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1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日益凸显，而刑事科学技术作为破案的有力资源，在刑事科学技术犯罪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刑事公安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在现代化科学技术不断加快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型技术出现在各个领域中，但同时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犯罪分子利用科学技术进行反侦察活动，这给公安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因此公安部门为了更准确的打击犯罪分子，在刑事工作中运用科学技术尤为重要。通过引进先进的刑事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极大程度的提升公安工作的效率，还能使公安工作更加科学化且信息化。本文通过对公安工作中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阐述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应用的重要性，为促进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高效运行提供些许建议。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公安工作;问题;应用
刑事科学技术主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预防和揭露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并通过科学技术发现、检验以及提取犯罪物证，为公安部门侦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据和线索，保证其犯罪行为得到法律制裁。在进行案件调查过程中，公安人员需要对案发现场进行全面勘察，在传统案件调查模式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而刑事科学技术的引用，能够快速定位嫌疑人，并且有效采取预防措施来打击各种新型犯罪手法。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逐渐科技化以及智能化，其反侦察能力的强大也给公安工作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难度，严重影响了破案效率，因此，公安部门应加大对刑事科学技术的改进，创新公安工作方针和策略，深入研究犯罪案件的特点，总结经验，从而进一步完善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以便于公安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刑事科学技术应用现状
(一)受传统刑事科学技术观念束缚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刑事公安工作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针对传统刑事技术也做出了进一步完善，与高新技术的完美结合使得刑事技术更加高端，极大程度的加快了破案的速度。但随着经济的发达，部分地区的外来人口也随之增多，由于人流量较大，因此，犯罪活动也频繁出现。此外，由于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所以科学技术的投入就大不相同，这也形成了科技水平高低不平现象，使得很多案件的证据在某一层面出现滞留，不能及时得到上层阶级的批准，导致破案时间延后，从而加大了破案的难度的进度。还有些地区的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配备的极不均衡，工作人员常处于应付状态，对于这种人员上的搭配，无论是多高端的技术都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严重阻碍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
(二)技术人员数量有限
在刑事公安工作过程中综合运用刑事科学技术，可以及时且快速对犯罪现场进行取证，利用科学手段对相关证据进行检验，以便于对现场发现的足迹和指纹进一步做出准确性鉴定。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流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中的范围，但大部分技术人员只是按部就班的完成取证任务，在实际案件中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整个过程中，导致结果鉴定受到影响，也使得破案时间持久。此外，部分技术人员存在封闭管理、单线作战且各自为营的现象，严重阻碍了侦查工作顺利进行，由于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及设备都存在一定的限制，因此，无法满足各类型案件侦查工作。
(三)缺乏科学管理模式
在现阶段公安工作过程中，部分公安部门缺乏科学管理模式，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封建式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社会的发展需求，大大影响了案件侦破的整体效率。包括人员素质、设备以及工作运行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管理模式没有科学性的保障，使得破案过程经常存在人少案多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阻碍案件高效完成的主要原因。总之，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使得技术人员的整体专业水平也较为底下，不仅行动力缓慢，同时很难完成案件鉴定工作。
二、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刑事侦查工作是公安在工作中非常重要的过程，不仅要有强大的侦查队伍，同时要有专业的操作能力。从刑事侦查发展史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侦查过程中的重要性，就传统社会而言，由于科学技术水平较差，因此刑事侦查效率缓慢，但在19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并逐渐应用于刑事侦查领域中，成为了公安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在20世纪后，将刑事侦查与科学技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刑事侦查工作的整体水平。可见，刑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公安机关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并维护司法公正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依据。通过在公安工作中应用刑事科学技术这种先进的科学手段，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案件侦破效率，以此来增加案件破获的数量。技术人员在犯罪现场配合侦查人员的工作对现场进行勘察，并根据各种发现的证据进行检验和鉴定，然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确认。同时也可以利用科学手段进行模拟案发现场，使得侦查人员进一步了解整个案发过程，以提升物证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缩短案件侦破的实践，从而能够高效提升案件质量。
三、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有效应用
(一)特定性强
特定性是指事物本身没有相同的性质，就好比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是双胞胎，也存在着诸多内在差距，包括Dna序列、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脾气秉性等，都有很大的差别。正由于不同物体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刑事科学技术就可以根据这些不同进行区分和识别。首先，对于人体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指纹;其次，对物体而言，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则不同，而相同点额物体在加工后也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刑事科学技术可以对犯罪活动现场留下的某些特征进行跟踪，这也是破案的最佳线索。事物的特定性越强，确定证据的依据就越强。
(二)稳定性高
稳定性是指事物本身具有稳定不变的特征，就好比血液和红墨水，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虽然颜色一样，但可以通过气味和化学反应中的稳定性进行鉴别。任何两个事物在接触的过程中都会产生相应程度上的反映，因此，在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对于现场的勘察和鉴定是科技破案的关键，有的可以依照指纹破案，有的可以依照Dna破案，也有一些特殊的案件则依照事物的稳定性结合科学技术来破案，其该事物的稳定性越强，对鉴定结果越有利。
四、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对策
(一)改变传统工作观念
在公安工作管理过程中，要想在破案中全面利用刑事科学技术的优势来协助办案，首先，应改变工作人员的传统工作观念。使他们不断的接受先进的刑事科学技术，并了解刑事科学技术在破案过程中所达到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他们才能及时适应不同全新型的侦查手段。其次，在实际案件勘查中，技术人员要在资料进行取证的过程中，对各种案件的信息做出立案要求，针对各种犯罪现场显示的证据快速的掌握犯罪证据，以高效揭露犯罪行为。此外，技术工作人员还要全面的配合侦查人员的工作，以保证案件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二)加强公安人员素质培养
在公安工作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对相关人员专业方面的培训，以不断的提升技术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和能力，有利于在取证过程中提升证据科学性和准确性。尤其针对那些对于案件侦查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以及法医等，要定期的进行专业培训，不断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力度来提升他们的能力，以便于在工作中从容面对。在对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过程中，主要从物证管理、统计报表、业务考核以及登记台账等方面着手，使他们可以在破案过程中能够严格且详细的记录各种现场内容。通过一系列的培训，不仅可以不断提升技术人员整体专业水平，同时培养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进而为案件高效侦破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不断完善刑事科学技术的水平
针对技术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加强自身在现场勘察证物的能力，以便于对现场可疑痕迹进行全面分析，并结合侦查人员的相关记录进一步定位犯罪嫌疑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和了解，应快速的将第一手资料传递给侦查人员，使侦查人员能够及时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下一步安排。此外，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应多加强与外省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以不断的积累和学习相关经验，并学习对方的先进刑事科学技术方法，有利于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刑事科学技术管理水平，以加强对相关证物资料的管理工作，规范一切与案件有关的行为，从而为刑事技术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办公环境，并不断的增加刑事技术人员的数量，引进一系列先进刑事科学技术手段和设备，为提高案件的效率和质量打下扎实基础。
(四)加大投入，服务实战着力提高刑事科学技术在实战中的运用
能力和水平，加大投入力度，强化高技术、精技术以及顶尖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借鉴科学合理的管理经验，以巩固自身刑事技术水平以及工作效益。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应注重对物证的衔接工作，仔细研究与犯罪有关的信息资料，利用刑事科学技术的优势扩大信息资源，并加以分析和归纳。同时要重视对各种案件上的交接和汇报工作，协调好各个级别的关系，保证充实的资料和技术人员，统一规范，以确保人员、工作环境、设备以及技术等全面到位。
(五)重视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主要以科学作为依据，并以先进的技术作为导向，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一门涉及多种科学理论的综合性技术。事实证明，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对破案有着深远影响。随着《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中的实施，也使得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得到改善，因此，进一步加强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建设不容小觑。重视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部门中的应用，为工作人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也是推动刑事科学技术在司法领域中得以落实的关键。刑事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为发现证据和采集证据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以及科学依据。对于犯罪分子而言，要想正真的将他们绳之于法，就必须要拿出充足的证据，但查证的认定案件的事实则需要通过先进的刑事科学技术进行有效跟踪。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提出犯罪分子在现场留下的任何痕迹都可以作为破案的物证。因此，合理运用刑事科学技术，能够极大程度的提高刑事案件侦破效率以及破案准确性，通过一系列科学手段进行对相关物证进行检验和鉴定，只要充分发挥刑事科学技术的优势加以利用，就能为公安工作提供便利保障。
