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行政管理篇1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孙柏瑛教授的定义，行政管理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根据上述定义可知，行政管理既是政府管理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即开展政府行政管理改革，从“简政放权”，到“转变政府职能”，再到“建设服务性政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政府的行政管理中仍存在着铺张浪费、效率不高、部门职能交叉或覆盖不全等种种问题。所以我们也看到各级政府仍在积极改进行政管理的制度和体系，如实行“大部（门）制”、政府公务人员的选拔越来越公开等等。
企业中的行政管理自近代管理学科的建立即开始形成企业行政管理的一些理念，如20世纪初美国的F.w.泰罗开发了“科学管理”的概念，将企业中的生产操作进行优化和规范化。后期管理学界陆续发展了大量的行政管理的概念和方法，包括组织行为学、执行力、企业信息系统等等。可以说，企业中的行政管理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
政府的行政管理和企业的行政管理都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尽管主体、对象和过程均有所不同，但在一些方法、理念和思路上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本文对政府行政管理和企业行政管理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行政管理的理念提出政府行政管理的一些思路。
二、政府行政管理的变革和问题
1.政府行政管理的变革
我国的政府行政管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縛，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
这三个阶段行政管理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改革，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2.政府行政管理现存的问题
尽管政府行政管理的改革卓有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相对较短，政府行政管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为以下3类：
（1）财政资金
财政资金收的方面，目前有舆论分析国内居民和企业税负过重，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在近于免费占有和使用大量国家资源的情况下多年不向国库上缴企业利润也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财政支出方面，虽然目前中央财政在逐步偏向民生，但教育领域的财政支出目前仍未达到承诺的比例，且部分地区存在下降；财政资金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现象严重，购房价格超出大多数民众承受能力。
监管方面，每年国家审计局的审计公报都揭露大量财政资金使用违规现象，由于人大没有专门的预算委员会，且人大对于政府预算和预算执行的审议多在人代会期间进行，因为专业知识和时间问题，审议往往不够充分，而且不对普通民众公开。
（2）人力资源
目前政府对国家公务人员的选拔越来越公开化，但缺乏合理的考核办法，从公务员报考过于集中于“富裕”部门可以看，公务人员按部门定收入现象较为突出。从这几年舆论报道的纪检、监察部门对违规国家公务人员的处理案例来看，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并不到位，也存在“带病提拔”等任用方面的问题。
（3）组织机构
机构改革一直是各届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机构数量、职能和编制不断调整。但目前政府机构的数量仍然较西方发达市场国家明显偏多；而职能上则存在“多头治水”和审批权限繁多等问题，如证监会对股票上市申请实行审批（核准）制，而美国等多数发达国家则实行备案制；有些部门则编制不足以履行其法定职能，如环保部门只能监控部分大型的高污染企业，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癌症村”等恶劣污染问题。
三、企业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分析
企业行政管理是指依靠企业行政组织、按照企业行政渠道管理企业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案。行政管理的手段，通常包括行政命令、指示、规定、奖惩条件等。
企业的行政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1）非独立性。企业行政管理服务于企业目的，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通过充分利用和合理调配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资源，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加快企业的发展。
（2）实际性。企业的行政管理往往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对行政管理的诸多制度、程序、文件等进行裁剪和调整，使之变得实用和有效。
从企业行政管理的非独立性来说，其使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明确的目的使得企业的运作方向非常清晰，从而有助于企业内部资源的合理组织和调配。比如企业的资金能够投入到对企业盈利最有利的项目上，遇到关键技术问题，企业可以组织相关的技术力量及时进行技术攻关。
从企业行政管理的实际性来说，企业对其达到利益最大化目的的追求，使得企业更善于变革，善于识别自身的资源和机遇，而不会陷于与利益最大化不相关的问题不能自拔，从而可以排除各种内部的困扰，根据结果对过程的要求做出及时、合理的调整。
四、政府行政管理对企业行政管理的借鉴
企业行政管理和政府行政管理存在主体、对象和目的的差异，从而过程也不尽相同，但仍具有一些基础的和共性的特点。
企业的主体是企业家及员工，对象是用户，目的是使企业利益最大化，从而过程只能是依靠企业家及员工的能力，用尽量低的成本提供给用户尽量高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政府的主体是政治家及公务人员，对象是整个社会，或者说全体国民，目的应该是全体国民的福利（效用）最大化，从而过程是用尽量低的成本（实质是全体国民的收入的一部分）向全体国民提供尽量多、好和有效的服务。
对于政府行政管理来说，首先需要明确全体国民福利（效用）最大化的意义。经济学理论认为，效用是边际递减的，对于多重效用，求解效用的最大化必须符合帕累托最优。根据这两个原理，对于政府行政管理来说，其管理的目的就在于在满足基本的对全体国民的普遍服务的同时，应将政府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比如加强对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就会在普惠全体国民的同时，弱势群体将获得更多的福利。
明确了政府行政管理的目的，就应该排除其他不相干的目标，专注于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即用尽量低的成本向全体国民提供尽量多、好和有效的服务。低成本一方面是要少投入，另一方面是使投入有效率。少投入，对企业来说是不投向对企业利润最大化不相干的项目，对政府来说则是不投入市场能够做到更有效、更公平（公平也是政治学意义上社会效益的一个方面）的领域，如国企退出竞争领域，公共基础设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也尽量依靠市场力量来发展等。投入有效对企业来说是投入最能盈利的项目、最能提高盈利能力的设施和激励最能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个人，对政府来说，则是如前所述，将投入向能更好地服务于弱势群体的领域倾斜，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督和管理，避免铺张浪费，以及对公务人员进行合理地考核和激励，更多地奖励为提升弱势群体福利和普惠全体国民做出贡献的公务人员。
在政府达成其目的的过程中，同成功的企业一样，政府还需能够识别机遇（对政府来说是国民的福利或需求），善于变革，更好地优化政府机构及其职能，才能更好地达成自己的目的。比如，可以借鉴企业管理中组织扁平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减少机构层级，扩大每个层级的覆盖面。
五、结束语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且处于转型期，政府行政管理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政府行政管理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史无前例的难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不是一蹴而就可以解决的。
管理行政管理篇2
一、银行业监管面临的银行业问题
1、按照我国社会发展在地域、城乡的不均衡特点，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特点各异，银行业监管工作重点不能“一履适千足”。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东西部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矛盾。在金融业尤为突出。一般地，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在金融总量上，而且在金融业务创新方面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和农村等不发达地区。银行机构的风险问题和表现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同一监管政策所产生的监管效应也会有所不同。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银行机构存在的风险问题的复杂性，要远远高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部控制不健全，风险管理水平落后，信用风险严重等问题；发达区域银行业除了上述风险问题外，还有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表外业务风险等问题。因此，所要求的监管技术水平和监管的侧重点也不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业统一监管部署和监管战略的有效性。
2、银行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同一监管政策将产生不同的监管效应。我国存款类银行机构按照所有者形式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由于所有制形式不同，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效力、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动力也不同。比如，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其股权资本构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其资本具有内在的约束激励，这类银行的所有者具有规避风险的动力。对这类银行的监管就可以按照市场化银行体系所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实施监管。然而，对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言，其资本结构中国家信誉资本占绝对比重，股权资本失去内在的风险规避激励。股权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这类银行机构的内在风险控制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外部监督管理。对这类银行的监管就不能完全套用市场化成熟的监管原理。外资金融机构，大多来源于发达的市场化国家，风险管理水平和内控制度都比较先进和完善，但这些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金融业务一般比较复杂，金融衍生业务的比重相对较高，要求较高层次的监管，应按照国际银行业监管惯例和技术实施监管。
