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1
一、影子银行监管的文献评述
影子银行迅速发展却游离于金融审慎监管框架之外，在金融体系内部积累了巨大的内生性风险，最终导致了系统性风险。tobiasadrian，HyunSongShin认为，影子银行系统、资产证券化、银行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对金融危机和金融体系稳定性有重大影响。在后危机的金融体系中，资产证券化将受到严格的监管来防止过高的杠杆化和期限错配。GaryGorton,andrewmetrick就影子银行的监管问题提出了详细的举措建议和监管原则，他认为，着重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资产证券化和回购三个方面严加限制是对影子银行监管的最好途径。ChristianCalmès和Raymondthéoret认为，影子银行的兴起和发展意味着更多市场主导的银行活动，应加强由市场主导的交易行为的信息披露；由于杠杆率在银行风险传导中的作用，应制定更好的杠杆率指标，具体衡量银行的真实风险。Zoltanpozsar通过介绍机构现金池，从需求的视角解释了影子银行出现的原因，主张通过控制国库券的供给来管理影子银行的规模，把国库券的发行作为一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2011年4月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当前的影子银行监视举措，并且提出了可行的监管框架和措施，如监管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权益的交易活动，监管影子银行的权益资本，监管当局可介入来管理市场活动和金融工具的风险等。近年来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融资规模迅速膨胀，影子金融体系发展存在着安全隐患，国内学者呼吁强化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刻不容缓，提早将其纳入宏观审慎监管范围以防范未来风险。巴曙松强调要加强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详细分析了2009年英国金融服务局和美国政府关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方案，指出设计信息披露机制将成为未来对影子银行监管的重点。秦岭着重从影子法律监管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影子银行的监管现状，指出在控制影子银行行为风险性方面可以从提高自身资本金充足率、加强信息披露、加强监管的全球合作和离岸经营监管几方面入手。姜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比较分析了美、英、日、新加坡和法国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现状，指出各国监管模式是多样而且不可复制的，各国在监管实践中应总结出适合自身金融发展的监管模式。另外，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对影子银行监管在监管者自身、银行纪律和市场纪律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鉴于中国对影子银行监管的目标不明确、独立性不够、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性差的现状，姜震提出了功能性监管的主张，使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由单纯的行政管制向注重风险管理的功能性监管转变，指出在监管模式上，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管必将成为最终的选择。
文维虎、陈荣根据影子银行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对影子银行的引导和运用方面提出了建议，主张分类实施影子银行的归口监管，采取定点银行账户托管，归口审查部门对其实施报表分析及评价等。李东卫通过中美两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比较分析，提出了规范金融产品创新，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强化风险动态监测，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加强一行三会和跨境监管合作的建议。李建军、田光宁探讨了中国影子银行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建议系统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层构、金融工具的计量、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将影子银行体系评估嵌入金融部门评估（FSap）框架体系，建立符合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框架。龚明华、张晓朴、文竹，归纳总结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上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将私募和对冲基金纳入监管范围并加强监管强度，加强风险隔离，系统重要性大型私募及对冲基金建立危机处置预案等。然而目前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仍然不到位，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是各方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法案中保留了大量例外条款；措施偏于温和，对影子银行风险管理和控制的监管要求欠缺。对加强我国影子银行监管的建议，健全金融立法，尽快出台《资产证券化条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建立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防火墙，加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管理等。周莉萍通过美、英、欧盟、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影子银行监管现状的比较，分析了影子银行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监管出路，同时指出我国不能盲目复制国际上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举措，本阶段应大力鼓励金融创新和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
鉴于影子银行体系出现的问题，2010年9月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针对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方面做出了补充和修订，提高了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并提高了证券化产品以及再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扩大了审慎监管范围，提高信息披露要求，以及进一步完善了激励机制。在理论研究方面，钟伟，谢婷提到，在表外业务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加强了对识别表外风险暴露和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的指导，提高了证券化、表外交易活动和风险暴露的信息披露要求。王茜指出，《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资本监管的改革，包括引入杠杆率监管标准、改进资本工具，建立反周期的资本监管框架和流动性监管的国际标准。marianneojo分析了《巴塞尔协议Ⅲ》对影子银行和其监管套利的影响，以及各个监管主体为改善宏观审慎框架的目的和举措，并指出，尽管已经采取重大的措施来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问题，但是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应该继续加强，在整个欧洲层面，审慎监管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二、“次贷”危机前主要国家金融监管体系模式
（一）美国“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1929－1933年大危机后，美国逐步形成了“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而“多头”是指在由多个机构履行金融监管职能。联邦一级的监管机构有金融管理局、联邦储备体系、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这些监管主体分别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实施交叉监管，美联储是最高综合监管机构，金融管理局、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分别对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实施具体的分业监管，各州也设有自己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美国的监管体系，实质上是是混业和分业监管相结合的“伞式”监管模式。“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这种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监管功能并没有覆盖整个金融系统，存在监管主体缺位、功能匮乏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子银行体系迅速发展，金融创新不断深化，但相应的风险控制和监管手段并未形成。一些高杠杆、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如次贷抵押债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处于无监管的自由发展状态。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也未能得到有效约束和监控，在利益驱动下出现了过度冒险行为和道德风险。影子银行并纳入最后贷款人制度的保护之下，流动性转化功能缺乏基础货币的支持保障，遇到市场剧烈变化，很容易出现流动性枯竭问题。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的业务活动使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迅速积聚和放大，在宏观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时，金融系统的风险首先会以危机的方式释放出来。
（二）英国“单线多头式”金融监管模式与美国不同，英国“单线多头”监管模式，属于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2000年的《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实施后，英国政府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负责所有金融行业的金融服务局。金融服务局的监管权限和范围极其广泛，不仅负责业务行为监管，也负责审慎性监管。但是，除了金融服务局意外，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也履行一定的金融稳定权力，在监管过程中，三方还不能充分紧密合作，有事也出现相互推诿、意见不统一等情况，监管重叠和监管缺位必然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三）日本金融行政监管模式二战后日本采取的是集中监管模式，以大藏省为监管主体，负责制定金融政策和法规，行使金融监管职能。2000年，日本将大藏省改为财务省，成立了金融厅，成为金融监管的最高机构，强化了政府对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于日本金融监管的行政干预过多，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产品创新能力与风险抵抗能力。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手段以及信贷资金使用去向监管力度很小，监管机构没有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导致监管者不能及时发现银行的经营风险。同时，监管机构也急需扩大监管范围，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进行监管。
三、各国探讨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的举措
“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国际金融机构、欧美各国政府开始考虑将影子银行系统纳入金融监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影子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指引。各国在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手段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一）金融监管模式变化———宏观审慎管理组织构架的建立各国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方案都体现出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视，并且为切实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或管理，现有监管架构进行了较大变动。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最终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被称为“大萧条”之后最为严厉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法案决定建立新的跨部门系统性风险管理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SoC）和金融研究办公室（oFR），主要负责识别和预防系统性风险，协调各监管机构在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的跨部门合作。国会将授权其对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审慎性监管，主要措施包括对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征收系统性风险特别税，限制银行类金融机构对高风险领域（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原有的功能型监管理念，转向目标型监管，将金融产品的监管划分给相关部门。另外，法案强化了美联储在系统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解决了影子银行机构的监管主体缺位问题。在此次监管改革中，英国政府通过了《2009银行法案》，并且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设立两个专门机构来防范系统性风险，一是在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二是新设金融稳定理事会，全面监控系统风险，强化以金融稳定委员会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监管架构的建设。不过，在这样的监管构架下，依然没有哪个单独的机构拥有责任与权力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督、识别潜在的不稳定趋势，并采取协同行动来对此做出反应。因此，2010年英国政府提出了新的监管改革方案，撤销金融服务局，将金融监管职能归还给英格兰银行，由英格兰银行承担审慎监管职责。《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提出成立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监控系统风险；建立欧洲金融监管系统强化微观金融监管与协调机制，升级原欧盟层面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委员会为欧盟监管当局。
（二）金融监管范围扩大———影子银行系统纳入监管体系改革后的各国监管法案除加强对传统银行机构(尤其是有系统性影响力的大型银行机构)的监管之外，把所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房地产基金、投资银行等纳入到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中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扩大了监管范围，加强对资产证券化市场、场外衍生品市场、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规定，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资本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未达到1亿美元的须在州注册，以帮助监管部门检测系统性风险，并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大部分衍生品必须在交易所内通过第三方清算进行交易，首次对场外衍生品市场颁布全面的监管规定，监管范围包括交易行为以及出售产品的公司。英国金融监管局（FSa）强化场外衍生品的交易对手风险管理，对抵押贷款和信贷衍生品等金融产品进行直接监管、集中清算，要求衍生产品标准化，探索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日本金融厅指出，未来的监管范围要扩大至所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各类机构、产品以及细分市场，包括对冲基金和场外衍生金融工具。
（三）加强信息披露———影子银行的经营透明度增加鉴于金融衍生产品结构复杂、场外交易、表外业务等特点造成的监管真空，强化信息披露、提高产品交易透明度，已经成为各国共识。未来金融监管要增强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要求以及进一步改进会计准则，以保证市场诚信及增强其透明度。此外，美国要求大型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向监管机构披露有关其资产和杠杆使用的信息。制定了参与掉期交易机构的资本和保证金要求，限制其风险敞口，同时在交易系统上建立全面监管和信息披露框架；欧盟委员会新监管方案要求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必须注册，定期公布信息并增加交易透明度。日本金融厅要求注册的对冲基金在资产运用过程中报告风险管理事项，并且从2007年底开始按季度定期公布金融机构与“次贷”产品相关的资产敞口以及损失情况，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增强市场透明度，稳定投资者预期，维护市场稳定。2009年，日本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法律已正式生效，以简化信息披露为主要特征的东京aim市场(以私募和机构投资者为主要投资者，可仅用英文进行信息披露的市场)也开始运作实施。巴塞尔委员会的《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协议》加强对识别表外风险暴露和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的指导，提高了证券化、表外交易活动和风险暴露的信息披露要求。
（四）防止风险传递，加强影子银行体系风险隔离为防止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传递到传统银行业，美国对银行业采用“沃尔克法则”①进行监管，限制银行与金融控股公司的自营交易，限制银行利用自身资本进行自营交易和高风险的投机易；禁止银行拥有、投资和发起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在银行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融资、对冲基金、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在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将信用违约掉期、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防止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风险。①美国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的一部分，由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提出，内容以禁止银行业自营
（五）强化对影子银行的预防性监管，建立危机自救方案改革后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要求系统重要性私募基金与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危机自救方案。美国要求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发生严重财务困难时的自救处置方案。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管理掌控的存款保险基金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协会掌控的投资者保护基金是对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救助的常规基金。另外，法案规定在FDiC名下建立一个新的流动性救助基金（orderlyLiquidationFund），用于对非银行、非证券金融公司进行流动性救助。英国通过明确压力情景和破产情况下可以采取的行动来约束影子银行的行为，避免其破产影响到金融稳定和被迫使用纳税人资金。
（六）加强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建立影子银行协调监管合作机制金融风险易于跨境传播和迅速扩散，而监管通常仅限于国内，为避免金融风险的跨境传递，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强化了对外衍生品市场的国际监管和监管标准的一致化；通过监管信息和手段共享，加强跨国金融机构监管，提升金融危机应对能力。日本金融厅针对本土的全球化大型金融机构及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分别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机制。如针对日本3大银行和野村控股分别成立了监管小组；同时，相关小组也监督着包括保险机构以及在日本金融市场运营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金融机构。《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提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推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修改，成立跨国稳定小组，提高成员国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欧盟金融监管新法案提出，建立泛欧金融监督体系，监督金融系统的经营和交易活动。欧盟将成立欧洲银行管理局、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业的监管。例如，将设立于伦敦的欧洲银行管理局，有权直接对未落实其建议的任何国家的监管机构做出处理；将设立于巴黎的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有权调查信用违约掉期等特定金融工具并临时禁令。新监管机构的设立将在对如何协调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监管、如何处理离岸和海外基金关系方面起到协调和改善作用。
四、针对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改革的问题与启示
从欧美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举措可以看出，影子银行被纳入监管体系已是大势所趋，各国都致力于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弥补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影子银行监管缺陷。但是，从当前各国颁布的监管法案和指引来看，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还处于初步尝试阶段，宏观监管框架和微观监管手段都有待完善。
（一）监管措施偏于温和
目前国际上的监管主体对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强度总体不高，具有试探性的特征，一方面旨在稳定动荡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法案的制定是多方妥协的结果。2010年的《多德———佛兰克华尔街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这一号称最严厉的监管法案，而对于影子银行体系，也只是从提高透明度、严格机构注册、计提准备金、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确定中央交易对手等方面，提出了监管要求。而对风险和规模较大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等，只提出了风险披露的要求，没有提出具体的限制举措。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改革
