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1
一、诉讼主体问题。土地收益分配纠纷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我国现有法律中出现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使得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两者不是同一个组织，也不是相互交叉的组织。至今法律上没有一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地位、作用作出解释的规定。根据字面的解释，集体经济组织是村民集体管理集体经济而设立的组织，从现实看，其主要形式是农村经济合作社、农村农工商公司。他与村民委员会有很大区别。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村内集体收入应当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配，但在实践中，很多地方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收入分配由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使权利。因而，因土地收益分配纠纷发生诉讼时，村民一般将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告，在笔者审理的所有土地收益分配案件中均列村民委员会做被告，而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被告。另外，在土地征用中，征用方将村民小组作为被征方，出现纠纷时，村民将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作为共同被告。对于土地收益分配的被告主体问题，审判中多列、漏列被告问题非常普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法律应当对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性质、作用进行立法，加以规定。笔者就目前的现状予以考量，对土地收益分配纠纷的被告应当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没有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应为村民委员会。
二、土地承包和获取收益分配关系问题。土地承包实际上是村民依法对集体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承包的土地享有自主的使用、收益，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包的权利。土地承包是每个村民法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承包的主体、义务、责任。作为村民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由于，1995年土地二轮承包遗留的问题和近年来城市扩张，未承包到土地的村民、挂户的村民要求享受同等收益分配矛盾特出，其根本的因素是利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区别对待，主要依据民法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在没有承包到土地要求获取收益的，作以下处理：
（一）、出嫁女收益分配问题。在审理的出嫁女在收益时要求享受平等待遇案件中，出嫁女在出嫁时已经退出承包的土地，我们处分两种情况：①、出嫁女户口未迁出，但本人不在户口所在村生活，出嫁女户口虽然在原行政村，但不履行所在村的义务，既没有承包土地，也没有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不享受土地收益分配权。②、出嫁女户口未迁出，但出嫁女仍在原行政村生活，履行所在村各项义务的，虽然没有承包土地，应当享有土地收益分配权。
（二）挂户收益分配问题。挂户问题主要是市区附近的村，在我区的七个办事处的行政村都有挂户现象，而且西林、鳌峰、澄江、飞彩办事处行政村挂户现象相当严重，有的一个村民组有十几人，挂户的原因有：①、一部分外来户为了子女能够到城市学校就学，与村委会协商，不享受承包土地、收益分配，目的是解决子女就学问题。②、一部分外来户为了经营活动的需要和生活的方便，与村委会协商，不享受承包土地、收益分配，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地的户口问题。③、一部分出嫁女出嫁后因离婚而回娘家生活，又将户口迁回原来的村，既不承包土地，又不履行义务，也仅仅是落户问题。针对挂户的村民，我们的做法是不享受其他村民同等待遇。因为他们只是形式上的村民，不履行义务，为得是自己的私利，在土地收益时要求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待遇，显然侵害其他村民的利益。
（三）、其他问题。①、土地征用时尚未死亡，在分配收益时死亡的应当予以分配。理由如下：土地征用时，集体经济组织就享有征用土地的补偿权，实际上集体经济组织从土地被征用时就取得了土地收益权。这种权利在形成前就有村民的承包经营行为，在权利形成后，村民就取得了享有该项权利的资格，因而，在分配时死亡，应当得到分配。②、土地征用时尚未出生，在分配收益时出生不予以分配。其理由同上。
三、土地收益分配纠纷的性质问题
土地收益分配案件是属于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在理论和实务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民事案件。理由是：200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答复》（即法研[2001]116号答复），指出：农村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的受理问题参照法研[2001]51号答复办理。该法研[2001]51号答复认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同时认为村民与村委之间的该类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基于以上两个答复，可以推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认为农村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的纠纷（即土地补偿分配案件）属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其案件性质属于民事案件。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行政案件。理由是：判断一类案件是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属于行政案件，主要看在诉争的事项上原被告是否处于平等的地位。民事案件原被告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而在行政案件中原被告在所诉争的事项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主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还要看诉争的事项是否属于公共事务即公务，如果诉争的事项属于国家公务，则原被告双方肯定处于不平等地位，案件肯定属于行政案件。土地补偿分配之所以应当定性为行政案件。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济管理的组织，两者均不是一级政府机构，其进行的管理、教育等活动不具有行政性，虽然村民与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有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但进行民事活动时，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是平等，不能以其主体不平等而否定其民事属性。
参考文献：
①作者：李可波《对土地补偿分配案件定性之思考》载中国法院网。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2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3
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
垦利县法院2002年共受理涉油案件18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10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55.5%。2003年受理16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6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37.5%。在2002年审理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全部是原告，被告全是地方农民个人。2003年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作为的原告4件，占案件的66.6%，被告是地方农民的2件，占案件的33.4%。涉油侵权案件普遍表现出集群性、突发性的特点。参与纠纷的人数多，所有16件涉油侵权案件中有14件是共同诉讼案件，占总数的87.5%；当事人往往采取扣押车辆、阻拦施工等方式，且持续时间长，处置难度大，造成的损失大。如胜坨镇海西村村民非法阻拦油田施工致使油田20多辆车被堵7天；胜坨镇王营村王某扣押油田车辆达60多天；胜坨镇坨南村张某阻拦油田生产搬迁达8天。涉油侵权案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4
一、认真分析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纠纷起因和诉求内容多元化。前几年所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是因为企业资不抵债、濒临倒闭而引发的，多为劳动争议、借款、集资款等案件。但最近两年纠纷的起因日趋复杂化，民工工资、劳动争议、借款、非法集资、物业管理、房屋拆迁安置、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等成为了群体性纠纷多发领域。同时，群体一方诉求的内容亦显多样化，在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的传统诉求上，又具有关系到生活质量的诉求。
（二）多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矛盾集中点。群体性纠纷的基本特点是当事人多、涉及面广、矛盾复杂激烈。从受理的这些群体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情况来看，95%以上的原告个人总体上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缺乏权利救济的能力，只好企望非理性手段如集体上访来引起社会和党政部门的关注。
（三）群体性纠纷的组织形态逐渐从零散型转变为有组织型。在过去的群体性纠纷中，尽管人数众多，但“群龙无首”，近两年的群体纠纷呈现有组织、有负责人、有分工的特征。一些文化水平、政策水平、阅历经历丰富、号召力强的当事人往往成为组织者。