3、从我国银行业体系结构看，靠国家信誉资本维系公众市场信心的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银行业体系占绝对比重，其改革的滞后和管理的外部性，在相当时期内将使银行业监管停留在以现场稽核检查为主的传统监管模式上。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我国银行业体系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截止2002年底，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有居民存款总量占到整个银行业体系的91.7％。无论国有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其盈利状况和资本充足状况都有待提高。从维护市场信心的角度看，这两类银行机构基本上靠国家信誉来维系公众对他们的信任。从总量看，这两类银行机构的稳定性决定了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这两类银行机构仍然是银行业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监管思想，银行机构的内部风险规避和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主要方面，监管检查评价和市场纪律是风险管理的外部机制。然而，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缺陷，造成这两类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内部控制缺乏必要的利益约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监管原理和理念，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非现场监管上。在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监督管理仍然是有效的监管形式，要加大现场监管检查的频率和强度，要加大对内部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弥补内部控制不力的缺陷。
二、银行业监管面临的监管问题
1、监管理念更新滞后制约了监管水平的提高。我国银行业发展和管理的特殊历史背景，使银行业监管始终抹不掉政府行为的影子。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快了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和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步伐，但由于对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理论研究滞后，监管的理念没有及时更新，监管政策缺乏前瞻性。银行业监管绝不仅仅是传统理念中简单的行政管理，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稽核问题。它是一种包含金融学、管理行为学和信息经济学等多学科的问题。没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就很难感悟监管政策的潜在效应和我们应该遵循的监管政策取向。事实上，银行业在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方面风险的特殊性，相对银行内部人而言，外部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其风险问题。银行资产的不透明性，决定了外部监督管理作用是有限的。银行业监管虽然是一种强制的政府监管行为，但在强制的背后，却更多地隐含着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强制监管只有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充分激励银行机构在风险规避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把强制的监管政策和行为变成银行机构的一种主动意愿，才能使监管发生效力。例如，资本要求监管作为一种强制的外部要求，只有与银行机构潜在的隐性资本———银行业从业价值（Franchisevalue）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监管效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历史和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过程，证明了银行业监管的激励相容理念。
2、监管政策研究滞后削弱了监管政策的有效性。银行业安全网政策的目的是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事实表明，缺乏监管政策协调效应的兼顾，一项监管政策在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同时，可能导致反稳定副效应。例如，美国存款保险政策在有效消除银行恐慌和挤兑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事实上，在银行业安全网政策中，存款保险制度、资本充足监管、市场准入和退出、问题银行处置政策之间，并非彼此完全独立，各项监管政策之间存在较强的微观反馈效应。只有充分兼顾这些政策之间的协调和搭配，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也正是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意义所在。我国银行业监管虽然已经有许多年的经验，也经历了问题银行机构的风险处置，建立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政策，但由于长期的行政管理角色惯性作用，难以突破传统的政策思维定势，在监管政策的协调搭配方面还有待引起重视。比如，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和隐性存款保证，加上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管制的无效性，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银行监管制度要创新，更要考虑监管制度的有效性和政策效应。
3、监管队伍专业技能难以适应金融创新和发展的要求。不论是非现场监管分析、现场检查、日常监管审批，还是监管政策把握，都需要有一支精通监管知识和业务的监管队伍作智力保障支持。监管理念的更新，不是务虚的口号，是基本理论修养和业务技能在实践监管工作中的具体化，是实实在在的体会。只有监管人员熟练掌握了银行具体业务操作和风险点，甚至要精于被监管对象，才能检查出问题的症结，评价一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性。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队伍的金融业务水平，特别是对金融衍生工具、会计业务操作和财务分析方面，与金融监管的要求还存在很大距离。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只重视日常行政监管，监管队伍的业务技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监管理念的更新和风险的防范控制，需要一大批精通金融业务的监管人员来实现。只有监管人员既精通被监管对象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又熟悉被监管对象相关业务的经济政策、行业运行和市场变化等，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及相关市场变化可能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影响，真正发挥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的监管作用。
三、对策与建议
1、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的监管政策。在银监会统一制定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操作规程下，各银监会分支机构要根据本辖区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状况，准确判断本地区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统一监管标准的框架下，针对地区特殊性，各类机构内控制度、业务特点和风险问题的差异，研究分析各种监管政策的适用性，制定区域性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和监管重点，使监管政策有的放矢，行之有效。
2、加强监管政策的理论研究。尽管国际银行业的业务领域和风险特点逐步趋同，银行业安全网制度和监管政策也逐步完善，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随着宏观和微观环境的不同，其有效性可能迥然不同。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这些制度、政策的同时，要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加强政策的理论研究，做到洋为中用，制度创新。
3、建立一支精干的监管队伍。金融业监管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不能视同一般行政管理部门来考量和配备干部。一方面要求具备廉洁奉公、懂管理、善管理，另一方面要具备必要的专业理论和技能。因此，应该建立相应的执业资格制度，对不同的岗位要有不同的执业资格标准。只有监管队伍的素质提高了，才能保证监管水平和监管政策的有效实施。当前，应抓紧对监管人员进行培训，重点培训财务会计、信贷业务和衍生金融业务的实务操作培训。
管理行政管理篇3
关键词：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以人为本
abstract: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vemanagementscienceand“humanist”,isthreedifferentconceptpropositions.theadministrationrefersiscountryadministrativeorganthemanagementwhichcarriesontoalllevelsofadministrativedepartment;theadministrativemanagementsciencerefersistheresearchwhichcarriesontotheadministrationdiscipline;theobjectwhich“humanist”refersiswhenisengagedinsomeworkconsideredtohavetakethehumanasthecenter,cannotbeseparatedfromhumanthisbasis.but,inthepracticalwork,theadministration,theadministrativemanagementsciencewith“humanist”bynomeanscompletelymutuallyfusesactually,unifiesmutually,sometimesevenisopposesmutually.
