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学常识篇1
一.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作用
1.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日常的生活中学生不可能全部接触或了解。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常识。例如，古人一般都有名、字、号，如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对学生进行名字文化常识教学，可以让明白古人的名、字、号都有具体的规范，与现代人的名字有很大的出入。
2.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障碍
古代文言文中很多知识点有时凭借逻辑、语法等知识是不能解决的，有时得从古代文化常识方面来解读。例如，《孔雀东南飞》中“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中的“青庐”，就是一处关于礼俗的文化常识。“青庐”是指用青布搭成的蓬帐，行婚礼的地方，东汉至唐有这种风俗。所以，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障碍，准确理解文意。
二.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实施
1.随文突破
古代文化常识涉及面极其广泛，天文地理、伦理纲常、经济社会等等无不有所体现。高中语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时，可以运用穿插授课的方式，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学习和掌握。例如，在讲授《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涉及到“鸡鸣”“黄昏”“人定”等时间信息，就此可以对学生讲解古人的纪时情况。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段，分别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晡时、日入、黄昏、人定，那么相对应的，文中的“鸡鸣”则相当于后半夜的1-3点，“黄昏”相当于现在的19-21点，“人定”相当于21-23点。对时间的正确理解，能够有效地梳理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及背景。
2.专题解读
为了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有必要对相关的常见的文化常识进行梳理，编制表格，以便学生学习掌握。例如在对古代称谓知识进行讲解时，可以分成国讳、家讳两大块。国讳指的是臣民必须遵循的避讳，其中包括皇帝名，字，谥号、皇帝父祖的名、前代年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例如，在《荆轲刺秦王》一文中，秦王指的就是秦始皇，在古代历史记载上，由于秦始皇名政，和“正”同音，所以把“正月”改名为“征月”。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做法，是和国讳相对应的。例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祖父的名字叫做僖，所以在史记的创作中，所有有关“僖”的词皆用“厘”代替。
3.方法突破
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是为了更好的去应用于实际，解决问题。所以教师应该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还应该交给学生运用知识的技巧，也就是答题技巧。高考以及平常考试，都不时出现关于文化常识的试题。例如，对联，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对联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上下两联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词对数词等），还需要节奏相应，平仄和谐。在解答对联题时，可以借助相关、相似、相反的联想方法把句子进行拆分，给每个词分别作对，再把这些对出的词连缀成一句话。例如，上联为“扫千年旧习”，便可以拆分为“扫、千年、旧习”三个词，结合所学知识，与“扫”有关的词有“除、改、树、立”等，与“千年”有关的词有“万载、百岁、一代”等，与“旧习”有关的词有“陋习、新风”等，从中选词连缀成句可为“扫千年旧习，树一代新风”。教会学生对对联进行有效的拆合分析，既有助于学生答题，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内涵。
4.课外扩充
在课改实验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还可以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外对例如官职、科举、地理、历法等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做“课题”研究，即是对相关文化常识进行收集整理，并将“研究成果”展示、交流。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感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更是积累了知识、积淀了文化，激发了爱国情怀。
5.开展竞赛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2
【关键词】古代汉语学习积累
【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018-01
《新三国》的热播，让《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成为好多小青年们热议的话题，有的说《新三国》中的白话文通俗易懂，有的却认为老版《三国演义》中的古文更耐人寻味。不难发现，小青年们对古代汉语的了解已经越来越少，这种现象有待改观，毕竟古代汉语是我国灿烂历史和文明的一个载体，也是我们研究历史、传承文化的一个途径。我们作为教育者，必须对此给予重视。
古代汉语，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汉族人民的语言，具体说来，就是五四以前汉族人民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口语和书面之分，古人的口语是怎样的，我们已无法了解其面貌。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汉语，主要是研究有文字记载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文。从殷周到清末，在这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涌现了大量的语言文学，从屈原的《离骚》到明清的四大名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文言文作为古代汉语的书面形式，担负了记录、传承、积累祖国文化遗产的任务。我们要学习并继承这些遗产，就必须研究文言文，学习古代汉语。
学习古汉语不同于学习外语，古今汉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是有利条件。但是，古汉语毕竟是过去时代一种比较难懂的书面语，不下苦功是学不好的，一味地指望“诀窍”和“捷径”更不现实。我们应该总结前人的经验，避免走弯路，并充分利用现在研究成果和有利条件，以较短的时间有效地掌握古汉语。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点滴积累，掌握古代汉语常用词语。
就好像我们学习外语一样，掌握一定的词汇量是基础，没有足够的词汇量，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词汇量越丰富，阅读能力就越强。学习古代汉语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平日里注意积累，掌握一些常用的词语。读古文有时会碰到一些不曾见过的、陌生的字、词，这个大家并不害怕，因为我们可以查字典，问题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但有时碰到一些看似熟悉的字词却不一定能看懂，因为它的意义变了。在词语学习中，我们要重点学习这一部分词语，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它的现代意义理解文章就读不通了。比如，“走”，现代汉语是“行走”的意思，古代汉语却是“跑”的意思。“更衣”，现代汉语是“换衣服”的意思，古代汉语却是“上厕所”的意思。
二、多读多背，培养一定古代汉语语感。
宋代朱熹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著名文学评论家、小说家李国涛也说：“中国古诗古文是不能不背的。当时不懂或不全懂的，先背下再说。”古时候幼童入学，老师并不教其理论，而是让他们一遍一遍地诵读《三字经》、“四书”、“五经”等，这是有道理的，将这些文章烂熟于心，意义自然也就明白了。多读多诵，熟读熟背，然后就能达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境界了。学习古文，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如果有十几篇、几十篇古文文选都能读起来琅琅上口，烂熟于心，那对古汉语中一些常见的句式，常规的实词、虚词，如“之乎者也”之类，就很容易掌握了。阅读过程中处处留心，注意文章的整体性，多读多背，培养古代汉语的语感。要有足够的感性认识，才能提高理性认识。
三、总结规律，了解古代汉语语法知识。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的差别不是很大，但还是存在一些不同之处的，主要是句子结构上的差异。比如“沛公安在？”这句话，“安”字是疑问代词做宾语，要放在动词之前，倘若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就成病句了。再比如我们现在常说“不知道我”，倘若翻译成古文就是“不我知”，“我”作为宾语提前了。以上两处古文都发生了宾语前置的现象，这并不符合我们现代的语法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汉语中，在疑问句、否定句的情况下，宾语一般前置。另外，宾语必须是代词，若是普通名词则不能提前。我们学习古代语法，就是为了掌握古文的规律，提升理性认识，让我们的学习事半功倍。六十年代王力先生编的《古代汉语》，就是采取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体系，就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体系。
四、处处留心，知道一些历史和文化常识。
