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认识篇1
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误区之一，是忽视了自然资本的稀缺性以及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在主流经济学的潜意识中，并不认为自然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本或者是可以无限供给的，或者是稀缺的但可以被技术所替代的。
然而这两个基本假设并不能得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支持。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自然资本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稀缺对象；另一方面，自然资本的稀缺并不能被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替代。例如，今天的石油开采不是被人们的开采技术所制约，而是被地下石油储量的不足所限制；今天的捕鱼产量不是被捕鱼的技术所制约，而是被渔业资源的不足所限制。
从主流经济学思想出发，就会导致如下常见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把自然资本看作是免费的，因此经济发展战略不需要对它们有特别的考虑；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非但不需要扣除自然资本消耗引起的损失，反而可以把自然资本的消费看作是经济收入；在国际贸易中，把低价出口自然资源或初级产品看作是国家的竞争力；等等。
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误区之二，是认为经济发展的物质规模是可以无限增长的。例如，城市发展的空间占用被认为是可以无限扩张的，国家发展的资源占用被认为是没有规模限制的。这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宏观物质规模可以粗略地用人口数量乘上人均资源使用量或乘上人均污染排放量来表示。
然而，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念来看，由于经济只是外部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而生态系统的容量是有限的，因此宏观经济的物质性增长也是有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
是否承认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限制的，也导致了发展政策的严重差异。例如，在应对我国电力短缺的政策思路上，从物质规模可以持续增长的思想出发，就是多建电厂。这种基于在供应端做加法的解决方法，导致了大上电力项目的恶性现象。
经济学的认识篇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本回忆录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据陈锦华的回忆，撒切尔夫人当面对邓小平和都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给陈锦华打电话，希望他们从理论上解释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开会。当时有人提出，发明“市场效率概念”的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还写过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或许能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显然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在书中，赵启正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的过程。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赵启正最有意思的观点是：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八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这八个字的内容是，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现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他把“浦东经验”带到了重庆，并有了新的发展。
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在应对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在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对市属国有投资集团“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个不”；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我们不妨把“五大注资”“三个不”和“三大平衡”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是“重庆经验”的“第一法宝”，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重庆很大，山路很多，交通不方便，为此重庆启动了“八小时重庆”计划，大量修路，力图在八个小时之内到达重庆的所有县区。“八小时重庆”的建设，就运用和发展了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黄奇帆副市长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司，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壮大国有净资产，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和吸收民间资本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公有存量资产也注入国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八个国司之一注资，这既用活了公有资产，又可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Bt(Buildandtransfer,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司也可以很快回购。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进行Bt，三年后重庆城投就将之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7000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同时，黄奇帆副市长还把公益性国有投资公司的税收返还给它们，进一步壮大国有净资产。
可见，“五大注资”的实质是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土地储备收益是“五大注资”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土地财政”。但国债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则是重庆独特的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国有资本。我认为，“五大注资”的理论含义十分深刻，它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不是国家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的经济，而是国有净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运营增值的经济。
我们还可以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五大注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美国保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觉得这种买坏账的方式非常不公平，认为这是用老百姓的钱来救那些华尔街银行界的富人。更重要的，如索罗斯指出的，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7000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84000亿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7000亿。当然，保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当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国有股占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我们主流思想一般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保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他希望救市方案的时间是两年。但是，现在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这个模型是在1932年12月建立的，当时也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也说只有两年，但实际上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才度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种形态就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不久前，中司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清华作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的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资以后，原来私人股东的股权就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经济学内容。
黄奇帆副市长总结的“三大法宝”的第一项――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19世纪《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自由党。米德继承了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HenryGeorge)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就来自亨利・乔治。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这一方案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实行，香港因此就成为“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实验地。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邓小平还接见过他。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让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享受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其最高值在2000年。当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2000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8000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期待的发展。
经济学的认识篇3
接着，由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所提出的另一个经济学概念经纪人，则是在全面研究西尼尔的理论后，再加上由斯诺提出的的“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的思想所提出的。经纪人这个概念，其实是一种人的经济动机，它源于人类活动中的各种动机，并抽象出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动机则是使个人打饿财富最大化，它收到两种制约：一是悠闲的实际收入；二是对闲暇的喜好。经济人这一概念，成为了之后欧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以其为最基本的前提，推导出了之后的一切经济学原理。穆勒根据经济人这一概念，他认为，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一门抽象的科学，是因为，在认识经济现象的方法上所采用的方法是抽象的演绎法。
第二，经验论的拥护者主要有两派：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他们认为，探究经济想相背后的奥秘或联系，以及构建一种经济理论的方法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应该是经验归纳法，并以此发展成为经济学的重要派别。还有，他们认为，本国经济的特点和具体的发展过程，经济认识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这两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有机发展的整体。不能只关注要关注科
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特点，更要关注对经济的发展起形象作用的因素，如：政府的调控政策或者不同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
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体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的。
第一，概念的本身就是抽象的、片面的，这种概念却是却是古典家具学派理论的基础。如，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其首要基石是：利己主义。这样其他因素的作用就无形的被他们所忽视了，所以他们“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1]
第二，历史学派批判古典经济学派从错误的抽象的概念出发，在经过演绎来推导出基本的命题并把这些命题作为经济规律的理性演绎过程，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
第三，历史学派批判古典学派的理论推导过程，历史学派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论证过程也是建立在这种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片面的方法之上的。所以，这种理论是绝对的、片面的“绝对主义”或者“永恒主义”。
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世间万物，包括经济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特定的不变的演绎法是不能揭示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的。相反只有通过归纳法才能做到。在罗雪尔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他指出，“不愿意把某一套行动的法则强使信任我们指导的人接受。我们的最高奢望是使我们的读者们，在不受任何世俗权威的影响，公正地权衡了一切事实之后，多少能为自己发现这种指明方向的法则”。[2]
