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1
[关键词]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政策性,商业性
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际通行的贸易促进手段,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出口信用保险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先后以不同的模式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出口信用保险体制。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0%以上。
由于出口信用保险具有强烈的政策性色彩,其经营模式也受到完成政策性职能这一要求的影响。对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历史演变及其最新经营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对于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体制,更好地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配合国家经济、金融、产业、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演化
从历史上看,出口信用保险经历了纯商业性、纯政策性、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的发展过程。出口信用保险最初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发起的,但因其高风险的特征和复杂的经济属性而未得到大规模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加剧了出口的风险程度,商业性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同时,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政府认识到出口信用保险是扩张贸易、复苏经济、提高就业的有力工具,开始由官方经营出口信用保险并使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其他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效仿。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口信用保险在各个国家一直作为政策性业务由国家专营。之后,随着国际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和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洲几家规模较大的公司认为一部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已有利可图,遂使其中的可盈利业务逐步剥离出来,在欧盟国家逐渐形成了官方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共存的局面。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际上主要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形成了以下五种运作模式。
1.政府设立特别的机构或部门经办出口信用保险。如澳大利亚出口融资与保险公司(eFiC)、挪威出口信用担保局(GieK)、日本通产省贸易局进出口保险课等。
2.政府成立全资公司。如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eDC)、捷克出口担保和保险公司(eGap)、芬兰担保委员会(Fi-nnVeRa)、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HKeC)、匈牙利出口担保公司(meHiB)、韩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KeiC)等。
我国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是国家财政全资拥有的政策性公司。
3.政府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如波兰出口信用保险公司(KUKe)、葡萄牙信用保险公司(CoSeC)等。
4.政府委托私人办理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由政府委托某私人信用保险公司政府从事官方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该部分业务计入“国家账户”,所有风险由政府承担,政府每年付给该私人公司一定金额的费;该私人公司另设“公司账户”,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自主经营纯商业性业务。德国eULeR-HeRmeS信用保险公司、荷兰出口信用保险局(nCm)、法国科法斯(CoFaCe)都属于此种经营模式。
5.进出口银行模式。进出口银行在直接经营出口融资业务的同时兼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此模式以美国进出口银行为代表。
这五种不同的模式代表了政府不同的介入程度。其中,政府设立特别的机构或部门经办出口信用保险无疑是政策性功能体现最充分的一种模式;而政府委托私人模式,政府对信用保险的扶持和利用则相对弱得多。
二、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最新发展
如前所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用保险最为发达的欧洲地区为代表,信用保险业的市场化趋势正成为该行业的潮流,西方信用保险市场化步伐加快,变成以商业市场为主(尤其是短期险),政府支持下的政策性为辅的新格局。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开始研究如何规范管理商业性和政策性业务。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下列几种管理模式:
1.政府将能够市场化运营的信用险业务全部留给商业市场,政府指定的机构只经营政策性的业务。例如:英国的eCGD就是这种模式,它只经营政策性的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能够市场化运营的短期险业务一概由商业性公司负责。
2.政府将政策性的业务委托给商业性保险机构去做。例如:德国的ettlerHermes、法国的Coface和荷兰的atradius均是受政府委托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机构,其政策性业务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
3.政府设立国有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既从事政策性业务,也经营商业性业务。例如:比利时的onD是政府全资拥有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既从事需政府支持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也经营公司账户下的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账核算。无论国有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还是商业性信用保险公司,在核算中为政策性业务设立专门账户,以便独立核算经营成果和确定赔偿责任。onD建有两个账户,一个是商业性公司账户,另一个是国家账户。短期险中承保的私营买家风险记入公司商业性账户,短期险承保的政治风险和公共买家风险中的35%记入国家账户。中长期险中商业性经营部分记入公司商业性账户,并由政府给予最终担保;纯政策性业务记入国家账户。德国的eulerHermes则是在一个公司下经营两种完全独立的业务:一是公司账户下的私营信用保险业务;二是由独立部门(aGa)经营的国家账户业务。对属于国家账户的业务,无论是法国的Coface,荷兰的atradius,还是德国的eulerHer-mes,只将政府政策性保险的手续费记入公司账户。
市场化带来了信用保险的快速发展。目前欧盟范围内涉及经合组织(oeCD)核心成员之间贸易的中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基本全面实行了市场化,政府资助的信用保险机构不得介入商业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三大商业信用保险集团eulerHermes、atradius和Coface的业务规模已经占全球市场规模的80%以上,而以其中世界最大的信用保险集团eulerHermes为例,2003年该集团商业性业务保费收入19亿欧元,其德国政府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收入仅为4亿欧元。商业信用保险公司的发展以及其在信用保险市场的统治地位,对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三、对我国的启示
1.政策性和商业性职能的发展变化,是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演化的主要动力。出口信用保险经历从纯商业性到纯政策性再到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最后到目前的商业性趋势更加明显的过程,其经营模式与之相应进行发展和变化,适应和促进了政策性职能和商业性职能的互动。
2.政策性业务的范围决定了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从国际出口信用保险发展过程看,在政府将全部出口纳入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支持范围时,都采用了国家专营的经营体制。上世纪90年代之前,欧盟各国一直对本国的全部出口提供信用保险支持,国家专营的经营体制也随之保持了70年之久。日本和韩国的所有出口信用保险自设立以来均为政策性业务,其经营体制也一直是国家专营。当政府需要为所有出口提供信用保险支持时,国家专营的体制有利于政府掌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强化政策性功能,实现统一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3.信用保险市场化运营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促进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信用保险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信息技术日益发达,市场趋向开放,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对信用保险市场化运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信用保险机构本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直接关系着业务的承保质量和盈利程度。信用保险市场化运营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而且完全可以做到市场化运营。
我国自1988年起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992年,国务院决定在我国正式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并拨付1亿美元的“国家风险基金”。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也陆续开展了一些出口信用保险业务。2001年,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时停办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其原有业务和未了责任全部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注册资本40亿元人民币,资本金来源为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由财政预算安排。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后,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得到了高速发展。2002年-2005年,实现了业务三年连续翻番,2006年,公司实现承保金额295亿美元,占一般贸易出口的比例达到7%.在支持国内自主知识品牌产品、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机电产品、农产品等的出口,在支持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在配合我国对外经济外交战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模式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一些业务能够实现盈利和自我发展,出口信用风险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转移和分散。在这方面,欧洲市场化国家的理念是,凡是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保险业务,全部放给市场去做,政府不介入或只在市场中发挥引导作用。只有市场不接受的业务才由政府参与,或通过委托商业机构经营而由政府承担风险责任。我国应借鉴这种做法,把一些成熟的可以市场化的业务剥离出去,使其能够在市场中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样既可减少政府的负担,又有利于业务本身的快速发展。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2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
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着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3