常言说，文史不分家。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必定会对他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个人所处的时代，才能了解他的作品的内涵。比如屈原，他力主改革，希望楚国强大，但楚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先疏远屈原，后把他流放汨罗江，使其改革之志不能实现，投江而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在理解《离骚》时就容易的多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古代汉语记录的是我国古代的文化，学习古代汉语，我们离不开它所在的历史背景，更离不开它所记载的古代文化。我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并且有许多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演变。如姓名和称谓，官职和科举，地理常识，宗法礼俗，服饰和器物，历法和刑法，古籍注释体例等八个方面所涉及的内容，古今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内容虽然不需要全部掌握，但平时学习中遇到的也应积累下来作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免“书到用时方恨少”。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3
一、精读词语：积累、识记、领会，以期厚积薄发
1.蚕食鲸吞式阅读，兼收并蓄，多多益善
注重古文词语等基础知识的积累，才有可能让学生具备阅读简易古文的能力。古汉语词语是文言的基本组成部分，学生只有掌握了大量古代词语，才会读懂文义，对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帮助。因此教师应该把古代词语的教学放在首位。以阅读为突破口，阅读奠定学生古文学习的基础。
2.条分缕析式阅读，脉络清晰，条理分明
学习古文，还应该注重文言基础知识的归类。归类整理时可以从特殊字词的读音、一词多义、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成语典故、重点语句以及文化常识等多个方面分类操作，每个单项都可以自行规定一种特殊的标志，以节省时间，提高学习效率。不过，不管做什么样的整理，都必须以相应的例句来证明，否则知识点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终将成为枯木、死水。
3.反刍倒嚼式阅读，“学而时习之”，巩固吸收，强化记忆
以学过的知识带动对将被遗忘的回忆。如“许”字，学到《小石潭记》的“潭中鱼可百许头”，就联系记忆刚学过的《与朱元思书》中的“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五柳先生传》中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前两个“许”字用在数词后表示约数，是“大约”的意思，第三个“许”字则解释为“处所”。不间断地积累、巩固、记忆，才能使散落的知识点变成有牵连的知识链。
二、美读原文：“翻译”“品析”碰撞融合，传统现代交相辉映
教师进行古文教学时大多采用翻译和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学生究竟听翻译还是听分析，经常困惑，结果就会一无所得。
古文阅读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十分强调“字字落实，句句清晰”，常满足于翻译一段，分析一段，段段如此，章章如此，堂堂如此，长此以往，美文被分解得支离破碎。而系统论观点强调整体性原则，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古文阅读教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切入点是古文阅读教学中的扶手。以这一扶手为中心，辐射全篇，对古文进行系统性处理，将学生引入古文世界，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古文教学切重视阅读，但不能信马由缰地乱读，这里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
1.遵循阅读古文语句的一般性要求
许多学生甚至一部分语文教师，特别喜欢以类似读现代文的语调来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对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有相当大的害处。一般的古文表达，一是单音节词偏多，二是句子偏短，三是用词造句精当，四是从内容到修辞都远远比现代汉语难懂，五是尤其讲究语言的节奏感。所以阅读古文时语速要更放慢一些，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停顿要更长些，抑扬顿挫的安排要更妥当一些。要找到那种特定的“之乎者也”的调式。
2.品读作品，领悟出其特有的语言风情
这是品读经典美文的基本要求，可是由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变得难了。不同作家的语言风格存在着一定差异，因为作品是“古文”，现代人阅读古文的机会少，并且读得十分粗糙，常常不能从语感上体验出这种差别，阅读古文，仔细琢磨，探其真髓，悟其真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将古代文化的底蕴品读出来。
三、广读名篇：构建“仿真型”古文阅读学习模式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4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多媒体
当前高校的教学质量建设强调课程建设，而课程建设中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的重要内容就包括多媒体在教学中的科学运用。多媒体教学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下面结合教学改革实践谈谈古代汉语课程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不足及针对其不足采取的对策。
一、古代汉语课程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必要性及优势
（一）古代汉语多媒体教学的教学现状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学校课堂教学手段也越来越丰富，其明显标志就是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时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多媒体教学手段备受教师们青睐。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有其特殊性，使用多媒体教学相对而言要晚一些。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具备了现代教育技术条件，许多古代汉语教师也随风而动，使多媒体教学成为了古代汉语课的主要教学手段。
（二）利用多媒体进行古代汉语教学的必要性及其优势
就各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手段改革而言，大多数教师认为多媒体教学对古代汉语课程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和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多媒体教学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有教师认为多媒体“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具有强大的重现力”“具有宽阔的接触面”、能“增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性”“具有受控性”等特点和优势（王靖贤，2010）。还有的教师认为多媒体教学可以“优化教学过程，使教学目的得以有效实现”，认为“多媒体教学充分体现了现代技术的‘人性化’和现代学习的‘个性化’，在实现这一教学原则、完成这一评价标准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张新，2002）
运用多媒体进行古代汉语教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适当地运用多媒体教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据了解，在贯彻学分制过程中，各高校的古代汉语课时都有所压缩。然而古代汉语又是一门知识涵盖面非常广的课程，内容包括明清以前各个时期的文选，还包括丰富的汉语常识通论。通论部分涉及到文字、音韵、训沽、词汇、诗词格律等语言学知识，还包括了天文地理、古代职官、服饰、宗法、车马等传统文化知识，可谓包罗万象。时下课时减少而内容依旧，只有借助多媒体技术在课内充分增加知识信息量，方能完成教学任务。尤其在讲授汉语常识通论时，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方法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如古代汉语课程中涉及到古代的酒器、服饰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常常是学生最感兴趣的，但传统的古汉语教学课堂最多只能提供照片，无法进行实物展示，更多情况是教师常常用口描述，但这种描述毕竟跟实物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即便教师讲课极其精彩，但到底还是很难描述清楚樽、觞、觯等酒器形状之异同。如果运用多媒体技术，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进行视频或图片展示，就会收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又如古代汉语通论“汉字的构造与演变”一节，内容涉及到“六书”，讲到“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时，教师经常要将所讲文字的甲骨文、大小篆等字体用手摹写到黑板上，这样的做法虽然显得生动，也能反映出教师的学识水平，但手写速度慢、信息量相对比较小；而且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具备这样的“摹写”能力，也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写好。这种情况下，如果配合多媒体教学，适当增加考古发现的相关文物图片，如甲骨、简牍、拓片等图片，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某种程度上说，将多媒体引入课堂，可以使古代汉语课更生动、更有效率。
