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体制篇1
一、改革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内在需要
将社会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在当今中国有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突破5000美元，城市化率突破51%。而与此相伴生的贫富分化、、城乡分割、多元价值冲突等新的社会矛盾与现象，也使中国社会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社会建设就是要通过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改善民生，扩大社会参与，调节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以协调政社、城乡、地区、社会阶层等之间的关系，消弥可能产生的系统性社会风险。
从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考察，社会层面的建设与改革是统一的。民生事业的发展与社会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不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和良性运行的，而没有一个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体制，也不可能使中国的民生幸福得以全面实现。十强调社会体制改革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社会体制改革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这是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和科学判断，必将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全面推进产生深远影响。
社会体制是事关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职责、组织方式及运行机制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体制功能体系，其中任何一项体制的功能不良都可以影响其他体制的良性运行。体制改革进程也是一个整体，任何一项体制改革的滞后也必然会影响其他各项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体制的改革或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也必然步履维艰。当前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首先是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委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用，总揽改革全局、把握方向、整合力量，提高执政党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绩效。社会管理既是对全社会的管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管理，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要特别注重扩大社会参与，发挥人民团体、基层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推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法治化，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和执法，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其次是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负有主导责任，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建立和完善社会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等服务的提供，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打破城乡和地区分割，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力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全覆盖。
第三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政社分开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各级政府是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政府职责，包括法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各类社会组织是非政府机构，有着自身的社会功能和组织特点，同样要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在微观的社会事务和专业的社会服务中要发挥其特殊的作用。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方案强调，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各自的权责必须明确，既要相互协同又不能错位越位。要改革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需要。国家要制定和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依法建立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社会组织要严格依法自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自律性，而政府和社会则要依法尊重社会组织的法定自治权。
第四是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管理机制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支撑。加强源头治理必须更加注重民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防止和减少社会风险产生。要更加注重群众诉求的表达和利益的维护，及时收集和反馈相关信息，更多地通过平等沟通和协商，化解社会矛盾，满足群众合理需求，以实现社会管理的动态化。加强应急处置要更加注重应急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预防和减少灾害及事故的危害，提升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最大限度促进社会和谐。
二、社区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平台
社会体制改革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系统性改革，要实现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不仅需要有顶层的设计，更需要注重在基层的落实。社区作为社会的微观结构和基层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有着不同于政治国家和一般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当前，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依托在社区，现代社会组织体系的根基在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沿在社区。社区是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支撑点，因此，社区也必然是社会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和基础平台。
社区是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心，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区中。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各种社会需求、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都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社区生活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社区建设的实践和逐渐形成的社区治理体制，使社区已经成为建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平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为主体，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的社区管理体制。在社会事务处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上，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而社区则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虽然这种体制在实践中还有大量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所体现的共同治理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管理中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居民自治、社会参与的有机统一。
在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中，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不足是一项明显的制约因素。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就必须有效地提高和增强社会的参与度，提倡和鼓励社会和公众的民主参与。一方面可以提升社会事务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增强社会公众对社会事务决策的了解、信任、支持和监督，凝聚社会共识和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自主自立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提升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从根本上增强社会管理的内在素质和社会基础。
社区是人们认识社会、参加社会生活的第一场所。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正是参与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活动的基本通道。人们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培养了健康的社区意识和公益精神，增进了居民相互间的关怀与情感交流，既是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也是对社区发展成果的分享，体现了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公共利益的参与性贡献，又体现了其享有社会福利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当人们的民主参与使社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更加协调时，基层社区自治的实践就具有了社会参与的倡导者与实施者的角色，社区所具有的扩大社会参与的功能和机制，也就为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途径。
社会体制改革提出的建设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同样需要依托社区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中最为基本的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社区是这些产品供给的最为重要和广泛的微观渠道，中国的社区建设就是从倡导社区服务起步的，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本质属性，国家制定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明确要求城乡社区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支持、社会多元参与的服务网络及运行机制”。
目前，全国有6923个城市街道，8.7万个城市社区。全国共建成街道社区服务中心3515个，社区服务站44237个，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50.81%。社区服务内容不断拓展，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服务、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逐步向社区覆盖。社区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43.9万人，社区公共服务从业人员105.9万人。有507.6万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活跃在社区服务各领域，成为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社区服务方式不断改善，有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开展项目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活动。
尽管就总体而言，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也还存在服务项目较少、水平不高、服务人才短缺、素质偏低、结构亟待优化等困难和问题。但初步形成的社区服务制度环境，已经为进一步按照社会体制改革要求建设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了可贵的探索，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一个较为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仅必须深入到社区，也必须依托社区而建。
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组织成长发展是现代社会内在结构和功能的需要。然而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社会组织能真正扎根成长的土壤是在社区。
社区实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社区的自治体制与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之间有着最为相近的法定地位和组织特征，社区治理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大量群众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建设的活跃主体。政府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但还需要有实际的服务生产者，社区居委会、志愿者及居民互助服务只能承担部分的服务生产职能，要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广泛的服务需求，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为居民提供各种优质的专业化的服务，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发挥功能提供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社区也是建立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前沿阵地。目前，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利益格局等迫切需要转换和调整，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人口老龄化、城市外来人员的社会融入、征地拆迁等群众利益的保障等问题都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给社会管理增加了困难和压力.如果处理不好，解决不当，势必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这些问题大量反映在社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许多的苗头最初就出现在社区，在基层社区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及时准确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构筑好保障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沿阵地，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源之策。
三、在社会体制改革中继续创新社区治理
社区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平台，自身也需要在社会体制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社区的治理机制。完善和创新社区治理需要形成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基于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上下互动，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机制。
这种机制的形成需要有一个多方探索和实践过程，而当前在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按照社会体制改革的要求，处理好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
社区作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基础平台，一方面在社区建设的进程中社区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有了长足的提升与进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对滞后和社区自治资源的不足，社区工作中也长期存在着某种“行政化”倾向，不少社区忙于应付政府下达的各项行政任务，缺乏能力和资源来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多元化社会服务需求。要改变这种局面，引导从事公益的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进入社区，发挥其实体化的组织优势和专业化的人才优势，无疑是一项创新社区治理的举措。它可以使社区治理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和专业化，从而增强社区的服务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广泛更专业化的社会福利服务，形成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没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就难以构成现代化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发挥着日益活跃和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体制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同样面临着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组织的人才、资源、能力不足等发展中的问题。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就必须创造更为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提供更为良好的资源条件。以政策和制度为保障，吸引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进入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地为社会组织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以增强社会组织的能力，支撑社会组织进入社区等公共生活领域承接社会公共服务，这就开辟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体制空间，提供了人才支撑，同时也为政府转变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探寻了新的路径。
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服务机制，对当代中国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体制有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和制度效应。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也已经列入了国家人才建设系列，成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人才队伍的建设最终是为了人才的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需要有职业化的专业岗位来吸纳，使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社会组织和社区，在社会组织中创业，在社区服务中发挥专业特长。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才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深厚的基础。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2
关键词：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民主化法治化依法行政
abstract:thesystemofsocialmanagementinnovationmechanismoftherulingdemocraticchoice,oneisinthebasicengineeringrealizeurbanandruraldemocraticautonomy,andthesecondisinessence,speedupthegovernmentaccordingtothelawonadministrativesystemconstruction.
