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指标；高质量发展；数字产业
一、研究背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后以接入internet为标志，数字经济主要以提供内容服务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政府和企业重点实施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是2003年后以第三代通信技术应用为标志，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如B2B、B2C，政府建立和应用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三阶段是2013年后以“互联网+”为标志，建立数字中国，数据体现价值，大量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繁荣发展。常州市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通过数字技术升级改造实体经济并相互融合发展的方针，常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常州市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常州市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关于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表1），从大数据应用、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方面谋划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自从我国提出“互联网+”、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之后，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呈井喷之势。宁家骏提出传统企业经济在线化、数据化，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方向①。贾奇统计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影响因素，采用平稳性检验与VaR模型、Jo-hanso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得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②。沈运红等通过浙江省的面板数据认为，实证研究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科研等方面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③。赵涛等研究分析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因、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④。姚维瀚等从研发投入和大学生占比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显著,应该加大对中等规模民营和三资企业的研发资助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⑤。张红伟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存在区域差异性⑥。专家学者数字经济研究集中在数字经济战略、数字经济与金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个体城市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比较少。
二、常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不足
常州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即五大中轴、三个中心、两个示范区，积聚国际化智造名城的创新爆发力，提升长三角中轴枢纽的综合能级，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是发展关键，数字化可以引领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对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有放大、叠加、倍增效应。2021年9月，根据赛迪顾问的《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南京排名全国第7位，苏州排名第9位，无锡排名19位，常州排名39位，与南京、苏州、无锡差距明显。常州城市数字经济排名，根据国家统计局、阿里集团等的数据，在基础设施、商业、产业、政务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根据表2进行测算赋分，得出常州的数字经济指数，寻找常州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与问题。从苏南四市来看，南京是省会城市，是国家通信枢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之一，数字经济基础好，数字产业化优势明显，数字经济优势产业包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等。苏州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方面有优势，体现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无锡努力推动数字产业化，物联网、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其中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1432亿，设计、制造、封测占全国11.22%。苏州在数字产业规模领先，南京在数字民生领域领衔，常州在数字经济指标中除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明显，其余指数全面落后苏州、南京、无锡，特别是数字产业指数差距明显（图1）。当然，常州在数字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0年常州数字经济规模3549亿元，占常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5.4%，位居所有城市第26位。常州拥有常州飞机制造厂、江苏北斗科技、新誉集团与今创集团等重点企业，在航空装备、卫星应用以及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突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家，产值同比增长11.3%，占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3%。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21家，累计1760家，列全省第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48%，64家苏南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其中潜在独角兽企业4家，排名江苏省第三。2019年，常州智能制造装备产值超过1000亿元。2020年常州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40家，潜在独角兽企业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5%，占比规模工业总产值47.6%（图2）。
三、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包括要素投入产出比、内部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指标。数字经济能用较小的要素投入及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增长，体现发展的有效性和绿色性。数字经济能调整优化经济内部结构，有利于升级供给、需求、产业。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能拉动技术、管理等知识要素创新，提供持久发展增长的动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是常州市“十四五”发展的战略定位，常州要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必须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保障
完善提升4G、光纤、5G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规模建设，建设一批基础性、关键性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经济支撑能力。推进基础网络升级，优化城乡光纤宽带网络，完成光纤到户改造，推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有线、无线、卫星三网融合发展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奔牛机场空港、常州站、常州北站、常州南站、金坛站、常州汽车总站等的数字化建设，落“532”战略中的交通中轴目标。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保障民生。
（二）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打造高质量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利用云大物智移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对制造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服务水平，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常州市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与其他省内地级市有比较优势，行业集中在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纺机、机器人、传感器等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构建智能制造体系，实现两化深度融合。巩固智能制造装备关键优势产业，打造国际化高质量智造名城。
（三）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培育高质量数字经济产业
合理规划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吸引带动力，吸引行业龙头企业，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和数字产业布局。目前，常州高新区已经形成以光伏、新能源汽车、新医药及医疗器械、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两特三新一现代”产业集群。常州科教城培育机器人、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构建打造国际合作、科技创新、创业孵化、产教融合的示范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赋能常州高质量发展。
（四）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造，打造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农业综合信息资源、应用和管理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为生态农业、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农产品数字化溯源、脱贫等业务提供统一、权威的数据支撑及应用系统。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在生长环境监测、智能灌溉、测土配方、动物疾病诊断、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互联网”新业态，开展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生产基地）+商超”等新型电子商务直供方式，缩短中间环节，线上溯源、线下销售融合运营。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冷链物流、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涉农产业一体化发展。另外，还要创新政府管理数字化，打造高效率数字治理典范。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转变，再造电子政务服务流程，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
四、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
（一）引进人才，保障人力资源
·电子商务·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引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或团队，对照市政府“新龙城英才计划”，对成功引进总部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军型人才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按“新龙城英才计划”享受政策支持，提供各类保障服务。探索“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鼓励总部企业与在常高等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开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合作办学，培养数字经济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二）拓宽融资，保障资金需求