在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上，经验论和先验论，这两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在认识论领域的分别体现，是哲学中的认识论部分发展的历史过程两大学说。经验论者认为，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源。不过，它片面地夸大经验或感性认识的作用和真实性。贬低甚至否定理性认识的作用和真实性。而先验论者则认为，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和天赋知识，或存在着虽非生而有之但决不依赖任何经验的先天概念、范畴和先天知识。由此可见，两者都是各执己见，分别发现了认识事物过程中的单个的方面。然而，不管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都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的基本的思维方法。两者各司其责，并且他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首先，演绎和归纳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归纳为演绎提供基础和条件，从一般推导出个别，就必须要以归纳所获得的经验作为其出发点和一般原则。而归纳要从个别概括出一般，演绎又可以对其进行指导，并以此检验归纳的合理性。
其次，演绎法和归纳法相互补充，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互为转化。在认识世界的思维运动中，二者都不能单独的去认识世界，各有各的局限性，两者必须结合。归纳法，要通过演绎将归纳所得的一般结论推广到未知的事物的认识上，并用这些认识来检验一般结论的准确性；演绎法，要将演绎所得的个别结论与事实对比，并经过新的归纳来检验、修正。在对经济活动的认识中，就必须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并对其进行发展。
欧洲哲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以及规范主义，这两种学说也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有着重大的影响。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自然科学家们认为，实证主义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标准，他们要求认识要具有确实性和实证性。法国哲学家孔德，在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认识的实证主义原则。他认为，由观察和实验得出的经验理性，这种经验理性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和源泉。他说：“真正的实证的精神用对现象的不变的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所谓原因（不管是近因还是第一因），一句话，用研究来代替为何。”[3]这就是孔德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认识只在经验之内，不在经验之外。
库恩的科学哲学，则是规范主义的代表，他的观点与实证主义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他认为，科学哲学找出在科学研究中所通用的方法，这种通用的方法指导其他科学家进行研究和发现认识的规范。不过这种所谓的认识规范，在库恩的理论中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但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叫做“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说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的共同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
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最早也是在认识论的领域提出的。后来由哲学领域延伸到经济学领域。两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之间则开展了经济学上的争论。用实证分析的观点来看，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的身份下，是不能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而且，经济学也不能用来补充经济认识。西尼尔则更进一步地认为，经济学家就根本不能提出任何经济认识的政策性建议。
其实，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的，是社会的主体：也就是人类本身。也不能脱离社会和在具体社会中的价值判断。所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所以，主张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们，想当然的假定资本主义经济是合理的，这个假定，是具有前提性质的价值判断，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在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中，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这两种方法是不可分割的，这两种分析方法应该紧密结合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认识方法论的背后，都是哲学认识论的方法。不论是实证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还是理性演绎法以及历史归纳法都有其背后的哲学理论支持。这些都是欧洲经济学认识方法论的哲学背景。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经济学的认识篇4
面对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人类认识到必须改变传统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指导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武器。作为发展之路的艰难探索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有着鲜明的“新”、“维”、“度”。
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新”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实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都是真理。然而，有些地方或部门片面追求GDp增长，把物质利益或财富、金钱的获得看作是发展的标志、政绩的标准，而无视在资源和环保上的代价，忘却了GDp的增长是为了“人”。当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公平现象，相反，却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当前，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加速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但这个“总体”实际是一个平均的概念，在这个平均的背后，还掩盖着许多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也就是说，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不是建成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会。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广大人民既应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享有者，也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享有者。所以，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发展指向：“以人为本”。也就是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当然，“以人为本”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断言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因此对非人类实体的关怀仅限于那些对人类有价值的实体。相反，“人本”意味着不“以神为本”，或“以自然神为本”；不“以官为本”，或“以上为本”、“以权为本”、“以管理为本”；不“以钱为本”，或“以生产为本”、“以GDp为本”；也不“以大自然为本”，或“以生态为本”。可见，“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也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认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协调，人虽居于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决不意味着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不守自然规律而随心所欲地驱使自然，安排自然，而要求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走信息化、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文明之路。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人类中心主义滑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显然，“以人为本”体现了二者的平衡，体现着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真理性把握的智慧。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之“维”
首先，“全面、协调”体现了“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事实表明，如果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不顾及其他，那么就必然会引起生态、社会等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这是因为事物间存在普遍的物质（包括质量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相互作用。就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参与相互作用之事物的物质和信息结构的改变这一情景来看，凡是相互作用过程都必然会伴有价值关系发生，因为价值关系存在的范围、相互作用存在的范围与事物(包括物质的和信息)存在的范围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而世界更是作为普遍联系着的统一体存在的，也就是说，价值现象绝不仅仅存在于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的主客体关系中，它乃是一切事物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价值范畴重新界定，也就是价值是事物(物质、信息，包括信息的主观形态———精神)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实践已经表明，把价值存在的范围限定在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的主客体关系的领域是一种片面的理论，仅仅在人的世界里无法找寻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的答案，更不用说生态环境问题的答案。但不可否认，自然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和社会的价值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价值作用决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多向的，并且有正价值、负价值、中性价值之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把握各种价值关系，全面考虑各种发展中的价值因素，进而真正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发展的价值诉求。同时，我们还要协调各种价值关系，统筹各个方面的发展，力求实现正价值，避免产生负价值，以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总之，“全面、协调”发展的含义是强调在社会整体发展上，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价值的前提下，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荣，维护生态平衡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和目标之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各项重大政策和规划时，要始终注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始终注意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各种要素的协调发展，一切以促进“人—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全面发展为依归。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人类对发展的真理把握的巨大进步。可持续发展观的认识过程，可以说是对时代所传递的人类发展安全的价值真理的认识过程。
真理是人们对事物的存在、变化、发展的度与规律等本质规定的把握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又是一个信息活动过程，它是对认识对象的“度”与规律等本质规定的信息度的把握。真理信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体，是实现了的信息的质与量之度的统一，是事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在实践中实现了的辩证统
一。时展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表明，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是对生存的完善和促进，但超过这一限度，发展就反过来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这个“度”既包括发展规模也包括发展速度，映射在自然界，就是地球生态系统吐故纳新、自我修复的能力范围，也就是生态阈值。生态阈值是客观存在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
实践证明，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与仅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既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更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发展的真理表明发展必须保持地球的负荷能力，保护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减缓非可再生资源的衰竭。总之，“可持续发展”表明了发展观对人类整体与长远生存安全的关切。
因此，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发展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实施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发展循环经济等工作，这些都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真理对我们的实践要求。
