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1
一、内蒙古自治区民间融资现状
目前全球经济持续走低，我国经济也随之明显下滑，日趋活跃的民间借贷也在逐步收缩，为此我们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民间融资的规模、借贷利率、借贷用途、违约率情况、催收手段、运作模式来描述内蒙古自治区民间融资所呈现的新特点。
(一)民间融资规模呈下降趋势
此次调查随机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500余户中小企业、500余户自然人，通过对样本年末融资余额及其借款户数增幅的分析，可测算出2007年末至2008年末全区民间融资变化情况。2002年末至2008年末，全区中小企业、自然人融资额共增长了1.4倍，其中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余额增长了1.1倍，中小企业向民间融资余额增长了1.5倍：自然人向金融机构融资余额增长了1.5倍，自然人向民间融资余额增长了1.8倍，均低于对民间融资余额预期增长的2至3倍(根据2008年3～4月份我区民间借贷快速调查测算得出)。在调查的样本户中，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户数只增加了17户，向民间融资贷款的户数只增加了7户：自然人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户数减少了2户，向民间融资贷款的户数更是减少了41户，由此可推出内蒙古民间融资规模呈萎缩状态。(见表1)
(二)民间融资利率水平小幅下降
从2006年至2008年末民间融资利率的变化情况表明，民间融资利率水平浮动较小基本与2007年持平。由于受到国家利率政策年末下调的影响，四季度民间借贷的利率有所下降。2008年末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民间借贷利率分别为13.55％、18％、28.52％，与2007年同期基本持平。与2008年末相比，中小企业增长仅0.55个百分点，个体工商户只增长0.38个百分点，农户下降了0.21个百分点。(见表2)
(三)民间融资用途呈现新特点
通过调查问卷表明，民间融资用途仍以消费型、生产型、投资型为主，农村中农户之间表现为互质的相互借贷和高利贷性质的相互借贷较为频繁，主要用于农牧民的子女上学、盖房建院、购买农机具或进行农田水利配套建设等消费性资金需求。而城镇居民同个体工商户之间、居民个人同企业之间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餐饮、商贸批发和流通、修理、采矿及资源性产品开发与加工等服务行业。往年企业融资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但2008年特别是下半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资金回笼困难，为不影响信誉度，这段时期企业融资除用于临时短缺经营资金外，新增了一些用途，即用于偿还贷款、发放工人工资或弥补流动资金不足等困难，主要融资对象为典当行与小额贷款公司。
(四)民间借贷主体中小企业违约率低
民间借贷的原则是“不熟不做”。因放贷人对借款人或借款人从事的行业较熟悉，故风险相对较低。同时，借款人与放贷人多已形成稳定客户群，故更加注重自身信誉，因而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违约率较低。以包头市2008年10月份年成立的蒙银小额贷款公司和鑫盛小额贷款公司为例，10至12月末贷款额为2.26亿元。两家小额贷款公司80％以上的贷款是信用放款，选择的贷款客户基本上是股东及股东朋友熟悉的客户，对客户自身信用状况、经济实力、社会关系彼此都非常了解，故安全性较高，因此小额贷款公司所发放的信用贷款至今未出现违约现象。
(五)民间融资主体自然人违约现象显现
由于农村大粮销售缓慢，农民变现率低，加之经济作物大幅降价，收入锐减，使农民收入预期大幅缩水，给按期偿还借款带来了困难；城镇个体工商受大环境影响，物流不畅，消费需求有所下降，商品销售周期加长，变现率低于往年，给按期偿还借贷造成了一定困难，使得个别农户及其个体工商户出现民间借贷违约的现象。以兴安盟为例，2008年民间借贷违约率农村约为20％，城镇约为10％，与往年相比，违约率略有上升。
(六)民间借贷催收手段趋于理性
民间借贷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借贷双方订立口头契约或借据，确定借贷金额、利率和归还时间，一方提供资金，另一方到期还本付息：二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借债，常常是无息的，归还时间也不明确；三是用价值高的物品作抵押获取现金。据了解，民间借贷讲究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贷双方提前讲清责权利关系，借款人的还款意识和经济责任都较强，一般不会损害自己的信誉赖账不还。通常放贷人在约定还款日前1周打电话，通知贷款人及时还款或履行续约手续，如贷款不能及时偿还也不会借助暴力或法律手段，而是采取协商延期还款或变卖财产等方式解决。只靠暴力催收的方式逐年递减。
二、原因分析
(一)央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下降
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央行下调了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银行利率水平的降低，是国家为了促进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采取的主要措施，以此来鼓励企业从银行借款。而企业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较高，使得民间融资规模下降，对抑制民间融资的扩张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金融机构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导致民间融资规模收缩
随着金融组织体系的逐步完善，邮政储蓄银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相继成立，金融信贷投放逐年增长。特别是随着国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金融部门加大了信贷资金投放力度。2008年11月至12月，贷款增速明显回升，新增贷款197.01亿元，同比多增228.64亿元，占全年新增贷款的22.42％。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联社也在2008年年初重新评定了农户的信用等级，并根据实际需要提高了“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授信额度，小额信用贷款额度由最高限额的5000元增加至10000元，联保贷款额度由最高限额8000元增加至20000元。支持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
增加，支持了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草原生态建设，牧民抗灾保畜能力明显增强，支持了林业下岗工人发展特色养殖，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二次创业。由于正规金融机构信贷结构逐步改善、信贷投放量大幅增加，致使部分民间融资被挤出融资市场，民间融资规模收缩。
