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1
[关键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区托管；宽严相济；帮教
[中图分类号]D912.7[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根据苏州市金阊区检察院的办案统计，每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10%以上，未成年人犯罪成为我国当代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课题。但目前，我国的青少年司法制度还不完善，各地发展不均衡。苏州市金阊区检察院在自身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探索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托管合作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社区托管合作制度的基本框架
社区托管合作制度，是指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案件时，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其法定人及本人同意，吸收社区力量共同成立观护小组，在审查的法定期限内对其进行教育、管理和考察。最后，视其在托管期间的表现，决定是否对其提起公诉。在整个制度中的设计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和心理矫正等先进理念，使得该制度更加全面和科学。其他包括以下内容：
1．适用对象与适用条件
适用“社区托管合作制度”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系初犯或偶犯；（3）认罪态度较好，主动退赔赃款赃物，或者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并给予相应经济补偿。酌定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2）具备社区托管条件。符合以上条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其法定人及本人同意，可以适用该制度。
2．机构设置与协调
检察机关在公诉科内部成立“未成年人犯罪检控组”，由办案经验丰富的女检察官担任办案人员。主要职责是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审查，与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机构进行沟通与对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社区托管制度作出初步决定。在合作社区专门成立“观护小组”，由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人员与社区、或者学校人员三方组成。“观护小组”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区托管的主要监督和实施机构，此小组依托社区，成为社区和检警联系的渠道。
3．社区托管的内容
社区托管的目的在于对未成年人进行考察和帮助，考虑到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心理辅导，为了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够消除自卑、抵触社会的心理，改过自新，重新树立信心，我们为其进行心理疏导，矫正其心理和行为，必要时，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其进行心理咨询；（2）思想教育，采取个别说教和趣味宣传的方式，引导他们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增强法制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3）公益劳动，劳动是最好的教育，通过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的劳动能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体会到劳动成果带来的肯定和自信，也能锻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自制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摒弃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惯。
二、社区托管合作制度的合法性
作为基层检察院，我们深知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性，所以该项制度，从开始酝酿到最后成形，一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探索。
1．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准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宜主义随着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的变迁应运而生，并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与此相应，在犯罪与刑罚上适当采取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刑事政策也成为世界化的趋势。我国参与制定并签署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要求对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给予“有效、公开、合理、公正”的待遇，尽量减少司法干预，确立了“既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的原则。
社区托管合作制度规定，对严格遵守托管期间规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决定，其本质就是对多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处理，使未成年人尽量少受或不受正式审判程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符合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专门办理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要求充分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2007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规定，要在检察工作中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第11条着重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从宽处理原则。
社区托管合作制度就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轻缓刑事政策，能让其在检察机关和社区的教育和考察下，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真正做到“教育、感化、挽救”。
3．不损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社区托管作为法定程序以外的程序，很容易被人质疑它的合法性，我们认为该制度只有征得犯罪嫌疑人及父母的同意的情况下才适用，同时将被害人同意作为参考因素，所以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司法权威，应该是合法的。
检察院有决定或不的权利，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对一些未成年人案件，虽然构成犯罪，但综合各因素，可以做出不决定，这是诉权的权力所在，也符合法律规定。
三、社区托管合作制度的创新性
由于地域的差异，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呈现出渐进性改革的特点，有的地方成立专门了少年法院、少年法庭。社区托管制度将对象明确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对少年司法制度的一种创新、尝试和探索，符合了工作机制创新的要求，也符合了当今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
1．是对未成年人酌定不情节的具体化
法律规定了很多酌定量刑情节，比如认罪态度良好，有悔改表现等。可以说，社区托管就是把这些酌定情节从抽象化到具体化、感性化的过程。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第4款，规定了可以结合社会调查等，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但该规定是一个静态的考察，而社区托管合作制度中的考察是个动态、全程、立体的考察，更具有实践意义。我们参考了台湾地区的做法，设计了一系列具体的、量化的表格，比如情况调查表、每周汇报问卷、社会调查报告等，通过这些细化的材料可以很清晰地反映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情况、并据以判定他的认罪态度、悔改表现是否良好。
2．引入对检察院“诉权”的监督
我们对每一个适用社区托管合作制度的案件，都需向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备案，对于最终决定不的，启动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虽然目前的人民监督员仅仅适用在职务犯罪案件上，但未成年人案件要接受社会监督，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具有可操作性。
3．吸收公众对刑事案件的参与
在社区托管合作制度中，我们吸收了社区公众参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考察，他们凭着良知判断未成年人在托管期间的表现，并影响着检察官的判断。
四、社区托管合作制度的现实意义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和挽救是全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社区托管合作制度体现了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全方位的社会化，体现大治安、大司法、大检察的理念，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和标杆作用。
1．着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帮助
在现实的办案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多实施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事实上是放弃了对其的监督和管理，犯罪嫌疑人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失察、失管和失教的无序状态。未成年人意志不坚定，容易受外在的影响，如果继续放任，容易使他们产生麻痹心理，心存侥幸，不会真心悔过，更不会矫正自己的行为。同样对于最终决定相对不的未成年人，也有这个问题，他们回到社会，比平常的人多一些潜在的犯罪危险性。
社区托管合作制度在托管期间，成立观护小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日常的监督、帮教、管理；对于做出相对不决定后成立帮教小组，继续实施帮教措施，可以既有组织保障、又有措施落实，有效解决取保候审阶段和不诉后帮教盲点问题，对未成年人实施了全方位的关护和教育。
从另一方面来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不后，避免了监禁，也能防止未成年人因判刑监禁而沾染刑事犯罪污点，或者受到犯罪的交叉感染，有利于其改造和健康成长，对预防和减少犯罪起到积极作用。可以说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情与法的冲突，弥补了刚性法律的固有缺陷，一部良好的法律不仅应该具有原则性和稳定性，更应该充满人文情怀，能够体现法律对人与社会的尊重和关怀。
2．有效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在目前司法力量还不是十分充裕的现实情况下，动员和发挥社会力量加入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和挽救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法律规定的社会义务之一。《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8条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教育和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但由于以前对此规定也没有相应的措施，使得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变成了司法机关一家的事情。
苏州市金阊区检察院在颁布《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执行社区托管合作制度的实施细则（试行）》之后，该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以文件的形式向全区政法各部门、各街道综治委（办）转发了该制度，要求积极支持和参与该项工作。因此调动广大的社会基层力量不再是一纸空文，充分利用社区贴近犯罪嫌疑人生活的优点，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点对点的实时帮教和考察。对于检察院来说，将考察职责一部分交给了社区，就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工作上，并能够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共同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符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少年法庭
我国从1984年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经过25年的努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别到普及、从初步到成熟的阶段。无论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程序,还是实体法律适用问题,都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在之后的不久,全国一些检察机关相应成立了未成年犯罪检察机构,主要在批捕、公诉环节本着教育、感化、挽救原则开展适度的检察工作改革,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为进一步深化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对新时期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与“二五”纲要的关系
“二五”纲要在最后一条规定:“完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组织机构,在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开展设立少年法院的试点工作,以适应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需要,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www.133229.com”在上一轮的司法改革中,因为当时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实体问题、程序问题都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而且中央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中专门提到了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机构建设问题。无论是司法界还是社会各界,都期望从审判机构方面有所突破,特别是努力推动少年法院的建立。由于各种原因,建立少年法院的努力最终没有结果。
但是,建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乃至建立少年法院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三五”纲要将少年案件审判机构的改革再次纳入新一轮的改革中。同时,“三五”纲要继续要求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程序、实体、体制、制度、机制等问题进行全面改革。实际上,这一轮的改革强调的并不完全是创新、变革,更重要的是完善、系统化。新一轮改革应当在各方面更加深入,特别是对于一些机制问题、法律适用问题要有新的探索。当然,审判机构的改革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