主张政策松绑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中文搜索引擎企业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他认为，政府应该鼓励中国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借助Vie模式发展，在支付牌照和并购审查上，取消对Vie模式的政策限制。此提案赢得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新浪董事长曹国伟、易凯资本Ceo王冉、天使投资人蔡文胜、互联网观察家信海光等业内人士的支持。
而主张加强监管的，则为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在他看来，Vie模式下，电子商务发展十分扭曲，应该尽早出台加强对Vie模式进行监管的规定。
之所以互联网企业对Vie模式的提案如此敏感，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大多接受境外融资而成为“外资公司”，但相关法规明确规定，iCp（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是内资公司才能拥有的，所以这些公司往往成立由内地自然人控股的内资公司持有经营牌照，用另外的合约来规定持有牌照的内资公司与外资公司的关系。
“谁都知道Vie模式绕了十万八千里路，李彦宏往左边绕，张近东说往右边绕。他们目标都是善意的，只是方法不一样。”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表示。
协议控制使原本资金来源枯竭的中国互联网产业找到了海外融资的源头活水。不过，法律法规监管层面仍不明朗，正如雷军所言，“这条路上还有风险。”
针锋相对
Vie模式是中国自有外商投资互联网业以来就有的“曲线投资”方式，这也是从政府到行业再到企业都心照不宣的事情。
Vie模式，是指通过协议控制所达成的公司结构。所谓“协议控制”，即境外离岸公司不直接收购境内经营实体，而是在境内投资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为国内经营实体企业提供垄断性咨询、管理等服务。国内经营实体企业将其所有净利润，以“服务费”的方式支付给外商独资企业。同时，该外商独资企业还通过合同取得对境内企业全部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抵押权和投票表决权、经营控制权。
李彦宏就上述Vie模式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鼓励民营企业海外上市（Vie）取消投资并购、资质发放等方面政策限制的建议》的提案，“由于（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民营企业）较难获得国内银行贷款、登陆国内资本市场，此类公司以Vie的方式在海外上市便成为获取融资的重要途径”。
历史上，中国互联网公司新浪于2000年4月首先采用合同绑定内资公司的方式得以海外上市，从而满足了国内监管和公司海外上市的双重要求。新浪所采用的此类复杂的组织架构体系即是Vie模式。与一般股权投资模式相比，该模式可使创始人及管理团队更易于掌控企业的利润分配、实际经营、控制权。
至今，已有250多家中国企业借助Vie模式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数千家企业以Vie结构的方式接受风险投资、私募股权融资。
在李彦宏看来，利用Vie模式在海外上市是一种更有效的外资利用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家自主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不过，当前中国的监管层只是默认该模式的存在，并未出台相关规则，Vie模式处于“暧昧监管”的尴尬境地。
李彦宏认为，相关政府部门在涉及Vie模式的问题上多采取“一刀切”的不予批准或长期搁置的做法。“以国内投资并购领域为例，企业投资并购对象年营业额4亿元以上企业时，需按规定向商务部申请经营者集中审查，一旦涉及Vie模式均无法被正常受理。”
对此，李彦宏建议，在支付牌照发放、投资并购审查等方面，取消对Vie模式企业的限制，给予Vie模式企业完全的国民待遇。对于敏感领域，尝试对企业实际经营权和控制权均为中国自然人掌握的Vie企业开放，或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逐步梳理不同类型的Vie模式企业。
在3月7日的工商联组讨论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在回应李彦宏的呼吁时表示，国内企业开展外资投资，采用Vie模式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情况也比较复杂。但是商务部非常重视，并且开展了多方的调查研究。“商务部鼓励各种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也要保障国家安全。积极鼓励、促进吸引外资多元化，根据国家和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支持企业到海外上市。”
尽管互联网搜索服务领域的李彦宏和做家电及电子商务的张近东在生意上并无正面竞争，但同涉Vie的两个提案却把双方都推上了风口浪尖。张近东提案中涉及Vie，是从电子商务角度进行建言。
Vie本质是外资并购行为，经营销售在境内、投资上市在境外，会导致资本的运作游离于国家监督管理之外，缺少有效的监督，“应当尽快完善外资对电商的准入监管，明确将协议控制定性为企业并购行为，将协议控制模式纳入监管部门的管理范畴进行规范。同时，拓宽境内融资渠道，在政策层面扶持国内优秀电商企业在a股上市，帮助电商企业在境内就可以解决融资需求。”张近东表示。
张近东还认为，境外资本以国内电商产业投资概念为跳板，不以产业盈利而以境外上市溢价套现为目的的Vie模式已经对我国电商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扭曲效应：Vie只关注销售增长，不关注经营盈利，以销售增幅和销售规模界定电商企业的投资价值和资本估值。
不过，他没想到，“Vie要加强监管”的提案会遭到类似“抄对手后路”、“掐互联网的脖子”的争议。
暧昧监管
两则提案引起业界对Vie模式的再次强烈关注。多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互联网企业及风险投资行业的人士表示，将Vie模式纳入监管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运作游离于国家监督管理之外”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如果完全禁止Vie模式将直接导致外资大量撤离，伤害国内高新技术企业。
易凯资本Ceo王冉表示，现有Vie模式是中国企业从自身及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政府部门在市场准入、外汇管理、ipo审批等领域过度监管的一种市场化修正。
多数业内人士较为认同上述观点，即中国监管层在对Vie模式进行监管的同时，应加大配套的企业融资，如放宽外商投资的准入等。例如，在修订后的《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中，允许外资拥有中外合营广告企业多数股权，但股权比例最高不超过70%。放宽外商投资后，采用Vie模式的广告企业相应减少。
另外，就Vie模式加强还是放松监管的问题，雷军向记者表示，Vie协议是现有体制下“一大群聪明人想出来的一个妥协方案”，是变通模式，本身也有国家相关政策监管。
为规范中国企业以海外融资为目的的红筹模式，中国监管层陆续出台政策并调整相关的审批管理规则。
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又称“75号文”），允许以Vie的方式实现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到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更多的还是侧重于通过行使股权的方式来实现控制的目的。
时至2006年，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签发《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10号令”），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了“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当事人不得以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或其他方式规避前述要求。”这促使一些非互联网业的普通企业为了实现境外上市，也开始采用“协议控制”模式，业内普遍认为这使民企境外上市审批难度大增。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Vie模式遭遇拐点。彼时，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将旗下支付宝资产转移至自己名下的公司，理由是此前支付宝所采用的Vie模式不安全，不利于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此举被业界认为“捅破了协议控制的天”。
“支付宝股权转移风波”成为中概股海外市场遇冷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显示，2012年共有71家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累计融资645.9亿元，上市数量及融资金额同比分别减少32.4%及49.2%。
上述风波之后，商务部公布了《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第九条首次提出“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明确规定了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这意味着，互联网领域企业通过Vie模式规避国内法律的行为正式纳入中国法律监管。
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对记者表示，Vie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政策改变，依然看好国内的美元投融资环境。
启明创投合伙人童士豪对此也投赞同票，他认为，随着宏观经济的转向，Vie模式相关政策将趋向明朗化，也将消除投资者对中国政策和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前景向好。
“从本质上说，Vie模式是境内企业海外上市过程中与政策监管相博弈的产物”，供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的胡俊伟表示，“相信监管部门会站在真正的国际利益的高度，不会让已经生根了10年、涉及数万亿美元资产的Vie模式说打破就打破。”王冉表示。
潜在风险
Vie模式虽然为企业绕开外商投资的法律限制提供了便利，但是契约设计的局限性、法律认可的不确定性、实体经济人的道德风险等多方面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构成了协议控制的一个又一个潜伏的风险点。
目前Vie模式所面临的风险中，法律风险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律师事务所在上市法律意见书上很明确地表示协议控制结构安排完全符合中国法律规定，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也会披露该协议控制结构可能会被认定为违反中国法律的风险。
协议控制一旦被确认无效、违反或终止，境内目标公司向上市公司输送利益的纽带被切断，境外上市公司与目标公司将成为各自独立的法人，境外投资者买到的只是上市公司的一个空壳，其股价将出现暴跌，损害其投资者的利益。
具体而言，很多ipo项目都是中资和外资基金合投的，而基金的背后是Lp（有限合伙人，即出资人），一旦中国概念股面临灭顶之灾，Lp的资金也将“打水漂”。
同时，境外上市融资走不通的ipo项目只能尝试转回国内a股，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当前无法消化如此多的项目。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4
关键词：农业保险问题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于1982年正式恢复,由于缺乏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主要走商业化的道路,在经历了几年运行之后,不断萎缩。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全面铺开,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农业保险公司相继获批成立,江苏、浙江、四川、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始启动。2006年,全国多数省市区采取多种模式和渠道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2007年,中央财政注入10亿元资金于首批被列为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的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四川六个省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近两倍。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仍是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险种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突出,正式制度的创建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部分省市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与问题
(一)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及经验
1、“以险养险”的大农险模式
保险公司不但经营农业保险,而且经营农民健康保险、农民财产保险、农村住房保险等一系列事关“三农”问题的保险业务,在扩大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实现以赔付率较低的险种(如住房险)养赔付率较高的险种(如种植业险)。这种模式以上海、吉林为代表。
上海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以险养险,即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和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上海模式是目前运行较好的农业保险模式,但这种模式其它地区很难复制。