三、“生态规律”：科学发展观之“度”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积极的、求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它更加强调发展要“好”字当头，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发展的科学之度其实就是在发展进程中强调发展的生态伦理，遵循发展的生态规律。
质、量与度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1〕（p313）“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1〕（p314）这是因为变化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度是和规律范畴一样的范畴，认识了一事物的度也就是一定程度上认识、把握了规律。所以，对科学发展的生态规律之度的把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人们掌握真理的关键是一个在实践中把握事物存在发展变化的“度”的问题。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p47）因此，人也要按照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时候，能够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维护自然，在充当生产者的同时又具有维护者的主体地位。
正如彼得·弗莱布所说，科学家现在知道人与动物分离的断层并不像从前那样，任何对人的独特性的定义显然只是基于程度上的差别。这样，生态伦理要求我们自觉认识人的“度”在什么地方。所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重点，体现在对“生态伦理”的科学认识。
人之“度”要求我们敬畏自然。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已极其发达，人类已经具有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许多人自然地产生了无须敬畏自然的思想，甚至有人蔑视自然。然而，我们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倡导敬畏自然。这是因为，在大自然面前未被我们人类探察和认知的领域太多了，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不可否认，对于无限的宇宙、自然，人及人类历史是有限、有“度”的，或者说人类掌握的真理永远是相对真理，在绝对真理面前，不能不有敬畏的前提。
然而，“敬畏自然”的“人之度”要求我们不能“回避”矛盾，更不是“无为”和“消极怠工”，而是一种“从义出发，利以义取”、“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态度，要节制和规范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的不当和失范行为。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本质上重新审视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复杂关系，树立新的价值观，以全新的生态思维方式，重新调整人类的行为模式和实践活动，促使人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根源于、服从于生态环境系统，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有序、协调、健康、持续的发展。同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保护、尊重和发展生态，合理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
当前，信息化、工业化、生态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我国的“三化”融合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面对信息化的发展历史机遇，我们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生态化三者的融合，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加快实现和谐社会的历史选择。
总之，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理性认识，一个国家和地区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只有正确的意识被付诸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变为创造世界的现实力量。为此，我们应该真正领会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从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新”、“维”、“度”。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认识篇5
第一个误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
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识不全面的最多的就是把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就应该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确认识的一道选择题中，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经济的有38%。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呢？这就要引导学生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去认识。
从理论上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由公有制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又决定了我国不能只有公有制经济，必须容许和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从实际上看，我国现在的工业主要是国有经济，农业主要是集体经济，但许多小商品生产和销售都是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销售，基本上都是非公有制经济，这就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是不可缺少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否认非公有制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存在和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共同组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个误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经济，就是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认为现阶段发展经济就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学生并不少，主要是他们只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没有看到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在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能否定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
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理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走出这一误区的关键。
首先要引导学生理解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经济形式，都可以平等地竞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不能理解为在生产力不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其次要帮助学生理解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基础。从经济制度性质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阶段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能理解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经济就是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第三个误区：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矛盾的
认为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矛盾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主要原因是他们只看到两种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对立，没有看到他们是相互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在一次课堂教学讨论中，笔者组织了一次辩论。围绕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统一的还是矛盾的开展辩论。在辩论中，学生联系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单一地把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认为发展经济就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片面的。
经济学的认识篇6
前言
自我经济意识应该是一个成年人真正与社会接轨的根本认知，只有具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相关知识，才能真正适应社会、进行生产、获得创新的能力。然而，我们当今的高中学生在巨大的学业压力之下，很大一部分忽略了基本社会生存常识的学习和培养，这将有碍于大学阶段以及投身于社会生产活动的健康发展[1]。因此，我在阅读一定量的参考资料基础上，首先对自我经济意识的概念进行了简要叙述，并在此基础上谈谈关于高中学生自我经济意识培养的途径，希望与同学、老师以及学者们分享探讨。
一、自我经济意识的内涵简述
自我经济意识即人们对于经济现象具备主动的观察与分析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从事与自身发展相关的经济管理活动，进而获得基本的和创新的经济发展规律[2-3]。从基本概念我们可知，自我经济意识囊括了观察、分析以及管理、发现四个主要环节。从高中生的角度出发，自我经济意识的培养首先在于观察，观察即开始下意识地发现和认识身边的经济现象，考虑事物或者事件的经济意义；其次在于分析，分析即观察基础上进一步认识身边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再一个在于管理，管理指高中生从家庭生活入手有意识地从自身做起推动经济活动的高效发展；最后在于发现，发现属于更高层次的自我经济意识水平，本质在于发现与创新经济规律，可归于科学研究范畴。高中生的自我经济意识培养应遵循该定义的基本道理。
二、高中学生如何培养自我经济意识
在认识自我经济意识的基本内涵基础上，我立足于目前高中学生的自我经济意识发展情况，在遵循高中生时间与能力水平的原则下，提出几点自我经济意识的培养策略，具体如下。
1.有意识地关注自身生活的经济问题
有意识地关注自身生活的经济问题，培养这个习惯，会产生许多衍生的疑惑，通过向老师询问、查阅资料等途径能达到逐步提升自我经济观察能力的效果。例如，在观察教室环境时，我们能发现教室里有很多的物品，包括粉笔、课桌、黑板、窗户、课本、文具等；善于思考的同学就会开始疑惑：这些东西是谁生产的呢？怎么生产的呢？为什么生产呢？会不会出现人人都想花钱买不想劳动的情况？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通过查阅资料和询问老师、家长，即可认识到市场、社会分工的产生与发展规律。又如，在超市观察到，“旺旺大礼包”的价格比每一样产品单卖的总价要低得多，为什么呢？此时已经具备基本的市场经济意识，可能在相关资料基础上就可得出“捆绑销售”以及“规模效益”的理论。总而言之，有意识地关注自身生活的经济问题，是培养自我经济意识的重要基础。
2.着手管理学习与生活中的经济活动
高中生一般不具备经济能力，许多学生也正因为这个因素认为经济意识不重要，其实不然。经济管理能力应该从基础着手，高中阶段是成年的过渡阶段，开始有意识地管理经济对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自我管理能力至关重要。我认为，为了培养自我经济意识，高中生首先对自己的生活费或者零用钱进行管理。首先，认识经济来源；其次，充分认识自身的消费活动和结构。例如，某高中生月零用钱100元，100元购置自己需要的文具还是购买书籍、衣物，这样消费对自己有什么益处，是否能满足自己接下来的学习与生活需求，应进行一个长期的经济规划。总之，只有认清自身的经济收入与支出关系，并有意识地提高金钱的使用效益，才能为自我经济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础。
3.主动学习经济理论并与实际相联系
经济理论是高中生自我经济意识培养的相对高级阶段，在具备基本的经济观察与管理能力后，应进入经济规律的总结阶段；在该阶段基础上，还需与实际相联系。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捆绑销售现象，从经济学的理论规律上看，通常是企业共生营销的热门策略；其主要通过企业内部不同产品的合并销售方案、不同企业的合作等途径达到相互推广、扩大销售量与市场并进而实现共赢的目标[4]。可见，在认识、实践基础上，还需要再认识、总结才能真正完善自我经济意识体系。
经济学的认识篇7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和创业不足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界也在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探索有效破解问题之道。但教育界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更多地归因于外部因素和客观因素，而很少从大学教育自身内部去深刻反思。其实，大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滞后是导致其就业难的深层教育根源。
一、大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促发了人们经济意识的空前觉醒和不断高涨。这一巨大变化必然要求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必要的经济教育，使他们具备基本的经济素质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知识和能力。然而，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现状和问题令人困惑和担忧。
(一)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现状
目前，在我国教育界，对于经济教育普遍重视不够，各级各类学校至今未开设专门的市场经济教育普及课程。而中小学学生仅有的少量经济知识教育，也是在初中的社会课和高中的思想政治课中学到的。当前经济教育内容从总体看过于宏观，离现实生活相距较远。教学过程中又特别侧重知识传授，学生对教育内容的学习亦仅限于死记硬背和应付考试。大学阶段主要在思想政治课中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公共必修课，除了经济类专业外，其他专业的经济类课程则以选修课程方式设置，门数很少，而且学生选修也多以完成选修课学分为主要目的。
