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1
关键词：商业模式转换盈利性现金流
随着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行为、通讯技术、物流、金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变化，企业之间不再只是先进技术、产品差异化、低成本等传统方面的角逐，好的商业模式已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或消除成长瓶颈的利器。商业模式简单讲代表的是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企业在分析自身所处的商业环境、拥有的商业资源、面临的商业竞争后通过战略定位以及市场定位选择出自身的商业结构以及运行方式，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当然，企业的商业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保持竞争优势，企业需要适时地重构自身的商业模式。
一、商业模式的基本内涵
对于商业模式的基本内涵，有一种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即商业模式表达的是企业从价值定义到价值创造与传递再到价值获取的经营逻辑。首先，价值定义是指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即企业承诺它可以给顾客带来什么价值。其次，价值创造与传递反映的是企业如何实现承诺，即企业怎样将自身的资源转化为顾客的价值，并将创造的价值可以传递给目标顾客。最后，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只有能够从创造的总经济价值中获得收益才可以支持企业持续经营。
二、商业模式转换的财务评价
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一定是一个把能使企业运行的内外各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高效率的、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并通过提品和服务使系统持续达成赢利目标的整体解决方案，因此判断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即：持续的赢利。另一方面，不同的商业模式在现金流入与流出的时间序列和规模上也会表现不同，使得现金流具有度量企业价值、诊断交易结构优劣的功能。只有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折现值为正才表明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是有创建与投资的必要的。在企业的现金流量信息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反映的是企业自身创造现金的能力，如果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在现金流量总额中占的比重越大，就表明企业自身创造现金的能力越强，偿债能力以及对外筹资的能力也越强，经营活动现金盈余是企业具有活力的主要标志。因此，在利用财务数据对商业模式进行分析评价时应该对企业采用新的商业模式后利润的质量、盈利的持续性及现金流给予格外关注。
三、案例研究
（一）公司简介：传统主业唱衰，商业模式转换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国商）在上市之初主要经营商品零售业，尤其以中高档名优商品的零售业务为主，在国内逐步发展大型连锁商场。之后为了拓展连锁网点，下属子公司融发投资公司积极开展房地产业务，采取以商养地、以地保商的发展策略，降低经营网点的使用成本，促使本公司连锁商业经营发展。近年来，由于国内商业发展形势发生变化，公司原有的商场已不能适应市场竞争，于是深国商改变自身的价值定义，重新进行定位，公司的商业模式开始由传统零售百货业向经营大型购物中心转型，同样是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但深国商商业模式的转换使得满足方式发生变化。对于商业模式转换后的深国商来说其应关注的价值主张包含了来自商业地产租户的直接顾客价值以及来自最终消费者的间接顾客价值，价值定义改变后公司建立起新的经营系统及盈利模式，收取租金将成为深国商主要的收入来源，相对应的物业管理等活动会成为重要的成本支出。在2010年公司完成重组后，确定了以商业地产经营为公司的主营业务。自此，公司的经营业务涉及自有物业出租、林业种植与销售、物业管理、商业零售。
（二）因计量模式转换导致的财务业绩“大翻身”
在深国商商业模式转换的前两年，公司的净利润一直呈现亏损的状态，该公司2010年的净利润-171211827.94元，2011年的净利润为-129900924.74元，公司难逃被警示退市的风险，于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2年4月20日披露2011年度报告后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公司a、B股票简称由“深国商、深国商B”变为“*St国商、*St国商B”。但是就因为公司转变了商业模式后公司的财务业绩实现“大翻身”，2012年公司的净利润为18186252.87元，2013年更是达到了2320696，950.25元，同比增长128倍左右，每股收益也高达10.64元，原因就在于企业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在2013年9月30日皇庭广场全部竣工达到可开业状态，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皇庭广场的评估价值为76.48亿元，因对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使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本期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40.94亿元，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为24.57亿元。因此在报告期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大幅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投资性房地产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转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所致。
（三）商业模式转换的动因及操作可能性分析
市场中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必是在某种动力的驱动下进行的，因此，一个企业商业模式的转换必有其动力原因。对于深国商来说，扭转近几年以来一直亏损的局面无疑是其转变商业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许多投资者不免因其商业模式转换的动因而怀疑公司利用会计手段操纵利润。对此2013年11月1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文件中指出：根据深国商2013年三季报显示皇庭国商购物广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达55.1亿元，但皇庭广场项目以前是按照成本模式计量，直到2013年三季报才转换成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而深国商却直接计入了利润。深国商的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然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故深国商认为按照上述规定将差额计入利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而对于投资者投诉所涉及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四章第十六条规定，“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适用于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即房地产用途发生改变时，深国商并不属于此种情形。基于此，2014年3月13日深国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向深交所提出退市风险警示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自2014年3月31日起，撤销本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于2014年3月28日停牌一天，于2014年3月31日起恢复正常交易。深国商“摘帽成功”。
深国商是利用转换商业模式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实现当前净利润扭亏为盈，亦或是通过商业模式转换为公司注入新的血液，从实质上拯救企业，对于深国商商业模式转换成功是否存在问题的回答，则需观察其今后的财务业绩。
（四）商业模式转换后盈利性及现金流透视
深国商租金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重在2013年仅为7.55%，而林木以及物业管理产生的收入却占到了约93%。2014年租金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的比例提高到了49.50%，商业地产的经营对公司收入的贡献大幅提高，这似乎与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一致的，但是，公司新的盈利模式是否让企业在实现顾客价值的同时提高盈利能力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虽然皇庭广场在2013年底开业后成为了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2014年公司也仅仅围绕皇庭广场的运营管理开展工作，加快签约进度，提升皇庭广场的开业率，但截至2014年公司新的商业模式并没有明显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仍显示为亏损。
另一方面，在“现金为王”的时代，现金流已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存的决定性因素。深国商商业地产租赁成为其主要的经营活动，企业转型的初期，现金流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从深国商现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出，企业商业模式转换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都是负数，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也显示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255.93万元，仍呈现净流出状态。可以看出深国商商业模式转换后经营性的活动目前并没有带来持续的正的净现金流，现有商业模式创造现金流的能力目前较弱。
四、结论
深国商在原有的商业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竞争时找准契机进行商业模式的重构，从自身定位着手，改变盈利模式，转换后企业持续的盈利性以及经营活动是否可持续获得净现金流入是我们应关注的焦点。深国商试图由传统的零售行业转为主营经营商业地产，商业模式的转换使得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模式转由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这一会计计量手段的转变如魔术般使得深国商的净利润扭亏为盈，但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截至2014年始终呈现出亏损状态，说明商业模式的转换后企业的盈利性并没有明显改善。同时，现金流作为一个企业经营状况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深国商截至2015年半年报显示经营活动尚未给企业带来正的净现金流，因此深国商商业模式转换的方向是否成功仍需拭目以待。X
参考文献：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2
关键词:公益文化活动招商背景关键环节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整体推进中,东莞市根据实际突出重点,从2004年开始,对公益文化活动进行了实行项目招商的全面改革。五年来,整个招商活动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全市一共推出了487个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成交396个,成交金额共计3.1亿余元,吸引了广大市民和新莞人共计8500万人次参与活动,成功走出了一条文化贴近市场、市场反推文化升级的双赢之路,使全市文化活动呈现出了数量多、规模大、参与广的特点和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一、项目策划背景