（四）群体方依法维权意识由被动变主动。在众多的群体纠纷中，群体方总是希望通过群体的力量，引起政府重视或社会关注，从而促进纠纷的解决。但因各种因素事与愿违，迫使他们丢掉幻想而拿起法律的武器参加诉讼，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原始目的从而转化为“要说法，要权利”的维权意识。
二、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一）司法权的有限性往往无法解决夹杂于群体性纠纷中的其他社会矛盾。法院的审判功能是定纷止争，但有些群体性纠纷表面上是涉及群体一方的民事利益，背后实质是群体方基于对社会现象的不满或对所有单位的不满而借诉讼途径进行控诉，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本文来源：文秘站能，但法院审判并不能解决群体方控诉的实质矛盾。
（二）审判的程序要求难以解决处置群体性纠纷的效率要求。从化解矛盾角度讲，最有利的时机是越早越好。第三者越早介入，双方立场往往越容易调和。而纠纷诉至法院时，双方的矛盾已经濒临激化，再调解起来难度非常大。再加之案件到了法院后，必须按照诉讼程序一步一步进行，矛盾经过无数的诉讼流程更加尖锐，法院审理更为棘手。
（三）法院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时，往往难以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平衡点。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反之，要取得好的社会效果，法院不得不在正常司法程序和手段之外寻求解决途径，或将不属于法院主管的纠纷纳入诉讼轨道，以化解对大局稳定形成的压力，最终工作的压力和群体方的指责只能由法院、法官独自承担。
三、妥善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建议及对策
（一）健全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审理机制。一是组织保障。成立审理群体性案件的应急指导小组，应急指导小组应当由立案、审判、法警部门人员组成。指导小组的职责包括负责督促、指导此类案件审理，并讨论决定其中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二是效率保障。建立立案、审判快速通道，及时、优先办理，防止纠纷极化。三是措施保障。选派有经验的法官承办此类案件，及时发现和疏导其中的争议焦点和不稳定因素，并将法制教育贯穿在立案、审理和执行的整个过程。
（二）坚持调解为主，判决为辅的基本做法。由于群体性纠纷案件当事人诉求的多元化，单纯的判决不仅可能遇到于法无据的尴尬，还可能起到激化矛盾的负作用，因此应将调解工作贯穿于此类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在调解前，充分调动有利于调解的各种因素，积极促进调解进程；在调解过程中，注重调解方式方法，尽可能地实现调解结案。
（三）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在我国，除了审判，还有人民调解、仲裁机构仲裁、制度、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形式多样、经济便捷、处理灵活、程序简便等特点，能够有效弥补审判机制在处置群体性纠纷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具体做法有：强化人民调解功能，将群体性纠纷纳入司法调解的范围，并在认同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改进处理方式，对重大疑难的案件邀请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和群众代表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议，为妥善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建议将法律援助引入，动员律师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提供知识和道义上的支持，有效提升公民的质量，增强的法理含量。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5
关键词：民事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递进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83-02
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每个人在处理事物和人际关系时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和关键，然而可以分配的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无法绝对满足各方：因此在人们纷繁复杂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矛盾纠纷。
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途径很多，按照强制力、权威性从小到大排序为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机构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目前在我国，民众将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首选途径的现象一直存在。以笔者的实习经历为例，笔者于2011年2月至2011年5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实习，实习期间的工作任务分配包括庭前文书的制作发放、参与案件庭前调查、旁听庭审及合议庭分析案件以及宣判后案卷的整理归档。成都中院民一庭负责的民事案件范围涵盖婚姻家庭纠纷、劳动争议、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所有权确认、其他侵权纠纷等。一个合议庭平均每星期从立案庭接收的符合立案形式条件的纠纷案件有50个之多。在严格的审限压力下，法官和书记员每天必须不停歇地忙碌。笔者实习所在的合议庭最忙碌时曾经一天之内就四个案件进行了庭前调查谈话并且就八个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法院如此高密度的处理纠纷使得纠纷、案件处理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合议庭针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人力进行详细地了解推敲，便容易出现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同时越来越多的纠纷当事人通过诉讼寻求帮助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解纷成本，庭前调查谈话是案件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案件主审法官会在该步骤对案件有一个较为详细全面的调查了解，直接影响之后可能出现的庭审，同一天当中法官会就多个案件进行庭前调查，很多当事人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等待自己所属案件的调查排序，庭前调查若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即择日庭审、等待宣判执行。总结起来，当事人花费在一个民事诉讼中可预期的成本一般有——准备立案材料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工作日时间去法院立案庭递交材料，待法院立案后再前往法院领取庭前材料，根据法院安排的时间进行庭前调查，再参加庭审、最后领取判决书予以执行。合议庭处理完一个案件通常历时一个月：庭前调查（以庭前谈话或者法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为主）至少一次，庭审，合议庭合议，制作判决书，最后整理归档的案卷材料两至六卷不等。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诉讼是很特殊的一种纠纷救济模式，作为众多解决纠纷途径的一种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相应的适合适用的纠纷范围必须符合它的特点。假如被滥用，不仅浪费国家资源和民众的时间金钱；而且处理结果不一定能使当事人满意，反而弊大于利。
诉讼解纷的程序性与专业性很强，通过多环节的审查判断过程彰显司法的公正威严，从而使得判决所得出的纠纷解决结果在民众面前更具有威信力。不仅如此，由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法官来充当中立的裁判者会让复杂疑难案件得到逻辑清楚、条理明晰地分析，这就意味着诉讼适合用来解决情况复杂、争议点较多、案件事实不明确的纠纷。现实中，民事纠纷大都流向诉讼，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属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类型。而当事人执著选择诉讼作为救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类诱因：“争议双方沟通不良导致矛盾激化”；“对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认知不清，不论发生何种纠纷均诉至法院”或者“认为只有法院的判决才能针对对方当事人形成威慑力，从根本上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民众了解认知其他的纠纷救济手段达到理性选择救济途径是分流纠纷、减轻司法工作负担、帮助各种纠纷得到更有效快速解决的重点。
一、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的自身完善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为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调解（人民调解）、仲裁、法院庭前调解。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从现在看来普遍呈现适用率低、管理混乱的情况。1996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20.2%，二审案件为18.9%；2000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8.9%，二审案件为10.3%；2003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9.0%，二审案件为8.6%。缺乏监管产生的处理纠纷的随意性及适用率的低迷导致民众对诸如人民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认知机会大大减少。所以在为纠纷寻找救济手段的时候，民众就不愿意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重新了解学习一个陌生的但是可能更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媒体近年来为宣扬法制建设，鼓励民众建立起权利意识而大肆报道例如“一元钱官司”的新闻，让广大民众把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错误地等同起来。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6