加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包括提供贷款贴息、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对数字经济企业知识产权、收费权及大宗商品仓单质押融资，为符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给予更多资金支持。加快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进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并购。
（三）优化营商，服务企业发展坚持公平原则，保证各类竞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物权、股权及其他的数字财产权。强化企业信用评价，健全社会化信用服务，以信用为基础建立长效市场监管机制，分级分类管理。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提升企业创新活跃度。
（四）保护个人信息，防止垄断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2
关键词：数字经济；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27―04
当代全球化的经济，同时被分解为“金融经济”（Ю.М.奥西波夫认为，在没有货币金本位制和任何介质标准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附属于总债务，即实体经济的信贷能力取决于自我的财力状况。）和“技术经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电子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突破是所有产业和整个人类生活技术化的特殊现象）以及二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依存于货币的高科技。电子经济学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包括网络、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它们通过数字通信、信息与通信技术（ИКТ）来运行并且形成了数字空间、区域空间和全球空间。黑龙江省自然也被包括在其中。
在新经济和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ЭПШП）对接框架下，不仅是俄罗斯与中国，还有更广泛的跨国合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合作的最新合作模式，都要求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社会、文化、经济、货币金融、创新基础设施和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中国也该如此。在当展新范式和独创模式――“新常态”基础上，为实现国际合作和完成相关任务，全世界都在进行充分的准备，中国也制定了超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合作的实施不仅是中国到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和实践活动的复兴，而且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完成对巨大经济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控制任务，以及借助于基础设施、物流、货币金融及其他项目的落实来完成区域生产管理、基础设施、软硬环境、货币金融机构的改革，其中包括在区域经济范围内的数字化、创新化和制度化改革。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统一数字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今后俄中、整体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安全合作历程已经开始了。
一、作为新经济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范围
在当代经济最高形式新经济背景下，什么是数字经济？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代表着什么？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哲学学院院长Ю.М.奥西波夫写道：“计算机与信息非常发达并普及，不仅改变了信息本身的性质（信息被编号卖到网上），更无限地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征服的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确保了高速运算的兼容性，它们还改变了所有的经济生活：从生产、交易、消费到工艺、研发、通讯，囊括了所有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改变了所有的成本和价值。
信息化和技术化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引起新产业和生产、经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新模式的出现。它实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真正征服”，使“经济变得轻盈、灵活、飞速发展”。云计算技术出现了。Ю.М.奥西波夫指出，经济及其背后所有价值的获得都归功于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是独特的集体的电脑）……经济突然从自由中间商集团变为强制性“情报网”，还从竞争一协调大中心区分出结构和可操纵的层次。网络突然成为网络“苍蝇”，或者网络“蜘蛛”，包括在更大甚至巨大的“蜘蛛网群”中。这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网络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所致。
新经济经过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技术革命世界上成立了数字重新调整中心，数字自动化中心，虚拟环境设计中心，创建了快速还原系统。数字经济最鲜明的例子是欧洲阿姆斯特丹桥梁的施工借助于3D技术和机器人的帮助。技术革命被定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就是所谓的“数字化”。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施瓦布教授已经论证了区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依据：一是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速度；二是其影响的范围；三是后果的系统性。数字革命创造了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economy）这一术语是其创造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提出的。其实质在于技术融合，以及消除物理、数字、生物系统之间的界限。这个概念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相关，是基于纳米电子学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后来还出现基于量子技术的第七代技术规范。И.М.图什卡诺夫认为，数字技术不是终点，量子技术将出现来解决主要的“源泉”问题。数学仪器已经为采用叠加原理和产生真正随机性的量子计算机的制造做好实际准备。
数字经济已成为电子信息革命和数字化的产物。经济的数字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根据И.М.图什卡诺夫的建设性意见，数字化只是一个工具，它有助于解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任务（科学发展、教育、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政府调控和经济规划等等），并实现一系列过渡性目标。数字化的宗旨是成为国家工业、农业等行业发展、预算支出透明、经济商反馈等的平台。对于个人而言，数字化应用的便捷性在于，在经济活动中规避中介机构直接获取资源，项目实现集约化（采购、施工）。
在经济生活中，电子信息革命对经济转型的显著影响已有四十余年，导致在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变革。在数字经济中，当增加一些算法时，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化。生产或经济关系变革的特点反映出，在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使用）过程中，信息相较于其他商业和经济活动显得更重要，并会对其产生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子信息革命导致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化，全球机构间的因特网（网络互联）正式联网，严格规定了电信网络的布局和信息的传播。一般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信息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是卫星通信。技术经济使从世界上任何没有有线通讯设施的地方传输信息成为可能，形成了云计算基础架构。事实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开放和发展使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目前，已经有近4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中国这一数据为60%。每天互联网上都会出现新用户。甚至在占全世界20%的贫困家庭中每十个人中就有七个人有手机。
伴随着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出现，当代经济日益虚拟化。事实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理财学以及技术经济不是极限，电子信息革命及其产物――电子和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领域组织和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终试图在机器与机器的关系中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全球的经济部门，如金融、贸易以及工程、农业、建筑、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都被卷入电子数字经济之中。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2010年互联网经济达到2.3万亿美元。牛津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数字经济的规模走低，为204亿美元。
在现代技术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形式上，信息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借助于以下方法和因素给出了经济量化增长的极大可能性：
第一，网上商务平台、电子商务发展、网上商品交易、金融（股票和外汇）市场的无限无界性；
第二，为了获得市场竞争的成功，企业规模缩小，横向管理系统得到开发并出现了虚拟企业（公司）和机构，也被称为“智能企业”；
第三，重复使用同一物质、劳动等资源，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态系统的专业区域集群和企业云基础框架下提供各种服务；
第四，互联网覆盖范围限制经营活动的规模；
第五，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客户端转变为某种“神”，即数字化拜物教信徒；
第六，数字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全面提高，包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第七，最重要的是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数字谷”（在垂直整合系统内大学的基础上）。
但应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的范围。这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理财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它的基础和应用方面被开发，也就是В.Ю.卡塔索诺夫所说的“货币文明”。Т.Н.尤吉娜认为依据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原理其并非是对社会有用的和谐（处于灵魂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的道德经济。
第一，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忽视了伦理和精神道德原则。从这个角度无法评估机器人制造项目。
第二，众所周知，由于无法控制流通和涉嫌洗钱的极大可能性，俄罗斯禁止虚拟货币（比特币）。
第三，产生和加宽数字鸿沟问题。信息垄断权是获取知识租金和高额利润的要素。
第四，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失去个性，增加了经济犯罪的可能性。
因此，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只能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特别是经济哲学、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数学的相互交叉。经济数字化――是区域和全球数字空间形成的客观过程。
二、欧亚经济联盟和俄数字空间的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经济数字化的新问题
2016年3月17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将提案筹备工作制度化，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委员（部长）К.米纳相领导下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