一、金融危机的反思
（一）金融危机在美国的爆发
由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断升级，过度包装的金融产品通过美国在全球金融业的绝对影响力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监管的过滥和过松又使这些广泛流转的金融产品有了极大的不安全因素，这都为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多米诺连锁反映打下了伏笔。在经济层面上，人们开始反思房地产市场的经营和发展模式以及金融创新带来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问题，在法律上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监管的地位和其应发挥的作用。
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以繁杂着称于世，可用“双线多头”概括之。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废除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同时，构建了以美联储为主、各功能监管机构为辅的“伞形监管”，同时建立了一套允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联合经营、审慎监管的金融体系。该法解除了银行进入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所有限制，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混业经营模式的确立。这一法案在加强了金融服务业竞争积极性的同时，使得监管机构对纷繁复杂的交叉于金融部门间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成为空白，这也是此次金融危机国际普遍对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不满和质疑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美国的这场次贷危机本身已经通过贸易、金融、市场信心传染等渠道对中国产生影响。我国的股市和油价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央行数次降低基准利率来拉动内需，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和发掘农村的消费潜力，所以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际方面认为中国式独善其身的，实际上，中国受到的冲击很大，国际社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改革，对中国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体制都有深远影响，在国际交易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都可以感受到危机的影子。
二、危机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措施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为美国政府在立法方面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努力划上了句号。该法案的出台耗时一年多，历经财政部提案、众议院立案、参议院立案、参众两院协调统一版本、众议院及参议院分别审议两院统一版本等五个阶段是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声势浩大的金融监管变革。法案酝酿的过程同时是美国政府对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金融监管不力等问题的反思和纠正过程，体现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规范金融机构经营、整顿金融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及纳税人利益的决心以及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意图。该法案将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该法案共有八项措施，具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1.增设4个新的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促进信息交流和协调，确定新出现的风险，为监管机构提供解决争议的论坛，对联邦储备委员会识别“重大系统性风险公司”提供建议。全国银行监理会负责对所有联邦级别的存款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和外国银行的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负责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理规定中不包含的金融产品、服务进行管理。全国保险办公室将作为财政部内设的机构，主要用来为资料交换提供场所，同时为全国和各州提供专业的金融保险信息服务。
2.提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授予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更大的监管权，用来监测、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重大系统性风险金融企业、非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同时改组联邦储备委员会，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与财政部和其他机构共同商讨改组方案，以更好地协调新监管的权责分配问题。
在以美国为首的受到危机重创的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背景下，致力于银行业的稳健运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出台了一些规范监管的文件，包括2008年的《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原则》，2009年的《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新资本协议框架改进方案》、《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的征求意见稿。这些文件在规范银行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和资本构成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各国的银行业的监管改革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二）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存在的问题
美国监管改革大方向值得肯定，不过，美联储权力空前庞大的全能型监管机构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其一，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能与美联储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是否出现冲突？美联储在大权在握的前提下能否继续保持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二，谁来监管美联储？现在能否对真正掌握实权的美联储构成有效制衡还未可期，这将涉及到全球监管体系如何构建和政策监督的问题。其次，新法案仍遗留一些未解难题，如“两房”等问题。
另外，对银行的风险的界定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识别标准，新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在运行中是否能协调运作，上文提到其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但具体权限并没有清晰界定。而且美国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并没有彻底改变，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消费还将继续，对于将来可能产生的更加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否能完全覆盖监管，还是只能像这次的危机一样只是临时的处理机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法案对这些问题都不能做清晰的解答，只能是摸索前进，不断完善。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人民银行的职能转变和实现监管的全面性、系统性
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和1998年《证券法》确立了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本模式。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体制有利于提高金融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的专业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体制的形成深受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影响。所以此次危机所暴露的国际金融监管中的宏观金融管理缺位、金融监管不协调等种种弊端，也就会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管理体制中有所反应。由于国内市场相对封闭、金融创新相对不足，我国金融体系免遭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产品的出现，大量的游离于监管真空带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呼唤着一种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配套监管机制的产生。
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我国应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明确人民银行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主要角色，确立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主体地位。与受危机重创的美欧国家一样，当前我国金融监管领域也存在宏观审慎管理缺位和微观监管“合成谬误”的问题，银、证、保三个行业监管部门以防范单个金融机构风险为目标，无法对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给予足够的关注。
从承担的具体职能上看，人民银行具有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在宏观审慎管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所以要赋予人民银行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上的主导作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通常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源头，应明确人民银行在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要树立中央银行权威，赋予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协调中的牵头人职能。在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分离、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情况下，监管协调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言尤为重要。建立和健全金融监管协调，关键在于确立监管协调牵头人，当前，这一角色应由履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职能的中央银行来承担。转贴于
（二）重点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
上文中提及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改革文件中关于流动性标准的新建议，结合我国已经加入这一组织的实际情况和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应当继续深入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和相关规制的落实，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工具和方法，提高商业银行全面识别和管控风险的水平。在将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并重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银行业抵御风险能力在坚守资本数量和质量审慎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引导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和资本的规划上能结合市场需求以及自身的业务水平科学发展，合理把握表内外资产扩张速度，促进风险抵御能力建设与自身业务的协调一致发展。
推动银行业建立新的信贷管理制度，持续优化信贷结构通过强化针对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和项目融资等业务信贷管理制度，推动银行业建立更加严格有效的信贷管理政策和流程，有效防范不良贷款风险。按照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部署，引导银行业进一步调整信贷投向，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把握信贷增速、节奏和投向，加强行业风险监测和管理，把银行业改革发展的良好形势巩固和发展下去。
在这场危机之后学者都在大力呼吁监管，实际上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金融业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能因噎废食，金融业的自主竞争和发展是有利于其探索更加富有效率的经营模式，开发新的金融产品，给金融发展注入活力，关键是相配套的金融监管模式和内控机制能够协调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秦国楼.以金融稳定为本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J].中国金融，2010(16).
盛硕.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与金融创新[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0(7).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3
全球金融危机助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奥巴马政府在成功实施医疗改革后力推的金融监管改革,首先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及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缺失所进行的一个正式的反思与修正。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奥巴马政府也试图通过这一影响深远的改革整固美国金融体系,提升美国金融战略竞争力,增强美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作为全球经济金融事务的主要领导者,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势必对未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影子银行体系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推波助澜,必须消除金融监管在该领域的空白和缺失。影子银行机构通常既从事放款,也接受抵押,并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衍生金融工具。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影子银行迅速膨胀,该类机构在带来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其快速发展和高杠杆操作的特点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并直接为危机推波助澜。全球金融危机表明,金融危机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没有向监管者提供法律权力来控制“影子银行系统”中的风险。监管者缺乏某些监管权力,或者是已有的监管实施不够,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存在空白地带和监管不力,一些影子银行机构游离于现行监管体系之外,对其缺乏适当的约束,是金融危机引起连锁反应的重要原因。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10年5月6日在美国国会调查“影子银行”对金融危机造成影响的听证会上也表示,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国国会没有赋予金融监管者控制“影子银行”的权力。由此,盖特纳呼吁国会能够在金融监管改革立法中体现这一内容。因此,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监管体系,要求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和适度的资本要求,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金融监管改进的重要内容。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对此作出的许多规定,正是危机后政府反思在正式制度上的反映。
信用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金融监管需要对其进行约束和问责。现在来看,穆迪等信用评级公司对众多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评级错误,未将系统性风险纳入评级模型,评级的模型和理念不适应评级对象,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而究其深层原因,信用评级机构之所以未能准确地对金融产品进行评级,背后是其严重包含利益冲突的商业模式。由于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在美国次贷危机、希腊债务危机中暴露出明显缺陷,美欧等国加强对信用评级公司问责和监管力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具体措施来看,加强对信用评级公司的监管,提高信用评级的质量和准确性,是各国在金融危机中得出的重要教训。这大致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强调改变当前信用行业不合理的盈利模式,推动评级行业升级,确保评级机构独立性;强调对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活动进行监管,并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对不能预期市场风险、评级结果不符合事实的评级机构实行退出机制;强调关注信用评级在一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中可能引发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从战略上规划信用评级行业的合理发展。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信用评级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具体细致的要求,势必将推动传统信用评级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为金融危机而得到关注,金融监管必须体现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有机结合。全球金融危机彰显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危机后各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均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深刻认识到,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迫切需要在加强和完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构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点的金融监管,并使两者有机结合。与此前微观审慎监管的容易识别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是一种新型的金融监管模式,它将整个金融系统所面对的风险都纳入监管范畴,即把众多金融机构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制订全面的金融稳定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避免金融机构负面作用的冲击蔓延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的不稳定,最终维护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内在嵌入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理念,注重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并对此作出了许多制度性的安排。美国金融监管理念的这一调整,对于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将具有深远意义。
鉴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复杂金融活动中必须实施对投资者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复杂金融活动中更为明显,如危机中金融衍生品由于缺乏透明性,包括对手风险在内的一系列风险难以被监管机关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认识和警觉。这使得各国意识到,加强对于重要金融机构和复杂金融产品及衍生产品的信息披露,加强对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需要成为成熟金融市场体系下不可或缺的内容。鉴于此,保障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索赔权,强调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强其透明度,增加复杂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监管机构的共识。在6月25日通过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设立实体化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赋予其特殊的监管权力,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成为美国给全球金融监管行为所发出的重要信号。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危机治理和金融监管的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刚刚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核心内容来看,美国朝野一致将监管的重点由着重于发挥市场的自由要素转向重于普济要素。这反映了美国试图正通过金融监管理念和体系的重塑,形成国家新的金融竞争力。
