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1
【关健词】死亡赔偿金性质物质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是不法致人死亡时特有的损害赔偿项目。死亡赔偿金的界定取决于如何认识它的性质，换言之，死亡赔偿金究竟是对谁的何种损害的赔偿。随着该问题的探讨，逐步形成了几种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的观点：一是物质损害赔偿论，它包括一种是扶养丧失赔偿，再是继承丧失赔偿。继承丧失赔偿的赔偿数额会更高一点，对受害人亲属的保护更周到一些，当然缺点是推测的成分较重。二是死因补偿（这是一种物质利益损失：现实利益损害和期待利益损害的赔偿）。三是精神损害赔偿。
一、关于死亡赔偿金性质的各种理论
1、物质损害赔偿说
第一，抚养丧失补偿说。其观点所指出“由于受害人死亡致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因此丧失了生活来源，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加害人应当予以赔偿。”其范围是被扶养人在受害人生前从其收入中获得或有权获得的扶养费份额。当死亡因侵害而发生时，死者的近亲属或者说死者生前所抚养、扶养、赡养的人由于死者生命权被侵害，而失去了对于死者的依赖。被抚养的人对于死者生前的依赖，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所以，由于死者的死亡，其近亲属有权获得相应的救济：物质上的获取补偿和精神上损失的补偿。因此，说抚养丧失说并没有能够界定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第二，继承丧失补偿说。继承丧失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到侵害，而且造成受害人余命年岁的收入逸失，使得这些原本可以作为受害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未来可以取得收入，因加害人的侵权行为所丧失，对于这种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实际上，在这种立法例下，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范围为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是指倘若受害人尚在世，他在未来会将获得的收入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所继承，是因为加害人的行为使这种未来可以获得的财产丧失。赔偿范围是因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
第三，期待利益损害赔偿。期待利益损害赔偿是整个观点里面最不突出的。“是由于侵犯了死者的生命健康，使其近亲属可能的期待利益丧失。”所谓期待利益，是指将可以得到的预期的利益。这个利益和继承丧失说是一样的。继承丧失说所丧失的就是受害人所属因受害人死亡，将来期待利益没有保障从而出现的赔偿项目。它和第三个死因补偿的观点，以及第四个现实利益补偿的观点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基于推测、预计或者将来可得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2、精神损害赔偿说
第一，死因补偿说。所谓死因补偿，“是指因生命权被侵害，而给死者生前近亲属的必要赔偿。它强调的是死亡赔偿金产生的原因。”究其实质，死因补偿也是精神损害说。而且，没有近亲属关系的债权人，不能向加害人主张死亡赔偿金。体现在立法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其他损害情形和精神抚慰金。”由此学者相应认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属于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现实利益损害赔偿。是指“权利（利益）主体的现实利益遭受因死者死亡的损失。”这个现实利益是指，现在可以得到的。同时，我们对于现实利益损失的认定，还可以包括，受其抚养、扶养、赡养对象因死者生存的精神利益、精神愉悦。因为死者生命的丧失而造成精神利益丧失。因此，现实利益损害赔偿是既有精神又有物质赔偿项目，究其实质，理解成精神损害赔偿成份要多一些。
二、死亡赔偿金性质是惩罚性赔偿金
1、死亡赔偿金是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是指在特定的领域，由于特定原因而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补充法律关于补偿性为侵权基本原则的不足，而设定的宗旨在于惩罚行为人的一种赔偿制度。现在法律的惩罚性赔偿在三个法律文件有规定。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直接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金，即双倍赔偿。二是在商品房销售中出现欺诈行为时，为保证受害人的利益不受损害，惩罚不良房产商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是惩罚性的赔偿。三是在合同法中，双方可以约定惩罚性违约金。双方确定是惩罚性违约金时，违约金并不以损失为限，虽然合同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同时确定，当违约金大于本金时，不再支持违约金。
2、理论依据
惩罚性赔偿构成目标是对民事违法行为的警戒作用和对一般人的教育作用。在侵权行为中，可以给予的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来达到平衡损失的基本功能，即补偿。但是，这种惩罚性和预防性并不是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实际上是损害赔偿补偿功能的附带功能。第一，惩罚性赔偿金的加害人所承担的，就是在赔偿自己该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失的基础上，再增加相应法定的赔偿额。这样的规定，显然会使可能侵权人更加谨慎。第二，由于生命权的特殊性，法律无法用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去完全平衡受害人的利益。死亡赔偿金在生命权被侵犯时就担当了这个功能。第三，死亡赔偿金和具有实在意义上的惩罚性，因为加害人支付了物质损害赔偿的实物损害和抚养损失、收入损失。同时加害人按司法解释的规定，还需要另外承担精神抚慰金。
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构成，研究资料并不多。首先立法者的直接规定是关键。其次是有利于社会根本利益的保护。最后是标准设定应当平等。立法者已经将死亡赔偿金设定到惩罚性赔偿金的位置，我们能做的应当是坚决承认它的惩罚性并坚决地予以适用，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尽力去追求立法者在立法的当时所作的价值选择，发挥它的制裁民事违法行为，规范社会主义人身保护机制，保护人身权利的作用。
3、法律依据
民法上的惩罚性赔偿。这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补偿性是不一致的。侵犯生命权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有不同的规定。第一，最新的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以及第17条。在此死亡赔偿金被界定为物质损害赔偿。第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第50条规定中，死亡赔偿金直接变成了精神损害赔偿。第三，《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9条规定中，死亡赔偿金被界定为精神损害赔偿。第四，《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中死亡赔偿金称死亡补偿费，由于补偿是物质性的，自然就是可以确定死亡赔偿金为物质损害赔偿。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第27条规定是我国法律上第一次使用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在此，死亡赔偿金继承丧失的物质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是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第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4条规定直接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在此死亡赔偿金是一种继承丧失损害赔偿的物质损害赔偿。第七，《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实施第4条规定，安抚费是指对死者遗属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在此没有死亡赔偿金的提法，只有安抚费。作为死亡赔偿金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第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中死亡赔偿金是指物质损害赔偿。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进一步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其权威解释是：“从理论上，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通过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判处其一定的刑罚，本身就是对被害人的一种抚慰，如果允许被害人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所有犯罪对被害人都会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所有的犯罪都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原意。”所以，死亡赔偿金是物质损害赔偿。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将死亡赔偿金完全视为物质损害赔偿金，显然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如果肯定死亡赔偿金的物质损害赔偿性，就无法解决生命的平等性。如果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损害赔偿金，那么对于现实的法律冲突就无法解决了，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都不能判决死亡赔偿金。法律将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有意分开，虽然没有明确，但足够清楚了，立法者在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因此，死亡赔偿金金是惩罚性赔偿金。只要发生侵犯生命权并有结果的行为，并且存在权利（利益）主体，加害人就应当支付的赔偿项目，这个赔偿项目体现了每个人所平等享有时间共性外，其他任何差异性构不成死亡赔偿金的差异性。在现行法律中，只有独立看待，才能平衡和达到死亡赔偿金设置的目的。这个看似与现在的法律规定不相符的结论实际来源于现行法律，以及对现行司法解释的修正意见。
通过分析可以确定死亡赔偿金这个对于生命权价值救济的概念，只能定性为惩罚性的赔偿金。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同样的生命价值观念，社会才会同样尊重每一个个体。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惩罚性赔偿，既有其司法实践的意义，能让司法者准确平等执法水平；又有其理论意义，它突破了死亡赔偿金的困境，能为司法解释和法律的统一提供一定的思路。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确定的死亡赔偿金性质，可以减少许多纠纷，节约司法资源。很多矛盾都是因为对死亡赔偿金的看法不一致而扩大的。各地的地区生活差异，但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的生存价值比生活水平整体高的地方的人价值低，应该承认，人生来是平等的，其生命都是无价的，对于生命权的补偿，应当是全体自然人都有的平等。法律终究要还给自然生命权的本质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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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2
【关键词】：国家精神损害赔偿赔偿金标准抚慰金赔偿金计算
（一）引言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草案》及其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引人关注的是，各界长期呼吁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钱赔偿方式已写入《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如下：“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面临的问题是，精神抚慰赔偿金究竟如何量化。《草案》第三十四条并未规定更为详细的量化或者操作规则，这样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实施可能陷入无序的境况，进而危及法律的权威与公正。为此，本文围绕《草案》第三十四条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如何量化有关问题作出反思并提出完善建议。
（二）立法创新：《草案》首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