二、古代汉语课程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前所述，多媒体教学给教师上课带来的诸多方便，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古代汉语课的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实践证明，现阶段使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确确实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教师、学者们的注意，他们意识到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对多媒体的使用陷入误区，对教学造成一定的“伤害”（曹祝兵、王绍峰，2011）。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中肯的，下面结合多媒体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对古汉语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时出现的问题试做—归纳分析：
（一）认识不到位
运用多媒体教学时，有些教师认识不清，误以为使用多媒体教学就是要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一味追求多媒体教学的外在形式，而不太注重对教学内容的科学规划和设计，忽视了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追求多媒体课件的“花哨”，忽视对教学内容的全面理解
现代教学模式重视课件制作，加之多媒体采用图片、视频、音频手段的直观效果，有些教师喜好这种课件的制作，淡化了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学校提倡公开教学时运用多媒体，开展一些课件制作大赛，学生评教中考虑多媒体教学手段所占的比重等，这些活动在激发教师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热情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教师对多媒体教学的“狂热”和“迷恋”等风气。一些年轻教师过分追求多媒体教学的“花哨”形式，而忽视了对教学内容的把握。我们看到古代汉语多媒体课堂变成了图片展示课，如果不是课表上写着“古代汉语”的话，我们很难把这节课和古代汉语相联系。其实，不只古代汉语课程，其他课程的多媒体教学也有类似的情况。
2.照电子教案宣科
和上面讲到的播放图片、视频不同，还有的教师会照电子教案宣科。多媒体手段给教师教学提供了方便，但也滋生了其惰性，有的教师所谓的备课就是从网上下载别人做好的课件。说是课件，其实很多都是电子文本的讲稿。上课时，教师打开文档，鼠标指着念下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由传统的照本宣科变成了照电子教案宣科，并且将学生完全置于事外，显然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
3.忽视甚至抛弃了板书
板书是传统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教师对课堂内容的设计往往通过板书反映出来。采用多媒体教学时，讲授的内容、方法乃至各章节的大小标题也都是提前预设好的，有的教师打开文件即讲，不再板书。我们经常会发现，一节课上完了，黑板上一个字也不见，对教学而言这恐怕不是件好事情。我们知道，汉字是一种立体的文字，大多数汉字的形体能反映其意义，教师的板书，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示范，这样手写的文字是有“生命”的，会产生一种互动性，会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汉字、书写汉字、掌握其用法。另外，好的板书层次清晰、主次分明，也能全面展示整堂课教学过程的完整性，有美不胜收之感。这些显然是电子教案做不到的。
（二）随意夸大多媒体的作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现代学校教育及教学改革重视学生的主体性，然而，多媒体教学却恰恰相反。前面我们说到，谈到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时，有老师认为“多媒体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为中心”，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和愿望，实际情况非但不是如此，而且还要糟糕得多。因为多媒体教学实践中，随意夸大多媒体作用的情况随处可见。正如曹祝兵、王绍峰（2011）所说：“有的教师将多媒体看作是课堂的全部，上课时往往只带一个U盘，一个茶杯。在上课过程中，端坐在电脑前面，除了手指点击鼠标之外，全身纹丝不动。”这种情况下，教师专注于多媒体，依赖于多媒体，既没有起到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很少和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堂互动，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所以，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教师的多媒体教学都能增加学生的参与机会。
（三）教师的多媒体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教师的计算机能力普遍有所提高，然而这并不等于他们的多媒体教学能力也随之提高了。具体情况是有些老教师不习惯，也无意识运用多媒体教学；有的年轻教师迷信多媒体教学，但其现代教育技术还很薄弱，还停留在下载并播放电子教案、图片、视频阶段，认真使用多媒体技术制作优秀课件的教师并不多。这样的古代汉语多媒体课，图片、视频、音频内容充斥课堂，反而冲淡了古代汉语课的内容，多少也有些“喧宾夺主”之嫌。虽然课堂热闹，但它背弃了古代汉语课的内容实质，课后，学生对图片、视频等内容印象可能是深刻的，但古代汉语知识不一定掌握得好。问其效果，真所谓“热闹之后，一片寂静”。所以，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古代汉语知识和多媒体教学技术，更主要的是要结合古代汉语课程的特点制作有效的课件，提升整合课程和多媒体技术的能力。这是上好古代汉语多媒体课的前提。
三、解决古代汉语多媒体教学过程中相关问题的对策
多媒体的使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
（一）正确认识多媒体教学的辅作用
多媒体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技术，是一种新生事物，自然有其自身的优势，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它在教学中作用，尤其是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由于古代汉语课程的特殊性（很多文字、词汇现在不用或者罕用），使得这门课难教也难学，如果适时借助多媒体教学，可以增加课堂的直观性，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同时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技术只是一种辅教学手段，不是万能的容器，不是什么内容都能装进去，不能完全代替传统的教学形式，更不能因为有了多媒体而拒绝板书。
（二）根据课程内容选择使用多媒体教学
古代汉语课，要根据所讲内容来选择使用多媒体。比如，讲文选课，就不一定需要多媒体，传统教学方法也能很好地完成授课任务。对于一些难懂的字词，教师边写边讲，还可以提问学生，学生听讲、记笔记、回答问题，有着非常好的课堂互动效果。而用多媒体教学，可能会破坏课堂气氛，影响课堂效果。即便是通论部分，比如单音词、复音词、诗词格律等内容，也不一定要用多媒体教学。但有些汉语常识及文化常识，比如讲汉字的造字法，涉及到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古文字，如果教师默写一部分字，再用多媒体展示大多数古文字，其效果肯定是好的。再如讲“古书的注解”，很多学校条件有限，学生无法看到古注典籍，这时借助多媒体，适当进行古注典籍展示，效果很明显。
（三）正确处理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也有其优势，比如重视基础知识的讲解、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重视课堂背诵等。所以，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时，应该处理好传统教学和现代多媒体教学的关系，做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正如有的教师所说：“传统手段仍应占有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而新的手段只应处于辅的位置，不能喧宾夺主，不能让教师变成电脑操作员，让所有的教学活动都被多媒体课件所控制。多媒体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合理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季云起，2007）
总之，多媒体这种新的教学手段“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能够借助自身的特殊优势，充分利用视觉媒体，扩充了教学内容，丰富了教学形式，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进而提高了教学效率”（周文，2009）。但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夸大其作用，只有正确认识和评价多媒体的作用，处理好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之间的关系，适时、适课使用多媒体教学，才能使多媒体更好地为古代汉语教学服务，使古代汉语这门古老的语言课程有声有色。
（本文系甘肃联合大学2011年教学改革项目[2011106]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婧贤.多媒体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新西部，2010，
（12）.
[2]张新.古代汉语多媒体教学模式初探[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2002，（9）.
[3]曹祝兵，王绍峰.古代汉语课程多媒体教学误区及其改良探讨[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4]季云起.高校《古代汉语》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及其应用对策
[J].中国成人教育，2007，（7）.
[5]周文.《古代汉语》多媒体教学模式的建构[J].咸宁学院学报，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5
