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依据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09-0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先进的、有生命力的学说，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理论依据更具有实践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求实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从根本上来源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分析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他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他运用唯物史观，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出发揭示经济运动规律，把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通过全面考察当时社会中的经济过程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技术与制度、实物与价值、本质与现象等所有重要环节，以历史的、客观的、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出现的历史合理性，提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理论。正如列宁所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马克思以唯物史观这一科学而有力的理论依据，以科学求实、深入钻研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求实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理论
“政治经济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济变化的材料”[3]，这种历史的科学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在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在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最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不断的修改、自我批判中完成，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在检验中不断完善充实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品格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全过程中。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开始经济学研究时，起先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持有批判否定的态度，认为是不合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但是，在他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实际考察，特别是在形成唯物史观以后，他才逐步接受了劳动价值论并对它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6]。当今我们社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前国情的结合，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形成符合时代特色的经济学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发展，“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状态，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处于不断发展创新的状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是时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我理论品质的实质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包容开放的理论体系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从来到世上，就具有开放、发展的特征，以其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在吸收和借鉴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制度学、生命科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分析方法后，经过不断的批判、考察、检验而得出并处于开放中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放而包容的特性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应对的挑战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一门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又是一门具有无产阶级鲜明阶级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是指这门科学的理论体系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思考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我国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必须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等，形成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成果。
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这个论断既提示了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又强调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力的根本任务，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构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完整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从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分析我们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目标和面临的挑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艰辛探索，深入分析解答一系列在现实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而形成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是人民自发的选择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在解决中国各时期、各阶段所处经济、历史文化条件下，党和人民共同努力，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产生的。
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0]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符合人民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党和人民共同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是脱离时展和人民需要而产生的纯粹抽象思辨的理论，而是尊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尊重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符合中国国情并经实践检验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优秀的理论一旦指导和服务于社会实践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已经走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值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各方面的突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经过实践的不断努力而取得的。
党和人民坚持实践这个标准，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观点、立场、方法，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深入分析，吸取自身和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正确判断经济建设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确定我党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现实，在实践中不断前进，积极探索，排除各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思想的干扰，抵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潮的影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绩，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理论的伟大胜利，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实践中举起了自己的旗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阐释[m]//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2
现代紧急学经纪人假设理性人假设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资源配置的科学，其研究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是其最重要的目的，当代所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结论都是为了该目的而服务的。然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个体特征的差异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流派，而经济学思想在古希腊就已经萌芽，在亚当斯密的《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之后经济学才开启了成体系的研究。之后经济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划分，所谓主流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学界拥有领导权与话语霸权、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指导、主导、引导和主要影响作用的经济学。这是最为普遍的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定义，而非主流经济学则是与之相对，除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都可以统称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在主流经济学中，经纪人假设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假设，因为其假设人拥有完全理性，并始终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这在现实生活之中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而主流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可以说是空乏无力的，经济简单地说经济人是对于社会人的高度抽象概括，是为了研究社会普遍现象而所做出的界定。显然这并不能让大多数人信服，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保持完全理性，始终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且在引入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之后，经纪人假设更是遭到了抨击。
因此对于经济人假设之中理性人的再次研究论证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文献综述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经纪人假设就可以看做已经成型。然而随着近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人假设开始备受质疑，尤其是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的提出更是对于经济人假设之中的理性人假设造成了重大冲击。诺斯提出经济人假设能够很好地解决自利的行为模式，然而对于人类社会中利他的行为模式却无法提供一个让人满意的回答。而当现代心理学所做的实验提供了对于经济人相反的证据之后，经纪人假设的地位更加的岌岌可危。在我国对于经济人假设的研究并不在少数，如赵磊指出了经济人假设存在五个误区，且重点指出了对于斯密问题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杨立雄提出了经纪人还是社会人的争论实质上是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不同所引起的争论。陈孝兵则对于经纪人假设的流变及拓展做了一定的梳理。朱富强则提出经济人假设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理应密不可分。然而上述研究主演是在于经济人假设问题、完善等方面，对于经济人假设之中理性人的假定并没有做出相关的研究，所以可以说在对于理性人研究和完善这一领域，我国的相关研究依旧匮乏。
三、影响理性程度的因素
1.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理性也会发生改变，且年龄越大，理性程度越深。我将理性程度按年龄划分，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16岁以下、16岁至30岁、30岁至65岁。之所以如此划分的原因是在16岁以下时，人还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也是一个人接受教育和性格养成的时期，容易受感情等因素影响作出不理性的决策，也就是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所以其理性程度最低。16岁至30岁作为一个阶段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人开始踏入社会，性格也基本成型，但是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在读学生还是已经毕业工作的人都是消费为主，储蓄较少。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有父母还未退休，不需子女供养；超前消费习惯已经养成，也就是所谓的月光族；生活需要，如房租、购物、饮食等，很少有余钱可以用于储蓄。30岁至65岁这一年龄段属于理性程度最高的阶段，主要原因有在这一年龄段，普遍有家庭需要照顾；父母年纪增大，养老压力剧增；工作开始稳定，生活状况也开始稳定。至于65岁以上人群因其年龄过大且基本属于纯消费群体，所以本文并未予以考虑。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理性程度的划分纯粹是由社会现象归纳而来，并未作出十分周密的考虑。
2.受教育程度
一个人的理性程度与其所受教育程度应该是成正比的，即教育程度越高，理性程度越高。依据中国的教育制度，可将理性程度由低到高分为以下三种：高中及以下、大学（包括大专）、研究生三类。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依据还是中国的社会现象。高中及以下学历由于所学知识为基础知识，在校生上课时间占据了其生活的主要部分，而即使是初中毕业参与工作的也比较不稳定，其工作选择主要依据情绪，也就是很容易因为一些问题而辞职。同时，在这一阶段的人依旧处于父母的照顾保护之下，社会经历较少，对于自身的定位也并不清晰。因此这一人群的理性程度相对较弱，受情绪影响较大。相对于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大学（包括大专）学历的理性程度会更高一筹。其一是因为其年龄的增长会使得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更加趋向成熟，思考问题时也会更加理性；其二是因为其心理状况和身边周围环境的改变，在进入大学以后，从心理上看，首先青春叛逆期已经过去，不会因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影响其决策，其次是学业压力不再像高中一样繁重，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自己喜欢的活动和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能够在较为轻松地环境下做出决策，最后是其周边同学和老师的影响能够促进其身心的进一步成熟，同时做决策之时的会拥有更多的参照物和有老师的指导，其理性程度会更高；其三是因为接触的社会信息更加全面，在高中及以下阶段，一般所接触的信息为学业信息和自己的娱乐偏好信息，信息较为单一，所以其决策过程相对参考较少，理性程度有限。
四、结论
理性人假设最为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贯穿于经济学的发展之中，然而理性人只是经济学家所设想的一种理想化性格，与完全竞争市场一样，其作用在于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简单地理解经济现象，但是其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因而理性人假设一直是经济学所争论的重点。针对理性人假设的研究，本文提出了可将理性人的程度按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做出粗略划分，并进一步考虑了决策重要水平、社会环境因素、自身财富水平以及个人偏好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划分的依据主要是社会经验型研究的结果。对于理性人程度的进一步细分能够对于经济研究之时对样本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提高其研究结论的精确度。同时细分理性人程度能够更有效地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同时为剔除干扰因素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参考文献：
[1]赵磊.“经济人假设”的五个误区[J].学术月刊，2009.9：85-92.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3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相互依赖中美学者比较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大，不同国家间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密切。与此同时，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受到各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增长点。国外不少学者纷纷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活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形成了全球相互依赖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经济相互依赖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也同样成为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的重点，并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同国外相关研究比较，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深度，中国学者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从多个角度比较了中美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同行研究经济相互依赖的和平效应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
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早期研究
早期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偏重于主观的价值判断，表达了一种追求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怀，研究重地在欧洲。
第一阶段为1912年以前，以诺曼•安吉尔爵士（Sirnormanangell）的《大幻觉》为界。由于这一时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以贸易为主，因此研究也仅从贸易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因而被称为“贸易和平论”，代表性人物有埃默里克•克吕塞（emericCruce）、孟德斯鸠（Barondemontesquieu）、亚当•斯密（adam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杰拉米•边沁（JeremyBentham）、詹姆斯•密尔（Jamesmill）、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Cobden）等。他们都认为自由贸易对各参与国家具有巨大的“纽合”作用，可以把国家团结起来，因此消除贸易壁垒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甚至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的完全消失。[注：Sirnormanangell.theGreatillusion,London:w.Heinemann,1912;CopelandD.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war.internationalSecurity,20(4),1996:5-41;常欣欣.试论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2):76-82；常欣欣.和平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考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5):65-69]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相互依赖还并未上升为独立的研究主题。