2016年3月25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成员工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К.米纳相和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部长Н.尼基福罗夫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eaoC）数字空间的建立问题。
上述两位部长评价了一体化进程中的数字现代化进程，数字化市场、数字化平台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制度法规。此外，他们还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信息系统的持续运行问题、建立可靠的跨国空间问题，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标准化问题。
K.米纳相强调：“我们必须在选定的公共自动化进程中加快发起协同动作，在试点项目框架内解决技术和监管问题。这将创造出新的一体化效应，欧亚经济联盟的数字空间将迎来新的发展前景。”
俄方强调本国的企业界和科研中心参与对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建立提案的进一步审查研究的必要性。
在俄联邦经济中，新技术旨在推进生产多样化、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新经济获得成功。所以，А.霍瓦特给俄联邦的新经济如下评价：“俄罗斯第一大搜索引擎（Яндекс）、卡斯佩尔斯基在线出租车服务（Т.Н.尤吉娜补充：如优步打车软件等）只是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的几个例子。此外，俄罗斯是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重要的是政府层面的工作：‘创新技术被运用到公共服务中，公开的数据系统得到发展，创建了电子政务系统。”’a.霍瓦特指出：“利用信息技术，产权登记期限缩短为10天”，这个成功的例子使俄罗斯在“做生意”（Do-ingBusiness）指标排名中被评定为第八位。
三、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背景下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统一的数字空间建立与发展的制度进程
2015年5月18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上，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新现实、新机遇、意向性合作和财务机制”，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部长K.米纳相定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方式，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数字化和对接问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俄罗斯工商会和巴基斯坦工商会以及俄罗斯商会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
K.米纳相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地理上相连，更是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周边国家建立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组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时都是两个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而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在寻求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K.米纳相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前景广阔。更何况成为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将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伙伴讨论商业经营规程，联盟平台还会考虑到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框架内的责任义务。因此，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谈判的参与者。而且这与联盟的许多目标是相吻合的：修建更有效的基础设施、发展交通运输业、投资合作、贸易和服务便利化、简化海关程序、协调技术监管规程等。”
K.米纳相强调：“在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框架内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两大项目对接的相关问题，显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考虑与两大倡议对接进程的协同动作。因此，应该形成总体方针。”事实上，合作的全新方向是将开辟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数字空间，即所谓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3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业界的普遍共识是：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必将难以为继；只有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实现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才有出路。
技术进步势不可挡，发展契机转瞬即逝。放眼全球的数字经济浪潮，能不能抓住机遇，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举。有统计显示，未来几年，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占比将达到22.5%，到2020年，将产生超过44ZB（1ZB相当于十万亿亿字节）的数据。数字时代，数据是重要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源，不少国家纷纷开始了一轮新“淘金热”。德国“数字战略2025”，“明确了德国制造转型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的思路”；英国出台《数字经济战略（2015～2018）》，旨在建设数字化强国；日本提出建设“超智能社会”，最大限度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
对于中国来说，最近几年非常突显的事实是，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而其中一个更加醒目的案例是，去年“双11”，零点刚过1分12秒，天猫交易额就超过了10亿元，冲破100亿元仅用时12分28秒。闪烁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网民需求带来的商业契机。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营造出热气腾腾的发展场景。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站在城市的街头，从穿梭于街巷的快递小哥、送餐员背后的电商标识、无处不在的二维码，就能明显感受到数字浪潮带来的冲击。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统一在即，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试点运行，移动支付化解了出门忘带钱的尴尬，形形的o2o带来了足不出户的便利……当实体经济插上数字化的羽翼，当全面深化改革乘上数字化的快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4
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是中国就业增长的新引擎。2017年，数字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第三年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22.4万亿元，增速高达16.6%，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1%。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将持续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报告显示，到2035年，数字经济将吸纳4.15亿的就业人数，是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
1.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下行期的缓冲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未结束，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6.7%，预计2017年GDp增速在6.5%左右。经济下行给中国财政收入和就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是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化期，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就业规模不减反增。中共十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就业规模每年保持稳定增长。2010―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从10.6%下滑到6.7%，但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从1168万稳步上升到1314万，这对于社会稳定、人民收入增加和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产生了重大作用。
2.数字经济释放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潜能。数字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现代经济活动中，它提高了经济效率、解放旧的生产力、创造新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是中国“双创”的重要实现方式，大量的创新和创业发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已是互联网第一大国，有7亿网民和4亿在线消费者，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潜能。2011-2015年，腾讯开放平台共有600万创业者注册，其中，有30家创业公司成为上市企业，这些企业从腾讯开放平台中获得的总收益超过了160亿元人民币。
3.数字经济有利于过剩产能行业职工再就业。中国处于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阶段，传统产业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带来的严峻的就业压力，可以靠发展数字经济来缓解。阿里巴巴、滴滴出行、京东、小米、百度、腾讯等数字经济的代表，显现出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能量。滴滴出行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创造了1750.9万个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238.4万个来自产能过剩行业。数字经济帮助传统产业的劳动者获得新工作机会，从而有力地抵消了淘汰过剩产能所减少的就业机会。
4.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等新就业模式。互联网技术赋予劳动者更多选择权和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优势和时间状况，选择多样和灵活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和网络平台间是合作关系，平台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基础设施，劳动者可以在多个平台选择就业。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达到6亿人左右，参与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6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灵活就业。阿里研究院预测，未来20年，8小时工作制将被打破，中国约有4亿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
5.数字经济有利于优化就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已由2010年的36.7%；28.7%；34.6%，转变为2015年的28.3%；29.3%；42.4%，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幅上升。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在能源、矿产、采掘、冶炼、印刷等传统行业就业难的情况下，互联网/电子商务、保险、基金/证券、交通运输、中介服务等行业就业景气指数相对较高，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的问题与挑战
