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1
关键词：规模报酬理论；欧拉定理；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
关于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一直是学者们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停留在对于不同类型银行差异的现实背景上进行分析，比如银行的所有权形式、经营特点等方面，而针对银行本质层面的差异，即差别化监管的理论分析还很少有涉及。国外学者的研究多见于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出结论，而国外研究的优势在于，他们有充足的数据来支撑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尝试着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进行理论分析，探寻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理论分析是研究工作开展的基础，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我们所研究的内容，能为我们的文章提供了更多的可信性和依据性。本文探讨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的理论分析，是从各个维度关注各类银行的差异性，从而从根源上挖掘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的理论基础。
规模报酬理论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生产主体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发生变化时，得到的产出跟随生产要素变化的情况。规模报酬理论包含着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种情况。其中，规模报酬递增是指当生产主体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时，得到的产出增加比例大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规模报酬不变是指当生产主体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时，得到的产出增加比例等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而规模报酬增减是指当生产主体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时，得到的产出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
商业银行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殊的生产者，它们为国民经济的运行生产和提供各种金融，为国民经济的额良好运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本文中，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即，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之间的差异，可以近似看作为商业银行作为生产者来说在投入不同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异。在这里，各种生产要素是指商业银行的资本投入、经营者的管理以及员工的劳动等等，这些对于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来说是不同的，而且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加，我们可以近似地看作同比例增加。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产出就是它们为国民经济良好运行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包括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发挥金融中介职能、充当资金储蓄池等等。基于此分析，我们便可以通过规模报酬理论分析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的必要性和经济学基础。
欧拉定理也叫产量分配净尽定理，是指，在利润最大化、竞争性和规模不变的三个假定成立的条件下，生产者在支付了生产要素报酬之后，剩下的经济利润为零。经济利润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讲的会计利润，会计利润不仅仅包含经济利润，包含资本收益。欧拉定理在解决经济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其公式表示如下：
Y=mpL×L+mpK×K+经济利润公式1
其中，Y表示总产出，mpL表示实际工作，L表示劳动量，mpL×L表示劳动的收益，mpK表示资本的实际租赁价格，K表示资本量，mpK×K表示资本的收益。在欧拉定理成立的条件下，公式中经济利润为零。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利润平均化的解释，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导致最终的平均利润。即在经济的平稳状态，各个行业均不存在超额利润，行业经营者所取得的只是社会的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总额与社会总资本的比，仅由此二者决定。而就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来看，利润的平均化还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假设而已。
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处于高速的增长时期，连续十几年GDp增速一直保持在8～9%左右，这也使得金融和银行业也正处于行业的上升期。原因在于，金融业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决定了金融的进步，而金融的进步又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为经济发展服务，而经济又能为金融发展提供空间，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还在增长，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这说明，在排除政策差异等方面的不同限制的情况下，银行业存在所谓的经济利润。因而，银行业目前来讲具有规模报酬的非不变性。
商业银行经营的规模报酬非不变性说明，监管主体在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时，应该有的放矢、量体裁衣地制定差别化的监管目标、监管内容和监管措施，这样才能实现整个银行业的有序和高效率运行。这就从规模报酬理论方面对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进行了理论阐述和经济学原理分析。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从规模报酬理论的角度得出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的理论依据。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实施差别化监管，能够保障银行业充分有效地运转，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动力。（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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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2
一、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
从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的经营业务、客户群和经营方式来看，其风险相当高，因此在监管过程中就需要认真分析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所面对的风险特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规避风险。通常来讲，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的业务风险具备下列特征：
(一)风险的多元性、复杂性私人银行业务不是普通的理财业务，它是通过个性化的服务，为特殊客户（具有高净资产值的个人）提供个人资产服务，为私人资产的价值保驾护航。私人银行的金融产品种类相当复杂“其内容涵盖资产管理、投资、信托、税务及遗产安排、收藏、拍卖、现金管理、继承人教育安排等。”业务的多元化势必导致风险的多元性，再加上各种风险之间互相交叉、互相抵补，使本来就相当复杂的风险源变得更加复杂。
(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越是复杂的事物，其存在的问题就越多。私人银行也是如此，其业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私人银行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大。再加上我国私人银行属于刚刚开发的银行业务，其内部管理措施和相关法律尚不健全，这就导致私人银行控制风险的能力低，发生风险的机会多。
(三)风险的难预测性、难计量性由于私人银行所涉及到的业务非常多，并且相当复杂，客户的资料无法完全掌握等因素，就会导致私人银行对将要发生的风险难以预测，甚至还会发生新的风险，而这些新的风险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由于缺乏相对应的计量方法而无法计量。
二、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缺乏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无论从我国的法律体系上，还是在银监会的相关管理条例上，对于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我国还没有相对比较完善的监管体系。因此，私人银行在对业务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只能参考商业银行在其他理财业务上的相关规定执行。但是，私人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其他理财业务有很大的不同，硬性地将监管其他理财业务的原则和条例套在私人银行业务上，将会造成很大的风险。商业银行的其他相关理财产品管理的相关规定只是针对银行的一种产品，一种风险制定的，可以规避该产品、该风险对银行造成的危害，而私人银行的特点注定了这些相关规定在规避风险的无效性。
(二)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混乱尽管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在相关业务上的监管隶属于银监会，但是，从实际的操作过程来看，对于私人银行业务监管却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私人银行要想开展业务必须得到不同监管部门审批，如果有一个部门不能通过，那么这项业务就得不到开展。在审批过程中，由于监管部门的交叉管理，这样就会造成有的内容多单位重复管理，有的内容没有单位管理，这种状况的存在，肯定造成私人银行在进行业务往来中处处受限或者逃避监管等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私人银行业务混乱。
(三)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这样就给私人银行的业务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剧烈波动和金融投机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缺乏业务风险控制的私人银行必然要遭受到强大的冲击。
三、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改进措施
(一)大力加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法律监管体系建设要想保证我国私人银行的良性发展，必须加大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设。要加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内部规则的制定，要认真研究当前金融形势，参考私人银行在运作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认真分析西方先进国家私人银行在商业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内部规则。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适合规避风险的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法律监管体系。
(二)规范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规范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的业务监管，必须改变政出多门的现状，扩大证监会对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范围。在对私人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审批上，要给予证监会相对应的权利，以便证监会完成对私人银行进行监管。这样就不至于出现重复管理和真空管理的现象，使私人银行业务更加规范。
(三)大力加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风险监管体系建设加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监管体制建设，首先必须认真分析业务特点，查找业务存在的漏洞或者风险点，然后在参考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措施，从而强化风险监管体系。在风险监管体系建设过程中，还要大力加强内部控制制度、个人征信体制、私人账户等方面的建设等。同时，在私人银行的业务往来过程中，私人银行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严格按照规则办事。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3
人民银行从1996年开始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非现场监管。人民银行采取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稽核两种方式，形成了对商业银行全方位的营运监管。非现场监管对于人民银行降低监管成本、增强持续动态监管能力、提高现场稽核效率，督促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最近几年非现场监管的结果看，非现场监管指标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非现场监管的要求，这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增补和修改非现场监管指标，使之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和财务结果。
（一）最近几年我国、领域发生了急剧变化，金融监管已经从过去的合规性监管过渡到现在的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合规性监管为辅、从市场准入监管转向全过程系统性监管的途径上来。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的重点是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资产质量和盈利性等风险性指标的监管，原有的许多合规性监管指标需要取消。同时，国内商业银行业务的快速和金融环境的变化，使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又有了新的变化和特点，监管机构只有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近几年来相继颁发的一些先进的监管，才能更敏感和准确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
（二）随着外汇体制的深度改革，我国外债的管理方式和统计口径发生了变革，国内商业银行的外币业务，特别是境外资产业务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必须对现行的许多分币种监管指标进行修改，以满足对商业银行本外币并表监管的要求。此外，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对外资银行特别是外资法人银行将实行国民待遇，国内所有法人银行的监管标准将趋于统一，因此必须对某些具有国内商业银行监管特色的非现场指标进行完善，以满足境内所有法人银行统一监管标准的需要。
