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1
两地农户借贷的总体情况
从调研结果来看，两地农户的借贷需求都很大。济南地区的农户参与借贷行为非常普遍，在所调研的125个样本中，于2009年至2011年两年发生过借款的有76户，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61.2%，其他农户在2009年以前也有很多实际发生过借贷，不少农户在这两年时间内发生了不止一次借贷。在未发生借贷的农户中，有借款需求但是不容易借到或者根本借不到的农户有16户，占受访者的12.8%。在西安周边地区，情况也非常相似，在被调查的65户中，42户在生产、生活中有资金困难，占有效样本的64.6%，有资金困难的42户中，有35户实际发生了借贷，占比为53.9%；23户没有资金困难，占35.4%。这说明，在被调查的农户中，大部分都存在生产、生活资金运转困难的问题，需要外部资金支持。但是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济南地区的借款可得性要高于西安地区，表1显示了两地农户借贷行为的发生比例，可以看出西安周边地区农户能借到款的比例为53.8%，低于济南地区农户的61.2%。
对于两地没有发生借贷的农户，在被问及“为何有资金困难而不借款”时，一些农户解释说正规金融的借款手续过于复杂，而且条件过于苛刻，他们缺少担保的条件，有的甚至说通过借款需要“关系”。而个别农户则表示他们没有借款的习惯，有时候虽然资金困难，但怕以后还不起，所以不敢借款，而且亲戚朋友也没有钱可借。
西安地区与济南地区农户条件对比
调研发现，两地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与平均人口数量相当，由表2可见，济南地区农户家庭的平均劳动力人数2.8，西安周边地区农户则为2.1。济南长清地区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要高于西安周边地区，济南地区调研农户受过高中教育以上农户所占比例为52%，而西安周边地区则为33%，从此可看出两地的教育水平存在不小差异，这也会对两地区农户借贷产生影响，比如在信用社发放贷款时，更倾向于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户，而且一般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经济实力都较好，比较容易获得贷款。
两地的农户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都非常小，本地务工或外出打工收入占比较大。调研显示，济南地区的家庭人均年收入要高于西安地区，济南地区农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1.32万元，而西安地区仅为0.73万元，可见两地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别。两地农民在资金储蓄上的用途也基本相同，主要集中在为了以后的子女教育和医疗两方面。
资金借贷规模的对比分析
两地在资金借贷规模上的差异也比较明显，表3显示的是两地农户资金借贷规模。从中可以看出济南地区的平均每笔借贷额度要大于西安地区的平均额度，而且济南地区最高借贷额度能达到20万元，西安地区农户仅为10万元，说明济南地区农户有更高的资金需求和借款热情。两地农户借贷规模上的一个共同点是，农户从正规金融借款的规模要大于从非正规金融借款的规模。比如在西安周边地区所调查的132笔借贷中，借款总额为189万元，但是正规金融渠道借款就有125万元占借款总额的66.1%，平均每笔借款规模为2.9万元；非正规渠道借款总额为64万元，占借款总额的33.9%，平均每笔借款规模为0.72万元。可以看出，正规借贷的平均规模要远大于非正规借贷。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多为大额贷款（以农村标准看，超过1万元就属于大额贷款），非正规借贷的规模虽然小，但必须看到正规金融借贷只满足了农村小部分人的借贷需求，大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是通过非正规金融借贷满足的。与西安周边地区相比，济南地区农户的平均借款规模要更大些，正规金融渠道借款平均额约为5万元，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平均额约为1万元。
农户借贷渠道及方式
表4显示出济南与西安两地区农户资金的来源结构。从借款笔数所占比例来看，两地区样本农户来自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借贷要大于正规金融借贷，说明民间借贷，尤其是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的自由借贷在两地区依旧普遍存在，并在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满足农户资金借贷需求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从借款总量来看，非正规金融借贷要小于正规金融借贷规模，两地区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总额占比都比非正规金融借贷的总额占比要高。说明当地银行机构，特别是农村合作银行仍然是面向农户贷款的主要金融机构。
在济南调研时发现，农户借款渠道主要集中于亲戚朋友和农村信用社，在125份调研问卷中，只有少数几户农民选择通过工行和村镇银行等方式借款。其中只通过亲戚朋友借款的有32户，只通过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有25户，两种渠道都有的农户有63户，可见多数农户在借款渠道方面并不集中于一种。
确保还款的手段
正规金融借贷方面，商业银行等正规机构发放贷款时在确保还款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一般都要求借款人有抵押或质押，或者合格的担保人，只有联保贷款等业务不需要抵押或担保，不过同样需要银行的严格审查才能通过，因此两地农户在选择农信社或工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时，绝大多数都是采取担保的形式。在笔者调查的两个地区，虽然小额信贷并不需要抵押或担保，但是小额信贷的覆盖面仍然较小。以济南地区为例，长清信用联社只在当地开办了8个联保贷款网点，60个联保贷款小组，覆盖农户436户，占长清农户比重不到1%。小额信用贷款网点也只有1个，只覆盖了13户农户。该地区农商行在发放贷款时更为小心谨慎，在放款时银行信贷员一般都会去借款者家里做实地的调查，了解农户基本情况，经营情况以及家庭资产情况，然后根据农户信用等级评定表来进行贷款的发放。
非正规借贷在这方面与正规借贷有很大的差异。表5列出了西安地区非正规借贷中各种还款手段的发生频次。从表中可以看出，占总次数91%借款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还款，占7.87%的借款采用了立字据的形式，只有1%的借款采用了担保的形式，没有一笔借款采用抵押形式。这种农户之间依靠血缘和友情而形成的信用称为关系型信用。农户间的借贷基本没有任何显性措施来确保还款，这正反映了这种关系型信用在农户融资方式上起作用。可以看出，非正规借贷主要是熟人之间的“两情”借贷，借贷双方相互了解，关系融洽，从而大大降低了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这说明，有关“非正规金融易产生纠纷”的观点在该地区并不能成立。
虽然济南地区农户在非正规借贷中确保还款的手段与西安地区农户相似，但是两地区在非正规借贷的付息方面仍然存在差别，通过亲戚朋友这种非正规金融方式借款的农户则大多采取口头协议的方式，少数会有借条的形式，采取抵押担保形式的几乎没有。非正规金融借贷选择支付利息的有21家，而且利息大多都是一分利息，与从当地农信社贷款利息大致相近，从中也可以看出济南地区高利贷现象并不是很明显。在西安地区调研的89笔非正规借贷中，需要支付利息的仅有2笔，占比仅为2.25%，而在济南地区调研的120笔非正规金融借贷中，需要支付利息的有21笔，占比为17.5%，这反映出两地区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西安地区非正规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人情借贷的特点，而济南地区的非正规借贷已经有市场化借贷的特点。
农户资金借贷用途
图1表示的是西安周边地区与济南长清地区农户不同用途借款的占比情况。与济南地区相比，西安地区农户生活性借贷占比较大，生产性借贷比重较低。西安地区农户在2005～2011年发生的所有借贷中，用于生产性的借贷有52笔，共计78万元，占借贷总额的41.3%；非生产借贷80笔，共计121万元，占借贷总额的58.7%。由此可看出，大部分农民借贷主要是满足生活性借贷。在生活性借贷中，又以建房借贷所占的比例最大，说明了该村农民比较重视住房建设。在济南地区也有类似的状况，农户对建房和家庭耐用品购买上也有比较大的需求（特别是家里有婚嫁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支出，而农民的收入又是有限的，一下拿出那么多的钱来来建房或购置家具、耐用品都是比较困难的。当然，因为正规金融发展的滞后，他们的借款渠道一般会希望是得到朋友或亲戚的信贷支持，但从调研情况来看，亲戚朋友的信贷支持额度一般不会很大。
西安地区生活性借贷占大部分，用于生产方面的借贷相对较少。建房、基本生活消费资金占比过大，且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比例达到22%，而在济南长清地区比例只有5%。这主要缘于所调研的西安周边地区靠近以高新农业著称的杨凌示范区，当地农民发展高新科技农业具有较大优势，而且当地政府对农民支持力度较大，因此西安周边地区一些农户对发展生产保持较高的积极性，进行生产借贷发展农业生产、购置农用机械等。这些农户是生产劳动中的先锋人物，可以看作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这部分农户对信贷资金的需求规模较大，对稳定的融资渠道的依赖性较强。如果通过合适的、高效的融资渠道使这部分农户的借贷需求得到满足，就有可能拉动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发展之间相互正向影响的良性循环。
济南地区农户生产性借贷资金占比为56.7%，当地农户用于农用机械设备和非农用机械设备的资金比例分别达到12%和23%，可见济南长清区农户对扩大生产的积极性较高。而且当地农户也有比较强的创业意识，在做济南长清区孝里镇做典型农户调查时，就了解到某农户刚起步时仅仅贷款几万元用来养殖，而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最终资产超过百万。
结论与评述
首先，西安周边地区与济南长清地区的农户借贷行为都比较普遍，大部分借贷需求能得到满足，但仍存在信贷约束现象。济南地区农户资金借贷活跃性更高，在借款总量以及单笔借款量上都高于西安地区。两地区农户借贷特征差异受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人文观念差异等影响较大。
其次，济南地区借贷资金可得性要高于西安地区，农户借贷要以自身的收入水平作保证，因此收入水平会影响农户资金借贷规模以及频次。济南的人均年收入高于西安地区，除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外，两地农户家庭平均劳动力数量、受教育水平也会对人均收入有一定影响。农户借贷规模和从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的程度有关，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农户经营行为活跃，借贷规模相应更高，若能够从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那么单笔借贷额度就会大大提高。
再次，非正规借贷的规模较小，但却能满足大部分农户的借贷需求，相对于正规借贷的发生率要高出很多。非正规借贷和正规借贷，如同农户满足资金需求的两柄拐杖，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用。两地民间金融发展状况也存在差别，西安地区农户之间借贷仍有部分建立在地缘与情缘关系上，借出方没有将资金看作“资本”或把借贷看做一项投资活动，与西安地区不同，济南地区民间借贷更多显现出市场化特征，大额的借款都需要进行担保而且要支付利息，但高利贷现象不太明显。
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2
文章结合中国企业产权性质，以中国2006－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债务融资(银行借款、商业信用)的影响及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债务融资下降而投资效率提高，其中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得更多，商业信用融资较国企少，而投资效率提升得更快。文章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借款的时滞效果以及制度环境与银行借款、产权性质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
货币政策;债务融资;投资效率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从2006年到2012年这7年间，中国经历了4次较大的货币政策转变。2006年至2007年2月，央行一直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央行连续6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以防止由经济增长转为过热，期间存款准备金率也从2007年1月的9%连续15次上调至17．5%。2008年9月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央行4次降息，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此同时，在2008年11月份更是提出4万亿的拉动内需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2010年以来，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通胀，央行4次加息，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最高的21．5%和18%。2011年底到2012年，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激化、国内投资和出口减速带动经济继续减速、通胀有所回落的背景下，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央行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4次降息，对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微调。7年间4次较大的货币政策转向给中国经济造成显著影响，持续的紧缩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的减少必然对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由于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导致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遭受银行业的信贷配给差异，这为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不同货币政策下获得债务融资的难易程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宏观环境。Bernanke和Gertler［1］认为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投资，即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获得债务融资的难易程度来影响公司的投资效率。而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低［2－3］，那么，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国企与非国企债务融资获取难易程度又怎么影响其投资效率呢?