家的领袖人物在内都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一个国家切实做到了以上这些，也就是实现了法治。
笔者认为，为实现良好的法治环境，法治教育应该既包含法治理念教育，又包含法治行为教育。正如傅达林所言，“真正的法治，并不是停留在那些宏大叙事的原则上，而是浸入现实世界的寻常规则与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之内”，法治理念教育是指树立公民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而法治行为教育是指在法治理念教育的基础上，实施的公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行为规范教育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行为准则教育。高校法治教育应是以推动全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大学生学习法律基础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法律教育，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促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培养法律思维方式、形成坚定的法律信仰、增强依法办事能力，最终实现全体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教育。
三、高校法治教育责任主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必将始终坚持的道路，必将始终追求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高校实施法治教育是与我们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致的，是国家、民族赋予高校的一种教育责任。高校是由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学生等组成的，而高校的工作人员并不承担教育教学任务，学生则是教育的对象，是教育教学手段的接受者，所以高校的法治教育主要是由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所承担，而高校的管理人员则负责高校法治教育的整体方向和具体思路。据此，高校法治教育责任主体应该区分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的法治教育责任和高校管理人员。
高校法治教育责任主体首先为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教师和科研人员对法治教育所做的贡献是高校法治教育最根本的力量和基础，正如博克所言：“大学的特殊功能在于把教育和研究相结合，归根结底，大学的功能在于从事所能达到的最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根据主体任务的不同，其责任承担方式也不尽相同：第一，高校法学专业教师的法治教育责任要求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断探究和加快高校法学专业课程改革，包括法学专业教学与课程设置、提高《宪法学》在教学过程中所占比重，牢固树立法学专业学生“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要求，正如苏力教授认为，法学院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此外，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高校非法学专业教师，尤其是社会科学部的任课教师，要注重大学生思想政治立场的教育，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能够正确看待和评价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重要性，不发表有损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言论，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第三，法治教育的推动离不开科研人员对于“法治是什么”、“什么是法治”及如何进行法治教育等内容的研究，因此，高校法学专家及科研人员要不断深入研究法治及“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路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其次，高校管理人员也是高校法治教育责任主体。高校管理人员，尤其是校长，决定着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做好高校法治教育，总体来讲要求高校管理人员明确高校“为什么要进行法治教育”以及“如何进行法治教育”，进而明确“应当为法治教育做些什么”和“应当如何进行法治教育”。高校管理人员的法治教育责任承担方式具体来讲，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校管理人员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制定和实施适合学校具体情况的法治教育政策和纲领，提供学校范围内的法治教育政策保障，全面落实高校法治教育;第二，高校管理人员要注重高校法治教育队伍建设，要把建设高素质专家教师队伍作为学校法治教育队伍建设的核心，打造授课水平高、科研能力强、法治理论功底深厚的高素质的法治教育教师及科研队伍，注重对全校教师队伍，尤其是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进行法治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全校教师队伍的法治水平，提高全校法治教育教学工作水平;第三，高校管理人员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坚持“以生为本”，高校法治教育的对象是学生，高校法治教育责任的最终落脚点在提高学生的法治水平，因此，高校管理人员在制定法治教育实施纲领和政策时，要注重法治教育理念下的课程改革，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制定适合本校的、符合学生实际要求的课程标准，完善各专业学生培养方案，制定“以专业教育为主线，不断提高学生专业水平和专业技能;法治教育贯彻始终，不断提高学生的法治水平和法治素养”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切实使高校法治教育落到实处。
四、高校法治教育责任的来源
（一）高校法治教育责任是实现高校自身价值的体现
高校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以适应个体身心发展水平的方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的过程。高校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塑造大学生的独立人格，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因此，高校教育所培养的全面发展的个人并不是拒绝权威，宣扬个人至上的人，而应当是思想意识上能够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适应社会发展，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而当前，我们国家的现实是正在坚定的走依法治国之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以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为目标，在这一现实下，作为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旨归的高校，应当将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为目标，不断的培养符合我国需要法治人才，坚定不移的推进高校法治教育。
（二）高校法治教育责任是由高校的法律地位决定的
《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从该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实际上包含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责，因此，高校履行法定职责的教育活动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切实履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执行国家教学标准，而在我国目前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在《决定》提出推动全民树立法治意识，建立国民法治教育体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等教学、科研机构的要求下，高校应当紧密结合法治教育的要求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全面推进高校的法治教育，推动学生全面树立法治意识，为推动全民树立法治意识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高校法治教育责任是实现高校社会责任的要求
高校的责任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化，现代高校的责任体系内容不仅仅是传统的教育教学责任，而且还包括高校应为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做出应有的贡献，高校的社会责任与其享受的社会权利及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对的，是在高校享受法律及社会赋予的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权等权利后，所应承担的对人类社会发展及人类文明和幸福做出应有贡献的义务，正如前述高校的法定职责包含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高校应该承担在文明社会任何一个人都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他对社会责任的基本追求应当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追求是一致的。高校应当不断的完善其社会服务职能，实现其对文明、和谐、公正、民主及法治等价值目标的追求，正如德里克?博克在其著作中表示“大学关心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公正，这四个方面，是大学的良心所在”。
（四）高校法治教育责任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
《决定》提出推动全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是由于法治理念是推动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力，能够保证法治国家的建设方向，能够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价值导向。大学生作为公民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不仅仅是为响应《决定》推动全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更是由于大学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迈向社会，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使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可以说，大学生自身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水平。因此，高校要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水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思维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帮助学生形成坚定的法律信仰和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为法治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为实现法治中国的中国梦不断努力。