2、黑龙江“互助制模式”
黑龙江省的阳光农业保险公司是一家“相互制”性质的保险公司。该公司在日常运营中较重视投保人的利益,且名义上不通过公司的对外经营获取利润,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和资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旦出现灾年,保险公司需赔付的资金较多,而且需要得到赔付通常都是参保的农民。只靠参保农民之间筹措的资金,明显不足以满足高赔付资金的要求。资金受限是相互制保险模式的保障能力比其他类型的农业保险弱的原因。
3、以“共保”为主的浙江模式
2006年,浙江省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为原则,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采取“互助合作”和“共保经营”两种模式。共保经营是主体模式,由省内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成立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以“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为管理核算制度共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共保”模式是国内外保险界应对罕见巨灾和损失概率不确定的重大项目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以降低独家公司承保的风险,提高应对巨灾风险时的承受能力。但存在试点的区域过小,无法在空间上分散风险的问题。
4、四川省的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四川省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自办的代办模式。试点地区政府均采取以财政奖励代替补贴的政策,即农户可在投保后可持相关证明到有关部门领取保费补贴,为保费补贴的及时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种模式实施中,保险公司的商业化意识较浓。保险公司一方面愿意积极参与试点,把试点作为抢滩农村巨大市场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又想把试点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客观上造成了保险产品单一、条款不尽科学合理。
(二)农业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补贴问题
从长期来看,要发展农业保险,无论采取上述何种农险模式,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补贴,只能起到有限的保障作用。在浙江、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财政资金雄厚,而农业占地区GDp的比重较小,无论采用“共保体”模式,还是实行“大农险”模式,政府补贴充足,能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政府补贴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2、农民购买力与购买愿望较低的问题
我国农户家庭生产规模小、收入水平低、保费支付能力不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
3、农业风险无法分散的问题
保险的大数法则,即投保主体越多,则保费越低,保障的风险也越低。农业风险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就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跨区域的保险对象同时受灾。因此,要想分散农业风险,就必须在更大地域甚至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然而由于国家扶持力度有限,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尚未大面积铺开。
4、农业保险法和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
农业保险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但仍缺少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或相关的保险的实施条例。农业保险体制相关规定的缺失,使得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地位不明确,即使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也缺乏法律依据,导致了在实际运营中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过于集中,很难实现农业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
各试点地区的农业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农业再保险缺失的问题。一旦巨灾发生,农业保险公司由于面临巨额索赔而存在破产的风险。国家在农业再保险领域和农业风险基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三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不相称。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保险的发展之路
(一)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农业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国家财政支持、商业化运作,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散风险,并逐步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和市场监督机制,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即:政府对保险机构经营的政策性农险业务给予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依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保险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大数法则,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承保面,以分散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在各地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建立相对统一的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5
关键词：“商务模拟公司”；实践教学；职业培训；现状；对策
一、“商务模拟公司”的涵义
“商务模拟公司”是一种费用低廉的商务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在培训人员指导下，由学生或受训人员按照有关商业活动规则而建立起来的教学公司。其目的是利用这种当今最为先进、实践性最强的商业职业教学方式，培养受训人员掌握有关商务活动的一些关键技能，培养其团队精神和社交能力；提高外语水平，促使各门基础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商务模拟公司”应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商务模拟公司”通过提供仿真的业务活动环境，为受训者把“商务模拟公司”当成真正的经营机构。在学习商贸规则，熟悉市场机制，追求公司最大利益的同时，受训者能够很快进入实训教学目标所预期的职业角色。二是“商务模拟公司”的经营活动可以出错并毋须付出任何现实的代价。受训者在“商务模拟公司”的经营出错，甚至失败可为受训者提供“反思”醒悟的机会。三是“商务模拟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向模拟市场开放的。商务模拟实验室不与其他“商务模拟公司”或商务模拟实验室进行任何竞争交易，而是在假设市场信息处于静态的条件下，完成事先确定了答案的传统初级的作业训练。“商务模拟公司”则必须在市场不确定性的变化中进行决策，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四是“商务模拟公司”适用范围广。受训者可以是具有一定职业经验的成年人，也可以是没有职业经验的在校学生；可以是健康人，也可以是有一定残疾的青年。这种培训方法适用于市场上几乎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经营，也适用于几乎任何一种服务项目的经营。而且它要求的时空条件极少，运行的实际费用极低。
二、“商务模拟公司”的发展现状
(一)国外“商务模拟公司”的发展现状。“商务模拟公司”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起飞初期。当时德国的国内国际商贸业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商贸人员；而造船业遇到的空前危机正迫使大量工人处于失业转岗的境地。于是，由造船业向商贸业的转行转岗培训应运而生。由于大部分已有职业经验的成年受训者不大适合传统的教师讲授为主的培训形式，希望有实际动手培训的机会。而创造商贸培训的实践条件又十分困难。于是国立学校、社会机构、私立团体纷纷成立了许多商务模拟公司。到1993年，德国已建有930家商务模拟公司。20世纪80年代后期，“商务模拟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一些国家还建立了“商务模拟公司”协调中心，负责本国“商务模拟公司”之间的业务交往和人员培训，以及从事国际商务和交流协调活动。为促进各国“商务模拟公司”之间的交往，1993年11月，欧共体和德国北威州政府支助建立了“欧洲模拟公司”网络，现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组织——“euro－pen”协会。德、法、英、奥地利等12个欧洲国家为正式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已经加入，亚洲、南美的一些国家也在积极申请入会。该协会还组织一年一度的“模拟公司国际博览会”，为促进世界范围内“商务模拟公司”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做出了贡献。
(二)国内“商务模拟公司”的发展现状。近年来，我国的一些职业院校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相继建立了财会模拟实验室、商务模拟实验室等。从1994年起，上海、北京、浙江、山东、辽宁、河南、内蒙等地的一些院校，在丹麦和德国专家的帮助下，引入了“商务模拟公司”这一实践教学的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组建独立的“商务模拟公司”。以一所大学组建一个“模拟公司”，作为一个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社团组织。如，深圳大学diy模拟公司，成立于2001年，它的前身是深圳大学管理学会，是一个专门为同学介绍经济、管理知识以及提供参与社会实践的社团。它集理论与实际于一体，一方面邀请专家学者讲授市场上经济现象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也邀请企业界人士做实际解说。从不同的角度，培养大学生的各种兴趣与技能，特别是社会实践能力，拉近了学校与社会的距离。
2.组建独立的“商务模拟公司”，部分参与实际经营。如，2006年8月，郑州大学成立了河南省高校中首家以学生为主的“模拟公司”。公司除董事会成员由老师组成外，所有员工均由学生担任，公司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负盈亏。“模拟公司”的业务主要有人才推介、校园直销、电脑维修等。同年8月28日，该公司的第一家实体“爱心助学超市”试营业，生意异常火爆。
3.组建独立的“商务模拟公司”，按照企业经营管理。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从2005年起，拿出校内的120亩地，分成了7个农场交给学生种植管理。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动手创业的机会。为此，学校在教学计划中设立了4个创业学分，其中创业教育课程和创业方案设计属于必修，2个学分的创业实践是选修。在创业教育中，模拟公司是学院为学生们搭建的重要平台。模拟公司由学院出资，交给学生管理，与真实公司的主要区别是，没有到行政部门进行工商、税务等方面的登记。除模拟公司的董事长由系主任担任外，总经理等职位都由学生竞聘上岗。模拟公司通常还设置了销售部、财务部、生产部等机构。
4.将实践教学按照模拟公司化运行。如，上海南湖职业学院就将课堂教学直接改为直观的模拟公司化教学。2007年9月，上海南湖职业学院推出了一项新改革——把班级翻牌“改制”成能供教学实训的模拟公司，由专业老师任“总经理”。教室里没有讲台，没有黑板，而是完全按公司的业务运转模式分成了各个区域，课程安排按照模拟公司运行。
5.以学校成为“商务模拟中心”。“模拟中心”将为所有的“模拟公司”提供商贸活动的支持，模拟政府机构、银行、工商、邮局、市场等功能，并提供信息(、交换)服务。如，国家内贸部系统内的院校，将温州商业学校作为“商务模拟中心”，并提供相关的服务。
三、“商务模拟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有的“商务模拟公司”规模不一，档次不同，实践内容也各有侧重(外贸、内贸、物资、商业等)，在实践性教学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国外“商务模拟公司”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仿真性差，与真实的公司还有差距。由于“商务模拟公司”与真实公司存在有较大差异，市场背景、工作环境完全是虚拟的案例，没有创造一个真正的企业工作环境，受训者很难完全进入角色，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二)规范性不够，缺乏统一标准。各“商务模拟公司”都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在机构设置、运作规则等方面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性，相互之间难以进行业务交往。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些十分重要的环节，如资金往来、财务决算、税务登记、海关申报、外贸谈判等得不到真实的模拟。如果以学校为单位，建立各自的模拟银行、工商局、劳动局等机构，势必造成人、财、物的浪费，也很难高效运行。