（三）2002年1月1日实施的《金融制度》在核算原则上与旧的会计制度差异较大，其更多地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特别是更新了应收利息和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核算方法，这导致了大量新旧同名会计科目的核算差异较大，因此客观上要求对以1993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会计科目为基础的非现场监管指标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便真实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财务活动。
（四）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日趋完善，监管力量日益增强，监测技术手段日趋丰富，监管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因此，随着国内商业银行外币利率管制的放开和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监管机构有必要遵循银行业监管的国际惯例，按照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发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的要求，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逐步将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纳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范畴，充实非现场监管指标，全面、系统地监控商业银行的营运风险。
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的建议
（一）取消部分合规性强、风险敏感度低的流动性指标。
1.取消存贷比指标。，商业银行资金宽松，存差较大，把存贷比作为流动性风险的监控指标，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存贷比只考虑了存款和贷款的总量而忽略了它们的具体构成要素，特别是存贷款各自的期限。存贷比还忽略了存贷款利息和本金在现金流上的时间差异性，这样导致了同一家银行不同的存贷比不能说明其流动性的优劣，规模不等的商业银行更不能进行横向比较，存贷比与流动性风险的敏感度极低。另外，在目前资产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了提高利润，只有多放款；要放款，按存贷比75%的要求，就必需争取存款。这样几乎所有的国内商业银行从开业的那天起，就开始跑马圈地，大量设立分支机构，尽力争取存款。长此以往，导致了今天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林立，存款营销恶性竞争。此外，我国目前允许外资银行通过拆借4个月以上的资金发放贷款，这也从侧面否定了贷款必须与存款挂钩以及把存贷比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的合理性。
2.取消拆借指标。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银行对国内商业银行拆借的期限、对象、用途和比例作了详尽的规定，这对当时整顿金融秩序，促进金融机构规范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时至今日，拆借指标不仅不能反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而且还抑制了整个金融事业的发展。首先，在目前分业经营、债券市场不发达及投资受限制、资金头寸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拆出资金是较好的资产运用方式。如果拆出比按要求控制在8%以内，商业银行更多的资金只能以备付金的形式存放在人民银行获得低利，或以存放同业形式变相拆出，这样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削弱了其竞争力。拆出与贷款一样，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方式，只是两者的信用风险不同而已，监管机构应该监控拆出资金的质量风险，而不应该将其与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存款挂钩。其次，拆入比4%限制了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渠道。实际操作中，商业银行通过同业存放变相拆入资金，使拆入比形同虚设。目前中外资商业银行之间开办的同业借款业务实际上已否定了拆入资金和存款之间的比例关系。
3.取消中长期贷款比例。现行规定的中长期贷款比例——余期1年以上的贷款与余期1年以上的存款之比不能超过120%，是缺乏依据的。上我们认为，余期1年以上的贷款资金来源不仅有余期1年以上的定期存款，而更多的是来自活期存款的沉淀部分，商业银行会根据负债期限安排与之匹配的资产期限，以维持正常的流动性需求。从实际情况看，国内商业银行为了将中长期贷款比例控制在120%以内，或尽力压低中长期贷款的数量，或通过短期贷款的延期变相发放长期贷款，粉饰监管指标。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按照国外的经验，商业银行负债期限会缩短（存款期限超1年的极少）而贷款期限超1年的较多（主要原因是获利和有合适的利率风险控制手段），加之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系统内资金调剂能力强。如果固守120%的中长期贷款指标，将会严重制约商业银行正常的流动性管理，限制商业银行发放更多的长期贷款获取利润，更重要的是削弱金融机构变短期资金为长期资金、支持扩大再生产、增强持续发展能力、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中介功能。
（二）取消部分外币监管指标。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外汇业务较为宽松，内外资法人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将趋于统一，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本外币、境内外和表内外的全面、系统的法人风险监管，因此分币种监管风险已没有意义，境外资金比例、国际商业借款指标、外汇资产比例和外币资产流动性比例等可以取消。考虑到我国目前对资本项目实行监控，监管机构还需保留对商业银行的备付金率指标实行分币种管。
（三）增加贷款质量监管指标。首先，增加不良贷款比率。按监管机构要求，明年整个银行业将停止执行贷款四级分类，严格执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贷款实行五级分类，这样与之相应的逾期、呆滞和呆账考核指标自动取消后，需增加新的不良贷款比率，即（次级+可疑+损失）三类贷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其次，增加不良贷款抵补率。根据新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对商业银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的要求和《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指引》的规定，监管机构有必要设置不良贷款抵补率，即（专项+特种）准备金余额/不良贷款余额，真实地反映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第三，增加非信贷资产质量指标。当前非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愈来愈大，潜在的风险也愈来愈大，商业银行可以按照有关企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部分非信贷资产根据其风险状况提取减值准备金，监管机构有必要根据监管的需要设置非信贷资产抵补率，即非信贷资产减值准备金/非信贷资产余额，反映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的风险大小。第四，增加逾期贷款质量指标。这里的逾期贷款是指按合同约定正常还本付息以外的所有贷款，与四级分类法中逾期贷款的外延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实施贷款五级分类后，有必要吸取贷款四级分类法中有益的部分，设置逾期贷款率，即逾期贷款余额/各类贷款余额，反映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状况。
（四）增加市场风险监管指标。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同意将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并颁发了《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为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1997年又颁发了《利率风险管理原则》。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外币业务发展较快，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美元利率的下调和国际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国内商业银行外币业务收益锐减，外币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愈来愈大，监管当局加强对利率和汇率风险的监管刻不容缓。同时，随着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货币市场的飞速发展，商业票据承兑、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的急速扩大，国内商业银行已经直面人民币利率风险。因此，监管机构必须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手段，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可暂时选用缺口比率（某一时段内利率敏感性累积缺口×利率变动幅度/净利息收入）和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累计外汇敞口头寸/净资产平均余额）监管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
（五）完善盈利性监管指标。第一，目前两个盈利性指标中选用的是期末税前利润，应该调整为期末税后利润。因为今后商业银行的会计制度、资产减值准备金计提、呆账核销以及税收政策会趋同，调整为期末税后利润便于横向比较。第二，资本利润率应该正名为净资产利润率或净资产收益率。第三，取消资产利润率，代之以盈利增长速度。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不同，资产表现形式和核算的方式差异较大，资产利润率指标缺乏横向比较的基础，监测意义较小，而盈利增长速度能直观和科学反映商业银行的盈利情况，不论是单个商业银行自身纵向比较还是整体银行业的横向比较，盈利增长速度指标都具有可比性，较合适作为盈利性监管指标。
（六）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首先，要完善附属资本。原规定附属资本包括贷款呆账准备金、坏账准备金、投资风险准备金和5年以上的长期债券。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1年的《将一般储备金/一般呆账准备金纳入资本的建议》的要求，依据旧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提取的贷款呆账准备金已不能记入附属资本，只有按照《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指引》计提的一般贷款呆账准备金才能记入附属资本，而且金额仅限于加权风险资产的1.25%；坏账准备金和投资风险准备金是专项准备金，主要抵补预期经营风险及可能产生的损失，一般不用于抵补非预期损失，不能记入附属资本。其次，对近几年出现的金融创新，如混合型资本工具（可转换债券）和其他锁定支付条件的债券（长期次级债券），给予规范后，可按要求记入附属资本。第三，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应该是加权风险资产净额，所以应将反映某项资产价值减少的专项准备金和特种准备金从风险资产总额中减去，这样才能反映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的真实意义。第四，按照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监管机构应将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暂时按标准法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范畴。
这样，经过取消、增加和完善有关指标后，我国商业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指标将从规定的16类25个监控、监测指标，演化为5大类15个监管指标。根据需要，监管机构还可对15个指标进行细分和补充，如将所有的逾期贷款按逾期时段（90天内，90天-1年，1年-3年，3年以上）设置4个逾期贷款时间序列监管指标，还可将不良贷款按类别（次级、可疑、损失）设置3个不良贷款监管指标等，形成更加明细、全面、系统的监管指标体系（如附表）。监管机构要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规模等状况，借鉴国外非现场监管的成果，设置非现场指标的值域和考核权重，并根据监管结果不断完善监管指标的值域和考核权重，形成的、风险敏感度较高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提高非现场监管效率。
附表：我国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
（1）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扣减项
加权风险资产+12.5倍市场风险资本金-减值准备
核心资本充足率
核心资本-扣减项的50%
加权风险资产+12.5倍市场风险资本金-减值准备
（2）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
（次级、可疑和损失）三类贷款余额/各类贷款余额
次级类贷款/不良贷款余额
可疑类贷款/不良贷款余额
损失类贷款/不良贷款余额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余额/净资产余额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对同一客户贷款余额/净资产余额
不良贷款抵补率
（信贷资产专项准备+特种准备）/不良贷款余额
非信贷资产抵补率
非信贷资产准备/非信贷资产余额
逾期贷款率
逾期贷款余额/各类贷款余额
逾期90天内贷款余额/逾期贷款余额
逾期90天——1年贷款余额/逾期贷款余额
逾期1年——3年贷款余额/逾期贷款余额
逾期3年以上贷款余额/逾期贷款余额（
3）流动性
人民币备付金率
可临时动用的本币备付金总额/各项本币活期负债
外币备付金率
可临时动用的外币备付金总额/各项外币活期负债
本外币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资产余额/流动性负债余额
（4）盈利性
盈利增长速度
本期税后利润增减额/上期税后利润总额
净资产收益率
本期税后利润/净资产平均余额
（5）市场风险
利率缺口比率
某一时段内利率敏感性累积缺口×利率变动幅度/净利息收入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4
关键词:银行银行监管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
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
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第五,监管机制过于强调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我国《商业银行法》在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上仅有三个条文,即第59、60和61条。第59条要求健全企业规则和制度;第60条要求健全稽核和检查制度,并要求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第61条规定业务报告。这种规制有如下几个缺陷:其一,规定过于原则化。业务管理规则、制度及稽核、检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均需时与合法。银行监管法制健全的国法定情形下可直接任命一位审计员。[21]德国《银行法》规定了特别情况下信用机构任命的审计员需通报监督局,并可要系统的再监管,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
