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起诉篇1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经济纠纷的起诉篇2
关键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经济纠纷的起诉篇3
[关键词]aDR；商事纠纷；商事调解；商事仲裁
【中图分类号】D9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16-2
aDR是“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意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原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由于各国诉讼制度改革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视，aDR被广泛推崇和使用。
一、aDR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aDR制度源于美国，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其僵化性和对抗性的缺陷。法院的案件大量积压，纠纷得不到快速的解决。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民事案件迅速增长，远远超出了法院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诉讼爆炸”。为了缓解法院的压力，快速处理纠纷，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aDR迅速发展。
2012年8月31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新法第122条规定：“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此条文中“民事纠纷”包括了除刑事案件、行政争议之外的几乎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商事纠纷占据较大的份额。新法第13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二）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三）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四）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由此，新《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调解的案件分流功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行调解”原则，与法院系统推行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原则具有一致性。
我国新民事诉讼的施行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随着我国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将纠纷诉诸法院已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下，如何妥善、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给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课题。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在缓解法院的压力的同时，使纠纷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交易规则、市场体系都在不断完善，商事纠纷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商事主体间的纠纷解决也逐步正规化，商事主体希望通过法律使商事交往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完善的救济途径。我国这次民事诉讼法的大修，专门强调了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对接，这是aDR在我国商事纠纷中运用的一大进步。
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以及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一）商事纠纷的特殊性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优劣比较在学界已经存在多年，无论在哪种立法体制下，商事行为的特殊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诉讼这个环节，对于民事纠纷和商事纠纷应当区别对待。商事主体，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商事主体所从事的商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为。商事行为以营利即资本增值为目的，具有集中交易、集团交易、批量交易和系列交易的特点，交易环节或链条较长。商事行为复杂灵活，更加注重营利性和风险性。商事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最大特点在于，商事纠纷的解决不单单是意思自治的救济，还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和社会利益。民事纠纷的形态往往是可以预知或类型化的，而商事纠纷在个案中表现不一，这就需要灵活多变的纠纷处理模式。
（二）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1.aDR的优势。首先，灵活而实用。相比诉讼，aDR最大的优点是灵活，针对不同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适当的aDR方式；其次，成本低。由于aDR纠纷处理机制的高效性，使得双方当事人在经济成本方面也获得了利益；再次，对抗性弱。aDR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主张双方相互妥协，相互推让，和平地解决纠纷；另外，aDR还有保守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当事人参与性强等优势。
2.商事纠纷中运用aDR制度的必要性。由于aDR制度自身的优点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一拍即合，有必要将aDR制度引入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
（1）aDR的灵活性可以实现商事纠纷中效率优先的要求。在法学家眼中公平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考虑的价值，但在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却具有从属性和辅，即对公平的追求不能妨碍商主体效益的实现。与此相对应，商事纠纷解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不是看权利义务的分配或收益与风险的分担是否对等，而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aDR中仲裁的内容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大大节约了纠纷处理的时间，避免了强制性规则的运用，符合其效率优先的要求。
（2）aDR有利于商事纠纷解决中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实现。如果说没有效率的交易安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话，那么没有安全的交易效率将会导致市场无序化的结果。aDR中无论是先行调解、仲裁或者其他解决方式都是在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的主持下进行的，相较于“民间私了”来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一方不服处理结果或者毁约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还可以得到救济，这就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后顾之忧。对于讲求诚实信用的商业市场来说，aDR在保障效率优先的同时，还可以防止诱发道德风险。
（3）aDR的低对抗性有助于实现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利益均衡。商事规则侧重于对动态交易活动的保护，强调对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商事主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或利益均衡。由于“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利益调整和利益衡量就显得非常重要。aDR主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讲求的是“友好解决”，在和平处理交易双方纠纷的同时，保护利益相关人的合法利益、同行业有序的商业规则，乃至全社会的经济利益。
三、商事调解及商事仲裁
前文说明了商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引入的必要性。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商事调解和商事仲裁制度的运用。
（一）商事调解
2002年以来，以人民调解肇始，由诉讼外调解波及至诉讼调解，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去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调解，经历了人民调解的复兴、诉讼调解的强调、法院调解的社会化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官方倡导的“调解优先”，带来的是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频繁互动与深度合作，以及以调解为中心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与繁荣。
在商事纠纷方面，保险业、证券业率先引入了商事调解制度。例如，保险业根据最高院和保监会的精神，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向保险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1年成立证券调解专业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2012年设立证券纠纷调解中心，健全了证券纠纷调解组织体系。另外，法院和仲裁机构也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各争议解决机构积累的人才、制度、组织资源，并能成功地解决调解协议执行力的问题。2012年，不少法院、仲裁机构设立了调解组织，实行独立的调解程序。虽然我国在商事调解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很多商事纠纷还是无法纳入商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如何更好地运用商事调解制度来处理商事纠纷，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商事仲裁
仲裁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的主要优点在于不公开性，并且当事人可以对仲裁程序的环节及仲裁时间进行必要的“裁剪”以适应当事人的特殊需要，而无须受定型化的法庭规则的制约。所谓商事仲裁，是指发生了商事争议或纠纷的商事主体，通过事先或事后达成一定形式协议的方式，将有争议的商事权利和义务事项，提交第三人（仲裁人或公断人），由其作居中裁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商事争议或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制度。在商事仲裁中，由于当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仲裁人，仲裁员又多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因此仲裁结果也更容易被当事人所信服。在世界各国仲裁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仲裁形式，例如，书面仲裁、友好仲裁制度、“高―低仲裁”、最后报价/摆钟/棒球仲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合并仲裁等制度。这些制度都是本着简化纠纷解决程序、“成本最小化”、“交易最大化”的目标，将仲裁制度不断完善，使其更符合交易当事人的需求。此外，国际商事仲裁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以借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判例为解决国内商事纠纷提供蓝本。
商事纠纷的解决，不仅承载着商事交易双方利益的保护，还关乎社会责任。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手段运用上也不应拘泥于商事调解或者商事仲裁。英美法系中的“指导性评估”、“小型审判或咨询法庭”，“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复合性纠纷解决程序已经成为趋势。将仲裁、调解相结合，或者是使用商事主体间认可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只要能在商主体之间产生公信力又不损害公共利益，更好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都可以作为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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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起诉篇4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94-02
一、垄断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垄断纠纷类型
垄断行为是排斥与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具有完善市场结构、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经济安全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垄断民事纠纷，对于垄断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自发垄断法颁布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处理垄断纠纷是适用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仅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还应以民法通则作为补充，在反垄断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部分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审理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对于诉讼时效进行了细致规定。
二、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适用规则