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宏观的货币政策与微观的企业融资(银行借款、商业信用)、投资行为有机组合在一起，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了2006－2012年间国企与非国企在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问题，同时，由于中国地区间制度环境差别较大，本文也将制度环境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在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债务融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政策与债务融资债务融资①主要包括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企业债券。由于中国债券市场远远没有西方发达，上市公司发行债券比较少，故本文对债务融资的研究主要为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1．货币政策与银行借款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无疑是这些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央行会通过其实施的货币政策来影响银行的贷款供给量进而影响借款人的信贷可得性并最终影响产出［4］。由于中国银行业占据着企业债务融资市场的主要地位［5］，因此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银行借款有重大影响。当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减少，银行贷款供给会出现明显的缩减［6］，贷款供给的减少必然提高了企业从银行获得借款的难度。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假设1。假设1(H1):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银行借款将会下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国企的绝大多数经营活动是由政府来管理，政府作为当地发展的受益者，有动机和激励为国企提供保护，因此，国企相对非国有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优势。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能够获得更优惠的银行信贷资源(更容易获得贷款或者更低的贷款利息)。以上原因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仍能较容易地获得银行借款，即非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期受到了“信贷歧视”。除产权性质外，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银行货币供给量显著下降的情况下，根据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理论，商业银行会首先削减在资产规模、信用等级偿债能力等方面表现较差公司的银行贷款。在中国，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大于大型企业［7］，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中的翘楚，通常其规模较一般非国有企业要大，经营业绩要高，其贷款偿还能力也较非国有企业要强，银行基于安全性考虑有更强动机贷款给国有企业。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假设2。假设2(H2):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更明显。2．货币政策与商业信用债务融资除了包括银行借款外，还包括商业信用，因此本文对债务融资的研究还要考虑商业信用的影响。现实中，企业不仅可以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而且还能通过其供应商获得融资，企业以延期付款的方式从供应商那里获得的商业信用，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贷款的替代。商业信用是以对方企业的还款能力为前提的，国企是企业中的翘楚，其规模较非国有企业要大很多，经营业绩要高，此外，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债务有政府作信用担保，因此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此观点得到了谭伟强［8］的证实，他研究发现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融资与国有股比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利率上升通常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下降，导致借款者的抵押资产价格下降和内部资金减少，还款能力下降，被借款企业无法保证借款人能按时按量还款，也就导致不愿意放贷，但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一般商业信用较非国有企业好，故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被借款者更愿意放贷给国有企业。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3。假设3(H3):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获得的债务融资更少。在货币紧缩时，非国有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比国有企业下降更多。
(二)货币政策与投资效率大量研究发现，现实中的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9－11］。央行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会减少，银行贷款供给会出现明显的缩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困难将加大。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企业会更加慎重地判断投资机会，以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收益、性价比最好的投资项目上，从而投资效率会提高，以上观点得到了Brooks等［12］、Bernanke和Gertler［1］等的验证，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减少贷款供给、影响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投资;evgeny［13］发现当国家政策紧缩时，资本使用成本上升，企业会主动减少投资。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4。假设4(H4):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投资效率更高。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低［2－3］，这种现象背后的理由是银行信贷资金过多地投放于国有企业［14］，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道德风险低等原因而获得更多的贷款资源;然后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层基于自利动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将其自身的社会性目标或政治目标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中，使得国有企业利用容易获得的信贷资源进行过度投资，从而造成投资效率低。在本部分第一节我们分析认为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比国有企业下降更明显，即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在货币紧缩期资金更加匮乏，在进行投资活动时，非国有企业将会对投资项目进行更加谨慎的评估，将降低投资到经济效益不好的项目的可能性。由此，可以提出假设5。假设5(H5):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快于国有企业。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6－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季度数据的原因是中国季度间货币政策差别很大，季度数据能更好地衡量货币政策的变化。样本剔除了金融行业公司、St公司和数据缺失的企业，总样本量为22993个，本文除货币政策数据是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手工搜集，制度环境数据来自樊纲(2010)的市场化指数外，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与界定1．银行借款(Debt)的计量目前研究中关于银行借款的变量有很多，如有息负债率、债务融资率、资产负债率、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账款以及现金流量表中的融资额等。本文选择有息负债率和债务融资率两个变量作为银行借款变量(Debt)，借鉴顾群和翟淑萍［15］对债务融资率的定义:Debt1=(总负债－经营性负债)/总资产=(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总资产;此外，还借鉴曾海舰和蔚［16］对有息负债率的定义:Debt2=有息债务/负债总额*100%，其中，有息债务=短期借款+1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2．商业信用(Credit)的计量本文的商业信用通过企业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三者之和减去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三者之和计算得来，为了与前面银行借款变量相对应，Credit1=商业信用融资额/总资产;Credit2=商业信用融资额/总负债。3．货币政策(mC)的计量借鉴祝继高等［17－18］的方法，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合作完成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提供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采用三分法，将2006年1季度至2012年4季度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按升序排列，值最小的9个季度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令mC=0，值最大的9个季度为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令mC=1，中间值的10个季度则为货币政策适度时期。货币政策适度时期所对应的数据在回归中被剔除。4．其他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制度环境(market)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包括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场化指数体系，指数越大，说明当地的制度环境越好。投资效率的计量将在下一小节检验模型中进行详细描述。其他变量计量详见表1。
(三)检验模型1．债务融资相关模型为了检验货币政策与债务融资的相关假设，即H1、H2、H3。2．投资的衡量在货币政策影响投资效率的实证检验方法上，现有文献主要采用Richardson［19］的方法估算出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求出实际投资水平与估算的资本投资水平之差，即残差(残差作为对投资效率的度量)，进而用货币政策对残差进行回归，从而计算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方程的残差即表示企业实际投资和正常投资的差值，对残差取绝对值即表示企业的投资效率，越偏离0表示投资效率越差，越接近0表示投资效率越高。3．投资效率相关模型为了检验货币政策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假设，即H4、H5。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表2报告了模型(1)－(5)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债务融资率、有息负债率的均值分别为0．226、0．440，而极大值分别为0．717、0．959，极小值均为0，表明公司间获得银行借款的能力差别很大。Credit1、Credit2均值分别为0．035、0．020，与银行借款均值相比，占比较少，说明中国主要融资方式仍是银行借款。在全样本数据中，股票增发均值为0．023，中位数为0，整体而言，中国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增发融资的比率很低，表明外部融资渠道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方式。市场化指数均值为0．088，极小值与极大值分别为－0．023、0．132，整体而言中国地区制度环境发展差别较大，制度环境不太理想。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相关性检验的结果。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Debt、/i/和mC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银行借款会下降且投资效率会提高，初步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4;Debt、/i/、Credit和mC*naState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得更多，且商业信用融资比国有企业少，但投资效率比国有企业提升更快，初步证实了假设2、假设3和假设5;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
(二)回归结果表3报告了模型(1)到(5)的回归结果，表中列(1)－列(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在银行借款变量分别为债务融资率和有息负债率时，mC系数分别为－0．0117和－0．0132，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支持假设1，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银行借款会下降。表3中列(3)－列(4)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在回归结果中，mC的系数显著为负，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银行借款会下降;naState显著为正，说明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更多，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更多的优待，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进行融资，如增发配股等，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有更大的依赖性;二是模型(3)中Credit1、Credit2中naState系数显著为负，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一方面验证了假设3的前半部分，同时表明了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依赖较小，解释了模型(2)中naState系数为正。交乘项mC*naState的系数为负，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时，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债务融资下降更明显，这基本证实了假设2，但系数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一，企业对未来的货币政策有一个预期的判断，如果企业预期下一季度货币政策紧缩，银行贷款难度增加，那么企业会选择在当期增加较多的银行贷款以满足未来的资金需求，而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就相应减弱，由于银行对非国有企业有“信贷歧视”，在预期下一季度紧缩时，当期大量增加贷款的可能性低于国有企业，因此在下一季度货币政策紧缩时，对贷款的需求会减弱，但相对来说没有国有企业减弱的程度大;其二，在紧缩货币政策期间，中国资本市场大量存在商业信用替代贷款的现象，以应对紧缩货币政策的冲击［21］。从模型(3)中列(5)－列(6)中交乘项mC*naState系数为负，且Credit1中显著为负，表明在货币紧缩期，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更少，即验证了假设3后半部分，同时表明非国有企业在货币紧缩时以商业信用融资替代借款较国有企业难，对银行借款依赖性更大，故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虽然会减少，但相对于国有企业其下降程度并不明显。表3列(7)是模型(3)的回归结果。mC系数分别为－0．037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支持了假设3，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投资效率会下降。列(8)报告了模型(4)的回归结果，mC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证实了假设3，mC*naState在10%水平上负显著，支持了假设4，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快于国有企业。
