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1
论文关键词：边境城市，区位价值，广西东兴市，提升
边境城市肩负着“兴边富民”，推进边境地区城市化，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使命，是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1]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建设的背景下，广西边境城市作为中国——东盟边界地区的“中心地”和“前沿地区”，要保持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发挥增长极作用，并带动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要充分开发、利用其边境城市区位优势，促进城市区位价值的提升。
一、边境城市区位价值的内涵界定及影响因子
（一）边境城市区位价值的内涵
“区位”一词来源于德语的standort，stand为站立场所、立脚地、站立之意，ort为位置、点、场所之意。目前大多被译为英文“location”，我国译作“区位”，指某事物占有的场所，含有“位置、布局、分布”等方面的含义。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看，区位是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2]城市则是指人类生活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场所。城市区位包括城市的位置和城市的分布两层含义经济论文，城市的位置是指每个城市的具体定位，城市的分布是指城市总体的分布，因此影响城市具体位置和分布的因素，就是城市的区位因素。
边境地区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经济地域类型，[3]至少由两个毗邻国家相邻的地区所构成的区域。[4]关于边境区位和城市区位问题的研究可散见于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1933年）的阐述之中。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认为，在边境中心地系统的空间组织中，社会政治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存在“社会政治分隔原则”，就使得边境地区的核心地位没有得到很好体现[3]，由此，限制了边境地区核心区即边境城市的发展。他还认为经济活动是城市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边境城市是按地域划分的，在我国是指在沿边9省区内靠近国境线的、具有一定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一定地域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1]cssci期刊目录。本文所指的边境城市特指实行沿边开放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周边国家交界处的口岸城市。目前关于边境城市区位价值的研究还比较少，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边境城市区位价值是指边境城市所拥有的边境区位优势、比较优势资源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在经济上的价值实现，反映了边境城市对相关资源及经济活动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二）影响城市区位的因素
按照城市区位的定义，可知影响城市具体位置和分布的因素，就是城市的区位因素。影响城市区位的因素可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包括地形、气候、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通过影响人口分布而影响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经济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交通、政治、军事、宗教、工农业基础、科技、旅游等。由于区位因素的可变性、不稳定性，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某一地区的区位因素亦会改变。笔者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各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边境区位因素亦已成为影响城市区位的一个主要因素。
由于受自然因素以及不同社会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的主导区位因素亦不相同。笔者对一些比较典型城市的主导区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每个城市的主导区位因素都不尽相同，主导区位因素的不相同也就决定每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同（如表1所示）。只有清楚每个城市的主导区位因素，才能更好发挥其区位优势，提升其区位价值，进而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此外，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城市区位价值也将得到提升。因此经济论文，只有了解影响每个城市自身的区位因素，才能选择合适的对策建议提升其城市区位价值。
表1影响城市区位的主导区位因素分析
城市
主导区位因素
中国的成都
平原地带地形平坦
中国的兰州、延安
河流
法国的阿尔萨斯、瑞士的巴塞尔、德国的卡尔斯鲁厄
边境
中国的大同、平顶山、英国的伯明翰、曼彻斯特、美国的匹兹堡
煤炭资源
中国的大庆、玉门、英国的阿伯丁、休斯顿、克拉玛依
石油资源
约翰内斯堡
金矿
中国的鞍山、包头、马鞍山、攀枝花
铁矿
中国的石家庄、蚌埠、郑州、宝鸡、武汉、株洲
交通
中国的扬州、济宁、巴拿马
运河
古希腊的雅典、古罗马城、巴西利亚、华盛顿、伊斯兰堡、新德里
政治
中国的嘉峪关、潼关、娘子关、友谊关
军事
麦加、梵蒂冈、耶路撒冷、拉萨
宗教
中国的桂林市、黄山市、张家界
旅游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2
关键词:会展业地理区位;区位选择;空间尺度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conventionandexhibitionindustryinspacehasareasonablegeographicalposition.atdifferentspatialscales，theinfluencialfactorsoflocationoftheexhibitionindustryaredifferent.Distinguishinganddeterminingattributesanddifferencesoflocationfactorwillhelptomakeanaccuratelocationdecision，promotedifferentinterestgroupsaccesstotheirrespectiveinterestsofconventionandexhibitionindustry.
Keywords:geographicalpositionofconventionandexhibitionindustry;locationchoice;spatialscales
作为会展旅游的核心，会展旅游的市场交易主要发生在会展举办地，举办地所追求的是会展旅游给居民和商业团体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会展旅游的吸引力激励和鞭策着举办地去赢得会展市场，最富有竞争力的会展旅游举办地能够使会展业的不同利益群体获得各自的利益。因此，会展业区位选择的合理性将影响到会展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所谓区位就是从空间的观点，确定地理现象位置、距离、规模、结构的合理性。所以，区位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地理事物存在的地域内在规律。
一、会展旅游业的地理区位和空间尺度
区位(Location)一词，除解释作空间内的位置SituationorpositioninSpace外，还有放置和为特定目的而标定的地区两重意思。所以区位与位置不同，它既有位也有区，还有被设计的内含。地理区位这个术语是在区位论引入地理学后才开始使用的，它增加和强调了区位同有关地理现象的相互联系，并赋予各种地理要素以区位概念[1]。由于地理区域存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因此依据地理区位因地理现象和事物存在的空间形态不同，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不同的区位尺度。作为一种产业形态，会展业也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不同的区位尺度，它们关注的重点分别为会展业的地区布局(宏观)、地点布局(中观)、会议与展览的场馆布局(微观)。这些侧重点构成了有序的空间层次。
(一)会展地区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宏观区位
从目前会展业的发展分布情况和各地区的经济分析来看，会展产业带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密切相关[2]。发展地区会展业应考虑如下区域经济条件:
1.区域经济发达程度
会展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与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纵观世界会展业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美国等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我国城市会展业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崛起也充分表明会展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的扩大必然会对会展产生强大的需求，促进会展业的快速发展。
2.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开放程度
一个城市要发展城市会展业，必须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国际上会展业发达的城市，一般都是开放程度较高的国际大都市。在我国拥有“中国第一展”、并被誉为“华南会展之都”的广州，因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政策束缚少，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会展市场开放度很高。广州既有部级的广交会，也有纯粹的国外来华专业展，还有民营展览机构所办的各类专业展。
3.第三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达程度
会展业与交通、通讯、住宿、餐饮、旅游、商业等行业有较强的关联性，需要这些行业提供完善的服务，满足参展客商的多样化需求。另外，国际会展业发达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城市产业发展起来的，如德国汉诺威的工业博览会，法国巴黎的时装展等，因为只有特色的城市产业才能培育出特色的展览项目。
4.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
旅游与会展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城市丰富的旅游资源会提高城市会展活动的吸引力，世界上著名的会展城市如汉诺威、法兰克福、米兰、新加坡等都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瑞士东部小城达沃斯是阿尔卑斯山系中海拔最高的城市，人口100余万，是世界知名的温泉度假、会议、运动度假胜地。每年1月末，世界经济论坛在这里召开年会，仅此一项每年就给达沃斯带了7000万美元的利润。另外，每年除有400多个大小会议在此召开外，还有70万游客前来度假。因此，具备特色的旅游资源，成为会展业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
5.政府的支持
会展旅游是一个涉及多行业、多部门的产业，通过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与其他经济部门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互动中实现良性循环，共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会展旅游业的发展，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规划时，积极考虑本国会展业发展的需要，进行有利的安排。除客观条件外，发展会展业还必须有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支持。如德国的汉诺威、法兰克福、慕尼黑、杜塞尔多夫等都是国际著名的展览城市，它们都把展览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出台一系列鼓励措施和优惠政策，吸引参展商和观众。
(二)选择会展城市时考虑的因素:中观区位
会展旅游业的中观尺度主要是指会展举办城市的选择问题，该空间尺度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是城市的区位条件、经济实力和城市吸引力状况等因素。
1.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
发展会展旅游必须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世界上最重要的150个专业展览会中有近120个都在德国城市举行，与其地处欧洲中心、交通便捷密切相关。从城市看，2001年承办各种国际会议最多的10大城市，如巴黎、伦敦、日内瓦、布鲁塞尔、柏林等，几乎都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我国的香港、上海、北京等城市会展旅游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理位置优越。
2.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
会展业成本较高，无论举办何种会展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资金投入。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20世纪以来举办国际性会议次数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城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在10000美元以上。瑞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举办国际会议次数排行世界第九位。因而发展会展旅游的旅游目的地通常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城市。
3.完善的会展设施
现代化的会展设施是开展会展旅游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许多会展旅游目的的成功得益于良好的会展设施。纽约、底特律、米兰、伦敦、巴黎、东京、法兰克福、慕尼黑都有10万或20万m2以上的大型现代化展馆，汉诺威建有展出面积接近47万m2的世界上最大的展览场馆，新加坡也有一个近10万m2的博览中心。
4.良好的城市形象和较强的城市吸引力
城市形象是旅游竞争的武器，缺乏城市形象或城市形象不佳的城市很难向游客促销，也就是没有竞争力。发展会议展览旅游的城市必须要有鲜明的城市形象。城市的吸引力在于城市形象，城市旅游资源的丰度和文化内涵则是营造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会展与旅游是分不开的，很多时候会展的举办就是冲着举办地的名胜古迹、美丽风光和良好的城市环境而来的。
5.完善的城市功能
会展业对城市功能有极大的依赖性，没有完整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先进的通信设施等，一些大型会展活动，如世博会乃至一些交易会是不能举办的，要成功举办一些大型会议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只有提升城市公众休闲、城市娱乐、康体、文化、商贸、购物、交通、通讯、邮电等城市功能，才能吸引会展旅游者和旅游投资者。新加坡发展会展旅游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净化环境等以吸引投资者和会展旅游者。
(三)选择会展场馆所时考虑的因素:微观区位
会展场馆选址对会展业的发展而言举足轻重。场馆一旦落成，也就决定了会展业借以发展的空间地理区域。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它的相关配套设施、道路交通状况等等，就成为会展业的运行环境，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项目甚至行业本身的发展。在会展场馆的选择的众多因素中，交通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对于那些正在选址建立会展中心的政府规划部门，选择好展馆的建设位置对展馆效益和城市会展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好的会展场馆，不仅应该具备完善的内部设施和服务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周边环境[3]。