keywords: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managementsciencehumanist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与“以人为本”，是三个不同概念的命题。www.133229.com行政管理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级行政部门进行的管理；行政管理学指的是对行政管理学科进行的研究；“以人为本”指的是在从事某项工作时考虑的对象必须以人为中心，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与“以人为本”却并非完全相互融合、相互统一，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
之所以有这个话题，缘于笔者有幸参加了某大学行政管理高级研修班学习，聆听了专家、学者、教授的授课，对教授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获得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自己更为独特的见解。譬如通过学习行政管理，我便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通过实践予以对比、思考，觉得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与“以人为本”的关系以及在科学定义上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空间。下面谨将自己的体会和看法予以提出，就教于方家、学者。
1.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引出的话题
我在开头语中已经说过，行政管理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级行政部门进行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指的是研究行政管理的一门学问，或者说是从理论上研究探讨行政管理的一门学问。简言之，行政管理指的是实践活动，行政管理学指的是理论研究活动。从哲学的观点看，理论与实践是一对孪生姐妹，她们是一对互相结合、互相统一的整体，缺乏了任何一个部分，事物的结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即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不能脱离实际。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行政管理与行政管理学中的一些说法却又是无法统一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实践经历和体会。
我曾在一个大县担任过县委主要领导职务，在工作实践中遇到过许多实际问题，而遇到的这些实际问题，都有着极其独特的特殊性，用一般的理论去解释是完全解释不了的，更无法用这些理论去指导、解决问题。譬如我们处理一些上访问题，就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可以说，在《信访条例》出台以前的若干年前，上访现象可以理解为仅仅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问题，更不是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自从《信访条例》出台以及“以人为本”的观点提出以后，这种社会现象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般的社会现象发展到社会问题，甚至发展到严峻的社会问题。其严峻的程度有如下几个突出表现：
一是由一般的个体性上访发展到群体性的上访，甚至是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
二是由一般的偶然性上访发展到必然性上访；
三是由一般的暂时性上访发展到没完没了的长期性上访；
四是由一般的反映问题型、要求解决问题型上访发展到无理取闹型和要挟型上访；
五是由一般的逐级型上访发展到越级型上访，甚至发展到直接到中央上访的“通天”型上访；
六是由一般的常规性上访发展到非常规性的逆反型上访；
七是由一般的零散式上访发展到集会式的示威游行型上访；
八是由一般的有问题解决不了须由政府干预方解决得了才上访、没问题不上访发展到有问题没问题都上访的“专业户”型的上访；
九是“闹而优则财”型的上访；
十是“乱世出英雄”型的上访。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十种如此严峻的情况？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归纳起来，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有如下几种：
1.1《信访条例》个别条款的不合理性和欠科学性，为上述现象的产生留下了政策空间。《信访条例》中，有这么一些具体的内容：如果哪个地方出现了越级上访的情况，哪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必须亲自前往处置，把越级上访的人带回来，有车的派车专车接回，没车的报销车旅费、食宿费。这些条款一出，立即就出现了如下几种上访类型：
一是产生了上访“专业户”。产生上访“专业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信访条例》中出现的上述条款，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特别是比较贫困落后的基层乡村中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就抓住“条例”中出现的这些政策空间，产生了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一生中，有些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到北京去，即使有机会去，也要个人出钱掏腰包，如果借助《信访条例》出现的这个政策空间，既可以到北京去“潇洒走一回”，又可以自己不掏腰包，百分之百的“公费旅游”，岂不美哉妙哉？
由于有了这个政策空间和由于这个政策空间产生的不正常心理，一些人“初试锋芒”，“首战告捷”，尝到了“甜头”，便故伎重演，频繁出招，凡有人想“生事”，都主动包揽事务，以便借机上访，达到“公费旅游”的目的。
二是产生了“闹而优则财”者。“闹而优则财”者比单纯“公费旅游”者更为可恶。“闹而优则财”者除了希图得到“公费旅游”的享受外，还要从中达到发财的目的。其基本手法有，大凡乡中有人有事，“闹而优则财”者便将这些人集中起来，借代这些人上访、为这些人鸣不平之名，要这些人凑交上访经费，然后又在上访过程中向有关政府部门大诉其苦，大鸣不平，以祈博得同情，骗取经济补贴，骗取不了经济补贴的，就装穷叫苦，说回家的车旅费都没有了，要求补贴车旅费，从而达到敛财之目的。
1.2《信访条例》部分领导责任条款也为一些好事之徒提供了一些可钻的政策空子。除了《信访条例》规定的一些领导责任内容外，一些地方性的补充规定还有一些硬性规定，如哪个地方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哪个地方的领导就要受到处分、处罚，有的还实行“一票否决制”，规定哪个地方出现了上访事件，哪个地方的领导当年就不能评为先进，不能提拔、晋薪、晋级。如此一来，一些居心不良的好事之徒就借机起事，还有一些人对某个领导有意见，就故意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惹事生非，蓄意制造麻烦，制造难题，制造事端，制造阻力，让某个领导出丑，让某个领导添乱。由于怕造成不良后果，负一些比较“冤枉”的责任，加上当前反复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一些不法之徒便打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幌子，为着他们个人的利益，不断地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不断地向政府要价，而一些领导怕把事情闹大，构成不和谐因素，便息事宁人，采取了一些谦让的做法。这些居心不良之徒抓住部分领导的这种心理以及政策的空子，便更加变本加厉，制造事端，使信访工作成了当前令各级组织和领导比较头痛、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上述其它现象也与《信访条例》出现的一些政策空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信访条例》出现的政策空间上，但这却比较明显和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一个突出问题，即《信访条例》的确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政策空间，某些具体的条款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欠准确性、欠合理性和欠科学性。
2.“以人为本”面临的挑战
“以人为本”是近年来党中央根据中国国情以及中国新时期、新特点提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指导方针。客观地说，这个观点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高度的必然结果，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内容和基本体现，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站在时代的高度而实行的新的治国理念，应该说，是深得人心的。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以人为本”并非是一件罗曼蒂克的事，它也遇到了不少在理论上无法解答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并面临着一连串严峻的挑战。
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转型时期，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诸如征地、拆迁、住房、失业、就业、医疗保障、入学读书、社会治安，等等，问题多多，不一而足。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是客观的、实际的、合理的，政府和政府部门是有一定的责任去帮助解决的；但是，有一些问题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有一些甚至是无理的、苛刻的；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是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总是寻找机会，对开放改革给予制造麻烦、制造阻力，有的甚至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公开叫板政府，与政府对抗，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向政府要价。每每此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单位和团体，本着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宗旨，根据实际情况，总会前往现场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本来，这个实际的行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实际行动的具体体现，可是，这个良好的愿望，却被一些私欲膨胀、动机不纯的人歪曲了，强奸了。他们誓死不与政府配合，施展诸多刁难手段，有的甚至借问题得不到解决之名，发动不法之徒冲击党政机关，毁坏公共财物，拦路设置路障，制造交通阻塞，等等，手段极其恶劣，影响极其败坏。如果他们的目的和愿望没有达到，他们还会反咬一口，说我们的政府不“以人为本”。可见，“以人为本”在这个时候已被坏人利用了。
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和敢于利用“以人为本”来叫板政府？我敢大胆、其实也是客观地说，“以人为本”本身的定义就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空间，即不甚完整，也可以说还欠科学性，或者说是欠准确的科学性。何以见得？其实理由很简单：
首先，人除了可以从性别上分外，还可以从品质上分，即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如果再分细一点，即有好人、比较好的人、非常好的人、极好的人和一般的人、中间的人、不好不坏的人以及坏人、比较坏的人、非常坏的人、极坏的人之分。从这个分析上看，则“以人为本”中的“人”涵盖了所有的人，即好、中、差、坏的人都包含在内了。那么，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包不包括坏人在内？如果包括在内，这不但有违道德规范，而且有违法律规范。因为从法律的规范上看，对于坏人我们是不能以他们为“本”的，而且，对于坏人，我们不但不能以他们为“本”，而且当他们触犯到一定的法律程度时，我们还要对他们绳之以法，严重的还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直至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利。由此可见，“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无论是从内延还是外延上分析和理解，都是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的，其涵盖面也并非涵盖所有的人，坏人，应该是不包含其内、也不可以包含其内的。
其次，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看，人的品性是可变的。今天的好人，明天有的也有可能变成坏人；今天的坏人，明天有的也有可能被改造成好人。就是说，今天的好人，我们在处理他们发生的问题和矛盾的时候，必须以他和他们的利益为本，明天他变坏了，我们就不能够以他和他们的利益为本了。从这个分析上看，“以人为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人的性质发生的变化而变化。确切地说，“以人为本”的准确而科学的提法，应该是“以好人为本”，以好人的利益为本，否则，“以人为本”的原始意义和出发点便变味了。
管理行政管理篇4
[关键词]行政管理发展趋向凸显问题实践措施