内容提要:我国目前正处在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整个社会转型的历史转折点，改革开放30多年带给人民经济福音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社会利益纷争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态势，使得以法治为主的新的多元解纷机制的建构显得极为迫切。本文以西安地区近五年来构建司法、行政、仲裁、调解等多种方式并存的多元解纷机制的实践为对象，在图绘各种解纷方式的现实地位和实际效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尝试性的病理分析，进而对转型时期的解纷方式，做出对策性的反思与论证。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把中国带入了一个高速运转而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状态可以概括为“转型社会”，也就是一个在社会体制、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诸层面上的多种转型并发而持续的社会。藉由中国改革开放引发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以及由之带动起来的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体制发生相应结构性转型的长期过程。转型社会是由一种常态社会向另一种常态社会的过渡阶段。只不过这种过渡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而且伴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溢出过渡之初的理论设计和制度预期，转型本身一开始就在不断复制和强化着自身的独立与复杂。因此，这就从总体上决定了我们无法简单地用任何一种有关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来分析、把握当下的社会问题，而必须高度关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换言之，转型社会构成了当下中国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基本生活现实，从而也就构成我们讨论和把握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中国问题”的基本背景，并在根本上决定着这些问题的基本内涵。
总体上看，当下中国的转型社会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异质重叠。社会发展状态上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的时空差异，传统因素、现代因素甚至后现代因素同时俱现，而且以地域格差、阶层格差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二，体制变通。社会发展机制上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矛盾突出，许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都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即一方面，新的制度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而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的生长和发育，往往又必须凭借体制化的运作过程才能实现。第三，矛盾多发。改革开放30多年带给人民经济福音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成员受益不均，社会政策调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社会转型政府管理行为失当，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权威及控制能力相对减弱等原因，而导致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情况”。
就法学角度看，一方面，我们的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因而显得格外突出与迫切；另一方面，利益多元带来社会的结构性分化，势必造成法律制度从实体到运作都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社会正义呼声高涨的背后，实际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凸显。而在整个宪政结构无法实现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在多元解纷机制基础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就成为转型社会提高法律权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维度。这也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改变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而要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现阶段的首要价值选择，充分发掘和谐社会所内含的社会公正价值及其实现机制。只有在和谐社会的模式下，才能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下出现的社会矛盾，才能以公平化解效率带来的社会问题。有时“解铃无需系铃人”，单纯追求效率带来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只有公平制度才能化解。以公平作为主场的社会矛盾“化解器”，不是单靠某一种方式或某一种力量去化解矛盾纠纷，而是要建立一种以法治为主导，辅之以多元解纷方式的新机制。基于此，笔者试图立足国情，并结合国内一些地区的有益实践，实证地图绘西安地区构建多元解纷方式的现状，并进一步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性建议，以期对我国多元解纷机制的构建有所帮助。
一、西安地区各类纠纷解决方式的现状图绘
当中国民众遭遇利益争端和权利受损且没有完全习惯拿起法律武器时，当律师们正在为当事人灌输“起诉你的邻人”的观念时，当一个又一个五年普法计划正在轰轰烈烈实施时，中国人迎来了“诉讼爆炸”的时代。尽管有人认为“诉讼爆炸”在中国是一个伪问题，但法院面临的高位诉讼率依然令人焦虑。于是，调解、多元解纷方式等多维治理模式被人们所推崇和践行。近年来，西安地区也开始尝试司法外解决纠纷的多元化模式，致力于构建司法、行政、仲裁、调解等多种解纷方式并存的新机制，但距离和谐西安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西安地区的各类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中，诉讼一直占据纠纷解决的主导地位，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西安地区各级法院1998—2002年5年间共计受理各类案件237629件(见表1)，而2003—2007年5年间这一数字上升到257904件(见表2)，增长了20275件，增长率为8.5%。而西安地区2003—2007年5年间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受理的调解案件总数仅为88662件(见表5)，只占法院同期受理案件数的34.3%。其他诸如行政复议、仲裁等纠纷解决数更是与诉讼案件无法相比，全市行政复议和仲裁受理案件在2003—2007年同期受理案件总数分别为1562件和3165件(见表3、表4)，仅占法院同期受理案件总数的0.6%和1.2%。可见，纠纷的司法解决已经成为绝对占主导地位的解纷方式。然而，由于其他诉讼外解纷方式与司法解纷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且呈现出发展不一的情形，导致包括诉讼在内的各种解纷方式都不能适应当下和谐社会的需要，难免陷入多重困境之中。
首先，诉讼率居高不下，法院难以满足民众过高的解纷期待。近5年，西安地区诉讼案件数量持续保持高位状态，从2000年以来法院受理案件数一直不低于5万件。除2004年略有下降外，其他各年度相差数大致在千件上下徘徊，2007年更是达到了53793件，是2002年以来受理案件最多的一年(见表2)。同时，西安全市法院的法官仅有1000余人，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又面临法官短缺的问题。据统计，西安市“因为法官短缺，全市基层法院有16个审判业务庭和6个派出人民法庭不能依法组成合议庭。截至2006年底，西安市大多数区、县法院仅有4至7人通过司法考试，远远不能弥补法官的缺口”。而另外一个数字则显示，“截至2005年底，西安市法院各类未执结案件共9525件”。这样，必然带来积案居高不下，久审不决，久拖不执，审判质量下降等案件负荷危机带来的司法病症，使法院难以应对过高的公民期待，进而影响到司法解纷的公信力。
其次，行政复议、仲裁等机构在纠纷解决中》在各种解纷方式中，仲裁案件虽然保持持续增长势头，但不容乐观的是这些年仲裁案的受理增长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纠纷案件上。据调查，2006年西安市仲裁委受理的646起仲裁案件中，其中涉及商品房纠纷的达到239起，占到受理案件总数的37%，位列各类仲裁案件之首。另据西安仲裁委员会、陕西省法学会房地产法研究会、西安市消协等机构联合的《2007年度西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报告》显示，相比2006年，2007年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增加了两倍，占年度总案件数的比例由2006年的37%上升至54.1%。2007年西安仲裁委员会受理各类仲裁案件885件，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就多达479起，占案件总数的五成以上。在商品房纠纷案中，小区配套不足和延期交房是最普遍的纠纷理由。业主投诉的焦点问题就是开发商逾期交房、逾期办房产证，承诺的绿地面积、供暖设施不及时到位或缩水等。这样，仲裁案件的增长实际上就是房地产案件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房地产纠纷中理性自主地愿意选择仲裁这一解纷方式，而是由于西安地区房地产买卖合同几乎都是格式合同，许多购房者一般意识不到更改合同上已经标写的仲裁管辖约定。从人均办案数来看，西安仲裁委员会拥有仲裁员350余人，人均年办案不足两件，仅是法院人均年办案数的1/25。即便如此，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协调司对2006年全国仲裁案件的统计显示，西安市仲裁受理案件数量在全国185个仲裁委员会中仍处于前15位，但与受理案件数排名第一的武汉7000件相比，还有11倍之差。