二、关于审判机构
“二五”纲要期间,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的改革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涉少案件的综合审判庭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试点为审判机构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少年审判机构的设置、形式、职责等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证、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已经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少年案件合议庭;二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三是涉及少年的案件综合审判庭。与其他案件不同,通常高级法院和许多中级法院都设立了少年法庭指导小组,负责涉少案件的指导与协调工作。其实,这个指导小组的存在与实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综合少年审判机构甚至独立的少年法院的必要性。因此,建立少年法院的可行性论证以及试点工作仍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一项内容。
所谓少年法院,是指独立于地方法院系统的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院。在中国,少年法院将作为专门法院存在,与一些国家的“少年法院”含义不完全相同。在国外,“少年法院”可以是与地方法院相互独立的专门法院,但更多的是指在地方法院系统之内,专门成立一个法庭办理少年案件,习惯上便称之为少年法院。而在中国,能够成为“法院”的专门审判机构,则是指导经费独立、人员独立、管理独立的审理专门性质的案件的法院,如海事法院、军事法院。
对于中国的少年法院如何建立,已经有很多论证与论述。建立少年法院,一般观点是在少年案件较多的一些大中城市设立少年法院,专门管辖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少年法院可以作为基层法院存在,由所在地的区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其管辖范围可以涉及几个区县。同时在一个省内选择几个地方设立中级人民法院建制的少年法院,作为基层少年法院的上诉法院,并管辖重大、复杂的一审少年案件。在省级不再设立少年法院。当然,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少年法院的设置还有其他一些建议。到目前,各种论证都尚未获得最终成功,可能是因为决策者有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案源是否足够撑得起一个专门法院;二是现行体制是否可以满足目前的需要;三是法院设置方面的诸多技术性问题尚无完备的方案。
尽管如此,少年审判机构依然是当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少年审判机构的独立将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
三、审理方式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方式的改革,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基础内容,也是最为成熟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要求在依法审判的原则下,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创新审理方式方法,达到最佳审理效果。在过去的25年中,各地法院探索了圆桌式、参与式、课堂式的审理方式,按照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国际标准,将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教育与矫治放在首要地位,体现了保护与福利原则。在法庭审理阶段,各地法院甚至专门设立一个教育阶段,由法官、检察官、社会工作者、被告人亲属参与,对被认定为犯罪或违法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形成了独特的“寓教于审、审教结合”的模式。
近年来,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方式又有一些新的发展。一些地方法院引入社会调查机制,委托基层组织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成长背景、道德品质、改造环境、管教条件等进行调查,以便确定量刑的种类和执行方式。有的法院将心理医生请到法庭,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和成长心理进行分析,并参与到法庭审理过程中来,为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治提供建议。这些做法都是新的阶段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创造,使这一制度更加丰富和完备。
由于审理方式的改革基本上不涉及体制问题,所以是改革中最具活力、也最容易取得成效的内容。“三五”纲要对未成年人案件审理方式改革的要求,更加侧重于寻求精密、细致、实效、多方参与,注意发挥各种力量的作用。这样的审理方式会更有利于被告人对审判结果的接受,有利于对被告人的感化和矫治。
四、刑罚执行方式
刑罚的执行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后续环节,刑罚的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直接关系到审判阶段所作裁判的实现,关系到未成年罪犯的改造。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刑罚的执行方式与成年人也有很大区别。如果与成年罪犯适用相同的刑罚执行方式,实际上是对未成年罪犯的不公平,因为这些方式对未成年罪犯非但不会有助于未成年罪犯的改造,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成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各地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一起在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方式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主要是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并在非监禁刑适用的方式方法方面进行革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社区矫正。虽然这一改革也同样对成年罪犯适用,但对于一些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罪犯也可以适用。另外,在改革少年管教所传统管理模式方面,一些地方也有所突破,例如适用范围的扩大、管教方式的改进、开放程度的提高、试读制度的实施等。有的地方成立了专门的少年感化院,强化了教育的作用。
“三五”改革纲要对于未成年犯刑罚执行方式改革的要求,除了充分运用现有的机制外,还应当创新适合于未成年犯行为矫正的方式。特别是可以批判地借鉴外国一些做法,如加重父母的管教责任,区分未成年犯的恶性区别对待而非不顾实际情况一概而论,处理好照顾与控制的关系,探索有条件量刑制度等等。
五、附条件的认罪从轻处罚制度
近年来,随着打击和预防犯罪研究的深化,“认罪从轻处罚”悄然穿过了传统刑罚观念的防线,进入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这一改革体现了我国刑事法律界提出的一种新的理念。它与“坦白从宽”具有相同的精神,但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拿它与普通法国家的“诉辩交易”相比(当然适用范围比诉辩交易要宽得多),可能更好理解。
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虽然能够基本证明犯罪的成立,但可能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法院可能要求检察机关再作调查或者可能认定被告无罪,那么,检察机关可以在征得法院允许的前提下与被告人达成认罪从轻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承认所犯罪行,则节约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和资源,避免了刑事诉讼环节进展的不顺畅,可以获得较轻的处罚。另外,即使检察机关没有这种顾虑,但被告人在法庭上作有罪辩护而非无罪辩护,避免了控、辩双方的投入,简化了审理程序,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对于成年被告人如此,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更是如此。
这项改革目前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局限在“认罪态度”对从轻处罚的作用范围和程度方面。如果将这项制度扩大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况,则可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符合法律经济学的要求,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公共资源的效率。
六、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这是“三五”纲要提出的新的改革任务,是一项全新的改革。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是指未成年人被判决有罪的,在特定条件下由司法机关注销其犯罪记录。在犯罪记录注销之后,被消灭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将不再视为曾经犯过罪或有过犯罪经历,任何单位对其就学、就业、任职等不应歧视或区别对待。被注销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也将作为从未受到犯罪处罚的被告人对待。
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开展这方面的改革探索,称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前科封存制度”,积累了一定经验,为全面推行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关于消灭犯罪记录的条件,各国通常只适用于轻罪而不适用于重罪,因为这里必须考虑保护与惩罚的平衡。在时间上,一般应当是在刑罚执行完毕一定时间之后,而不是随时消灭。很多国家还对未成年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作为条件之一,要求不仅没有重新犯罪,而且应当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否则也不能消灭前科。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3
1.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产生于1984年，在这一年里，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长宁区少年法院建立。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在侦查、、审判和处罚以及矫治少年犯罪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但是，同法治相对发达些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健全的地方。首先，在管辖范围方面。目前，我国少年法庭不负责管辖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主要管辖的刑事案件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少年法庭主要依据是我国现行的刑法第17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开展相关案件的审理，根据这些规定，少年法庭管辖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案件。其次，在相关的司法组织与司法人员方面。目前，在中国，仅有法院设置有少年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而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尚未有专门人员负责办理少年案件。尽管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已做出相关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远未落实。最后，在诉讼程序与处罚方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由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检察院负责，少年法庭负责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在审判过程中,为了确保未成年被告的辩护权利,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审理过程关注法律教育。在审理中和审理后都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尤其是法律教育。实施刑事执行社会化，充分整合利用社会各种资源，在执行过程中，保证矫正措施的针对性，尤其是关注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征。同时，2012年通过的新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这一制度有利于鼓励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对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制度不仅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与与实体法的规定相互印证。原《刑法》第一百条明确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而刑法修正案（八）则在第一百条中增加了第二款，规定“前科报告制度”附条件免除的情况，新《刑诉法》确立的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使程序法的规定与实体法的规定相互结合，不再出现断层。但是，尽管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却并未明确规定到底由哪些机关封存，造成责权不明确；而且，但书的规定造成该法条形同虚设。既然规定封存特定条件下的未成年犯罪记录，那么，当此类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执行完毕之后，重新回归到社会中，就应当与其他正常的青少年一样，进行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当然包括正常的学习与工作，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就不应当设置任何障碍，惟有如此，未成年犯罪人才能顺利回归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至于重蹈覆辙，重新犯罪。事实上，尽管规定了附条件免除前科报告制度，同时又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就是为了不给未成年犯真正回归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其能够顺利地升学、就业、参军，但是这种“除外”规定，未明确“有关单位”的具体范围，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关单位”恰恰可以查询“个人档案”。所以，我们的“封存”只是有限的封存，在各种例外的单位的查询下，这种有限的封存制度，形同虚设，这就会使青少年真正的回归社会之路依旧充满障碍。
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
