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功能篇1
[关键词]民俗文化 语文课堂 教育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也是学科课程建设的根本依据。正如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陈勤建教授所述：“我们民族文化的Dna，存在于民俗、民间文化之中。”民俗文化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与人类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它能够开启通向民族历史的民俗之窗，让我们感受祖先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民俗教育是培养民族文化意识的重要途径，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教学。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语文教师有责任挖掘、利用它，发挥民俗文化教育的作用。
一、民俗文化的教学辅助功能
民俗可以帮助学生解读文本。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不少篇目涉及到民俗风情描写，授课时可以以民俗为主线，进行讲解分析，甚至还可以适当补充它的来龙去脉，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如《祝福》中，小说对鲁镇的祭祀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戴着纹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祝福”是以绍兴为中心的古越地区所特有的年终请福神、献福礼的民间习俗。清范寅《越谚》卷“风俗”项云：“作福，岁暮谢年，祭神祖，名此。开春致祭，日：作春福。”这类习俗活动渗透着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与迷信观念，从而左右着鲁镇入的一言一行。祥林嫂的悲剧性，从民俗的角度来看，不难看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鲁四老爷本身信仰鬼神，他企图通过鬼神祭祀来保佑自己及全家：而他歧视祥林嫂，是因为祥林嫂是个寡妇，克夫克子，可见其具有浓厚的社会民俗思想。
二是促成祥林嫂悲剧的社会环境。祥林嫂周围的人之所以看不起祥林嫂，也是出于深层的民俗文化心理。
三是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里当佣人，心安理得，恪守从一而终的人生信条。再嫁时的挣扎与破格的反抗，支持祥林嫂反抗行动的精神支柱是贞节观念，显然是受“宁死不再嫁，从一而终”的民俗心理支配的。
文本涉及岁时习俗、信仰习俗、婚俗、服饰习俗、饮食习俗、交往礼仪等诸多民俗事项，我们语文教师如果从民俗的角度去探讨这篇作品，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祥林嫂实在是惨死于那无形的民俗压力!
二、民俗文化的道德教育功能
利用语文教材中的有关民俗内容，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学生对祖国民族文化的热爱。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高中语文教材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涉及到民歌、民间故事、传说、风俗习惯、服饰、口语等，这些都是渗透道德教育的极其生动形象的材料。
例如，龙凤是远古时代华夏祖先崇拜的图腾，所以龙成了华夏民族的象征，我们也就成为龙的传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经常涉及到与龙凤有关的词语句子，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等，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和贾宝玉出场的服饰上龙凤的图案，王熙凤“头上带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宝玉“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在遇到这些词句时，教师如果能恰到好处地介绍有关龙凤的图腾传说，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使学生很好地把握这些词句的含义，进而理解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品位等。
还有庄子的《庖丁解牛》这个故事也是取之于民间风术，又用民间故事的形式加以表现。以民间解牛的绝技妙法来说明养生的理论。可见庄子是一个饱学而隐于民间的隐士，他继承老子的学说，采用民间文化的内涵和民间文学形式论道，谈无为，说养生。讲处世，所以从民俗角度理解庄子作品，就能透彻禅释其中心思想。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自古以来，我国就特别注意民俗文化中所具有的教化作用，这种教化就是运用民俗文化所具有的约束力。对民众个体进行教育和规范。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其中所渗透的就是民俗文化在社会安定和控制中的作用。荀子说：“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这就是强调要利用民俗文化，塑造某个民众群体所认同的高尚的个人品质和行为。所以将民俗文化的精华转化为学生的认识，并以此引领他们的行动，对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将民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可以使学生了解到中华民族的风尚、礼节、习惯，并可以在此基础上使他们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三、民俗文化的知识积累功能
民俗是人民生活的反映，蕴藏着大量的文化科学知识。把民俗教学有机和谐地统一到高中语文教学中去，无疑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语言、文字、礼节、历法、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更好地使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如了解古人“折柳送别”的习俗，知道“柳”“留”谐音，“折柳”以示留念，表达难分难舍之情，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杨柳岸，晓风残月”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等名句的深意。
古代礼仪习俗中也蕴涵着大量的文化知识。如古代的称谓有谦称、敬称和贱称之分。它是根据人物的身份、关系、辈分不同而区分使用的。谦称如寡人、孤、臣、仆、不才、愚、妾等，敬称如陛下、殿下、足下、公、君、大人等，贱称如竖子、贼子、犬子等。不同称谓可以正确认识人物的尊卑贵贱和人物之间的远近亲疏的关系。
我国古代的历法知识也大都以民俗的形式保存着。干支纪年法是我国几千年来长期沿用的传统历法，即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把干、支顺序配合。如甲子、乙丑等，经过六十年又回到甲子。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四、民俗文化的审美教育功能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负荆请罪的真诚，《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礼贤下士的高风，《西洲曲》中采莲女子的妩媚动人，《边城》中秀美的湘西风情和纯朴的民风，无不给人一种快慰与愉悦，这些并非一时一地的风习，历经千年成为一种美的典范、善的追求、真的指归。已成为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正如列宁说的，每个民族都有大众文化，民俗正是一种大众文化，它的质朴清新对培养学生感知纯正品位的文化，陶冶健康的情趣是大有裨益的。 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一经推出，即引起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福娃作为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出现的当代审美文化景观，对中国传统民俗中的“福”文化及“吉祥物”观念作了深入挖掘和淋漓尽致的展现。具有浓郁的中华传统民俗文化蕴涵和审美精神。对福娃的欣赏、评析与消费，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
民俗文化功能篇2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民俗外宣翻译；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abstract】Folkloreembodiestheprofoundculturalheritageandhistoricalconnotationofanation，andthetranslationoffolklorepublicitymaterialsisamajordifficultyoftheinterlingualtranslationdifficulties.Germanfunctionalisttranslationtheory，arguingthatthepurposeorfunctionoftranslationdeterminesthechoiceoftranslationstrategiesandmethods，providesanewtheoreticalbasisforthetranslationoffolklorepublicitymaterials.throughtheanalysisoftranslationexamples，theprinciples，strategiesandmethodsofChinese-englishtranslationoffolklorepublicitymaterialswereexploredundertheguidanceoffunctionalisttranslationtheory.
【Keywords】Functionalisttranslationtheory；thetranslationoffolklorepublicitymaterials；translationprinciples；translationstrategies；translationmethods
0引言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通过文化交流开展对外宣传容易攻破意识形态壁垒，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其中，借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开展外宣工作更是展示一个国家和地区形象的重要手段。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包括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工艺以及包含神话、传说故事等在内的口头传承文学。民俗文化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与民众所处的特定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承载着无数难以言表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的悬殊差异，在民俗外宣翻译中做到民俗文化的“全真传真”，可以说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
如何翻译民俗外宣资料从而更好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成为值得翻译工作人员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在分析民俗文化外宣文案的基础上，从凸显翻译宣传效果的角度探讨民俗外宣翻译的原则、策略和方法。
1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起源20世纪70年代，以1971年凯瑟琳娜・莱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莱斯在书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即从原文和译文的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评价译文[1]。莱斯的学生弗米尔在莱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1几种交际功能”[2]。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译文功能理论，提出“功能+忠实”这样一个概念，指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是由译文预期或所要求达到的功能确定的，这种联系也为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提供了标准[3]。
功能翻译理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根据翻译的功能和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因此，与主张以原语文本为中心推崇等值论的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功能翻译理论表现出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翻译实践具有更现实的指导意义。