反观发达国家，对于学生的经济教育是非常重视的。美国、韩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都将经济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或独立设置课程，或者在相关课程中列出。如美国的家庭和学校从小就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理财教育。在1960年，美国就设立了专门的经济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和指导学生的经济教育。在高中阶段的经济教育中，设置了独立的经济学课程，具体内容包括经济学基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度量方法和社会管理目标等六大方面。再如，韩国的中小学经济教育内容都体现在社会课教科书中，以高中为例，其社会课(i)、(ⅱ)两个部分内容共计15个单元172个方面，内容全面且非常具体。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大学阶段，各个大学开设的经济类课程门数很多，学生也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难看出，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非常落后。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不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都缺乏对学生进行经济知识的普及教育和经济能力(包括创业与就业能力、理财能力等)的培养，致使教育应有的经济功能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我们的教育在个体层次要求上甚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背离。反映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把经济教育划入社会课或思想政治课，使经济教育从属于政治教育或德育，这种课程设置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二)轻视经济教育导致大学生经济素质严重缺乏
学生经济教育落后导致大学生在经济意识和创业能力等方面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一是经济意识淡薄，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学生的经济素质明显落后于西方，大学生的经济意识与国外大学生相比至少落后3年以上，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高中生的水平。我国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消费现象，甚至千奇百怪的消费方式也闯入了学生们的生活，如：“红色消费”(生日大操办、考试宴庆)，“灰色消费”(泡网吧聊天、打游戏)，“黑色消费”(吸烟、喝酒甚至)等现象。学生在校或毕业参加工作后，仍然成为“啃老族”、“寄生族”或者“月光族”。这些现象的出现暴露了我国学生经济教育严重不足，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和理财意识等，直接导致了许多“大龄婴儿”的出现。
二是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没有很好地树立起来。尽管学生从小就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和冲击。但由于我们现在的教育过强的相对独立性，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学生很少理解和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活动，致使学生根本没有树立起正确的致富观念、财富观念、金钱观念、消费观念和理财观念。然而，大学生又是敏感群体，极易受社会环境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由于法制建设滞后等种种原因，特别是缺乏对于国民进行必要的市场经济教育，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日渐膨胀，一些人奉行一切向“钱”看，把赚钱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这种思潮对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和冲击。现在很多学生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金钱经济，人生价值的实现就是以赚钱多少为衡量标准，“唯钱论”思想也在校园内日益流行。
三是缺乏创新精神，缺乏创业致富的理念和就业能力。不可否认，造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的教育轻视甚至忽视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致富和理财能力培养，以及金钱和消费观念等一系列经济素养的培育。经济教育缺失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创业不足问题的深层次教育根源。大学生经济教育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要，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就业能力不足，择业观念落后，造成毕业即失业，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许多大学毕业生迷恋城市舒适生活，不愿到农村就业，不能做到勤俭节约和合理消费，正确的金钱观念和理财意识缺乏；一些学生鄙视吃苦耐劳、勤劳致富，有的甚至梦想一夜暴富。所有这些，无不说明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落后的事实。这也正是许多学生无论在校还是在离开学校后，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生活和社会改革发展需要，有的甚至发生价值观突变、陷入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大学生经济教育滞后的认识论根源分析
目前在我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于经济教
育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误区。误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认识根源。
(一)传统教育本质观导致轻视经济教育
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仍然坚持传统的教育认识论。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塑造理想的人、纯粹的人和脱离现实生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总之就是要培养塑造出不受社会污染的、纯洁高尚的，甚至祛除了私心杂念、七情六欲的“圣人”、“真人”和“完人”。在此认识基础上，一方面，把教育仅仅看做是一种认识活动，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地“追求真理”的人，甚至不惜“朝闻道夕死足矣”。进而又把教育等同于知识教育，把知识视为客观、普遍、永恒的真理而加以灌输和传授，故此，教育完全可以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研读书本知识。这种专一、“求真”的知识精英教育，必然导致教育实践中注重文本知识的传播，而不是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把教育仅仅等同于德性教育，曲解“德育为先”的思想，把“德育为先”变成了“德育唯一”。同时，受上述教育认识论的影响，秉承着“知识即美德”，又把德性教育仅仅等同于知性德育，变成了道德知识的灌输和传授，德育成了苍白无力、缺乏实效的道德说教。
(二)传统教育价值观对经济教育的排斥
传统的教育价值追求锁定在价值理性的灌输和塑造上，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人为地割裂开来，试图以价值理性取代或者遮蔽工具理性，甚至把工具理性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防范和压制，而不是在承认并充分发展工具理性的同时倡导和谐价值理性的培育。传统教育在处理道德与经济关系上，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甚至把道德和功利人为分割、对立起来，主张“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培养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圣人君子”。这种教育价值观割裂了人性的物质欲望和精神价值层面，致使伦理道德压抑甚至灭绝了个人物质生活需要和致富欲望。令人叹惜的是，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和高涨的今天，我国的教育仍固守着这种已不合时宜的重义轻利的教育价值传统，无视生动丰富的经济生活对教育的需要和挑战，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坚持着“学而优则仕”传统下“止于至善”的古训和学做“圣人君子”的陈旧观念，羞于言商，耻于谈钱，“驼鸟心态”坚持到底。殊不知，无视或者逃避并不能否定问题的存在，更不能解决问题。大文豪萧伯纳在《巴巴拉少校》前言中说过：“告诉孩子们‘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就是教他们学习最厚颜无耻地撒谎，教他们最虚伪地堕落。”德育的实效性差与我们不能正视经济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能很好地处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直接相关。其结果必然是教育的经济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德育的效果也不可能彰显出来。正是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导致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长期得不到重视和有效的实践。
(三)对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存在误区
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对经济的过度趋附与社会的过度亲和使当代教育迷失了自我，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导致“教育祛魅”。笔者认为，这种批判或担忧在教育管理和运行层面上看，似乎是有道理的。的确，我们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质欲望和现实利益追求合理化，人们的经济意识空前觉醒，致富欲望高度膨胀，传统的义利观被彻底打破。如果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空前的，那么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观层面上。由于市场经济排挤着行政权力和道德情感调节经济的传统，引入法律手段和竞争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呈现出法制经济、资本经济和理性经济等明显特征，传统的“以义制利”的道德与经济关系转变为“以法制利”的法律与经济关系，使得工具理性和法律成为整个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运行的动力和基本的调节规范。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经济教育，加之价值理性并没能跟上人们工具理性膨胀的步伐，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对传统计划经济改革中摸索前进，相关法制法规不够健全，致使人们长期禁锢着的经济意识和发家致富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脱缰的野马突然爆发，导致产生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提高，然而人们尚未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出现了一些信仰危机。经济的快速转型与社会文化价值系统重构滞后的矛盾是造成价值观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对于传统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挑战，人们不是考虑如何改革传统教育并积极开展必要的市场经济教育以主动应对，而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大加责罚，批评这是市场经济的所谓“功利原则”的消极影响和负作用，把一切罪名都推给了市场经济，使它成为万恶之源、众矢之的，其实，市场经济原本应是理性经济、法制经济，是诚信守约的道德经济，是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人们对市场经济产生的认识误区，在市场经济观念上的错误，乃至对市场经济对教育影响的过分指责和担忧，恰恰正是我们的经济教育严重落后所致。
三、破解阻碍经济教育的认识论难题
现实是残酷的，抱怨或者逃避都无济于事，但挑战往往也是和机遇并存的。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加强学生的经济教育，是教育改革不可回避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思想和理论上大力破解阻碍经济教育的认识论难题。
(一)大胆解放思想，转变教育观念
倡导和加强经济教育，必须突破传统教育认识论的局限。首先，教育不是培养抽象的“完人”，不是抽象的“人”的教育，教育的对象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那种脱离实际生活的、从抽象的完美无缺的人的形象设计出发而展开的教育，只能培养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或者神性“完人”，绝对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现实生活着的公民。那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花瓶式”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必须终结。其次，教育也不仅仅是德育，“德育为首”或者“德育为先”并不是以德育压制或者。排挤其他教育，更不能“德育唯一”、人文价值教育“独霸”。再次，知识教育不仅仅是为认识而进行知识教育，不仅仅是为知识而求知，不仅仅是为求真而求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的认识论，认识是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并为了实践的。认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求真，而是为了实践，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发展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关于脱离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认识与实践必须结合起来，科学知识和科学真理并非“价值无涉”，把科学与生活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无视活生生的现实经济生活基础，这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我们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大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处理好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求知与求职相结合的问题。