(一)公益文化活动的传统运作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经营性的文化活动一直都由社会举办,公益性文化活动则基本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各级文化部门承办。这样带来的问题是,政府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办文化上面,而本身在规划、调控、监管文化方面的职能没有很好得到体现,陷入了了“既越位办文化,有缺位管文化”的窘境。一方面是没钱办。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广大市民对文化活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既要加大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满足广大市民开展文化活动的需要,又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以满足广大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单靠政府投入来开展文化活动,往往是投入不足。而现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文化提出的要求又是前所未有的,单靠政府的力量已是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办不好。文化活动资金的内部分配不合理,直接影响活动的质量。另一个办不好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由文化单位的几个策划人员策划的活动风格单调。社会对文化的要求是多样化的,是喜新厌旧的,这些是文化艺术和文化需求自身的规律。过去政府办文化,让人觉得文化部门搞活动,总是“跳来跳去那几个舞,唱来唱去那几首歌,看来看去那几个人”,这样的局面,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二)进行公益文化活动的模式转换的条件已经具备
一方面,文化部门开展活动,要向政府要钱;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不断搞文化活动,很多企业都在搞大量的演唱会。他们的活动,由于缺乏政府的介入,运作成本高;缺乏专业的策划,水平往往是不伦不类。企业对投资文化、利用文化的平台去锻造自己的形象,推介自己的服务,促进产品的销售,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整合社会力量来开展文化活动既可以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又解决了企业文化活动因缺乏策划而投入大水平不高的问题。东莞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公益文化活动的模式转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二、公益文化活动成功招商的关键环节
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组委会围绕“社会投入、社会策划、社会承办”的要求,遵循市场化运作、个性化策划、规范化组织、整体化推进、多元化着手、品牌化打造的原则,将全市的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整合起来,形成文化活动项目“超市”,通过举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会,让企业通过冠名、承办、策划、投资等形式参与文化活动项目的开发利用,从而成功打造出“企业走进文化,文化融入市场,经济和文化联姻”的平台。笔者分析,东莞成功招商的秘诀,主要在于主办方在具体操作过程工作中,重点把握好了以下六大关键环节:
第一,形成共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政府来包办公众性文化活动的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公益文化活动对塑造企业形象、推介企业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同时,知识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区域化、城市化、融合化、多元化、民主化、法制化已成当今经济社会的时代潮流和特点,顺应和把握这个时代的发展潮流,促进经济和文化“双赢”,已成为东莞社会各界的共识和明智选择。因此,主办方认为,在东莞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公益文化活动模式转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思想认识的统一,激发了大家创新文化活动运作机制的动力,也确保了东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制造卖点。在整个招商活动中,主办方始终立足社会需求,着眼投资企业要求,把企业投资文化活动项目对企业推介产品、对树立企业形象有什么好处,企业通过投资文化活动项目会得到什么回报作为一个重要卖点,并设立了项目准入制,对没有卖点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力图所有活动项目都具有经营价值,吸引企业投资。由于卖点找得准,许多企业意识到公益文化活动项目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对推介的项目精心挑选,并积极参与策划和运作,有的企业还主动找项目、谈合作,出现了几个企业争办一个项目的场面。
第三,精心策划。为了使整个活动顺利开展,主办方对招商活动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整个招商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进行方案招标。先对各地上报的项目进行筛选,对挑选出来的各类公益性文化项目,分别在市内外召开文化中介公司参加策划方案招标会,组织中介公司在广纳企业意见,摸清各单位、各镇(街)举办文化活动项目意向的基础上,对每个项目进行创意方案、卖点方案、运作方案和资金预算方案策划,邀请投资商代表和有关专家评出优秀方案进行奖励。第二步进行活动招商。将征集到的有卖点、有创意的优秀方案,抓住三方座谈这个环节,组织策划公司与投资企业进行供需方直接见面,通过推介、了解和洽谈,确定资金预算方案和投资意向,待资金落实后,才决定由中介公司去具体承办,并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跟踪服务和协调监督。为确保每个项目得以落实,主办方每年举行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签约仪式。签约内容包括双方职责、资金投入方式、企业回报、法律保障等。通过签约,明确双方职责,完善运作规则,特别是在协议中向企业承诺回报,使合作双方“吃上定心丸”。
第四,依托中介。文化中介是活跃文化市场、加速文化要素流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转变政府职能,把舞台、空间、市场让给社会,文化中介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以来,东莞重大的公益文化活动项目都由文化中介和行业协会承办,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邓小平之歌》――东莞市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文艺晚会”、“东莞市纪念建军80周年文艺晚会”、“东莞消费文化节”、“东莞啤酒节”、每年的东莞市春节联欢晚会以及每周六举办的以高雅艺术和知识普及为特色的“文化周末”和每周六举办的时尚现代的“都市彩虹”等品牌性文化活动。在活动策划和承办过程中,东莞市中介公司的力量也不断充实壮大,涌现出了东湖文化传播公司、时代印象文化传播公司等一批有品牌、有实力、有信誉的文化中介。
第五,着力推介。过去举办文化活动,经费主要是找政府要,而现在搞文化活动招商,经费只能找市场,所以,推介非常重要,是整个招商活动的关键。为此,东莞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各镇街都成立了相应的项目洽谈小组,按照坚持服务为本、诚信至上、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进行项目推介,积极寻找合作伙伴,落实合作单位。同时,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在推介中的巨大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力求效益最大化。通过多方推介,公益文化活动项目的招商在全社会引起广泛的反响,企业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第六,严密主导。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是东莞文化活动模式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探索和创新。为确保该项活动的顺利开展,东莞成立了招商组委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组委会主任,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具体负责活动的实施和资金的统筹,办公室下设项目综合组、项目宣传组、项目技术组、财务审计组和项目评审组。同时,制定印发《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方案》,对招商活动的定位、项目范围内容、工作步骤、机构设置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外,制定了《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管理暂行办法》,强化对整个招商工作的规范和监管。文化部门还主动协调交警、市政等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确保了公益文化项目招商活动的有序运作。
三、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的有效性
东莞招商活动的成功举办,得到了文化部、广东省委省政府,东莞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的肯定,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中山市等周边城市派员来学习观摩后,对东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的活动理念和一整套运作方式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工作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可操作性强、效果好,值得学习和推广。其有效性具体体现如下:
(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东莞通过实施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搭建起了文化与经济融合的平台,使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这些项目的开发利用,让企业走进文化,让文化融入市场,让经济和文化联姻,真正做到社会投入、社会策划、社会承办,不仅推进政府职能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提升了政府文化调控能力,也推进了文化与经济相融合,提升了文化对企业服务、产品、形象的推介能力,不仅推进了文化与人民群众需求相贴近,提升了文化活动策划适应受众要求的反映能力,也进一步推进了市内外文化资源在东莞相聚集,提升了东莞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文化活动水平。
(二)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五年实践,东莞公益文化活动招商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招商项目、签约金额和效益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2004年推出83个项目,成交73个,成交金额436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000万;2005年,推出90个项目,成交78个,成交金额62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500万;2006年,推出100个项目,成交89个,成交金额72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800万;2007年,推出104个项目,成交80个,成交金额75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2200万;2008年,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和成本压力急剧扩大影响企业投资的严峻形势下,招商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年推出110个项目,成交76项,总签约资金为683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高达2000万。
(三)解决了东莞文化建设五大突出矛盾
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的成功实施,主要解决了东莞市民文化需求不断增加和政府投入不足的矛盾;政府文化职能部门“管”“办”不分,动机和结果不一致的矛盾;企业有钱办文化又无办文化的平台的矛盾;社会公共文化设施不足和市民公共文化需求增大的矛盾以及文艺团队活动任务重和活动经费不足的矛盾。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3