行政活动是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管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人类特有的行为活动，它是社会组织或团体，针对相关事务进行规划管理以及综合治理的社会活动。行政活动对于推动政府主管部门的服务职责，协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功能。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科学的行政管理系统，创新管理形式，优化管理手段，积极推动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本文针对我国行政管理的政府职能，阐述了我国当前行政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行政管理的特点：
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也是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进行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
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它有以下基本特点：
1、全面性、广泛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行政管理涉及面广。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联系，广泛涉及到人事编制，政务文秘等工作，又包括资产财务，行政后勤等工作。
2、强制性、协调性
行政管理是国家机关为治理相关社会事务进行实施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为，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之上，具有法制性特征，行政管理是人类改造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特定领域，有它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协调社会关系的管理行为。
3、实效性、服务性
行政管理工作目标是保证机关工作正常顺利地开展，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性特征。行政管理通过组织、控制、协调与监督等方式，实现预定的国家任务，并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行政管理要讲究工作效率和质量，讲究及时高效管理的实效性。
二、行政管理的功能
行政管理是根据国家法律推行政务的组织活动，行政管理的功能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1、参与政务功能
行政管理是为领导决策和领导工作运转服务的，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它要协助领导者制定和实施决策，收集整理提供各种信息和资料，掌握和研究有关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各种决策的方案和建议。
2、协调事务功能
行政管理工作机构具有承上启下，沟通督促的作用。同时，针对社会各项事务具有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充分发挥其枢纽和综合协调作用，保证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转。
3、提供服务功能
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于社会服务保障，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秩序以及服务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行政任务的完成。行政管理工作起着沟通上下，协调左右，连结内外，联系群众的服务作用。
三、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能转型，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
1、行政管理系统化
行政管理，就是通过合理设置机构、配备人员、采用一定的程序和方法，把管理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应用系统组织各项行政活动，要求对行政管理活动作定量的系统分析，建立相应的逻辑模型，通过分析和评价,选择行政管理方案。
2、行政决策科学化
行政决策是为履行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而进行的决策活动。行政管理实践活动，都要依靠行政决策提出解决办法。行政决策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具有一定范围的约束力，现代行政决策可遵照科学决策程序进行。
3、管理方法多元化
随着现代管理理论的构建，现代行政管理，从管理方式角度上来说趋向于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管理预测、决策方面、控制协调方面、分析和评价方面等涌现了多种灵活高效的管理方法，推动了行政管理效果的最优化。
4、行政管理信息化
行政管理实质上是对政务信息的收集处理、传输存储和查询变更等。现代社会经济形势下，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建立行政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在线信息处理，是机关管理现代化和自动化的主要方向。
四、当前我国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1、行政管理观念意识滞后
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行政管理运行体制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社会保障机制有待完善，许多诸如直接干预、微观管理、人治管理等行政管理意识仍然存在，民主管理、法治管理、自治管理等现代体系尚未成熟，管理体制缺乏竞争市场。
2、行政管理法律保障弱化
市场经济要求行政管理活动，必须坚持以法律依据为基础，严格按政策办事，与国际接轨。目前，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管理政策有待于逐步进行修改、补充、完善。为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健全的行政管理法律保障体系。
3、行政管理运行程序缺失
参与行政管理的公开程度，是行政程序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行政程序立法中，行政程序的参与性弱，公开度低，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既缺乏行政程序的宪法规范，也没有缺乏法典化的行政程序予以规则。甚至于当事人没有申诉权
4、行政管理整体素质低差
受诸多因素影响，我国行政管理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要求。相对来说，我国行政管理队伍素质不高，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行政领导的决策能力，这也是政府职能面临的巨大挑战。
五、完善国家行政管理的实践措施
优化和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能，是现代行政管理必须高度重视的创新性实践：
1、建立和完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严格落实依法行政管理
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新形势下，要想充分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法律政策执行管理；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管理，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合理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
2、拓展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行政职能
行政机关应根据市场需要，运用科学手段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拓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规范和转变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管理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
3、加快与创新行政管理程序建设，有效保证行政程序权利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依法保障行政管理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申辩权以及行政诉讼权，通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完备规范，切实保护国家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4、落实和优化行政管理监督机制，强化行政管理行为监督
要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依法对行政管理活动实施监督，对行政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同时，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完善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保障行政管理工作的健康运行于发展。
六、结束语
总之，行政管理是政府针对社会事务实施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管理的行为，是社会经济建设的有力保障。新时期下，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措施，深化行政管理机制改革，是促进经济发展、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性措施。
参考文献
管理行政管理篇5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政府承担着宏观管理的职能，同时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间接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同企业、消费者一起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因此当代市场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主体的模型。
企业组织对市场组织的替代是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结果。这种由处于相关生产阶段或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合并所形成的纵向一体化，降低了市场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是对市场交易的部分替代，即用企业内部的行政组织机制替代了市场自发的组织机制，尽管这～替代是有一定的边界而不是无限的，但这一替代本身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是有益的。如果从经济运行的组织机制上看，市场机制、企业与政府组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组织机制。只不过市场机制是一种自动组织机制，而作为企业与政府组织机制是一种他动组织机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市场组织机制还是政府组织机制，都对经济运行发生影响，只是影响程度不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政府的行政权力无论在范围和形式方式上都应有所变化。
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而逐步发育、发展并成熟起来，而且是先有市场机制协调而后有政府组织协调。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政府又以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进入经济生活，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但是西方国家政府的介入从没有直接干预企业，也没有对企业实行直接的替代。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相当明确的，因而经济运行也是十分有效率的。我国中观决策是政府宏观决策的延伸，决策主体都是政府，只是层级不同而已。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中观决策是企业化的，决策主体和微观单位属于一个系统，均是由非政府组织来高效率进行的。由此看来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中观决策政府化是我国各种经济体制的弊端所在，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根源之一。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但是传统体制下存在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与商务困扰的矛盾。由于政府作为公有企业投资的主体，使其成为社会中一部分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从而使政府失去了对其他类型企业提供服务的公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履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能力。地方政府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日常的商务应酬，甚至为企业跑项目。找贷款、搞产品推销、无暇顾及社会经济的管理，致使交通、能源建设严重滞后，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不尽如人意，文教、卫生发展跟不上形势，社会治安紊乱，环境质量下降，政府职能严重错位。