(二)破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的魔咒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在认识上逐渐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人为分割并对立起来，这个魔咒一直在折磨着当代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也深陷这个魔咒之中，我国学生经济教育的最大阻力就在于此。一方面，在观念上坚守传统教育观念，认为教育主要在于价值和精神层面的培养和引导，虽然我们也提倡培养物质与精神、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尽管这种理想人的形象设计并不否认工具理性的价值，但思想观念上却更重视价值理性的引导，如学“做完人”等提法，主张“先做人后做事”，人为地把“做人”与“做事”割裂开来，甚至极力推崇价值理性，而压抑、否定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理性的培养。另一方面，对于工具理性还存在着深深的顾虑或忧虑，这主要体现在惧怕工具理性泛滥或者膨胀会吞没价值理性上，造成整个社会价值沦丧、精神颓废。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回避经济教育，绝对不能无视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理性对于人的生存发展、对于社会物质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作用。当然，因为我们所建设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也不能重走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膨胀、僭越价值理性的老路。
破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的魔咒，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承认且充分发展工具理性，并以普世的伦理价值导引工具理性，使二者达到真正的和谐融洽或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各自僭越、彼此排斥，甚至互相吞并。工具理性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要求，是压制和否弃不了的，重新回到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以义克利”甚至“灭人欲”的做法，或是像康德那样武断地设定实践(道德)理性优越于其他(理论)理性，都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象一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所提倡的以工具理性否弃价值理性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转变把身与心、物质与精神等人为分割、二元对立的认识，承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的存在合法性，认识到二者并不必然对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能够和谐共存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压制，而在于恰当的价值教育和引导，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工具理性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健康运行。这才是我们的应有态度和合理选择。
(三)克服“鸵鸟心态”，勇于面对挑战
经济学的认识篇8
关键词：《哲学的贫困》；主流经济学；基本方法
中图分类号：F0-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72-04
1846年10月，蒲鲁东（1809-1865）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蒲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次年7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在书中系统分析了《贫困的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错误，深刻揭露了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历史起源的无知，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斗争伟大意义的无知。马克思认为事物是抽象的起点，逻辑范畴是抽象分析的结果，抽象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离不开事物本身与逻辑范畴对立统一的两极。历史的东西决定逻辑的东西，逻辑应与历史相一致这一重要的理论方法。正是在对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进行有力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经济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得到明确的展示，且影响深远。然而在当前，国内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研究中形式化问题突出，脱离现实的倾向比较突出，尤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更加暴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乏力。实际上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沿着“一乱一治”的怪圈蹒跚前行。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对此始终束手无策。因此讨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哲学基础，在今天看来实为必要。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困惑
纵观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结如下：
（一）似是而非的“科学化”
主流经济学片面认为数学才是一门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唯一原因，这实质上却是对数学最肤浅的认识。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充斥庞杂的数学表述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数学的滥用极大歪曲和亵渎了真实的科学主义精神。马克思关于数学及其应用有着精辟的见解。“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1]8但对于社会科学，比如“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8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1]8充满着人类活跃的意识和思维的社会科学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一切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因素都在这里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学本身是精确的语言，然而我们运用数学的具体过程中却不一定精确，甚至存在运用错误的危险。比如1+1=2，但是数字1或者2是否科学抽象了具体事物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经济研究中常见一些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比如，面对同样的一组数据，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数学只是一种研究问题的工具，工具总是服从于人的价值判断和知识结构。说到底，科学的形式与科学的本质绝不是可以混同的概念，忽视数学本质精神而仅仅在乎经济学的数学化形式的做法其实和运用计算机算命一样荒唐可笑。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目前成为时髦的把物理科学的公理应用到人类的生活上去，那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2]所以，科学运用数学无可厚非，但滥用数学恰恰背离了科学的实质。
（二）对现实问题关注的缺失
在所谓“科学化”完美形式的追求下，主流经济学与一切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立起来，使得主流经济学面对诸多现实问题却一筹莫展。首先，从经济危机的角度看，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经济危机就一直周期性地反复爆发。面对经济危机，种种反思却始终在形而上的思维中徘徊，危机的症结总给予牵强附会的解释，治理措施总是治标而不治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始终摆脱不了“一乱一治”的怪圈。其次，从自由市场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相信市场的威力，一切问题都会在市场中自生自灭，任何干预措施都只会加重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理论主张与无政府主义极为相似，然而现实中，却无可辩驳地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反证：在企业的内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计划却令人眼花缭乱，月度计划、年度计划、投资计划和管理、财务计划与管理、生产计划、销售计划等等。在全社会范围，二战以来的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中的行为越来越普遍，政府宏观调控已经司空见惯。不言而喻，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已经渐行渐远，理论的生命力正在遭到重创。目前，各种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马克思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在越来越强的程度上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再次，从全球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看，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与经济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economy一词本来意义即节约，然而主流经济学在“生产利润最大化”、“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假定下，一切预算约束和资源禀赋约束成为“软约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据英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2004年世界状况》报告说，目前世界上出现的消费势头不仅对富国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也无助于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近30年来，人类消耗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可利用资源。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学的本意即节约已经渐行渐远。
（三）知识结构、方法的封闭性和单一性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做出了这样的慨叹，即随着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极端贫困化的趋势。首先，其理论的知识来源渐趋单一和贫乏。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有大约140万学生接受了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学习，最为畅销的20本经济学教材基本都是新古典的，只有不到1%的学生使用的是非古典的经济学教科书。”[3]据南开大学贾根良教授的研究，“西方许多大学经济系的课程安排里，经济思想史已经从核心课程表中排除。在微观-计量模式的推动下，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们被训练成既毫不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更不关心周边的经济生活，而是沉溺于虚构的数学公式、‘鲁滨逊孤岛’、大炮与黄油的替代、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自由贸易神话等等，经济学成为一种‘智力游戏’。”[3]其次，片面追求形式的完美。主流经济学研究花费大量时间专注于如何构思一个巧妙的模型以描述经济，模型构建基本从一些假定出发，而事实上这些假定恰恰应该是经济研究不能回避的核心和关键，需要探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显著特点。由于经济是人造的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的社会系统，而不是处于真空中，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做试验，也不存在与假设前提相似的单纯社会，对经济学的研究远比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困难和复杂得多。简单的数学模型只适合于某些特定的时间里或特定的情况下。事实上，有些简单的数学模型背后蕴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在经济科学中要测量数学模型与现实经济现象之间差距的计算标准是很困难的。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怀疑的。原本是经济学母体的历史学、哲学统统被置于经济学之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正是主流经济学知识结构的单一和学科发展中的夜郎自大观念引发了理论本身的危机重重。
二、哲学的贫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陷于局限的根源
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各国，尤其是欧美主要大国居于主流地位，对我国的影响也客观存在。主流经济学研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基础正是其存在种种狭隘性的原因。