再次，人民调解组织的民众认同指数不高，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西安各级人民调解组织也遇到如同行政复议和仲裁一样的尴尬，2003年人民调解组织受理案件数为27000件，2007年却下降到了11785件(见表5)，下降率为56.4%。大部分人民调解员基本上处于“无事可办、无案可调”的状态。据西安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报告显示：“目前全市共有179个基层司法所；有3759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街道调委会179个，村、居调委会3419个，企、事业调委会161个)；有人民调解员16000余名。根据2004—2007年7月份的工作统计，全市各类调解组织平均每年调解民间纠纷2.7万件，成功2.49万件，成功率达到92%。”调解解纷与司法解纷相比，数字差距较大，2007年西安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案件数为11785件，同年法院受理案件数51707件，是人民调解案件的4.4倍。2007年法院受理案件数上升至53793件，而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案件数却下降到了11785件。西安两级法院约有法官不足1000人，每年要承办案件5万余件，平均每人年均办案50多件，而全市拥有人民调解员16000余名，年平均调解案件仅2.7万件，每人年均办案约1.7件，前者是后者人均办案数的29倍。人民调解员身处矛盾与纠纷的第一线，大多与纠纷当事人同在一个单位、社区或村落，大量的社会矛盾本该在这一环节得到化解，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纠纷却直接到了法院这一最后屏障。这种状况表明，人民调解组织在民众中的认同指数较低，民间调解解纷的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挖掘和利用。
二、解纷方式偏向“大司法制度设计”的病理分析
解纷方式是指争议当事人用以化解和处理纠纷的手段和方法，从维权的角度上讲也可以称为权利救济方式。法学界一般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即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私力救济包括无需第三人参与，仅凭借当事人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的自决与和解；社会救济包括调解、仲裁和部分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即不包括仲裁等准司法解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其特点在于有中立的第三方出面调停，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公力救济主要是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虽然公力救济也需要第三方介入纠纷，但它与社会救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公权力作为救济力量具有超越纠纷两造的国家强制性和权威性。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和合文化”的国度，被称为“东方之花”的调解制度等非诉讼解纷方式也一直被西方人所赞羡。改革开放以后，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一度成为人们争相推崇的解纷方式，这是由于“我国刚刚进入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高潮，国家很自然地把法院和诉讼作为建立法治权威的制度性象征”。于是，在“送法下乡”、“让法律的阳光普照大地”的呼声下，法律走进千家万户的法治进路变成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种以司法中心主义为取向的“大司法制度设计”成为纠纷解决的主导模式。
首先，经济高增长掩盖下的高诉讼率，导致纠纷解决的方向性迷失。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爆炸性增长，使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人们为什么愿意选择把纠纷送到法院去解决？法社会学对此做出了解释：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可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一般在熟人之间发生纠纷，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调解解决，而在陌生人之间发生纠纷，诉讼或仲裁就会成为首选。就像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社会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民间规则；陌生人社会是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社会，法律则是其主要的行为规则。从这个角度分析，诉讼解纷增长的结论就在西安已经变成一个流动人口增多、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会的情境下产生，由此还可以得出西安地区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诉讼率高涨。
事实果真如此吗？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有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诉讼率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比如，在1989年，美国州和联邦法院审理民事案件1480万件，其中1/4是家庭案件，1/4是小要求案件，相当于每10万人口5968件；德国1984年受理一审民事案件2291209件，每10万人口3756件；而日本加上通过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1985年一审民事和家庭案件822600，每10万人口680件，只是德国民事案件诉讼率的18%、美国的11%。这组数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是影响诉讼率的唯一因素，基本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可能由于文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诉讼率。日本等东方发达国家有厌讼观念，更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一些文化因素使人们更愿意接受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文化因素对诉讼率的影响显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即高诉讼率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制度设计和观念导向是高诉讼率的主要病因。西安地区诉讼率保持高位态势的原因很多，但笔者以为主要在于我们的制度设计和观念导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式的、以司法为中心的“大司法制度设计”成为纠纷解决的首选方式。人们普遍以为，“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浸透法律的“圣水”，政府和法学家们鼓励人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耶林“为权利而斗争”的口号响遍大街小巷。其结果是大量案件涌向法院，类似“一元钱诉讼”等维权案件挤占了大量司法资源，导致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率失衡，当事人的诉讼偏向和滥讼现象，诉讼案件数量剧增与司法资源有限的矛盾与日俱增。其实，诉讼制度的直接社会功能是解决纠纷，为人们之间的争端“提供机制和场所，让人们消除矛盾，解决争端”。法院在解决纠纷以外还要承载更深刻的社会功能，那就是“通过诉讼制度向社会宣示和承诺公平和正义，就使包括统治者在内的社会成员都接受了法的普遍约束”。这样，诉讼与调解等其他解纷方式本无实质区别，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具有与诉讼一样的社会功能。只要社会成员和国家权力都普遍承认或认同，各种救济方式都可以达到人们对解纷的价值期待。如果政府在制度设计时就引导公民选择诉讼外解纷方式，并给予这种选择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就既解决了社会纠纷又避免了诉讼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随着争端与纠纷的增加，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扩大司法规模，增加法官和律师的数量，而是采取一种有意减弱司法作用的战略，选择了抑制诉讼，鼓励调解，限制司法规模的“小司法制度设计”的解纷之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先后在不同领域发展起调解制度，40年代又进一步规定所有民事争端都必须首先进行调解，只是在调解不成时，才进行审判，这使得日本成为发达国家诉讼率最低的国家。”
日本的成功经验和西方国家的司法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西方国家也开始对以司法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大司法制度设计”进行反思。西方法学家普遍看到“不是所有法律争端的裁决都是由法官做出或在法庭上产生的。今天，许多这种工作都是由中间人、仲裁者、专家以及其他人来做的，并且发生在法庭之外不太正式的非法庭机构”。但是，同时他们也认为如果不改变法官裁决形式的优先权问题，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中存在的司法主导地位的教义，这种司法负荷危机状况依然不会改变。经济分析法学的旗手波斯纳(posner)也急切地对法院面临大量待处理案件的境况开出药方，他在《联邦法院：危机与改革》一书中用经济学术语把这种危机描述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他认为，只有两种办法能够使司法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恢复平衡：一是限制需求的方法，比如增加诉讼成本来降低需求；二是通过扩大供给的方法达到供需平衡，比如增加法官或司法助理的数量。波斯纳的研究表明，限制需求的办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它涉及到民众情绪和政治因素，大部分情况下都不能采取这种方法。而扩大法律服务的供给来缓和危机的方法同样带来许多争议，人们担心增加法官数量会使法官水平降低，损害法院声誉并进而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尽管理论或学术争议尚存，但由美国诉讼案件带来的司法负荷危机，仍然掀起了一场鼓励司法外解纷方式的aDR运动。