五、结语
综上所述，刑事科学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不容小觑，技术的操作主要源于科学处理，而物证技术则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相关人员必须要全面的重视刑事科学技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应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运用刑事科学技术手段，这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整个案件侦破的效率，同时可以高效预防其它犯罪想象的发生。有了科学理论作为完成工作的坚实后盾，刑事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健全和优化，这对公安在破案过程中有很大帮助，从而维护社会和谐发展，并维系百姓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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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2
我国刑事科学技术队伍建设的对策“以人为本”理念的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切实贯彻，从而对人才需要吸引、培养、关心、用好、尊重，根据员工自身的特点和喜好合理分配岗位，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从而将这些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
根据职责编制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编制需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据岗位的需要和工作内容确定人员的安排，《公务员法》也对此提出了相关要求，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建设法治社会。
拓展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空间由于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职业的特点、性质和要求，它被列入了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同时依据刑事技术工作的任务、执法需求、职权来设置职位数量、名称和级别。刑事科学技术职位的设立和其任职制度的实行需要对该岗位的资格评估工作和竞聘上岗的形式进行强化，使其用人机制做到能上能下、富有热情，加强对刑事科学技术人员队伍的保障，通过相关的法规作为依据，提高队伍建设的专业性和职业性。
建立健全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考核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刑事科学技术工作考核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依据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特点。一方面将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岗位特征和人员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通过权限的划分，对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行重点考察，辅助考核技术人员的职业能力、技术水平、工作态度和业绩水平。另一方面则是结合技术人员的定期考核和平时考核，平时考核是定期考核的基础。
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3
关键词：刑事技术刑事侦查现状建议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73-02
一、刑事技术工作的现状
1.技术设备落后，可提取痕迹物证逐年下降，痕迹物证提取利用率低，直接破案手段单一
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技术水平不够高，给现场的细致、全面勘验工作带来影响，从基层刑事技术部门的实际看，主要工作手段是现场指纹的提取比对、足迹的提取串并案件、生物检材的提取。足迹发挥作用依赖有较为明确的嫌疑对象，生物检材发挥作用依赖上级机关的支持，能用于独立破案的仅仅只有指纹比对这一单一手段。而且在案件多的情况下，对一般性的刑事案件现场勘验只能流于形式，现场痕迹物证信息破坏、流失情况极为普遍和突出，导致痕迹物证的提取率、利用率相对较低。案件大多数痕迹物证源于现场，由于提取率不高，应该提取的没有提取到，直接影响了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
2.刑事技术工作与刑事侦查工作存在脱节
在刑事案件勘查中刑事技术人员主要从事现场访问、现场勘验、现场搜索等工作，而侦查人员在现场中主要开展现场走访调查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在现场勘查中刑事技术与侦查的脱节，导致刑事技术与侦查各自为政，不能有效畅通信息，不能使侦查资源最大限度整合和有效利用。
二、刑事技术工作发展的建议
1.提高转变观念、思想认识
要充分认识到刑事技术工作作为侦查破案的重要手段，把技术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现场勘查和检验鉴定工作是确定案件性质和是否立案的依据，是案件侦破的第一突破口，是揭露、证实犯罪的重要环节。侦查首先从技术工作开始，不管是案件的现场勘查，还是案发后的调查研究，从侦查措施的实施到犯罪行为的甄别，都离不开刑事技术工作。因此在深化刑侦体制改革的形势下，要充分发挥专业工作优势，深挖潜力，以服从和服务于侦查破案为宗旨，强化管理和加大投入，确保刑事技术工作取得长效发展。
2.积极增加刑事技术人员，加强刑事技术队伍建设
刑事技术人员的匮乏一直是制约基层刑事技术工作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刑事技术发展徘徊不前，人均工作量大，效率不高的现实情况，就必须重视刑事技术队伍建设工作。以人为本，给刑事技术人创建出能够乐于工作、安于工作、勇于工作的良好环境。
（1）强化管理，全面提高队伍业务水平。按照上级机关和相关部门的要求，及时补充刑事技术相关专业的人员，为刑事技术的发展补充新鲜血液，增添队伍活力。同时必须把加强刑事技术队伍建设放在首位，发展刑事技术工作的根本点在于有一支事业心强、爱岗敬业、作风踏实、懂法律和技术的专业队伍，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使技术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提高业务技能，成为技术战线上的尖兵、专家。技术队伍要走上规范化轨道，技术部门应建立、健全考核体系，明确岗位职责，落实奖惩制度，激励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勘查、检验等工作按规范要求严格管理，层层落实责任，以适应现实工作的需要。还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刑事科学技术经费保障机制。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日常办公，常用的现场勘验检查设备，常规检验鉴定设备，现场勘验检查专用车辆，现场勘查和检验鉴定耗材，技术人防护以及业务训练等费用，应列入财政拨款预算，实行按需保障。
（2）建立刑事技术队伍发展的长远规划。长期以来基层刑事技术人员匮乏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人认为技术人员工作量大，要求高，责任重，工作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并且待遇低，对此可实行刑事技术人才在岗位上“进得来，出得去”的适合刑事技术长远发展之路。对于有能力有水平的刑事技术人才积极引进，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相关支持，为其搭建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自身能力的良好平台。而对于一些在刑事技术岗位上工作多年，水平较高，能力突出，适合到其他部门发展的人才，应当积极鼓励。这样“能进能出”双向发展的人才交流机制，既拓宽刑事技术人才发展道路，对内又优化了刑事技术人才结构，避免了人才交流不畅，使刑事技术队伍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3）适当为刑事技术人员配备辅警，将紧张的警力置换出来，把优势资源用在提取痕迹物证，为侦查破案提供技术支撑上来。由于人员少，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中技术人员提着笨重的各类勘查器材到达现场，然后按照程序开展勘查，既要绘图照相，又要提取各类痕迹物证，一个入室盗窃案就至少需要2小时左右，而这些现勘资料面临着要及时录入现场勘验信息系统、指纹比对系统、痕迹物证资料台账以及痕迹物证的保管等工作。这些大量简单而重复的工作严重占用警力，使得刑事技术人均工作量较大，工作重心只能放在完成各类目标考核等一般性基础工作上，而为侦查破案提供技术支持则显得捉襟见肘。为此可增加辅警，配备到各个勘查小组，专业痕检技术人员，主要负责现场物证的发现、提取以及提取到的物证处理和案件的分析串并，辅警负责现场提勘查设备、现场勘验信息的固定、记录以及现场勘验信息的后期录入处理等工作。实现警力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优势互补，有的放矢，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痕迹物证发现、提取、利用上来，最大限度发挥刑事技术的巨大生产力。
（4）加强基础业务建设，走科技强警之路。加强刑事技术基础业务建设是提高侦查破案和刑事诉讼服务质量的重要措施，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只有基础扎实了，工作才会放得开，工作才会有深度和后劲。各级公安机关应该高度重视刑事技术基础业务建设，走科技强警之路，加大投入，强化高新、尖端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并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切实巩固和提高刑事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益，使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成为打击违法犯罪的杀手锏。
三、建立健全岗位培训制度，提升队伍素质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刑事技术的发展也在朝着更广更深的领域进展。刑事技术人员面对大量智能化和技术化的违法犯罪，也必须与时俱进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以适应当代刑事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刑事技术可从建立健全培训学习机制等方面下功夫，以达到提升刑事技术人员素质的目的。
（1）在政治上、经济上关心刑事技术人员，营造出拴心留人的工作环境。大胆探索将刑事技术专业技术职称和职级待遇挂钩，对于达到工作年限，专业技术职称为中级以上，且政治过硬、德才兼备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干部、职级晋升方面予以适当倾斜，以解决刑事技术人员在职级待遇晋升方面“一条腿走路”的局面，调动刑事技术人员学习的积极性。
（2）制定岗位培训机制，保证每年的培训学习机会，以及时掌握当前刑事技术发展态势，跟上刑事技术发展步伐。
（3）改变传统的绩效考核方式，将刑事技术人员的科研能力纳入绩效考核中，鼓励刑事技术人员多发表文章，将工作实际予以归纳总结，多做试验多操作，使得刑事技术人员在各自专业领域有所“钻”，有所“长”。
（4）坚持每周例会制度，每周确定一名技术员主讲，其余人员补充分析、探讨的形式进行互教互学活动。
四、加强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提高刑事技术战斗力，刑事技术与侦查相结合，发挥整体效能
（1）加强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主动出击是打击流窜犯罪、系列性犯罪和团伙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刑事技术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刑事技术部门应该加强对可疑人、财、痕迹物证等串并工作，着重研究各种与犯罪有关的信息，并加以认真分析、总结和归纳。加强与各一线实战部门、周边毗邻地区公安机关之间的纵、横向联系，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加强网上作战，及时进行网上研判和串并。注重各种案件资料的收集与上报工作，实现资源共享，扩大战果。同时协调好刑事技术部门与侦查、情报资料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全面推动和加快刑事技术工作的发展，充分发挥刑事技术人员在侦查破案中的整体效能，寻求提高侦查破案的增长点。
（2）要提高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使刑事技术真正成为提高破案率的现实力量，把刑事技术和侦查破案有机结合起来，把好现场勘查关至关重要。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要改变观念，打破刑事技术人员只单纯于现场勘查，而侦查人员不到场不对现场调查访问，对案件基本情况不了解，对现场没有直观感受的状况。两者应是一个共同的战斗体，技术人员要有侦查意识，侦查人员要有刑事技术意识，共同来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二是刑事技术和刑事侦查要建立信息联络通道，技术人员将刑事案件基本信息、勘查提取的物证、发案规律反馈给侦查人员。侦查人员将案件侦查情况及时通报给刑事技术人员，这样利于技术人员及时了解案况，发现犯罪动态，提取有价值线索。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既有利于侦查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使案件快速侦破，又利于侦查员熟悉技术业务，掌握科技手段，充分了解案件的发展动态和痕迹物证情况，及时把现场信息转变成活的侦查资源，从而增加了破案效能。三是建立刑事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的交流学习机制，培养刑事技术人员在刑事勘查中具备侦查意识，侦查人员具备现场意识，使双方在案件侦破上互为补充，提高效能。
当前，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坚持走向科技、信息化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案侦工作和刑事技术工作要有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坚持走侦技完美结合之路，发挥整体作战功能，这是刑事技术发展的出路，这才能充分发挥刑侦部门的打击犯罪尖刀和拳头作用，才能占领破案制高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志红，冯就桂.关于刑事犯罪现场的痕迹侦查技术分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6，22.