其一，好的展馆应处于交通网络发达地区，四周交通便利、换乘方便，各种交通设施齐全，便于游客和参展者的参展行为。
其二，展馆地址应远离居民区和其它行政机构服务区域，避免给附近居民带来困扰或者妨碍其它公共事务。
其三，展馆附近应配有齐全的配套基础设施，如宾馆、酒店、商场、健身场所等等，为展会和旅客提供方便的同时，也避免了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
其四，展馆群体架构应呈现狭长、分散型，而非集中、聚集型，避免因展馆过分集中而带来的车辆拥堵，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集散。这样既可以使观众有效参展，又能够发挥展馆优势，兴办品牌展会。一般而言，会展场馆多选址于城郊结合部即与上述因素的可实现性有关。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要避免庞大的会展活动所带来的周边交通问题，对展会的明确定位和对专业观众的区分，也是加强对展会控制、减少观众流动量，以及提高展会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会展旅游业区位选择的综合因素
具体到某一个展会的举办地的区位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吸引力、会展场馆的周边环境及自身状况等因素[4]。
三、会展业的区位决策过程
从理论上讲，会展业的区位决策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为会展预先策划阶段，主要是确定会展的时间和预算，并开始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在此阶段中，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先决条件。例如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新成员，可能会提出对这个过程的不同观点。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一次会展的执行情况是未来会展地点选择的重要依据，比如先前已经制定的轮换使用会展地点的政策。预期的环境条件对会展的举办具有也是非常重要的。毋庸置疑，为数众多的地点选择因素都会对这个策划前的步骤产生影响，并进而在做出最后地点的决策时，能够看出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这个早期步骤中，其他竞争区位在准备候选地名单之前通过与协会的接触，就可以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策过程。
第二步的主要工作是通过调研和现场考察，收集能够满足最低要求的可能的会展区位和详细信息，对地点选择进行分析。对于重大的会展还可邀请候选的举办地的代表向协会介绍商务活动开展情况。另外，要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最后的建议。
第三步根据会展策划者或者选址委员会的建议，由会展主办方做出区位选择的决定。委员会的成员可能会对到底哪些地点选择因素更为重要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相竞争的举办地常常会不断地进行据理力争，还可能提出先决条件的问题。例如从吸引参展商或与会者以及获利的角度，会展的特定目标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最后阶段，为举办会展(第四步)和会后评价(第五步)，将此次区位决策过程作为下次会展的先决条件。评价还可能提出一些潜在的备选或竞争区位，以备未来举办会展时选择。
参考文献
[1]杨吾扬.区位论原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2]胡平主.会展旅游概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16-23，97-98.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3
一、徐州商贸业发展概况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由于远离省会城市，商贸业受省会城市辐射作用较小。本文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联系较强的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区域，来研究徐州的商贸业发展。
（一）淮海经济区概况
淮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3月，是中国最早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脐部，由苏鲁豫皖4省接壤地区的20个市组成。淮海经济区各城市在自然资源、发展历史、经济水平及文化习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相似性，产业联系较强，分析徐州商贸业在淮海经济区内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实现对徐州商贸业发展的较为准确的定位。
徐州是江苏省要建设的四个特大城市之一和徐州都市圈的特大核心城市，同时又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和国家主要枢纽城市。徐州商贸业的发展更是领先于周边县市，特别是近年来徐州发展大交通、大商贸、大物流的政策，使商贸业的发展充满活力，已成为区域商贸中心。但是，商贸业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由于缺乏合理的整体规划，新的商贸业网点层出不穷，业态分布不合理，许多商贸业网点盲目求大、升级，形成恶性竞争，商贸业布局与城市总体发展不一致等，这些问题不但影响了商贸业自身的发展，对整个城市的资源也造成极大的浪费，影响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徐州商贸业在淮海经济区中的地位
徐州地处淮海经济区的中心位置，经济实力较强，多年来一直发挥周边地区物资集散地的功能。和周边省际边缘城市相比，徐州商贸业网点数量、营业面积、商贸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总量指标都位居前列，其生产和消费范围辐射到周边县市。徐州市正在着力打造“淮海经济区服务业之都”。
淮海经济区20地级市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是济宁，为2122.16亿元，其次是徐州，为2007.3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是莱芜，为35845元，其次是与徐州相邻的枣庄，为29800元；作为衡量商贸业主要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是山东临沂，为728.3亿元，徐州其次，为680.23亿元，两者相差48.07亿元。综上可知，整个淮海经济区内，济宁的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商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是临沂，徐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淮海经济区内位列第五，说明徐州的人均消费水平也不是最高的。徐州作为区域性商贸中心的地位的稳固主要的主要竞争对象为济宁和临沂，三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济宁领先，与之相关的商贸业发展较强的为临沂，徐州商贸业的发展要想突起，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与周边城市商贸业集聚竞争
淮海经济区内产业联系从空间上可以分为三个圈层：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和外缘圈层。其中核心全程主要由徐州、淮北、枣庄、济宁四城市组成，是产业对外辐射和联系最为显著的圈层。就商贸业而言，徐州与周边城市的商贸业也是紧密相连的。作为淮海经济区内经济发展实力较强的城市，徐州商贸业不仅可以辐射范围能够达到苏北、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其发展也受到来自这些地区的影响。胡超美等对徐州服务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和对策研究，发现在规模、结构和效益竞争力、科技创新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方面，徐州具有优势，但在成长竞争力方面要落后于临沂。在商贸业重要组成部分物流业等方面，徐州的发展速度还有待提高。
（四）商贸业结构逐步优化
都市的建设，加上江苏省有关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促使徐州的商贸业设施结构逐步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逐步提升换代。二是业态结构逐渐优化。依据商贸业发展的多元化、特色化、功能化趋势，积极改造传统商贸业态，大力引进新型商贸业业态。淘汰经营品种少、消费环境差、管理及服务水平低的小门店业态；加大招商选资力度，引进知名品牌连锁店、专卖店，吸纳现代商务服务、高档休闲消费、文化娱乐等新型商贸业态发展。另外，徐州优越的区位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使楼宇经济迅速发展，大量的总部经济在此聚集，进一步推进了商贸业结构的优化。徐州传统服务业起步较早、基础扎实，现代服务业业态健全、层次较高，形成了淮海经济区规模最大、门类最全、档次最高的“商贸中心圈”。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将会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现代产业体系，商贸业的发展将会有更好的历史机遇。
二、影响徐州商贸业发展因素
（一）经济因素
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商贸业发展主要的动力。虽然徐州处于中国的两个发达地区——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地区之间的谷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差甚远，但由于近年来徐州发展迅速，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淮海经济区20地级市中，2009年人均GDp徐州达27514元，位列第六，消费能力逐步提高。但同人均GDp相对较高的莱芜、日照、枣庄等城市相比，稍显逊色。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业发展水平是相互影响的，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商贸业的发展，商贸业的快速发展同样也可以推进经济的发展。
（二）交通因素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同样也是商贸业发展的先行官。徐州有着优越的交通区位。从宏观区位看，徐州是东部沿海与中部地带、长三角与环渤海湾的结合部；从中观区位看，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是沿东陇海产业带的重要城市，素有“五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从微观区位看，徐州是苏北最大城市、江苏第二大城市，江苏省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四个特大城市之一，是江苏省北翼增长中心。徐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具有航空、铁路、公里、内河航运、管道运输五通汇流的优势。发达的交通，是徐州商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商贸业集聚因素
影响一个地区商贸业活动的因素很多，从空间关联的角度讲，主要包括来自主要表现为与周边地区的市场关联，包括市场集聚和市场竞争。优越的区位条件，是省际边缘城市商贸业发展的关键。相邻的区位，为相邻城市间商贸业的发展和合作，提供了空间上的依据。严士清对利用主成分分析影响江苏商贸业发展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和商贸业集聚因素对商贸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人口对商贸业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徐州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处，是淮河经济区内最大城市，是徐州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陇海兰新经济带东部和淮河经济区的中心，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具有战略优势，能够辐射到苏北、皖北、豫东和鲁西南等地区。区域中心城市的商贸业空间集聚因素越强，中心城市商贸业的吸引范围越广，商贸业规模越大。
（四）城市规划制约与限制
商贸业最初多自发形成，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则受到政府部门规划的引导和制约。徐州商贸业的发展与徐州城市规划中徐州的城市规划有很大关系。规划中城市的职能定位、交通状况、人文环境等影响了商贸业发展的规模，特别对商贸业的分布产生很大影响。徐州市区正在逐步打造完善双核联动、“一主四副”的商圈布局和加大物流等商贸业的发展，这种商贸业布局布局和重点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政府通过规划来限制或鼓励，是影响商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边缘区域发展政策
区域政策是影响区域商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位于省际边缘区的城市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由于处于淮海经济区城市所属各省对边界地区经济发展、扶持政策的不同，导致其经济发展状况也不尽相同。江苏省提出“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扶持徐州发展服务业，努力将徐州打造成为区域商贸中心；鲁南、豫东、皖北也都相应提出了倾斜扶持政策，加快边界地区的发展，缩小省内差异。
三、徐州商贸业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经济“塌陷区”制约商贸业的发展速度
徐州位于江苏的边缘地带，空间上远离省会，受到省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明显，使徐州的经济发展难以形成整体优势和竞争力，引起徐州地区的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外流。又由于淮海经济区地处东部沿海地带，受区域极化效应的影响，大量的经济要素及发展机遇流向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同时，在两大经济区域片区的挤压下，淮海经济区始终未能成长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增长极，陷入了一个“经济峡谷”的尴尬境地。经济上处于“塌陷区”，限制了徐州商贸业的发展规模。
（二）行政边界的阻隔和其他边缘地区的竞争
行政边界的阻隔作用是省际边缘区经济差异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阻碍淮海经济区内商贸自由流通的重要因子。由于各个行政区利益主体不一致，便造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周边的行政区都实施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导致行政边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刚性约束，致使淮海经济区内“诸侯经济”的蔓延。较为明显的是山东对临沂发展商贸业的扶持，积极打造其为商贸之都；安徽也在进一步提升蚌埠的商贸中心地位，人为的地域阻隔和各边缘区激烈的竞争，使徐州商贸业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商贸业集聚度和信誉度低
虽然徐州商贸业在2011年里发展比较快，但和临沂相比，零售也集聚度和品誉度有待提高，大型连锁企业、大型商贸业设施和全国等级的批发市场偏少，布局也有待优化，要想打造成为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徐州还应加强对商贸业空间集聚因子的作用。
四、徐州商贸业合理发展途径
通过对徐州商贸业分布形态及影响因素分析评价，得出了徐州及其他省际边缘城市有关商贸业合理发展途径：