依据教材，零星积累。教材是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依据，它承载着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所以教材节选内容都是千百年来经过锤炼的经典内容，这些经典著作中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需要学生零星积累，如学习《烛之武退秦师》时，要求学生识记“《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著作”的古籍注释，学习《鸿门宴》时，让学生识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著作”的古籍注释；学习《氓》时，让学生识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古籍注释。又如在《荆轲刺秦王》中：“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句中，“变徵”是古代音乐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中的一种，“变徵”是“徵”音的变调，声音悲凉。在《张衡传》中：“公车特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句中，如果不懂“公车”和“郎中”在汉代的具体含义是官署名和官职名，就会错误地理解成“公共用车”和“医生”的意思，这样就不仅曲解了文意，而且也闹出了笑话。像这样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在教材中可以说不胜枚举，需要长期零星积累。
运用迁移，由此知彼。迁移是一种由此知彼的能力，在传统文化和文言文的教学中，涉及到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特多，零星积累有时容易遗忘，因此在讲解某一知识点时，可以用迁移的方法，如在讲解“陛下”一词时，首先让学生明确它是文言文中常见的一个词，是对古代帝王的尊称，“陛”的本意是台阶，是皇帝放龙椅的台阶之上的那个台阶，由于皇帝位高权重，大臣不敢正面看他的脸，只敢看他的台陛之下，故这样称之；弄清了陛下的来历，教学时顺便可以迁移到和它相似的殿下、阁下、足下、麾下、膝下、在下等常识，它们大都有不敢正面看，表示对人家的尊重的意思；见到太子或王子只敢看人家的宫殿之下，所以叫“殿下”；见到尊贵的上级只敢低头看人家的脚下，所以叫“足下”；“麾下”的本意是旗下，是对将帅的尊称；“阁下”是对一般人的尊称，多用于书信；“膝下”是对父母大人的敬称；“在下”谦称自己，表明在下等座位。又如文言文中经常出现“驾崩”或“山陵崩”字样，它们都指皇帝或皇后死了，在古代皇帝或皇后死了是一件大事，如同山陵崩塌了，故这样称之，为了区别和其他人的死，教学时也可以迁移到诸侯的死叫“薨”；士大夫的死叫“卒”，士的死叫“不禄”，一般人的死叫“死”，未成年人的死叫“殇”，吊死或绞杀叫“缢”。只要用心留意，学会知识迁移，就可由此知彼，由少知多，逐渐增加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储存量。
古今对照，辩证识记。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文言文中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发展到现在，名称变了，但功用近似，对于这些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积累，如果用古今对照的方法，把古今含义放在同一层面上对照记忆，容易掌握。如古代被称为三公之一的丞相是辅佐皇帝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职权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具体负责国家的政务大事，下设右丞相和左丞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辅佐总理处理政务；三公之一的太尉是秦汉时中央设置的掌管国家最高军事之职，负责征兵、打仗和保卫国家安全等事宜，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军委主席；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是秦朝设置的地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等事宜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主任或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之职。又如起于隋代，盛于明清，废于清代的科举考试，它的级别多，结构复杂，只要和现在的考试制度进行比照，就容易理解掌握。古代把刚开始学习的小孩叫童生，童生参加县级考试，成绩合格者称为生员，也叫秀才，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生，这是最低级的考试，也叫院试；生员（秀才）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又叫“秋闱”，因在秋季八月考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元，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生，这是省级考，也叫乡试；举人参加考试（又叫“春闱”，因在春季参加考试。）考上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是部级考试，也叫会试，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贡士参加考试，考上为进士，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这是部级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因此也叫殿试，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相当于现在的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基本都能找到工作。所以，用这种比照法积累知识，学生容易理解并接受。
演练习题，巩固强化。俗话说的好：眼过百遍，不如手过一遍，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内容繁杂，为了加深记忆，老师可将容易混淆的知识设置为练习题，让学生通过演练习题，加深印象，进一步达到巩固提高的目的。如：请同学们纠正下列习题中错误的地方。（1）在古文中“再拜”指再次拜谢的意思，是一种隆重的礼节，用于表达敬意。（正：是拜了两拜的意思）（2）“久视元年”和“高宗”都是皇帝的年号。（正：高宗是谥号）（3）嗣位是继承君位，我国封建王朝通常实行长子继承制，君位由最年长的儿子继承。（正：一般为嫡长子）（4）忠定是陈v的庙号，庙号一般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一生做一个概括性评价，危身奉上曰忠，安民大虑曰定，所以“忠定”是对陈v的一种赞美。（正：是谥号）（5）穆王府署v为尚书，其中“尚书”指儒家经典之一。（正：尚书在此句中为官职名）（6）在“孝宗初，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中，“教授”是教师的职称。（正：此处为官职名）看来，长期进行诸如此类的习题演练，对于学生巩固强化古代文化常识大有益处。
联系生活，搜集整理。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长河里，有一类关于传统佳节和节气的文化常识，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学生也感兴趣，教师可作为课后作业布置给学生，让学生查询资料，系统整理，然后进行识记，学生也乐于接受。如传统佳节春节在古代称为上日、元日、正日、改岁、献岁、三朝、岁朝、岁旦、正旦、元旦、元辰、元首、新正、新元等；清明节也称寒食节这一天是禁火扫墓的日子，是我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端午节又称端五、重五、端阳、中天、重午、午日等；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团圆节等；惊蛰也称启蛰等。又如为了让学生熟练掌握二十四节气的排列顺序及每个节气的气候和物候特点，让学生熟背“地球绕着太阳转，绕完一圈是一年。一年分成十二月，二十四节紧相连。按照公历来推算，每月两气不改变。上半年是六、廿一，下半年逢八、廿三。这些就是交节日，有差不过一两天。二十四节有先后，下列口诀记心间：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抓紧季节忙生产，种收及时保丰年”的歌谣，使学生在朗朗上口的歌谣中积累了有关的文化常识。
开设讲座，系统掌握。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内容庞杂，单凭平时的零星积累和练习，远远跟不上学生大量阅读文言文的需要，鉴于此，中学语文教师应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将这类知识分章节、分时段、分人员地开设专题讲座。如高一阶段由两位老师专门负责讲授古籍注释体例、地理常识和古代音乐方面的内容，高二阶段由两位老师负责讲授历法和刑法、服饰和器物、姓名和称谓方面的内容，高三阶段由两位老师负责讲授官职和科举、宗法和礼俗方面的内容。通过三年多次开设专题讲座，一定会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知，为顺利阅读文言文能扫除众多的疑难和障碍，使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会大幅度提高，并为中华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不败之地大放异彩。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6
关键词：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探究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2-0104-02
现代高中语文课本中所包含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为古文和现代文两种形式。在我看来，古文方面可以在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文言文和古诗词。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文言文和古诗词在教学目的、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相对于文言文而言，大部分学生在古诗词鉴赏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典型、系统，因此在下文中，我会主要针对高中语文教材中出现的古诗词进行分析，找出最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帮助学生打倒这只语文学习路上的"拦路虎"。在我看来，对于古诗词教学，主要从知识教学和情感教学两个方面入手。