扩大了金融监管范围和对象,通过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达到消除系统性风险的目的。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来看,改革后监管的范围和对象更加全面,更加广泛。该法案吸取了金融危机中对于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教训,全面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纳入监管视野,使金融监管覆盖了以往的监管盲区,形成了更为全面的金融监管视角。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一个内容,是对于衍生金融产品条款,以及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自营交易的限制。该法案要求,对冲基金和私人资本运营公司需要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大型金融机构的运作并购、相关抵押贷款的发放和信用评级的制订,以及各种衍生工具的交易等,必须被纳入监管,接受监督。例如法案规定,银行在打包贷款时必须将相关风险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银行进行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投机易,最高投资额不能超过其资本的3%,政府将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和1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征收特别税等。而在银行分拆衍生品业务方面,最终议案放松了早前议员建议的严禁华尔街大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相关内容。最后通过的法案要求银行需分拆风险最大的衍生品交易,但是可保留利率、外汇、黄金、白银等衍生品交易。总的来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的一些措施虽然看起来有点事无巨细,但通过金融监管堵塞市场漏洞,清除监管盲区,监控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改革并明确了系统性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方式,为实现金融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微观金融主体行为的外部性效应,金融监管必须体现高度关联的现代金融市场中系统性风险的要求。美国金融业一贯依赖于市场的力量形成金融体系自己的发展,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的积极作用,但却容易忽略了系统本身的风险。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对于宏观的系统风险有了一个统一监管的机构,这是原来金融框架里面没有考虑到的。
此外,作为该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一个重要内容,该法案彻底改革了政府官员评估和应对可能给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方式。在此前参众两院的改革方案中,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和管理一度成为各利益相关者争议的焦点。在最新的法案中,授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于大型、复杂金融企业的监管权,并创建一个由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同时,法案还将首次授权联邦监管机构接管并分拆濒于倒闭边缘的金融服务公司。将确立一个新的架构来解散对整体经济构成危险的公司,允许美国财政部为相关解散费用提供资金,政府必须在使用一切政府资金前确定一个偿还计划,而这些资金将由倒闭公司资产、债权人以及针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金融公司征收的费用来偿还。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美国重视实施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实现国家金融稳定的最终目标。
注重对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从“买者自负”到“卖者有责”的监管理念转变。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不足是致导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深刻汲取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重中之重。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消费者保护,如向消费者提示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风险,修改消费者保护条例;提高信用卡信息披露有效性,禁止双循环计息方式;要求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风险定价通知等。而在6月25日国会通过的新的金融改革法案中,明确将设立强大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确保美国消费者在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消费时能得到清晰明确的信息,并保护他们不受隐性费用的侵害,以对付为追求利润而不负责任的信用卡公司和购房借贷公司。在此之前,美国各界对于是否成立消费者利益保护机构,如何认识该机构设立的必要性和职责权限等,一直存在争议。此次通过的法案最终采纳了支持方的意见。实际上对于一些金融机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不良行为,美国有关机构已经采取了与之誓不两立的态度。如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监会对高盛集团提出诉讼,称高盛在打包并营销某种次级抵押贷证券时,就重要事实问题向投资者提供虚假陈述或加以隐瞒,使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美国证监会还宣布对19家大型银行的会计问题进行审查等等。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通过,不过是将此前的一些做法做了正式的制度化安排。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
目前,我国尚处于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金融体系还未完全开放,金融结构、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发展还比较滞后,监管这一定程度上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是,随着未来外部风险加大和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我国建立符合现代金融风险特征,涵盖制度监管、市场监管、全程监管、协同监管等形式的监管框架已是大势所趋。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系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金融领域博弈的新杠杆,金融监管的适度制度安排,必将成为未来金融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一环。
促进金融机构的自律和约束,实施对投资者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特征,使得市场微观主体经常难以正确理解产品的特征,对产品蕴含的金融风险作出正确评估,从而无法基于审慎的判断作出交易决策,甚至落入欺诈陷阱。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均将加强对重要金融机构、复杂金融产品及衍生产品的信息披露,加强对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作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对我国而言,吸取美国等国的经验,必须使金融监管贴近市场第一线,并保持相应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在增加金融衍生工具透明度的前提下,合理约束金融机构的销售行为,促进金融机构的自律和约束,切实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这显得非常重要。
推进信用评级机构的变革,加强对于信用评级行业的有效监管。针对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现状,建议有关部门推动信用评级行业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变革。首先,国家从战略上重视信用评级行业的规划和发展,打破评级业垄断格局,增加区域内信用评级话语权。目前由三大机构垄断、一体化的信用评级体系在多极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下是不合理的,我国应抓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给信用评级行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打破行业垄断。顺应区域内评级机构发展潮流,把大力推动我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发展作为一种长远的战略选择。其次,完善信用评级的定位与功能,适当考虑评级的区域性。信用评级服务业应该是区域化的,本区域内由区域经济的管理者和参与者们自己博弈,平衡利益,自己评级,按级别配置资源。区域外机构不应横空评级,避免由此引发不必要的预期,造成恐慌。第三,强化政府对于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增强评级透明度。目前的信用评级作为制度安排,广泛存在于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商贸等领域,已具有公共品性质。目前,信用社会化的特殊国情需要我们重视信用风险,国家在对社会信用风险的管理应负有职责。建议有关部门明确监管机构及监管职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设置、产品、人员等进行适当的管理和调整,加强对于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活动的监管,促进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
控制金融工具的高杠杆率和风险传导链条,建立监控系统性风险的机制。目前,中国金融体系蕴藏潜在巨大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储蓄率下金融资产供给相对有限,各国救市所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受到资金追逐产生巨大泡沫的风险;经济刺激计划中银行大量放贷,由此导致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隐忧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的风险。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和应对。但归根结底,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高杠杆率和传导链条问题。我国需要研究从国家整体角度认知杠杆率,并尽可能减少个体(金融机构、企业、个人或地方财政)风险向整个系统(整个金融体系或中央财政)转嫁的渠道。从政策上考虑,建议我国从控制杠杆率和传导链条入手,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具体可从一些措施入手。首先,加强对金融机构、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表内(外)资产负债表的管理,关注国家综合负债率。其次,控制国外金融风险的传递,打破国际流动性向国内流动性的传导机制,尤其是在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背景下更应强调这一点。最后是严控信贷,切断与资产价格挂钩之间的联系,防范资产价格泡沫。而对于减少系统性风险传导链条,可以从四个环节入手:即严格监控证券化产品和衍生工具,防止为本已流动性泛滥的市场注入更多的系统流动性;防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防止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的财政风险转移;防止中央政府的风险倒流金融机构,变为金融机构的融资和清偿力风险。我国应加强一系列高层部门的协调,建立监控系统性风险链条的机制,并明确该机制的监管目标,通过将完善的监管框架、充分的监管资源和有效的监管实施结合于一体,可以将系统性风险堵塞于中国金融体系之外。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4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安全问题越来越被各国所重视，与金融体系安全相匹配的监管体制也被逐渐建立。由于以巴塞尔ii理论为主体的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已经无法适应目前在宏观方面对金融系统风险的安于全监管，所以就必须重新架构、修正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充分考虑金融实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以及对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文章着重从消费者的保护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在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方面一直存在的问题，并希望给出对体系发展有利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金融监管;消费者保护;风险体系;制度建设
在国民经济日益攀升的大背景下，消费者选择金融业务、购买金融产品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经济趋势，它加速了金融业务的交叉及创新发展。但在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消费者之于专业化的生产及销售团体来说还依然处于弱势，所以消费者保护的出现就成为了市场弥补消费者在交易中不利地位的一种新机制。
1基于消费者保护视角的金融监管体系概念及缺陷
1.1金融监管体系概念
金融监管部门就是国家法律授权的部门，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都拥有金融监管这一职能。为了维护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双方的安全与信誉，包括市场整体大环境的稳定发展，金融监管机构承担着实行监管和管理权限的行政行为。对于社会来说，金融监管体系应该是高效且健全的，另外，它还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
1.2金融监管体系缺陷
1.2.1分业监管及经营存在制度缺陷
就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来说，主要分为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两大层面，而且它们是相互配套的。由于监管对象的不同，所以各个监管部门也存在竞争，而竞争处于优势地位则有利于金融监管水平及其工作效率的提升。不过从专业角度来看，分业监管有它的不足之处，管理体系中由于部门众多，可能在监管过程中缺乏相互彼此之间的协调机制，很容易出现如监管真空、工作重复等问题，浪费监管资源的同时也无法做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而在规模经济方面，我国分业监管对市场金融风险的把握不够系统化和全面化，缺乏相应的有效应对措施，所以一旦出现金融风险，监管机构的抵抗能力就相当薄弱。
1.2.2行政干预缺乏力度
说明行政干预在金融监管方面过分注重定性标准，而缺乏围绕实际所展开的市场变量分析和定量划分。另外，金融市场行政监管大多是一锤子买卖，缺乏长期反复的市场博弈过程，这让行政干预力量变得孤立而又分散，无法形成合力推动市场发展，更缺乏全面的金融风险评价体系，在对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监测等方面也缺乏有针对性的监管，对事前预防也相对薄弱，只能在事发后作出相应补救，对金融市场的良性循环极为不利。
1.3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问题
1.3.1法律依据匮乏
我国虽然有金融监管机构，但是“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却迟迟未能被金融立法所采纳。在《消费者保护法》中也只有针对一般消费者消费过程的权益保护条例，而其法律仅仅是将生活消费纳入保护范围，却不适用于金融消费。比如当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的金融消费投诉只能通过一般性消费者保护法来间接解决，而实质上它并不能缓解消费者与金融行业之间的纠纷，这一处理方式也激化了金融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对抗，从而让许多金融机构蒙受声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
1.3.2救济制度匮乏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主要效仿了英国的“反向单一纠纷解决机制”，也就是法院诉讼机制。但实际上，我国法院对关于消费者的金融消费诉讼是基本不受理的，或者说只能通过普通的合同利益双方角度来受理案件。所以本质上我国是不存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救济制度的。而从金融市场发展现状来看，许多国家金融机构在市场中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所以一些来自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往往会无疾而终，这就表示我国的金融监管在投诉处理问题方面并没有为金融消费者搭建公平的处理平台。如果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发生摩擦，诸如投诉方向、程序、处理方式等问题都得不到权威的解决方案，这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是极为不利的。
2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监管体系构建对策
2.1为金融消费者设置保护机构
对金融监督机构来说，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所以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从多角度考虑问题来设置保护机制，维护消费者利益。首先要设置具有审慎性的监管机构，从监管角度而言，审慎性监管机构就是对市场金融机构的法人权益、机构风险管理、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内容进行监管管理的专门机构。它针对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性而展开。由于我国还处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建设的起步阶段，所以审慎性监管机构能够控制和协调金融市场中可能出现的职权划分、对接困难、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纠纷现象。考虑到金融消费者难以找到适合并受到保护的投诉渠道，所以审慎性监管机构的建立就是为了起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作用，在出现金融纠纷时，更加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其次是设置具有针对性的消费者保护救济机构。该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型，单一型和分权型。单一型是指由一个单一的机构负责金融消费保护工作，金融监管机构赋予它排他性的规章制度权，允许它受理国家金融领域内的所有投诉，而且必要时还应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专业性的金融教育。单一型模式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的国内金融市场较为完善。它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合理保障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独立属性，对保护机构的所有职责更加明确，而且对降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监管成本也很有帮助，这就从侧面提升了金融监管机构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及效率。分权型模式体现了多机构共同承担保护责任这一属性，也就是划分了权利权限与责任属性的分权管理机制。这种分权型管理在许多亚太国家实施，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在新加坡，金融消费者的分权保护主要体现在监管权力的分离上，分为立法权与执法权。分权型模式由专门的机构实施建立法律法规，然后由其他部门执行，实现对消费者的全方位保护。在分权型监管模式中，立法与执法两大机构是相互协调且相互要求的，各部门之间的总体目标与职责都是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具有针对性、合理性的金融事项保护，所以它们不会承担除金融消费者保护以外的其他金融监管目标。
2.2为金融消费者明确保护职责
2.2.1强化金融救济模式
受理消费者投诉，帮助消费者解决纠纷是金融机构必须强化的金融救济职能。除一些普通纠纷之外，对情况认定较为复杂的争议投诉应该由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双方共同出面，通过金融监管机构调解，寻求解决途径。而在投诉解决的核实阶段，金融监管机构有权利要求金融机构及消费者双方提供交易记录、合同以及其他可以证明交易的相关资料，在不损害双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调查，实现取证目的。例如在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规定，金融监管机构具备传唤证人协助调查以及查阅与案件相关资料的强制执行权。
2.2.2强化金融创新能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保护逐渐受到重视，鼓励金融市场创新，丰富提升产品及服务的类型和质量都是金融监管机构所鼓励的。但金融监管机构有责任控制金融产品创新的程度，如果过度创新使金融产品复杂化，就容易积累风险，造成金融消费信息的不对称化，促使金融机构及消费者双方都受到利益影响。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一些金融机构就是利用持续的金融创新刺激贷款证券化，从而将风险嫁接给二级市场中的金融消费者，这在金融市场看来是一种伪善的、具有掠夺性质的信贷交易。所以目前金融监管机构的责任就在于提升自身的管理技术，推动金融市场朝着健康、规范、积极的方向发展。比如推广信用评级制度，在降低金融消费违约发生概率的同时，也降低金融消费的不确定性，杜绝一切金融消费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状况。所以金融监管机构应该提升自身对市场一些金融交易行为的辨识能力，利用自身经验正确引导金融消费者享受金融服务和产品所带来的福祉，为金融市场创新建立健康导向。
2.3加强金融审判庭制度建设
对于金融审判庭在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也要进一步进行优化完善，避免过去金融纠纷事件不断的状况。为此对加强我国金融审判庭制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完善金融审判庭的审判职能。这一点要求金融监管部门有义务在全国推广金融审判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同时也要设立相关的法院内部分工机制，进而来细化金融审判庭，并全面提高审案的专业性和审判效率，这也是对金融司法环境的一种必然发展需要。例如目前在上海就已经建设了国际金融中心平台，这一平台提升了上海法院系统在金融审判制度方面的建设和运行质量。因此，我国还希望在更多地区建设和推广金融审判庭制度，着力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机制，这一举措对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十分必要。其次，加大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力度，尽量清除财产保全一直存在的障碍问题。关于这一点，一方面要在金融涉诉案件方面实施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案件优先受理和审理机制;另一方面也要明晰债券债务之间的关系，将各种金融债券案件分类，对一些简单案件予以简单诉讼程序的处理，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再次，提高基层法院在受理金融案件方面的标的额。针对一些标的额较大的金融涉诉案件要尽量采取指定管辖这一措施，指定某某法院受理，这样也有利于对金融债券纠纷案件的就近诉讼。最后，根据银行机构经营的特点，适当放宽金融债券案件的财产保全条件，允许金融机构通过保函的形式来提供担保，这样对公安机关及金融监管部门共同审查破产案件也更加有力，同时也能维护金融机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3结论
金融消费的特点决定了供求双方在种种问题上可能存在的纠纷和矛盾，毕竟商场如战场，由于利益的驱使所导致的金融消费不公平、不透明性也加深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隔阂。所以金融监管机构的建立就是要灵活运用各种专业理论，妥善处理供求双方关系，建立合理人性化监管机制，丰富监管手段和目标。从制度到体系上全方位改善监管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依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形势构筑监管框架，将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林建平.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21－32.