关键词:收益模式物业销售物业租赁香港
不同收益模式的概念与特点
从世界范围内看,以物业开发和投资为主营业务的房地产企业具有三种典型的收益模式:其一是物业销售收益模式;其二是物业租赁收益模式;其三是混合型收益模式。
收益模式的概念界定
所谓“物业销售收益模式”是指房地产企业通过筹集资金、购买土地、设计建造、市场营销等环节,最终以销售方式获取房地产投资收益;所谓“物业租赁收益模式”是指房地产企业自行开发建设或者直接购买物业的所有权后,通过宣传推广、招商谈判、租约签订等环节,最终以租赁方式获取房地产投资收益;所谓“混合型收益模式”是前两种收益模式的结合,是一种物业销售和物业租赁并举的收益模式。
由上可见,本文所指的收益模式并不针对具体的开发项目或物业类型,而是指一个房地产企业在市场动态发展过程中,为了获取良好的经营绩效和长远的发展机会所选择的收益模式。
收益模式的比较分析
不同收益模式对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有不同的影响,表1从多方面对物业销售收益模式和物业租赁收益模式进行比较。
所有权物业销售收益模式在销售完成后,将物业的所有权转移到买方手中,因此房地产企业没有获得物业的所有权。反映在企业资产中的主要项目为在建工程。相反,物业租赁收益模式则保留了房地产企业对物业的所有权,所有已租赁物业都属于企业的资产。
资金周转速度在物业销售收益模式下,物业价值一次性实现,因此可以立即将投资收益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过程,该模式有效的提高了资金周转速度。相反,在物业租赁收益模式下,物业价值在长期内实现,资金周转速度相对较慢。
收益稳定性在物业销售收益模式下,现金流入在物业销售时完成,并受工程建设、销售状况、市场价格影响较大,因此收益不稳定。相反,物业租赁收益模式可以通过租赁合同获得中长期的稳定收益。
流动性风险在物业销售收益模式下,一旦房地产企业在建设过程中遇到资金短缺等流动性风险,由于物业的物理形态还没有实现,因此变现能力差,企业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弱。相反,在物业租赁收益模式下,由于企业持有一定量的物业,因此可以通过出售已持有的物业来解决流动性问题。进一步而言,在具有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房地产市场中,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套现,物业租赁收益模式的流动性风险更小。
市场风险在物业销售收益模式下,房地产企业面临的主要是一级市场中的价格风险;在物业租赁收益模式下,房地产企业面临的主要是三级市场中的租金风险。由于房地产投机、房地产市场周期循环等因素,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要远远强于租金的波动性,因此前者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品牌效应在物业租赁收益模式下,房地产企业通过持有高品质的商业物业、写字楼来提升企业形象,创造品牌价值。例如,香港置地集团在中环所持有的大量写字楼曾经一度为其赢得了“中环地王”的美誉,而太古地产的太古广场也是香港商业物业中的优质品牌。因此,就提升公司形象而言,物业租赁收益模式更具优势。
分析表明,两种收益模式各具特色,很难比较哪一种更有利于房地产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纵观香港过去几十年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两种收益模式正在不断融合,混合型收益模式由于集成了两种模式的优点,而为更多的房地产企业所接受。本文将以香港房地产市场中新鸿基地产公司案例为主,分析投资收益模式变迁的深层次原因。
新鸿基地产公司案例分析
1963年,郭得胜、李兆基和冯景禧三人分别投资100万元建立了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1972年8月23日,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73年改名为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新地”)。“新地”看好香港和内地的长远发展潜力,最初崇尚开发中小型的住宅项目,随着市场需要逐步开始全力开发大型的住宅项目。从1992年以来,“新地”一直高居香港股票市场“市值十大地产公司”的榜首,堪称香港的“地产巨无霸”。“新地”早期奉行“货如轮转”的经营策略,以物业销售作为其核心的收益模式。本文通过对1988年到2004年公司年报数据的分析,定量的考察了近20年来其收益模式的变迁。
新鸿基地产公司收益模式变迁
分析一:物业销售与物业租赁收益模式的结构变化据相关数据表明,“新地”总资产(按照建筑面积计算)中,已租赁物业比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从1988年的22.3%增长至2004年的47.9%,基本与在建物业(包括“待销售物业”和“待租赁物业”两部分)持平。这表明香港房地产业进入成熟期以后,“新地”明显转变了其发展初期以物业销售为主的收益模式,选择物业销售和物业租赁并举的收益模式。
另外,“待销售物业”从1990年开始快速上升,1995年至2000年期间稳定在55%左右,并从2001年开始快速下降到2004年的35%。“待投资物业”基本经历了相反的变动趋势,即从1990年大幅度下降后,在整个90年代稳定在10%左右,并从2000年开始上升到2004年的17%。1990年恰好是香港房地产市场周期循环的上升阶段,物业价格指数超过租金指数大幅度上涨,到1997年第三季度住宅、商业物业、写字楼、工业物业的价格指数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香港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周期循环的下降阶段,房地产价格指数快速下跌。“新地”在周期循环的上升阶段,积极的削减“待租赁物业”的比率,将更多的资金周转用于“待销售物业”,因而在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阶段,获取了巨额投资收益;相反,进入周期循环的下降阶段后,“新地”则在收益模式上进行了灵活的调整,通过将部分“待销售物业”转变为“待租赁物业”以及寻找更多的物业租赁投资机会,从而在价格大幅度下降时避免遭受巨额损失。
分析二:在建物业和已租赁物业的类型结构“新地”在建物业和已租赁物业中,各种物业类型所占的比率情况(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图略。在建物业以住宅为主,工商综合的结构变化最为明显,尤其是1994年以后,工商综合的比率明显下滑。其它在建的物业类型则相对保持稳定。商业物业在所有的物业类型中占据了最高比率,保持在40%至45%之间。写字楼所占比率次之,从1994年的24%增长至2004年的32%。另外,工商综合所占比率基本保持在15%至20%之间。住宅和酒店所占的比率最低,在10%以内。由此可见,虽然“已租赁物业”的总量在总资产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其物业类型的构成却保持了相对的均衡发展态势。
分析三:收益稳定性分析据相关数据表明,自1988年以来,“新地”的租赁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于1998年达到最大。虽然1998年后,租赁物业的面积仍在不断增长,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后租金大幅下调,所以总租金收入也略微下调。与租赁收入的大幅增长和缓慢下调相比,这一期间的销售收入则经历了大幅上升和大幅下降的剧烈波动过程。1998年,销售收入达到历史最高点后大幅下滑。2000年销售收入只有1998年最高销售收入的38%。另外,从租赁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率上可以看出,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租赁收入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如在2000年,租金收入占到销售收入的45%。进一步计算表明,考查期内“新地”销售收入变化率、租赁收入变化率和总收入变化率的标准方差分别为41.2%、31.35%和34.73%。由此可见,物业租赁收益模式所带来的租赁收入弥补了销售收入强烈波动给公司总收益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物业租赁收益模式有效的稳定了“新地”的总收益,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案例分析小结
案例分析表明,“新地”在过去近20年中,投资策略和经营绩效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物业租赁在总资产中比重不断提高,收益模式由70年代单纯的物业销售收益模式向混合型收益模式转变;第二,租赁物业中,各种物业类型的结构保持稳定,商业物业、写字楼和工商综合比率最高;第三,在混合型收益模式下,通过动态调整销售和租赁物业比率,“新地”适应了房地产市场周期循环的变化;第四,在混合型收益模式下,稳定的物业租赁收入减小了公司总收益的波动性,提高了公司的经营绩效、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
综上所述,对于“新地”这个曾以“货如轮转”为经营理念的公司,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收益模式经历了由单纯的物业销售收益模式向混合型收益模式转变的过程。
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的演进是造成企业收益模式变迁的深层次原因。从案例分析来看,房地产市场进入成熟期后,商业地产的兴起、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的过渡、房地产金融市场的成熟、房地产周期循环等特征的出现要求企业能够更为快捷的适应市场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混合型收益模式的优势表现为如下四点:
在房地产周期循环中,企业可以根据房地产价格和租金的变化,调整物业销售和物业租赁比率,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灵活性,公司总体的市场风险降低。
企业享有部分物业的所有权,因此在成熟的房地产金融条件下,企业资产流动性增强,即保证了资金周转的速度,又可以控制流动性风险。
增强了企业收益的稳定性,改善了公司的经营绩效。
为企业预留了创造品牌价值的机会。
香港经验对内地房地产企业的启示
香港房地产企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在转轨期间选择正确的收益模式,企业才能更好的适应产业成熟发展期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内地企业应该积极应对即将面临的收益模式选择问题。首先,房地产企业应在成熟发展期到来之前,适当增加物业租赁的比率,并逐步过渡到混合型收益模式。其次,对于商业物业、写字楼等需要产权统一的物业类型,也要坚定的选择物业租赁收益模式。再次,在成熟发展期的房地产周期循环中,企业应灵活的改变投资策略,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混合型收益模式的优势。总而言之,本文的结论表明,虽然物业销售和物业租赁收益模式各具优势,然而混合型收益模式在提高企业经营灵活性和增强企业收益稳定性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寻求可持续发展企业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4
一、零售企业集约经营的特征
1、提高效益为目标。即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员工素质，
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向经营要效益，向质量要效益，向服务要效益。提高效益是集约经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商业企业要经常对自身的服务区域、机构网点、业务种类、服务对象等进行效益评估，并以效益高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同时也要以实现效益的高低作为评价集约经营是否取得成功的基本标准。
2、以资源流动为核心。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集约化经营，就要将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向效益较高的区域、网点、业务种类和服务对象转移，通过资源的不断流动和优化配置来实现效益的不断提高。
3、以科学管理为基础。要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离不开科学的管理。
4、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在硬件上首先要重视科技投入，不断提高电子商务网络覆盖面和辐射面发展方向要与客户的实用心理需求和市场发展趋势相一致；其次，营业网点达到布局合理、环境优雅、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即要有准确的经营定位，又要集约的管理手段；其三，不断增加服务种类，视客户需求为己任。在软件上，借鉴先进经验，注重应用计算机广泛处理业务，使之经营挤身先进水平的行列。
二、零售企业集约经营的组织与运行
1、规模的合理化。过去我们商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追求
规模经济的动机，但规模效益的获得并不是盲目地扩大规模，而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界限。因此，规模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并力求达到最合理的程度，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规模效益的规模水平。