1.针对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以期更利于保护青少年，使其更易于回归社会。第一，从理念上来讲，我国需要更新理念，关于少年司法的理念，需要树立“国家、社会责任第一，个人责任第二”的观念，应当由国家和社会承担起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同时在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的过程中，更要注重国家和社会所应负有的责任。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要强调的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不是惩罚，充分发挥我国的调解制度、非诉程序、多项举措齐抓共管等特点，全面吸收引进青少年福利政策、教育与矫正等先进理念，逐步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第二，从立法角度来看，需要加强少年司法方面的立法，采取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的方式，制定相对独立的少年法。在实体法方面，比较便捷有效的方法是短期内在修改现行刑法典的过程中，单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待各方面条件具备之后，再颁布独立的《少年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专章内容可以对现有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使之完善。在程序法方面，充分利用现有的一些关于少年司法建设方面规范性文件，吸取我们多年对这方面理论探讨和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最终将其上升为法律，制定出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法。在这一程序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三个职能部门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权限和职责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诉讼人的权利等等，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合法诉讼权利进行特殊保护。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4
区政法委：
2013年，在我市、区大力建设和谐***、和谐***的背景下，市区司法软硬件明显提升，区法院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态势较去年同比得到有效控制，案件数量明显回落。我院在各级领导的统一指挥部署下，紧密依托我院审判业务，根据我院实际情况采取了各项措施，以业务为基点，广泛开展多类型、多方式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促进未成年人成长的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基本情况
2011年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45件（65人），2012年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48件（69人），2013年1月至今我院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11件（17人）。在审结的案件中，抢劫案件53件，盗窃案件25件，抢夺案件5件，其他案件21件。在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为55人，缓刑适用率为36%。
二、坚持“惩罚为主，教育为辅”的形事政策，妥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1、营造具有亲和力的审判氛围。我院做法是，由二名年长女法官和一名年长女陪审员组成未成年人合议庭，消除未成年人抵触和恐惧情绪。年长女法官审判经验、人生阅历丰富，且均已为人母，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相对于男同志而言对未成年人具有亲和力，同时心细、态度温和，更有利于和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的沟通交流，达到教育感化未成年人最佳效果。
2、人性化司法，将教育感化未成年人作为审判重点。我院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来实现这一司法目的：一是庭前讯问时未成年人时监护人到场环节要求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激发其内心对犯罪的耻辱感和排斥感，建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二是庭审中监护人教育历来的我院重视的重要环节。“知子莫如父”，我们要求未成年人父母在参与讯问未成年人的基础上，根据未成年人性格特点、犯罪原因、平时表现、社会交往尤其是父母与孩子平时监管教育、沟通交流方面有针对性的准备书面庭审教育材料，向父母强调庭审教育的重要性，尤其针对监管教育疏松或者父母子女有隔阂的情况，力争消除父母与孩子双方的隔阂。三是实行开庭前监护人会见和开庭后会见制度。针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开庭前的会见显得尤为必要，可以消除其恐惧感和排斥感；在开庭宣判后我们首先向未成年人父母解释判决结果原因，特别是对于未判处缓刑或者免于处罚的情形，重点根据法律和事实向其阐明判决原因，消除上访缠诉等不稳定因素，争取其理解和支持；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往往性格叛逆、钻牛角尖，对其释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法官和父母一起再次会见未成年人，由父母和法官一起向未成年人解释判决原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其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促进其好生改造的信心。
以上三环节的人性化司法措施实施以来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我院三年来无一起家长要求抗诉案件，未成年人上诉率远远低于其他刑事案件。
3、坚持庭前两会见、三调查制度。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是决定其刑事处遇的重要依据，同时监管教育情况也是实践中是否判处缓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我们认为，法官切忌旧案办案，深入调查是审查核实卷宗材料真实性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我院主要通过两会见、三调查制度来审查未成年人监管教育、平时表现、犯罪原因、交往情况等反映其人格的基本信息和父母监管教育情况基本内容。
两会见是指，承办人庭前会见未成年人和其父母，亲身直观感受未成年人的心理、性格、监管教育、犯罪表后表现等人格因素，通过与其父母亲自交谈了解父母工作、收入情况和对未成年人的监管教育及未成年人平时表现、有无前科劣迹、社会交往等情况。两会见是审查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和父母监管教育情况的基本前提，避免偏听偏信纸上社会调查报告，合议庭可以从第一手材料形成未成人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大小的评判。
三调查制度。一是向未成年人社区或者村上调查未成年人父母的平时表现、收入情况、对孩子的监管教育情况等基本信息，目的是收集未成年人家长监管教育情况的基本材料和调查核实未成年人平时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基本情况，这是确定未成年人是否具备监管条件的基本前提，亦是审查父母在会见阶段陈述自己监管教育情况真实性的审查手段；二是向未成年人所在单位或者学校调查未成年人学习、工作的基本表现情况，目的是查实未成年人社会交往、性格特点、平时表现基本信息，结合两会见得出的直观感受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作为量刑特别是是否减轻处罚、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三是向未成年人所在当地基层派出所调查核实未成年人有无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基本信息。我们认为，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虽然将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迹予以封存，但其在犯罪前违法犯罪事实的社会危害性、违纪和犯罪后果、犯罪次数、与起诉犯罪间隔时间等信息是法官内心评价其人身危险性的基本依据，因此这一调查环节必不可少。
上述两会见形成笔录附卷待查，三调查均形成书面证明材料附卷待查，合议庭评议时对上述材料重点审核，最终得出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大小和父母是否具有监管能力的评议意见，作为量刑重要依据。
4、坚持判决后未成年人缓刑改造期间的跟进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基本形事政策强调教育改造，强调司法对其网开一面从轻处罚的方针，但是为避免司法对未成年人过于溺爱，我们将审判触角后延至未成年缓刑犯缓刑改造执行阶段。
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送达判决书同时向未成年人一并移送违反法律规定可撤销缓刑告知书，明确告知其缓刑是刑罚执行的方式，未成年人接受社区矫正是法定义务，引起其思想重视；二是书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58条规定的撤销缓刑5种情形，形成外在震慑力，促使其认真改造。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缓刑犯，依法撤销缓刑。目前我院已依法审结被告人刘某某犯抢劫罪被判处缓刑期间违反法律规定撤销缓刑一案，并对该案在网络上进行了报道。
其次是针对父母的监管教育工作进行审查、督促，定期向社区和司法行政机关了解未成年人缓刑期间基本表现情况。我们在向司法行政机关移送执行通知同时一并移送其父母向法院提交的监管计划书，针对未成年人每月书写的思想汇报和判决禁止令内容针对性的审查父母监管情况和未成年人改造期间表现情况，对于表现不良的通过电话联系、约谈等方式，明确告知其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督促父母加强监管、未成年人认真改造。
最后对于缓刑考验期届满的未成年人和父母再次约谈。法官和父母一起对未成年人改造期间的表现进行鼓励、表扬，告知其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基本内容，核心在于坚定其遵纪守法的信心，打消一些不懂法的未成年人破罐子破摔的不稳定思想，让孩子在跌倒的人生道路上顽强的站起来。
三、在各类民事案件中注重对青少年权益的保护
今年工作的一个特色是进一步规范了监护人确立机制，加强了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工作的强度，也对法律规定的其他监护人确立方式进行了监督。在涉及有子女的离婚案件中，我们坚持调解优先原则，从法理、情理、事理方面反复对当事人做工作，防止当事人因为一时之气而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终生缺憾，让尽量多的未成年人能拥有一个完满的家庭；对双方当事人感情确已破裂的，除了案件事实中的双方过错责任划分以外，我们还会在判决前展开大量的调查工作，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文化程度、生活环境等条件，力图为未成年人找到最合适发展的一方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生活费、教育费给付，如果发现有可能影响到具体的执行，审判人员则依法直接将案件移送执行庭快速执行，确保未成年人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在案件审理中，如果发现有父母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审判人员即对其生存状况向当地基层组织进行了解，并在法律范围内适当予以考虑。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独生子女制度的普及，很多继承案件中出现未成年人代位继承的法律问题，关于监护人的确定缺乏具体有效的措施，让很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亲属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的不法侵害。我们针对这个现象做了专题调研，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坚决维护未成年人合法继承权，对隐瞒未成年人情况和被继承财产的情况进行专项处理，确保未成年人的财产继承份额依法得到实现。
四、工作中尚存在的问题
1、非监禁刑方式单一。目前法院判处未成年犯非监禁刑均判处缓刑，而没有适用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实践层面的不成熟，在判决后很多社区不知道未成年人有被判决情况，社区矫正根本没有执行。
2、当事人和解成为宣告缓刑的重要参考。对于侵犯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案件，未成年犯取得被害人谅解是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重要条件。存在的问题是，对于一些无赔偿能力、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案件，被害人如果得不到抚慰，个别被害人往往要求法院重判，如果达不到要求便会引起长期的涉诉上访、缠诉。对于此类案件法院往往考虑维稳因素不予判处被告人缓刑。
3、禁止令宣告情况不容乐观。由于缺乏社区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支持，法院对于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犯，均未适用禁止令，不能很好的对未成年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加以社会化的约束和教育，以期对其人格进行纠正预防再犯罪，因此缓刑从轻处罚以体现教育为主的形势政策方针很难落实，实践中未成年人再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五、改进的思路及措施
1、完善未成年人量刑规则。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量刑规范，对未成年人实行和成年人相同的量刑基准，同时对于缓刑的适用亦未设置较成年人不同的裁量规则，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
2、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未成年人调查报告已被司法明确确认要作为量刑参考，在采用时要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建议立法上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由该司法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制定详细的涉及未成年人人格调查表，围绕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社区环境、帮教条件等个人情况，制作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时质证，作为法院是未成年人正确量刑和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参考。
3、建立未成年人非监禁转化机制。目前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现象较为普遍，审前羁押不仅难以避免因监禁而带来的交叉感染，叶容易导致管制、到处罚金等非监禁刑适用困难。建立审前非监禁化机制，加大取保候审力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
4、借鉴未成年人非监禁措施。加大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执行力度，借鉴国外经验增设非监禁刑措施，如增强未成年人承担社会公益劳动的处罚、担保释放、监管令等。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十八大精神，在上级单位的领导下，在兄弟单位的帮助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关心未成年工作机制，努力提升未成年人工作的水平。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5
一、今年做出的主要工作：
修订了《员工考勤管理制度》于09年4月29下发，制订了《食堂用餐管理规定》在09年4月23日下发、修订了《工作餐管理办法》在09年4月23日下发；
通过了劳动与社会保障监管部门对我公司2008年度的劳动年检，拿到了年检证；
融合《工伤保险条例》、××省出台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的重点，结合企业发生事故后的关键处理起草了针对内部的《工伤保险指导文件》，并通过工伤机构认定，下发到相关人员；而且邀请工伤科科长针对公司相关人员做了进一步的培训。