Keywords:thesystemofsocialmanagementmechanismdemocratizationlegalizationadministrationaccordingtolaw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民主法治层面来看，推进城乡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建设是与法治联系最密切的两个方面，成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民主化法治化选择。党的十七届五次全会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总理强调说：社会管理应该发挥基层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城市社区和村民自治等形式，把政策落实和群众问题解决在基层。基层群众自治强调的是“治权”,政府依法行政强调的是“政权”。推进城乡社区民主自治建设，推进城乡社区民主自治建设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性工程，目的是扩大“治权”。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建设，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内在本质要求，目的是限制和约束“政权”。根本目标是实现“大治权”“小政权”。
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推进法治首府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深化城乡社区民主自治，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扩大“治权”。自治的内涵很丰富，包括自行管理或处理，修养自身的德性，自然安治，民族或区域。社会自治是指一定范围内的自治体全体成员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依法对自治体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组织形态，让社会活力充分释放，凸显社会自身的自主性、自治性。社区自治是社会自治的内容之一，首先对于社区能不能自治的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社区自治是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协商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过程。包括城市基层群众社区自治和乡村自治。七大制度体系建设成为推进城乡社区民主自治法律制度建设的关键。一是健全行政事务准入制，政府行政事务进社区实行准入制，实行“政社分开”实现行政管与居民自我管理对接，确定政府承担社区协助的行政事务事项和社区承担政府指导的事项，赋予社区对政府部门的评议监督权和不合理摊派的拒绝权，未经批准不对社区考核达标社区有拒绝权。二是推进“阳光社区”制度建设，着力打造阳光的人际关系、阳光的自治机制、阳光的人居环境。三是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的新机制，建立社区一站式服务新机制，实行社区管理新体制，社区依法治理新途径，实行居民自治。四是推行阳光村务和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是构建社区民主自治“三权”和“五权”分立制约制度，构建议事、决策、执行、协助、监督五权分立制约的社区民主自治自治新体系。六是健全社区民主协商工作制度。七是实行社区居民事务公开制度。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3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社会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问题，社会矛盾凸显。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不只是学术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切实解决的现实问题。
社会管理体系的数次变革
“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控制的过程。”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管理体系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变革，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社会管控的初级阶段（1949年～1978年）。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不稳定因素诸多，因此我国的社会管理借鉴了战争时代的供给制，更注重社会管控。具体方式是在城市建立“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社会管理体制。有工作单位的职工进入“单位”序列，形成政府对职工的直接管理，无工作的社会人则进入“街居体系”进行管理;在农村，起初建立了名为“农村苏维埃”的农村基层组织，1958年后兴起化运动。在长达30年的社会管控初级阶段，社会管理的突出特点是高度政治化和行政化，呈现出高度一元化的政治管理形态，其网格化的社会管控使每个国家公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管理控制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的高度整合。
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控在当时为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起到了有效的管理作用，使长期动荡的国家步入了有序的发展阶段。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控也产生了一系列弊端：就社会而言，复杂的社会秩序全部依赖国家控制，使整个社会缺乏生机与活力，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公民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严重依赖单位和公社，在网格化的管控体系中形成依赖性人格，缺乏创新精神，工作生活没有积极性。
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过渡阶段（1978年～2002年）。改革开放之后，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已经明显滞后于时展，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城市层面，国家在1980年颁布的《城镇街道办事处条例》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使街居制得以恢复和发展。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步演变为“单位制+街居制”。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后，市场机制逐渐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其中与广大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体制、教育体制以及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都融入了产业化因素。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推动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快速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是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过渡阶段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突显了社会管理规范制度建设的滞后，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管控初级阶段没有遇到过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面对集中迸发的这一系列社会不规范现象，处在社会管理一线的各级政府部门往往采用过去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控方式，通过公权梳理社会事务，用行政命令解决社会矛盾，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亡羊补牢的方式制定一些相关政策措施填补社会管理的漏洞。虽然这种社会管理“急救措施”起到了扬汤止沸的作用，但远不是科学的社会管理方式，当代社会需要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制。
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阶段（2002年至今）。党的十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②。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③十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两段论述标志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调整到法治化建设的轨道上。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的主要任务，而构建与现代社会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才是当前确保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由之路。
当前社会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取得了诸多成绩，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结构复杂，各阶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需求结构发生着巨变，使得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存在着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社会管理主体单一。在过去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控体制下，社会管理主体全由政府负责，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而当前的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管控，这就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但事实上各级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人们也习惯于什么事都找政府，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领导干部什么都想管，政府包揽一切致使政事不分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另一种现象则是“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空白，有些事情没有人去管理，政府缺位，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也缺位，一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于是导致群众越级上访数量始终高位运行，社会矛盾在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化解。”④
政府管理理念落后。“政府职能作为政府专有的职责和作用，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实质与方向，是政府活动的综合描述。但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职能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存在着‘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阻碍着政府功能的有效发挥，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⑤在我国，由于受长期高度一元化传统社会体制的影响，政府过多地承担着社会管理的生产者角色，对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进行全面而严格的控制和管制，很难定位好“掌舵”与“划桨”的职能，这些都是由于政府管理理念落后而形成的惯性思维。
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在各级政府的管理过程中，经常出现“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对于社会出现的因管理缺失而引发的矛盾往往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仓促组织各级部门，调集各权力机关，对某些“久治不愈”的管理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顿。由于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甚至使政府在行政时出现无法可依的极端现象，从而形成社会管理的恶性循环。
管理手段单一和管理方式传统。当前，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比较单一，虽然形式上建立了从调解、仲裁、复议、诉讼到、上访等一整套的纠纷解决渠道，但是由于社会多种利益诉求错综复杂，政府管理方式传统，无法应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很多案件没有先例，过去以“单位人”为依托的行政管制手段不再适用，如何应对“社会人”，这既需要依赖市场的机制和法治的手段，也要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治，而且建构这些体系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法治化道路
党的十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要求“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法治化成为我国社会管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和保障。“可以说社会管理法治化应当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手段和主要方法。而社会管理体制法治化则是要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化、程序化，使社会管理更加理性，使社会管理体系呈现法治化的形态。这对于提高我国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改进政府服务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⑥
加快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进程。建立多元共治、合作互动的社会管理体制，要拓展政府、企业、社区与社会组织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谈判、合作、互动的途径，扩大政府与社会基层的对话、沟通、联系的范围。现代社会存在各种利益群体，因此要加快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进程，在法制框架下完善多元参与、合作共治的制度，建立社会利益博弈的互动机制，优化不同社会成员社会权益和利益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公民权益保障机制。“有效规制公共权力的运行和行使，维护社会公平公正，逐步形成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问责机制，从法律规制上确立多元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合作共治。”⑦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在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要建立为全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社会管理体系，就要确保在立法过程中体现充分的民主和科学。为此，应健全立法机构和社会公众相互沟通的机制，开展不同利益群体的立法协商，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进行充分地论证咨询。本着公开公平的原则，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立法过程中要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向全社会广泛凝聚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确保立法过程的科学与民主。
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制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适合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现代社会发展一日千里，新的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这就需要法律要与时俱进，紧跟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互联网的兴起产生了许多网络侵权的案件，而我国立法机构也及时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规，各地方立法机构制定了地方法规，行业部门也出台了规范行业发展的法令条文。