注释：
社会治理的含义篇8
关键词：正名；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61－05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到现在已经历90多年。90多年来，我党对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十分重视，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外开放事业广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当前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问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与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有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良好氛围，是摆在我党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伟大任务。因此，科学地挖掘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
随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于2005年的设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相继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政治教育又成为了热门话题，似有成为某种特别的“显学”的倾向。然而，在这种貌似学术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这样一种陷阱。即某些研究者急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进行淡化处理。或试图以某种价值中立的名义来祛除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的政治色彩。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地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即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名”问题，“名正”方能“言顺”，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都应该依据于某种恰当的理论逻辑起点与深层的概念内涵。唯有特定的理论梳理与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实效性”与“长效性”方可得到逐步的解决。而为了求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名”真实意蕴，我们首先需考察学术界对何为“思想政治教育”都作了哪些定义。
通过我们对国内十二种文献综合比较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展开论述：有以功能角度而言，如陆庆壬、王勤、苏振芳主张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特定目标的实现。思想品德的转变与指导实践行为”为核心；有以内容的角度而言，如陈秉公、邱伟光与教育部思政司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心理”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有以目的的角度而言，如袁礼周认为“解决问题，提高能力，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以主客体价值关系而言，如张耀灿、仓道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于主客体需要的满足；有以目的与内容相结合的角度而言。如孙其昂认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育新人，动员大家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议题。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从多维度展开了争鸣，没有形成绝对一致的意见，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个领域研究的弱化。恰恰相反，多样化的探索正说明学者们对基本概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的充分兴趣。正所谓“名正言顺”——展开对这个学科的本质内涵的探究，离不开概念的逻辑起点。
二、“思想”与“政治”的“教育”抑或“思想”的“政治教育”?
我们党在开始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之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和成型的过程，就一般而言，我们将之归纳为：政治工作(教育)一思想工作(教育)一政治思想工作(教育)一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这四个主要阶段或环节。
早在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开始以“政治教育”或“政治工作”作为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之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都有了阶级觉悟”。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开，会上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说明“政治工作”作为我党的重要理论教育手段，已是比较成熟了。列宁曾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都是首要的工作任务，这个概念的提出与运用，对于从事党的理论教育与实际工作带来的极大的方便。但同时，当政治教育与政治工作被广泛地运用于一般性的场合和领域时，其概念的明确性与范围的确定性，则显示出其比较局限的一面：思想政治工作，首要的和主要的是一种思想教育与思想工作。
鉴于政治工作与政治教育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和思想工作是作为对前者的补充而提出来的，是对前者的深化与推进，因为政治教育的首要方面是思想方面的教育，正如朱德所说：“要以思想教育为主”，而列宁也认为：“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政治斗争，不忘记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依据的是思想的教育，因此，思想工作对于完成政治任务具有中心环节的作用。但是，政治思想工作在实际的运用中所存在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另一方面也由于特定概念具有“包打天下”的雄心。将政治与思想的关系作一个调整，即将思想放在政治之前而成“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这一概念，原来作为一个词的政治思想，现在则成了两个词：思想与政治，而我们以为，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并不能宽泛地界定：“由于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在内容上有交叉，就使之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概念，从而增加了所能概括的内容范围。因此，不仅包含了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包含了政治工作之外的思想工作，而且包含了政治工作中的非思想工作，并且突出了思想工作的政治性。”这个解说，将凡属于思想教育范畴与政治教育范畴的内容皆涵括在内，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家族的日益庞大与繁杂。从过去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扩展到纪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甚至当人的心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又欲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其中，这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内涵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也在于对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载的任务过于庞杂所致。但是，不管实践中我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充满多少的期待，或是基于其过于庞杂而导致实效性的可能缺失的认知，进一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存在着诸多争议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即是思想政教育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其价值规定与根本指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基础的、根本的意义。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其“政治性”，即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立场。
要认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基于其“政治”的属性，就首先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来源及其含义，孙其昂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性：首先，政治观念是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理论与价值观。统治阶级思想在社会思想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精神内涵。在这样的社会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是思想意识，也就是政治价值观决定和支配的行为。其次，政治关系体现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作为上层建筑构成要件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即是统治阶级思想与被统治阶级思想、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调节政治思想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协调发展贡献精神手段，另一方面也从属于社会实践活动，倚重于政治关系。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导向其成为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政治制度又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作为我党理论建设的一个文化传统，是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延伸与具体体现。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倚重政治权力的运行。