第一，所处省际边缘区城市特殊位置，应借助其交通区位优势和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商贸业和物流业，形成区域性的物资集散地。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1997年到2010年各大权威机构的评价来看，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在参评国家中总是位于第30名左右，而且城市国际竞争力排名不高，且有下降之势。与传统经济环境相比，网络经济环境的城市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研究在当前网络环境下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传统经济相比，网络经济的出现对城市的发展成本、资源享赋、企业集聚、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因此，网络经济环境也赋予了城市国际竞争力新的含义和内容。同时，与传统经济相比，网络经济下更好地理解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含义也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目前，尽管城市国际竞争力在国内外还没有统一和标准的定义，但是通过阅读和参考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认为网络经济下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含义如下：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是在网络经济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一个城市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和转化资源，占领和控制市场及其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和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的能力，其本质是城市发展成本最小化，其目标是实现城市国际价值。
二、网络经济环境下城市国际竞争力的特征
与传统经济不同，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是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城市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同时要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使城市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期，我国与世界其他各个国家的竞争成败，都将取决于城市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也改变了城市面临的竞争环境，导致城市走向更加不确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不同，城市国际竞争力有自己的独特性。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主要有以下七大特征：系统性、开放性、差异性、动态性、相对性、可操作性与综合性。
三、传统经济下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如何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文献开始不断增多，并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有关城市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区位因素、创新研发水平、国际化水平、企业集聚、专业化分工和政府作用。研究最多的城市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是区位因素。从区位的角度探讨城市国际竞争力问题，普遍认为能够提供优势自然资源和非自然资源享赋的“差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区位因素也较好地解答了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为何有些城市能够吸引大量资金和人才，生机勃勃，迅速发展，而有些城市却始终停滞不前。不仅在国外其他城市，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也极大证明了区位因素的重要性。苏州的跨越与毗邻上海的区位有关，深圳的崛起与毗邻香港的区位也不无关系。网络经济下，全球通讯技术发展和信息扩散速度都在不断加快，传统区位因素对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也在不断下降。此种情况下，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就是培养或利用好的区位优势，产生吸引力，进而引发集聚，加快已有优势产业或潜在优势产业发展的过程。
四、网络经济下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相对于传统经济，网络经济下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城市面临着市场更加开放，国际贸易更加自由，政府宏观调控更加科学，信息不对称逐渐减弱等的发展环境，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和特征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基于网络经济的城市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也有了一定变化。我认为基于网络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城市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创新研发水平、城市信息化水平、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1.对外开放程度。在当今网络经济下，生产要素采购、资源优化配置、资产优化重组和竞争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进行，各国及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障碍大大减小，商品及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为各国及地区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所以，城市开放程度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一个闭塞的城市肯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更谈不上国际竞争力。城市的开放程度，还体现了一个城市对其他外部区域的吸引作用以及该城市的扩散、辐射作用，体现了城市在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和招商引资能力，这些都是网络经济下现代化城市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条件。
2.创新研发水平。从大量文献可以看出，城市的创新研发能力一直被认为是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网络经济时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信息传播不断加快，城市的创新研发能力更显得重要，它是城市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保证。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5
【关键词】城市化；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利用特征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基本资源和环境，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城市是一定规模及密度的非农业人口聚集的地方和一定层级地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加剧了中国土地资源利用的矛盾。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因此，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
一、城市化建设中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及特征分析
（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
我们综合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后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界定为：以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依据，通过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不断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基本特征
1、区域性特征。区域发展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提供了动力。区域作为地球表层某特定范围内的地域综合体，有其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要素特征，及其固有的形成、发展过程与演化机制，表现出区域固有的演化规律。
2、区位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反映从区域宏观角度来讲，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和模式。区位特征则强调城市建成区范围内部，不同区位的土地具有不同集约利用的特点。因此研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应该把握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规律。
3、动态性特征。要研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不能孤立于城市特定的发展阶段去讨论，应该把握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集约利用的规律，去研究城市土地利用合理的集约度，并通过对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研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潜力。
4、层次性特征。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于不同层次关注的重点不同。对整个城市区域土地进行宏观尺度的集约利用评价时，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评判，包括总量、结构、开发强度、投入、产出等，强调城市用地规模、城市用地功能、城市用地结构和城市综合效益最终结果的合理性。
5、无限潜力特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状态是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不断演化的结果。可以说，任何一种城市土地利用状态其集约形式都不是终结的，都是有潜力可挖的。
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
（一）土地区位和土地用途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土地的位置固定性决定了土地区位的差异性。土地的用途不同，其投入产出比例不同，土地利用的效益不同。在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一般是商业用地的投入和产出要远远高于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在竞争条件下，区位较好的地区其地租相对较高，不同用地类型的土地使用者其区位选择也会有很大差别。能获得较高土地收益的用途占用区位条件较高的土地，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高；利用能力低的用途只能占据区位条件较差的土地，土地投入产出少，土地利用的集约度低。所以城市土地区位和用途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土地供应潜力与人口密度增加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区域土地资源总量供给和人均拥有土地资源的面积直接相关。①可以说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是土地集约利用的最直接的资源约束因素。人口聚集是城市的特征之一，城市人口密度增大伴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越是人口密集的区域，越容易形成人口聚集，形成规模较大的城市。这是城市聚集效应体现在人口这一方面，城市各种要素的聚集，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提出了要求。并且不同要素的聚集程度，会产生不同的土地利用集约度。
（三）土地价格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土地价格对土地集约利用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土地价格是城市聚集相应的体现，这是因为聚集行为导致一定范围内的土地需求增加，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土地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各种要素的聚集使得单位土地面积产出增加，土地使用者支付地租的能力增强，不同土地使用者竞争的结果是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城市里，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土地供求关系紧张，土地价格增高，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增加。因此，地价水平可以作为衡量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和集约潜力的参考指数。
（四）生态环境容量（承载力）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限制性因素。城市的发展必须转变观念，要考虑用区域环境的适宜承载力决定城市的发展可能。②未来的城市发展，资源环境成为城市发展的首要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城市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决定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最高强度，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限制性因素。
三、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方式取向
城市化建设中土地集约利用方式主要分为扩散性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和密集性城市土地利用方式。
通过对比可以知道，密集性城市模式要求更高的环境控制。扩散性或密集性城市发展的选择不能仅被看作是经济效率的纯粹功能标准，而应该是环境标准。
四、两种利用模式的选择与取舍
虽然密集性模式中城市活动加强，土地利用强度高，且保护区域环境上具有优点，但城市建成区内部过高的密度不可避免减少公共绿地面积，影响城市生态环境。面对密集性模式的局限性以及对地区可持续能力的争论，人们开始提出用“混合利用”来实施密集型城市原理。即在城市内部将各种活动综合，包括服务活动、工业活动以及绿化农业活动。美国马里兰州州长于1997年首先提出“精明累进”这一概念，初衷是建立一种使州政府能指导城市开发的手段，并使政府财政支出对城市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发展至今，精明累进虽无确切的定义，但主要内涵是为了重塑城市和郊区的发展模式，改善社区，促进经济，终止城市向外扩张，保护环境，建设更可居住的环境。
我国现在也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而且在世界上属于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方式的选择又决定着土地集约利用的效率。然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固定的土地集约利用方式，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一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本身就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所以，各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采取合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方式，以推进城市化健康稳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1）合理控制用地规模，科学预测城市大小；（2）开发计划中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开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3）鼓励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反对城市蔓延，鼓励对现有城区及社区中的填充式发展；（4）提倡土地混合使用，避免城市地区单一化、贫困化。住房类型和价格多样化，不同收入阶层混杂使地区充满活力；（5）加强土地收益管理；（6）健全土地税制。