［2］王勤.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监管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0:55－64.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5
《领导文萃》：我国推动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有何国际和国内的背景考虑？
宋晓燕：推动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是积极应对国际经济新形势、对接国际高标准金融运行规则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满足经济转型升级金融服务需求的现实需要。
从国际背景看，近年来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先后发起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和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为代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目的是形成新一代高标准的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以取代目前的wto规则。其共同特点包括：一是推行更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二是积极推进投资自由化；三是更加强调服务贸易自由化；四是更加强调公平竞争和权益保护。在这三大协定谈判国中，都不包括中国。中国面临着入世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为此，建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积累新形势下参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的经验，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相关谈判提供实证样本和依据参考，进而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从国内情况看，由于内需增长缓慢，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转型任重道远。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助推器”，助推中国经济复苏，并迈向更高能级的新阶段。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质上是要成为一场新的制度改革的起点。通过带动贸易、投资、金融、政府管理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以期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效应。从这个角度看，建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形成全国开放新格局中的先行试点，在接轨国际的制度规则、法律规范、政府服务、运作模式等方面率先实践，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可供借鉴的新模式。自贸区改革的关键不是增加多少项改革措施，而是加大改革的力度，在金融领域，尤其是要通过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加大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
《领导文萃》：人民币国际化是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战略目标，设自贸区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帮助？
宋晓燕：这个要从为什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说起。首先从宏观层面而言，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外汇规模过大已经给国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外汇储备在结售汇之下通过人民币占款的增发不断推动着国内的通货膨胀；第二是庞大的外汇储备过于集中于美元，这些资产的价值是否稳定则直接受制于美元，是否有合理的投资渠道也受制于美元资产市场；第三则是这种被动的人民币增发破坏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次从微观实体经济角度而言，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然人和公司如果一直都不能用本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将永远面临不确定的汇率风险，这是影响贸易和投资积极性非常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实体经济希望中央能最大程度上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最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增长也需要货币地位的相应提高。
从2009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虽然已经不小，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有了自贸区后，就可以打通各种渠道下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包括跨境消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以及资本项目下原本受管制的一些科目，从而完善人民币的全球流通路径，并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领导文萃》：金融改革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内容，三年来共经历了哪些阶段、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果？
宋晓燕：从上海自贸区挂牌至今，金融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也被形象地称为上海金融改革三个版本。
“1.0版”以“央行三十条”为核心确立了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总体政策框架，推动了金融改革的顺利起步。“2.0版”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风险审慎管理细则（试行）》为标志。“3.0版”以2015年2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境外融资与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施细则》为核心，建立了宏观审慎的本外币全口径境外融资管理制度。
在这三年金融领域的改革中，上海自贸区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一是建成自由贸易账户系统，并不断扩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二是有序稳定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三是进一步探索利率市场化；四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五是实施简政放权和负面清单管理，有力提高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六是发挥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辐射作用，加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
《领导文萃》：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做出了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部署，决定在广东、天津和福建的特定区域再设立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4月21日，新设的三个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扩容后四个自贸区金融改革方案分别存在哪些特色呢？
宋晓燕：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新设的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天津方案”“广东方案”“福建方案”），以及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深改方案”）。对比四个自贸区总体方案中的金融改革内容，可以发现有共性，但其各自战略定位并不相同，也存在着各自的特色。
（一）“深改方案”中第二条发展目标规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自贸试验区“继续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探索不停步、深耕试验区”的要求，深化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充分发挥金融贸易、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重点功能承载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力争建设成为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该条明确了“货币兑换自由”的内容，这和其他三个自贸区提出的“区内试行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更加领先，结合“继续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探索不停步、深耕试验区”的要求，预计上海自贸区将在金融创新先行先试方面一直领先其他三个自贸区。
（二）“天津方案”中第二条战略定位规定：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天津方案”的特色是：立足天津自贸区推动京津冀培育新型一体化金融市场，同时突出天津自贸区的特色――将天津的优势项目融资租赁业继续做大做强。
（三）“广东方案”中第二条战略定位规定：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而“广东方案”的特色是：广东自贸区提出推动人民币作为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及国外跨境大额贸易和投资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推动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开展双向人民币融资。推动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港澳地区进一步开放。
（四）“福建方案”中第二条战略定位规定：围绕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要求，充分发挥改革先行优势，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改革创新试验田；充分发挥对台优势，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前沿优势，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打造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新高地。“福建方案”的特色是：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提出在对台小额贸易市场设立外币兑换机构，允许自贸试验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台湾同业开展跨境人民币借款等业务，地区的银行向自贸试验区内企业或项目发放跨境人民币贷款等。
《领导文萃》：四个自贸区金融改革方案的内容是否有些相同之处？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
宋晓燕：“深改方案”中有关金融改革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四）部分“深入推进金融制度创新”的第22条。“天津方案”中有关金融改革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四）部分“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第9条至第12条以及第（五）部分“推动和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第15条两个部分。“广东方案”中有关金融改革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四）部分“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第8条至第11条。“福建方案”中有关金融改革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五）部分“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第11条至第13条。
首先，津闽粤总方案的金融改革条款确实存在不少的相同之处，主要是：
1.在津闽粤三个自贸区金融改革方案提出的措施中，第一点共性是大部分复制了上海第一轮金融改革的经验。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与自贸试验区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试行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在符合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内，机构在限额内自主开展直接投资、并购、债务工具、金融类投资等交易。
2.第二点共性是提出了一些类同措施，包括：自贸试验区设立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开展飞机、船舶和海洋工程设备等融资租赁业务；支持商业保理业务发展，探索适合商业保理发展的外汇管理模式；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探索在自贸试验区内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机制以及和解、专业调解、仲裁等金融纠纷司法替代性解决机制，鼓励金融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独立或者联合依法开展专业调解，建立调解与仲裁、诉讼的对接机制，加大金融消费者维权支持力度，依法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支持建立健全证券投资消费者教育服务体系，积极创新自贸试验区特色的多元化证券投资消费者教育产品和方式。
除了有共性的地方，在这些方案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化内容：
1.属于“天津方案”有的，第一就是提升租赁业发展水平。方案用了较大篇幅来细化提升的思路，包括推进租赁业政策制度创新、加快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设立中国天津租赁平台、推进租赁资产公示等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等等。第二是“推动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探索京津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开展金融监管、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创新。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协作，破除地域限制。优化京津冀地区金融资源配置。
2.属于“广东方案”有的，是“推动适应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创新”，完善金融业负面清单准入模式，简化金融机构准入方式，推动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港澳地区进一步开放。方案详细列举了该思路下的具体方式，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金融机构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共同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在香港股票市场发行人民币股票、跨境人民币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与港澳地区跨境人民币业务，等等。
3.“福建方案”则非常具体地列举了“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的各种做法，包括业务、机构、监管等多个层面，除此之外，方案中独有的还包括区内设立多币种的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厦门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支持境内期货交易所根据需要在平潭设立期货交割仓库，创新知识产权投融资及保险、风险投资、信托等金融服务，等等。
《领导文萃》：怎样评价前述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已取得的成果，以及扩容后其他三个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内容呢？
宋晓燕：第一，上海自贸区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金融改革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先行先试”。
上海自贸区三年来先后了六批共65个金融创新案例，这些案例分别涉及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拓展、金融业务创新、跨境金融服务创新、综合金融服务模式创新、金融监管创新、行业自律等各个领域。闽粤津三个自贸区中的金融改革内容大部分正是借鉴了上海自贸区中的已有成果。
“先行先试”的目的是为了能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区内取得的成果最终是需要通过一行三会在全国推行。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方面目前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采用一个新的机制来确定每日参考汇率。新机制要求做市商的报价反映前一天的在岸人民币汇率收盘价、市场供求情况以及其他主要货币的走势，汇率中间价的改革标志着汇率市场化的重要进展。2015年10月，我国利率市场化取得重要突破，即央行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着我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本放开，“改革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利率市场化进入新的阶段”。
第二，“金融改革的试验田”地位与金融事权的冲突影响了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效果。
金融领域的基本立法和监管权限都分别集中于全国人大和中央，金融领域的改革如果要进行较大突破，必须获得相应的授权。在法律未予特殊授权的情况下，现行监管体制对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支持有待提高：（1）金融制度改革缺乏很好的协同性，具体细则落地慢。由于金融领域相关法律调整没有及时到位，自贸区目前的金融法律总框架的形成仍然有赖于“一行三会”、外汇局等金融监管机构分头研究和出台部门规章。央行在提供Ft系统之后，如何开展具体业务则需要“三会”的分头推进，如果细则不到位，则会凸显金融改革开放的政策与节奏缺乏协同。（2）监管的中央属性导致未能满足区内金融业务发展的快速需求。区内金融机构在缺乏明确法律指引的情况下必定难以有效拓展业务，包括区内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监管指标调整办法，跨境投融资业务与离岸金融服务办法，区内单位和个人双向投资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具体规定，区内保险机构跨境再保险业务及跨境投资范围与比例等，均涉及银证保监管事项，这些都需要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具体的业务管理办法区内才能推动。
第三，将金融改革分散在不同试验区进行利弊参半。
首先，从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监管角度而言，鼓励竞争是一种良性的价值选择。只有激发起各地、各市场主体自身的改革动力，金融市场才能沿着由供给和需求均衡引导的路径去发展。四个自贸区所在省、市由于经济结构、居民储蓄水平、投资偏好并不完全一样，金融领域会客观存在特异性。允许差异化并鼓励不同发展方式，对丰富金融市场的层次和内容是极其有益的。
不过，这种正效应能否实现要取决于金融监管的理念。如果四个方案中赋予四地的战略定位和其特色是自上而下、而非由市场选择决定的，结果难免会差强人意，金融资源的配置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效率。广东由于和香港经济联系密切，同时各类金融市场本身也比较活跃，建立粤港金融合作战略具有扎实的基础；而天津和福建的战略定位要引起反思：天津是否具备推进金融交易所需的经济基础、法律人才和司法环境？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具备，则在发展中创造这些条件的成本收益分析又是怎样？关于福建，方案中确定的战略定位和目标能否实现要取决于闽台经济合作的程度。福建如果不能深度促进闽台经济合作，则方案的战略定位将缺乏两岸金融合作的经济基础。
《领导文萃》：中国自贸区金融改革面临的法律挑战包括哪些呢？
宋晓燕：第一个挑战就是能否大力推进金融监管模式创新。