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胜诉权，对于诉讼时效以效率为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目的是在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所谓的“诉权”产生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一是时效完成，义务人获得以时效抗辩权，二是义务人在诉讼中一旦使用以时效抗辩，使得权利人败诉。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对属于其调整对象的权利具有统领作用。因为基于垄断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为普通的财产权利，属于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之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通过纵观过民商法法律的适用范围，因垄断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属于一般性的民事财产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对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特别规定。对此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适用其一般原则即对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纳主观主义的标准，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上和效力上，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一般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对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还做了区分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垄断行为施行的是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行为，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对于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着具体的影响。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应依赖于行政执法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对查明争议事实应有独立性。但是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垄断行为并主张自身权利是积极行使权利从而如同提讼般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反垄断执法主体是以行政权为轴心而展开执法活动的，诸如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关等，均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垄断行为案件中的有着特殊地位，垄断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反垄断法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准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据这些规定进行认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与发展，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为在反垄断司法程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主体的，因此在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与普通案件相比必然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会因为行政争议产生垄断纠纷，但这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当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纠纷并需要民事赔偿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均因垄断行为而引发，但是有可能纠纷的性质有所不同，会分为侵权行为的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纠纷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是有区别的。
因合同产生的垄断纠纷在诉讼时效规则上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个方面，因垄断导致的合同纠纷，争议内容通常都是合同的效力，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撤销合同或者请求解除合同，以及随后的赔偿损失和返还责任。在《反垄断法》规定了以垄断协议实施垄断行为的具体规定，如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如果是上诉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就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交易人可以提起对经营者的反垄断诉讼，在这样的诉讼纠纷中，相对交易人可以依据跟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诉讼，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诉讼时效上面可以依据合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一般是根据请求权的法律原理分析诉讼时效。民法上的请求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原权的请求权，比如在合同期内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一类是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比如当合同相对人违约后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理论界的普遍观点，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应当是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产生的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因其基础权利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意义上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在垄断行为纠纷中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章对垄断协议的规定使得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可以适用合同法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垄断导致的侵权纠纷，相对人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不论相对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因垄断受到损害的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并没有跟其他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在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原告时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对于因垄断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条进行了规定。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细化，审理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关于侵权赔偿问题应予适用。
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方面与上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应当进行有所区别的适用。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这就出现了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垄断协议的存在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的问题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而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自身的权利，防止因为权利人的拖延，导致权利状态处于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反垄断纠纷中，无论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还是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在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垄断协议、行为相对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垄断协议的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些情形，只能在个案的审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垄断纠纷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仍应表述为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这一条对于第三人同样适用。
经济纠纷的起诉篇5
论文关键词股东权利利润分配请求权可诉性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一、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的制度性原因及其实质
（一）利润分配纠纷的制度性原因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兼具资合性与人合性的公司组织形态，即资本与个人信用共同构成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信用基础。人合性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彼此信赖关系，由此导致有限责任公司较之于其他公司形态如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为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是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之根本体现。股东权利的范围以股东出资占有的比例为限，也即意味着在有限公司的治理中要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
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秩序下，封闭性与资本多数决原则共同作用，有利于达到公司设立与经营的经济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公司治理环境也为控股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来侵害少数股东的权利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常见的情形一般是控股股东利用对股东会的操纵，虽然已经做出分配股利的决议但拒绝实际履行，或者公司未形成分配股利的决议且拒不分配股利、只分配极少的利润。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而产生。“是否分配，分配多少以及何时分配都属于公司的自治事项，少数股东只能服从”。所以，封闭性与资本多数决原则是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发生的制度性原因。
（二）利润分配纠纷的实质
上文描述了利润分配纠纷的产生原因，不难看出利润分配纠纷的中心在于股东权利。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在本质上表现为股东权利的滥用，且有限公司的人合性与资合性特点决定了股东权利是一种兼具人身性与财产性的综合权利。利润分配权正是股东财产权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资本的逐利性也表明分配利润是股东出资设立与运作公司的初衷。由此逻辑可以判断，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实质上就是围绕股东权利的纠纷。
二、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的救济现状
（一）一般救济模式的考察
《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分红权”的规定明确了股利分配的原则，但是对违反公司股利分配原则的法律后果以及股东如何具体行使股利分配权的相关程序规定则较为模糊。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20条规定了股东滥用权利的责任。第2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为股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提供了法律依据。一般的探讨大都着眼于本条第3款关于“刺破法人面纱”的规定上，即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但缺乏对第2款解决股东利润分配纠纷的考察。如前所述，利润分配纠纷发端于控股股东对股东权利的滥用，故依据此条规定，少数股东似乎可以主张自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问题在于向谁主张，即损害赔偿之诉的被告是谁。
上文指出利润分配纠纷的常见情形，纠纷的直接原因是股东会的利润分配决议——通过不利于少数股东的分配决议或者决定不讨论分配计划，直接责任主体是公司的治理机构而不是股东。在不考虑特殊情形的情况下，股东会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决定关于公司治理的事项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如果轻易直接拷问股东的行为，是否有违公司自治的原则？法律规定“刺破法人面纱”这种特殊情形也不是动辄就破除公司自治的界限，而是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解决的是公司与外部的关系。利润分配纠纷是公司的内部纠纷，解决公司内部纠纷应当以维护公司稳定为原则，以直接追究股东责任为例外，要充分重视有限公司的人合性。通过以上分析，由于本诉被告的确认条件与利润分配纠纷的性质不相符合，故《公司法》第20条第2款关于“损害赔偿之诉”的规定并不适合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
《公司法》第75条第1款第（1）项规定“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股东在一定情形下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本诉为利益受损股东提供了退出机制，且从维护公司整体稳定的角度出发，对提起本诉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前置程序和时间限制。但是这并不能周延地解决现实中的某些纠纷。如果利益受损股东仅以请求应得的利润份额为目的，并不愿意退出公司，他就不能依本条规定提起诉讼。如果控股股东意图“逼迫”少数股东离开公司，那么股权回购的诉讼将正中其下怀，反而对少数股东更为不利。由此，有学者认为股权强制回购之诉提供的退出机制具有被动性，不能满足某些利润分配纠纷当事人的诉求。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情形，司法解散公司之诉也为利益受损股东提供了退出机制，但由于同样的被动性，本诉也不当然适合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加之其对持股比例有一定的要求，从而增加了少数股东发起诉讼的难度。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解散公司之诉的结果具有彻底性，一旦公司被解散，本属于公司内部治理环节的纠纷就会外化为解散清算程序中的问题。公司的财产将依法定顺序进行分配，少数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就会因为公司主体的消灭而更加难以实现。
以上是现行《公司法》提供的关于股东权利救济的三种司法途径。这些救济模式在表面上都能达到单纯的解决纠纷的目的，但因为利润分配纠纷的特殊性，它们并不是解决此类纠纷的理想选择，要么不符合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特点，要么不能达到股东权益和公司治理稳定的平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们对于少数股东而言存在针对性不足、实效性不强、成本过高的问题，尤其是没有提供一个既能救济权利又不至于被迫退出公司的两全之策。出于对公平的考虑，法律有必要为那些不愿意或不能离开公司的股东提供一个新的寻求公平救济的机会。