（一）论据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上的偏狭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哲学上的感性认识论和理性认识论是狭隘的，前者是机械唯物主义，后者则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可以说从西方哲学的构建之初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重看法：感性认识论者认为只有历史归纳法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唯一有效路径，他们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理性认识论者的关于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一切难题的批判之上，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只能从人类的认识经验中寻找答案，所谓的事实后面的本质问题是不存的，或者即使存在，凭借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也不能为人类所了解和利用,人类只能认识经验以内的东西，至于超出经验的东西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应该交给哲学家去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感性认识论者只相信经验的东西，强烈反对用逻辑和思辨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推崇备至，认为人类可以凭借自己高超的思辨和逻辑推理能力来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可以发现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不断强调人类要剥去感性认识虚假的外衣，用理性来审视一切，用理性来重估一切价值判断，这一认识方法甚至在西方哲学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在实验室里面模仿现实世界，进而建立模型来进行仿真，而只有凭借科学家的理性思维通过建立一整套严密的逻辑规则，运用数学的方法建构起一个个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把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可以直观的认识的问题，或采用局部均衡或采用整体均衡的方法进行求解。理性主义者只相信经过人类的理性加工过的东西，不相信感性的东西，从而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
由此，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论战，从哲学基础看，与160多年前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相比，丝毫没有新意，争论也没有更不可能产生创新和突破。主流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者和规范主义者在辩证运动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及形而上学的机械性造就了各自经济哲学上的痼疾，面临彼此的指责与不满却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就不难理解了。实证主义者的所谓客观的现实性事实上往往变成一堆僵化的随时可能陈旧过时的经验数据。弗里德曼具有极高的统计天赋，而且具有丰富的统计实践经验。然而统计数据往往是历史的数据，对于过去的经济情况进行总结和反思也许有准确性和积极意义，但未来经济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机械的参考过去的数据，最主要的是严重忽视科学逻辑的作用，怎么可能做出有价值的预测呢？事实正是这样。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有人能精确的测算金融危机或者其他经济事件，然而马克思却用唯物辩证的逻辑推理，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结论，1825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复爆发的事实对这一科学的逻辑见解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规范主义者沉溺于优美数理模型的构建，在数理符号的纯粹抽象运动中对所谓的理论沾沾自喜和孤芳自赏，然而，脱离现实的逻辑范畴与活生生的经济生活相去甚远，最终陷入“只开花而不结果”的唯心主义泥沼。
主流经济学的争论无果而终，历次的论战却始终走不出其共同的狭隘的哲学视域。客观而论，唯物辩证法能为实证与规范的真正融合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经济哲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实证的分析方法是获得资料的有效手段，使人类获得真理性认识的起点，但还需要人类对这些感性材料做出取舍，从中提升出对研究有用的东西，并充分发挥人类的认识能力，挖掘出事物的真正的本质，从而形成真理性的认识，用来指导实践。
(二)论据二：实证与规范分析方法的局限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里，弗里德曼认为，“在目前的西方世界里，尤其是在美国，在公正无私的公民间存在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分歧,主要源于对所采取的行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不同预期（这些不同，从原则上说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予以消除），而不是基本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因此,“人们对‘正确’经济政策的‘一致’意见,较少的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发展,更多的是有关实证经济学的进步。”[4]其实在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弗里德曼的“公正无私的公民”已经预先排除了个人价值判断的存在。弗里德曼始终认为经济学重在预测，经济学也应该是实证科学。弗里德曼的观点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大谈经济学只是实证的科学，另一方面却忘了自己疲于各种实证分析工作背后的目的性，他的一切关于政策的主张就没有意义，除非政策主张是没有价值判断因素的，但这可能吗？悖谬性显而易见。
萨缪尔森的观点与弗里德曼截然不同。他认为科学只是提供描述，最多的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他认为：“理论作为可观察和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的东西。”[5]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只是对经济现实进行的解释，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是否相一致也就十分重要。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这个理论暂时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和摈弃。不难看出，在萨缪尔森的意识里，事物总是可以划分出对与错，真与伪，萨缪尔森的辩证法水平又回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所深刻反对那种蒲鲁东式样。蒲鲁东所谓辩证法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6]87。但是这种辩证运动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6]88脱离事物本身的纯粹观念上的辩证法难免不能自圆其说，成为形而上学的悖谬。自然，这种哲学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也难免产生经济学中的悖谬。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是，倘若理论仅仅是为了解释不断变动的现象，那不解释之又有何妨？显然萨缪尔森不懂得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逻辑范畴要到哪里去的问题。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却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深刻的预见性――理论不仅在于揭示现实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
新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强调实证和规范相结合，认为经济学决不可能是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渗入价值判断。新制度学派缪尔达尔也认为实证和规范之间不存在鸿沟，经济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指出规范是实证的前提条件，规范分析为了更好的实证。他认为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完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完全脱离人们的意愿和希望,不可能检验经济假说的真伪。马克・布劳格也认为：“要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假装能这样做只不过是自我欺骗。”[7]上述三位的观点与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各执一端的信念明显不同，但规范与实证的所谓融合实质上往往流于貌合神离的“杂凑”。其中的症结依然在于未能深刻认识到事物总是在运动，逻辑的运动高于事物本身却又离不开现实基础。一句话，关于实证与规范无休止的争论如果没有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永远不可能有实质的一致结论可言。
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文献往往遵循以下的步骤：提出假设，构建模型，统计检验，得出结论。如果实证的数据完美无缺，或者说一组数据已经能够反映经济的状况，是上升或下降，是某一问题的解释性原因或者不是，那就够了，何必迂回复杂地用模型来说明？假设和模型的构建似乎变成为多余；如果基本假设和模型演绎真切符合现实和历史，模型能反映经济生活的本质，另一个矛盾又出现了，那么高度集中的的计划经济完全可以实现，因为既然模型能够囊括一切反映经济现实的变量，我们就可以依据变量的具体状况制定计划进行调节经济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也许从主流经济学一贯敌对并长期予以轻视的唯物辩证法那里能够得到答案。基本假设和模型构建运用什么样的抽象分析的逻辑方法？实证检验是否具有适应事物发展变化的灵活性？一个时期内的定量分析是否能代替其他时期的定量分析（即预测），定量分析能否代替定性分析？主流经济学在历次的方法论争论中都不能得出实质的进步，因为论战各方实际上都是在用同一种哲学上的狭隘反对另一种狭隘，即片面、静止和孤立地看待经济问题，所以争论无果而终没有什么可奇怪。
三、结论及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主流经济学的哲学缺陷是一个客观存在。这种缺陷的直接结果便是对经济现实解释与预测的苍白无力。无疑，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认真考虑基本方法，也即经济哲学的选择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它尊重事物，承认现实和历史，又不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辩证法运用科学的抽象分析所归纳出的逻辑范畴最终回到我们生活的现实，为人类实践的发展服务。因此它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也是经济学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尝试，改革的实践并非乏善可陈，一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均可上升为我们民族的经济学理论。借鉴西方智力精华和优秀文明成果固然重要，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矛盾，因此借鉴不等于复制和照搬外国经验，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以批判的眼光，本着严肃的学术精神对待一切经济学。
就经济学的方法论而言，根本的方法或者说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至关重要。不同意识形态的哲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是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中说服力陷于苍白的根源，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激动、挣扎和冲撞”[6]88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与规范依然犯着蒲鲁东当年的陈旧错误，实证并非真实，它实质上存在机械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缺陷；规范并非科学，因为它在追逐数理逻辑的严密的同时，严重忽视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哲学的贫困》发表已经过去160多年，但马克思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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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BasicResearchmethodofmainstreameconomicsinthewest
CHenKai
(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
经济学的认识篇9
能源经济学是制定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战略，国家、地区和企业能源战略的基础科学，其研究对象是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研究手段是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研究能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及现象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同时，通过解析能源科学的规律，研究认识经济学中一些趋势性规律的内在原因。它是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是能源科学与经济科学交叉而形成的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应用经济学分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以及目前兴起的气象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辅助作用。早在1991年，吴德春、董继斌即编著并经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能源经济学》一书，他们认为：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方式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能源产品的生产、贮藏和利用为其物质实体，以研究能源的经济性质及其作用为立足点；《能源经济与经济发展战略》的作者蓝田方认为：能源经济学研究的是与能源有关的经济问题，其目的在于促进包括能源工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能源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以与能源有关的经济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其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包括能源工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寻求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最佳”。英国能源经济专家迈克尔•G•韦布和马丁•J•里基茨认为：能源经济学关注的是能源资源的配置问题，和社会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能源转换问题；英国学者里查德•艾登和米查尔•波森那认为：能源经济学所关心的是能源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其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潜在的或实在的能源短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美国学者菲利浦•G•莱伯认为：能源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订能源政策，包括能源价格确定原则的科学。