在同业自律方面,我国法制尚未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尽管已经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充分关注。银行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在诸多国家和地区颇受关注,香港的银行业公会便是成功的例子。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在我国法制中的完善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同业组织的自律与协助管理银行业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性优势——组织的管理与工作人员普遍熟悉银行及其经营业业组织也可以借助全行业的力量来促成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完善——特别是监管规章的及时废、改、立和抵制不当的监管权力之运作。
第六,监管法制在适应银行业国际化方面存在不足。我国在银行业国际化方面的监管法制已有1994年4月1日施行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综观这些法规、规章,仍有如下不足:1)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不高。这些文件除《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通过和的行政法规外,其余多为中国人民银行颁发。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外塑造“法制完备”和“依法监管”银行业的形象,但国际上通常把银行信用及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备状况联系起来。尽管《商业银行法》在其“附则”中规定:“外资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是《商业银行法》毕竟是立足国内银行及其业务,因此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能难于有效实现,特别是《商业银行法》自身尚有诸多不足会强化这种效果。2)在监管内容和实现监管的方法上过于原则而不便于操作。
此外,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缺陷还与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法制的不健全有关。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中存在的诸如监管主体地位和具体权责的落实问题等,已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还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机制,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联;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困难也直接关涉到金融体制、国有文秘站:企业转制等重大问题。相关的配套法制诸如企业破产法制、会计法律制度、审计法律制度等的健全都直接关系到银行监管制度能否顺利地进入现实经济生活中去。正如克莱因指出,要防止金融风暴的爆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建立健全企业破产法、会计和交易制度,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以及要有良好的教育制度。
二、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若干思考
鉴于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仍存在许多不足和缺憾,今后的监管法制建设需注意如下问题:
1.在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与废改上要突出监管法制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完备。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创制者必须重视立法的整体规划。由于我国专门针对银行监管的法律只有两个,行政法规也不多,引发监管法制内部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民银行制订的一系列监管规章。人民银行要克服此弊病,一方面要尽可能对近期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划;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切忌发现“一事”便立“一法”的流弊,这种作法既不便于监管者执法,也不便于银行自觉地守法,同时还可能引发相关规章之间的不协调不照应。要作好立法和制定银行监管规章的计划性,也需要制定者具有前瞻性地把握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动态,也需要制定者熟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国家相关制度的具体内容。其次,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者必须充分重视对既有的法律规章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处理,尤其是那些与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更应及时地废止或修改。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目前的法律法规,分门别类地逐渐系统化不仅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否则会徒增监管者履职的成本,也会增大各银行遵守有关规章的困难。2.充分重视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尤其是那些银行监管法制行之有效的国家之经验,并使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大胆接纳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制度。银行监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动,银行监管法制则既是技术性、专业性并具的法律制度。这种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法制不同于那些与文化因素联系紧密的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的法律,后者因体现文化的稳定性、继承性,国的法律制度及实施机制作系统的研究;再次,应注意引进国外的监管法制专家和实务部门的优秀人才来国内传授经验和技能;此外,重视调查分析国内现有监管法制及其实施的局限性,结合实际在法制的完善和实施上借鉴外国的经验,绝无必要为中国监管法制之特色而拒绝外国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3.要处理好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之间的关系。我国监管法制由于打上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烙印,诸多制度具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直面放松监
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的冲击与协调。放松监管是指我国既有法制必须逐步适应wto有关金融服务方面的制度和规则之要求,放弃过去体现过多干预的银行监管制度,尤其是涉外银行业务方面的管制,这势必增大我国银行业及金融市场遭受国际金融风险渗透的可能性。为了防范风险,银行监管只能走向改进监管质量和提高监管效率,将全面的严格监管发展为有重点的高质量监管。在监管法制上也必须作出回应,逐步地放弃和修正旧法制的过严监管,及时地有步骤地健全应该监管方面的法律制度。有鉴于此,银行监管法制的废、改、立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技术”。
4.完善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相关的制度。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关系到整个银行监管法制及实施水平的提高。监管主体建设需法律进一步明确其地位和权责,要把防范地方政府干预、提高银行监管效率的具体措施制度化。监管主体内一步深化,银行监管工作人员的责任更加艰巨,其素质也就更有必要作出更高要求。
5.在具体的监管制度完善方面需抓好如下工作:其一,完善监管主体对银行进行稽核检查的保障制度。对于非规场检查,应具备在单个和并表的基础上收集、检查、分析、审核报告的手段。因此人民银行应对银行报告,尤其是需强制性报告的问题、程序和时间作出规制,月报表和附加资料、年度决算、营业报告和审计报告等材料的内容、信息准确性要求及提出的时间、程序均需详尽规制,这才有助于监管者作出准确非现场的分析。现场检查制度的构建更为迫切,检查程序及检查权力的保障是该制度的核心,可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赋予监管主体以不预先通知的绝对检查权——一旦进入被检查银行,检查当局便控制了银行的一切资料和财产,以避免各种干预力量妨碍检查的进行。与此同时,法律也应强化检查人员的责任,疏于监管者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情节度的完善提出一个规范化的细则要求,并规范各银行实施的监督机制。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建议,内部控制应从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等些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外,还应要求内部审计职能对监管主体工作出报告,以便及时发出纠正的通知。
其三、构筑必要的应急措施[30]。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接管”和“破产”制度,但对于银行的紧急情形——无足够自有资本清偿能力或危险状况时的短期性应急措施未作规定。紧急措施有助于防范个别银行风险的漫延。紧急措施可由立法授权监管主体采取如下措施:1)禁止或限制业主或股东以分配利润和用担保的方式提款;2)禁止银行将可动用支付手段参股投资等;3)禁止吸收存款、提供信贷或作部分限制;4)禁止银行管理层和业务领导人从事业务活动或作部分限制;5)派驻监督人员监督银行业务等。对于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偿付能力但面临暂时流动性困难的银行,人民银行可直接进行贷款援助或由中央银行提供担保,以帮助解决短期困难。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加快，银行业竞争加剧，在节约成本和技术升级的推动下，将服务业务外包给第三方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司，而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已经成为银行应对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从金融行业服务外包分布情况看，银行业服务外包占据主导地位。以2007年上半年全球大型金融企业服务外包交易情况为例，银行业占比高达61%，而证券业和保险业分别为23%和16%.
但是，由于自然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不受监督的服务供应商会因为利益的趋势而发生道德风险行为，造成银行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失灵，给银行的整体战略和运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监管构成严峻挑战.
而政府监管能够有效地限制供应商的道德风险行为，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
现有银行业服务外包监管制度的比较银行业服务外包的政府监管制度是监管当局为维护公平、有序、健康的服务外包市场而制定的一系列约束发包方和供应商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国外银行业服务外包的监管概况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使银行业服务外包所带来的问题从国家个体内部演变为国际性问题.
1999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表了防范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报告。美国银行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和公告，2004年6月，美国银行监管部门完成的新版《FFieC技术外包it检查手册》对金融机构建立、管理和监督it外包关系的风险管理水平，提供了指导方针和检查办法.
2004年12月，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将银行业外包业务的监管规则纳入了《临时审慎监管手册》，建议银行应建立必要的外包程序，以最小化风险暴露和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些程序包括制定外包战略、尽职检查程序、合同和服务水平安排、变革管理、合同管理、退出战略和应急方案.
2005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国际清算银行联合论坛了《金融服务外包文件》，规定了9条原则，用以指导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外包活动，确立监管当局的管制责任和义务.
2006年4月6日，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CeBS)了针对欧盟内银行的业务外包的《外包标准》(建议稿)；巴塞尔委员会电子银行小组准备对其成员的it业务外包情况进行评估，并考虑出台新的关于业务外包的规则，等等。分别从不层面对银行服务外包的风险管理做出了相关规定.
各国监管制度的比较分析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监管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核心业务外包限制。不同国家或地区对核心服务的界定不一。如美国银行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禁止银行将内部审计、财务会计、预备年度账等内部业务外包给银行集团外的公司；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则对银行业务的外包施以直接管制，不管外包的服务核心与否，只要风险过大，可能导致银行失控，则当局都可不予批准.
供应商选择。各国各地区金融监管当局都强调银行应慎重选择供应商。要求供应商不仅应为合法注册的法人企业，而且还能有充足的资源保证完成银行的外包任务.
风险管理及应急计划。各国均要求本国银行在外包前提交必要的应急计划，包括灾难恢复计划和定期测试备份系统计划，以使在供应商不履行或履行不能时银行有应急措施可循，避免承担过大的调整成本.
规范的合同约束。各国和地区均明确规定外包应采用书面合同形式。合同除了载明外包的内容要求、明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与争议解决等必备条款之外，不同国家或地区还有不同的专门要求.
现有监管制度的特点和不足各国的监管制度形式主要通过指引的形式进行颁布。在监管的途径方面，主要通过银行自身的内部控制和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两种途径进行；在监管内容方面，主要集中于金融服务外包的范围、发包方内部控制、供应商的选择、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发包方和供应商的应急机制等方面，也对银行服务外包的监管程序、内容与权限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比较而言，美国和英国的监管制度较为全面，美国的监管制度包括供应商选择、合同争端、即时监控、关联供应商关系处理等内容；英国的监管制度涵盖了尽职检查程序、合同和服务水平安排、变革管理、合同管理、退出战略和应急方案等内容。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现有的监管制度对外部监管的具体规定还较笼统，不够系统和深入.
但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来看，对比国际上金融服务外包立法的发展，我国关于银行业务外包的规定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我国还缺乏普遍、系统的银行业服务外包监管法律体系，使得监管人员对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从而不利于对业务外包风险的监控，监管制度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银行业服务外包的发展.
政府监管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政府监管机构应充分认识到银行业服务外包的潜在风险，应采取必要措施：
（1）制订普遍的银行服务外包风险监管法规和合理的监管标准.