再次，从单一走向多元——对“大司法制度设计”的反思。在我国，那种被高估的、急功近利的法治化解纷模式直到21世纪初才有所改变，解纷方式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比如重视和解、aDR方式的引进、人民调解组织的重构等。2002年司法部颁布《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要求各级基层组织和企事业单位都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细化了协助调解制度，规定了委托调解制度，以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力量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另外，许多地方法院也积极参与多元解纷方式的讨论，以期建立一个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司法解纷模式。2004年10月，《人民法院报》联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的“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研讨会”，对推进法院工作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促进纠纷在各环节的合理分流，增强社会整体和谐与稳定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2005年，厦门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对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该决定在不影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鼓励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使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更加多样化，更加高效、便捷和低成本；2005年10月，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十周年举办的研讨会也以“加强仲裁制度创新与研究，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题，讨论了仲裁与其他解纷方式的关系问题。2008年6月，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就要“自觉强化调解意识，整合调解力量，扩展调解范围，创新调解方法，特别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协调机制，探索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探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推行民事执行和解，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这些关注司法外解纷方式的新趋向，表明我国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方面已经呈现出的多元化势头。
三、西安地区构建多元解纷方式的思路与对策
法治社会不是仅靠法律就能实现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有精良的法律，而没有良好的社会自治与自律机制，要想构建法治社会，无异缘木求鱼。比如，城市环境的好坏就不是严厉的法律处罚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不仅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执法成本，还容易在市民与执法人员之间产生紧张关系，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如果我们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让市民把城市社区看成是自己的大家庭，就像他们保持家庭清洁卫生环境一样，保护这个城市的环境，可能问题就会容易解决。再如上海市2007年“五一”出台了一部《城市公共区域设摊导则》，尝试对马路摊点解禁，在市民同意的基础上让小商小贩设摊摆卖，商贩们与社区达成约束协议，既便利了群众，也维护了环境与社会秩序。相反，西安地区城管执法人员经常与摆摊商贩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人为地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行政或刑事案件。还有，近年来许多震惊全国的暴力抗法事件追根溯源都是由于一些小矛盾或经济纠纷所引发，2008年4月20日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造成死伤16人的惨剧，其冲突的原因是矿业公司在当地的整合收购和开采活动中，与村民无法就补偿地基和耕地方面达成共识，当政府试图帮助公司强行开工开矿时，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些惨痛的教训警示人们，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在矛盾和纠纷尚处在在萌芽阶段时使其得以化解，而不是待矛盾激化才去规制或惩罚。因为，无论法治社会还是和谐社会，都不是公权力一言堂的社会，也不是私权利随心所欲的社会。实践表明，只有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施以不同的解决方式，才能建构一个公平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面对国际和国内已经出现的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转向，西安地区必须在摸清本区域纠纷解决方式客观情况基础上，转变社会治理中公权力主导的模式，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构建起适应和谐西安美好蓝图的纠纷解决新机制。
首先，积极倡导和推广选择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每种冲突处理形式皆再生产其社会环境”。整天鼓吹法治的胜利必然导致泛讼，而泛讼又会带来对人性善的否定。这种进路自身的逻辑已使今日西方世界陷入囹圄：在实现和保障善的同时创造着恶，繁琐复杂的程序法已使其与正义的实现相分离，泛讼在不断地异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多元化解纷方式的关键是要人们树立纠纷解决的新观念，确切地说是中国传统解纷观念的回归和更新，让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方式这朵“东方奇葩”焕发出新的生机。西安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市民中倡导和推广非诉讼解纷方式有着较好的文化基础，民众对促调求和、交涉沟通等社会矛盾的化解方式容易接受和认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群体通常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较易受人暗示，然后“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因此，通过制定鼓励选择多元解纷方式的地方性法规、健全和扶持各级民间调解组织等方式，大力宣传多元纠纷解决方式并在价值取向上肯定非诉讼解纷方式，建立权利意识与公民意识相结合的社会自治网络，积极引导市民培养礼让、和谐的道德情操，便会营造一个多渠道回应社会矛盾的新机制。
其次，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为和谐西安建立长效维稳机制。“大调解”工作体系在上海、青岛等东部城市已经广泛推广和实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西安地区在推进和实施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与较早推行“大调解”模式的省市还有一些差距，还需要在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结合并检视其他省市的经验，我们认为，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不应局限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所谓“三位一体”的解纷方式，还应把仲裁调解、有关行业协会调解、律师调解以及社会专业组织参与融入“大调解”格局，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对“大调解”进行更为广阔的思考和践行，做到只要纠纷两造有接受他人调解的意愿，就应该不懈努力，尽量将矛盾和纠纷在自愿基础上加以化解。具体措施可以参考上海、杭州等东部城市的一些经验，比如将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由司法、公安机关委托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出面调解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把轻微刑事案件引入刑事和解渠道；试行治安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促进社会和谐；给医患纠纷、劳动争议、行政争议等案件设置和解程序；加强个体工商协会、物业管理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行业组织调委会的建设；政府建立“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对上访案件以类分流，推行信访委托调解，由人民调解组织出面调解，改变行政调解没有法律效力的尴尬局面，等等。当然，“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健全制度、稳定队伍和物质保障等基础性条件作为支撑，否则，会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设计落入没有制度依据、队伍散兵游勇、办案追求赢利的怪圈。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7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检察机关；角色定位；运作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由各种功能程序和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中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共同构成的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西方国家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角色目标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根本不知道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1］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关键一环。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如下几点原因：
