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经济学原理篇1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在他的名篇《国富论》中,他论证了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社会财富的根源;经济秩序是由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来安排的。在此基础上他倡导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后世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亚当·斯密适应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国富论》中论证和倡导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根据这种思想,资本主义经济要想发展,必须鼓励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种思想在斯密之前的十七、十八世纪初就已经为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了,斯密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一自由放任,并据此原则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成为古典经济学之父。
一、人的利己天性是社会财富的根源
斯密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要求,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在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要求支配之下,人类形成经济和政治秩序。他把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心理,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的努力,并且认为这种努力只在人类社会才存在,乃是人类的特质,并不见于其他动物。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的利己心。
”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①
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求改良。”①
在斯密看来,社会由个人构成,社会财富也由个人财富构成。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个人的要求也必然达成协调。虽然每个人的利己要求看上去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彼此协调彼此促进的。这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或者说,是人类在漫长岁月里自发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秩序。在他看来,利己心是促使人们进行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经济联系的纽带。人们由于天性中追求利益的倾向而进行生产和交换,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久而久之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并促成其它经济行为的生成。利己心是人类和谐经济秩序的原因所在,压抑利己心,势必会压抑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鼓励和倡导利己心,则会顺应自然,促进财富增长,社会繁荣。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L"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L"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③
由此可见斯密的观点,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所追求的不是别的,而是私人的利益。尽管人与人的利益有着冲突的可能,但是由于人类自发而生的交换倾向和分工的产生,形成了和谐的经济秩序,就使人的自利心理转化为一种动力,在促进个人财富增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进,并不会彼此冲突而致文明衰败。
由于他把这种利己心看成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因此,他认为对于出自人的本性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一切活动,都不宜加以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凡是符合这种利己心的就是自然的,反之就是违背自然的发展的。而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会失败。所以,他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认为这是自然的要求。
二、”看不见的手”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论述每一个原理时,几乎都要表露出他对经济自由思想的推崇。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世界的现状是千百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是所有人遵照某种本能力量的命令,由利益心的趋引,策划的无数行为创造出来的。他把这种力量称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他所推崇的自发经济秩序,是市场规律在组织经济社会中起作用。正是上帝的这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安排了人类经济秩序,而非人力所为,人类的主观安排只会打乱和影响自然形成的经济秩序。所以斯密极力反对对经济的干预,倡导自由竞争。
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须竭力使社会的年收人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④
“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不是斯密的发明,它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英国皇家海军在1703年遭遇的一场特大暴风雨中,许多舰只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斯密继承大众熟悉的宗教语言,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这个现象的明显特点。尽管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在他的着作中并没有出现几次,但是并不妨碍这个比喻一跃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它形象地表现了市场机制组织经济活动,形成经济自发秩序的过程,成为反对干预经济自由的有力口号。
斯密论证了经济干预只会造成利益减少的结果。
a口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里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里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
因此,如果从国外买进货物要比国家内制造便宜,政府阻碍这些货物的进口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把工业引向获利不多的部门,与其这样,倒不如让它另辟蹊径,所获报酬反而会多些。斯密认为,所有旨在鼓励这一行业或抑制另一行业,鼓励农业抑制工业或鼓励工业抑制农业的国内措施是不明智的,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促使更多的资本投人某一工业部门,有可能超过正常情况下的资本自然流动;运用限制措施,可能使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于该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资本撤出这一工业部门,这两种做法都是打错了算盘,无法实现增进社会利益的预期目标。斯密形象地以棋盘来形容,认为在人类经济社会的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它自己运动的原则,与政府想要指挥它的原则完全不同,如果二者不一致或正好相反,则棋下得就会很艰苦,而社会必然随时处于高度的混乱之中。
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他提出,政府应当听任人们按照自己的运动原则行事,或者使立法机关制定的原则与之适应,而不要横加干涉。
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主张在国内政策中对自由竞争实行一些限制,因而提出了国家职能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他指定了政府的三种职能,即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工程。可见,斯密在极力宣扬其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并没有一概地否定在特定领域里政府所具有特殊作用。作为经济学大师,他肯定意识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经济运行时是有一定盲目性的,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尤其是他认为在出现有损于自然经济秩序时,应由政府出面干涉或经营。虽然这侵犯了人民天然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少数人的自由危害了社会安全,就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法律的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的政府,都应该设立防火墙来抵御这种损害。在他看来,政府职能在于确保整个经济的自由发展而不必拘泥,这样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避免了流人极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适应时代要求,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更为重要是,斯密在个人私欲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有吸引力的粘合点,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使他的理论不仅被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所热烈欢迎,还为后世开创了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影响不止一两代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经济学家才说《国富论》标志着一场革命。
三、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后世影响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贯穿整本《国富论》的灵魂。在斯密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国民财富的增进都要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具有无穷魅力。因为斯密所讲的正是他们的心里话,他替他们拂开了遮在眼前的云款,正合了急于肃清所有对市场和劳动力供应的限制和禁锢的资本家的需求。当时,自由竞争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斯密恰恰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弥补了这种不足。斯密用自由主义哲学给自由竞争行为打上了必然性的烙印,使资产阶级认识到,作为人类行为中心的私利是激发他们进行日常活动的动机,并且高兴地看到,追求利润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并非自私的行为,而是有益社会的行为,潜在疑虑一去不复返,封建思想残余被扫除干净,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私利了。
在斯密之后直至今日,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仍然影响深远,并且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大卫·李嘉图(1772一1823)、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一1832)、马尔萨斯(1766一1834)都把斯密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都从斯密的着作中吸取了部分观点。斯密经济学说中科学的、合理的成份也被马克思所批判继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当代一些流行的经济学说也源于此。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斯密被视为主观效用学派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把灾难归咎于经济学家过于信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主张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到了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弊端暴露出来,古典经济学获得新生,斯密的((国富论》又被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颂扬。他们认为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沉溺于凯恩斯的笨掘而无效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甚至提出从凯恩斯回到斯密去的主张,重新把”看不见的手”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必然的自发秩序。不管怎样,斯密的《国富论》都是众多经济思想的发韧地。就象有人评价的那样:
常见经济学原理篇2
因此，中原经济发展对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需求日益明显。对民办学校艺术教育与中原经济发展进行概述，并分析中原经济发展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需求原因，提出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满足中原经济发展需求的途径。
中原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地域资源以及交通设施等优势，受到大量高污染企业的青睐，致使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纷纷前往开办工厂，从而引发诸多发展弊端，针对这些弊端问题需要大力发挥知识的力量。此时，结合中原经济发展实际，对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提出了相应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中原经济发展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需求原因，提出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在中原经济发展中的需求解决途径，以期对中原经济稳健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与中原经济发展的概述
1.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含义。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是指民办学校以艺术设计知识为抓手，充分发掘艺术具备的独特美感，并将其渗透于艺术设计中，利用艺术设计强大的审美及实用功能引发受教育者的思考，并利导受教育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整个过程。可见，艺术设计教育不但具备社会属性，同时拥有个体属性，通过对其有效的实施开展，实现了造福社会，提升个人能力的强大作用。
2.中原经济发展的含义。中原经济发展即指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域，致力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提高，加强经济结构的科学合理优化改进，注重经济质量的合理改善提升，从而有效提高地区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形态的健全完善，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加速现代化进程推进。由于中原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现已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开发区域，因而其经济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
3.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与中原经济发展的关系。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具备目的性与创造性等特点，通过教育实践突显出其协调生产消费的经济属性，该经济属性要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依托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力量，同时，经济属性的有效发挥能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可见，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与中原经济发展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原经济的发展是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高效开展实施的重要基石，经济发展越迅猛，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越快速，艺术设计的物质基础越雄厚，教育的具体实效越明显;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实施是中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实施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欲望需求，在其教育实施过程中，充分显现艺术设计带来的精神愉悦与视觉享受，利导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推动艺术设计观念目的的具体化，进而促进中原经济的稳健发展。
二、中原经济发展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需求原因
1.保障经济稳健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猛烈冲击，我国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中原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独特，吸引了大量高污染产业前往投资建厂，导致中原地区环境污染现象越发严重，进而引起了国家对该现象的关注与重视。
因此，中原地区经济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在战略调整过程中，需要正视地区环境突显问题，经济寻求解决策略，积极防治环境污染现象。此时，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充分发挥其保障功能，通过教育培养输送具备审美设计能力的从业人才，发挥人才地区环境科学美化的设计引导力量，加快了地区环境污染的整治力度，从而保障地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2.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在经济层面上，充分突显出其创意特性。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显现出知识于经济中的作用，因而经济结构发生了必要的调整，于是创业产业的发展优势充分得以突显，创意产品的贸易比重日益加大，创意产业的发展前景愈发广阔。
可见，通过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有效开展，充分突显其经济创意特性，将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
3.推动经济效益提升。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全面融入了高新科技力量，在高新技术与人们日常活动、新型科技与日常消费用品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起着纽带作用，其通过利导高新科技发展，带动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通过寓高新科技力量于艺术设计，促进日常消费用品技术更新;通过向企业输送艺术设计高科技人才，完成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提升，满足消费者的购买要求，进而有效增加经济效益。
三、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满足中原经济发展需求的途径
1.加强政府利导。由于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通过政府有序利导，激活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生命力，从而有效保障经济稳健发展。在政府利导过程中，需要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加强法律政策有效保障引导，制定科学完备的教育发展激励方案，因势利导教育实施推进，加大教育经费的扶持力度，强化教育人员培训支持，充分实现政府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利导功能，进而实现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对中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增加地区引力。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是以培养高素质设计人才作为终极目标，因此，社会要具备对该类人才的广泛需求，方能与教育目标相吻合，防止人才培养的无效与流失，激发人才的服务社会的热情。因而需要适度增加中原地区人才吸引机制，扩大社区艺术设计人才作用的宣传普及，建立地区民间艺术设计人才创业辅助机构。可见，只有适度增加中原地区引力，才能有利于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目标的实现，完成对中原经济发展的有效推进。
3.变革教育机制。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是否能实现对中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重点以教育的成效作为评定依据。可见，有效的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才能发挥积极的经济促进作用，因此要重视对原有教育机制的弊端进行变革完善，以实现教育的经济效应。
在变革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全面调整专业设置，满足多类层次市场需求，充分突显中原经济地区特色，综合完专业善课程结构，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加强专业实践实施力度，以实现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机制的合理变革，实现对中原经济发展进程的推动。
结语
总而言之，中原经济要实现迅猛发展，必然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有效开展有着一定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需求，并充分结合需求原因，找寻出适宜的解决途径，以实现对中原经济的有效促进作用。
常见经济学原理篇3
关键词：技术预见；方法论；理念假设
1 技术预见方法论的内涵
最早论述技术预见方法论的是吉尔菲兰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探索法”和“规范法”[1]。其中，“探索法”又称之为“能力导向法”，属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它主要是依靠科技技术自身的成长能力、发展潜力、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等来预测技术的发展趋势、项目投入领域和实现时间等。而“规范法”又被称之为“目标导向法”，属于历史主义中的库恩科学发展模式[2]，它要求对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和发展规模等按照人们事先的要求加以规范，或者说要依照既定的目标去发展科学技术。因此，“探索法”和“规范法”是研究技术预见的基本方法论。技术预见方法论其中也包括指导技术预见工作开展的一些原理和具体方法，如情景分析法、德尔菲法，等等。因此，技术预见方法论是关于技术预见学方法的学说与理论，即系统研究和分析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未来需求及发展趋势，确定具有战略性的科技发展领域以及选择关键技术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假设、原理、理念和具体操作方法，是技术预见研究及其在科技决策过程中开展工作的一般方法和总体框架，同时也包括具体的技术预见方法。