经历了工伤事故申报、工伤鉴定、待遇支付全过程；了解了工伤事故发生后申报办理的流程；
对公司保险一块进行了规范，启用月报管理，每月会同生产区进行数据更新，经核对汇总上交财务；
设计了适合公司统一使用的《离职手续办理表》，已经审批印刷下发使用，减化了繁琐的办理流程，达到了方便、实用，提高了工作效率；
广播站设备陆续齐全，广播组成员日趋稳定，广播节目质量比去年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二、目前存在问题：
招聘方面：
技术管理类人才难招；特殊岗位人才难遇（如：招投标主管）；下一步考虑尝试启动专业人才网引进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某些特殊岗位建议从公司内部选择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员进行培养；
部门在招聘人员时未严格按照公司规定填写《人员增补申请单》进行审批，而是随意的口头或电话通知，同时也未明确招聘的岗位要求、工作内容的描述，导致人力资源招聘过程中不尽完美；
部门人员的岗位调动，与其它部门发生的人员调动不事先知会人力资源中心；
考勤：
考勤系统输出数据单一，只有原始记录，不能计入正常休假、出差、病假、公假放假等信息，部门上交的纸质考勤与考勤机统计的考勤经常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每月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手动输入、核对；得不偿失。只能依靠指纹打卡，经常手脱皮的人员无法打卡。
离职办理：
部门未按照合同要求严格控制离职人员在试用期内提前三天，在转正后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的辞职报告，而往往是自行协商一致即时通知人力资源中心办理离职手续，造成人事部门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招聘人员到位进行工作衔/交接。
合同管理：
多数人员合同到期未进行任何处理，（集团定期处理不符合要求，生产区重视不够，经常不做处理）；生产区存在只与劳动者签订一份合同的现象；存在入职手续办理时收取43元押金，一星期内不适应办理离职手续尚退还35元，一星期后办离职手续即全部不退的现象，而合同中未有规定，此举又是违反合同法的；
制度不完善，人力资源在人员管理上监管困难；
员工手册未建立，对员工的宣传未达到一定的效果，员工的对公司的认可度、归属感较淡；
部门职责及岗位职责未修订/完善；工作内容不明确，造成忙得格外忙，闲得上班甚至玩游戏，公共环境下影响团队建设及员工心理平衡；
缺少激励机制，不能激起员工的工作热情；
岗位说明书及工作流程图资料不齐，下一步工作开展缓慢；
生产一区广播站未好好利用，达不到预期效果；
三、对所存在问题的建议处理措施及2012年工作计划
招聘、离职：落实所制订的综合的内容全面的《人事管理制度》，审批下发，严格按照制度要求来规范各部门的人员招聘、异动、离职手续办理；监管各部门的考勤；
考勤：下一步考虑是否更换科学的考勤机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和考勤管理？
合同管理：针对以上现象人力资源中心依据劳动合同法，结合企业现状及查阅相关案例，制订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设计了《劳动合同到期通知书》、《劳动合同续签通知书》、《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以及《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下一步工作准备把以上措施制订成合同管理的制度或规定，形成文件，对集团和两边生产进行统一管理。
制度建设：成立制度建设小组，做出制度建设策划方案，明确制度制订、修订的流程、完成时间、主要负责人等，通过集中研讨、分期修订完善现有尚可用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新增为了适应企业以后发展需增加的制度，反复推敲意见一致后上报集团审批，统一结册、下发、执行。部门职责、岗位说明书、工作流程图：部门职责由行政总监做出限期，各部门经理修订完成；各岗位职责、岗位说明书、工作流程图由人力资源中心设定限期，各岗位人员自行起草，各部门负责人统一收集审稿上交人力资源。集团设立部门职责、岗位说明书、工作流程图统一建设小组，由人力资源中心进行初审，人力资源中心会同小组进行复审并终审，上交集团审批，结册、下发、执行。
激励机制：可由集团领导、行政总监随意暗访、调查听取“民声、民意”，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意见收集、统一，起草文件，纳入公司相关制度中执行。
广播站：广播站的一系列文件资料已经发往生产一区，后期将把集团设备赶快配齐后，同李火生到生产一区进行现场调查、共同协商，需要时进行指导。制订方法，争取把一区广播站办成和集团一样的效果。
2012年工作计划：人员管理：针对新入职的人员：采取培养、管理有机结合——新人入职后，要按《新员工入职手续清单》办理；每一个人都要通过岗前培训，考试合格后凭《到职通知单》转入部门，由部门安排工作位，部门领导委派指导老师进行指导、部门和人力资源中心进行试用评估考核！针对公司各部门的人员管理，建议在今年集团办和人力资源开展的述职会议基础上，结合既定的激励机制，增加对每个人考核机制，且多关心下属，分月或分季度的进行工作总结考核，时刻与之前对比，重视效率，重视成绩。从工作上看成绩，从生活体现关心。形成一种紧迫向前，扬优汰劣，互相尊重的环境。体现领导的仁、道。
表格管理：对人事方面的表格进行统一收集、分析，保留或精进适用表格，废止不适用的表格，增进适应企业以后发展备用的表格，统一集中成册，编号，下发各职能部门控制使用，以规范人事管理。
附：现有制度分析：
2009年修订并下发了《员工考勤管理制度》，《工作餐管理办法》，《食堂用餐管理规定》。
2006版下发的制度有29个，目前制度情况：
现有制度分析/分类
制度名称
废止制度
《员工考勤管理制度》、《电话管理制度》、《微机室管理制度》、《员工准则及实施细则》
不适用制度
《员工证件证书管理制度》、《上岗证管理制度》、《关于增补新员工临时管理办法》、《浴室管理办法》、《印章管理规定》、《员工考核制度》、《宿舍管理制度》
暂未用制度
《活动室、阅览室的管理办法》
修改待审批下发的制度
《人事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销售管理制度》。
目前运行的制度
《业务员差旅制度》、《办公用品管理制度》、《办公自动化设备管理制度》、《文件收发管理
需增加的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可修订《文件资料收发规定》），《员工考核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
其它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6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起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起和发展
据统计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例已经从50年代的30%上升到80年代的80%。进入90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的比例虽有下降，但从2000年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量又出现了反弹，并开始逐年升高，占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比例越来越大。不断攀升的未成年人犯罪率，凸显出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特点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先河。依托少年法庭，以少年刑事审判为中心的少年司法制度和实践，在摸索与尝试中取得了具有中国特色长足的发展。少年法庭在法院工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所独具的强烈的司法人文色彩不仅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还成为树立法院形象的标志窗口。最高人民法院也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认为它是一项改革，是我国审判制度一项新的建设，并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就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开始。
1998年以来，各地法院还依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因为，如果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相对于那些人员设置紧张的法院来说，审判资源比较浪费；另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个法院，往往在量刑上容易发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对少年法庭在一定区域内尝试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作法，最高法院给予了支持，认为集中审理对合理配置刑事审判资源、提高专业水平等都有意义。2001年起，在集中审理实践中，司法领域又大胆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当然，少年法院的构想目前还缺乏法律依据。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听取关于全国少年法庭工作情况汇报的专题会议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也使得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建设面临更大的机遇。由于少年司法活动的特殊性，少年审判活动的开展在各个层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和差距，通过在基层法院开展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实践，笔者发现少年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少年刑事司法制度需从根本上予以完善。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是侵财性犯罪、暴力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占绝对多数。未成年人本身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追求享乐，满足超常消费，便把目标放在盗窃、抢夺、抢劫作案上。同时，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已经从一些小偷小摸等比较缓和的犯罪向伤害、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方面转变。犯罪行为的暴力化日趋明显，小偷小摸、一般的打架斗殴明显减少，代之以故意伤害、抢劫、强奸案件增多，而且手段凶狠，不计后果。
二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日趋明显。未成年人喜欢结交朋友，盲目随从，容易组成小团伙，他们在作案时往往依仗人多势众相互壮胆，尤其是抢劫案中，大多是二人以上共同作案，其作案地点一般选择在学校附近或自由市场等繁华地段，所采取的作案手段通常是言语威胁或拳打脚踢等行为，多数是由流氓行为或不良恶习而发展演变为犯罪行为或持械抢劫作案的。
三是作案动机单纯、盲目。许多未成年人在犯罪前一般都未经过精心策划，很多只在偶然环境中犯罪，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有时仅仅为了抽烟的几块钱，或是为了刺激好玩，并无固定的目标；有时仅仅是因为打赌逞强。绝大多数犯罪都是临时起意，盲目为之，往往因一句话，一件事就可以诱发犯罪。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
（一）少年刑事司法机关体系不健全
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执行主体不明，职责分工不清，难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相互推诿的现象，各部门各单位各行其道，难以形成合力。在羁押和服刑上，除判决后送少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外，由于基层看守所的监押能力，刑拘、逮捕及余刑不满1年留所服刑的未成年人都处在与成年犯混押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犯罪的交叉感染机会，更遑论受到应有的法制及义务教育了。在侦查和公诉阶段，由于处理上缺乏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类同于成年人犯，因此其特殊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充分保障，提讯时无法做到其法定人到场，公诉共同犯罪案件极少将未成年人分诉处理。在判决以后的帮教、矫正及未成年缓刑犯、假释、保外就医等监管上，法律规定的执法主体公安机关也没有专门机构承担相应职责，而家庭、学校、社会的责任更是模糊。
二是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审判机构设置、案件管辖等，各法院尚未统一。有的在刑事审判庭内设“未成年人犯合议庭”，有的建立独立庭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有的为了向“未成年人法院”过渡，打破行政区划，试行集中制定管辖等，规模、大小、层次、高低不齐。而且在受案范围上同样出现混乱状况。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案受理制、涉罪案件的综合受理制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综合受案制的不确定性严重削弱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严肃性和专业性。
三是在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中的两个主要机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组织建设发展上也不平衡，不但很多地区未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侦查、批捕、起诉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开，在羁押上也存在着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合并关押的情况，给未成年犯和成年犯之间的信息交流制造了机会，严重地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与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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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年人犯罪处置方式过于单一
众所周知，刑事处罚仍是社会秩序治理中最重的一种制裁，对人一生的影响巨大。相对来讲，未成年人将来有更长的人生道路要走，一旦背负了刑罚处罚的经历，势必对未来的升学、择业乃至正常的生活都将产生影响。《北京规则》在涉及各种不同的处理办法中提出“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我国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一些达到犯罪标准但具有某些情节的行为，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少年教养工作管理办法》中也提出对有某些罪错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工读学校或收容教养等。相较于法律规定，实践中却是可诉可不诉，可判可不判的案件最终都进入了审判程序、以有罪判决结案的屡见不鲜，造成了未成年人犯罪处置方式单一，或放任不管，或进入审判程序。
首先，我国现在对问题未成年人的非审判处置方式过于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工读学校与收容教养等由于历史的沿革和定位，会为受其教育的未成年人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这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和顺利回归社会将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其他更有效和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处置措施，迫使很多可不做犯罪处理的轻微犯罪行为进入审判程序。最后，作为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少年法庭，只有审判权，并没有实体上决定是否受理或者转处其他措施的权力，对于符合程序规定的公诉案件，只能做无罪或有罪的选择判决。