1.知识教学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知识和文化的代代传承，从而保证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因此，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知识教学永远是占据首位的，而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在语文这门传统科目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古诗词教学环节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将知识的传授和方法技巧的引导放到古诗词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在我看来，古诗词的知识教学方面主要包括炼字、解题技巧的建立两个层次。
1.1炼字。炼字，顾名思义就是提炼出每个字所隐藏的意思。我国的古诗词是采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古汉语不论是在语法使用还是意思表达方面都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因此同一个字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和用法，会和古代汉语的意思和用法天差地别。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字意思表达更加注重凝练性，这就需要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学会炼字，从而明确体会出古诗词中每个字的独特含义，从而为更好地明白诗词中表达的情感做好铺垫。
对于炼字来说，需要学生具备较为丰富的古代汉语字词基础。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大篇章的文言文来帮助学生积累下更多的古代汉语知识，从而在古诗词鉴赏过程中，以古代汉语知识为依据，进一步提炼古诗词中每个字、词的引申性意思，提高对于古诗词字面意识把握的精确度，并为进一步实现情感剖析奠定基础。
1.2解题技巧。对于高中生来说，语文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培养自我的文学性思维，从而提高自身的知识素养，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一系列知识的学习在将来的高考过程中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从而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并且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国家大力提倡学校教育要在教给学生相应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技能，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古诗词的理解就非常注重技巧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做好解题技巧的传授，从而提高学生的知识学习效率。
作为高中教师，我们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为了实现教学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一般会对历年高考试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剖析。我在研究试卷的过程中发现，历年以来的语文考试中涉及到的古诗词题目，能够总结出一定的规律，总结诗人情感，和分析修辞手法是绝大多数古诗词考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以这两类问题为依据，进行古诗词教学技巧的传授。
2.情感教学
语文是一门感性思维占主导的学科，不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词阅读，都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情感代入和共鸣能力。因此，我们再日常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内容的教学，还要有目的性的培养学生对于情感的体悟能力，从而让学生在古诗词阅读过程中，实现情景代入，情感共鸣，真实体会到诗人在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情感。
2.1情感鉴赏。从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来看，情感鉴赏可以考验学生对于一首诗或词整体的理解能力，对于学生的炼字能力和整体情感代入，以及体悟能力有着非常好的锻炼和促进作用。从应试方面来看，尤其是对于高中生来说，根据对以往高考试卷的研究，古诗词是高考语文试卷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情感鉴赏则是古诗词题目中永远的参与者。所以情感鉴赏一直是古诗词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对以往教学总结，我认为，对于学生情感鉴赏能力的培养可以细化为两个方面。
首先，要了解诗人，了解时代。这需要教师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将诗词与诗人结合起来，古诗词往往是诗人有感而发的产物，不同的性格特点、不同时期诗人的不同遭遇，都会对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有一些诗词，直接就是诗人对于自身情感和处境的真实性描述。以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例，两位生于不同的时期。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并且本人性格带有明显的侠客色彩，豪放而浪漫，所以李白的诗往往充满着乐观和浪漫的色彩，如《将进酒》这首诗就充满了自信与乐观的态度，对于权贵，名利金钱的蔑视。而杜甫生于唐朝由盛转衰的阶段，经历过安史之乱，所以杜甫的是感情更为沉重、灰暗，还有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之情。只有对诗人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才能在情感赏析过程中精确把握住，诗词的核心情感所在。
其次，要情感代入，激发共鸣。这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如在读诗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依照诗中描述，在脑海中构建出一幅情景画面，将自己代入其中。并且站在诗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感受当时的情境，以此来推测诗中所要表达的情感，进而引发思想上的共鸣。
2.2培养学生的审美思维。古诗词是古代文人墨客采用最为精炼的语言和多种修辞手法，进行隐晦性情感表达的一种形式，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字词都可以包含着无限的韵味，因此古诗词不论从文体还是内容方面，都处处体现出美。因此对于古诗词鉴赏来说，审美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7
在教材中，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加入古诗文，“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本来是教育、也是语文教育应有的题中之意。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人类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化传承、熏陶和滋养心灵，而传承、熏陶和滋养心灵都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资源库。
我以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小就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古代经典诗词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历代知识分子把报国为民作为最高的理想。无论对知识精英，还是对普通民众；无论对那些舍生忘死的改革家，还是对理应享受改革最终红利的老百姓，经典诗词中传递的人生理念和治国态度都能够为我们的改革提供最原始的动力，这是中国教育之基因，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常识。
同志是运用传统文化的典范。在他的讲话中，古代经典诗词可谓信手拈来，令人过目难忘。譬如，2013年3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引用《诗经》中的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2013年5月4日，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引用《国语・周语下》中一句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2014年3月18日，他在河南兰考县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引用宋代朱熹的话说：“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速改”上著力；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一文中，他引用《墨子・修身》里的一句话：“慧者心辨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第二批布置会上，他引用《吕氏春秋・诚廉》中的句子：“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在的讲话和文章中，类似这样的古诗文比比皆是，可见传统文化精髓对于他执政理念和为人处世的影响。
从经史子集，到忠孝仁义礼智信理念的传承，古往今来，历代教育无论制度发生怎样变化，也无论时光如何飞逝，传统文化这个脉不应该断了，这也是维系教育的根本。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常识，不知什么原因，常常被人违反，丢弃，甚至粗暴践踏。据报道，今年开学，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被发现变“薄”了，其中删除了每个章节后的“古诗诵读”部分，共有《寻隐者不遇》《登鹳雀楼》《夜宿山寺》等8篇古诗被删去。其实，比上海大面积删减小学课本古诗更普遍的例子还多得是呢！我在最近从事教材编写中发现，不知谁定的什么规矩和标准，小学生只能接触古诗，不能接触古文，而古诗只能泛泛而讲，只能讲大意不能讲词语。甚至到了中学，古文的篇幅也不能超过20%。