参考文献：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6
城市竞争力是自从城市产生以来就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城市间的竞争存亡基本取决于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交通方式的改变以及战争局势的变化；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及其规模的大小、产业结构布局、人口的多寡都是由政府的“有形之手”予以计划和调控，城市竞争力突出表现为城市首脑“跑部钱进”的意志与能力，以及中央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式所制定的计划；随着市场机制日益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城市竞争力不再由政府计划或工矿企业发展所左右，而是被看不见、更加难以捉摸的多种因素和无形的资源所代替。所以，研究城市竞争力以及决定因素在以城市为代表区域集团化的今天有着极为重要意义，也为我们城市发展及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提供思路。
（1）城市竞争力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城市竞争力研究起步比国内早，学者们从各个不同层面对城市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如begg，boddy，cheshire，jensen-butler等人对城市之间的竞争过程进行了研究：d·arcy，keogh，rogerson，gordon等人对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及其竞争后果进行了研究，包括地方生活质量、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接近电信网络、在协作网内获得外部经济性、市场需求和有效的组织结构等；而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对全球竞争、美国和欧洲的考察，研究了城市竞争的尺度问题。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又加强了城市竞争力研究。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从历史上看，城市是社区权力和文化的最集中点。生活散射的各种光芒在这里全面聚集，并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意义。城市是社会整体关系的形式和标志城市的生命过程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高级生物体。城市可以局部成长、部分消亡、自我更新。”
从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地域分布来看，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集中在以下三大地区：北美、欧洲以及亚太地区，以前两者尤为突出。在北美，美国城市竞争力及其相关研究比较深入。巴克内尔大学的彼德教授从80年代开始对城市竞争力的一些问题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90年代初已是国际上研究竞争力问题的著名专家，他声称他关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同样适合次级经济存在体（区域和城市）；而北卡罗来纳大学丹尼斯教授90年代开始研究大都市地区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在欧洲，伴随着欧盟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此外法国的经济空间管理机构也都针对城市竞争力进行了专门研究。而亚太地区由于全球化过程相对不如北美和欧洲地区，城市竞争力研究范围往往局限于城市竞争力评价，对其竞争机制等的探讨不如前两个地区深入。
总体上来讲，目前国外城市竞争力研究主要围绕新背景下城市竞争机制、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城市竞争力提升战略等4个方面展开的。从国内外城市竞争力的不同定义来看，不同学者对城市竞争力概念的认识往往使用以下标准：（1）资源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能力标准。（2）居民生活水平标准。（3）财富创造标准。（4）可持续发展能力标准。事实上，这4个标准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辩证关系：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提高可谓城市竞争力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财富创造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途径或过程；而资源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能力则是城市竞争力最根本的因素和基础。城市竞争力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但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城市竞争的外部环境对城市竞争过程本身产生了一定的“激励”或者“滞缓”的影响。因此，城市竞争力定义如下：一定环境中，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以创造价值、财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城市竞争力内涵界定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于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定义，实际上是从以上四个角度来观察和界定竞争力的。比较来看，竞争力是竞争主体的某种优势，这种优势可能是投入要素方面的优势，有可能是竞争过程中的行为优势，也有可能是投入产出的效率（生产率）优势，还有可能是竞争主体所处的环境方面的优势；从竞争主体自身来看，竞争力是他的某种能力的表现，这种能力可能是盈利能力，也可能是组织能力，还有可能是销售能力等；从竞争过程来看，竞争力是竞争主体发挥自己能力，将自己能力变成实际收益的一个过程，也是对竞争对象的吸引力；从竞争结果来看，竞争力最终是要反映在其获得的收益的大小上，是一种获取收益的能力或收益水平。因此我们的这一定义，能够将国内外学者关于竞争力的不同定义包容起来、统一起来。学者们对竞争力来源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竞争主体在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差距的解释。
对城市竞争力的理解，我们还应该首先明晰什么是竞争力。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开宗明义指出从国家的层面来考虑时，“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中，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是资源稀缺性。各同类市场主体为了获取某种稀缺资源，必然要有一定竞争力的，否则就只有按照“优胜劣汰”规则被罚出场外。所以，市场经济中，同类或近似同类的利益相关者必须适应竞争。为了适应竞争的需要，竞争主体必须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努力培育和提升竞争力。竞争力也可以看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争主体在追求一个或多个竞争对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即竞争力就是竞争主体在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这一定义有四个层次的含义：（1）竞争力是竞争主体之间相互比较、较量才有可能存在的一个概念，没有竞争主体之间的相互较量、竞争，也就不存在竞争主体的竞争力问题；（2）竞争力是指某个竞争主体的竞争力量，从单个竞争主体自身的角度来讲，竞争过程中其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量是他的能力或素质的表现；（3）从竞争主体争夺的竞争对象来看，竞争主体的竞争力是对竞争对象的吸引力或获取力；（4）从竞争的结果来看，竞争力是竞争主体最终取得某种收益或某种利益的能力。因此，从相互比较角度看，竞争力就是某一竞争主体相对于另一竞争主体所具有的某种优势。竞争优势是竞争力的基础，在竞争当中竞争主体只有存在某种优势，如价格、品质、成本等现实优势和技术、管理、制度创新等潜在优势，竞争者相对于他的竞争对手才会具备竞争力。当然有竞争力的竞争主体可以获取更多市场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从而也就维持并巩固他的竞争优势地位。
总之，根据以上对竞争力的探讨以及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竞争力概念的理解，我们认为，从静态来看，竞争力来源于竞争主体之间能力上的差距；从动态来看，竞争力来源于竞争主体在竞争过程中的行为的差距。那么，城市竞争力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的某种竞争差距。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城市相比所具有的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的能力。
二
竞争力及其提升的研究是国际社会一个热点。但长期局限于宏观的国家层次以及微观的企业层次。对于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如美国《城市地位评价年鉴》关于美国城市的地位的评价；欧洲学者通过城市问题、失业、收入、移民和旅游需求等对欧洲的城市进行了排名；中国不同机构或组织也在积极地选取指标对全国城市进行排名。无论上述指标选取是否合理，批判是否公正，但是，城市竞争力及其提高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不容置疑的。城市竞争力是一个混沌的系统，城市竞争力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竞争力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在对研究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学术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城市竞争力研究已成为焦点
研究城市发展影响要素的实质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能力的思考。国际竞争的主体的关注从国家竞争力、产业、企业竞争力研究到城市竞争力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城市本身重要性的突现。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无论对所处的国家还是所载含的企业的竞争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成败都取决于城市竞争力。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从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到城市和区域竞争力竞争主体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得到重视，使得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提上了日程。而有关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和评价体系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城市竞争力的高低，表面上体现为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实质上是全球化时代城市拥有、吸引、控制、转化稀缺要素的能力。这与城市的制度建设、文化的挖掘和提升、地方创新环境的培育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传统的区位、物质（金融）资本、技术等因素不是不重要，而是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当这些因素具备的时候，制度、创新能力等因素的作用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
（2）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城市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变组合和静态组合，以及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组合等。城市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城市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城市数目的增加以及城市本身争夺资源的能力提升，影响城市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要素集合必然扩大。传统因素，如城市交通和自然区位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已经不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无形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等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包括如下内容：（1）城市内部的资源／能力相关因素；（2）城市外部的环境即全球城市网络／等级格局和区域竞争力、城市与区域整合度。作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城市系统内部的竞争力影响因素，即城市的资源和内部能力的组合反映和决定了城市竞争态势及竞争的核心能力。一方面，同一时刻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静态组合状态，反映了城市竞争“类型”的不同；另一方面，城市竞争是动态演进的过程，不同时刻点的同一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因素组合呈现不同的状态，表现为城市竞争优势驱动呈现不同的时序特征。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规划城市竞争力提升战略，制定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3）软要素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
当技术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区域发展的优势已经开始超越区位、基础设施等物化的因素，文化等“软”因素开始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可见，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起动和活性作用”的城市资源因素、成长性激励作用的城市内部能力因素，以及起推动和滞缓作用的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外部环境对城市竞争力只起机遇或挑战作用；而内部资源则主要分为场所资源（如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自然条件）和非场所资源（如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实力以及地方文化、制度等），内部能力则主要包括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些要素才是城市竞争优势。城市拥有的关键资源、城市的创新能力以及组织学习、组织能力都是紧密联系的，他们在不同层次上对城市竞争优势起着支撑作用。其中组织学习、组织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源泉，创新能力又是关键资源创建过程中的加速器，而关键资源则是竞争优势的直接来源，四者共同构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作用的。那些可以更好地挖掘人的潜力的文化、制度等软要素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且是城市向更高层面发展的过程中吸引竞争资源、把握竞争优势的关键，所以“软”要素才是现代城市兴衰的稀缺要素。
（4）人才本位是城市竞争力的焦点