有必要制订普遍的银行业服务外包监管法。普遍的银行服务外包立法应该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注意刚性条款和弹性条款相结合，从而处理好监管和鼓励银行外包之间的平衡关系。第二，监管标准上，应区分外包业务重要性的不同规定不同的监管标准。第三，应注意对外包的全程监管.
第四，应明确银行外包机构以及金融监管部门二者的监管责任。
（2）合理确定银行业服务外包范围.
外包范围是监管制度关注的重点。监管当局应对银行业服务外包的范围做出适当规定，明确规定一些辅助性的环节和操作程序可以外包。同时，实施有差别的监管.
（3）加强银行服务外包的全流程风险管理监管当局应建立全面的外包风险监控程序和风险管理计划，对外包风险进行评价，对外包业务的范围、银行对外包的管理能力、外包风险的监督和控制、供应商管理和控制潜在经营风险的能力、供应商违约对银行的顾客和同行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失进行管理。
（4）建立健全实施业务外包的配套机制，建立评价机制，供应商的评级等机制。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6
关键词：银行业;世贸组织;制度接轨;转型发展
银行业是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重中之重。15年的“入世”谈判历程当中,银行业谈判就用去3年。“入世”过渡期内,外资银行的准入、经营限制越来越少,中外资银行间的竞争逐渐激烈。中国银行业应当按照世贸组织要求,尽快完成制度接轨,实现转型发展。
规则转变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不但受到国内金融法规约束,而且受到世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约束。约束规则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录和《全球金融服务协议》成为开放准则
按照世贸组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其成员的金融业开放必须遵循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逐步自由化和更多参与原则。依照上述开放准则,中国对银行业开放做出了如下承诺:
1.商业存在方面,中国“入世”时即着手撤除现存准入壁垒和经营壁垒。
(1)地域限制方面:中国“入世”时,即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地域限制。按照中美协议规定的时间表,逐步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中国“入世”5年内,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各类地域限制。
(2)客户限制方面:中国“入世”时,即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客户限制。中国“入世”2年内,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中国“入世”5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中国境内所有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获得在中国境内某个地区从事人民币业务许可的外资金融机构,可向位于已开放同类业务的任何其他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
(3)营业许可方面:中国金融服务监管部门的审批标准必须是审慎性的(即不含经济需求测试,或者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中国“入世”5年内,取消限制外资金融机构所有权、经营和机构设置的任何非审慎性法律措施,包括对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限制措施。允许满足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独资银行或独资财务公司、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中外合资财务公司。允许在中国开业3年、申请前连续盈利2年的外资金融机构从事人民币业务。
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同外商投资企业、非中国自然人、中国自然人和中国企业建立业务关系,无须经过监管机构的个案批准。允许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并享受中资同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中国“入世”5年内,外资银行可以向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允许外资金融租赁公司与中资金融租赁公司同时向中国境内客户提供金融租赁服务。
2.跨境服务提供方面,仅保留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个别限制。自然人存在方面,除中国“入世”文本中的有关规定之外,对外资金融机构不做限制。境外消费方面,对外资金融机构亦不做限制。
(二)《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成为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尺度
在强制程度、约束广度和深度方面,“巴塞尔协议”和世贸组织银行业规则存在差异。在确保公平、促进竞争意义上,两者却是相辅相成。
在“巴塞尔协议”体系中,最重要的是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达到8%。为弥补《巴塞尔协议》的不足,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新资本协议”,即《新的资本充足比率框架》征求意见稿。“新资本协议”于2001年底定稿、2005年正式实施,全面取代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新资本协议”倚重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强调“三大支柱”在现代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互补协调。
《巴塞尔协议》是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通则。如果哪个国家不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对本国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实施监管(或者是这类银行没有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那么该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必将受到歧视性待遇。“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按照《巴塞尔协议》实施
商业银行监管势在必行。
(三)“超国民待遇”、“低国民待遇”并存的扭曲现象必须消除
20多年来,中国凭借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银行入境,给予境内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某些“超国民待遇”。在税收负担、经营范围、政策负担、银行收费、金融监管方面,外资银行享有中资金融机构无法享受的宽松待遇。同时,中国的法律法规又严格限制外资银行业务范围,构筑各类进入壁垒、经营壁垒,对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施加“低国民待遇”。中国对外资银行的设立、登记实施严格管理,明确规定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各种条件,外资银行只能在经济特区和规定城市开设营业性分支机构;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营运资金、放款规模、投资总额、固定资产规模等均有明确规定,境内的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合资银行只能从事外汇存放款和外汇票据贴现、外汇汇款、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中国从1996年开始审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许可,但目前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服务对象和地域仍然受到限制。
“超国民待遇”同“低国民待遇”并存,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优惠政策+业务限制”的做法,被外资银行指责为“违反国民待遇”。停止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超国民待遇”,同时消除各类进入壁垒、经营壁垒,解决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低国民待遇”问题,是中国银行业实现规则转变过程中的首要步骤。
2001年12月,国务院公布《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取消了“设立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区,由国务院确定”的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只要满足审慎性的准入条件,可以在中国境内任何城市申请设立营业性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提供外汇服务,没有服务对象限制。规定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取消人民币业务市场准入程序中的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限制;放宽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程序中对中方合作伙伴的限制,不再要求中方出资者为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和自己选择的任何中国实体合营。外资银行的“低国民待遇”得到实质性改善。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也须尽快通过统一中外资银行税率、减轻中资银行政策负担、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等措施解决。最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将依照《巴塞尔协议》的审慎监管原则实施外资银行监管,此举有利于消除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
制度接轨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必须同世贸制度框架全面接轨,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办事。中国银行业的制度接轨,需要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协调配合,通过三个主体、三个层面整体推进。
(一)政府层面
政府是签订“入世”协议的主体,也是法律法规变革的实施者。适应开放领域的迫切需要,政府在清理、废止不符合世贸原则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同时,需要及时制定、公布一批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消除国内、国际制度规则的碰撞和摩擦,通过行政立法为规则转换创造前提。
在银行业制度接轨问题上,政府宜采取市场化倾向,放松行政管制,减少行政审批,把经营管理权交给商业银行。在上述放权市场化过程中,政府需要履行以下职责:
1.全面整理现行金融法规。中国“入世”前颁布的金融法规中,某些规定与国际上的通行规则冲突。政府需要本着法制统一、非歧视和透明度原则,全面清理现行金融法规,即时修改、废除与世贸原则不符的银行业法律法规,制定与世贸基本原则、朋艮务贸易总协定》、银行业监管国际惯例相符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改革金融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促使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向审慎性会计准则靠拢。截至2001年底,中国已经公布废止了6批金融规章。自2002年1月1日起,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将在所有上市金融企业施行。最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也将于2002年2月1日起施行。金融法规的除旧布新工作全面展开。
2.填补现行金融法制空缺。制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适应中小金融机构联合、兼并及重组需要,出台《金融机构并购法》;制定规范存款保险公司或基金的法律规定;研究制定规范新型金融业务(如网上银行)的法律制度。2001年11月23日,国务院颁布《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旨在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众利益,弥补了金融机构退市方面存在的法制空缺。
3.完善商业银行立法模式。《商业银
行法》以“内外分立”双轨制立法模式为基础,主要针对内资银行而设,缺少针对外资银行的有关规定。内、外资机构分而治之,不符合世贸组织国民待遇原则。商业银行立法模式有必要转向以国民待遇为基准,实现内、外资银行监管法规并轨。
4.银行政策运作透明化。中国银行业政策运作具有封闭性,惯于把涉及银行工作的规定、要求以及业务流程纳入保密范围。这种做法与世贸组织的透明度原则不符,需要通过提高银行政策运作透明度、建立有效信息披露机制、完善外部审计监督加以解决。
(二)中央银行层面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应当成为政府和商业银行间的纽带。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确保金融市场稳定;通过贯彻金融法规,推动商业银行变革,发挥体制上的承接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对现行金融法律、法规的清理、修改已经全面展开。《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即将出台,银行业监管的国际惯例、审慎监管、本外币合并监管原则从中得到贯彻落实。
在监管体系构造上,中国人民银行注重监管框架的一致性,力求做到:监管重点上,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统一;监管过程上,市场准入、风险控制与市场退出统一;监管方式上,现场与非现场的统一;监管内容上,本外币、表内外、境内外统一;监管目标上,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统一;监管模式上,国内需要与国际惯例统一。在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建设上,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重点考虑:
1.完善监管约束机制,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机构、内部监管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监管职责以及对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权限,建立有效的监管考核体系和奖惩制度。全面监管信用、利率、流动性、操作风险,推行现场、非现场结合的监管方式。将商业银行作为统一法人监管,健全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相关信息透明度。
2.拓宽监管渠道,形成监管合力。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建立顺畅的信息反馈渠道,加强公众的金融法规和风险意识;建立银行业自律组织,制止、避免不正当竞争;充分发挥会计、审计、律师事务所的中介作用,增强商业银行在资金、管理、业务和信用方面的透明度,提高监管效率。
3.依托《巴塞尔协议》,加强对境内外资银行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巴塞尔委员会“东道国有权禁止母国监管不足的银行进入市场”等规定,在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基础上,将风险拒之门外。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当从东道国监管为主转向以母国监管为主。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实施合并监管。同时,依照巴塞尔委员会有关跨境银行监管的要求,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划分监管责任基础上加强合作,交流信息,确保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得到充分监管。2001年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监管指引》,对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监管做出了明确规定。
(三)商业银行层面
商业银行是银行业的主干。中资商业银行改革、发展和国际化的快慢,决定了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体制绩效。
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中小型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20多年来,各类商业银行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产生了很多深层问题:产权归属不清、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较差、资本比率不足、不良资产增多,存在结构性弊病。
面对上述状况,中资商业银行亟需改革管理体制,实现国际化、规范化运作。中资商业银行的制度接轨,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推进:
1.化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是制度接轨进程中的紧迫任务。在清理不良资产基础上,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规定,实施增资扩股,推行股份制改造是化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基本途径:首先,按照国有独资公司形式,更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制度;其次,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最后,将符合条件的国家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
中国银行积极推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工作,准备利用3-5年时间,使中国银行成为治理完善、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国际化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准备通过分拆上市,逐步改制推行股份化:利用1年时间,设计股份制改造方案;再用2—3年时间,完成经营模式和机制转变。
2.