(三)没有统一的“模拟中心”进行协调。每个“商务模拟公司”都局限在校内公司之间交易，外部交易(校与校“商务模拟公司”之间，与国外“商务模拟公司”之间)没有进行；各校“商务模拟公司”的运作只集中在某一段时间，没有开展常年业务，设施设备使用效率不高，也没有利用“商务模拟公司”这一教学手段进行社会就业人员的培训考核，没有统一的“模拟中心”进行协调。
四、发展“商务模拟公司”的对策
(一)“商务模拟公司”从学校教学走向职业培训。应积极与政府的人事、劳动部门合作，将职业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培训、农村劳动力培训等纳入，整合教学资源。在就业、转岗等前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受训者在经过系统培训后，在老师的指导帮助下建立“模拟公司”。该“模拟公司”实际为虚拟公司，通过虚拟创造经济活动的仿真模拟环境，设置一个真实开放式的商业办公场所，配备一个小型公司所应具备的办公设施和办公用品，受训者作为雇员来参与公司的运营。该项目的实施，可以丰富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的创业实践经验。
(二)完善现有的“商务模拟公司”。一是寻求“商务模拟公司”赞助商，确定“商务模拟公司”模拟对象，以解决“商务模拟公司”的仿真性，保证商品价格、市场背景、交易条件等的真实性。二是增加投入，提高“商务模拟公司”，设施设备的现代化水平。尽管整个“商务模拟公司”的运作也可使用手工作业，但网络、电话等办公设备的改善，既可努力创造出一个真实公司的工作环境，又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三是编制“商务模拟公司”运作规则及岗位、部门职责，确保“商务模拟公司”制度与正式公司制度相一致。
(三)由政府支持，组建模拟协调中心。在各“商务模拟公司”运作正常并积累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可逐渐开展校际“商务模拟公司”之间的业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与国外模拟中心与国外的“商务模拟公司”开展贸易业务，可组建我国“模拟中心”。国外成功的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商务模拟公司”达到一定数量(如10个以上)时，要进行高效的、更为真实的模拟，必须建立“商务模拟公司”协调中心，规范主体单位即各个“商务模拟公司”的运行规则，提供客体单位诸如银行、工商局、海关等业务项目的服务。为此，许多高校都提出了这方面的迫切要求。要使现有的和拟建的“商务模拟公司”按照国际惯例高效率运转，建立“商务模拟公司”国家协调中心、形成网络体系已刻不容缓。单靠企业、学校的能力很难实现，必须得到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6
关键词：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特征；启示
中图分类号：F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5-0034-05
学界对农业保险模式这一概念有广、中、狭义三种不同理解。广义上是指有关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观念和制度体系；中义上是指有关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制度体系；狭义上仅指有关农业保险组织构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制度体系。本文作广义的理解，认为农业保险模式应包含观念和制度两大要素，并包括农业保险发展理念、农业保险体制和农业保险运行机制三个层面的内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单靠一种或几种模式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故需要变革的不断推进。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较为成功，其做法具有全球性的借鉴意义。相比较而言，我国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也对农业保险模式进行了数轮规模较大的变革，但尚未形成自己理想的模式，如在2004年新一轮改革试点中还是存在着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难以理顺等问题。因此，科学总结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特征，深入挖掘其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敏锐预测其未来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揭示其对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引导和推动我国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现实需要。
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一)类型选择：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和特色化
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保险模式类型都很单一，农业保险完全由民间的商业保险公司或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经营，保险标的物仅限于少数种类的农作物，保险责任为单一险，并且实行投保自愿原则。此后，这些国家致力于制度创新，使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趋于多样化。从保险组织角度看，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过政府主办且经营、政府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政策强力支持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等模式，欧洲发达国家则实行政府政策优惠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或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及公私合股股份公司混合经营等多种模式。从保险标的物角度看。在法国，其范围从种植业扩大到养殖业甚至到其他农村财产和人身，使农业保险从种养两业保险发展到大农险。从保险责任角度看，除德国等一些西欧国家外，其他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经历了从承保单一风险到综合风险甚至一切风险的过渡。从保险实施方式角度看，美国、瑞典、法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已由纯粹的自愿保险发展到附限制条件的自愿保险、由自愿保险发展到强制保险或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
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日益特色化。一国农业保险模式的改革主要受该国农业生产方式、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和管理能力等动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各国本来就不尽相同并且变化不均，这就决定了在一国行之有效的农业保险模式并不一定适宜于他国，也可能使原本相同或类似农业保险模式的国家改用其他模式，因而体现出不同特色。如，同为欧洲国家并推行政府政策优惠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两者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农业原保险实行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分别独立经营的模式，后者的农业原保险则实行共保模式，由多家商业保险公司投资入股组建了具有共保组织性质的西班牙农业保险集团公司。
(二)价值取向：由偏重公平转向重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结合
从历史上考察，农业保险最早产生于实行市场经济的欧美发达国家，出于农业生产者分散经营风险以及保险公司追逐利润的需要，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尝试开办农业保险，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福利经济学的影响，这些国家相继对农业保险进行了干预，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强调公平，而较少关注效率。在北美，美、加两国相继确立了政府主办且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实质上就是将农业保险交由政府包办，以保证公平。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的日本则主要通过建立政府政策优惠下或政府政策强力支持下的、以非营利性的互助合作组织经营的模式来实现公平。其中以加拿大最为典型，该国在1959年立法时，为了反映农业保险计划的福利性、普遍性和公平性，确定的保险标的相当广泛，保障水平很高，政府支持力度很大。
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过高。在对个体保险的产量等历史纪录进行整理和理赔及其判断单个农户产量的程度等环节，会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因此，重公平轻效率的价值取向极易给财政带来较大压力，也使政府的这部分财政支出难以创造最大保险效益，最终可能有损农业保险长远的健康发展。于是，向来较为重视经济效率的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率先对其原本低效的农业保险模式进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将政府主办且经营的模式改为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以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这种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充满活力，它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推广和使用。具体而言，公平与效率取向的有机结合体现为：
1．追求工农关系和农业保险关系更大程度的公平性。鉴于农业保险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政府间、政府同保险公司和农户间、保险公司同农户间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机制，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其纳入公共政策的范畴，由政府进行干预以保证工农关系和农业保险关系的公平性。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们纷纷加大了对农业保险在财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以使上述两种关系更趋公平。以美国为例，1981～2003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的总成本超过了260亿美元。其中，1981～1993年对农户的保费补贴年均1.3亿美元，1994～2003年保费补贴年均增加到12.29亿美元；1981～2003年，美国政府对保险公司的全部补贴支出达到93.44亿美元。
2．日益重视农业保险关系的效率性。农业保险的效率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像公平取向那样引起发达国家的应有关注，直到近30年来在美国所进行的几场轰轰烈烈的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巨大影
响下，该取向才日益受到重视。从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发展实践看，效率取向主要体现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化经营、银行的参与、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和保险实施方式的强制性变革等方面。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仅从1997～2004年就总计发行了184.03亿美元的农业巨灾债券，极大提高了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建设的效率。
(三)变革重点：由农业保险体制变革扩展到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变革
农业保险模式的变革通常都是围绕着对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制度的立、改、废来进行的。其中，农业保险体制的发展和创新，因其意义重要且任务艰难而一直为发达国家变革所格外重视。从目前全球范围内具代表性的四种变革范式来看，美、加、法、日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核心目标分别在于合理构建私营保险机构经营全部原保险而由政府保险机构经营大部分再保险、政府保险机构垄断经营原保险和再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和公私联办的农作物保险集团及农业合作保险组织等共同经营原保险和再保险、农业共济组合经营原保险而由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与农林水产省经营局保险课共同经营再保险的农业保险体制，可见，它们均无一例外地对农业保险领域里这一重点难点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