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渗透到城市发展理念的今天，各个学科“殊途同归”，我们不但越来越关注“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核心，而且更加重视人才本位的城市竞争的理念。城市竞争力是城市创造价值的能力，城市的价值是由一个个不同的人创造的。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的，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当关心人、陶冶人。这种城市发展要素的“以人为本”化使人们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人。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和技术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知识和技术是创造的又是通过人传播和应用发挥作用。因为：（1）通过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城市价值的创造；（2）通过影响城市技术传播能力，影响城市价值的创造和实现；（3）人力资本是创造财富的直接投入要素，其质量高低决定投入的回报；（4）人力资本通过吸引配套水平的生产要素，进而影响要素投入的整体质量。所以，在培育和提升城市竞争力时就不能忽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当然，在实施人才资源开发战略时，不能只依靠物质激励方式，还应该做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正如fredrick·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指出的，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深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必要的，没有它会导致不满，但是即使获得满足，它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不能持久的。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物质利益和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工作的安排，量才录用，各得其所，注意对人进行精神鼓励，给予表扬和认可，注意给人以成长、发展、晋升的机会。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这种内在激励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
三
城市的优势与劣势、城市的互补与竞争、城市的分工与合作、城市的繁荣与衰落无不与城市竞争力紧密相连。因此，加强城市竞争力研究，既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城市的现状和发展潜力，制定恰当的竞争与合作战略，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实现城市间的优势互补与良性竞争，又有助于中国城市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以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聚集促进城市发展，从而使城市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针对我国城市发展及增强城市竞争力，我们应该除了加大城市竞争力研究，也要积极做好以下工作：
（1）树立经营城市的意识
经营城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新理念。早在20世纪中叶，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开始出现了经营城市的思想。“经营”包括筹划、经管、组织、计划以及规划治理等方面。经营城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的现实需要。以后城市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经营城市的意识，正如大连市按照“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城市发展思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经营城市，增强竞争力”的路子，使得大连这一北方城市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中连连攀升。所以，我们应该要像经营企业或商业一样经营城市，要在明确的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确立城市的先导产业，强化支柱产业，积极、有序地推进城市的扩张，打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推广，最终达到使城市不断增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制订适当的城市定位
一个城市的正确定位是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先决条件。所谓城市定位，就是指城市为了实现最大化收益，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消费需求”等方面及其变化，确定自身各方面发展的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和竞争的位置。j.弗里德曼（friedman）在研究世界城市体系中提出，一个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在于人口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参加国际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以及调控和支配资本的能力。而城市地位和作用的大小正是城市竞争力的具体反映。目前，中国城市定位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大部分城市都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追求几乎相同的目标地位。其结果是造成各个城市产业严重同构、重复建设盛行、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区域城市间恶性竞争、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定位准确，城市可以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城市内外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和提高城市竞争力。反之，城市定位失误或错误，不仅会使城市失去发展的有利时期，还会因为浪费城市发展资源和功能错位而导致城市发展缓慢，竞争力不强。
（3）重视城市的软环境建设
中国城市里的大楼不谓不高、马路不能说不宽，但中国城市竞争力却不强。因此，城市竞争力增强不是通过建几栋高楼大厦、修几条宽敞的马路等方面就能实现，而是应该通过大力发展软环境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竞争力。软环境（如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信息环境和社会秩序环境等方面）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譬如，在城市文化建设上，通过转变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健康文化；创建讲究信誉、等价公平的道德标准以及鼓励个性和激励创新的竞争氛围建设，都将大大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软”环境不但增强城市“硬”环境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城市的创新动力和使交易成本的降低。诚实守信的商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催促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尊重知识、人才的文化环境酿造的浓厚创新氛围有利于城市技术和知识创新；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直接激励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些都可以大大增强城市竞争力。中国城市发展在软环境建设上重视不够，需要改进的空间大，需要作大量研究和积极实施。
（4）推进城市产业集群的发展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7
党杨（1984-），女，吉林长春，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助理，讲师。
摘要：本文的研究内容来自于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基于探析中国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需要，从影响土地价格的综合因素、政府行为和制度、容积率等七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我们研究和分析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向城郊农业用地扩展已不可避免，土地问题日益突出。在土地问题中，最为突出者又为土地价格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土地价格机制对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城市土地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若土地价格上升超过真实土地价格或一般物价水平而演变为土地价格高涨，则会引发土地投机，并最终造成土地投机与土地价格高涨的恶性循环。
一、关于影响土地价格的综合因素的分析
1、以具体城市为例对影响土地价格综合因素的分析。魏静、郑小刚等人以河北省冀州为例，以统计年鉴和实地调查资料为数据来源，根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影响因素与已发生征地交易价格的相关性确定各影响因素权重系数，对征地区片的综合地价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征地交易地价与土地供求紧张程度、临路距离、距城市距离和人均耕地面积的相关概率高达99.9%，成为制约征地交易地价高低的关键因素；征地交易地价与耕地面积百分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概率高达90%，对征地交易地价的影响程度次之；征地交易地价与近三年农业产值几乎不相关；征地交易地价与临路距离、距城市距离、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面积百分率呈负相关，表明临路距离和距城市距离越近，人均耕地面积越小，土地开发程度越高则地价越高；征地交易地价与土地供求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和社会保障价格呈正相关，表明土地需求紧张、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和社会保障状况好的区域地价较高。
2、对影响土地价格异化和土地价格差异性综合要素的研究。蒋满元通过对现阶段城市土地价格异化问题的探讨，对影响土地价格的综合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我国城市土地资产经营的过程中，由于土地市场并非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由于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往往易于受到政府政策选择的干预，由于土地市场上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和开发商相互间的不正当竞争活动，由于目前的关于土地方面的税费体系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成分，由于隐性土地交易的行为还普遍存在，因而土地价格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往往也就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由供求平衡影响所确定的均衡价格；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多体现的是对现实中土地价格的歪曲并进而形成了通常所说的土地价格的异化问题。
3、对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因素分类的综合研究。杨继瑞系统研究了影响城市地价的因素体系，把影响城市地价的因素分为：城市土地供求状况、城市土地的物理因素、城市土地的环境因素、城市用地的行政因素、城市用地的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城市社会因素、城市用地的心理因素、国际因素和其他因素十个方面。金家鼎则把影响土地价格的变动因素归为：影响土地价格的整体因素和具体因素两大类。整体因素包括：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城市化发展程度、土地制度和投机作用；具体因素包括：位置、土地使用权、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地区经济结构、人口密度、城市周围农业用地的开发程度、税收和土地市场的发育完善程度。
4、对影响小城镇土地和特定用途土地价格的综合要素的研究。肖更生、李贞玉则较具体地对我国城市工业地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供求二方，取人口、经济、区位、政府行为等四大板块中的基本要素对我国工业地价的相关性与影响力度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相关性看：城市设施因素与工业地价相关性较弱；大区位因素与工业地价相关性较强。房产税额、耕地占用税额、本年购置的土地面积等政府行为因素与工业地价相关性较强；余者与工业地价相关性较弱。从影响力度看：工业地价对经济、政府行为、区位因素的弹性系数总体呈现一种矛盾、混乱的特征，佐证了中国工业地价违背客观规律性的现象。剔除其混乱因素，仍可看出大区位因素对工业地价影响的力度要大于经济因素，土地类税额对工业地价影响的力度微乎其微；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土地的掠夺性开发利用。
二、关于政府行为和制度对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研究
杨庆媛、刘智勇在《城市土地价格与政府行为的相关机制研究》一文中指出：在成熟的土地市场中，土地价格与政府行为间为弱相关关系。在我国目前先一级市场后二级市场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不仅充当市场的裁判，而且活跃地扮演着“参与者”的角色；作为主要供给者，又是市场交易程序、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其行为影响到土地市场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通过影响城市土地供求关系、制定地价政策以及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等影响城市土地价格。肖更生、李贞玉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中国政府行为因素对商业、住宅、工业地价的影响力度，认为：政府行为因素对商业地价的影响力度大，住宅地价次之，对工业地价影响力度甚微，验证了中国工业地价的紊乱性；土地供给因素对地价影响力度微弱，反映了中国城市扩张冲动中对土地需求的饥渴症状。彭松、童青对土地征用价格的制度缺陷进行了思考，指出：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表现为土地征用价格的不合理，土地征用价格是一种游离于市场之外的一种垄断性价格。王雪松、张绍良、王雪梅从土地内在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价格虚高的成因，进而揭示了地价虚高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三、关于容积率对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研究
欧阳安蛟从容积率影响地价的机制入手，提出了只受收益机制作用下的地价随容积率变化规律，并进而得出收益机制与市场供求机制共同作用下积率成比例关系，容积率越高，建筑面积越大，土地利用效率越高，地价则越高，但个别时候也会出现由于容积率增加，地价会随着容积率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况。容积率对地价的影响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遵循报酬递增递减规律”；“容积率大小不同，对低价的影响不同”；“同一地区，不同容积率，对低价的影响不同”；“用途不同，容积率对地价的影响不同”。章波、升等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就容积率影响城市地价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作为城市规划重要内容的容积率，在一定程度上对地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四、关于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研究