对此，我非常反感并多次呼吁。我所在的语文出版社，在语文教材的修订中十分重视古诗文学习，并增加了相关内容，希望以此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很奇怪，一方面，我们宣传并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拼命减少古诗文在教材中的比重，降低难度，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能读懂古文的也少之又少，长此以往，谁能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最有利的载体就是古诗文，如果不能认真研读，如何渡过传统之河，到达现代化的彼岸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却被教育界内外的人广为忽视。
目前，我们无法预测同志的讲话对于正着手进行的中小学教材修订有怎样的影响，但至少让我们反思，并给所有人一个重要启示：他的话不是揭示了一个伟大真理或深刻定律，而是将一个本来的教育常识回归、复位和提请人们注意。
值得一说的是，类似这样违反教育常识的声音和事情在当下还相当多：韩国一艘游船出事，由于船长的指挥不利，造成听话的孩子死亡，有人得出结论说，教育要培养不听从指挥的孩子才能活命；还有领导以重视教育现代化为名，到处推广电脑网络教学，而忽视汉语言文化教学和课堂上与孩子的交流互动；还有多地所谓“培养百名教育家”工程项目，号称通过几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教育家等等。说到底，这些言行和做法不仅违反教育常识，也让一线老师和学生吃尽苦头。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8
一、古代文论研究“求真”与“求用”的纠结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理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①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p#分页标题#e#“第二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古代文论进行一定的历史内化以“求用”，其正当性在“今”。古代文论毕竟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时移世变，要它直接为现实服务，必将圆凿方枘。纵观20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初，由于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一方面是西方咄咄逼人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因此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地面对这一问题。五四先贤大多采取了先破后立的策略，古代文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只有那些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注脚的文学才能获得合法性。解放后意识形态之争的泛化更是将古代文学、古代文化肢解的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期间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工具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再加上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古代文论研究大有式微之感。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失语症”的呐喊。我们认为这一呐喊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困境，但是对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却不敢苟同。他们更多地焦虑如何复活古代文论的话语层面，有一种浓厚的复古情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之后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看作是对解决这一困境的一种尝试。但是由于其转换路径主要是通过西方话语或现代话语来阐释古代文论，所以收效甚微。新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和马列文论对一些文学问题解释的不完满性也暴露出来，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古代文论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当中去的呼唤，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有效参与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来应对这一难题。（二）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首先，我们要通过“第一重历史化”对古代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样古代文论必将是一个鲜活的东西，它凝结了几千年来古人认识和解决相关文学问题的智慧。其次，要充分意识到古今时代之变。尽管在古代也有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其文化形态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文化圈里运转。而现在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和全球化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异质性的西方文明。而且这个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我们，这已经是被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古今之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演变。第三，要充分认识古今之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域，只有不断扩大视域才能更好地给古代文论定位。而视域的扩大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古代文论原有的内涵如何在今天再次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它对一些当下文学问题的有效地解决上。第四，经过这样的心理推演和观念转换之后就积极介入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效果。就笔者有限阅读所见，这方面的理想典范有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等一系列文章［3］，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李春青的《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等成果。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在对一些当代文学问题的解决上，古代文论的研究者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见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不易见或不能见的东西，这才是它高明的地方。第二、我们所谓的“第二重历史化”既不是一些学者和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将几种文论不伦不类地罗列在一起，也不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恢复古代文论的话语权，而是将古代文论的一些智慧内化成创作者、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品格，渗透在其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第三、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具有选择性和开放性。古代文论作为古人几千年来文学经验的积累，内容非常驳杂和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内化时必须予以适当的选择。在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今天未必具有意义，在古代没有什么意义的在今天未必没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同的不一定就具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古代文论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却是开放的，不同时期的人可以就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向古代文论借取智慧。古代文论就像一潭活水源头，不断地沾溉当下的文艺批评。（三）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困境当下文艺学的学科划分不利于“历史内化”。当下的文艺学学科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即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目前的格局是三个方向分疆而治，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学者自发的或私下进行的，三个方向之间没有形成有益的互动。治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很少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治马列文论或西方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比较隔膜。当然，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化，每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笔耕不辍，但是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学者从事融汇古今、再铸新章的工作。否则不仅不利于解决当下文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对青少年的学习也极为不利。就像今天学国学还要从《三字经》读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其精华还没有经过“过滤”，渣滓也可能有腐蚀的负作用。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内化”。