全面推行贷款分类管理,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实需要。巴塞尔委员会在经过修订的贷款会计处理指导文件中,将贷款风险分类管理视做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基础。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试点基础上实施贷款风险分类管理。目前,在华外资银行基本上都实行了贷款风险分类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全面推行贷款风险五级分类管理。此举对提高贷款质量、降低银行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3.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商业银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权责不明,既制约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又加剧了信贷风险滋生。问题的解决途径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股份化重塑产权制度,完善一级法人体制。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制度指引》(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2002年1月10日,《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实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当参照上述各项法规,拟定适合自身情况的方案措施,加速公司治理结构改造。
转型发展
在“入世”过渡期内实现转型发展,是中国银行业的战略目标。政府、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应当合理分工,共同肩负这个重任。
(一)政府为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只有以完善法律、公司治理、透明度为主体的金融基础设施,才能抵御金融危机侵袭。为了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中国需要重组银行体系,化解银行不良贷款。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例外条款,争取更多金融服务贸易保护,遵循审慎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开放银行业,为国内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实行分业制银行制度,多数世贸成员则实行综合经营、混业监管的银行制度。“入世”过渡期内,这种体制差异容易造成冲突。政府应当考虑采取混业经营、分业管理方式,支持组建大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兼容银行、证券、保险和资产管理业务,推动国内银行体制向混业制过渡。目前,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投资与证券资产、其他资产之比为77:3:20,这种资产结构不利于财务状况和效益改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言,混业经营可以启动内部补偿机制稳定利润,有利财务状况改善,实属可行之举。
(二)中央银行为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政策支撑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人民银行的前瞻任务,是为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政策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商业银行在合法经营、稳健管理前提下的金融创新;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建立竞争性银行体系;理顺利率结构,实现利率市场化;以利率市场化为基础,以公开市场操作为工具,以市场利率为中介目标,以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为最终目标,建立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运作,必须独立于财政部和其他部委。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须摆脱地方政府干预,以增强监管过程的独立性、公开性和严肃性。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责在于实施宏观调控、确保金融体系稳定。
(三)商业银行为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技术基础
商业银行是银行体系中比重最高的部分。商业银行的改革创新,为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入世”过渡期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积极应对,实施了多维度转型发展战略:
1.巩固传统业务、开拓新型业务。为确保传统业务市场份额,中资商业银行扩大存款业务,强化贷款管理;调整资产结构,增加债券持有,减少现金持有。为开拓新型业务,中资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合理选择目标市场、寻求最佳营销组合,提高新型业务市场份额。个人消费信贷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中资商业银行开办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助学贷款,但业务数量相对较低。目前,中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规模仅占贷款规模的4%-5%,西方发达国家同类指标为20%-25%,说明中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积极拓展中间业务。中间业务是外资商业银行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也是中资商业银行的薄弱环节。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全部收益比重平
均值为8.5%。2001年6月21日,《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推出,体现了审慎监管前提下,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支持。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可以开发金融衍生业务、证券业务、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中资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获得了新机遇。
3.加快国际化与金融创新。国际化是中资商业银行充分享受世贸组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必要前提。截至2000年底,中资商业银行设立境外营业性机构68家,资产总额1560多亿美元。2001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香港分行成功并购香港友联银行,组成中国工商银行亚洲集团。同年10月,历经两年的中银集团重组终于落下帷幕。
加快金融创新是提高中资商业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根本途径。发展消费信贷,开展银团贷款、并购贷款和保理贷款;引入可转让大额存单、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存款证券化;建立准确高效的转账、支付、清算系统是中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基本内容。
4.适应混业趋势,建立策略联盟。“入世”前后,中资商业银行纷纷与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签约组建策略联盟。2001年8月,中国工商银行与华夏银行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和兑付银行汇票业务合作协议。2001年12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与光大银行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和兑付银行汇票业务合作协议。截至2001年底,除交通银行之外,国内其余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银行都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支付结算业务协议。中信实业银行与国通证券、深圳证券,中国建设银行与大通证券签署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在资金存管与拆借、国债回购、搭桥融资、投资银行、基金业务、资产管理、网上服务方面全面合作。
5.外资参股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亚洲开发银行持有光大银行3%股权,国际金融公司(ifc)持有上海银行5%股份。2000年12月,国际金融公司以2700万美元收购南京商业银行15%股份,并准备参股民生银行,购入该行2%股份。外资参股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入世”过渡期内的必然趋势。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具备了在更广泛、更公平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格。规则转换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压力,也带来动力。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制度接轨的契机,共同促进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1)、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文献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3)周战强、王子健:《银行业的世贸规则及国际惯例》,中国言实出版社,2001年版。
(4)冯宗宪、郭根龙:《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中国金融业》,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7
[关键词]银行业；世贸组织；制度接轨；转型发展
银行业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重中之重。15年的“入世”谈判历程当中，银行业谈判就用去3年。“入世”过渡期内，外资银行的准入、经营限制越来越少，中外资银行间的竞争逐渐激烈。中国银行业应当按照世贸组织要求，尽快完成制度接轨，实现转型发展。
规则转变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不但受到国内金融法规约束，而且受到世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约束。约束规则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录和《全球金融服务协议》成为开放准则
按照世贸组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其成员的金融业开放必须遵循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逐步自由化和更多参与原则。依照上述开放准则，中国对银行业开放做出了如下承诺：
1．商业存在方面，中国“入世”时即着手撤除现存准入壁垒和经营壁垒。
(1)地域限制方面：中国“入世”时，即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地域限制。按照中美协议规定的时间表，逐步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中国“入世”5年内，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各类地域限制。
(2)客户限制方面：中国“入世”时，即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客户限制。中国“入世”2年内，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中资人民币业务。中国“入世”5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中国境内所有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获得在中国境内某个地区从事人民币业务许可的外资金融机构，可向位于已开放同类业务的任何其他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
(3)营业许可方面：中国金融服务监管部门的审批标准必须是审慎性的(即不含需求测试，或者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中国“入世”5年内，取消限制外资金融机构所有权、经营和机构设置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包括对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限制措施。允许满足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独资银行或独资财务公司、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中外合资财务公司。允许在中国开业3年、申请前连续盈利2年的外资金融机构从事人民币业务。
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同外商投资企业、非中国人、中国自然人和中国企业建立业务关系，无须经过监管机构的个案批准。允许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并享受中资同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中国“入世”5年内，外资银行可以向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允许外资金融租赁公司与中资金融租赁公司同时向中国境内客户提供金融租赁服务。
2．跨境服务提供方面，仅保留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个别限制。自然人存在方面，除中国“入世”文本中的有关规定之外，对外资金融机构不做限制。境外消费方面，对外资金融机构亦不做限制。
(二)《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成为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尺度
在强制程度、约束广度和深度方面，“巴塞尔协议”和世贸组织银行业规则存在差异。在确保公平、促进竞争意义上，两者却是相辅相成。
在“巴塞尔协议”体系中，最重要的是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达到8％。为弥补《巴塞尔协议》的不足，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新资本协议”，即《新的资本充足比率框架》征求意见稿。“新资本协议”于2001年底定稿、2005年正式实施，全面取代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新资本协议”倚重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强调“三大支柱”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互补协调。
《巴塞尔协议》是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通则。如果哪个国家不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对本国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实施监管(或者是这类银行没有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那么该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必将受到歧视性待遇。“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按照《巴塞尔协议》实施商业银行监管势在必行。
(三)“超国民待遇”、“低国民待遇”并存的扭曲现象必须消除
20多年来，中国凭借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银行入境，给予境内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某些“超国民待遇”。在税收负担、经营范围、政策负担、银行收费、金融监管方面，外资银行享有中资金融机构无法享受的宽松待遇。同时，中国的法律法规又严格限制外资银行业务范围，构筑各类进入壁垒、经营壁垒，对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施加“低国民待遇”。中国对外资银行的设立、登记实施严格管理，明确规定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各种条件，外资银行只能在经济特区和规定城市开设营业性分支机构；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营运资金、放款规模、投资总额、固定资产规模等均有明确规定，境内的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合资银行只能从事外汇存放款和外汇票据贴现、外汇汇款、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中国从1996年开始审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许可，但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服务对象和地域仍然受到限制。
“超国民待遇”同“低国民待遇”并存，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优惠政策+业务限制”的做法，被外资银行指责为“违反国民待遇”。停止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超国民待遇”，同时消除各类进入壁垒、经营壁垒，解决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低国民待遇”问题，是中国银行业实现规则转变过程中的首要步骤。
2001年12月，国务院公布《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取消了“设立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区，由国务院确定”的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只要满足审慎性的准入条件，可以在中国境内任何城市申请设立营业性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提供外汇服务，没有服务对象限制。规定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取消人民币业务市场准入程序中的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限制；放宽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程序中对中方合作伙伴的限制，不再要求中方出资者为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和自己选择的任何中国实体合营。外资银行的“低国民待遇”得到实质性改善。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也须尽快通过统一中外资银行税率、减轻中资银行政策负担、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等措施解决。最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将依照《巴塞尔协议》的审慎监管原则实施外资银行监管，此举有利于消除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