但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所关注的重点早已超出农业保险体制范围，而扩及农业保险运行机制领域。首先，这些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目标出现了重大调整，即由当初的促进农业稳定发展转变为保障农民福利乃至国民福利，同时兼顾农业发展。这样，怎样合理提高农业保险补贴额和优化农业保险补贴方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重中之重。其次，随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价值取向由偏重公平转向重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结合，农业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做法便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这种做法除了具有前述的效率效应外，还因成功地实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的社会共担，而具有一定的公平效应。最后，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防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选择互助合作制的保险组织形式或构建以互助合作制为基础的保险体制难以取得成功。于是，保险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变革成为了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如美国农业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因1994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农产品贷款计划等政府其他福利计划的资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
(四)市场空间：由封闭式经营转向寻求国际合作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各国地域为界实行封闭式经营，资金、人才、技术的跨国流动并不多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大量新的农业普查勘测技术和农业保险经营技术等的开发和运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才日趋活跃起来，从而使这些国家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性得到了增强。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国际合作的现行形式主要有：(1)引进外资。即采取政策措施，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吸引外资入境开办独资或合资的农业原保险组织。如西班牙政府鼓励外国公司入境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如果是欧盟国家，可以随时到西班牙成立农业保险公司，其他国家则需要在西班牙的保险公司注册机构申报，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举办。(2)参与国际再保险。又可细分为向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农业再保险业务和从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入农业再保险业务两种形式。美国、法国、西班牙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用此做法，通过分出业务将国内农业保险风险化解于国际农业再保险市场或从分入业务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前种情况如西班牙农业保险集团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将其商业再保险业务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后种情况如以欧洲再保险人为主的国际再保险人从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手里分人大部分农业再保险业务，尽管第一年发生了大的损失，但国际再保险人愿意向智利的农业保险计划继续提供再保险，它们普遍认为智利的计划管理水平较高，可望在未来年份内平衡损失。笔者认为，随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市场未来对外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形式必将更趋规范化和多样化。
二、对我国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若干启示
(一)合理选择基本类型，突出农业保险模式的中国特色
在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日益走向多样性和特色化的国际时代潮流下，我国农业保险模式在基本类型选择上也不应忽视自己的个性。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在保障作用不可低估。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农户对保险产品的品种需求和付费能力差异极大，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这些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应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并且不可能完全依靠某种单一的模式便能取得成功。
鉴此，我们应根据国情合理选择农业保险模式的基本类型，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保险多样化发展策略。在实行该策略时，应尽量避免照搬照抄外国模式。如我国与日本的农业同属小农户经济主导型，但不能因此套用日本所用的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全部原保险和部分再保险而以政府为主提供再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又如我国与斯里兰卡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不能因此照搬它的政府机构主办并经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一切险的农业保险模式，而应在借鉴其经验的同时，力求有所创新和发展，甚至实现重大突破。其实，我国第三轮农业保险试点所采用的混合发展模式最类似于法国的复合模式，但与后者仍有较大区别。区别之一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和投保农户享有的政策优惠较少，而法国农业保险的保险人和投保人则享有较多的政策优惠；另一区别是我国仍以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在法国，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其农业保险组织的基本形式，不但经营原保险，而且经营再保险。可见，我国现行农业保险模式具有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其政策性不足的缺陷有待弥补。
(二)合理选择价值取向，优化农业保险的资源配置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实践表明，价值取向的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决定农业保险资源配置的优劣，而农业保险资源配置的状况又直接影响到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作为一个整体国民经济实力快速上升的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业已成熟，同时，还有一定的后发优势，特别是有外国的相关经验可资借鉴。不过，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供分配的农业保险资源十分有限。于此情形，我国应因势利导，在未来农业保险模式变革中，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
系，以实现农业保险资源的有效配置。对此，有学者曾分析指出，在农民收入和国家财力支持有限的约束下，选择一套具有较高保障能力和运转效率的农业保险模式，对农业保险业务的扩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政府是公平的支点，而市场是效率的主要支点。为此，我国有必要整合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来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组建、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适度投入和农业保险实施方式的强制性变革，使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得到具体体现。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保险业务总体上的商业化经营，使农业保险的经营方式始终保持灵活高效。
(三)科学构建农业保险体制，以此为核心全面重构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
如前所述，农业保险体制历来为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重点。经过不断改革，这些国家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开展农业保险，其经营组织形式通常多种多样。相比较而言，我国自1980年代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除了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两家商业保险公司一直坚持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以外，很少有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特别是农业再保险业务的经营仍无人问津，可见农业保险体制极不健全。因此，我国也应通过变革积极发展和创新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科学构建起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制。
但我国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中国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农业保险体制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重叠之处在于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本身属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部分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又属于商业保险公司。疏漏之处则在于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完全排除在外，也未明确规定政府与保险组织的联合共保及多家保险组织投资入股组建共保体的经营方式。因此，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原保险、以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体制。
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在我国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制，是因为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必将大大缓解我国农业保险供给能力长期受制于少数经营主体的状况。同时，在国家给足农业保险保护政策特别是在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的前提下，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之间还可形成有效竞争，增加农业保险供给。这样，就能将农业风险在广泛的主体范围内分散开来，从而有力保证农业保险关系公平性与效率性的统一。
需指出的是，鉴于农业保险体制构成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有必要在农业保险模式改革中，围绕该核心环节的建设，全面重构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具体包括重构农业保险组织的体系、资本和内部治理等方面的制度，创设农业保险人等农业保险中介人方面的制度，创设农户投保农业保险的资格和条件等方面的制度，重构农业保险补贴供给的政府主体制度，重构农业保险监管主体制度等。
(四)加强农业保险国际合作，以推动农业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7
1．高风险
外界条件的变化、气候的突变以及自然灾害风险等因素都会对农业保险的标产生影响，因此，自然灾害发生的高频率和不稳定性、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性以及社会经济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农业保险与其他保险类型相比，是一个高风险性的行业。
2．高成本
农业自然灾害的类型多样，并且构成因素十分复杂，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是由很多种风险事故的发生构成的综合结果，农业灾害的定性难度大，并且定量分析十分困难，因此在具体执行定损时出现因素分析复杂、定损难度大等问题，保险理赔的成本较高。
3．高赔付
农业保险的风险事故的发生，往往会造成数村数县甚至是数省市的损失，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气候的变化导致的洪涝灾害，以及新型流行病疫等风险事故的发生，往往造成多个县区和省市的农业损失，相应的，农业保险的赔付成本也大幅度增加。
4．强制和自愿相结合