五、进一步研究
(一)货币政策对银行借款时滞效果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当期的影响效果，而盛朝晖［22］认为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而且滞后两三个月的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影响更大。本文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当期、滞后一阶、两阶产权性质与银行存款的影响。表4报告了模型(1)、(2)的回归结果。在对模型(1)的检验中，mC及mCt－1分别在5%、1%上显著为负，支持了假设1且支持了盛朝晖的论点;但mCt－2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滞后半年基本无效果。在对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mC的系数特征与模型(1)结果相似，但是mC*naState系数由负到正再到5%显著为正，说明央行在刚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时，其符合H2的假设，即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小于国有企业，也说明了货币政策对银行存款的这种时滞效果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没有明显关系。
(二)制度环境此外，由于地区间资源察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导致了各地区在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程度以及法制水平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23］，这为考察国企与非国企在不同货币政策及制度环境下获得银行借款难易程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宏观环境。在中国，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公司的债务融资比例越高［24］，而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有政府关系的企业越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25］。本文进一步加入了制度环境因素，考察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不同制度环境下银行借款变化。限于篇幅，表5只报了主要解释变量，在模型(1)中加入mC*maRKet，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公司的债务融资比例越高，模型(2)中加入mC*naState*maRKet，系数均为正，但列(4)不显著，能初步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银行借款将会下降，且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更明显，这种现象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更明显。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6－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刻画货币政策变化，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货币政策与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以有息负债率和债务融资率作为企业银行借款的指标，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银行借款会下降;从产权性质上将企业区分为国有、非国有企业，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更多且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二是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投资效率会显著提高，而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比国有企业提高更多。三是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借款的时滞影响，结论支持了盛朝晖［22］的论点，且发现这种时滞效果与企业产权性质没有显著关系。四是进一步加入制度环境变量，研究了货币政策、制度环境对银行借款的共同影响，初步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银行借款将会下降，且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更明显，这种现象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更明显。本文的启示在于，首先，加强对银行的监管，规范银行贷款申请和审批程序，可以减弱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带来的差异性，增强货币政策变动对微观企业投融资的调节作用;其次，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敏感性，优化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大力发展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中小商业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改革首先要转变经营观念，不以企业所在地区的差异、所有制的差异来抉择是否给予信贷资源，以解决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最后，应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本文也存在不足和缺点。其一，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样本是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对非上市类的企业并未进行实证检验;其二，本文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时滞效果、制度环境与银行借款的关系，没有研究其与商业信用、投资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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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3
关键词：民间融资；民间借贷；中小企业融资；区域性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1
一、民间融资的概述
民间融资，是指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按照借贷利率的不同，简单分为友情借贷（一般利率）和高利率借贷（高于国家法定规定）；按照参与借贷关系的主体不同划分，可以分为个人形式的民间借贷、公司形式的民间借贷（即地下钱庄和企业间借贷）；按照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以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
我国民间融资近年来发展迅猛，融资规模逐年扩大。但因为缺少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许多人抱着投机的心态，依靠吸引民间资本，扩充资金数量，壮大自身发展规模，并不核实款项的性质，为整个资金链的良好健康发展留下阴影。
二、鼓励融资渠道多样性
（一）区域性小银行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经常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如浙江温州当地的某银行利用地域、信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只在特定区域开展业务，无论贷款标的大小，均需借贷人子女或父母做连带责任人，不良贷款率远低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民间借贷的优势是对借款人信息的及时把握，一旦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所以区域性小银行应当限制经营地域，不能盲目扩张。
（二）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充当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者，这说明新形势下的借贷问题开始复杂化，借贷金融业务也可由其他机构如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来监管。但是，正因为监管机构的非专业性，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政府介入过度、资金来源单一化以及监管模式不透明等诸多弊端。进一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市场准入、监管机关、业务规则和监管措施是小额贷款公司能否长久健康的发展下去的关键所在。
虽然区域性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制度尚未成熟，但是从客观上丰富了金融市场。若公司间直接贷款也能够松绑，这三种融资形式必然会为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三、立法建议
（一）制定特别法规范民间融资市场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属于非法金融行为。这种笼统的将营利性民间借贷归为非法金融行为是不利于缓解当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的。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即制定专门的民间借贷法。
（二）限定主体范围
通过最低注册资金与申请人资格审查制度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民间借贷公司不同于一般的实业型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民间借贷公司“只贷不存”，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而且民间借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因此对民间借贷公司设立申请人及主要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就显得尤为重要，避免民间借贷公司变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天堂。
（三）限定利率范围
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可能有的借款人会为偿债不惜犯罪；如果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无人愿意放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甚至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利率的限制可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贷款用途；（2）贷款的种类；（3）放贷人的种类；（4）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可以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以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中国人民银行贴现率。
四、小结
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只有不断创新的金融工具和不断完善的金融市场法规才能保障民间借贷的稳步发展。同时亟望监管部门通过合理的途径来加以引导，使其能为我国各类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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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中小企业；城乡居民
引言
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累积、产业资本向资本转化、而正规金融又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时的必然产物。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资金资本的流动日益频繁，融资市场的巨大缺口致使民间借贷近年来十分活跃。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放开了一系列民间借贷的政策，而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民间资本的有效流动。2003年以后，中央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央行的一连串紧缩性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使得中小企业遭遇融资瓶颈，民间借贷顺势而上。民间借贷呈现爆炸性增长模式，无论其规模、地域抑或借贷利率，都成为新一轮金融服务的研究热点。
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7.76万亿元，而同期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为4.17万亿元，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例继续降低，银行体系外资金融资占比则攀升至46%，民间借贷的市场之大可见一斑。而民间借贷的发展正逐步扩大，从典型的江浙沿海地带扩展到中部地区，而放贷对象也从小范围扩展到全民放贷。