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4
关键词：刑事侦查；刑事技术；科学技术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财、物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给刑事案件的侦查提增加了难度，使刑事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违法犯罪，刑事犯罪呈现出智能化与高科技化的特点，刑事案件的侦查难度提高，为了对刑事案件进行及时侦破，需要在刑事侦查阶段充分利用现有的刑事技术，将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进行有效的衔接与配合，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技术保障。
1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
刑事技术也称物证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收集、分析、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各种物证材料，为侦查、、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专门性技术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案件侦查中的证据获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将刑事技术真正应用于刑事侦查的各个环节，推动刑事侦查人员由技术型向科技型的转化，持续增加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促进刑侦改革[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有利于适应新时代犯罪形势的新特点。现阶段我国的刑侦工作中，侦查员和技术员因为工作地位的不同，所以导致各自负责的工作对象不同，工作对象的不同又影响了各自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导致衔接配合出现分离脱节现象。
2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
2.1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
现场勘查是刑事侦查的首要环节，在原有的侦查工作跟踪，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各司其职”，某些侦查人员认为现场勘查是技术员的事和自己无关，积极性不高；某些技术员证据意识不足，过于崇尚理论，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导致技术分析无法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现场勘查沦为形式，导致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脱节。
为了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应转变观念，双方共同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打破原来的双方只是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不能进行有效交流的尴尬局面，实现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双赢[2]。
2.2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询问阶段的衔接配合
审查询问时“侦”与“审”的统一，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在当前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中，侦查人员负责审查询问，技术人员主要负责现场勘查很少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询问，导致侦查人员只能就案论案，工作粗糙，缺乏确凿的证据，容易使审查询问工作陷入僵局；为了实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询问阶段的衔接配合，应在审查询问前，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共同制定询问计划，使技术人员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询问，技术人员从技术角度进行询问有利于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也有利于最大程度挖掘罪行，确保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能够完整展现出来，方便依法量刑。
2.3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和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人、财、物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继续采用原有的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跨区域犯罪、多种多样的犯罪方式为案件的侦破增加了难度。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和配合，充分利用犯罪痕迹物证以及各种信息，及时将技术资料送达技术部门，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发现嫌疑人，建立指纹识别系统，充分利用Dna、声纹、笔迹等鉴定方式，使犯罪分子无处遁形。
3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
人是各项活动中最活跃和最重要的要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有利于各项活动效率的提高。在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工作需要人来完成，应充分发挥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主观能动，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工作的工作水平。应定期开展专门的技术培训和交流，使侦查员与技术员的业务知识融会贯通，拓宽业务面。努力使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门化，侦查员应熟练掌握常规的现场勘查技术，及时发现物证，能对物证进行有效地提取、包装、运送、保全，了解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的实际应用情况，以便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进行交流，并对案件的侦查范方向和侦查范围作出确定，侦查人员应保证高度的证据意识，以便提醒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物证的提取，侦查人员的技术化有利于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的有效应用；技术人员也应具备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应用于刑事案件物证的勘查，将现场勘查的完整情况及时反馈给侦查人员，及时对侦查人员发现的案件可疑情况进行技术分析，使技术分析更加准确，全面，有利于刑事案件明确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为刑事案件的侦破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3]。
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案件的侦查办案中，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基层侦查部门的侦查员与技术员的划分相对模糊，侦查员与技术员被统称为侦查员，基层侦查技术部门在案件侦查中应立足实际，不能严格按照专业化的角度进行技术分析，避免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技术人员不应只是参与案情分析会，应允许技术人员参与后续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去，有利于技术人员拓宽思路，及时对案件作出科学合理的技术分析，为案件的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确定提供技术指导意见；技术人员参与案件侦查工作，实现理论知识与实际侦查的有效结合，提高技术人员的实战能力，有利于技术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
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更新速度加快，应及时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技术设备，保持刑事技术的先进性，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制定出可行性的预见方案，以其有效打击智能化、高科技犯罪；应定期对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使其专业知识水平适应技术更新的变化；为了实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配合，各地区的侦查部门应积极交流经验，使各区域的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水平的总体提高[4]。
4结语
高科技犯罪猖獗，传统的侦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案件侦查的需要，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是时代条件变化下刑事侦查工作转型的必然；切实开展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有利于降低案件侦查成本，缩短案件侦查时间，提高案件侦查效率；现阶段我国的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立足实际，坚持技术和管理的双重创新，不断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的工作水平，及时侦查案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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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5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侦查；合理使用
当前我国犯罪形式呈现低龄化与高科技化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犯罪分子的年龄层次不断降低，但其学历水平却不断升高，高学历所带来的反侦察能力让公安司法部门的侦查工作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犯罪分子对现场的刻意性破坏和伪装，使得刑侦过程中收集到的直接证据越来越少，这样的状况无疑加大了侦查工作的难度。同时，值得注意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犯罪发生在虚拟网络上，公安部的一组数据显示，仅2015年上半年网络诈骗案件就发生十几万起。网络的虚拟化使得犯罪现场彻底消失，刑侦人员对案件的取证和侦查更加困难。与此相对应的是一线刑侦人员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要求，落后的技术设备不能满足办案的需要，这就造成了“小案子不需要。大案子办不了”的尴尬局面。笔者认为，在侦查的各个阶段合理利用刑事技术必不可少：
1现场勘查阶段应当注意勘查工作与技术工作的结合
现场勘查是侦查工作的起点，也是能否完整搜集信息的重要环节，完整科学的现场勘查可以更多地发现犯罪分子在犯罪现场残留的有用信息，进而还原案件经过，查找案件凶手。但在基层实践中，大部分基层刑侦人员没有意识到现场勘查的重要性，只是机械地将残留物证封存，交给技术人员化验。这种工作模式无疑将证据采集和证据化验工作割裂开，使得两者包含的信息不能有效对接。这种模式下刑事技术的使用脱离了办案现场，不能最大地发挥刑事技术的功能和作用。
笔者认为：在现场勘查阶段，要想真正将刑事科学技术融入勘验工作，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必须提高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了解不同领域的基础知识。勘查工作与技术检验工作脱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勘查人员与技术人员互相不了解彼此的工作，不能发现同一证据在不同领域的意义和信息，只有了解不同领域的基本知识，才能重视关键证据的作用。第二，必须从制度上保障勘查人员与技术人员的信息交流通畅，即技术人员在必要情况下，也可以参与到勘查工作中，这样便于技术人员了解案件始末，及时发现犯罪动态，提取有价值的线索。
2审查讯问阶段应注意先进仪器与心理学理论的结合
审查讯问阶段是侦查工作的重心，侦查阶段是直面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不同于其他对物证的研究，审查讯问程序需要面对或狡猾或老练的犯罪嫌疑人，人为变化因素大。因犯罪嫌疑人是犯罪行为的亲历者，如果能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出真实地信息，无疑会大大加快破案的效率和准确性，这就需要侦查人员从不同的信息中分辨出真实有效的信息。基层工作人员因缺乏相应的知识和耐心，往往容易采取暴力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这种方式不符合现代刑事发展的方向，应当严厉禁止。
要想不采用暴力方式讯问犯罪嫌疑人，又能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真实有效的信息，先进仪器和科学理论必不可少。以先进的测谎仪为例，现代科学表明，人在说谎时生理上会有一些异于平常的变化，如呼吸速率和血容量异常、脉搏加快，血压升高、血输出量增加及成分变化、皮下汗腺分泌增加等等，先进的额测谎仪能捕捉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变化，最大概率地分辨其证言的真假。同时，先进的心理学知识也能帮助侦查人员对犯罪分子进行催眠，套取有用信息。
3定案追踪阶段要注意数据库系统与监控系统的结合
认定和追踪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的主要目标，破案时为了寻找真凶并捉拿归案，侦查阶段所有程序都在为这一目标服务。当前我国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各地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在刑事犯罪方面，集团性、跨区域性的犯罪团伙层出不穷。如果依然采用摸底排队、实地调查等传统侦查方法，无疑会加大缉拿难度，对此，应当充分利用先进的数据库系统，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公安通缉数据库，将通缉令实时在数据库中，让各地警方注意犯罪分子的最新动向。同时，加大监控系统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监控力度，在人口流动量大的区域，要多设监控点。这样既可以防止小偷小摸等不良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又可以帮助掌握重大通缉犯的动向，为抓获犯罪分子提供方便。