1．法律传统的历史传承
我国传统的“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和”的思想也体现在诉讼、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无讼”、“厌讼”、“德主刑辅”思想和做法上。检察机关研究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探索检察机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契合了我国无讼的法律传统，无讼的法律传统为检察机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文化基础。
2．法律诉讼的固有弊端
一方面，诉讼爆炸的压力。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出现“诉讼爆炸”的现象，诉讼量激增。检察机关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可有效解决诉讼爆炸的难题，减轻法院面临的压力。另一方面，诉讼延迟的尴尬。诉讼的迟延是世界各国诉讼程序中最为棘手的顽症之一，它不仅导致了法院大量的积案，同时也无形中降低了正义的价值。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可以有效缓解诉讼迟延带来的弊端。
4．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规模调整，大量的社会矛盾涌现。社会秩序的存在、社会稳定的延续、社会发展的推进，都离不开纠纷的有效解决，这都需要建设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检察机关研究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顺应时代要求，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5．检察机关的独特优势
（1）大量的案件纠纷为检察机关关键性作用发挥孕育了基本前提。（2）纠纷的决断权为检察机关关键性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3）多元化检察职能为检察机关关键性作用发挥准备了现实条件。（4）属性和专业优势为检察机关关键性作用发挥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
当前，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矛盾化解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
1．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任务来看，任务较以往更加繁重
研究数据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既是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征地拆迁、工程建设、劳动争议等社会热点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最容易引爆社会矛盾的触发点。从社会矛盾化解的任务来看，任务愈加繁重。
2．从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来看，矛盾主体更加复杂化
具体来说，犯罪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国家、社会利益与犯罪行为人的矛盾；第二，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的矛盾；第三，国家和被害人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矛盾主体日益复杂。
3．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效果来看，工作理念和方式亟待转变
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途径不能是机械化的、单一的。如果检察工作不能因时制宜，不能正确分析、处理好检察机关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有时甚至会导致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化或者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检察机关的运作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检察机关的运作模式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即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检察机关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体系，建立方法体系的配合、衔接机制，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组织保障。
1．检察机关参与纠纷解决的传统方式
（1）参与诉讼或诉讼监督
参与诉讼或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包括对刑事案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对错误的判决提出抗诉等多种方式。检察机关在参与诉讼或诉讼监督的方式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检察官应当把办理案件与解决纠纷结合起来，做到案结事了；二是兼听则明，公正行使检察职权，避免矛盾激化；三是注重宽严相济的法律政策的运用，注重教育感化和挽救教育，减轻涉案当事人的社会危害性，从而有利于纠纷解决。
（2）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息诉、协调、帮教等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息诉是检察机关认为申诉人申诉理由不成立时，告知申诉人不予启动法定救济程序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协调是检察机关处理涉及多个单位纠纷的案件处理方式，帮教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对未成年人采取挽救教育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虽然权威性不强，但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有利于缓和矛盾，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
2．检察机关参与纠纷解决的新思路
（1）探索新的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第一，公益诉讼方式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8
[关键词]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一、引言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荀子·礼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纠纷的产生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它威胁着现实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与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断内耗的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为此，各国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定发展，人民要和谐相处，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纠纷解决情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透过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和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现代化、公民社会兴起、经济发展状况等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同时，案件的飞速增长使得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纠纷的解决方式。现阶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对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有哪些实际效果?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大量调查结果对上述问题作浅显的分析。
二、理论背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权)。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功能严重失衡、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摈弃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必然。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是世界各国法院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不少国家在注重改革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都在积极探索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学者认为，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和信访制度。