长沙市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在2009年政府部门鼓励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自救之后，民间借贷的风气也一发不可收。因此此次调研正是以长沙市的民间借贷为例，参考对比温州市民间借贷情况，探究民间借贷发展因素及发展现状，从而为规范民间借贷市场，促进民间借贷机制的完善献计献策。
一、调研基本情况
（一）调查内容及方式
为了解当前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情况，评价近年非正规金融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此次调查本团队分为两批分别在湖南长沙与浙江温州进行了实地调研，于2011年7月31至8月6日对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以及周边新桥镇、双屿镇居民个人进行调研；2011年8月15日至30日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以及宁乡县金华村居民个人和中小企业进行调研，涉及单位有湖南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长沙博胜机械设计有限公司、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湖大三佳车辆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湖南海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湖南湖大艾盛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湖南一甲传媒有限公司、长沙优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远物流集团等。
此次调研采用问卷的方式，为期22天，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不仅节约了调查成本同时也获得具有一定代表性样本的优势。
（二）调查地基本情况
1、湖南省长沙市
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省会，是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金融、信息中心，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具竞争力城市，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中心城市。2010年长沙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547.06亿元，同比2009年增长15.5%，人均GDp超过1.1万美元，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长沙市目前有中小企业4.23万家，在08年经济危机后保持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2、浙江省温州市
浙江省温州市作为最早跃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城市，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独特的温州模式，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间资本丰盈。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借贷规模较十年前增长了2.4倍以上。温州民间借贷的典型性可作为长沙市民间借贷发展情况的重要参考。
二、我国民间借贷现状分析
（一）居民个人民间借贷分析
1、长沙市城乡居民民间借贷现状总概
在此次对长沙城市和农村个人民间借贷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5.51%的人有过借款行为，其中通过银行及农村合作信用社取得借款的占41.33%,而通过合会，亲戚朋友，私人钱庄等民间借贷组织获得借款的占到58.67%之多，近一年内通过民间借贷方式取得的借款达到了120多万，其中78.57%人倾向于通过亲戚朋友取得借款。在所有有过借款行为的人当中，将借款用于购买和修建房屋的占40.31%，用于投资的占21.43%，用于基本生活费用的占17.86%，以上为个人借款的主要用途。此外，在对人们通过民间借贷这种融资方式取得借款和偿还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不规范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民间借贷行为已经广大的存在与个人的生活中，其所占比重和地位已经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2、城市和农村个人民间借贷现状的对比与分析
通过对调查所得数据具体分析，比较农村和城市民间借贷的现状，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民间借贷在农村和城市都普遍存在，在农村地区更为普遍。在所有通过民间借贷取得借款的人中，近一年内在农村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取得借款的占47.37%，在城市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取得借款的占32.93%。目前，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大多数农民所期望的借款周期为一年和一年半以上，然而通常农村信用社一般向农民提供的借款周期都在10-12个月内，因此农民不得不选择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取得生产资金。
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5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民间金融；现状；影响：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民间金融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居民、企业参与其中。而西部欠发达地区，民间金融虽对其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却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利用民间金融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当前形式下的重要的课题。
一、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现状
(一)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规模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民间资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中金公司研究表明。截止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达到3.8万亿，同比增长38％。由于民间金融的隐蔽性，难于取得确切的数据，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其日益扩大的规模。而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2005年。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通过民间金融的渠道进行融资。从地区来看，西部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的依赖度为43.18％，中部为39.8％。东部为33.9％。而根据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调查，2007年，民间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规模基本上是三分天下，西部9省达到32.9％。这说明了在欠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在依赖度、规模上看都是比较大的。
(二)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
民间金融不受国家的法律法规保护，大部分不受金融当局的监管，其组织形式较为灵活，一般可以分为体制内民间金融和体制外非正式民间金融。体制内的民间金融指农村信用合作、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合作基金等在国家监管之下的组织：体制外民间金融形式更为多样，主要指合会、民间集资、民间借贷、小额信贷、私人钱庄、典当行、私人钱庄等。
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民间金融主要形式是民间借贷。对出现资金缺口的企业来说，它可以向其他相熟企业借款，这种方式很常见，也比较活跃。此外，它也可以向个人借款。最常用的是民间集资的形式，集资方式包括股权式、债券式、信托式、存款式等。对于个人之间民间借贷也比较常见，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广大农村。
(三)西部地区的利率水平
由于民间金融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其利率基本由市场决定，一般比正规金融利率高。但是由于借贷方式、资金用途、对象、期限的不同。其利率也呈现出多层次性。一是低于正规金融的利率甚至是零利率，这主要是一些建立在友情上的借贷。二是中等利率，以盈利为目的，在合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民间集资等形式中比较常见，一般是同类贷款利率的3—4倍。三是高利率，主要存在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一般是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
(四)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资金来源及投向
民营经济、个体工商户、种养大户以及城乡居民构成了西部欠发达地区民间金融的供需主体，他们既是资金的需求者，同时也是资金的供给者。
而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民间金融所筹集的资金主要是投向生活消费以及小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的生产所占比例较小。以甘肃为例，据调查。5000元以下的小额借贷占了绝大部分，居民10000元以上的借款主要是居民用于房屋购置及装修或者企业生产经营、临时性周转以及归还到期贷款等。而企业为了临时资金周转、规避正规商业银行较高门槛等，则比较普遍。
二、民间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
(一)民间金融对西部地区经济的支持作用
1.加快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
目前中小企业已经占到中国企业的99％。对GDp的贡献超过了60％。然而其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存在。在直接融资市场，中国债券市场不发达。门槛较高；股票市场上虽设立中小板，但上市企业依然有限。间接融资市场上，虽然国家一直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在实行上非常艰难。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贷款金额小，笔数大，银行需要更多的成本用于调查其信誉和管理：另一方面在于贷款的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并且不能提供足够的担保或抵押，给银行带来更大的风险。所以，中小企业资金缺口长期存在。尤其在政策紧缩时期，即使得到贷款，利息成本也会比较高。
而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依然是经济的中流砥柱，但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等因素限制。其中小企业大多核心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融资问题更加严峻。此外，由于其经济实力弱，投资回报率不高。以至当地的资本常有外流发达地区的现象，严重减少当地资本积累，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而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十分有限，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所需的资金，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中，解决了正规金融信贷资金供给不足、条件苛刻、手续繁杂的问题，给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其经济的发展。
2.弥补正规金融不足，完善信贷体系
由于高盈利、低风险的偏好，各大商业银行更多地偏向在发达地区广设网点，对于两部地区，特别是其位于县域乡镇则选择大规模退出，设立的网点数量比较少。而更多分布基层的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其规模一般较小，虽然可以向企业及农户提供一定的资金，但是支持也非常有限。这就为欠发达地区民间金融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民间金融的繁荣也为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
此外，民间金融的出现。对正规金融机构也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压力，其在资金借贷上交易方式灵活、手续方便、交易成本低等优势，一方面民间金融的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其存款来源，一方面其贷款业务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必然会倒逼正规金融机构提升自己的服务效率。加快自身业务的创新，从而增加整个信贷体系的活力，完善其信贷体系。
3.拓宽西部地区的投资渠道
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人们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民间有充裕的资金积累。这些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资金，迫切地需要在市场上找到合理的出路。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人们追求保值、增值的欲望会更为强烈。
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6
一、民间金融利率概述
利率，又被称为利息率，是指借贷期满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所贷出的本金额的比率。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也称之为到期的回报率、报酬率。从借款人的角度看，利率反映了使用资本成本的高低，反映了借款人使用贷款人的货币资本而向贷款人支付的价格的高低;从贷款人的角度看，利率是贷款人借出货币资本所获得的报酬率。因此，民间金融利率也就是民间金融活动中的利率。