（二）司法实务对利润分配纠纷的态度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面对股东利润分配纠纷各地各级法院有不同的解决思路。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在没有特别约定且公司亦没有相应分配决议的情况下，主张盈余分配没有法律依据”。也有法官认为，在公司没有作出利润分配的决议前法院不宜直接作出判决；对于公司不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知其他股东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根据多数的意见作出是否分红的判决，但是分多少、如何分则不在判决之列。
上海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已有分配方案的，可以根据股东出资的具体条件予以判决；对于是否分配以及分配比例公司未作决议的，法院不宜直接裁判。江苏高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4条规定，原告要求公司给付利润应具备如下条件：（1）原告具备股东资格；（2）公司依法有可供分配的利润；（3）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4）公司拒绝支付股利或未按已经获得批准的利润分配支付股利。还有法官基于对“利润分配一般属于公司自治事项”的考虑，认为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22条关于“无效决议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决议无效之诉或撤销之诉。
司法实践中，还有的法院则明确表示对此类案件不予受理，认为公司是否分配利润及如何分配利润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尽管也有实务界人士指出，人民法院对于公司纠纷应根据《公司法》就有关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依法介入，不能仅以争议属于公司自治范畴而不予受理，但是也认为司法介入只是对公司自治机制的补充和救济，因此对于公司的内部纠纷，人民法院应采取慎重态度，坚持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当事人没有穷尽公司内部程序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处理利润分配纠纷案件要注意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与少数股东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利益平衡，实现对该原则的遵守与少数股东权利的保护并重。
以上对司法实务界的介绍表明其对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虽有不同的思路，但似乎也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公司的自治权限，不轻易介入利润分配纠纷。然而，有限公司的股东利润分配纠纷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在现行《公司法》本身不能提供良好的救济且司法实务界采取较为保守的立场的情形下，如何达到定纷止争且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目的？
三、建构新的模式——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一）利润分配纠纷的可诉性分析：回到利润分配权本身
在对利润分配纠纷之实质的分析中，已经明确此类纠纷是围绕股东权利而产生的纠纷。利润分配权是股东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股权，基于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产生；利润分配权在性质上属于股东的自益权，区别于共益权；同时还是股东的固有权利，非经股东同意不得由公司章程或公司机关剥夺或限制此项权利，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诉讼的规定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位（派生）诉讼，两者区分的标准就在于股东提起诉讼是基于自益权还是共益权。《公司法》第153条规定了股东维护个人利益的起诉权，第152条规定的是股东为维护公司的起诉权。
股东直接诉讼中股东诉权的基础权利是自益权，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享有的权利。损害赔偿之诉、股权强制回购之诉与司法解散公司之诉都是股东直接诉讼。更进一步可以说，即使是股东代位诉讼所依据的股东共益权究其本质也是来自股东自益权的刺激。因为股东代位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司整体或者全体股东的利益，而整体的利益正是股东自身利益的根本保障。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明确的是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同公司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纠纷一样，皆因股东权利被侵害而起，它们具有原因上的同质性。如果其他纠纷可以诉讼，那么利润分配纠纷从诉权所依据的基础权利的角度出发，同样具有可诉性。因此有学者指出，尽管公司法理论和实务对于股东直接诉讼的种类尚未形成定论，但是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应当属于股东直接诉讼。这个观点也有司法实务界的呼应，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属于股东权益的纠纷，从类型化的角度将其归类为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之诉或违法分配利润的返还之诉。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结合对利润分配请求权性质的阐述，论证了利润分配纠纷的可诉性。
（二）利润分配纠纷的诉讼特点与案由分析
利润分配纠纷的诉讼标的对原告及其他少数股东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所以纠纷的裁判结果对其他少数股东具有利益上的波及性。有学者将这种波及性表述为判决的“扩张效力”。原告的诉权在程序上与实体上是统一的，区别于股东代位诉讼。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原告的股东举证能力相对较弱，比如对于是否具备分红条件这样的争议，需要查阅会计账簿，而一般的股东是难以获得的。
公司诉讼类型的多元化表明没有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对所有公司纠纷类型都具有因应性、对应性的公司诉讼机制。按照一般的诉讼机制设计一元化的公司诉讼机制，无法解决特定情况下的公司诉讼既判力的扩张问题。但为了适应既判力扩张之需要而采取特殊的诉讼机制，可能产生侵犯当事人处分权的问题，影响当事人诉讼主体的实现。这个矛盾也为建构新的利润分配纠纷救济模式提出了挑战。确定诉因或者案由是诉讼程序的逻辑起点，建构新的诉讼机制必须要解决此类纠纷的案由或诉因问题。
奚晓明、金剑锋法官在《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确定的22种公司纠纷案由并未涵盖全部公司纠纷的类型，导致许多公司纠纷不易确定案由，对正确认定案件性质产生了不利影响”。蒋建湘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总结了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1）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2）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3）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之诉；（4）董事、高管损害赔偿之诉；（5）有限公司转股之诉；（6）有限公司退股之诉；（7）解散公司之诉。虽然在诉因的数量上相比现行《公司法》有较多的延伸且利润分配纠纷似乎可以归入“决议无效或撤销之诉”，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诉因与案由，解决此类纠纷的程序就会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建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针对上述分析中提出的利润分配纠纷案由和诉因问题，李建伟教授在其著作《公司诉讼专题研究》中专章介绍了有限公司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这个概念符合解决利润分配纠纷的需求，因为它直接表明了此类纠纷的诉因与案由，利润分配的纠纷实际上就是关于股利分配的纠纷。由此概念出发，结合现有的理论探讨，我们可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利润分配纠纷救济模式。
利润分配纠纷属于公司诉讼，在诉讼实践中当然受到商事审判思维的指导和制约。较之一般的民事审判，商事审判思维具有如下特点：（1）民事审判强调公平，商事审判侧重效率；（2）民事审判注重静态保护，商事审判侧重动态保护；（3）商事审判中的司法判断不得轻易取代专业的商业知识判断；（4）商事审判应更多汲取民事仲裁的经验。商事诉讼更加追求效率，重视对商业利益的保护；审判程序必须简单易行。用“类型化”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1）意思自治原则；（2）外观优越原则；（3）快速迅捷原则。根据以上特点和原则的指导，我们可以建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主要构成要件。
（四）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主要构成要件
首先是管辖法院的确认。李建伟教授认为可以直接依照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管辖的一般规则。韩国商事法规定公司诉讼无一例外地专属于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管辖，以防止一个公司诉讼在多个法院起诉而产生管辖争议，不允许对公司诉讼加以协议管辖或任意管辖。这一规定符合商事审判的效率要求，故可以在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建构中借鉴。
其次是当事人主体资格的确认。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原告当然是利润分配权受侵害的股东，在上文关于“损害赔偿之诉”的分析中提到了利润分配纠纷的适格被告应当是公司，而不是控股股东或公司的治理机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原告必须是实缴出资的股东，否则其利润分配权无从谈起。有限公司的股东会是股利分配的决定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治理机构，它们不负有分配股利的义务，二者不宜成为被告或共同被告。
再次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利润分配纠纷不是典型的民事诉讼状态，突出的体现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尤其表现在举证能力的差异上。股东直接诉讼遵循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是应当由了解案件事实、实际掌握和控制关键证据的一方负举证责任。考虑到双方获得信息的不对称性，为维护公平的诉讼机制，在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中应当采取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原告应当证明如下事实：具备合格的股东身份；被告存在不分配或不当分配利润的事实；存在欺压或不公平对待行为；穷尽了公司内部救济途径。其余事项应当由被告公司举证。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证据，法院可以任命技术专家辅助调查相关专业问题。
然后是判决的效力问题。李建伟教授认为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扩张力，也即上文在论述利润分配纠纷的特点时指出的“纠纷的裁判结果对其他股东有利益上的波及性”。但是此项判决的扩张力不是绝对的，即判决具有一定的对世性且没有溯及力。如果原告获得胜诉判决，则该判决为形成判决，具有对世性及绝对的效力，对于未起诉的股东具有“预决”的效力。其他股东要承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提起诉讼。
最后是诉讼费用的分担与诉讼担保。诉讼费用的最终承担取决于裁判的结果。为调动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积极性，在原告胜诉后，法院可以从判决公司分配的股利金额中按比例扣除一定金额补偿原告的诉讼费用。如果原告提起的是具体的股利分配诉请且有明确的数额，可以按照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如果原告提请的仅是要求公司做出分配股利的行为，则可以按照非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同时，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诉讼权利，可以规定一定金额的诉讼担保费用。
（五）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制度优势及批评
基于对权利救济成本的考量，可以说相较于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救济途径对有限公司的股东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不分或者少分股利的策略有可能正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排挤少数股东的阴谋。此种情形下，股份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可以抛售股票轻松退出，而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由于缺乏公开的交易市场，且股权转让也通常受到限制，少数股东准让股权难易得到平等对价。此种意义上，强制分配股利之诉可以为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一种相对周全的救济方式。
任何一种新的制度架构在实践中必然会面临批评的声音。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一样受到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质疑。对“美国wp公司与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分析中，律师指出如果股东会通过了股利分配方案而董事会拒不执行的，股东可以直接以公司为被告提起给付之诉，因为分配方案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形成了具体的债权摘取关系。但是该案中法院判令公司向其股东分配股利并代为确定分配方案的做法既不符合法学理论也不符合司法实践。律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固然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被告公司的人必然要代表当事人的利益。
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已有决议但公司拒绝履行而产生的分配纠纷可以通过诉讼来强制分配，但是对于尚未产生决议的分配纠纷就不适合通过诉讼来解决了，指出股东的利润分配权是一种期待权，依赖于公司的自治权而存在。此观点尽管承认拒不分配股利的行为严重挫败了有限公司少数股东的合理期待，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做出尝试性的跨越——扩大对拒不分配股利行为的诉讼可能，仍保守地试图利用“股权强制回购之诉”来完成救济。李建伟教授基于对“积极剥夺”和“消极剥夺”的区分，认为即使此种权利属于期待权，公司拒不做出分配决议的行为也是对股东权利的侵害，是对股东利益的消极剥夺。
经济纠纷的起诉篇6
法定代表人：李金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阎玉朋，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人：贾邦俊，宏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勇，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