1.技术进步将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导致一些行业的就业减少。技术创新发展，催生了新商业模式和新业态，打破了原有的产业格局。技术进步在不断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导致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成千上万零售人员失业；数字媒体发展导致大量传统纸媒和电视媒体人员失业；机器人投入使用，将导致大量流水线工人失业；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将导致律师、研究助理、商业分析师和记者等从业者失业。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全球人力资本报告》指出：到2020年，全球将会有7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包括基础白领和蓝领技工等。
2.现有就业统计体系亟需调整，因其低估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贡献。数字经济环境下，大量灵活就业涌现。由于“众包”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兼职从业者；由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自我雇佣者；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量记者、咨询师、作家等自由职业者涌现。而现有的统计体系并未将灵活就业纳入国家正规就业统计体系，从而低估了底志济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3.现有法律法规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政策并不能有效地保护灵活就业。《劳动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劳动合同法》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此外，《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没能有效地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
4.一些管理制度仍处于传统经济状态，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制度强调集权、层级管理、区域和条块分割，诸多管理制度和产业政策，制约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去中心化、跨区域和跨行业特征，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大量从事教育、出行、医疗、金融行业等的数字型企业，被要求完全按照线下经营实体资格条件取得相应牌照和资质，提高了创业者门槛。此外，现有税收制度都是基于区域行政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平台型企业是跨地域的，地方对跨区域平台易产生排挤心理，不利于数字型企业整合资源。
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的建议
1.适时启动修改《劳动法》，规范灵活用工和劳动关系。建议《劳动法》扩大调整范围，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有效规范，把广大劳动者最大限度地纳入法律保护范围，规范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解除和终止、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缴纳、工伤处理等方面的行为。研究和实行适合灵活就业形式的社会保险形式，主要是在缴费办法、缴费基数和比例、缴费年限等方面设计适中的标准，其方向应是降低门槛、灵活服务。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国家应制定更加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支持其灵活就业。
2.提高制度和政策灵活性，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着力提高税收、劳动法、社会保障等政策的灵活性，探索按小时缴纳社会保险，个人和法人必须依法纳税；调整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财税政策，规范交易行为，保护交易双方和政府的合法权益。修改现有涉及数字经济的民法、商法、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社会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健全就业统计指标体系，完善统计口径和调查方法，建立数字经济就业新形态和创业情况的统计监测指标，使之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就业创业情况。
3.大力扶持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政府在用地、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应给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在人力资源、办公软件、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信息化方面提供R捣务，帮助创业者降低创业成本。鼓励金融机构为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提供减免利息税等优惠政策，并加快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
4.大力发展平台型经济，促进灵活就业。建立健全平台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评价制度，降低企业信用认证成本。创新平台型组织的管理模式，积极采用和推广“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企业”的模式。制定平台企业统计分类和标准，开展平台经济统计监测。推动金融、住房、技能、生产等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鼓励分享经济平台企业吸纳灵活就业。鼓励建立和发展各类生活服务平台，鼓励传统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完善低收入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创业者的生存顾虑。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5
基于此，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依托中国电子学会的专业研究团队，深入分析全球各国数字经济主要战略，调研走访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和突出能力的典型企业，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顶尖学者的最新观点，以及权威智库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公开成果，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十点研判，具体如下：
一、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人类生产、生活及治理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环境正在得到大幅加强和显著改善，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持续普及部署，智能终端和传感器加速应用渗透，人、机、物逐步交互融合，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项活动已启动全面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碎片到连续、从单一分离到综合协同的三大转变，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和土地相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被不断地分析、挖掘、加工和运用，价值持续得到提升、叠加和倍增，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新动能。
图1新摩尔定律主导下2015-2035年全球数据总量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iDC，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二、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首要战略任务
全球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继续作为主要增长点，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焕发新的动力。下一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战略会陆续深入实施，普遍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突破，持续催生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图2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三、平台化、共享化引领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正从技术竞争、产品竞争、供应链竞争逐步演进为平台化的生态体系竞争，一批用户基数庞大、技术积累丰富、资金实力雄厚的行业领军企业已率先启动，通过提供开源系统、营造开放环境、促进跨界融合、变革组织架构、重塑商业模式、孵化创新团队等多种方式，持续构建完善资源集聚、合作共赢的生态格局。同时，飞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高频泛在的在线社交，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大量未能得到完全有效配置的资源提供了成本趋近于零的共享平台和渠道，吸引了共享者数量的指数级集聚，弱化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逐步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促使共享经济快速兴起。
图3共享经济行业渗透趋势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四、全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协同为导向加快重塑
创新仍是推动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源动力，受技术开源化和组织方式去中心化的双重作用，知识传播壁垒开始显著消除，创新研发成本持续大幅降低，创造发明速度明显加快，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创新主体、机制、流程和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不再受到既定的组织边界束缚，资源运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方式更多地依托互联网展开，跨地域、多元化、高效率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平台不断涌现，凸显出全球开放、高度协同的创新特质，支撑构造以数据增值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图4具有典型意义的开放式协同化创新平台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五、基础设施加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持续提升数据获取的量级和频率，不断丰富数据传输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扩大数据存储空间，强化数据加工能力，创新数据使用能力，都是数字经济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万物互联和人机物共融将会成为网络架构的基本形态，各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部署都面临着扩域增量、共享协作、智能升级的迫切需求。同时，电网、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开展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向着智能电网、智能水务、智能交通、智能港口转型升级，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调度能力，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5基础设施加速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六、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延伸至信息空间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呈现数字化发展趋势，传统产业纷纷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人类社会、物理世界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为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和博弈的重心逐步从土地、人力、机器的数量质量转移至数字化发展水平，从物理空间延展到信息空间，并将很快呈现出以信息空间的竞争和博弈为主导与引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掌握信息空间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图62016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
七、数字技能和素养推动消费者能力升级