与正规金融利率相比,民间金融利率具有层次性、区域性、对象性、高利性四个特征。首先，民间金融利率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有学者将其分为零利率、中间利率、高利率三个层次。完善发达的民间金融利率不可能是统一的利率，一定是应不同需求而设置多层次的利率区间。其次，民间金融利率与地区经济发达与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与正规金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有着明显差别。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利率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较低。再次，民间金融利率还与交易对象和用途密切关联。相对而言，如果贷款用于商业用途，其具有鲜明的营利性，则利率较高;如果用于生活消费，具有一定的互助性质，则利率较低。最后，民间金融利率相对于正规金融利率而言是比较高的。美国甚至还有paydayLending(发薪日贷款)高达455%的年利息。由于民间金融往往具有高利的表征，因而有学者认为，民间金融就是高利贷。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误区。一方面，要看到民间金融往往是针对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无法贷到款项的主体的融资需求，因此，一般会设定比正规金融高的利率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很多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具有互助性甚至公益性的，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的利率并不比正规金融利率高。
同时，高利贷作为一种已经具有特定含义的民间金融形式，其内涵是设定利率明显违反一般社会正义的民间借贷，因此，法律所许可的高于正规金融利率设定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被称为高利贷。民间金融的高利性，在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满足不同行业和主体对资金融通需要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不足
目前，关于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虽均有涉及，但民间金融立法与社会实际需求较脱节。
(一)法律规制现状
⒈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中仅有此条文作出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却未明确，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规定明确的利率标准。
⒉我国《合同法》第12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仅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并采用了无息推定原则。《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包括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5条等。但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这些规定现已不再适用。
⒋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已成为区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与非法的重要界限。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并将超过四倍利率标准的，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些民间金融利率方面的法律文件在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⒌《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本金、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如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7条规定了本金的认定，第28条规定了复利率，第29条规定了逾期利率，第30条规定了出借人可主张的利息和费用，第31条规定了自然债务，第32条规定了提前偿还的利息，等等。自此，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脱钩，四倍红线标准废止，并且国家承认复利，明确了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情况下利息的计算方法。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⒈利息、利率计算标准不统一。例如：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不明确时的处理规定不统一。《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通意见》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而《合同法》则是视为不支付利息。从效力上讲，《合同法》为法律，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民通意见》。
⒉对民间借贷的分类规定不一。《民通意见》就利率区分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但缺乏具体的规定。而《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合同法》则未区分借款性质。在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的用途大多是生活性消费或救急，主要是为解决个人生活困难，其互助成分居多;而当前我国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则以经营性用途为主，营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对民间借贷高利率进行规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弱势借款群体的保护，防止其因自身紧急的财务资金需求而深受放贷者的剥削。在生产性借贷中，借款人借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一般来说借款人通过借贷是能够从生产经营效益中获得利润收入的，在借贷交易中并非如生活性借贷的借款人一样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是否要设定特别严苛的利率上限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⒊对于利率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第6条相比，2015年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有了较大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是不与银行利率挂钩。二是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三档。其中将24%-36%的利率区间设定为自然债务，法律仍然予以承认。这就使得有关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定更加明确，并且提高了上限，放松了利率管制，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但由于进行动态调整，缺乏弹性空间，也会存在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此规定的施行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民间金融的发展目标，是要建成多层次、多元平衡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民间金融包含多种形式且各具特点。就民间借贷关系而言，也要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区分为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根据贷方的身份不同而区分为一般性、偶发性的民间借贷(即简单形态的民间借贷)与职业贷款人从事的民间借贷(即中间形态或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其具体利率都应有所不同。不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区分，统一规定一样的利率水平，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同时，强制适用这项法定的利率标准，有悖于民间融资短、快、灵的属性，既无法反映市场对资金需求的真实状况，也压制了资金的自由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天性。因而，要通过法律规制，建立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
⒋超出利率上限的高利贷仍然仅是不予保护，惩戒力度不够。根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件，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以上部分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高利贷仅是不予保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利贷采取的是较为谨慎、温和的态度。高利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会解决个别借款人的资金急需，但从总体和长远看，高利贷弊大于利，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多有呼声应将高利贷界定为犯罪行为。这既有利于打击高利贷活动和相关犯罪行为，也能够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加强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路径
民间金融利率存在区域性和多样性，与实体经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利率设定取决于多种因素。所以，对于我国民间金融利率进行法律规制，要在考察民间金融利率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明确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制度举措，构建起适应多元化金融市场、动态灵活、多层次的民间金融利率体系。
(一)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
⒈设定实证化。民间金融具有复杂性，在加强利率管制时，必须进行实证分析。民间金融本身的地域性特点和自身类别的多样化，自然要求利率法律规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分类动态规制。如果没有数理实证作为基础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加以区别，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进行严厉打压，这种利率规制不仅没有效率，也难以令公众真正信服。同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但不会有促进作用，反而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⒉稳步市场化。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和现状表明，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利率的基础是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换言之，是经济效率而非资金供求。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在坚持利率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遵循市场规律，通过法律规制让利率以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民间金融的状况，合理分类设置利率上限，确保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⒊利率区分化。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区分规制，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不能适用同等的法律规范制度。在民间金融利率领域，同样适用这一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定应当有所不同，对于不同区域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制也应当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利率仅仅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分为三个区间，并没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之予以规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样态，这是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差异，还有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的群落、层次、偏好不同使然。因此，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若均按照整齐划一的利率水平要求，会有损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民间金融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类型的多样化也要求对不同的民间金融活动适用不同的利率限制标准。
(二)完善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⒈区分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进行不同的利率规制。对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制必须区分不同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根据民间金融行为是偶发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是否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是否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三种形式。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是发生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金融行为，其具有规模小、偶发性、平等性、个性化的特征，行为人使用的往往是自有资金，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其主要奉行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私人治理原则，应当纳入民商法进行调整。法律强制性的干预应当尽量减少，尽可能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短期调度、资金需求量不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借贷行为，在民间往往以月利率甚至日利率进行约定，立法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干预。