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制度发展并非完全的同步，但是多数国家行政赔偿发展均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漫长过程。（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义》（修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8页。）素有“国家赔偿法之母”之称的法国，最早于1873年2月8日在布朗戈案例判决中将国家赔偿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赔偿制度确立以来，多数国家在20世纪中叶确立自己的国家赔偿制度。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最终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1954年《宪法》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之后，1975年第二部宪法、1978年第三部宪法虽然取消了此国家赔偿条款，但1982年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又恢复了该条款，并将侵权赔偿者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1986年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了有关国家赔偿的问题，其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直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才出台，首次将国家赔偿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
尽管国家赔偿法中将精神损害赔偿金纳入其中也是各国国家赔偿制度发展趋势。但直到1964年最高行政法院在公共行政部长诉Letisserand家属案件中，才开始判决赔偿死者近亲感情上的损害，自此以后，行政主体对包括物质损害和全部精神损害在内的一切损害，负赔偿责任。[2]有观点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已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依据是第三十条“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当然，理论上对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损害在性质上是否属于精神损害范围，尚存争议。①《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金，受害人并不能如民事赔偿案件一样要求赔偿义务主体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②近年来出现了陕西麻旦旦处女嫖娼案这类典型案件。③随着社会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我国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日臻成熟。④时至今日，我们欣喜地见到已将精神损害赔偿金写入《草案》。
《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精神抚慰金，在两方面作出创新：一是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可对名誉权、荣誉权之外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赔偿；二是创设了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金钱赔付方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即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金钱支付方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损害赔偿金”如何来进一步量化并实现，应采行何种具体的量化途径、方法学界对此探讨不多。⑤因此，本文中将作为新的问题予以关注。
（三）立法缺失：《草案》未明确精神赔偿金的标准
1．关于精神赔偿金的一般标准
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一般标准，系国家针对行政权或者司法权致使公民精神损害支付赔偿金的标准，标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对受害人的救济程度以及国家赔偿制度的社会效益。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赔偿标准，即惩罚性标准、补偿性标准、抚慰性标准。惩罚性标准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不但要承担受害人的损失，同时要因侵权行为而承担惩罚性的费用。如在美国的亚拉巴马州，对死亡损害规定了惩罚性赔偿。[3]补偿性标准是指赔偿义务机关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额以能够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相当。例如美国联邦行政赔偿采用的补偿性标准。[4]抚慰性标准是赔偿义务机关不能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给予完全充分的救济，只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给予一定的赔偿，立法奉行何种赔偿标准乃考虑国家的经济偿付能力、法治发展状况等因素来决断。《草案》第三十四条所谓“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一般标准是什么，讳莫如深。结合我国的立法及现实状况，本文认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金一般标准宜定为抚慰性标准，主要理由是：
（1）多我国现实考虑，国家赔偿制度建立时间不长，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尚属首次纳入法律草案，标准定得太高政府无法承受。况且，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政府财政能力虽然已有大幅提升，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各地财政存在较大差异，在实施精神赔偿金的初期不宜将标准定得太高。
（2）抚慰性标准符合立法意图。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说明中指出：“国家赔偿的标准和方式，是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的：第一，要使受害人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适当的弥补。第二，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能够负担的状况。第三，便于计算，简便易行”，“适当弥补”，而非“实际弥补”，表明我国国家赔偿所采用的一般标准是抚慰性标准。立法当初作出此种选择主要是基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能力负担的考虑⑥。[5]此次修改《草案》并未对人身权方面的赔偿标准赔偿标准改动，也就暗含了新的赔偿类型（精神赔偿损害）标准应采行与原来一致的标准。而《草案》第三十四条使用“精神抚慰金”这样的表述，从字义上也表明起草者的意将精神损害标准定位为抚慰性标准。
（3）从实践量化及操作便利角度看，目前宜采用抚慰性标准。因为精神损害的性质决定了，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精确计量，补偿性标准就不宜适用。草案三十四条将金钱赔偿金适于于“严重后果”范围，理论上虽未排除适用惩罚性标准，但采取惩罚性标准的条件并不现实。
2．精神赔偿金的具体量化标准
精神赔偿金的具体量化标准是指精神损害金的赔偿标准及计算方法。《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的“相应”应作何解释，具体量化标准不确定。
（1）选择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
此前，不少学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具体量化的标准应选择适用民事赔偿方式，在其提出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建议稿》中建议，“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抚慰金的标准，依照民事赔偿有关规定”。[6]此次修改《说明》有采纳此观点的倾向，《说明》指出：“考虑到现实中这类情况非常复杂，法律难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作出统一规定，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应用的解释。”[7]在此，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两是量化标准是由立法来规定还是交由司法解释？下面，先分析第一个问题。
公法规范强调的是法定性，有一个相对统一、硬性的量化标准；私法规范则给予当事人更大的意定空间，一般不制定统一的标准。因此，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实际上就是立法者在国家的赔偿标准问题上是选择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问题。国家赔偿是国家责任的一种体现，赔偿金钱由国家统一支付，具有公法性质，不可否认，精神赔偿具有难以确定的特点，立法者很难将精神赔偿标准作公式化的计算，具体的规定可能并不科学，但是完全奉行根据个案的差异在实际运作中来决断赔偿数额，已完全违背了公法原则，其弊大于利。
（2）国家赔偿应受法治原则约束。这是主张选择公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也是与作为私法的民事赔偿的最大区别。国家赔偿受法治原则拘束要求赔偿额计算的量化规则应受其约束。法治的基本要求是限制权力和控制权力。立法中的法治原则大体上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立法者本身的限制，即立法者应遵守宪法和立法法等法律规范(包括权限和程序)，接受其约束；另一方面还应在所立之法中明示对各种权力行使的约束，应力所能及地将法律明确化，尽量避免权力的运行中缺少依据而失去控制。[8]因为任何国家权力（包括立法），都是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一般来说，法治对解释非常谨慎态度，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挑战法律的权威，做到坚持司法克制主义。[9]因而，国家赔偿的赔偿标准应与国家赔偿的主体、要件、范围、程序一样，国家精神赔偿的计算标准均应由法律确定，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才存在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责任，赔偿机关或者当事人也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可享有选择的余地。如在具体个案赔偿中，将赔偿额的计算完全交由赔偿机关工作人员或法官自由裁量来裁判，这种权力未能受到任何约束，必将滥用。
（3）国家赔偿应受宪法平等原则约束。平等权与自由权及财产权，是并列为法治国家所保障的人民三大基本权利。[10]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原则也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赔偿金的赔付在以下方面应受平等原则的约束：一是，立法应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同等情形不应区别对待；二是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通过赔偿金额计算的平等，来保证赔偿结果平等实现。
综合以上考虑，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英美国家，大部分国家基于将精神损害赔偿明确化、平等化的考虑，减少或降低法官的自由裁量的任意性和主观性，采取酌定赔偿原则、比例赔偿原则、标准赔偿原则、固定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等方式来确定赔偿标准。体现了立法尽量避免在精神赔偿金方面非确定化而造成不平等的结果之的目的，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11]我国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现实状况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解释。然而，该司法解释也未提供详细的量化标准，只是在其第十条中规定了确定民事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六大因素。地方人大相继立法，立法出现不同的结果，如广东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中，将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规定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而上海高院的规定则相反，赔偿精神损害的最高数额不得超过人民币五万元。由于我国民事诉讼也未实行判例制度，因此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判决必须出现难以控制的混乱，各地法院认识不一，有时在同一法院内部，因各承办法官有不同的理解，从而所作判决结果也相差甚远，使人们对司法的公正式性产生怀疑。作为公法性质的国家赔偿金的赔付，立法明确规定其具体的赔偿标准，才能避免民事赔偿赔偿出现的不平等情形，符合国家赔偿的平等原则。
虽然在计算标准方面，绝对排除私法的适用，不符合规律，在这个方面，应本着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选择适用私法规范。本着有利于受害人的原则，选择适用私法规范。[12]从以上分析来看，若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问题不解决好，公民赔偿权益将无法有效兑现，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四）司法困境：司法解释不能弥补立法之缺憾
能否通过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不明确的缺憾，需要结合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制度及法律解释制度来分析。笔者认为，《草案》说明将赔偿金具体适用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做法，可能遇到以下几方面的质疑：