新兴的数字化产品、应用和服务大量涌现，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啻于是对消费者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需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技能和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掘数据价值、使用数字化产品和享受数字化服务。消费者所具有的对数字化资源的获取、理解、处理和利用能力，将成为影响数字消费增长速率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与效益。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将会愈益重视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挖潜和培养，并将持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兴战略竞争力的高度，作为推动数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强化内生动能的重要举措。
图7数字经济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新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八、社会福利水平依托数字化手段得到有效改善
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数字经济孕育、诞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及目标。大幅提升公共资源供给效率，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效用，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慈善等公共事业的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是数字经济在创新变革生产方式、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之外的关键着力点和突破口。多种类型、多个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被搭建，面向公众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互联网远程诊疗将成为高频次、低门槛、易得可选的常规医疗方式，并引入人工智能助手有效提升诊疗精准度，缓解全球性的医疗资源紧张难题。区块链技术将在慈善资金募集和捐赠过程中得到大规模应用，强化互信关系，减少交易成本，溯源资金去向，保障慈善事业的公正、透明、有效。
图8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九、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启动规划、建设和管理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功能升级和网络构建，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推广应用，大量完整、连续、系统，具备一致性、关联性、价值性的城市数据将被持续获得，为构建与现实物理城市精准映射、智能交互、虚实融合的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可行基础。全球一批形成技术、人才集聚发展，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较为突出，具备主动比特化条件的现代化城市将率先尝试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同步规划，并逐渐上升为两者的同步建设和同步管理。为匹配真正海量数据的采取、传输、存储和计算，专门用于数字城市运行管理决策的系统级平台将得到持续的开发与完善，并逐渐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标准体系。
图9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十、社会治理体系的数字化程度持续提升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6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
作者：马化腾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身处最偏远地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同样的优质内容，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7
关键词：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
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紧邻北京，在承接产业转移、吸纳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已经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环首都经济圈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宜居宜游，建设休闲度假和观光旅游基地是环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资源的规划和开发过程中，旅游形象（tiS，又叫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和推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开发刚刚起步，如何塑造和推广具有区域特色、独特文化个性和精神内涵的旅游形象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塑造途径进行分析，旨在探索塑造具有区域特色、独特文化个性和精神内涵的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旅游形象。其次，分析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对数字化传播软实力提升的影响；最后，探讨数字化技术对个性鲜明的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传播的高效性。
一、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塑造分析
（一）塑造旅游形象的必要性
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客观形象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反映。旅游形象定位是针对目标市场，通过产品、服务和现场控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旅游区的独特形象风格。旅游形象定位的核心目的是突出差异。旅游形象完整、系统、表现良好的景区，更能被旅游者选择为目的地。如果一个旅游地的旅游形象模糊混乱，则很难对潜在的旅游客源群体造成吸引效应，同时还会使现实的旅游者经历平淡，降低其回头率。而个性鲜明、亲切感人的旅游形象是形成潜在庞大旅游市场的源泉。
（二）塑造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有效途径
（1）完善旅游环境的舒适度
河北省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初步形成了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网。但由于河北省地处渤海经济圈腹地，环绕京津和贯通南北联系东西的特殊区位，对交通的需求很大，使河北综合交通运输总量不足，主要旅游交通干道的畅通性和重点特色旅游地的可进入性得不到保障。另外，休闲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购物、住宿、餐饮、泊车、娱乐、信用卡服务以及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游客对环京津旅游带的出行选择，应予完善。
另外，严格管理旅游市场秩序，严禁违规违纪的不文明现象发生，增加游客的满意度，为环首都经济圈的旅游形象增加美誉度，吸引潜在游客。不仅要通过游客的良好口碑宣传旅游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手段进行宣传扩大知名度。经过长期的积累、完善、改进，确立固定而适合的环首都经济圈的旅游形象，形成品牌。
（2）建立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视觉识别系统
以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定位和受众分析为基础，从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中抽取隐藏性旅游形象，将抽取出的旅游形象符号化，并应用到旅游地名称、旅游地标徽、旅游地标准字体、旅游地形象代表、旅游地吉祥物、旅游地纪念品、旅游交通工具、旅游地人形象、旅游企业形象中，创造生动而别具特色、鲜明而强烈的感知形象。从第一印象区、最后印象区和形象标志标区三个方面展开设计。其中，以旅游者最先到达旅游目的地的边界出入口、机场区、火车站区、高速公路收费站等作为第一印象区；以旅游者离开目的地时最后与目的地接触的地点，如，最后一个旅游观光点、新开发的景区、旅游者离开目的地的边界区作为最后印象区；以环首都经济圈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旅游区和主要发展景区作为形象标志区。
（3）建设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系统
在旅游形象数字化研究方面，通过抽取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特有的视听觉元素，如历史沿革、风俗风貌、地理环境、民间传说、名家趣事等，提炼出形式化符号，引入景区数字化形象系统的设计中，构建数字化、风格化的旅游形象推广系统。在传统旅游营销服务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数字旅游营销服务和旅行形象推广研究，并制定设计方案。
二、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传播分析
作为向游客传达景区环境信息的数字化传播系统，能够迅速快捷地将景区的文化氛围和旅游形象传播给游客、不受地域、时间、地点的局限，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介带来的传播范围小、速度慢等问题。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展现景区文化特色、推广景区旅游品牌的重要途径。利用计算机对景区内容进行宣传，建立景区景点数据库，方便游客检索使用，用最短的时间制定最合理的游览线路，既经济又尽兴；利用计算机对景点的内容进行数字化，使游者不仅能通过计算机来了解景区相关景点的人文历史、地理特征、民间传说、轶闻趣事等，甚至通过短片动画等数字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入了解，游戏互动等，构建良好规范的现代化风景名胜区行业形象。
（一）明确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意义
（1）实现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升级和转型
河北环首都经济圈的建立，是河北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契机。塑造鲜明的环首都休闲旅游目的地形象，加强河北休闲旅游品牌号召力，可以加快实现河北旅游的升级和转型。
（2）提升数字化传播的软实力。数字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只关注技术而忽略人文软环境的层面上。增加数字化传播的人文内涵，塑造景区旅游的鲜明形象，提高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达的有效性，也将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便捷、更周到的人性化服务。
（二）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实施策略
（1）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进行数字传播系统的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和预期目标的确定；进行市场调研结合国家和地方旅游景区管理的相关要求，确定环首都经济圈景区旅游形象数字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采取的方法，构建旅游景区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方案。
（2）通过发现和整理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的特征元素，甄别出代表性符号，将其归类，并抽象化，得出在数字化环境中可用的资源。然后，运用环境导视系统设计的原理，从核心标识、公共系统标识、数字效果的表现、人文关怀的传达等方面构建数字化、多元化、风格化的数字传播形象。
（3）依据CiS设计的理论，构建旅游景区数字化传播系统的共性符号体系、景区数字标志系统、景区活动策划、旅游产品策划、景区虚拟游并做案例示范设计。
（4）环首都经济圈数字化传播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数字化的风格特征应当融入时代特征。设计的时候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加强数字化传播的使用周期。
（5）通过深入研究国家和地方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条例，结合数字化信息的特点，构建旅游景区数字化导视系统的评估和管理体系。该体系尊重各景区的个性特征和区域差异性，评估方法坚持多样性、多角度，提供定性评估、长期性评估、过程性评估等多元评价体系，使评估结果能够促进旅游形象数字化建设。
（三）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引导职能
环首都经济圈的总体战略构想是“13县1圈4区6基地”，即划定13个县建成一个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环首都经济圈，在该地区内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园区、现代物流园区4个园区。同时，建设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基地六个大型基地。北京在将资源向河北溢出时，旅游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偏离“原生态”的途径而助推环首都地区旅游业的风格，一味追求“先进”的旅游环境。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应当避免与北京一体化的传播策略，相反，在正确的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定位的指引下，完善旅游环境的同时，应注重保留河北环首都经济圈县域旅游特色，通过数字化传播技术引导游客旅游消费，帮助游客体会景区的乐趣基础上认识旅游价值，避免抹掉应有的本色，追求人为的精进。