2民俗文化外宣资料的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
莱斯（1984）从译文功能的角度将源语文本分为“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感染型文本”和”以声音为媒介的文本”，建议根据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采用特定的翻译方法：信息型文本用于传递事实，翻译时首要目的是保证信息准确；表情型文本重形式和美学效果，译文关注原文的美学和艺术形式；感染型文本关注引发接受者行为反应，呼吁或说服文本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译文应在目标语接受者身上产生预期的反应[2]。此外，赖斯也指出绝大部分语篇不是绝对的属于一种类型，而是具有语篇类型的多重性。
民俗外宣不仅要向读者介绍民俗文化的信息，展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要召唤世界读者融入深刻的中华民俗文化内涵。所以总的说来，民俗外宣材料是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感染型文本的结合体，其预期功能就是跨越文化障碍，在目标语文化中再现其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及劝诱功能。
3民俗外宣翻译的标准、策略和方法
按照功能翻译理论，民俗外宣翻译中，应根据民俗文化外宣资料的译文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把握翻译标准，谨慎选择翻译策略，灵活采用翻译方法。
3.1挖掘文化内涵，选用补偿策略，充分运用解释性翻译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坚持“功能+忠实”的标准，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做到准确、忠实，更要注重其实际效果在中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民俗文化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不能完全被“忠实”的翻译思想所左右，而要积极挖掘民俗文化的深层涵义，选用变通补偿策略，运用解释性翻译方法，实现跨文化交际。
所谓补偿策略，是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现手段，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缺损，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马红军先生（2003）认为只要释义或变通是为了再现原文语言效果及传达言外之意，均可归于补偿[4]。本文中补偿是指为了再现民俗文化内涵而采取的各种释义或变通策略，包括阐释、意译、改写等解释性翻译方法。
ChinaDaily的一个“元宵节”译例，充分说明民俗外宣翻译中选用补偿策略运用解释性翻译的重要性：thelanternfestival，whichfallsonFebruary26thisyear，the15thdayofthefirstmonthofthelunarcalendar.thefestivaltraditionallyfeaturesbigfireworksdisplay，massperformanceofyangkoufolkdances，landboatstiltwalking，liondancesanddragondances.othermainactivitiesaretoappreciatethebrightnightscapehighlightedbycoloredlanterns，ortoenjoyyuanxiaoorglutinousfloutballswithsweetormeatfillings.文中“元宵节”的解释性翻译不惜笔墨，用了三个长句近七十个单词，详细、完整、准确地挖掘并传递了这一节日内在的文化内涵。
中国菜名的翻译更是体现了了民俗外宣翻译中的补偿策略的运用。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菜肴赞不绝口，但有些菜名如“全家福”、“玉扳禅师”如果直译却容易让他们如坠五里雾中。对于这样的“写意”型菜肴名，要采取意译法译出菜肴的烹调法、主料和配料，将“全家福”、“玉扳禅师”译为“stewedassortedmeat”，“stewedpotatoeswithmushrooms”。更多中餐菜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充满着民俗情趣和地方风味。素有闽菜之首的美誉的佛跳墙，如果按中国菜名直译为“buddhajumpingoverthewall”，会让外国读者不知所云。所以，要加简单解释，将“佛跳墙”翻译为“Futiaoqiang―theBuddhajumpedthewallforbeingluredbyitssmellofassortedmeatandvegetablescookedinembers”。挖掘菜名的文化内涵，运用解释性翻译展现其中的民俗情趣，不仅使外国读者容易理解，而且吸引更多的外国读者体验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
3.2保持民俗特色，最大限度地选用异化策略，恰当采用音译（或加注）＼直译（或加注）等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指出：翻译策略受翻译目的制约。民俗文化英译的目的在于促进华夏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了使民俗文化特色在翻译中得以再现，翻译中应尽量保留原语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选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恰当采用音译＼音译加注＼直译、或直译加注等方法。
按照Schuttleworth和Cowie（1997）编写的DictionaryoftranslationStudies中给出的定义，异化指刻意打破目的语的行文规范而保留原文的某些异域特色的翻译策略[5]。民俗外宣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在翻译民俗文化外宣资料时应尽可能选择异化策略，正如葛校琴（2002）指出，在从由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时，选择异化策略，有助于传播民族文化抑制文化霸权[6]。
汉语中有很多语义空缺的民俗词语，如“馄饨”、“旗袍”、“太极拳”等，如果借用英文的近义词翻译为：“dumpling”，“akindofgrownwornbyChinesewomen”，“shadowboxing”，西方读者便无法领略到独特的中华民俗文化色彩。所以，翻译这些民族色彩很浓的专有名词时，前辈们大胆选择异化策略，采用音译或音译加注的方法把汉语的词语借过去，分别翻译为“wenton：akindofdumplingmadewiththinwrappers，usu.servedinsoup”；“cheongsam：body-huggingwoman’sdressoriginatingfrommanchus”；“taijiquan，schoolofpopulartraditionalmartialartmarkedforslowandgracefulmovementsthataredesignedtoattackorcounterattack，keepfit，preventandtreatdiseases”。于是产生了西方读者最初感到陌生但逐渐接受的英语新词：“wenton”，“cheongsam”，“taijiquan”。这种异化翻译凸显了华夏文化身份的清晰度，引领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另外，汉语中还有一些具有民俗色彩的谚语、俚语，也宜采用异化策略，运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保留俚语俗语的中国民俗特色。“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富有中国民俗特色的俚语。如果借用英语谚语对应的表达法翻译为：“moneymakesthemarego”，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使读者一目了然，但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不如异化直译为“moneymakesthedevilturnyourmill”，保留原文中“鬼”、“推磨”的形象，以其陌生的文化内涵吸引外国读者的注意，帮助外国读者在感受独特的华夏民俗中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3.3再现民俗韵味，把握文体翻译策略，灵活采用多种翻译方法
目前翻译界不少人倾向于把翻译研究的视点扩大到文体，也就是要求译者对原文语篇的文体特征了如指掌，并作为构建译语语篇的重要参数。民俗文化除具有文化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如蒋红红（2007）指出，民俗具有两个鲜明的个性：民俗是通俗的民间文化，又是说话的文化[7]。所以，民俗文化口语化特征较为明显。翻译民俗文化时，要尊重原文语体风格，注意使用口语体，采取一切可用的翻译手法，再现原文的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等民俗韵味，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
方言俚语的翻译充分显示了民俗文化翻译中文体翻译策略的把握。方言俚语带有口头语体的色彩，是一个地域的名片，每一句无不浓浓地散发出养育她那片土地的风土民俗。如青岛人把傻子称为“膘子”，而北京人却将之称为“二百五”。翻译时如果直译为fool，stupid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方言俚语的民俗特征。不如套用英语的俚语blockheadordumbbell，与原文在风格上比较接近，无疑会使语言更加通俗地道。同样，汉语中的“老爷子”、“小菜一碟”、“歇个脚”、“没着了”等口语，翻译中也尽量借用英语中口语化的表达“pop”，“apieceofcake”，“getaloadoffone’sfeet”，“beattheendofone’stether”，以保留原文生动诙谐、口语化的文体风格。
另外，民俗文化生动鲜活，口语化地娓娓道来，读起来朗朗上口，翻译时也要注意语言的娓娓动听，尽量避免冗长、复杂的句构，从词语选择、句式等方面保持译文与原文的文体风格对等。例如，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段：英台突然建议他俩应即时就在草桥结拜为兄弟。两人立刻写好名帖，盟誓他俩应像亲兄弟那样互相忠贞不渝。山伯十九岁为兄，英台十七为弟。银心在香炉上点好了香放在地上，目睹两人换帖成为结拜兄弟。译文为：itwasYingtai’ssuddensuggestionthattheyshouldbecomeswornbrothersthenandthere.thetwowroteoutnamecardsatonce，testifyingtheirfaithfulnesstoeachotherasbloodbrothers.LiangShanboaged19，waselderbrother，ZhuYingtaiaged17，youngerbrother.Yinxinlightedjosssticksintheincenseburnerplaceontheground，witnessingthetwobecomeswornbrothersastheyexchangethecards.结拜兄弟、香炉上点香和名帖、换帖展示了中国古代兄弟结拜仪式，这些词语富有古文化色彩和生活气息，其语体风格在译文中通过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得到了较好的再现。同时译文也注意了民间故事的语篇范围和语体色彩，多采用英语的松散句、平衡句和长短句相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口语体风格。在朗朗上口的地道英语口语中，西方读者欣赏到弥漫着浓厚古文化气息的中国民间文学。
4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有目的的交际行为，将译文的预期目的置于翻译的首要位置，为民俗外宣资料的英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俗外宣翻译中，译者应突破传统翻译观念，把握译文预期目的和功能，遵循挖掘文化内涵、保持民俗文化特色、再现民俗韵味的翻译标准，恰当选用补偿、异化、文体等翻译策略，充分运用音译、直译、意译、解释性翻译等多种翻译方法，争取使译文与原文在功能上保持“最近距离”，从而实现译文传播中华民俗文化成果的预期功能，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Reiss，Katharina.translationCriticism：potentialsandLimitations[m].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
[2]ReissKatharina，.&VermeerHannksJ.GeneralFoundationsoftranslationtheory[m].tubingen：niemeyer，1984.
[3]nord，Christine.translatingasapurposefulactivity：Functionalistapproaches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4]马红军.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
[5]Shuttleworth，m.&m.，Cowie.DictionaryoftranslationStudies[m].manchester：St.Jeromepublishing，1997.