2 技术预见的理念假设：契约论、稀缺论与构建论
任何科学研究都有理论假设前提。有研究者认为[3]，技术预测研究基本假设为“社会契约论”，该理论的依据是美国万涅瓦・布什(V・Bush)的一份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认为只要对科技大力投入，就一定能有产出。而英国技术预见的基本假设是“资源稀缺论”，理由是所有国家都存在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在给定经济和智力总资源条件下，在科技与其他投资领域中、在当前与未来相互争夺资源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均面临资源合理配制问题，每单位资源的使用都存在机会成本。这就需要通过技术预见来合理配制资源。任何一种过度投资行为都将带来不经济现象。
事实上，技术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还必须考虑技术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正如wiebee・Bijker和JohnLaw在1992年出版的《shapingtechnology／BuildingSociety》的一段话比较典型地说明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我们的技术反映我们的社会。技术再生产并包含着专业的、技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的相互渗透的复杂性。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责技术，我们也不是提出某种技术的导向。我们并不想说‘如果技术是纯粹的技术，那该有多好。’相反，将要说的是，全部技术都是构成我们社会的各种复杂要素所建构的并反映着这些要素；运行得好的技术与那些失败的技术并没有什么不同。‘纯的’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技术总是包含着各种因素的折中，无论技术是被如何设计或构建出来，都涉及到政治、经济、资源强度的理论，涉及到关于美与丑的观念、专业倾向、嗜好和技能、设计工具、可用的原材料，涉及到关于自然环境的活动的理论”[3]。因此，笔者也认为技术是被构建的。因而，“技术构建论”也是技术预见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的基本结论是：技术预见是从技术预测演变而来，因而“社会契约论”、“资源稀缺论”和“技术构建论”都是技术预见的立论前提，预见的目的是“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实现其经济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塑造与构建美好的未来社会。3技术预见的一般原理探讨与分析
英国著名技术预见专家本马丁(B，martin)在考察了日本开展多年技术预见活动基础上就如何体现技术预见宗旨和理论基础又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提出了5“C”技术预见原则：沟通原则、聚焦未来原则、协商一致原则、协作原则以及承诺原则，针对更大范围的技术预见，andersonandFears提出了第6个“C”：理解(Comprehension)原则。实际上这6“C”原则背后揭示了技术预见方法论所遵循的基本原理：系统论、突变论、博奕论、辩证法，等等。
3.1 技术预见系统论
3.1.1 协同论 从未来学的角度讲，未来技术必须与未来的科学、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政治协调发展。因此，必须以大系统协同论来指导技术预见专家的研究工作，并在具体的技术预见方法中贯彻这一思想，如在建立技术预见专家库时，不仅仅是来自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专家，还要包括社会发展界、产业界、教育界、政府的资深公务员等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在技术预见德尔菲问卷设计时，不仅仅只考虑技术自身的成长度，还要考虑市场需求的拉动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的发展与科学、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的发展相适应，尽量避免技术的负面效应。正如预见专家格鲁普(Grupp)和林斯顿(Linestone)(1999)所指出的，随着技术前瞻及预见活动的进行和执行，预见可视为整个社会“协商系统”中沟通的手段[5]。反过来，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也会影响技术的未来发展。因为国家科技发展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想要参与或影响其制定的团体及成员越来越多，而技术预见活动可以提供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平台，可促进政策制定真正适应环境及使用者的要求。
3.1.2 信息论 信息论是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其主要创立者是美国的数学家申农(C・e・Shannon)和维纳[6]。今天，广义的信息论还包括“语义信息”、“无概率(主观)信息”、“相对信息”、“有效信息”等“广义有效信息”，以及“模糊信息论”和“算法信息论”等。信息论在技术预见中的应用就是要构建技术预见信息方法论，包括技术预见研究所需要的方方面面信息的收集与处理的方法，如科技信息、市场需求信息、政治信息、社会发展信息，等等。在技术预见信息收集方面一是要不断拓宽有效信息的收集渠道。如建立技术预见专家知识库，定期组织专家提交技术预见咨询报告和开展“头脑风暴法”论坛或“预见沙龙”：不断跟踪和研究世界各国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信息：通过德尔菲法收集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概率(主观)信息，等等。二是要
不断改进和完善对所收集到的技术预见有关信息的处理方法，提高预见的精度。如把模糊数学引用到技术预见中来，在德尔菲调查问卷中把一些难以量化的指标用模糊数学来表示，如使用一般、不熟悉、较熟悉。非常熟悉等模糊性语言，但在数据统计处理时又要把其还原成精确数据，“精确兮，模糊所伏；模糊兮，精确所依。”只有利用信息论的方法不断地收集更多和更有效的技术预见信息以及完善信息的处理方法。以建立技术预见竞争情报系统，技术预见才能在把握科技的未来发展趋势和重点优先领域选择、关键技术遴选和科技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3.1.3 控制论控制论是美国人维纳(norbertwiener)1947年创立的。技术预见研究也需要借用系统控制论的一些原理。首先，技术预见的科技塑造未来理念实际上就是借助了控制论的事前控制原理，利用对过去信息总结提炼，预见未来科技，来左右和影响未来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如趋势外推法、关键技术遴选法等。其次，预见在左右国家的研发事务上，必须对未来需求及现在投资的跨国性基准进行比较，激活反馈程序。以往的预测工具，无法适应全球环境的剧烈变动，而前瞻则注重和其它国家的基准比较，同时以不同的观点描述未来，可以增加整个国家的危机处理能力及适应环境的弹性。再次，具体的技术预见方法上也需要应用系统控制论，如在技术预见德尔菲调查问卷不仅仅要考虑技术自身的能力推动和市场需求拉动，还要考虑影响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及如何利用一些措施来实现这些技术，这事实上也是借用系统控制论的原理来影响未来技术的发展。
3.2 技术预见突变论
技术的发展轨迹不仅仅是连续的，可能还存在跳跃性的发展。在技术预测的历史中，有很多当时站在人类认知最前沿的著名科技、经济大家的错误预见例子。如“这种名叫‘电话’的东西毛病太多，无法认真地把它作为一种通信工具来看待，这种设备对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经济管理学家西盟，1876年)；“我想计算机的世界市场的容量为5台”(iBm前董事长汤姆斯・奥特森，1943年)。这说明预见科技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预见性的错误呢?这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究竟失在哪里呢?失就失在只考虑技术发展的连续性，而没有考虑技术发展间断性、跳跃性。因为在一些新兴的科技领域中，某项技术一旦在其技术本身研发积累达到一定的水平和外界市场需求巨大的条件，就会产生跃迁式跨越发展，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等。而突变论为研究技术发展的不连续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技术预见专家在预见和选择未来技术时，可以运用突变论的思想来研究可能会出现的颠覆传统的新技术，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很可能出现一些新的颠覆性技术，如纳米技术领域。
3.3 技术预见博弈论
博弈论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在其他领域的决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作为一种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博弈论来源于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活动和行为，它在军事、法律、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环保、体育竞技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7]。技术预见博弈论是指国家(地区)等组织或个人在预见未来科技发展时利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预见和谋划本国(地区或组织)的未来科技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关键技术选择。技术预见博弈一般属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但在一些秘密高科技军事技术或其他技术领域的预见博弈则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地区)的未来科技发展战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和其它国家(地区)的科技发展战略。这事实上就构成了各国(地区)科技发展对策之间的博弈，科技发展策略之间的博弈。而且这种技术预见博弈是客观存在的，如美国在世界上率先研制并掌握了原子弹技术，而随后苏联、英国、法国、中国也掌握了原子弹制造技术，这实际上就是技术预见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又如，日本在开展技术预见研究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博弈论的方法。它在开展前6次技术预见研究时，主要是聚焦未来的应用技术创新，为什么不进行原创性和基础领域的技术预见呢，除了考虑日本本身的财力、资源等要素有限外，还考虑到这些原创性的技术可以从美国引进，这是典型的技术预见博弈跟随战略。而后来的日本第7、8次预见又非常重视原创性的技术，因为此时美国已经加强了对原创性技术的专利保护，使日本引进这些技术的成本非常高。另―个技术预见博弈论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科技博弈，属于典型的技术预见寡头博弈。美国制订“星球大战计划”等一些高科技军事发展计划，迫使前苏联在本国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军事技术。结果把前苏联的国民经济体系几乎搞垮。
3.4 技术预见与辩证法
马克思曾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就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述告诉我们，辩证法的本质和基本精神是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持否定、批判和超越的态度。实践辩证法是目的性的，发现辩证法和再现辩证法是手段性的，因为人的存在的根本目的是对外部世界进行实践改造，而科学发现及技术预见与对本质世界的再现则是为实践服务的，是实践的手段。可见，由发现辩证法、再现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形态体系，从根本上说，是面向未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以上述形态体系成为未来学的方法论。而技术预见作为未来学的一个分支交叉学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同样是技术预见的方法论。
技术预见是研究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优先发展领域和关键技术遴选，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未来技术成长情况、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技术的两面性。但是，为了研究未来，也要研究过去与现在。尤其必须研究历史与现实的本质，它以未来世界为研究的终端目标，但要以对本质世界的研究为基础，因为只有深谙过去，才能预见未来。另一方面，人类的未来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掌握情况，因此，技术预见方法的研究还要与对未知世界的研究与探索同步和协调。由此看来，技术预见方法应当同时研究人类文明面对着的三个世界：未知世界、本质世界、未来世界，技术预见的最终研究成果――对未来世界科技的预见。既是对于正确理念引导之下的人类实践的预期，也是对未知世界、本质世界的研究成果的必然结论。
4 主要技术预见方法的评价
目前国内外通用的技术预见方法、每种方法优缺点以及适用的情况见表1。
5 结束语
技术预见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
展的速度更快。一是表现在预见方法越来越多，并且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优缺点和应用范围。二是预见方法的综合化和融合化，即技术预见很少采用单一方法，通常是各种方法的有机组合。此外，技术预见方法还必须与规划的方法结合起来发挥作用，技术预见支撑科技规划的制订，科技规划的制订需要技术预见，二者互动起来。因此，只有全面理解技术预见方法论，才能构建“面向未来的意识，聚焦科技的观念，战略决策的本质，跨越发展的思想，政府主导的特点，重在行动的精神”的技术预见基本理念：才能从战略高度把技术预见理解为一种新的战略分析与集成的工具，在具体行动上落实“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预见研究，构建技术预见多领域专家交流平台，把握国家科技前沿趋势和社会发展需求，为政府科技决策和我国自主创新战略落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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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经济学原理篇4
关键词：法务会计；必要性；理论结构
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法务会计所涵盖的知识面非常广，在会计学和法学知识的基础之上融入了各种调查技术与审计方法。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逐渐趋于法制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便是法制化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由此可见，法制建设正在逐渐成为我国各项发展工作的重点。在此过程当中，各种与会计和法律相关的问题无法避免。法务会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问题扩展所造成的严重性，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
一、法务会计简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因美国的股票舞弊和信贷行业丑闻，法务会计首次进入人们视野当中。从那以后，欧美各国也开始了对法务会计的探索研究，我国目前对法务会计的探索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起步较晚。理论上讲，法务会计是会计学的分支学科，具有会计学的基本功能和属性。与此同时，法务会计又融入了不少法学的理念和方法，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部分法学的属性和功能。由此可见，会计学和法学的相互交叉渗透成就了法务会计，其以一门边缘学科的身份在不断探索中得到发展。历年来不少专家学者都对法务会计进行了积极探索研究，由于侧重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其对法务会计概念的理解和定义也就不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虽然各专家学者侧重点及其表述方法可能会有不同，但是其实质却是一样的。有国外学者指出，法务会计的含义是通过其功能体现出来的，最主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结合法律鉴定处理企业问题与财务事实之间关系，二是其常常被用在法庭之上。在我国，对法务会计的概念解释也有两种。一种是指在法律准绳的规范下，综合利用会计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对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中的各种违反法律法规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另一种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专家学者而言，指其针对一些仍处在经济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将此作为法律鉴定的依据，是一种专门提供法庭证据的新兴行业。综上可知，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于法务会计的定义都始终是围绕法律和会计这两门学科进行的。法务会计与其他会计形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最终是为法律服务的，经常被作为法律鉴定或者被用于法庭作证之上。
二、加快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必要性浅析
(一)市场经济体质发展的需要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加重了企业的决策信息和广大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的依赖性，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会计信息的用途。自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会计工作发生了极大变化，其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也逐渐丰富。无论是企业还是市场对会计的需求都逐步变得多样化，传统的会计已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因此不得不做出创新，寻求新的出路。基于这一情况，法务会计的概念得以提出，不少传统会计都开始向这一方向转型。可以说，法务会计的出现及发展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需求，也是会计行业自身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弥补会计与法律两种学科局限性的需要
会计的规范和法律的规定并不总是一致的，所以很多时候都会造成预期的或者已经实现的会计工作结果与法律实施之间存在一定偏差。经济不断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新型的业务不断涌现，各类经济现象也越来越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法律规定与会计规范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单纯依靠会计学或者法学是无法做到综合解决此类问题的。所以，法务会计应运而生，集两家之所长，综合解决相关问题。
(三)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现状的新方法
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能够连接投资者与经营者，这就要求会计信息具有较高的真实性。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各种经济舞弊现象层出不穷，甚至以一种病态的趋势在蔓延，对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轻则破坏社会风气，重则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甚至还有可能诱发程度各异的金融危机或者财政风险，使得市场经济不能稳健发展。法务会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协调经济市场中的各种法律纠纷。
(四)建设诚信社会的需要
普遍存在的信息失真状况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各种商业欺诈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这种信息失真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理念完全不符，违背了相关思想理念。法务会计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类行为进行监管，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法务会计理论结构框架简析
(一)主要目标
法务会计的目标作为法务会计理论结构框架的基础而存在，其在该理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显而易见，是决定该理论结构框架中其他要素的关键要素。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体系决定了只有法官才享有决定鉴定与否及其具体鉴定事项的基本权利。而作为当事人，虽然享有提出建议或者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但是却没有权利对此作出决定。法务会计的最终目标是对在经济纠纷中出现的具体财产权益事项作出鉴别和鉴定，以便在审理这些案件时提出相关的会计分析证据以及详细的鉴定意见，以此协助此纠纷中的相关者(例如法官、当事人以及律师等)能够正确做出判断。此处的鉴别是指对财产权益取得过程中的行为及其所有权进行甄别，看其是否存在舞弊欺诈现象。而鉴定则是指再次确认和再次计量所获得财产权益的数量以及金额。一般在具体事务过程中，是很难将鉴别和鉴定这二者分开，进行单独行动的。鉴别与鉴定之间联系甚密，主要体现在鉴别能够为鉴定指出具体的工作重点以及工作方向，而鉴定又能够为鉴别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活动领域、业务性质都是其目标的划分标准，具体如下。如果将活动领域作为划分法务会计的基本标准，则可以具体划分出司法会计、理赔会计、税收会计和物价会计等。这些不同各类别的会计在其基本工作内容上具有明显差别。如果按照会计从事业务的基本性质进行分类，则可以将法务会计划分为法务鉴定、诉讼支持和法务调查者三个类别。税收理算会计，其目标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税法规定，以原有的会计核算资料或者原来的财产数额等其他相关资料为基础，按照相关税法要求，对各种交税行为可能涉及的所有税种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必须对纳税义务所发生的时间、地点进行严格界定，合理准确地调整相关计算税基，使用正确税率以确保各纳税义务人已经交纳了所有应交税额。法务会计调查，是对专业的法务会计师而言的，指其甄别和调查各类经济活动中是否有舞弊欺诈的现象存在的一个过程。法务会计是为了防止舞弊现象而产生的，由此可知，调查舞弊现象是最重要的法务会计业务。此处的舞弊是指发生在公司内的诸如员工舞弊、管理层舞弊、内外勾结舞弊以及供应商舞弊等各种舞弊案件。法务会计师可以由政府、公司或者律师专门聘请，通过依法检查公司账簿，约谈相关人员，对存在的舞弊情况进行调查，协助相关部门解决问题。
(二)基本要素