委托人：徐玉光，北京徐玉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李明平， 北京徐玉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天津天狮生物工程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武清开发区源泉路。
法定代表人：李金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贾邦俊，宏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张云飞，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武清开发区源泉路。
法定代表人：李金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贾邦俊，宏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张云飞，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天狮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勇及原审被告天津天狮生物工程公司、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管辖权异议所作出的（2000）高知初字第3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非专利权侵权纠纷，而是一起合同履行中的纠纷。该纠纷应适用当事人之间的约定。2、陈勇于2000年5月18日对天津天狮生物工程公司提起诉讼，后于2000年10月6日又补充起诉天津天狮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两次起诉，不能采取后诉归并先诉的办法处理。请求本院撤消原审裁定，支持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主张。本院审查期间，上诉人进一步将其上诉理由和请求明确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因合同产生的纠纷，而不是侵犯专利权纠纷，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应移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陈勇答辩称：1、答辩人之补充起诉并非经济合同纠纷，而是侵权之诉。上诉人未经专利人允许擅自将专利转让给天津天狮生物工程公司使用是一种侵权行为。2、上诉人的这种侵权行为是由于上诉人的严重违约所引起的，上诉人负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3、天津高钙素系列产品是答辩人在北京市购得的，且封存于公证处并进行了证据公证，北京当然为侵权行为结果地，因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4、答辩人在2000年5月起诉天津天狮生物工程公司，后又补充起诉并提高标的额，追加天津天狮经济发展总公司为共同被告，因前后之诉均为侵权之诉，且诉争原因均为对答辩人的专利侵权，故前后之诉自然应合并审理。故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鉴于上诉人持其与陈勇之间的纠纷是合同纠纷而不是专利侵权纠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应移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理由，请求改变原审裁定，故本院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主要围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论的双方之间是合同纠纷还是专利侵权纠纷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审查。经审查证实，陈勇对天津天狮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狮生物工程公司和天津天狮集团有限公司提起的是侵犯专利权之诉，而不是违约之诉。按照当事人诉讼请求确定人民法院审理范围的原则，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不能擅自改变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至于被上诉人提起侵犯专利权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究竟存在何种真实的法律关系，属于实体审理的范畴，不应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解决。因此，上诉人以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同纠纷而不是侵犯专利权纠纷为由，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应移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济纠纷的起诉篇7
关键词： 电视媒体 社会纠纷 多元化 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trouble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经济纠纷的起诉篇8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票据作为支付工具和结算手段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其信用功能、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也越来越得到了加强。伴随着票据在我国经济交往中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各种与票据相关的纠纷也在逐渐增多。这些票据纠纷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直接的权利损害，而且会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票据诉讼的特别程序，而普通诉讼程序的设置又没有充分考虑票据和票据纠纷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审理程序复杂，诉讼时间较长，不利于票据纠纷的及时、有效处理。故此，必须通过立法加以完善。本文通过对票据纠纷之特点的分析，借鉴国外对票据诉讼的立法经验，对我国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设立我国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具体建议。
票据是指由出票人签发的，无条件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支付一定金额，可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它可以代替现金为支付活动，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携带大量现金而带来的不安全性，而且还可以避免清点现钞时可能产生的错误和所花费的时间。票据具有结算的功能，债权人与债务人可以使用票据进行相互支付，从而使其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原来的账目因此得到结清。票据还是一种信用的工具，它既可以作为商业信贷的重要手段，又可以用作延期付款的凭证，还可以作为债务的担保。票据作为流通工具，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信用货币代替现金用于支付和流通，从而节约商品流通环节中的货币资金，加快商品周转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依照背书制度，背书人对票据付款负有担保义务，因此背书的次数越多，对票据兑现人数也越多，该票据的可靠性也越高，这样就又提高了票据的流通性，使票据的流通日益频繁和广泛。票据还具有融资的功能，由于汇票和本票的付款都是在将来的一定期日，而未到期前，持票人可能发生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为调度资金，持票人便可以将其持有的未到期票据以买卖方式转让于他人———票据贴现，通过票据贴现实现票据融通资金的功能。正是因为票据具有这些特殊功能，因此，有人将票据比作“能够带来金钱的魔杖”，[1]赞誉票据是“商品交易的血管中流动的血液”、[2]“世界不可缺少的第五要素”，[3]强调“商事之需要票据，如船之需要水”。[1]也正因为票据对市场经济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票据制度和公司制度，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基石。[5]
从上述票据的功能和特点来看，票据权利是体现在票据上的证券权利，是需要迅速转让、流通的金钱债券，与普通债权相比，它具有极强的流通性。所以，票据权利纠纷客观上要求得到迅捷的审判，以便票据流通性得以实现。票据的无因性、文义性、要式性决定只有持有票据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且，持票人只能以票据证明其权利。因此，在票据权利纠纷诉讼中，票据具有极强的证明力，法官不但可以通过原告持有的票据来确定票据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而且，法官仅凭该票据就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在该票据纠纷中的权利义务内容。这为建立简易的审判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的程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然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是1991年颁布实施的，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初创期，人们对票据的认识相当模糊，社会经济交往中使用的票据也仅仅是一种支付的工具，票据的流通性和信用性功能尚未充分显现。而且，那时我国票据诉讼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人们只是针对《民事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对于“什么是票据纠纷”“票据纠纷的范围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一些实用性的简单探讨。所以，当时在我国建立票据诉讼程序的条件并不成熟。
随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颁布，特别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票据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借鉴国外对票据诉讼的立法经验，适时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就很有必要。
一、票据纠纷与票据纠纷的特点
199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将票据纠纷从普通的民事纠纷中分离出来，并就其管辖问题做出了专门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的此项规定在当时是具有超前性的。[6]由于该项规定虽然明确了票据诉讼的管辖，但是，对于“什么是票据纠纷”、“票据纠纷的范围是什么”等问题都没有回答，因此造成了学术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对票据纠纷适用问题上的极大混乱。本文作者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尴尬：在的一宗涉及票据的诉讼中，某市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就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某铁路物资公司提起的票据纠纷案件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对此，该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不服裁定，并向S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S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如下裁定：“本案系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义务争议，在案件类别上应归于票据纠纷的范畴，原审法院以此立案并无不当”，据此驳回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然而，在该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S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却又作出了一审判决“以票据纠纷定性欠妥”的认定。同一个高级人民法院的同一个经济庭况且都能就同一个案件作出如此相互矛盾的裁定和判决，可见，如何正确界定票据纠纷，不仅是理论界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于票据纠纷的界定，在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曾经有过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票据纠纷定义在“因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而与票据债务人所发生的纠纷”中。显然，这一种定义是沿用了学理对“纠纷”定义的习惯作出的，即“（票据）纠纷就是基于（票据）法律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此种划分明确地将票据纠纷界定在“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范围之内。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票据纠纷应当包含所有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即凡是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都是票据纠纷。根据此类划分，票据纠纷不仅包括“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还包括“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和“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范围大大超过第一种划分。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发生的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票据关系是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票据关系一旦成立，就形成了票据债务人无条件向票据债权人支付票据所记载之金额的关系。如果票据债务人未尽支付义务而与票据债权人发生争议，这就形成了票据纠纷。对此，学理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无争议。