金融结构变迁决定着监管体系的变迁方向。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和金融现状来看，混业经营程度逐渐加深，宏观金融结构日趋复杂化，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制度框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压力，统一监管渐成共识。但是，短期内制度整体切换成本较高，因此，在上海自贸区进行“大金融”监管改革试验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在监管体制上先破后立，主动适应国际普遍通行的金融混业模式，有利于增强自贸区金融吸引力和释放国内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活力，也为全国范围内探索混业监管框架先行做一个试验。
2016年7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开展综合监管试点探索功能监管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将所有金融服务业均纳入监管，实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同时对涉及的金融服务、监管信息实现共享。根据《实施细则》，上海推进金融综合监管试点的任务之一是强化行业、属地管理职责，重点加强对处于监管真空、交叉地带的机构和行为的监管，实现机构、人员、业务、风险全覆盖。
就实现金融监管全面覆盖而言，《实施细则》提出三方面措施：
一是全面覆盖经营机构。上海正在编制“分业监管机构清单”和“重点监测金融行为清单”，明确了相应的监管或主管部门。其中，分业监管机构清单涵盖了由一行三会及其派驻机构负责准入和日常管理的各类持牌金融机构，以及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政府负责管理的类金融机构；重点监测金融行为清单，列出包括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私募股权投资或私募证券投资、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和跨界从事金融业务等活动、以投资理财名义从事金融活动、非融资性担保以及其他疑似金融活动。
二是全面覆盖金融产品。《实施细则》要求加强各类金融产品监管，主要措施包括：规范金融产品设计、宣传、营销行为，加强金融广告信息监测和自动预警，对接广告监测、网络舆情监测、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金融风险舆情监测等各类信息，支持行业协会建立理财产品登记和信息披露制度，重点推进互联网金融产品信息披露平台建设，完善产品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制度等。
三是全面理顺监管分工。《实施细则》提出以合同法律关系和产品属性为基础明确管理部门，统筹配置监管资源，强化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对需要经过市场准入许可的行业领域，由相关监管或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对无须市场准入许可，但有明确监管或主管部门指导、规范和促进的行业领域，由相关监管或主管部门牵头负责日常管理；对没有明确监管或主管部门的行业领域，与金融功能有一定关联、难以直接定性的经营活动，根据业务实质认定业务属性，由联席会议明确相关工作牵头部门。
应该说，这是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的有力尝试。上海开展金融综合监管试点，探索功能监管，有利于发挥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为国家层面金融监管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有利于促进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良性互动，推进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有利于健全完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过，这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联席会议如何有效协调和行业监管部门的关系，以确定没有明确监管部门的行业领域的业务性质，从而确定其监管归属？这是功能监管改革的重点，涉及如何从简单的机构认定转变为对金融业务的功能认定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就是金融改革对于系统性风险管理能力的挑战。
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意味着逐步开放整个金融防线，其结果会带来国际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通过国际借贷、国际证券投资以及外汇市场很快地传导到国内。利率、汇率市场化意味着金融机构的经营基础和环境将会发生重大改变。即使国内金融市场具备相应的广度和深度，金融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机构比较成熟，对外部竞争和冲击反应灵敏，如美国，也不能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金融市场本身就伴随着风险，不能因风险的存在就放弃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但目前在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前瞻性地考虑到其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目前法律框架下的分业经营已演化成各自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或专业子公司来进行的综合经营。在目前“一行三会”暂时不变的监管架构下，如何对监管进行协调，提高系统性风险监管效能，是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架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首先要强化中央银行与各专业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是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在包括不同行业的金融领域，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高度考虑，可以在制度中规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微观审慎监管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央行可以根据宏观审慎监管的需要，要求银行、证券、保险各专业监管机构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与之相配合。另外，专业监管机构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时，也应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并为之提供微观监管信息共享的安排。各监管机构彼此之间的协调也很重要。面对正在发展的综合经营实践，传统的机构监管显然已无法适应，各监管机构都有分别针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经营特点和规律的不同监管制度，如果银行资管公司发行了证券化产品，银监会显然并不具备对该类产品的监管资源，更为恰当的监管机构应该是证监会。如何识别各类金融创新产品在运行中的风险及风险传递路径，以及是否具有系统性风险的特性，这就需要央行和各监管机构，以及各监管机构之间进行密切而有效的协调。
第二应进一步加强央行与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宏观审慎监管架构也包含了对问题金融机构的相应处置，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传递和扩散。如何进行及时具体的救助和处置，需要央行和其他部门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次贷危机传到英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北岩银行”的处置。其中就暴露出英国在危机前原有的三家处置机构――FSa、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在合作和协调中的很多问题。对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而言，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宏观层面的协调机制，即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只有用法定的方式，建立央行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将各自的职责明确下来，才能增强政策透明度，降低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才能真正实现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防范风险于未然。
第三要加强中央银行与各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合作。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带来了对监管国际化的挑战，如：相关监管当局如何进行协调和合作以应对风险的跨国界转移？在进行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时各国如何对他国的处置方案进行识别和承认？在资本流动性极强的情况下，母国和东道国如何合作以共同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在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国外金融市场影响时如何加强同他国央行的合作？这些问题都要求中央银行在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时，要高度重视与他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合作。因此，在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时，可以授权中央银行加强与他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合作，防止国际金融风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传导，并借鉴其他国家监管机构、国际金融组织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结合金融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保护债权人和投资者权益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改革；启示
引言
在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全面爆发。这场危机不仅给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还严重的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衰竭。为防止危机的再次出现，2010年7月21日，美国通过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理清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对于在经济转轨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采用比较的手法，在了解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的基础上，介绍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并作出简要的评价，具体探讨我国监管模式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结合美国金融监管模式变革的环境与历程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及简要评价
2009年6月17日，美国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这项改革会对美国的金融体系产生难以预计的冲击，同时也会对全球金融监管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该方案提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对大型金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进行监管，并且只有在通过美国财政部的批准之后，美联储才能行使紧急授权或者援助陷入困境的银行。此外美国将设立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一）金融监管方案的主要内容
1、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
由于美国市场的过度自由，市场监管的自由，我门可以在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中看到,政府要对那些可能给金融市场监管带来严重阻力的金融组织和机构给予严厉的监管措施。
2、建立全面的针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
在金融市场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危机，还有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的往往会对市场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美国出台了《白皮书》。在《白皮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其中包括对信用评级机构和市场的透明度监管力度的加强，也包括对所有在柜台交易的金融衍生品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并在监管中实行集中清算制度，还包括要求发行人和创设人在贷款证券化过程中保留应有的财务利益等等，并将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的监管权限赋予了美联储。
3、使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不当金融行为损害
金融消费者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和欺诈性的金融交易的损害，因此白皮书建议在美联储内设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以此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同时在美国证监会内部设立投资者保护办公室，以此来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金融市场中，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金融消费者在市场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注重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对于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4、向政府提供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工具
在金融市场中，政府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能够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来防止融危机的发生。因此，我们在《白皮书》中可以看到，为了避免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倒闭风险中飘摇从而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政府应当遏制住苗头，对这类风险提前处理。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赋予美联储一些权力，比如说能提供应急贷款的权力。于此同时必须加强美联储在应对金融风险方面的职责，从而加强监督与管理。
5、提高国际监管的标准并改善国际间的合作
《白皮书》中提到，在金融市场中，必须对企业资本的框架进行改革。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要不断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从而提高国际金融监管市场的标准。还要对加强跨国企业之间的监管的合作。
（二）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评价
1、创新之处
（1）促使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虽然新的《监管法案》在金融监管的力度方面有所增强，但是金融行业的基本利益格局并没有产生变化，金融行业产生利益的方式没有发生改变，并且由于此次改革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一些具体的措施需要市场进行相当长的时间去适应，在短时间内我们很难看到新的《监管法案》带来的影响，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新的《监管法案》将使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更为健康的轨道发展，这条道路可能是非常严厉和规范的。甚至在以后的金融市场遇到风险的金融机构可能被强行分拆，一些金融机构在市场中对于严厉的规范不得不作出调整，将迫使金融机构减少过多的投机行为，市场得到优化。
（2）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新法案监管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系统性风险防范衍生品交易和金融业高管薪酬，有利于市场政策的稳定性，浙江是对交易的透明度的增加，这将会使短期的金融冒险的行径得到控制，减少了金融的水分，促进了市场的健康发展。
2、不足之处
改革方案中存在着过度改革与顾此失彼的现象。美国的改革方案是授权给联储局来负责的,但是法案中又规定了在联储局给予帮助之前又必须要得到财政部的书面批准,这种做法不经很大程度上干扰了联储局的正常的决断，而且对联储局的权力进行了削弱。另外,如此大规模的改革方案,其实际效果还不确定，需要经过实际的验证和时间的等待,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同时一个方案的制定也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比如说严格的金融监管必将带来市场创新方面的减少，市场灵活性不足等不利因素。
二、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7
一、深刻认识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对金融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纪检监察工作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同时也是重要的思想武器，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职责,也是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业务的基本要求。
（一）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具体抓手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要扎扎实实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性教育，加强纪律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指示为新常态下金融系统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纪检监察工作积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提供了方法。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实际上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对金融企业的领导，通过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全面净化政治生态，推进金融行业全面从严治党。
（二）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遏制金融系统腐败行为的有力武器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逐步显现，部分金融企业出现了管党治党不严、腐败案件频发、腐败行为影响巨大等问题，严重损害了金融行业的社会形象。以证券公司为例，作为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中介，在服务投资者、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证券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券商重业务发展、轻党建工作，盲目追求短期经营利益，少数人利用制度和管理漏洞，违规违纪，突出表现在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潜规则盛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行为屡禁不止等。如：中投证券原董事长龙增来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公款吃喝报销餐费超过4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高松林等人公款旅游，高松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职务；国家开发银行原评审一局局长兼船舶融资中心主任王卫军因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职务，责令退赔相关费用。这些案例的发生，暴露出不少金融企业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廉正意识缺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也反映出某些金融企业管理松弛、权力失控、缺乏监督、制度不健全。