以上提及的都是“物”上的合理使用，要想使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领域的价值发挥最大化，就必须注意刑事技术与侦查人员的结合。既要充分利用物质的先进性，又要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互相学习，了解彼此业务的基础知识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增强侦查工作各个程序的紧密性。笔者认为，未来侦查人员的发展方向是全能型的，即侦查人员不仅要充分了解侦查知识，更要精通刑事技术，优秀的技术人员也应该对侦查领域的知识做到烂熟于心，达到侦查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领域的应用已经是大势所趋，从目前我国刑事侦查情况来看，刑事科学技术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在侦查中合理使用刑事科技，将其优点最大化，缺点最小化，才能做到科技与人力的完美结合，发挥刑事科学技术对侦查工作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1]李保字，贾牧樵，李纬琳.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J].公安法治研究.2008年1月
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6
[论文关键词]刑侦基础工作；问题；对策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刑侦基础工作
刑侦基础工作是打击罪犯并成功破案全过程的根基所在，在打击破案过程中发挥着扎实基础、创造条件和提供线索的重要作用，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刑事特情与刑事侦查技术是刑侦基础工作的三大基础，而且是全面提高刑侦工作整体战斗力与工作效率的根本性工作。当前，我国刑侦基础工作仍然处于比较薄弱的地位，充分运用刑事技术勘察现场开展刑嫌调控和运用刑事犯罪情报资料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案情的综合能力较差，这项基础性工作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打击犯罪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侦查方式
所谓侦查方式是指侦查主体综合运用各类科学如：社会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及心理学等相关方面知识在侦破刑事案件过程中所运用的措施、手段、谋略和途径的总称，侦查方式并不是指侦破某一起（类）案件所运用的某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而是指将侦查理论和侦查实践结合起来的一个方法论体系。
为了顺应当前刑事犯罪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各级刑侦部门始终要以“科技、信息、证据、事实”等为重点，不断进行侦查方式和侦查观念的转变与创新，不断提高侦查水平、侦查理念和办案水平，努力达到“多破案、快破案、办好案”的刑事工作目标。
二、刑侦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刑侦体制不适应实战需要
侦查工作机制，是指侦查机关通过加强对其工作人员的组织，并就案件侦查工作进行分工的工作机制的统称，主要包括侦查方法的选用、工作人员的激励、执法质量的监督、技术与情报支援等方面。我国在前些年曾经进行试点采用了命案招标制、探长负责制等等侦查方式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是实践证明这些都不是高效的侦查工作机制。所以说我国当前的侦查工作机制，任然沿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较为传统的侦查工作机制。
（二）基层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受到过去计划体制的影响以及各部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内部机构设置较不合理。部门设置重叠交叉，职能单一，各部门分工过细，而属于应由多警种、多部门共同完成的综合性业务则经常出现职责不明确、互相推诿扯皮、责任不落实的现象，部门苦乐不均，阻碍了整个公安机关合力的发挥。
（三）侦查违法现象突出
随着刑事犯罪案件的增长，公安部领导对相关方面越来越重视，在公安部领导的带领下，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广泛开展了对侦查活动中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治理和整治的活动。通过此类整治活动，使公安队伍人员更新了执法观念，摒弃错误认识和以暴制暴的做法，使得执法办案的综合水平得以提高的同时，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形成了规范、高效的内部管理模式。但是，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三、对策研究
（一）确立信息整合的理念
所谓信息整合，是指在展开刑侦基础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应该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载体，建立起全国乃至全球一体化、可以实时更新并且资源共享的刑侦基础工作信息平台。信息整合一般包括几点以下含义。
首先，为了顺应新时期新形势的需要，刑侦基础工作必须走信息化道路。刑侦基础工作必须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载体，以信息资源的形式充分体现出刑侦基础工作的成果并实现实时网络资源共享，使其完全摆脱过去劳动密集型的传统破案方式和运行模式，节约人力、时间成本，大大提高刑侦基础工作的便捷性和效率。
其次，刑侦基础工作必须坚持走一体化整合道路。一方面，应该将各项具体刑侦基础工作项目进行有机整合，以发挥整体优势、系统效益和综合效益，克服过去刑侦工作中各自为战，彼此分离的低效率做法。另一方面，刑侦基础工作在整个刑事侦缉工作中并不是封闭、孤立的，只有将刑侦自身的信息资源与外部信息资源充分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因此，在信息采集和利用等基础性环节，必须树立开放的观念，提高侦查信息采集的质和量，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类刑事基础工作所获得和整理到的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其他政法部门提供的信息资源和社会信息资源。
第三，在刑侦基础信息建设与应用的过程中必须对工作内容进行不断的动态调整、不断地剔除各类干扰信息、整合有用信息。当前，刑侦基础工作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各种类型的侦查信息，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信息整体功能的发挥主要取决于信息量的大小、信息的真伪程度高低以及信息有效性程度的高低。因此，要想获得实时高效有用的信息，刑侦基础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是一个动态建设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刑侦基础工作的基本内容框架是相对稳定的，但根据社会背景的发展变化和犯罪情况的发展演变及侦查工作需求的发展变化，刑侦基础工作的具体内容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应该借助刑侦基础工作信息平台不断扩充、调整，最大限度地获取侦查可用信息并不断扩大其范围、扩充其数量，切忌因循守旧。当然，对于已经采集到的和已经获得、充分掌握的信息，应该及时地予以更新，最大限度地确保其时效性和真实性。
（二）规范刑事案件受理、立案、办案工作机制
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保一方平安的基层综合性战斗实体，是治安防范和管理工作的主力军，必须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通过基础工作、防范工作、群众工作和治安管理，及时发现、依法打击辖区内的刑事犯罪活动。
（三）加强刑事情报工作
首先对各基层所队刑事情报监管员进行强化培训，着力提高其刑侦阵地控制、情报信息运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其次是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刑事情报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交流、探讨当前我国刑事情报工作出现的各类新状况，并提出应对措施。再次积极争取各基层所队对全国刑事情报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认真研究综合分析改进措施。最后是对刑侦工作考核细则进行详解，指导基层所队开展新时期刑事情报工作。
（四）加强刑事技术建设，走技术强侦之路
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可以说是第一破案力所在。所以，在犯罪分子作案手段不断更新的今天，加强现场勘查，提高痕迹物证特别是微量物证的提取率和利用率，强化刑事侦破新技术的推广和研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1.把好现场勘查关，努力提高取证率。破案公式≈细致的勘验+深入的访问+神奇的推理+保护现场+领导（媒体）重视。犯罪现场保护是指对犯罪现场进行警戒、封锁等，使其保持案件发生或发现时的状况。加强对犯罪现场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现场勘查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其次可以为搜集证据和第一手犯罪信息提供保障，再次可以为现场分析提供依据，并有利于保守犯罪现场及现场勘查的秘密。
对罪案现场的保护一般可以采用多层警戒法，首先，在第一层应当设置一个或多个检查岗，进行交通管制或限制无关人员通行，并且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设置新闻中心；其次，第二层设在紧邻罪案现场处，只有警方人员、急救人员、后勤人员及官方的车辆可以进入该区域，该区域可以安排级别较高的人员进入，可以接近罪案现场，但是不得进入现场，更不能破坏物证，在这一层内设立指挥中心；最后，对于进入第三层的人员应当进行严格的管控，在理论上只有罪案现场勘查人员方可进入第三层。
刑事案件现场是重要信息源和证据源。破案线索基本上都是来自犯罪现场。目前，公安机关多个职能部门在侦办犯罪案件，但是有许多案件我们都忽略了对罪案现场的勘查，往往存在“重大案现场勘查，轻视小案现场勘查”等现象；因此，必须树立刑侦人员良好的现场勘查观，要普及现场勘查知识，培训大批现场勘查人员，把常规勘查器材配备到责任区刑警中队和派出所。
2.强化微量物证的发现、提取和利用。微量物证是指能够证明犯罪的微小的物质材料或痕迹。微量物证的检验，需要借助科学仪器进行物理或化学分析，以确定材料的分子特性、化学成分或者外观形态。在我国司法鉴定中，微量物证是指在案件中提取的体小量微、能以其自身结构属性等证明其与犯罪嫌疑人、事、物、时等存在客观联系，从而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质性客体。
微量物证一般多运用于刑事案件，此类证据对罪案的侦破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确定案件的性质、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能够印证案件中的其他证据。
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7
关键词：电脑量刑量刑规范化辨证分析
电脑量刑的出现是信息化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体现了司法过程的科技化。但是电脑量刑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受到了质疑:电脑量刑被认为是过度依赖于技术,并且显得过于机械化,不利于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电脑来量刑,是否真的有利于量刑的公正化,是否能够同样实现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宽容对待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渗透,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度地迷信技术,在司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一、电脑量刑:一个概念的纠正
(一)电脑量刑概念之常识错误
据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曾经研制了一套电脑量刑法律软件,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案不同刑的问题。法官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后,只需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人电脑,几秒钟后,电脑就会根据储存的法律条文,对被告人做出适当的量刑,量刑结果可以精确到日,从而实现了量刑的数字化、精确化。
按照这种理解,电脑量刑是一个高科技的过程,也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即法官只需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性质界定,在确定罪名后,将行为人的犯罪情节等诸多因素均输入电脑,即可通过电脑的复杂计算,实现精确量刑。www.133229.com事实上,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从这一条文来看,刑罚的确定需要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而不是根据电脑的计算来确定,因此凡是认为通过电脑的运算即可实现量刑的观点,并不符合刑法的规定。正如有学者认为:“根据法律解释原理,司法活动是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应用过程,电脑量刑是对这一原理的违背。”
(二)本文语境中的电脑量刑
电脑量刑并不能取代法官对刑法的理解和对司法政策的把握,这就犹如人工智能目前还不能取代人脑一样,因此电脑量刑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辅助量刑系统,这一计算机软件实质上与有关量刑指南的专著或者教材无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电脑量刑实质是电脑辅助量刑,淄川区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屡次强调他们搞的是电脑辅助量刑,而且赵廷光教授关于电脑辅助量刑的研制报告上也写的是‘辅助量刑系统’。”可见,即使是电脑量刑系统的设计者和使用者,也普遍强调,这一系统仅仅起到辅助作用,而不是在量刑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电脑量刑的实质应该确定为电脑辅助量刑。
二、电脑量刑的效用性分析
那么,电脑辅助量刑是否能够起到量刑规范化的作用?电脑辅助量刑又是如何实现量刑规范化的呢?这就需要对电脑量刑的效用性进行分析。
(一)电脑量刑能够实现量刑规范化
我国司法实践中在量刑制度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量刑问题作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二是量刑过程存在着不透明的问题,甚至由此在量刑问题上滋生司法腐败。电脑量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量刑规范化,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量刑的依据明确化。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量刑的依据是刑事法律、司法解释,但是由于我国在立法中没有对量刑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而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比较重视定罪,而忽略了量刑。电脑量刑可以有效地明确量刑的依据,即在电脑量刑系统的设计中,将有关量刑的依据和标准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并且置入电脑量刑软件,这显然有助于量刑标准的明确化,有利于确立统一的量刑标准。