各级政府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力求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有助于规范社会发展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如果实践过程中现实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先行先试的，就要按照法定程序做出授权。对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律和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依法履行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当前各级政府普便存在“包打天下”的全能型政府执政理念，其主要原因是政府职责划分不清，诸多行政事物缺乏法律依据。现代化的社会管理就要实行机构、职能、权限、责任法定化，推进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各基层政府机构要清理优化行政权力事项，公布各级政府行政许可项目清单，清理取消非许可行政审批事项。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综合执法，完善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
各级政府要依法履行政府职能，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在社会管理体系中，执法是规范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如何加强行政执法，是各级地方政府每天要遇到的现实问题，不同层级政府应根据自身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
由于政府各职能部门分管的行业和区域不同，往往面临着各类执法对象复杂的管理问题，因此，各层级政府应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近年来，由于城市执法面对的违法对象通常是社会弱势群体，如果执法时采取粗暴措施，往往会使社会舆论倒向处于弱势的一方，而代表政府的执法者常常处于被指责的一方。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理顺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各级政府还要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
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出现的贪腐现象深恶痛决，而贪腐者在案发前往往是政府高官，一方面由于这些人自身道德品质的问题败坏了党风政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缺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构建现代化社会管理体系，就要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这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依法行政就是要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这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机制，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职务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努力。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更加扎实地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
（作者为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研究生、共青团青海省委干部）
【注释】
①李莉：“关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5期。
②侯远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学习论坛》，2013年10月第10期，第5页。
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4日。
④龚维斌：“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理论视野》，2010年第1期，第47页。
⑤秦芩，申来津：“政府法治化与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的治理”，《行政与法》，2006年第3期。
⑥王纪文：“论社会管理体制法治化”，《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3期。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派社会力量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10-0090-02
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正式提及“治理”这一概念。我国从此开始走进社会治理的新时代。并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一、我国的社会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政策思路在社会领域内的一次重大转换。“社会管理”强调社会建设主体的唯一性，以及主体的绝对权威性。社会治理是多方的共同治理，它强调协商、共识的达成，强调的不是对权力的服从而是相关各方的平等参与。社会治理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叫做治理社会，不是由社会来治理，而是由多个主体对社会进行治理。我国目前所讲的社会治理与西方国家所提的社会势力有相同的方面，但也是有很大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在社会上是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三元并立的，三大社会主体地位是相对平等的，分领域进行分工合作治理。而目前我国所提的社会治理是要求在加强中共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级各类组织、公民参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因此，在主体上，我国要构建的是一种“一主多元”式主体结构。“一主”是指党委与政府，“多元”主要是指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我国社会治理的特色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中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必须将我国的社会治理与西方的社会治理进行必要的区别。
二、社会治理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西方的治理理论中，治理理论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并未包括执政党与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将社会治理与执政党相联系，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在我国，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这一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也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一定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从以前的全能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级各类组织共同参与，群众自治的多元―共治式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社会治理只有遵循社会治理的客观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只有真正按照社会治理的规律办事，科学处理好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结构的关系，首先需要科学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虽然领导党的角色使中国共产党由责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包揽所有问题。长期以来，党中央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2]这个认识对党的领导职责和权力边界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界定。
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系统治理首要是加强党委领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服务优势。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变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顺政社关系是关键。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往的政府单一主导社会事务的格局已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的发展需要。随着公共精神、个人财富、社会意识的快速成长，人们的利益界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要求参与社会事务治理，希望越来越多地展现自己的话语权，体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利益博弈。因此，目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顺政社关系，这既是利益结构在政社关系调整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社会治理结构重调的必然选择。而如何理顺政社关系，其核心就在于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政府与公众参与的功能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关键在于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必须始终坚持民主、法治的原则，在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伙伴关系。
（二）推进法治和制度保障建设
法律制度是社会治理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法律制度的完善化、科学化程度制约着社会治理系统运转的协调、规范水平。法律制度的完善化，指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法律制度的科学化，指法律制度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反映程度。首先，必须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的互动，加强对社会治理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探索，加强对社会治理相关制度的立法，以法律制度化的方式来保证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优化制度建构，消除落后制度障碍。以公平、效率为导向，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相关的制度机制，同时强化制度的贯彻落实和运用，没有好的执行，制度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对那些阻碍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制度机制，必须进行有效的清除。最后，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推进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制度的有效推进必须有完备的配套政策，否则制度再好，也可能因为配套政策的欠缺而无法执行，从而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相关政策的科学配套，推进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充分发挥派的作用
我国的政党制度决定着派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派可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可以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这些作用的发挥，也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派代表着一部分的人民群众，只有很好地参与了政治生活与社会管理，派才能将其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诉求展现出来，才能在社会治理的格局下实现利益的协商。“如果没有合适的渠道去容纳这些社会力量，其利益诉求就会在制度外表达，势必会滋生政治不稳定。”[3]因此，“就我国的而言，它们执行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利益代表功能，而是全方位地参与、参加和介入了国家权力对社会方方面面以及各阶层、群体利益的整合过程。”[4]所以，派的参与是我国成功实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从社会管理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社会治理活动一直受到参政党的协助与监督。
（四）大力培育社会力量
俞可平教授指出，有效的社会治理应该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社会公众对社会事务的自治”[5]，不管是离开政府还是离开社会公众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多元发展的条件下完善社会治理结构，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党的领导有效性的重要体现。只有通过大力培育社会力量来激发社会活力，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的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的发展水平，因此，社会力量强弱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长期以来的我国行政主导型的体制造成社会对政府的高度依赖，社会力量的自我发展与成熟受到了“大政府小社会”格局的限制。传统的看法也对培育社会力量存在很多的担忧，潜意识里总是以为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发展会削弱甚至冲击党的领导。如果不转变思想，重新认识社会力量的作用，社会治理结构就很难科学地建构和完善起来。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个性化的、多层次的，而现阶段，党委、政府对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着力点在公平，在均等化，但个性化明显不足。而社会组织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可以针对不同个体的需要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同时，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与人民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形成合力，搭建与基层党委政府互动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网络平台。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使得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难度日趋严峻，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治理主体的加入，必然能够为各级党委政府分担社会治理事务，协调社会各方，缓解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组织遍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帮扶济困、救灾、生态环保等社会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表达基层群众的诉求，帮助群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发挥着社会“减压阀”的效用。因此，社会力量是各级党委政府动员社会的可靠力量和施政帮手，在对待民众利益上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目标取向。发展和规范社会力量，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社会诉求、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在新形势下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2.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5.