民俗文化功能篇3
民俗的功能取决于它与社会生活需要的关系,必须在活的社会生活中加以研究和考察。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与否,决定了民俗的发生、发展演变和存亡。民俗来源于社会生活。人类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生存和繁衍。要维系群体生活,需要种种社会制度要维系这些制度,又需要种种文化手段。这种社会生活与文化手段的需要,是民俗得以产生的根源。一个民俗的功能状况如何,必须在完整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才能了解。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对民俗功能的发挥影响极大。同一种民俗,在不同文化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功能效果。撒拉族作为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再加之从古至今的从商经历，在这样的背景下，其民俗功能体现出了不同的效果。伊斯兰教规定每个穆斯林平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至少要到麦加朝觐一次。因朝觐需要较雄厚的物质条件,朝觐的愿望往往成为穆斯林勤奋工作努力经商的动力之一。由于伊斯兰教经典和宗教人士都支持和鼓励经商,使虔诚的穆斯林逐渐形成崇商的价值观。由此可见,当代循化撒拉族商业发展与伊斯兰教倡导的重商崇商有直接的关联。
二、民俗功能的具体表现
民俗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功能呢?陶立潘先生将民俗的功能概括为“历史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现象的功能,主要在于规范和促进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之巩固、发展或得到调整”。根据这一思路,笔者从民俗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出发,将民俗的功能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
1、规范功能
民俗的规范功能,指民俗对社会成员行为方式的制约作用。任何社会,都必须有全体成员共同认可和执行的行为准则,如法令、契约、纪律、戒律、禁忌等等。其中,民俗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民俗是一种约束面最广的社会行为规范。成文法律无论多么细致,都不过是社会行为中需要强制执行的一小部分,如杀人放火之类。撒拉族忌食猪肉、狗肉、驴肉、骡肉和死的畜禽肉及动物的血；严禁在清真寺内及其附近地吐痰或携带污浊之物进入清真寺；作礼拜时，他人不得从面前走过；忌在水井、水塘附近洗涤衣物；与人谈话时忌咳嗽和擤鼻涕；在老人面前不能有失礼的行为；?进餐时，忌讳随便拨弄盘中的食物，外人不可以随意靠近锅灶。民俗还是一种深层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法律,第二层是纪律,第三层是道德,第四层是民俗。民俗之所以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乃是因为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当然也就不会对它加以反抗了。所以，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其民俗的规范功能十分的明显。
2、教化功能
民俗的教化功能,指民俗在人类的个体社会化和文化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和模塑作用，民俗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起的教化作用,别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民俗的教化功能,是人类保存、积累和传承文化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人类社会要保存前辈创造的文化成果,必须将他们的文化行为不断复制。一代代人的文化复制,相沿成习,就成为民俗传统。每一代人在当时的民俗中得到教化,了卜加入新的创造,引起新的传习,化为新的民俗,一代复一代,人类的文化创造就这样积累了起卡,传承下去。撒拉族习惯法是指在撒拉族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主要为调整民族内部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约束力,被撒拉族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执行的行为规则的总和。撒拉族习惯法是在继承先民传统习俗的基础上,深受伊斯兰教法的影响并逐渐形成的,同时又吸收了汉、藏等民族习惯法中的某些成分,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婚姻、财产继承、丧葬、饮食、服饰等方面。受伊斯兰教法的影响,作为穆斯林,主要义务之一就是信教,信教的具体表现就是按照伊斯兰教经典的规定从事日常宗教活动。在穆斯林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小要会念“清真言”,以后要尽量学会诵读《古兰经》,遵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
3、维系功能
民俗的维系功能,指民俗统一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使社会生活稳定进行,并使整个群体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作用。民俗具有将文化行为模式化的特点,这对统一社会成员的行为,保持社会安定极重要。撒拉族的婚姻深受古老习俗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在血缘较近的“阿格乃”内严禁通婚,旧时同一“孔木散”内也禁止通婚,但随着血缘关系的淡薄,逐渐允许同一“孔木散”内通婚。《古兰经》谕示:“你们中未婚的男女和你们的善良的奴婢,你们应当使他们互相配合。”穆圣强调说:“结婚是我的道路,不力行者,不是我的教民”。遵循这些经、训精神,撒拉族先民在当时男多女少的境况下,向附近的藏族求婚是很自然的。《古兰经》谕示:“你们应当把妇女的聘仪,当做一份赠品,交给她们。如果她们心甘愿情地把一部分聘仪让给你们,那么,你们可以乐意地加以接受和享用。”婚礼上新郎在伴郎的陪伴下完成一项重要的活动———念“尼卡亥”,这象征着男女双方依伊斯兰教义成为合法夫妻。
民俗不汉统一群休的行为,而且维不着群休的心理。社会成员从同一类型或模式的文化环境得到教化,形成相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共同的民俗心理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人们与他们的文化共存亡。
4、调节功能
民俗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种功能,是它的调节功能,即民俗通过娱乐、渲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与心理得到调适的功能。民俗的娱乐作用是民俗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也是一种最显而易见的调节功能。人氏不仅创造了民俗,而且要享用它。民间传承下来的许多民俗活动,都带有浓厚的娱乐性质。越是到近代,民俗的娱乐功能越是突出。例如撒拉族的各种年节民俗活动,很多都是以娱乐热闹为主。像开斋节、古尔邦节等，人不可能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劳作,必须在适当时间举行适当的活动休息体力,调适精神,享受自己的创造成果,年节期间人们的娱乐活动,正是满足这种需要。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宋蜀华,陈克进,.中国民族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民俗文化功能篇4
关键词：“十六登山祛百病”习俗藏传佛教宗教习俗敖包祭祀习俗民俗的融合特性文化功能
任何民间习俗都是以满足社会和心理需要而存在，是与民族形成，民族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一些特定区域或特定民俗中所显现出的一些特性及发挥出的社会功能，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文化的实质也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一例民俗形成过程的观察，讨论不同民俗相融合后体现出的特性及发挥出的广泛的文化功能。
一、观察的民俗概况
所观察民俗传承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下简称乌里雅斯太镇为“乌镇”）。此例民俗是在融合了当地十六登山祛百病习俗（以下简称“登山”习俗）、藏传佛教宗教习俗、蒙古族敖包祭祀习俗后演进形成的一例新的民俗事象（以下简称“新民俗”），在当地，民众对此习俗有“十六登山祛百病”、“十六爬山”、“十六登山”、“十六上山”等多种习称。
新民俗最初雏形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后逐渐成形。最初的民俗形式为：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这一天，乌镇民众会自发登上乌镇北山（喇嘛库伦山）去登高——即“登山祛百病”。登山时多数民众还有一个“交换石子”的仪式行为，即登山前在山下捡拾一粒小石子，寓意将过去一年的宿疾灾祸转移到了这粒小石子上（祛百病），登山后再将小石子留在山顶，表示将宿疾灾祸留在了山顶；再在山上捡拾一粒新的小石子带下山，寓意带回了健康和平安。习俗的主要特点为“登山”和“交换石子”的外在行为表现和“祛病”希望得到“健康平顺”的内在心理体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2003年，因传统习俗还未得到全面推广，农历正月十六这天民众只进行“登山”习俗的仪式活动。
2004～2005年，因在北山南麓重建了寺庙（喇嘛库伦庙，又名集惠寺），山顶建了敖包（白音额日和图敖包），“登山”习俗同传统的藏传佛教宗教习俗、蒙古族祭祀敖包习俗有了接触，“登山”习俗的仪式行为迅速发生了改变，仪式行为中仍然保留了登高的传统，但“交换石子”的仪式行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向山上敖包敬献哈达、佛教用品、奶制品等祭祀敖包的仪式行为。登山前（也有在下山后，礼佛、登山祛病、祭祀敖包的先后顺序没有严格定式，视山上或庙宇中的人群拥挤程度和民众仪式心理而定。传统“登高”习俗中，民众认为愈早登山愈能表现出虔诚从而达到“祛病”的愿望），多数民众会进入喇嘛库伦庙内礼佛进香、祷告祈福，“登高”习俗和宗教习俗也有了交融。至此，“登山”习俗和东乌旗传统的习俗迅速产生了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例包含了“登山”习俗、佛教宗教习俗、敖包祭祀习俗，其间并伴有多种形式的大众娱乐活动、小商品经济活动、政府部门的宣教活动等，极具本地特点的、多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共同参与的新的民俗事象。
二、新民俗表现出的特性讨论
乌镇“登山”习俗主要受我国重阳节习俗的影响，正如威廉·a·哈维兰所说“所有的文化都历时而变迁”，重阳节习俗自古即已形成，在我国很多地区的民间都有传承，后随不同时期迁入乌镇的民众而扩布至乌镇，并和当地的传统习俗融合，最终形成了“十六登山祛百病”这例新的民俗事象。
重阳节习俗“由上而下，自古至今”的传承至今，就其扩布的特点观察，重阳节习俗具有贴近民众生活，民众更易认可和接受的特点，因此，千百年来，人们潜移默化同时又积极主动的维护、享用并传承着这一风俗。正如孙秋云所指出，“有时文化内容相对没变，但它已脱离了原有的结构，存在于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新瓶装陈酒”。重阳节习俗扩布至乌镇，因地域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习俗的结构有所改变，如习俗仪式的时间，仪式的物品和行为等都有了改变，但无论产生如何变化，其“登高祛病”这一标志性内涵却没有改变。
观察的新民俗中，传统的宗教、敖包祭祀习俗在内容上融合了“登山”习俗的仪式行为和心理功能，但自身的结构和所发挥出的文化功能并没有改变，如孙秋云所提，“社会的发展，导致文化内容的改变，但文化的结构形式却可以保持不变，这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各习俗在最终融合后，虽然文化结构或内容有不同程度改变，但各习俗自身的特点都得到了保持”。
乌镇传统习俗由于多种因素（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等）影响，在乌镇一度呈低迷状态，重阳节习俗的传入为民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寄托的平台，因此影响的民众较多，相比较呈强势状态在民众中得到传承。至传统习俗恢复以后，因其是本地区传统的习俗，有牢固的地方基础，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登山”习俗对民众的影响则开始削弱。就如孙秋云指出的，“这是单方面的调试，即一个文化受他文化的影响后逐渐失去原文化的特点，成为他文化的一部分”。对“登山”习俗，当地民众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与本地区传统的习俗进行比较、选择和取舍，最终根据需要保留了其内容、形态和功能上的意义后将其融入到了本地区传统的习俗之中，形成新的民俗事象并沿袭至今。通过上述观察，融合后的新民俗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不同的民俗经过民众的比较、选择、取舍和改造后，自然的融合成为新的民俗事象共同影响着民众；
2.各民俗都保留了各自的内涵特征，共同运行不悖；
3.各民俗经过融合后，自身机能都得到调适，得到共同保护、发展和传承。
根据以上总结，可将民俗的融合特性概括描述为：不同的民俗文化经民众比较、取舍和改造，在机能得以调适，自身得以保护后，共同对民众产生影响，并共同得以传承和演进。
应该认识到的是，民俗的融合性其本质也是民俗变异性的另一类体现，是适应文化变迁而产生的自身调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加速了一些民俗的变异甚至消亡，民俗的融合性正是城市化进程对民俗文化影响的表现之一，民俗文化要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传承中，就要不断对自身的文化机能进行调适，以适应环境并得以传承和演进，这也是民俗融合性对民俗文化的保存并促进其传承与演进的内在动力和意义所在。
三、新民俗中融合特性发挥的文化功能讨论
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总会面对各种压力，而信仰和仪式活动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些压力，使心灵得以寄托，内心得到平静。就人们的自我精神需求层面看，人的本能在社会群体中受到一定的压抑，需要一定方式的缓解，通过民俗活动，人们心中压抑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让自己重又身心轻松的投入到新的生活。另外，通过民俗的共同活动仪式，也维系和强化了群体的认同感。如郑杭生在其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指出的，“文化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之一，在维系社会运行和发展上，文化系统起着独特的作用”，乌镇形成的新民俗中，各族群众摒弃隔阂与偏见，通过相同的活动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了不同风俗文化的交流，维系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并产生了一定的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不仅保存了文化，而且增强了群体认同意识，并对社会生活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人们在仪式活动之余，还要休闲散步、访亲会友、郊游观景、滑雪嬉戏，并在山下喇嘛库伦庙前小广场举行一些娱乐活动；寺庙内也为民众举行诵经赐福等宗教仪式活动。“登山”实际也成了人们精神寄托和宣泄的场所。通过登山人们达到了放松身心的目的，并以积极、健康和向上的精神和情趣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所述，“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们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即以此而言，这一方面的文化已有了它的功能，使人们在娱乐之余，能将精神重振起来，再有全力去负担文化的工作……”。