第二阶段为1912年至1945年，许多学者投身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但研究重地依然在欧洲。诺曼•安吉尔爵士的《大幻觉》是典型的代表。他在《大幻觉》中预测到，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破坏性的和代价高昂的，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战争成为一种无异于“商业自杀”的无利可图的行为。拉姆齐•缪尔（Ramsaymuir）在《相互依赖的世界及其问题》中认为，在全球相互依赖的情形中，战争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但只有在世界性的毁灭性战争发生后才能使各国明白这一点。法国人弗朗西斯•德莱塞（FrancisDelaisi）指出，“和平最终只能通过广泛引入自由贸易来确定……这将意味着迅速回归到普遍的繁荣，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的法则将大行其道”。[注：wildeJd.Savedfromoblivion:interdependencetheoryintheFirstHalfofthe20thCentury:aStudyontheCausalitybetweenwarandComplexinterdependence.england:Brookfield,1991:128]但他认为自由贸易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需要政治上的合作和协商。戴维•米特兰尼（Davidmitrany）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而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功能主义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元素，这是基本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问题和世界活动，这些问题和活动都不能逃避已经存在的政治的范围和控制。[注：ibid:170]爱德华•卡尔（e.H.Carr）在1942年代的《和平的条件》中写到，相互依赖已经成为了国家生存的不可逃避的事实，“国家自决的政治权利必须和眼下迫在眉睫的相互依赖相协调”，并对忽略相互依赖这一事实的做法提出了警告。卡尔认为，相互依赖是一种约束国家的行为。[注：wildeJd.Savedfromoblivion:interdependencetheoryintheFirstHalfofthe20thCentury:aStudyontheCausalitybetweenwarandComplexinterdependence:179]
这阶段学者们对于相互依赖的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研究对象突破贸易，扩展到经济相互依赖，即包含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2）对相互依赖并未进行准确的界定，更多的是一种直观判断；（3）理想主义色彩严重，与当时的理想主义学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期相互依赖理论研究虽然理论化程度不高，但是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美国学者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镇，这一转变同样体现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根据侧重点的不同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的研究以概念探讨为主。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暂时处于低潮，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强调政治事务与经济事务相分离。但是随着世界各国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学术界重新兴起了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究兴趣，学者们就如何界定和衡量相互依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注：CooperR.theeconomicsofinterdependence:economicpolicyintheatlanticCommunity.newYork:mcGraw-Hill,1968;CooperR.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ForeignpolicyintheSeventies.worldpolitics,1972,24(2):159-81;RosecranceR,Steina.interdependence:mythorReality?.worldpolitics,1973,26(1):1-27;RosecranceR,etal.whitherinterdependenc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77,31(3):425-471;BaldwinD.interdependenceandpower:aConceptualanalysi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80,34(4):471-506;［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最后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对相互依赖的权威界定而落定。基欧汉和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认为：“所谓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的行为体之间，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说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并宣布“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因此，简单的经济联系并不等于相互依赖。[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9-10]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后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受到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相互依赖领域的研究在方法上日益多元化，案例分析、计量模型、博弈论和电脑仿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并取得重大突破，研究内容上不再仅仅局限于贸易和平论，而且关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个阶段的研究从观点上来说可分为以下三种：
1.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
所罗门•波拉切克（Solomonw.polachek）首先构建了一个预期收益模型，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将切断双边贸易往来，减少预期收益，降低福利，因此国家为了提高国内福利将不倾向于挑起冲突，然后利用计量模型和大样本数据经验统计，对1958―1967年期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netconflict）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发现贸易与“净冲突”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贸易能减少冲突的假设。[注：polachekSw.Conflictandtrade.th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80,24(1):55-78]
波拉切克、约翰•罗伯斯特（JohnRobst）和张远清（Yuan-ChingChang）通过扩展波拉切克的模型，逐一分析了第三方冲突、关税、外交援助、临近性（contiguity）、国家大小等对国家间冲突/合作的影响，他们认为改善贸易条件的因素（如外交援助和临近性等）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的因素（如关税等）会增加冲突以及与大国的贸易相比，与小国开展贸易更能够减少冲突。[注：polachekSw，RobstJ，Yuan-ChingChang.Liberalismandinterdependence:extendingthetrade-Conflictmodel.JournalofpeaceResearch,1999,36(4):405-422]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ce）通过分析大时段的历史变化以及具体的贸易国家的兴起，证明贸易体系在未来是国家的必然选择。[注：RosecranceR.theRiseofthetradingState:CommerceandConquestinthemodernworld.newYork:Basics,1986]马克•贾西奥罗斯基（markGasiorowski）和波拉切克考察了美苏缓和时期贸易与东西方缓和之间的关系，认为东西方国家间的贸易有利于减少冲突，从而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注：Gasiorowskim,polachekSw.Conflictandinterdependence:east-westtradeandLinkagesintheeraofDetente.th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82,26(4):709-729]韩•多瑞森（HanDorussen）和休•瓦德（Hughward）认为贸易不仅加强了两个国家间的联系，还可通过非直接的联系使多个国家间建立紧密的关系网络，当全球贸易网络变得日益紧密（dense）时，人们之间的交流加强，形成“全球共同体”，嵌入这一网络中的国家也更具有合作性。[注：DorussenH,wardH.tradenetworksandtheKantianpeace.JournalofpeaceResearch,2010,47(1):29-42]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成为重要的表现和特征，因此除了贸易以外，一些研究还关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彼得•汤普森（peterthompson）认为，两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有利于抑制武装冲突、促进和平。其原因在于：第一，一旦两国发生冲突，相关的跨国公司将极力游说政府不使冲突升级，并确保稳定和正常的双边关系。第二，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跨国公司的国外业务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战争和冲突将破坏跨国公司的国外业务，而国家领导人并不想破坏这部分的税收基础，因而将尽力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第三，两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互为“人质”，有利于避免未来的冲突。二战后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一战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一战前欧洲各国间的贸易虽然很发达，但各国间的对外投资却极少甚至为零）。[注：thompsonp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war:economicDeterrencetoarmedConflict.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ph.D.dissertation,2003]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G.Brooks）分析了生产全球化与安全的关系。他将该命题分解为三个小问题：（1）在军事技术方面，奉行自给自足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家与奉行开放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家相比是否存在明显的劣势；（2）军事入侵能否带来丰厚的回报；（3）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家间的安全关系有何影响。布鲁克斯研究发现，随着全球化生产结构的变化，规模经济效益导致奉行自给自足政策的国家在军事技术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生产全球化极大地降低了国家间军事入侵的回报；在特定条件下，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使长期存在安全竞争的国家进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从而促进地区稳定，如南方共同市场。[注：BrooksSG.theGlobaliztionofproductionandinternationalSecurtiy.ph.D.dissertation,YaleUniversity,2001]埃瑞克•加茨克（erikGartzke）、李泉（QuanLi）与查尔斯•博默（CharlesBoehmer）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虽然能够通过提高冲突的机会成本来抑制冲突的发生，但是这种影响是非常小的。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国际和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通过发送成本高昂的信号来表示决心，而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资本的跨国流动由于比贸易的规模更为庞大因而更能有效地发送信号，从而导致其抑制冲突的作用也更为突出。[注：Gartzkee,LiQ,BoehmerC.investinginthepeace: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internationalConflic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2001,55(2)391-438;FearonJD.DomesticpoliticalaudiencesandtheescalationofinternationalDispute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94,88(3):577-592]
2.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冲突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注：［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5]华尔兹还指出，与国内经济相互依赖造成一体化不同，国际上的经济相互依赖由于国家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和对可能造成的依附的担心，合作将难以进行。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鉴于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之间的可转换性，因此，国家总是担心对方的经济实力会转换成军事实力，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时时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之中。凯瑟琳•巴比尔蕾（KatherineBarbieri）和拉斐尔•鲁文尼（RafaelReuveny）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能给各国带来利益，但是其收益在国内的分配却隐含着冲突的因素。[注：BarbieriK,ReuvenyR.economicGlobalizationandCivilwar.theJournalofpolitics,2005,67(4):1228-1247]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危险性。赫希曼认为，国家可能故意与其他国家开展商业往来，造成对方对自己的依附，从而使对方难以摆脱其控制，通过这种手段来影响对方的对外政策，使其实施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他以二战前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和美国与夏威夷的经济联系为例，认为德国和美国作为大国，都力图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而两者都成功了，美国把夏威夷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州，而德国在二战时期也得到了中东欧国家的支持。[注：Hirschmana.nationalpowerandtheStructureofForeigntrade.Berk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
卡勒（m.Kahler）与卡斯特勒（S.L.Kastner）则以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为例，进一步考察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通过发展与对手国间的经济联系，即采取接触战略，来改变对手的对外政策。[注：Kahlerm,KastnerSL.StrategicUsesofeconomicinterdependence:engagementpoliciesontheKoreanpeninsulaandacrosstheStrait.JournalofpeaceResearch,2006,43(5):523-541]
3.经济相互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和平
从相互依赖的对称性来说，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所导致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巴比尔蕾通过计量模型得出结论：即对称的相互依赖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导致更多的冲突。[注：BarbieriK.economicinterdependence:apathtopeaceoraSourceofinterstateConflict.JournalofpeaceResearch,1996,33(1):29-49;BarbieriK.theLiberalillusion:Doestradepromotepeace?.annarbor: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2]
还有的研究从相互依赖的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来讨论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所谓战略性相互依赖，指双方交易的商品具有战略性（如石油），或者双方交易的商品供给和需求弹性较小。波拉切克和麦克唐纳（Judymcdonald）提供证据证明某个国家对另一目标国家的进出口的需求和供给弹性越小，行动者-目标国之间的冲突数量也越小。换言之，战略性的相互依赖有助于约束国家行为，而非战略性的相互依赖则难以起到约束国家行为的作用。[注：polachekSw,mcdonaldJ.StrategictradeandtheincentiveforCooperation//Chatterjim,ForceyL,eds.Disarmament,economicConversationandpeacemanagement.newYork:praeger,1992:273-284]
朱迪•麦克唐纳（Judymcdonald）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结论是否成立，有赖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而言，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加可能导致和平。[注：HegreH.DevelopmentandtheLiberalpeace:whatDoesittaketoBeatradingState?.JournalofpeaceResearch,2000,37(1):5-30]而将民主作为前提条件的研究认为，只有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才会实现和平，而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以及非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会导致更频繁的冲突。[注：GelpiC,GriecoJm.economicinterdependence,theDemocraticState,andtheLiberalpeace//mansfieldeD,pollinsBm,eds.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internationalConflictnewperspectivesonanenduringDebate.annarbor: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3:44-59;BlissH,RussettB.Democratictradingpartners:theLiberalConnection,1962―1989.theJournalofpolitics,1998,60(4):1126-1147;onealJR,RussettBm.theClassicalLiberalswereRight:Democracy,interdependence,andConflict,1950―1985.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997,41(2):267-293]鉴于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功能，即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为国家提供交流的平台等，因此，只有在贸易集团或者国际组织中各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才能实现和平，成员与非成员或者非成员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将导致更多的冲突。[注：mansfieldeD,pevehouseJC.tradeBlocs,tradeFlows,andinternationalConflic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2000,54(4):775-808;DorussenH,wardH.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ndtheKantianpeace:anetworkperspectiv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2008,52(2):189-212]戴尔•科普兰德（DaleCopeland）认为，真正决定冲突或者和平的变量并非当前的贸易水平，而是对未来贸易的预期，如果当前贸易水平很高，而预期很低，那么也有可能导致冲突；如果当前贸易水平很低，预期很高，则有可能导致和平。[注：CopelandDC.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war.internationalSecurity,1996,20(4):5-41]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JohnR.oneal）和布鲁斯•拉塞特（Brucem.Russett）在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角和平论。该理论将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三者结合起来，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三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国际和平。作者通过大数据的统计模型，对1885―1992年之间的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对减少军事化冲突的效用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每一个因素都对促进国际关系和平发展具有独立的贡献，当两国均为民主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或为多个国际组织的共同成员时，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将分别减少33%、43%和24%，如果这三个因素同时存在，则冲突的可能性将减少70%以上。因此，从体系层次来看，民主国家越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国际组织更加稠密的国际体系，更有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国际体系，也就更有可能走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恶性循环。[注：RussettB，onealJR.triangulatingpeace:Democracy,interdependence,an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newYork:w.w.notonCompany,2001]
中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目前国内学者对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引入和介绍、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早期的国内研究更偏重于引入和介绍理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更偏重于理论创新，在借鉴西方学者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尝试着探索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纲领。从研究方法来看，受到中国国际关系大学科发展的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以定性分析为主。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并且更强调实证研究的方法，纷纷采用案例分析法、博弈论和统计模型等方法。