（1）首先，司法解释无法解决各种解释的冲突。《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但是《说明》并未采用立法解释的方法，而是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精神赔偿金的标准。这种做法在现有的法解释体制中，并不适合于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制度。因为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地方有权立法权关，均有权作相关解释，各种解释必将冲突丛生，给国家赔偿运用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2）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仅适用于审判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这表明我国的国家赔偿机关有一个先行赔偿程序，并非所有的赔偿案件均要进入法院阶段，未进入诉讼之中的赔偿案件，必然不受司法解释的限制。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形出现，一种情形是行政机关或者其它机关（如检察机关）与受害公民进行利益博弈，将赔偿标准提升来规避司法的审查。另一情形是受侵害公民迫于赔偿机关的压力（如为了能从赔偿机关手中快捷得到赔偿金），屈从于低额的精神赔偿金而放弃司法救济，上述问题反映了制度设置的不合理。
（3）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就是司法赔偿中的赔偿主体之一，由其自身来进行司法解释已经违背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再者，从解释方法上讲，最高人民法院若仿照民事精神赔偿的做法，只是对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影响因素作些界定，交由地方立法或者法官来行使裁量权，可能造成赔偿结果显失公平的结果，违背了法治原则、平等原则。
（五）立法选择：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立法问题
1．立法模式的选择。由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解释可行性同样值得怀疑。根据我国的现行体制，笔者以为，在立法适度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假使法律不明示精神赔偿标准，也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赔偿标准，更为妥当。
2．立法技巧与策略问题。大部分国家在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相比保守，一般也采取相当的控制措施赔偿标准。英国采取标准化的固定赔偿标准估算金额，美国、瑞典、捷克实行最高限额赔偿方法，秘鲁、丹麦则分别采取医疗费比例赔偿方法和日标准赔偿方法等。我国并不实行判例制度，由法律（或者立法解释）统一标准显得异常重要，具体策略可以是，由立法应对赔偿具体数额设一个幅度，确定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在这个幅度范围内由法官或者赔偿机关结合个案的差异来酌定具体的赔偿金额；也可借鉴秘鲁等国采取医疗费比例赔偿等经验，我国的精神赔偿计算标准可参照我国人身权、财产权赔偿标准标准来按相应比例支付，减化立法的难度，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也易操作。
3．个案衡量问题。应列举考量“个案差异”的因素，体现个案酌情处断原则。这方面应选择性参照我国民事精神赔偿的做法。考虑以下因素可包括：侵权机关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的后果；请求人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等。不应过多考虑受害人的身份、收入、社会地位、职业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的后果；地方立法不平等对待的情形应受到限制；区别对待应严格限制合理差别范围之内，如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注释：
①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是否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一种反对意见是：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无财产性内容，不具有经济补偿性质，属于一种非财产责任。即使认为侵犯名誉权、荣誉权的责任为消除影响害人赔礼道歉能够起到某种程度的精神慰藉作用，也不能就此认为上述三种方式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马怀德.国家赔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274页.）
②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否具有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性质，值得商榷。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看出，其第第九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看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二十九条，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与《国家赔偿法》的计算方式大致相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属于不同的赔偿费用项目，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在请求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外，还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可见，这里又区分了精神损害赔偿赔偿与前两者之间的区别。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如何运用必须给予明确说明。
③这些案件包括：麻旦旦等案件，《人大常委会将首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的案情链接部分，新华网2008-10-20
④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8年，在中国期刊网（CnKi）中以研究“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为题目的论文就有74篇，此外还有多篇硕士论文。
⑤现有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研究成果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方式等问题探讨。参见胡锦光主编：《中国十大行政法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余凌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国家赔偿完全可以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的观点，参见马怀德：《完善国家赔偿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
⑥也观点认为，财产的是直接损失标准，人身权采取的是抚慰性标准，由于草案立法仅对人身权侵犯规定了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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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3
论文关键词 同残同赔 生命健康权 平等 公平
随着“同命同价”与“同命不同价”争论愈演愈烈，在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残疾，当事人因户口不同而产生不同残疾赔偿金问题也屡屡出现。前不久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撞伤两名路人，当事人诉诸法院请求赔偿。一审，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按照城乡赔偿标准获得相应残疾赔偿金。农村居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二审中院，中院判决支持农村居民的诉求，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残疾按照“就高不就低”的标准，判决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按同一标准获得赔偿。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伤残，是否可以以同等标准确定残疾赔偿金呢？司法实务界观点不一，笔者现简要阐述各方主张并就法律解释和法学理论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司法实务界关于“同残同价”的争论
（一）同残异赔
有人主张在同一侵权行为中造成多人伤残，应该按照不同标准计算当事人残疾赔偿金。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该条明确规定“残疾赔偿金”作为物质损失。同时，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残疾赔偿金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部分。既然残疾赔偿金是物质损失，根据史尚宽先生的“劳动能力丧失说”，他认为：“身体或健康被侵害时，其损害赔偿，法院得因当事人之申请定为支付定期金，但需加害人提出担保。关于定期金之计算，甚为困难。例如工人失其左手之赔偿，应按保险公司之死亡表，定其生存余年，就其可能劳动之数年，以乘现在之工资及将来随同职工之技术进步或低下而渐次上升或下降之工资，扣除丧失左手后尚能从事工作所应得之工资，以定其数额。”故物质损失即身体健康受损害导致劳动能力丧失而失去现实收入，只需按照相应标准赔偿因劳动能力丧失所失去的收入。据此，司法实务中，法官直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关于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予以判决。
（二）同残同赔
也有人主张此类问题应该适用同一标准赔偿。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应受到平等保护，公民应享受公平待遇。
笔者个人支持“同残同赔”的观点，首先表明一个态度，受害人所获得的赔偿额并不能代表健康价格，对生命对健康定价本身就是对自己生命的蔑视。但当我们的生命健康权遭受侵害的时候，保护生命健康权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用残疾赔偿金来弥补。下面就支持“同残同赔”的观点阐述自己的看法。
二、同残同赔的相关依据
（一）评侵权责任法17条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确定了以相同数额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法律规则，笔者从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角度谈谈对这条的看法。
1．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可以分为法律内的目的与法律外的目的两种。法律内的目的又可分为立法者的目的和法律字里行间的目的两种。由于立法者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我们无法揣测其立法意图，但从该法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立法力求突破司法束缚，打破城乡居民，不同地域居民“同命不同价”的尴尬格局，体现对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尊重。《侵权责任法》这样规定可以有效降低城乡差距，在一定范围内消除歧视。
2．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在法学上也被称为类推适用和比照适用，是指在法律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的情况下，比照相应的法律规定加以处理的推理模式。对于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残疾的，受害人属于不同户籍的，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应该如何赔偿。而类比推理可以有效弥补法律漏洞。恰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了相同数额的死亡赔偿金。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受伤诉求残疾赔偿金的案件与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死亡诉求死亡赔偿金的案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具体表现在：（1）基于同一侵权行为；（2）多人为受害人；（3）赔偿金性质。由于两种类型的案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遵循客观、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运用类比推理达到同事同处的效果。
（二）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关系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不同很早就深受学者关注和研究。其中，法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明确，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行为；而法律原则对人的行为及其条件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抽象性，适用范围比法律规则宽广。对于本案的处理，无明确法律规则可以适用，笔者认为可以适用法律原则，弥补规则漏洞，实现个案正义。
1．平等原则
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人人生而平等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其中“人人生而平等”有三层含义：第一，公民身份平等。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男女老少差异，也没有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差别，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有违宪之嫌。第二，公民权利平等。不论是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等都应受到法律平等保护。如果有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法律应该加以规制，为受害人提供救济途径。当公民健康权遭受侵害，应当以同一标准确定残疾赔偿金，而不能根据受害人的个体差异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第三，公民尊严平等。人格尊严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果因受害人户籍身份情况的差异而给予不同的残疾赔偿金，不能对公民的人格尊严予以平等地尊重和保护，还可能误导社会公众，轻视农村户口居民，不仅不能抚平受害人所受创伤，还可能造成心理失衡。杨立新教授认为：“坚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城乡差别，是没有道理的，是对这种改革的阻碍，是对人权平等的阻碍，是应当坚决反对的”。