就如威廉·a·哈维兰所说，“一个社会不过是各个人的联合，所有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和利益”。伴随习俗的形成，也伴随产生了一些经济活动，主要为小商品、食品、宗教用品的销售。农历正月十六这天的凌晨，民众开始登山前，商家就到山脚下摆好了摊位，等到登山人潮到来即开始了生意的经营，至午后时分登山结束，商家也一同结束了经营，形成了很有特点的“十六登山”经济现象。当地政府部门也利用这一天群众大量集中，进行各种法规、政策的宣传，新民俗对社会的正常运行也发挥出了实际的作用。
“把社会理解为是一种整合的制度（sistemaintegrado），依然是人类学视野下的基本观念”，在人类学功能论学派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部分都对总体发挥作用，由此维持社会稳定。新民俗在产生和传承过程中，也在本地区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并发挥出了其实际的社会功效。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民俗文化功能篇5
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学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已经在中国成为了一门学问,一门科学。就自己而言,我对民俗学的认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民俗学研究的是一种记忆
民俗有很多的是关于旧时文化的记忆,是对于过去文化、历史、环境的一种记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很多民俗传统都是上古时期或古代遗留下来的。其中,有些民俗经过时间的洗涤,已经蜕变或者消失,但也有些民俗却经过人们的去粗取精而得以保存。
以中国的春节为例,春节的起源和古代的农业生产密不可分,大约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发现了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规律,由此有了“年”的概念。春节兴起于虞舜、夏商周时期,据《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春节的正式形成是汉武帝时期,由于之前各朝的历法不统一,春节没有具体的日期,所以汉武帝创立并实行了“太初历”,以夏历的孟春之月(即农历正月)为岁首,至此春节以固定的日期沿袭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春节也由祭神向娱神与人方面转变,尤其是唐代以后,春节的娱乐性才得以加强,真正成为了普天同庆的佳节。
从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上,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是一种记忆,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对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始终不敢将年岁交替和祭神祭祖这些传统的记忆相忘,在人们看来这些民俗是古人留给他们的遗产,并且民俗依然在生活中发挥着效用,保佑他们丰收,带给他们欢乐。
二、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传承
民俗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着研究民间事项的重任,很多的民俗事项都来源并传承于民间,节日民俗、服饰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民间文学等。
1846年汤姆斯在提出民俗“folklore”这一学术名称时就说,民俗就是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信仰、传说及风俗等。虽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民俗学研究的范围要远大于当时的研究内容,但是从汤姆斯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学的研究非常重视民俗在民间的流传。一定地域的、民族的、社会的民俗传承,总是受一定地域、民族、社会的人们共同心理因素支配的。在这些独特的心理因素的驱使下,民众在对待祖先遗留下来的民俗事项时,小心翼翼并且满怀尊重,他们将生活中的场景,生存知识,自己的感想,愿望全都融入到民俗之中,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不断创造出新的民俗,接受并完善旧的民俗,让其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和思想,他们不遗余力地将祖先的财富---民俗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三、民俗学是一门知识体系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中国的民俗学的研究正式起步于晚晴时期,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钟敬文在他的《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中提出了中国民俗学的结构体系:(一)理论民俗学;(二)记录民俗学;(三)历史民俗学;(四)立场、观点论;(五)方法论;(六)资料学。
作为一门学科,民俗学的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多层次的,对人类精神生活、社会政治以及工艺生产都起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国民。古代,统治阶级处于统治的需求,深度挖掘民俗移风易俗的作用,如孔子就是非常重视“礼”与“俗”的关系,他崇尚周礼,强调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明百姓都应该重视“礼”,同时,孔子也发现民俗的功能,因而他将民俗中的有些人生礼仪、日常行为规范升为礼,使之变成适应统治阶级的一种伦理教条。鲁迅在1913年提倡要进行“国民文术”(即民间文艺之意)的研究,是为了要“辅翼教育”。可见民俗除了用以学术的目的,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总之,民俗的功能既有教育国民这种显性功能,又有让民众通过学习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进爱国主义精神这种隐形功能。在探究民俗学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把握它的科学体系及它的功能性。
四、民俗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
民俗研究虽然开始于近现代,但是一定不能无视之前已产生的民俗意识,人类最早创造的是民俗文化,原始人就处在图腾、巫术崇拜、禁忌等民俗意识中,他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自己创造的习俗文化制约。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民众也已开始重视民俗。由于民俗体现了文化,民俗是我们先民创造的文化,它可以反映某一时期、某个地方的文化特征、人文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这对于后代来讲,有着非凡意义,更有文化上的价值。
综上所述,民俗学这门学科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通过对民俗学的学习,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它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对研究人类生活规律、政治生活、文化传承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白民俗学发展的道路依然很长很艰辛,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使民俗学可以更好更完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晋]郭璞,王世伟整理.尔雅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陶立璠.民俗学概论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1987.
[4]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民俗文化功能篇6
关键词：陕西省高校；陕北民俗体育；现状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G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2-0198-01
1 陕北民俗体育的定义
陕北民俗体育是由陕北民众在日常中活动所创造，为陕北人民一代代的继承和应用，并融入和依附于人民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节日、祭祀、礼仪、婚嫁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传统性、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
2 陕北民俗体育的特征及功能
陕北民俗体育的表演形式丰富多彩，主要有秧歌、踢场子、腰鼓、舞狮子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安塞腰鼓、陕北秧歌。体现了陕北人民的憨厚朴实、骠悍爽直、乐观开朗的性格。
陕北民俗体育具有很强的健身娱乐功能和教育意义。其健身娱乐功能是：通过对陕北民俗体育动作的练习、表演或比赛，从而使身体得到锻炼，心理得到放松和享受；另外，教育功能是：陕北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宣传，通过这些普及面广的民俗活动来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伦理观和传统的美德。
3 陕西省高校陕北民俗体育课程开展现状与分析
通过走访了解到陕西省只有表1里几所高校开设了陕北民俗体育课，而且也只是开设了腰鼓和秧歌课，从表1也能看出虽然在部分高校体育教程里面也开设了一些陕北民俗体育的内容，但是由于专业技术教师严重短缺，且陕西省许多高校对陕北民俗体育认识不够，更重要是人们对陕北民俗体育功能和意义缺乏了解，加之宣传力度也不够，所以导致目前现状。
3.1陕西省许多高校对陕北民俗体育认识不够现在虽然陕北的腰鼓已经走向奥运，走向亚运，但是很多高校对陕北民俗体育的认识还不够，究其原因是对陕北民俗体育的功能和意义了解不够。陕北民俗体育在高校的实施过程中，不仅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扬，更是对学生文化底蕴的培养，对学生民族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在学校能够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在学校更能培养体育人才、普及体育知识、形成正确体育观。陕北民俗体育项目引入学校，能够促使陕北民俗体育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并最终促使其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3.2陕西省许多高校陕北民俗体育的师资短缺通过调查了解到，有的学校虽然开设了部分陕北民俗体育项目但这些课都是由非专业的老师代课，因为大都几乎没有专职民俗体育教师，而且还有部分学校也因此放弃开设此课，所以陕北民俗体育项目要真正在学校体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强陕北民俗体育项目教师队伍建设。①采用部分老师出去学习和请专业老师进学校的方式，多渠道多方位提高现有体育教师陕北民俗体育项目方面的素质。②陕西省现有的高校要增设陕北民俗体育专业，加快民俗体育项目师资队伍的培养。③要充分利用社会体育资源，聘请当地民俗体育项目的艺人做陕北民俗体育项目的兼职体育教师。总之，要加快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的陕北民俗体育项目的师资队伍。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①陕北民俗体育进入高校体育课程中，将会对高校体育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可以弥补学生在学习较高难度体育技能技术时所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心理打击，唤起学生学习体育课程的积极兴趣；二是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自信心的提高。②陕北民俗体育引入高校有利于丰富高校体育课内容，而且陕北民俗体育可以提高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③高校体育课有利于塑造学生体格、健全学生人格，引入陕北民俗体育课程资源，一方面可以丰富高校体育课程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发挥陕北民俗体育特有的体育精神，培养适应时展的一代新人。④在高校体育课中传授陕北民俗体育，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提高学生凝聚力，而且对陕北民俗体育的继承与发扬有著积极地推动作用。
4.2建议①陕西省高校体育课教学中，应当引入陕北民俗体育。②转变观念。摆脱长期受西方竞技体育模式的束缚，认清陕北民俗体育的功能，以及陕北民俗体育引入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陕北民俗体育在学校生根发芽，结出丰硕的果实。③在陕西省高校体育课教学中，对陕北民俗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使得陕北民俗体育人力资源现状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间断的继续对陕北民俗体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使之更能丰富和适应高校学生学习的需要。④在陕西省高校体育课教学中应不断采用引导的方法使学生积极继承和发扬陕北民俗体育资源，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自觉学习陕北民俗体育的内容，进而推动陕北民俗体育的发展。⑤采取课内和课外相结合。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陕北民俗体育课的同时也不失时机的在课外举行一些陕北民俗体育娱乐和竞赛活动，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以课内外结合的形式，逐步提高学生学习陕北民俗体育的兴趣和参与意识。
参考文献：
[1]邓凤莲.论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引入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的价值与优势[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8(2)：98
民俗文化功能篇7
关键词：物联网系统非物质设计交互性文化现代性
检索：.cn
abstract：throughresearchtheinternetofthingsandnon-materialdesigntheoryactonthetianjinfolkculture，diggingoutthecultureofmodernity，economicvalueintoaseriesofmethods.Combinedwiththeconceptofnon-materialdesignservicestotheglobal，proposedtheideaofbuildingtianjinfolkcultureandtheinternetofthingsplatform.Findanewwayfortheheritageoftianjinfolkculture.