[3]刘冀瑗.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结构和功能研究[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2）.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5
关键词：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创新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86-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而治理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内涵的演变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紧密相连。因此，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国家与社会治理，对于全面深化我国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不同阶段治理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一）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产生与“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模式相关。理解政府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时，应注重体现国家主导。
政府治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其治理对象和基本内容包括政府对自身的治理，政府对市场及对社会实施的公共管理活动[1]。而在我国，政府治理则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行政体制基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
政府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政府主导。政府在治理体系中扮演着绝对核心与领导的角色。二是主体单一。由于国家覆盖社会，政府几乎成为唯一的政治行为主体，掌握绝对的治理话语权。三是体制僵化。政府治理的体制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单向的，政府集治理权责于一身。
（二）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得益于自由主义的盛行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洛克曾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指出自由主义者奉行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社会治理对应“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社会力量迅速兴起并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社会治理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以公民和社会组织为主体，在自治的层面上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中共十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2]
社会治理的特征：其一，强调过程。社会治理中，公民和社会组织注重治理的过程参与，同时治理也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其二，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涵盖了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的外延扩大。其二，治理方式柔化。社会治理注重以人为本，治理主体之间实现了公共权力和社会组织、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三）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或称协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治理可以说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相比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公共治理的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它是指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组成组织网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共同承担责任的治理形式。公共治理的特征体现为：其一，从服务供给看，这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伙伴关系；其二，从目标上看，公共治理注重结果和顾客导向；其三，从手段上看，公共治理强调充分利用契约与市场。
二、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误区
治理理论是一种关于政府与公民共治的价值追求，其诞生与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当今，行政职能的扩展、不良行政现象的增加都要求进一步加快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现代化，创新治理迫在眉睫。然而，以社会治理为例，其在创新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误区。
（一）理念误区
创新社会治理，构建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在维护群众利益和实现群众权利的价值理性之上。“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观念融合的志愿精神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3]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误区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把‘维稳’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核心价值诉求，过度强调政府在“维稳”中的社会风险控制责任，各级官员把社会治理中的主要精力和资源都用于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管、控、防上”[4]，没有将社会治理的实质要求落到实处。
（二）主体误区
社会治理以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权利治理理论和权力政治理论为其根本理论基础，强调社会组织乃至公民是公共管理的主体。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党政包揽通常代替了多元参与，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障。
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为例，作为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很好地发挥了公益服务的作用，极大地扫除了政府救灾的盲区地带。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壹基金并不是治理主体，其只能挂靠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下，作为一个子项目开展工作，同时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调查显示，在汶川地震救灾募捐过程中，壹基金前期募捐所得的近5000万资金中，基金会可调配使用的资金不足200万，其余资金全部上交中国红十字总会统一调配。
（三）制度误区
当前，创新社会治理举措大多属于短期化、即兴式，尚未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加以规范和确定。同时，高层也没有着手进行顶层的制度设计。这种缺乏从战略高度出发的创新，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和引导，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纳入到法制轨道上来。
三、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对策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为实现这个超大规模的战略工程，我们需要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的正确方向，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及时总结地方政府实施创新治理的错误所在，从而走出创新治理的误区。
（一）理念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
首先，进一步加快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维护公民权利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其次，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畅通公民维权渠道。最后，通过深入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成果，消化吸收治理理论的核心精髓。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化。
（二）主体创新，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明晰化
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主体创新。治理主体应该涵盖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首先，努力打造“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主体模式，通过制度规范，设计各治理主体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其次，通过政府权力下放，赋予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弥补政府失灵、扫除政府社会治理盲区的权利。最后，通过法律法规确认的形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三）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制度规范化
制度创新是完善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实现社会治理规范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之举。首先，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社会组织成立和准入机制建设，提高社会组织的质量；其次，加快社会协同治理平台建设，为社会治理主体提供协商与合作的平台，以协同治理取代党政包揽；再次，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监管力度，以业务指导取代行政指令；最后，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行为规范体系建设，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道德规范和诚信体系为基础、公民权利保障为重点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
四、结语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提升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从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出发，梳理不同阶段治理理论的内涵与特征，分析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误区并提出理论对策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阶段，理念误区、主体误区和制度误区仍是阻碍我国实现社会治理的三座大山。因此，必须加快理论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推进主体创新，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明晰化；完善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制度规范化。新时期，在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引领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借改革东方劲吹之势，通过创新公共治理，进一步增进社会和谐因素，一定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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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福全.推进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科技日报，2014-11-03.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6
【关键词】“城中村”社区治理制度创新【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变迁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作为“都市里的乡村”，“城中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影响到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已是当务之急。在“城中村”改造中，“城中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要求，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是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型社区”，“城中村”社区治理相较于一般城市社区治理或农村社区治理，其牵涉的利益更加多元，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要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需要对其进行“理念―体制―机制”多重视角的理论审视，需要对其进行“政府―市场―社会”多重逻辑的制度创新。
“城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要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必须准确把握“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特点。“城中村”社区兼具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双重特质，作为特殊的“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空间形态，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复杂性源于“城中村”社区本身的复杂性，体现在人员构成的“混杂性”、社会形态的“过渡性”以及管理体制的“二重性”等方面。人员构成的“混杂性”是指“城中村”居住人口主要包括具有村籍的原住民和大批外来的暂住人口，而且往往暂住人口规模大幅超过原住居民的规模；同时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的各种人混杂在其中生活。社会形态的“过渡性”，是指“城中村”社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都已经基本城市化了，但由于“城中村”社区的相对封闭性，带有明显的“村落社区”特征，与“街道社区”或者“单位社区”都有较大的不同，仍然是以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互识社会。管理体制的“二重性”是指“城中村”社区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区，既是城市社区组成的一部分，在城市政府治理体制中运行，同时又属于农村社区，在社保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受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规范。因此，“城中村”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双重体制的交叉，其社区复杂性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难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敏感性。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具有极大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于“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实质上成为了我国社会矛盾最突出、最集中、最复杂的区域。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导致“城中村”已成为“问题村”的代名词。社会问题形式多样，主要有居住环境恶劣、公共服务滞后、社会治安恶化、贿选现象盛行、村官违纪犯罪较多等。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在巨大的利益调整中极易诱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城中村”改造中，往往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村民上访不断乃至频现，可见，“城中村”改造中的社^治理极具敏感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探索性。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覆盖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等诸多领域，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变革。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正是这种全面社会变迁的缩影。“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在秉承“乡政村治”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非正规性”特征。这种“非正规性”体现为治理理念的表意性、治理制度的临时性、治理措施的随意性。在治理理念层面，没有形成能够有效整合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在治理制度层面，目前的制度安排无法有效提供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在治理措施层面，既有的措施设计都无法解决“城中村”的拆迁补偿、企业改制、资产处置、村务管理中的利益之争。正是这种“非正规性”，给未来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制度多样化、机制多重化的探索提供了最丰富的沃土。