关于如何有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纠纷，现有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虽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阐述上比较清晰，但是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如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国家多开辟几条纠纷解决途径就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现阶段，法院和政府为了方便人们处理纠纷的确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信访、仲裁、行政诉讼、法院调解等等)，可是这些纠纷解决途径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单位和机构之间是否权责分明、有机配合、互相协调?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即使国家再多设计几种纠纷解决办法或多建立几条解决渠道都于事无补，社会并没有真正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获益。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助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分析探讨当事人所采用的纠纷解决办法的总数，以及其所要解决的纠纷类型是否真的对其纠纷解决的结果和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于200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维权行为方面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研究主体为居住在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31个省、市、自治区有固定住所的18～65岁居民，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现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共完成有效样本7，714份。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纠纷及其解决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此项调查首次将空间抽样方法应用于国家范围的调查，因此将流动人口这一使用传统户籍为抽样基础而无法触及的人群包括进了总样本。
(二)相关结果分析
1．纠纷类型
根据受访人在过去的20年里所亲身经历过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情况归纳，我们得知分别经历过三种纠纷的人数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经历过民事纠纷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经历过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的人数比例则相差无几。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过多种纠纷，因此我们又将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了细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任何纠纷的人数占82.1％，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经经历过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其中有2.5％的人曾经经历过两种以上的纠纷(详见表1)。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9
通过分析，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有如下几点新原因。
（一）企业方面的原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多种经济成分的齐头发展，一方面，企业必须建立产权明晰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然带来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近几年来，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引发的变更、解除劳动合同及下岗、内退、买断工龄的争议不断出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特别是外资、私人企业的用人机制不尽规范，重效益轻权益的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是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劳动者方面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区分，矛盾也增多，加上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深入和舆论的有力引导，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明显增强，维权意识随之增加，诉讼已成为在劳动争议中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手段。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较快，也是我国劳动体制改革、用工条件正在完善的表现。
（三）体制方面的原因。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形成于1980年代，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关系上的利益分歧很小，劳动纠纷数量少，关系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近年来劳动纠纷大幅增长，劳动争议的仲裁率逐年增加，由于仲裁前置体制的设计，劳动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劳动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实际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仲裁要服从审判，这一方面可能使仲裁机构缺乏积极性，只为履行程序而一裁了事，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功能；另一方面，大量劳动争议经仲裁后又诉诸法院，没有发挥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分流争议案件、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作用。
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几点想法：
（一）加强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这虽然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之外的问题，但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是解决劳动纠纷问题的“源头”，从“源头”入手处理劳动纠纷，不失为解决劳动争议问题的捷径，正所谓“开源节流”。在实践中，许多劳动争议的产生，往往因为忽视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不力造成的。加强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来说意义也是重大的。
（二）完善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的渠道。
实践证明，在处理劳动争议中，大力推广调解制度，是很见成效的。在调解组织上，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劳动行政部门等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也应广泛应用调解方式。我院2003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适用调解结案的占结案总数的69.43％。截止到今年10月份，调解结案率达到78.06%，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俱佳。
（三）规范、健全劳动仲裁体制及劳动审判制度，理顺仲裁与审判的关系。在劳动争议发生后，应当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或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则不得再行起诉；劳动仲裁两裁终局，对一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申请复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则按民事诉讼程序两审终审。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理想选择。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各自的工作压力；二是对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寻求及时的救济；三是可以增强劳动仲裁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解决的成本。
经济纠纷案件分析篇10
[关键词]社会矛盾；枫桥经验；多元化；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8-0085-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8-039
[本刊网址]http：//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冲突的复杂性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社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要求。“枫桥经验”解决矛盾机制可资借鉴，“调解在先”作为“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之一，其调解的矛盾范围已并不仅仅限于民事案件，而且延伸到刑事领域。按照“以民为本”的理念，发挥各职能部门科学化的、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通过调解制度来恢复社会和谐的人际、邻里、宗族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终极价值。
一、社会矛盾多元化的现状
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内容复杂化、调处困难化”的新趋势。
（一）从纠纷主体看，多元化趋势明显、群体性纠纷激增