而具有真理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双重力量，是政治权力的教育领域的延伸。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以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本质属性在于“政治性”，而这种“政治性”禀赋，就其根本意义上而言，在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必须保持与党的中心任务、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层面的政治与教育的结合，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教育活动，是观念世界的政治灌输与改造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思想”与“政治”的教育，而是“思想”的“政治教育”，换句话说，也就是“思想”的特定“意识形态教育”。我们以这种构词方式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是多此一举，或是概念上的倒退回“政治教育”的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认为，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思想”层面的教育活动，在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根本上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心灵世界的，而不是外在物质世界，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传达，而不是“物质”的给予，虽然，“精神”的能动作用能够引起“物质”的变化，但这并非“精神”与“观念”的自有属性。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分包容，将是导致其实效性、长效性在逐步丧失的重要原因，因为，不同范畴的教育内容。具有不同的教育手段与教育规律，强扭一种方法、一种方式、一种模式的教育，必然导致针对性的下降乃至最终丧失。“思想”的“政治教育”既保证教育对象的单纯性：“思想世界”，也保障教育的价值判断的“政治性”，是根本性与价值性的有效统合。
最后，“思想”的“政治教育”为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与建构提供了正当与合理的出口，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正本清源”，也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创新发展，保障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思想”的“政治性”教化是“意识形态”构建的首要任务。
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
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要准确地理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首先需要明晰何谓“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在19世纪初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detracy)提出的，用以指称“观念的科学”。特拉西认为，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任务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程度。除了理论上的、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之外，特拉西还赋予了意识形态学说以实践的意义：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意识形态是负有社会使命的，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基于这一主旨，特拉西和他的信徒们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后，西方社会首先开始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阐述，如：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撰写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阐述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含义、类型进行了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方式”，并将“意识形态”区分为两种情形：即“特殊的”(特别的)意识形态和“整体的”(总体的)意识形态。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明确界定“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也没有专门解释过这个概念，即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阐释意识形态的专著里也没有概念式的注解，只是在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提出“虚假的意识”的说法：“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
而就一般的西方学者而言。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把握主要分成两种用法。
其一，是以“中性化”的态度来概括意识形态含义。如：《布莱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哈里·约翰逊认为，意识形态被运用得最为广泛的定义，是指构成一种社会政治纲领的整套主张、理论和目标。美国哈泼·科林斯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对意识形态作了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是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从上述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实体性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信条系
统或信念体系，是一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体系。其二，是以“否定”和“贬义”的方式来解释意识形态概念。如：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并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维持或摧毁、维护或批判一种社会所采取行动的依据。”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以组系统的僵硬的教条和信条，人们根据这些教条和信条试图了解世界，并试图保存或改变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出现了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观，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论”之争一直持续不断。在“终结论”的争论中，就包含着对意识形态含义的不同认识，正如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赛特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指出的：“大体上说，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分析是否正确的激烈论战，是围绕‘意识形态’一词的不同含义展开的。”从法国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54年)一文，到美国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一书，再到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年)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等，他们总体上声称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是“虚假的观念和意识”等。
1964年埃利希·哈恩在《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含义上被运用。一方面，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另一方面，它被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p·c·罗兹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这二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都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否定性，是为“虚假的意识”，可以说是非常切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义，因为恩格斯在弗·梅林的信中就曾直接地道出“虚假意识”的说法。从否定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主旨。
但是，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运用的“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他们是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虚假性揭示的前提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以真实世界的实践学说为基础。反映人类生产活动与思想认识发展的科学规律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真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意识形态作为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武器是不能普泛至马克思主义范畴，列宁批判了伯恩斯坦制造的所谓“意识形态与科学分界”，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真实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以此，著名学者邢贲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中的一部分，并属于社会意识中层次较深的具有理论形态的这一部分。俞吾金也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
此外，宋惠昌、刘建飞、朱兆中、李英田等多位学者与上述两位一样，都比较一致地认为，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特定目的、特定团体的某种社会制度、阶级理论与观念系统的综合物体。他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政治性”话语方式的独特路径。但是，当我们进行中西比较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实际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意识形态一种类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相当于与物质世界对应的精神世界或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另一种类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为某一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需要而表达出来的价值观、思想和主张。从狭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它实际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提出来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主张，这种狭义主张，实际就特定的“政治性”话语的掌控方式，而且通常是为“统治阶级”的特有宣传手段。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著名的理论家葛兰西通过区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或