字典中对于要素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指构成某一事物所必不可少的各个因素，二是指组成某一系统的各个基本单元。要素和系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素可能成为系统，系统也可能成为要素。比如，一个要素对其所在的系统而言是要素，但是对组成其的各个要素而言，则成为了系统。各要素在系统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接，其会按照一定比例自动联系成为一定结构，形成系统，而该系统中的性质，大多由这些要素的性质决定。如果系统中某一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存在的差异太大，便会使其自行脱落，或者导致其出现被清除掉的后果。法务会计的基本要素是构成法务会计系统的基本单元，其各单元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法务会计系统的性质。法务会计包括法务会计的需求、供给、对象、规范以及报告这五个基本要素，具体构成如下图所示：图1中的法务会计需求、供给、对象等五个要素构成了完整的法务会计系统，每一部分都不可或缺。第一，法务会计需求。众所周知，有需求才会有产品，才会有服务，有市场。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与之相应的产品或服务的产生。法务会计也不例外，其产生同其他服务一样，建立在市场需求之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法务会计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其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盛，而这种需求并非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在由多方面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当事人、律师等对法务会计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法务会计的发展速度。第二，法务会计供给。法务会计的供给方怎样才能够充分满足需求方的各种多样化需求是法务会计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在法务会计相关需求得以确定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能够满足该社会需求的社会团体力量，这一社会团力量会为其提供专业服务。舞弊审计师便是这样一个专业的社会团体。除此之外，不少专业的调查机构和部门的协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务会计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第三，法务会计对象。是指在各种经济纠纷案件中所涉及到的各种会计信息相关资料以及通过其反映出来的各种经济活动。第四，法务会计规范。此处的规范是指一种行为规范，是对法务会计相关行为的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规范也相当于一种对法务会计相关行为的约束及引导机制，其目的是为了使法务会计的相关工作在法律法规、标准准则以及各种制度条例的指导下开展。第五，法务会计报告。是指相关法务工作人员对经济案件所涉及的各类财务会计资料、卷宗材料等资料进行解释分析之后，所形成的一份书面形式的带有专业判断性质的结论性文件。
(三)构建原则
法务会计理论主要包括其相关概念、原理和假设，而法务会计实务则是指其程序、方法和技术。法务会计的理论和实务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其也有相互交叉的部分，这一部分即是指法务会计的构建原则。法务会计作为法务理论与法务原则的结合体，是一种理性认识。由图2可知，在对法务会计概念、假设和原理进行一定推论便可得到法务会计原则，这一过程是建立在合乎逻辑的论证之上的，故而，可以说其是一种偏理性的认识。这一种理性认识，是建立在多种原则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客观性原则。在法务会计中也被称为真实性原则，旨在强调所有法务会计从业人员在实际的法务会计实践中，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客观正确地反映事实情况，强烈反对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做法。第二，合法性原则。法务会计的合法性原则要求所有法务会计师在从事法务会计相关工作时，必须以《公司法》和《会计法》为指导，按照其中的具体章程办事。第三，独立性原则。法务会计的独立性原则要求所有法务会计师在进行相关调查和出具各类相关判断或者意见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不能因为个人成见破坏相关分析或者判断的客观性。除上述原则之外，法务会计还具备先关性原则、明晰性原则、公正性原则、保密性原则、以及可比性原则、及时性原则等。
(四)理论假设
法务会计假设是法务会计理论构建的基石，其具体理论假设主要经济责任关系假设、可确认假设、独立性假设和可信赖假设。其中，常见的有经济责任关系假设和可确认假设。经济责任关系假设的具体理论中所包含的责任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一种义务性的关系，具体是指受托人按特定要求对承认委托人的，答应对其经济资源进行经管，并适时向其报告具体状况的一种关系。二是指一种由于签订经济合同而承担经济责任的一种经济责任关系。可确认假设是指经济犯罪或者舞弊欺诈行为是能够通过收集相关评价证据，获取相关消息，再对这些获取到的相关信息进行验证，便能使其得到确认。该假设强调，任何经济犯罪或者舞弊行为的犯罪痕迹都是有迹可循的，只要法务人员合理运用相关技术和方法，便可从中获取证据，揭露其经济犯罪行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法务会计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虽然其理论系统结构体系还不算完善，但却发展迅速。法务会计工作师在开展法务会计工作时，一定要以其具体原则为指导，遵守法律法规中的各项章程，以使我国的法务会计理论不断完善，更好地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薛媛单位:渤海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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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经济学原理篇5
一、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法制的现代化；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的法制呢？或者说，什么是现代法制的基本状况的特征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不易回答的问题。因此，为了讨论的方便，必须首先设定一个关于现代法制的评判标准，确立一个参照系统。在此，最为便捷的做法则是通过分析和考察西方现代法制，并且据此进行概括和抽象，从而提出一个关于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作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现代法制作为一种原生形态的法制样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同样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产物〔1〕。据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法制的现代性特征，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面向，是其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如果我们意欲理解和把握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和特点；那么，也就必须首先检讨和分析西方现代法制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面向，是其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如果我们意欲理解和把握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和特点；那么，也就必须首先检讨和分析西方现代法制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换言之，我们必须首先把握西方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才能理解其法制的现代性特征。
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呢？对此，有的学者从“传统／现代”的两分模式出发，认为现代社会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结构和状况，由此形成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评判标准，并且以此裁量传统社会。这一分析模式具有割裂传统与现代之嫌，因此并不可取；当然，也有分析上的方便的优点。然而，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或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充满岐义的观念，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比较流行的观点（例如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所谓现代社会，主要是指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会领域的都市化、流动化、均富化、福利化和人口控制化，文化领域的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和知识科学化等〔2〕。虽然现代社会包含上述诸多层面，但是，在韦伯眼里，贯穿其中的根本精神则是“形式合理”四个字〔3〕。这是韦伯反复阐明的一个中心问题和基本思想，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主题就在于此〔4〕。对此，苏国勋先生概括如下：“在韦伯看来，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5〕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法制呢？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或答案；但非常清楚的是，在韦伯看来，现代法制的主要特征和根本精神仍然是“形式合理”四个字。他认为：这种体系严密、形式合理的法律，对于西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一种法律，除了西方之外，是没有的〔6〕。对于这种形式合理的法律，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权利和义务应有某种普遍适用，并且可以证实的法律原则支配。其二，这种法律必须具有逻辑清晰、内在一贯的系统构成。其三，这种法律规范具有鲜明的外部特征或外在要素；换言之，只有通过逻辑分析和解释的法律概念，才能构成系统的法律规范。其四，这种法律已经祛除了非理性的、神秘的、巫术的手段和因素，并且受到理智的控制〔7〕。这，就是韦伯关于现代法制的基本要义。
值得说明的是：首先，韦伯对法律的形式合理的概括，主要是指大陆法系的法制系统结构；具体则是指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而英国的判例法制体系似乎与此不同。当然，就英国法制而言，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遵循先例”原则的确立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乃至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变迁〔8〕，也都是朝着形式合理的方向发展和完善的。其次，韦伯似乎过于强调法律体系的形式合理的特征，而对法律的价值基础则关注不够。笔者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及至19世纪，于古典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权利、正义和个人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已经全面渗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制定的主要法律规则；所以韦伯在此特别强调法制的形式合理，乃是事理之所必然，时势之所必趋势。实际上，这种法制的形式合理，一方面是指法律的体系结构，另一方面则是指司法的“程序”逻辑和法制的严格执行。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法律成为一种真正具有可预测性、可计算性的制度秩序，这本身也是西方现代社会“法治”原则得以最终落实的内在要求。再次，无论是法律的形式合理还是价值基础，全都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9〕；这一经济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精确地计算”一切〔10〕。与此同时，这一法制的形式合理的特征，还与西方社会历史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这种传统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而渐次形成，到了17世纪的迪卡尔那里达到高峰。这一具有“建构”意义的理性主义传统，对于西方现代法制的形成，影响极为深刻〔11〕。最后，现代法制的形式合理，实际上也是法律与宗教禁忌和伦理道德分化的必然结果，从而反映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制的根本性区别；因为传统法制往往与宗教禁忌和伦理道德混为一体。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法律与伦理之间的区分，是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现代法制形式合理的一种必然反映；但是，过度的发展，足以成为现代法制发展的一种“异化”力量。这，不仅是西方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困境，也是韦伯特别感到忧虑的地方。怎样予以补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70年代在美国渐次兴起的批判法学运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以自由主义理念为核心的法制传统的全面挑战〔12〕；后现代法学思潮，也是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法制传统〔13〕。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在强调现代法制的形式合理之时，必须充分考虑现代法制的价值关怀和追求，充分认识现代法制建设的丰富内涵。当然，诚如学者所说：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是为了获得法制的现代性，而主要不是批判和超越〔14〕；但是，对于现代法制形式合理的“过度”发展，也需保持应有的警惕与反省。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给出关于现代法制的基本看法。所谓现代法制，是指法制的形式合理与价值基础的有机统一〔15〕。一方面，现代法制建设必须充分关注诸如自由、权利正义和个人主义等的价值基础，舍此，现代法制将成为一种“非人”法制；另一方面，现代法制的价值基础如果没有形式合理的规则和程序予以保障，那么，现代法制的价值基础也就无法真正落实，法制的效益同样无由产生。但无可讳言的是，这种兼容形式合理和价值关怀的现代法制，实际上只是一种关于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是对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制的概括和抽象。
笔者认为，这一有关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大致可以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第一，虽然这一“理想类型”是对西方现代法制的概括和抽象，并且以此作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目标取向，但是，并非意味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全盘西化”。与此相关，第二，这一作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目标取向的“理想类型”，旨在揭示它的形式合理和价值关怀，它是宏观的目标取向，而非具体法律规则和制度。因为，在具体法律规则和制度方面，我国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和需要，进行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大可不必全盘照搬。
二、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有关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已经设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或者说，采取什么方法途径达成这一目标？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所在。
对此问题，我国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其中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可以采取法制“移植”的办法达此目的。它的主要理由是：其一，市场经济运行有其“共性”或普遍规律，所以有关的法制可以照搬；其二，西方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法制，可以成为我们的范本；其三，法制移植成功的国家可以作为例证，例如日本。这些观点看似有理，但是，深思起来，则不无疑问。对此，笔者予以简要分析如下：
对于第一个论据的批评性分析。笔者认为，就市场经济而言，虽然有其共同的规律可寻，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一个“自足”的系统；换言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有其社会基础和文化精神〔16〕。所以，任何法制都有一个特殊社会的、文化的“语境”，脱离这一“语境”，那么它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所谓“移橘为枳”的典故就是很好的证明。另外，从社会的系统结构来看，经济关系虽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并非任何时候经济关系都是决定因素。总之，以市场经济的“共性”为依据无法证明法制移植是可行的。
对于第二个论据的批评性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在一个缺乏现代法制背景的社会，移植一套据称是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法制，乃是一种理性“建构”主义的结果；这种思维方法与计划经济并无根本不同〔17〕。另外，任何人类行为都是在一定“信息”指导下作出的选择。而现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工，一方面使人类知识得以扩展，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知识交流造成困难。就法制学习而言，由于我们对西方法制认识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我们实际掌握的只是有关知识的一鳞半爪，从而限制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西方法制的完整面貌；所以，我们实在无法确认法制移植可行度。如果关注一下我国对于西方法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基本上局限在法条“文本”层面；而对法制的实际运作、社会基础乃至文化精神，则往往没有通盘研究和把握。在笔者看来，促使每种法制运作起来的背后的“技艺”，会使法条“文本”产生的意义和实际效果大为不同。试想一下，对于厨师来说，尽管材料与佐料一样，但是由于烹调手艺的差异，结果菜肴的色、香、味可能迥然不同。应该承认，法条“文本”的背后既有“道”又有“艺”；这些，仅仅通过移植往往是无法奏效的，也是无法解决的。由此，简单地谈论法制移植，并无多大意义。
对于第三个论据的批评性分析。日本移植西方现代法制的“成功”经验，是我国学者经常引以为据的重要例证，也是日本学者引以自豪的典范〔18〕。但是，就日本法制的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在西方人眼里，移植的西方法制只支配日本社会生活的很小一部分〔19〕；另一方面，在日本人眼里，日本移植法制的成功在于西方法制的日本化〔20〕。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接受本身就是一种“过滤”，它是一种既存传统对接受文化的创造性的解释。由此可见，所谓日本移植西方法制的“成功”经验是令人费解的；或许我们可以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功”经验？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法制移植，有的只是借鉴和吸收，改造和创新〔21〕。而这，需要两种不同法制传统之间的逐渐调适或磨合，也是一种制度的博弈均衡。
总之，只要我们稍稍研究一下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演进历史，就会发现，它是资本主义“自发扩展秩序”（借用哈耶克的说法）的法制反映。因此，这种法制的行之有效，乃是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无法证明在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同样有效〔22〕。如果一味认定在我国同样有效，则可能导致法制建设上的先验论〔23〕。
除了法制移植的观点以外，近来学者又有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说法，可是提出这一构思的学者并无具体、详尽的阐释。应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避免“全盘西化”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也是各国经济、政治交往日趋密切的反应。然而，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有点似是而非。对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当前的国际社会存在一种法制之“轨”吗？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法制之“轨”呢？实际上，当前国际社会的各种冲突和纠纷，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是，各国法制的差异肯定是其中之一。再者，就目前的国际法律秩序而言，我们可以借用美国法人类学家霍贝尔的说法，它还是多元杂存的“部落”时代〔24〕。
那么，什么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可能途径呢？
首先，我们必须突破对于法制的法律实证主义定性。在我国法学界，人们习惯于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法制；从而把法制局限在国家正式制定的法律范围之内。这种思维方法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忽略我国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行为规则以及传统社会的某些有益制度〔25〕；所以，在法学界鲜见有关的民间习惯规范的调查（晚清和民国时期倒是常有）和分析。事实上，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初创时期，某些非正式的经济规则具有极为重要的制度意义，这是现代制度经济学家反复阐明的问题〔26〕。对此，也许学者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这些非正式的行为规则（例如习俗、惯例等）具有太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与上文提出的关于现代法制的基本界定-形式合理不相吻合。这，固然不错。但是，现代法制的所谓形式合理，它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行为“预期”，而非“为形式而形式”的追求。实际上，绝对地、教条地追求法制的形式合理，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观点，甚至法制的过度形式主义，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在此问题上，辩证思维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非正式的规则，同样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行为预期。再者，任何法制的形式合理的获得，均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些看似非理性的习惯规则予以充分的学理检讨，对其进行规范和界定，使之获得形式合理的特征，从而成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具有生命力的“本土资源”〔27〕。
其次，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关于法制形成的理论。诚如学者所说：“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28〕这一制度秩序的来源就是人们在日常经济交往过程中逐渐达成的“公共知识”。那么，这种公共知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汪丁丁先生认为：其一，它是在博弈进行之前的信息交流当中建立起来的某种共识或游戏规则；其二，它是博弈者们从事前存在的一些“习俗”当中学到的；其三，它是由博弈者们所在的文化环境提供的〔29〕。法制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同样具有这一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恩格斯对法制形成的概括，他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分配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变成了法律。”〔30〕对此，马克思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31〕虽然恩格斯和马克思讲的是人类社会早期法制的产生法则，但是，也可用于法制的一般发展、变迁规律。这说明，任何法律制度都是逐渐发展、变迁和完善起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传统。历史地看，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法制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32〕。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之所以提出法制移植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对现代法制建设的急切心态，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语）是也。