（三）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风险是金融的天然属性，任何金融活动必然伴随着风险。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证券行业是与风险打交道的行业，应该恪守审慎原则，把合规风控放在首位，这些理念与纪检监察工作高度趋同，目前部分证券公司基础管理薄弱，制度意识淡薄，风险防控形同虚设，“风起于青萍之末”，系统性风险必然以个体风险的表露为苗头，因此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从小处入手，通过综合运用执纪问责“四种形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就是要从操作层面扎紧监督执纪的笼子，从执行层面开好医治违纪违规行为的方子，通过处理少数、教育多数，使员工明确底线、不触红线，夯实风险防范的思想基础。
二、当前金融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新常态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金融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履行党赋予的监督责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从目前金融行业被巡视和案件发生情况来看，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意识不强、纪检工作与业务发展两张皮的问题，制约了新常态下执纪问责作用的发挥。
（一）对纪检监察与业务发展的认识尚不到位
金融行业本质上是一个资本逐利的行业，由于部分单位、部分领导人员思想认识尚不到位，片面的将纪检监察工作同业务发展割裂开来，单纯就纪检监察工作抓纪检监察工作，认为业务发展是主业、纪检监察是辅业，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认识不到位，纪检监察工作监督执纪问责、保障发展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出现纪检监察、业务经营“两张皮”现象，甚至有的单位认为纪检监察部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对其职能作用不够重视。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作怪，简单地理解业务部门的事由业务部门干；二是不知道该如何“结合”，不知道该以什么角色、什么角度、什么方式、什么时机、什么力度去“结合”；三是认为纪检监察工作就是做事后监督处理人的，干的就是“守株待兔”的事，即使有一些预防性的工作也是在走过场，缺乏针对性、有效性。
（二）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纪检监察工作作为一项纪律性、独立性强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搞好专业培训、保持知识更新，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手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安排专门的纪检监察业务专业培训不多，使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知识得不到有效补充，影响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同时，纪检工作效果的好坏、发挥作用是否显著，与纪检干部队伍人员配备、综合素质、工作水平和知识能力密切相关。以证券公司为例，当前随着行业的纵深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行业交叉程度较深，监管环境日趋严格，对业务技能、知识体系、工作方法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目前证券公司专职纪检监察干部普遍与业务脱钩，搞纪检的不懂业务，懂业务的不搞纪检，对于业务发展中存在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不能及时跟进、及时纠正，往往是出了问题后才事后追责，有些小问题慢慢变成了大问题，严重制约了执纪问责“四种形态”作用的发挥。
（三）监督检查方式较为单一
目前纪检监察工作主要采用主动监督的方式，监督方式较为单一，习惯于用老办法处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常规监督多，有针对性的专项监督少；参与式的被动监督多，以发现问题为导向的主动监督少；对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内的监督多，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少。尚未整合舆论、司法等多种监督，形成有力的联动机制，实现“单一监督”向“立体监督”的转变。致使很多时候监督效用得不到应有的最大发挥，进而影响了监督实效。
（四）开展工作有思想顾虑和畏难情绪
由于纪检监察工作特殊的工作性质，在开展工作中往往得不到其他部门尤其是被调查部门的认可，部分纪检监察干部怕得罪人，怕在考核中本部门吃亏，在开展具体工作中有思想顾虑，现在畏难情绪，表现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老好人、对违纪行为追责问责不严，有的甚至闭目塞听不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面对一些复杂棘手问题时，喜欢绕道走，无原则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纪不依、执纪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三、关于加强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的建议
新常态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金融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必须进一步强化党的意识、担当意识和标准意识，加强思想、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全面提高执纪监督和查办案件能力，切实发挥好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以服务企业发展大局为目标，更好地构建和完善具备金融企业特色的惩防体系，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执纪问责的监督职能，做到工作有思路，重点有突破，实施有措施，落实有保障。
（一）旗帜鲜明的明确两个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党委担负主体责任，纪委担负监督责任，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出的明确定位。纪检监察部门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切实担负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把“两个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努力形成抓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的强大工作合力，把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在具体工作上，针对金融行业的特点，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主动发声，通过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确保压力传导、责任到人；其次主动开展谈话、约谈制度和责任考评机制，实现述职述廉述责常态化，实现“两个责任”落实的制度化、具体化、程序化；通过落实“一案双查”，不断加大“两个责任”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确保“两个责任”抓牢抓实。
（二）坚持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中心，找准金融纪检监察工作切入点
支持、保障企业有序发展、平稳运营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职责,也是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业务、保障发展、监督运营、服务企业的基本要求。要想在金融企业中真正发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就要求纪检人员在坚守企业发展总体目标的前提下，服务和服从于保障企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清楚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从纪检监察角度对症下药，确保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企业经营中，可通过探索和实施效能监察工作，发现管理缺陷,纠正行为偏差,促进业绩提升，规范经营管理，要把企业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效能监察，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三）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提升企业纪检监察人员素质、提高履职能力
1.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锤炼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培育秉公执纪的职业操守，练就承担重任的过硬本领，树立清正廉洁的作风形象，用铁的纪律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突出抓好执纪办案业务能力建设，培养一批查办案件的行家里手。
2.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培训，提升其理论水平、业务知识、实践能力，加强对经济、金融、法律、管理等多方面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着力提高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一是开展纪检监察专业知识培训，依托中央纪委培训中心、中国监察学会金融分会等培训机构，为纪检监察干部创造更多的培训深造机会；二是结合企业特点，开展贴近工作实际的专业知识培训，增强纪检监察干部业务专业知识储备；三是强化以干代训，通过借调、参加公司查办信访案件、集中交流等形式，从实践中积累实战经验，增强工作能力；四是创新培训、学习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微博、微信、自媒体等互联网手段开展学习培训。
3.探索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交流轮岗制度。重视岗位交流，强化协调能力，把纪检监察干部放到多种岗位和环境中去使用，通过全面锻炼，增强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监督执纪水平，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通过实行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轮岗，有利于督促纪检监察干部自觉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有利于加深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促进相互了解，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勤政、廉政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同事间感情交融，业务沟通，打造一支凝聚团结、精诚干事的队伍。
（三）惩治与预防并举，构建企业纪检监察工作长效机制
建构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长效机制，一定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延展自身的工作思路与领域，推进惩治和预防并举的进程，突出企业监察工作的重点。以证券公司为例，建立长效机制，一是要关口前移，加强防范。在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方面，要继续贯彻落实有关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坚持教育先行，自律他律并重，激励约束结合，从自律、防范、监督等方面构建企业领导人员自我约束机制；在查办案件工作方面，要注意研究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规律和特点，坚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不断探索办案的新思路，改进办案方法，加大办案力度，提高查办大案和复杂案件的能力。二是在规范和监督用权行为上深化治本措施。通过制定配套制度，规范和监督用权行为，实现按程序办事和靠制度管人。三是在完善监督体系中形成整体合力。要发挥纪检监察的组织优势，协调各种监督力量，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形成步调协同、手段互补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整体合力，重视从巡视工作、干部考核、专项检查、内外部审计、监管部门反馈中发现问题线索，不断拓展发现问题渠道。在实际工作中，要与防范金融风险相结合，保持与合规风控工作的有机联系，将党纪党规与公司制度有效衔接，保证执纪问责无死角。
在具体工作中，应不定期地在企业办公网公布违规违纪处分（处理）情况，在企业年度工作会、党建和党风廉政工作会上增加和强调案例教育内容，及时将各级纪委查办案件情况进行通报，通过以案明纪、以案释纪，教育警示各级领导人员遵章守纪，增强廉洁从业意识，开展身边人、身边事为主体内容的案例教育，做到问责一个、教育一片，发挥“治病救人”作用，真正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和价值。当前结合证券行业的现实状况和巡视整改长效机制建设的要求，应继续紧盯以下六方面的工作重点，即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落实、违规选人用人、虚挂营销人员违规拿业务提成、从业人员违规炒股、考核分配不透明问题，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经营管理氛围。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8
关键词：多德弗兰克法案；金融监管；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大而不倒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2-0053-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2.12
《2010年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即多德弗兰克法案）在2010年7月21日经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这项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是自1930年以来最为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老的”金融监管时代始于罗斯福总统，1933―1934年国会制定颁布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等著名金融机构相继失败。层出不穷的新的金融工具标志着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往危机的重大区别，但毫无疑问的是，对金融创新监管的不力在危机中表现十分明显。
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政府、国会、金融业界等对金融危机的一个总回答，它建立了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将不可避免地对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体系、危机处置路径等的重塑产生影响。因此，探讨和研究多德弗兰克法案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以及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立法进程
多德弗兰克法案始于2009年3月，当时美国财政部在G20会议前了一个名为“监管之路规则”（RulesfortheRegulatoryRoad）的框架，并在随后了一份更为详尽的白皮书及立法建议，从而奠定了以后正式立法通过的法案内容的基础。
财政部在推出立法建议后受到了包括左右翼在内的广泛的批评。以茶党运动（teapartymovement）为代表的右翼把金融改革与医改联系在一起，作为奥巴马政府大政府倾向的证据，指责金融改革是要将2008年的救助政策制度化。左翼批评者则认为救助政策和立法建议的出台表明政府一味迎合华尔街（wallStreet），而对主街（mainStreet）所遭受金融危机的创痛视而不见[1]。
为了回应指责，政府对法案中可能被解释为鼓励救助的部分进行了删减，同时强调这项立法并不会使2008年的救助长期化。相反，通过给予监管者肢解处于崩溃边缘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权力，法案可能避免使用救助的方式。
接下来的一个重大立法步骤是国会议员邦尼・弗兰克（BarneyFrank）在其掌控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通过了法案，并于2009年12月11日通过了众议院的审议。这就是众议院版本的法案。但尽管如此，法案何时以何种版本通过两院审议，仍然面临不确定性。
关键的推力来自两院之外。2010年4月19日，证券交易委员会高盛银行――那时已经被认定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反派角色，SeC指控高盛欺骗投资者，隐瞒了由做空抵押贷款投资的对冲基金为其提供投资建议的事实。SeC对高盛证券欺诈的控诉迅速改变了政治版图，推进立法的力量得到决定性的加强。5月20日，参议院通过了法案的参议院版本，也就是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命名的多德法案。在随后两个月里，两院组成的一个联合委员会修正了两部法案的不同之处，并最终由总统签署生效。
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主要目的和内容
多德弗兰克法案文本长达2319页，涉及改革内容极为庞杂，但它有两个非常清晰的主要目标：（1）降低目前金融系统（主要指影子银行系统）的风险；（2）降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带来的损害[1]。
多德弗兰克法案达到第一个目的的方法主要是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监管两方面着手的。主要针对的金融工具是金融衍生品。所谓金融衍生品就是两方（交易对手）之间的一份合约，其价值基于利率、货币汇率等基础价格的波动，或特定事件的发生（如某个公司违约）而变动。多德弗兰克法案管理金融衍生品风险的主要方法是要求金融衍生品的清算和交易必须在交易所进行。清算所的介入相当于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一种担保。而且交易合约条款将被标准化，而不是由交易双方一对一的制定，这样就使衍生品交易更加透明化，从而降低了风险。
为了更好地监管金融机构，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施加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这些特别监管的金融机构包括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以及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和保险控股公司等）。花旗集团、美洲银行等将自动适用这一条款，而aiG等保险公司还需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认定。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这类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维持比普通金融机构更高的资本充足水平，以降低破产倒闭的风险。
如果说多德弗兰克的第一个目标是在金融机构倒闭前降低其风险的话，法案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倒闭的事实发生以后降低其影响和损害。对于这一目标，法案采取了一种新的破产框架――多德弗兰克清算规则。如果监管者发现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发生倒闭或处于倒闭的危险中，它可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庭提出启动清算进程的请求，并指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FDiC）接管并清算该金融机构。
除了达到监管巨型复杂金融机构的目的之外，法案还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在公司治理方面给予了股东更大的权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款是要求公司在给股东的年会投票材料中把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与公司自己的候选人并列。SeC还规定，允许持有至少3%公司股票的股东可提名25%的董事席位。第二项改革措施是给予股东对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层薪酬进行无约束力投票的权力。
（二）信用评级行业改革。标准普尔、穆迪投资者服务、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的发生发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投资级”抵押贷款证券发生违约。信用评级行业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利益冲突，也就是发行被评级证券的银行支付评级费用。多德弗兰克法案未能改变信用评级的“发行人付费”特征，它只是要求金融监管部门改变许多要求退休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必须购买投资级证券的规则。法案希望通过这些改变能降低依赖信用评级机构的压力，通过消除对信用评级证券的虚假需求能显著改善信用评级过程。此外，法案还包括若干项信用评级机构的内部治理改革措施。
（三）对冲基金管理改革。法案第一次要求对冲基金在监管部门注册。以往，对冲基金的定义特征是排除适用证券法管理，从而无需信息披露，规避证券监管。而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下，对冲基金必须注册并定期接受检查。