2、经营方式的连锁化。商业企业连锁经营的形式在国外已存在一个多世纪，它把现代工业大生产的原理运用于商业，实现了商业活动的标准化（商品、服务、采购、店名店标等达到高度统一）、专业化（采购、配送、销售、经营决策等职能分离）、集中化（商品采购、信息汇集整合、广告宣传、营销活动、员工培训、管理规范等职能部门进行）、简便化（各个环节的商业活动尽可能简单、方便），从而达到规模效益，降低成本的目的。在国外，连锁公司就是一个商业企业集团，连锁化和集团化相互促进。因此，发展连锁经营是零售商业集约化经营的一条有效途径。走连锁之路，是为了突破单体经营高成本的竞争劣势，进行集约化规模经营，取得价格和管理优势，发挥规模效益。企业可以凭借自身实力，通过租赁、承包，兼并等多种形式发展连锁。今年7月，有着80多年历史的华联商厦借鉴国外先进的连锁发展管理模式，改制为华联百货公司的母体，率先进行“进销分离”改革，由两级核算三级管理整合为货品部、营业部两大块，确立了统一店名、统一营销、统一服务、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为主要内容的连锁模式，实现企业由传统百货向现代商业的转型。无论是主题型服饰商厦，还是社区型百货，全是在“连锁百货”统一大旗下的“七十二变”。
从我公司的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行集约经营，首先要打破现行的经营模式，通过管理的集约，经营场地的集约，人力资源的集约等来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以达到集约效应。
3、管理的现代化。实行集约经营就要步入现代化管理的轨道。现代化管理包括管理的思想、组织、方法、手段和人才现代化。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⑴员工的高素质化。提高员工的政治素质；通过职业道德教育和劳动态度教育以及创立企业文化，强化员工的荣誉感、归属感和责任感；通过一系列的岗位技术及其他培训，提高员工的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充分调动每一个员工提高自身素质的主动性和潜在能力。
⑵组织结构公司化。建立完整的规范化公司结构，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和潜能，还可以通过股份的转让，根据需要选择和调整联合伙伴，优势互补，使企业充满活力。公司制股份改造，能使企业受到强有力的内外部约束，改变盲目扩大规模，不计成本，不问效益的做法，由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从而使企业不仅有规模，而且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5
[关键词]商业模式;企业经营理论;理论框架;结构性维度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11-0001-08
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便是竞争。市场竞争与企业商业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挑战和回应的关系。今天,新经济的出现和互联网公司的大起大落大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企业经营规律认识的深化,进而使企业商业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管理学家加里・哈默尔(Hamel,2003)认为,为了创造新市场和财富,管理者首先需要考虑整个商业概念的创新。商业概念或商业模式是一个框架,用于明确如何创立公司、销售产品和获取利润。先行者们不是小幅度调整已有的商业模式,而是以非常规的方式创造出全新的模式。[1]哈佛大学管理学家琼・马格丽塔(magretta,2002)认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对任何一个成功的组织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不管它是一家新企业还是一家老公司。[2]
一、商业模式的含义
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否涉及商业领域,都存在着一个商业模式(businessmodel)①问题。
商业模式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科学杂志上,是被用来描写资料与流程之间关联与结构的(Konczal,1975[3];Dottore,1977[4])。在电子商务兴起后,大量的新公司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经营他们的业务,为了和“传统经营”进行区别而广泛的使用商业模式一词。琼・马格丽塔(magretta,2002)认为,“商业模式”这个术语最初来自电子表格软件的广泛应用,它使得计划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假设方便地修改参数,从而得到不同的计划方案。[2]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Drucker,1994)将商业模式称为企业经营理论(businesstheory)。[5]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汉默博士(Hammer,2004)将商业模式称为“运营创新”(operationalinnovation),并认为这是企业的深层变革(deepchange)。汉默强调,运营创新可能很陌生或者缺乏魅力,但它却是实现卓越业绩的惟一持久基础。它不同于运营改良和运营优化,运营创新意味着要用全新的方法来完成任务,开发产品,提供客户服务,或者完成企业运作的其他活动。今日的经济充斥着天花乱坠的宣传手法,而顾客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为市场的强大主宰,运营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高级经理人手中最强大的战略武器。只有理解运营创新如何产生,以及理解运营创新的障碍来自何处,经理人才能娴熟地运用这一利器,使企业在竞争中遥遥领先,并始终保持领先优势。[6]
琼・马格丽塔(magretta,2002)认为,商业模式是在描写企业的每个部分如何匹配起来进而组成的一个系统,是为了帮助顾客创造价值所进行的活动。[2]瑞士洛桑大学学者马格利・杜波森(Dubossonetal,2002)等人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为了进行价值创造、价值营销和价值提供所形成的企业结构及其合作伙伴网络,以产生有利可图且得以维持收益流的客户关系资本。[7]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公司战略学助理教授阿兰・阿福亚赫(afuah,2004)进一步指出,商业模式是企业在给定的行业中,为了创造卓越的客户价值并将企业推到自己获利的位置上,运用其资源执行什么样的活动,如何执行这些活动以及什么时候执行这些活动的集合。这就决定了商业模式是运用企业的资源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执行特定的活动为目的,明确为了创造卓越的客户价值并确立企业获取市场价值的有利地位的各种活动的集合。[8]
印度班加罗尔管理学院教授马哈迪温(mahadevan,2000)认为,商业模式是对企业至关重要的三种流量――价值流、收益流和物流的惟一混合体。[9]罗素・托马斯(thomas,2001)认为,商业模式是开办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所涉及流程、客户、供应商、渠道、资源和能力的总体构造。[10]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拉菲尔・阿米特和法国枫丹白露大学助理教授克里斯多夫・左特(amitandZott,2000)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创新的焦点和企业为自己、供应商、合作伙伴及客户创造价值的决定性来源。[11]
加里・哈默尔(Hamel,2003)认为,我们必须拓展创新的观念,商业模式创新是产品的延伸。更重要的是,狭窄的创新观念不可能创造新的市场和财富。如今,只有彻底创新才能引领明显的进步。这要求我们必须急剧增加现有的战略变化,创造能够让我们寻找新主题和新方向的成千上万新思想。然后最高管理层的角色――即最高管理人员――从战略制造者的角色发生转换,变成在最革新的公司里不断涌现的思潮中寻找新商业模式的人。[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迈克尔・拉帕(Rappa,2004)认为:“商业模式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是指做生意的方法,是一个公司赖以生存的模式――一种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的模式。商业模式规定了公司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指导其如何赚钱。”他进一步指出,商业模式明确了一个公司开展什么样的活动来创造价值、在价值链中如何选取上游和下游伙伴中的位置以及与客户达成产生收益的安`类型。[12]
笔者认为,商业模式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任何组织的商业模式都隐含有一个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如经营环境的延续性,市场和需求属性在某个时期的相对稳定性以及竞争态势等等,这些条件构成了商业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其二,商业模式是一个结构或体系,包括了组织内部结构和组织与外界要素的关系结构,这些结构的各组成部分存在内在联系,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了模式的各种运动;其三,商业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创新或变革,是使组织能够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制度结构的连续体。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6
关键词：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互惠模型；数字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tp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3
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文化事业是指为满足人们娱乐、休闲、健身、求知、审美、交际等精神需要和求知需要而组织活动，并提供经费、场地、器材和各种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而非赢利性的工作等。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和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都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而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产业已得到足够的发展，因其没有文化事业单位，所以文化事业相关方面的研究资料甚少。我国文化事业的运营资金一般均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其他收入较少，虽然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权威性高，但是传播方式及宣传力度却不尽人意。而文化产业虽然涉及的文化资源有限，但其宣传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多，且文化产业有市场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独立性较强。
虽然文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运营目的上有差异――化事业以公益性和公共性为主，文化产业以盈利为主，但它们同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同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都是为了创造、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实现社会效益。若二者互惠合作，既可以使文化资源能够有效整合，又可以使文化事业的资金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惠中，如何理解文化事业公益性与公共性，笔者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公益性。首先，公益性不否认有偿性，免费服务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收支基础上的。它展开的范围大小、程度深浅，是视其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言的。其次，互惠合作可以带来资金流动，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对经营方、政府和社会都有益处。
二、数字文化资源与数字文化产业链
（一）数字文化资源