制度接轨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必须同世贸制度框架全面接轨，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办事。中国银行业的制度接轨，需要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协调配合，通过三个主体、三个层面整体推进。
(一)政府层面
政府是签订“入世”协议的主体，也是法律法规变革的实施者。适应开放领域的迫切需要，政府在清理、废止不符合世贸原则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同时，需要及时制定、公布一批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消除国内、国际制度规则的碰撞和摩擦，通过行政立法为规则转换创造前提。
在银行业制度接轨问题上，政府宜采取市场化倾向，放松行政管制，减少行政审批，把经营管理权交给商业银行。在上述放权市场化过程中，政府需要履行以下职责：
1．全面整理现行金融法规。中国“入世”前颁布的金融法规中，某些规定与国际上的通行规则冲突。政府需要本着法制统一、非歧视和透明度原则，全面清理现行金融法规，即时修改、废除与世贸原则不符的银行业法律法规，制定与世贸基本原则、朋艮务贸易总协定》、银行业监管国际惯例相符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改革金融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促使商业银行制度向审慎性会计准则靠拢。截至2001年底，中国已经公布废止了6批金融规章。自2002年1月1日起，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将在所有上市金融企业施行。最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也将于2002年2月1日起施行。金融法规的除旧布新工作全面展开。
2．填补现行金融法制空缺。制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适应中小金融机构联合、兼并及重组需要，出台《金融机构并购法》；制定规范存款保险公司或基金的法律规定；制定规范新型金融业务(如网上银行)的法律制度。2001年11月23日，国务院颁布《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旨在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众利益，弥补了金融机构退市方面存在的法制空缺。
3．完善商业银行立法模式。《商业银行法》以“内外分立”双轨制立法模式为基础，主要针对内资银行而设，缺少针对外资银行的有关规定。内、外资机构分而治之，不符合世贸组织国民待遇原则。商业银行立法模式有必要转向以国民待遇为基准，实现内、外资银行监管法规并轨。
4．银行政策运作透明化。中国银行业政策运作具有封闭性，惯于把涉及银行工作的规定、要求以及业务流程纳入保密范围。这种做法与世贸组织的透明度原则不符，需要通过提高银行政策运作透明度、建立有效信息披露机制、完善外部审计监督加以解决。
(二)中央银行层面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应当成为政府和商业银行间的纽带。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确保金融市场稳定；通过贯彻金融法规，推动商业银行变革，发挥体制上的承接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对现行金融法律、法规的清理、修改已经全面展开。《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即将出台，银行业监管的国际惯例、审慎监管、本外币合并监管原则从中得到贯彻落实。
在监管体系构造上，中国人民银行注重监管框架的一致性，力求做到：监管重点上，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统一；监管过程上，市场准入、风险控制与市场退出统一；监管方式上，现场与非现场的统一；监管内容上，本外币、表内外、境内外统一；监管目标上，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统一；监管模式上，国内需要与国际惯例统一。在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建设上，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重点考虑：
1．完善监管约束机制，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机构、内部监管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监管职责以及对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权限，建立有效的监管考核体系和奖惩制度。全面监管信用、利率、流动性、操作风险，推行现场、非现场结合的监管方式。将商业银行作为统一法人监管，健全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相关信息透明度。
2．拓宽监管渠道，形成监管合力。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建立顺畅的信息反馈渠道，加强公众的金融法规和风险意识；建立银行业自律组织，制止、避免不正当竞争；充分发挥会计、审计、律师事务所的中介作用，增强商业银行在资金、管理、业务和信用方面的透明度，提高监管效率。
3．依托《巴塞尔协议》，加强对境内外资银行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巴塞尔委员会“东道国有权禁止母国监管不足的银行进入市场”等规定，在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基础上，将风险拒之门外。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当从东道国监管为主转向以母国监管为主。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合作，实施合并监管。同时，依照巴塞尔委员会有关跨境银行监管的要求，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划分监管责任基础上加强合作，交流信息，确保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得到充分监管。2001年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监管指引》，对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监管做出了明确规定。
(三)商业银行层面
商业银行是银行业的主干。中资商业银行改革、发展和国际化的快慢，决定了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体制绩效。
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中小型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20多年来，各类商业银行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产生了很多深层问题：产权归属不清、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较差、资本比率不足、不良资产增多，存在结构性弊病。
面对上述状况，中资商业银行亟需改革管理体制，实现国际化、规范化运作。中资商业银行的制度接轨，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推进：
1．化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是制度接轨进程中的紧迫任务。在清理不良资产基础上，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规定，实施增资扩股，推行股份制改造是化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基本途径：首先，按照国有独资公司形式，更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制度；其次，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最后，将符合条件的国家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
中国银行积极推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工作，准备利用3-5年时间，使中国银行成为治理完善、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国际化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准备通过分拆上市，逐步改制推行股份化：利用1年时间，设计股份制改造方案；再用2—3年时间，完成经营模式和机制转变。
2．全面推行贷款分类管理，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实需要。巴塞尔委员会在经过修订的贷款会计处理指导文件中，将贷款风险分类管理视做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基础。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试点基础上实施贷款风险分类管理。目前，在华外资银行基本上都实行了贷款风险分类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全面推行贷款风险五级分类管理。此举对提高贷款质量、降低银行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3．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商业银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权责不明，既制约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又加剧了信贷风险滋生。问题的解决途径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股份化重塑产权制度，完善一级法人体制。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制度指引》(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2002年1月10日，《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实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当参照上述各项法规，拟定适合自身情况的方案措施，加速公司治理结构改造。
转型
在“入世”过渡期内实现转型发展，是银行业的战略目标。政府、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应当合理分工，共同肩负这个重任。
(一)政府为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亚洲危机表明，只有以完善、公司治理、透明度为主体的金融基础设施，才能抵御金融危机侵袭。为了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中国需要重组银行体系，化解银行不良贷款。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例外条款，争取更多金融服务贸易保护，遵循审慎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开放银行业，为国内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实行分业制银行制度，多数世贸成员则实行综合经营、混业监管的银行制度。“入世”过渡期内，这种体制差异容易造成冲突。政府应当考虑采取混业经营、分业管理方式，支持组建大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兼容银行、证券、保险和资产管理业务，推动国内银行体制向混业制过渡。，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投资与证券资产、其他资产之比为77：3：20，这种资产结构不利于财务状况和效益改善。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言，混业经营可以启动内部补偿机制稳定利润，有利财务状况改善，实属可行之举。
(二)中央银行为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政策支撑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人民银行的前瞻任务，是为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政策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商业银行在合法经营、稳健管理前提下的金融创新；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建立竞争性银行体系；理顺利率结构，实现利率市场化；以利率市场化为基础，以公开市场操作为工具，以市场利率为中介目标，以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为最终目标，建立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运作，必须独立于财政部和其他部委。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须摆脱地方政府干预，以增强监管过程的独立性、公开性和严肃性。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责在于实施宏观调控、确保金融体系稳定。
(三)商业银行为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技术基础
商业银行是银行体系中比重最高的部分。商业银行的改革创新，为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入世”过渡期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积极应对，实施了多维度转型发展战略：
1．巩固传统业务、开拓新型业务。为确保传统业务市场份额，中资商业银行扩大存款业务，强化贷款管理；调整资产结构，增加债券持有，减少现金持有。为开拓新型业务，中资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合理选择目标市场、寻求最佳营销组合，提高新型业务市场份额。个人消费信贷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中资商业银行开办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助学贷款，但业务数量相对较低。目前，中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规模仅占贷款规模的4％-5％，西方发达国家同类指标为20％-25％，说明中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积极拓展中间业务。中间业务是外资商业银行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也是中资商业银行的薄弱环节。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全部收益比重平均值为8．5％。2001年6月21日，《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推出，体现了审慎监管前提下，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支持。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可以开发金融衍生业务、证券业务、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中资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获得了新机遇。
3．加快国际化与金融创新。国际化是中资商业银行充分享受世贸组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必要前提。截至2000年底，中资商业银行设立境外营业性机构68家，资产总额1560多亿美元。2001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香港分行成功并购香港友联银行，组成中国工商银行亚洲集团。同年10月，历经两年的中银集团重组终于落下帷幕。
加快金融创新是提高中资商业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根本途径。发展消费信贷，开展银团贷款、并购贷款和保理贷款；引入可转让大额存单、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存款证券化；建立准确高效的转账、支付、清算系统是中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基本内容。
4．适应混业趋势，建立策略联盟。“入世”前后，中资商业银行纷纷与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签约组建策略联盟。2001年8月，中国工商银行与华夏银行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和兑付银行汇票业务合作协议。2001年12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与光大银行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和兑付银行汇票业务合作协议。截至2001年底，除银行之外，国内其余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银行都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支付结算业务协议。中信实业银行与国通证券、深圳证券，中国建设银行与大通证券签署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在资金存管与拆借、国债回购、搭桥融资、投资银行、基金业务、资产管理、网上服务方面全面合作。
5．外资参股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亚洲开发银行持有光大银行3％股权，国际金融公司(iFC)持有上海银行5％股份。2000年12月，国际金融公司以2700万美元收购南京商业银行15％股份，并准备参股民生银行，购入该行2％股份。外资参股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入世”过渡期内的必然趋势。