最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法制建设途径。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前，我们对于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强调“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对此，邓小平也曾经说过：“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33〕这一特别强调“实践、试验和反思”的关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与我国“渐进改革”的方案完全一致的；并且，从根本上讲，这一法制建设策略也是与法制发展规律一致的，更是与人类逐步演进的理性认识能力相适应的〔34〕。而自1992年以后，我国法学界出现一股法制建设的“过热”心态，不少学者提出全面移植西方法制，而且主张“超前”立法，意欲一夜之间制定洋洋可观的法制体系，并且以之规范和催育市场经济。这，完全是一种脱离时间和空间“语境”的浪漫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想法。总之，无论是从法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35〕，还是法律作为传统演进的产物，还是我国渐进改革模式，抑或是人类有限的理性认识能力出发，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和道理：在我国迈向现代法制的途程中，“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稳健扎实的方法与途径，是切实可行的；另外，我们知道，法制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而非仅仅为了提供一套形式完善的规则体系。因为我国的现代法制建设，在本质上是我们面对各类生存问题（当然也包括市场经济建设）所作的回应，在此意义上讲，法制在本质上具有滞后性的特证〔36〕；也因为现代法制在本质上就不是按照人类理性可以“生产”出来的“物品”，它是人们在博弈均衡状态下的行为规范〔37〕，笔者以为，通过这样一种渐进的法制建设方法与途径，一方面，可以反思那些逐渐形成的有关市场经济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已经制定的法制能够得到实现。（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学习和借鉴本文现代法制）。这里，在中国法制的本土资源与西方的现代法制之间，也可通过博弈达成均衡；最后就是在中外法制之间“磨合”。通过这样的方法与途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制才能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预期；或者说，我国将来的法制形态与西方现代法制之间，仅仅是一种“家庭类似”〔3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其一，作为现代法制的“理想类型”，可以成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法制目标主要是在总体上的预期，用以克服我国传统法制在形式合理与价值关怀方面的缺陷；此外，在具体内容方面，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认真利用我国法制的本土资源。其二，在我国目前的现代法制建设进程中，营造一个现代法制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39〕；这是因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法治社会，仅仅拥有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40〕。其三，就法制体系而言，我们可以采取法典、单行法规和判例的体系结构，这里，单行法规和判例的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和重视。因为“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法制建设策略，从根本上讲，有赖于单行法规和判例制度。就此而言，中国的法制建设完全没有必要预先设定一条法典法或判例法的道路；也许，近期当以单行法的道路更为可取。此外，我们可以附以判例法以及“试行法”的方法途径，来形成我国现代法制的规范体系。总之，社会生活的现实，才是最终决定我们究竟采取何种方法途径进行立法定制的内在动因。这，又有待于程序法制的改进和完善〔41〕，与此同时，也有待于司法官员素质的全面提高。
注释：
〔1〕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恢弘阔大的比较宗教社会学（或世界文明比较）研究，最后认定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只能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结论，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社会缺乏一种资本主义的宗教伦理精神。参见韦伯著，于晓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必须注意的是，诚如季登斯所说：“韦伯关心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最初发展，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的采用。”转见抗之：《一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1页。而从现代法制的角度看，韦伯实际上是认为：现代法制是西方文化整体结构的产物，所以具有独特文化意蕴和性格。
〔2〕简要的讨论，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详尽的分析，参见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其他的有关论著很多，此不枚举。
〔3〕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前引韦伯书的“导论”，第4—19页。
〔4〕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就是旨在阐明西方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的宗教伦理和理性传统，并且以此证明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简要的评论，参见丁学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5〕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亦见前引韦伯书“导论”。
〔6〕前引韦伯书，第5页。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霍维茨教授认为：现代化进程可能导致形式法制规范的可预测性的减弱。参见季卫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7〕简要的分析，参见前引苏国勋书，第229—232页。
〔8〕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契约法，在英国就是一个逐渐朝着法律“形式合理化”方向发展和完善的非常明显的例证。有关的讨论，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儿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的辞条“CommonLaw”（阿蒂亚著，原译为“习惯法”，法学界一般译为“普通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48页。
〔9〕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不仅内涵更为复杂，而且难以界定。简要的分析，参见德国学者科斯洛夫斯基著，王彤译：《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第二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具有地位和本质的不同。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资本主义论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笔者在此联用，主要是因为两者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基本规则相通这一点；例如，经济行为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尤其是法律的“形式合理化”方面。
〔10〕华裔学者黄仁宇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的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换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5—136页。
〔11〕有关的分析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177页。
〔12〕有关美国批判法学运动的详尽研究，参见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13〕有关后现代法学思潮的讲座，国内的文献较少，参见前引季卫东文；另见朱苏力：《后现代思潮号中国法学和法制》，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291页。
〔14〕参见前引季卫东文和朱苏力文。
〔15〕关于现代法制中形式合理和价值基础的分析，参见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著，王志安等译：《现代化与法》第二章“市民社会中的法与伦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
〔16〕韦伯认为：虽然古代世界曾经普遍有过资本主义；但是，这一经济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参见韦伯著，黄宪起等译：《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32页。另外，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的根本旨趣，就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结构，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相反，在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缺乏社会基础和文化精神。参见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布罗代尔也曾指出：就初级市场组织而言，中国是最为完善的；然而，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原因在于国家不断阻扰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前引布罗代尔书，第77页、第98页。
〔17〕有关的讨论，参见拙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哲学思考》，李启欣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6页。
〔18〕日本学者小岛武司认为：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全面移植的成功例子。参见小岛武司：《比较法在移植外国法律中的第二任务》，沈宗灵主编：《比较示学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19〕参见勒纳。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06页。
〔20〕参见多田利隆：《欧洲法在日本的接受和日本化》，《东亚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指出：“日本社会的双重结构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没有现代的现代化“，即制度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真正引起精神上的变化。其结果是日本缺乏一个统一的价值核心，这种空洞是按照情境需求而临机应变地加以填充的。参见前引季卫东文。
〔21〕参见拙文：《从比较法律文化看法律移植》，《学术研究》1995年第5期。
〔22〕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至少外部制度安排的有关信息受到既定制度的‘过滤’（如习惯的影响）。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任何制度创新或‘移植’的未来结果，均会由于信息不完备和环境差异而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来就没有什么简单的、单纯的制度移植。或者说，“移植”两字在根本上就是属于用词不当；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放弃法制移植的说法。
〔23〕参见朱苏力：《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前引朱苏力书，第87页。
〔24〕美国法人类学家霍贝尔指出：当今正是世界法律体系形成的时代；但是，它仍然处于“世界范围内的原始法”时代。参见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5〕例如，我国近年恢复的典当制度，农村当中逐渐复现的“会”的习惯制度等，都是可以通过现代法学的梳理加以规范化，从而溶入现代法制的。
〔26〕这一方面的文献非常之多，简单的讨论，参见张雄：《习俗与市场-从康芒斯等人对市场习俗的分析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27〕有关的讨论，参见朱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前引朱苏力书，第3—22页；在朱苏力的这部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对此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眼光看，制度变迁和创新往往受到既有制度、传统和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它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这一方面的论述，可以参见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就此而言，任何法制的变迁和创新“都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参见：《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读书》1997年第3期。
〔28〕汪丁丁：《“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参见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9〕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参见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8—53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4页。
〔32〕陈方正先生认为，欧洲现代法制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乌尔纳姆法典》和《利比特。伊斯特法典》，有着4000年的历史。参见陈方正：《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二十一世纪》（香港）1996年8月号。
〔33〕《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34〕哈耶克教授认为：“像道德一样，理性也是一种进化选择过程的产物。”哈耶克著，刘载锋等译：《不幸的观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该书对人类理性、制度演进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有精辟独到的分析，也可一并参阅。
〔35〕参见克利福德。吉尔慈著，邓正来译：《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梁治平编著：《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0页。
〔36〕根据英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梅因的说法，法律从根本上是落后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发展的，他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参见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页。我国思想家梁漱溟先生也说：“本来社会的秩序（包括社会上的一切法制礼俗），是跟着社会事实来的。这个事实，经济很居重要。社会秩序无非是让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秩序与事实是要符合的。”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又说：“政治制度以及它的详细条目也须”从事实上创造，走到那里是那里，须从事实上定。“前引梁漱溟书，第390页。梁漱溟先生的观点虽然有点绝对，但是，他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制度问题时，持论也同。张宇燕认为：”制度既是人类应战的结果，同时又是能否成功地迎接进一步的挑战的先决条件。“前引张宇燕书，第17页。还说：”制度是历史进程中人类行为的沉淀物。“前引张宇燕书，第117页。
〔37〕汪丁丁：《制度成本，博弈均衡与知识结构》，前引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第35页。
〔38〕“家庭类似”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关的分析，参见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3页。其实“理性类型”“与家庭类似”在方法论上也有相通的地方，有关的比较分析，参见同书，第96—115页。
〔39〕有关的讨论，参见拙文：《西方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制建设及启示》，《政法学刊》1995年第3期。笔者近期又草成长篇论文：《中西比较：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制的成因-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解释》（特刊），对此问题有所分析。
常见经济学原理篇6
现将2009年度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深化落实，扎实推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地税工作科学发展
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XX县XX县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安排和部署，XX县委学习实践活动第三指导检查组的精心指导和大力帮助下，紧紧围绕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主要原则和方法步骤，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的客观条件下，以“一个目标”、“一个主题”、“四个走在前列”为指导思想，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学习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和落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总体要求，扎实开展好学习实践活动，用高度的政治思想观念来武装地税人员，推动地税事业科学发展。
（一）准备环节，在反复领会，XX县委实施意见、实施方案精神的基础上，XX县地方税务局迅速组建成立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制定了3个阶段的具体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积极筹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从方法步骤、组织实施、任务落实、思想动员等方面，为有序推进学习实践活动进行了充分准备、提供了有力保障。为深入开展好学习实践活动，提供了具有指导性、实践性的操作指南。
（三）分析检查阶段，面向干部职工、广大纳税人、特邀监察员，用发放征求意见表、面对面座谈的形式，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共计发放征求意见表32份，征集意见和建议4条。于5月27日召开了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并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后，认真组织群众评议，共发出征求意见表52份，收回52份，满意率为100%。从而较好的完成了该阶段征求意见、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明确方向的主要任务。
（四）整改落实阶段，针对查找分析的突出问题，制定了局领导班子整改方案，明确了整改落实的主要方向、总体思路、目标要求、完成时限、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股室，并向全系统做出了坚决落实整改方案的公开承诺。
二、以组织收入为中心，确保收入平稳增长
2009年，XX县经济发展的影响继续显现，一是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对以内向型为主的地方经济形成软约束。XX县经济当前倚重的能源、采掘和房地产行业，受影响很深。XX县经济依赖投资拉动过重，受金融危机影响，制约了经济的增长。XX县内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中小企业抵御风险力低。五是为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出台一系列减税政策措施，带来了较大减收影响。特别是经济支柱产业如矿产企业直接处于停产、停业状态，建筑安装业、房地产行业等形势也难以好转，而近年来发展迅速、拉动经济发展的旅游业也受甲型h1n1流感、口蹄疫等的侵袭，致使一系列旅游、服务行业陷入低谷。XX县地方税的税源结构相对单一，龙头税源主要集中在矿产企业、建筑安装业、房地产等传统行业，税源增长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税源结构直接左右着地税收入形势。相对较为稳定的旅游业、服务业税收也受疫情影响而无法保持稳定增长。诸多原因都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收，税收形势非常严峻。XX县地方税务局坚决贯彻组织收入为工作中心的原则，XX县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牢固树立税源有限、管理无限的观念，认真落实税收经济分析和税源监控，强化对重点税源地区、行业、企业的分析，全面掌握经济税源情况，实现对经济税源的源头控管和全程监控。从年初开始就结合实际，以上级和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为目标，科学预测，精心部署全年收入工作计划
三、强化税收征管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
常见经济学原理篇7
关键词：市场主体文化自觉“经济人”
作者简介：徐祥临，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该决定要求全党“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决纠正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歪风邪气”[1]。显然，这些必须“坚决反对”和“坚决纠正”的坏东西都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坏东西的产生和泛滥是否源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市场主体的行为如何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本文认为，虽然市场运行的基本驱动力来源于利益，但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不仅为中国古往今来的正人君子所不耻，也与西方传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市场经济理论没有本质的或必然的联系，科学的或本来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必然遵循先利他后利己的行为准则。而且，所说的先人后己，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道德约束，而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反映，是由所有市场主体要求的国家的文化自觉。
一、我国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本质认识的片面性