Keywords：internetofthingsSystems，non-materialDesign，interactivity，Culturalmodernity
internet：.cn
引言
早先在天津举办的“纪念妈祖旅游文化”研讨会上，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指出：21世纪将是全世界从经济高温的时代转向文化高热的崭新时代，我们应尽快把握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予以弘扬光大，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1]时至今日，乌丙安先生的推论已被天津乃至整个中国推动保护民俗文化的浪潮印证。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更关乎天津城市建设与发展及构建天津品牌文化与地域性特色能否顺利进行等决策研究。
一、天津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与发展趋势
天津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民间信仰广泛庞杂，特殊的自然经济、人文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天津特有的津味儿文化。其民俗文化产品讲究“巧而得体，精而合宜”，强调物质因素与人文因素、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外观形式与内涵意蕴、装饰纹理与质地结构、人工意匠与天然情趣的结合[2]，是对“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美学与哲学的诠释。
如此丰富的民俗艺术宝库，却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被国际主义“再造同化”。虽然政府制定很多保护性的举措，但市场的缺失让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回春乏力，民俗文化发展难掩颓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产品存亡皆由市场规律决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俗文化资源运用不当的产品出路问题。民俗文化正由人们传统价值观的改变与民俗观念的淡化逐步丧失其原有市场，为天津民俗文化谋求适应时代步伐的发展之路迫在眉睫。
二、基于物联网系统的天津民俗文化资源整合
（一）运用物联网系统实现天津民俗文化现代性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民俗文化的良性发展需要首先对“核心文化资源”有清晰地认识。林亭口高腿子高跷、汉沽飞镲、挂甲寺庆音法鼓等荣列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瑰宝既然是“优质的”又为何陷入“曲高和寡、少人问津”的尴尬呢？引用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的话，人们需要被满足“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化需求”。实现文化现代性是关键。文化现代性是传承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存在价值认定的基本标准。人总会利用一切条件参与到各种文化圈层中，实现分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的愿望。[3]现代人对文化传统有区别性对待，提升某些文化资源本身潜在的现代性价值，使其中许多民俗不再是“古化石”或“历史残留物”是实现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实现文化现代性，不能一味的单向传递“文化需要被保护”，更需要现代化科技知识、理论创新，能动性的辅佐、推进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物联网技术主要解决物品到物品，人到物品，人到人之间的互连。利用计算技术监测和控制物理设备行为的嵌入式网络化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systems）可以将完全分割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结合，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交互，构成一个高效、智能化的物理世界。[4]物联网的特性决定了以此为技术支持的天津民俗文化经过设计转化而成的物品与非物质产品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将能够实现与用户人群的顺利交互，最终完成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物联网系统为天津民俗文化信息传递提出新设想
物联网系统不同于单纯的互联网，物联网有虚拟网络，同时也要有实体“物”作为信息载体。而完善的物联网系统，是对非物质设计在内容上的扩充。对载体物的关注，将能为天津民俗文化元素表达提供更多可能。用可触及的物承载一部分文化信息，这种可触可感使用户更愿意和更顺利的去接受非物质形式的信息，进而主动接受物联网系统提供的新型文化信息服务。如图1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银鱼”天津旅游信息导航仪，运用天津四珍之一的银鱼造型结合杨柳青年画两大民俗符号整合而成的旅游信息导航仪，作为物联网的信息终端，承载部分民俗信息的载体使用户能更加直观的了解、认识天津民俗文化。
三、天津民俗文化的非物质设计理念
天津民俗文化很大一部分精髓是技艺者制作或表演的过程，这种文化的非物质特性决定其传承与发展将遇到更多困难。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舞、戏曲，有许多原本只允许出现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这些民俗文化最终沦为程式化的表演，被庸俗化和商品化，甚至出现将时间、空间跨度极大的民俗歌舞、戏曲、服饰等汇总于一个庞杂的“伪民俗村寨”，[5]传承文化成为娱乐大众的跳梁小丑。可见，缺少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专业系统的策划与经营；宏观、可持续的发展策略方针的制定，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其经济价值合理性转化将难以成功。
非物质设计是以信息设计为主，基于服务的设计。它跳出了传统意义的对单一物的考虑，而是对由该物组成系统的全局性照应。非物质设计以其服务于全局的系统性理念特征，合理化运用于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能对天津民俗文化宏观格局制定出清晰、长远的发展战略。同时，结合物联网技术，将天津民俗文化融合进这种新时代的产品中，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将会呈放射状传递给用户，并且这种信息传达更具有时代感、易于被用户接受甚至主动引导用户接受，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将做到能动、主动。网络信息平台将为天津民俗文化更加合理、可持续的挖掘出经济潜质，顺应时代与全球化市场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信息化、交互性、对各方信息反馈与策略制定、修改的高效性，结合物联网系统的非物质设计理念为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经济价值挖掘开启了崭新的大门。
四、天津民俗文化的非物质设计策略构想
（一）天津民俗文化的系统化非物质设计策略
天津民俗文化的表达，一种方式来自“物”，非物质设计的前提仍要有“物”作为载体，承载非物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如产品设计表达中应用文化元素，在产品的形态与意义中使人体会到文化的特色和魅力，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如图2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连年有余”茶具产品，运用天津杨柳青年画的造型理念，将传统文化中的绘画要素进行整合、创新，在能够突显杨柳青年画的文化底蕴的同时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茶具成为传承天津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
另一种方式则可利用“非物质”的网络、服务等一系列形式满足人对文化的认知。利用具有“物质”载体的非物质设计方式实现文化传承。既考虑到对载体物形态、功能的开发，也将由载体物承载的非物质要素的设计系统化，提出完整的设计开发策略方法。在此基础上，发挥物联网的特色，将各个“物”与“非物质介质”系统、层次的联系、统一，实现设计单体的细致深入与设计系统整体的全面、多元化表达。
（二）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
通过电脑、手机、公共设施的交互平台、旅游纪念品结合数字化技术等一系列电子终端，运用网络技术共同构建出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在结合非物质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将能够实现完全不同于传统民俗文化信息网页的功能飞跃。
首先，电子信息载体物的形式设计的多样性，使用户在视觉与使用感受上更加直观具体的加深对天津民俗文化的认识。提升载体物造型的美观度、易用性、增加时代感，将能够吸引潜在用户，扩大民俗文化的影响力，拓展其经济潜质，最终实现文化传承。如前文提到的银鱼导航仪，作为终端在形态与使用方式上都使用户感受到天津民间绘画艺术的特色，直观且深刻。
其次，物联网系统将更好的实现民俗文化信息的分众传播，也就是民俗文化信息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点有选择的进行传递。更好的实现用户、企业、市场、民艺家之间的信息交流，突显出物联网系统的交互性、高效性特征。
第三，非物质设计理念的运用使网络信息平台所具有的功能更全面、具体、人性化。源于其服务于全局的系统性理念特征，以实现天津民俗文化资源传播最大化为目的，非物质设计理念将会把网络信息平台如何实现易用性、交互性、高效性放至首位。细化到各个人机界面、功能分区、按键反馈、链接方式、用户操作方式等细节的设计中。
由物联网系统结合非物质设计理念，构成的天津民俗文化信息平台如同敏感的神经系统，各个神经节点上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实体物”，非物质信息则通过各个神经节点不断来回往复穿插，传递各种民俗文化信息。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的建立将能使以前人们对某一民俗文化的单一理解升华为由某一文化点引申、拓展出放射状的文化信息网，文化知识将能够触类旁通。文化传递的同时实现文化类产品的创新、创意产业链升级，最终实现文化类产品功能的超前性与能够通过物联网络不断升级的目标。
结语
民俗文化功能篇8
【关键词】功能论；仪陇；客家婚俗
何为客?行者为客。仪陇客家人是迁徙过来的，据历史考证，客家人经历了五次大的迁徙，而仪陇客家人是第四次迁徙到川的客家人。“湖广填四川”就是其第四次大迁徙。[1]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是对客家人婚礼习俗的描述，较少有文章对其进行功能分析，在蓝希琳赣南客家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分析中虽然对其的婚俗功能进行了分析，但是赣南客家婚俗与仪陇客家婚俗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主要是对仪陇客家婚俗功能进行分析。