第二,量刑的过程透明化。电脑量刑的过程可以公示、公开,从而增加量刑的公信力,实现量刑过程的透明化。电脑量刑的最大特点就是标准化,凡是有关刑罚确定的因素,都可以在电脑量刑系统中被赋予一定的参数和权重,司法人员在对被告人刑罚确定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些标准也一并公开,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量刑过程的透明化。
(二)电脑量刑的效用存在有限性
当然,电脑量刑并不是万能的,这就像电脑不是万能的一样,也正因如此,电脑量刑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些质疑。电脑量刑的效用性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人工智能本身的缺陷。利用电脑来实现量刑,在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的利用过程,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人工智能在目前还不能取代人本身的智力,这涉及到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学等多个学科发展现状。可以预料,如果将来人工智能能够发展到等于或者超越人类本身的智力,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也包括在司法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取代人的智力,但是在目前的科学发展阶段中,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电脑量刑只能居于辅助地位,而不能取代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标准统一化缺陷。前文提到,电脑量刑有助于量刑标准的统一,这是针对同一电脑量刑系统下的量刑过程而言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只有个别法院或者个别研究者试用或者研发了电脑量刑辅助系统。除非某一电脑量刑系统得到普遍的推广或者强制性推广,否则不同的电脑量刑系统必然会造成量刑标准的不统一,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造成同案不同刑的状况。这是因为,量刑会涉及多种不同的因素,以自首为例,自首在刑法上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可以据此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在不同的电脑量刑系统中,自首被赋予的参数值或者权重值不一定相同,这就造成了量刑标准之间的不统一。
可见,电脑量刑并非完美的,同样存在很多不足与缺陷,这就进一步确立了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电脑量刑应当居于辅助地位,而非主要地位。
三、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系统
电脑量刑只是量刑的一种辅助化手段,电脑量刑也没有排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对电脑量刑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同时由于电脑科学技术的有限性,目前也不宜大规模推广。但是作为量刑规范化的一种积极尝试,电脑量刑应该得到肯定。
(一)电脑量刑体现了量刑规范化的努力
电脑量刑体现了量刑规范化的努力。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对量刑的规定比较少,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量刑的不规范,造成同案不同刑的现象,这与刑法所确立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的一系列原则是不符合的。近年来量刑问题得到了我国刑法学界和刑事司法实务界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也了一系列量刑指南,试图实现量刑规范化。在此背景下,电脑量刑的出现可以看做是司法机关的主观努力——希望通过技术化的手段来解决量刑规范化问题。
由于电脑量刑仅是量刑辅助化手段,因而可以看做是司法人员在量刑过程中的一种有益参考,这一技术化手段并不会对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构成妨碍,也不会造成量刑机械化,反而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免在量刑过程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
(二)电脑量刑是一种有益的科技尝试
高科技技术已经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高科技同样介入了司法程序中。例如,测谎仪在国外已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尽管测谎结论是否正确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测谎仪技术能够作为一种辅助化的手段存在,便利于司法人员对相关陈述的真伪作为更为准确的判断。与之相似,电脑量刑系统也体现了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渗透,在笔者看来,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渗透是普遍的,除了测谎仪外,有关物证鉴定的技术,几乎已经全面科技化、电脑化了。因此,电脑量刑系统的出现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做是司法人员积极引进高科技技术,进行科学尝试。我们应该对这种敢为人先,积极创新的精神抱欣赏与支持的态度。
(三)对电脑量刑试验应持肯定而保守的态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技术水平的原因,电脑量刑不能做到完全准确,这是因为犯罪行为千差万别,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情况,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悔罪程度、赔偿积极性等因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量刑之‘量’并非只是‘量化’,而是‘裁量’,量刑之‘刑’并非只是‘刑罚’,而是‘刑事责任’;量刑之‘过程’并非只是宣告刑的裁量,而是宣告刑等(如处断刑、执行刑、免刑)的裁量”。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更多地需要人工判断,而不能完全交给机器判断。由于司法体制、刑事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电脑量刑系统也无法做到全国范围内标准的统一。从域外视角来看,也未见哪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电脑量刑系统。因此,尽管需要对电脑量刑的积极创新精神予以肯定态度,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还是应该对电脑量刑采取保守的态度。
电脑量刑体现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相关系统研发人员在量刑规范化上作出的努力,其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且电脑量刑有助于量刑的规范化与透明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量刑难题。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电脑量刑尚不能完全替代司法人员的量刑活动,量刑难题的解决目前主要通过立法和司法来解决,如进一步有关量刑指南,等等。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问题,不能过度依赖于电脑量刑,而忽略了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庞国权.电脑量型,司法进步还是理性缺失.中国社会导刊.2007(1).
[2]魏胜强.法律解释视角下的“电脑量刑”.政法论丛.2009(3).
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8
关键词：电脑量刑量刑规范化辨证分析
电脑量刑的出现是信息化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体现了司法过程的科技化。但是电脑量刑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受到了质疑:电脑量刑被认为是过度依赖于技术,并且显得过于机械化,不利于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电脑来量刑,是否真的有利于量刑的公正化,是否能够同样实现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宽容对待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渗透,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度地迷信技术,在司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一、电脑量刑:一个概念的纠正
(一)电脑量刑概念之常识错误
据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曾经研制了一套电脑量刑法律软件,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案不同刑的问题。法官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后,只需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人电脑,几秒钟后,电脑就会根据储存的法律条文,对被告人做出适当的量刑,量刑结果可以精确到日,从而实现了量刑的数字化、精确化。
按照这种理解,电脑量刑是一个高科技的过程,也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即法官只需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性质界定,在确定罪名后,将行为人的犯罪情节等诸多因素均输入电脑,即可通过电脑的复杂计算,实现精确量刑。事实上,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从这一条文来看,刑罚的确定需要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而不是根据电脑的计算来确定,因此凡是认为通过电脑的运算即可实现量刑的观点,并不符合刑法的规定。正如有学者认为:“根据法律解释原理,司法活动是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应用过程,电脑量刑是对这一原理的违背。”
(二)本文语境中的电脑量刑
电脑量刑并不能取代法官对刑法的理解和对司法政策的把握,这就犹如人工智能目前还不能取代人脑一样,因此电脑量刑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辅助量刑系统,这一计算机软件实质上与有关量刑指南的专著或者教材无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电脑量刑实质是电脑辅助量刑,淄川区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屡次强调他们搞的是电脑辅助量刑,而且赵廷光教授关于电脑辅助量刑的研制报告上也写的是‘辅助量刑系统’。”可见,即使是电脑量刑系统的设计者和使用者,也普遍强调,这一系统仅仅起到辅助作用,而不是在量刑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电脑量刑的实质应该确定为电脑辅助量刑。
二、电脑量刑的效用性分析
那么,电脑辅助量刑是否能够起到量刑规范化的作用?电脑辅助量刑又是如何实现量刑规范化的呢?这就需要对电脑量刑的效用性进行分析。
(一)电脑量刑能够实现量刑规范化
我国司法实践中在量刑制度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量刑问题作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二是量刑过程存在着不透明的问题,甚至由此在量刑问题上滋生司法腐败。电脑量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量刑规范化,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量刑的依据明确化。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量刑的依据是刑事法律、司法解释,但是由于我国在立法中没有对量刑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而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比较重视定罪,而忽略了量刑。电脑量刑可以有效地明确量刑的依据,即在电脑量刑系统的设计中,将有关量刑的依据和标准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并且置入电脑量刑软件,这显然有助于量刑标准的明确化,有利于确立统一的量刑标准。
第二,量刑的过程透明化。电脑量刑的过程可以公示、公开,从而增加量刑的公信力,实现量刑过程的透明化。电脑量刑的最大特点就是标准化,凡是有关刑罚确定的因素,都可以在电脑量刑系统中被赋予一定的参数和权重,司法人员在对被告人刑罚确定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些标准也一并公开,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量刑过程的透明化。
(二)电脑量刑的效用存在有限性
当然,电脑量刑并不是万能的,这就像电脑不是万能的一样,也正因如此,电脑量刑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些质疑。电脑量刑的效用性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人工智能本身的缺陷。利用电脑来实现量刑,在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的利用过程,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人工智能在目前还不能取代人本身的智力,这涉及到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学等多个学科发展现状。可以预料,如果将来人工智能能够发展到等于或者超越人类本身的智力,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也包括在司法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取代人的智力,但是在目前的科学发展阶段中,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电脑量刑只能居于辅助地位,而不能取代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标准统一化缺陷。前文提到,电脑量刑有助于量刑标准的统一,这是针对同一电脑量刑系统下的量刑过程而言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只有个别法院或者个别研究者试用或者研发了电脑量刑辅助系统。除非某一电脑量刑系统得到普遍的推广或者强制性推广,否则不同的电脑量刑系统必然会造成量刑标准的不统一,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造成同案不同刑的状况。这是因为,量刑会涉及多种不同的因素,以自首为例,自首在刑法上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可以据此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在不同的电脑量刑系统中,自首被赋予的参数值或者权重值不一定相同,这就造成了量刑标准之间的不统一。