1.理论的引入和介绍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者兴起了研究相互依赖的热潮，但是这一热潮仅仅维持了三年时间，因为在1993―1998年期间，几乎很难看到关于相互依赖方面的文献。直到1998年，梅然和苏长和等学者发表关于相互依赖的文章才开始打破这种沉默。[注：梅然.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欧洲，1998(5):20-27；苏长和.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欧洲，1998(4):34-39]迄今为止，大致还有以下学者对引入和介绍相互依赖理论做出过努力。
周建平认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间形成了经济相互依赖的格局。[注：周建平.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存在问题.世界经济文汇，1986(1):52-56]黄苏认为区域经济集团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新格局的形成。[注：黄苏.区域经济集团化与相互依赖的新格局.世界经济，1992(5):27-32]张蕴岭指出，相互依赖关系体系中的矛盾是经常的、广泛的，涉及各个方面，体现在贸易领域、国际资本流动领域和国际分工领域。这是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同时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因素。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中各国之间、各经济活动领域之间的交织会愈益加深，从而在体系内部的牵制与制约机制也就越会得到发展。[注：张蕴岭.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矛盾.世界经济，1988(10):83]卢林对经济相互依赖理论进行了评介，并介绍了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轨迹。[注：卢林.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轨迹.世界经济研究，1990(3):49-52]聂虹则比较了权力政治与相互依赖在研究的基本单位、研究问题和主题等方面存在差异，最后指出，权力政治理论并没有过时，相互依赖理论适合于解释低度政治，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而高度政治仍需要用权力政治理论来分析。[注：聂虹.权力政治和相互依赖――两种不同的国际政治观.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4):63-68]王世浚对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论断、西方学者有关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与分析。认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与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具有辨证的发展关系，在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各国之间（或集团、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往往都是处于竞争、矛盾、协调、合作错综复杂的混合状态中，只要坚持国际协调，国际合作就是可能的。[注：王世浚.论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3-9]唐邵欣则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相互依赖理论”进行了评析。既具有合理性，同时也具有为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服务的特点，因此应该对资产阶级的“相互依赖理论”采取批判的借鉴态度。[注：唐邵欣.评现代资产阶级的“相互依赖”理论.国际贸易问题，1991(10):56-59]余万里较早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进行了全面评述。作者首先介绍了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理论分歧，指出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对贸易能否促进和平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介绍了相互依赖研究的三种方法：预期收益模型、博弈论和实证主义，然后指出了现有的相互依赖理论在方法上存在的缺陷和空白，并且提出了今后理论发展的方向。[注：余万里.相互依赖研究评述.欧洲研究，2003(4):51-61]周宝根分别对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国际生产和国际投资以及整体上的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并指出目前国内外较多地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但是对国际生产和国际金融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则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的实践和有关数据库的建设所造成的。[注：周宝根.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一项研究述评.国际论坛，2007(1):43-49]邝艳湘认为目前已有研究中，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机制大致可划分为四种：机会成本说、信号传递说、国内联盟说和外溢效应说。最后指出了相互依赖理论研究的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注：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外交评论，2007(1):65-72；邝艳湘.和平还是冲突？：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国际论坛，2007(3):44-48]
2.理论分析型
这一类型的文章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从理论推理的角度来阐述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虽仍然带有文献综述的特点，但已经显示出进行理论创新的努力。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究大致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1）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统一体；（2）经济相互依赖能够促进和平；（3）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冲突；（4）经济相互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和平；（5）经济相互依赖具有战略限度，与和平/冲突间的相关性不大。下面根据五种观点依次对国内文献进行评述。
第一种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方法，认为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统一体，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观点主要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的国内文献中。邓力平和罗君伟最早提出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国际分工体系内各国经济联系加深，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另一方面，战后各国间经济依赖的深化过程，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在国际生产关系制约下形成的相互依赖结构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本质特征，而这些特征决定了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性，这三个特征分别是：世界市场的垄断性、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南北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因此，不断加深中的相互依赖以及不断发展中的矛盾冲突是存在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两大基本趋势，而世界经济关系仍将在加深相互依赖和充满矛盾中向前发展。[注：邓力平,罗君伟.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从国际贸易结构变化角度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1986(1):53-56]正如上面所述，王世浚也持这种观点。[注：王世浚.论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3-9]此外，黄苏和徐尧兴认为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内在本质的要求。经济相互依赖孕育着国家干预与国际调节等形式力图缓解这一矛盾，但矛盾和冲突是经济依赖中不平衡和不平等性的必然结果，矛盾冲突反过来又推动着经济依赖关系的向前发展。矛盾着而继续发展，依存中又不断冲突，这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格局。[注：黄苏,徐尧兴.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世界经济，1989(9):2-9]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合作与和平。张蕴岭、祁忠武等也认为，相互依赖必然带来矛盾和冲突，但是合作与矛盾是相互依赖体系中的两个方面，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中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对双方都有制约和牵制作用，使合作一般来说不至于发生破裂。[注：张蕴岭.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矛盾.世界经济，1988(10):83；祁忠武.当代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和合作.世界经济，1991(4):22-25]宋国友指出，东亚国家之间为什么能够在冷战结束后维持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宋国友根据詹姆斯•费伦（JamesFearon)对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注：FearonJD.DomesticpoliticalaudiencesandtheescalationofinternationalDispute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94,88(3):577]指出战争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即战争所付出的成本是较低的；第二，战争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第三，战争是由于承诺的不可信性所造成的，而经济相互依赖能够提高战争的成本、加强信息交流、提高承诺的可信度以及生成国际制度和塑造和建构国家偏好，从而能够消除战争的诱因。正是由于东亚国家间形成了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局面，才使东亚地区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注：宋国友.东亚为什么是安全的.战略与管理，2003(6):55-60]余万里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中美相互依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认为国家间相互依赖的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抽象的作为整体的国家（及其政府），而是社会中的企业、集团和个人。伴随着跨越国界的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员的交往和流动，在相互依赖的国家内部必然形成某种跨国性的利益共存结构。这种利益结构会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对双边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产生作用，推动双边关系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注：余万里.中美相互依赖的结构――理论分析的框架.国际论坛，2007(2):52-57庄宗明与蔡洁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国际冲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指出在不加任何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都具有显著的消减冲突、促进合作的净效应。另外，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两者对国际冲突的消减作用呈互补关系，相互促进消减国际冲突。[注：庄宗明,蔡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能消减国际冲突吗.国际经济评论，2008(3):57-60]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将导致矛盾与冲突。卢林认为，尽管相互依赖关系为国际合作创造了多种机会，但它同时也可以是国际争端和冲突的一个直接根源。并着重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探讨了相互依赖关系与国际争端和冲突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相互依赖关系所带来的代价和国家行为的不自主性是引发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注：卢林.论国际相互依赖与相互冲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3):65-73]于军认为，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国家行为的不自主以及相互依赖的不对称都使相互依赖具有导致冲突的内在倾向，而不同领域权力资源的转换则具有使冲突升级的性质，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间的内在联系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市场两者的不同逻辑所决定的。“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取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过程。二者对立的焦点在于：一方面，市场的力量促进了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相互依赖反过来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利益在各国的分配是不平均的……加之相互依赖关系在经济和整个国力上势必加深国家对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而在一个由于资源短缺和主权分割而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各国无不殚精竭虑地试图获得较多的利益，以增强自己影响别国能力而减少别国对自己的影响，从而使相互依赖具有了导致冲突的倾向。”[注：于军.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国际政治研究，2003(3):149]
第四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既能促进和平，也能导致冲突，具体影响如何取决于一定的条件。苏长和认为，依赖的不对称性和脆弱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行为自主性的降低，增加了国家对依赖带来的脆弱性的担心，为减少这种担心需要国际制度来调整和控制跨国间的关系，使相互依赖关系稳定在一个相对信任的阶段，以保证相关方安全持久地获益。因此，“高度相互依赖会不会引起国际冲突与既定国际制度的作用有着重要联系”苏长和在该文中的观点基本上沿袭了基欧汉等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的分析思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国际制度形成的前提，经济相互依赖通过形成国际制度来促进国际合作和维持世界和平。[注：苏长和.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欧洲，1998(4):34-39]。常欣欣系统地梳理了经济相互依赖（贸易）和平论的历史沿革以及对贸易和平论的质疑和修正，指出经济相互依赖既包含有促进和平的因素，也包含有诱发冲突的可能，；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强、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和平因素的发展，但具体分析经济相互依赖的性质、条件和其他因素，则会发现经济相互依赖远远不能成为国际和平的保障。[注：常欣欣.和平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考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5):65-69]
而从体系层面来说，中国学者也关注到了南北国家间的不对称相互依赖，认为这种相互依赖是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原因。[注：陈白琳.论南北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当代财经，1991(3):10-11；邓力平,罗君伟.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从国际贸易结构变化角度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1986(1):53-56]常欣欣则重点考察了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引发冲突的原因，认为南北关系中的不对称性相互依赖不仅不能有效制约霸权国家，反而有利于霸权国家利用优势地位发动战争，而且造成了南北方的贫富差距，使南方国家普遍贫困，导致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不断发生以及为了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经济体制这一现状，民族国家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加剧。因此，“只有‘经济相互依赖＋平等的依赖关系’”才是我们所应争取的构建21世纪国际和平的经济保障。[注：常欣欣.试论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2):76-82]郎平从国家决策的路径入手，引入了“对贸易收益的判断”这一变量，认为只有在战争收益接近于零并且国家对贸易收益的判断为正时，贸易水平的增加才能推动国家间的和平。然后作者以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因素为例对以上理论分析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放弃将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这一事件为标志，美国对中美贸易收益的判断有了积极的、重要的转变，直到此时贸易才可以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因此，对中美关系而言，经贸因素今后是否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力量和“压舱石”将取决于双方对贸易所带来收益的判断。[注：郎平.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45-51]
第五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有其战略限度，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确保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安全，经济往来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梅然从相互依赖的定义出发，认为“维护和平根本不是相互依赖的政治影响中全部的而且是恒定的内容。相互依赖既可能给和平带来机会，也可能招致风险”。所以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地增进和平，和平的基本的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相互依赖之外。梅然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欧洲与北美洲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而二战后这些国家间之所以能够维持和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级对抗的冷战格局、美国承担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负担、国际经济管理体制发挥作用、科技进步和“民主和平论”的影响，而不是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所导致的结果。[注：梅然.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欧洲，1998(5):20-27]
宋国友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中指出美国的对华战略走向将决定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文章指出，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手段和结果，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较深的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经济相互依赖表现出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而非自由主义色彩，权力和安全等要素渗透到两国的经济交往中。此外，中美之间还面临着台湾等现实问题的极大制约。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未必会导致和平，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确定。[注：宋国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现代国际关系，2007(5):58-64]
通过把利益集团纳入到贸易和冲突的分析框架中，宋国友还探讨了贸易增长对国内不同贸易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利益集团在政府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及其限度，主要结论是议题领域的不同是制约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在经贸领域，贸易集团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但在安全领域，或者是涉及安全的经贸领域，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注：宋国友.贸易增长、利益集团与国家间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04(6):18-23]
通过回答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来回答贸易是否是推动和平的力量：一是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和平决策？二是贸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郎平通过逻辑推理并结合冷战后新的政治经济现实，认为贸易既体现出和平的一面，也体现出冲突的一面。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和平取决于两国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以及贸易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排序，贸易是否能够推动和平则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是否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注：郎平.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1):24-31]