法案的其他三项改革都与法案的两个基本目标有密切关联，但相对而言较为边缘。多德弗兰克法案最为核心的内容还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管理、清算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措施，以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设立。正如新政改革产生了FDiC和SeC等监管机构，多德弗兰克法案也产生了数家新的监管者来履行它所制定的职责和目标。这些机构有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首脑，新的联邦保险监管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等。
三、多德弗兰克法案对美国金融监管及资本市场的影响
（一）SeC监管权力加强，分业监管模式未变
多德弗兰克法案大幅强化了SeC的监管权限和职责。法案所涉及的共计243项规则制订中，SeC所需制订的规则为96项，占比达39%，为法案所涉及机构中最高者。此外，SeC还需向国会提交数十项与资本市场监管相关的研究报告。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的监管等重大改革措施均由SeC单独或与CFtC共同实施。法案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塑和修正，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负责发现、分析、化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SeC主席是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十名具有投票权的成员之一。
为了应对扩大后的监管职能，法案增加了SeC的人员和经费。除划拨的财政预算以外，SeC获准用收取的部分注册费，成立SeC储备基金（SeCReserveFund）。依照法案规定，SeC每个财政年度可从储备基金获得高达一亿美元的经费，用于扩充监管队伍，有效履行监管职责。在法案通过当年，SeC就增加招募人员800人，占现有编制的22%[2]。法案对SeC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变革，在SeC内部新设立评级机构监管部，以强化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同时，美国金融业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并未改变而是得到加强。SeC的部分证券监管权力被过渡给美联储和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而掉期（Swap）等衍生品市场则由SeC与CFtC分类监管。
（二）投资银行业确立“银证共治”模式
在金融危机中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几乎全部变为银行控股公司，接受美联储的监管。多德弗兰克法案去除了对于美联储监管银行控股公司证券附属公司的限制，加强了美联储对这些机构的权力，并使银行法律更加适用于投资银行的运作。美联储将设一位专职副主席，负责监管存款类控股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美联储在《银行控股公司法》（BHCact）下的检查权力得到大幅扩充，以前对检查范围的限制也被消除。《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act）对美联储监管银行控股公司的“功能性监管附属公司”（functionallyregulatedsubsidiaries）施加了较多限制，而多德弗兰克法案则去除了很多这类限制。多德弗兰克法案还建立了一个破产金融机构的新的清算体系，破产的银行控股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均可经由特定程序进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导的清算体系。
多德弗兰克创造了“证券控股公司”（securitiesholdingcompany）的概念。证券控股公司指拥有或控制一家或多家在SeC注册的证券经纪商或自营商的公司。这类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如在外国经营业务被外国监管者或外国法律要求由综合性统一监管者监管）由美联储监管。这进一步终结了SeC在2008年危机以来本已丧失的对证券公司的“统一监管实体”（consolidatedsupervisedentity）的地位。
同时，法案保留了证券法律对大型金融机构证券行为的完全适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执行权力得以加强。从而形成了美联储等银行监管机构与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共同治理华尔街的局面，加强了危机发生后形成的“银证共治”模式。由银行监管者适用银行法律来监管大型投资银行，有利于提高监管的审慎程度。但同时强化了美国金融业业已存在的多头监管模式，多个监管机构之间能否“协同作战”，防止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还有待观察。
（三）对金融机构及衍生品市场的影响。
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商业银行自营交易（proprietarytrading）监管的基本原则被称为“沃克尔规则”（VolckerRule）：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将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和其他业务相分隔；商业银行只能用不超过一级资本3%的资金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此外，商业银行不得持有对冲基金股权，或成为其合伙人。由于沃克尔规则的出台，衍生品市场的规模将受到较大的影响。当时，多德弗兰克法案为这一规则的实施预留了两年的过渡期。但由于华尔街的积极游说，法案的漏洞正在不断扩大：取得“豁免”的衍生品交易品种已超过300多个，而实施规则的过渡期也被美联储延长。因此，沃克尔规则对银行和衍生品市场的最终影响大打折扣。
（四）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
法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更加严格。一方面取消其享有的法律豁免权，采取与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分析师同等的执法和处罚要求；另一方面，改变对其舞弊与不当行为的评价标准，加强信用评级过程、方法、数据等信息的披露。
法案增强了信用评级机构的透明度，并使其面临更高的法律风险。但是，法案未能改变信用评级“发行人付费”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因此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还有待观察。评级机构随即限制发行人在新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中引用其评级结果。
（五）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法案未能提出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严格限制措施。虽然赋予股东参与高管薪酬和“黄金降落伞”机制投票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因其无约束力的性质而遭到弱化。
（六）未能彻底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救助引起了民众和学界的广泛质疑。多德弗兰克法案在监管大型金融机构方面出台了很多措施，如：成立负责监管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授权美联储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采取更高的资本要求和更审慎的监管标准；设置新的清算体系（oLa）等。然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出台并未能彻底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1）法案仍然依赖资本要求这个监管工具，而这已经被证明预防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2）法案仍然依赖在危机中失效的监管机构，而新成立的多部门联合监管机构FSoC未来运作有效性存疑；（3）法案防止“大而不倒”式救助的最重要措施oLa并未彻底关上救助巨型复杂金融机构（LCFis）的大门，如美联储可透过贴现窗口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帮助，存款保险公司（FDiC）可为倒闭金融机构提供保护等[3]。很多学者所建议的成立金融稳定基金、设置金融机构规模上限等设想并未被国会采纳。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只是提高了政府救助的门槛，并未彻底关上救助的大门。
四、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评价
多德弗兰克法案通常被视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自新政以来最为根本性的一次变革。美国在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所确立的基本监管框架具有相当程度的弹性，并且在此后七十年延续下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根本性特征使得它与之前的大部分监管立法区隔开来。这部法案庞大的文本试图解决这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暴露的严重问题，并填补危机前金融监管体系的空白。
然而，多德弗兰克法案遭到了很多批评和质疑，对其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认为法案留下了许多漏洞，并且在如何切实保证金融创新不会损害金融稳定性方面缺乏有力的举措。（2）多德弗兰克法案所依赖的仍然是危机前的监管理念、原则，是一种“新瓶装旧酒”，而金融危机所展现的新的经济现实与老的监管哲学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能解决[4]。例如，从监管机构来看，法案回避了大规模的监管机构改革，并未对现有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整合，而是在保留现有监管机构的基础上进行叠床架屋式的增设机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碎片化和监管套利等问题没有得到纠正。（3）法案的政治化倾向可能会扭曲美国金融市场。法案的政治化倾向包括：①政府与金融巨头的联合，②监管机构的临时干预，而非更有预见性的基于规则对危机的响应。这些都将严重损害美国金融市场的法治精神，削弱其创新活力[5]。
综上所述，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一场重大变革，在许多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改革尝试，但由于法案是多方博弈的妥协结果，它仍然是一次不完美的改革。如何达到法案所预设的基本目标仍将是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参考文献：
[1]Davida.Skeel，Jr.thenewFinancialDeal：UnderstandingtheDodd-Frankactandits（Unintended）Consequences[D].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School，2010.
[2]祁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历程影响和借鉴[R].中国金融40人论坛，2010.
[3]arthure.wilmarth，Jr.theDodd-Frankact：aFlawedandinadequateResponsetothetoo-Big-to-Failproblem[J].oregonLawReview，2011（89）.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9
关键词：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05-03
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精神，2010年上海总部的主要工作是：
一、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是保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目前，我国货币信贷供给正由在刺激经济增长特殊情况下必要的超常规投放，逐步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条件下的正常合理投放。我们将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国内外经济运行和市场流动性变化，加强货币信贷增长和流动性监测分析，认真实施存款准备金调整等措施，灵活运用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强货币政策信息沟通和传导。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安排全年信贷总量及进度，根据实体经济部门的信贷需求，合理安排全年贷款的投放节奏。
二是着力优化信贷投放结构，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窗口指导效果，坚持有保有压，下大力气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的信贷支持，重点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节能减排、企业技术创新、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促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引导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续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的贷款投放。在支持稳定出口的同时，进一步支持国内消费需求，完善消费信贷政策，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落实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是加强信贷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督促金融机构加强信贷风险管理，严格执行放贷条件和项目审查评估，防止资金挪作他用。加强风险提示，引导金融机构提高风险定价、评估和管理能力，确保贷款进入实体经济，提高贷款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贴近市场和实时监测的优势，加强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跟踪分析，及时反馈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发挥其跨周期的逆向调节功能。加强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运行监测分析，促进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探索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评估机制，定期上报金融机构信贷政策执行情况。
二、继续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继续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提升试点工作整体水平。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试点推进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分工协作机制，为试点业务深入推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强调查研究，完善试点相关政策。加强业务创新，继续深入企业和银行，摸清市场需求，为企业和银行提供优质服务，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战略研究，为持续推进试点工作提供政策准备。加强风险监管。为试点工作顺利开展营造安全稳健的内外部环境。
三、继续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继续推进有关创新工作，参与制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加快债券市场发展，推动中小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融资。创新工作方式，完善全球金融市场实时监测，健全黄金、外汇、票据、理财、信托等市场监测体系。发挥一级交易商联席会议平台作用，推进银行间市场异常交易监测管理，做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企业信用监测。扩大同业拆借市场信息披露试点，完善同业拆借市场结构，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和市场监督管理。
四、推动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是筹办好第三届长三角金融论坛。认真筹备第三次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联席会议和长三角金融论坛，抓紧确定论坛主题和筹备方案，落实会务安排等工作。确保联席会议和论坛圆满成功。
二是加快前期工作成果转化。加强长三角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广应用授信支票和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做好商业承兑汇票推广重点企业的选择、和再贴现政策扶持，支持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实体经济信贷需求。配合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上线，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票据业务创新，推动长三角票据市场协调发展。推动外汇管理合作。做好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贸易进口异地付汇集中备案等试点。
三是研究启动新的工作任务。加强长三角地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合作，加强与总行、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实现合作方式多样化。鼓励银行开发适应进出口企业需要的汇率风险管理产品，有序推出本外币交叉理财产品，促进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加强货币信贷沟通交流和联合调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完善长三角支付环境建设协调联动机制。有关分支行要积极参与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
五、继续深化世博支付环境建设
一是加大支付环境建设力度。继续落实世博会外汇支持政策，便利境外参展机构外汇账户开立、使用、场馆建设和世博局用汇。优化银行卡受理环境，引导银联标准的金融iC卡和旅游卡在商业、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业的应用。做好世博概念预付卡发行应用工作，满足持卡人小额快速支付需要。做好现金预测分析和人民币流通监测预警，加大原封新券投放，从总量和券别结构上确保世博现金供应。加大反假货币工作力度，加强商户培训，严防假币流出入商业银行。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查缺补漏，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二是确保业务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组织协调在沪银行、中国银联等，加强对主要支付清算系统、商业银行行内系统、银联支付系统的安全检测和运行保障，建立健全日常运行维护和应急机制、应急预案演练和风险预警监测机制、信息反馈和报告制度，确保世博会期间系统和业务正常处理和安全运行。对电力供应、线路和网络安全、机房重地等关键环节，要逐一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六、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
立足区域特点和辖区实际，密切跟踪后危机时期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加强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探索建立系统风险监测制度，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继续研究金融机构综合经营试点问题。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依法妥善处置金融突发事件，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发挥民间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满足民间资金需求的独特优势。探索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改革重组。
七、进一步发挥总部对外交流的窗口作用
围绕G20机制下国际货币和金融监管体系、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开展相关研究。利用多边外交平台，积极开展区域金融合作，多角度、多方位地开展金融交流，有针对性地开展涉外培训。不断推进国际金融信息网页建设，进一步做好翻译工作。
八、不断提高外汇管理水平
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管理理念，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为经济主体提供便利，逐步淡化事前审批管理，强化事后监测分析职能；顺应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进一步完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构建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非现场检查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大外汇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行为。