（三）我国少年刑事审判中的调查、教育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少年刑事审判制度发展至今，有着区别于普通刑事审判的鲜明特征，突出的就是社会调查制度和寓教于审的审判制度。这两项制度已经成为少年刑事审判中的“规定动作”，但笔者认为这两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形式意义大于实体意义，与审判有强加粘合之嫌，与审理判决不能达到完全的整合，使其应有作用大打折扣。
首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社会调查报告应由本文由收集整理控辩双方或法院委托的社团组织提交。如此规定，本就是希望从不同角度取得客观真实充分的调查资料。但是实践中，绝大部分都只能由法院自己去进行调查，影响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其次，社会调查报告的根本目的是为判决做参考，但其在定罪量刑中的具体法律地位究竟如何，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判决结果都还比较模糊，并无切实的可操作性；第三，审判中的教育，虽然少年刑事法官从立案到宣判把教育贯穿在整个审判的始终，可是每个案件由于审限的约束、了解的匮乏，加之教育本身的专业性和效果并不能立即显现，因此，多数也只能进行口头说教和疏导，如果再得不到家长的配合，就更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四）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矫正体系不健全
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实际可以实施社区矫正的各种刑罚制度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并没有赋予社区基层组织或教育、志愿机构可以参与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权力，也没有特别针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科学的管理教育模式，缺少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职的管理人员，矫正机构和矫正方式略显单调。我国《刑法》规定的受案标准过高，大量未成年人触法案件被拒绝在司法管辖之外，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矫治又缺乏有效的实施程序，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和健全的矫正体系，工读学校数量较少，管理模式相对老化，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况且，由于缺乏立法规制，社区矫正的机构、方式、范围、惩罚措施以及法律地位都处于不统一、不规范状态。这就减弱了对虽构成犯罪却不够刑法处罚和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及时干预的程度，甚至造成矫正的空缺，使一些偶尔违法者或预备违法者因某些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不良行为得不到及时矫正而成为经常性的违法者甚至走向犯罪。另外，社会对刑释、解教等人员的安置保护和帮教不够，由此也导致一些被判缓刑而释放或被判实刑而刑满出狱的未成年人很难重新融入社会，其再犯的机率相对较高，对社会稳定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三、建立与宽严相济配套的司法制度
（一）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以成年人为基础加以调整而逐步形成的，因此过于成人化。为了更好地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特点、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规律和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应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特别程序法，真正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指导，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寓教于审”的原则融入少年刑事司法的实体、程序和组织法之中。不仅要落实重视目前制度中已有的规定，将近些年来在少年犯罪案中好的实践引入到法律中，还要完善少年刑事司法机构，在公安、检察机关建立与少年法庭相衔接的机构或专人，实施分押、分诉，更应当考虑在司法管理、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方面行使未成年人教育帮教职能的机关或单位内设置相关机构。完善判前预防和判后教育制度。在制定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机不成熟时，可在刑诉法中增加未成年人独立的章节，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
（二）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庭，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局限性与滞后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已不能适应改革的发展，且由于未成年人案件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少年法庭已难以承担起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司法保护、预防、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因此需要设立受理综合少年案件并进行专门化审理工作的少年法院，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交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和少年法官审理，同时将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案件，如涉及到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等案件，纳入专门的少年法院来审理。这对于全面、充分、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总结审判经验，根据未成年人的自身特点对失足少年开展系统的帮教工作，把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适应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潮流。转贴于
（三）完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其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在实践中尚存在很大局限性，因此，宜将该制度进行完善，防止走过场，以使其起到应有的良好功能。一是要明确其调查主体和提交责任，使控辩双方、学校以及社团组织的责任由选择性行为转换为法律强制性要求，尤其是控辩双方，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重要证据予以当庭提交。二是要充实社会调查内容，提高调查的专业性。调查报告不仅要反映出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性特征，还要提出有关个体的品格和心理行为特性，特别是犯罪原因及对于可能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的监管帮教条件。三是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令其能与少年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紧密相关，可以将内容细化归纳为若干情节，以作为对其适用刑罚的量刑依据。
（四）建立完善的矫正制度
首先，应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立法，统一社区矫正法，定义社区矫正对象具体范围，在刑法中增加社区服务刑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扩大缓刑适用范围等；其次，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现在我国社区基层有两劳帮教组织，这些组织是社区工作人员兼职或以志愿者的形式存在的，他们没有法定的职权又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开展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司法行政系统内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主，社区学校、社区基层组织、志愿者机构为辅，或以这些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与律师、心理专家等组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执行，使社区矫正工作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五）重视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很多父母以工作、生计为由，把孩子完全托付给学校，认为到了适龄阶段，孩子的教育就由父母转移给了学校的老师。有的家长却又过分干涉孩子，越俎代庖，包揽一切，陷进了“放纵”和“严管”两个误区。因此，父母需要提高自身素质，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根本原因是忽视了自身素质尤其是教育素质的提高。家长要进行角色学习和定位，从多方面理解未成年人的心态和需求，给予恰如其分的“家长指引”。
（六）加强社会的关注度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7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碧磊嫣”为你整理了这篇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龙翔街道办事处关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整改报告
昆明市五华区财政局：
为促进预算部门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贵局委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对我单位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小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绩效评价方案和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我单位上报的自评报告、提供的相关资料和现场抽样调查情况，经过综合分析和充分沟通，形成绩效评价报告。评价过程专业严肃，评价结果真实全面。我单位收悉报告后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落实，现将整改结果报告如下：
绩效评价结果我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工作不规范。
1.未及时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街道办相关制度制定时间为2005年3月，未及时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文件要求，结合街道办实际情况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收支管理办法、政府采购管理办法、预算资金管理办法、资产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办法、合同管理办法等。
2.资产管理不规范。①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不完整，未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准则第3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2017〕4号）要求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②固定资产财务报表与决算报表数据不符，会计账固定资产原值6,539,551.03元，决算报表固定资产原值5,425,787.83元，差异1,113,763.2元；③固定资产日常管理不规范。如未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等文件规定定期进行固定资产盘点；未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2016〕1号）文件规定对固定资产进行卡片管理；经抽盘，账实不符、账账不符。
3.业务管理有待加强。①考核任务完成率不高。经抽查，抽查考核任务35项，实际达到上级下达标准27项，完成率为77.14%；②采购程序不规范。经抽查，红色物业氛围提升项目未见采购计划备案表、成交通知书、项目验收单等资料；③部分项目未按计划完工。经抽查，茭菱路微改造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2018年9月28日，竣工时间为2018年11月06日，实际竣工验收时间为2019年4月，未按计划时间完成。
（二）预决算管理有待提高。
1.预决算编制不合理，预算调整幅度大，基本支出及项目支出预算数与决算数差异大。如劳务费预算数3,657,600.00元，决算数0.00元，差异数3,657,600.00元；项目支出预算数为4,680,000.00元,决算数为5,953,220.00元,差异数为1,273,220.00元；预算批复数22,377,896.00元，预算调整数（不包含基本支出）1,273,220.00元，预算调整率6%。
2.政府采购实际金额与预算数相差较大。政府采购预算数825,000.00元，实际政府采购金额7,015,194.04元，政府采购执行率850.33%。
3.部分支出占用项目资金。如2019年12月31日第44号凭证，从1102民政事务经费项目中列支中队支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支出900.00元，该款项不应当从项目中列支；2019年8月31日第48号凭证，应当由单位承担的8月份医疗保险费105,491.86元从非财政项目资金中列支。
4.未依据预算执行情况、会计核算情况编制决算报表，决算报表编制不规范、不准确。如财务信息列示项目支出-办公费393,677.17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708,082.69元，单位编制决算报表时全部列入决算报表项目支出-办公费5,953,220.00元；批复的预算文件列示基本支出-劳务费3,657,600.00元，财务信息列示基本支出-劳务费4,584,240.42元，决算报表基本支出-劳务费0.00元。
5.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①原始附件不齐全。如2019年12月31日16号凭证，支付红色物业氛围提升，金额22,830.40元，使用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支付该笔款项，未见财政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②会计核算不规范。如2019年8月31日48号凭证，支付8月份单位医疗保险，金额146,428.59元,使用专户（账号：3960188000136193）支付该笔款项，账务处理使用“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6.结转结余资金过大，资金使用效率低。非财政拨款结转结余1416.53万元，财政拨款结转结余61.68万元，长期挂账，未进行清理，资金使用效率低。
（三）绩效管理重视程度不高，绩效理念未牢固树立。
1.绩效目标设置有待完善。①绩效目标不完整。如依据街道办事处职能，2019年绩效目标中缺少监督专业管理、指导自治组织等内容；设置的效果和可持续方面不完整，如未针对临商税收、建筑业总产值完成情况等经济效益方面设置绩效目标；②部分绩效目标与年度工作内容不匹配。如绩效目标中设置“招商引资任务额完成率”，但该项任务目标在2019年已停止下达；③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明确，各项目之间存在重复交叉的绩效目标。如党政工作与社区工作中指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第一阶段区级示范点创建达标凤翥社区、菱角塘社区”、“完成两个社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建设（人民西路社区、西站社区）”等存在重复；④部分绩效指标不清晰，不具有可衡量性。如“辖区困难群体救助”、“逐步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升级”等指标值均为“7个社区全覆盖”，应以“辖区困难群体救助人数或比例”和“提升改造数量或比例”等指标值进行设置较为合理。
2.未建立健全绩效自评管理机制。未结合年初预算批复及部门特点补充设计个性指标，自评报告附件不齐全，如缺少问卷资料、访谈记录、基础数据表。
（四）部门履职中，部分指标未达到预期产出目标，效益不明显。