在我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农作物实行强制保险的方式，对于其他的农作物则采取自然购买保险的形式，自愿购买是指将农业保险的选择权留给农民，让其根据自身的种植状况和农业生产经验选择投保，政府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几种保险模式
（一）安信农业保险模式
上海的安信公司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一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上海的农业比重较小，并且上海的经济实力雄厚，因此安信模式的运作是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来推动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用“以险养险”的方式方法将农业保险授权给人保公司的农业保险部们负责，并且上海政府还将农业保险补贴列入到市政公共财政，起到很好的支持和推动作用。这种有政府主办的模式有利于农业保险的统一规划和管理，运用行政政府的力量，将农业保险基金和保险公司的相关资源进行科学的集中和合理的配置利用，但是相关的运行成本较高，并且保险补贴和公司经验管理成本较高，对政府财政能力有着高水平的要求，因此经济落后的地区不适合采用这种农业保险模式。
（二）安华农业保险模式
安华公司是吉林的一家全国性的农业保险公司，这个公司的特点的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用专业化的管理方式进行综合性经营。公司的业务范围涉及到农村保险、城市保险以及涉农保险等三个大类，并且为政府代办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相关业务，采取“银保合作”的方式扩大农业保险的范围。安华保险模式的运营特点是它是有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严格的说起来，安华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农业保险，公司只是作为一个收取保费的机构存在，并且由于政府主导，因此一旦出现问题，除了农业保险应该赔付的金额以外，保险公司的全部经营风险也由政府负担，从而造成了政企不分的现象，容易造成不正之风的出现。
（三）阳光农业保险模式
阳光公司是黑龙江省的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相互制的内涵是指将公司会员缴纳的保费做为保险基金，当发生灾害造成损失进行赔付时，实施风险共担的方式。在这种保险模式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角色融为一体，从而降低了公司农业保险的运行成本和道德风险，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农业保险模式。它的互助共济特点、法人管理结构以及公司运行方式都是比较成熟的，但是由于基金是由会员缴费产生的，资金量较小并且规模有限，对于高赔付案例难以承受。
（四）安盟农业保险模式
法国安盟公司是我国第一家农业保险市场上的外资保险公司，安盟公司进驻中国以后，以其雄厚的资本、有利的政府支持、强大的网络资源以及丰富的农业保险经营管理经验在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公司保险业务设计的范围十分广泛，并且将保险人的财产、健康和人身结合起来，形成综合险种。这种模式对于我们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式提供了有利的资源，但是外商公司注重追求商业利润的本质与农业保险高赔付性不相容，公司农业保险产品的低赔付率使得农民对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需求不大。
三、新时期我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性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财政能力所决定的。在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在不同区域，地方财政能力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在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方面，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理性的选择适合本区域的农业保险模式。
（一）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保险模式
在经济发达地区，适合选择采用由政府组织经营的农业保险模式。目前在上海、江浙地区的农业保险试点模式都属于这种模式，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应的阶段性成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的财政能力比较雄厚，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统筹具有较高的能力和财力，并且农业的发展水平高，农民的收入良好，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意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认可。这种农业保险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由当地政府出面设立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或者是地方政府单独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亦或者是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相结合，共同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农保范围，将来还可以扩大到农民的人寿保险和农民财产保险业务，以此来获取用以补贴农业保险的利润。
公司的基本运营方式是由保险公司在一定的限额根据订立的保险合同进行相关的保险责任赔偿，承担经营风险，当赔付金额超过限额的时候，由政府财政出面给与一定的财政补贴。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模式下，政府和保险公司的职责有所不同并且相对明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进行组织和构建农业保险公司，并且对保险公司的运营给与大力的支持，当赔付金额超过一定限额的时候，政府出面进行补贴。而保险公司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农业保险发展思路，将强制保险险种和自愿保险险种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且能够获得政府的资助。对政府来说，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能够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对保险公司来说，能够节约成本，获取稳定利益。
（二）经济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模式
西部地区相对来说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实施政府主导的商业公司运营模式。当地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农业的生产条件相对比较落后，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意识较低，当地商业保险公司一般不愿意经营农业保险产品。供和求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给与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基本发展模式是由省市政府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政策性经营方略，由各个商业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不同的是，政府的职责是允许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别的险种，并且给与商业保险公司更多的优惠，但是不论赔付率的高低，政府都不给予财政补贴。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责主要是通过以险养险的方式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销售经营其他险种，自负盈亏。
四、结语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8
然而，在改革试行大病商保的短短数月中，商业保险机构和医院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人社部对新农合归属权问题的争夺，也给商业保险商保经办大病保险医保的发展未来，埋上一层阴影。
有专家预测，由于人社部强烈反对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大病医保，所以一旦新农合划入人社部，试行不到一年有余的改革或将遭遇搁浅。
商保难行
“在引入商业保险初期，政府本意是想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然而目前商业保险公司竞争不充分，还停留在价格竞争阶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险业内人士向《中国医院院长》记者表示，目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保监会”）共批准了34家有资质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大病医保的经办改革。其中包括17家财产保险公司，但专门做健康险的公司不超过4家。因此，不乏存在一些大型公司恶意竞争的情况。
在美国和德国，商业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和条款是由监管机构制定的，全部使用统一的标准化保单。而他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医保经办中引入商业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但是尽量不要打价格战。“目前，中国政府在商业保险公司招标环节中，价格所占权重最高。而恶劣的价格竞争，将直接威胁到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持续性。”
而在价格战的背后，则是来自地方政府对改革的阻挠。政府已虽然明文规定，新农合大病医保可以引入商业保险公司，但从经营不到一年的实际情况来来看，一些地方还是存在明显的抵触心理，甚至有些地方公开表态，认为引入商保必然失败。
“截至2013年3月底，全国只有19个省（直辖市）出台了省一级的实施方案细则。一部分省仍然在做试点，整体推进速度较慢。”某业内人士如此向记者透露分析。
事实上，除了地方政府改革态度消极外，实施细则不明，也是导致改革推进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从原卫生部等六部委出台的《意见》中可见，政府只是给出了商保经办大病医保改革的指导意见，但关于如何选择商业保险公司、遵循何种资质、如何参与、标准如何制定、如何参与竞标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这是目前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在江阴模式中，太平洋保险在江阴已驻点十多年，对于这样的地区是否要引入竞争机制？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锁凌燕表示，商保参与大病医保经办，需要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远非政府出台一个指导意见就可以完成。
不过，在锁凌燕看来，商保经办运作中面临的更大的困难在于，商业保险公司缺乏对医疗机构的有效控制。
“保险公司难以掌握患者和所需药品的信息。如果保险公司想要提高医保基金利用效率，一定要制定严格的费用审核机制，并能对医疗行为费用进行有效管控，对医院费用要制定严格审核程序。这就有可能侵犯到医生的行医自由权，并影响到医疗机构的经济利益，从而遭到医疗机构的强烈反对。”锁凌燕进一步解释，由于商业保险公司没有医疗服务的定价权，也不具备政府的行政权，在与医疗机构沟通协作上，将面临不小困难。
据了解，在一些改革试点中，为了实现费用可控，商业保险公司会派遣具备医疗和保险双重背景的专员，到医院做驻点审查服务。但除了在个别医院顺利试行外，此种做法在其他医院都遭到了强烈抵制。
而且，尽管保险公司为每种疾病都编制了一个代码，但事实上很难核实疾病代码的真伪。
由于医院和商业保险公司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鸿沟，这就让保险公司很难以掌握患者需求和药品使用的信息。从而直接威胁到保险公司经办基金的安全。
“医疗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性。由于买方专业性差，作为买方代表的商业保险公司，所起的作用就是为买方代言，需要为买方选择质优价廉的服务。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保险公司这一中间体，形成能够与医疗机构平等谈判的竞争性格局。”该业内人士举例分析。
在美国，保险公司除了要与医院谈判，剔除不合理的医疗行为，还要与产业链的其他公司谈判，以压低医疗产品的价格。而在国内商保经办大病的初级阶段，商业保险公司目前还停留在报销医疗费用的阶段，很多公司并不具备与医疗机构谈判的能力。
锁凌燕分析，为实现费用可控，保险公司就要派人去医院做驻点审查服务，这对医疗机构来讲是给自己上了一个紧箍咒，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再限制一些报销项目，就会加重医患间的摩擦，致使很多医院存在抵触心理。
提及颇受赞誉的太仓和江阴模式，锁凌燕说，太仓和江阴地区的商保参与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太仓模式水到渠成，其他地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在江阴模式中，太平洋保险公司在江阴驻点十几年，做了长期投入。各地对引入商保都有不同声音，医疗机构对商业保险很有戒心。更何况，商业保险机构对医院也有先天的戒心，经营此项业务是微利，很多公司都是在贴钱。
“大病商保的实行，对医院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中国医院协会医疗保险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韩全意说。新农合管理方要按照商业保险公司和新农合约定的规矩支付，“以前是自己家的事，现在引入了商保这个第三方，新农合支付方该拒付就拒付了。