2．公平原则
公平观念在民法中体现为公平原则，作为评价民事活动目的的评价标准，公平原则不仅是在法律适用和司法判决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司法实务中，当欠缺法律规则时，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法官应当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合理判决。公平既包括实质上的公平，也包括形式上的公平。很多学者认为：以相同数额确定赔偿只是形式上的公平，由于城乡购买力的区别，相同数额赔偿名义公平实乃不公。但若考虑上述因素，还可探讨个人劳动能力的收入并不代表未来收入，还要考虑农村城镇化进程及农村居民可能居住城镇等各种情况。如此看来，要实现实质的公平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如果以户籍确定不同的赔偿标准，给予受害人不同的赔偿，就是身份的歧视，造成严重不公。故笔者认为建议至少从形式上开始实现公平。
三、我国关于残疾赔偿金立法缺陷及建议
（一）立法缺陷
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的适用问题
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中的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是以户籍来区分适用城镇还是农村的赔偿标准。笔者认为以城乡二元结构来区分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标准是违背宪法平等、公平、人权的。其次，即使按照户籍判定赔偿标准也是不公平的。随着城郊小产权房的兴起，农村居民的生活收支状况与城镇并无异样，显然以户籍定赔偿有碍公平。
2．同一侵权行为中多人伤残的残疾赔偿尚无法律规定
本文谈及的侵权案件上诉至二审法院，法官穷尽各种法律规则也未找到相关法律依据。唯有《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规则。合议庭法官大胆揣测法条背后的立法意图，为了实现个案公平正义，法官运用法理—法律对生命健康权的应予以平等保护来判决，从而支持农村居民的诉讼请求，使其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标准的残疾赔偿金。
（二）立法建议
1．取消人身损害赔偿城乡标准
《国家赔偿法》34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赔偿标准是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无城乡之分。《民法通则》“损害赔偿与受到的损害和损失相当”，无城乡之别。《侵权责任法》十七条确定了相同赔偿而不再区分城乡标准。表明立法者力求对受害人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建议逐步取消人身损害赔偿的城乡差别。
2．完善残疾赔偿金的法律规则
法官穷尽法律竟找不到关于同一侵权行为多人伤残的残疾赔偿金的处理规则，不得不从法理角度判决。故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但有几点必须注意。不得不再次谈及《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在很多学者为十七条出台解决同命同价问题而欢欣鼓舞时，也有部分学者看到其中立法的缺陷。第一，可以与应该。法律规定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残疾赔偿金，也就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选择判决同一数额，也可以选择判决不同数额，从而使该法条失去了立足公平本应具有的效力。该法条涉及公民特殊人权—生命权，这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本应表现法律最严肃的一面，却最终给出如此弹性的规则，实在出乎意料且有违公平。建议立法者在完善残疾赔偿金相关法律时，保护弱者的利益。第二，多人的界定。二人以上还是三人以上？理由依据何在？第三，关于附加条件同一侵权行为的设定。《侵权责任法》出台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很多法条背后都是轰动社会的事件。如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不动产倒塌致人损害，艳照门事件名誉权、隐私权保护。十七条的出台或多或少都受到2006年重庆伤害赔偿案的影响。细细推敲，同一赔偿的适用范围仅仅适用于同一侵权行为只从形式上做到了公平正义，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户籍差别，建议立法者完善残疾赔偿金相关法律规定时克服这些问题。
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4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制度；法律性质；适用分配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审判实践中,非法侵权致人死亡必然会涉及到死亡赔偿金问题。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适用分配等没有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故导致在死亡赔偿金的认定、计算及分配等方面产生诸多问题。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本文拟对我国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及其分配适用问题作一初探，以期逐步完善我国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充分发挥其法律制度设计的应有作用。
一、我国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2009年8月，某地一男性公民因车祸死亡，其父母、妻子及孩子获相关死亡赔偿金38万。在分配该笔死亡赔偿金时，其父母认为这系其儿子的遗产，应在四个法定继承人中平均分配；其妻子认为这系与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先分割一半给自己，另一半才能作为其丈夫遗产在四个法定继承人中平均分配。因双方协商不成，故而成讼。解决此案的首要关键在于明确、界定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问题。根据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之精神与相关理论通说，死亡赔偿金应界定为非法侵权致人死亡必须赔偿的特有的财产损害赔偿金，是由加害人给死者亲属所造成的物质性收入损失的一种补偿，而非死者遗产、死者夫妻共同财产、死者个人财产。
1、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遗产。
遗产是指被继承人生前合法取得、并在其死亡时实际存在的财产。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等。”［1］
我国在立法上，除了《保险法》第64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在没有指定受益人或出现法定情形时，保险赔偿金为遗产外，其他很多法律、法规虽然也都规定了死亡赔偿金，但这些规定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都没有明确。2005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请示》作出了（2004）民一他字第26号《关于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空难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死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获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而非死者。故空难死亡赔偿金不宜认定为遗产。”［2］从该复函可以看出，死亡赔偿金是专属于死者近亲属的财产。也就是说死亡赔偿金不是对死亡者本人的赔偿，因此，该赔偿金不应认为是死者的遗产。
2、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与其原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取得的合法财产。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3］
死亡赔偿金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依婚姻法理论，夫妻关系终结于双方离婚或一方死亡（包括宣告死亡）。死亡赔偿金以一方死亡（包括宣告死亡）为前提，产生于一方死亡后。夫妻双方任何一方死亡的，夫妻关系就已经不存在，这时候得到的财产自然不能算作夫妻共同财产。
3、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个人财产。
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是指公民个人生命存续期间合法取得的财产。我国《民法通则》第75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4］
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公民的个人合法财产。首先，公民要取得财产所有权必须有合法依据，公民只有在自己生命存在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行使一定的民事行为，合法取得财产所有权。由于加害人支付死亡赔偿金时，该公民已经死亡，也就不是通过其亲自行使民事行为而取得该款项的所有权。其次，由于死亡赔偿金是在公民死亡之后才由加害人支付的，所以该公民无法将其作为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进行使用，也无法对该款项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二、我国死亡赔偿金的适用分配
目前，我国在死亡赔偿金的适用分配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应当尽快通过完善立法加以解决，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1、关于死亡赔偿金的适用标准问题。应该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计算标准，以消除不同区域之间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额，解决“同命不同价”问题。
当前，我国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5］其依据主要是居民身份的不同。
由于不同区域之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的差异较大，导致死亡赔偿金数额的巨大差异。由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同命不同价”问题相当严重。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则案例：在同一城市的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3名少女同遭车祸丧生，3个家庭体味着同样的悲痛。［6］然而，给其中一名系农村居民户口的少女家庭的赔偿，却不及她另两名是城镇居民户口的同学家庭赔偿的一半。以福建省2010年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为例，城镇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为19577元/年；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只有6680元/年。这充分暴露了现行按居民身份来确定赔偿标准的弊端，使很多公民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目前，要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还需假以时日。但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已经开始关注、解决这个问题。2008年9月28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该地方法规第26条规定：“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死亡的，死亡者直系亲属除依法获得死亡者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外，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单位还应向其一次性支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数额为本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7］这说明福建省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对因工伤事故死亡的死亡赔偿金适用“同命同价”原则的制度，为我国在解决该问题的法制建设上起了一个好头。
2、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原则问题。应该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分配原则，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的明显差异，解决“司法不统一”问题。