数字文化资源也就是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就是以数字媒体的形式生产，保存和传播文化资源。将文化内容变成数字内容的过程，是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其广泛含义是指一切采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文字、音频、视频信号数字化后的产品或服务。具体来讲，电子媒介形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等新兴媒介；二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互联网等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新的媒介形态，如，手机报、手机广播、手机电视等。既有商品属性，也有公益属性。
数字文化资源作为一类现代高新科技承载的文化资源有如下特点：
1.无体性。指其是由数字方式表达和传输的，不具备物质形体的特性，不占有空间，不像实物文化商品必须依托特定的物质实体而存在。且内容丰富，占用存储空间小。
2.可支配性。因为数字文化存在于一定的介质之内得以固定，从而具有可支配性。不受时空限制，时时可与人进行交互。
3.可再生性。易于复制传播，虽然快速低廉的再生能力会引起规模经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时也涉及到版权保护问题。
4.文化价值性。指数字文化资源能满足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属性，消费者可以通过使用和欣赏享受它的审美价值和使用其使用价值获得物质产品无法得到的美感、愉悦和便利。
5.以网络平台为载体。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取需要依赖于网络平台，其网络传输速度和服务水平直接影响资源的质量及客户的体验。
（二）数字文化产业链
产业链具有联系企业的结构属性和流通于链式结构上的价值属性，根据整个商业模式的流程以及数字文化资源从生产到消费流向形成的数字文化资源产业链。如图1所示，在产业链中，可以看出首先由数字文化资源的内容提供商提供文化资源，也就是说内容提供商是整个产业链的源头，其将文化内容提供给技术提供商。技术提供商主要是将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及使用专业的版权保护技术为电子资源平台运营提供数字认证等相关服务，是数字文化产业链中的关键部门，直接影响消费者所得到的数字文化资源的质量。技术提供商将数字化后的文化资源传递给终端设备生产商，终端设备生产商生产设备为读者提供硬件设备支持。到这一步，就可以将数字文化资源传递给平台运营商，其主要负责提供数字文化资源的销售平台。而且平台运营商会借助电子商务网站以网页的形式提供数字文化资源，可以将文化内容制作成平台可以兼容的格式，同时也负责网站的日常更新与维护；然而为了消费者能够正常的使用数字文化资源，此产业链需要通信服务商负责数据的传输环节，将数字文化资源内容转移到终端阅读设备的服务网络。最终，消费者处在数字文化资源产业链的接收端。消费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产品，随着传播渠道日益丰富，且买卖双方的互动性逐渐增强，消费者可根据对商品的使用感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反馈。生产商得到反馈对商品进行改进和创新，以促进再次销售。而企业为了更好地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产业链地各个环节都应主动去了解消费者的使用情况，且积极地和消费者互动。
图1.数字文化产业链运营模式图
三、并行互惠模式
（一）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行具体互惠方式
一般的文化事业单位具备的优势资源为元数据文化资源、庞大的用户群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行的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结果；而文化产业单位具备的优势资源体现在加工后的对象数据资源以及商业运营得到的丰厚资本。根据两方各自具备的资源优势，笔者提出以下三种互惠方式：
1.资源整合：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均提供文化资源，实现二者全国范围内的文化资源整合。这样有利于将散漫在全国的文化资源整合进行有效整合传播，也有利于国家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更加有利于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
2.客户流量转换：在这种方式中双方共享用户群，用网站链接将用户引流到对方的网站。客户流量就是资本，两者通过合作，从而在实现大众教育和公益宗旨的同时，带动产业发展。
3.资金投资：由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资本运转基本靠国家财政拨款，但款项只够基本运转，而经营性文化产业有盈利收入，那么经营性文化产业可向公益性文化事业提供相应的投资。文化事业建设的巨大的投入虽然不会直接带来高效的经济产出，但是为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更加持续和更加广泛的投入，才能形成文化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二）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行综合模式
基于以上互惠方式，笔者提出数字文化资源的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营并行互惠的商业模式图如图2（见附录）所示，模式图中包含价值主张、核心资源、关键业务、关键能力、沟通渠道、重要合作、目标客户、公益受众、制度、资本运作、利益相关者和传播平台几个模式要素，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并行互惠商业模式图中各要素含义表
要素具体内容
价值主张通过数字文化的传播给公众以及社会所产生的价值，即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核心资源企业内部拥有的能够使其有序进行时所需的重要因素，包括人才资源和文化资源等
关键能力企业内部所拥有的使企业活动顺利进行的能力
沟通渠道企业将所生产的数字化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等价值观传递、传播给消费者的方式以及途径
重要合作企业与相同产业及不同产业、政府、合作伙伴的关系网络
目标客户将消费者资源及市场细分后，适合企业产品、满足消费意愿的目标客户
公众公益单位的主要服务方，是将所生产的数字化产品以及相关服务等价值观传递的接受者
版权制度（数字化）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指文学、艺术等作品的享有的权利的相关制度
利益伙伴网络指公益方与相同文化事业单位、政府以及大众所形成的关系网络
资本运作主要指公益单位的收入来源，包括政府、社会捐助、基金、自营四个方面
此并行互惠模式图分为两个部分：经营方和公益方，两方可以是同一主体的两个方面，也可是不同主体间进行合作从而完成互惠。
经营方以创造数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为价值主张。该价值主张需要依托于经营主体的关键业务（企业在价值主张的指导下，立足于自身的核心资源优势，开发的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和核心资源来实现，而核心资源体现为文化资源、数字文化资源以及创意、技术、经营性人才资源。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的价值主张在依托于这两者的同时，也起到了保障并促进其发展的作用。关键能力和核心资源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受数字文化资源版权制度的制约，同受其制约的还有经营方的经营途径，即沟通渠道和重要合作。
对文化产业来说，渠道通路有重要的意义：（1）可以提升消费者对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认识，更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对商品及服务策略及时做出调整；（2）能够更好的传递文化企业的价值主张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传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核心价值认知；（3）有利于客户评估其价值主张，吸引更多有效的合作；（4）能快速给售后客户提供支持。沟通渠道的选择也体现了价值主张的具体涵义。而在重要合作方面也对实现价值主张起到协助作用，相同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形成文化互补、技术互补、资源互补的形式，各自发挥优势，更好的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跨产业合作能够为对方的产业链中增添新鲜元素，对于文化产业而言，不仅为文化创意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也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由于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政府对于文化的若干政策对文化产业有重大意义，也决定了政府干预、监督的必要性。以上途径是为目标客户服务的，文化企业寻找目标客户对于商业的正常运作有很大的意义，目标客户是以价值主张为依据进行市场定位细分得到的，找到对文化企业产品具有支付意愿的消费者，了解重要的消费者，深刻了解其需求，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商业模式，产生不同的运营机制，实现资本运作，来支撑实现价值主张，强化关键能力与核心资源。
经营方通过资本运作反哺投资公益事业方，提供自身的核心资源与关键能力来建立互惠合作连接，并分享公益方的独特的人才、文化资源以及包括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储备为的关键能力，使合作两方均得到促进与更新。公益方的资本运作除了经营方反哺以外，还有政府拨款、社会机构和慈善人士的捐助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援等等方式。公益性文化事业方就性质而言，资本运作做依赖于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而与产业方的互惠方式是解决资本问题，促进数字文化发展的创新方式。资本运作的得到的资本用户为公益受众提供服务，公益受众可以分为青少年、成人、第三龄、残障人士等各类族群，提供的具体公益服务内容也不一而同，这些受众通过互惠的方式与产业方的目标客户打通连接，彼此促进用户群的壮大。而公益性事业方的重要合作也是指的是文化事业单位与政府、公益受众和公益组织等公益活动的重要参与单位各个人的合作，即文化事业单位进行的公益活动要收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并与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进行合作，接受其支持，最终实现以公益服务、创造社会价值的价值主张。
整个互惠模式的建立，还需要电视广播、终端存储设备、互联网、电信等共同组成的传播平台，以及互惠模式中涉及到的各个参与部分的互相配合，当然政策上的优惠鼓励条文和监督机制也是实现互惠模式正常合理运转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总结
课题研究的实施有助于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重组和高新技术的运用，增强文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整体发展水平；有助于形成部级精品文化品牌，促进动漫产业、游戏业、文化旅游业等新兴文化业态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拉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内需；有助于实施重大文化产业带动战略，科学规划、合理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依托各地文化资源，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培育壮大一批优势明显、特色突出的文化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集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互惠模式的开展造成了障碍，其中数字文化资源版权所属问题、文化事业单位创新发展积极性有待提高、大众对于文化产品消费水准的心理接受度偏低、国家相关支持及监管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的重点解决，也推进实现数字文化资源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行并行互惠的运行模式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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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owler.CulturalResourcesmanagement[a].inSchifrer，m.B.ed.advancesinarchaeologocalmethodandtheory[m].Vol.5，ne.York：aeademiepress.1982：1.