2000年，国务院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文件中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改制思路：今后政府与企业将由行政隶属关系改为产权关系，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国有资产实行授权经营。这个变化是多年探索国有资产法人治理结构的一次方向性突破。发展是“十五”的主导思想，因此，取消企业行政级别不仅预示着国有资产结构将面临大刀阔斧的调整，对杜绝干部腐败，遏制数字账目游戏，改革经营者制度，放开工资、保险、就业市场化程度和降低财政信贷风险等都将起到根本性转变作用，也是转换产权关系的重要前提。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改革产权关系就是改革政资不分行为。所以，应从根本上用法律程序规范政府最近提出的三个定位问题，把国有资产按三大类经营方式划分清楚。属于政府垄断的资源，政府不能“缺位”，委托给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国有资产，政府不能“越位”，划拨给地方进行改制的国有资产，政府不能“错位”。政府要做到对企业集团既不能撒手不管，又不能管得过死，关键是要找准着力点，同时要掌握好“度”的问题。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亦即市场化进程的初期，企业集团化还离不开政府推动。其一，只有政府的介入，推动企业集团化，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的单纯市场机制存在的内在缺陷问题，即无法避免的“市场失灵”问题。其二，只有政府的推动，才能实现政府培育市场、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克服我国市场力量薄弱、不能实现资源充分有效配置问题，从而可以节省时间，节约交易费用。如果按照市场竞争推动的企业集团化的自然演进，需要很长一个过程，这既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也未能满足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竞争的新外部环境的要求。其三，只有政府具有权威和地位，从找国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出发，打破条块分割与地方割据，协调利益关系，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撑等，以解决“小而散”，追求规模效益，避免过度竞争。其四，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企业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与发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扶持都起着催化作用。由此时见，目前的中国更需要政府在管理企业集团过程中以社会经济管理的角色发挥其不可或缺的职能。当然，我国政府在推动企业集团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若干观念和行为误区。如把企业集团化仅仅看作是拯救危困企业的临时救急措施的“脱困论”，按以强带弱、以优扶劣的思路推进企业集团化，以解决就业债务等问题和实现社会稳定。最典型的表现是近年来出现的纯粹为政府分忧、“帮贫扶困”、转嫁亏损性质的联合，结果是卸掉了政府的财政包袱，却增加了优势企业集团的负担，使优势企业集团效益下降甚至被拖垮，最终又形成了财政负担。而主张由政府取代企业的主体地位，包揽整个企业集团化过程，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愿望，用行政手段随意进行干预，甚至直接操盘，进行简单的行政捏合，追求数字，在自己的圈内拼凑企业集团，这种观点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体现。“拉郎配”“捆绑夫妻”“空壳重组”的政府行为是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依据无为论推进的企业集团化则表现为政府无为，市场有为，政府只能跟着市场走，甚至放任自流。结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图省事只强调鼓励而忽视监督管理，往往满足于搭个架子，挂个牌子，片面求多求大，甚至以流失国有资产为代价换取政绩。
管理行政管理篇6
经过26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已经成长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扬经济特区敢闯敢试精神，积极借鉴国外城市政府治理的有益经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行政运行机制，创新治理方式，努力探索符合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城市政府治理模式，城市治理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一）合理设置政府机构，重塑政府治理平台
现代城市承担着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救助、市政服务、环境保护、城市交通等诸多治理职能。为更好地适应城市管理的特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对政府机构的设置作了一些探索。一是按大部制原则设置城市综合管理部门。单设城市规划局，突出规划的龙头地位，加强规划的权威性、法定性、独立性；按大行业、大系统综合设置行业机构，将贸易与工业机构合并为贸工局，统筹全市经济发展和内外贸易；交通局统一承担城市公共交通、公路、水运等行政管理职能和铁路、民航等协调职能；文化局统筹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作；组建建筑工务署，将除水务、公路建设以外的所有政府投资工程纳入该署统一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益，从制度安排上预防腐败。二是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由副局级升格为正局级的市政府直属机构，在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强生产以及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监督检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三是建立公共危机处理机制。设立正局级的市应急指挥中心，建立以信息化为核心、多层次快速反应系统为支撑的快速反应机制，统筹各方面的应急救援资源，提高应对处理各种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四是针对深圳外来人口多、出租屋数量巨大，社会治安形势复杂，流动人口管理和出租屋管理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在市、区、街道成立专门的出租屋综合管理机构，改善了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促进了社会治安的好转。五是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机构。设立行业协会服务署，推动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积极培育、发展和规范各类行业协会，一些行业协会较好发挥了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二）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治理工具
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要实现对城市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不断创新治理工具，利用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形成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围绕转变政府职能，我市先后进行了七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进政府职能、机构和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努力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转变。与此同时，我们尝试引入一系列创新性的治理工具。
一是在市政公用事业的建设、运营和监管中引入市场机制。将原由政府承担的城市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按市场化原则推向市场，20*年，对水务、能源、燃气和公交等4家大型公用事业企业展开股权出让的国际招标招募工作，及时推出《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大力推进了公用事业领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制定有关制度，推进社会资本参与过去由政府垄断领域的投资建设，促进融资渠道多样化，形成良好的投融资综合环境。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医疗废物处理等方面，普遍推行Bot、tot等投资运营模式。此外，我市还较早放开了道路清扫、垃圾收运、园林绿化、楼宇清洁等市政公用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二是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改变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式。今年，我市即将对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进行深入改革，将事业单位具体划分为监督管理、公共服务（含纯公共和准公共）和经营服务（含经营开发和中介服务）三个类别，分别纳入行政管理序列、保留（整合）、撤销和转企等办法分类推进改革。围绕提高效率、促进公平，改革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优化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凡是可以通过采购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不影响该项服务稳定供给的前提下，采取政府“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用市场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和供应，以避免因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缺乏竞争而效率不高的问题。我们将逐步淡化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与主管部门隶属关系，推进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转变财政供养方式，建立“以事定费、以费养事”的公共服务供养模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事业制度，改革人事分配制度，严格财政监管和国有资产监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公共事业，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源，建立对事业单位服务质量和运营绩效的监管考核和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对公共事业的监管。
（三）优化行政运作机制，完善政府治理流程
城市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度密集的地区，城市政府面临的治理环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对于一个迅速成长的城市来说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有效、监督更加有力。为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加强决策的科学性，20*年，我市成立了市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关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题调研，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还完善了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预先听取法律顾问意见的制度。为强化执行机制，我们建立健全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主办单位、成员单位在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任务中的责任，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监督，杜绝推诿扯皮现象。为健全执法协调机制，20*年市政府颁布了《行政执法协调办法（试行）》，明确了需要行政执法协调的事项、处理以及如何执行的内容，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我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明确市法制局对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对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为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的监督，我市建设、启动“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系统”，对市政府37个部门实施的所有239项行政许可进行实时在线监督。
（四）实施行政问责制度，强化政府治理效能