(三)民间融资投资主体理性借贷导致资金回流储蓄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投资者在心理上的恐慌导致其投资行为的改变。9月后内蒙古自治区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的高速增长表明了一部分民间借贷资金退出地下融资市场，回归正规金融体系。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新增人民币存款1387.12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8年末，着资金回流，正规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融资的扩张。
(四)民间融资主体风险意识增强导致违约率下降
一是民间融资相关主体的风险意识不断提高，债权人对信誉要求较高，形成了特定的民间融资市场准入制度，融资者一旦违约，违约者的不良信誉就会传遍其社会关系网。其失信行为的后果将会影响到违约者今后一段时期的融资行为：二是由于近年来征信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受到一定限制；三是民间借贷规模呈下降趋势，特别是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调，致使中小企业承受的还款压力逐步缩小，使违约率下降。
三、政策建议
民间融资虽有其不利的因素，但就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恶化的冲击下，我国经济也出现下滑，虽然国家采取积极的宏观政策，金融机构也相应地增加贷款力度，但多为刚性需求。金融机构纷纷采取谨慎原则，这无疑对举步维艰的中小企业更是雪上加霜：而由于经济不景气使大批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211.66亿元，同比增长26.35％，增速比上年末上升14.44个百分点，人民币企业存款余额1752.62亿元，同比增长28.44％，比年初增加387.82亿元。随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使得资金需求量急增，鉴于民间融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应对民间融资进行规范和引导。
(一)政府应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目前民间借贷尚未有完备的操作制度出台，大部分民间借贷手续比较简便，主要是以口头形式、借条等方式，抵(质)押、担保相对较少。建议尽快出台民间借贷管理的相关法规，对民间融资的主体、范围、用途、期限、利率、借款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用法律来规范和保护民间借贷的发展，引导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业务活动，并促其成为市场经济融资方式的正常补充。
(二)央行应对民间借贷进行监测，正确引导资金流向
一是人民银行应建立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加强对民间借贷利率、规模、影响的监测，特别是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要定期进行监测，随时掌握其规模、利率、用途及偿还情况，及时进行警示，把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确保良好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二是积极宣传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送金融知识下基层，使广大群众了解相关政策及民间借贷的风险性，避免因利率过高、投向失误及资金过度集中而形成投资风险，增强借贷双方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三是针对民间借贷手续不规范甚至只凭信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现状，建议对民间借贷手续进行规范，减少法律纠纷以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
(三)金融机构应加大信贷投资力度，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2
关键词：在上海市教委创新课题的资助下，对上海市的嘉定、南汇、金山、崇明、闵行共五个区进行了调研，收集整理了上海郊区农村融资现状，本文从民间借贷的履约状况来分析研究农村金融市场的信用状况，阐明应该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化，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性。
前言
中国的经济改革，即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从目前的“国进民退”等种种现实来看，已经停止不前，金融资源的国有化现象在进一步强化，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收缩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融资难等问题成为制约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之一。研究上海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分析在新形势下，上海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找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为构建全国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可参考的资料是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文所称农村融资，是指对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如乡村企业、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的资金需求，通过银行贷款或民间融资形式获得资金的融资行为。本研究的资料来源是从上海嘉定、南汇、金山、崇明和闵行共五个区入手，对近500个家庭进行了问卷式的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55份。调查涵盖了一户人家在2009年和2010年的信贷、收入、消费、土地、房产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信贷需求数量和融资选择方面的详细信息。
1.本研究的背景
上海在金融中心和空港中心建设的推动下，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但农村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在2010年后，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历史的高位21%，利率也大幅提高，央行紧缩政策的推出，使市场的借贷资金趋紧，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宏观经济形势逆转来势迅速。金融机构信贷收缩，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个人，只能转向民间借贷以期获得支持。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仅有18.6%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民间借贷为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一户（个人）的民间借贷和向金融机构的借贷违约率大幅下降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表1列出了个人向民间的借贷履约情况，从中可以发现，2009年和2010年个人的民间借贷违约率，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明显下降，其中，2009年到期违约（到期未完全偿还）未偿还民间贷款笔数为8笔，金额为325.2万元，2010年二者分别下降为5笔和97.5万元，2009年到期违约（到期未完全偿还）未偿还民间贷款笔数占全部民间借贷笔数的比重为7.21%，2010年下降到5.32%。2009年到期违约的民间贷款金额占民间借贷总金额的比重为10.44%下降到2010年的5.79%。