“城中村”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出现，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国情性矛盾、城市体制与农村体制二元的结构性矛盾、公共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利益性矛盾的必然产物。目前，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理念阙如问题。针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目前存在四个方面的认识偏差。第一，将“城中村”改造简单理解成为“景观城市化”，采取简单的“推倒重建”，掉入了“见物不见人”窠臼，没有“综合治理”思维；第二，认为“城中村”改造就是“化乡为城”，坚持单线性发展道路，忽略了城乡双向互动共融，没有“统筹城乡”思维；第三，在“城中村”改造治理中，走“外延发展”发展道路，单纯以外在终结“城中村”为使命，没有“内涵发展”思维；第四，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突出所谓的“经济社会优先”，忽略居民的思想观念问题，没有“全面发展”的思维。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体制不适问题。这种体制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中村”社区治理中缺少专门性法律依据、地方政府管理进退两难、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等几个方面。在“城中村”改造中，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全面系统的规范“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已有的《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和《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此项工作都仅仅提供原则上的指导，无法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提供清晰、系统、有力的法律支撑。地方政府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陷于“压力极大、能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困境之中。“城中村”社区的面貌确实与城市环境不协调，极大地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同时在上级的政绩考核中，“城中村”改造往往是考核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一部分“城中村”社区居民对开展“城中村”改造有急迫的要求，地方政府被置于这样的压力下，也希望能够努力搞好“城中村”改造。但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又不足以应对村民的拆迁补偿与安置善后。在“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最终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在社区自治中，“城中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三种力量往往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协商民主得不到很好落实，部分“城中村”社区还在依靠村落传统和家族纽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治理。这些问题导致“城中村”社区治理绩效走向衰微。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机制不畅问题。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建立“调节、限制、疏导人们利益行为的一套机制”，“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于社会治理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就“城中村”改造这一活动而言，涉及广泛的利益，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中村”土地快速升值，土地具有较高的级差地租，“城中村”居民往往能够获取较高土地利益。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涉及到利益的重大调整。政府是“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推动者，有追求政绩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获得收益；开发商拥有雄厚资本，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尽可能牟取利益；村民也希望获得集体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成功的“城中村”改造需要平衡的利益分配，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城中村”社区治理要以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为主线
作为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需要进行理念再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在“城中村”改造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代潮流，要从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充分认识问题的重要性；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改善民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把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作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创新的三条主线。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要实现“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善治”，保证社会治理质量，必须用法治的理念去统领社会治理制度构建、机制设计与行为实施，在社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基本环节积极转变，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品格。“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涉及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利用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城市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人士，特别是“城中村”社区居民意见，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政府的治理行为、市场的投资行为、居民的参与行为。要加强执法，保障“城中村”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城中村”集体资产不受损害。同时通过公正司法，确保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合法。
推m“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民主化。首先，要加强“城中村”社区的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凝聚、整合社区的政治核心。“城中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组织、教育、管理党员的功能，要努力组织社区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支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自治功能；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其次，要推动“城中村”社区的多元治理，使之成为解决“城中村”社区治理问题的核心思路。要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不能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以及自治机制，而应将“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致力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实现治理主体的多样性。最后，要扩大“城中村”社区的基层民主，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全面加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民主品质。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化。为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绩效，需要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品位。在“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实施目标要由“静态标准”向“动态实施”转变，治理理念要由“空间上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转变，治理模式要由“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向“自主推动型、企业实施型、政府主导型”多样化模式转变，治理策略要由“统一安排”向“一村一策”转变。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域社会治理质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BZZ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城市转型期的矛盾与协调发展》，《城市规划学刊》，1998年第5期。
②卢俊秀：《从“乡政村治”到“双轨政治”：城中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③陈郁：《治理理论与国家职能的辩证：英国观点》，《政治科学论丛》，2012年第3期。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7
关键词：转型社会；现代化；基层社会；综合治理
基于现阶段国内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计划经济色彩浓烈化，以及长期以身份制为运作基础等实况，提出了社会转型的建议。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探索性是极为显著的，加剧了多样化社会问题与矛盾形成的概率。治安模式的建设与实施，是降低与防治犯罪出现的有效对策。本文以转型社会与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为论点，展开相关论述。
一、基层社会治安特征
一是流动人口逐年增多的问题，加大了治安管理的难度；二是失地人口数目增加，失业率逐日攀升，使治安管理存在诸多隐患；三是犯罪主体年轻化特征显著，基层社会法制教育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四是犯罪方式多样性问题，此时基层治安工作应该践行科技化发展路线；五是群众民主、自主理念不断加强，、调和工作质量被削弱。
二、影响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因素
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现出系统化特征，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影影响其运行效率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归根到底是做好个体教育与引导的工作[1]。只有在个体道德素质提升的情况下，其才会知法懂法，此时犯罪率才会被压缩。现阶段，影响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因素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法制观念不健全；二是防治体系缺乏完善性；三是素质教育工作力度不足。
三、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
（一）市场化
综合性始终被视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征与优势所在。在社会转型不断提速的进程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取代，现代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合性”目标的实现绝非是计划经济手段作用的结果，而是主动践行市场化路线，将社会治安工作的市场吸引力彰显出来，借助不断运行的市场机制，去达到建设现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的目标，这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的有效措施。
通常情况下综合治理工作的市场化可以做出以下的诠释：一是资金来源途径务必体现出明确性，无论是企业还是纳税人均应该拥有支配治安服务的权利，政府机关应将自体职责发挥出来，将辅社会资金供应给治安项目，宗旨在于减缓社会群体的经济负担。若有群众需要私人保镖这类特殊治安服务，其应该承担一定的费用[2]。二是政府可以借助招投标的形式，将资质深厚的保安公司择选出来，使其具备对某区域管理的责任，政府机关只负责投入资金采购某保安公司服务。欧美等发达国家推行的私人保安公司、监狱机制所取得的治理效果是极为可观的；三是政府机关借用扶植、栽培、引导等方式，以市场运转为为媒介，达到对额外治安服务管理的目标，此时基层大众不仅仅获得最基础的治安服务，也能够以市场为媒介获取到高质量治安服务内容。
（二）法制化
从很大程度上讲，法制化程度可以被视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转型发展的标识。总结长期的工作经验，可以发现综合治理工作法制化线路的开通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内容，其也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党中央实施的政策体制所取得的成果是差强人意的，但是各基层机构积极学习由全国人大编制与发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是不可忽视的工作环节。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初期，各省市应先率先落实地方综合治理土作法规体系的工作任务。只有在立法机制优化的情况下，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才能够被整合进法制轨道中，践行依法管治的路线。与此同时，对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应该体现出严格、紧凑特征，其主要是受治安管理工作性质所影响。此外，在对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应该重视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差异性，以亲近的方式方法达到强化群众自律性的目标，使其主动的进行自我思想道德教育，为“十大平安”建设目标的实现注入活力。