今天提倡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学者大多还停留在口号和宣传阶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历史内化”，所以他们的功夫大多用在“第一重历史化”方面。这样，他们对当下文学批评就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很少有学者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对一些文学问题给出心悦诚服地解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更多地显示出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这固然和当下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有关，但部分原因也在于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历史的内化。总之，古代文论研究者对专业角色的固守，对历史流传物内化的未完成性，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缺席等一系列问题都悬空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p#分页标题#e#（四）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一些尝试1．诗言志。首先，古代社会中文体具有一定的等级性。一般而言，诗、文是主流，小说、戏曲是支脉。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文体的这种人为限制，将诗的这一功能适当泛化，应该说各种文学都有一些是表达作者一定的志向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次，古代诗人所言之“志”往往受到士、农、工、商阶层划分的限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此必须予以扬弃。现代社会作家的“志”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平等、自由、博爱、其乐融融的现实生活，在人格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在共同体中的分工不同而已。第三，古代由于长期处在君主专制统治时期，所以士人言志的方式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最理想的方式是言之者“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使“闻之者足以戒”。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这些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弄不好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最后，由于古代的很多作品是在“采诗”的传统下创作的，所以其潜在的接受对象往往是“天子”，为的是天子“不出户牖而知天下”，这样文学的功能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读者主要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其功能主要是交流共同体的生存体验和陶冶大家的情操，所以作品的好坏得失应该是大家共同予以评价，而不是以某个领导或某个团体为转移。2．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本身并不是没有什么创见，问题在于古代的儒者由于受到自己知识、时代的局限，往往将“道”与“文”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这样他们所谓的“道”、“文”只是他们一家之“道”之“文”。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导致他们经常以圣人之名义来为自己的“道”、“文”张目，而且其言说往往具有独断论的嫌疑，所以使得这一命题的创见常常遭到歪曲，只在一些通达之士那里才偶尔开出奇葩。这一命题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文学创作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支点上，文学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之作，而且是胸怀天下生民安乐的“为人生的艺术”。只不过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道”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予以“重塑”。目前，我们主要面对三种不同的“道”，即古代文明之道、西方文明之道、马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之道。而这三种“道”现在还没有实现很好地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兼容并包的“道”。这就需要我们重塑“道”的合法性并思考其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①。3．叶燮的“才”、“胆”、“识”、“力”。对于叶燮的诗学观念学界已经研究很深入了，但是如何使其诗学观念内化成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还没有见到什么大的收获。叶燮认为文学创作是以“在我者之四（才、胆、识、力），衡在物者之三（理、事、情）”［5］24。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在我者之四”中的“识”与“力”方面略加引申，详细的“内化”待以后撰专文讨论。首先说“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地球村中的一员。而且当下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异常复杂，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谲的世界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只有具备一定的“识”才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来设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调，否则我们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具备一定的“识”才能不人云亦云，随影附形。再说“力”。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了，我们失去“原创”能力了。但是怎样走出这一困境呢？叶燮对“力”的洞见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像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是犹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邻人之物以为己有，即使尽窃其连城之璧，终是邻人之宝，不可为我家珍。而识者窥见其里，适供其哑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广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5］27尽管上面的尝试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的推演上，有些还不成熟，但是它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理论旨趣及其有效性。具体的实践只能寄希望落实在未来的批评实践中了。其实笔者的这篇文章和《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都是这种内化的成果。三、“求真”与“求用”的贯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上所示，我们虽然把主要篇幅放在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方面，但这并不代表“第一重历史化”不重要。而是笔者认为第一个方面前人言之已精，就不在此赘述了。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两种研究路径实现很好的贯通，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资为用的。（一）“求真”是“求用”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纠结不清，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求真”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人，而且建立在其上的“求用”也会受到局限。比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美学批评”，本来是一个很有阐释空间的学说，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追溯其源头的时候是从海德格尔和中国的《周易》和道家开始。客观地说，“生态美学批评”与海德格尔、《周易》、老庄等确有关系，但是如何准确地定位这种关系，使其既不强古人以就我，也不因这种关系而限制这一理论自身的阐释空间。目前，“生态美学批评”在这一方面的阐释还很不周延，部分学者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上，这是非常迂曲的。再就是这几年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之争，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这一命题受到一定的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些学者证明其成立与否的方法只是马克思说过没有，这样的争论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步。#p#分页标题#e#（二）“求用”是“求真”的意义和归宿，否则埋头书堆，不仅难以知古，而且难以知今。现在有一些学者鉴于以前随意寻撦古人为自己张目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该纯学术化。这些观点对古代文论研究过于急功近利的危害确有所见，但也有因噎废食之嫌。“求用”固然不能强古人以就我，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向古人“求用”，“求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求用”。