九、扎实开展金融研究和统计工作
整合研究资源，积极开展宏观调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业改革开放、区域金融发展等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加强金融基础理论和特色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经济金融运行发展规律，为提高总行决策水平提供支撑。跟踪国际金融市场动向，研究我国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合作的对策。继续参与总行金融统计改革，密切关注金融统计制度执行情况，提高数据集中系统运行效率。推动金融统计标准化，健全金融综合统计。完善金融统计应急预案，提高统计数据采集效率，按时完成各频度的定期调查分析。拓宽统计分析广度和深度，及时准确提供统计分析成果。继续做好金融学会工作。
十、加快支付结算业务创新
配合总行开展二代支付系统暨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和上海运行中心建设。继续开展上海支付结算综合业务系统建设和第二批机构加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审核管理。研究相关领域的金融iC卡应用方案，推动金融iC卡试点应用。建立从事支付清算服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业务跟踪长效机制，完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功能，落实账户实名制。完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范银行卡受理市场，配合公安部门打击银行卡犯罪。加强境外机构境内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提高支付信息分析的广度和深度。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
十一、提高国库和货币发行的信息化水平
优化国库电算化系统，提升技术平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扩大国库直接办理集中收付业务范围，推进国库直接办理社保五险和农民工养老保险等政府性资金的收缴支付，稳妥有序推进区县国库单一账户和公务卡试点。开展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试点和国库综合管理系统、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等系统试点运行，加快联网和银行卡缴税试点进程。推广使用退库审核电子化系统。加强国库信息统计分析，推进国债管理创新。强化国库监督检查，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确保国库资金安全。精心组织发行基金调拨，做好跨区域就近调拨发行基金、人民币产品异地入库工作。完善现金供应机制，加强现金预测分析和人民币流通监测预警，实现总量确保、结构合理。完善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加强金融机构反假货币管理，加强反假货币宣传和培训。加快现金服务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效率。形成资源集中、管理优化、形式联动的发行基金库布局。促进科技创新，力争在货币金银管理电子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十二、做好反洗钱和征信管理工作
积极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完善反洗钱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机制。强化反洗钱监管，推进金融机构自评估，深入开展反洗钱行政调查。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洗钱案件。规范反洗钱内控机制，切实加强大额和可疑交易等信息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履职风险。促进信用评级市场发展，推动借款企业主体评级业务发展。构建评级信息查询平台，实现评级信息共享。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扩大非银行信息采集范围。加强征信市场监管和业务宣传。加快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后续建设工作，拓展登记范围。
十三、加强内部管理基础工作
继续完善制度建设，抓好协调组织，着力提高办公效率。抓好应急管理，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加大信息调研、新闻宣传和督办力度，推进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加强保密、工作。严格执行会计财务规章制度，发挥会计财务的监督控制作用，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严格压缩公用经费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抓好节能减排，确保各项节能指标顺利实现。健全工作机制，切实维护辖区安全稳定。探索引入绩效审计理念，构建领导干部履职审计评价新体系。强化内控监督，开展依法行政审计，全面推广内控评价审计，完善内控长效机制。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案件治理，开展审计监督，加强对案件多发易发环节的长效监督。组织开展风险管理审计试点，为人民银行基础业务提供管理保障。加快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系统审计和计算机辅助审计能力。加大事后监督力度，构筑内部资金安全防线。
十四、加强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一是加强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建设。
二是扎实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金融监管系统建设方案篇10
（一）美国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图》，其中提出了向影子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贴现窗口服务的建议。2009年3月，在《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方案》中，又提出将监管覆盖金融衍生品和一定规模的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超过一定规模的对冲基金及其他私募基金须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向监管机构披露更多有关其资产和杠杆使用的信息，并强调建立针对诸如CDS等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全面监管、保护和披露框架。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名为《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的改革蓝图，表示将全面加强监管，明确美联储对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对冲基金、联邦政府对保险公司及短期货币市场加强监管，对所有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进行标准化监管，将衍生品交易纳入统一的清算体系，以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与有效性。2010年7月，美国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中规定，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资本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须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资本未达到的须接受州政府监管，并要求证券化机构必须保留通过发行aBS的方式转移、出售、转让的任何资产至少5%的信用风险，并明确禁止证券化机构直接、间接地对冲或转移要求留存的有关资产的信贷风险。同时，要求在SeC内部设立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办公室，行使处罚和撤销评级机构的权力，责成SeC研究建立一个半官方实体，解决信贷评级业务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法案授予上市公司股东对于公司高管薪酬和“黄金降落伞”非约束性投票的权力，美国政府对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援助的公司高管薪酬实施管制。法案原则上禁止银行拥有或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例外情形下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的规模不得超过基金资本的3%，也不得超过银行一级资本的3%，银行不得向其投资的基金实施救助等。法案还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银行只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美国还出台了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的高流动性证券资产配置须满足一定要求、限制其对风险较高债券的投资、缩短其投资组合久期限制等方面的新举措，进一步控制了货币市场基金风险。虽然美国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但是从美国政府出台的问题资产舒困计划救助对象中包括影子银行及其持有的“有毒资产”中，可以看出美国管理机构并不希望影子银行退出金融市场的舞台。
（二）英国2009年2月，英国通过了旨在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2009年银行法》，该法建立了干预和处置问题银行的特别处理机制。2009年3月，英国金融服务局了《特纳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的监管，呼吁限制信贷衍生品市场并确保投资者了解信贷衍生品市场的运作情况，建议集中清算信用违约掉期市场的大部分交易。2009年7月，英国政府公布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创立金融稳定理事会，强调通过英国金融服务局的监管执法来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危害。2009年12月，英国金融服务局与财政部联合了《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改革方案》，加强了对场外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要求衍生产品标准化，探索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强化了场外衍生品的交易对手风险管理。2010年3月，英国财政部公布了《高层管理人员薪酬报告监管规定》草案，要求对在英国经营的大型银行的薪酬体系进行充分披露，对年薪超过百万的雇员，其总薪酬的60%须在接下来的3年里递延支付。2010年7月，英国金融服务局要求所有信用评级机构注册，注册评级机构需严格遵守国际证监会组织有关利益冲突、公司治理、评级透明度方面的监管规定，并按要求披露相关评级模型和方法。2010年8月，英国金融服务局了《交易行为的审慎制度》（讨论稿），提出要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减少银行体系和其他金融体系之间结构性套利的机会。2011年9月，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提出了“围栏改革”的建议，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将零售银行业务与公司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分离，但没有《格拉斯—斯蒂尔法案》要求拆分金融机构那样果断和强硬。总体来看，英国由于私募基金业比较发达，因而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态度比较宽容，监管仍偏于宽松。
（三）欧盟2009年4月，欧盟委员会了《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引》（草案），其中规定，管理资金超过1亿欧元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欧盟范围内开展业务，需得到母国的许可并且需向东道国披露其风险暴露、业绩表现等情况。在私募和对冲基金方面，欧盟要求所有欧盟境内的另类投资基金提供证明其资质能力的报告以及内部治理、估值方法、资产安全方面的材料，并须满足最低资本金标准。同月，欧洲议会了《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规，加强了对欧洲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对信用评级机构在注册、治理结构、评级方法、透明度等方面采取比国际证券业协会更为严格的监管原则。欧盟委员会还提议成立专门针对欧洲大型跨境影子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协会，并着手对《巴塞尔协议Ⅲ》中交易账户、跨境机构流动性监测及特殊投资管道等内容进行改进。2009年10月20日，欧盟了《衍生品的未来政策行动》公告，包括建立统一的中央对手方法律框架、清算标准化合约的要求、交易信息库立法和提高透明度要求等。2010年7月2日，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案修订稿，提出由新成立的欧洲证券及市场监管局负责对欧盟境内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统一监管。
（四）日本日本并没有如欧美一样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而是将监管和应对举措的主要目标定位于防止外部风险内部化，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根据G20峰会提出的要求针对性地修订和完善了相关法规制度。2009年6月1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其中增加了关于信用评级机构的相关法律法规，如采取注册制、每年向内阁总理大臣提交报告、对发行的债券实行“双评级”制度等。当前，在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已经基本具备了要求对冲基金进行“注册”的有关规定。日本金融厅还将进一步扩充对冲基金在资产运用过程中有关风险管理状况的报告事项。2009年12月28日，的《金融商品交易业内阁府令修正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框架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包括完善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报告提供义务、现场检查、业务改善、停业、注销登记等监管事项的规定，限制使用未注册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等。同月，日本金融厅了《对主要银行综合监管原则的部分修正案》，制定了如完善薪酬委员会体制、确保薪酬体系和风险管理的一致性、公布关于薪酬体系的设计和运用等监管方针。2010年5月12日，日本国会通过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中，建立了对场外衍生品交易采取集中清算及交易信息的保存和报告制度。同时，日本金融厅要求加强金融机构证券化资产的信息披露，确保其基础资产的真实性，金融机构要审查相关资产的内容，加强风险管理，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监控大型金融集团的跨行业风险。日本金融厅还着手更新保险监管指引，其中对非传统保险领域的监管进行了加强，如对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和金融担保的风险管理等，并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
二、国际影子银行监管改革的启示
综上所述，当前国际上对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改革实践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强化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要求，将部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范畴，提高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强度；二是在影子银行和传统商业银行间设立隔离带，加强了风险隔离；三是建立风险处置预案，防范道德风险；四是关注并改进银行管理的薪酬激励约束机制；五是突出了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六是在加强影子银行的监管中，注重在稳健的基础上推进影子银行的监管改革。由此可见，虽然各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强化了对影子银行体系的有效监管和风险防范，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但是并没有把影子银行“一棒子打死”，认为它依然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的重要力量，对经济和金融发展有特殊的意义，影子银行仍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监管改革实践中，他们在强化监管的同时，注重提高影子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既保留了过去30余年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基本成果，注重引导发挥影子银行体系在提高金融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继续鼓励发展那些简单、透明、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影子银行产品和工具，确认了市场化仍是现代金融业改革发展基本方向，又强调了“疏堵结合”的监管思路，提出了有效管理影子银行风险、提高影子银行运行合规性和透明度的一些现实路径。
三、加强我国影子银行监管的建议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现状与问题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以下差异性：首先，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起步较晚，体系规模与国外相比较小，运行机制也相对简单，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与欧美发达国家以高杠杆率批发融资为特征的影子银行体系不同，影子银行活动主要表现为信贷融资，其他表外业务以及各类产品比重正逐步上升；再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参与主体众多，整个金融体系的关联度较高，盲目扩张和违规经营现象普遍；最后，我国部分影子银行业务缺乏明显的法制规范和有效监管。针对我国影子银行特点，借鉴国际影子银行监管改革的实践经验，加强我国影子银行监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有关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立法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但是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能完全覆盖“影子银行”或“影子银行业务”，因此亟需加强和完善银行理财产品、民间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投资基金、场外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细化模式要求，明确制度安排，提供立法支持，引导其有序发展，并尽快修订1996年的《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体制，加大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二）妥善处理影子银行创新与监管的关系金融创新是主方向，但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稳步开展有益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充分发挥影子银行体系作为传统金融体系有益补充的积极作用，以全面的金融监管、有效的风险控制保障金融创新的有序开展，要不断探索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与契合，实现监管与创新的协调发展，推动影子银行稳健、科学发展。
（三）强化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一是不断收集影子银行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并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为强化影子银行管理提供数据支持；不断健全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统计制度，以全面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及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转化、信用创造功能。二是引入逆周期调节机制和杠杆率的动态调整方法，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动态贷款损失拨备监管制度。三是尝试建立影子银行机构监管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快速纠偏机制、处置机制和处置应急预案，定期评估不同影子银行机构和业务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据此确定适合的监管方式和监管强度。五是建立传统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风险隔离机制，加强风险阻隔，防止风险交叉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