可见,电脑量刑并非完美的,同样存在很多不足与缺陷,这就进一步确立了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电脑量刑应当居于辅助地位,而非主要地位。
三、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系统
电脑量刑只是量刑的一种辅助化手段,电脑量刑也没有排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对电脑量刑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同时由于电脑科学技术的有限性,目前也不宜大规模推广。但是作为量刑规范化的一种积极尝试,电脑量刑应该得到肯定。
(一)电脑量刑体现了量刑规范化的努力
电脑量刑体现了量刑规范化的努力。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对量刑的规定比较少,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量刑的不规范,造成同案不同刑的现象,这与刑法所确立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的一系列原则是不符合的。近年来量刑问题得到了我国刑法学界和刑事司法实务界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也了一系列量刑指南,试图实现量刑规范化。在此背景下,电脑量刑的出现可以看做是司法机关的主观努力——希望通过技术化的手段来解决量刑规范化问题。
由于电脑量刑仅是量刑辅助化手段,因而可以看做是司法人员在量刑过程中的一种有益参考,这一技术化手段并不会对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构成妨碍,也不会造成量刑机械化,反而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免在量刑过程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
(二)电脑量刑是一种有益的科技尝试
高科技技术已经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高科技同样介入了司法程序中。例如,测谎仪在国外已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尽管测谎结论是否正确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测谎仪技术能够作为一种辅助化的手段存在,便利于司法人员对相关陈述的真伪作为更为准确的判断。与之相似,电脑量刑系统也体现了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渗透,在笔者看来,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渗透是普遍的,除了测谎仪外,有关物证鉴定的技术,几乎已经全面科技化、电脑化了。因此,电脑量刑系统的出现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做是司法人员积极引进高科技技术,进行科学尝试。我们应该对这种敢为人先,积极创新的精神抱欣赏与支持的态度。
(三)对电脑量刑试验应持肯定而保守的态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技术水平的原因,电脑量刑不能做到完全准确,这是因为犯罪行为千差万别,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情况,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悔罪程度、赔偿积极性等因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量刑之‘量’并非只是‘量化’,而是‘裁量’,量刑之‘刑’并非只是‘刑罚’,而是‘刑事责任’;量刑之‘过程’并非只是宣告刑的裁量,而是宣告刑等(如处断刑、执行刑、免刑)的裁量”。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更多地需要人工判断,而不能完全交给机器判断。由于司法体制、刑事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电脑量刑系统也无法做到全国范围内标准的统一。从域外视角来看,也未见哪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电脑量刑系统。因此,尽管需要对电脑量刑的积极创新精神予以肯定态度,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还是应该对电脑量刑采取保守的态度。
电脑量刑体现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相关系统研发人员在量刑规范化上作出的努力,其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且电脑量刑有助于量刑的规范化与透明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量刑难题。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电脑量刑尚不能完全替代司法人员的量刑活动,量刑难题的解决目前主要通过立法和司法来解决,如进一步有关量刑指南,等等。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电脑量刑问题,不能过度依赖于电脑量刑,而忽略了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庞国权.电脑量型,司法进步还是理性缺失.中国社会导刊.2007(1).
[2]魏胜强.法律解释视角下的“电脑量刑”.政法论丛.2009(3).
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9
(一)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扬弃着唯科学主义
根据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主张:一方面,在涉及科技含量的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以自然科学精神为要求,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使刑法合乎规律地发挥效用[2]。另一方面,在非涉及科技含量的刑事司法中,虽然未必需要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但仍应当遵循自然科学精神,高度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对刑事司法的帮助价值。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实践价值实质,是以科学新思维改变传统刑法思维及刑事司法方法,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知识,包括自然科学规则、社会科学原理和自然科学精神,引入到刑法方法论中。其服务目标是刑法司法实践,但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法学方法论的唯科学主义,而是扬弃着唯科学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秉持着自身的基本立场:提倡尊重科学规律,积极运用自然科学思维,而不唯科学主义;重视办案逻辑,运用办案逻辑思维,而不迷信逻辑经验主义;理性看待人文主义,运用人文主义的优秀成果,而不刻意拔高人文主义。
唯科学主义,是西方大陆法系法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唯科学主义与大陆法系的哲学观念和成文法传统有着密切关联。由于司法是包含解决具体案件中技术方法的活动,而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可能为处理案件带来一定的技术帮助,于是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欧洲的发达,其吸引了法学家们的高度关注,逐渐被引入和嫁接到法学方法论领域。有必要说明的是,唯科学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嫁接到法学方法论中来,而在于相信社会科学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存在着亘古不变的规律,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可以发现社会科学的普遍规律,从而由自然科学方法带来社会科学的万能方法。这正如有人所言: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大陆国家的法学家们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只要找到体现这种规律的知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发展问题。[3]
有人说:法律方法论很难提供一种尺牍范本大全之类的东西。[4]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把法律视为或等同自然规律,那么法律制定者就会把自身上升为法律真理的发现者和把控者,从而使法律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法典制定者身上,尤其是法学家们,由于对科学主义产生了可以促成社会科学知识法律万能情节,于是对法律法典化产生了极端迷信,聚集为法典万能主义。对此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否定了唯科学主义论,明确指出法典及其规则不能替代和包揽理性、经验、制度、政策、道德、习俗和传统的社会治理功能,单纯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认知和服务社会治理,终将事与愿违。欧洲大陆国家法律制度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是因为本应以人为目的的合法性却被科技知识殖民化了[2]。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在克制和扭转唯科学主义之时,注意避免反唯科学主义过度化,毕竟西方科学主义也含有合理的价值因素,不可因噎废食。伴随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改变,法律和法律方法都应以开放的姿态容纳自然科学在自身发展中的一定空间。现在以网络、淘宝、微信、电视电话、视频直播等通讯方式为平台的商业交易和金融往来异常活跃,相关的网络犯罪活动也日益蔓延,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已经并且继续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相应的网络警察已经成为公安警力的重要新部分。仅此而见,刑法也应借自然科学之手,丰富、加强打击科技化犯罪的手段,以符合自然科学规则、规律及精神要求的法律方法应对犯罪和保护社会。
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来看,对自然科学思维的研究和应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刑法方法理论在对科技成果的吸收和应用方面,远远落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应用。较之现代科技犯罪的层出不穷,刑事司法的技术和方法应对显得勉为其难力不从心。近年来,中央政法高层已对此高度关注,多次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等方式,对全国政法干警开展科技前沿培训,增强政法干警的科技意识,并探讨应对高科技犯罪的方法和理论。当然,在刑事立法层面,刑事法也并非无动于衷。但是,在司法层面的自然科学思维方法依然滞后,过于沉寂。
(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超脱着人文主义
既然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是构成法律合法化危机的根源,那么危机的出路在于使西方的整个文化来一个根本转变[5]3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但根本转变的文化由何种文化来担当又是个问题。法学家们从各个方面反思法律,寻求法律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树立了人文主义的法律观念,法律方法开始从唯科学主义转向法律人文主义。当法律人文主义地位得到确立时,也就成为与唯科学主义对立的法律方法论。法律人文主义认为,唯科学主义只见自然科学知识之物,而不见法律对象之人的主体地位,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就搞错了方向。因为法律方法属于人文科学,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也属于人文方法,于是完成了法律本体论转向法律存在论,从而颠覆了唯科学主义的属性和立场。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法律人文主义把法律看作保护人的手段,并把人作为法律的目的,似乎又走向了与唯科学主义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一方面,法律人文主义彻底否定唯科学主义,宣示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和研究人类社会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2]。可是,事实上研究人类社会的方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自然科学方法。考古学对古人类、古生物的研究,恰恰在使用着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设备,从而得以推进考古学的发展,并实现把对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这表明人文主义无法脱离自然科学而独自获得良好发展,反而是受到科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人发展着科学,又通过创造的科技来服务于人,包括把科学技术运用到人所制定并遵守的法律,而法律活动已处处显示着科学的影子。所以,科技服务法律,法律运用科技,二者之间似乎已经完成了互相镶嵌,难以割舍。当前,我们似乎已经难以想象,若没有科技,法律将如何生存和发展。
另一方面,法律人文主义主张案件的办理,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情况同样处理、同案要同判,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有偏执之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则指出,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是一项司法共识和原则,这个原则建立在一般观念的基础上,实质是类似情况应当类似处理,以发挥法的统一规范性,保证法实施的公平公正。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得到平等对待,而非权利或权力的相等。然而,司法活动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相同情况,而只有相似的情况。科学的法律观应当是相同的情况大致相同处理,不应超出公众普遍的容忍底线,裁判的结论应当遵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原则,并在刑罚的法定裁量幅度之内作出判决。
在人文主义看来,法律观念中的人完全是自由、自主和自决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法律眼中的人其实是规范中的人,要服从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人之自由、自主、自决的人文法律观,实为西方自由主义之浪漫,它在不自觉中把人之自由视为凌驾于社会生活规则之上。但它忽略了一点,作为社会生活规范的法律,不是凭空用来设计和规范社会生活的秩序、和谐及纠纷处理规则,而是人在享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的超越个体自由的群体自由及其规范。它既能保障个人自由,又使得个人自由不至于过于出格,否则要受到一定的制约或制裁;同时,该规范也保障地域共同体社会生活的整体自由。