有市场经济，就有市场文化。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普遍性认知，就构成市场文化。市场经济理论提示市场运行规律，是市场文化的基本内容。我国通过经济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直接得益于市场经济理论的阐扬，同样，市场运行中出现了种种乱象，也与市场理论中出现的偏差有直接关系。
在市场经济理论中，市场主体亦称为经济人。经济学家们公认，关于经济人的经济学思想，来源于堪称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亚当斯密，并且成为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或称基本假设。但是，作为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是后人根据亚当斯密的思想概括出来的。所以，究竟如何理解经济人概念才更符合斯密的思想，或者说更科学，经济学家之间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讨论经济人问题，主要是针对我国一些经济学家阐扬斯密经济人思想方面的片面性。这种经济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片面性已经广为传播，严重地误导了我国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唯利是图的“小人”行径堂而皇之，为害甚大。比如，教师与医生自古以来一直受人尊敬，但近些年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为了金钱常常不择手段，受到社会的广泛批评。
我国经济学家片面理解斯密经济人思想，突出表现为把经济人的本性或本质界定为“利己”，精确化的表述则是“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2]，甚至个别学者还赤裸裸地界定为“自私”[3]。众所周知，在汉语的语境中，“利己”尤其是“自私”是明显带有贬意的词语，其扩展性说法是唯利是图，通俗地说就是损人利己。在中国老百姓中，一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没有损害他人利益，是不会被评价为“自私”的，如果既实现了自身利益又给他人带来了利益，还会受到爱戴和称赞。所以，经济学家向学生或公众传授经济学常识时，把经济人即市场主体的本性界定为“利己”或“自私”，就给予各种市场主体尤其是普通民众以强烈的负面心理暗示：在市场运行中损人利己，至少是尽可能地把利益捞到自己手里，是必然的、合理的。
笔者反复研读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4]一书，并没有发现经济人的本质就是“利己”甚至是“自私”这样的表述。通常，经济学家们认为该书中如下一段话是经济人思想的嚆矢：“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通义。”斯密还举例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接着总结道：“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5]
斯密非常具像地表述出来的经济人思想，并没有让人们感到经济人是赤裸裸地“利己”甚至“自私”，从而令人讨厌。在斯密的经济学框架内，经济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确实是出于“自利的打算”。但是，市场主体要把“打算”变成现实，又必须为他人生产并送去“每天需要的食料和饮料”等各种财富，也就是说，市场主体在产生了“利己”的动机之后，必须见之于“利他”的行动。显然，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只用属于主观因素的“利己心”来概括经济人的本质，忽视了具有客观属性的利他行为，带有明显的片面性。顺便补充一点，笔者在阅读当今西方大师级经济学家的著述时，也没有发现把经济人的本质界定为利己或自私的观点。他们也都是依照斯密的原意告诉学生或读者什么是经济人。比如，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编撰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第3版）中，经济人就是“受利己所驱动，……去促进一般社会福利”的“经济参与者”[6]。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我国有些经济学家用“利己”或“自私”解释经济人本质，旨在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时期沦为“假大空”宣传口号的“大公无私”。但是，这样一来就矫枉过正了，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有失严谨。改革开放前要求所有人都要大公无私固不可取，但以为搞市场经济人人都要唯利是图亦是大谬不然。这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方法论特点都是极端片面。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
中国人学习借鉴任何来自西方或其他外国的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都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斯密的理论也不例外。根据这样的治学原则，把经济人或市场主体的本质特征概括为“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既反映斯密本意，又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与思维方式。这就是说，经济人的质的规定性，不仅包括利己心的主观属性，还必须具备利他行为的客观属性。换言之，没有利己心的人不是经济人，没有利他行为的人同样不是经济人。即使是概括经济人的主观属性，采用不带褒贬色彩的“自利”一词，也比贬意明显的“利己”尤其是“自私”更准确，是更贴近斯密本意的中国化表述，能够达到更好的教化目的。
二、看不见的手规定的经济人行为准则：先利他后利己
自利不仅仅是经济人的主观愿望，更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结果。那么，经济人或市场主体如何达到自利的目的呢？斯密的回答是，遵循“看不见的手（亦称‘无形之手’）的指导”。经济学家们公认，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如下这段话中：“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8]。显然，斯密这段话的意思同前面有关经济人的思想内容大同小异，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亮点，即“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其实，所谓市场机制，就是看不见的手；所谓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关于看不见的手，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在接受斯密经济人思想的基础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笔墨。那些把经济人的本质片面地理解成“利己”或“自私”的学者，往往把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解释成市场主体“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即市场主体本着低价买、高价卖的原则参与市场交易，甚至对集贸市场上的“同行是冤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津津乐道[8]。总之，在这些学者的理论阐释中，看不见的手指导下的市场主体，一幅为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尔虞我诈的冷酷面孔，丝毫没有殚精竭虑谋求社会福祉的人间温情。
笔者认为，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指导，简单地解释为价格机制指导下市场主体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同样是片面的。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不难发现，本文引述的斯密的经典论断中，既没有出现价格的概念，更没有所谓“自己利益极大化”的意思。这是因为，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价格固然是十分重要的范畴，从机理上全面、深入地解释看不见的手的指导，离不开对于价格机制的阐释，市场主体进入交易过程后贱买贵卖也是惯例；但是，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内核或精髓不在于价格，仍然是在经济人思想中已经阐明了的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在斯密看来，看不见的手或市场机制的精妙之处于，市场主体创造具体财富（如面包）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由其他社会成员享用，并且他们还都会“尽力”而为；只有这样，经济人才会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主体“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的过程中，价格只是以货币为媒介完成“利他”行为并获得“利己”手段的结果。比如，农民把生产的1吨粮食运到市场上销售——利他行为，卖出后获得了2000元人民币收入——利他行为得到社会承认并获得了利己手段，购买了1台电视机——达到了利己目的。这2000元人民币，既是1吨粮食的价格，也是1台电视机的价格。所以，价格的底蕴是“他”与“己”互惠双赢关系，表现出来的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不同财富之间的交换比例。
完整地理解斯密的经济人以及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不难发现，经济人从自利的主观愿望出发到达自利的客观目的，中间环节是利他行为。所以，如果我们舍像掉形成自利主观愿望这个环节，只考察经济人的客观经济活动，那么，利他行为肯定是发生在利己结果之前。也就是说，经济人或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是先利他后利己。联系人们日常的市场行为，所谓利他就是生产——为他人提供产品或服务；所谓利己就是消费——通过市场取得他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经济人要获得自我消费的权利，必须先履行为他人消费进行生产活动的责任。
我国有经济学家认为，“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否定了经济人的这一本性，市场经济理论的根基就塌掉了。但我们细读斯密的著作，看不到这样的极端观点。斯密讲过市场主体追求资本“最有利的用途”以及“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但这同“自己利益极大化”的含义完全不同。所谓“自己利益极大化”，反映在严格的数学表达式上面，就是经济人在市场交易中获取的利益接近极限。但这样的数学表达式是不成立的。在斯密的理论框架内，任何一个理性经济人都不会这样想，更不会这样做。这是因为，斯密创立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发现了社会分工对于财富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斯密告诉我们，任何商品都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出来的，而是很多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分工、发挥专长、进行交换的结果。所谓利益，严格地说，是生产周期开始与结束两个时点上的财富价值差额。分配财富价值差额的基本机制是等价交换。这里的等价交换，严格的数学意义是，为财富增加做出贡献的社会成员对利益的加权平均分配。所以，任何社会成员即市场主体都不能单方面地将利益近于全部地归自己占有，只能获得与自己的贡献相匹配的份额。当然，这个份额在现实市场交易中是有弹性的，但这个弹性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从长期看是接近于零的。真正领会了交易精髓的市场主体会自觉地维护这个份额，以表示对交易伙伴利益的尊重。我国香港当今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家李嘉诚先生传授给子女的市场竞争致胜法宝是：面对商业利益，“七分合理，八分也可以，那我只拿六分”[9]。在这里，没有“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的主观动机，唯见对市场竞争精髓的禅悟。这样的经商法宝不仅充满了人情味，更闪烁着经济人理性的光芒。这是因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过程。“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的市场主体或许得逞于一时，却必然失去长久的合作伙伴，也就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斯密憧憬的市场经济是参与社会分工的交易双方双赢的制度安排，目标是“社会各阶层普遍富裕”[10]。所以，经典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不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小人，而是“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过上更好生活”的君子。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先利他后利己。
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斯密的《国富论》教人做逐利小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教人做道德君子，亦即存在所谓的“斯密悖论”。其实，斯密的全部理论中没有这个悖论，它产生于一些学者对自私自利的过度钟情。
三、市场主体的文化自觉：货币承载国家信用
如前所述，市场主体奉行先人后己的行为准则，并不是道德约束的结果，而是遵循市场运行程序。显然，经典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那么，党中央要“坚决反对”和“坚决纠正”的坏东西如何尽快消失呢？
笔者认为，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彻底清除这些坏东西，古今中外未曾有过。不过，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把这些坏东西的危害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和很低的程度又是完全可能的。其基本纠错机制有两个：一是市场机制，二是国家信用机制。
关于市场机制纠错，前面已经谈到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市场主体“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往往会在下次交易中失去合作伙伴，比如，工作不认真的员工被老板“炒尤鱼”，刻薄的老板被员工“炒尤鱼”，质次价高的商家少有回头客，等等，都属于市场机制纠错，其形象比喻就是“用脚投票”。市场纠错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市场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它会约束市场主体自动地遵循先人后己的行为准则。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空前繁荣，主要是靠这一机制发挥作用。但是，就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状况而言，在市场纠错机制自动发挥作用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国家信用机制。这并不是要求国家在市场机制之外另搞一套，而是说国家要维护好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所承载的国家信用，为所有市场主体心无旁骛地遵循先人后己的行为准则创造条件。
货币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货币，人们只采用原始的物物交换方式互通有无，当今人类社会将是怎样一幅图景。货币在交易中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它是市场主体在寻求交易便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出现的，经历过漫长的演化过程，才有今天我们使用的货币——纸币，甚至是电子货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货币的历史同国家一样悠久。国家离不开货币，货币也离不开国家。货币的发展直接反映了市场主体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人们对事物的共同认知，并上升为国家法律、科学知识或普罗大众的约定俗成。当今市场中流通着的纸币尤其是电子货币，已经没有任何历史上曾经充当过货币材料的贝壳、牲畜、布帛、金银等使用价值特征，唯有斯密、马克思等经济学大师们揭示的纯粹的货币职能——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这表明所有市场主体对货币的认识取得了划时代的共识，即货币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职能完全由国家信用做保证。在经济学上，称这样的货币为信用货币[11]。国家发行货币就是向所有市场主体承诺：只要市场主体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为社会所需要，就可以获得合法的认可即货币收入，并凭借货币购买所需的商品或服务。这里尤其应当强调的是，信用货币代表了国家对于货币持有者的负债，即承认货币持有者还有与持有货币额相当的贡献存放在社会财富总量中没有索取，随时都有索取的权利。这就是货币承载的国家信用。
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主要职能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向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实，货币是政府向市场主体提供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家维护货币所承载的国家信用，就是要帮助所有市场主体维护先人后己的市场秩序，或者说，国家必须保证所有市场主体持有的货币都是已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结果，除国家法律许可的途径——各种财政转移支付或民间救济——之外，不能允许任何社会成员舍弃利他行为而直接取得货币收入。否则，市场主体的消费权利将受到根本性损害。
国家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犯。抢劫、偷盗、诈骗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野蛮经济犯罪行为，淫秽活动、拐卖人口、、制造贩卖毒品等行为，对社会危害极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一些人还会花样百出地玩弄新手法以获取钱财，比如非法传销、非法集资、生产违禁食品等等。这些行为的相同特征是，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便直接攫取货币，获得消费社会财富的权利。这类行为危害社会公众利益，必须严厉打击，坚决取缔。否则，不仅公众直接受害，国家也成了“冤大头”债务人。鉴于这些不法行为基本上发生在普通群众之中的事实，国家在采取严厉打击手段的同时，还要采取说服教育手段，让广大群众明白勤劳、财富、金钱之间的关系。
国家维护货币承载的国家信用，最重要的是国家机关廉洁高效。自古以来，国家让老百姓爱恨交织。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出现后，一直努力解读老百姓对国家爱恨交织的经济原因，而且这种解读从来都是紧紧围绕着货币展开的。国家机关正常运行要靠税赋支撑，这可以看成是老百姓统一向公务员群体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用斯密的理论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政府要当好市场运行的“守夜人”。但是，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总会有些人“监守自盗”，也就是违背职业道德贪赃枉法，姑息纵容违法犯罪行为，老百姓称之为腐败。有腐败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同老百姓中的违法犯罪分子一样，都是企图舍弃利他行为便直接攫取金钱。相比之下，官员的腐败行为对社会财富的破坏性更大，因为他们为老百姓中间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维护货币承载的国家信用的角度看，官员的腐败行为危害更大。所以，在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对官员的腐败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犯了错误没有在职改正的机会，赶快滚蛋。笔者早些年曾经写过题目为《“滚蛋”标准与治政从严》的短文，介绍了日本公务员侵占5000日元（相当于中级公务员两小时的工资收入）公共财物必然被开除的廉政经验。
综上所述，我国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市场主体具有先人后己的文化自觉。培养这样的文化自觉，不仅需要市场主体对于市场竞争本质的透彻理解，更要求国家维护好货币承载的国家信用。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第1版。
[2]王福重著：《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第29页。
[3]姜达洋著：《读懂亚当斯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第32页。
[4]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版。
[5]参见注[4]，第13-14页。
[6]格里高利·曼昆编撰：《经济学原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9页。
[7]参见注[4]，下卷，第27页。
[8]王福重著：《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第38页。
[9]于台：《利润只拿六分》，载《领导文萃》，2010年17期。
常见经济学原理篇8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传统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夫系、当地外部经济。）。冯·屠能认为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的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注：冯·屠能设计的孤立国六层农作物圈层结构为：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作圈，主要生产鲜菜、牛奶；第二圈层为林业圈，主要生产木材；第三圈层为轮作物圈，主要生产谷物；第四圈层为谷草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畜产品，以谷物为重点；第五圈层为三圃农作圈，主要生产谷物、牧产品，以畜牧为重点；第六圈层是荒野。），这就是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当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经营方式应该全面地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越好：农业布局方面则应根据自然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应种植最适合本地生长的作物。冯·屠能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农业经营方式上，并不是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运费倒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劳恩哈特(w.Launhardt)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
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一文，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他的这种寻求最优化的“极点原理”方法被乔治·皮克(Georg pick)给出规范的更为一般的数学证明（注：乔治·皮克应韦伯之邀，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第194-215页）写了一个“数学附录”，以“梗概出一些对理解区位问题来说很必要的普通数学公式”，其中提到劳恩哈特的工作。于尔格·尼汉斯(Jurg.niehans)认为：劳恩哈特的分析远比后来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的分析高超得多。这大概是指劳恩哈特的数学分析方法。）。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劳恩哈特把网络规划应用于公路、铁路运输最优化问题和工厂成本最小化定位问题，而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一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他研究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劳恩哈特漏斗”，为解决异质双头垄断问题而建立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劳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劳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问题：两个位于街道不同地点的竞争供货商，在假定对方销售价已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还对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商品的销售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环形市场区域是如何由运输费用决定的。于尔格·尼汉斯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在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分析方面，这一贡献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没有被人超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51-153页。）。