作者简介：
周海（1993-），女，广东佛山人，本科，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张宜春（1978-），男，江苏武进人，博士，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副主任，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及其信息化处理。
高亚男（1988-），女，新疆乌鲁木齐人，研究生，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包无瑕（1992-），女，贵州人，本科，学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文化资源数字化。
基金项目：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2012BaH01F00）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7
我国公益广告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程，期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对公益广告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深入。但从目前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的情况来看，并不尽如人意，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与政府、社会、公众对它的期望也相差许多。笔者通过近些年对公益广告活动的关注和研究，认为在以下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一、将公益广告纳入我国广告法律体系的调整范围，明确公益广告的法律地位
公益广告要想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制环境，我们现行的《广告法》是1994年颁布实施的，其限定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是商业广告，并不包括公益广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所以，将对公益广告纳入整个广告管理的法律体系中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修改，建议有两个途径：
其一是做彻底的调整，即在《广告法》中明确公益广告属于其调整范围，使《广告法》的第3条和第2条相呼应，并且在其它法规和规章中予以具体规范，形成一个对公益广告监管的完整法律体系。如：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应有明显标志性区别条款；公益广告视应同公益捐款享受免税待遇；禁止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混淆，有违法行为则广告经营者和者要承担法律责任等等。
其二是另行制定《公益广告管理办法》。建议广告行业管理部门完善公益广告管理规章，为公益广告完善的运作机制提供法律依据，用法规来规范媒体、广告公司、企业等主体的行为，将公益广告纳入规范管理轨道，形成公益广告长效运行机制。
由此，不仅使对公益广告的管理有法可依，又可以解决多年来公益广告主管机关归属的问题。当公益广告纳入《广告法》的调整范围后，则工商行政管理局即是法定的公益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这将进一步解决目前对公益广告多头管理、令出多门、职责不清的问题，更有利于规范公益广告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局是我国广告管理的主管机关，多年来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授予的职权，对广告活动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控制和指导，近些年国家工商局签发的多个文件中也提到公益广告的管理和发展问题。
因此，在《广告法》即将修改之际，建议增加有关规范公益广告的条款，明确公益广告的法律地位及主管机关，减少公益广告发展的障碍，发挥公益广告服务社会、凝聚民心的作用。
二、学习借鉴美、日等国的做法，创新公益广告事业发展机制
我国现有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即依靠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行政手段的执行，政府一直处于公益广告活动中的主导和统领地位。如由政府部门选择和确定公益广告活动的主题，其他参与者媒体、社会组织、企业等都处于被指导的位置。由于公益广告各方参与意识淡漠，使公益广告的策划、创意和传播目前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运作。这种低水平的具体表现是：指令性多于自发性，盲目性大于计划性，精品不多，因而传播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对现有政府主导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就目前来看，可以借鉴国外公益广告的一些做法，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找到较好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
美国的公益广告主要采用的是社会主导型模式，即以社会民间团体作为主要导向和力量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美国的社会民间团体很多，有些民间团体有较大的声望和影响力，募集公益广告的运作资金相对容易，且全社会对公益广告的认同度较高，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如美国广告委员会，其广告活动资金大多来自募集和各种基金会的捐助，一旦确定了广告活动的主题，广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会与志愿者们一起制作广告，一些顶尖的广告公司也会加盟进行广告创意。最后，媒体捐献广告时间和广告版面，公益广告得以顺利播放。
日本公益广告的发展借鉴了美国的模式，如日本广告协会（aCJapan）是目前最大的社会义务服务广告团体，是日本公益广告运作的核心。截止到2009年底，日本广告协会有1200个资源社团成员组成，包括：媒体、广告公司、商业机构等，每年协会从关注民生、回馈社会出发，举办多场不同主题的公益广告活动，全部由其组织成员承办，由专业公司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由广告公司会员承担广告创意和制作费用，媒体也会对协会制作的公益广告免费提供版面和刊播时段。这样一种以企业为主导力量运作公益广告的模式，被称为企业主导型模式。由于日本广告协会活动经费全部来自成员的会费和赞助，未接受政府的资金援助，因此公益广告诉求主题与社会热点问题息息相关，公益广告总是紧贴社会现实，真正面向广大受众，传播效果十分出色。
韩国公益广告的运作主要采取媒体主导型模式。韩国的公益广告事业是在负责韩国所有广播电视媒体广告经营的韩国放松广告公社带领下展开的，它为韩国公益广告提供资金，同时由民间专业人士组成的公益广告协议会进行决策。韩国只有电视媒体可以无偿，其他类型媒体都是以价格折扣的形式有偿。韩国公益广告协议会每年通过实施“公益广告主题国民民意调查”，确定年度公益广告主题，并通过公开征集及比稿等方式选择广告公司制作广告片，经过试映才会。此外，该协会还在每年举行两次调查，获得公益广告效果的反馈。
以上三种公益广告的运作模式各有特色和利弊，也有适用的社会条件，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不能完全照搬某一模式。如目前我国非营利机构力量相对薄弱，在民间募集资金也有较大困难，所以很难完全像美国一样采用社会主导型模式开展公益广告活动；企业主导的公益广告模式，要求众多企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主动支持、投入公益广告事业，而目前大多企业的公益意识还不足，采取这样的模式还不具备相应社会的条件，实施起来也会面临较大的困难；以媒体为主导的模式，虽然能够较好地传播公益广告，但媒体在对公益广告的策划与创意方面的专业性和执行力方面，显然与专业的广告公司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很可能使公益广告的策划与创意水准受到影响，这对于公益广告的传播和认知效果也是极为不利的。
基于上述的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现状，笔者提出以下我国公益广告运作模式的发展路径思考：
首先，要肯定政府主导型模式在当前公益广告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此模式还要延续相当一段时期，以保证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稳定持续地开展。
其次，借助中国广告协会，或于2010年成立的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这样的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公益广告活动。中国广告协会成立于1983年，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直属事业单位，是经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目前，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广告协会单位会员51家，单位会员600余家，个人会员400余名，以及15个专业领域的分支机构。以中广协现有机构的力量和影响力，就可以担当起公益广告活动的组织工作：征集公益广告的主题，寻求协会成员及社会、企业、机构的支持和赞助，建立公益广告的效果评估体系等。这样就可以逐步实现从目前的政府主导型向社会机构主导型的过渡，并最终建立起完备的公益广告运作机制。
当然存这其中，政府的引导作用仍很重要。政府应当加强对公益广告活动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引导。在资金保障、法制建设、激励措施、监督管理等方面研究建立和完善相关措施，通过宣传提高社会参与公益广告的意识，提高广告主体对公益广告的贡献度，推动公益广告的发展和规范运作，形成公益广告可稳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整合政府、媒体、企业等多方社会资源，为公益广告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公益广告除了有党和政府各级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推动外，与媒体、企业、广告人及社会大众的努力分不开。
媒体的传播是公益广告得以发展的重要环节。媒体是公益广告信息的传递者，对公益广告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的主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直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党和政府管理社会进行宣传的喉舌，这样一种关系非常有利于媒体对公益广告活动的推进作用。例如，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肩负着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发挥着引领电视媒体发展方向、引领健康舆论的功能，这个责任意味着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追求，对公益广告的重视就突出体现了中央电视台部级传媒的责任与品质。自1987年开播公益广告栏目以来，20多年来中央电视台持续投入公益广告的创意、制作和播出，一直是战斗在公益广告活动的最前沿，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在我国历来不乏热心公益活动的企业，同时各类公益活动也需要企业的积极赞助和参与。在80年代开展的“修我长城，爱我中华”活动，90年代开展的“希望工程”，2008年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大型赈灾义演”中，都有企业的支持和参与。1999年，著名爱国人士李嘉诚先生联合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知识改变命运”系列公益广告：广告分40集，每集60秒，每集都是一个故事。通过各个层面的人生变迁，诠释“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主题。企业是公益广告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为了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广告活动，要整合政府、媒体、企业和个人等多方社会资源，为公益广告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例如：由政府部门明确规定各类媒体都有公益广告的责任，广播、电视、报纸、刊物、互联网等广告媒体要按照商业广告总量3%的比例，用于免费传播公益广告；企业和个人制作、公益广告可以相应减免税收；广告公司从业人员制作公益广告可以署名，增加他们在业内的影响力等等，鼓励更多的广告经营单位和人员参与公益广告活动。在国外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意识，企业、个人参与公益广告的多少，是企业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人素质高低的体现；这种意识非常有利于我国公益广告活动的开展，是值得推广和加强的。由此，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为主体，媒体、企业、个人积极参与，组织活动规模化、广告主题系列化的新型公益广告运作模式，可以保障公益广告事业稳定的发展。四、多渠道筹集公益广告发展资金
公益广告是一个高投入，短期内少回报或者是无回报的活动，所以长时间让热衷于公益广告事业的媒体、企业赔钱做公益广告是不现实的。首先建议政府部门建立国家公益广告发展基金作为开展公益广告的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统筹使用，发挥政府资金的最大公益广告宣传效应。其次，建议采取市场化、多渠道的公益广告融资方式，通过企业赞助、公开竞标、公开拍卖公益广告的所属权等方式筹集资金；建立相应有效的公益广告基金捐助机制，使得集资活动经常化、规划化、法制化，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有了较为充足的资金，就可以加大对公益广告创意、策划、设计、制作和传播等方面的投入，提高公益广告的思想主题、艺术表现、文化内涵和传播效果的质量水准，强化公益广告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改变目前我国公益广告主题缺乏创新、制作水平不高、表现手法较单调，难以引人兴趣和思考，难以实现应有的社会效益的现状，最大限度实现公益广告的社会效果。
五、推进公益广告理论研究
研究公益广告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于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世界各国对公益广告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方法各有不同，对其定义的理解和发展的进程也各有千秋。我国对公益广告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探讨，也要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虽然这些年政府对公益广告投入不少，做了很多公益广告，但精品少，效果不突出，与我们对公益广告的研究不够有关，毕竟公益广告的发展仅有二十来年的时间。所以，要鼓励开展公益广告学术研讨和公益广告作品评优工作，支持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的建设，拓展研究思路，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综合研究；建设中国公益广告资料库，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已有的公益广告研究成果，收集世界各国经典的公益广告研究成果，提高公益广告的创意水平和制作水平，对公益广告精品设立重奖，推动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同时，应注意中国公益广告作品及科研成果的国际化，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提升中国公益广告研究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展示良好的中国形象。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现今公益广告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表现，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公益广告存在的问题并不能掩盖公益广告在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进一步对公益广告发展的研究和探讨，从我国公益广告运作模式改革的路径等五个方面，提出完善公益广告事业的构想。我们相信公益广告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下，通过改革使我国的公益广告在整体的水平上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公益广告将获得快速、持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程宇宁李清中外公益广告的运作模式比较研究[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0.1.
[2]资料来源：http：∥adcouncil.org/working-with-Us/Committees.
[3]徐金灿王安妮日本公益广告机构（aCJapan）研究综述[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2.2.