①、要明确规定有权参与死亡赔偿金分配的权利人范围――死者的近亲属。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的法定继承人因死者死亡所遭受的未来可继承的死者财产收入的减少而应得到的补偿。因此，享有赔偿请求权的，是间接受害人，即死者的近亲属。死者的近亲属包括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8月7日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8］②、要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分配的具体办法。由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的分配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因此，不同地方的法院持不同意见和做法，导致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间甚至同一法院内出现大相径庭的司法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的统一性与法治的权威性。使人们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要尽快制定统一的死亡赔偿金分配的具体办法。该办法至少要明确解决以下问题：首先，死亡赔偿金应该参照《继承法》的规定在死者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内进行分配。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但应参照遗产继承方案分配。因为，如前所述，死亡赔偿金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这部分收入可成为其一生财产的组成部分。在其正常死亡时，这部分财产就会成为遗产的组成部分。因此，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应当参照遗产分配，在其法定继承人范围内进行分配。其次，明确死者原配偶的特殊的法定继承人地位。如前所述，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配偶一方不能要求分割一半。但是，配偶是与死者关系最密切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应该多分一些。再次，规定按照法定继承人与死者生前的密切程度来分配死亡赔偿金，而不能平均分配。如配偶、子女应该多分。
我国的死亡赔偿金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精神损害赔偿性质与财产损害赔偿性质单行到并行的转变发展，体现了理论的升华和社会的进步。只有通过相关立法进一步明确界定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规范其适用分配，才能逐步完善这一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法律制度设计的应有作用，真正实现对公民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注释：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继承法》（1985年4月10日）.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2005年3月22日）.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26日）.
［6］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24日).
［7］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2008年9月28日）.
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5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人身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长期以来，在立法上、实践上以及理论上始终没有加以很好解决的问题。
不论人们对当今司法解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意见，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严肃的质问、广泛的讨论以及深刻的思索。2003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它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过程中出台，它受到了法学界与司法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这天无疑是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日子。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目前仍存在很多很多问题。
本文着重分析当前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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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构体系非常混乱
1、法律表现形式繁多。就人身损害赔偿而言，它本身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个具体制度，应当就内容应当是相对单一、完事统一的体系。而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表现太多，主要有四种：基本法、单行法、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从这四种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其对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表现出:(1)、相互独立，没有继承性、连续性；(2)、无法形成一个科学体系；(3)、带有明显的各行其是与发展趋势；(4)、人们难以掌握与认识其体系；(5)、遭遇人身损害后所得赔偿的差异呈天壤之别。
2、一条基本法律条文，保持了15年。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实际就只有一条，即《民法通则》第119条。与其说单行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各行其事，独自发展，而不如说是，各条块以其利益需要而对《民法通则》的一种变通修改。
3、行政法规的规定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现已废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表现最为突出。
4、司法解释通过大量出台却是谨慎向前。在15年之中，司法解释始终在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占有突出位置，前后期司法解释内容不一致、相互冲突，《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前后只相距短短两个月，一个否认精神损害赔偿，一个却作了全面规定。但这两个司法解释对于赔偿项目、精神损害赔偿之抚慰总算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在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上有了重大进展，已远远超过了《民法通则》。
二、法律制度及其内容仍不具有完备性，在内容上缺项太多
虽然《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但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仍不完备，个别问题仍矛盾突出。
对于身体权的侵权赔偿法律与司法解释尚未明确，对于身体权侵害的精神赔偿仅规定可提出请求，但根本没有下文，其表现为一个“画饼”。
对于精神损害，虽规定了精神抚慰金，但从实质上仍不是赔偿，而只是“意思意思”。即便是这样，对于造成残疾、残废的抚慰金赔偿计算，除《国家赔偿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已废止）》外均没有具体计算方法的规定。
对于赔偿金的现实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与多次分期支付的差别没有考虑，我国根本上，立法主观上排斥扣除利息因素，立法、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此均不作规定。《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所作了描述，是个例外，但也仍没有具体的规定。
同样对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定期金赔偿，也只有《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到，没有具体操作规定。
三、法律规定的冲突带来了适用的混乱
基本法、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对部分赔偿项目的标准计算规定不统一，如：1、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标准有三：当地生活基本生活费、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与当地平均生活费。2、被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标准，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费等等。
死亡赔偿项目，有死亡补偿费、死亡赔偿金、抚恤金。社会共识死亡补偿费实质是听起来容易接受的一种变通赔偿；死亡赔偿金是损害赔偿；抚恤金是政策福利待遇。而目前司法解释从总体认为三者均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这样就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缺陷：1、既然是精神抚慰，相对不特定的亲属均应有份，而赔偿是有具体对象，从而导致了诉讼与理论上的分歧；2、赔偿幅度规定不一致，形成较大差别，这就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法律适用的结果。而出于司法解释效力的法律限制的无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2款只能作出“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附：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法规演变过程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二)----相关司法解释、法律规范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三)----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的主要特点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四)----当前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6
[关键词] 死亡赔偿金侵权责任城乡差别 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F01；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2-0070-04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生效，因为该司法解释第29条有“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的规定，该司法解释饱受质疑，法学界反对者甚至认为这条司法解释涉嫌违宪。在司法实践小，建立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因为数额悬殊、相差甚大，从而导致“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屡屡出现。令人遗憾的是，理论与实践均寄予厚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对死广赔偿金问题延续了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同命不同价”的现象。
一、犹豫和摇摆：立法与司法实践
我国的侵权损害赔偿立法起步较晚，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前，除了最高人民法院1979年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和1984年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损害赔偿作了简单的规定外，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法律规定。《民法通则》颁布以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与实践呈现出逐步繁荣、完备的趋势。笔者认为，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立法与实践在《民法通则》颁布以来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86年的《民法通则》为标志。《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正式建立，我国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告别了无法可依或者依靠政策和司法解释做出判决的时代。《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民法通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鉴于立法与实践的局限性，很不完备。它对于侵害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没有规定；对于具体的赔偿范围与赔偿项目也极不完善。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第二阶段，以1991年9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为标志。《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一次全面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各项赔偿项目与计算办法，以及对侵害生命权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补偿费。该法规对人身损害赔偿规定了11项赔偿项目，即：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该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同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随后，1993年2月的《产品质量法》第一次立法对受害人死亡规定了“抚恤费”(该法第32条)。同年10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出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概念(该法第41、42条)。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办法、减少收入、生活费标准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该法第27条)。而1991年11月的《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虽然对人身伤亡的赔偿范围与计算标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却形成了国内和涉外人身伤亡补偿性赔偿额悬殊极大的赔偿体制。