研究能源与经济的关系，首先需要对能源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要树立科学的能源发展观，要掌握能源的内在规律。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指出：能源问题一直是全球性问题，与世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要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国际社会必须处理好能源问题。传统上，我们习惯于将能源视为经济的一个环节，是经济体系的一个部门，对于能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缺乏基本的认识，不能把能源和经济放在一个完整的统一框架下进行思考和研究。面对能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无论在研究解决能源问题中，还是在研究解决经济问题中，我们常常希望寻求一种类似数学公式般的单一的简单方法来认识、理解和解释能源与经济的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将能源和经济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来研究，把许多相互关联的复杂问题狭义化，并人为地割裂开来，因事论是，局限一隅，缺乏一种系统兼容的考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常常使我们在面对能源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时，陷入迷茫。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对于能源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能源供应与能源价格的关系，能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关系，能源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能源也与每一个企业的经营，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愈发息息相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日渐将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能源经济是其中的关键节点。第一节能源的概念与特征能量的由来对于宇宙及自然界的能量究竟来自何方的认识，一直是决定人们世界观的基石。能量是怎样出现的？又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和演变的？最终这些能量又将去向何方？能量的过程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怎样影响我们社会进步和经济运行的？在研究能源经济学相关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对上述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认识能量和它的内在规律，将帮助我们认识宇宙万物的一些本质性规律，这些规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自然界中的诸多现象和规律，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现象的本质，以及普遍规律性的趋势。宇宙大爆炸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德温•哈勃从硝烟弥漫的法国战场回到美国，经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这位战前的篮球明星和拳
经济学的认识篇10
（一）关于演进经济学及其范式的一个理论说明
演进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研究经济行为演化的学科，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存在的学科（贾根良，1999）。演进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当代高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创新变迁状态，主流经济学无力解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实践的变迁势态；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认知科学、生物基因科学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理论、非平衡系统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的革命性进展，为一门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以及分析工具。演进经济学由此出现和成熟。
沿着schumpeter（1912）开辟的研究方向，15近几年来演进经济学在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制度变迁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比主流经济学，演进经济学还缺乏精致和清晰的数学推演以及严整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同样可以归纳出其独具一格的研究范式。
演进经济学的内核可概括为：社会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非均衡的演进状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时间不可逆。演进作为一种过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流逝的时间本质上是不可逆的，是单向的，是无法重复与试验的。时间不可逆决定了经济系统演进的路径依赖特征；（2）非最优与多样性。在各种高度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扰动下，经济演进过程是非均衡状态，演进过程无法实现最优解。另外，路径依赖以及随机因素扰动决定了系统中个体之间的期望、偏好、能力、知识存量和认知模式等都将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别，从而出现个体行为的多样性；（3）群体协同演进（coevolution）。生物学新的研究发展表明，施加选择压力并被生物所适应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概念，既包括变化着的非生命方面，也包括变化着的生命方面。生物个体及与之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都是其环境的一部分，相互作用的生物之间“协同演进”并彼此适应而非“生存竞争”，是生物世界的普遍现象。经济学家对演进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生态系统协同演进观是生物学类比的演进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与内核相对应，演进经济学的保护带包括：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备且非对称分布。这里的不确定性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才有了非均衡的演进状态的持续存在；这里的有限理性意味着对最优解的否定，意味着多样化世界的本貌；这里的信息不完备与非对称分布表明了个体的异质性以及信息（知识）分布的差异性，意味着经济个体获利机会的不同。
演进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决定了演进经济学对知识的应有关注及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实际上，演进经济学的最初发展是寓于schumpeter（1912）的创新理论之中的，演进经济学的成熟是与创新（本质上指的是知识创新）理论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新古典范式中被忽略或被内在排斥的关于知识的一些重要命题和原理，如知识创新、知识演进等问题在演进范式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二）演进经济学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遵循演进范式，经济学家们对知识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首先是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1.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与系统性。知识要素的复杂性、知识配置的特殊性以及知识作用于经济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知识创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中，这个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在schumpeter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就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16与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世界直接对应的必然是认知主体的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知识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和主观反映，知识创新是知识主体对不断演进、变迁的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机体的认识深化。
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不确定的知识创新属含着高风险性和高成本。知识创新的持续、顺利推进需要一种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分摊机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这样，就需要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各相关经济主体、各契约组织之间的有机协调、配套以及紧密合作，充分发挥系统效应。由此，才有了freeman（1987）、lundavall（1992）、nelson（1993）等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形成。同时，创新知识的应用、传播、扩散与检验也必须依托于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体系。总之，知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也即知识创新具有系统性，而且，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与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知识的不可逆性。这里所谓的知识的不可逆，是指知识所有者对某种特定知识的学习、获取、体验、应用必须在而且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时空状态下进行，不同的时空状态（这里所说的不同时空状态是种区间意义上的时空，是可鲜明地予以辨认和区分的）决定着不同的知识积累与知识存量，也决定着不同知识应用的不同效果。换句话说，知识的不可逆性是指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的实验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产生于知识主体对知识体验的时空性。这既包括同一知识主体在不同时空中形成的知识的异质性，又包括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异质性。
知识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企业知识的异质性。不同的企业知识，依托于不同的知识所有者以及不同的契约组织载体身上，具有实验意义上的时空性，也就是不可逆性，由此形成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之间知识的异质性框定了不同企业相应的竞争行为以及战略取向，进而决定了企业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竞争优势以及利润获取上的差别（刘刚，2002：第66页）。正是因为知识的不可逆性，nelson&winter（1982）、penrose（1959）、prahalad&hamel（1990）等才把企业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行为的基础以及利润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各自的经济理论研究。
3.知识的难言性。因为语言的抽象性和局限性，知识具有难言性。任何知识都含有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的成分，我们可以明晰说明的知识仅仅是人的知识当中可用语言交流的那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知识是难言的，这种难言的知识也称为隐性知识（polanyi，1962）。研究知识难言性的重要意义在于：（1）个体或组织的隐性知识是一种高度专用性的、难以转移的且难以模仿和替代的非竞争性要素，这意味着经济个体和组织具有是异质性；（2）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是难言的，如何把隐性知识转化为可以表述的、规范的显性知识而加以利用就显得相当重要；（3）隐性知识是难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计量定价的，需要一种特别的定价机制。
（三）演进经济学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
对知识性质的上述判断、理解与解释，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知识演进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演进经济学家眼里，知识演进机制就是知识创新机制，而关于“怎么做的知识”的技术的创新与知识的创新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演进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技术创新来展开的。在现有的文献中，有关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创新的动力源研究。schumpeter（1912）是最早研究知识创新动力源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认为，不论是在经济组织外部，还是在企业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技术，都是创新的源头，进而提出了“科技推动说”。schmookler（196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创新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也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要受市场需求的引导和制约。换言之，在刺激科技创新方面，需求比科技进步更重要，由此形成了“需求拉动说”。mowery&rosenberg（1979）则指出，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只是在不同产业中以及在创新的不同阶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区别，但是，无论如何，技术和市场都是创新成功的基本因素。对于创新而言，科技推动与需求拉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这就是创新的“双因素说”。