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是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一位工业区位论的创始者（注：韦伯为我国学者们更为熟悉，因为他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亦译为《工业区位纯理论》或《纯粹区位理论》）于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而劳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甚至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师和道路、铁路和桥梁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他是德国汉诺威高等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工作显示了120年前一个有能力的、注意经济问题且懂一些数学的工程专家在经济学上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做到什么）。他在微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以及经济数学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树，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难找到，其出色的独创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应有的承认。）。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础上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当看到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区垃移至另一个区位呢？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是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的，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达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注：韦伯定义每种商品的生产构成一个“单元”，这些单元能够并确实参与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也影响单元的区位。），用公式来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a是工业区位重（注：韦伯将生产原料分为地方原料和广布原料，前者只产生于某一特定地点，而后者则是到处都容易得到的。不论是广布原料还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纯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经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转移于产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损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韦伯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人们在国际贸易中常见到的“冰山成本”的定义有显然的借鉴意义）。韦伯定义需要运输的地方原料与产品重量之比为“原料指数”，而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称为“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韦伯在分析厂商的定位决策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注：韦伯本人在《工业区位论》中只字未提劳恩哈特。马丁·贝克曼(martin Beckmann)认为韦伯的这本书“确立了他继冯·屠能之后在区位理论方面的领先地位，尽管他的理论模型被劳恩哈特抢先一步发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pp958）。）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供产品，所以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著名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费用，它和运输费用同样是影响厂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厂规模大小，韦伯认为衡量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考虑区位的情况下，用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可见区位对最优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韦伯用聚集经济来描述企业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的企业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工业区位论》对以后的区位理论、经济地理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区位理论的重要性，奥林曾经大胆预言“国际贸易上除了国际区位理论外没有别的什么了”（注：转引自《工业区位论》英译者序言“区位理论与地租理论的关系”，该书pp16注解3。）。
2.新古典区位理论
(1)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它基本说明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区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不变，消费者偏好相同。厂商的定位原则需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这个限制，消费者宁愿光顾其它较近的市场）。这样就会形成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布范围，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虽然中心地区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主要是认为模型的假设不现实（注：关于经济理论研究模型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载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11-335页），梁琦，“比较优势说之反例的批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斯密论坛”讨论稿）），譬如统一的人口分布和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资源分布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勒施是最早试图对克里斯塔勒严格地按几何方法去描述市场规模重新进行系统阐述的人。中心地区理论被认为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构架。
(2)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的区位经济理论
前面所讨论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及中心地理论，探讨的是都是静态局部均衡问题。1939年，勒施出版了《区位经济学》（注：该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距离本身成为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把它作为既定的，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设代替通常的“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场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布，这是非常简单地一般化假定。在劳恩哈特和韦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虑竞争者的影响，而勒施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在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互动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为此，勒施提出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这个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这个区位体系反过来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3)奥林(ohlin,B.G.)的区际贸易和生产布局理论
当奥林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这是第一本力图把贸易与布局问题结合起来的著作。奥林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将致力于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对价格的空间（或区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在国内生产要素的供应和运输费用方面的地区差别的影响予以适当的考虑。奥林首先在商品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此外，他还讨论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最后，他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十二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奥林在书中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提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第382-391页。）。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国际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且还对布局理论做出了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
1.空间经济学的旁枝——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
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 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冯·屠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折衷作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2.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常见经济学原理篇9
【关键词】破窗效应；经济增长；创造性毁灭
“破窗效应”是19世纪的法国人巴斯夏(ClaudeFrédéricBastiat，1801―1850)第一个提出来的，出现在他最著名的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第一节。巴斯夏写道：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B・萨姆纳先生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每个看客，看到这种局面的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巴斯夏从人们的安慰或者说善意的玩笑出发，提出了所谓的“破窗理论”：调皮的小孩打破窗户，房子主人可能心疼，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好事，因为玻璃工厂、玻璃装修工都有生意可做了，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但有趣的是，巴斯夏是拿它当做靶子来批判的：就是这样“似是而非”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的很多经济制度。在他看来，主张这种破窗理论的经济学家，属于那种“坏经济学家”：有很多事情，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而“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所以，破窗理论也称“破窗谬论”。自破窗理论提出以来，人们就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好是坏始终存在分歧，本文尝试理清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不使人产生误会，仅把它当做一种现象来看，称之为“破窗效应”。
一、对破窗效应的微观分析
1、巴斯夏对“破窗理论”的态度和贡献
巴斯夏当然承认看得见的一面，玻璃工的劳动量由此增加，收入也因此而增加；但他的着眼点在看不见的一面，如果这扇窗户没有被打破，店主人就会把换玻璃的这笔钱花在别的方面从而使得某种工人的劳动量和收入增加。因此，对国民经济而言，打破窗户并没有额外的好处；对这位店主而言，新玻璃没有使他的福利增加，而玻璃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他的福利却很可能会增加。所以，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破坏对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实际上减少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可见，巴斯夏对所谓“破窗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
巴斯夏的贡献主要体现为：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经济中存在着“破窗效应”这样一类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且在思考问题的角度上给我们以启发。巴斯夏所谓“看得见的”实际就是眼前的结果，所谓“看不见的”实际就是以后可能的结果，这样的思考视角体现为后来在经济学上发展出的“短期”和“长期”的概念。今天，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分析过程中非常重要。
2、对破窗效应的微观分析
（1）如果窗户的主人刚好就是一个玻璃工，他自己到家里裁一块玻璃来重新装好，那么，对他来说，打破窗户的后果非常简单：福利的损失和无谓的劳动，这是经济中没有分工或者分工水平很低时候的情况。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原因与性质的研究》中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经济的繁荣是藉由劳动分工水平的提高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在衡量破坏的后果时需要考虑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
（2）如果窗户的主人不是玻璃工，但他家里正好还有一块当初没有用完的玻璃，他自己拿来装好，此时，并没有带来生产能力的增加或者实际产量的增加而只是福利的损失。所以，我们在衡量破坏的后果时需要考虑存货水平的影响。
（3）如果邻居们都已经换了更好的窗户――塑钢窗，那么，基于心理需求的满足，房主人可能以此为契机，将整个窗户拆掉，换成塑钢窗。这就如同衣服旧了或者破了，人们重新买一件来穿一样，至于原来的衣服，或者送给流浪汉或者当抹布或者干脆当垃圾扔掉。这时的结果是房主人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经济中实际产量以至产能的提升，当然前提是房主人有这样的支付能力。所以，我们衡量破坏的后果时还要考虑人们的心理情况和资产性质的影响。
（4）如果不补这块玻璃呢？一般而言，店主人将因此而遭受直接的福利损失，而国民经济并不会受到影响。
二、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破窗效应分析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通常用人均GDp来衡量，对经济增速的度量，通常用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实物资本数量积累与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水平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破窗效应”对经济增长到底是何影响呢？是摧毁了经济增长的基础还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契机，这需要针对破坏的方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作具体的分析。
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而言，难以预期的偶然的恶性自然灾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可以预期的高发的一般自然灾害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轻微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可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物资本存量的更新速度，所以从长期看其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衡量制度环境的破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从其是否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兼顾到社会传统来考虑，毁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并建立起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但若使社会陷入无秩序的混乱状态或建立的新制度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则对经济增长有害而无益。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其后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结论。
二战后日本的情形更能说明问题。日本是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战争后期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爆炸以及战后日本对各战胜国的赔偿使其国内的实物资本损失殆尽，但为战争需要而开发出来的可以转作民用的科技和宝贵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受到破坏，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而且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原有的执政队伍也基本没有改变，加上美国因朝鲜战争需要对日本的扶植和巨额订单以及后来日本政府制定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日本经济从50年代起开始了强劲的增长。由此可见，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是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破坏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长期影响不明显；而像中国和红色高棉的大清洗那样对人进行迫害的行动，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对经济增长都只有负面影响。
破坏发生后，人们在重建过程中不满足于对原有技术的复制和对原有资产的重置，这必然诱发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引起经济增长，这契合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造性毁灭”是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他利用这一理论，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在熊彼特看来，“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因此重要的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除了在商业领域的毁灭以外，因为社会的组织机构也是依据原有的技术建立起来的，必然也要遭遇革新，当然，新的物质文明往往意味着新的精神文明，所以，原有的文化也将遭遇革新，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最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
三、政策建议
巴斯夏考察当时的人们对经济政策效果的评价，抽象出了作为批判对象的“破窗理论”，他对“破窗理论”的研究主要给我们以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自巴斯夏提出破窗理论以来，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的看法就一直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者不同意巴斯夏对破窗理论的批判，认为破窗理论符合经济现实；而其他研究者大都只着眼于对自然灾害这扇破了的窗户进行考察和应对，没有人全面具体的讨论过不同的窗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作者基于增长要素的性质具体考察了破窗效应的影响，并且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破坏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论点进行了重新解读，从而对破窗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梳理。基于这一认识，针对破窗效应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应对：
（1）对先进的资本品，要加强管理，认真保护，提高使用效率；
（2）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专有技术、发明专利的保护，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3）支持性的财税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淘汰落后产能；
（4）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但要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就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强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5）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合理利用，以防滥开滥采，因为滥采既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破坏，又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不利；
（6）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投资环境，净化消费环境；
（7）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政府公信力下降、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加强关注，保障稳定的发展环境；
（8）完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加强舆论导向，净化媒体让正面的积极的“信息”占据它应有的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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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经济学原理篇10