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即票据的基础关系，是指并非由票据法所规定的，而是由民法所调整的，作为票据授受前提的关系。包括票据的原因关系、票据的资金关系和票据的预约关系。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在票据授受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尽管它对票据关系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当票据关系一旦形成，它就与票据关系分离而独立存在，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否有效，对票据关系均不产生影响。因此，票据的基础关系并不为票据法所调整，而是由民法调整。所以，当票据的基础关系发生纠纷，我们只能适用民法的规则加以解决。因此，将“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归于票据纠纷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是指那些不是基于票据行为而发生，而是根据票据法的直接规定而发生的法律关系。譬如，票据上的正当持票人对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的票据返还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上权利的持票人对于出票人或承兑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票据付款人付款后向持票人行使交出票据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等。由于这些权利义务不仅与票据有关，而且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票据权利的行使有协调和补充的作用。所以，这类关系是基于票据法规定而直接产生的，是为票据法所调整的，显然不能将它们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将这种“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排除在票据纠纷的范畴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见，把票据纠纷局限于“因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而与票据债务人所发生的纠纷”的范围显然是过于狭窄，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而将票据纠纷界定为是所有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即把“基于票据关系发生的争议”、“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的争议”以及“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均纳入票据纠纷的范畴，又显然犯了“矛盾扩大化”的错误。因此，我们将票据纠纷界定在“基于票据关系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的纠纷”的范畴，[7]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也是能够为司法实践所接受的。[8]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将票据纠纷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它包括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两种；第二类是“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它又包括票据上的正当人因行使票据返还请求权而与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发生的纠纷、票据持票人因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而与出票人及承兑人发生的纠纷、票据付款人付款后因行使交出票据请求权而与持票人发生的纠纷、持票人因丧失票据而引起的特殊票据纠纷等等。
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有别于普通民事权利的特殊权利，因此，这种基于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票据纠纷，存在一些有别于普通民事纠纷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
第一，权利请求的多重性。票据权利是一种包含两重性的权利，即票据权利人为实现其票据权利，票据法既赋予持票人对付款人的付款请求权，而且还赋予持票人在付款请求权不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因此，当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不获实现而发生纠纷后，持票人不仅可以向票据的主债务人提起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请求该票据主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也可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提起追索权诉讼，主张票据金额及其他相关费用。
第二，权利请求的顺次性。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期待性权利，它不同于现实性的权利，它的行使往往需要在某种条件成就后方能进行，比如追索权的行使应当是在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不获实现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当持票人向其他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追索权之前，必须以持票人向票据主债务人请求付款不获实现为前提。换句话说，在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和票据追索权时，应当先向票据主债务人行使付款请求权，在遭到票据主债务人拒绝后方可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追索权。[9]
第三，权利行使的无因性。在票据关系中，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权利人取得票据的原因，以及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票据权利人既无说明之义务，义务人也无审查之权利。也就是说，票据权利的有效与否，不以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有效与否为前提。因此，当发生基于票据关系争议的纠纷时，票据债权人只需证明其所持有的票据在形式上是有效的，转让背书是连续的即可。而无需对其所取得的票据的实质关系进行证明。
第四，权利请求依据的文义性。票据纠纷的权利义务关系往往都是非常明确的，一般由票据上的文义和票据法规定，纠纷的出现是在于当事人不愿意履行自己在票据上载明的义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不必对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查，而直接通过票据文义进行审判。
第五，权利请求内容的不可替代性。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完全的金钱性权利，即票据权利只能是一种金钱权利且其标的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时，债务人只能以金钱支付，而不能用其他标的替代。因此，当发生因行使票据权利的纠纷而提起诉讼时，当事人只能向票据债务人提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及相关费用等以金钱为标的物的请求，而不能要求票据债务人以其他等价物替代。
第六，权利行使主体和权利相对人的确定性。基于票据具有的文义性和无因性特征，票据关系的权利人和义务人是可以通过对票据文义记载的审查加以确定的。票据的债权人就是票据的持票人，该持票人通常是在票据中被记载为收款人（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或最后一个被记载为被背书人（经过背书转让的票据），以及其他因履行了票据义务而取得票据的被记载为被背书人的人。而票据的债务人就是在票据上为记载的票据行为人，包括在票据上为出票、承兑、背书、保证等行为的人，由于这些票据行为都是以行为人在票据上签章作为其成立条件，因此，这些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人通常也就是票据的债务人。
第七，权利行使期限的短暂性。由于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只以持票人持有票据为必要，而不究其发生的原因，也毋须通知债务人。正是票据具有的这种无因性特征，使得票据的流通成为可能。而经过流通的票据，债务人往往就会有多个，票据权利人若不及时行使票据权利，就会使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同时，由于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得以清结，也可能会造成一连串的不良反应，因此，票据权利的行使应以迅速为宜。所以，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权利的时效规定的都比较短。这样，票据权利人很容易因为疏忽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请求期限。如果持票人以因时效消灭而丧失票据权利的票据请求付款被拒绝后，该当事人就不能提起票据关系纠纷诉讼，而只能提起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诉讼———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
票据关系纠纷的上述特点不仅可以区别于普通的民事纠纷，而且，它也不同于因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鉴于本文是针对解决票据关系纠纷的程序设置而展开的，因此，关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的特点，本文不作详细阐述。
二、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必要性
在阐述在我国设置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理由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国外关于票据诉讼特殊程序的立法状况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在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票据法系[10]中，最早的是法国法系。[11]公元1673年的法国《商事条例》被认为是最早包含有关于票据规定的成文法，为欧洲其他国家制定票据法提供了范本。[12]但是，由于法国法系的票据多延袭旧时的习惯，认为票据为输送金钱的工具，并以票据为证明票据基础关系的契约，[13]因此，在法国法系的票据法中，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基础关系并未截然分离，使票据的流通功能和信用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妨碍。正因为法国法系对票据的流通作用和信用作用考虑不多，没有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作严格的区分，缺乏产生票据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法国法系国家中没有产生票据诉讼专门制度。
“票据诉讼”作为一项特有的诉讼制度，最早产生于德国法系，而以德国为代表。德国的票据诉讼制度具有悠久历史。早在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邦法中，就初步建立了票据诉讼制度。1877年1月30日颁布，187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则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规定了审判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的特别程序———票据诉讼程序。该程序充分体现了德国票据法的特点和立法旨意，严格区分了票据关系纠纷和票据的基础关系纠纷，并对票据关系纠纷规定了特殊的、简捷的审判程序，实现了对票据权利人利益的快捷、有效的保护，促进了票据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经过一百多年司法实践的检验，德国票据诉讼程序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票据关系纠纷的诉讼程序。
英国法系虽然也重视票据的流通性，并严格区分票据关系和票据的基础关系，但由于其诉讼法的传统与德国法系国家迥然不同，最后也没有诞生票据诉讼的专门制度。英美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不成文”是它们的法律传统，民事诉讼法也不例外。英美的民事诉讼法历来以判例为主，只是到19世纪末，英国才制定第一个成文的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诉讼规则》，而美国则更晚，1938年美国才有统一的成文民事诉讼法———《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不仅如此，英美所规定的民事诉讼规则也根本不及大陆法国家民事诉讼法的系统、全面。因此，即使有了成文的民事诉讼规则，在英美民事诉讼中仍然充斥着大量的判例法。英美的法律传统导致了英国法系难以产生票据诉讼程序。德国法系中的“票据诉讼”一词，对英国法系来说是极其陌生的，以致于在美国权威的法学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Fifthedition）中，也没有票据诉讼这一词条。
日本是另一个票据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在大力加强票据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日本还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规定，以推进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1890年日本颁布的《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票据诉讼程序。但是，由于日本的票据法律制度建立较晚，票据运用在当时也不及德国发达，因此，设立票据诉讼程序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某些诉讼关系复杂化了。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日本在1926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就完全取消了票据诉讼程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到1964年日本再次修订《民事诉讼法》时，日本的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票据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由于票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运用非常广泛，日本也逐渐地成为了一个“票据王国”。在这种背景下，实业界对增设票据诉讼程序也表示出了强烈的愿望，因此，日本在这一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又重新恢复了票据诉讼程序，并在以后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得以完善。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票据诉讼程序解决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确实要比适用通常程序的审理效率更高。从日本对票据诉讼立法的几次反复可以看出，票据诉讼制度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票据盛行的国家里是有其必要的。
通过考察票据诉讼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德国之所以最早设立“票据诉讼”制度，日本之所以能使票据诉讼制度充分发展和完善，除了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票据法律制度相当发达，票据使用非常广泛，因而客观上需要对票据权利进行特殊保障外，还因为，第一，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十分强调票据的自治性质，[14]他们将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基础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使票据成为典型的无因证券。[15]由于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非常注重票据的流通和信用两大功能，要确保这两项功能的实现，就需要票据能够满足快捷、安全转让的要求。为了保证这一实体法要旨得以实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建立能够迅捷地审判票据案件的制度十分必要。第二，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强调票据的要式性和文义性，它们对票据的形式要求十分严格，票据事项的记载不仅是确定票据权利的依据，而且一定记载事项的欠缺还将直接导致票据的无效。也就是说，票据形式的完整性是确认票据效力的依据，而票据文义记载的内容是确定票据权利的依据。这一实体法的要求为建立简易、迅捷的审判程序提供了可能性。可见，在票据发达的德国和日本，以票据制度自身的特点为内因，以促进票据的流通，加速经济发展为外因，二者的结合是最终导致德国和日本票据诉讼的产生和发展完善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后，1921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民事诉讼条例》曾规定票据诉讼程序，但该条例因为北洋政府的迅速垮台，未及施行就被废止了。此后在旧中国的民事诉讼法都没有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票据法律制度一度荡然无存，票据诉讼制度当然也就无从建立了。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规定了有关票据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还处在经济转型过程，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此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还不甚活跃，票据作为市场经济交易工具的功能尚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实现，人们对其还存在较大的距离感。而且，我国此时也还没有一部统一的票据法，因此，即便是在法学界，对有关票据法的知识也知之甚浅，人们甚至对什么是票据纠纷案件都不能做出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界定，自然也谈不上设立票据诉讼制度的问题了。