三、结语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8
一、已有探究及其不足
按张晓晶（1996）的说法，对现代经济实现方式作明确区分的首推彼得。德鲁克在1980年《未来经济学趋向》和1986年《管理的前治》两书中，把现代经济一分为二摘要：实体经济和符号经济。在定义上，实体经济是指产品和服务流通，而符号经济是指资本的运动、外汇率及信用流通。前者以货物、工作、劳务为构成要素，后者以货币、信用、贷款为构成要素。张晓晶正是循着这样的熟悉基点。论述了“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联性”（1996）。他认为，符号经济开始于货币产生后实物流和货币流的分离，而股份公司的兴起，两权分离使符号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取得支配地位。所有者远离以其资本购置生产的机器、厂房和材料及产品，但运用股票、债券等符号能有效的控制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在资本市场上，符号经济斩钉截铁地引导着资本流动进而直接影响各个上市公司-实体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符号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信用支持，使迂回的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完成，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运作效率。同时，符号经济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实体经济所产生的个别性风险，大大地减少了实体经济领域的振荡（破产倒闭），促进了资源配置和运作的健康发展。现代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和运用，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对此，阿伦。格林斯潘1994年在向美国国会作证时作了如下结论摘要：“本委员会认为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批衍生金融工具提高了经济效率。这些合约的经济功能是使以前被绑在一起的风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而把每一部分风险转移给那些最愿意承担和篮球管理这些风险的人。”不过，符号经济往往又会扭曲反映实体经济，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导致企业片面地追求利润，追求高分红，追求高增长率，以换取市值的上升，这轻易使企业陷于经营行为短期化的陷阱。
无独有偶，欧美学者拉鲁什和eiR也曾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他们认为，现代经济过程包含两个方面摘要：1.金融和货币过程；2.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包括技术进步。按他们的看法，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底层是实物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商业和贸易，再上层是复杂的和名义上的债务、股票、通货、商品期货等，最上层是衍生期货和其他纯粹的虚拟资本。他们的分析目的，是为了提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摘要：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失衡（，1998）。
由此可见，对现代经济发展实现方式，经济学界已形成了两分法，即把经济世界分成两大紧密相关的领域摘要：实体（实物）经济和符号（货币）经济。货币经济占主导统治地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这种分析，为深化对现代经济的熟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不过，这种分析仍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无论是熟悉实体经济，还是熟悉货币经济，或是熟悉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都是借助于一系列数据进行的，离开了这些数据，所谓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皆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这表明，我们所熟悉的，首先是数据表现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本身。数字表现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和客观存在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虽然是后者决定着前者，但前者又往往偏离后者，所以前者在存在形式上具备了相对独立性。我们对现实经济的熟悉和分析决策，一般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我们把数字表现的经济世界，简称为“数字经济”，是人类熟悉现代经济的第一世界。现代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贷币经济，首先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并为我们所熟悉和管理。如此，现代经济已客观地表现为三重形态摘要：实体、货币、数字。两分法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看到并在理论上肯定数字经济的客观存在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重大功能。正因如此，两分法不能为正确熟悉、探究并控制现代经济提供一种比较完善和实用的分析方法。
二、现代经济三重世界之间的关系
（一）实体经济和贷币经济的关系
1.实体经济决定货币经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理论，完全适用于本项分析。实体经济的顺利进行，必然表现为货币经济的顺利周转；实体经济的生产周期，对货币经济的周转期起决定功能；实体经济的质量，决定着货币经济的效率。
2.货币经济控制着实体经济
在现代，拥有一定的货币资金，是实体经济顺利进行前提。保持企业支付能力，避免出现偿债危机，虽然不是现代企业的目标，但却是现代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商业信用的产生并广泛应用，标志着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使货币经济对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率产生了强有力的促进功能。现代证券市场的发达，以及新金融工具的使用，导致了货币经济背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并形成独自的运行规律。这些规律主要包括摘要：（1）平衡规律。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在数量和时间上要实现平衡，不能收不抵支，也不能无收就支；货币存在的各种形态，不论是作为支付职能存在的货币，还是作为价值尺度职能存在的货币（实物价值伯货币表现），在运行环节上要保持衔接，以使货币顺利周转，在数量上要保持比例上的协调，以实现货币经济对实物经济的控制功能；货币所有者权益结构适当，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和借债之间要有严格的比例控制，一个企业资本和负债之间更要把握恰当的比例。（2）综合反映实体经济的规律。货币形式表现的耗费效果，综合反映了实体经济人力、物力消耗的质量；货币形态表示的周转速度，综合反映了实体经济各环节是否衔接顺畅；货币形式收益规模，综合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前景；货币表示的资源报酬水平，综合反映了实体经济对各种资源利用效益的好坏。（3）增值规律。货币经济塑造了一种天性，即哪里赚钱就流向那里，货币流向的唯一驱动力是增值。货币经济的这些规律功能，使之对实体经济具备直接的控制职能。
3.货币经济可以背离实体经济
就一个国家范围看，由于货币发行权控制在政府手里，所以流通中货币数量大小完全体现了宏观控制的愿望。货币经济借助于银行组织，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政府对货币数量和利率的操纵，调节和控制国家的实体经济。在微观领域，货币经济通称为财务活动，由于商业信用的采用，货币表现的经济，和实物表现的经济，往往会在时间和数量上产生背离。例如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就是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时间上背离的产物；而材料和产品、劳务价格的涨跌，造成了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数量上的不同步运动。立足世界角度，由于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货币，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收支活动，产生了汇率制度和功能货币，从而形成了由实体经济的国际交往产生并独立存在的不同货币折算后的货币经济，这种外币折算及交易表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方式，对不同国家的实体经济交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现代证券市场的充分功能，客观上塑造了一个既和实体经济有关又往往背离实体经济的货币经济，从而赋予了货币经济通过自身运行亦能产生利润的功能。例如，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的业绩表现是股份的涨跌，而股价涨跌的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实体经济。这样，人们为了追求市场股价的良好表现，只追求短期利润，而不一定在实体经济领域苦练内功。我国一部分上市公司违规操作，将上市后而获得的资金再投入股市以获取高额利润的做法，某种意义上表明，货币经济离开实体经济，也能独立创造利润。货币经济的这一功能，是产生泡沫经济的根源。
（二）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关系
现代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货币经济，只有通过数字经济表现出来，才能为我们所感知、熟悉进而管理。可以这样说，我们面对的经济，首先是最广泛的表现形式是数字经济。我们管理经济只能从数字经济入手，借助于数字经济引导、控制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
1.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货币经济的直接反映
数字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数字经济就不复存在，也无法为人们理解。可以这样说，数字经济只是对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按人们熟悉和管理的要求所作的“录相”。就此而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并非二物。
2.数字经济是人们知识、管理实体经济、货币经济的通用语言
经济活动规模小、范围窄、关系简单，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不但合而为一，而且极易为人们认知管理。同时，对之所作的一些记录只对历史学家有用，对日常管理确实可有可无。但若经济活动的主体扩大、范围广泛、关系复杂，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开始分流运行，此时，对其运动过程及结果作出同步的记录，从而形成数字表现的经济，对于管理决策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其活动中，贯穿始终的是三种流动摘要：一种是人力、物力的流动，一种是财务的流动，一种是随上述这两种流动产生的大量数据、资料、指标、图纸、报表等信息的流动。前两种流动是现代经济的主体流程，其通畅和否决定着经济活动效果的好坏。人流、物流、财流畅通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畅通。因此，现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灵敏的信息系统。以信息系统表现的数字经济，成为人们认知、管理实体经济、贷币经济的通用语言，并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立管理意义的领域。因此，从事现代经济管理的人们，首先要能解读数字经济。不然，管理就难免无的放矢。
3.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货币经济产生偏差
必须指出，本文所指的数字经济，和现代流行的数字货经济或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含义是不同的。实体经济、货币经济、数字经济的规范说法，应该是经济活动的实物形式、货币经济、数字的规范说法，应该是经济活动的实物形式、货币形式和数字表现，因此，本文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经济活动的三重世界而非三个世界。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是最近几年经济发展所凸现出来的一种趋向，但经济的数字表现即数字经济却是和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生相伴的现象，其历史和统计、会计的历史一样悠久。只是，在初期，实物化的数字经济为主，到后期尤其是现代，货币化的数字经济占了统治地位。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货币经济产生偏差，其原因有两方面摘要：首先，数字经济并不是实物经济、贷币经济的直接“录相”，而是对实体经济、货币经济的语言化“录相”。这种语言化“录相”并不是对客观的简单复制，而是按管理决策要求所作的系统化描述。这种描述，强调的是及时、准确、适用、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货币经济的“同声翻译”。其次，数字经济的形成往往是统计、会计工作的成果，作为统计尤其是会计，其对实体经济、货币经济的关系化描述，往往需要通过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四个环节。在各个环节上，会计人员根据经济业务的性质和会计准则，发挥其职业判定能力，对各事项作出处理。由于会计人员职业判定能力的限制，又由于会计准则对众多经济业务的处理往往提供了多种方式，加上会计信息生成和报告全过程会受到会计人员自身利益和单位领导操纵行为的影响，使会计信息和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发生各种各样的偏差。因为会计信息在财务分配、经济奖惩中发挥着主要甚至是唯一依据，导致这种信息偏差的广泛存在，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五花八门。
