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1
【摘 要 题】法学与实践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起诉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2.对于按照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能够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仍然按照现有的法 律规定解决，只要经济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济，当事人并不关 心救济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还是经济法诉讼程序。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2
论文摘要：一种真实而实际存在的救济体系，对于权利来说，就是最重要的。“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此，民事救济对于公民环境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公民采用适合个案的民事救济途径更是解决侵权纠纷，维护个人环境权利的关键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因环境侵害的特殊性而困难重重，本丈将分析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追究程序及障碍，综合比较各式各样的救济途径，以期对维权公民在救济途径的采纳上有所指导。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1．受害人正当防卫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受害人紧急避险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3．公民自助行为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5．环境侵权仲裁环境侵权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根据预先约定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当事人双方一旦达成仲裁协议，请求仲裁机构进行裁决，则仲裁机构的裁决就具有拘束双方的效力，其效果就如同法院判决一样确定，当事人非有法定情形，不得申请撤销裁决，必须服从。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之间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将不予受理。仲裁的优点与诉讼相比尤其突出，仲裁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由于双方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机构，有权选择仲裁员，有权协议约定仲裁程序等，因此，仲裁更能得到当事人的信任，可以避免许多繁琐程序。并且，仲裁程序简化、仲裁期间的缩短以及裁决的快速，大大降低了解决有关争议的费用。仲裁这种方式运用到环境侵权案件的处理中具有迅速、经济等特点和优势，因而其有利于及时而公平地解决各种纠纷，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3
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4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94-02
一、垄断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垄断纠纷类型
垄断行为是排斥与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具有完善市场结构、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经济安全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垄断民事纠纷，对于垄断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自发垄断法颁布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处理垄断纠纷是适用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仅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还应以民法通则作为补充，在反垄断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部分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审理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对于诉讼时效进行了细致规定。
二、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适用规则
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胜诉权，对于诉讼时效以效率为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目的是在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所谓的“诉权”产生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一是时效完成，义务人获得以时效抗辩权，二是义务人在诉讼中一旦使用以时效抗辩，使得权利人败诉。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对属于其调整对象的权利具有统领作用。因为基于垄断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为普通的财产权利，属于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之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通过纵观过民商法法律的适用范围，因垄断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属于一般性的民事财产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对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特别规定。对此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适用其一般原则即对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纳主观主义的标准，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上和效力上，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一般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对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还做了区分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垄断行为施行的是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行为，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对于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着具体的影响。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应依赖于行政执法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对查明争议事实应有独立性。但是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垄断行为并主张自身权利是积极行使权利从而如同提讼般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反垄断执法主体是以行政权为轴心而展开执法活动的，诸如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关等，均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垄断行为案件中的有着特殊地位，垄断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反垄断法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准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据这些规定进行认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与发展，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为在反垄断司法程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主体的，因此在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与普通案件相比必然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会因为行政争议产生垄断纠纷，但这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当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纠纷并需要民事赔偿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均因垄断行为而引发，但是有可能纠纷的性质有所不同，会分为侵权行为的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纠纷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是有区别的。
因合同产生的垄断纠纷在诉讼时效规则上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个方面，因垄断导致的合同纠纷，争议内容通常都是合同的效力，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撤销合同或者请求解除合同，以及随后的赔偿损失和返还责任。在《反垄断法》规定了以垄断协议实施垄断行为的具体规定，如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如果是上诉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就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交易人可以提起对经营者的反垄断诉讼，在这样的诉讼纠纷中，相对交易人可以依据跟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诉讼，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诉讼时效上面可以依据合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一般是根据请求权的法律原理分析诉讼时效。民法上的请求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原权的请求权，比如在合同期内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一类是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比如当合同相对人违约后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理论界的普遍观点，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应当是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产生的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因其基础权利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意义上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在垄断行为纠纷中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章对垄断协议的规定使得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可以适用合同法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垄断导致的侵权纠纷，相对人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不论相对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因垄断受到损害的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并没有跟其他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在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原告时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对于因垄断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条进行了规定。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细化，审理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关于侵权赔偿问题应予适用。