“新农合在县级医院和地级医院的比重很大。在引入商保后，商保的专业性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医院管理者如果不加以重视，最后很可能拿不到这部分钱。”韩全意进一步说。
随着商业保险公司的引入，医院应该重视对医保的管理，“一家县医院的收入如果按1亿元计算，其中新农合的比例将达到50%～70%。在新农合的收入中，如果保险公司拒付10%，医院都将无法承受。有些县医院已经取消了以药补医，这些钱就是医务人员实实在在赚来的辛苦钱。如果这些钱不到位，将造成很大影响，而政府不负责盈亏，那矛盾的关键点就体现在支付上。”
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比农合办专业很多，在病历的书写、处方、医嘱的下达和执行上都要严格，规范了医务人员的行为，在保证患者看病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倒逼其合理用药，合理获得报酬，之前医生偏好开大处方、检查项目多以及乱用不规范的医疗器械等行为，得到了遏制。
命运难料
事实上，最终影响商保经办命运的，还是两部委对新农合的归属权之争。三保合一后商业保险的命运，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2013年3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要求在6月底前完成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整合工作。由于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曾公开表示，对商业保险经办新农合持反对态度。因此，随着三保合一脚步的临近，商保经办大病医保的改革命运，显得扑朔迷离。
对于人社部持反对意见的原因，有国内学者列出了如下几方面内容：其一，若在新农合经办中一旦引入商业保险公司，之前新农合原有经办人员的编制及去向都难以安排；其二，现有的公司经办大病医保的成功模式尚不成熟，都是点的模式，而点的模式是否存在推广复制的可行性，可能仍有待探讨。其三，如果新农合资金由保险公司管理，一旦发生基金风险，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划分难以清晰。其四，商业保险经办新农合既有商业行为，又涉及政府投入，商业保险公司的逐利性有可能导致不公正现象的发生。
不过，与人社部的看法稍显不同，部分学者还是对引入商业保险公司持积极的乐观态度。在锁凌燕看来，商业保险参与经办的公私合作，是国际趋势，中国很必然要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社会保险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强制性，但社保基金收集后，提供服务的既可以是政府公共部门，也可以是市场。关键看谁更有效率。”锁凌燕表示，目前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府职能转变，目标就在于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在此种背景下，谁也不会把商业保险公司完全排除在外。“因此，谁也不好轻易下结论，称未来商保经办就真的没戏了。”
对于商保经办未来的发展，锁凌燕进一步表示，如果政府还是希望通过商业购买的方式提高医保基金的运行效率，商保经办空间可能会进一步变大。“无论三保合一并入哪个部委，商保经办大病医保的铺开，对城镇职工、居保、新农合都会有所渗透。”至于商保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还有赖于商业保险公司能否在此过程中把握好机会，打铁还要自身硬，“若表现好就能赢得政府信任，若表现不好就可能会失去机会。”
韩全意对此表示认同。他表示，三保无论合在哪方，商业保险经办大病医保的趋势不会改变。政府应尽快转变角色，管不了的应该交给市场去做。政府要起到监督和管理的职能监管作用，除了要制定商保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则和标准外，还应建立一整套对商保公司的绩效考核标准和体系。新农合部门可以监管商业保险公司，要求其测算支付程度、疾病诊断、使用手段。政府只需制定规则和标准，重在考核。此外，韩全意还建议政府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保民、医院、商保公司分别进行评估，以防止骗保及结算不及时的现象产生，同时监督和评估商保公司的绩效，对绩效差的公司进行相应处理。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9
德国模式
特色
德国展览公司是典型的区域性公司，如杜塞尔多夫展览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构成中，市政府所占股权最多，为56.5%、杜塞尔多夫工业地区和北威州政府各占20%、工商总会和手工业协会各占1.75%
在确定产权归属国有的前提下，德国政府不直接参与展馆的日常经营，而是以长期租赁或委托经营等方式把展馆的经营管理权授让给大型国际展览公司，德国展览场馆一般由政府出资建设，州、市两级政府占展览公司股份99%左右。例如法兰克福展览中心是由法兰克福市和黑森州共同拥有，市政府占60%、州政府占40%。展览公司不仅可以经营场地出租及其相关业务，而且还具自办展的职能。其最大的特色是：在国有性质下，展馆与项目经营一体化。
优势
德国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首先，工业强国德国的国家资源，保证了世界资本货物类主题的大型展览会项目在德国举办的情况；其次，会展强国德国的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即展馆政府所有、权威协会管理、展览公司适当经营、面向国际化的政府干预模式，通过展馆兴建及经营对会展市场进行调控，并以补贴、再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
劣势
德国模式的最大劣势在于：过分依赖展馆出租率，展馆盈亏难以平衡。展馆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营运项目，单纯依靠出租率盈利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目前，即便是会展强国德国能够实现盈利的展馆也很少，尤其一到展览淡季，高额的展馆管理费用将是展览公司的一大负担。
英国模式
特色
英国模式也是广义的欧洲模式，被除了德国以外的许多欧美国家所采用，其典型案例是英国励展博览集团。1999年，励展集团以3.6亿英镑收购了博闻集团欧洲公司。2000年励展集团又投资伦敦excel展览中心，成为股东之一，并收购了新加坡亚洲宇航设备展示中心50%的股权。通过投资与并购，励展集团以其拥有的470个展览项目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展览会组织公司。英国模式的最大特色是：在私有性质下，投资与并购一体化。
20世纪中后期，在欧美主要展览公司完成了资本的优化组合后，通过投资与并购进行集团化运营是欧美展览市场的新模式。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会展项目收购。美国独立展览主办者协会（SiSo）对美国展览市场的出售收购所做的调查显示，1998年全美共有30个展览会实现了收购。通过收购项目，励展集团在全球专业贸易展览会项目激增，在法国拥有占80个项目，占据着法国三分之二的展览市场；在奥地利拥有52个项目，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市场，并以其在美国拥有47个项目、英国38个、澳大利亚26个、南非26个、加拿大26个、日本25个、新加坡22个、意大利16个、德国11个，使励展在这些国家展览市场中具有重要影响。
二是资本雄厚的欧美主要会展公司之间股权的收购。1994年总部设在英国的当时世界最大的展览会组织公司博闻集团收购了意大利米兰展览公司部分股权，合资建立了米兰国际博览会公司。其后，博闻集团以其手中100多个品牌展览会和年盈利达1亿多英镑的市场份额与米兰博览会公司所属的米兰展览中心实行强强联合，使米兰国际博览会公司迅速增加了市场竞争力，1998年米兰展览中心销售展览面积达155万㎡，一度位居欧洲榜首。
优势
英国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官方的场地拥有者兼运营公司原则上必须向所有人更详细地阐述其国外活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有推动地区经济的义务。而没有自己场地的博览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租借场地，因而反应速度快，能够灵活应对地区商务结构的变化。
劣势
英国模式的劣势在于：开放自由的经济环境存在着无法预知的市场风险。在英国专门举办展览的公司都是跨国性的大型展览公司，其原因是由于英国的场地和人工费用很高，经营展览是具有较高商业风险的行业，展览公司选择新的展览项目时十分谨慎，一般都要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后才做出决定。励展集团每次展览后3至6个月内都要进行一次调查，了解一下参展商通过展览形成了多少商业机会。对市场的慎重选择和把握，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市场风险。
美国拉斯维加斯模式
特色
与德英不同，美国是内需主导型会展经济体。美国走向国际的跨国展览公司十分有限，其主要立足的是本国市场，也不盲目国际化。其中参展企业90%以上都是美国企业，产品也坚持美国化。
美国会展业对国外合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一般只是做一些设计和相关管理咨询等工作或者提供相关的制度文件等等，从不轻易投资和参与管理。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关于国际化的理念，他们认为会展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盲目国际化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自身有个十分庞大的国内市场，各行业间的交流与购买就可以形成各种展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且，美国展览行业有一种特殊的企业——总体服务合同商（GeneralServicesContractor，GSC），可以为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提供搭建、展品运输、家具租赁、餐饮等全方位的服务，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和专业化程度。
法定的公共股东将公共资金投入于博览场地、博览大厅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其意图并非为了获取投资的直接收益（除极少数案例），而是创造可生成直接价值空间的间接收益。这些间接收益即由博览中心附带的本地和区域其他产业创造的额外收入，例如旅馆、酒店、运输业（出租车）、船务公司、建筑公司、博览模特公司、广告公司等。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就把握住了上述“间接收益”的魅力，在同一建筑物中会展、餐饮、娱乐、大卖场、旅游观光等为一体，使得完全不同的商业业态相得益彰，一方面减少了展馆的无展会期间闲置，提高了会展带来的总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这种集食、住、展、娱、游、购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更好地满足了商业客户特别是高端客户多方面的需求。
拉斯维加斯模式的最大特色是：在内需主导下，基于业态创新的综合经营。
优势
拉斯维加斯模式的优势在于走出了以展馆为主导的德国模式的运营困境，弥补了展览淡季的运营空窗期。这种模式以长、短期展览项目相结合来保证展览企业的能力，以规模较大的展览中心来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创新了会展业态，是世界组展商市场发展的好榜样。
劣势
拉斯维加斯模式的最大劣势在于：综合经营管理复杂，外包公司素质难以控制。在美国，展馆管理业务往往外包给私人管理公司。北美两家主要的展览中心管理公司——Spectacor管理集团和环球光谱集团，因为不断提升该产业的服务水平和标准而广受信赖。
但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将公有展览中心交给私人公司管理也有一定风险，有可能失去对其谋利动机的控制。由于不能排除异地办展的内在冲动，且所办展览会不适应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私人管理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可能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整体利益。此外，立足本地、立足美国、立足专业产品的市场理念和谨慎的经营合作态度不利于国际项目的推广。
中国成都模式
特色
成都会展旅游集团（以下简称会展集团）创建于1997年，是一家集会议、展览、旅游、景区经营、酒店服务及房地产开发等多项产业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会展集团在借鉴美国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会展业经营的“成都模式”：集展览、会议、节庆、赛事、演出和酒店、餐饮、商购、旅游、景区经营以至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多业态为一体，走出了一条基于会展产业链的多业态协同复合经营的道路，从而拉动商务区经济、带动城市发展。
在业务形态上，一是依托集团旗下成都、九寨沟两地三大项目，形成了从会议展览到旅游服务的产业联动；二是依托地产开发收益，保障会展旅游业做强做大，并支撑人文、文化、环保等具有城市功能性的公益性项目建设，走出了一条以会展旅游拉动区域经济、带动城市建设的会展旅游地产复合型经营建设道路。
这种模式最大的特色是：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基于产业链的多业态协同复合经营。（一）场馆由企业投资、企业经营，实现市场化运作；（二）一业为主多业态协同，形成基于产业链、满足多样化需求的业态协同赢利模式。
由此，展馆拥有了自我造血、自我发展机能。经过16年实践，解决了收支不均衡、现金流不平稳、淡旺季不均衡等问题，从而实现了对德国模式的超越，即：展馆由政府投资、委托企业经营、业务单一、亏损由政府补贴的方式。
所谓一业为主，指大会展产业，包括展览业、会议业、节庆业、赛事业、演出业、大型活动业等力求规模经济性展会。近年来，两三千人的会议十分普遍，最大规模已达六千人，进而提出了非政府组织万人会议的概念；节庆休闲娱乐商购需要大型超大型综合文化消费场所；大型赛事、大型演唱会需要宽敞、安全、舒适、便捷，分合自如的多功能场馆；特大会展综合体便于将大会展活动纳入其中，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优势