一、客家婚礼习俗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婚姻中遵守的准则，客家人在民国时期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年轻一代受到外来思想的很大影响，自由恋爱的观念也逐渐在年轻一代中形成。传统的客家婚礼习俗中需要经过会面，看家境，合八字、订婚、结婚等不同阶段。媒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媒人带男方到女方家去看妹子，叫“会面”或叫“对面”[2]。其类似当今的相亲这一现象，男方与女方第一次在媒人的安排下见面。如果彼此相中便会合八字，所谓合八字即将男方与女方的生辰八字进行测算。需要将八字放置七八天确保无事之后才会走亲与订婚。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订婚以后，媒人带上女方亲戚去男方走亲以便取得亲戚们的熟悉与认可。婚礼当天需要经过漫长的程序，起煤当天有哭嫁的习俗，哭嫁是指在出嫁当天女方表示感谢母方家人的恩情，也表示难以割舍的意思。出嫁当天有上妆梳头的风俗，梳头是表示庄重与祝福的意思。出嫁那天，男方家会请吹打队伍，男方的女性亲属如姑、嫂、姐妹会带上礼品去接亲。出亲前，女家会请富贵有福气之人为新娘试轿。以此为新娘带去祝福。在此之后富贵而有福气的妇人会扶新娘上轿。客家人的婚礼习俗中含有拜客的环节即夫妻交拜之后，会请新婚夫妻到喜堂拜客，所谓拜客是指向来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等行礼。最后便是闹洞房的环节，这是我国古代婚礼习俗也存在的重要环节，一般是同辈群体会去闹洞房。客家人婚礼习俗的每一个环节都彰显了对新人的祝福。
二、客家婚礼习俗功能分析
功能主义是社会学者涂尔干（emileDurkheim）和史宾塞（HerbertSpencer）在十九世纪发起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道德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每一种社会现象都与其它现象互相关联、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功能主义认为事物的功能可以分为正功能与反功能，即一件事或物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也有显功能与潜功能之分即某事物的显与隐。
婚礼是缔结姻缘的形式，从古至今婚礼习俗已经经历了很多变化。仪陇客家婚礼习俗作为仪陇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其还保留了许多古时的婚礼习俗。客家婚礼习俗是客家人重视的习俗之一，其有着很多重要的功能。
（一）婚礼促进了新关系的建立、促进家族之间交往与联系。
婚礼作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入地分析。马林洛夫斯基曾言：“婚礼表明两个家庭建立了姻亲关系，通过婚礼仪式这种崭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婚礼是两个未婚男女组成新家庭的仪式。对个人而言，其是人生角色的转换，从承担子女的角色到逐渐承担夫妻的角色与父母的角色。此外婚礼表示原来两个不相关的家庭形成了新的亲密联系。姻亲关系在两个家庭以后的发展当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男女双方结合或离异并非单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成为关乎两个家族荣誉、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大事。
（二）婚礼表明男女双方得到族内的认同
族内认同是指新婚夫妻得到客家族内人的认可与赞同，拥有族内人的权利与义务。客家人的婚礼程序较为复杂，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是得到族内认同的过程：从表面上而言，男女双方要得到族内的认同需要经过繁琐的婚礼仪式，从“会面”到订亲再到迎亲（起媒哭嫁—梳头—迎亲—试轿出亲—扶亲—入洞房—拜客—闹洞房），对客家人而言这些繁琐的婚礼程序很具有说服力；从心灵深处而言，传统的客家婚礼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新郎新娘要经过“合八字”并且在这过程中不能出现差错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吉利，客家人的婚礼程序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得到族内人心灵里的认同过程。从社会规范和社会角色的角度而言，未婚男女通过婚礼这一程序进入新的角色领域，开始独立承担一个新的家庭赋予其的责任，这也是社会对其的认可与赞同。
（三）婚礼促进族内人的交流，加强族内团结
仪陇客家人各家的婚礼大同小异，有着共享的仪式和礼仪：虽然不是所有的婚礼都严格的遵循（起媒哭嫁—梳头—迎亲—上轿—入洞房—拜客—闹洞房）这些繁琐的程序，但是基本是相同的。客家文化也通过参与婚礼之人的相互攀谈与交流而得以传播。这样的集会有利于增强族群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婚礼中不仅有双方家庭的亲戚朋友的参与，也有族内的族人参与，婚礼为族内人的交往提供了契机，通过相互间的交往族内人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为建立深交奠定基础，也有利于化解矛盾和促进族内团结。
（四）婚礼彰显本民族的特色，有利于保护与传承本民族的文化。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客家人的婚礼习俗充分体现了客家人的热情好客、团结协作、邻里和谐等民族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对加强本民族的团结，维护稳定的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婚礼展现了客家文化的特色，婚礼习俗的传承也是在继承和弘扬客家文化，青年一代在参加婚礼的过程中收到熏陶并传承这些优秀的品质。因此这些优秀的品质也有利于教育青年一代。
三、小结
仪陇位于四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是国家的重点扶贫县之一。仪陇客家文化是仪陇县的特色之一。对仪陇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助于文化的传承和当地的发展。婚礼习俗是对婚礼的一种规范，约束人的婚姻意识和婚姻行为。婚礼习俗作为传统社会五大习俗之一蕴含有重要的功能，本文中笔者从功能论的角度对仪陇婚礼习俗所具有的功能进行了浅析：婚礼表明男女双方得到族内的认同；婚礼增强群体归属感，加强族内团结（婚礼是亲朋好友集会的场合，在这个场合中族人相互攀谈，促进相互间的交流，增进群体归属感，有利于族内团结）；婚礼也有利于保护和传承仪陇客家文化，弘扬本民族优秀品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客家婚礼习俗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总体而言变化不大。在新时期研究仪陇客家文化，风俗礼仪有利于加强对客家这一少数族群的了解，促进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共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功能篇9
[关键词]民俗喜剧电影
民俗作为一定的民众群体“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常常被电影借用或表现，从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即以编导郑正秋的家乡潮州的买卖婚姻习俗作为题材，到《刘三姐》这类呈现民俗风情与心理的民俗电影，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五代电影导演创作的新民俗电影，如《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民俗与电影之密切关系已可见一斑。国产喜剧电影更是将民俗作为喜剧因子，纳入到影片叙事中，成为喜剧电影的独特奇观。简而言之，这不仅是因为民俗源于生活或本身即为生活的本质使其成为电影表现的对象，更因为民俗本身具有的喜剧因子与陌生化效果而与喜剧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俗一般包括物质民俗（物态民俗）、精神民俗（心态民俗）、语言民俗（语态民俗）以及社会民俗（动态民俗）四大类。物态民俗指的是一切有型可感知的具象形态，如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交易等；精神民俗包括巫术、信仰、宗教、禁忌、口承语言民俗、民间游艺、竞技等，精神民俗指的是在物质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民俗事象；语言民俗是口语约定俗成，集体传承的信息交流系统；社会民俗则包括家庭、家族、村落、民间组织、岁时、人生礼仪等。当然，这些民俗的分类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常常是互为表现互相承载，比如语言民俗也承袭了一定的精神民俗意象，而社会民俗则往往以物态民俗为载体来呈现，尤其在电影作品中，这四种民俗往往是以一种复合的方式呈现。
一、国产喜剧电影中的民俗表现形式
民俗在国产喜剧电影中的应用，总是具有某种功用，或用作道具，或作为背景，又或构成情节，或作为载体。它通常以下面几种方式整合为电影元素：
第一，民俗搬演。
搬演最为契合克拉考尔对电影本性的定义――物质世界的复原。而民俗来自传统，被人们的主观意识筛选、重组后成为日常生活与观念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物质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静止状态的物态民俗和社会民俗常常成为一般电影作品表现的对象，用来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地域背景，丰富生活场景，使电影更加真实可感，更富观赏性。例如冯巩、徐帆主演的喜剧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的保定方言、街道、驴肉火烧以及三轮车，无不充满了河北保定独特的民风特色，为影片增加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魅力。张艺谋喜剧片《爱情麻辣烫》还原了老北京的原始风味，在人物的言行举止和一景一物之中展现具有典型北京色彩的民俗风情。四合院、胡同、后海等生活场景和诸多的生活细节如烤地瓜、玩弹弓、养八哥等营造了北京特色的生存景观。同样的效果出现在喜剧片《鸡犬不宁》中，这个发生在豫剧团内部的故事就诞生在河南开封，方言、老房子、马道街的辉煌灯火、茶馆的独特韵味，无不因为保留民俗特色而使影片又亲切又新鲜，使影片具有了一种深厚、悠长的文化底蕴。
民俗搬演不仅仅作为观赏满足与象征表现的视觉呈现，而且还常常参与情节或构成情节，例如冯小刚贺岁电影《天下无贼》中对高原神庙人们诚心求佛的民俗场景展示，不仅是作为一个民俗仪式被观看，更是作为一个情节来展现（李冰冰扮演的小叶在这种场景下行窃），同时也暗示了女主人公王丽的心理变化历程的开始（因循信仰，想为孩子积点德，不想再做贼）。所以，这一民俗场景的呈现，在影片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视。
第二，民俗改造。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艺术作品取材于生活，但是要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电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自然也是如此，将民俗直接搬演进银屏，尽管保持了民俗的原汁原味，但这不一定完全契合故事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电影作品中，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呈现给我们的常常是改造后的民俗，对于喜剧更是如此，为了达到或增强喜剧效果，更会刻意地改造民俗。
如果说陈凯歌《黄土地》中“陕北腰鼓”一段是对民俗的夸张化演示，是为了影片的张力而着力夸大的话，喜剧片《鹿鼎记2神龙教》中的“陕北腰鼓”则是一种戏仿。身着清代官服的演员腰间绑上陕北腰鼓，跳着陕北汉子的舞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戏仿是近代喜剧电影常用的手法，在这部影片中，对民俗的戏仿同样成为了该片绝对的搞笑元素。这便是一种经典的民俗改造手法。