（三）社会化
社会化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转型的一类可行途径之一。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程中政府机关的职责给予高度重视，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权利赋予给政府，政府机关权职目标的实现对社会化方式表示出强烈的依赖性[3]。可以被笼统的理解为政府机关将自体基础型治安服务的一些权责移交给某些社会组织，以此途径构建出由国家政府组织引导、社会防治、个体预防以及有偿治安服务体系的多元性防控机制。本文所提及的社会组织，可以是政治国家，也可以是由市民社会构建出的多样化组织，但通常为企业与社团，常见的有社工组织、保安公司、私家侦探社等。
应该重点做出强调的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社会化与分解、平摊政府社会治安工作责任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性。比如过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每一时段均构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谁主管，谁负责”规则等，可以片面的认为其将治安责任平摊，寻常企业与个体好像被强制性的施加一定的责。所以上述管理方式的应用是值得推敲的，但是绝非不是怀疑“谁主管，谁负责”规则实施的可行性，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其均可以被看作是“目标管理”模式，发挥的作用还是正向的。伴随着社会转型速率的不断提升，原属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成果应该转型到社会化、市场化进程，这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追随。
四、结束语
总之，国内社会转型阶段，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是多样化的，将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转型为法度体制，以及构建长效型管理运转体制，这均是值得研讨的问题。务必要以建设和谐社会需求为基点，从实践与理论层面出发，践行市场化、法制化、社会化管理路线，从根本上处理上述问题。
参考文献：
[1]尹寒娇.依法治国提高地方社会治安综合防控能力[J].学理论，2015（07）：19-21.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8
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www.133229.Com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3]（p23）也就是说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性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日益壮大，社会自治的程度愈来愈高，打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许多社会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可以从繁杂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随着公共组织的迅速膨胀，“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重新走上了一体化的进程。”[4]（p36）国家权力日益回归社会，政府逐渐成为一种与众多其它公共组织平等竞争的权威，整个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其次，客体中心主义。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因为传统行政的组织体制是官僚制，权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这决定了管理主体必然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体被置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开放、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服务导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网络化的任务型组织。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会成员的服务需求，即以社会成员的满意为目标。公共管理的服务模式不是把社会和公共管理客体的服务期望当作压力，而是动力。客体的服务期望越强，越能强化伦理关系，推动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公共权力日益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已成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因此“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共管理的体系已经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伦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体。然而在农业社会中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法律关系又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务与合作，它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这种意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首先必然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决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围绕“伦理”这一主题来构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伦理关系的制度化，其目标是实现德制，是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对工业社会治理模式批判继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视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业时代人们之间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张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规范化的术语为我们界定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这一全球性的运动有了新的诠释，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归宗于张康之教授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康之教授运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给我们阐述了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公共管理伦理学》所描绘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简单的概括。
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变迁比较
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治理制度权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权治
（统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务型模式）
社会角色身份契约合作
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为中心法律关系为中心伦理关系为中心
社会领域一体化（同质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生活领域总体性
信任关系习俗型信任
（感性）契约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实质性）>核心价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务
权威类型权力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
主导精神权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
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权力去治理社会，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法治和德制处于边缘地位。就人们的社会角色而言，此时人们之间是身份关系；“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们用法律治理社会，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也有权治的内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时人们的角色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了“德治”，即人们用道德治理。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当然也有着权治的内容，但是权治已经被边缘化了，此时人们之间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德治”的变革，是一个客观的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本质是德治的，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理念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设计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对人类面临的向前大跃进的时代，托夫勒坚信：第三次浪潮“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6]（p3）这也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人们大都徘徊在从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二元分立和同构的立场上来认识人。而张康之教授认为：人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人还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体。人的三个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通过直觉的方式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层和最本质的存在，道德存在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人的存在或本质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设计的“权制”和“法治”被历史证明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根据历史的发展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就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础。
2.“德治”实现的关键：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但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德治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单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所有的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所谓“德治”都最终都只能是“虚幻的德治”。德治的实现最终是人们道德存在的自觉。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观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过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相契合而觉醒。德治的实现不是靠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体的服务需求的刺激和约束。德治是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结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这一制度框架能够对人起到激励和惩治作用，从而给人们以客观的约束，人们会得到一种客观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达到的。[7]（p210）“以制度为师“而非道德说教才是德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稳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务导向的，其核心价值是服务。德制建设是公共管理服务精神的物化过程[4]（p8），服务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证公共管理者忠诚的去贯彻服务精神，为服务精神的实现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体，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德治与法治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二者不仅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从属于工具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据此德制的建设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并且已经确立的制度应当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长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为服务精神贯彻实施的保障；其三，德制应该是同时在德治与法治两种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确立是实现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终极目标。德治的确立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其起点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为整个进程的起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次的宏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后工业时代变革呼唤一场建构性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8]《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描述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并在服务理念下提出制度设计的构想。《公共管理伦理学》本身就是一本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启蒙性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有着的重大启蒙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丽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矛盾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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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刘祖云.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j].公共行政,2004-12.