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即吸收和经营公众存款的组织或机构的金融行为。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是介于简单的民间金融和复杂的民间金融之间的金融形式。相比简单的民间金融来说，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的资金融通行为是经常性的而非偶发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贷出资金的人将借贷活动作为其职业。此类民间金融主体的贷款活动类似于银行的贷款业务，对其利率的规定就要施以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应当适用一定的利率限制和一定的利率区间，当然这种利率的上限规定应当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规定宽松。对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或类似功能的法规规章时，应该对职业放贷人的利率进行限制性规定。借鉴发达国家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定，其利率的上限设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经营性的借贷行为，对于纯粹的私主体之间的偶发性的借贷行为，其利率应当更多遵循私法自治的要求，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目前，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对于私主体之间偶发性的借贷行为限制过于严格，其规定实际上应当适用于经营性的借贷行为。
⒉区分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进行利率上限分类规制。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民间借贷依照其借贷目的的类型进行系统划分，只是在《民通意见》第122条的规定中涉及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内容。其具体规定为：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按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该规定在制定之时已经意识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中借贷人身份、财产状况的不同以及借贷目的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借贷利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该完全一致。只是该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关于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及不同借贷类型应适用不同利率上限标准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同，但以后的立法上却没有对这一要求予以呼应。
笔者认为，民间金融利率立法应该合理制定利率上限的指导标准，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业融资，由于商业经营活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其偿付能力有一定的保障且商业活动中对于资金的需求刚性不强，经营者可以根据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因而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上限。另外，实业生产领域的利率更多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对预期利润的分配，为鼓励、引导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各个实业生产领域(但应防止其进入楼市、股市等造成泡沫)，这类利率应相对较高。利息管制的唯一合法性前提是借款一方仅仅是为吃饭而借贷的普通农民，企图将该管制扩大到资金充沛的市场上，从而固定工业资本价格的任何尝试必定归于失败。而对于生活性的借贷，由于不产生利润，不创造附加价值，因而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照顾到借款人的利益，适当降低最高利率上限。因为生活消费类借贷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且多属于居民生活上的刚性需求，法律应严格采用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护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消费信贷利率管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所以不能仓促放开消费类利率上限，以免引发过度的负债消费。
⒊构建多层次民间金融高利率法律责任体系。从发达国家利率规制情况来看，民间借贷高利率的规制应有一个民事、行政、刑事逐级递进的责任体系。我国其他领域的法律规制也有类似的层级。这样的责任体系设计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及时、适度的规制，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这一现象在民间集资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对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责任确定上，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即只有民事责任，缺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年利率36%的上限，超过此上限不予保护，但对于高利贷放贷人没有采取其他的监管措施或者明确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秉持分层次的立法思路。首先，寻找高利贷泛滥与金融秩序紊乱的原因，利用经济法律政策对制度缺陷进行修复与调整;其次，通过民事、商事、经济与行政法规的作用对违法行为进行消解，避免蔓延和升级;最后，经过分层处理，通_______过刑法惩治犯罪行为。即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设置行政监管和刑事责任。如果在利率越滚越大的情况下设定行政管制的界限，及时为借款人或放贷人预警，会大大降低高利贷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降低刑事犯罪的比例。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置一个禁止利率，这一利率界限应高于目前我国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36%这一标准，以此作为政府监管民间借贷高利率的标准。超过此利率进行放贷，可以对放贷人进行行政处罚，以平抑民间高利贷无人监管、借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局面。设置政府干预的利率上限，可以改变过去月息1成、年利超过100%也没有任何干涉的局面。
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7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狭义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依照约定进行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广义的民间借贷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货币或有价证券的借贷。现实生活中通常指的是狭义上的民间借贷。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相关行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有助于民间金融实现规范化，进而合法化，是政策方向调整的标志性事件。它对于以“钱来钱网”为首的第三方p2p民间借贷平台而言，也具有转折化的意义。
二、民间借贷的主要法律特征
（1）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2）民间借贷是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因借贷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合约行为。只要该协议的内容合法就都是法律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3）贷款人能否将借贷的标的支付给借款人，决定了民间借贷关系能否成立。借贷双方之间除了对借款标的、借款数额、借款的偿还期限等内容均达成一致意见以外，贷款人还要将借款的标的即货币或者其他的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此时双方的借贷关系才算真正的成立。（4）贷款人交付给借款人的标的物，必须是贷款人个人拥有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财产。（5）借款人既可以支付利息也可以不支付利息给贷款人，是否支付利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民间借贷因其主要发生在自然人之间，一般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若借贷双方在口头协议或者书面协议之中约定了支付利息，那么借款人就要及时地将利息交付给贷款人。但此利息不得高于国家法律中对利息的相关规定。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民间借贷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时间的流逝，民间借贷非但没有消失匿迹，反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有日趋活跃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民间资金的需求情况。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从供求方面看，大量富余资金的存在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所拥有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增加，为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普通群众可选择的投资品种却是少之又少。通常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于银行的利率来说要高一些，于是很多人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而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市场，靠发放民间借贷给借款人来获取高收益。也就解决了中小企业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实了其运营资本。
（2）从需求方面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我国中小企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然而，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在从银行获取贷款时却普遍遇到了贷款难的问题。民营企业因其经营不稳定，在融资上存在很多的障碍，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这就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借入的资金变得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正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3）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当货币盈余者向资金短缺者有条件地转移货币时，就构成了金融行为。这些金融行为可以跨时间、跨空间、跨主体去配置资源，在正规金融不足时，民间非正规金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增进人们的选择自由和切身利益。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信息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民间借贷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交易双方往往为在一定区域内生活且彼此熟悉的居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合作中早已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且对对方的收入水平、偿还能力、信用状况等信息能够清晰的把握，有效地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满足了中小企业快速融资的需求。
四、民间借贷新的立法建议
2008年11月央行起草了《放贷人条例》并将其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表明监管当局对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已经有相当全面的认识，并试图用立法手段对其信贷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将是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必将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和动员民间资本从而纾解小企业和农户融资瓶颈约束起到积极作用。
借贷的资格是毫无异议的。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明确的将企业之间的借贷定位为非法的、无效的。但我国银监会于2008年5月4日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7年1月22日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1月22日颁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中却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可以与贷款的中小企业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民间借贷。这就导致新法与旧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因此，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明确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的性质。
1.确立民间借贷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往往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放贷人条例》中要重视对借款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要注重对贷款人权利的保护。
2.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控制民间借贷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模式便是建立完善的担保机制。在民间借贷新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借款人在贷款时多无财产可供抵押，无形中增加了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给予借款人和贷款人灵活的选择抵押担保物的空间。
3.明确规定监管主体。现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主体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国在出台《放贷人条例》时就应该对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规定明确的监管主体。