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之方法论
(一)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法律发现观
对司法人员而言,在论及刑事司法方法之法律发现问题时,首先面临的是从何处发现法律以及如何发现所需要之法律规范。有学者指出:法官从哪里发现法律,其实质是法官法源的理论问题法官法源的核心是法官寻找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6]275这一观点表明了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对司法工作的不可或缺性,同时也折射出应对司法中各种难以预料之问题或疑难复杂之问题,同样需要形成并应用某种科学的司法思维。而在刑事司法方法论中,司法人员寻找、发现和应用何种刑事司法方法思维,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国家而言,司法人员在办理个案中是采取先例的原则,因此需要找到恰当的先前判例,从相似判例中发现可以遵循的判决规则和裁判原理。这也是判例法国家司法人员发现法律的思维方式。而对于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而言,司法人员在发现法律时,应当而且必须以立法机关所创设的法律典本为根本依据,寻找到具体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法律规范并将其适当地予以适用。由于制定法在形式上一般都较为具体和完备,司法人员发现有关法律条文几乎并不费力。但问题是,司法人员想找到最合适的先例或制定法条文,却难免遇到各种困惑。在两大法系互有吸取借鉴的发展趋势下,司法人员似乎都在从制定法和判例两个侧面着手寻求法律发现的新思路。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由于法律发现仅是法律涵摄的一个步骤,而法律涵摄又与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密切关联,甚至还与法律续造不可分离。因此,若要处理好法律发现问题,就有必要同时理顺法律发现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或法律续造之间的关系。鉴于法律涵摄注重的仅是通过法律发现把选定的法律规范运用到个案事实,其思维程式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化,所以选择的法律规范及产生的法律后果,经常在新型犯罪面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借助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其他法律方法来解围。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为避免法律发现的错误或偏差,关键在于克服机械化的法律涵摄活动,从而避免司法机械主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不认为会存在普世统一的法律发现模板,强调法律发现一方面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司法规律和依据司法规律办案。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作为司法技术手段的组成部分,善于运用到具体司法活动中来。最终,以符合科技规律的刑法思维,对办理具有科技含量的犯罪案件进行类型化牵引和指导。
(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刑法解释观
有观点认为,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解释只是法官解决问题的策略[7]。不过,如果只看到法律解释是法官的策略,那就没有关注到其背后的法官思维。也有观点认为,司法裁判不单纯是致力于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运用,而是法官根据特定场域的权力话语所作的策略和使选择的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法律技术[8]。该观点在把司法裁判视为一种法律适用策略的同时,又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技术的应用,但这种观点同样没有认识到法官法律思维的重要性。如果撇开法律思维,倒不如说法官的任务在于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证明其具体的裁判的正当性[9]447来得更加直接。
法律解释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时,由有关主体对法律文本或法律条文的解读和说明。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刑法解释是刑法思维在刑法解释学上的展现,是刑事司法裁判方法的必然演进结果,刑事裁判活动已经离不开刑法解释的助攻或主攻作用。在我国,刑法解释首先包括对刑法典的解释和单行刑法的解释,这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其次,刑法解释还包括有关部门所作的司法解释。一般来讲,立法机关所作的刑法解释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有权的司法解释机关,同样对刑法解释采取非常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规范,并把大量的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纳入到司法解释参考之中。由于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不定期性和非常态性,在实务中两高的司法解释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响力。由于解释主体的不同和相对分散性,刑法解释的法律思维也就发生了显著的区别,其直接表现为某些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不衔接或不调和,难免有时会对司法适用产生副作用。
不过,刑法解释主体不同所产生的刑法思维差别,更多表现在司法活动中两种看待司法解释的态度上。首先,一种态度认为,刑事法官首先应当在刑法的正式渊源即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中寻找裁判规范,不过在寻找中自然离不开借助非正式法源如司法解释、非正式的司法解释等[10]。可见,依该观点的理解,刑事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其裁判规范有着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的等级和位阶差别,刑法典和单行刑法高于司法解释,应当优先考虑和适用。但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刑法典、单行刑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却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此看来,在不区分案件适用的具体情况,而直接武断地把司法解释视为次等考虑位阶,不仅人为降低了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还容易对刑事司法裁判产生错判的结果。事实上,两高的司法解释,包括两高的会议纪要、对下级院请示给予的批复等,往往是对刑法典(包括刑法修正案)和单行刑法的含义不明确或遇到新情况而作出的进一步规定,其实践指导价值有着不可替代性。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地位,必然会降低其适用的机会和所应当发挥的效用。
其次,另一种态度认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召开的座谈会或研讨会之后形成的会议纪要,以及高院作出的各种指导意见或量刑意见,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会议纪要,也不具有适用法律渊源的性质。而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刑事法律适用的渊源问题,应当根据定罪和量刑作出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一是就定罪而言,刑法适用的正式渊源不仅包括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也必然包括两高的司法解释;二是就量刑而言,应当给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量刑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一席之地。这些会议纪要往往是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或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共性问题,提出一些具有见地和可接受性的司法实务标准,在下发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后就可以被遵照执行。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即便是否定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不出现在判决中,但是其在实践中的作用相当大,其中一些共性问题的实践做法和掌握标准可以成为法官裁判的论据。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刑事司法中隐形的法律发现场所。[2]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非常重视经验法则,认为刑法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刑事司法的实践经验而发生和提升,而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产生,则是根源于丰富的地方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地方司法经验汇编及其官方认可。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反对司法解释非正式渊源论。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视域下,上述两种否认观点有着深刻的偏见根源,这就是法典完美主义。在它们视野中,只有立法机关制定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刑法,才称得上是司法适用的正式法律渊源,并明确申明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与刑法本身的法源地位是在不同位阶上。当下,法典完美主义仍有很大市场。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认为,法典完美主义是法典主义强迫思维的体现,其奉行法典至上、法律规范优先,在不自觉中轻视司法解释的效能和地位,把司法解释看作是低法典一级的二等公民。实务中,有的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很少考虑司法解释的适用空间,形成了制定法优先的惯性思维,甚至上升到唯制定法典化的高度。不论司法解释功能得到何等充分利用,其刑法适用正式渊源身份都无法被认同,只能低调默默运行。实际上,这就造成了刑法适用方法的压抑和埋没。尤其是对于省级高院制定的量刑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包括省级地方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意见,整体上呈现出地方范围内的功能化运行,却又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司法适用的前途命运面临着随时被替换或被终止。
对司法解释和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这些遭遇,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持批判态度。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法律渊源与司法中适用法律的渊源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法律渊源是法律的表现形式,具有不同来源的法律渊源,其效力和作用也有所不同。而司法适用中的法律渊源,因包含着司法人员的一定自由裁量因素,从而应当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当法律解释已经不能解决案件问题,无法适用社会发展对法律补充或变通的需要,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强调此种情况下要尊重司法规律,如同尊重自然科学规律,切不可以法律解释方式强拉硬上进行判决。若对该法律确实有需要增加,则可以通过立法、法律续造等方式去实现。对我国而言,由于不像判例法国家那样存在法律续造的制度基础,法官既没有续造的法律依据,也没有获得续造的授权,因此只能通过立法形式来实现。
(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法律推理观
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一种方法,包括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法律的实质推理。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法律的形式推理包括演绎、归纳和类推方法,但认为形式推理更在意法律的形式正义;而法律的实质推理则涉及到法律的解释、论证,其更关注法律的实质正义。有人认为真正的法律推理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过程,这一过程所解决的是判决的合法性问题[6]198,从而反对法律的实质推理。不过,该观点值得商榷。一般而言,一种法律方法是否有价值,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而是源自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如果司法现实中没有被需要的法律方法,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在实践中创造相关法律方法;如果司法实践认为某种法律方法不完全符合实践需要,但仍然存在一定价值,那么人们便会对这种法律方法进行改造和完善。从法律方法发展的历程来看,法律方法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律续造到利益衡量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就足以说明法律方法的历史性、客观性和时代性,而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在查明事实后再根据更能实现正义的方式来取舍法律推理方法,而不是在一开始就预先给法律推理方法确定位置。这体现出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实用主义立场的侧面。事实也是如此,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法律的实质推理各有其独特优势,二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互相融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的形式推理更有需求,因为形式推理有助于贯彻罪刑法定,这是定罪的需要;但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却对法律的实质推理更有偏好,因为实质推理更注重罚当其罪,这是量刑的需要。所以,不同的刑法原则、不同的刑法宗旨和不同的刑事政策,甚至不同的司法人员,都可能导致类似案件会选择不同的推理方法。但这正是符合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要求,正是由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不同的刑法原则,从不同侧面对法律推理提出了不同要求,从而使得法律推理的结果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深刻反映了法律存在的社会基础。法律只能是社会事实的客观摹状者,而不是社会事实的刻意创造者。因此,法律必须奠定在社会事实基础上,而不能背离社会事实,突发奇想,创造一种社会事实。[11]尽管事实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12]324,但事实关涉案件的本质。事实可以猜测,案件本质可以推定和论证,但终不能容忍类推。所以,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反对在刑法适用方法中采用类推推理。刑事司法最关乎人的尊严和权利,对法律方法的适用要求也就最为严格。以尊重人权作为理念的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当然不敢怠慢。