实践表明，我们管理经济，依据的既不是实物经济，也不是货币经济，而是数字经济。因此，在现代经济的三重世界里，数字经济是一个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领域，它是连续管理和经济的唯一桥梁。
三、现代会计是数字经济的主体
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新问题，都可在数字经济进一步探究中得到答案。譬如，过剩经济表现为实物经济方面的新问题，但这是数字经济未能正确地反映和控制供求关系的结果；泡沫经济来自于货币经济领域，但却是数字经济未能及时预见并准确揭示货币经济“自创利润”现象所致；而人们熟知的“国有资产流失”新问题，也和数字经济盛行作假直接有关，大量不合规、合理的财务开支，在会计人为操作变通下，披上了合规、合理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列支于会计账上。由此可见，现代经济中的各种新问题，莫不和数字经济有关。要解决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新问题，首先要解决我国数字经济中存在的新问题。
现代管理决策所依据的信息，80%来自于会计信息；在管理信息系统中，会计信息系统是主体；据中国管理软件协会的一份调查报告，目前我国管理软件中，运用得最多、也是最有效果的是会计软件。这表明，会计已成为现代数字经济的主体。
其实，在历史的源头，会计之产生，完全出自人类社会对物质生产过程及结果数量方面的关心。明确资源的具体数量，无论是占用资源，还是消耗资源以及分配资源，都是管理成败的关键，也是实现经济目标的基础。会计的发展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需要，会计职业因此为社会所必需而且越来越重要。换言之，会计之存在，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一旦形成，则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便均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会计成为数字经济的主体，是通过以下效用逐步确立并体现的。
（一）会计信息的微观效用
1.会计信息披露了企业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现代典型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经营者承担着所有者所赋予的经管责任，包括财产的保管和使用责任。这种受托责任是决定现代企业成败的一块基石。经营者是否称职，所有者能否实现目标，完全取决于受托责任关系的一根纽带，它向投资者提供企业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以便投资者作出有关决策。
2.会计信息的加工和报告，有力的促进了企业目标的实现。首先，会计信息全方位和有效地满足了管理的各种需要。财务会计反映一定时期会计单位所发生的经济活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的影响，是管理当局评价过去的成绩和不足的基本依据；管理会计提供有关会计单位未来经济活动的信息，便于经管当局未来的经济活动作出猜测、决策和规划、预算。其次，会计信息在生成过程中，还发挥着监督、引导、分析等职能，能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管理要求，达到管理标准，实施动态监控，把企业目标的实现落到了实处。
3.会计信息服务于资源分配，能发挥维护企业利益的积极功能。现代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会计就成为保护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有力工具。比如，在确定损益过程中，体现资本保全原则，坚持权责发生制原则，贯彻配比和谨慎性原则，将利润计算建立在资本保值和维护基础上，使企业发展后劲、资本所有者的利益都得到充分保障。由于存货计价、固定资产折旧、预备金等制度日臻完善，会计在生成信息过程中对企业和投资者经济利益的保护能力较前有了很大提高。
4.会计信息提高了企业参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须和其他主体进行商品交换，方能实现预期目标。为此，必须对客户和竞争能力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其基本途径就是会计报表。具体地说，企业对外投资、购销、借贷、担保等都需了解对方单位的会计信息，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
5.会计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可以督促企业更好地履行现代“市民”的基本责任。现代企业不但要对投资者和政府负责，而且要对社会公众和社会进步负责，从而产生了会计的社会责任。企业会计披露企业在慈善、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所尽的具体责任及开支情况，可以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使社会更全面地评价企业。
（二）会计信息的宏观效用
1.会计信息的公开，确保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顺利进行。①投资者、赊销企业、银行的业务开展，均离不开财务会计信息。②税务机关依法征收税款离不开财务会计信息的帮助。③社会保障部门对各单位社会保障义务履行情况的了解，完全依靠会计信息。
2.会计信息的处理，对遏制经济活动中的腐败现象发挥着显著功能。会计如实反映，能客观地起到督促企业守法经营、依法分配的功能，对国家经济民主建设发挥重要功能。
3.会计的发展，和国家民主政治进程紧紧相关。会计发展受民主政治进程的影响。在民主的启蒙时期，人民只要求取之于民的能有所限度，并不过问取之于民的如何花费，此时会计只是一些组织收入、量入为出的工作。随着民主意识的增长，人民开始要求取之于民的必须用之于民，人民要了解实际是否这样，这促进了财务会计的成型。民利的进一步增长，人民又要求取之于民的不但用之于民，而且要经济有效地用之于民，管理会计应运而生。近二十年来，污染、噪音、职工健康福利、妇幼保护、生态平衡、就业保障等，越来越引起人民广泛的关注，并求政府采取办法迫使企业对社会负责，于是出现了社会责任会计。由此可见，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的形成发展，和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存在着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会计在现代民生政治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这一点在政府会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根据我国宪法，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一切资源财富为全体人民所有。人民将公有资源，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委托给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经营管理，各级政府在接受委托之后，其一切经济活动均应对人民负责，以最大的忠诚、最有效的办法、最低的资源耗费，完成人民的重托，造福于社会，并向人民报告。政府会计信息公开，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现成的捷径。有了会计和审计，政府就能理直气壮地向人民交待，以表明自己在经济活动中是负责尽力工作有效的。
会计信息的上述效用，体现了数字经济的本质要求。在现代，数字经济的职能，只有借助于会计系统才能实现，会计已成为数字经济的主体。
四、会计信息对实体和货币经济世界的反映质量目前状况
由上论述，我们进一步认为，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数字经济，作为数字经济主体的会计，在现代经济中将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履行这一历史使命就表现为实现上述会计信息在微观和宏观两大领域的效用。会计信息要实现这些效用，必须具有真实可靠的特征。但在现实中，会计恰恰在这一方面产生了诸多新问题。
中国会计信息存在着普遍的质量新问题，已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96年国务院16号文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规定重点检查四个新问题摘要：（1）按照国家规定应当建账而没有建账，或者账目混乱的；（2）账久设账，或者假造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表、隐瞒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3）违反财务会计制度，乱挤冲减国家资本金的；（4）截留、转移国家和单位的收入，私设“小金库”的。但是，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的政府行为，并未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会计信息质量新问题。《财务和会计》杂志1996年6期刊载，据审计部分提供的资料，企业采用各种手段调节利润，致使企业虚盈实亏，会计报表被扭曲的现象相当普遍摘要：（1）积压在库的原料、低值易耗品、在制品、产成品等，因管理不善或会计核算不严密等原因，发生盘亏、丢失、变质、毁操作和报废，长期作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未按规定及时处理。（2）多列在产品或利用待推费用、递延资产账户作“蓄水池”，把已经发生的费用转入待摊或递延长期挂账。（3）期末不按规定结转材料的实际成本，致使材料及成本差异借方余额长期停滞账面。（4）坏账长期不清理而形成潜亏。（5）把发生的亏损设往来账户长期挂账，有的单位已完成利润指标甚至在往来账上虚列收入，随意调整利润。（6）有的联营企业和股份公司，在对外报告时，将总部和联营股份或母子公司报表分割，隐瞒平营股份或子公司的亏损数额。该刊1997年5期又反映，在一些内部、外贸企业，会计工作中的混乱状况触目惊心摘要：（1）企业私设账久账现象严重。如某进出口公司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私设“小金库”时间长达七年之久，隐瞒收支1400多万元。（2）企业盈亏不实新问题普遍。如某四家大型物资企业为了发放效益工资和奖金等自身利益，将亏损5050多万元挂账不列入损益核算，硬在年度财务报表上作出盈利1132万元的虚假反映。（3）不少企业造假报表谎报情况。如某公司为了以严重亏损的名义获得上级补助，竟然在年度资产负债表中虚列资产1000万元、负债2856万元、亏损1856万元，致使报表严重失实。（4）会计核算基础工作薄弱，混乱现象严重。会计账证表不按规范编写填列，如摘要：记账凭证号码随意更改，凭证不按号码顺序装订，摘要不填写或者随意简写，账薄目录不填、页号不编等；记账不及时，非凡是有的企业现金账、银行账登记不及时，不能做到日清月结；往来账核算混乱，大量的固定资产、收入或者亏损等挂在往来账不按制度规定进行核算。
据蒋义宏（1998）提供的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也在存在着会计和财务双重作弊新问题。其中，会计上作弊的做法有摘要：（1）提前确认营业收入，（2）推迟确认本期费用，（3）潜亏挂账，（4）变更会计方法，（5）账证、账实不符，（6）利用关联交易影响利润。财务上作弊的一般做法是摘要：（1）在发行市盈率受到限制时为提高发行价格而进行财务包装，无一不是通过会计作假而完成的。上市公司若盈利会多报利润，如亏损则推迟确认损失，这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更令人迷惑的可能是1997年上市公司的会计年报，在723个样本企业中，净资产收益率为9%-10%之间的企业有20家。有人戏称1997年为“10%年”。业内人士认为，1997年上市公司的会计年找表现出了明显的人为操纵的迹象。高估收入，多计成本费用，推迟确认本期费用，已成为我国企业会计比较普遍的作弊方法，这和我国业绩考核的短期利润导向、政府业绩考核的短期财政收入导向，以及厂长经理缺乏有效的股权债权约束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这和我国会计准则、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严格、有效的会计监管制、办法也有相当关系。而这类会计作假基任其继续及蔓延，最终必然使我国大部分企业走入资产“空壳症”的死胡同。
会计猜测结果不准确，是目前大陆会计实务中所暴露出来的又一个比较突出的新问题。据1996年报资料，有90多家新上市公司未能完成盈利猜测，红占当年新上市公司的44%.下表所列8家新上市公司因盈利猜测失误严重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通报批评。
资料来源摘要：上述8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年报及时1996年报。