成都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与上海模式相比，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以超国际水平的频繁的展馆出租率实现盈利，成都走出了以展馆出租为单一盈利模式的困境，意识到上海模式单一的产业链结构的弊端，尤其是对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认识到扩展组展商经营范围及价值链的重要性，实现了商展与大众的结合，并且创造了极佳的收益。成都会展旅游集团也发展成为下辖20家子公司、总资产108亿元的大型展览集团。
家政公司的商业模式篇10
关键词：现代农业；农业保险；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97－03
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大支柱，这个支柱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会动摇。连续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是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落实好这一决策，应从现实分析人手，从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上有所突破。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萧条景象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几年，农业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约为125亿美元，占世界平均每年损失(500亿美元左右)的1/4左右。我国每年约有0.3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4。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长期以来，谈到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无一例外地归结为农民缺乏经济实力，农民缺乏保险意识，农民缺乏信用等。这些判断与实际符合。
(一)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小
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狭窄。据调查，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0.02％，大牲畜1.1％，奶牛3.6％，生猪0.8％，家禽1.3％，水产养殖2.5％。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而且，即使这么低的保险，基本上全是农业龙头企业投保并受益，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参与，无法通过农业保险得到任何补偿。加拿大农作物投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左右；日本的农作物投保率达90％；美国2000年农作物保险承保占可保面积的76％。我国农业风险的保障水平比较落后，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单一
2003年以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成立了安信、安华、阳光、安盟等几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农业保险的试点。这些农业保险，普遍存在两大困惑：一是经营机制不活，业务拓展不顺；二是受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的困扰，骗保现象时有发生，农险业务经营困难重重，进而限制了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险业务的开展。由于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缺位，现有的业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商业保险业务呈萎缩趋势
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从保费收人来看，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到8.17亿元，达到历史最高。随后农险业务迅速减少。1993年为5.61亿元，2000年为5.2亿元，2002年为3.41亿元，2003年为2.36亿元，2004年为3.77亿元。其中，2004年农业保险费收人同比减少0.8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18.04％，农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按全国2.3亿户农户计算，户均保费不足2元。保险的险种数目，也由农业保险开展较快时期的60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
(四)农业保险法规建设滞后
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我国于1995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也只是“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并没有新的条文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地方性法规对此也是一片空白，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仍处于法律盲区。
在国外，几乎所有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少不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制度。日本的法律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强制保险。美国虽对农业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但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户得不到政府的其他福利计划。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农业保险的正规制约仍是一片空白。
(五)政府行为存在缺位现象
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我国政府却存在缺位现象，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系统，如对农业风险实行强制保险；对投保人和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补贴；实行农业风险再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等。例如，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15％的补贴，遇有特大灾害，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补偿；菲律宾的农险保费大部分由政府补贴，行政开支全部由政府负担。在我国，除了对经营农业风险的保险机构减免营业税之外，目前，还没有专门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有力的措施。政府在推行农业保险时，应该尽快设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农业保险涉及单位的矛盾和问题。
(六)现有试验收效微小
近年来，我国逐步组建了一些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并开展了试点工作。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自治区)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发了多种农业保险品种。然而收效并不明显。2006年，尽管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8.5亿元，较上年增长16.2％，但在总保费中的占比仅为0.15％，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贡献仍然微不足道。
二、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新模式
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支持，是wto对农业扶持的重要绿色通道。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机制。
(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模式
纵观世界，农业保险的制度中支持农业保险的主要财政
政策有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政府分保、承担部分费用支出、超额补偿、税收优惠等。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政府设立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官僚习性严重，效率低，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实践中利少弊多，是不足取的；二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是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三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是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qk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对我国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这种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但是，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
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但也不宜过于多元化。设计中国农业保险模式，应坚持农民买得起、保险机构微利、政府合理补贴、适度竞争的原则。在设计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时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自主自愿、政策扶持引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在形成中国农业保险的新模式过程中要考虑到5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但不包办；二是由若干专业性保险公司办理，但不垄断；三是农民自治组织中介；四是农户和农业企业自愿投保，但不放任；五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并给予优惠。
(二)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鼓励其参加农业保险
美国对不同险种给予不同比例的保费补贴政策。日本保费补贴比例则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我国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政府的财政能力，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险费补贴。保费补贴比例太低则调动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更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太高则会加大政府的同定补贴支出，其他利益集团有意见。目前。可将补贴的范围限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油菜、棉花、生猪、奶牛等的保费补贴上，平均补贴额为保费的50％为宜。
我国可在农村金融组织不断健全和发展的基础上，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即将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相结合。初期，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在贷款额度和利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条件成熟时，可将是否参加保险作为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这既有利于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提高银行信贷资金质量，保险公司又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范围，实现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三)对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费用补贴，减轻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
美国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我国政府也应给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以适当的管理费用补贴，以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设立更多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有待提高，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