《满汉全席》是另一部通过民俗的改造达到喜剧效果的影片。这部以东方饮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不仅在中国传统菜肴的呈现上表现得有声有色，而且在烹调技术的展示上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中国传统烹调技术讲究刀工、火工，厨师对于菜刀、铲勺的使用独有功夫，具有一种艺术美。但影片将这种功夫夸大化了，几个厨师大斗厨艺仿佛武林高手过招，操持菜刀、铲勺好似耍神功绝技。例如大厨廖杰烧“灌汤黄鱼”时的刀工、铲功实在是令人生叹，刀光刷刷闪过，洋葱、青菜各成其形，活杀黄鱼后，刀锋嵌入砧板，入木三分兀自颤动，气势可比率领三军的大将。
这种“厨艺功夫化”同样表现在喜剧片《食神》中，最后的高潮“黯然销魂饭”尽管就是一碗叉烧饭，但融会了厨师从高峰到低谷的人生体验，再配合一个少林绝学“火云掌”煎的糖心荷包蛋，“每一块肉的汁都被纤维封在里面，如江河汇聚，而肉的经络又被内力打断，入口十分松化。”[2]所以，实际上这碗叉烧饭融合了情感与绝世功夫。这样的饮食，看似是民俗传统，实则加上了当代的诠释与改造。应该说，这样的民俗改造既有物质形态的内容，同时又有传统精神的内容，因此，也使得影片充满了神奇的东方魅力，使观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又感慨不已，这种民俗改造的效果与喜剧的效果“含着泪的笑”是一致的，因此，也使得民俗与喜剧电影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民俗臆造。
臆造与改造截然不同，改造是在原有事实基础上的修改，臆造则是无根据的创造，从两个词的词性上来说，改造是中性的，而臆造则是贬义的。民俗臆造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批评的“伪民俗”，如当今批评之声较盛的对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中伪民俗的呈现，“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臆造，目的是以这一“东方奇观”来满足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窥视欲。
在国产喜剧电影中，如赵本山《落叶归根》是以“人死归根”这个民俗行为或心理为主题展开叙事的。这个民俗行为或心理本身不是臆造的，但由于影片过于注重表现“笑星”赵本山的滑稽语言和行为，使得影片充满了低俗的戏谑，让人看不明白对这种行为或心理究竟是批判还是给予同情。模棱两可的价值评判标准以及对“人死归根”民俗的刻意强调与扭曲，使得这个本是中华民俗传统心理与行为的民俗事象被摄影机别有用心津津乐道地“被看”，使这个本是严肃认真正当的民俗演变成为一出闹剧。这样的误读带来的后果是：中华民俗的传统民俗被质疑或受到嘲讽，严重地说，也可能影响到民族形象。
民俗改造与民俗臆造的共同点是都会带来误读现象，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的误读是善意的，后者的误读是别有用心的，是恶意的，常会被人利用。比如喜剧片《食神》中由于对厨师的烹调技艺“武侠功夫化”而创造出的一些菜名如“倚天切”、“屠龙斩”、“降龙十八炒”、“打狗煎”等，虽然失实，但这都是对中国饮食民俗的推崇与宣扬，尽管也会遭致误读，但只是其表达方式有些夸张形象，却也是无伤大雅的。
二、民俗在国产喜剧电影中的功能
无论民俗以何种方式在喜剧片中呈现，都具备两种功能，一是寓言化，二是商业叙事。如王志文、陈好、范伟主演的喜剧片《求求你表扬我》中一些场景是在南京的古城墙上拍摄的，城墙背后高楼林立，古朴与现代的强烈对比与故事的主题，即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是相关的，那么，这里的古城墙这一物态民俗无疑具有寓言意义，即象征传统。再如《合约情人》中独特的岭南风情和原汁原味的岭南民俗，古朴怀旧的生活元素实际上象征着老一辈人传统的思想，与从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归来的时尚前卫的年轻一代构成鲜明对比，影片的冲突就由此产生了，故事也就从此展开了。
黑色喜剧片《疯狂的石头》中的“玉”是一个物态民俗的典型符号，这部电影也正是以“发现玉――展览玉――丢失玉――寻找玉――玉的失而复得”为主线进行叙述的，其中心关键词是“玉”这个民俗符号，或民俗物件。“玉”的无意识的失而复得与保卫科长包世宏的男性难言之隐的解决几乎是同时的，由此使得这个民俗符号具备了象征性，“玉”在古代是自有物，是随身佩带的，同时，“君子比德于玉”，它象征着一个男性美好的品格与自由的人格。这是一个寓言化的故事：包世宏无意中得到了真玉，包世宏的品格与人格也得到了认可与解放。
三、民俗与喜剧的共性：狂欢文化
民俗与喜剧有着狂欢文化的共性。狂欢文化常常具备这样的特征：（1）民间的而非官方的；（2）颠覆性：颠覆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等级与禁忌；（3）仪式化。民俗与喜剧都具备了狂欢文化的以上内质。先看民俗：首先，民俗来自于民间，它是非官方的，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民参与性。其次，在民俗事象内部，是不存在等级与禁忌的：“过了端午节，还要冻三冻”，这个谚语对庶民与王子同样适用；正月十五拜财神的活动并不会因为高官没空而改在正月十六拜……等级与禁忌在民俗活动中被淡化或消除，日常生活制度和意识形态被暂时超越，具有自由、平等的精神内涵。第三，民俗由于传承性而变成一种仪式化的程式，代代相传，并且具有节日、游戏的性质，在特定的“神圣时间”中，人的情绪得到宣泄。
再看喜剧，根据巴赫金的理论，狂欢化是喜剧的一大特点。狂欢的原则就是“笑”，而喜剧的目的就是“笑”，也就是狂欢。喜剧来源于民间诙谐文化，它起源于民间文化对官方文化的抗争，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力量过于强大时，平民大众就以狂欢的方式嘲弄和颠覆官方世界的等级、秩序，消解其统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后来，这种方式或精神常常表现在喜剧中，通过弱小对强大的嘲弄与颠覆，造成情节张力，达到“笑”的效果。笑似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举动。近几年来，观看冯小刚贺岁喜剧片也已经成为了一种自发的仪式化的举动，更加体现了喜剧电影的狂欢文化内质。
如此看来，喜剧与民俗互相借鉴，民俗有赖于通过喜剧电影的呈现而传承与推广，而喜剧，也因为民俗元素的加入而变得丰满有趣味，两者的有效结合一定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注释
[1]钟敬文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转引自：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民俗文化功能篇10
[关键词]民俗博物馆保护传承
民间习俗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民族信仰而创造的一些约定俗成的生活现象。中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在全市各个镇区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但是，中山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上毗邻港澳，又是著名侨乡，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对祖辈留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缺乏积极的传承态度，很多民俗文化处于几近失传的濒危状态。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传统消失、面貌趋同等问题。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民俗文化正在不断消亡；大量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一些民俗文化也会遭到湮没或受到建设性的破坏。凡此种种现象的存在，均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十分不利，因此，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将流传于民间的，特别是散落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俗文化及相关实物等收藏于民俗博物馆内，使其得到保护和传承，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一、丰富资源为建立民俗博物馆奠定了基础
什么是民俗博物馆？学者杨文龙在《中国民族民俗博物馆概论》一文中做了详尽的定义：“民俗博物馆，就是反映某一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的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是一个地区文化和历史沉淀的表现。它建立的目的在于梳理历史和现实的民俗文化事象，并把它通过民俗文物等展示出来，使人们得以认识自我以及民风习俗的发生、发展、性质、功能等，激发人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激情和尊重本民族文化的情操。”[1]
中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古称香山。从对中山市南朗镇泮沙村出土的文物考证，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有了人类文明的记载。加上中山地处珠江出海口，面向伶仃洋，毗邻港澳，特别是澳门，历史上曾归属香山县管辖，澳门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通过澳门这个窗口，香山成为我国最早与欧洲有经济、文化交往的地区之一，中西文化在这里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了独有的地区民俗文化。加上大约在宋元之间，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乱使得大批平民百姓南迁，他们分别经过南雄珠玑巷及福建沿海一带来到中山，在水边及山上寻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繁衍生息，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中原文化被这些不同的族群带到这里，与本地的生活、劳动的自然人文环境相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如在大沙田地区的D家人以咸水歌这一特殊载体，倾诉对自然、社会和生活、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在五桂山脉里聚居的客家人，则是将在江西、梅县等地的客家文化带到山里来，并在劳动和生活中与本地居民的文化结合，创作了用客家山歌曲调、白话语音演唱的白口莲山歌；在沙溪、大涌等隆都地区居住的人群大多是当年从福建南迁的后裔，他们将福建闽南地区的语言、习俗等带到隆都地区，形成了音韵独特的鹤歌、形态独特的鹤舞，以及大王诞、三月三、四月八等一大批民间习俗活动。再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小榄会一直延至今天还在年年举办；还有在明代开始形成、至今依然畅旺的沙岗墟传统商贸习俗，在崖口、黄圃等地区“出色”百年的飘色艺术，以及分布多个镇区的金龙、银龙、云龙、纱龙及醉龙，在黄圃横档、三角地区流行的麒麟舞，在东凤、南头等镇区流行的五人飞艇赛，在三乡地区流行的木偶戏，还有沙溪凉茶、咀香园杏仁饼、黄圃腊味等传统食品制作的民间手工技艺，还有风靡海内外的沙溪隆都饮食习俗、三乡茶果传统饮食习俗、小榄传统饮食习俗等等，均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民俗文化。这些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自在中山这片土地诞生之后，生命力顽强，历经百年风雨，一直传承至今。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为建立民俗主题博物馆提供了充足的历史文化资源。
二、建立民俗博物馆具有深远意义
俗语有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对于对当地文化不熟悉、想要了解这个地方的民俗文化的人们来说，民俗博物馆是他们接触该地方风土人情的窗口，它使人们有机会了解到该地区风俗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这些民俗现象是如何规范和促进人们的社会生活的。