2.创新的契约载体研究。marshall（1890）指出，知识是生产中最有力的发动机，而组织则有助于知识的形成。penrose（1959）则直接把企业的本质理解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不断扩展其生产领域的机制，也即“企业是知识创新体”。在penrose看来，企业新知识的积累，就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把关联的和正式的知识转化为非正式程序化的富有针对性的隐性知识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逐渐形成了程序化的决策机制，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才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在penrose的基础上，nonaka（1994）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知识创造螺旋的动态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知识创新与知识积累过程被具体描述为四个知识转化模式，即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显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组合以及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等，这四个模式互为一体、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企业组织知识创新与积累的机制。
知识拥有状况框定了企业知识创新与积累的几率，进而决定了企业的成长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内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17其中，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关键作用的知识和能力被prahalad&hamel（1990）称为核心能力，企业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核心能力的积累及由此所决定的竞争行为或战略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nelson&winter（1982）的企业演进理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企业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表现为组织“惯例”，惯例框定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行动方式，决定了企业的竞争策略及其后果。同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样，表现为惯例的知识也是高度隐性、难以模仿和替代的。nelson&winter同时指出，惯例象生物进化理论中的基因，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惯例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惯例才具有生命力。
另外，teece、pisanoandshuen（1990）的动态能力理论则从演进的视点具体分析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更新等组织发展问题，这引起人们关于如何运用已有知识去开发新知识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组织学习理论就是对此的发展和深化。组织学习理论的基本命题是：（1）企业知识创新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2）企业内部学习的功能在于实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顺利互动转化，这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3）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高的创新技术而言，企业的外部学习也是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4）当代市场经济中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以经济网络为运营平台的。
3.创新的生态系统研究。考察创新理论发展史，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创新过程，大多数学者认为：（1）创新的过程遵循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这样一种线性的过程，研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之间以及与创新相关联的各类组织之间的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不是一种互动循环；（2）整个创新过程都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企业是唯一的创新主体；（3）创新与扩散过程是可以明确加以区分的。随着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nelsonandwinter（1982）较早认识到，创新过程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不是一种由发明到扩散的简单线性模式，创新能力也不是仅限于企业组织。1987年freeman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后经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努力发展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交互的学习过程，是不同主体和组织相互作用的产物；创新主体是一个系统，是企业、科研机构、教育部门、中介服务机构、供应商和客户等所组成的复合体，企业创新离不开其他经济主体的协作；创新活动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反馈的非线性过程；创新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创新与扩散是交织在一起的，扩散过程存在增量创新，而创新过程本身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扩散。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研究了创新的生态系统性，但并没有进一步研究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创新优势的机理问题。这则是当前颇为盛行的集群理论研究所关注的重点。saxenian（1994）、钱颖一（1999）、chong-moonlee、williamf.miller、margueritegonghancock&henerys.rowen（2000）等学者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成功的创新需要一系列的环境条件。硅谷作为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如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互动、不断促进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鼓励创业的氛围、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等。这些要素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演进关系。williamson（1975）、dunning（1997）、porter（1998）、bresson（1999）等认为，产业集聚所形成的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互补性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强了整个集群的竞争优势，由此形成了企业与集群网络共进的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遵循演进经济学范式，人们对知识性质以及知识创新有了更为透底的认识，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由此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六、知识经济学范式：一个结论
经济学家们对于知识的研究是依托于严谨的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同时也是随着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上文我们是以范式演进的角度来梳理既有的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的，从中，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极有意义的经济学范畴——知识范式。
之所以能够形成和提出知识范式范畴，理由有三：
第一，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是极其鲜明地附着于、渗透于、深化于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之中的。从古典经济学范式到当前的演进经济学范式，都在不同的角度、层面与视点注入了关于知识以及知识经济分析的理论传统与纲领启迪。知识的经济学分析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学范式进行高度综合与概括。综合出创新，概括出新意，知识范式的提出，其要义即在此。
第二，从本质上讲，知识范式是从属于演进范式的，但又是可以从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一般地讲，演进范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所依附的经济运行机制动态变化的根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它所关注的对象与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层面的，同时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鉴于知识作为当代经济运行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生产要素的身份，有必要对知识配置、知识创新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等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青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一个独立的范式。
第三，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知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不成熟，还大有探索的空间。提出知识范式范畴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生命力。
笔者认为，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是古典范式保护带以及演进范式保护带的自然延伸。具体包括：生产方式变迁的内生性、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完备性。
与保护带相适应，知识范式的内核可概括为：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耗散系统。这包括如下两层含义：（1）它是一个经济系统。一方面，知识分工以及知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知识要素配置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另一方面，在各类生产要素中，只有知识才是一种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最为真实、最为内在的要素，而劳动者又是经济运行系统各个层面的全方位的参与者。因此，知识配置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知识要素是根植于经济运行系统的基本因子，渗透在经济运行的所有层面。研究知识配置，就必须研究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2）这个经济系统是个耗散结构。18经济耗散系统指的是在开放的、非均衡的条件下，通过非线性机制、正反馈机制和有规律性地波动涨落而最终形成的一种自组织和自适应系统。耗散结构的意思表明，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在远离均衡态的非线性区内，一个非常小的随机扰动或涨落就会通过以上机制的作用而放大发展为一个整体宏观的巨大涨落，使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达到一定阀值后又通过自组织再上升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螺旋上升的有序结构。我们认为，经济耗散系统深邃地揭示了知识配置的内在属性，也是对知识本质的准确概括。
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表明，一种经济理论是否完美与慎密，取决于该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一个规范、成熟、严谨的研究范式具有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与广阔的理论拓展空间。某种既定的范式（尤其是其内核）在一段时间内往往是确定的，甚至是刚性的，但建立在此范式基础上的某个经济理论却具有相当的弹性与柔韧性，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拓伸。同样道理，知识范式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学术界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一定的理论积累，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规范的讨论框架。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知识范式，循着前人的研究成果，直面当代知识经济社会的新势态、新景象，作出更新、更广、更深的知识理论的开拓。这当中，笔者认为，如何全面透析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深刻理解知识的本质与特征，从知识及其知识配置的内在运行机理等层面来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再生产方式，以及如何深刻领会知识范式内核，准确剖析知识利用、传递、学习与创新等问题，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而现有的文献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尤其是在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契约制度分析方面，现有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当中大有可为之处。作个大胆的假设，笔者甚至认为，把关注的目光与重心聚焦于此，或许会成为知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关于知识经济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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