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方面与上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应当进行有所区别的适用。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这就出现了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垄断协议的存在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的问题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而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自身的权利，防止因为权利人的拖延，导致权利状态处于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反垄断纠纷中，无论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还是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在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垄断协议、行为相对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垄断协议的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些情形，只能在个案的审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垄断纠纷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仍应表述为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这一条对于第三人同样适用。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5
第三人撤销之诉
李卫国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恶意仲裁现象时有发生，不仅侵犯了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影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事业的健康发展。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功能定位上既能兼顾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又能有效应对恶意诉讼与恶意仲裁。为此，我国有必要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解决机制中引入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以防范恶意仲裁，保障仲裁公正，有效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
中图分类号：D9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89－05
收稿日期：2015－06－20
作者简介：李卫国（1969—），男，湖北麻城人，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FX157；2013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D2013035。
一、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概念与特性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又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后，提请专门设立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居中处理，按照一定的程序作出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的调处或裁断，从而解决双方争议的一种特殊的解纷方式和机制。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有“民商事仲裁属性说”“行政仲裁属性说”“基层民间特殊仲裁说”“独立仲裁说”“准司法性说”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属于专门的特殊仲裁程序，是一种带有复合属性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归属于广义民商事仲裁的范畴
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主要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确权、继承和侵权等方面的纠纷。从主体层面上看，该纠纷主体主要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家庭以及其他个人或组织，纠纷主体主要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当事人构成。从内容上看，纠纷所涵盖或牵连的法律关系主要是民商事法律关系。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活动常常与国家对农业的特殊政策密切相关，有别于通常的民商事活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的纠纷仲裁基本上可归纳为广义范畴的民商事仲裁。
（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是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有它的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它是涉及农村土地的仲裁，具有标的特殊、涉案金额可大可小、情况复杂、裁决结果影响农民生计等特点，同时还是经济纠纷方面的仲裁。近年来，农村土地价值的迅猛攀升导致土地越来越值钱，土地承包纠纷所涉及的主要是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纠纷，当事人双方的纠纷集中于对土地经济价值的追求上。
（三）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带有行政色彩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2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设立。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其日常工作由当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承担。”该法第13条要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由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代表、有关人民团体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兼任组成。”第52条特别强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上述规定反映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公益色彩，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影响力度较大。
（四）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具有准司法性
学术界对于仲裁性质的界定向来存在争议，但多数观点认为仲裁应具有准司法性。这不仅对于民商事仲裁、劳动争议仲裁、体育纠纷仲裁而言是成立的，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而言也是成立的。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借鉴了民事诉讼程序，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其次，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与司法诉讼存在密切的衔接关系。一旦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在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此时，仲裁裁决不产生终局的法律效力，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需要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理解决。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裁决结果并不能完全使农民信服而转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最终裁判解决纠纷，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再次，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也离不开司法诉讼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的要求，对于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当事人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法院起诉的，仲裁裁决即生效且具有强制执行力。双方对生效的仲裁裁决应自动履行，如果一方逾期不自动履行，对方有权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要求启动强制执行。
（五）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具有基层性和专属性
据农业部2012年所做的统计，我国现有60多万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现实中很多与村委会混同）、500多万个组级集体经济组织（现实中很多与村民小组混同）和2亿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中的争议和冲突量多面广，情况复杂且具有很强的基层性。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要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设置在县和不设区的市。仲裁机构设置在基层，最贴近农民生活实际，不仅在地域上便利农民的仲裁申请，而且也利于仲裁机构将纠纷消除在萌芽阶段。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专属性主要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实行专属地域管辖，这一点有别于普通民商事仲裁的管辖，普通民商事仲裁的争议双方可以协商选择仲裁机构。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1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书。”可见，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仲裁采取专属地域管辖原则，当事人不能选择其他地区的仲裁机构。因各地农村实际情况差异较大，若由其他地区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可能会造成裁决上的不妥当，而且仲裁管辖的专属性有利于争议双方参加仲裁和仲裁机构调查取证。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恶意
仲裁的原因分析
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热情和主动性，加快了农村各方面的改变与进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业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土地增值的驱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个人及家庭等围绕农村土地利益的纠纷频频发生，矛盾日益突出，此类纠纷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据农业部的不完全调查与统计，从2008年到2012年，仅200多个试点县市受理仲裁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就达10万余件。2012年，基层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受理土地承包纠纷达30万件。面对当前复杂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与冲突，一方面，仲裁机制在迅速处理各种承包纠纷，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稳定乡村秩序上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在推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朝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消除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推动农村经济持续顺利发展上也起着特殊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恶意仲裁、虚假仲裁和欺诈仲裁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严重侵害了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损害了基层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解决机制的权威，不利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恶意仲裁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
（一）从社会层面分析，诚信观念不强，重利轻义风气蔓延是引发虚假仲裁和恶意仲裁的社会根源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已有的道德信念和行为模式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形成。而随着城乡之间交往交流的日益增多，以往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也不再置身其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诚信基础都比较薄弱。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更加促使人们重视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进而诱导人们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近年来，在广大农村，一些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利益观扭曲，将个人利益的获得、自我贪欲的实现作为唯一行动准则。为了谋取自己的物质利益，他们不惜违背诚实信用这一根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利用制度漏洞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频频启动虚假仲裁、恶意仲裁。