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企业，管理活动具有共同的规律，在当前背景下，公共部门的管理更应向企业学习借鉴效能管理和责任管理的相关经验。20*年，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行政管理创新健全政府自身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实施问责制度。首先，探索建立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具体量化的岗位责任制，为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制定岗位说明书，明确工作责任和工作规程，形成层级之间、岗位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针对涉及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探索建立了部门主办责任制，实行谁主办，谁负责，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以提高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机制。其次，在明晰行政责任划分的基础上，全面推行“目标明确、责任清晰、制度保障、绩效考核”的目标管理，制定了不同层级的目标管理责任书，把每一项工作任务详细分解到各分管领导、各区、各部门，各区、各部门也进一步将任务具体分解到内设机构及工作人员。各项工作要按不同时段明确进度要求，限期完成，政府监察监督部门对照责任书的内容，加大检查督办的力度。第三，实施问责。去年9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我市20*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要求市政府组成专项处理组，对审计查出问题的部门和单位，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在3个月内将整改情况报市人大常委会。会后，市政府立即作出安排部署，对审计报告查出的问题进行责任调查和处理，彻底落实审计整改工作，严肃查处有关责任人。今年1月，市政府正式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审计发现问题责任处理和整改情况报告》，严格实行“买单制”，16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了责任追究（局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8人，其他干部3人），其中，给予行政处分5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9人，停职离岗培训2人。
通过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促进了政府监督监察工作的系统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在政府系统形成一个科学、严密、可操作的责任体系，使行政问责有章可循，做到行政权力运用到哪里，监督就到那里；财政性资金支出到哪里，审计就到那里；公共服务提供到哪里，绩效评估就到那里。从而提高了行政执行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增强了公务员的责任心，确保了政令畅通，同时提升了政府形象，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树立了责任政府的形象。
（五）加强社区建设和沟通协商，形成共同治理结构
要实现对城市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除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之外，必须充分调动城市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形成共同治理结构。近年来，我市在大力加强社区建设和沟通机制建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城市公共治理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改变社区居委会因承担过多行政
职能而影响其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从20*年开始，在全市逐步推行“居站分设”的社区管理模式，推行行政与自治机构分设，即单独设立社区工作站，由其承接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的管理职能，其人员由区政府在限定的员额内聘用；社区居委会回归到《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的“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其成员由社区居民依法选举产生。目前，特区内四个区的所有社区都已经建立了社区工作站，特区外两区的“居站分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盐田区所辖的17个社区之中，工作站、服务站与居委会已完全实现机构分设、人员分离、职责分开。这一改革，一方面适应了政府工作向社区延伸的需要，另一方面推进了基层社区民主自治。
此外，我们还加强了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协商机制建设，积极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的治理，并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权力的实现。20*年，我们在市政府办公厅成立了公共关系处，建立了市政府与市民经常性沟通的管道，定期就市政府重大决策向市民进行沟通，征求市民意见和建议；我们建立了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在重大问题决策之前，按规定程序举行听证，听取广大市民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我们还建立完善了政府与企业对话沟通制度，20*年印发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政府与企业对话沟通制度的意见》，要求市政府各部门要将与企业进行对话沟通、为企业提供服务作为本部门重要的工作制度加以落实，各部门要加强与企业的对话沟通，收集和处理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企业业务咨询，宣传解释有关政策法规，提供业务程序、办事指引等服务，与企业保持及时畅通的联系渠道。所有这些，不仅方便了市民和企业，而且提高了政府治理的效能和水平。
管理行政管理篇7
在经济学中，效率是指资源配置问题，即如何运用有限资源满足人们的需要。效率，是为了使每个人收入最大化而针对资源配置或分配而言的，其核心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同理，税务行政管理效率就是税收征管资源的配置问题。具体来讲，税收征管资源是在贯彻各项税收政策、提高纳税人遵从水平而开展的税收管理活动中能够起主体作用的各种资源的总称，特指对税收行政管理活动中所能够投入和控制的各项资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核心是税收征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即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技术和手段，通过对各项税收管理资源在时间、空间和数量、结构等方面的配备和调整，以求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和最优的经济效果。
税务部门的行政管理与私人部门的行政管理在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实质都是管人，即寻求将人力资源与其他可用资源有效整合，使之发挥最大的整体效能。私人部门评价资源配置状态的标准一般被界定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这是由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私营企业以营利为目标，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然而单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反映税务部门的行政管理效率并不合适，这是由于：首先，上面所讲比率过分注重收入。税务部门的产出主要是指税收收入，但税收收入不同于利润，并非越大越好，它必须遵循公共需要总量要求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约束。如果税收收入过高造成纳税人负担过于沉重反而是效率低下的表现；另外一方面，税务部门从社会资源中取得的份额过大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其次，税务部门的特点在于目标多元性和目标弹性。除税收收入外，非市场性税务部门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出，比如运用税收优惠调节经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这对最终产出的贡献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另外税务部门的投入，即税收成本信息不够透明、难以核算，投入产出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再次，从税务部门自身的特点来看见，它既是组织收入的部门，又是执法和服务部门。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这不仅包括取得足额的税收收入，以使公共产品的提供成为可能，而且还包括维护社会公平和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纳税服务。因而，税务部门应建立多维而非单维的衡量行政管理效率的指标体系。
二、现阶段衡量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指标选择及其缺陷
目前，根据学者研究，衡量税收征管资源的配置是否高效有几个不同的角度：一是成本维度，即财力和物力资源的相对节省程度，在基本完成收入目标的状况下税收成本较之于往年越低，税收征收管理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二是收入的维度，即选择人均征税额作为衡量指标。税收收入仍然是体现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情况下，人均征税额高表示行政效率较高。三是努力程度维度，即通过对征管资源的配置所取得的实际税收与税收能力的趋近程度来测度，在执法公正的前提下，这两个数字越接近，征管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越高。努力程度维度主要反映了人力资源配置的效果，配置高效体现在最大化的发挥税务人员的努力程度，最大限度的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可以说，这三个维度构成了目前税务行政管理效率指标的基本框架，体现了对税收行政管理效率的一般理解，但忽视了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特殊性，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容易扭曲税务组织的目标并对其人员行为造成误导。根据以上对效率的理解，税收征管资源来源于社会总体资源，与社会公众是委托关系，公众为委托人，税务部门是人，征税权来自公众，其管理活动具有公共性价值取向，公共性使得税务部门不得不关注其服务和执法水平、追求管理公平的目标；另外，税务部门自身服务部门的特点也要求它关注纳税人满意这一问题。在私人领域，效率问题总是一个技术问题，决不能上升为一个价值问题。但是在公共领域中，效率问题首先是一个价值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技术问题，忽视“公共性”是传统税务行政效率指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它主要表现为税务行政效率研究与管理学效率研究的雷同，即对经济效率的过分倚重。综上所述，从税务部门本身的管理特点出发，我们在税务行政管理效率原有的三个维度中加入纳税人满意度维度，并明确这一维度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衡量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指标体系建议
鉴于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多元价值目标，故衡量税务行政管理效率的指标应从四个维度入手，一是成本维度，二是收入维度，三是努力程度维度，四是满意度维度。本文对税务行政管理效率指标体系的构建如（图一）所示：
图一：税务行政管理效率指标体系
（一）成本维度
成本维度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指标：征税成本率和纳税成本率。征税成本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税务部门为组织税收收入所耗费的征税成本总额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
征税成本率=征税成本额/税收收入额×100%
纳税成本率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纳税人为缴纳税款而耗费的各项费用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即为：
纳税成本率=纳税成本总额/税收收入总额×100%
一般情况下，两个指标越低代表税务行政管理效率越高。当然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在实际使用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1）数据的稀缺性。（2）科学性的欠缺。从征税成本方面看，影响征税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有：税源状况、税制状况、机构设置状况、征管方式、征管手段状况等。从纳税成本方面看，影响纳税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有税制状况、纳税方式手段、纳税人自身素质等。因此指标使用的科学性也受到一些影响和限制。
（二）收入维度
收入维度主要是指人均征税额这一指标。人均征税额是指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总量与税务人员数量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即为：
人均征税额=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一定时期税务人员数量×100%
一般来说，人均征税额越低，税务行政管理效率就越低；反之，税务行政管理效率就越高。