第三阶段，以新世纪初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为标志，基本上建立了我国较为完善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2001年1月10日公布的《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项目是：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助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这是第一次对人身损害赔偿做出的最为全面的司法解释，对具体的赔偿项目规定了赔偿计算的标准和方法，但是该司法解释仅适用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具有适用的局限性，而且抚慰金赔偿范围过窄。2001年3月8日公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对人身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了详细的规定，即，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或精神抚慰金等三类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基本完善的主要标志。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侵权行为法总则、新类型的侵权行为、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项目和计算方法作了全面的规定，是我国当前在司法实践中除国家赔偿(第8条第2款)与工伤保险赔偿(第11条第3款以及第12条)以外普遍适用的法律文件。
第四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自2002年12月以来，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入快车道。《侵权责任法》先后经过四次审议，于2009年12月26日审议通过。《侵权责任法》共12章92条，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但是没有明确死亡赔偿金性质以及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计算依据和计算方式，基本延续第三阶段的三个司法解释。
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项目。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一次规定了“死亡补偿费”概念，随后的199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第4条(安抚费)、1993年《产品质量法》第32条(抚恤金)、1993年《消费者保护法》第42条(死亡赔偿金)、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27条(死亡赔偿金)、200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死亡补助费)、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死亡赔偿金)、2002年2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精神抚慰金)、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29条(死亡赔偿金)和2009年12月《侵权责任法》第16条对“死亡赔偿金”均有规定。但是，上述法律文件的规定在名称上并不统一，达6种之多，实际上用“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包容。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认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损害的抚慰。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却“没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往前走”，而是将死亡赔偿金与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相分离，确定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赔偿项目(该解释第18条)，因而死亡赔偿金被认为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是对财产损害的赔偿，不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由于不同的人生前收入不同，出现城乡差别、职业差别现象，从而又导致死亡赔偿的差别现象。如果死亡赔偿金是财产损害赔偿，那么同一司法解释又规定了被抚养人生活费请求权；同样以死者丧失收入为依据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请求权与死亡赔偿金重复，“可能导致近亲属重复受偿，或加害人承担重复的、过分苛严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文件已经陷入了互相矛盾和摇摆不定的陷阱。这或许也是滇条司法解释被社会所普遍关注并引起激烈争议的原因之一。
二、迷茫和误解：学说与理论
民法理论认为，死者的近亲属应当取得死亡赔偿金，但对该赔偿金请求权的发生依据有不同的观点，分别有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加害人赔偿义务说、同一人格代位说、间隙取得请求权说、双重受害人说、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等观点。我同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清求权的发生依据之争是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争议、，笔者认为，死亡赔偿金请求权的发生依据与性质应有不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如前所述是指财产损害赔偿或是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死亡赔偿金请求权的发生依据是据有关依据或理论基础而产生请求权的问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这匕种理沦均是有关死亡赔偿金的发生依据问题，并非指其性质问题，重要的理论观点是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
扶养丧失说认为，由于受害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丧失了生活费的供给来源，因而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应予以赔偿。依此说，法定被扶养人享有赔偿金请求权，法定继承人因受害人死广导致遗产减少的损失却不享有赔偿请求权。目前，采此观点的有德国、英国、美国大多数州、俄罗斯联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继承丧失说认为，受害人在世时将不断地获得收入，增加其财产累计额；而死亡导致这些未来收入丧失，使得其法定继承人所能继承的遗产减少。依此说，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是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美国少数州、日本采此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前述各项法律文件中，除了《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继承丧失说外，其他法律文件采扶养丧失说。实际上，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都认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只不过前者以丧失的“生活来源”为依据计算，后者以丧失的“未来收入”为依据计算；因而前者总数额较少，后者较多，这正是被认为立法上应当弃前者改采后者的主要理由，我国学者却误认为扶养丧失说性质上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而继承丧失说性质上是财产损害赔偿。并由此认为，《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被解释为继承丧失说，在性质上改为财产损害赔偿，不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改变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无论是扶养丧失说还是继承丧失说，其性质都是财产损害赔偿，但财产损害赔偿却无法解释人格利益的损害与赔偿，而且也直接导致在死亡赔偿金计算上的“城乡差别”，因为我国城乡二元户籍结构体制下城乡收入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生活成本也有较大差别。由此可见，我国法学理论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与其请求权的发生依据混为一谈，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三、审视和反思：理论建构与消除城乡差别
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生命权丧失的特有赔偿项目，应当将审视与反思的重点放在生命权与生命权丧失这个逻辑起点，也即人本身。现代人权观一般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被他人当作纯粹的工具使用，而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看待，也即人本身才是一切权利的逻辑起点。只有建立在人本身权利基础上的理论，才可能从理论源头和制度源头卜消除赔偿结果的差别。
(一)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二重性
死亡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无论是死者还是双重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且也是对死者没有正常享受生命损失的赔偿。人们也许在劳动能力与收入方面存有差异，但在生命与享受生命方面一律平等，这也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含义。因此，《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单独强调死亡赔偿金的财产损害赔偿性，忽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其结果必然是在计算标准上适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或生活成本二元制，人为导致“对农民人格的歧视”――这恐怕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歧视”。立法与学说理论上的误解和混乱，直接导致损害赔偿公平价值的失衡，其恶果却由中国数亿农民承担。死亡所侵害的是人的生命权，而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格利益。人格利益一般应当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对最高人格利益丧失的赔偿应当包含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的赔偿。单独强调精神损害赔偿，往往导致赔偿额较低，不能达到或完全达到对生命权侵害的赔偿目的。反映在实践中就是“人命不值钱”。单方面强调财产损害赔偿，又必然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死亡赔偿金计算上的“剪刀差”，“等于公开宣称人格的不平等”。所以，在理论上承认死亡赔偿金既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义具有财产损害赔偿的性质，是完全有必要的。至于死者生前因伤害所致个人精神损害以及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权利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另行确定。也即，前述死亡赔偿金并不包括死者生前所受精神损害的赔偿，也不包括其近亲属由于死者死亡导致的丧失亲人之精神损害赔偿。
(二)死亡赔偿金请求权的发生依据――双重受害人理论
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均建立在死者具有劳动能力和未来可以持续增加其财产积累的假设或前提之上，但这是不科学的。对于未成年人、无劳动能力人、残疾人、老年人、精神障碍者而言，侵害其生命权并不必然导致财产损害，也不必然导致扶养丧失和继承丧失。若仅强调财产损害或者抚养丧失与继承丧失，对于死者势必是一种歧视。因为如果生者认为只有自己的被扶养权或继承权受到损害，那么将会弃死者高尚的生命与人格于不顾。双重受害人理论认为，一重受害人是丧失生命权的人，即死者本人；另一重受害人是因救治、丧葬死者而受到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的死者的近亲属。死者的近亲属因侵害生命权的事实直接取得赔偿请求权。双重受害人理论可以圆满地解释侵害生命权所致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的事实，也可以适应于死亡赔偿金具有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二重性。
(三)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依据――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二重性