[6][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9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回顾历史，实行依法治国既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展望社会主义建设前景而选择的关键方向。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一项基本方略在我国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法治建设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尚存留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因此，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在稳定国家新局势、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利益以及保证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法治建设遭遇寒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回归正轨，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从而将我国的法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得以厘清规范。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依法治国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宪法修正案中的重要条款。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并且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14年10月28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全会主题，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集中论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至此，全面依法治国大幕正式拉开。
我国的国家治理史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
回顾历史，我国的国家治理史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统治”，简言之就是指所行何政和如何行政，强调服从与被服从的阶级和阶层关系。“管理”则运用“疏”与“堵”的思维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主体基本为政府及社会组织，较为单一。而“治理”则在“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政府约束，体现了上下的双向互动，国家与社会相结合，其合法权利来源即治理主体，较为多元。因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概念之间既有含义上的重叠，又有内涵上的递进，“统治”是后两者的基础，而“治理”则是对“管理”的创新。看似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去之甚远：传统意义上的“管理”，默认的有施与方和接受方，施与方即为掌握着公权力的政府，接受方为一般公众，这是一种二元关系。而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打破了这种二元关系，治理的施与者由多元主体构成，即政府、社会组织（含营利性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一般公众，而治理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治理就是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力下推动各方面制度不断完善，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中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的是营造和谐稳定的大环境，制定好服务于各类社会组织和民众的良法和合理的制度，从而保障各类社会组织都能有序运转，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不断提高。决策的主体逐步从人、政府、社会到权利共同体，而用以进行价值是非考量的尺度也由以个人意志为主过渡到依法依规来衡量。因此，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也存在相辅相成关系，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目标和任务。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道路。依法治国，在不断健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中，逐步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基因。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境遇
从理论上比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新目标新任务，没有可直接沿用的理论成果，更没有现成的范本可以套用。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又一重大考验，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紧迫感。
一定历史时期，由于国内生产力低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制，社会制度不完善导致的革命逻辑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作祟，促使党和政府通过打破旧的法律框架来争取发展的有效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更多地偏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之相配套的法治体系没有及时跟进，继而多次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局面。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被列入。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其调整为建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一段时期以来，“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然而，随着经济基础的日益稳固和发展，既有的“四个现代化”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上层建筑的需要。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它的提出适时地对以往以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为主，偏重国家硬实力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修正，更加重视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依法治国发展到新阶段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必然要求。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可行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了时代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如何有效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学界不断讨论的重要命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明确国家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依托的基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当然是多元主体，通俗地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无论是以个体人的形态参与还是以社会人的形态参与，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目的是让国家更加富强、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作用模式从两个层次着手，一是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二是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其中，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就是要立规矩建秩序，即通过党纪、法律法规、行规、各项规章制度，乃至个人的道德自律、职业自律等等，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外在保障。而治理能力则更多是针对治理主体而言，包括国家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以及普通的自由人，这个能力从大的方面讲可以说是参与国家机器运转和社会生活并在其中发挥正向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胜任各自岗位和工作的能力。一个良性运转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是每个社会人和自由人都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或工作岗位上有效地开展工作、愉快地生活，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安全感、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即所提出的“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基于这一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构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进而调动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而构建合理有效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需从诸多方面着力。
一是重构治理主体。从统治到管制、管理到治理，治理现代化比以往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更显科学、文明与进步，这关键在于治理主体构成的升级优化。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治理主体。
传统的“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主要基于执政党对市场、社会以及其他公共主体的统治和领导，而国家治理视域下，不再是单一的治理，而是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同治理的结构转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中相互协作、共同发力。
二是治理结构网络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标志着由层级节制的科层制管理向多主体协作的关系网络治理转变。在信息化背景下，这种关系网络转接到互联网，形成了新的治理范式。互联网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权力结构调整和各方利益协调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公共权力的提升，敦促国家管理者改变与民众的沟通方式，对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是夯实制度供给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起点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同时需要在制度思维、形态和机制等方方面面加以着力，以实现国家行政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预算制度和司法制度等的现代化，而理性化制度体系，有赖于法治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现实秩序，促使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生活日益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与支柱，这是我们的制度自信，不可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必须一成不变，原有的制度中也隐含着与具体国情不相适应的约束性，这就需要不断结合实践提升理论认识，适时进行制度和机制的调整与修正，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供给。
四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的日益丰富、多元和立体，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建设框架，而成为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与之同步的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角色定位和关系也需要不断地加以权衡和调整。尤其是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的职能边界变得更为重要和敏感。政府行政体系需要适应时代需求不断进行自我再造。随着“新公共管理”向“新公共服务”的范式转变，政府职能也由“管控”向“服务”理念转变，进而逐步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
五是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来说，具有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的特点。其中，法治化是本质要求。所谓的国家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在国家治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中，充分调动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坚持法治原则，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2014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深刻阐释，强调不能离开“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谈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法治对国家治理能力构建起着基础性的框架作用，而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则是评价和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价值尺度。