“入世”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具备了在更广泛、更公平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格。规则转换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压力，也带来动力。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制度接轨的契机，共同促进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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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建明、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文献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3)周战强、王子健：《银行业的世贸规则及国际惯例》，中国言实出版社，2001年版。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8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银行业是一个严重依赖外部资金和公众信任,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都十分突出的高风险公共行业,而且其风险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银行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深化金融改革明显提速,特别是现在银行业已经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这不仅要求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也对监管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对有效商业银行监管的需求尤为迫切,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现状却并不乐观。本文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措施,以期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为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并保持金融安全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一、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含义
商业银行监管的实现过程充满了政府当局、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冲突,监管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取决于政府当局的监管约束、银行自我约束和来自社会公众的市场约束三大力量的共同作用,其中,银行自我约束和市场约束属于市场力量。所以,实现有效商业银行监管,可以归结为限定条件下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合理定位。如果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各自的发育状况存在缺陷,或者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搭配不协调,那必然会降低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由于政治或经济原因,许多国家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演化中经历过严格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所谓严格控制性监管是指实行分业限制、利率管制、市场准入严格限制等,包括德国、英国、美国,以及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在金融领域的渗透日渐深入,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银行业经营环境更为开放,跨国银行蓬勃发展,同时,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使得严格控制性的监管制度开始表现出一些不适应性,其所扮演的角色从维护银行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措施转变为限制银行业发展的桎梏,甚至成为银行业竞争能力低下和银行危机的根源。于是从此以后,各国进逐步放松管制的以消除银行业发展的障碍,给予银行业更多地获利机会,释放受压制的市场竞争力量,增加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有利于提高银行业效率、促进其发展。
三、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现状
1.控制性的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政府监管制度为了顺应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趋势,实行严格控制性监管制度的国家纷纷取消各种限制竞争的监管措施,逐步构建和完善审慎性的政府监管制度。我国银行业的政府监管也曾经实行过严格控制性监管制度,且目前仍在实施某些控制性的监管措施。所以,政府监管安排实现从控制性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过度,是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程度的关键环节。
2.从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过度。1998年以后,政府监管进入从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向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过度阶段,它包括几乎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控制性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淡出与变革;另一个是审慎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强化。
3.培育和发展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各种约束力量。市场力量的培育与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实现监管市场化成为我国有效商业银行监管供给的关键所在。为实现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政府监管制度应从替代市场力量向互补和增强市场力量转变,但是,仅仅优化政府监管这种外部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力量,市场力量的发育状况良好是形成市场化监管体系的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存在缺陷,政府监管制度的转变也将难以实现。市场力量既包括银行的自我约束,也包括来自各种市场参与者的市场约束。
四、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所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严格的监管制约机制。监管制约机制包括对监管人员的制度规定及责任划分。监管人员在对银行依法监管的过程中无人对监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管,其是否秉公办事,廉洁公正;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牟取不正利益;在审慎银行经营行为时无人对其行为进行监管,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法律机制,同时也没有制定出一套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监管者的监管成效。
2.对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法律不完善。我国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有的缺乏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制度的不规范使得监管的主观随意性很强,在监管程序上过分强调对银行新网点、新业务、增资扩股等方面的严格审批而在对投资人权益的保护方面则力度不够,从而有可能导致银行业务范围狭窄,不能较好的分散风险。原来《商业银行法》对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一直无实质性的操作规范。
3.在商业银行监管内容上重合规性监管而轻风险性监管。我国外资银行金融监管在实践中长期贯彻的是“重引进、轻管理”的监管方略,监管主要集中于市场准人方面,对于其业务经营的监管还很不够,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变化、资本流动性状况、经营政策、内部审计管理水平等都不太重视,忽视了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对外资银行的检查也只注重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缺少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检查,致使外资银行的某些经营活动基本处于自由状况,埋下了一些风险隐患。
4.商业银行监管人员素质不高。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面对是日益繁多的金融创新产品,我国现有的监管手段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监管人员素质不高,不能适应金融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理念不能很好的运用到监管当中,缺乏对风险进行数据搜集,分析判断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的复合型人才。商业银行监管人员除了精通银行操作的基本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财务分析及风险分析能力。我国尚未制定出一套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监管者的监管成效,长期以来我国监管人员知识结构、业务素质、政策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
5.商业银行监管信息化发展较为落后。银监会成立后,央行作为货币发行的专门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发展及市场信息的了解相对较少,因此监管信息提供的不完备性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监管机构掌握央行货币政策信息的不完备性,同样制约了监管部门监管职能作用的发挥。在我国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对数据的搜集,处理和共享还不完善,信息数据的不准确性,不及时性及不能利用信息系统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对风险进行的预测都影响了监管实施。
6.没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和技术指标。现有监管只是一种传统粗放的监管方式,对商业银行监管没有明确目标和理性指标。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还处于一种稽核式和行政管理式的监管方式,监管人员在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过程中,不能利用科学的指标体系对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分析,同时金融机构还未建立系统的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和预警系统,对银行风险的评价及建立在合规监控上,没有对银行信用风险评级开发实质性的工作,并对理性评价的结果向社会公众披露,现行监管没有具体规定监管目标,由于目标不确定性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自觉地按照金融监管当局的要求去做,而是想方设法绕过监管,对银行风险没有起到早发现,早干预的作用。
五、在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确立了市场经济、市场金融为本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目标。银行业应该采取如下的对策:
1.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我国曾颁布《商业银行法》,《经常外汇业务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等金融法规,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这些规章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对中间业务收费标准,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扩大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市场准入规则,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各国商业银行监管法的创新来看,其一般是强化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功能,而将金融监管权进行分离。新法律的出台应具有瞻前性,相关法律应大量吸取国际上监管法律的优点。
2.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商业银行监管担任审慎银行经营风险,发现商业银行薄弱点,分析风险,查找问题,及时纠正的重要职责。因此监管主体中工作人员的素质建设也应上升到制度层面上来,严格规范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人员对金融业务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建立商业银行监管业务知识资格考试和职业道德评价等制度。监管人员要求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能运用新方法,新技术对商业银行金融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在工作中依法办事,行得正,立得直,能及时纠正银行经营中的违规行为。因此就需要我们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监管人员队伍。为适应金融全球化的需要,还应选派一批优秀人才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手段,定期从国外聘任监管专家到中国工作,努力提高监管工作人员素质是必要的。
3.加强资本管理。改善资本充足率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是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由于资产增长很快,盈利空间有限,又缺乏有效的注资渠道,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偏低,资本的补充远远没有跟上资产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多种方式,优化资本结构,多渠道多途径的补充资本金,,迎接新巴塞尔协议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对此,可以采取增加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增加银行的附属资本和降低银行的风险资产权重等措施。
4.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新巴塞尔协议强调,随着金融向国际化、多元化的方面向发展,当今各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不再仅仅局限于信用风险,法律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技术风险等都会对银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将银行面临的各种可能的风险归纳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对此,我国商业银行首先要在风险管理的理念上突破单一信用风险的局限,要充分重视对这些风险的管理,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从单一的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全面风险管理。
5.加大商业银行监管力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针对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应该树立与国际银行业相接轨的监管理念,建立起以三大支柱为特点的资本监管框架,建立银行外部审核制度,提高监管水平,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制定出适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灵活全面的监管体系,逐步完善我国银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6.逐步建立和健全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用评价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建设和沟通,以上市和拟上市银行为先导,逐步建立和健全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
7.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互促互进。在构建市场化取向的监管体系过程中,无论是政府监管制度的变迁,还是市场力量的培育,都存在大量的障碍和困难需要解决,都需要许多配套措施。审慎监管的构建和强化是市场力量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政府监管制度的变迁进程应与市场力量发育程度相协调,只有市场力量有了较好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审慎性监管对控制性监管的替代。所以,既要给市场力量发展适度的空间,又要避免对薄弱市场力量的过分依赖,两者之间应互促互进,以实现政府监管制度的优化和市场力量的强化,逐步形成市场力量为主导的监管格局,提高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从自身国家利益的的角度出发,全面发展本国的经济,谋求经济利益,保护国家利益。银行业尤其是政府监管的重点,特别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发展更是关系国家命脉。本文的论述,深入分析了从商业银行监管的市场化的历史渊源和现状,既而找出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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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9
一、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
（1）表外业务的具体管理措施。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要求商业银行在报送的报表中增加表外项目；将商业银行对外担保纳入外债管理，对于融资性对外担保必须报经外汇管理局批准，其他非融资性担保也必须事后向外汇局登记备案，对外授权应当确立在分行一级办理；要求商业银行禁止开立无贸易背景的信用证和承兑汇票，限制远期信用证开证规模，并且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和分行单笔开立远期信用证的最高权限，视不同期限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要求9个月以上的远期信用证必须由开证申请人事前向外汇管理局备案，由开证银行事后向外汇管理局登记，360天以上的远期信用证须报经外汇管理局批准，规定商业银行在受理开证时必须要求申请人交纳不少于开证金额20％的保证金，免保部分必须落实相关措施，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信用证和银行承兑业务的管理制度。