1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正式颁布并于1996年1月实施后，票据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支付工具和重要的结算手段。票据在我国经济交往中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各种与票据相关的纠纷也逐渐增多，这些票据纠纷不能及时、妥善地得到处理，就会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的损害，进而还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是，由于我国《票据法》是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信用经济水平低下，人们的票据法律意识十分淡薄，在票据实际操作业务中，票据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发生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虽然票据无因性原则早已引入我国的票据法理论中，但在我国《票据法》中却仍将保障票据使用的安全性作为其首要的立法宗旨。立法者出于维护金融秩序、保证交易安全的目的，将票据基础关系引入票据法的条文中，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紧密结合，这不仅直接妨碍了票据流通和信用功能的发挥，也使我国的票据诉讼制度的产生因缺乏内在动因而没有可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票据的信用功能、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也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并不断地得到加强。因此，为减少票据立法给票据功能发挥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票据法理论界进行了不断的探索。许多学者和司法实践者通过对司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入考察，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性质及适用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并逐步形成了应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观点。[16]在票据立法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公布了《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也对我国《票据法》中的票据有因性做出了明确的修正，并从立法上确定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13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不仅实现了以票据相对无因性原则理念对《票据法》中票据有因性不当规定的修正，同时也充分说明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实际已为我国票据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采纳，并仍在不断发展和深化。[17]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我国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在我国，票据无因性和文义性的特征已经得到体现，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和信用工具的作用已经得到彰显。票据的无因性表明，行为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为票据行为，在票据关系成立以后，这些原因关系都将与票据关系相分离，持票人无需证明有无这些原因或者这种原因是否存在瑕疵，即可行使票据权利。任何这种原因的变化，都不影响票据权利人向票据行为人主张票据权利。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而对于这种支付关系的原因或者说权利人取得票据的原因，债务人无需过问，权利人也无证明票据原因的义务。无论票据原因关系是否存在或有无瑕疵，都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而票据的文义性则要求，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必须完全依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加以确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以票据所记载的文义以外的其他任何文件加以确定。在票据关系中，票据债权人不得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权利，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事由对抗票据权利人，同时，在票据行为的解释原则上，任何人不得以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其他事由或者证据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得以任意变更或者补充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见，在票据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其他债的关系更清晰和容易确定。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和理由，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票据诉讼的特别规定”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有这种可能。
（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票据市场已逐渐形成。由于银行承兑、贴现业务的不断拓展和票据交易市场的建立，票据的功能已不局限于充当市场交易的支付手段和结算工具，票据的流通、信用和融资功能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票据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已越来越重要。而伴随票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各种票据纠纷不断增加。这些票据纠纷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直接的权利损害，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票据诉讼案件主要应通过普通诉讼审理程序审理。而我国现行的普通诉讼程序的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票据和票据纠纷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审理程序复杂，诉讼时间较长，因而难以及时、正确地调整票据关系，不利于发挥票据的流通、支付、信用、融资功能，不利于资金的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所以，依据单一的普通程序调节票据纠纷关系是不够科学和不够合理的，为此，增设票据诉讼特别程序，实行票据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很有必要的。
三、我国“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条文设计及理由说明
为了使票据权利得以快捷、有效的保护，在设计票据诉讼特别程序时，应当充分考虑票据权利纠纷的基本特性，在公平的前提下通过对具体诉讼的环节的限制，从而实现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和诉讼效率的提高的诉讼目标。具体设计如下：
第X条（适用范围）基于票据行使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提起的诉讼，适用本章的规定。[立法说明]这是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
票据诉讼一般可以有广、狭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票据诉讼，指的是基于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而提起的诉讼。亦即票据权利人以请求票据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以及附带法定利息为内容而提起的诉讼，通常包括持票人基于票据而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以及持票人在票据灭失后向票据债务人（主债务人）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广义的票据诉讼，则是指因票据关系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诉讼。[18]它不仅包括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而且还包括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提起的诉讼，比如，票据交付请求权纠纷诉讼，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诉讼，票据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诉讼，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纠纷诉讼等。
本条所规定的票据诉讼程序只适用于基于票据而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限定，主要是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以及这种程序本身具有的特性考虑的。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简易快捷的程序，迅速及时地确保票据权利的实现，以保障票据流通和交易的安全，维护票据的信用。票据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种略式程序，它不仅在案件审理的具体程序上有许多的简化，而且还对证据的使用以及反诉的提起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这样的程序只适用于解决那些法律关系明确，审查法律事实比较简便的案件。由于票据具有的无因性特征，当持票人依据票据向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时，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对持票人所提供的票据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这完全符合适用票据诉讼程序的要求。但是，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案件，不仅其种类繁多而且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比较复杂，其所依据的法律事实的确定也比较困难，因此，它们不宜适用这种程序。
此外，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强调是“基于票据”而提起的票据纠纷诉讼，主要是要区别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诉讼。本章所规定的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是以原告持有票据为前提的。原告是基于自己持有票据的事实而向票据主债务人主张支付票据金额，它与票据持票人丧失票据后为对票据权利实施救济而提出的付款请求权诉讼是存在明显区别的。本章的规定排除了对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纠纷的适用。
第X条[票据诉讼的要件]对于以票据请求支付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为标的的诉讼，可以申请依票据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前款申请应在起诉状中载明。原告未在起诉状中申请进行票据诉讼的，可以在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前，向人民法院提出进行票据诉讼的书面申请。
[立法说明]票据诉讼程序并不是解决票据纠纷的唯一程序，当事人之间如果发生了票据权利义务纠纷，他们既可以选择适用票据诉讼程序，也可以通过督促程序和普通诉讼程序解决。在票据关系中，由于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对待给付义务，票据权利人依据票据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是不附带条件的，票据债务人应当无条件地向票据债权人支付票据金额。因此，当票据债权人持票向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遭到拒绝时，债权人有权依据督促程序的有关规定，通过向人民法院请求支付命令方式，快捷地取得执行依据。
但是，由于督促程序和票据诉讼程序都以追求快捷、简便为目标，因而在具体程序上都有一定的限制，这可能会使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造成妨碍，甚至还会增加诉讼风险。所以，通过何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票据权利，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本条直接规定了进行票据诉讼的条件，它们是：（1）原告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作为权利请求依据的票据及其他相关附属证书等书证；（2）原告权利请求的内容限于请求支付票据金额（付款请求权诉讼）或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3）原告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按票据诉讼程序审理和裁判的书面申请，该书面申请既可以单独提出，也可以在诉状中附带提起。
第X条[法院管辖]原告以前条第一款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立法说明]本条明确规定，基于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提起的诉讼，可以有票据支付地与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共同管辖，当事人有权在上述管辖法院中选择管辖法院提起诉讼。
从诉讼经济原则出发，因票据权利义务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原则上应当由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如果发生汇票的付款人拒绝承兑而引起票据权利人对出票人进行期前追索，或者因支票出票人的原因导致付款人拒绝付款而引起票据权利人对出票人行使追索权等情况，而票据载明的付款地，或者汇票的付款人以及汇票和支票的付款人所在地与出票人不在同一区域时，原告向票据支付地提起诉讼，显然不利于当事人的诉讼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有利。