3.实证检验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开始重视研究方法，这种发展趋势也影响了中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究。
余万里认为，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权力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出现了质变，因此带来了以政策互动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国家间的政策互动为跨国公司政治行为创造了空间，由于跨国投资的“沉没成本”，跨国公司的基本政治角色是维护国家间关系的稳定，跨国公司的政治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议程塑造和信息沟通三个方面。由于美国是一个“弱国家，强政府”的社会，且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因此余万里在其论文中以中美关系中的人权纷争、经贸摩擦以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为例进行了考察，发现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显著的角色，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有助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稳定。[注：余万里.美国跨国公司与九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4]
庄宗明和蔡洁通过构建模型考察了国际贸易影响国际冲突的机制，贸易可以减少发起国对目标国的冲突，同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贸易能更好地消减国际冲突，然后作者利用亚洲国家1991―2000年的面板数据所做的经验分析证明了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确具有显著的消减作用，并能促进国际合作。[注：庄宗明,蔡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能消减国际冲突吗.国际经济评论，2008(3):57-60]蔡洁与周世民考察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国追求本国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越多则国际冲突越不容易发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减少发起国对目标国的冲突。作者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27个国家及中国、新加坡在1991―2000年间的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证明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确具有显著的消减作用，并能促进国际合作。[注：蔡洁,周世民.国际直接投资消减国际冲突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8(3):104-117]邝艳湘以多瑞森的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多国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的和平效应随着对外开放度的增大以及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国家数目的增多而加强。然后利用1980―1989年和1990―2001年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冲突数据，实证考察了冷战结束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国际贸易和平效应的大小。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国际贸易的和平效应显著增强。[注：邝艳湘.国际贸易和平效应的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5):81-93]邝艳湘通过借鉴马克•克里森兹（markJ.Crescenzi）的退出模型(exitmodel)，[注：CrescenzimJ.economicexit,interdependence,andConflict.theJournalofpolitics,2003,65(3):809-832]构建了一个五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从动态视角考察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不同级别的冲突，并着重对经济相互依赖如何抑制冲突升级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研究。主要结论是：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国家间发生低级别冲突的概率将会增加，但是低级别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下降，即经济相互依赖有助于抑制冲突的升级。文章最后利用1949―2008年中美间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对理论分析的结论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该文为考察经济相互依赖在冲突升级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做出了初步尝试。[注：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4)]
中美学者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研究的比较
近年来国内少数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中国学者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文献数量等方面同国外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通过回顾中国现阶段对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的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和不足：
第一，从研究特点来看，中国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没有持续性，大多数的学者满足于写一两篇相关文章发表，并未长期深入地研究相互依赖理论及其政治后果。
这表现在：首先，学者们的研究没有持续性。其次，国内相关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早期学者们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来分析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含义，但是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和发挥。
第二，从研究团队来看，目前中国从事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研究的学者人数不多，且分散在少数高校，各自为阵，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较少，导致国内研究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研究团队；中国政府机构也没有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相关研究的经费资助缺乏力度。这些不利因素严重阻碍了中国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问题研究的顺利发展。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研究中理论分析居多，实证研究为少，而理论分析中，主观判断者居多，逻辑分析者居少。
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之所以实证研究较少，是因为中国的数据库还不完善，国外数据库的数据也相对比较滞后。其次，理论分析之所以缺乏逻辑分析，在于中国学者在方法论方面的训练还有所欠缺。
第四，从研究主题来看，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平台和提出自己的研究议题，缺乏一个统一的研究纲领，这也是导致中国学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原因。而目前随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外依赖度的不断提升，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对于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最具研究潜力的课题还没有充分挖掘，因此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正如戴维•莱克（DavidLake）所指出的，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及其快速增长并没有得到北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关注，因此作为中国的学者更应该承担起相关的研究责任。[注：戴维•莱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8):45-53]
正是由于存在以上问题，以至于从1986年西方相互依赖理论引入中国的研究以来的近20多年时间里，中国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依然停留学习和模仿的初步探索阶段，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主要以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主。要想有所突破，还需要从方法论训练、寻找共同的研究纲领上着手。此外，加强支持力度，为学者们提供共同的研究和交流平台，建立健全相关数据库等，也是我们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重要支撑。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4
政府产业管制是一种以产业政策制定、颁布和实施为主要内容的操作行为，分析政府产业管制离不开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当我们把产业政策理解为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贸易保护或政府采购等专门手段和措施以达到形成某种特定的经济结构时，对政府选择行为的解释可能会显得有些宽泛；而对选择行为的宽泛解释，则难以说明选择的行为属性。产业经济学通常以反垄断以及经济性、社会性规制作为政府产业管制的分析对象。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背景，本文分析政府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问题，也可以用政府的经济性规制作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蕴涵于经济性规制中的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
从现实来看，政府产业管制很少涉及社会性规制的内容，它一般限定在经济性规制的区域。产业管制强制要求企业的投资、定价、兼并、重组、经营等活动必须遵循产业管制的规则、秩序及其规范。或许是因为现实中的产业运行存在着垄断和竞争的模糊不清所引致的市场失灵，经济学家将研究限定于经济性规制的分析范围，有助于研究产业组织结构、行为和绩效，而将研究对象锁定于自然垄断产业，则有利于分析路径的简化。政府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依据是什么?管制政策的制定会受到来自哪些条件的约束?政府如何安排和选用管制手段和措施?显然，这些问题会涉及到政府的选择行为及其属性的理解。
我国经济理论界有关政府管制的研究，就其选择行为属性的解说而言，一般是认为政府产业管制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认识与福利经济学“政府能够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有效配置资源”的观点存在着关联。概括这种认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政府干预经济能够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2)政府具有协调影响产业结构、组织、绩效等复杂因素变化的宏观调控能力；(3)政府的经济执行部门具有比市场参与者更高的处理和加工信息的能力；(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特定时期产业发展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从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来考虑问题，作为管制政策的制度安排，只能限定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而并不能消除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政府的产业管制仍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政府与个人一样，并不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精确的计算能力，不能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的各种可能性，并不能完成最佳的决策和最大化的期望效用。按照非主流经济学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解说，既然政府的认知有限理性的约束，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的掌握就不可能使选择行为达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政府的选择行为存在着非理性的倾向。
认为政府在产业管制中有着选择行为非理性倾向的明显依据，是政府的决策存在着随意性的冲动。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的决策会受到直觉或外部环境的诱导，会在别国经验的驱动下简单化处理管制政策。对这种情况的理论评说，就是政府放弃了对影响产业运行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因此，可以将政府在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理解为由认知不充分而产生的随意性选择。不过，对政府选择行为的随意性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理解，不能离开对政府理的分析。在现实中，尽管政府产业管制会出现某些非理性选择，但这种非理性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理性认知。当我们将政府随意性的选择行为界定为非理性时，实际上是不承认政府选择行为的绝对理性；也就是说，政府在产业管制的选择中既有非理性也有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因此，对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分析。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外贸外汇和物资供应措施等实施产业管制，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下追求宏观经济收益的一种行为努力。但在现实中，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认知常常表现为对政策和调控手段的某种意识和思维，在这方面，“经验”会影响政府的选择行为。以政府产业管制受经验影响而言，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确定性效应”、“框架依赖”、“锚定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等范畴，能够说明当政府不能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作出加工、整合、处理而形成特定认知时，便会依据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进行决策，政府照搬或套用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是对自己理性认知的否定，而没有对影响选择事件的信息和环境因素进行充分的认知，则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选择倾向。
关于理性选择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行为人是否采取有利于自己利益决策的这一“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局限。理性选择的界定，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考虑行为人是否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因素的处理而形成认知的解说。其实，判断行为人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不能以选择结果是否实现期望值或有没有实现了效用最大化为依据，而应该以行为人是否发挥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因素处理而形成的认知为依据。就上述的立论而论，政府产业管制的非理性选择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理论对政府选择行为的影响。
理论是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以理论和经验的关系以及政府选择时对理论的倚重来讲，尽管理论本身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如果政府照搬理论来进行选择，那么政府的选择行为应该被解释为非理性，因为这种选择不是在形成特定认知背景做出的。同时，由于理论和经验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互动，当政府的管制决策缺乏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处理而倾向于以经验决策时，政府官员通常会援引理论作为依据，此时，理论会强化经验对决策的支持。在世界各国产业管制的实践中，单纯以理论为依据或单纯以经验为背景的选择行为是比较少见的，这就是说政府产业管制决策经常是理论和经验的混合。
但是，无论是作为经验总结的理论还是单纯由实践派生的经验，一旦政府放弃了以信息和环境为认知思考的对象性，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就会产生。不过，产生非理性倾向是一回事，由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则是另一回事。按照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解说，可以将总结经验的理论和单纯由实践派生的经验，理解为以以往经验存留于选择者脑际中的“确定性效应”。值得指出或说明的是，这种效应是有悖于理性思考和认知的，它是直觉而不是知觉对事物关联的反映。有人曾从“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对政府的选择行为做出过评判，撇开这些批评的其他意指不说，仅从“确定性效应”来考察，这些批评实际上是指责政府在“照搬或套用理论和经验”时不知不觉落入了放弃理性思考而以“确定性效应”来进行决策的窠臼。当然，将政府管制决策有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先界定于倾向这一层面上，包含着政府有可能放弃非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在通常的情况下，政府究竟会不会让这种倾向演变成实际行为，要视政府是否完全以“确定性效应”决策而定，这就回到了前文暗含的讨论主题，即政府决策时的“确定性效应”是否会超过以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为分析对象所产生的认知。当这种“超过”情景发生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便会出现，反之则反是。
综上所述，政府管制有可能产生的非理，是在有限理性约束和信息不完全等情况下发生的。联系现实来认识政府产业管制的行为实践，可以通过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来进一步解析这个问
题。
二、政府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非理性机理
产业经济学将单个产业面对特定市场需求时能够比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低成本产品的企业界定为自然垄断产业。一些经济学家曾以成本劣加性(costsubadditivity)概念来解说产业自然垄断的特征；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产业自然垄断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决定的，以成本劣加性来解说递增的规模技术报酬，并以此来解释政府产业管制的必要性，既不能说明市场失灵与产业管制之间的关联，也不能推论出产业管制能使社会净福利最大化等动听的结论。经济理论界的上述争论的底蕴，折射出了如何理解产业管制中政府的选择行为的属性问题。
政府以自然垄断理论为立论依据来制定产业管制政策会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政府不可能明确地界定出自然垄断产业的资金和技术的边界以至于准确制定出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的政策，这便为分析政府在政策选择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非理性倾向留下了认识或理解的对象性。例如，现实中的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的规模经济以及由此所体现的成本劣加性是十分复杂的，政府很难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处理而得出针对性政策的认知。换言之，政府不可能明确地界定出自然垄断产业的资金和技术的边界以至于准确制定出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的政策。因此，政府的管制政策有时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规模经济和成本劣加性的强制性权宜之计。当政府难以通过认知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或是以权威理论来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时，其政策的制定便存在着非理性倾向的可能性。
主体行为的非理性机理是一个可以在理论上论证却难以在技术上核定的过程现象。不过，以上的分析为我们在理论上抽象出这种机理提供了一些可能。一般地，如果以x、Y分别表示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加工、处理，以z表示政府的认知，则ax+bY+cz表示政府的有限理性发挥；同时，若以t、e分别表示理论支持和经验诱导，那么，表征政府非理性选择倾向的抽象函数可描述为：
F(X，Y，Z，t，e)=(t+e)-(aX+bY+cZ)
函数式F(X，Y，Z，t，e)是对政府非理性选择倾向的一种带有模糊意境的表述，这种表述之所以带有模糊意境，是因为函数式两部分的数值具有不确定性。(t+e)部分表示促使政府非理性选择的能量，(ax+bY+cz)则表示促使政府理性选择的能量。我们的理解性结论是，当F(X，Y，Z，t，e)>0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有可能会转化为实际行为，而当F(X，Y，Z，t，e)