（三）努力程度维度
努力程度维度主要通过征管努力程度指标来体现。所谓征管努力程度是指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税务部门及其税务人员的主观能力付出状况。税务人员的努力既可以是体力的运用，也可以是脑力的运用，可以把努力看成是税务人员个体对他自己的精神和由外部环境确定的动机做反应的结果。决定努力程度的因素除了生理原因外，制度因素和工作环境也是影响这一变量取值的重要因素。从量化的角度看，税收征管努力程度不论在何种口径下都应该是实际税收征管努力指标与理想税收征管努力指标的比值，即：
税收征管努力程度=实际税收征管努力指标/理想税收征管努力指标
目前理论界所采取的将征管努力程度定量化的方法为：根据税法规定，用官方统计数据，客观地估算一个地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潜在的税收能力，并以之与实际收入数相比较，相应估算出该地区的“当期”实际征收率。
（四）满意度维度
管理行政管理篇8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国家的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何小随．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199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管理行政管理篇9
1、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果能顺利实现率先突破，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动力支持。
2、行政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几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发展。这就要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协调一致，统筹兼顾才能谋求这种和谐。而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在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协调一致，统筹兼顾，否则谈不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
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制度保障。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新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获得发展，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支持。例如，推进国企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1、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制约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瓶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也更大了。特别是在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如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项改革就很难深入。
2、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这与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矛盾。我们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期，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期望值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同时，由于财力有限，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增加和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只能逐步加快步伐。这种状况，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值形成了反差。同时，人民群众不仅要参与改革，也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希望尽快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既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又要教育群众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3、政府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的方式向主要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更新政府管理理念，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官本位的思想，实现由政府主体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其次，要改变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再次，要尊重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当然提供公共产品并不等于自己去生产）；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要明晰政府边界，凡应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决策的事情应严格由他们决策，政府不应“越俎代庖”。凡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政府责无旁贷，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调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各级政府要有意识地做到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包办企业决策，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精神，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以解决层次、层级过多的问题，推进行政审批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的原则，稳步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权。
四、延续传统文明，推进政府文化创新
1、倡导政府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府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不断更新政府管理思想，突出时代意识、民族特色、社会价值，建立社会成员参与监督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机制，建设廉洁、高效、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行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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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政府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国体政体出发，根据政府职能建构的行政管理组织结构和一整套运行机制。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府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一定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实施。
一、传统的行政体制建立的背景及意义
根据上述定义，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必须从本国的国体、政体出发，同时必须考虑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因此建国初我国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是由当时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人民解放战争已获得基本胜利，残余的敌人却还尚待消灭，并且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美国坚持“扶蒋反共”的政策拒绝承认新中国，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妄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另外，它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因此，新中国的领导层面临严峻的政治任务，必须建立和巩固新的政治权威，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因此，建立高度集权行政管理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新中国刚成立，她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烂摊子，社会资源极端匮乏，1949几种主要的工农产品的产量是:钢15.8吨，只占历史上最高产量92.8吨的17%，按照1949年全国5.4亿人口计算，中国人均钢只有5两多；原煤3100万吨，比1936年减少25%；棉花的年产量只有890万担，比1936年减少了40%；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工业占30%，而现代工业只占17%。面对如此薄弱的社会资源，以及当时自我调节功能不完善的资源再分配机制，只有用统一的、集中的方式来分配有限的资源，以使社会的利益要求能够得到最大可能的满足，促进各地区均衡地发展。
第三，战争时期军事领导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影响。长期的革命军事活动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完整的指挥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上还沿用了这套体制来实行政治领导，面对建国初的形势，军事指挥也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在人员、运行方式、心理等方面都构成“范式”，这样就限制和界定了选择空间。
第四，小农普遍存在的国度需要用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将趋向各异的多种力量聚集在一起，尤其是将分散孤立的众多小农集合在一起，将他们变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我国正是一个小农居多的国度，这就决定当时必须建立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种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党政军高度的一体化，党领导一切的表现。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体制，除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外，还由于主观上缺乏经验，对当时的客观规律还缺少清醒的认识，有时对集权和分权关系处理上更多警惕分散主义的产生。此外，人们头脑中多少受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及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影响，尤其是苏联高度集权体制对我国行政体制的形成也产生较大的影响。
这种党政军高度一体化的集权行政管理体制在当时由于较好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党及时有效地处理了建国初千头万绪的社会政治事务和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这一体制也给当时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病:工业物资过多地集权于中央；市场范围太小，统得太死；也方和企业的财权太小；用工形式单一，形成了“铁饭碗”的劳动制度；过分强调‘条条”行政管理，割断了地区内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这些弊病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矛盾渐渐突出，影响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也给以后行政体制的健康发展留下了消极影响。
二、传统行政体制对改革开放前行政体制调整的影响
上述关于我国建立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客观因素，也成为这一体制一直存在下来的原因。而且从历次行政体制改革来看，我国政府始终未能摆脱这一体制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行政体制从整体上看是从属并服务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间，中国的行政体制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开始，中国的行政体制经常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但是这种调整、完善，并不可能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甚至直接受到了“左”的错误的影响。