这里所谓的“支付地”即包括票据主债务人履行票据债务的所在地，也包括付款人的付款地。关于票据支付地的确定，原则上应以票据记载的付款地为票据支付地。如果票据上未载明票据付款地的，那么，汇票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所谓“付款人”亦即付款人的委托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第X条（禁止提起反诉）票据诉讼，禁止（不得）提起反诉。
[立法说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简便易行的程序，迅速及时地确保票据权利的实现，体现票据的迅捷性。如果允许被告反诉，就会使诉讼过程复杂化，这显然是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初衷相悖的。而且，票据权利义务关系是单向的，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并不以向票据义务人履行义务为前提，因此，当原告以票据提出要求票据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请求时，被告并无提出与之关联的反请求之可能。所以，在票据诉讼中禁止反诉，不仅反映了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及追索权诉讼的基本特征，也符合票据诉讼立法的目的。
第X条（转入普通程序）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决定使诉讼转入普通程序。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本章规定的适用范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人民法院决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人民法院按照上述规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已通知的开庭期日即为普通程序的开庭期日。
[立法说明]这是关于由票据诉讼程序转入普通诉讼程序的规定。
在票据诉讼中，如果原告认为适用票据诉讼程序不利于充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需要申请变更诉讼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同时，被告也可以通过申请行使程序异议权，但是，为了防止被告试图通过变更诉讼程序来拖延诉讼时间，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职权行使程序选择的审查权和决定权。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被告的申请（异议）不成立的，那么，应当裁定驳回申请（异议），继续票据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本章规定的适用范围的，也可以决定转入普通程序。人民法院决定使票据诉讼程序转入普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已通知的开庭期日即为普通程序的开庭期日。通过这样的转化，不仅可以确保诉讼程序的连贯性，而且还可以保障诉讼程序的公正和有序性。
第X条（证据使用的限制）票据诉讼使用的证据限于书证。
对于票据的真实性有争议的，法院可以询问当事人。
[立法说明]票据属于文义证券，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必须完全依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加以确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以票据所记载的文义以外的其他任何文件加以确定。因此，在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中，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持票人提供的票据就足以证明了。而在票据追索权诉讼中，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作为行使追索权的依据，除票据外的其他证据也必须作成书面形式。因此，在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中，原则上都应采用书面证据，规定复杂的证据规则没有必要，而且，对票据诉讼设定过于复杂的证据规则也不符合迅速及时保护票据权利的立法目的。
第X条[对票据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对票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的，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
[立法说明]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只需对票据在形式上有效性进行证明，而经过流通的票据，票据的真实性不宜也不能由权利的主张者证明。否则，票据交易的安全性将大受质疑，票据的流通功能将无法实现。
第X条（不经开庭审理驳回诉讼）对于原告主张的请求不能以票据诉讼审判的，人民法院可不经开庭审理裁定驳回诉讼。
对于前款裁定，原告不得提起上诉，但可在裁定书送达后的15日内对前款请求依普通程序提起诉讼，前诉提起的时间即视为该诉提起的时间。
[立法说明]票据诉讼实际上是以对票据形式上的有效性审查为基础的，而对票据的形式性审查并不都需要通过开庭。如果法院在庭前审查时就发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符合本章关于票据诉讼的规定的，法院就可以不经开庭就作出驳回诉讼的裁定。
为了确保票据诉讼程序的高效性，法律应当禁止原告对不符合票据诉讼提起要件的驳回诉讼的裁定提起上诉。但是，原告的权利如果不能通过票据诉讼程序获得保障，那么就应当允许原告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进行救济。同时，为了确保诉讼程序的连贯性和诉讼效率，在原告收到裁定书后十五日内就相同的请求依普通程序提起诉讼时，应当将前诉提起的时间视作为该诉提起的时间。
第X条（审理期限）票据诉讼应当在一个月内审理完毕。
[立法说明]由于本章规定的票据诉讼是一种简易的略式程序，对审理票据权利纠纷诉讼的期限的规定不宜过长。
第X条[从督促程序转入票据诉讼]依据本法第X条规定视为提起诉讼时，提出督促程序申请的时间，即为提起票据诉讼的时间。
[立法说明]在申请人提出支付令申请进入督促程序后，如果债务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的，申请人可以请求法院将督促程序转入票据诉讼程序，为防止被申请人通过提出异议来拖延债务的履行，提高诉讼的效率，应当将提出督促程序申请的时间，作为提起票据诉讼的时间。
注释:
[1]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页。
[2]前注[1]，刘家琛书，第1页。
[3]前注[1]，刘家琛书，第1—2页。
[4]前注[1]，刘家琛书，第1—2页。
[5]参见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页。
[6]因为，我国当时还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当中，作为市场支付和结算工具的票据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还相当的遥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也是在《民事诉讼法》实行数年后，即1995年5月10日颁布并于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的。
[7]叶永禄：《票据诉讼实务》，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37页。
[8]2000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行使票据权利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对“票据纠纷”的明确界定。
[9]在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被拒绝而与票据主债务人发生票据关系纠纷后，法律并无权利请求顺次性的规定。票据债权人既可以向票据主债务人提起付款请求权诉讼，也可以直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提起追索权诉讼，而且，法律还允许票据债权人以票据主债务人和其他票据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提起共同诉讼。
[10]此处的“法系”是票据法学界的学者们根据各国票据法的特点、历史传统及其源流关系对票据法所作的分类。而不是
[11]我们通常所指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12]参见曾月英：《票据法律规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0页。
[13]参见胡德胜、李文良：《中国票据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页。
[14]前注[11]，曾月英书，第10页。
[14]前注[12]，胡德胜等书，第17页。
[15]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parativeLawiX—4，peterellinger，negortiableinstruments，J．C．B．mohr，2000，p．31．转引自前注[12]，胡德胜等书，第17页。
[16]夏林林：对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适用的思考，http：／／www．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50406—162854．htm（2006年11月5日访问）
经济纠纷的起诉篇9
摘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使得环境侵权纠纷不同于传统的民事纠纷，传统的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在面对环境纠纷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本文基于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性以及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功能乏力，突出了对行政调解机制的现实诉求，分析了当前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协调不力的现状，并从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提升行政调解的公信力；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重新设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介入司法监控程序，遏制行政权的扩张；引入成本核算体系，将行政调解与诉讼机制的衔接纳入理性轨道等方面入手，以寻求行政调解机制的优化路径，促进其与诉讼机制的衔接，从而更好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关键词环境纠纷行政调解诉讼救济填补
当前，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严重的环境问题催生了公民环保意识的觉醒，民众对环境权益的诉求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民事纠纷数量也越来越多。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侵权纠纷不同于传统的民事纠纷，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面对环境纠纷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行政调解机制以其灵活性、简便性、专业性和经济性而在当前的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之中独树一帜。通过行政调解方式来解决环境民事纠纷有利于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约社会成本，乃至从根本上化解冲突双方的对立僵局。但是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的规范龃龉和制度缺失，行政调解机制在适用于环境侵权案件之时难以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当前的制度构架之中，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罅隙，两大制度的协调不力，其间的张力冲突制约了两大纠纷解决机制的对接，这不仅浪费了纠纷处理的社会成本，更不利于冲突和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
一、时势对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诉求
（一）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性需要
环境侵权制度基于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而产生，却又因为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而不同于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的损害着眼于侵权行为对人的损害，侵权责任的承担以损害的确定为基础，无论这种损害是基于人的财产、人身还是精神而产生。这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用之下的结果。而环境侵权损害介入了自然本身的作用，即这种侵害并不直接针对人而是直接针对环境而产生，而人的损害不过是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间接结果。环境侵权制度的原因行为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损害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广泛性等区别于传统民事侵权纠纷的特点导致了环境侵权纠纷在救济制度上的特殊性。
（二）行政调解机制的现实需要
传统的司法救济机制繁琐的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致使环境侵权的受害者转而寻求替代性的行政救济机制来化解纠纷。行政救济机制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两种方式。但是实践之中却是以行政调解方式为主的。1992年1月3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做出“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含义国家环保局的答复”指出当事人不服环保行政机关处理的只能以当事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以纠纷的处理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①。也就是说环保行政机关所做的调解被排除在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之外，其在行政调解过程中所做出的行为不会引起行政纠纷，行政调解的方式就成为了环保行政机关规避法律责任的最佳的途径。再加上行政调解制度程序上简便灵活，纠纷解决的成本低，专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明显等特征，使得行政调解成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当事人寻求选择的一种价值偏好。
二、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整合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承认行政调解机制重要作用之时，还必须明确诉讼制度在法治国家整个社会纠纷解决系统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因为司法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保障，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的断裂和协调不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的不足所引起的。而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现行法律供给不足，行政调解随意性大