以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而论，信息不确定和环境的复杂性会导致体制、政策、手段、主体、行为等之间的摩擦，当政府根据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所显露出来的自然垄断信息，或根据政策调控所反馈的主体、行为特征来作为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依据时，便关系到了政府有限理性的发挥，即(ax+bY+cz)的数值大小问题。总的来讲，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分类、整合、加工、处理得越全面越透彻，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程度越高，(ax+bY+cz)的数值就越大，此时，政府趋向于理性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政府主要是依据历史经验或他国实践来决策，或主要以权威性理论作为决策依据时，用函数式中的语境来描述，即(t+e)数值变大而(ax+bY+cz)的数值变小时，政府趋向于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就变大。
在现实中，社会经济政策及其调控手段有可能会与政府对自然垄断的管制政策产生不配套，这也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削弱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进行加工、处理时所形成的认知；这便意味着政府专业职能部门认知产业自然垄断所形成的管制政策，在函数式F(X，Y，Z，t，e)中的体现，有可能会降低(ax+bY+cz)的数值。同时，在转轨体制中，由于t、e、X、Y、Z诸变量之间存在着比成熟市场体制更加复杂多变的影响政府有限理性发挥的组合关系，这些组合关系也会降低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即降低(ax+bY+cz)的数值。例如，政府以规模经济、技术报酬递增等作为界定某一企业是否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的依据时，不仅要受到体制摩擦、信息不完全、环境复杂性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不同权威理论、过去经验等的影响。于是，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便会经常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难以形成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标准。此时，也会出现F(X，Y，Z，t，e)>0的情况。当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通常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下产生的，以政府决策行为的分类构成而言，应该说是理性决策为主、非理性决策为辅，即(aX+bY+cZ)通常要大于(t+e)而不是相反。
进一步逼近现实地讨论以上的观点，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制定管制政策，通常是通过对产业的生产经营、市场行为以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的理性思考来完成的。例如，政府基于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的垄断价格，实行“让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部分产品价格高于平均成本、部分价格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管制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旨在反垄断的理性认知。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价格交叉补贴的管制政策正确与否，单就政策形成方案中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而言，它无疑体现了政府在函数F(X，Y，Z，t，e)中的理性决策。如果政府的上述政策形成不是通过理性认知而是单纯依据过去经验和他国的经验，或完全以权威性理论为依据，则政府的政策选择中就明显包含着非理性倾向。因此，函数F(X，Y，Z，t，e)中的(t+e)是政府选择行为中的客观存在，也是政府产业管制决策中的客观存在。
三、结语
产业管制是不确定条件下政府对产业运行进行调节或限制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涉及到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而政府在这一制度安排中有可能会产生的非理性倾向和选择，则是这些众多方面中有关选择行为属性的一个基础问题。肯定政府的理性选择行为并没有错，指出政府选择行为中存在着非理性倾向同样存在着符合现实的合理性。在有限理性约束的框架内探讨政府的非理性倾向和选择行为，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否定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之基本假设的理论思维，也是加深和拓宽对政府产业管制行为理解的一种新视角。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5
对于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理论上存在争议。传统观念中,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种:一是依据调整对象而分;二是依据调整方法而分。但也有学者认为,利益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但不管依据哪一种标准,经济法与行政法都存在差异。
(一)两者的背景不同
行政法保护的是国家或称之为公共利益。实质意义的行政法是伴随着国家权力而产生的。最初,行政法被认为是维护国家公权力的法,但在现代,行政法的任务已具有双重性,即维权和限权。
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与个人垄断产生矛盾。此时无论是采用民法的平等手段或者行政法的强制手段都难以解决矛盾,必须以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结合来解决。因此经济法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产生。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是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直辖市产物,是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平衡结合的产物,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必然产物,是法律、法学包括经济法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它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二)调整方式存在差异
经济法是公私兼顾的法,即强调市场之手,也强调国家之手。因而,其调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强制性因素。经济法由外及里全面地调整经济关系,自始至终系统地调整经济关系,运用多种手段综合地调整经济关系。
行政法是公法,强调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强制性、隶属性和不平等性。因此,其调整方式主要反映出强行法的特色。
(三)调整对象不同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因国家干预而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或经济协调关系)。主要包括:1·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就是为了干预市场经济、弥补市场缺陷、防止垄断、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等市场消极行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2·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通过宏观调控法协调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各种利益关系,从而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传统行政法的观点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即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观点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制监督时所形成的行政关系。但行政法反映控权理论,其调整对象的本质是行政关系这一社会关系。行政法最为关注的是控制行政权的滥用。所以,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也无法深入到经济运行中去,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也就是说,行政法的核心不体现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正确与否,而体现在运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权利是否被滥用,并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行政程序来监督权力的行使。
(四)功能差异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保护重心,为解决民商法、行政法均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产生。它的本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是平衡协调国民经济运行的法。行政法保护的是国家公共利益。它本质是公法,以维护、限制国家权力为其功能。所谓行政法的维护,又称为行政法的积极作用,是指行政法对行政权力有效行使的保障作用和行政法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促进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所谓限制,又称为行政法的消极作用,是指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监督和限制,即防止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越权和滥用权利以保护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作用。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互相联系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均以国家权力的形式出现于特定社会生活领域中
行政法是创设、规定行政权力之法。它表现为国家对特定社会生活的直接强制的管理,要求行政管理关系中的相对一方必须在国家设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往往不具有选择性和自由性,更多地则是以服从为特征。
就经济法而言,它虽不像行政法那样表现为鲜明强烈的“权力意识”,但国家为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和有序,仍将“政府之手”伸进经济关系中,对市场主体给予必要的限制、监督和引导,而不像民法那样国家尊重当事人意志,完全袖手旁观于外。因此,经济法是因为解决新的经济问题的产物。
(二)两法的价值指向均为社会整体利益
现代行政法的立法目的宗旨无一不是国家为了有效地管理社会所设之法,是社会在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之下,实现人们对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和平的美好追求,抑制打击强势个体和群体对弱势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入侵,甚而要求社会成员牺牲个人利益以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以使每个社会成果获得应获得和可获得之利益和生存空间,实现一个社会可以保障的最低的基本权利。
现代经济法的产生虽晚于行政法,但却是在一个高的起点上出现于法律之林,即肇始的首要动机即以谋求社会经济的公平为己任。它既是对民法的个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又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其作用即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平衡其相互利益关系,以引导、促进或强制个体目标和行为运行在社会总体发展目标和运行秩序的轨道之上,从而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秩序的和谐。同时,通过对利益主体作超越形式平等的权利义务分配,以达到实质上的利益平衡和社会公正。
因而,不论是行政法还是经济法,在价值取向上均表现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而非为某一个法律主体特别设定权利,保障其权利的实现。
(三)经济法具有行政法的某些性质
管理职能是我国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而发挥这一职能的重要方式,就是授权经济管理机关,运用经济管理权对经济生活实施管理。而在现代国家对经济实施管理均采取一定的法律形式。这种法律规范是确认具有行政权某些性质的经济管理权,调整带有行政关系特点的经济管理机关与企业、公民等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正因为如此,经济管理法规范从其一开始就不能不具有行政法的某些性质。或者说,行政法的某些性质必然反映在经济法某些规范上。
三、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互作用
(一)行政法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经济法
笔者认为,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中所依之法除行政法外,大量是依经济法;尤其是在经济管理领域,主要是依据经济法。原因之一是经济法中有大量的关于行政职权内容、行政权力行使程序和行政救济的具体规定,较之行政法更富操作性;行政机关在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时,必须遵循经济法中在这些内容的规定,行政相对人亦可依经济法的相应内容在其权利受到分割时获得救济,以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保障行政机关不滥用行政权力。
行政机关在认定企业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和如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时,必须依据经济法中的实体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时的抗辩事由也需要依据经济法中的实体规定。认识到依法行政在经济领域中所依之法主要是经济法在实践中意义重大,这一认识要求行政机关,除了要明了行政法中关于行政职权、行政程序的规定,也要关注经济法中对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的具体规定,尤为重要的是应对市场参加者实体权利义务的具体内涵和立法意图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领悟,以在具体的执法中能辨是非,保护合法、制裁违法,实现经济法的立法目的,实现依法行政的法治目标。同时,认识到经济法在依法行政中的作用也有利于立法者和执法者树立这样的观念:经济领域依法行政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经济法的发达和完善。
(二)经济法自由秩序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行政法
经济法的实施大部分属于行政权实施的过程。离开行政权的实施,经济法所欲达到的经济秩序将无法完全实现。经济法中的经济管理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时,除遵循经济法的特殊规定外,尚需遵守行政法中关于行政权力设定和行政权力行使程序的一般规定。离开行政法,行政机关的经济管理行为也会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行政组织法对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一般规定,既是经济法具体设定经济管理机关管理职权的依据,也是经济管理机关行使经济管理权力、直接管理经济,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宏观经济秩序的法律依据。同时经济法的价值并非只是秩序,经济法也要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自由是经济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反垄断法便是例证。行政法对经济法的自由价值实现的作用体现在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以及对相对人的救济上;尤其是对行政权力行使的一般方式和程序的严格设定,以保障经济法的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分割。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应该相互衔接
首先,行政组织法和经济法中有关经济管理机关职责权限的规定应当保护一致,经济法对经济管理机关管理职权的具体设定,应当符合行政组织法的一般原则和一般规定。其次,经济法和行政法在行政程序规定上应相互配合,在行政救济上二者应当加强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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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发忠:《论经济法的行政性特质》,《广西大学学报》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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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增毅:《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角色分工和互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4期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6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7
理性选择理论对行为主体“认知”问题的学术处理，从“经济人”到“理性经济人”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完全信息假设为前提，将行为主体（个人）界定为无本质差异和不涉及个体间行为互动，不受认知约束的单纯追求自身福利的“经济人”（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将行为主体界定为“理性经济人”，它同样以完全信息假设为前提，研究了被古典经济学忽略的选择偏好，通过对“偏好的内在一致性”的解析，论证了个体能够得知选择结果的抽象认知(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arrowandDebreu，1954)。这里所说的抽象认知，是指行为主体没有经历具体认知过程而直接关联于效用函数的一种认知状态，这种状态在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存在，表明“认知”是被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
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尝试将“认知”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现代主流经济学从人的有限计算能力、感知、意志、记忆和自控能力等方面研究了认知形成及其约束（Salvatore，1999；Schandler，2006；Rubinstein，2007），认为认知是介于偏好与效用之间，从而在理论研究上处于不可逾越的位置，只有对认知进行研究，对偏好和效用的研究才能接近实际。现代非主流经济学注重于运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人的认知形成及其约束（Kahnemanandtversky，1973，1974，1979；Smith，1994），它通过实验揭示了一些反映认知心理进而影响选择行为的情景，如确定性效应、锚定效应、从众行为、框架依赖、信息存叠等，以论证传统理论忽视认知分析而出现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系统性偏差。
但是，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对认知的分析和研究，是在预先设定规则的建构理性框架内进行理论演绎和推理的，它们对认知的解释，通常表现为一种规则遵循。例如，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关注个体应怎样符合理性（最大化）的选择，而不是关注个体的实际选择，它对认知的学术处理是从属于效用最大化的（Harsanyi，1977）。现性选择理论所关注的，或是在忽略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解释和预测实际选择的理性模型来说明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以阐释个体如何选择才符合理性（edgeworth，1981）；或是通过行为和心理实验来解说实际选择的条件配置，以揭示实际选择的效用函数（Kahnemanandtversky，1973，1974，1979；Smith，1994），因而对认知的学术处理同样是从属于效用最大化的。基于选择的结果是效用，而认知与偏好都内蕴着效用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在将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视为公理的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理性选择理论对效用函数的描述和论证，不是依据数据分析而是一种通过理论预设、判断和推理得出的因果思维模式。
因果思维模式在信息完全和不完全情况下的效应是不同的。在信息不完全状态下，如果研究者以信息完全预设为分析前提，依据自己掌握的部分信息对问题研究做出因果逻辑判断和推论，则其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认知。在信息完全状态下，研究者不需要有预设的分析假设，也不需要依赖逻辑判断和推论，而是可以通过数据高概率地获取正确的认知。经济学的信息完全假设对认知研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假设选择者拥有完全信息，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它对偏好与认知以及认知与效用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处理，是通过可称之为属于该理论之亚层级预设的“给定条件约束”实现的（信息完全假设是第一层级预设）。在该理论中，偏好被规定为是一种处于二元化的非此即彼状态，认知在“选择者知晓选择结果（效用）”这一亚层级预设下被跳越。很明显，这种因果思维模式有助于使其建立精美的理性选择理论体系，但由于没有对认知阶段作出分析，它很容易严重偏离实际。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偏离现实的程度有所降低，原因在于开始重视认知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理论研究文献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正在做逐步放弃完全信息假设的努力，它对偏好与认知以及认知与效用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处理，是在质疑和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偏好稳定学说的基础是进行的，该理论用不稳定偏好取代偏好的内在一致性，解说了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完全信息和心理活动变动等如何对认知形成约束，以此质疑和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并结合认知分析对个体选择的效用期望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仍然是因果思维模式，但它有关偏好与认知以及认知与效用之因果链的分析衔接，明显逼近了实际。
现代非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彻底放弃了完全信息假设，而且彻底放弃了主流经济学中隐性存在的属于新古典理论的某些“给定条件约束”。具体地讲，它对偏好与认知以及认知与效用之间因果关系的论证，不是基于纯理论层次的逻辑分析，而是从实验过程及其结果对这些因果关系做出解说。至于效用最大化，该理论则认为认知与效用最大化的关联，并不像先前理论描述的那样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现代非主流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实验得出一个试图取代传统效用函数的价值函数（Kahnemanandtversky，1979），该函数体现了一种以实验为分析底蕴的不同于先前理论的因果思维模式，开启了以实验数据作为解析因果关联的理论分析先河。但由于现代非主流理性选择理论毕竟还是一种因果思维模式，因而同先前理论一样，在理论建构上它仍然具有局限性。