（二）从仲裁自身分析，仲裁固有的属性和特点是导致虚假仲裁、恶意仲裁频繁发生的机制上的原因
作为一种广义范畴的民商事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启动需在遵循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当事人的申请和请求来确定是否提交仲裁以及确定仲裁事项。在仲裁运行过程中需尽力贯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如当事人申请启动仲裁后，应根据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其余两位仲裁员则由当事人各自选定；经当事人同意，某些承包纠纷也可由一名仲裁员适用简易程序仲裁；仲裁开庭可以选择在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或村实施，也可以选择在仲裁机构驻地实施，当事人若均同意在乡（镇）或村开庭的，必须在该乡（镇）或村实施开庭；仲裁可以约定不公开实施；仲裁时当事人有权自行和解；仲裁庭也可依据自愿原则开展调解等。总之，由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比较重视和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上该仲裁具有某些行政特性（如程序容易启动、程序运行高效快捷、灵活方便）和准司法性（如生效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等属性和特点，使得虚假仲裁、恶意仲裁现象时有发生，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自然容易受到侵害。
三、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及其功能分析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不可归咎于自己而未能参加原诉讼的案外人，针对法院所作出的存在错误并损害自己利益的生效司法文书，将生效司法文书中的双方当事人（即原诉讼双方当事人）作为被告，以提起新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撤销已经生效的司法文书的制度。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国家专门为民事权益受损的案外人设置的权利保障与救济程序，它与通常的上诉救济机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针对的是已终局生效的法院裁判与调解书，而非一审尚未生效的裁判文书。在诉讼客体是针对已经终局生效确定的法院裁判与调解书方面，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之诉有相同之处，二者均属于非常的救济程序与纠错机制，均对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提出了挑战。不过，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也有明显迥异于再审之诉的地方：就前者而言，该诉讼的提起者是原诉讼的案外第三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过原诉讼的任何审理活动，更谈不上曾行使过诉讼权利；而就再审之诉而言，诉讼提起者往往就是原诉讼的当事人，在原诉讼中参与过审理活动，有机会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功能定位上既能兼顾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又能有效应对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从实现实质正义的角度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设置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撤销或变更他人之间错误的生效裁判和调解书，以保障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从实现程序正义的层面考虑，案外第三人之所以可以通过诉的方式撤销或变更他人之间已经终局生效确定的裁判和调解书，是基于对案外第三人进行程序保障的特殊需要。毕竟在他人之间的诉讼从启动、进行乃至作出生效裁判和调解书的全过程中，该案外第三人始终没有参与，其程序权利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保障，因而理应在事后给予该案外第三人以程序保障的机会与权利。另外，必须指出，由于作为私权诉讼的民事诉讼实行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一些人借此通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欺诈诉讼、冒名诉讼侵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屡有发生，而在重视调解结案的今天这种恶劣现象尤为突出。此外，设置第三人撤销之诉在遏止和应对当事人相互勾结、恶意串通、借助司法诉讼手段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尤其值得特别关注。
四、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引入案外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思考
一段时期以来，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的方式，威胁和损害他人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人民法院强调调解工作后，由于调解本身不注重查明案件纠纷事实，导致一些当事人利用调解进行恶意串通与诉讼欺诈，损害案外第三人权益的现象更加突出。而如何保护好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实务界和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对于恶意诉讼而言，在法律应对机制方面，仅仅通过完善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审理程序是不足以防止此类侵害的。所以，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正式法律化是民事诉讼救济机制不断完善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民商事仲裁领域，当事人通过恶意仲裁、虚假仲裁、欺诈仲裁、冒名仲裁等方式侵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也频频发生。而由于民商事仲裁更突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民商事仲裁的契约性、不公开性和民间性，导致恶意仲裁更容易实现，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我国《仲裁法》第58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有权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可见，按照我国现行民商事仲裁制度的规定，针对某些恶意仲裁，可以通过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的办法进行救济。当然，提起该诉的主体包括仲裁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异议，但对于与仲裁裁决有利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是否有资格向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理论与实务上有各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些个案批复中反对案外第三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1]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排除案外第三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除了我国《仲裁法》中有明文规定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坚持司法监督仲裁的谦抑性原则，防止司法权过多干预仲裁活动，以利于仲裁裁决的稳定性和仲裁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持审慎、克制的态度固然是可取的，但一概排除案外第三人的诉权并不符合现代程序法学的原理。仲裁程序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性、不公开性、迅速及时性，使得仲裁程序比审判程序更有可能出现当事人双方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第三人利益的现象。仲裁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案例，如仲裁当事人持仲裁裁决书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或申请参与分配，但其他人或者法院发现该仲裁裁决书系双方相互勾结、恶意串通，除了法院可依程序对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裁定撤销或者不予强制执行外，对于仲裁裁决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却无能为力。《希腊民事诉讼法》第899条规定，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和任何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均有权请求撤销仲裁裁决。[2]希腊的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非常有必要在《仲裁法》或《民事诉讼法》中增设针对生效仲裁裁决或仲裁调解书的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属于广义范畴的民商事仲裁，因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同样有必要尽快引入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以防范虚假仲裁和恶意仲裁，有效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理由前已述及，此不再赘述。至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领域如何具体确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笔者特作如下初步设想：其一，案外第三人能够举证证明已生效确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裁决、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民事权益，是其提起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其二，案外第三人须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恶意仲裁结果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撤销之诉请求。其三，案外第三人应向作出生效仲裁裁决、调解书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提起撤销之诉请求。之所以这样规定，既考虑到案件所涉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典型的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是普遍通行的做法，也考虑到由作出生效仲裁裁决、调解书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便于相关人员参加诉讼活动，也便于查明案件事实，迅速作出裁判。其四，人民法院应按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其五，对案外第三人提出的撤销生效的仲裁裁决、调解书的请求，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请求成立的，裁定撤销原生效仲裁裁决、调解书；请求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一审裁定的，有权提起上诉。
参考文献
[1]万晓庚.案外第三人能否申请撤销仲裁裁决[n].人民法院报，2007－09－19（5）.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6
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规范商人的商事行为、调整商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商业纠纷的实体法，就是商法。商法起源于早期商人的商业贸易习惯。后来为国家许可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就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商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商法的立法例，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前者如法国、德国，后者如瑞士。但不论“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在大陆法系国家，商法都是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存在的，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商法的范围主要包括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等。英美法系国家不讲究法律部门的划分，凡是与企业和经营有关的法就是商法（Businesslaw）。《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将“Businesslaw”译为商业法，意指“通过公约、协议、国内或国际立法规定的调整商业事务中人际关系的法规总称。”并认为商业法有两个确定的领域；一是通过公司法、合伙法、法和破产法调整商业实体；二是通过合同法和有关的法律调整商业交易。概而言之，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通常都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合同法作为商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出于比较法的考虑，本文关于商业纠纷和商业诉讼的考察主要限于这些领域。