黄亚平、丁烈云就城市规划对低价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规划阶段对地价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其中对城市地价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规划纲要、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实施程度对地价变化有着明显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规划实施的过程受制于城市开发建设速度的快慢（即城市发展速率），城市开发建设速度快时，土地需求量上升，市场供需平衡容易被打破，地价上升；城市发展速度及规划实施程度对城市各个次区域内部的级别价、路线价、区片价及反映具体地块的宗地地价的动态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规划实施方式也对地价产生影响，这是因为规划实施方式主要取决于城市开发与再开发的战略决策，不同的开发模式，对城市地价空间分布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若采取中心——开发模式，整个城市地价空间分布多呈单核心的分布形态；若采用——中心开发模式，将导致城市地区地价首先上升，拉动城市整体地价水平的升高，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除市中心地区外，在也有可能形成多个次级地价峰值区；规划实施方式对地价的影响还具体体现在城市空间增长形态的差异与地价动态变化的关系上。
五、关于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区位要素的研究
杜德斌、徐建刚以上海为例，采用GiS技术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以土地批租地块为样本，分析了上海市地价与城市区位因子的线性关系。认为：南京路、市中心和淮海路是影响上海市地价空间差异的主要区位因子，外滩、次级商业中心和交通结节点对地价的影响很小，表明上海市地价的空间分布具有很高的向心性。上海市地价与区位因子这种关联性与该市的商业分布格局、CBD的功能结构和城市形态有关。唐菊兴、李少达、王乾以四川省德阳市为例，对城市区位模式与城市地价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的生长过程是一个通过竞争选择相适应的空间发展区位的过程，是一个对区位择优、开拓与占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城市内部用地通过竞争进行动态的调整和置换，优化城市的用地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划，寻找、开创新的城市发展区位。杜小娅、陆跃进根据南京市1998年的出让地价资料，分析了南京市区地价变化同主要区位因子的关系，认为：城市地价与区位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区位对地价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是因为区位是决定城市土地利用价值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区位是衡量地租、地价的主要标尺。（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魏静、郑小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以河北省冀州市为例，中国土地科学，2007年第4期；
[2]蒋满元，城市土地价格异化问题探析，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杨继瑞，中国城市地价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4]肖更生、李贞玉，我国城市工业地价影响因素及力度的计量分析，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杨庆媛、刘智勇，城市土地价格与府行为的相关机制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2期；
[6]欧阳安蛟，容积率影响地价的规律及修正系数确定法，经济地理，1991年第1期；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8
1.从外部看——地域形态
地域形态是指城市地域的轮廓形状，它的形成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平原地区的城市形态较为规整，山区城市形态受地形、地貌条件的限制，不同地区差别较大。当然，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城市形态也有影响。
2.从内部看——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指同类活动在空间上高度聚集而成的区域，每区以某一功能为主，兼具其他功能且连片分布，无明确界线。主要有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文化区、行政区、绿化区、公共活动区等，其中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是城市常见的三种功能区。
3.城市的空间结构模式
各个功能区必须有效组合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才能更好地发挥城市职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必然在空间上组合形成各种不同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式。主要包括同心圆模式（围绕单一核心向外扩展）、扇形模式（功能区呈扇形或楔形向外扩展）、多核心模式（围绕不同核心发展）、未来“田园城市”（以人为本，兼有城市和乡村特点）等。
【城市化进程】
1.从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可表示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
2.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对环境影响最深刻、最集中的地区，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表现在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方面，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具体分析如下表：
【交通运输线（铁路、公路）建设的区位因素及发展变化】
1.五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比较
项目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
运量大——————————————————————小运量大、损耗小、平稳安全、易管理
运速最慢较快较慢最快
运价低——————————————————————高
灵活性差居中最好好最差
连续性最差好居中差最好
成本投资少投资大、占地广居中投资大投资大
2.交通运输线（铁路、公路）建设的区位因素及发展变化
交通运输线（铁路、公路）建设的区位因素有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因素的影响已减弱，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决定性因素，技术因素始终是保障因素。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必面面俱到，要根据题目材料信息和题目题干的提示来确定答题要点。
3.交通运输站点的区位因素和选址原则
⑴汽车站
区位因素：①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但要求地面开阔平坦、位置适宜；②数量、密度、规模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选址要求：城市交通干线两侧，与市内干道系统和其他对外交通有方便直接联系的地点。
⑵航空港
区位因素：①受地形、气候、地质、水文等影响较大；②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人流、物流频繁地区最为有利。
选址要求：占地广，要求地形平坦开阔，利于跑道建设，以及飞机起飞有净空保证；坡度适当的地形，以利于排水；良好的地质条件，保证地基稳定；机场建在与城市盛行风向垂直的郊外，跑道沿盛行风的方向修建，利机逆风起降；为了保证飞机起降，不应布局在雾日和低云较多的盆地和低地；航空港噪音较大，与城市应有一定的距离，并与快速交通干线相连接。
⑶港口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9
关键词：城镇区域；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演化；关中
一、引言
区域地理要素，是指构成区域地理系统的主要成分或部门，它由社会环境要素和自然环境要素组合形成。社会环境要素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然环境要素包括地表和气候等。例如，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气候、水文、人口与文化、交通条件、经济的各部门、社会政治等等，都可以归为区域地理要素。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演变始终受到无意识的自然要素及有意识的人为控制的约束与引导，两者交替作用而促成城镇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发展阶段与空间格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
二、区域地理要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座落在具有一定自然地理特征的地表上，其形成、建设和发展都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地质、地形、地貌、气候、水文、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相互交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背景，从总体上影响区域城镇空间格局。［1］从区域城镇的分布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地形、河流、水资源、矿产资源等是城镇分布的基本因素。
城市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地形条件，有较大面积的平地来满足城市建设的用地要求和方便对外交通联系，扩大其腹地。河流等自然条件是城镇分布的基础，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水，充足的水资源可以加速城市经济持续发展，水资源缺乏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失衡条件和制约因素，水资源时空分布是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矿产资源与农业发展则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矿产资源开发一般为点状布局，集中在某些据点，当矿产资源储量大，且成片分布，有利于集中开发时，这些矿产资源开发点进而可能发展为城市。在早期依托资源，而交通条件不明显的情况下，随着矿产资源的点状布局，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分散阶段。如西汉时期，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增设过铁官的城镇，仅依托资源，其城镇空间结构表征为分散阶段。
（二）交通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区域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通讯等）建设，对城镇的发展和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有明显的支撑作用。［1］城市间的距离直接关系到城市间的协作、城镇体系的发展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区域交通条件对城镇网络的支撑性成为城镇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交通发达地区经济也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城镇吸引范围比较大，从而有可能改变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
伴随着交通的发展，可达性的改善，区位的变化，带动了沿线商贸业的发展，城镇空间格局则表征为点轴阶段。这一点在关中地区尤为明显，当陇海铁路通车，宝鸡、铜川、咸阳由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为陕西的重要工业城市，蔡家坡、虢镇等原来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这时也皆以陆运便利而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关中地区的城镇空间格局表征为点轴阶段。关中地区的重要城市，如西安、宝鸡、咸阳、兴平、铜川、渭南、华阴、韩城等都分布在铁路和公路干线上，而由这一地带中心向南向北，城市逐渐趋于稀疏，规模也开始变小。在交通因素明显的情况下，开发过程中新的资源开发型城市的生成、发展对于原有城镇产生促进作用，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枝状阶段。例如，解放后，关中地区交通条件已有较大改善，伴随着对资源的开发利用，铜川市、韩城市、华阴市、蒲城、彬县、凤州、潼关、礼泉等一大批城市相继形成并迅速发展，促进了渭北区城镇发展。
（三）经济技术发展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商品经济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传输，加强了城市间的联系，推动了城镇密集区的形成。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产业逐渐集中和发展的结果，城镇是各种产业集中的地方，随着产业的集中和发展，人口也随着集中起来，人口的集中又促进了城镇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大规模工业建设为先导，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关中地区迅速兴起，户县余下、虢镇、蔡家坡、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市。
知识经济的日益繁荣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加深。更多的高科技产业和高级服务业开始向市场前景广大的地区迁移集聚，而区域中心城市则成为新兴产业的孵化地和跨国公司高级管理机构的集聚地。综合性交通走廊的形成和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城市要素在高密度集聚的同时，空间上也开始向相对松散的郊区和周边城镇扩散。从而使城市更趋向综合性、兼容性和多种产业交叉的状态发展，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区将会较快的发展和普及，使传统城镇布局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1］在资源、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等复合作用下，城镇发展进入了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连共享嵌套体系，是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社会政治因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延伸，社会政治因素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城市的生成、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社会政治交替作用的历史。［2］在以往的城市研究中，社会政治因素大多作为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看待，忽视了其对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一般认为，城市发展源自经济增长，但如果细读城市发展的历史，便会发现，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政治体制，或依赖于社会政治制度、宏观发展政策等。国家宏观发展政策对区域内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生态环境维护、生产力布局等诸多方面，均有着决定性作用，其既可促进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也可以减缓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发展，均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主导作用。关中地区的城镇，2000多年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自然环境的变迁，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三、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演变解析