历史的发展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证交会主席阿瑟。利维持不入前基于美国会计实务发表了题为《数字游戏》的演讲，认为上市公司面对市场对其盈利预期的压力，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操纵利润上，日常的经营活动反而退为次要的地步。会计作假的做法有摘要：（1）确认巨额重组费用，以隐瞒利润。当企业日后盈利不足，这些虚列的费用就可转为收入；（2）利用兼并，核销费用，已为公司保留一些未来利润；（3）巧立名目储存利润，以夸大的方式估计退货、贷款损失、保修费用等，以便公司好年景时多计提预备，待业绩不佳时补充利润；（4）滥用重要性原则，对一些有重大影响但金额不大的事项有意不作披露；（5）提前确认收入，虚增利润。利维特呼吁摘要：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应重视会计方法和监管机制的完善，同时使大家明白，玩弄会计数字只能是自取灭亡（《会计探究》1999年4期p63）。这表明，数字经济偏离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会计信息失真，不只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碰到的新问题，而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新问题，现代会计探究，绝不能就会计论会计，只是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建设这一无可回避的现实环境，才能对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产生富有成效的影响。
五、严格会计的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
中国会计改革已形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向。1993年迈出实质步伐的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虽步履艰难，但已取得公认的成绩。就已的具心得计准则而言，尽管在真正执行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不过，在促使中国各界熟悉国际会计惯例方面，确实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功能。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会计改革已在功不可设。不懂国际会计惯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就成了空中楼阁。培养一批懂得国际会计惯例及其运作的专门人才，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遵循国际会计惯例的意识，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
不过，中国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积极功能的充分发挥，仍任重道远。除了前面所描述的中国会计信息质量目前状况令人担忧外，在会计基本理论方面还面临着如下挑战摘要：
1.资本泛化的挑战。传统的会计所说的“资本”，主要是指“股本”，广义上还包括“负债（借入资本）”。现代经济环境中的企业，出现了“探究和开发资本”、“工程资本”、“制造资本”、“服务资本”、“质量资本”等众多过去会计中未曾出现过的新资本概念，资本已泛化（戴布拉。艾米顿，1997）。传统的会计只关注经营起点意义上的“资本”，这和工业社会货币资本的决定功能紧密相关。在现代经济中，经营过程的资本比起点资本，对经营发展更具决定功能。按马克思的说法，会计应更关注“过程”资本。会计要满足现代经济管理的需要，必须拓展资本概念，把过程资本纳入工作视野，提供相应的信息。
2.资产扩展的挑战。传统的会计主要关注的有形资产，现代资产条件下的企业资产中，起决定功能的已不是有形资产，而是金融资产、技术资产尤其是智力资产。对智力资产的计量，是我国传统会计的一个致命残缺。在国外，尽管度量和管理新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智力资产、技能、知识和信息这些无形资产令会计师作伤透了脑筋，但据美国《财富》杂志1994年10月另发表的托马斯。a.斯图尔特的文章，由于目前公司的智力资产通常是有形资产账面价值的3-4倍，知识已成为企业经济的决定因素，智力资本已是企业资本的主体，一些国际公司始重视对智力资产及资本会计的探究应用，从而拓展了会计功能的领域，较好地适应了现代经济对会计发展的迫切要求。拓展的会计树立了如下新观念摘要：（1）智力资产价值要超过体现在资产负债上的资产价值表上的资产价值许多倍；（2）智力资本是企业最重要的原材料，可产生财务成果；（3）企业必须分清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及其基本类型。智力资本由满足客户需要的个人持能-人力资本、满足市场需要的组织能力-结构资本、公司特权力量-客户资本组成。智力资本包括人力智力资产和结构智力资产、客户智力资本三种基本类型。人力资产是创新更新的来源，结构资产是把分散的个人创新更新能力转化为集体资产的能力，客户资产是创造满足顾客的能力。这样，企业就能有效地把自己的创造变成顾客诉需求，甚至可以说，把顾客满足的需求作为自己创造的动力和目标。
3.企业经营模式转换的挑战。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单一，即简单的市场导向，企业资产的买是为了卖，低进高出，从而使企业取得更多的利润，损益表由此成为最重要的会计报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企业经营的模式将多种多样，买卖模式已不占主流，未来发展方向将是合作模式（见表1）
表1资料来源摘要：戴布拉。艾米顿（1997，p60）所述改制
在合作模式导向的企业经营体制下，培养、激发企业创造能力将是会计的主要目标。企业创造能力综合表现在知识的运用和创造上。所谓知识的运用，是指知识得以顺利学习和传播，从而产生最佳效应。企业运用的知识，包括形式知识和无形知识，前者是组织共有的知识（相当于结构智力资本），后者属于个人聪明（相当于人力智力资本）。所谓知识创造，是通过无形资知识和形式知识的高度结合使用中产生新的知识。在这方面，目前会计确实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会计只有充分反映了单位在运用和创造知识方面的能力和效果，才能满足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在这方面，会计确有很大且十分光明的发展空间。
会计迎接这些挑战，必定带来一场深刻的会计革命。这场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会计信息不但成为经济和管理行为效果的唯一权威的记录，而且成为经济和管理行为的主要依据和动力，成为现代经济和管理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资源，会计学因此成为置身于市场经济中每一位成员所必需把握的基本知识。为此，现有的会计理论和实务必然洗心革面，围绕以下目标作出实质性的改革摘要：
1.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全面、综合、及时地说明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质量。而目前所能做的，只是有限地反映货币经济的质量。
2.会计信息必须完整地反映企业履行受托责任的状况，包括人、物、财务各种资源的受托责任，也包括企业在运用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受托责任的履行状况。迄今为止，会计只反映了对财产所有者委托责任的履行状况。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9
【关键词】数字;数字应用;分众;精确新闻
在新闻报道中，数字可以从量化的角度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反映新闻事物的发展状况，说明报道的主体;也可以作为辅背景材料，解答新闻中的疑难问题，说明新闻事物的特征;或者对新闻中所涉及的学术名称、概念进行解释和说明，帮助受众理解新闻内容。
一、数字应用在经济报道中的“分众”原则
分众理论是近些年来传播学上论述较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强调受众消费群体的差异性，是媒体进行受众细分的基础理论。我国经济报道改革阶段，专业化市场定位被广泛应用，但在受众的细分认识和理解程度上还有差异。特别是在看似简单的数字应用上，应该对受众心理需要的“分众”化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早期的经济类报道在受众的细分上极为粗略。随着后期受众心理的变化和报纸版面的细分定位，数字应用的“分众”原则越来越明显。
当前，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报道更应该遵循受众细分原则——即报道的“分众”和“小众化”。解决数字应用的现存问题也必须考虑这一大背景，这也是经济类媒体和专业性财经类媒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般每日出三叠，即三大板块，受众区分十分细致：
a版——新闻和综合内容。除了财经新闻、国内国际新闻外，还有政策、来信、艺术休闲等内容。
B版——市场板块。包括市场要闻、重要兼并或交易、合作经营、行业日志、外汇交易、经济简讯等。
C版——金钱与投资。通常18页，包含金融市场日记，道·琼斯等各类股票指数、股市数据库、股市行情、基金行情、债券行情、期货行情、货币利率、世界各国股市动态。
以上版面的划分是以受众的视点为前提的。根据读者群的需要，a版的内容更多的是考虑到大众的视点，以使读者以最快速度获得经济资讯和掌握经济政策，阅读方式是综合、轻松、愉快。B版和C版显然更专业、资讯更商业化，考虑的是两个板块的服务对象的强指向性，是为了读者能在众多的商业信息中快速找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数字的处理可以相对专业些。
数字的应用虽然是其中小事，但是却能充分反映媒体的基本素质，以及对市场变化和受众心理变化的揣摩和分析水准。现在经济性节目媒体注意到了分众的必要性，比如中央电视台二套的节目，就有更细致的受众再划分。有为决策者办的《经济半小时》;有针对大众商业的《经济信息联播》;有针对民营企业家的《经济与法》。针对不同的受众，数字的处理和引用方式也各不相同。
二、数字应用在新闻报道中需要强化“娱乐”功能
目前财经类报纸的发展仍面临一些困境。据中国媒体研究中心2005年底的监测资料显示，财经类报纸广告市场占有率从2003年的9.45%到2004年的9.28%，再到2005年的9.20%，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同比全国性报刊广告总额则不断上升。究其原因，读者群数量有限。财经类报纸几乎都将读者定位于受过高等教育、有经济实力的城市阶层。这种定位必将影响到财经类报纸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业界人士及专家学者指出，经济类报道应走一条“平民化”和“社会化”的道路，报道的内容应该做到通俗、平实和大众化。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做的就是使经济新闻报道通俗、易懂，让大众乐于接受。而经济报道中间环节就是将复杂、生硬的各种经济指标及经济数字进行翻译、解读。
我国大多数媒体正在逐步强化资讯传播手段上的“娱乐化”功能。在这里，“娱乐化”主要指的是传播方式轻松、愉快、亲切，内容贴近生活和实际，并易于阅读和收视。这种基本的娱乐因素在各种专业性质的媒体上均有表现，特别是解决数字传播的枯燥问题上有较好的创意。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重庆晚报》在2005年10月1日为迎接“十一”而做的一组关于数字的系列报道《速读数字重庆》。其中的几个标题是这样的：
21平方米，重庆人均住房奔小康
长高2厘米重庆人越吃越有学问
在这组报道中，采用的是由重庆统计局提供的反映中共十六大以来经济成就的材料。报道的成功之处，一是在于精心挑选了这些数字而不是简单地堆砌和引用;二是角度贴近读者，是以生动的故事和事例来反映每一个宏观数字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在这里，数字的“娱乐性”就表现为把枯燥的数字贴近化、生活化。
三、数字应用在新闻传播中必然走向精确化趋势
精确新闻也称为精确新闻报道，是由美国学者、新闻记者菲利普·迈耶最早提出来的，是指记者在采访时，运用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从而报道新闻。现在，精确报道已成为经济新闻报道的必然趋势。
精确新闻之所以会成为传媒普遍重视的一种报道形式，是由于社会现象的日渐复杂化，要求媒体对报道内容做到客观准确。应该说，在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中，记者的采访完全依赖于消息来源提供的材料。在现今社会，各种团体、个人都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向媒体透露不真实或者片面的信息，当信息出现无法辨别或者难以理解的情况时，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实。
不难看出，相对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式，精确新闻正是运用了科学的社会调查的方法，尽可能地排除个别的、偶然性的事件，而更具有普遍性、说服力，更符合受众的接收心理。同时，精确新闻用量化的数字语言描述新闻事实，力图排除记者的主观意见，使新闻更加科学、客观，这也是其传播的最大优势。精确报道的出现既是数字新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闻模式转变的一个必要因素，它带来了整个传播方式和资讯方式的变化。
对于数字资讯的传播来说，媒体首先出现了差异和分工的不同。就电视来说，有两个基本的优势：一是速度快，可随时传播，尤其是有线传输和卫星传输;另一个是资讯的动态化和便于接受。比如中央二台《经济信息联播》、《中国财经报道》等栏目注意精确数字灵活组合，使复杂问题简单明了化。还有《财富故事会》，在一个个经济故事中将精确的数字说得明白易懂。这些都是电视大众化的重要表现，它使复杂的经济问题大众化，因此，这种传播的受众市场潜力很大。
四、重视数字新闻的延伸意义和延伸应用
数字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其作为资讯的本质性和事实性，更重要的是其服务性和市场的需求性。在讲究资讯准确即时的时代，数字的意义更加特殊，不论是经济现象的分析、评述，市场波动的描述和传播，还是股市行情的信息服务，数字资讯成为商机和经济能力，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媒体来说，每天拥有的庞大数字、花费物力财力的分析结果，如果只有一次利用价值就很不上算。所以开发数字新闻的潜在价值及延伸意义，是数字新闻价值最大化的关键问题。
比如，《华尔街日报》数字资讯是有层次的经济价值递增关系。它的第一层价值表现在资讯的快速传播上。其中的道·琼斯电讯的“立即”传播性能，对商业人士，特别是华尔街人士提供立即而准确的商情服务。目前它向世界34.6万名金融界专业人士提供全球财经信息，并与美联社合作向65个国家提供国际经济和金融新闻。它的第二层价值在网络。比如华尔街日报在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付费财经网站，也是美国惟一向读者收阅读费的报纸网站，2004年的收入达3.28亿美元。网络是报纸资源的延伸，不仅通过数字资讯本身，还通过不同角度和领域的数字和资讯再整合，实现更多层次的服务。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篇10
Key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