纠纷主体已由单一性向多样化发展，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间的纠纷发展为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组织、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及他们之间的利益纷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纠纷的主体更多地由以往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向公民与经济组织之间、公民与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扩展。而且，矛盾主体相对集中在同一区域、行业，呈现出人员相对集中、利益诉求趋于一致、问题繁复的特点。
（二）从纠纷类型看，涉及经济性、利益性的矛盾纠纷日渐成为主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三跨”纠纷，即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纠纷，“三劳”纠纷，即劳动、劳务、劳资纠纷，以及商品经营、货币流通、信托信贷、房地产开发、小区建设、企业破产、兼并、改造、股份、转包、拍卖、优化组合、合伙经营、土地承包、买卖、租赁、劳资供应、集资提留、计划生育和党群干群矛盾纠纷明显增多，各种纠纷不断涌现。其中，涉及土地承包、征地、拆迁补偿、劳务、债权债务和医患等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要内容的纠纷数量大幅上升。这些纠纷涉及面广，利益主体成分复杂，还存在群众恶意上访的现象，把矛盾转嫁到社会、政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三）从纠纷内容看，矛盾纠纷呈现出繁复、持续和反复的特征
民间纠纷的内容也由以往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婚姻、继承纠纷或邻里之间简单的侵权、债务纠纷，发展为合伙投资纠纷、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安全事故纠纷、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纠纷、物业管理纠纷、拆迁征地纠纷、村务纠纷等等。许多矛盾纠纷同时涉及民事、经济、行政和刑事方面的内容，还夹杂着当事人的合法与不合法诉求，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过去，民间纠纷以家庭琐事以及债务纠纷居多，大都通过居委会或村委会调解解决。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加大了法院的压力，司法资源也不能够合理利用。
二、社会矛盾中解决的现存困境
（一）受制于“诉讼爆炸”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诉讼爆炸”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据有关研究：平均大约1%的经济增长，会带动1.6%的案件增长”。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其实并不足为奇。从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法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这同时也加大了法院的压力，因为大多数的人们心中用法律维权的途径都只是停留在到法院提讼，法院的案件就越来越多，产生了现在愈演愈烈的“诉讼爆炸”现象。“诉讼爆炸”的现实危机使纠纷无法迅速得到解决，不利于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会导致法院压力过大，解决纠纷效率不高，难以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二）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
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我国民间纠纷大多通过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的方式解决。这被称为“东方经验”，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所借鉴。但我国持续多年、经验丰富的调解制度似乎越来越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有统计数据表明，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总数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总数，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现在的1.7：1。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案件内容的日趋复杂化，人们开始怀疑调解的效力，更愿意相信诉讼的效力。但繁多的案件反而会降低司法活动的工作效率，是对诉讼资源的变相浪费。人民调解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
（三）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
我国纠纷解决方式多样，但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另外，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加强，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如人民调解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比较规范，组织化程度也比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但是有些则是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
三、新时期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立法使我国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法可依
伴随着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传统人民调解制度与时代脱节这一现象凸显反映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的不足。我国虽制定并通过了《人民调解法》，但是该法在社会实际实施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不足与欠缺，面对解决日趋复杂的各类纠纷的需要各类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应运而生，另外还有许多非诉讼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以及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但对于各类制度的详细法律规定和各类制度间相联系的法律法规比较缺乏。为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规则可循，应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可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同时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制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法。做到在实体上，应该包括行政调解的范围、有权进行行政调解的主体、调解的原则、调解主持人的任命和权利义务等；在程序上，要规定调解的开始程序、准备程序、调解程序、保密或公开程序，以及调解协议书等，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有效衔接。
（二）积极探索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促进社会多元化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问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逐步地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逐步转变，在法院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周围建立多种形态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充分借鉴西方先进aDR模式经验，结合国内社会、经济、司法发展实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情报信息网络。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定期通报。二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分析反馈机制，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治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发展动向，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纠纷分流机制。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积极发展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当然也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三）预防为主和就地解决
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应依靠发动群众，消除隐性矛盾。如在农村里通过信息员每月两次摸查辖区中的矛盾纠纷等不稳定因素，及时掌握涉及可能影响稳定的情况。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及时消除矛盾，解决纠纷，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构建群防群治的组织网络，确立了一整套成熟有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组织网络，在每一个镇、每一个街道设立“解决纠纷服务中心”，村、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解决纠纷服务中心”传达，以便抓“早”抓“小”，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早发现早解决。当然也需要强化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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