商业纠纷发生后，其解决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合意型和决定型。合意型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如和解、调解，决定型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商事仲裁和商业诉讼。在商法发展的早期，商人对他们之间发生的商业纠纷是排斥国家干预的，一旦发生纠纷，往往求于由经验丰富、富有威望的商人所组成的仲裁组织解决。这种状况直到1563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颁令创设商事法庭，才得以改变，从此商事诉讼日渐发展起来。
在中国，诉讼作为商业纠纷的解决途径的历史也并不久远，甚至在80年代之前几乎不存在商业诉讼。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80年代以后中国各级法院开始设立经济审判庭。审理以合同纠纷为主的商业纠纷案件。进入90年代，商业诉讼已经在法院审判业务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来，据统计，1998－2001三年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商事纠纷案件503万余件，涉案总标的数额达18231亿元；其中，受理购销合同纠纷案件126?9万件，审结125?1万件，结案标的数额为2587亿元；受理企业破产纠纷案件2?63万件，审结1?92万件，结案标的数额2168万元；受理股票、票据、债券纠纷案件2?89万件，审结2?76万件，结案标的数额352?5亿元；受理农村承包纠纷案件17?3万件，审结16?9万件，结案标的数额113?1亿元。商业诉讼在中国的发展，使理论界开始重视商业诉讼在解决商业纠纷中的作用，并为人们研究商业诉讼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综观世界各国关于商业诉讼作为解决商业纠纷的救济机制的立法和实践，可以将商业诉讼的典型特征概括如下：
1.商业诉讼中，解决纠纷适用的实体商法具有很强的任意性。这一方面表现为商业惯例的适用，各国商法中几乎都有这种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国《海商法》第268条、《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就是这种体现。另一方面体现为具体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的实体法，如《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商业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在各国关于商业诉讼的立法中，不仅允许当事人处分其诉讼权利，如协议管辖，撤诉自由等；而且允许当事人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处分其实体权利。
3.商业诉讼程序尤其注重诉讼效率和审理方式的灵活性。这一点在那些设置独立的商业诉讼程序的国家尤能得到体现。例如在法国，商事法院诉讼程序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简易、迅速、成本低，以及商人法官极为重视诉讼效率，审理方式灵活和强调和解等。商业诉讼效率及审理方式的灵活性，是与商业纠纷主要为财产权益纠纷，以及及时确定商事权利义务关系、维护瞬息万变的商品交易秩序安全的诉讼目的相联系的。
二、中国的商业诉讼体制和商业诉讼程序
（一）中国的商业诉讼体制
世界各国处理商事纠纷的商业诉讼体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模式：一是没有专门的商事法院，也没有专门的商事诉讼程序，而是由普通法院、职业法官来审理商业纠纷，如爱尔兰、西班牙、日本等国。二是虽然没有专门的商业法院，但是在普通法院内设置专门的审判庭审理商业纠纷，法官均为职业法官，德国、罗马尼亚采用这种制度。三是设有专门的商业法院，但由职业法官和被任命的来自商人的法官组成，如比利时、克罗地亚等国；采用这种模式的有些国家，如法国，商业法院的法官均为从商人中选举出来的非职业法官。而另有一些国家的商业法官均为职业法官，如卢森堡。四是设立由职业法官组成的仲裁法院处理商业纠纷，如俄罗斯。
中国基本上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体现在：
从审判机构的设置看，中国没有设立专门的商事法院，商业纠纷主要内设在普通法院内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大致包括十类案件：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技术合同纠纷案件，商标专利纠纷案件，票据、债券、股票纠纷案件，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企业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企业破产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等。经济审判庭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是商事纠纷案件，因此，商业诉讼在中国又被称经济诉讼或经济审判。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推行机构改革。撤销了经济审判庭的建制。商业纠纷统一划归民事审判庭审理（实践中通常是民事审判二庭审理）。但是，法院系统机构改革只引起了审判组织名称和内部职权分配的变化，对我国的商业诉讼体制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如今，除了普通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商业纠纷案件外，有些专门法院也受理一定范围的商业纠纷，如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的一审主要由海事法院审理，铁路运输法院有权受理当事人一方为铁路运输企业的商业纠纷。
从诉讼程序看，中国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商业诉讼程序。首先，民事、商事诉讼程序不分，绝大部分商业纠纷案件，如发生在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领域的商业纠纷，都是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诉讼程序审理的。其次，某些领域的商业纠纷案件，又有相对独立的诉讼程序。第一种就是海事、海商案件，除了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还受《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调整，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并且海诉法优先适用；第二种就是破产案件；不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审判程序，而是适用该法第19章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还要受《破产法（试行）》的调整。
（二）商业诉讼的审判程序
如前所述，中国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商业诉讼程序，绝大多数商业纠纷案件都是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程序审理的。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程序分为与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合议庭评议、宣判五个阶段。在第一审程序外，还有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下面就其中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1.主管与管辖
主管，是指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之间就解决法律纠纷的职能分工与权限范围。在商业诉讼中，主管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商业诉讼与商事仲裁的关系问题。关于商业诉讼与商事仲裁的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后，可以向法院，也可以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后，不得向法院；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后，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是终局的裁决，当事人不得声明不服，更不得向法院。
管辖，解决的是法院之间就受理第一审商业纠纷案件的分工问题，包含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方面的内容。（1）级别管辖，解决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分工问题。在中国，四级人民法院都有权受理第一审案件，但是基层人民法院享有普遍管辖权。较高级别法院仅对本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行使管辖权。（2）地域管辖，解决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问题。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地域管辖原则。所谓当事人有约定，是指根据民诉法第25条、涉外商事纠纷当事人根据民诉法第244条的规定，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情形。所谓法律另有规定，是指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比如：因保险合同纠纷发生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保险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因票据纠纷发生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等。
2.审前准备程序
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法院受理后，诉讼就进入了审理前准备阶段。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前的准备”，与欧美国家的审前准备程序大相径庭。欧美民事诉讼的审前准备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相互交换证据，明确争点。使当事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入法庭审理；审前准备程序首要目的是保证当事人享有充分、平等的辩论权，其次才服务于法庭审理，分流不必要开庭审理的案件。
当前中国民商事司法实践中，审前准备程序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
（1）送达诉答文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并组成会议庭；
（2）弱化了法院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作用。建立了当事人举证指导制度。基本实现了法院在审前程序中由亲自出马调查收集证据向指导监督当事人有效举证的角色转化；
（3）建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规定在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中，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
（4）通过司法解释修正了民诉法确立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立法精神，确立了适时举证的制度。并规定了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的。所举证据可能不被采纳的后果。
3.审理方式
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审理商业纠纷案件，在审理方式上应当遵守以下规定：第一，应当采取开庭审理的审理方式。开庭审理的方式相当于西方民诉中的直接、言词原则。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就判决的，将成为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的理由。第二，应当采用公开审判的审理方式。所谓公开审判，是指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商业秘密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判的以外，法庭审理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法庭审理的过程对社会公开，允许公民旁听；即使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也要公开宣告判决。第三，应当采用当事人辩论的方式。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辩论，是中国民诉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但中国的辩论原则不同于西方的辩论主义，不能体现当事人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第四，可以采取调解的方式。
所谓法院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调解在中国不仅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而且是民商事审判程序的一项原则。根据民诉法的立法精神，调解不仅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而开始，也可以由法院在主动征得双方同意后开始；调解不仅适用于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中，而且在法庭审理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调解；不仅第一审程序中可以调解，而且二审和再审程序中也可进行调解。总之，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始终。