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8
关键词：社区再投资法；金融资源均衡配置；公平
中图分类号：DF93/9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70-02
一、美国《社区再投资法》的立法背景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家庭贷款银行委员会(FederalHomeLoanBankBoard)要求家庭贷款公司(theHomeownersLoanCorporation)对美国较大城市及周边地区进行信用等级的评定。信用等级差、风险较大的社区在地图上会被用红线圈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红线区”。“红线区”一般为少数种族以及穷人聚集地，这部分群体因此较少或根本无法得到信贷，即使能够获得贷款，也要受到高首付、高利率、高贷款手续费和较短的贷款期限等苛刻条件的限制。为了保障这部分群体的信贷权，解决部分银行在实践中的特定不足——从一个地区榨取价值，却没有相应地提供商品（信用）和服务，1977年10月22，卡特总统签署通过了美国《社区再投资法》（theCommunityReinvestmentaCt）（以下简称CRa），试图通过法律的形式制约金融机构，加大对中低收入社区和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支持力度，以推动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美国CRa法案产生的过程来看，CRa法案出台的直接原因是解决一些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资金外流问题，这与我国目前面临的诸如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存款资金外流，金融机构从落后地区撤并、弱化网点功能，只存不贷或基本不贷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相似性，CRa法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二、我国为实现金融资源均衡配置进行的相关立法
目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金融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已经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导致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落后西部与贫困农村设立的金融机构只愿意从上述地区吸收存款，而不愿意向其发放贷款或投资，甚至将从上述地区吸收的存款，贷款或者投资至其他地区，金融资源严重外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人为地阻止资金过度外流，生活在上述地区的弱势群体将无法获得或者只能获得数额较少的信贷，金融资源配置公平将无从谈起。进行保障弱势群体信贷权的立法，是防止上述情况恶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为了防止农村、西部的金融资源过度外流，保障弱势群体信贷权的实现，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即中央1号文件）特别指出“抓紧制定鼓励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实施办法，建立独立考核机制”。为了落实中央精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0年9月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考核办法(试行)》），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增加县域信贷资金投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考核办法(试行)》共五章，24条，分别规定了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标准、激励政策和考核管理。
《考核办法(试行)》借鉴了美国CRa法案的经验，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吸收的存款再发放给当地的金融需求者，这有益于当地金融资源的积累与留存，为弱势群体信贷权的实现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是我国纠正金融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有益尝试。但《考核办法(试行)》还处于探索阶段，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一）借鉴CRa法案，扩大《考核办法(试行)》的适用范围，根据金融机构的规模不同确定差异化的考核内容
《考核办法(试行)》将适用范围圈定在县域法人金融机构。与CRa法案相比，《考核办法(试行)》的适用范围明显过窄。CRa法案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美国政府金融安全网的受益机构，即参加了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机构，包括国民银行、储贷机构、州立特许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其中不仅有地方性的金融机构，也有全国性的金融机构。义务主体多样带来了社区金融需求者权利实现的更多可能性；我国义务主体设定的单一必将减少弱势群体信贷权实现的可能。在《考核办法(试行)》的推行积累起一定的经验后，可以考虑扩大再投资义务的主体范围。
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9
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的、灵活的融资行为，是民营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三农”资金需求旺盛，农村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致使农村民间借贷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借贷利率多样，借贷风险意识增强，出现了靠高利贷利息为生的食利人群等特征。民间借贷的日趋活跃，对金融业、社会稳定尤其是对农民增收影响日渐加深，应引起高度重视，民间借贷行为亟待引导、规范。现就以对临汾地区山区县8个乡镇209户农户随机抽样调查情况为例，谈几点看法。
民间借贷发展新特点
1、发展猛，范围广，额度大。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民间借贷主要是在农村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分布在农村，如今民间借贷不再限于农村，已渗透到城乡各个角落，参与借贷的不仅有城乡居民，还有个体工商户，甚至一些村集体；在方式上它早已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的互通有无，互帮互济的性质，高利率吸收各种闲置的货币资金，高息放贷，现在借贷三千、五千、万元已属正常，高者甚至达数万元。据对209户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进行过民间借贷的有183户，占被调查户的87.60，其中：经济环境相对较差的柏山寺、文城、东城，中垛等四个乡镇的民间借贷行为尤为突出，如东城乡的社堤村23户调查问卷中都参与民间借贷，且户均借贷金额都在5000元至8000元。从事民间借贷有183户，而同期在金融机构部门进行借贷的123户，分别占87.6、58.9。据调查，被调查的183户民间借贷金额达416700元，而同期在银行贷款416060元。
2、数量多，利差大，用途变。据调查统计，200户民间借贷金额就20__—20__年约416700万元，基本与从金融部门贷款持平，且呈上升趋势。从调查情况看，民间借贷的形式、期限、利率及付息方式多样化。农村民间借贷具有利率高，期限短，单笔金额小，风险分散，手续简便的特点，且形式具有多样化。200户农户问卷调查显示：互的无息或低息借款（10以下）的有25户，占11.3，借贷金额一般较低，约在300—500元间，利率低于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个别无利息；利率在10‰—30‰的单笔民间借贷1000—5000元的107户，占51.67，而5000元以上的有51户，占24.4，此笔借贷在农村十分普遍，约占85，期限一般是一年，借贷付息方式以利随本清为主，有98户，占49，按年结算的有85户，占46.4，还有预收利息按月、按季结算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特殊用途的高利贷，其利率高达成50‰，但期限多在3个月以内。
民间借贷资金用途始有转向苗头。农户由原来的婚丧嫁娶、看病，购买生活资料的临时性需求逐步转向用于经商、搞副业、养殖、果业生产等生产性消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民间借贷资金中，有68户，216490元资金是用于子女上学而发生借贷，可想而知，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户收入的极不相匹配，如此以来，金融机构存款部分搬家，大量资金在国家银行体外循环。
3、流动快、风险大、管理难。民间借贷期限不确定，随借随还，以一年以内居多，流动性较强。民间借贷涉及居民参与的金额为3000—5000以内不等，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借贷资金有集中的明显倾向，且金额不小。民间借贷是一种体制外难于稳定的，银行外一种带有普遍性融资信用方式，其资金注射动态难以掌握，加大了监督管理难度、甚至无所适从。
民间借贷活跃的缘由
当前，农村民间借贷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生产区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有：
1、利益主动使部分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借贷
近年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调控手段更趋灵活多样，银行存款利率连年下降，加上又要征收利息税，储蓄名义收益降幅较大，许多居民认为存款不划算，加之，山区农村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且受到某些方面限制，国债、股票、基金等投资限制较多，有的受预期收益低的影响不敢妄加投资，使民间闲置资金难的找到更多的出路，与此同时，居民的金融意识的提高，使许多人不再满足于银行存款，要把手中的资金转化成贸易额市，要食利，使从事手续简便，操作性强，获利较快，且来源的民间借贷，更能逃避工商、税务等部门监督，这就导致民间资金注射高利贷领域的动机增强，也为民间借贷提供了获利空间。
2、农村金融体制的缺陷，使需求方主动寻求民间借贷。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商业银行改善经营管理，集约化经营理念趋强，使其对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重视日益加大，为了规避金融风险，一方面从县域地区撤并营业网点，有的乡镇甚至成为金融盲区，另一方面，在实施信贷计划时严格控制贷款投放，加之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少和不正之风的影响，同时，农村信用社的解决农民小额资金需求为主，大量的资金投入信用社根本无能为力，特别是贫困山区近年来为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大兴基本建设，资金缺口较大，供求矛盾突出，对于“三农”来说，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于苹果、养殖等产业已初具规模，而这些支柱产业投资大，见效慢，且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城乡居民的“贷款难”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好，而相应的财政投入，金融机构贷款跟不上，还不然为贫困山区民间高利贷资金提供了发展机遇。
3、金融制度与需求者自身的双重的缺陷，让民间借贷乘虚而入
当前，金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信贷管理体制过严，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限上收，基层的信贷权十分有限，大部分只有推荐权和调查权，然而一旦贷款出现风险时，基层行又是第一责任人，并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减弱了基层的信贷发放的积极性；二是信贷程序繁琐，加之，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少和不正之风
的影响，使许多需求者难以从银行或信用社充足及时的贷款；三是银行创新和服务相对滞后，突出表现在贷款发放中利率缺乏弹性，往往“一浮到顶”，未考虑产业因素，特别是强行扣押贷款10金额作为“股金”，既未分红，又没承担利息，加重了农民负担。
同时，资金需求者信用观念淡薄，抵御风险能力弱也与信贷条件不相符。作为贫困山区农民，从事的种植、养殖本来就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自然灾害严重，风调雨顺年景较好，遇灾年就难以估量，加之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农村组织化程度较低，甚至无组织，市场风险严重，另外，借款者由于惧怕还了贷款再贷不上，即使有限也不还贷，对上门收贷者概不理睬，形成了借了不还的不良风气。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多元化的投向、融资渠道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方面，在当前低利率货币政策下，部分有富余资金的农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点，愿意把资金进行民间借贷，不仅可以获取高于银行存款利息高额利息收入，而且可免交利息所得税。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效农业需要投入，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就需要一定数量资金与之相适应，而很大部分农民生产需资金启动，消费需资金周转，这就为民间借贷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同时，“农村两会”的关闭又为农村民间借贷起到催化剂作用。
5、农村金融组织服务能力有限，机制不活。一是金融部门由于历史的原因，自身包袱沉重，可用信贷资金不多，农村金融部门完全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还很有限，农村金融信贷资金相对短缺。二是历史的教训使金融部门还存在“怕贷”、“惜贷”思想。三是金融部门贷款程序繁锁，手续复杂，不如民间借贷快捷灵活。
对策及建议
当前民间借贷具有分散、隐蔽、借贷交易操作方便但无序，容易诱发民间借借风险，甚至扰乱金融、经济、社会、政治等问题，但又具有提高农村临时闲散资金的使用效率，利用随行就市的市场利率、简便、灵活的借贷形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满足现阶段农村金融无法完全满足的日益增多的资金需求。对此，我们应用客观、正确的态度全面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并从其消极作用进一步探索、挖掘甚至检讨我们当前的很多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扬长避短，合理规范和引导。
1、切实加大农村资金投放力度。目前农村资金极为紧张，农户缺乏最基本的生产性开支的资金，近年来国家加大小额农户贷款投入力度，但因诸多因素制约，小额农户贷款到农民手中的并不多，同时财政部门等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尽可能减少对村级和农户的摊派。通过增加投入，缓解农村资金矛盾，影响民间借贷的利率，降低高利率，可以缓解村级及贫困农户的压力。
2、做好增加农民收入的文章。农村目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收入不高、严重入不敷出这本身就是诱发各种矛盾的最根本原因，民间借贷无原则操作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增加农村经济中的非农比重，让农民富裕起来。