民俗研究专家在撰写《论民俗博物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一稿中认为：“民俗博物馆的特殊功能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造和谐社会中，从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2]
笔者认为，建立中山民俗博物馆，有以下几方面意义：
一是可以巩固中山民俗保护和传承的基础。
2002年举办的“国际博协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暨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国际学术讨论会”，通过以“博物馆、非物质遗产与全球化”为主题的《上海》，提出博物馆是“保护人类无形文化遗产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推动者”。这意味着博物馆领域就承担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职责方面取得了基本共识。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也明确指出：“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民俗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俗的组成部分之一。民俗博物馆将成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和永久收藏的不可替代的机构。民俗博物馆因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具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传承的优越条件，具有针对性。
据文化部介绍，国家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了一百个地市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展演中心。在今后，民俗博物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建立中山地区的民俗博物馆，是能够巩固中山民俗保护和传承的基础的。
二是改变目前中山民俗展示、宣传与教育贫乏的现状。
中山市现有的公立博物馆有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博物馆、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中山市美术馆、中山・中国收音机博物馆、中山市漫画馆等。前几年设立的中山市非遗展示馆位于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旁，利用翠亨村的旧民居改建而成，因为场地面积太小，展览空间不足，展览手段和展览内容受到局限，不能系统地、充分地展示非遗项目；加上非遗馆位于农田旁，管理单位对展品和展览设施防潮、防霉、防鼠患等措施不到位，展品保存情况不容乐观；另外，非遗展示馆所处位置较偏远，加上宣传不足，非遗展览馆的游客访问量很少，不能发挥其宣传和保护中山民俗文化的功能。
另一方面，与中山民俗文化相关的实物数量很多，有的实物体积较大（如龙舟等），需要为之配备图文、多媒体展示、模拟场景等，以向观众全面地传递相关民俗文化的历史与内涵。因此，中山民俗的展览空间应当充足；馆址应设在人流更密集、交通更便利的城区，有助于增强市民和游客到展馆参观的便利性。如果建立了中山市民俗博物馆，可以把非遗展览馆的内容归到其中，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展示和传承作用。
三是可以调动民众对传统民俗的传承积极性。
建立民俗博物馆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调动民众对传统民俗的传承积极性。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于2015年对中山市市民节日观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年龄在25岁以下的占45.3%，26至35岁的占23.6%，36至45岁的占14.3%，46至55岁的占8.6%，66岁及以上的占6.7%。71.9%的受访者喜欢中国传统节日，25.1%表示没特别感觉，3.0%表示不喜欢。59.8%受访者认为传统节日气氛相比10年前变淡了，35.1%认为差不多。人们认为造成传统节日气氛变淡的原因，包括文化娱乐丰富人们对传统节日兴趣不大、生活改善对过节吃好穿好玩好的期待降低、外来节日增多对传统节日造成一定影响，很多传统节日的习俗、仪式、庆典没人感兴趣等。[3]
从该项调查中，可以了解到部分中山市民对民俗的态度。大部分市民认识到需要从小抓好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增加传统节日的时代元素等。如通过丰富传统节日活动的载体让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传统节日活动，政府需加强对传统节日的保护，媒体加强对传统节日的宣传引导等。如果建立了民俗博物馆，能起到普及民俗知识的作用，让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有更多机会参与民俗相关的教育活动，以加深对中山民俗的了解。
三、如何发挥民俗博物馆对民俗保护和传承的功能
1、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的成果。
中山历史人文深厚，民俗资源很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为建立民俗博物馆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近年来，中山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做了大量相关工作。从2006年起，中山市开展了地毯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从而掌握了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资源种类有300多个；同时，还按照国家规定逐级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出版了《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使中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项目有了较好的文字、声音、图像记载；建立了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得到系统的记录和应用；还开展了全市非遗实物收集，并在学校和社区建立传承基地，向青少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4]
如果中山的民俗文化博物馆建立起来，需要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的成果。通过实物展示、场景再现、播放录音和放映录影等方式，将中山的民俗文化充分展示。民俗博物馆内，可以根据中山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为若干个展厅：比如将中山咸水歌、白口莲山歌、鹤歌、东乡民谣、三乡民谣等民歌归类为“民歌直播厅”；将醉龙、金龙、银龙、纱龙、国标龙、麒麟等归类为“民间艺术展演厅”；将圣狮二月十二大王诞活动、云汉三月三巡游、中山四月八浴佛节、五月初六崖口飘色、小榄会等定为“民俗展示厅”；将中山的咀香园杏仁饼、沙溪凉茶、黄圃腊味等百年传统食品归类为“民间手工艺大观”；通过展示塑像、实物、影音图像等，将从明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依然畅旺的沙岗墟这一民俗文化作为“民间商贸民俗”主题展厅，在民俗博物馆里得以展现。
2、不断完善和科学管理民俗资料。
民俗博物馆作为民俗文化的收藏和展示载体，需要解读和演绎该地域内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专业博物馆。很多在综合性博物馆中只是略作提及的和仅用作衬托的民俗文物和资料，在民俗博物馆里可以使得其价值得到充分显示。
民俗文化遗产的价值常常被忽略，因为一般被当作民俗的东西，会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民俗文化遗产在社会公共领域中不断被边缘化，缺乏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和在时空上的培植引导。[5]收集、整理和保存民俗文化的图片、文字、影音资料和实物是民俗博物馆的基础业务工作。对于民俗类藏品，应重视的是其文化传承价值，要根据陈列需求收集考古价值和鉴赏价值不高的藏品，在策划展览时，将其置于适当的展览场景中，并利用文献和影音资料加以说明。
在藏品管理方面，民俗博物馆需要研究民俗资料和民俗文物的分类问题，以及在库房中的分类收藏和保护问题。藏品管理员在管理民俗类藏品时，不仅需要考虑对于它们的维护方式，还需要注意结合它们在民俗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做到不断完善和科学管理。
3、开展活态传承使民俗活动寓教于乐
民俗活动来自民间，讲求参与和互动。作为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除了静态展示外，活态传承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综观中山的民俗文化，可以凭借各种岁时节令开展活态传承的民俗活动有很多。例如在春节这一中国人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里，可以将中山最有特色的醉龙舞、金龙舞、麒麟舞、醒狮舞等集合到民俗博物馆来，利用博物馆的互动空间举行春节龙狮大汇演，增加喜庆节目氛围，又可以让观众近距离接触到中山的龙狮民俗文化；在端午节，民俗博物馆可以在展示龙舟文化的区域里，同时举办包粽子大赛，从民间请来包粽子的老艺人，准备一些包粽子的糯米、粽叶、水草等，让老艺人教青少年学包粽子；到了中秋节，民俗博物馆可以请来做月饼的师傅，现场展示做月饼的传统手工技艺，还可以邀请一些水乡的妇女，展示中山水乡过中秋节每家必备的菱角、芋头、田螺等传统应节食品，为大家还原中山人过中秋的传统习俗；等等。通过常年开展活态传承活动，民俗博物馆就会成为一个民俗文化的传播阵地，在寓教于乐的一系列活动中，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
4、建立网上民俗博物馆，利用现代网络强化民俗博物馆的传播功能
建立网上民俗博物馆，是民俗博物馆的一大辅助功能。网上民俗博物馆不受展品条件、展览场地的制约，全面展示民俗博物馆的收藏、展览、研究成就、活动信息等，更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播。在建立网上博物馆时，可以更注重观众的参与性，比如在网上展示中山的端午节龙舟文化、以及各镇区的飞艇大赛民俗活动时，可以设立一些互动游戏，让观众可以参加网上赛龙舟、赛飞艇等等，可以吸引更多观众对网上民俗博物馆的关注。
结语
经过上述论证，建立中山市民俗文化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中山民俗文化十分重要的途径，是适应保护民俗文化遗产成为博物馆职责这一时代趋势的重要举措，中山具备了建立民俗博物馆的基础，将建立民俗博物馆纳入中山文化的发展规划，能够更好地构建中山市公共文化的现代服务体系，同时，对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重要作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
参考文献：
〔1〕杨文龙.民俗博物馆论要.北京：中国博物馆，1995（4）：53；
〔2〕孟娟娟.民俗博物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江苏连云港：淮海工学院学报，2010（3）：56；
〔3〕广东中山.中山日报，2016年1月12日a3版；
〔4〕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编辑委员会.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