社会治理的体制篇10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社会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物质生活大大提高，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和谐社会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治理是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在于构建和谐社会。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时代特征
所谓的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平等，合作伙伴关系的参与者，根据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和管理的法律，我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符合公众利益，是社会管理的进一步深化，其本质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主体多元化
社会治理的主体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治理的各个组成部分均有合法的权利来源，任何学科不能流程管理的单一规范和实践的垄断，以建立从注重社会管理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不同。
2.管理方式合作化
不同行为者在行使社会治理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平等，合作的关系，有效的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多由各种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志愿组织承担实施。在多体系统，通过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实现自我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3.管理理念民主化
社会治理作为现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强调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政府、社会和居民对社会事务管理时，以民主为管理理念，自主表达、协商对话，从而形成公共政策的整体利益。
4.管理手段多样化
强调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道德手段社会治理的发挥，宣传手段的教育，鼓励参加者的经济制约，法律约束，道德约束的框架，合理有效地利用市场，各种管理方法和法律，文化，习俗等，并更好地控制在较少政府监管，其主要职责领域多学科的公共事务和指导的技术是锻炼指导社会管理，市场力量在社会管理创新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治理的共同制度。
二、现代社会治理问题分析
1.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尚需完善
从国家的整体情况来看，虽然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社会治理，其法律制度还显得比较滞后，还存在着法律空白部分地区。这里是我们的基本法律明确社会组织管理的任何部分。如何规范行为，以及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指南，如何引导和利用新媒体，如何有效地管理城市，如何有效地保护公民等社会保障的权利，是缺乏高序位，效力较大的法律规定。
2.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
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政府仍然唱“主角”中扮演一个“全能型”管理，社区管理仍然集中在政府的社会管理，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等主体地位不能充分得以体现，形成政府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体系，其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不到有效释放，使得社会治理效率低下。
3.社会矛盾的预警机制不到位
目前，社会治理的各个组成部分运行具有行业或职业特征，社会治理的多方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并且彼此之间相容性不强，同时，有关社会管理和治理方面的各方数据信息不共享，数据平台建设不相容，无法从整体上汇集社会矛盾，不能全方位、全景体现社会矛盾，使得社会预警时间不及时，矛盾及可能产生的危害预测不准确，导致预警机制不到位，延误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佳时机。
4.社会应急处理机制不协调
社会应急事件往往时间紧，涉及的部门多，现场矛盾突出，需要多部门联手解决。目前，我国对应急事件处理机制不协调，具体体现在：应急预案不及时，参与应急事件处理的各个部门不能有效配合，联动机制不能无缝对接，基层应急管理滞后，有限的现场处理能力，应急协调机制，社会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1.加强社会治理法制建设
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而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理念下，必须解决社会治理的“有法可依”的问题，因此，法制建设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障。社会治理法制建设要根据我国社会管理的需要，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社会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新的经验和做法，及时提出立法建议，积极推动有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使之法制化，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
2.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社会治理的实施，完善社会管理，全面推进中国和平的主要措施建设。通过将政府的“善治”和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合作治理”理念贯穿于社会管理机制的运行过程，形成多方主体的互动性、连续性、协调性的社会治理系统，“表达—协商—合作—同居”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通过流畅的表达机制，利益的实现共赢的谈判机制，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机制，对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多主体合作治理结构的公民参与。
3.加强矛盾调处机制建设
表达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效益和安全的协调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体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各自的优势，形成与调解机制，综合运用法律相互协调，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同时，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安全信息数据库，其中包括各种意外和危险，决策咨询专家库，决策支持和安全管理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包括预警的形成，知识信息收集反馈，决定处理，专家咨询长效机制，组织协调，信息披露等，创新和有效的制度，以防止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适应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的需求。
4.建设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
根据预防和应对，以及结合声音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统一指挥，部门联动的形成，协调，有序，正常状态下的非常原则应急管理机制高效运行，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建立政府主导，全民动员，集体参与，社交网络的治理结构，以应对最大限度地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提高应急事务处理能力。
5.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开创性的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要求，在当前的市场过多的政府干预，“越位”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比较“缺位”现象依然突出。政府应转变职能按照一致的权力和责任，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首先要按照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调整社会治理的行为边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由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由熊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方案适用事项。政府专注于提供基本的，具有包容性和公共服务的整体，社会和经济事务和公民个人，更多的公民和民间社会组织的监管事务的逐步放松自我管理。其次，我们应该贯彻“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运行模式。呼吁以人为本，做到“有人骂，我必须，”公众需要来决定政策变化的方向。重新建立公共服务体系，并制定了各种社会渠道，为客户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要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加强开发，实施和监督的挂钩坚持去耦和地址碎片从系统，触摸的权利和责任，多执法，长期执法的权利和利益原则的相关规则，权利和义务等问题，推动政府社会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6.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创新一直是关键，社会管理在基层，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完善基层民主管理是深化突破管理系统的社会现实。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关注社区社会管理的创新，其中最为关键的接触点就是解决基层的现实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在利益相对受损的改革的一些边缘群体的利益，改革使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并不是主动参与到社会转型中，而是被迫接受改革的结果，改革政策的制定缺乏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政策的执行过程缺乏监督，政策的推进在不断“试错”的语境下经常发生权变，这一切导致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使得很多人感到不公正，这些边缘群体在承担改革代价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及时地进行政策解释和提供相应的保障，加剧了民众的对立情绪。这种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积淀在人们的心里，当现实的基层矛盾被激化时，基层的现实矛盾就会延伸到深层次社会问题而一并爆发出来，这是近年来各种社会越轨行为的重要根源之一。基层的现实矛盾延伸到深层次社会问题是当前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源头，社区社会管理作为基层现实矛盾的重要责任主体，更正转换应该承担风险，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加强促进社会融合包容的社会责任。
7.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培育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是深化社会治理的要求。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推进独立的政府机构的应用，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的组织，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第三者”的角色，公民和外政府。建立不同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体，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与合作机制在提供社会服务，以协助弱势群体，以保障市民的基本权利，促进基层社会领域的高效运作。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这一敏感问题上，重点是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解决好政府如何“放权”、社会组织如何“接力”问题。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真正享受到了社会管理权限，逐步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机构独立于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通过这些努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社会协调，以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融合与稳定和统一的维护和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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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向前，刘邦凡，林宏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我国乡村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分析.生产力研究，2008年20期
[3]孔祥参.社区管理中的法律缺失及完善.沈阳干部学刊，201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