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看，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因果思维模式之所以具有局限性，乃是因为它用于分析的信息是不完全和不精确，甚至有时不准确，以至于造成认知不正确和决策失误。当研究者以不准确或不精确的信息来探寻因果关系时，极有可能致使认知出现偏差；而当认知出现偏差时，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就会出问题。诚然，因果思维模式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单纯从现象形态或单纯从结果所做出的理论判断和推论，不足以让研究者揭示真实的因果关系。人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过程伴随着认知的形成过程，在非数据支持的因果思维模式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依据这种模式所构建的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得到符合实际的认知理论。那么，在未来世界是什么影响和决定认知呢？人类认知有没有可能达到准确化呢？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大数据，或许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二、运用大数据能获得正确认知吗？
在迄今为止的经济理论研究文献中，经济指标或行为指标所选用的样本数据，不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所言的大数据。大数据具有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等特征，极大量和完备性表明大数据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多维度意味着信息可以通过大数据的相关性得到甄别和处理。广而论之，人类的行为活动表现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堆积，个别行为所产生的数据只是这个庞大数据的元素形式。如果我们以人们的投资和消费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对大数据蕴含的因果关系以及由此得出的认知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可认为投资和消费不仅在结果上会产生大数据，而且在运作过程中也会产生大数据。换言之，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在“结果”上显示极大量数据的同时，也在“原因”上留下了极大量数据让人们去追溯。因此，人类要取得因果关系的正确认知，离不开大数据，而在样本数据基础上经由判断和推理得出的针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至少是不全面的，它不足以作为人们投资和消费选择的科学依据。
1、运用大数据分析因果关系的条件配置
人类认知的形成离不开因果关系分析，但运用大数据来分析因果关系以求获取正确的认知，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配置：1、移动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等的覆盖面要足够大，以便能搜取到极大量和完备性的数据；2、需要探索对极大量（海量）数据的算法，能够对大数据进行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3、需要厘清和区别数据的不同维度及权重，以至于能够运用大数据来甄别因果关系的内在机理。显然，人类从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到今天的信息革命，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还不全然具备以上的配置条件，人类运用大数据来分析因果关系，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联系经济学理论看问题，经济学家分析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以及对其因果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抽象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历史数据来完成的。其实，对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研究，不能只是从结果反映的数据来考量，即不能只是局限于历史数据分析，还需要从即时发生的数据，乃至于对未来推测的数据展开分析。这可以理解为是运用大数据思维来研究经济问题的真谛。从大数据观点看问题，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历史数据流、现期数据流和未来数据流等三大部分构成的。经济学实证分析注重的是历史数据流，很少涉及现期数据流，从未考虑过未来数据流，因此，现有经济理论文献的实证分析以及建立其上的规范分析，很难全面反映或揭示经济活动的真实因果关系。
2、未来几十年大数据揭示因果关系的可行性
在互联网悄然改变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当今社会，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可理解为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前期“人与信息对话”的1.0版本，经由中期“信息与信息对话”的2.0版本，近期正走向“信息与数字对话”的3.0版本，互联网版本的不断升级是大数据运用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技术等的广泛运用，人类各种活动的数据将极大量地被搜集，人们行为的因果关系也会以迂回方式通过数字关系显露出来。特别地，若互联网在将来发展成“数字与数字对话”的4.0版本，这样的发展方向则明显预示着数字关系将取代因果关系，或者说，数据思维将取代因果思维，人类将全面进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
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版本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运用范围的无边界扩大，看成是未来几十年运用大数据来分析因果关系的重要配置条件，那么，如何对大数据的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以及如何通过大数据的完备性和相关性来获取因果关系的真实信息，则是另外两个重要的配置条件。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科学文明对因果关系揭示的主要方法和路径，是先利用掌握的信息再通过抽象思维建立复杂模型，然后在实验室通过试错法来设置能反映因果关系的参数使模型具有操作性；但这种方法和路径涉及的数据，是样本数据而不是大数据。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智慧大脑是使用“数据驱动法”来设置模型和参数的（吴军，2016）。具体地讲，是用云计算集约化及其运算模式来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大数据，通过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来探寻在样本数据基础上无法判断和推论的信息；同时，对模型的处理，不是建立复杂模型而是建立许多简单模型，并通过数以万计的计算机服务器对模型进行优化和设定相应的参数，以至于完完全全地运用大数据来揭示因果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数据驱动法使用的数据不仅包括“行为数据流”，而且在某些特定场景中，还包括“想法数据流”；前者是指历史数据和当前发生的数据，后者是指从已知数据的相关性所推测的未来数据。社会物理学认为，人们实际行为与“想法流”之间有着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而得到的可靠数量关系，这种关系会通过互联网成为一种改变人们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阿莱克斯?彭特兰，2015）。诚然，在未来几十年，数据驱动法是否能成功地成为解析因果关系的有效方法，尚有待于大数据运用的实践，特别是有待于它在人工智能运用上之成效的检验。不过，数据驱动法作为解析因果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无疑是智慧大脑的人机结合在大数据思维上的重要突破，它至少在如何展开大数据思维上打开了解析因果关系的窗口。
3、运用大数据分析因果关系所获取的认知，包括对历史数据分析的历史认知，对现期数据分析的现期认知，以及推测未来数据而形成的未来认知
经济学家运用大数据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对经济现象原因和结果关联的解读，只有以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数据为依据，才是大数据意义上的思维。大数据思维较之于传统逻辑思维，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可以通过对不同维度数据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得到比传统逻辑思维要精准得多的信息。这里所说的精准信息，是指由大数据规定且不夹带任何主观判断和推测的信息。例如，经济学家要得到特定时期某类（种）产品的投资和消费的认知，其大数据思维过程如下：1、搜集、整理和分类前期该类产品的投资和消费的极大量和完备性的数据；2、加工和处理业已掌握的数据，并在结合利润收益率、投资回收期、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等的基础上解析这些不同纬度的数据；3、根据不同纬度数据的相关性，获取该类产品投资和消费的精准信息，从而得出如何应对该产品投资和消费的认知。当然，这只是在梗概层面上对运用大数据分析而获取认知的解说，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然则，现有的关于投资和消费的模型分析以及建立其上的实证分析，主要是以非大数据的历史数据作为分析蓝本的，因此严格来讲，经济学对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关系分析所形成的认知，属于典型的对历史数据分析所形成的历史认知。众所周知，自经济理论注重实证分析以来，一直存在着如何“从事后评估走向事前决策”问题的讨论。由于经济学家对投资和消费展开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几乎完全局限于（样本）历史数据，这便导致对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关系分析对现期认知和未来认知的缺位，它不能解决“从事后评估走向事前决策”问题。国内一些著名的成功人士指责经济学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我们看来，不熟悉大数据的成功人士的这种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深谙大数据的成功人士带有调侃风味的指责就不公允了。经济学家要在理论上立竿见影地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能得到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而不仅仅是历史数据），这需要计算机学家的配合和支持，否则便不能在精准信息的基础上分析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关系，但经济学家又不是计算机学家，因此，经济理论的科学化需要大数据挖掘、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处理、模型和参数设置、云计算等技术及其手段的充分发展。
历史数据是存量，目前计算机对其处理的能力已绰绰有余，难点是在于模型和参数设置；现期数据是无规则而难以把控的流量，对这种流量数据的挖掘、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取决于移动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的覆盖面，以及云计算的集约化的运算能力；未来数据是一种展望流量，它依赖于对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的把握而通过大数据思维来推测。如果说经济学家对投资和消费的因果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主要取决于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那么，解决“从事后评估走向事前决策”问题，既要依赖于历史数据和现期数据，也离不开未来数据。也就是说，在“历史数据+现期数据+未来数据=行为数据流+想法数据流”的世界中，经济学家要解决实际问题，其理论思维和分析手段都受制于大数据思维，经济学家运用大数据分析因果关系而得到正确认知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利用历史数据、现期数据和未来数据以获取精准信息。
就人类认知形成的解说而论，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以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处理、判断和推论，作为分析路径来解释认知形成的。当认知被解释成通过数据的挖掘、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而形成，对认知形成的解释，就取得了大数据思维的形式。大数据思维是排斥判断和推论的，它否定一切非数据信息，认为产生精准信息的唯一渠道是大数据。在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人类认知的分析和研究具有极强代表性，经济学家对投资选择和消费选择的解释，便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性运用。基于人类认知形成和变动的一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与理性选择理论有关动机、偏好、选择和效用等的分析结构有很强的关联，我们可以结合这个理论来研究大数据思维下人们对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的认知变动。事实上，经济学关于动机、偏好、选择和效用等关联于认知的分析，存在着一种可以通过对大数据思维的深入研究而得以拓展的分析空间，那就是大数据思维会导致人类认知的变动。
三、大数据思维之于认知变动的经济学分析
我们研究这个专题之前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数据思维可以改变人的认知路径，可以改变不同阶段或不同场景下的认知形成过程，但改变不了影响认知的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等的性质规定。如前所述，传统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在完全信息假设下，认为个体选择的动机和偏好以追求最大化为轴心，传统理论的这个真知卓见从未被后期理论质疑；但由于传统理论的完全信息假设存在着“知晓选择结果”的逻辑推论，因而认知在传统理论中是黑箱，也就是说，传统理论无所谓认知的形成和变动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现代非主流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假设下开始重视对认知的研究，在他们看来，认知形成过程是从理智思考到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从心理因素来考察认知变动（Schandler，2006；Rubinstein，2007；），注重通过实验且运用一些数据来分析和研究认知（Kahnemanandtversky，1974，1979；Smith，1994），但这些分析和研究不是对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数据分析。因此，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发展到今天，还没有进入对大数据思维改变人类认知问题的讨论。
1、经济学家能否对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进行数据分析，决定其认知分析是否具有大数据思维的基础
经济学关于人类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反映人们追求最大化的基本性质分析，以及从这三大要素与认知关联出发，从不同层面或角度对认知形成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但这方面显而易见的缺憾，是不能对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等展开数据分析。现实的情况是，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没有问世或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前，经济学家对这些要素只能做抽象的模型分析。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要跳出抽象模型分析，必须选择具有解释义或指示义的指标对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进行数据分类分析，以便给认知的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显然，这会涉及抽象行为模型的具体化和参数设计的具体化，需要得到大数据和云计算集约化运算模式的支持（吴军，2016）。作为对未来大数据发展及其运用的一种展望，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围绕最大化这一性质规定来寻觅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的特征值，并以之来设置参数和模型，则有可能对直接或间接关联于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的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为认知分析提供基础。
大数据的极大量和完备性有可能消除信息不完全，这给认知的数据分析提供可行性。诚然，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只是反映人们选择的现期意愿和未来愿景，其极强的抽象性决定这样的数据分析还有很大困难，但由于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等会通过实际行为迂回地反映出来，因而我们可以找到解决这一困难的路径。例如，人们在准备投资和消费以前，一般有各种调研活动，即对影响投资和消费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研活动会在移动设备、物联网、传感器、定位系统和社交媒体中留下大数据的痕迹，这些数据痕迹会从某个层面或某个角度显现出投资者和消费者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的倾向或意愿。
智慧大脑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数据化这些倾向或意愿，从而对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以及进一步对认知展开数据分析呢？这里所说的标准，是指通过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对人们实际行为的数字和非数字信息进行相关性分类，把反映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的具有共性特征的倾向或意愿进行整理和归纳，以确定符合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之实际的参数。如果智慧大脑能够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完成以上工作，根据认知是偏好与效用的中介这个现实，智慧大脑便可以对认知进行大数据分析。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利用智慧大脑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成果，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将会随着信息不完全假设前提变为信息完全假设前提，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的抽象分析变为数据分析，认知的抽象框定或心理分析变为数据分析而发生重大变化。以上的分析性讨论，是我们理解大数据思维改变人类认知之经济学解释的最重要的分析基点。
2、运用大数据思维进行偏好分析会改变认知形成的路径，使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接近现实
现有的理性选择理论有关动机和偏好的分析和研究（这里集中于偏好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偏好如何界定和形成以及如何随认知和效用期望调整而发生变动等方面，并且这些分析和研究是采用“个体行为”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在大数据时代，虽然个人、厂商和政府的选择偏好仍然是追求最大化，个体选择行为仍然是整个社会选择的基础，个体主义方法论仍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合理性，但互联网平台改变了选择偏好的形成过程和机理。具体地说，现今人们的选择偏好已不是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意义上的选择偏好，而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以最大化为底蕴的具有趋同化特征的偏好。例如，某种产品投资或消费的介绍会和研讨会，对某种产品投资或消费的点赞和评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某种产品投资或消费的统计数据，专家和新闻媒体对某种产品投资或消费的评说和报道，等等，都会成为人们选择偏好出现一致性的催化剂。因此，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跳出抽象模型分析，已经在偏好分析上具备了大数据思维的条件和基础。
智慧大脑与非智慧大脑的区别，在于能对人们消费和投资的偏好展开大数据分析，能通过大数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运用云计算得到来自不同维度数据之间相关性的精准信息，以至于能获取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认知。从理论上来讲，偏好会影响认知但不能决定认知。就偏好影响认知而论，它主要是通过利益诉求、情感驱动、身心体验和时尚追求等对认知产生诱导或牵引作用。但在非大数据时代，这些诱导或牵引作用无法数据化，于是经济学家对偏好影响认知的研究便只能以抽象模型来描述。大数据思维对偏好影响认知的处理，是使用以许多简单而相对具体的模型取代高度抽象的单一模型，运用数据驱动法来设置参数和模型，对利益诉求、情感驱动、身心体验和时尚追求等偏好特征进行解读，这样便实现了很多非数据化信息的数据化，从而使以偏好为基础的在理论上对认知变动的研究有了新的分析路径。
阿里巴巴公司正在奋力打造的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模式，是以大数据分析和运用的阿里云平台为背景和依托的。这个模式试图通过充分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已发生的历史消费数据，正在发生的现期消费数据和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消费数据，捕捉人们消费偏好的动态变化，以期构建符合大数据思维的全新商业业态。撇开新零售模式在运营过程中的诸如数据处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运用等技术问题，仅以该模式对人们消费行为的系统梳理、分级整合及相关处理来说，它无疑会在引领人们消费行为的同时促动消费趋同化偏好的形成。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随着该模式运营所积累的数据量全然达到大数据的标准，人们的消费认知将会在消费趋同化偏好的导引下发生变化，这种情形不仅会发生在消费领域，投资领域也会出现投资趋同化偏好。很明显，趋同化偏好具有共性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体选择偏好的否定，对于这种偏好所导致的认知应该怎样理解呢？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3、在大数据时代，趋同化偏好会改变认知形成过程，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认知不再是自己独立思考和理智判断的产物，而是在趋同化偏好驱动下对智慧大脑认知的认同