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后者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在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教育关系，是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实现的。葛兰西说到：“这种批判使旧的意识形态已拥有的重要影响的分化和变化的过程成为可能。先前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或甚至是附带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主要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复合体。”正是通过教化的落实转化了新旧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进而完成政治领导权的夺取。葛兰西依据政权建立的过程。区分两种领导权，但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是无法分离这两种领导权的。因此，“政治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看来，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统合二者，也就是“思想”的“政治教育”，而这种教育即依据“政治领导权”的必然出发点。
思想政治教育从产生于“政治工作”的历史，就注定了其最高宗旨不是致力于获取知识世界的境界。思想政治教育从显在层次的意识到潜在层次的意识都渗透着“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空气，那种以为可以脱离特定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幼稚、荒谬，而且需要全面地批判。
社会治理的含义篇9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回顾历史，实行依法治国既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展望社会主义建设前景而选择的关键方向。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一项基本方略在我国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法治建设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尚存留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因此，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在稳定国家新局势、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利益以及保证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法治建设遭遇寒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回归正轨，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从而将我国的法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得以厘清规范。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依法治国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宪法修正案中的重要条款。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并且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14年10月28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全会主题，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集中论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至此，全面依法治国大幕正式拉开。
我国的国家治理史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
回顾历史，我国的国家治理史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统治”，简言之就是指所行何政和如何行政，强调服从与被服从的阶级和阶层关系。“管理”则运用“疏”与“堵”的思维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主体基本为政府及社会组织，较为单一。而“治理”则在“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政府约束，体现了上下的双向互动，国家与社会相结合，其合法权利来源即治理主体，较为多元。因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概念之间既有含义上的重叠，又有内涵上的递进，“统治”是后两者的基础，而“治理”则是对“管理”的创新。看似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去之甚远：传统意义上的“管理”，默认的有施与方和接受方，施与方即为掌握着公权力的政府，接受方为一般公众，这是一种二元关系。而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打破了这种二元关系，治理的施与者由多元主体构成，即政府、社会组织（含营利性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一般公众，而治理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治理就是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力下推动各方面制度不断完善，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中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的是营造和谐稳定的大环境，制定好服务于各类社会组织和民众的良法和合理的制度，从而保障各类社会组织都能有序运转，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不断提高。决策的主体逐步从人、政府、社会到权利共同体，而用以进行价值是非考量的尺度也由以个人意志为主过渡到依法依规来衡量。因此，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也存在相辅相成关系，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目标和任务。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道路。依法治国，在不断健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中，逐步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基因。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境遇
从理论上比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新目标新任务，没有可直接沿用的理论成果，更没有现成的范本可以套用。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又一重大考验，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紧迫感。
一定历史时期，由于国内生产力低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制，社会制度不完善导致的革命逻辑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作祟，促使党和政府通过打破旧的法律框架来争取发展的有效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更多地偏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之相配套的法治体系没有及时跟进，继而多次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局面。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被列入。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其调整为建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一段时期以来，“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然而，随着经济基础的日益稳固和发展，既有的“四个现代化”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上层建筑的需要。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它的提出适时地对以往以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为主，偏重国家硬实力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修正，更加重视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依法治国发展到新阶段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必然要求。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可行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了时代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如何有效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学界不断讨论的重要命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明确国家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依托的基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当然是多元主体，通俗地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无论是以个体人的形态参与还是以社会人的形态参与，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目的是让国家更加富强、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作用模式从两个层次着手，一是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二是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其中，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就是要立规矩建秩序，即通过党纪、法律法规、行规、各项规章制度，乃至个人的道德自律、职业自律等等，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外在保障。而治理能力则更多是针对治理主体而言，包括国家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以及普通的自由人，这个能力从大的方面讲可以说是参与国家机器运转和社会生活并在其中发挥正向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胜任各自岗位和工作的能力。一个良性运转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是每个社会人和自由人都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或工作岗位上有效地开展工作、愉快地生活，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安全感、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即所提出的“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基于这一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构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进而调动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而构建合理有效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需从诸多方面着力。