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了环境纠纷中隐含着复杂的利益纠葛，这就要求环境行政机构在处理时必须予以审慎的对待，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规定得较为原则，缺乏相关的程序性的规定，由此导致了在实践之中行政机关调处环境纠纷时随意性很大，不重视纠纷当事人的参与，忽视当事人的主张和理由，当事人对行政机关调处的结果的公正性缺乏信心，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机制的社会效果并不明显，这也是造成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协议往往得不到当事人尊重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行政调解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可知，我国环境纠纷的处理机构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缺乏专门对环境纠纷进行调处的职能机构。由于环境纠纷处理只是环境行政管理机关主要工作的附带部分，并没有投入应有的人力物力，决定了其在行政调解时不自觉地带有行使职权的色彩，独立性、中立性较差，也与调解人的中立第三方的性质相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处理纠纷的公正性和权威性③。而且在面对有重大社会影响以及涉及当地纳税大户的环境纠纷案件时，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各种途径来阻止环境纠纷进入到司法救济机制并且对其进行强制分流和内部消化。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引导下，环境纠纷会分流到行政救济机制进行救济。期间，地方政府对有关机关和人员进行施压，由此导致了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公正性和权威性的缺失，这是也造成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缺乏的重要原因。
三、优化行政调解机制，促进其与诉讼机制的衔接
为了降低环境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行政调解机制的填补功能，应当对现有的行政调解机制进行优化，同时对行政救济资源和司法救济资源予以合理的配置，强化两大机制的协同性，要求实现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的对接。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一）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提升行政调解的公信力
专门的行政调解机构的设置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的现状的一种强烈诉求。设置由环境法律专家、环保领域的专业人员以及环境保护人士等组成的专门的环境纠纷调解机构，并对其职责和法律责任予以明确，有利于保证纠纷处理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和合理性，取信于当事人，增加纠纷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可接受度，有利于从根本上调和纠纷双方的矛盾状态，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实现行政调解机制对环境纠纷的分流作用，节约环境纠纷的处理的社会成本。
（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重新设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
环境民事纠纷的行政调解是环保行政机关借助其行政管理的职权，作为第三人居间对环境纠纷进行调解，以协助受害人民事救济的实现的过程。调解的精髓在于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因此，尽管在环行政调解的过程中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色彩相当浓厚，但是，原则上仍然要基于民法的基本精神和原理。行政机关不过是本着调解人的立场，居间调解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劝导双方当事人，避免诉讼程序之烦累迟延，尽早达成赔偿协议而已，其性质是行政权对民事活动的介入，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纠纷，而不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现行立法没有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但是以蔡守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直接执行或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强制力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约束力、执行力”。在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过程中，尽管环保行政机构在诸多方面影响了当事人的意志，从而影响了当事人的合意基础，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帮助当事人发现利益契合点的过程，所以行政调解协议本质上仍然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契约，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②。从减少机制运行的成本和使法院能够充分的利用行政救济过程中有效成果出发，也应当配置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三）介入司法监控程序，遏制行政权的扩张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否则就会被滥用。因为行政调解具有“行政权”属性，而行政权的支配性、扩张性特点决定调处权是可能被滥用的。国外经验表明，事前通过委任立法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范围，事中强调“正当法律程序”，事后坚持司法最终审查，能最大限度控制行政权的滥用③。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行政调解机关，缺乏法定的调解程序，再加上个别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所以，在开展行政调解中，也还存在一些违法现象。有的行政主体在调解民事或行政争议时，调解协议是采取强迫、欺骗等违法手段达成的，直接损害了有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致使调解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实为无效调解。但是，基于及时有效的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需要，又需要司法机关对环保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调解协议予以适当的尊重，这就要求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行政调解的过程之中植入司法审查制度。当事人对这种违法行政调解不服或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司法救济，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而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环境纠纷中，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后又到法院的，法院应当首先审理原行政调解协议形成过程的合法性，而不应当抛弃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过程而重新审理原来的纠纷，如果法院审查认为原协议合法就应当赋予其强制力，若认为其不合法，就应当重新审理并作出判决，以实现行政调解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的衔接。
注释：
①卞贤海.诉临安县环保局行政处理.摘自.中国环境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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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寅.论多元化视野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生态经济.2009(5).
经济纠纷的起诉篇10
关键词:纠纷解决;影响;因素
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很多,笔者主要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将逐一分析。必须要指出的是,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各种状况的变化,各个因素对纠纷选择方式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变动之中。有些在加强,有些在减弱。而正是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决定着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变化。
一、法律文化观念
在遇到纠纷时,不同的法律文化观念,会导致村民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论语》中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传统的“无诉”价值取向,使得为逐利而求讼的行为与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和为贵”的人生观、“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的义利观相冲突。“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据笔者在m村的调查,这种“厌讼”心理在村民中是实际存在的,成为影响村民向法院的一个阻碍因素。在传统观念中,牵涉到诉讼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是不容易惹上官司的。如果一个人吃上了官司,那说明他一定得罪了什么人或做了什么亏心事。
二、当事人关系亲疏
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影响着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法社会学家唐・布莱克认为“关系距离越近,越不适合用法律方法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反之,关系距离越远,法律方法越适用”。所谓关系距离特指“人们相互介入彼此生活的程度,并可以将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范围、频率和时间长短,它们之间关系建立的时间长短,它们之间在社会关系网中彼此联系的性质和数量作为衡量社会关系的尺度”。一旦发生纠纷,当事者就会进行关系定位,以确定其亲疏远近。关系亲疏程度的差异,对当事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有重大影响。
三、家庭经济收入水平
据笔者在m村调查,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的村民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比例就越高,而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就越低。在经济纠纷中,年收入小于10000元的人中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较高,而年收入大于5万的人选择村干部解决纠纷的比例则较低。相反,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比例则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呈递增趋势。在家庭财产纠纷和人身损害纠纷中呈现同样的趋势,特别是在人身损害纠纷中,年收入超过5万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我们知道通过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处理纠纷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找村干部解决纠纷几乎不需要成本,所以经济收入较低的人找村干部解决的比例较高,而那些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更高的人,则更倾向于采用法院诉讼和政府部门来处理纠纷。
四、面子及公众舆论
在接触频繁的农村社会,有面子及获得他人好的评价也是权益的重要部分。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会比较注重面子,会考虑别人的看法。公众舆论的力量,往往成为规范个人行为的重要力量。对这种特殊心理的考虑,是恰当解决农村纠纷的重要方面之一。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公众舆论的力量正逐渐减弱乃至消失。
五、成本与收益的比值
“诉讼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受制于投入产出规律的经济行为。从微观上看,诉讼过程中主体所支出的财力、人力耗费同主体从诉讼中所获得的收益间的比值关系,制约甚至决定着主体的行为选择”。当诉讼收益大于诉讼成本时,村民倾向于选择诉讼;而当诉讼收益小于诉讼成本时,村民更可能回避诉讼。一个国家的诉讼程序无非致力于其整体设置的合理,这种合理不仅要体现一定的社会正义,也要体现一定的效率。在判决效果仍未出现之前,公正对村民而言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而诉讼程序一开始就能体现的经济、时间等耗费却是实实在在与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首先是经济和时间成本因素,这是最为现实和直接的因素。成本本和效益是人们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村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很自然就会考虑到经济因素。每个人都尽量选择使自己所得报酬高于起码相当于付出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现在对当事人影响最大、也是最直观的、当事人容易考虑成本就是经济成本因素。如果预期经济成本超出其承受能力,就会寻找其它途径来解决纠纷。
六、结束语
除了上面所说的法律文化观念、当事人关系亲疏、家庭经济收入水平、面子及公众舆论以及成本与收益的比值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产生作用,比如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现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电视,笔者调查的m村都通上了数字电视,现在的法制节目也在逐渐增多,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学到法律知识,这对农民法制水平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提高了农民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另外,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在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农民遇到纠纷到法律服务所咨询的人很多,特别是那些涉及到自身较大利益的纠纷,他们会咨询法律工作者们,采取哪种方法对自己更为有利,他们通过各种理性计算选择适合自己的纠纷解决方法。另一方面,法律服务所的工作者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鼓励人们到法院解决纠纷。有一点需要注意,上述因素是对众多纠纷进行系统考察、概括而来,并非任何一种纠纷解决过程中都会同时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各因素对当事人的影响也视具体纠纷的不同而不同。具体的解决过程究竟如何,也就要看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了。这与当事者的个人因素息息相关,但是与其基础即社会状况的变迁程度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1]俞荣根.道德与法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