厂商的投资选择偏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永恒的事实不妨碍或排斥投资趋同化偏好的形成。一般来讲，大数据发展初期的互联网平台对选择趋同化偏好形成的作用力，在消费领域要比投资领域来得更加直接和迅速。究其原因，是两大领域的机会成本和风险程度不同的缘故。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的充分发展，智慧大脑有可能对历史、现期和未来的大量投资数据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有可能通过云计算集约化模式来分析不同维度数据之间相关性而获得精准信息，同时，智慧大脑会根据市场“行为数据流”折射出“想法数据流”而产生预见能力，寻觅和遴选出高收益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标的。若此，智慧大脑投资选择的胜算率（利润率）将会大大提高，厂商会效尤智慧大脑进行投资选择，从而出现投资趋同化偏好。经济学曾经对诸如“羊群效应、蝴蝶效应、从众行为、信息重叠”等现象有过许多研究（罗伯特?希勒，2001），但严格来讲，这些研究是描述性的，不是联系偏好和认知等的分析性研究。
消费和投资的趋同化偏好主要是针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选择行为方式而言的，它不改变消费和投资选择偏好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性质规定，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将来大数据充分发展的鼎盛时期，消费和投资的趋同化偏好会改变认知形成过程，这可以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1、从原先通过对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来获取认知，转变为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来获取认知；2、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认知不再是自己独立思考和理智判断的产物，而是在趋同化偏好的驱动下认同智慧大脑的认知。关于第一点，大数据思维的认知之所以会取代独立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认知，乃是因为它能够运用云计算集约化模式将消费和投资的历史数据、现期数据甚至未来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和相关性分析，能够运用数以万计的计算机服务器对特定事物的因果关系展开深度机器学习，从而通过分类和归纳不同维度数据而得到精准信息（精准医疗就是基于此原理）。人类对因果关系探索的手段和路径发生变化，认知的形成过程及其机理就会发生变化。
关于第二点，消费者和投资者在未来放弃对信息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认同和效尤智慧大脑的认知来进行选择，这可理解为是他们进行效用比较（投入与收益）时的“幡然悔悟”。尤瓦尔?赫拉利（2017）有关一切有机和无机实体都可以运用算法来解构的前景预期，（吴军，2016）关于未来制造业、农业、医疗、体育、律师业甚至新闻出版业都将由大数据统治的观点，凯文?凯利（2014）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分析底蕴对新经济十大重要准则的论述，均认为具有大数据思维且不作出主观判断的智慧大脑将是未来世界的操控者，而master和alphaGo战胜世界顶级围棋高手的实践，则显露了人工智能完全有可能战胜人脑的端倪。现实中的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通常只是依据有限或不准确的信息进行消费和选择，经济学家也只是根据有限或不准确的信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而得出认知，因此，相对于智慧大脑的选择效用，消费者和投资者是相形见绌，经济学家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往往不吻合实际。
智慧大脑是运用大数据思维而超越一般智人大脑的大脑。不过，从性质上来讲，极少数拥有智慧大脑的人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所得到的认知，仍然属于人的认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认知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所阐述和论证的认知，它是在大数据思维驱动下的人类认知。对于这种新型认知的理解，如果我们结合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对其展开解说，则有着基础理论的分析价值。
4、在未来，智慧大脑的认知将引领非智慧大脑的认知，其结果是导致认知趋同化
熟悉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知道，无论经济学家是从信息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获取认知，还是通过心理分析或行为实验获取认知，他们都是在不完全信息或有限理性约束下进行的，这不仅存在着以不精准信息推论认知的问题，而且存在认知形成过程的主观判断问题。智慧大脑运用大数据思维所形成的认知的最大特点，是在接近完全信息基础上获取认知的，并且不夹带任何主观判断。现代未来学家曾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展开了许多讨论，他们的共同见解是认为大数据的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将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包含信息不对称），并且能够给人类选择提供精准信息。倘若如此，人类的认知问题便完全成为智慧大脑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问题，一旦人类可以通过大数据思维获取精准信息和完全信息，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将会在根基上被颠覆。
智慧大脑只有极少数人才具备，绝大部分人（包括智人）都是非智慧大脑。在未来世界，智慧大脑将引领非智慧大脑进行选择。这一引领过程是由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构成：一是智慧大脑运用大数据对偏好进行分析，通过互联网将偏好传送给具有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倾向的非智慧大脑，形成非智慧大脑的趋同化偏好；另一是智慧大脑运用大数据分析获取认知，同样是通过互联网让非智慧大脑效尤智慧大脑的认知，形成趋同化认知，从而使非智慧大脑以智慧大脑的认知为认知来选择。这些情形表明，未来人类智慧大脑将决定非智慧大脑的偏好和认知，进一步说，则是智慧大脑将影响非智慧大脑的选择行为。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问题须讨论：对绝大部分非智慧大脑而言，他们在选择过程中是否还存在认知？事实上，无论是趋同化偏好还是趋同化认知，非智慧大脑的偏好和认知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形成的路径和内容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联系经济学的认知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或许会有更深的理解。
如前所述，传统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将认知作为理性选择模型的外生变量，“认知”是被理论分析跳越的。现代经济学以不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在理性选择模型中，努力通过心理和实验分析把认知作为内生变量，易言之，“认知”被解释为个体对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的结果，显然，以上分析在分析对象、分析方法和分析路径上，是与大数据思维不同的。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所分析的个体，是通过逻辑推论所抽象出来的芸芸众生；虽然智慧大脑也可以看成是个体，但人数极少，是具有大数据思维之共同特征的个体。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是借助于偏好分析来研究认知的，虽然认知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内生变量，但分析方法和路径仍然是逻辑判断或推论为主；大数据思维对认知分析将会采用的方法和路径，是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数据，试图从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数据中获取精准信息以得出认知。因此，尽管认知出现了趋同化，人类在大数据思维下仍然存在认知，只不过是非智慧大脑放弃自己的认知而统一于智慧大脑的认知罢了。
总之，偏好和认知的趋同化显示了大数据思维的魅力，这种魅力根植于大数据能够经由智慧大脑而产生精准信息。其实，智慧大脑如何设置参数和模型，如何运用云计算集约化模式，如何利用互联网以及寻觅广泛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和途径等，主要是计算机运用层面上的技术问题。我们研究大数据思维下人类认知变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非智慧大脑究竟还有没有认知，其效用期望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既然非智慧大脑只是没有独立认知而不是完全跳越了认知，那么非智慧大脑便存在着效用期望，关于这种效用期望，我们可以联系效用函数来解说。
四、认知结构一元化与效用期望变动的新解说
经济理论对选择行为与效用期望之间动态关联所建立的基本分析框架，展现出一幅“偏好认知选择效用期望”的图景。各大经济学流派的理性选择理论对这幅图景中的“”有不同的解说和取舍（前文有所涉及），概括来说，或侧重于分析这些箭头前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或侧重于分析这些箭头前后要素之间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但就人们选择动机和目的与效用之间的关联而论，几乎所有理论都不怀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理性，于是，“最大化”在成为效用函数核心变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理性选择的判断标准。以上图景的逻辑分析链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全分析假设上的，各大经济学流派的理性选择理论对这条逻辑分析链各环节的不同解说所产生的理论分歧，可归结为是在信息不完全假设分析框架内的分歧。值得学术界关注的是，当大数据在未来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时，这些分歧将会让位于新的理论探讨。
经济学家对效用函数的研究是与认知分析紧密相联的。但无论是传统经济理论还是现代经济理论，他们对效用函数以及最大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共性，即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抽象的认知结构一元化基础上的。具体地说，传统经济理论在完全信息假设上认为，选择者可以得到“获悉选择结果的认知”，从而主张用“最大化”来描述选择者的效用函数。现代主流和非主流经济理论在不完全信息假设上认为，选择者受有限理性约束不可能得到“获悉选择结果的认知”，从而主张不可用“最大化”来描述选择者的效用函数。这里所说的抽象认知结构一元化，是指不是以具体的认知主体作为分析对象，而是把整个人类描述为一个同一的抽象主体，让“最大化”问题成为效用函数的核心问题。在大数据思维的未来世界，随着信息有可能出现完全化，“最大化”问题将会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
诚然，智慧大脑对大数据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并通过云计算、机器学习乃至于根据人工智能实践来选择参数和设置模型，仍然没有越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效用函数的性质规定，但由于智慧大脑的认知形成过程是建立在具有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大数据能够提供完全信息的特点有可能会让智慧大脑取得效用最大化。人类绝大部分选择者是非智慧大脑者，从科学意义上来讲，大数据对他们可谓是长期的黑箱，而他们依据自己认知所做出的选择又不可能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非智慧大脑者将以智慧大脑者的认知作为自己认知而做出选择，这便形成了大数据时代实际意义上的一元化认知结构。如果说我们划分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是对人类选择主体的一种新界定；那么，我们揭示这两大选择主体实际意义上的一元化认知结构，则是对大数据时代人类认知问题的一种新解说。
大数据背景下人类实际意义上的认知结构一元化，将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相对于经济理论抽象意义上的认知结构一元化，它容易把握和理解。但它在将来能否成为一种固定化趋势，取决于智慧大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选择时获得的效用函数值。对于该效用函数值的预期，大数据思维下的智慧大脑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从经济理论分析看，对效用函数值的讨论，将涉及内蕴且展示效用函数的效用期望问题的讨论。传统经济学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是一种运用数学模型论证选择者能够实现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理论（(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arrowandDebreu，1954），现代非主流经济学是在分析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的基础上，用一条S型的价值（函数）曲线取代传统的效用函数，并通过相对财富变动对选择者感受的分析，解析了选择者的效用期望会不断发生调整的情形（Kahnemanandtversky，1979）。那么，大数据时代选择者的效用期望会发生怎样变动呢？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的主观期望与实际选择结果之间会发生经常性偏离。选择者的效用期望能否实现最大化，一是取决于选择者能否得到完全信息，另一是取决于选择者认知过程的科学化。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以最大化为核心的效用函数的质疑和批评，主要是围绕信息不完全和忽略认知过程展开的。大数据时代存在着提供完全信息的可能性，而智慧大脑利用互联网和运用云计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手段，正在实现着认知过程的科学化，这便提出了经济学必须回答的两大问题：1、大数据思维下的人类选择是否可以实现最大化，2、大数据思维下选择者的效用期望会不会发生调整。这是现代经济学没有提及的两大问题，但当我们分别从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来讨论这两大问题时，结论或许会让笃信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学者大跌眼镜。
在未来世界，随着互联网平台的日新月异以及移动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等搜集大数据手段的覆盖面的日益扩大，大数据的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给人类选择提供了完全信息的基础。智慧大脑在云计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的支持下，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认知过程也越来越科学化，于是，智慧大脑便可以知晓选择过程的结果，有可能实现最大化，这说明智慧大脑不存在效用期望的调整问题。另一方面，非智慧大脑以智慧大脑的认知为自己的认知，其效用期望完全依附于智慧大脑的效用期望。具体地说，非智慧大脑不对数据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跳越了认知过程，同样不存在效用期望的调整问题。非智慧大脑效用期望完全依附于智慧大脑效用期望的情形，或者说，非智慧大脑以智慧大脑效用期望为自己效用期望的情形，统一于智慧大脑与非智慧大脑的认知结构一元化。如果要追溯非智慧大脑效用期望的变动，那就是从原先属于自己的效用期望转变成了智慧大脑的效用期望。
智慧大脑有可能实现最大化，以及不存在效用期望调整是一回事，但智慧大脑能否在所建模型中给定效用期望值却是另一回事。效用期望作为一种主观预期或判断，它不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可供大数据分析的历史数据流、现期数据流和未来数据流，也就是说，不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可供大数据分析的行为数据流和想法数据流，这在决定智慧大脑难以跟踪、模拟和推论效用期望值的同时，也给非智慧大脑放弃认知而效尤智慧大脑提供了某种聊以自慰。推崇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脑的学者，好用master和alphaGo战胜世界顶级围棋高手的事实作为这种替代的立论依据，但无论我们怎样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度挖掘，也找不到智慧大脑能在所建模型中给定效用期望值的科学依据。智慧大脑不能确定效用期望值，也就规定了非智慧大脑不能确定效用期望值。这又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有必要回答的问题：非智慧大脑还有没有效用期望？
在经济社会，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的投资和消费选择的效用期望都是追求最大化，这一点是永恒的。但问题在于，非智慧大脑以智慧大脑的认知为自己认知，以智慧大脑的选择作为自己选择的情形，会使自己的效用期望完全停留在期望智慧大脑选择结果的形式上，这可以解释为大数据时代非智慧大脑的效用期望的一种变动。但对于这样的效用期望的理解，与其说它是一种效用期望，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效用期待。社会经济的精英是人数极少的智慧大脑群体，但推动投资和消费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智慧大脑群体。因此，非智慧大脑群体的偏好、认知、选择和效用期望，应该是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重点。关于这一研究重点的逻辑和现实的分析线索，是大数据思维趋同化偏好趋同化认知认知结构一元化最大化效用期望。不过，这条分析线索包含着许多本文或有所涉及或尚未涉及的交叉性内容，它需要我们在继续研究大数据思维改变人类认知这一理论专题时，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8
怎样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从事一种经济活动(投资)之前，双方要从经济、技术、生产、供销直到社会各种环境、法律等各种因素进行具体调查、研究、分析，确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项目是否可行，估计成功率大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程度，为决策者和主管机关审批的上报文件。
可行性研究是确定建设项目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是在投资决策之前，对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技术经济分析的科学论证，在投资管理中，可行性研究是指对拟建项目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等进行调研、分析比较以及预测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综合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财务的盈利性，经济上的合理性，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应性以及建设条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分为政府审批核准用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融资用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核准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侧重关注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影响;融资用报告侧重关注项目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具体概括为：政府立项审批，产业扶持，银行贷款，融资投资、投资建设、境外投资、上市融资、中外合作、股份合作、组建公司、征用土地、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可行性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框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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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名称、法定地址、宗旨、经营范围和规模;合营各方名称、注册国家、法定地址和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国籍;企业总投资、注册资本股本额(自有资金额、合营各方出资比例、出资方式、股本交纳期限);合营期限、合营方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比例;项目建议书的审批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负责人名单;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概况、结论、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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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生产安排及其依据。要说明国内外市场需求情况和市场预测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目前已有的和在建的生产装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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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料供应安排(包括能源和交通运输)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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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地址选择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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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装备和工艺过程的选择及其依据(包括国内外设备分批交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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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产组织安排(包括职工总数、构成、来源和经营管理)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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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污染治理和劳动安全保护、卫生设施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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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方式、建设进度安排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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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金筹措及其依据(包括厂房、设备入股计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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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外汇收支安排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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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综合分析(包括经济、技术、财务和法律方面的分析)。要采用动态法和风险法(或敏感度分析法)等方法分析项目效益和外汇收支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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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必要的附件。如合营各方的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合营各方的资产、经营情况资料;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侧重点