4.审级制度与裁判效力
中国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实行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所谓四级，是指我国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四个级别。两审终审，是指地方各级法院作为第一审审理一个商事纠纷案件后，所作出的裁判暂不发生效力，当事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二审法院的裁判的终审的裁判，一经作出，立即生效，当事人不得对此再提起上诉或另行。
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了发达的审判监督程序，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大大弱化。根据民诉法177一188条的规定，终审裁判作出后，不仅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而且检察院可以依据法律监督权提起抗诉，法院自身可以依据审判监督权主动发动再审。发达的审判监督程序使生效裁判的再审率居高不下，有资料显示：94－96年三年间，生效裁判的再审率平均高达25.82％。这种现象已经遭到学术界的严厉批评。我们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诉讼将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内容。而商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在于及时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商品交易秩序的安全、稳定、有序。发达的审判监督程序已经使终审法院裁判的终审意义荡然无存，因此必须改革，改革方向应当是取消法院、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发动再审程序的做法，将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改造成为当事人再审之诉制度，并严格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和次数。
（三）特别商事诉讼程序
1.海事诉讼程序
海事诉讼虽然属于民商事诉讼的范围，并受民事诉讼法的调整，但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又明显具有其个性特点；
（1）海事、海商案件的第一审由海事法院受理，而不是地方法院受理。在1984年以前，我国一审海事、海商案件也由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84年11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在全国设立了5个海事法院，以后又增加到10个。这些海事法院遂成了我国审理第一审海事、海商案件的专门法院。海事法院在级别上相当于中级人民法院。不服海事法院的一审判决；可以向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2）海事诉讼案件都是具有海事、海商内容的案件，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不仅适用我国的海商法，还必须遵守大量的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以及我国认可的和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国际商贸惯例，专业性和实践性要求明显较高，是一般商事纠纷某件所不可比的。
（3）从海事，海商纠纷的解决看，海事诉讼程序中的某些程序和制度明显不能为民事诉讼法所涵盖，如海事请求保全程序。船舶优先权催告程序。海事诉讼省管辖制度等。因此，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应当有其相对独立的程序。我因《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于是应运为生了。
2.破产程序
在我国，企业法人破产适用民诉法中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一章的规定；如果是全民所有别企业，还要受《破产法（试行）》的调整。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加上我国新的《破产法》可能于近日出台。关于我国破产程序不再赘述，敬请关注新破产法的颁布实施。
三、问题、改革与完善
在50-7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民事法律就是婚姻法，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也大都是婚姻诉讼案件。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先后颁布了一批调整商品交易关系的法律，比如《经济合同法》（1981），《涉外经济合司法》（1985）年，《破产法》（1986），但这些法律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经济合同法十分强调政府的行政干预和计划对合同的指导作用。中国颁行的现代意义上的商法都是在90年代市场经济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的事，比如《海商法》（1992）、《公司法》（1993）、《票据法》（1995）、《保险法》（1995）、《合伙企业法》（1999）等。反观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1982年颁行《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进行了修订，这些诉讼立法都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商事活动还不繁荣的背景下制定的，在商事立法实施前颁行的。由于这些历史因素所决定，中国的商事诉讼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的、被动的、盲目的发展状态，缺乏理论的系统指导，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一）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严重不适应商业纠纷解决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事审判实践及1982年民事诉讼试行法所确立的民事审判方式，我们称之为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传统审判方式审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步骤是：第一步，审查诉讼答书状和证据资料；第二步，询问当事人；第三步，法院深入调查收集各种证据；第四步，庭前反复调解，拖延开庭；第五步，层层报批。即合议庭决定开庭审理应首先取得庭长、院长的批准；第六步，开庭审理；第七步，宣告判决。这种审判方式惯性之大，以致于1991年民诉法修订后五、六年的时间里，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依然沿用之。传统审判方式的基本特征是：（1）法官直接并且包揽证据调查，当事人基本上不负举证责任；（2）公开审判和开庭审理多为走过场，基本上是先定后审；（3）庭审采取“纠问式”，当事人基本上只是被动应答，较少有主动行为；（4）合议庭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基本上是“合而不议”、“审而不判”；（5）当事人处分权受到较大限制。
学者们通常将这种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称之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以与欧美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相对应。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在中国80年代之前并没有引发严重危机。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大量商事、经济纠纷案件涌入法院，导致法院了负担过重、诉讼迟延的问题，传统审判方式弊端开始显现，由此引发了以减轻法院负担，提高诉讼效率为初衷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这项改革至今仍在继续之中。关于我国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成因，学者们有诸多论述，并认为改革目标是建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我们认为；分析诉讼模式时，切莫忽视对经济背景的考察。欧美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形成于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之后，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解决商业纠纷、维护商业交易秩序安全的需要而制定的，问此总体上可将其界定为“商事”型主导的诉讼程序；而中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商人间的商业纠纷，而是解决婚姻、一般民事侵权等民事纠纷，因此可以将其界定为“民事型”主导的诉讼程序。由此我们认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就是将我国传统的民事型诉讼程序向现代的“商事型”诉讼程序转变，为此我们必须结合商业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展开研究，才能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推进。
（二）审判权与诉权角色错位
如果笔者前述关于欧美民事诉讼程序是“商事型”程序的理解成立，那么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法理也就易于理解了。当事人主义在美国又称“对抗式辩论原则”（adversarysystem），在德国体现为“当事者主导原则”（verthandlungsmaxime），无论是美国对抗式辩论原则，还是德国的当事者主张原则，在处理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上，都遵循了辩论主义的法理。辩论主义包含以下三方面含义：1.能作为法院裁决依据的事实，以当事人主张为限；2.当事人自认或不争执的事实，应当作为裁判根据，勿需举证；3.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以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为限。辩论主义的精义，就是强调当事人对程序的主导，强调当事人诉权对法院审判权的制约。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不存在辩论主义，只有辩论原则。辩论原则的立法精神仅仅在于赋予当事人在诉讼中反映自己主张的机会。给予法院以兼听则明的机会。但当事人的辩论原则并不能对法官产生约束力。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依然是审判权主导型民事诉讼。具体表现在：1、法院有权主动调查证据，裁判可以不以当事人声明的证据为限；2、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比如撤诉、调解协议等，必须征得法院同意；3、一事人可以依职权启动财产保全程序等。因此，如何处理审判权与诉权关系，还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笔者的意见，既然实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建立商事型主导民商事诉讼程序，也就要建立当事人主导的诉讼程序，使诉权能够制约审判权，使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复位。
（三）我国商事诉讼受案范围亟待拓展、完善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7
一、消费纠纷的内涵解析
（一）消费纠纷的含义和性质。
消费纠纷，是指在消费领域发生的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因经营者不依法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致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引起的争议。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争议的一种，是民事主体私的权利和利益。
（二）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分析。
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因而具有民事纠纷的一般特点，但是与其他的民事纠纷相比较，又具有特殊性。
首先，从纠纷主体来看，消费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尽管形式上表现出平等性，但实质上往往不平等。消费纠纷的一方一般是公民个人，即消费者，另一方是商家或企业，在二者关系中，消费者多为受害的一方当事人。相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从争议的金额来看，消费争议的标的额往往比较小。消费交易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交易，规模一般较小，即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所遭受的损害，以金钱来衡量时往往数额不大。因此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而言，单个消费者往往不愿意积极主动去寻求法律的救济，因为寻求救济的成本往往大大高于所索求的利益。