(四)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利益衡量观
利益衡量是价值衡量的重要方面。有学者提出:利益衡量是各种法律方法的最高境界,但也是经过慎思后才能运用的方法。法律价值反映法律与人的关系范畴,体现着人类对法律目标的追求,具有目的的属性。[6]275利益衡量的最高境界,源自利益衡量法律方法的渐进嬗变,经过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后的完善而达致法律方法的新高度。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这是刑法方法的表层完善或技术性进步,除此之外刑法方法还有着本质的层面。在探讨刑法方法的本质时,如果说一切法律均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制定的。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存利益。保护人们的利益是法的本质特征[13]4。那么,一切刑法的司法和方法更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落实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利益或是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少数特权人的利益,从个人上升到人类,才是利益衡量的本质所在。
也有学者认为: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已经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时,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14]234此观点从立法者的立场考察利益衡量,并结合现实之实际情况,自有可取之处。但根据刑法自然科学之思维,过于看重立法者的立场也值得商榷。一则立法者过去的利益基础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很难探求到位,彼时的法义明确不表明此时法义仍然明确;二则对所应考察的现行环境和各种利益变化并没有特别所指,也容易发生不同法官可依个人所好而自由裁量,从而使得利益衡量的标尺发生各种偏移。
在刑事司法中,利益衡量也体现着司法人员内心对正义的价值判断。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法律的正义和自然的正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坚持法律正义和自然正义的利益平衡,在法律正义优先的同时,兼顾自然正义的考量。法律正义是最注重法律程序的正义,贯彻法律的程序本身也是正义;而自然正义包含有朴素正义的因子,具有原始或原本的侧面,与法律正义有重合部分。但自然正义主要是逻辑正义,缺乏明确的法律意义上的标准,在实务中难以实际把握,故不宜作为主要的正义考量因素。
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之实践原则
(一)区别经验法则和经验主义
法律上的经验主义是英美法系的一种偏向,一般指英美法系法官的办案方法和思维模式。经验主义与判例法传统密不可分,判例法是最为经典的法律经验主义之表达。依据当代经验主义,若遵循先例原则,关键在于尊重先前判决及其裁判理由。由于经验主义过于看重具体特殊性,时有否定经验的普遍性,不利于法官在浩如烟海的案件中发现、鉴别和甄选先例,产生需求的标准不一与时间耗费等缺陷。因此经验主义逐渐关注和部分采纳理性主义的做法,制定一些理性主义的成文法作为判例法的补充。从表象来看,代表判例法的经验主义和呈现成文法的理性主义有着部分融合的趋势。事实上,在英美法系国家,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并非总是唯一选择;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也未必一定会否定先前判决。但由于经验主义忧虑理性主义有培养威权主义的危险性,以及理性主义顾忌经验主义操作性之繁琐和不确定性,所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特征依然明显,外在上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经验主义未能妥善看待经验法则,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两种偏差。一是导致司法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司法有其不可行和不合理一面,对于一个形式主义法官而言,在做出判决结论过程中所犯的典型错误是:在对一个一般性法律术语进行解释时忽视这种解释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或其他愚蠢后果[15]。二是实证主义思维过于浓重。对英美法系法官而言,由于深受实证主义方法论影响,司法中往往认为只有可实证的法律才是裁判依据,法官不应陷入法律之外如政治因素,或受法律空白之外如道德因素之影响。虽然实证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形式主义,但它们在英美法系司法思维中并不鲜见。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司法不能忽视经验法则,而不主张西方的司法经验主义。现代司法已经非常注重司法技术化,司法包含丰富的裁量性技术是常态。经验法则是司法裁量技术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感觉经验、唯经验。经验法则也不属于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发展分支,它意图揭示科学知识与感觉经验的逻辑关系。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和定律的唯一认识论来源就是观察和经验,科学的命题必须是可证明的,否则就没有意义。[16]所以,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真理就是经验证明的科学。但是,有时经验法则和真理可以认识或推理得出,而无法实质性验证。逻辑经验主义自认为有一套逻辑分析的方法,但因很难找到对应原则或桥接原理而陷入困境。
与之不同的是,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从实践和哲学层面看待经验法则,透过常识、常理、常情的角度尊重经过深刻积淀而成的经验法则。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经验法则从不被法典化认可,发展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均有体现。比如,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要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一般来说,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则可以适用。可见,经验法则并不是非要潜行于刑法司法实践,而是可以通过证据的审查判断,进入案件的事实认定之中。
(二)遵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作为法治的构成要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因而,法治思维是监察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改革、化解社会矛盾以及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应当遵守的法律思维。虽然法治思维有多种不同理解,但法治思维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受规范和程序约束,二是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三是追求公平正义和保护自由,四是讲究逻辑和解释技术。[]法治思维包括蕴含在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律原理、法律方法之中的权力约束和权利保障观念,要求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满足个体正义和一般正义,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二者关系上,是法治思维决定法治方式,双方共同启动以法律治国理政。
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篇10
关键词：手印痕迹检验技术;刑事侦查工作;犯罪嫌疑人
刑事侦查技术总是伴随着刑事侦查需要而发展。科技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运用的好，可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而一旦被滥用也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犯罪分子借助科技的进步革新作案手段无疑给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案件侦破工作带来更大困难。基于此，如何利用科技进步革新现代刑事侦查技术则成为当下刑事侦查工作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手印痕迹检验技术概述
手印痕迹检验技术在实务中也被人们通常称为指纹检验技术，两者除概念用语区别外，所指称的内涵并无区别，具体指通过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对犯罪分子作案时留下的指纹进行搜集、检验和比较，以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缩小侦查范围，提高刑侦效率。学理上通常将手印痕迹分为指纹痕迹和掌纹痕迹，实际上就是指人手指和手掌上皮肤的纹路留下的影像。每个人的手指和手掌都存在着大量的乳突线，由于这些乳突线会分泌出大量的汗液粘附在皮肤的纹路上，因此当人们的手部接触某个物体时，就会将皮肤的纹路留在物体表面，这就是手印痕迹的由来。而痕迹检验技术的任务就是通过运用一些特别的科技方法和手段将留在物体表面的痕迹搜集和保留下来以利于侦查工作。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就可以根据这些搜集和保留下来的痕迹初步侦查案发现场的情况，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在部分案件当中，痕迹的提出甚至直接促使案件的侦破。痕迹检验技术得以在刑侦工作中得到大量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每个人的指纹都不相同，因此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侦查人员可以运用在痕迹检验技术来确定犯罪分子的初步情况。
二、手印痕迹的提取和检验方法
实务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常用提取手印方法常见包括：拍照、胶带粘取、静电复印等方法。
（一）拍照
拍照的目的在于真实完整的还原案发现场遗留下来的痕迹，所谓拍照技术就是利用相机等技术手段犯罪现场遗留下来的手印痕迹完整的拍摄下来，拍照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完整保留案发现场的手印痕迹，缺陷在于难以通过保存下来的照片对手印痕迹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分析和处理。
（二）胶带粘取法
胶带粘取是指通过胶带对手印痕迹进行粘取，以提取犯罪分子遗留在现场的痕迹。使用胶带粘取的优势在于便于对手印痕迹作进一步的技术分析和处理，缺点在于实施起来的难度较高，对原始痕迹的破坏性较强。
（三）静电复印法
静电复印法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在手印痕迹检验技术上的重要体现，当犯罪现场的手印痕迹上受有污染时，往往无法用胶带进行粘取或者用胶带粘取的效果不好，此时往往就可以采取静电复印的方法来提取手印痕迹。提取手印痕迹后还要对其进行拍照固定。
三、手印痕迹检验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侦查上，对现场手印的分析可以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和依据
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人员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往往首先要保护案件现场，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了保护犯罪现场的指纹，因为一旦犯罪现场遭到破坏，犯罪分子的指纹提取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此时案件的侦破工作就会陷入困境。从这个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指纹对于侦查破案的重要意义。依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可以从指纹的特征来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有利于缩小侦查范围，有利于刑事侦查人员尽快破案。指纹的特异性能够帮助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确定案件走向，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为破案打下基础。
（二）诉讼上，手印检验的结论可以为诉讼、审判提供有力证据
在现代法治国家，对犯罪的追诉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无论犯罪分子是谁，无论侦查人员是谁，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对犯罪分子的指控必须建立在充足的证据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科学技术的水平日新月异，基于手印痕迹检验技术的科学性，手印痕迹检验技术得以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通过手印痕迹检验技术得到的结论可以为审判提供真实且有力的证据。在当今的刑事侦查案件的审判中，手印痕迹的科学结论，可以作为证据出现在审判的过程中，且会被认为是直接有效的证据，可见，手印痕迹检验技术之于当代刑事审判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手印痕迹检验技术运用于刑侦工作成为现实。而手印痕迹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于刑事侦查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对诉讼证据的搜集和保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时代，手印痕迹检验技术已成为刑事侦查案件中必不可少的破案手段，在未来我们更加要发挥手印痕迹检验技术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