[4]刘林清中国、韩国和日本公益广告体制研究[J].中国广播电视，2009.12上.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8
消费者和公民不是指代同一个群体，他们代表人的不同经历。消费者通过购买不同的商品、服务和经验，追求的是私人化和个人化的目标。因为消费者的购买力不同，所以他们是不平等的。而公民是与社会（社区）连在一起的，分享正在进行商讨的议题，构筑共同的公民生活。民主社会与市场区别开来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公民是平等的，不管他们的购买力如何。他们参与讨论、商讨、做决定，直接影响他们所在的社区。在有效参与商讨过程中，公民需要接近广泛的来自各方的信息和观点。所以大众传媒在给公民提供信息、促进积极参与公民社会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媒介工业的最近发展一直是对消费者有利，特别是对广告商有极大的好处。对消费者有利并不就是服务公民的利益和需要。媒介日益增长的超级消费主义、媒介所有权的集中以及越来越多地把信息和娱乐结合的结果就是一个消失的公共空间，以及一个削弱的民主。因此，为对抗侵袭公共空间，美国记者团体提出“公众”新闻业或“公共”新闻业（“civic”or“public”Journalism）。
1.公众新闻业的提出及特点
公众新闻业运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新闻业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鼓励参与和讨论，新闻业应该设法提高公民生活的质量。公众新闻运动的主导思想是，新闻界有责任推动人民重新参与政治进程，即“还政治进程于民”。为此，新闻媒介与公民组织开展合作，诸如制定社区日程、参与改善所在城镇生活的各类计划等等。媒介和记者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这个被称为“媒介新定位”的公众新闻业运动，在不少人看来，表达了美国新闻业的希望和未来。
公众新闻业的重要倡导者在学界首推纽约大学公共生活与媒体项目研究负责人罗森（JayRosen）教授，他提供一种使新闻业公共化的方式，让公众进入到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更支持有意义的公众讨论，对重要事情进行争议。按照罗森的观点，公众新闻业保护公民参加政治生活，新闻媒介必须使人民的参与能够到位可行。
2.公众新闻业与新闻职业主义（journalismprofessionalism）
公众新闻业的支持者宣称，公众新闻业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新模式――在价值和信念上新闻媒介可以改善民主参与的条件，新闻业能够而且应该对民主有贡献。罗森（JayRosen）指出新闻业可以不再仅仅瞄准告知公众――因为公众可能不在媒介外边。传统的新闻业假定民主是我们有的，而信息才是我们需要的。而在公众新闻业，情况正相反，信息是我们有的，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民主才是我们需要的。这种“重新定位”似乎表明公众新闻业已经抛弃了传统的职业主义新闻业即守门人的模式。
而克里斯蒂安也似乎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建构公众新闻业的逻辑和基本原理。将共同利益（commongood）的观念――所有公民的重要利益作为公众新闻业的生长点，公众新闻业的目标假定某种公众利益――例如为健康的民主、社区连通性和公民参与提供一个框架。公众新闻业的长期生命力根植于公众利益的原则并需要这个原则的维持。从这个视角出发，公众新闻业的道德使命就不能被简化为职业伦理学，不能把道德视角局限在职业伦理规范，而是理解日常的公民有关的道德和价值。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推导下去，职业主义也不再适用这个模式。
历史学者苏德森指出，公众新闻业并非一种新模式。他将美国历史上新闻业服务民主归结为三种模式：倡导者模式、市场模式和受托人（守门人）模式。
市场模式：记者通过提供公众要求的东西最好地服务公众，其目的是愉悦受众或者消费者。消费者的要求就是新闻产品的最终仲裁者。这是商业机构的模式，不是新闻编辑室的。
倡导者模式：新闻业应该从政党的视角供给新闻，新闻业通过成为传递政党观点的机构服务公众，这里新闻业是一个顺从政党的附属机构，而不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商业企业。这种模式在19世纪政党报纸时期流行。
受托人（守门者）模式：记者根据他们作为职业组织认为公众应该知道的东西提供新闻。他们相信公民应该是被告知的民主社会的参与者。与市场驱动的新闻业比较，新闻记者一般接受这种受托人模式作为唯一的选择。新闻业一直被理解为在市场模式和受托模式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斗争。在受托人模式里，记者把公众看成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说，公众新闻业其实就是守门者新闻业的变种。也就是说，支撑统治今天新闻记者的理念是相同的。公众新闻业和守门新闻业一样，报道新闻的权威还是在新闻记者本身，而不是市场，也不是一个政党。公众新闻业有时听起来像记者把报道权给公众了。
3.公众新闻业的评价
评价公众新闻业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检查记者对它的反应。许多新闻人认为公众新闻业是对他们的职业主义的打击。传统的新闻记者对公共新闻业的反应是看作一种危险的威胁：比如新闻的客观性、报纸与特殊利益集团结盟，以及允许公众领袖、公共官员和社会活动家影响新闻决策等问题。
华盛顿邮报的执行主编伦纳德・唐尼第二说，“太多被称为公众新闻的新闻看上去就像出自我们的宣传部门，只不过称呼不同，并且带有一种福音传导者的热情。”而且，它也受到质疑的是，是否这种职业工作能够真正超越一个竞争性的媒介市场体制的约束以及反对政治冷漠或者玩世不恭的基本情况。有批评家指出，公民新闻计划只会沦为市场的工具。
公众新闻业面临的追问和质疑有很多：是否倡导者们为公众新闻业做了更充足的积累、阐释，或者对于公众新闻业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有一致的意见？对于什么是公众新闻业，什么不是，没有权威的论述，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解释为公众新闻业。我认为这是公众新闻业致命伤。
另外，公众新闻业怎样建构自己的社区？在支持公众新闻业的基金会、新闻院校、新闻支持机构中没有一个将公众新闻业的“社区”理论化。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9
保险专业大二学生孙路这样概括自己的生活：“每天80%的时间泡在网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从网上购买”。这种标准“宅女”式的生活方式对越来越多人而言已不陌生。网络生活方式的剧变，支持了公益慈善模式的变化。
比如最近，孙路发现自己不仅能在网上买便宜东西，还能参与网络公益,“以前没机会了解这些公益机构和活动，现在发现点击一下鼠标就能送一份自己的爱心。”
从2007年开始，陆续有200多家公益网店进驻淘宝，其中143家活了下来，包括基金会2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团80家，其余是尚没有身份的草根组织。数字的背后，折射着公益组织与电子商务联姻的酸甜苦辣。
公益组织搭建电子商务平台扩大慈善影响力，成为日益主流的公益模式。而向上生长的公益机构做大网络慈善蛋糕的尝试，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草根公益网店在与品牌慈善机构的不对称市场竞争之外，也面对着公益与商业的矛盾博弈和电子商务平台模式自身的束缚。
“善淘”的道路
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尝到了甜头。
善淘网，中国第一家在线慈善商店，《善淘网2011年全年度透明报告》显示，在成立的过去一年里，共筹集基金306040元，综合产生相当于718860元的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是指通过善淘模式，6000余位善淘会员们，20余家企业伙伴的公益行动对社会所产出的综合效益，通过5个可量化的指标予以计算。
善淘网采取通过销售企业及个人捐赠的闲置物品、各类公益商品及公平贸易产品的模式，协助慈善组织和公益机构进行在线筹资。
2011年1月1日，六名有海归背景的联合创始人，开始了用商业的方式做慈善的尝试。周贤，善淘网Ceo，mBa及伦敦大学公共服务政策硕士学位，拥有多年商业管理和市场经验，创办过数家企业。
2006年，周贤的一名网友耳朵给他推荐了一本书《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轨迹。”周贤说。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社会企业的概念来自于英美等公民社会和公益理念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它更倾向于在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前提下，通过商业模式赚取一定的利润来‘自给自足’，这种新型的商业与公益结合的模式迅速吸引了我，并帮助我明确了自身的发展方向。”周贤讲述了创办善淘网的初衷。
周贤说：“善淘网的独到之处在于为中国的慈善组织和公益机构提供一种全新的网络筹资模式,帮助他们及时有效地获得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为高达1.2亿的中国在线购物消费者提供一个集网络善意购物，志愿者与公益机构在线互动和慈善公益信息分享的综合性平台。”
记者从《善淘网2011年全年度透明报告》中获知，在过去一年善淘网所筹集的30多万元善款中，有61%作为“公益援助基金”，被用于支持来自合作机构的15个公益项目，如“一个鸡蛋扶贫项目”、“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等，而剩余的39%则作为“慈善商店发展基金”被用于支持慈善商店这个公益平台本身的发展。
网络筹款之困
“麦田计划”现在经营着5个淘宝网店，“麦田计划总社”和“麦田教育基金会”是其中两个主要的网店。记者了解到，其网店出售的商品大部分都是“内部消化”，其机构志愿者是淘宝店的购买主力军。该机构成立于2005年，是一个民间助学团队，于2010年转型为麦田教育基金会。
据麦田计划秘书长“种子”介绍，第一家淘宝店是2009年成立的，“当初的想法比较简单，我们有一些宣传资料、志愿者服装，以前都是志愿者直接汇款到麦田的账号，当时觉得开一个淘宝店可以节省一些手续费。”
“种子”表示，“由于公益网店的主要物品都是内部消耗为主，赚钱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店铺来方便志愿者，以及进行一些网络筹款来增加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
“麦田计划总社”的交易量在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据“种子”介绍，“2009年的时候我们一共只有400多个订单，2010年的时候也只有350个订单，到11年时，我们的订单增加到2500个左右。交易量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增加了话费充值和公益认捐项目的虚拟产品。”
据观察，公益网店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些挂靠于公募基金会下的公益机构尝试在网店出售虚拟商品直接募捐，另外一些没有公募资格的公益机构则通过出售机构徽章、文化衫、明信片等纪念品来募集资金，通过经营实物销售后捐出利润的模式来解决筹款困境。
“麦田计划总社”淘宝店铺的管理者amy向《新商务周刊》记者讲述了淘宝公益网店的经营之困，“公益虚拟产品是我们店铺的主要销售产品，虚拟产品没有单号，是直接发货的，当购买的数量上升之后，就会面临一个被淘宝默认为是‘虚假交易’的可能性，会被淘宝直接删掉产品。我们之前跟淘宝客服沟通过，他们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他们删掉之后重新上架。”
阿里巴巴社会责任部专家霍庆川则对此解释，除非有消费者举报，一般情况下不会删除公益网店的产品，“淘宝支持正规注册的公益机构进驻店铺，对不同类型的机构之间不设门槛。”
公益网店的管理者，一般由志愿者兼任，或由机构某个部门。瓷娃娃关怀协会开办的“瓷娃娃爱心小铺”便是后者。瓷娃娃关怀协会会长王弈鸥介绍道，“我们的淘宝爱心小铺并没有专人维护，只能由宣传部门的同事代为管理。”