再次，从纠纷发生的频率来看，消费纠纷具有多发性、经常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消费行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范围涵盖了一般的买卖纠纷、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纠纷，甚至涉及医疗、保险、金融等新兴领域。从原因上看，既有单纯由于消费质量差引起的纠纷，又有由于特定的客观原因、甚至消费者方面的原因导致的纠纷；纠纷所涉及的具体权益，既包括一般的财产权益，又包括在消费活动中受到的诸如人身、名誉、尊严等人身权益，或二者兼而有之；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侵权纠纷。消费纠纷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最后，从纠纷内容而言，消费纠纷经常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因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所面向的是消费者，其不法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也往往是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消费纠纷处理不好，或者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可能严重破坏消费者对企业和市场的信心，导致市场经济的恶性循环。因此，消费纠纷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
二、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域外考察
从域外相关情况来看，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在重视消费者实体权利保护的同时，也重视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程序性规定，并通过各种专门的法律建构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
非诉解决机制是诉讼外的解决机制，通过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消费者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的调解、仲裁机构的仲裁以及行政机关的处理等来处理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方式具有快捷、及时、费用低等优点。
1、消费纠纷的协商解决机制。
消费纠纷大多是涉及标的不大、案情比较简单的争议。为了鼓励消费者和经营者通过协商和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多将经营者受理消费者投诉作为经营者的义务，要求经营者及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投诉，使消费争议的协商处理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如韩国《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4条等都规定了消费者向经营者就其商品或者服务进行投诉时，经营者有义务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对消费者投诉作出相应的处理，对经营者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其次，为了防止经营者拖延对消费者的投诉，规定经营者有及时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义务，避免给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
2、消费纠纷的调解解决机制。
通观各国实际，主要包括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调解以及法院的调解。根据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普通消费者团体或消费者保护组织，由消费者依法自愿自主建立的，属于纯民间组织的性质。二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设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其设立、组成和职责等均由法律直接规定，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如韩国的消费者保护院，其调解书与法院调解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
3、消费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
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国为解决各种争议而普遍设立的一种制度。仲裁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具有快捷、简便、保密、具备法律效力等优势，在域外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国际《消费者保护》在第B部分（1）项指出：“控诉人有权要求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赔偿因错误描述、产品或性能的损失和损害，为此，应方便而又无代价地使用国际法律体系或公认的小额仲裁方式。”豍荷兰有专门的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独立于消费者协会和经营者协会之外。美国的消费纠纷仲裁有多种方式：其一是由纽约市小额法院开创的法院仲裁制度，对500美金以下标的消费纠纷，可以被决定付诸仲裁，仲裁员的审理类似于调停。其二是美国仲裁协会进行的消费纠纷仲裁，该组织活动的重要环节是经常介入个别消费纠纷仲裁。其三是其他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仲裁。
（二）消费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消费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而言，有其特有的价值。从国外情况看，各国消费者保护法或者其他法律往往对消费纠纷规定特殊的诉讼制度。
1、小额诉讼。由于消费争议往往争议标的额小，案件简单，为方便受害的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及时解决纠纷，很多国家不仅设立专门的小额程序，还设置专门的小额法院或者法庭，专门处理小金额、案情简单的消费纠纷案件。如澳大利亚设立消费者索赔法庭，专门受理消费者数额小的投；美国也有小额法庭，适用简便程序解决小额债权债务争议。
2、群体性诉讼。某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为多数时，往往形成群体性诉讼。群体性诉讼是消费者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消费纠纷的群体性诉讼方面，各国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如英国的代表诉讼、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等。
3、消费公益诉讼。当消费纠纷涉及私益时，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个人对经营者提讼，维护的是受到损害的消费者的个体私人利益，属于私人之诉。但是当经营者的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时，比如经营者虚假广告，经营者侵害的是众多消费者的公共利益。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赋予一些代表或者维护消费者公共利益的组织以诉讼主体资格，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提讼很必要。
三、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与我国的立法选择
（一）我国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从立法制度层面来看，我国消法为消费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种解决途径。但从实务运作情况看，这些解决手段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着种种困境和问题。
首先，在实践中，消费者与商家协商解决争议时，因为在经济实力及知识信息等方面占据优势的经营者往往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消费者难以平等地表达自己诉求；消费者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和到行政部门申诉，纠纷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及时适当的解决，因为行政机关虽然理论上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但是在消费纠纷中，法律及相关法规没有赋予行政调解以强制执行力。
其次，如果不幸到法院，则将承受举证难、鉴定难、程序繁琐、耗时费力的怪圈之中豎。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纠纷来说，很多消费者因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而选择放弃。
再次，仲裁作为集多种优越性于一身的解纷方式，在解决消费纠纷中本应当大有作为，但实践中真正达成仲裁协议、通过仲裁机构解决的消费纠纷少得可怜。致使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难以发挥。
（二）建构和完善我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五种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1、在消费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中：（1）鼓励消费者和经营者协商和解，政府职能部门、消协、法院等应当为协商机制提供更多的咨询和帮助服务。（2）规范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机制。笔者建议除规定对消费争议调解适用特别程序外，还要赋予其调解协议具有类似裁判和解的法律效力。（3）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决消费纠纷的潜能，使行政机关把纠纷的事后处理与事先预防结合起来。（4）建构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专门用于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
2、完善消费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首先，建立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小额消费争议。小额诉讼程序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保持了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其费用高昂、程序繁琐之弊病，能够为当事人以及法院节省大量开支。我国的一些地方法院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尝试。如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市九个基层法院先后设置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从立法层面看，2011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已经增设了小额程序，这将为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提供程序支持和合法性根据。
其次，完善群体诉讼制度，增设消费者公益团体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制度。但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法院裁判的扩张性难免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心理。二是费用分担和赔偿分配分歧较大。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已经增加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笔者建议在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内特别规定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最后，完善配套制度。第一，合理设计举证责任。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来改变这一弊端，如在某些消费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合理推定规则等。第二，完善法律救助制度。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具有弱势性和分散性。为此，有必要完善消费纠纷的诉讼救助制度，缓解消费者的上述困境。
总之，针对我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存在的困境，我们既要吸收国外先进性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成果，也要立足本土，通过立法修改和制度完善来解决我国国情下的问题，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09级学生）
注释：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8
摘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使得环境侵权纠纷不同于传统的民事纠纷，传统的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在面对环境纠纷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本文基于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性以及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功能乏力，突出了对行政调解机制的现实诉求，分析了当前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协调不力的现状，并从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提升行政调解的公信力；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重新设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介入司法监控程序，遏制行政权的扩张；引入成本核算体系，将行政调解与诉讼机制的衔接纳入理性轨道等方面入手，以寻求行政调解机制的优化路径，促进其与诉讼机制的衔接，从而更好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关键词环境纠纷行政调解诉讼救济填补