融资和借款的区别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金融监管
自2007年2月美国次级抵押房地产贷款市场危机的出现，至今已演变为美国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动荡。这是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历的破坏性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经济危机。在认识到此次次贷危机严重性的同时，反思危机的根源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法律角度审视此次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次贷危机的根源。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1.法律监管的逐步放松，为次贷危机提供了孕育环境
美国虽然是世界上资产证券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但它却并没有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实施监管的专门法律，其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监管的规定散见于各现存的法律中。美国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监管无论在市场准入、运行过程方面还是在风险防范方面都没有形成一个严格而合理的监管体系。如此宽松的法制监管环境在为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复杂的法律复合产物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2.放贷人无视消费者信贷权益保护的规定，为借款人日后违约埋下了伏笔
放贷人无视《贷款真实性法》、《平等信贷机会法》等有关消费者信贷权益保护的规定，为借款人日后违约埋下伏笔。根据《贷款真实性法》的规定，在消费者借款之前，放贷人应当对贷款合同的重要条款进行标准化披露;根据《平等信贷机会法》的规定，放贷人不得基于不合理的依据(如性别和种族)歧视借款人要求放贷人披露对借款人采取不利行动的理由。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法律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放贷人有义务将贷款出借给有清偿能力的借款人，并且让借款人理解这些贷款的条件。然而涉及诈骗、歧视、不公平的贷款条件的掠夺性贷款却在本次次贷危机中大行其道，随处可见。放贷人对借款人的欺诈往往是借助抵押贷款经纪商(人)实现的，抵押贷款经纪商(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亦有欺诈表现。除了放贷人对借款人的欺诈之外，还存在借款人对放贷人的欺诈和投资机构对投资人的欺诈。但是，就欺诈对次贷危机的影响而言，放贷人对借款人的欺诈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3.《社区再投资法》以“公平”为名制造了大量的次级债务，一些社区组织乘机“合法地敲诈”银行等信贷机构
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地区性撤资和“划红线拒贷”的问题，防止银行不断从收入低且不稳定的社区中榨取资金而再投资到其他收入高且稳定的社区中获得更好的回报，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美国有学者指出，是政治家制定了《社区再投资法》，他们假定自己比投资人(银行等信贷机构)更有能力发现投资领域，但实际结果却是该法案强迫银行等信贷机构给那些不良信誉的借款人贷款，以致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社区再投资法》使得一些社区组织可以“合法地敲诈”银行等信贷机构。《社区再投资法》的实施使得美国每一个社区的信贷机构都被迫持有一些不良贷款的资产组合。为了填补这些不良贷款的风险，许多信贷机构增加了贷款收费，使得原本就存在风险的次贷进一步发展为掠夺性次贷。一旦大量的次贷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则信贷机构就将面临破产。可以说，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制造了房产泡沫，而作为放贷人的信贷机构机构则因《社区再投资法》作出了牺牲。
4.所有权与财产权混淆，“零首付”贷款方式导致抵押转移风险的期望破灭
风险转移是通过购买某种金融产品或采取其他合法措施将风险转移给其他经济主体的一种风险管理方法。当放贷人面对一群信用评分低下并且收入又低的借款人时，如何规避风险成为其应当考虑的首要问题。此次次贷危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英美法系的危机，这源于英美法系次贷抵押制度的构建。从表面来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设置了担保，转移了风险，但实际上这种担保名存实亡。这些用于担保的房屋很多是通过“仅有利率”和“本金负摊还贷款”的方式购买的，首付款比例往往很低甚至是零首付。本质上，借款人对作为担保物的房屋仅仅享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不是事实上的所有权。然而，在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之后，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一事实，都以为担保之后风险可以转移给别人，风险已经实现了保险或者分散。殊不知，这里的担保存在着极大的隐患，一旦借款人还款能力不足，房价下跌，房屋重置成本低于还要承担的贷款本息，借款人根本无法继续还贷。这时，借款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房屋的所有权由银行收回，而银行收回房屋后仍然需要出售，但此时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大部分消费者无力购买，不能吸收这些资产，银行的流动性急剧收缩，危机便爆发了。
5.放贷人对抵押贷款经纪商(人)实施不正当的激励，而法律又对抵押贷款经纪(商)人缺乏约束
此次次贷危机中大量的次贷是借抵押贷款经纪商(人)之手发放出去的，抵押贷款经纪商(人)直接面对借款人商谈贷款条件。由于法律对此类经纪商(人)缺乏规制，加之放贷人的不正当激励产生的道德风险，大量的次级债务由此产生。当抵押贷款经纪商(人)售出的贷款利率高于贷款可接受的最低利率时，放贷人会支付抵押贷款经纪商(人)所谓的收益差幅溢价;放贷人允许抵押贷款经纪商(人)通过出售包含提前还款罚金的抵押贷款收取更多的费用，而抵押贷款经纪商(人)基本上不承担或很少承担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另外，一些委托合同虽然约定抵押贷款经纪商(人)在一定条件下必须回购其经手发放的贷款，但实际上抵押贷款经纪商(人)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抵押贷款经纪商(人)以借款人的利益行事也缺乏法律上的激励。依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抵押贷款经纪商(人)并不是一个受托人，他没有将顾客的利益置于首位的义务，也没有向顾客出售符合其自身条件的、合适的贷款的义务。可想而知，在这种发放—销售贷款的模式下，放贷标准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高成本抵押贷款也为日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6.尽管美国的许多州试图阻止次贷规模的扩张，但因货币监理署的干预而搁浅
由于各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大多数机构投资者更加乐意购买次贷作为投资品，肆无忌惮的放贷人也从次贷的交易中获利不菲。为了抵制这种具有掠夺性的次贷，2002年乔治亚州率先进行了当时被称为“全国最严格”的反掠夺性贷款立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最大的投资者是联邦银行，州控制次贷的试图与银行扩张贷款次贷的迫切需求是相冲突的。在此情况下，联邦银行游说货币监理署以阻止州反次贷法的实施。虽然货币监理署的基本监管职责是确保联邦银行系统安全和稳健的运行，但它的全部预算来源于对被监管银行的收费，这意味着它的财政依赖于被监管银行的收入状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联邦银行要求货币监理署以州立法与联邦银行法相冲突为由先发制人地阻止《乔治亚洲公平贷款法》等州反次贷法的实施时，货币监理署会非常急迫地关注。货币监理署于2004年宣布上述各州的反次贷法因为适用于联邦银行而无效。伴随着州反次贷法的无效，联邦银行可以自由从事次贷业务。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法建设的启示
1.重申市场纪律，对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放松不能偏离正义的要求。美国次贷危机最大的教训在于在追求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忽略了对新型金融产品的风险及其交易的监管。创新与监管必须同步。此次次贷危机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不能过分相信“放任的自由经济”的“隐形之手”，即使是在市场高度发达、市场主体高度成熟的美、英等国，市场机制依然存在巨大的漏洞。在此次危机中先后倒下的贝尔斯登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美林证券公司都曾是华尔街的骄子，其内部风险管理制度一向被市场认为非常健全，经营模式被视为市场典范。但是，在盲目投资造成的巨大损失拖累下，这些机构无一幸免，百年的辉煌旦夕化为历史，其结局令人深思。金融创新是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特别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学者凯恩认为金融创新是在法律监管的博弈中得到发展的。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金融机构、投资者、社会大众这三个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而政府或者监管当局居中裁判。
2.加快完善社会信用系统包括个人征信系统的法规建设，改善银行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社会信用系统对于改善银行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确保信贷资金安全和社会金融安全，培养整个社会信用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初步建立了个人与企业信用征信系统，征信系统的投入使用对于改善商业银行信贷人员仅仅凭借借款人的身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比较原始的征信材料进行判断和决策以及单个银行和客户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状况，减少各类恶意欺诈行为，加强已放贷款的监督管理，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征信法规建设滞后，特别是在涉及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方面还无法可依，给征信体系的建设造成困难。加快征信立法，依法规范征信市场已经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急迫任务。
3.加强对经营货币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风险蔓延。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和影响，监管部门对其进行审慎监管、合规监管的各项配套法律相对成熟。在美国，除商业银行放贷外，还有大量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机构参与了次贷的发放，并且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但是，对于那些非吸收存款类的放贷机构，由于其不吸收公众存款、没有直接的系统性风险、不会动用央行或财政部的公共资源，因而所受监管非常宽松。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与其也有很大干系。因此，危机爆发后，美国立法机构决心将那些非传统抵押贷款发起人纳入到相应监管范围中。在当前我们鼓励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背景下，美国上述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出台我国的《放贷人条例》。
4.完善相关法规、规章，强化信息披露，确保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导致此次次贷危机爆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在发放各种新型贷款以及对抵押贷款实施证券化的过程中，产品的信息非常复杂，投资者如果得不到充分的信息披露则很可能作出错误的决策，从而遭受巨大损失。由此可见，信息披露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中极其重要。我国虽然颁布了《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但其只有区区十几条内容，对披露的内容和程序均规定得不够详细。笔者建议将来立法时应当规定放贷人必须对贷款发放程序、审核标准、担保形式、违约贷款处置程序、基础资产池贷款等作充分、及时、完全的披露，故意欺骗借款人和投资者的行为应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5.尽快制定自然人破产法，为那些诚实却无力还贷的借款人重新融入社会提供制度保障。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房价的暴跌和经济的不景气，很多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破产在所难免。美国有自然人破产制度，它能为这些无法还贷的借款人免除债务、获得新生提供机会。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就自然人破产制度进行规定，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也启示我们应尽快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为那些诚实却无力还贷的借款人重新融入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6.县域金融机构在县域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一定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实现资金在区域空间配置上的均衡。县域金融发展、县域资金流出或者如何吸引资金流入县域等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金融实务界、理论界以及县域非金融企业、县域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只在县域吸收资金而不发放贷款几乎是涸泽而渔的做法，所以最近几年中央政府连续提出县域金融机构要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在资金来源地。县域金融机构应在县域内加大投放贷款的力度，但一定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实现资金在区域空间配置上的均衡，否则只会导致风险增加，最终影响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1]辛乔利，孙兆东.次贷危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2]刘毅.金融监管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