内容提要:所有权受侵害的类型包括对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的侵害、对物之实体的损害以及对物的使用功能的损害三种。对所有权人法律地位的侵害，涉及无权占有与非法占有遗产时，应当优先考虑物权法与继承法的规定；物（产品）因内在缺陷导致自身毁损、灭失，并不构成出卖人对买受人物之所有权的侵害；对物之使用功能的损害，通常仅限于过错责任而不包括严格责任。物之功能受到妨害引起损失时，其是否受到保护与侵权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密切相关。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不宜解释为法国的放任式立法模式，因此对所有权使用功能的侵害与纯粹经济损失的区分很有必要。
一、问题的提出
所有权作为典型的绝对权，是侵权法最重要的保护对象之一。大陆法系侵权法对所有权的保护，通常依据一般条款来完成。其中，《法国民法典》第1382和第1383条是以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事实这三个核心构成要件提供最基本的框架，而《德国新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审查加害人的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1]与之不同的是，英美侵权法中故意侵害财产权的类型主要包括非法侵入（trespass）与非法侵扰（nuisance），而过失侵害财产权的类型，其所保护的是因他人过失造成的物的实体的不利影响获得赔偿的权利。[2]相比较而言，普通法系以对具体的案件进行精确分析见长，而它的缺陷则在于无法肯定对所有权是否给予了与其重要性相当的全面的保护。
在理论上，与对人格权、身份权等受侵害的关注度相比，对所有权的侵害较少受到学者的重视。但是，所有权受侵害的问题并非无关紧要，该问题是比较法上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3]例如，对物的所有权而言，是否任何依赖该物可获得的利益都受到保护？在无权占有人致使物毁损、灭失时，是适用侵权法中的所有权侵害规范，还是适用物权法中的占有规范？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因具有缺陷而导致其自身的毁损或灭失，是否构成对该产品消费者所有权的侵害？对物的使用功能的妨害是否构成对物之所有权的侵害？如何界定所有权的侵害与纯粹经济损失？
在方法论上，当处理或观察的对象接近于具体的生活，利用归纳认识其共同特征将其类型化，可进一步认识其中更根本的道理。[4]在比较法上，对所有权受侵害的类型，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侵害所有权的归属或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其二，对物的实体的损害；其三，对物的使用功能的损害。[5]此外，在德国法上，拍摄他人之物是否构成对物之所有权侵害，也属于热烈讨论的问题。[6]我国有学者则将侵害所有权的行为分为非法侵人、妨害、侵占以及毁损四种。[7]比较而言，后者对侵害所有权行为的划分接近于英美侵权法体系中侵害他人财产权的类型。由于我国物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概念、制度与体系主要继受大陆法系，因此对于所有权受侵害的类型化分析，前者更为妥当。笔者拟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运用类型化与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主要对所有权的归属、实体以及功能三个方面受侵害的类型与责任承担予以分析与检讨。
二、侵害所有权的归属或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
所有权是绝对的归属权，某物置于所有权人的财产之下，就意味着该物受到法律保护并且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不得干预这种所有权关系。[8]侵害所有权的归属或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其一，无权处分他人之物；其二，非法占有（包括侵夺或扣留）他人之物；其三，非法占有遗产（有体物）。以下分别对此予以探讨。
（一）无权处分他人之物
无权处分他人之物，因“处分”有法律上的处分与事实上的处分之分，其意义有广狭之别。依据我国理论上的通说，《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处分他人财产”是指法律上的处分，例如出卖他人之物、出租他人之物以及以他人财产设定抵押权、质权等，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在内。[9]无权处分他人之物，若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善意的受让人可以取得该物的所有权；若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但所有权人其后追认的，第三人也可取得该物的所有权。相应的，因善意第三人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无权处分人由于侵害了原所有人的所有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原所有人其后追认的，虽该无权处分行为已经权利人的承认而生效力，但不得因权利人的承认当然免除无权处分人的赔偿责任，原所有权人仍可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侵权责任。[10]
（二）非法占有他人之物
非法占有他人之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而占有属于他人之物，例如盗窃、侵夺以及非法扣押等。非法占有他人之物的，若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理应承担侵权责任。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并结合第6条（过错责任）或者第7条（严格责任）的规定，非法侵占他人之物的，应当承担侵害所有权的责任。同时，《物权法》第37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依据学者的解释，本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侵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则。[11]申言之，该条属于引用性法条，以沟通《侵权责任法》第2条关于侵害物权产生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
从文义解释上看，非法占有他人之物的情形，应该为《物权法》第37条规定的“侵害物权”所涵盖。但是，对于非法（无权）占有他人财产引起的损害赔偿，《物权法》第242条与第244条又作了特别规定。如何理解与适用《物权法》第242条与第244条，以及其与《侵权责任法》第2条结合第6条或者第7条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颇有争议。易言之，如何衔接物权法与侵权法的相关规范，以免造成既有法律体系的矛盾与冲突？
从《物权法》第242条的规定看，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反对解释，善意的无权占有人在使用占有物过程中造成物的损害，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善意占有人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2]究其原因，在于权利的推定效力，即善意的无权占有人在使用占有物时就被法律推定为物的权利人，具有占有使用的权利。[13]该规定旨在保护善意占有人尤其是自主占有人的利益，依其规范目的排除侵权法的适用。但是，对于恶意占有人责任的解释，理论上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无权占有人的恶意，从另一层面观察就是故意和重大过失。因此，只有在无权占有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遭受损害的物权人才有权向无权占有人请求损害赔偿；在无权占有人就其侵害物权仅有一般过失或没有过失的情况下，不成立损害赔偿责任。[14]但相反观点认为，恶意占有人在使用占有物的过程中造成物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恶意占有人的赔偿责任应当是严格责任，即无论是否可归责于恶意占有人，其都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5]
笔者认为，就恶意占有而言，其是指对于物明知无占有的权利，或对物有无占有的权利已有怀疑而仍然为占有的情形。[16]无权占有人根据物的性质和通常用途对物进行利用时，因具有过错导致占有物的效用或价值减少的，与无权占有人属于“恶意”占有，考量的角度是不同的：前者是无权占有人使用该物时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后者依据的则是无权占有人占有该物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虽然《物权法》第242条并未明文以过错作为恶意占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条件，但是恶意占有人明知无占有的权源，或虽不知但有重大过失地不知其无占有权源，本身足以被认定为有过错。因此，恶意占有人即使根据物的性质和通常用途对物进行的利用，致使占有物受到损害，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仍然为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
就《物权法》第244条的规定而言，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对于本条的理解与适用，争议的焦点在于该条与第242条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物权法》第244条与第242条是并列的关系，分别适用不同的情形：第242条规范的是因占有人的原因而导致占有物的损害及其责任；而第244条规范的是因占有人以外的原因而导致占有物的损害及其责任。占有人以外的原因包括了第三人的侵害、不可抗力、意外事故等原因。[17]但另有学者认为，《物权法》第244条不是对第242条的否定，只是对它的补充。第244条规定的恶意占有人的赔偿责任，与第242条规定的相同；规定的善意占有人的赔偿责任，与第242条规定的不同，即第242条未规定善意占有人的赔偿责任，而第244条规定了善意占有人应在其获得的（由占有物被毁损、灭失转化而来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以免发生不当得利，并且无论善意占有人有无过错均应如此。[18]
笔者认为，《物权法》第244条与第242条之间并非完全并列的关系，而是存在着交叉。一方面，《物权法》第242条规定的是无权占有人根据物的性质和通常用途对物进行的利用时，因可归责占有人的事由，例如占有人自身的原因，或是不可归责于无权占有人的事由，如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自然力原因等，致使占有物发生损害的，善意占有人不承担责任，而恶意占有人承担严格责任。但是，第242条未涉及善意占有人、恶意占有人是否应将因其占有的不动产或动产被毁损、灭失而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返还给不动产、动产的权利人。对此，第244条作了肯定的回答。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第244条是第242条的补充；另一方面，第244条并不限于无权占有人根据物的性质和通常用途对物进行的利用导致占有物损害的情形，而是包括各种可归责于抑或不可归责于无权占有人的事由所导致占有物损害的情形。在此情形，对于善意占有人而言，只要其对占有物的毁损、灭失受有利益，仅在所受利益的范围内对权利人承担责任，而其造成毁损、灭失的原因可以不必追究。[19]善意占有人此项责任的范围，因仅限于占有物因毁损、灭失而所受的利益，学说上称为善意占有人的有限赔偿责任。[20]但是，对于恶意占有人而言，其不仅应将其所受利益返还给权利人，也应承担严格责任，从而弥补权利人未补偿的损害。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非法占有他人之物的情形，在适用侵害所有权的侵权请求权规范之前，应当优先考虑《物权法》第242条和第244条的规范，据此通向侵权责任法的道路才能畅通。[21]从比较法上看，在德国民法上，在寻找侵害所有权的侵权请求权基础即适用第823条以及结合以保护所有权为内容的法律之前，通常应当优先考虑物权编第985条以下的条款。[22]正如学者所言，“由于物权法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给侵权法确立侵权损害，而且在许多国家，物权法已经发展了一些设定赔偿规则的操作技术，以补充那些仅调整绝对权利范围内侵权行为的规则，这导致物权法对侵权法产生了吸收作用。”[23]
（三）非法占有遗产
此处遗产的范围，仅限于有体物。非法占有遗产，包括两种情形：①无正当权源的占有人以继承人以外的身份占有他人的遗产。②无正当权源的占有人以继承人的身份占有他人的遗产。对于前者，既然非法占有人不是基于所谓的继承权而占有遗产，因此属于上述非法占有他人之物的类型；对于后者，无继承权人占有他人遗产是以其有所谓的继承权为前提的，在此情形，无继承权人被称为僭称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所谓僭称继承人又称自命继承人，即本无继承权而自称为有继承权而占有遗产的全部或一部分的人。此外，在共同继承人中，有的超越自己的应继份而多占遗产或自命为唯一的继承人而独吞遗产，就其超越部分而言，也为僭称继承人；所谓表见继承人，是指原本有继承权，由于某种原因放弃或丧失了继承权，或者是无效遗嘱、被撤销遗嘱的指定继承人。[24]在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非法占有他人遗产时，由于继承人尚未完全明确，继承的身份存在争议，真正继承人很难直接以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侵害其所有权为由解决争议。
问题是，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是否侵害了真正继承人的继承权？进而，真正的继承人能否以其继承权受侵害为由，要求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承担侵权责任？
在比较法上，法国、德国、瑞士以及日本等国民法均否认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侵害了真正继承人的继承权，而且将继承权排除在侵权法的客体范围之外。[25]例如，《德国新民法典》第823条适用的绝对财产权中就不包括继承权。[26]但是，对于真正继承人所受的损害，第2025条也在显著的范围之内排除了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侵害其所有权的侵权请求权。[27]反之，德国民法是以继承回复请求权制度保障真正继承人的利益。该法典第2018条规定：“继承人可以向基于实际上并不享有的继承权而就遗产取得某标的任何人（遗产占有人），请求返还所取得的利益。”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通说认为，僭称为继承人的第三人行使继承人的权利，作为继承人的事实状态即是对继承人继承权的侵害。例如占有继承财产或申请不动产继承的登记。僭称人为善意或恶意，在所不问。[28]司法实务上对此亦持肯定态度。[29]但是，在继承权被侵害时，适用的规范并非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而是“民法”第1146条规定的继承回复请求权规范。[30]申言之，在继承权被侵害时，真正继承人行使的并非侵权请求权，而是继承回复请求权。由此可见，无论是否承认继承权是侵权法的保护对象，在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非法占有他人遗产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均通过继承恢复请求权制度实现对真正继承人的利益的保护。继承恢复请求权是一种概括性的权利，其特色就在于“包括的请求一切属于遗产的物及权利的返还，并得请求为返还所必要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涂销或更正，物权的给予、债权的让与等”。[31]继承恢复请求权不以非法占有他人遗产之人的过失为要件，相比一般侵权责任，更有利于保护真正继承人的利益。
我国民法理论上，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通说持否定态度，认为在继承权发生纠纷以后，原告首先应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作为合法继承人的资格，只有在确认原告享有合法继承权以后才能责令非法占有人返还遗产。显然，确认继承权的资格不是侵权之诉所应包括的内容，继承权的回复请求权也不同于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权。[32]但是，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文规定，继承权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主要理由在于，继承权主要用来确定被继承人死后，遗产的归属秩序，它是使继承人取得所有权的权利，与所有权之间并不完全等同，具有值得保护的独立价值。[33]
笔者认为，继承权作为自然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被继承人生前立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包括继承期待权与继承既得权。由于我国《继承法》采取当然继承主义，被继承人死亡之时，继承期待权就转化为继承既得权，依法推定的继承人就转化为继承人；同时，继承期待权也就自动得到了实现，被继承人的遗产就变成继承人的财产或共有财产。[34]易言之，继承既得权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利，仅仅承担了媒介被继承人遗产的财产权利移转于继承人的角色，以连接被继承人因已死亡而不能享有的财产权，继承权不可能作为《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申言之，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将继承权作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乃属具文，并无实际意义。因此，在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非法占有他人遗产（有体物）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结合第6条的规定，以真正继承人的继承权受侵害为由作为诉因并不妥当。在我国民法尚未规定继承恢复请求权制度的情况下，真正继承人可以通过确认之诉，先确认其继承人的资格，并否认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的资格。然后依据《物权法》第34条规定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提起给付之诉，请求僭越继承人或表见继承人返还非法占有人占有的遗产。
三、物之实体的侵害类型
（一）物之实体侵害的涵义与范围
对物的实体的侵害，又称为对物之物理完整性的侵害，表现为对所有权赖以存在的物之本体的任何干涉，即物受到毁损或者灭失。[35]所谓毁损，是指原物仍然存在，但已遭受损坏或使物的价值上减少；所谓灭失，是指物因遭受非法侵害而不复存在。物之实体受侵害的类型是所有权侵害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若符合侵权法的其他构成要件（如过失、因果关系等），对他人所有的物造成毁损、灭失的，各国法律理所当然的要求加害人对所有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在大陆法系，物之实体的损坏常常是一些特别侵权法上的赔偿的必要条件。典型的是在严格责任的领域内，对物的赔偿责任通常被明确限制在物之实体遭受损坏的情况下，如产品责任、机动车责任、能源及环境污染责任等。[36]与之类似，在英美法上，适用严格责任的各种侵权行为，如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之责任、逃逸物致人损害之责任，法律均不对物之实体以外的损失提供救济。[37]从保护人们的民事权益与维护人们的行为自由的角度，这一做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准此以言，在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结合第7条（严格责任）规定的“损害”的解释上，物之所有权的侵害应限于对物之物理完整性的毁损。
但是，对于什么情况下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物的毁损”，理论认识上并不一致。加之不同法域对物的毁损与财产损失的其他形式，尤其是纯粹经济损失之间予以区分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差别更大。所谓纯粹经济损失（pureeconomicloss），又称之为纯粹财产损失（reinesvermögensschaden），是目前欧美侵权行为法上广受关注的概念。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定义，各个国家以及不同学者的表述有较大区别，但从中仍然可以总结出两个流派：其一，纯粹经济损失是指那些不依赖于物的损害或身体及健康损害而发生的损失；其二，纯粹经济损失是指非作为权利或受到保护的利益被侵害的损失。[38]
在承认纯粹经济损失这一概念的国家，比如德国、希腊、英国、美国等，原则上将纯粹经济损失视为责任排除性规则。[39]易言之，物是否遭受实体损坏抑或仅仅遭受的是纯粹经济损失的侵害，对加害人侵权责任的承担至关重要。例如，在spartansteelandalloysltd.v．martinandco.ltd．一案中，原告在伯明翰经营一家不锈钢工厂，1960年被告在原告工厂附近挖掘道路，因工人疏于注意损坏电缆，电力公司在修复期间切断供电长达14小时。原告工厂因停电受有如下损害，请求被告赔偿：①锅炉中的铁块受损减少价值368磅；②此等铁块若顺利炼成可以获利400磅；③工厂因停电不能营业损失1767磅。丹宁勋爵判决认为，前两项损失形态属于因物的损坏而导致的损失，因而可以获得赔偿，但工厂因停电不能营业而导致的损失，并非基于铁块所有权受侵害而引起，属于不得获得赔偿纯粹经济损失。[40]
在很多情况下，法院可以通过扩大“物的完整性”的范围，以达到保护物之所有权的目的。例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鱼食用了混合了抗生素的饲料，虽然健康状况仍很好，也没有遭受任何动物医学上的伤害，但鱼的生理条件改变了这一点就足以要求行为人承担侵害所有权的责任。又如，将“病毒”输入计算机，或将广告贴在他人墙上，以及在特定情况下破坏一个有效运作的物的整体也都构成对物的损坏；甚至物的凝聚状态的改变也被认定是对物之实体的侵犯而导致的物的损坏。[41]
（二）物因内在缺陷导致自身毁损、灭失：是否构成物之所有权的侵害？
若出卖人转让给买受人的标的物自始具有缺陷，在标的物交付之后，该物因内在缺陷而毁损、灭失的情形，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有疑问的是，在此情形，该物因内在缺陷导致自身毁损、灭失，是否构成出卖人对买受人所有权的侵害？例如，甲出卖其制造的a物给乙，乙受让其所有权后，发现该物因具有缺陷，不堪使用或毁损、灭失时，甲应对乙承担违约责任。问题在于乙可否主张“a物所有权受侵害”，依侵权法的规定向甲请求侵权责任？这一争议，是德国法与英美法上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42]
在德国法上，原来的学说与判例通常认为，标的物自始具有缺陷或瑕疵，在交付以后该物因此而毁损、灭失时，属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问题，并不构成对物的所有权的侵害。[43]究其原因，物因内在缺陷引起的毁损、灭失，如为修理缺陷之物而支付的费用，因缺陷之物不能使用而丧失的营业利益，缺陷之物自身的毁损、灭失以及因转售该缺陷之物须对受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等，其性质均为纯粹经济损失。[44]据此，买受人不能以物之所有权受侵害为由获得赔偿。
但是，1976年11月24日德国联邦法院在一项重要判决（bghz67,359），即游泳池清洁器开关案中改变了上述规则。在该案中，k向b购买其制造的游泳池清洁器，由于开关转换器存在缺陷，致使该清洁器因电线过热而毁损。因其瑕疵担保请求权已罹于时效，受害人k依据《德国新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规定主张所有权受侵害而请求损害赔偿。德国联邦法院肯定了原告的请求，认为该移转所有权的物并非自始全部具有瑕疵，而是功能上可以界定的部分（开关转换器）具有瑕疵，延伸扩大及于其他原无瑕疵的部分，导致整个游泳池清洁器受有损害，应构成对买受人所有权的侵害。此种由物之部分瑕疵延伸扩大侵害其他部分的损害，德国判例学说上称为继续侵蚀性损害（weiterfresserchäden）。[45]尽管该判决受到学者的批评，但德国联邦法院一直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其后的轮胎案（bghnjw1978,224）中，k自b购买的其制造的跑车因轮胎具有瑕疵爆炸而受有损害，也被联邦法院认定为是跑车的所有权受到了侵害。在瓦斯案（bghz86,256）中，对汽车因瓦斯管设计不当自动加速而遭到的毁损，联邦法院也采用了同样的见解。在上述两件案件中，联邦法院提出了“损害材料同一”说。在损害材料同一的情况下，不存在对财产所有的损害。所谓损害材料同一，即买卖标的物因其部分具有瑕疵而致的损害，与标的物因缺陷而发生的价值降低的损失大致相当。反之，若标的物因其部分具有瑕疵而产生的损害超过瑕疵的价值损失时，则构成对所有权的侵害。[46]
德国联邦法院关于继续侵蚀性损害案件所创设的见解，旨在保护买受人，尤其是使与产品的生产者没有合同关系的消费者，使其有权向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依据侵权法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而不受合同关系的约束。此外还在于规避瑕疵担保责任的短期诉讼时效的规定。[47]应该说，德国法上的继续侵蚀性案件具有启示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别因标的物自身的瑕疵引起的损失（纯粹经济损失）与所有权的损害。虽然德国联邦法院曾先后提出“功能上可限定”和“损害素材同一”的判断标准，其区别功能仍然备受学者质疑，迄今并无定论。[48]