1.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增长-0.49%，未达到目标11.5%；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完成-1.12%，未达到目标14%；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完成增长-6.3%，未完成目标20%；建筑业总产值增速-30.14%，未完成目标1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比例为66.24%，未完成上级下达指标。
2.适龄儿童教育方面由教育部门负责，当需要街道办处理时，由教育部门通知街道办事处进行处理，2019年未接到相关通知，但存在部分适龄儿童不愿意进行义务教育，入学率无法达到100%。
3.群众上访未形成相应的记录，未建立健全相关管理机制，经了解群众上访人数及事项较上年并未减少。
4.部门在履职中未对部门职员制定相关的培训规划及实施计划。
龙翔街道办事处整改结果和目标
（一）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1.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依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文件要求，结合街道办实际情况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包含预算绩效管理、收支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预算资金管理、资产管理、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等制度。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为街道办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工作开展程序化、规范化。
2.规范资产核算，强化资产日常管理。①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准则第3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2017〕4号）的要求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②认真核实固定资产实物以及固定资产卡片账，对固定资产账务及报表进行清理核查，对于已毁损的资产及时进行报损处理，做到账实、账卡、账账相符。③规范固定资产日常管理。依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等文件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资产的清查盘点工作；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2016〕1号）文件规定对固定资产进行卡片管理；同时对固定资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资料进行妥善保管。
3.加强业务监督管理力度。①根据签订的目标责任书中分解的目标任务，督促相关部门加快各项工作实施进度，按时完成规定的目标任务，及时发挥财政资金效益；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及工作开展情况，优化完善采购程序，对不在政府采购目录的采购事项，参照非招标投标采购方式实施采购，规范采购事项，以保证采购事项合理合法，保障单位采购经济活动安全有效；③加强项目前期调研和评估论证，预留足够的项目实施时间，在项目管理过程中，提高项目监督管控意识，督促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二）规范预决算编制管理，强化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性。
1.不断加强预算编制管理,保障预算编制的合理性、科学性；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云南省相关规章制度编制预算，并不断完善预算编制体系，保障预算数据全面性、完整性；不断强化预算资金约束力，优化收支结构，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及时向各部门通报预算执行进度，促使业务部门合理安排工作，有效保障预算资金的透明度；统筹规划预算资金，确保预算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合法性。
2.不断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机制，灵活继续教育方式，不断组织开展业务技能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培训；建立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管理机制，保障会计基础工作顺利开展；组织开展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及会计相关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切实帮助会计人员提高素质、积累经验、更新知识，促使会计基础工作有效开展，保障会计数据的真实完整；
3.加强对结转结余的规范管理。
（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1.结合龙翔街道办事处部门职能职责、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设置完整、合理、清晰、明确细化且具有可衡量性的绩效目标和指标。
2.根据部门及项目特性，制定绩效自评工作机制，以各部门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财务人员及涉及到的相关人员为成员成立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在开展绩效自评过程中，自评工作小组应相互配合，提高绩效自评质量；结合年初预算批复的绩效目标、部门职能、年度计划及中长期规划补充设计个性指标；绩效自评报告应有客观真实的佐证材料作为支撑依据，绩效自评结束后，加强对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同时为部门评价和绩效评价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完善工作方式及内容，提高效益。
1.加强街道办事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协调工商、税务等工作，为区域经济提供高效服务，检查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和规划的执行情况，分析辖区内经济发展状况，对未达标经济目标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
2.主动关注辖区内适龄儿童义务教育情况，支持解决教育部门遇到的适龄儿童义务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为提升辖区内人民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
3.加强群众上访事项管理，建立相关管理机制，群众上访及事项形成相应的记录，有针对性的为辖区群众解决问题。对于项目遗留问题，协调相关部门，加快群众反映问题解决进度。
4.加强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相关的培训规划及实施计划，并遵照执行，提高管理及工作水平。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8
未成年人犯罪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一起被称之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成为全球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遏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借鉴和分析国外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发展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国外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刑事政策
继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颁布《少年法庭法》这一世界上最早的未成年人刑事法规后很快为其他国家所仿效。英国于1905年制定了少年法一类的法规，还建立了少年法院。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出台了少年法。亚洲的印度于1995年首先设立了少年法庭。日本从1923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少年法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青少年法规。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称《北京规则》获得通过，对于会员国的青少年提供更加有力的保护。世界各国无不结合本国国情，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出现了非刑罚化、人道主义倾向，虽然各国采取的具体政策不同，但总的原则都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政策，在处理上有别于成年人。综合分析各国的未成年人法律法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共性:
1.尽量采用非刑罚的处理方法。非刑罚的处理方法主要是保护和教育处分，这些处分措施一般是用于犯罪危害不大、或者与环境、与行为人身心缺陷有关的未成年人，以利于其改过和身心的健康成长。这种处分方式主要有四种:(1)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2)由专门研究未成年人心理的机构进行保护观察，经常与未成年人保持通信联系或进行访问，鼓励他们积极向上;(3)委托环境较好的家庭进行教养，或者移送救护院教养，以改善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改造未成年人的品行;(4)对一些恶习较深或者生理上有缺陷而导致犯罪的未成年人则交付感化院，进行矫正教育或者治疗疾病。
2.刑罚从宽。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不适用死刑。可以说，对未成年犯不适用死刑，已经成为现在大多数国家刑法的通例，也成为未成年人犯刑事责任的一个基本制度。(2)量刑从宽。未成年人犯较犯同样罪的成年人量刑要轻，是绝大多数国家刑罚的一项基本原则，有不少国家还限定了对未成年人使用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和不得适用某些刑种。(3)对未成年人多适用缓刑，在缓刑适用的条件和内容上较宽。一些国家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条件作了专门的特殊规定。(4)放宽假释条件。不少国家规定未成年人假释的条件较成年犯罪人要宽。
3．采用不定期刑，是一些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即根据未成年人在执行刑罚时表现的好坏来决定其实际服刑期间的长短。采用不定期刑的具体方式有以下三种：(1)日本式。在未成年人已经判处的兴起刑期范围之内，依据未成年人在改造过程中表现的好坏确定对其实际执行的最高与最低刑期。(2)美国式。美国根本不宣布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刑期，完全根据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改造的过程中表现的好坏来决定其服刑期间的长短。(3)德国式。不定期刑原则上有一定的限度，但是法官又可以酌情减低或者提高此限度。
4．不记前科。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思想不稳定，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保留前科必然导致他们某些合法权益的丧失、资格的限制和名誉的损害，从而给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影响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他们复归社会的进程，甚至会因为有前科的历史污点而不被社会接纳，最终走向再次犯罪的不归之路。因此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都设有前科消灭制度。其主要有两种方式：(1)日本式。凡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者免于执行的，均视为未受过刑法处分。(2)德国式。这种方式是通过法院的判决来取消未成年人的刑事污点。
二、丰富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几点建议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态势的变化，为了更加充分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扩大保护的力度，实现保护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借鉴国外的做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丰富，建立相应的规范。
(一)对当前的刑事政策进行丰富和发展。1．对“预防为主”的刑事政策的丰富和发展：(1)创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为此，要坚决惩治腐败，减少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冲击，为广大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彻底清理文化市场，对那些渲染暴力、色情的娱乐场所予以坚决取缔，与此同时逐步增加青少年的活动中心、科技场馆等有益于其身心发展的文化体育设施；加强社区对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的管理，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对城市无业青年实施就业服务，开设社区心理咨询服务，充分发挥社区一级组织的帮教功能；建立家长学校，提高家长素质及责任感，使之科学地教育子女。(2)尽快制定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健全的执法监督机制使其落到实处；加强未成年犯的改造力度，狠抓罪犯改造结果的落实利巩固，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2．对“区别对待”原则的丰富和发展：(1)实行诉讼迅速简约原则。所谓迅速，是指诉讼进行的每个阶段都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迅速侦查、起诉和审判。所谓简约，则是指整个诉讼程序应当尽可能从简。大量事实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后，在诉讼阶段停留时间越长，矫正起来就越困难。诉讼简约的司法程序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矫正。(2)强制措施的审慎使用对于未成年人的强制措施应作为最后手段，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使用。但我国法律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制定专门适用于他们的强制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所以在对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时，应尽量采用强制力度缴低的措施，并尽量缩短适用的期限。(3)严格执行分管分押制度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要分管分押，但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看守所的条件限制难以真正实现分管分押，一些未成年犯与成年罪犯同处一室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容易造成“二次污染”，造成有些少年犯“二进宫”、“三进宫”，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效果适得其反。笔者认为，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改善监狱和看守所监管条件，真正实现对未成年犯的分管分押。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9
关键词：循证矫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
中图分类号：DF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09-03