从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其城镇的生成、发展以及空间格局的演变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水资源）、交通的发展、主导城市在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
渭河平原区位于陕西省中部，除秦岭北坡小部分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易于耕作，农业发达。地势南北高而中部低，属暖热带半湿润气候带，年平均气温为12-13.6℃，年平均降水为500-700毫米。加之本区属渭河流域，渭河横贯关中中部，水资源条件较好。良好的自然地理要素为城镇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故而，从历史上来看，渭河平原区的城镇密度与人口密度始终高于关中地区的平均水平（见图1、图2）。
反观作为二级阶地的渭北区，其位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以南，渭河平原区以北，土地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属于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高度800-1200米，地势自南而北逐渐升高，塬沟的相对高度差一般在100米左右。受地形和水资源条件的限制，在历史上，其城镇密度和人口密度始终低于关中地区平均水平（见图1、图2）。
（一）从西周到西汉——关中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周代在今西安西郊沣河东西两岸建立统治中心——沣镐二京，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双子城。交通方面，关中为王畿之地，采邑、食邑很多。在镐京与各封国采邑间，在京城至六乡之间，修筑了可通行车马的贡道。集市与京城、采邑之间开辟了转输货品的道路。干道和支道纵横交织，形成了王畿内的城乡道路网。这对于镐京和各城邑间的联系，对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和剩余农产品交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也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4］加之周武王取得天下以后，“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为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施旅；示天下不复用也。”［5］的政治措施，关中地区除国都地区之外为团状外，其余大多沿河流呈离散的点状分布。
秦人进入今陕西境内后，在定都咸阳之前，秦为了取得良好的发展区位，426年中曾六迁其都，其中在雍城时间最长（250多年）。在秦国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定都咸阳具有“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条件。秦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如在商鞅变法中，“采小乡、邑，聚为县，置令、拯”，消除了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为社会经济及城市发展扫平了政治上的障碍。随着郑国渠的修通和渭河航运的开通，以及秦始皇时期大修驰道，并把战国时期的割据道路，沟通为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络，其沿线的雍、郿县、武功、美阳、咸阳、高陵邑、栎阳邑、频阳、郑邑等城镇取得较大发展。这些城镇主要集中在渭河两岸和关中东部，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核心地带。秦时期关中地区城镇数量有较大增加，关中地区有城镇39座。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具有了点轴阶段的雏形，并初步形成城镇等级结构。
西汉时期，鉴于关中地区有利的军事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条件，都城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极大的促进了关中城市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汉长安人口达24万。西汉为了巩固政权，防止藩镇叛乱，把富豪权贵等30多万人迁入长安周围，以实京师。汉代的陵寝制度，以长安为中心，在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30公里的范围内，修建了茂陵、平陵、安陵、长陵、杜陵、阳陵、南陵、霸陵、奉明、高陵等10座陵城。此外，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城镇增设过铁官，陈仓（宝鸡）、船司空（潼关和华阴之间）等城镇还具有交通职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迁入人口“以实京师”的人口政策，寝陵制度，矿产资源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图1，图2）。
西汉时期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呈现两个显著特点：（1）团状结构。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共有都城1座，县城44座，陵城10座。沿渭河谷地从西向东包括陈仓组团（5县）、武功组团（4县）、户县组团（3县3镇）、长安组团（渭河以南1都3县3陵）、六陵组团（带状渭河北塬6陵3县）、郑县组团（4县）、华阴组团（4县2镇）等七大城市组团，共计都城1座、县城26座、陵城10座。北塬之上，散点式分布，共17座县城。（2）城市主要聚集在渭河平原及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海拔小于500米的渭河平原共有城市34座，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有城市12座，二级阶地的塬上城市仅8座。
（二）由东汉至西晋——关中城镇的缓慢发展
自东汉至西晋，由于国都的迁移，加之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和三国时期的战乱，关中地区城镇出现了缓慢甚至停滞发展。东汉建都洛阳，随着国都的迁徙，关中城镇数量锐减，其间渭河平原只有城镇26座，形成了以3座郡治和10座陵为主体的城镇组团，其余呈散点状分布。连年战乱是造成东汉末年关中城镇和人口锐减最重要的原因。自董卓迁都长安后，关中再次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也就成了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互相争夺和厮杀的战场，从而导致关中经济残破，关中地区的城镇数量和人口均下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6］（见图1、图2）。
曹魏统治时，战争比以前有所减少，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加之其为完成统一大业，长期与蜀汉争战，继续治理陇坂道和贯通秦岭的褒斜道、散关道、子午道、傥骆道等，使得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4］西晋统一后，社会秩序更趋安定，经济明显发展，少数民族大量迁入，晋武帝还推行了鼓励人口增殖政策，为人口增加和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三国初期至晋惠帝元康六年70余年间，关中地区的城镇和人口进入缓慢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见图1，图2）。
（三）由东晋到南北朝——关中城镇的低谷
自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末，是关中历史上的动荡期。其间尽管长安先后作过前赵、前秦、后秦等小王朝的国都，这对关中城镇的恢复发展无疑是个有利条件。然而正因为如此，也使得关中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核心地带，战乱对关中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也不少，饥荒时有发生，人口大量外流。［6］在这连年杀伐攻战中，关中人口大减，社会经济日益脆弱，使得关中地区的城镇发展跌至了低谷。关中地区经过三国及南北朝战乱时期，城镇的生成与衰亡随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变化，关中城镇明显减少。至前秦末期，关中地区仅有城镇11座。
（四）隋唐时期——关中城镇的巅峰
经过汉以后的战乱与低谷，隋唐两朝又建都长安。此时，“丝绸之路”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频繁，加之隋、唐王朝为了对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大力发展全国水陆交通，用驿路把各州、府、县连结起来，使中央的政令能直接迅速推行到各地，从而使得交通网络更为四通八达，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得到恢复并迅速繁荣达到了关中地区城镇发展的巅峰（见图1，图2）。
隋历时较短，关中地区虽为国都之地域，但城镇发展状况不如西汉时期，城镇空间格局仍呈团状分布。包括：扶风组团（1郡4县）、武功组团（5县）、京师组团（1都12县）、凤翔组团（1郡5县），关中渭河谷地共1都2郡26县。
唐代国力强盛，唐长安规模宏大，城内商业十分繁荣，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关中城市发展史上继西周、秦、西汉之后出现的第4个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除长安外，东部有同州府的冯翊、朝邑、韩城，西部有凤翔府的武功、礼泉、周至、岐山、扶风等，这些城镇或地处交通要道，或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或农产品生产和贸易能力发达，城镇的经济职能日益加强。交通方面，唐朝在以前各代交通建设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在各地增辟驿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路网。特别是在唐玄宗、代宗、德宗执政年间，大兴工程，形成了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道路网体系。全国的主干驿路都由京都长安伸出，辐射到全国各地。长安位于关中中部，四通八达的驿道均匀地分布在关中，各条主干驿路都连接着众多条分支野路，覆盖全国各州县。每条驿路都呈羽状分出很多文路小径，遍布城乡各地。因此，唐代陕西境内，道路如网，路通九运。［4］当时关中地区有较大城49座、镇13座，城镇的发展进入了与区域整体发展相协调的新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布局呈现出均匀的网络状的空间结构。
（五）宋元明清——关中城镇的萧条衰落
唐中晚期的安史之乱，使关中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国都长安屡遭战火，失去了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其它城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相继萧条衰落。关中地区在宋辽金夏时期也没能摆脱战乱厄运，初期作为宋朝的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地，后期作为宋金军事角逐的战场。因此各城镇难有发展，有的还遭到严重破坏。
元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基本稳定，局部地区有所发展，元代关中地区著名城市有长安、同州、华州、耀州、乾州、凤翔和陇州等，城市分布结构呈散点状。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巩固政权，并从江淮、山西向关中大量移民，开垦荒地，发展手工业，加之关中地区商业交换和其他经济活动都比较发达，因而出现了一批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城镇，如三原、泾阳、大荔、朝邑等。另外在熟路交通要道上也恢复和产生了一些市镇，如潼关、大庆关（今大荔县境）等，城镇主要沿道路发展，尤其是关中经陇东到兰州、银川一线，城镇尤为密集。清时期关中地区共有城市41座，镇152座，从城镇数量上多于以前历代（见图1）。
（六）解放后——关中城镇发展的新篇章
建国后，随着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关中平原地区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投资的重点，城市也获得长足发展。陇海铁路宝天段的修复，兰新线的建成通车和宝成铁路的建设，使宝鸡成为我国东部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及重要工业城市。除西安、咸阳、宝鸡之外，关中铁路沿线的户县、余下、虢镇、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镇。“一五”和“二五”时期，国家156项重点项目中，陕西占24项，其中绝大部分在关中地区，另有50余个大中型项目也在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建设，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西安、咸阳、宝鸡、兴平、蔡家坡、铜川和余下等城镇密集地带。而渭北区，则因为交通条件、水资源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鲜有项目布局，工业化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由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强调发挥城市中心作用并相应地放宽了城市设置标准，关中地区的城市数量有了较快的增加。1983年和1984年相继设置了渭北东部的煤炭、建材基地韩城市和新工业基地及地区中心渭南市，1990年在著名的旅游区华山所在地设立华阴市，1993年设立兴平市，1997年设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关中城市行政区划变动的同时，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比较快，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速度。［7］2005年，关中有城市8座，建制镇424座。
处于该阶段的关中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建设）日益完善，空间结构呈多核心和多轴状态，以西安为中心，形成包括咸阳、宝鸡、渭南、韩城和铜川等城市为核心，以陇海铁路线、西宝高速、210国道、310国道、312国道等为主轴线，以关中地区日益完善的省道、市道为次轴线，形成不同等级规模的“点-轴”型空间结构。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线两带”的建设将是推动关中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将促使城市化模式、城市化地域形态和城市化体系向更高层面转化。在今后的20年里，它将是陕西省城镇体系发展的主轴。［8］在资源、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以及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等复合作用下，城镇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分工协作逐渐合理，关中城市群逐步成熟发展，整个关中地区将逐渐趋于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结语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对于关中地区的城镇，2000多年来，在自然地理要素的基础上，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区域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隋唐时的巅峰再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城市群的雏形再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参考文献
［1］郑国.关中地区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2.
［2］段汉明.城市学基础［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3］杨忠臣.区域空间布局理论与方法——以江苏高淳县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4］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5］司马迁.史记周公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
［6］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景哲.关中城市群发展模式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05.