一是重构治理主体。从统治到管制、管理到治理，治理现代化比以往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更显科学、文明与进步，这关键在于治理主体构成的升级优化。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治理主体。
传统的“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主要基于执政党对市场、社会以及其他公共主体的统治和领导，而国家治理视域下，不再是单一的治理，而是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同治理的结构转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中相互协作、共同发力。
二是治理结构网络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标志着由层级节制的科层制管理向多主体协作的关系网络治理转变。在信息化背景下，这种关系网络转接到互联网，形成了新的治理范式。互联网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权力结构调整和各方利益协调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公共权力的提升，敦促国家管理者改变与民众的沟通方式，对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是夯实制度供给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起点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同时需要在制度思维、形态和机制等方方面面加以着力，以实现国家行政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预算制度和司法制度等的现代化，而理性化制度体系，有赖于法治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现实秩序，促使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生活日益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与支柱，这是我们的制度自信，不可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必须一成不变，原有的制度中也隐含着与具体国情不相适应的约束性，这就需要不断结合实践提升理论认识，适时进行制度和机制的调整与修正，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供给。
四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的日益丰富、多元和立体，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建设框架，而成为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与之同步的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角色定位和关系也需要不断地加以权衡和调整。尤其是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的职能边界变得更为重要和敏感。政府行政体系需要适应时代需求不断进行自我再造。随着“新公共管理”向“新公共服务”的范式转变，政府职能也由“管控”向“服务”理念转变，进而逐步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
五是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来说，具有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的特点。其中，法治化是本质要求。所谓的国家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在国家治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中，充分调动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坚持法治原则，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2014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深刻阐释，强调不能离开“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谈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法治对国家治理能力构建起着基础性的框架作用，而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则是评价和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价值尺度。
社会治理的含义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前提与途径
自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全体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带领下，思想政治教学的科学化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内涵与前提
所谓的“科学”就是真实地反映事物本质的理论与学说，与一般化相对比，就是要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含义。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科学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培养四有新人，这一目标支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拥有一套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前提。自从建国以来我国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到后来的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再到当今的科学发展观。广大中国人民在这些先进理论的教育指导下，推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人们的思想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都有巨大提高。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必须加强对这个理论的教育与宣传，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要本着三个方向：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为社会的大局发展服务，服务于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第二，对全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氛围；第三，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活动的宗旨，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实际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途径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含量。这里面的科技含量不仅仅指的是思想认识的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综合各门具体科学理论知识的运用。
首先，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认识，思想政治理论建设不仅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宣传，而是用正确、科学的方法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教育的对象以及其中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人理解，灵活应用，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的现代化方向前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延建设，在我国思想政治理论的指导下，同科技手段、物质技术等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化、工程化操控管理。
其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还包括各种科学知识对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助。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他学科知识学习的影响，使学生树立科学的思想、正确的人生方向，在科学的目标的指导下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注重学科间的渗透和发展，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再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根本是要加强学科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朝着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要建立严谨的思想理论体系，形成一套科学的系统化的教育教学科目，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理论的学术讨论，深入对思想政治科学化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可以盲目照搬他国的思想政治理论，消除崇洋的思想。因为一个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科学与否，不仅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本国国情，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思想政治体系，提高学科学术的科学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