在英国，物因内在缺陷导致毁损、灭失的案件，一般通过合同的明示或者默示条款予以解决。但是，受合同相对性理论的约束，这种担保理论不能够保护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其后，依据donoghuev.srevenson案确立的规则，英国法院第一次开始应用侵权法的理论来解决具有缺陷的物（通常是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案件。同时认为，过失侵权法仅仅保护原告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享有的利益，但不保护他们的纯粹经济损失。[49]产品因存在缺陷导致品质方面的瑕疵，即属于纯粹经济损失而被排除在外。这一案件所确立的规则对于随后涉及缺陷产品造成损失的案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murphyv.brentwooddistrictcouncil一案，bridge勋爵对此作出了精彩的评述：“如果制造商因疏忽，将含有对人身、财产构成危险的有缺陷产品投人流通，在侵权法领域，缺陷产品造成的人身或者其他财产损害适用donoghue案的规则。但如果制造商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存在的缺陷只是使产品在原有的使用目的上丧失价值，在判例上，制造商的责任只有依据制造商为合同一方并以此物品为标的的合同条款才能确定。因此，在侵权之诉中，制造商对于购买此项有缺陷产品后因这一缺陷遭受这类纯粹经济损失的人不承担责任。”[50]
（三）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1条和42条的解释与适用
依据1993年《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产品因不合理的危险即缺陷导致他人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应当承担产品责任。但是，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限定为“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产品的修理费、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等产品自身的损失，只能依据违约之诉而不能依据产品责任这一侵权之诉获得赔偿。[51]
但是，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1条和第42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立法表述上的细微差别，引起学者对缺陷产品自身损害是否构成侵权责任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从文义解释来看，《侵权责任法》第41条和42条使用的是“他人损害”，而没有如同《产品质量法》第29条那样将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排除在外。由于“他人损害”这一概念非常宽泛，因此即便是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也能通过产品责任加以赔偿。[52]由于产品责任属于特殊的侵权责任形态，申言之，缺陷产品自身损害就是对买受人的物之所有权的侵害。[53]相反，另有学者则认为，产品责任中的财产损害，不是指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而是指缺陷产品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失。单纯的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并不能依据侵权责任法获得赔偿。[54]
笔者认为，物因内在缺陷引起的损失，例如为修理缺陷之物而支付的费用，因缺陷之物不能使用而丧失的营业利益，缺陷之物自身的毁损、灭失等，性质上为纯粹经济损失，属于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并不构成出卖人对买受人物之所有权的侵害，这涉及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规范功能。合同法的设计是用来规范合同双方的经济上的利益关系，买卖合同明示或默示担保责任的规范目的即在于确保产品的价值即品质，如产品不具有预期功能，违反担保责任，消费者可以拒收，并有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严格产品责任制度的设计，并非用来削弱合同法的规范功能，而是用来保护消费者、使用者的人身或其他之财产不受侵害。在立法政策上固可要求产品制造者，就其产品缺陷所造成身体或其他物的损害负责，但不可认为制造者应对其产品不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经济的期待而承担责任。因为合同当事人通常具有商议能力，可妥善分配商品不合用的风险，并可以约定条件，使双方能在所得利益与所失代价之间取得平衡，例如双方可约定减少出卖人的担保责任，但同时减少买受人所支付的价金。合同条件既然经双方合意而成立，产品未达到合同所预定效用而生的损失，对出卖人而言，应属可能预见，因此对出卖人而言，其责任并非不确定或无限制，由其负责，实属妥当。[55]对于物的内在缺陷导致的该物自身的毁损、灭失，不能完全参照对财产所有权的侵害的理论来处理，否则将会过度扩大侵权法的规范领域，使合同法淹没在侵权法的汪洋大海之中。[56]在对《侵权责任法》第41条和42条的解释上，可以通过目的性限缩，将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限制在“缺陷产品以外的损害”之内，以维持合同法与侵权法的二元救济体系。
四、对物之使用功能的损害
（一）对物之使用功能的侵害：物之所有权的侵害还是纯粹经济损失？
对物之所有权的侵害，不以物之实体的毁损、灭失为前提，这一点已经为欧洲各国所共同认可。[57]因此，即使没有侵害物的实体，但对物的确定用途造成的严重损害时，仍可能构成对物之所有权的侵害。例如，擅自将车停放在他人车库之前，致使车库的所有权人不能使用其车库，即构成对车库所有权的侵害，在此情形，受害人可以请求加害人赔偿因不能使用其车库所受损害，或赔偿拖吊该违规停车所支出的费用。[58]为避免使加害人承担过重的责任，以维护人们基本的行为自由，如前所述，对物之使用功能的损害，通常仅限于过错责任而不包括严格责任。
物之功能受到妨害引起损失时，其是否受到保护与侵权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密切相关。
在比较法上，例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民法中，由于存在单一的一般条款，该条款并没有事先排除纯粹经济损失，财产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都属于实际损害这一大类。依据该一般条款，过错、损失和因果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的灵活认定，是构成责任的全部要件。[59]由于这种立法体系缺乏立法者所确立的对受保护利益的列举条款，因此对孤立的纯粹经济损失并无原则的反对。在此种放任式立法体系之下，区分所有权侵害与纯粹经济损失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没有实际意义；与之不同的是，德国、奥地利、芬兰、瑞典等国并未将纯粹经济损失置于受其侵权法保护的“绝对权利”之列，纯粹经济损失的获得赔偿仅仅属于例外情形。在此种保守式的立法体系之下，区分物之损害是所有权的侵害还是纯粹经济损失，是受害人能否获得赔偿的关键。对物之功能的侵害使用所导致的损失，究竟是侵害物之所有权的结果还是纯粹经济损失，其界限比较模糊且存在争议。在德国民法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对物之使用性的侵害极其接近于纯粹经济损失；[60]但不同观点认为，所有的使用妨害都是对所有权的权能的侵害，因此也就是对所有权的侵害。然而在所有权人的容忍义务范围之内，应当排除侵害的不法性。[61]此外，在英格兰、苏格兰及荷兰的实用式体系中，裁判结果既不是由宽泛的侵权法规则指令所推动的，也不是法典中规定的绝对权力所推动的，对赔偿做出选择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注意义务”的这一概念予以完成。[62]
不同国家侵权法的立法体例对侵害物之功能的案件的影响，可以通过“电缆案件”予以形象地说明。在该案中，被告地下工程公司的挖掘机司机在m公司的地基上施工，损坏了埋在地下的电缆，这条电缆通过m公司的地下通往属于原告的工厂，该工厂的机器因长时间断电而停工从而产生损失。对此，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认为，绝对权未受侵害，原告的损失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依据《德国新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机器停工的损失不能获得赔偿，从而否定了物（机器）之所有权的损害。[63]与德国一样属于保守式立法体系的奥地利、葡萄牙、瑞典和芬兰等国，亦认为机器停工的损失并非对所有权的侵害，而是属于纯粹经济损失，因而不能获得赔偿；反之，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等放任式立法体系中，由于财产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没有任何区别，只要存在充分的因果关系和具体确定的损害，就是可以获得赔偿的。[64]
由此可见，物之功能受到妨害引起损失时，该损失究竟是物之所有权的侵害的结果还是纯粹经济上损失，取决于侵权法采取的立法模式是放任式还是保守式，其不仅决定着区分所有权的侵害抑或纯粹经济损失的实际意义，而且对损失可否获得赔偿有着极大影响。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模式与解决方案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权益保护范围进行了详尽的列举，不仅列举了所有权等绝对权，而且采用了“等人身、财产权益”，表明其他权益也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依据立法起草机关的解释，侵权责任法主要考虑到权利和利益的界限较为模糊，很难清楚地加以划分，而且权利和利益本身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因此《侵权责任法》对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受保护程度和侵权构成要件上没有作出区分。[65]由此可见，至少从表面上看，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采用的是法国为代表的放任式立法体系。在此立法模式之下，由于一般条款原则上并不排斥纯粹经济损失，因此在物之功能受妨害引起损失时，分析其是所有权的损害抑或是纯粹经济损失，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没有实际意义。
但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对纯粹经济损失的态度与法国为代表的放任式立法体系的立场并不相同。有学者认为，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纯粹经济损失原则上是不能获得赔偿的，但在例外情况下，从保护受害人需要出发，且因果关系具有相当性或可预见性时，应当对纯粹经济损失提供救济。[66]还有学者认为，结合《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并且探悉立法机关在制定诸多专门保护纯粹经济利益的立法时的态度，应当认为，从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法意解释）的角度，不应将《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中的“财产”一般性地解释为包括纯粹经济利益，并给予其绝对权的同等保护。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体现的观点来看，大体上虽然认为该款规定的保护范围及于纯粹经济损失，但是保护的程度低于绝对权。[67]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认为，虽然《侵权责任法》原则上将民事权利与利益均纳入保护范围，但是由于民事利益的特殊性，并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予以保护，而是应考虑保护性法规、加害人的主观故意以及受害人的合理信赖等因素。[68]此外，即使是赞同法国一般条款的模式而不采纳德国列举式的学者，也认为对纯粹经济损失应该“原则不赔，例外赔偿”，以彰显立法维护人们行为自由的基本价值面向。[69]
笔者认为，从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角度，《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6条的规定与法国民法的表现形式类似，但是不宜认为应像放任式立法体系一样一般性地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在放任式立法体系中，关于纯粹经济上损失的保护，确定性标准一直是困扰立法与司法的一道技术难关，如何在诉讼经济之前提下，使案件在定性与定量上均取得公允的效果，极不易于把握。[70]这必然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对其提出较高的要求。另外，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诸项制度和配套措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对纯粹经济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则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权衡利弊得失，在对《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6条解释上，应持保守的态度。[71]因此，在物的使用功能受他人的过错行为妨害引起损失时，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6条的规定，区分该损失是所有权的损害还是纯粹经济损失，是非常必要的。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在重庆电缆案中，法院否定物之所有权受到侵害。[72]从该判决来看，其目的应该在于阻止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过度适用。因为停电可能会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家庭的日常生活，假如在这些情况中一律承认对物之所有权的损害，将会给加害人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这显然是依据保守式而非放任式的立法体系而作出的判决。因此，就我国侵权法而言，在物之使用功能受妨害引起损失时，区分其是所有权的侵害的结果还是纯粹经济损失，是完全必要的。
在物之使用功能受妨害引起损失时，如何区分其是所有权的侵害结果还是纯粹经济损失，涉及侵权法上的利益衡量。将所有权的受侵害的范围扩大到对物之功能的类型，虽然有利于给予所有权人以广泛的保护，但由于物之使用性障碍所导致的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且存在争议，过于强调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将会导致责任的泛滥，进行限制行为人的行为自由。在现代社会生活，物的使用多依赖电力、电话、天然气、公共道路或水道及各种网络。此等公共设施虽然属于物的使用的外在条件，但不能据此认为，个人享有使用此类公共设施不受妨害，以及其物之使用不因此受影响的权利。因上述外在条件暂时中断，致使机器、计算机、电梯、电话等不能使用的不利益，应属于纯粹经济损失。因为中断时间通常不长，遭受的金钱上损失之人众多，责任范围难以控制。[73]但是，若加害人对物之使用功能的妨害引起的损失具有较高程度的可预见性或者存在重大过失，并缺乏相反的抗辩，如超过一般人对该损失的容忍度的情况下，对物之使用功能的阻碍就足以构成对物之所有权的侵害。对此，应斟酌时间长短、物之市场价值、受害人的范围、可预见性等因素，就个案加以认定。
注释:
[1]参见王利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法学家》2009年第3期。
[2]seew.v.h.rogerswinfielo＆jolowiczontort,sweet＆maxwell16thed(2002)，p.130～140.
[3]参见[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以下。
[4]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页。
[5]参见[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6]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4年9月20日作出的判决中认为，对房屋的拍摄构成对房屋所有权的侵害。但学者对此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议。参见前注[3]，[德]冯•巴尔书，第48页。
[7]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8]参见[德]m．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9]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
[10]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1]参见崔建远：《物权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
[12]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14页。
[13]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566～567页。
[14]参见崔建远：“侵权责任法应与物权法相衔接”，《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15]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2～743页。
[16]参见陈华彬：《民法物权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44页。
[17]参见前注[15]，王利明书，第743页。
[18]参见前注[14]，崔建远文。
[19]参见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18页。
[20]参见前注[16]，陈华彬书，第560页。
[21]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为保护善意占有人，或制裁恶意占有人而在《物权法》上设有特别规定时，应依其规范目的排除侵权法一般规定的适用。但是，无论是善意占有人还是恶意占有人，此处并不排除不当得利规范的适用（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18页）。这与不当得利制度的机能，在于认定财产变动过程中受益者保有其所受利益的正当性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有关。
[22]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40页。
[23][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页。
[24]参见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继承新论》，三民书局2009年版，第76页。
[25]参见前注[3]，[德]冯•巴尔书，第5页以下。
[26]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27]参见前注[2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642页。
[28]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29]1940年（民国29年）最高法院上字第1504号判例认为：“兄于父之继承开始时，即已自命为唯一继承人而行使遗产上至权利，即系侵害弟之继承权。”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30]参见王泽鉴：《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4页。
[31]史尚宽：《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32]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33]参见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34]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95页。
[35]参见前注[2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643页。
[36]参见前注[3]，[德]冯•巴尔书，第43页。
[37]seesimondeakin,angusjohnstonandbasilmarkesinis:markesinisanddeakin’stortlaw，5thedition,clarendonpress,2003，pp.85ff,358ff,501ff,532ff.
[38]参见前注[3]，[德]冯•巴尔书，第32页。
[39]参见[意]毛罗•布萨尼、[意]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40]参见王泽鉴：“挖断电缆的民事责任：经济上损失的赔偿”，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5页。
[41]参见前注[3]，[德]冯•巴尔书，第38～40页。
[42]参见王泽鉴：《侵权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59页。
[43]参见前注[5]，[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书，第23～24页。
[44]参见hager,zumschutzbereichderproduzenterhaftung,acp184,413。转引自王泽鉴：“商品制造者责任与纯粹经济上损失”，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4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46]参见前注[5]，[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书，第25～26页。
[47]参见李昊：《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2002年，德国通过《债法现代化法》的改革，物之瑕疵担保责任的时效已从六个月延长至两年，但较与之竞合的侵权行为法上的请求权，还是要短些。
[48]参见前注[45]，王泽鉴书，第160页。
[49]参见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1页。
[50]星际游：“英国产品责任法中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研究”，载王军主编：《侵权行为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468页。
[51]参见“郭某和王某诉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北京胜鸿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案”，载中国法院网：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31461＆k_title＝％ce％b2＆k_content＝％ce％b2＆k_author，上网时间：2001年1月22日。
[52]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53]参见高圣平：“论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54]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
[55]seeeastriverstreamshipcorp.v.transamericandelvavalinc.476u.s.858（1986)．
[56]参见[德]格哈特•瓦格纳：“当代侵权法比较研究”，高圣平、熊丙万译，《法学家》2010年第2期。
[57]参见前注[3]，[德]冯•巴尔书，第47页。
[58]参见larenz/canaris,schuldrecht,11/2，s.390。
[59]参见[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60]参见larenz/canaris,schuldrecht,11/2，s.380。
[61]参见前注[2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646～647页。
[62]参见前注[59]，[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书，第92页。
[63]参见bghz29,65,70。
[64]参见前注[59]，[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书，第324～327页。
[65]参见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66]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67]参见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
[68]参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69]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的利益衡量”，《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70]参见朱广新：“论纯经济上损失的规范模式—我国侵权行为法对纯粹经济上损失的规范样式”，《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71]参见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