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篇10
关键词：服务型企业；国际化经营；区域决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5JJD630026)；天津市“十一五”社科研究项目(tJGL06-024)；南开大学社科处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基金项目(nKC073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许晖(1967-)，女，吉林长春人，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区域决策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077-05 收稿日期：2008-03-28
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推动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同时彻底改变了服务业的地位和人们对服务的概念，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服务变革。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投资的重点逐渐由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领域。中国服务业在迎接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国际化经验。因此，对中国服务企业而言，针对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服务业的探讨将提供很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如何吸引国外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以便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服务型跨国企业投资于我国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综述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UnCtaD(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1998)提出了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分析框架，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归为三大类：投资政策因素(policyFrameworkforFDi)、经济因素(economicDeterminants)和投资促进措施(BusinessFacilitation)，这个综合性框架可以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区位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将根据这个框架以及学者对于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构建影响服务型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模型。本研究采用UnCatD总结的区位因素进行总结，构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模型，模型中对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有影响的有关变量及其相应的研究假设如下：
(一)城市化水平
服务业的不可储存性决定了服务业是一个需要在有直接消费群体的市场上进行投资的行业。东道国对于服务业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服务业投资的因素。而大多数服务业例如金融、会计、银行业、广告业等服务业多会投资于一些较大的城市，也就是说，对于服务业而言，一个国家的财富聚集程度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中国市场上，投资于经济发达城市的服务业往往比落后城市更有利可图。michaelKeren，Gurofer(2002)关于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就以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指标。而ChengHsiao和YanShen研究了城市化和东道国制度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假设1：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投资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正相关。
(二)市场规模
东道国市场的大小是最常提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中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为外国投资者提供降低进入成本和达到规模经济的上好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产品在东道国国内市场销售，而且有利于产品对其他国家市场的再出口。大量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Swedenborg，1979)也证实了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的积极的影响。理论研究的文献梳理中，有实证研究支持强烈认为在市场大小和内在的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正比关系(Kobrin，1976)。实证研究也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持，制造业一般都根据GDp来确定市场的大小。本文沿用多数制造业的做法，用城市的GDp来衡量服务业市场规模。
假设2：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投资区域市场规模正相关。
(三)服务业发展水平
服务业的质量对于服务业的发展而言是很重要的，由于大多数服务业的产品都是无形的，给顾客最直观的就是服务态度的好坏和服务设施的完备，因为服务设施对于服务提供者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很重要的。东道国的消费者对于服务的了解和要求也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服务质量的提高，从而促使该国对服务业需求的提高。在孙文博(2003)的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中，用我国的仓储、交通运输以及邮电通信业的增加值来衡量服务业的发展。本文采用一个城市的服务业增量来表示一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因为服务业增量中既包含了关于服务业的基础设施的增加，也包含了其他服务业在东道国的发展程度，可以表现出一个城市服务业的水平，同时也能体现消费群体的水平。
假设3：服务业发展水平与服务业吸引外资正相关
(四)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
由于服务不可分离性的特征，消费者要直接感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高素质的服务提供者可以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在制造业，劳动力价格是一个主要的竞争因素，公司趋于选择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进行生产。有关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研究也指出，劳动力成本在1970s和1980s(Sum-mary，1995)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于服务业而言，从业人员的素质比制造业更重要。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业不再是主要的竞争劣势，因为国内外公司面临相同的价格因素。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Sergio和Lucia的关于意大利外资的信息成本与区位研究中，也指出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很重要的，而且用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但如前所述，服务业要求训练有素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从业人员，因此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应该也是影响服务业投资的因素之一。本论文采用城市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表示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
假设4：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正相关。
(五)服务业开放程度
服务业吸引外资是各国以逐渐开放本国服务业市场，发展国内服务业的需要，金融业、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以及邮电仓储业的开放，使这些行业成为近来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新的增长点。更高的开放程度自然会吸引更多外资的涌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趋势。以往文献中主要以两种方法来评价一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一是一国贸易进出口总值与该国GDp的比值，另一个是一国的税率水平。而ChengHsiao和YaJlshell3研究东道国制度问题时考虑东道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所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来衡量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假设5：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服务业开放程度正相关。
(六)政府政策
发展中国家依靠给予外国投资者相当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中国所采取的正是这一途径。中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集中体现在每个地区的税收优惠、信贷放款、进出口权以及外汇使用的优惠等方面。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吸引外资的最重要的条件，而这一政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对外商投资开放的地区和领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放宽。在空间上，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战略造成了各地区吸引外资政策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更为优惠的政策，而且在20多年来建立了许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具有不同优惠政策的地区。政策宽松程度的不同，在客观上使得不同城市服务业发展及开放程度有所差异。本文选用我国设立的经济特区等作为变量来衡量，并且依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确定不同的数值。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政策变量是虚拟的，根据开放时间和程度的不同确定权数。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最高，权数为5；沿海城市为4；沿海经济开放区为3；其他东部地区为2；未列入地区为1。
假设6：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政府政策宽松程度成正比。
四、服务型企业投资中国市场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在上述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论文结合中国服务业市场发展及开放现状，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将每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并考察其对跨国服务公司在中国选择投资区位的影响。
(一)实证研究思路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判断模型中各因素对于服务型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区位的影响。在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时，以部分省和直辖市作为基本的区位单元，在研究中采用2005年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数据来自于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的“统计年鉴”及地方统计公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服务业数据来源较为困难，本论文根据现有资料，选择了9个省区及直辖市，代表了东、中、西部的各个省区。利用SpSS软件进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同时，为了更直观地得到服务业投资规模对于其他变量特性的弹性值，这里采用变量的对数形式模型。
(二)变量处理
1．自变量
首先，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存在颇多争论。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但对于如何确定城市人口却存在较多争议。而且人们往往只注重绝对城市化率，忽略了城市化发展速度。因为城市化水平是一个较为综合的变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它应该同时兼顾城市化率和城市化发展速度。因此本文采用冯邦彦(2005)在其城市化水平的研究中对二者综合后得到的城市化水平数据，此数据是一个时段(5年)内城市化水平的平均值。(1)市场规模是城市可支付的需求大小，同时体现了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能力，本文沿用制造业的算法，采用2005年各地区的GDp值来表示。(2)服务业发展水平采取同样2005年数据，用当年各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来表示。(3)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是一个地区服务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标志，本论文采用2005年人口统计中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表示，即高等教育人口占适龄人口的比重。(4)本研究中开放程度是采用当地2005年贸易的进出口总量与当年GDp比重来表示。(5)政府政策如上文所述，是虚拟变量，采用经济政策权重打分制。
2．因变量
即本文研究的对象，在各个因素作用下，各地区吸引的跨国公司投资于当地服务业的数值，采用2005年各地区的统计公报中数据。各变量原始数据表如表1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因素，经过分析比较，拟采用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是1979年anderson开始采用用来研究国家之间的投资问题1，tinbergen用此模型来解释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问题，之后，还有更多学者采用过此模型。模型的形式如下：
Y=βoX1β1・X2β2・X3β3・X4β4・X5β5・X6β6
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需要对上述引力模型进行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方程成为线性形式，便于回归分析。同时，由于各个变量具有不同的量纲，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过后对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采用分步回归法计算回归方程系数。
(三)回归结果
逐步回归法是指在每一步中，一个最小F概率(概率小于设定值)的变量将引入回归方程。若已经引入回归方程的变量的F概率达于设定值，则将被剔除回归方程。当无变量被引入或被剔除时，则终止回归。
采用逐步回归法的回归数据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过4步回归，剩下了3个变量，城市化水平、市场规模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而排除了其他变量。经过排除后得到了较为满意的回归结果，各回归变量均以较为显著的水平通过了t检验(sig＜0.05)。
回归过程排除的变量如下表3所示：
从模型摘要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R=0.977：判定系数R2=0.955；判定调整系数=0.928；F=35.138，方差分析检验显著。模型的判定系数和调整的判定系数均大于0.9，说明此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根据回归系数表可以得出回归方程如下式所示：
lnY=-10.929+1.467lnX1+0.884lnX2-0.144lnX4即Y=e-10.929X11.467X20.884X4-0.144
(四)各地区位因素对服务业投资影响的评价
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发展、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城市化水平、市场规模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等变量的影响相对显著。上述回归结果说明，2005年决定服务业投资区位的因素中，人的因素较为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数量、可消费的人口购买力和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服务业投资区位的重要因素。对于服务业而言，投资者虽然也很关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外资服务企业似乎更希望在中国国内寻求一个更大规模的服务业消费市场、更强的购买力和更好的经济发展潜力(城市化水平一方面反映城市
人口比重，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城市发展速率，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其服务业增值空间较大，发展潜力较好)。另外，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寻求高质量的服务，通过建立自身所有权优势来增强竞争实力，而非单纯的依靠成本优势取胜的投资倾向。
在回归方程中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化水平(系数β1=1.467)。前文已经介绍过城市化水平是反映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城市发展速率的综合指标。根据相关性分析，其值与开放程度关系较为密切(相关系数为0.895)，也就是说，虽然剔除了开放程度这个因素，但其对服务业投资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只是其影响可以用城市化水平加以替代。从理论上来讲，高度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必将导致城市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增加产品及服务的贸易量。
在回归方程中影响居于第2位的是市场规模(系数B2=0.884)。市场规模在本论文中用当地GDp表示。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三次产业发展总量的衡量指标。同时，它是一个表示市场容量的变量，一个地区首先生产提高了，消费才可能相应提高。对高消费需求的区域投资才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在相关性分析中，市场规模与服务业发展关系较为密切，这证实了前文关于GDp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关系。同时，服务业发展和市场规模一样，也是一个产业层面变量，决定了当地的服务业的产业基础。已有的产业基础是投资者投资决策时的重要参考，其大小对跨国公司投资于服务业有重要影响。
回归方程中对因变量影响最小的是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其系数β4=-0.144，说明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与服务投资呈反比，这与前文假设相反。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从业者较高的教育水平将使商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因此理论上推理跨国公司在选择区位时必定将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本研究数据统计结果却得出了否定的答案，有违常理，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数据不当。Sergio和Lucia用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从业人员的素质，并在意大利外资的信息成本与区位研究中指出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在本研究中，收集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数据比较难，所以采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来测量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这可能是造成统计结论与事实不符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服务企业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对策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服务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大，如何调整自身发展战略，适应国际发展的需要，在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方面，本文的建议如下：
(一)根据各地区的区位特征选择具体投资区域
服务企业在进行区域选择时要根据各国和各地的区位优势进行选择。应该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产业聚集度、服务业开放程度、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和开放政策等。除了本文研究涉及的因素，国际区位选择还要考虑包括文化心理距离、政治稳定行等有关东道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正如很多学者在国际化风险研究中所指出的，投资于一国市场必须要考虑这个国家可以为企业带来什么价值，同时还要考虑其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保持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势头
从我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来看，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排序中前10位国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吸引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主要的地区，其主要特征如下：人均GDp高，市场潜力比较大，市场机制完备，基础设施发达，同时较强的经济实力使其在技术上创新较快，所以其经济技术开发能力较强，经济活力也较强。从人的方面看，发达国家有较好的教育体制，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其提供的从业人员可以为服务企业创造更好的服务。同时，完善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相应的技术也较为薄弱。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技术上的薄弱。发达国家还拥有容量大的市场，现实购买力强，营销渠道畅通。企业只有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才能感受与捕捉最新的信息、技术、商业动态，不停的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新。
(三)加快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一些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偏好都有相似之处、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共同的渊源、并且这些地区分布着数量很大的华侨与华商。其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都和我国比较近，且其经济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势头，具有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一些优势。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优势，随着能源的日益缺乏，对之进行投资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比如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一方面其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进行资源开发投资具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其本身国内由于经济的落后，政府为鼓励国外企业投资颁布了很多优惠政策，这就为我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而且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如泰国政府对纺织业特别支持，对进口原料及有关化学原料制定了优惠税率。泰国的投资促进委员会把全国分为三个投资区，享受不同的项目和优惠待遇。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我国相近或落后于我国，相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而言，我国的技术和产品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在这些区域内能够寻找到竞争优势，有利于我国适用技术的发挥，同时可以带动我国技术、设备、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转移，获得高额利润。
(四)根据企业自身优势和国际化动因选择具体区位
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该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和目的进行选择。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框架，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应以目标市场所在地为导向，选择一些具有市场潜力、消费水平高、市场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国家：资源导向型企业重视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可将把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的资源丰富、劳动力多而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作为投资重点；追求战略资产型企业在西欧、北美的拥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享受外部经济优势；追求效率型企业应以经济水平有一定发展的较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为投资重点，例如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企业在投资时应该充分考虑自身因素，做到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