（2）实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报审、备案制度。由于表外业务的信用扩张功能会影响金融监管部门货币政策的效果，商业银行在推出新的表外业务工具之前，由金融监管部门对其市场功能进行评估，并且须界定表外业务的范围。为此，新的表外业务工具必须事先报经金融监管部门审查和备案。
（3）制定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信息报告的统一标准。掌握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经营的各种信息是金融监管部门实施表外业务监管的基础。由于表外业务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金融监管部门无法从各商业银行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中获取必要的信息。商业银行的其他会计报表或统一报表在反映表外业务的口径和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制定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时，要统一报告的口径、报告的内容和报表的格式等。
（4）统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会计准则。由于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会计核算不一致，使得金融监管部门获取的表外业务数据不准确，揭示的问题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偏差，不利于做出正确的监管对策。统一表外业务会计准则就是要明确表外业务会计核算的对象、范围、成本、收益的计算标准以及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等等。
（5）建立和完善各类表外业务工具的监管制度，把表外业务纳入资本充足控制。金融监管部门应根据货币政策的需要以及从金融安全出发，针对不同的表外业务工具制定不同的限制性要求，从而把表外业务监管纳入制度化轨道。这些限制性要求应具备可操作性和相对稳定性，以便于商业银行执行。把表外业务纳人资本充足控制是限制表外业务信用过度扩张的有效手段。《巴塞尔协议》解决了表外业务转化为表内业务的技术难题，为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与表内业务实施统一的监管手段创造了条件。建议对国内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资本要求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的风险系数，将表外业务转化为等量的表内风险资产，按对表内风险资产的要求标准计提风险准备金；第二步再要求对表外业务按照转化后的表内风险资产总量配置支持资本，满足《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二、商业银行自觉规范表外业务的信息披露，借以防范表外业务财务风险
商业银行的现行财务报表特别是在表外业务信息方面的披露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现行财务报表主要是披露历史信息，无法较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对未来状况的预计；列入财务报表的信息必须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和一系列的确认和计量标准，但对整个经营可能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如衍生金融工具、或有事项等在财务报表中无法予以反映；财务报表信息是采用一定的会计政策形成的结果，每一实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但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使财务报表显示出不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一实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会因会计政策的改变而出现相应的变动；财务报表只能反映特定会计期间的经济事项，而对于实体在报表截止日之后、报表报送日之间发生的重大的、足以影响或改变报表使用者决策的非调整事项和表外业务事项，就不可能及时披露。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篇10
关键词:会计准则;金融;银行;监管
2009年,新金融会计准则在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都开始施行,新准则的实施对提高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会计信息质量和可比性,完善风险管理,提高经营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是一次重大的会计制度变迁。会计系统生成的会计信息在银行监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相关监管指标的计算口径。我国银行业监管是一种多元监管体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审计机关都在不同层面履行着监管职能,形成了以银监会监管为基本出发点、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那么,监管体系如何面对包括公允价值、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带来的新挑战呢?
一、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影响分析
1.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财务的波动性
公允价值计量要求银行在交易事项的市场价值发生变化时,及时将这些价值变动在报表中予以确认。公允价值计量衍生金融工具有利于其在表内反映,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更符合目前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惯例和现代化管理风险技术,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商业银行的真实财务状况。但相应的,公允价值的运用也会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产生负面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变动性,难以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质量要求。在宏观经济形势出现急剧变化,利率和汇率出现大幅度调整,股票价格大幅涨跌的时期,公允价值的频繁变化会使得财务报告波动性上升,导致市场对银行经济价值的错误判断。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受到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非完全有效市场中资产的价值确定依赖于银行所采用估价模型的科学性,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人为操纵计量结果,从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
2.衍生金融工具披露,改变了资本的计量范围
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在合约成交后,要将其确认为一项资产或负债,进行表内核算,改变了银行资本计算的范围,也影响了加权风险资产的计算,而这种确认和计量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金融工具估值技术等。目前,金融风险的确认、计量和分析技术,是国内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薄弱环节,也是新巴塞尔协议给我围商业银行带来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3.新资产负债分类方式,提高了风险管理的要求
新会计准则改变了传统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方式,改为按持有意图和目的对金融资产、负债进行分类,并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负债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同时规定,资产与负债分类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变。这种分类方法不仅有利于引导商业银行的管理者从风险角度科学合理地分类、管理和监控各类金融资产和负债,也有助于利益相关方对银行风险管理作出有效判断。
4.新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减少了盈余管理的随意性
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减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外,其余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应当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按照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而且规定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随意转回,只有客观证据表明资产价值已经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损失才能转回。相对于五级分类法,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更加客观、公允,可以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更符合会计信息对外披露的要求。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原《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对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可计提减值准备,已冲销的贷款损失,以后又收回的,其核销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转回。在这种规定下,商业银行通常先大量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第二年再冲回,以进行盈余管理。新会计准则关于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规定杜绝了商业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随意性。
二、新会计准则对银行业监管的挑战
1.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是银行业监管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可否认,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公允价值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使会计信息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公允价值的使用使利润操纵更为容易,公允价值的使用可能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无疑会加大银行财务的波动性,公允价值变动必然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和股东权益,甚至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受到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现阶段国内许多金融工具发展刚起步,市场化程度不足,资产的估值严重依赖于银行所采用估价模型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目前各大商业银行都开发了自己的估值模型,不同银行采用不同的估值模型后,公允价值的变动对净资本等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监管部门将很难区分不同商业银行公允价值变动的真实背景,这样监管部门的横向水平监管效果就会因银行不同而有所区别,监管部门会被迫对商业银行采取差异化监管,监管部门的公平监管原则难以维持,从而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2.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新准则将贷款减值损失界定为贷款的账面余额与使用其初始实际利率折现得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规定:债务工具减值损失转回可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这些规定缩小了金融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但与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是用经济增长时期贷款准备金的储备来吸收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以预提方式防止将来的贷款损失,如2002年《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指出:“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2006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贷款信用风险的稳健评估》也强调,应“确保根据信用损失估计值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方法合理且符合审慎性原则”。
3.新会计准则增大了对市场风险审慎监管的难度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定,商业银行应将交易性业务与传统的银行业务分开。交易账户按市场价格计价,银行账户按照历史成本计价。而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重新分类,极大地拓宽了按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范围,并且允许持有待售资产与持有到期投资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套期会计的采用将衍生金融工具与其对应的基础工具的会计核算集中在一起,使得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的界限更加模糊,增加了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市场风险审慎资本监管的难度,给商业银行监管套利带来了机会。
三、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对策
1.改进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构建合理的风险评价体系
既要依赖于会计系统提供的基础信息,又要保持监管的审慎性。在监管与会计的分离问题上,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和尝试,而且已经被国际金融界广泛认可和接受。一般来说,会计上使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部门衡量银行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是第一个实现监管和会计对偿债能力评价分离的指标。为了应对新会计准则的挑战,欧盟修改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其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2.积极创新监管方式,确保公允价值计量的客观性
实行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条件是成熟的市场环境,但我国金融市场远没有达到充分竞争的水平,公允价值的确定缺乏必要依据。采用估值模型测算公允价值,对电子化数据系统以及有关专业人才的要求极高。另外,在公允价值确定过程中,人为主观判断的因素较多,势必影响到公允价值确定的准确性。要剔除会计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公允价值得到真实反映,则需要在监管方式上创新。银行业监管部门要积极推进商业银行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引导商业银行加快开发内部评级法,可以尝试考虑不同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净资本等来区别开发内部评级法;对同一产品的确认和计量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式,对相同产品的确认及计量则可以由几家银行协议确定,这将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银行业协会或监管当局应该充当这一过程的主导,可以通过挑选几家成熟的上市商业银行,披露其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并接受市场反馈,逐步形成一个完善的估值范式,给其他商业银行提供参考和借鉴;加强对相关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的管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公允价值计算的可靠性。
3.加强窗口指导和审慎监管,切实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针对新会计准则关于衍生金融工具进行表内确认和计量的要求,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和指导。从审慎经营的原则出发,督促商业银行要尽快提高对金融风险进行确认、计量和分析的技术,尤其要提高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强化内控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国际金融竞争风险,维护金融运行稳定。
4.创建新的评价体系,确保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新的评价体系应建立在整合新旧两种不同会计准则的条件下,通过分项记分的方式,对不同标准下的数据或指标采用分析权重和变化趋势的方法对其分值予以调整,并可将其单项列出以便于各商业银行之间进行比较。对于单一银行的评价依然采用通过数值分析的角度加以判断,对于多银行的评价应该以分值为主要的衡量依据。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应增加商业银行新准则实施进度、公允价值计量指导性标准两个部分。商业银行新准则实施进度主要记载各商业银行对新会计准则实施颁布的相关政策、制度以及计量方法和标准,并由商业银行分行报备其执行相关调整政策的进展情况。而公允价值计量指导性标准旨在控制资产、负债(尤其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计量时的不准确性。作为监管部门可运用其自身认定的统一标准去衡量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真实性,新体系应重点关注偏差过大的商业银行相关要素,在对各商业银行作出评价时应利用这一标准去调整其相应的分值,从而削弱由于公允价值认定不一致给商业银行的评价带来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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