概括言之，学术研究可以有两种大的研究路向，即我们说的“求真”和“求用”，而且放在长远的历史之中来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只“求真”而不“求用”，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不能把意义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这就好比不能把幸福寄托在宗教所谓的遥远的“彼岸”世界一样。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研究者的个体禀赋予以合理分配，争取既“求真”又“求用”，使得二者彼此互补。（三）贯通使“古”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之所以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研究没有对二者各自的言说畛域进行限定，使得很多讨论陷入自圆自画的泥沼之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本文作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二重历史化”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提出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甚至西方文化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前人也偶有提到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就目前而言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变成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本文将其提出希望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由于这一问题非常宏大，笔者自知其中有很多论述不周延、不充分，希望各位师友不啬赐教。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9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问题；改革策略
引言
素质教育背景下，现代高校一直致力于进行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以逐渐适应当前社会教育改革形势以及满足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的基础课程，在课程改革时依旧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教学观念僵化、教学内容陈旧、评价体系单一等。因此，为了提高汉语言专业学生的文学修养，应针对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出相应的策略，以深化教学改革。
一、当前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时间受限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主要包含两大内容：文学史的学习，名家作品的具体介绍。但从文学史这一块，从内容的涵盖与教学资源上来看，我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资源，其中沉淀下来的名家著作以及历史时间数不胜数，就内容的学习而言，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绝非几篇诗歌、文言文或者散文，还包含了传统中国文化、哲学、历史等知识[1]。要让学生能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形成独到的观念，就应要争充足的课时，但是随着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汉语言课程的调节出现错误的作法，中文专业课程的课时一直在压缩，从1994年的400~500课时逐渐缩减为200~250课时。如此丰富的教学资源，仅仅用这么短的课时，显然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多内容在课程中不能展开，教师往往只是讲解基础，使学生只能知道事件或者文学作品的大概，对文学作品的思想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这对教学质量的提升有较大的影响。
（二）学生学习目标缺失，兴趣降低
中国古代文学涵盖了我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积淀先人的思想，各种文学思想至今都能影响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品质。但是由于一些历史文献具有比较深刻的内涵，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很多学生再学完后就会产生“在现代社会，学习这些古代的诗文还有用吗？”的疑问。这种观念的产生，使学生没有明确的目标，学习兴趣骤减。
（三）教学模式落后
在教学模式上，高校教师在讲解中国古代文学时，依旧沿袭传统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这种模式虽说能够帮学生梳理文学知识，但是由于教学过程比较枯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以调动，并且传统教学中教师对历史文学进行人为分段[2]。比如教师在讲解先秦到隋唐、宋代到近代有不同的老师讲解，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更加重视对各个时期文学的分析，而对文学作品、历史发展、思想等互补共生关系没能重点介绍，这使得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只停留在文学著作与诗歌上，很难形成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印象。
二、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一）明确教学目的，更新教学理念
为了提高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教师在进行课程讲解时就一定要明确教学的目的，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教学绝非仅仅教导学生认识文学常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文学的熏陶下逐渐完善人格，积累丰富的知识，并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中国古代文学，是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其分量其实要比其他专业都中。历史文学家、诗人以及伟大的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比如伟大先贤孔子、孟子、老子等，其文化与思想概念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教会我们做人与做事的道理。比如孔子周游列国，虽然游说屡屡失败，但是他依然不灰心，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正是当前各行业所推崇的精神；再比如屈原为了自己的理想提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追求理想的信念是当前成功的重要依托。可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教师要想借此来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就应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通过展示古代先贤与历史名人的理想与作品情感，引导学生受古人优秀思想的熏陶，不断磨砺与锻炼自己的意志，提升自我，建立完善的人格。因此，在教学理念的建设上，教师应明确古代文学虽然没有科学技术那样作用直接，但是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优化课程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不仅仅强调专业课程体系，还要建立专业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配合的体系网[3]。在具体设计上，可以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出发点，将课程各个内容模块进行剥离，形成选修课程，比如开设专门的诗歌赏析、文学史发展、文学思想等选修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方向选择相应的选修课程来不断补充一些与专业课程相关的知识内容。在课程的建设上，还应增加相应的课时，将课时增加到350~400以上，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把握课程内容，教师还应把握整个中国文学教学体系，制定教学大纲，明确每一章、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突出重点。
（三）改善课堂教学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要讲解的精彩，教师本身的专业素质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教学方法更加关键。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在讲解古代文学常以口头讲解以及板书的方式，教学效率往往较低，为了解放这种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四）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师资队伍建设是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为了保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正常开展，学校应加大师资人才的培养力度，发挥学科带头人的榜样作用，鼓励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积极改良教学手段，使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三、结语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在新的教学体制下，应适应时代的发展，通过科学的改革，加快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改革。
参考文献
[1]谢遂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嘉兴学院学报,2012（S1）:264-266.
古代的文学常识篇10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