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7
关键词：五保户；政府；死亡赔偿金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026-03
2009年2月某日，某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的五保户曹某因交通事故死亡。交警认定交通事故肇事方叶某和曹某负同等的责任。由于曹某没有亲属，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因此各方对曹某死亡后叶某是否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谁有权得到死亡赔偿金等问题引发了争议。
一、镇政府与五保户之间的法律关系
所谓五保，主要是保障特殊人群以下五项生活：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五保户常见于我国的农村地区。五保户人群包括：“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人。”[1]
《五保户供养条例》规定镇、民族镇、镇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没有对五保户村民的财产进行规定，镇政府管理和供养五保户村民是在履行其法定的职责和义务，其支出也是社会的一种公共支出。镇政府对五保户村民有供养之责，但无权因此获得五保户村民的财产或者取得属于五保户的权利。
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死亡赔偿金的性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务问题，在立法层面上，各国受到“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两种理论的影响。
“扶养丧失说”认为受害人的死亡导致其生前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间接受到了损害，据此应获得赔偿。[2]由此，法律规定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扶养人从死者生前的收入中可以得到的属于自己的扶养费的金额。赔偿范围并不包括由于死者的死亡，对死者遗产有继承权的亲属将来可以从死者那里所继承来的财产减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由于死亡赔偿金是对被扶养人的赔偿，因此在赔偿时，如果死者没有应当承担供养责任的被扶养人，因而就不存在对被扶养人的财产损害，所以赔偿义务人就无需承担对被扶养人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
“继承丧失说”认为受害人死亡后，失去了在未来获得更多财产的机会，间接地减少了其继承人在未来本应继承到的财产的数额，这种损失应当得到赔偿。[2]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义务就是由于受害人的死亡，权利人丧失的可得利益。具体说来就是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本应获得的、原本可以作为受害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未来可以取得的收入。根据前一种学说，死者家属所能得到的赔偿限于预期的扶养费，这容易计算，也容易得到赔偿义务人的认可，但数额偏低，对死者家属不利。根据后一种学说，死亡赔偿不易计算，并且容易得出较大的赔偿数额。
我国法律法规经历了从“扶养丧失说”到“继承丧失说”的转变过程。《民法通则》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但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采取了“扶养丧失说”。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更将死亡赔偿金明确认为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其第9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从保护死者家属的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以“扶养丧失说”为基础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显然是不利于保护死者家属利益的。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放弃过去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采取“扶养丧失说”的立场，而是以“继承丧失说”作为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理论基础。由此，死亡赔偿金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是对财产损害的赔偿，具体说来就是对死者近亲属可得财产损失的赔偿，而不是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2条的规定，确定第19条至第29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18条第1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这里明确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认为其性质上是物质损害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3]很明显两个司法解释在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认定上相互抵触，在操作中应以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准，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对物质性损失的赔偿。
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对物质性损失的赔偿，但其赔偿范围包括哪些呢？按照扶养丧失说，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而根据继承丧失说，赔偿的范围是可得收入，不是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由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已经包含在死者收入的损失之中，再规定进行赔偿就是重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是一个过渡性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彻底地转到继承损失说来。由于《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中都规定了要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这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时考虑到司法解释应当和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中规定的赔偿项目相一致的原则，于是依然保留了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规定。此外，又根据继承丧失说，将“收入损失”分为“被扶养人生活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一个标准，来落实“死亡赔偿金”。这样，司法解释与《民法通则》等法律保持了基本的一致。这种做法既吸收了继承丧失说的理论又避免了与现行法律法规完全相冲突。因此，死亡赔偿金的范围就变成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了。
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8
关键词：船舶油污损害；修改海商法；法律适用
一、引言
据统计，1988年到1997年，在我国海域共发生溢油事故1856起；1998年到2008年间，我国沿海发生718起船舶溢油事故，溢油总量达11749吨。近十年来，全国海事法院受理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一审案件300余件，案件诉讼标的总额约30亿元人民币，且受案量逐年增多。由此可见，我国船舶油污事故的发生率逐年提高，油污事故的影响愈来愈大。但是与日益增加的船舶溢油事故相反的是，我国的船舶油污赔偿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至今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可供直接适用。
二、船舶油污赔偿责任法律适用问题的概况
（一）国际公约层面对船舶油污责任的相关规定
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国际社会制定了大量的海洋环境的公约，其中有1969年和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1969CLC、1992CLC）、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以下简称1971FC公约）、2001年《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燃油公约）等。
（二）我国船舶油污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
在2010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油污环境管理条例》之前，我国已制定了大量旨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油船安全生产管理规则》、《船舶载运散装油类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但这些法律法规在性质上大多属行政法、行政法规或规章，属公法范畴①，其规定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多以行政责任为主。《海商法》关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主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不适用海商法所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及油污损害赔偿的"时效期间为三年"。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船舶油污赔偿纠纷案件的相关规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船舶油污赔偿法律制度的进步。
（三）法律适用中的难题和争议
我国已经加入《燃油公约》和《民事责任公约》，但除香港外其他地区尚未加入与其配套的《基金公约》，同时我国国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相关规定散见于《侵权责任法》、《海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中，法律法规层次参差不齐且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和统一性。因此，造成在处理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油轮污染海洋环境的事件时，如何适用法律往往成为难题。
一般认为，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应当看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具有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我国《海商法》第208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不适用本法第11章的规定。而对于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1.适用国内法。该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和《海商法》中关于公约优先适用的规定都是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因此不具有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法律关系应当适用国内法的规定。另外，公约规定的责任限制过高，适用的话可能会造成船公司的破产。②
2.适用国际条约。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2条规定"本公约仅适用于在缔约国领土和领海发生的污染损害和为防止或减轻这种损害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而我国在加入该条约时未对任何条款作出保留。
三、海商法中关于船舶油污赔偿的修改建议
（一）建立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2011年5月11日，我国财政部、交通部联合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办法》），自2011年7月1日开始向海上接收持久性油类的货物所有人和人征收每吨0.3元人民币的油污基金摊款。笔者建议对《海商法》进行一定的修改，增加"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一章，具体规定基金所适用的船舶、油类和对油污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及免于赔偿的情况，基金对油污损害赔偿的金额和向基金索赔的时效等主要内容。可据此建立国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向国内各石油公司摊款，允许他们把其中一部分纳入成本，建立由船舶所有人和货主、其它油类受益人共同分担油污损害赔偿制度。货主从保护环境的共同责任原则而承担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的，3船舶所有人是以侵权责任原则为依据承担赔偿责任。
（二）建立船舶油污强制保险制度