当前，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严重的环境问题催生了公民环保意识的觉醒，民众对环境权益的诉求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民事纠纷数量也越来越多。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侵权纠纷不同于传统的民事纠纷，传统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面对环境纠纷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行政调解机制以其灵活性、简便性、专业性和经济性而在当前的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之中独树一帜。通过行政调解方式来解决环境民事纠纷有利于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约社会成本，乃至从根本上化解冲突双方的对立僵局。但是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的规范龃龉和制度缺失，行政调解机制在适用于环境侵权案件之时难以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当前的制度构架之中，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罅隙，两大制度的协调不力，其间的张力冲突制约了两大纠纷解决机制的对接，这不仅浪费了纠纷处理的社会成本，更不利于冲突和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
一、时势对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诉求
（一）环境侵权纠纷的特殊性需要
环境侵权制度基于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而产生，却又因为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而不同于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传统的民事侵权制度的损害着眼于侵权行为对人的损害，侵权责任的承担以损害的确定为基础，无论这种损害是基于人的财产、人身还是精神而产生。这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用之下的结果。而环境侵权损害介入了自然本身的作用，即这种侵害并不直接针对人而是直接针对环境而产生，而人的损害不过是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间接结果。环境侵权制度的原因行为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损害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广泛性等区别于传统民事侵权纠纷的特点导致了环境侵权纠纷在救济制度上的特殊性。
（二）行政调解机制的现实需要
传统的司法救济机制繁琐的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致使环境侵权的受害者转而寻求替代性的行政救济机制来化解纠纷。行政救济机制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两种方式。但是实践之中却是以行政调解方式为主的。1992年1月3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做出“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的含义国家环保局的答复”指出当事人不服环保行政机关处理的只能以当事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以纠纷的处理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①。也就是说环保行政机关所做的调解被排除在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之外，其在行政调解过程中所做出的行为不会引起行政纠纷，行政调解的方式就成为了环保行政机关规避法律责任的最佳的途径。再加上行政调解制度程序上简便灵活，纠纷解决的成本低，专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明显等特征，使得行政调解成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当事人寻求选择的一种价值偏好。
二、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整合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承认行政调解机制重要作用之时，还必须明确诉讼制度在法治国家整个社会纠纷解决系统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因为司法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保障，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的断裂和协调不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的不足所引起的。而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现行法律供给不足，行政调解随意性大
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了环境纠纷中隐含着复杂的利益纠葛，这就要求环境行政机构在处理时必须予以审慎的对待，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规定得较为原则，缺乏相关的程序性的规定，由此导致了在实践之中行政机关调处环境纠纷时随意性很大，不重视纠纷当事人的参与，忽视当事人的主张和理由，当事人对行政机关调处的结果的公正性缺乏信心，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机制的社会效果并不明显，这也是造成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协议往往得不到当事人尊重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行政调解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可知，我国环境纠纷的处理机构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缺乏专门对环境纠纷进行调处的职能机构。由于环境纠纷处理只是环境行政管理机关主要工作的附带部分，并没有投入应有的人力物力，决定了其在行政调解时不自觉地带有行使职权的色彩，独立性、中立性较差，也与调解人的中立第三方的性质相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处理纠纷的公正性和权威性③。而且在面对有重大社会影响以及涉及当地纳税大户的环境纠纷案件时，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各种途径来阻止环境纠纷进入到司法救济机制并且对其进行强制分流和内部消化。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引导下，环境纠纷会分流到行政救济机制进行救济。期间，地方政府对有关机关和人员进行施压，由此导致了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公正性和权威性的缺失，这是也造成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缺乏的重要原因。
三、优化行政调解机制，促进其与诉讼机制的衔接
为了降低环境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行政调解机制的填补功能，应当对现有的行政调解机制进行优化，同时对行政救济资源和司法救济资源予以合理的配置，强化两大机制的协同性，要求实现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与诉讼机制的对接。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一）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提升行政调解的公信力
专门的行政调解机构的设置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的现状的一种强烈诉求。设置由环境法律专家、环保领域的专业人员以及环境保护人士等组成的专门的环境纠纷调解机构，并对其职责和法律责任予以明确，有利于保证纠纷处理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和合理性，取信于当事人，增加纠纷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可接受度，有利于从根本上调和纠纷双方的矛盾状态，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实现行政调解机制对环境纠纷的分流作用，节约环境纠纷的处理的社会成本。
（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重新设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
环境民事纠纷的行政调解是环保行政机关借助其行政管理的职权，作为第三人居间对环境纠纷进行调解，以协助受害人民事救济的实现的过程。调解的精髓在于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因此，尽管在环行政调解的过程中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色彩相当浓厚，但是，原则上仍然要基于民法的基本精神和原理。行政机关不过是本着调解人的立场，居间调解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劝导双方当事人，避免诉讼程序之烦累迟延，尽早达成赔偿协议而已，其性质是行政权对民事活动的介入，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纠纷，而不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现行立法没有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但是以蔡守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直接执行或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强制力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约束力、执行力”。在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过程中，尽管环保行政机构在诸多方面影响了当事人的意志，从而影响了当事人的合意基础，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帮助当事人发现利益契合点的过程，所以行政调解协议本质上仍然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契约，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②。从减少机制运行的成本和使法院能够充分的利用行政救济过程中有效成果出发，也应当配置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三）介入司法监控程序，遏制行政权的扩张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否则就会被滥用。因为行政调解具有“行政权”属性，而行政权的支配性、扩张性特点决定调处权是可能被滥用的。国外经验表明，事前通过委任立法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范围，事中强调“正当法律程序”，事后坚持司法最终审查，能最大限度控制行政权的滥用③。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行政调解机关，缺乏法定的调解程序，再加上个别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所以，在开展行政调解中，也还存在一些违法现象。有的行政主体在调解民事或行政争议时，调解协议是采取强迫、欺骗等违法手段达成的，直接损害了有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致使调解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实为无效调解。但是，基于及时有效的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需要，又需要司法机关对环保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调解协议予以适当的尊重，这就要求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行政调解的过程之中植入司法审查制度。当事人对这种违法行政调解不服或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司法救济，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而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环境纠纷中，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后又到法院的，法院应当首先审理原行政调解协议形成过程的合法性，而不应当抛弃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过程而重新审理原来的纠纷，如果法院审查认为原协议合法就应当赋予其强制力，若认为其不合法，就应当重新审理并作出判决，以实现行政调解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的衔接。
注释：
①卞贤海.诉临安县环保局行政处理.摘自.中国环境法网.
参考文献：
[1]林全玲,张邦辉.论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四川环境.2006.25(1).
[2]黄中显.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政救济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的耦合――法社会学分析视角.学术论坛.2009.32(10).
[3]蔡守秋.从我国环保部门处理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谈高效环境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政法论坛.2003.5.