没有专职人员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网店的规模和推广，带来经营业绩的受限。王弈鸥说：“我们现在一共只有7个产品，包括我们主打的虚拟产品—‘2.29元，特别的爱—关爱四叶草，关怀罕见病’，它最近的销量是30天内销售81件。我们一年的年收入为20万到30万左右，经营了三年，情况也是差不多。”
公益活动的商业模式篇10
【关键词】互联网商业模式 经济价值 组织价值 行为渗透价值
一、互联网创新环境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如B2B模式、B2C模式、电子市场模式、广告收益模式、
会员费模式、佣金模式、社区模式等被陆续提出并付诸实践。互联网的最主要特性包括媒介技术、无处不在、网络外部性、对已有分销渠道的替代和扩充、消除时间局限、减少信息不对称、无限虚拟容量、低成本、创造性破坏、减少交易成本等[1]。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环境出现经济知识化、竞争国际化、经营虚拟化、管理网络化的趋势，产业周期缩短、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给企业的领导人、管理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组织形态变化、管理环境不确定性增强，预测企业决策的市场反应越来越困难。复杂多变的环境需要企业拥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单一方式和单一力量都不足以克服困难，因此需要企业不断的适应和调整，通过整合的方式，围绕企业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氛围，激发企业领导人、管理者、员工的主体意识，使其释放潜能，并付诸行动，最大限度消减不确定性给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内涵和特征
商业模式源于英语“Businessmodel”，在国内外文献中经常使用，也被译为商务模式、经营模式、业务模
式等，国内外学者围绕商业模式展开过一些讨论，timmers认为商业模式是产品、服务和信息流的架构，并且描述了不同的商务参与者及其角色以及这些参与者潜在的利益和收益流来源[2]。Hawkins提出商业模式是企业和其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或服务之间的商业关系，是不同的成本和收入的结构形式[3]。petrovic等认为商业模式是一个通过一系列业务过程创造价值的商业系统[4]。pigneur认为商业模式是公司及其伙伴网络向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的顾客创造和交付的价值和关系资本，以此产生可盈利的和可持续的收益流的体系[5]。Chesbrough提出业务模式应该具有六个功能：价值主张、市场分割、定义公司内部的价值链结构、评估生产产品的成本结构和利润潜力、制定竞争策略、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6]。afuah等认为商务模式是公司运行的秩序，是公司建立、使用资源、为客户提供价值并获利的依据，是公司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还包括公司向客户提供的价值、目标客户群、产品/服务的范围、定价机制、增值活动及相应能力、实现途径等[1]。因此，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一个系统，包括构成企业的不同部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及其互动机制，是企业在特定商业环境下的资源集成和价值增值过程，是和相关者分享增值利益的有机体系，体现为规则、资源整合方式和动力机制的集成。
互联网商业模式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客观性和主观性。互联网商业模式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活动及其运行规律的主要特征、属性、结构、规则等方面的凸现，具有客观性；同时，它又是一种理论解释或诠释结构，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构建，并不反映互联网的商业活动或特定问题的全部，因而具有主观性。其次，能动性和受动性，前者是指商业模式的提出、发展和运用必须依赖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后者是指无论何种商业模式都必须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约束。第三，多样性和系统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深入，已经出现了许多的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从早期的B2B、B2C、C2C到网络门户、垂直网站、关联模式等等，非常丰富，然而每种商业模式内部要素之间、商业模式之间、商业模式与环境之间，又存在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有机的相互关联的系统。
三、互联网商业模式价值分析
1、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价值概念，是决定绝大多数组织或个人行为的背后的原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历史行为背后都有经济方面的原因[8]。主流经济学从新古典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其基本假设都认为人是理性的，人们要求达到利益最大化，而有利益要求的人通过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经济组织，而经济组织的首要追求就是经济价值。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下，经济价值的来源是生产力要素，即土地（资源）、资本和劳动，经济组织的任务就是将这三个基本生产要素结合，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20世纪后半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改变了固有的劳动形式，管理和知识成为新的劳动形式，并提供了新的价值创造机会，生产力要素内涵得到扩展。处于生产力系统的第一层次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基础性要素，处于生产力系统的第二层次是科学技术等发展性要素，处于生产力系统的第三层次是管理与信息等组合性要素，生产力三个层次的要素各有其特殊功能，共同构成一个完善的动态创新的现代生产力系统[9]。在互联网商业环境下，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表现为知识工作者、资本、知识/信息，互联网商业模式通过一定的规则将其联结在一起，而知识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如专利权、著作权、数据库可以通过风险投资/融资活动、以契约形式转换为资本形式，资本市场也可以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经济价值做出适当的评价。
2、组织价值
现代管理理论创始人巴纳德定义组织是“有意识地加以协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或力量的协作系统”。马克斯・韦伯描述了一种基于合理法律权威的理想组织形式的官僚政治，即科层制结构。科斯指出企业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交易成本，即利用市场或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获取信息的成本，谈判费用及签约成本，企业可以在企业内用权威或经理的指导与命令取代市场或减少交易的次数来降低交易成本。但企业规模的扩大会使企业内配置和使用资源的管理成本相应增加。于是，由企业规模变动导致的边际交易费用与边际管理成本相等的均衡点决定了企业组织规模的大小和企业的边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改变了企业组织的内外部环境，降低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企业组织间的交易成本，并改变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模式。传统的组织结构中，企业决策层与作业层之间存在着庞大的管理中层，管理中层的存在一方面是在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负责信息的收集与传递，起到信息“中继站”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因为管理跨度有限，中层管理人员负责对操作层人员的监督与控制。而在互联网商务环境下，多个独立的个人、部门和企业为了共同的任务组成联合体，它的运行不靠传统的层级控制，而是在定义成员角色和各自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密集的多边联系、互利和交互式的合作来完成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个网络中，基本构成要素是众多的节点和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节点可以由个人、企业内的部门、企业或是它们的混合组成，每个节点之间都以平等身份保持着互动式联系，企业成为高效的扁平化和网络化组织。而在企业之间则通过网络和信息技术进行分散的互利的合作，一旦合作目的达到，合作关系便宣告解除，构成一种暂时的、跨越空间的合作形式，企业成为虚拟化组织。组织结构正在由传统的按照职能划分的模式向按照工作流划分的协同模式、网络模式转变，扁平化和网络化成为企业组织结构优化的基础，互联网商业模式为提高组织在网络环境下的适应性提供了多种可行的途径。
3、行为渗透价值
所谓行为渗透价值就是指人类的行为始终受到一定的价值取向的支配和制约，这种价值取向通过行为人的心理和行为渗透到实际工作生活之中。人们的一般行为渗透了价值，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选择行为，而选择的基本标准就是价值[8]。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行为渗透价值体现在创新激励和互联网创造的心理依赖与路径依赖两个方面。创新激励是通过个体对价值的理解和判断来驱动行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美国naSDaQ、香港Gem等二板市场上，投资者将投资的重点从传统产业转向新兴的it行业，尤其是以YaHoo、aoL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市值急剧上升，由此激发了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4年以来，又有一批杰出的互联网成功上市，如GooGLe、BaiDU等。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互联网商业模式被提出，一些不被市场接受很快就被否定，而成功的商业模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创新进行奖励的市场机制，为创新建立了良好的预期，而互联网“赢家通吃”的特性决定了市场只能够容纳创新者和为数不多的竞争成功者，这进一步强化了激励。另一方面，用户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会固化其浏览行为，形成对特定网站的偏好，如门户网站、虚拟社区等，即为路径依赖；另外，在互联网形成的虚拟世界中，某些人会刻意或被动扮演虚拟角色（如网络游戏），在扮演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心理满足，产生心理依恋，进而形成依赖，这些都对人的行为和价值判断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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