各类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及侧重点因行业特点而差异很大，但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投资必要性。
主要根据市场调查及预测的结果，以及有关的产业政策等因素，论证项目投资建设的必要性。在投资必要性的论证上，一是要做好投资环境的分析，对构成投资环境的各种要素进行全面的分析论证，二是要做好市场研究，包括市场供求预测、竞争力分析、价格分析、市场细分、定位及营销策略论证。
(2)技术可行性。
主要从项目实施的技术角度，合理设计技术方案，并进行比选和评价。各行业不同项目技术可行性的研究内容及深度差别很大。对于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技术论证应达到能够比较明确地提出设备清单的深度;对于各种非工业项目，技术方案的论证也应达到目前工程方案初步设计的深度，以便与国际惯例接轨。
(3)财务可行性。
主要从项目及投资者的角度，设计合理财务方案，从企业理财的角度进行资本预算，评价项目的财务盈利能力，进行投资决策，并从融资主体(企业)的角度评价股东投资收益、现金流量计划及债务清偿能力。
(4)组织可行性。
制定合理的项目实施进度计划、设计合理的组织机构、选择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制定合适的培训计划等，保证项目顺利执行。
(5)经济可行性。
主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衡量项目的价值，评价项目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增加供应、创造就业、改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效益。
(6)社会可行性。
主要分析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包括政治体制、方针政策、经济结构、法律道德、宗教民族、妇女儿童及社会稳定性等。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9
会计要与时俱进就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是振兴民族经济的根本保证。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说法，明确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性质。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它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其首要依托，因此，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这一重大发展同样影响着会计这一古老而重要的职业。
一、经济发展需要财务会计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革和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给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传统企业管理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课题。现代会计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法制化的要求，不仅要求会计能随时解决计量和核算等常规问题，而且还能有效地解决破产企业财产清算、保险理赔、海损事故损失分割、侵占集体财产等特殊问题。显然，现有会计理论和实践无法满足这一社会需求，这就迫切要求引入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第二，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对于法律和会计实务甚至同等效力等级的法律之间都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导致了会计信息的舞弊现象不断增多，跟法制经济格格不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的问题是，会计和法律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懂法律的不懂会计，懂会计的不懂法律，工作中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置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事项和各种经济案件，因此，建立和发展法务会计，培养既有法律知识，又有会计知识的复合性法务会计人员，是满足司法会计鉴定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重大举措。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更能显现出法务会计在企业内部舞弊调查与控制、行业欺诈甄别与监管、经济案件侦破与佐证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第三，讲求经济效益是会计产生的客观依据，也是促进会计发展的动力在人类社会中，由于存在着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客观上就要求节约使用劳动资源及合理分配劳动资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对经济活动过程进行计量、计算，即从事会计管理的原始活动。在人类社会早期，客观上就存在着经济效益问题，限于当时的条件，人们对它认识不足，更不会自觉地讲求它。但在人们有了数量观念，比较意识后，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计量手段，如，结论记事就是会计的雏形。从私有制的出现至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的含义和表现形式及取得的难度增大了、复杂化了，会计管理产生迫切性大大提高了。当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为会计管理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二、企业财务会计对提高经济效益的深远影响
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对企业的经济业务进行反映、监督、分析和参与经营决策。
第一，正确的会计反映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依据。
会计的反映职能，是对客观经济活动的表述和价值数量上的确定。为提高经济效益，在经济活动中，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正确、及时、完整、综合核算经济活动情况，提供经济信息；把每天发生的数量繁多、内容复杂的经济事项，通过会计记录、分类和汇总，转变为可在会计报告中，进行概括和汇总的数据资料，使其正确地、综合地反映经济现状和发展情况；采用科学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资料，进行有条不紊的、合理的管理和正确的反映都是提高经济效益必不可少和客观需要的。
第二，加强会计监督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保证。
会计的监督职能，是在反映经济活动情况，提供经济信息的同时，对经济活动的本身进行检查监督，借以控制经济活动，使其能够根据一定的方向、目标、计划，遵循一定的原则正常地进行。会计日常监督主要是通过对会计凭证的审核，监督单位的经济业务是否真实、正确、合理和合法，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和制度。通过盘点和清查财产物资，检查各种物资的实存数与账面数是否相符，借以保护财产的安全与完整。
第三，合理的会计分析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
会计分析包括会计考核，主要是对会计反映的经济业务情况进行考核分析。合理分析、评价经济效果，最重要的是要有恰当考核指标体系。不仅要以正确的会计反映为基础，而且必须联系经营活动的实际，进行合理的会计分析。否则，就数字分析数字，无法说明经济效益高低的原因。
三、知识经济社会对会计发展趋势的展望
未来会计的发展趋势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笔者进行以下几点展望。
第一，抛弃完全以过去为重心的观念，采用面向未来的时空观念。
一是抛弃完全以历史为重心的理论体系，建立面向未来的时间观念。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传统会计采用的都是一种面向过去的的时空观念，在会计要素的计量、记录和报告上，都是对过去的经济业务进行的。这样的会计观念以过去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来指导未来。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的会计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变化迅速的经济实务，这就需要创新。只有拥有创新的思维，才能把握未来。
二是缩短编制会计报告到报出的时间，使会计报表更及时。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前，会计报表需求者只有通过邮寄或购买报刊才能获得需要的会计信息，往往这过程是漫长的，时间的延迟势必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影响债权人对企业的信用评定。这些劣势在知识经济时代都能够得到解决。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在人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渺小。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为人们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利。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使得人们对以定期结算为基础的财务报告所带来的会计信息的时滞要求改变。编制会计报告到报出的时间的缩短，及时的会计报表更有利于会计信息需求者做出妥当的经济决策。
第二，将社会责任会计纳入会计系统。
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因此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核算的目标已经不能只局限于微观层次的企业自身利益，而是应该拓展到兼顾“局部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目标。
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目前国内外对社会责任会计有不同的认识。就理论界的认识笔者将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归纳如下：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学的分支，它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和手段，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进行反映和监督，以便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其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效益。
其一，推行社会责任会计，使管理机构可以运用其行政、法律手段整治一些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业，从而促使企业减除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终做到既提高经济效益又提高生态效益；其二，推行社会责任会计也可以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粗制低劣的服务的出现，从而保证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第三，人力资本日益重要，人力资源会计纳入会计系统。
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的核心不是土地、资本，而是知识。会计学家和教育学家余绪缨先生认为“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知识的载体“人”变得尤为重要，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产已经等同于非人力资本，同样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会计核算就应该把人力资源纳入核算系统，对其进行确认、计量与报告，这样的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才是全面、充分的。
第四，会计网络化。
知识经济是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主要标志的，网络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也必然会改变会计的方方面面。建立在网络系统基础上的会计信息系统，可以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出发，根据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提供及时、灵活、多样化的会计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实务、会计理论的发展必须依赖网络信息系统的发展，因此会计的变革不仅是会计界人士的责任，还是网络界人士的责任，双方的共同努力才会产生真正适应知识经济的会计信息系统。具体地讲，会计操作应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在会计信息系统的数据输入上，由于网络的出现，数据的输入变得更加便捷，并且还可以实现历史数据、预算数据、现实数据与其他相关数据的结合。
二是在会计信息系统的数据加工、储存上，各种数据通过网络输入后，就可以建立数据库，加工、储存各种数据。也就是说，只要是数据库中存在的数据，就可以编制相应的指令，会计人员通过运行该指令，数据将按需要自动生成，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需要的数据。而且数据库中的数据不是单纯的录入的数据，而是尽可能的将各种有相互联系的数据进行组合，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
三是在会计信息系统的数据输出上，由于网络的存在，数据的输出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的共享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数据的传播速度还是传播媒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传播速度上更加及时，时滞性几乎消除；在传播媒介上，不再是单纯的企业单方面的进行，而是信息使用者可以随时提出特定的传播要求，达到了数据提供者和数据使用者的双方互动。
四、结论
经济学理论依据篇10
关键词：经济管理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制约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确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立法也逐渐展开，大量的适合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条例相继出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权利。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概述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内涵
经济管理自治权在有的教材中被称为经济发展自，。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权”字，“权”可以解释为权利或者权力，是以义务或责任相对应的概念，在这里一般指权力，是法律赋予一定主体行使某项职能的依据，其外在表现为某种职能，内在是一定的法律依据，经济管理自治权是一种经济权利，是多民族国家依照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障的，少数民族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享有的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
（二）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的法律依据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这些依据是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的权力来源和法律保障。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
2.依据自治条例
主要是依据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条例和自治县自治条例
3.以政策措施作为补充
除了自治条例以外，有对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也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
二、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存在许多优势，但同时存在许多不足。
(一)政府行政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1.行政效率有待提高、行政管理尚待完善
2.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认识有待深入
3.各项政策有待于更加深入开展落实
(二)贫困问题与扶贫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贫困有其深刻的根源，更有其特定的机理特征，人力资本严重不足，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的资本也不足。
虽然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中有关于扶贫的规定，并且各地也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扶贫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并且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贫困问题和扶贫问题是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一个问题。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问题是矿产资源开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各种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的储存量也很大，但人均获得量还是严重不足，所以矿产资源开发后的补偿问题必须严格对待。
(四)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有很多地方是还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原生态自然风景区，对于这些地方的保护尤其重要。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地方都存在污染现象。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后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也有补偿机制，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充分实施
（一）充分实施经济管理自治权所需解决的问题分析
要合理定位“民族乡”的角色，要加强科学研究，要抓住各种机遇，要认清客观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要认清客观的各种制约因素，要认清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性差异。
（二）充分实施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方法
1.完善宏观经济环境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宏观经济环境良好，但这个宏观经济环境在不断的变化，还存在一些漏洞，这些漏洞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和完整的修复，将极大的影响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微观经济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正常运。
2.消除市场制约
政府要主动管理市场经济，但不能强行干预经济的运行，而应监督市场的发展，引导市场向着良性循环的结构发展，消除市场制约现象。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各自治州政府之间、各自治县政府之间以及县与州政府之间要相互协助和配合，不能相互排斥、相互设置障碍，要共同努力为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充分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3.注重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有其客观必要性，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各种环境问题，能源消耗大，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在此情况下，必须充分调动当地人们的积极性，形成循环发展与低碳发展的观念，加强技术创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将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
4.完善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做到确定可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目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选择适合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并选择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内部结构，统一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总结
充分分析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充分论证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解决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矿产资源开发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使民族自治地方所享有的经济管理自治权力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发展形势下与贵州省客观实际相结合，也是贵州省经济腾飞的一个契机。
参考文献:
[1]宋才发:《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2]宋才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宋才发、潘善斌：《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及其法律保障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高韫芳：《当代中国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3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