如果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行政体制的调整、完善做一个概括，按照其时间顺序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至1956年，1956年至1966年，1966至1978年。
在1956年以前的第一次调整、完善，主要是围绕1954报第一部宪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三大改造”的展开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贯彻进行的。由于在短时期内，中央与地方机构、人员膨胀过快，为此，从1954年底到1955年，中央用一年多的时间内对各级机关和人员进行过一次精简。主要是减少各个部门内部的管理层次，减少非业务人员的比例，并将中央精简下来的3万多人“层层下放”，充实到地方和基层，加强了地方和基层的工作。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是建国后第一次比较自觉地探索行政体制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尽管这一探索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内进行的，其目的是试图在集中与分散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相互结合的度，实施中也因为形势的变化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但这种探索本身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由于改革过急过快，特别是“大跃进”的错误所造成的后遗症很快暴露出来。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中央不得不重新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因此，党中央从1960年起实行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又重新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正是由于再次强调集中统一，才使中国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从1966年到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的行政管理被严重破坏，出现了有党无政、有中央无地方和以军代党、以军代政的奇特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高度集权和高度无政府状态并存、表面上的群众大民主和实际上的决策专制并存的奇特局面。党的九大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行政管理总体萎缩、职能畸形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林彪事件爆发后，国务院的机构才开始恢复和调整。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强调管理权限要适当集中，但这个过程终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被迫中断。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从新中国初期到“四人帮”被粉碎的20余年间，中国的行政体制几经曲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调整演变过程。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始终未能走出集权统一体制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正是由于强调集中统一，党领导中国走出了三年的自然灾害时期；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维持了政治的稳定；但从消极方面来说，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经济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而且让一些人得以有机可乘，造成了文革时期高度集权的军事管理状态，使得国家的管理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三、传统行政体制对新时期政府管理的影响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到位，政府管理中‘错位”、‘越位”、‘缺位”等问题十分突出，各级政府部门仍管了许多不应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许多该管的事却没有管好。
究其原因，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新时期政府管理影响并没有因为行政改革而被消除，而是出现了“双轨制’的行政体制[3]。从目前来看，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行政思想观念方面。尽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已进行了二十年，行政管理干部队伍中仍存在思想上的问题，这表现为：行政管理模式不能变，只要一改革社会就要大乱，视行政管理改革为洪水猛兽；出于惰性、习惯老一套，因为改革是要动脑筋、费力气、得罪人的;标准不高，满足于现状；工作拖拉，该做的不做，该立即解决的不动手，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生活于‘大保姆”怀中，无论吃喝睡拉、生老病死都无需自理[4]。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这些思想观念，比之其他方面有更大的危害。它使整个改革缺乏社会氛围，扼杀了某些改革者的热情，致使我国的行政改革每次都不是很彻底。
第二，行政道德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转变必然要求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改革不配套，政策不完善，在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背景下，社会管理机制出现了大量的制度性、政府性空间。这样就使得一些组织和个人得以钻改革的空子，为行政权力设租，进行“权力寻租”活动，导致行政腐败。这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常见的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归根到底，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国行政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
第三，行政职能设置方面。适应和发展的需要，及时地调整和转变行政职能，是搞好行政管理的重要前提['可是当前的行政职能还带有建国初行政体制的特征。最明显的是，政府分不清自己是“导演”还是“演员”，结果是“导演”兼“主演”地粉墨登场，混淆了国有资产所有者同国有资产经营者的职能，导致政企不分，从而既弱化了“导演”的职能，又打击了“演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压制了“演员”自身创造力。政府各级领导机关管了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全能政府'这并非是强化政府的行政职能，恰恰相反，是把精力分散而导致行政职能弱化，进而出现行政效率低下。行政管理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但传统行政职能的设置只注重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尤其是在经济管理职能上，只注重计划的作用，而忽略市场的作用，只重视控制职能，而轻视甚至忽视社会服务职能，从而必然导致行政职能内容和主次关系的错位、混淆。行政机构的设置是以行政职能为依据的，行政职能的错位和混淆，结果必然是行政机构设置混乱、臃肿以及行政的低效率。行政机构屡次进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正是由于行政机构职能没有转变和得到科学合理的精简。同时，行政职能设置的不合理正是人浮于事、手续繁琐、拖拉延误、官僚主义的重要根源。总之，政府的越权管理、职责划分不清必然造成行政机构本身的不断膨胀、人员激增、行政费用大幅超支、工作效率低下，使自己陷入细小事务之中而丢掉了自己的职能，压抑了其他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失去活力。
第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由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部分解体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立之中，因此中央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调动地方积极性，一方面向地方政府下放权限却由于没有科学的权力转移方式而出现分权过度；另一方面又由于旧的行政体制部分存在而使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样集权过多和分权过度交织在一起便形成纵向关系的怪圈[因为权限不清，必然导致职责范围不明，结果是中央有些部门可随意干预地方事务，而地方对中央也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而不行，禁而不止'放权虽可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可削弱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要掌握一个放权的科学限度，哪些不应该放，哪些应该放，放多少，怎样放。而目前中央并没有抓住这个放权尺度，主要是偏向分权过度这一边，造成宏观调控能力弱化，难以统一国内市场，以协调地区经济结构和发展，从而难以使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特别是财政包干体制的实行，地方政府经济独立性大大增强了，独立性增强虽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也形成“地方政府所有制”，从而使全民所有制受到不同程度的分割。因为作为代表本地区的地方政府，实际上首先考虑的是本地区的利益。这种局部利益在所有制上的体现便是地方政府所有制。地方政府所有制不但割裂全民所有制，危及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且导致地方行政行为鼠目寸光。由于地方政府为了使本地区经济更快发展，扩大就业，从而各自盲目扩大固定投资，甚至为了防止原料和资源的外流，而搞地方封锁和市场割据。
第五，行政效率方面。我国行政管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活动，本应是高效率的。但由于受高度集中统一体制的影响，我国长期存在着行政效率不高的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在:官僚主义严重，“官体位”的思想难以割除；人浮于事，办事拖拉，层层推诿扯皮，对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使简单问题变得复杂，长期不得解决；行政部门之间，责权界限不明确，缺乏沟通，相互掣肘等等。总之，旧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对行政效率的提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四、传统行政体制对新时期政府管理仍存有影响的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高度集权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我国的形成具有某种的必然性，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可是为什么这一体制到现阶段对政府管理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呢？追本溯源，是因为这一体制在形成时就孕育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多元性目标与单一性手段之间的矛盾。多元目标即政府追求的目标涉及到多个不同的领域，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单一性手段则表现为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忽略和排斥，表现为‘人治”取代了法治。其结果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缺乏内在适应性，行政体制必然缺乏活力，导致了过度的集中统一。
角色冲突和角色错位。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公有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政府所有制又以部门所有制为其主要形式。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本应由企业追求的东西实际上亦为政府部门所追求，从而导致角色冲突: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各政府部门要追求经济收益和利润；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它们要促进公益并保护公众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益。当所有者的角色压倒了公共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以牺牲社会效益和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时，就是政府角色的错位。
大一统要求和协调困难的矛盾。高度集权统一行政体制下的政府追求大一统，它要求全社会能够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来实现崇高的目标，而社会的统一又以不同层级政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高度统一为前提。统一靠协调来实现，而传统行政体制使得政府内部的协调困难重重。从管理学角度来看管理层次越多，管理的幅度越大，管理起来就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