循证矫正包括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循证矫正作为一种创新的矫正工作模式，其特殊性在于矫正工作中不仅需要综合分析矫正工作者的矫正理念及被矫正者个体的个性特征、成长经历等特殊因素，同时还需要考虑监管机关、研究机构等方面的协调和管控，由此得出的成功个案矫正工作实践方案还可以根据其他罪犯个体特性灵活作出调整，为以后的矫正工作提供一套科学的方法论。目前，我国的罪犯矫正工作正处于转型创新时期，运用循证矫正方法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无疑是罪犯改造的新趋势，也是提升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成效的必然选择。
一、循证矫正的兴起和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的循证医学在医学领域的成功应用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循证运动，循证矫正在内的一系列循证概念也由此产生。几十年间，循证矫正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被认为是科学有效的矫正模式。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有关循证矫正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才刚刚兴起，2012年7月，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决定展开循证矫正试点工作。同年9月，“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召开并决定正式实施循证矫正。2013年4月，有关循证矫正科研项目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提出要注重对矫正理论原则和方式方法的研究，创造本国化、本地化的循证证据体系，并在实践应用中总结循证矫正研究和试点工作成果，提炼出高效的思路和方法，为下一步循证矫向全国推广的道路上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二、我国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及体现出的问题
（一）我国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
自2003年以来，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对未成年犯刑罚执行问题都做了相关规定。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4年5月，司法部印发《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入刑。2012年1月10日，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同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生效。但是，一直以来相关法律并未涉及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具体运行程序，导致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践工作长期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
社区矫正实践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逐渐走向成熟。目前为止，社区矫正试点中唯有“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最能集中反映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水平。首先，北京模式。北京市在实施社区矫正中有以下特色：在法律依据方面，北京市于2012年5月21日颁布了《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该细则分七章对社区矫正工作作了详细的规定，使得社区矫正的实施有法可依；在管理方式方面，对社区矫正对象分类管理与分阶段教育，分类管理是指将不同人身危险程度的矫正对象实行不同强度的差别管理。一般分为高、中、低3个级别的危险程度的矫正对象，差别管理中主要包括不同强度的公益劳动、不同间隔的报到制度、不同内容的教育方式。分阶段管理中是在不同阶段规定具体的时间安排矫正内容，主要分为3个阶段：初始教育、常规教育、解矫前的教育。这3个阶段的划分是由矫正对象在接受矫正过程中心理、行为的特点变化规律划分的；①在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方面，北京市整合人员力量，以各个基层司法所人员为专职矫正主体，同时广泛吸收社会志愿者、心理工作者等社会力量投入社区矫正工作。其次，上海模式的主要特点：一是社区矫正领导方面，由市政法委牵头、有关部门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在具体实践工作中将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并鼓励民间社团运作，广泛吸收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加入；二是管理理念方面，摒弃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运用社会工作的平等、诚信的价值理念，积极推进与社团的合作，为政府承担一些服务项目，通过与高校合作的方式，加强人员培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专业水平。②
（二）我国未成年犯传统社区矫正制度体现出的问题
1.矫正关系的不平等性。自春秋战国以来，法家主张重刑主义，有“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等思想，认为只有对犯罪人施以重刑来预防犯罪，才能达到法治的目的。由于长期受这种报应性理念及我国以往实行的维稳政策的影响，普通民众对于刑事案件中的犯罪行为人普遍存在一种“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心理，司法工作人员甚至认为罪犯就是“罪人”，认为必须用强制性改造手段才能让罪犯为其犯罪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因此，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者与矫正对象处于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完全不平等的关系中，矫正工作者在整个的矫正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是绝对的监督者与控制者，其的是“命令”，带有强制性，矫正对象必须服从。矫正关系的不平等性极大削弱了矫正对象参与矫正的积极性，特别是对身心还不成熟的未成年犯而言，容易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影响社区矫正的效果。
2.矫正项目缺乏针对性。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主要项目包括公益劳动、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心理矫正、技能培训以及就业指导、生活指导等。③这些项目的设定和实施可以从思想、心理方面帮助未成年犯转变及预防其再犯。但实践工作中，因受限于社区矫正工作者专业性、矫正资金等因素影响，中小城市极少开展相关的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项目。矫正工作者在开展矫正项目前通常未进行精准评估，而是凭借个人主观意愿选择矫正项目，项目之间无先后顺序规定，项目组合缺乏最优性的考虑，极大的影响了罪犯矫正的效果。
3.矫正队伍非专业化。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犯有别于成年犯，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心理、生理方面还不成熟，可塑性较强。因此，矫正工作人员需要熟悉青少年的身心特点且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可以从事一定的心理辅导工作，才能最大化提高矫正效果。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主要由各基层司法所承担，司法所工作人员对于社区矫正工作及其重要性缺乏深入的理解，大多凭借以往片面经验开展工作，实施中的矫正工作也往往缺乏计划性和整合性。此外，基层司法所大都存在人员组成不合理、监管工作任务重等现实问题，极大的削弱了矫正工作的效果。近些年来，许多高学历人才作为志愿者积极地参加社区矫正工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但由于政府支持资金不到位及工作职责不明确等原因，志愿者的工作时间不能保证，变动性、随意性较大。
4.矫正监管手段匮乏。《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监管要求以及可以采取多种监督管理措施，并对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做了特别的监管规定，但是并未涉及未成年犯的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众所周知，社区矫正是将罪犯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中进行改造的，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再犯，所以，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措施可以保证社区矫正效果及社区环境的稳定。目前，社区矫正实践中通常使用GpS手机定位、要求矫正对象到司法所例行报到等措施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在确保实施过程成效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诸如手机的维护、费用等问题。因此，为了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托管、漏管，防止其重新犯罪，建立信息管理长效机制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完善路径
（一）转变矫正思维，确保矫正关系的平等性
在未成年犯循证矫正实践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者应更新以往的重刑观念，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通过组织召开有关循证矫正专题讲座、开设循证矫正宣传专栏等活动，引导社区矫正工作者学习循证矫正理念，积极、稳步运用循证矫正模式。另外，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矫正对象处于被动及被监管的地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活动的主体，参与矫正活动积极性不大，以致矫正效果收益不佳。如何激发矫正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为矫正对象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则显得十分迫切。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从思想上要提高矫正对象对循证矫正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让其了解循证矫正开展的前提是矫正工作者与矫正对象双方互信及相互尊重。通过切实保护矫正对象的正当权益，加深矫正对象对于矫正过程的理解和感触，还需注意把握社区矫正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保证矫正目标顺利实现。此外，社会公众对于社区矫正的认可度也会影响矫正效果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宣传作用，让群众认识到对未成年犯实施的社区矫正制度是教育、挽救、防止未成年犯再犯的一种有效手段，扩大社会影响面，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创设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实施个别化的矫正方案
社区矫正实践应当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为未成年矫正对象设立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矫正项目，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主要用于存储个案项目和矫正经验，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理论研究成果库。该理论研究成果库可以作为专业参考资料库。通过建立的内网收集散见于论文及公共网络等媒介中的研究成果，经过专业数据的合采后提交专家审阅核准，后期还需注意数据库的运转中的数据更新、维护；二是矫正研究专家库。主要收录相关专家的信息，如特长、单位联系方式等。在循证矫正实践中遇到某些特殊问题时，请教专家进行指导和论证，进而提出科学合理的措施建议；三是矫正对象个案库。该个案库主要是由矫正对象个案案例库和个人台账库二者构成。前者收录的标准化的案例，有利于在今后的实践工作中寻找最佳证据和提炼有效措施，侧重于证据服务。后者主要用于归纳存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实践信息，为检验案例及效果评估提供科学依据，侧重于矫正活动的个别化管理。数据库三大部分合理性布局后具有资料丰富、格式多样的特点，方便信息查询和统计审查。
（三）健全管理机制，充实专业的社区矫正人员
目前，我国司法所普遍存在超负荷运转的现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同时又可以优化社区矫正的效能。国外许多国家都设立有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如美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心、英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委员会等。因此，可以借鉴国外相关司法经验，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当然，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专业的矫正队伍。未成年犯社区循证矫正工作专业队伍应当由管理者、研究者、矫正工作者三方合作组成。管理者负责编制矫正手册等文件指导矫正工作，从全局角度统筹安排专业综合数据库的维护，组织专家和工作者设计并实践矫正制度、矫正个案等工作，最后根据最佳证据对个案实施综合性效果评估。研究者大都具有丰富的矫正经验或专业技能，负责组建、更新矫正数据库，同时参与并解决矫正个案的方案实施中的问题，为循证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矫正工作者是矫正小组的核心成员，通过上岗培训和定期考核选拔，能够熟练的运用矫正原理和方法与矫正对象进行沟通。另外，考虑到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需要，应积极吸纳广大具有法学、教育学等背景知识的大学生参与未成年犯循证矫正工作中，解决矫正工作人力资源不足、专业类别需求广等问题。
（四）丰富监督管理手段，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方式，法律赋予了社区矫正对象较大的人身自由的同时也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和监督管理的措施。如国外就规定在观互制度中的督导监督环节，未成年犯应当遵守的条件包括：被害人的赔偿、社区服务事项、学校出席、参加禁毒计划、不可与不良友伴来往、禁止携带武器、驾驶汽车、禁止吸毒、酗酒、在家服从父母、以及接受寄养家庭和团体之家之安置。④在未成年犯循证矫正实践中应当从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有效的监管方式，积极有效的发挥家庭、学校、社区、志愿者力量，及时、全面的掌握矫正对象的情况，提升未成年犯的矫正效果。
注释：
①林仲书.北京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情况.法治论丛，2007，（1）：201-210.
②张传伟.社区矫正京沪模式的比较分析与选择.北京社会科学，2009，（1）.
③但未丽.社区矫正：立论基础与制度构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84-185.
④周震欧.青少年犯罪的社区处遇.社区发展季刊，1998，（28）.
参考文献：
〔1〕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10.
〔2〕林小培.行刑社会化：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实践与思考[J].未成年人犯罪问题，2004，（3）：55-59.
〔3〕贾宇.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研究[J].人民检察，2012，（5）：5-9.