[4]周寅.论多元化视野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生态经济.2009(5).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9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是我国诉讼救济的三大途径,其目的、任务、性质和标的等各不相同,形成各自的体系。但是当一个主体的行为分别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法时,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或是按照先后顺序产生审理的顺序问题,或是合并审理产生审理的主次问题即附带诉讼问题。当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当事人重叠时,由于采取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进行的办法(刑事诉讼要优先审理)或以刑事诉讼为主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办法,使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随着行政权扩张进入民事、经济领域产生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竞合的问题,已经严重困扰我国的司法实践。案例:甲乙系夫妻(甲为丈夫),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房屋,但该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产权人为甲。后来夫妻感情不和,甲私自将房屋出卖给丙,双方签定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持房产证到市房地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市房地局为丙颁发了房地产权证。乙得知后,以市房地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颁发给丙的房屋产权证。法院审理认为,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房地机关在颁证时未审查共有人是否同意即向丙颁发房地产权证书属违法,于是判决撤销该颁证行为。类似此案的情况很多,如不服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方式更加复杂化,可能今后面临的问题还会增加。但目前法院碰到的最典型问题还是房地产权纠纷(民事与行政纠纷混同)。本案中法院行政判决的法律基础是依据婚姻法认定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但本案是相对人不服市房地局的行政诉讼案件而不是民事确权案件,行政诉讼依据婚姻法(民事实体法)是否合法、合理?当事人甲乙丙之间的争议即实质争议是民事纠纷,他们通过不服行政处理的外在形式(行政纠纷)表现出来:不打行政官司当事人无法进入诉讼,更谈不上解决甲乙丙之间的实质纠纷;光打行政官司无法真正解决民事纠纷问题,只有适用民事实体法才能解决民事纠纷,这样就产生行政审判适用民事实体法的怪现象。本案中行政审判的结果也许是正确的,但显然实体法、程序法上的依据均不足。此案因此暴露出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
(一)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的结果可能存在矛盾大部分房产纠纷的当事人会选择民事诉讼,最终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可能一无所获民事诉讼只能适用有效的行政决定(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这样败诉的当事人只能另行选择行政诉讼。正如本案判决的那样,当事人乙胜诉了(撤销了房地产权登记),丙因行政判决丧失房屋所有权(撤销房产证),但甲丙的买卖合同仍然存在,丙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重新确认买卖合同有效,丙因信赖市房地局的不动产权登记而受保护(符合行政法理),他与甲签定的买卖合同是善意的、有偿的(符合民法原理),法院应确认此合同有效。甲丙请求房地局登记,不论市房地局是否做出与撤销登记内容相同的行为,必将使司法权自相矛盾,当然也造成行政权之间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矛盾,影响政府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信力;再者,不同当事人(两诉的当事人部分重叠,但两诉的当事人并非完全一致)持不同的法律文书纠缠于行政机关、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单纯的行政判决(不管是支持还是撤销丙的房地权登记),都未能真正解决当事人的问题。
(二)行政裁判有时没有真正解决民事纠纷,也没有解决行政纠纷本案诉讼目的是解决当事人甲乙丙之间的民事纠纷。如果他们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按照行政与司法分权的原则,民事诉讼程序中只能被动地适用行政决定,无权直接否决市房地局给丙的登记(即使登记违法),故当事人只能选择惟一的司法救济道路行政诉讼。乙启动了行政诉讼(市房地局为被告,丙是第三人),但是原产权人甲未参加诉讼,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尚有疑问。甲没有足够的申辩机会以及夫妻是否曾有财产归甲一人所有的约定也不得而知,该行政审判虽裁决了民事纠纷(明显有越权嫌疑),却没有给部分民事纠纷当事人机会,民事解决不彻底甚至是违法的,当事人不服会继续选择行政诉讼来救济,行政纠纷会继续反复。
二、行政司法行为争议的性质分析
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是现代积极行政的必然产物。现代服务行政要求政府积极作为,这样行政权迅速扩张:一方面扩张进入立法领域,产生行政立法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权膨胀进入司法领域,产生行政司法现象。有些民事、经济纠纷原来只有民事诉讼这一条救济途径,现在也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先行解决(当然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处理由当事人自愿决定)。这样行政机关就干了一部分司法机关的活儿,产生了所谓行政司法。
(一)行政司法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传统自治领域也越来越不可靠;新兴领域纷纷涌现,司法裁决显得力不从心。迫切需要设立新兴的专门行政机关来管理传统但并不可靠的社会事务以及新兴的、法院无力解决的专门性事务。行政司法的优势在于:相对于法院来说,专门行政机关管理事务单一,专业性、技术性很强,裁决其主管的民事、经济纠纷相当熟悉;当事人寻求行政救济,见效快、效率高,而且方便及时;行政救济可以使当事人减少讼累,节省时间、精力与经费;专业化程度高的行政救济将大量民事、经济纠纷及时解决,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减轻了法院民事诉讼的压力。因此,过去一直强调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的西方各国也改弦更张,主张积极行政了,不仅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司法行为大量产生,英美国家也建立了行政裁判制度。本案的问题如果在消极行政时代,房地产买卖纯粹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事,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国家不予干预;出现纠纷后,当事人自愿选择是否进入民事诉讼解决。当今由于房地产交易频繁、复杂,人们要求政府特殊保护,于是成立了专门的房地局登记机构,管理、裁决房地产交易,防止公民权益受损。公民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法约束。
(二)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是行政司法领域的特定现象这是公法与私法走向融合的表现之一,用传统的法律理论来解决现代的法律问题是行不通的。行政司法既不全是民法领域的问题,也不全是行政法领域的问题,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事、经济问题是行政权膨胀进入民商法领域的结果。目前对公法与私法来说虽然比较特殊,甚至在公法领域也不是普遍现象,但在行政法的部分领域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范围将来会进一步扩大。它的实质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裁决民事、经济问题,民事纠纷对应的部门法是民事实体法,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同时还必须依据行政实体法,因此在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机关适用的实体法既有公法也有私法,所以不服行政司法行为的诉讼就不是简单的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了。特定问题必须用特定办法处理。本案中专门行政机关(房地局)对民事关系既有管理权力,也有服务与保护的义务,在裁决民事纠纷时尤其应注意正确行使行政裁决权,特别注意保护其他权利人。有人认为登记机关只是简单审查当事人的登记条件,无须关心材料的真实性[1]。如房地局见甲提供了甲名下的房地产权证,无须核查房屋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就认定所有权属于甲,这是明显错误的。显然我国夫妻共同财产(不动产)的登记制度值得反思,但现行登记制度默认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惯例:甲乙系夫妻,房子为夫妻共同财产,房地局明知夫妻共同财产却按习惯只登记男性甲一人,这是允许的。但在变更登记或司法审查时一定分清:甲名下的不动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当事人是否有特别约定?大家认可登记机关登记时按照习惯模糊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但如果变更登记时再糊涂处理就明显违法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违背了房地局设立的目的及服务行政的宗旨。
(三)不服行政司法行为产生的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不是并列的它们有主有次,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兼备。行政司法行为既有行政性也有司法性,二者究竟谁主谁次?既然是行政权扩张进入司法领域,行政先行裁决民事、经济纠纷,那么行政性为主是无疑了,如果说其具有司法性,也只是具有准司法性即行政机关站在中间裁决纠纷而已。行政司法行为被放在行政法行政行为的研究范畴内即是明证。行政司法的外在表现是行政行为,其内在实质是裁决民事纠纷。它是以行政行为的手段出现,却以解决民事纠纷为目的。因此,不服行政司法行为的诉讼表面上是行政纠纷,实质为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如何处理其诉讼问题?是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由于当事人部分重叠,二者的处理结果互相关联,彼此影响。有人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一,分开审理。根据需要先行后民或先民后行。第二,合并审理,即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合并,无所谓谁先谁后[2]。笔者认为,行政权扩张进入私法领域,没有行政诉讼优先是解决不了纠纷的,即使是合并审理也是行政诉讼优先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三、行政与民事争议竞合的解决办法
民事经济纠纷起诉程序篇10
关键词:环境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
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
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
，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
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
环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
司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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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06-12-12)[2009-11-10].http：//mep.gov.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htm.
[2]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84-85.
[4]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3.
[5]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3).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30-431.
[7]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2005，(4).
[8]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2008，(11).
[9]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0]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1][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