我国的船舶油污保险应当包含两部分，对载货油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的国际航行船舶按1992CLC公约的要求和规定进行强制保险。对国内航线的油船，也应实施强制船舶油污保险制度，要求船东购买船舶油污险。《燃油公约》规定总吨位大于1000吨的船舶需要强制保险或财务保证。而我国船舶投保油污责任险完全本着自愿原则。我国存在大量小型船舶，按照公约规定，它们无需进行强制油污保险。由于船舶防油污责任保险意识淡薄，大多此类船舶都未取得油污责任保险。一旦发生碰撞溢油事故造成重大油污损害，小船的船舶所有人往往没有能力做出充分赔偿，油污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此外，建立强制保险制度还可以保证索赔者享有向油污责任保险人直接索赔的权利，保险人享有与民事责任人相同的抗辩权。4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提出。"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海商法》中应建立船舶油污强制保险制度，从而使油污受害人的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总之，随着我国航运业的快速发展，海上石油的运输量也会越来越大，我国将成为船舶油污染的重灾区，因此通过修改海商法建立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刻不容缓。
注释：
①司玉琢：论公法优于私法原则及其在海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与研究（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②王潘，于静：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中国海事》，2006年第5期，第40页.
参考文献：
[1]司玉琢：论公法优于私法原则及其在海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与研究（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2]王潘，于静：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中国海事》，2006年第5期，
[3]劳辉（新《海洋环境保护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实施交通环保2000，（6）：4.
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9
《南方周末》12月9日刊出孔繁军著《区别赔偿：城里人乡下人就不一样？》（以下简称孔文）一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若干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存在城乡差别，进而认为应取消此种差别。笔者认为这种建立在对司法解释的误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一、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孔文认为“《解释》第25条、28条、30条的有关规定，作为民法上惩罚侵害人、保护受害人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要以受害人的身份差别分别适用不同的标准。”让我们来看看司法解释原文，《解释》第25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第28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第30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从司法解释原文可以看出，《解释》第25条规定的是残疾赔偿金的赔偿计算标准，第28条规定的是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计算标准，而第30条则规定了赔偿计算基数的例外情况。此三条规定并无一是孔文所称的“死亡赔偿金”，《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实际上是在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可见孔文对于《解释》进行了错误的引用，此为孔文误之一。二、死亡赔偿金不是精神损害赔偿关于《解释》第29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孔文认为是“作为民法上惩罚侵害人、保护受害人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首先，在《解释》起草人之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的陈现杰博士所撰写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人民司法》2009年第2期）一文中明确说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均系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解释》“在概念上，与现行法律规定保持一致，将对收入损失的赔偿称为死亡赔偿金，而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就叫精神损害抚慰金，以期概念准确，用语规范。”并且还进一步说明，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在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外，又规定了死亡补偿费，在解释上就被理解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理解，事实上影响了后来的立法。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二条，均采取在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外，同时给付死亡赔偿金的模式;其死亡赔偿金，解释上也认为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这一模式，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重大问题。由于有关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和独立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作了限制性区分，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受理精神损害赔偿，以致在犯罪引起的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近亲属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死亡赔偿金的赔偿。为此《解释》对此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定位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死亡赔偿的利益失衡，使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从司法解释起草者的说明可以确认，《解释》第29条以及第17条第三款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属经济损失的赔偿而非孔文所认为的精神损害赔偿。其次，即便没有看到陈现杰博士的文章，我们从《解释》原文的规定也能够看出“死亡赔偿金”非精神损害抚慰金。《解释》第17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然后在第29条规定了死亡赔偿金的具体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解释》第18条又紧接着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如果说第17条第三款以及第29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的话，为什么又在第18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方式呢？岂不自相矛盾？
关于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篇10
【关键词】新刑讼法实施交通肇事民事赔偿
一、引语
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开始施行之后，原本颇具争议的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被告人应否承担赔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问题会带来了更多的争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交通肇事犯罪涉及的民事赔偿案件带来巨大影响，在实践中应当如何操作，值得我们探讨。
二、被害人及其亲属获取赔偿相关法律条文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
三、问题原因分析探讨及存在根源
此规定意味着受害人及其亲属不仅不能基于附带民事诉讼就死亡赔偿金或者残疾赔偿金获得支持，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也将无法获得支持。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受害人及其亲属对精神抚慰金诉求的保护，当事人通常采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因为在民事诉讼中，通过援引一些规范性文件，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新《刑诉法》的规定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为判决、裁定的考量，没有规定对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如何区分处理的问题，同时也限定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法律救济的范围。“物质损失”是否包括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却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其根源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也就是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定义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根据我国法律、司法解释的效力位次来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后相继颁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侵权责任法》，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一般原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已经不再适用。无论是法律实务还是理论中已经把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界定为财产性质，而《新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物质损失”的说法与“财产损失”区别是什么？《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与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相互矛盾。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是完全支持精神抚慰金及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不一致，造成了实践中产生的第一个问题――交通肇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审理中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新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交通肇事罪的巨大负面影响的症结在于精神抚慰金的内涵与外延，法律上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不存在争议的解释，精神抚慰金是否包含伤残、死亡赔偿金？伤残、死亡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还是精神损失？刑事有刑事的解释，民事有民事的解释，这种不统一，造成我国司法实践混乱。
四、问题解决建议对策
（1）由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对精神抚慰金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立法及司法解释混乱，客观上导致了我国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和难以操作，这势必严重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将伤残、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明确界定，则前述问题可以得到相对化解。由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需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交通肇事犯罪问题，它所面临的问题复杂而多样，对于相当多的刑事案件，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具有它的可行性及科学性，无可非议。但在当前交通事故频发，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居高不下的形势下，无疑带来巨大影响。
（2）最高人民法院就《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进行补充，专门就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赔偿予以规定，做到有法可依。
（3）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明确作出司法解释以前，应当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对自己权益寻求保护的法律途径。即构成交通肇事犯罪的，受害人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受害人及其亲属应当享有自由的选择权。如果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则意味着受害人及其亲属自愿放弃对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的诉求，如果诉请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则应当允许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