未成年人管理制度篇10
[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调研；基本情况；主要问题；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D9173
[文献表示码]a
为进一步推进“为了明天工程”，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加强公、检、法、司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矫正未成年罪犯的配套工作，2006年12月11日至12月23日，由中央综治委预防办牵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组成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专题调研组，赴上海、江苏、河南、陕西等四省市对当地的少年司法保护工作进行考察，并就少年司法制度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意见。
这次调研采用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对在我国少年司法工作成绩较为突出、地域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江苏、河南、陕西四省市进行考察。调研组分别听取了各省市预防办、公、检、法、司、团委等部门以及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部分理事的有关工作汇报和建议，并实地考察了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社工站、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河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河南省高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陕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听取了来自少年司法工作第一线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和困惑困难，获得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下一阶段修改和完善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促进少年司法工作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四地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基本情况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认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经过多年发展，四地公、检、法、司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创新举措，并不断予以规范化、制度化，不断发展成熟。
(一)创新举措注重人性化、轻缓化
改革创新是少年司法的生命之源，各地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形成了一些特色创新做法，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化保护和轻缓处理。如上海长宁区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推出社会服务令和考察官制度，让未成年人在劳动考察基地以劳动洗涮罪错；上海闸北区法院尝试对未成年人案件快速审理的绿色通道，有效减少诉讼周期；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在全国首先探索暂缓判决，扩大适用非监禁刑；上海闵行区检察院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建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对取保候审未成年人尤其是外来未成年人有效考察监管；上海、南京检察机关尝试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减少刑法干预。江苏省公检法司积极协调，联合发文规范社区矫正和社会调查工作。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推动建立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诚爱基地”，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实现了预防矫正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河南省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书、帮教责任书和跟踪考察表等“二表一书”形式切实落实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对未成年人案件试行提前介入侦查机制，有效减少羁押措施。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法院加强分案审理未成年案件力度，通过协调，将未成年人案件从公安阶段即分案处理，较好地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河南省、陕西省未成年人管教所将未成年人九年义务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二)机构建设走向专业化、综合化
少年司法机构建设各地发展程度不一，部分地区检察院、法院、未成年人管教所、社区矫正等机构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机构建设走向成熟，建立了固定机构和专业队伍。如上海检察机关在全部19个区县均成立了独立建制的未检科，实行捕诉防一体的办案模式。上海法院在1999年即指定四家少队伍年法庭集中管辖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06年又在两家基层法院和一家中院开展少年综合审判庭的试点。江苏省法院在全国最早开展少年综合审判庭的试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全省已成立了18个综合少年审判庭。河南省法院系统已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的法院占到全省法院数的41％，居全国前列，并建立19个综合审判庭，在四城市积极开展指定管辖试点。上海、陕西等地未成年人管教所在开展半工半读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同时，积极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心理矫治，为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上海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全市建立了青少年事务社工、矫正社工、戒毒社工三支队伍，并配备到基层社区，实行分类管理和针对性教育，为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学业帮助和就业指导。
(三)少年司法工作不断规范化、制度化
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既要不断向前发展，也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如上海高院于2005年12月制定《关于实施“圆桌审判”的若干规定》，统一规定了圆桌审判的法庭设置、适用案件范围、庭审注意事项等。上海长宁法院少年庭积极总结多年开展法庭教育的经验，于2006年制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法庭教育的若干意见》，对法庭教育的准备工作、参与主体及各自职责、教育程序、针对性教育方法等作了详细规定。江苏省公、检、法、司2006年联合制定《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统一由社区矫正组织负责调查，有效解决了审前社会调查的客观化、专业化问题。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公、检、法联合出台了《公、检、法互涉问题的规定》，统一了执法标准，加大了不捕不诉和判处非监禁刑的比率。陕西省司法局制定《关于规范兼职法制副校长职责和选聘管理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法制副校长的工作职责和管理办法，切实提高了学校法制教育的质量。
(四)社会综合治理着力实效化、系统化
各地公、检、法、司均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但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综合治理的实际效果，并形成合力，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2005年2月，上海市综治委等八家单位联合签署《关于对违法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实行考察教育制度的意见》，要求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处前、诉前、判前考察，有效实现司法分流。江苏徐州市贾汪区公、检、法、司狠抓安置帮教的实际效果，与教育局联合下发《关于落实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复学、升学问题的意见》，切实有效地解决了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后的就学问题，减少了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上海市闵行区社区矫正组织结合本区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0％以上的实际情况，设立了6名专职社工，并得到公安机关和流动人口协管员队伍的有力协助，负责对外来人员的服务管理与犯罪预防。该区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还建立了司法工作促进会，
吸收8家企业作为成员单位，为罪错未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机会。江苏省南京市团委充分利用当地高校众多的优势，在十所高校法律系开展“法律人在行动”活动，法律专业大学生纷纷进入校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等活动。陕西省律师协会组织西安市120家律师事务所开展覆盖西安市全部中小学的“知心律师进校园活动”，采用一对一模式，律师与班级挂钩联系，解答学生问题，开展模拟诉讼等活动。
二、四地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发现当前各地少年司法配套体系还存在以下几个共同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在犯罪形势上，在经济比较发达，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未成年人尤其是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较为集中，增长幅度较大。近年来，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增长明显，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苏州等地，已占未成年犯罪人总数的70％-80％以上。对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身份年龄确认难、社会调查难、刑罚平等适用难、遣返难、预防重新犯罪难等问题。尤其是新疆籍未成年人在成年人操纵下实施盗窃、抢夺、贩毒等犯罪无法得到有效的打击，成为上海、苏州、南京、郑州等地群众反映热烈的社会治安热点难点问题。部分地区新疆未成年人犯罪出现公然化、暴力化、多样化、组织化、流窜化趋势，犯罪活动呈迅速蔓延趋势，并存在取证难、打击难、处理难、遣返难现象。
(二)在机构设置上，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司法一条龙配套有所削弱，各地司法机构的机构建设亦存在相当差距。四地公安机关均没有专门机构或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上出现了断层。而检察机关除上海外仅个别县市设立独立编制的未检部门，绝大多数是成立未成年人案件办案组或由专人办理，在管理体系上有的属公诉部门，有的属侦查监督部门，尚需进一步理顺。法院系统少年法庭的建设相对情况较好，但各地亦差异较大，存在专人负责、少年案件合议庭、少年审判庭(包括综合庭)、指定管辖四种形式。上海以四个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指定管辖全部少年刑事案件，江苏、河南法院结合各地实际四种形式全部存在，而陕西全省70个少年法庭全部是少年案件合议庭，其余法院则是由专人办理。一些地区由于法院机构改革的问题，少年法庭机构和办案力量有所削弱，目前全国共有2420个少年法庭，比1994年减少1000个左右。
(三)在开拓创新上，各地一些实践效果良好的探索创新工作被没有很好地推广和实施，并且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停滞不前甚至被叫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效果，打击了地方对少年司法工作的积极性。如检察机关的暂缓、法院系统的暂缓判决、社会服务令、监管令、未成年人管教机构的试工、试读制度在四地都普遍受到了未成年人、家长、社会的欢迎，目前却已基本被叫停，特色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四)在强制措施上，由于对打击不力指责的担心和取保候审条件的限制，各地对涉案未成年人尤其是外来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适用比率相对较低。而对采取羁押措施的涉案未成年人，由于各地看守所的羁押条件所限，涉案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管分押”没有得到较好实行，绝大部分地区还存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混合关押现象，从而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使“单面手”变成“多面手”，影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五)在法律援助上，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程度不一，经济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情况相对较好，而欠发达地区由于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的律师数量较少，法律援助机构不健全，法律援助的落实存在一定困难。另外由于指定辩护的义务性，一些律师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担任指定辩护律师，也不尽职尽责，应付了事，存在庭前不认真阅卷、庭上不认真辩护和不进行法庭教育现象，无法真正起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作用。
(六)在处理方式上，现行单一刑罚处理模式应当转变。一方面，对于由于年龄等因素，没有构成犯罪却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司法机关陷入“抓了放、放了抓”的怪圈，很难有效矫治；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由于刑法中缺乏对构成犯罪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理方式，只能采用严厉的刑罚手段(在没有前科消除制度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导致已经取得的精心教育、有效转化的矫治效果大大削弱，社会效果也不佳。
(七)在社区矫治上，当前轻刑化、非监禁化潮流下，在全国扩大适用社区矫治的同时，大部分地区社区矫正组织还不健全、不完善。据江苏省司法部门反映，当前一般的基层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的人员只有2至3人，普遍面临人员少任务重的冲突。而且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权限和矫正方法由于没有法律层面上规定，导致缺乏权威性，出现个别对象不服管和个别社工工作方法少的问题。由于人员、经费、制度的相对缺乏，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开展社区矫正的效果不佳，有流于形式的现象。
(八)在安置帮教上，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未成年人的安置帮教工作各自为战，费时费力却收效欠佳，司法教育挽救工作与社会安置帮教工作衔接上还存在脱节现象。在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和社区矫正部门为解决未成年人的复学、就业、生活问题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与学校、单位、社区做协调工作，却往往收效甚微。而且前科无法消除或限制的问题导致未成年人复学、就业困难重重，严重影响其回归社会重新做人的信心。一些未成年人经过矫治回归社会后，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安置帮教，又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极端的例子是某未成年人管教所反映一外来未成年人在刑满释放当天就因无钱生活实施抢劫犯罪。
三、四地少年司法部门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具体建议
为了少年司法的明天，各地司法部门针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一)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应当加强配套组织机构建设，建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办理，完善司法一条龙。如公安机关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专门的青少年事务警官，检察院应当建立未检科或未检组实现专人办理，法院在完善少年法庭的基础上可推动少年法院的成立，法律援助部门应当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未成年人辩护律师队伍。当然具体模式可以因地制宜。
(二)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看守所，彻底实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分管分押”。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应当坚持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不同的监室分管分押分教，防止交叉感染。
(三)应当继续允许各地区探索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创新措施如监管令、社会服务令、暂缓、暂缓判决、试工试读等，在法律框架内自上而下有序进行，并及时形成经验，制定规则，从而推动相应立法的发展。
(四)应当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组织建设，落实人员、场所、经费，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与社会志愿者和其他社会矫正力量的配合协作，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监狱、劳动、民政、社会保障等部门的联系与协调，取得街镇、村居、居民等的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开展矫正工作。对于在羁押场所服刑未成年人应当保障其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供劳动技能培训，力争掌握一技之长。
(五)社会调查工作应当推动社会化、专业化，建议由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司法所等社区矫正组织承担，而不应当由检察院、法院或律师调查，以确保其客观性和全面性。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建立全国性协作机制，从而确保对外来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