表1个人民间借贷偿还情况
2009年
2010年
笔数
金额（万元）
笔数
金额（万元）
全部偿还
86
3559.5
37
867.5
到期未完全偿还，仅偿还了50%以上
2
39
到期未完全偿还，仅偿还不到50%
1
327
2
176
到期全部未偿还
5
86.5
3
35.5
未到期
17
322
52
2572.5
总计
111
4334
94
3656.5
表2列出了个人向金融机构的借贷履约情况，可以发现，2009年和2010年个人从金融机构借贷的违约率也明显下降。其中，2009年到期违约（到期未完全偿还）未偿还民间贷款笔数为12笔，金额为437.3万元，2010年二者分别下降到8笔和176.4万元。2009年到期违约（到期未完全偿还）未偿还民间贷款笔数占全部民间借贷笔数的比重为6.46%，2010年下降到4.63%，2009年到期违约的民间贷款金额占民间借贷总金额的比重为12.42%下降到2010年的5.96%。
表2个人向金融机构的借贷偿还情况
2009年
2010年
笔数
金额（万元）
笔数
金额（万元）
全部偿还
156
3256.7
68
765.8
到期未完全偿还，仅偿还了50%以
1
37
2
6
到期未完全偿还，仅偿还不到50%
8
376
5
168
到期全部未偿还
3
98.6
1
35
未到期
18
353
97
2536.8
总计
186
4121.3
173
3511.6
3.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违约率有所上升，向金融机构的贷款违约率略有下降
表3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偿还情况
2009年
2010年
笔数
金额（万元）
笔数
金额（万元）
全部偿还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路径选择；模式转型；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2－0002－03
一、问题的提出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命题，面对的障碍涉及土地、劳动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其中，资金问题是最为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量巨大，据测算，至2020年所需资金增量高达15～20万亿元（钟真真，2007）。解决如此巨额的资金需求，除了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外，绝大部分需要依靠当地的金融服务业。
然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目前城市与农村之间金融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近几年，我国城市金融业发展迅速，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仍不健全，信贷资金供需缺口较大，金融服务缺位（甚至部分地区缺失）等问题非常突出。在此背景下，在没有法律明确规范的条件下，适应各地情况的民间借贷市场近年来快速发展，而且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等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特点。这种介于正规农村金融借贷市场与地下金融黑市之间的市场形态，笔者借用樊纲教授（1988）的理论，将它称为农村金融的“灰市场”。
在农村资金缺口较大、金融服务不到位的现状下，民间借贷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部分地区的融资需求，对经营机制和理念僵硬的涉农金融机构形成竞争，促进其提高服务水平。但由于“灰市场”的政策球的特征，因此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法律问题。由于我国有关民间借贷机构的相关法律法规仍未出台，对民间借贷中介的合法性无法确定，因此民间借贷市场上很多行为无法依靠法律加以规范和保护。比如，民间借贷机构的融资行为与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等行为的性质难以明确加以区别；大部分民间借贷采用借条、口头交易等形式，追讨债权难以诉诸法律。
其次是金融秩序问题。部分民间借贷机构从商业银行、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低息获得贷款，转手高息放贷，牟取利差；民间借贷的民间性和逐利性，使得部分中介对房地产、股票等领域放款过多，资金无法在农村当地形成合理流向。
再次是监管问题。民间借贷机构融资放款通常采用现金交易形式，最高可达五六十万元，这使得大额可疑现金逃避“大额现金支付系统”的有效监管，易为洗钱提供渠道。
可以看出，快速发展的民间借贷市场正是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缺位的真实反映，这一农村金融“灰色地带”急需完善和规范。基于此，下文将着重分析民间借贷市场现有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发展的目标模式，路径选择以及发展效应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民间借贷“灰市场”的传统及现行模式
（一）传统模式
传统的民间借贷形式多以个人间“一对一”的形式为主，这是一种以信用为主的带有地缘和亲缘关系的借贷方式。传统模式还多发生在单位内部职工、亲戚、同乡、朋友、熟人之间，借贷手续也比较简单，民间借贷人（机构）基本以自有资金为主。借贷双方信用状况明确，信息透明度高，因此风险相对较小，但借贷数额和范围也比较有限。同时，由于信息的对称性，传统的放款模式多采用借据、口头承诺等不规范形式。
（二）现行模式
随着民间借贷“灰市场”发展步伐的加快，相比传统模式，现有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表现出中介化、专业化、规模化、利率多样化、融资短期化等新趋势。
中介化：在现有法律下，充当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主体并无具体要求，个人或组织等形式均可，且没有资金准入门槛，不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因此，活跃在农村民间借贷“灰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形式有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三种主要形式。目前，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主体虽仍以个人为主，但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湖南的调查（周红岩、曾立平、李文政，2007）显示，现有民间借贷中介样本中，个人占67%，企业占29%，社会组织占4%。
专业化：除传统的民间借贷模式外，一种新型的、具有专业化特点的“募集型”融资，在部分农村地区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组织民间借贷的新选择。以延安地区的最新调查为例，借贷方式多采用“募集型”方式。其中，某镇大棚水产科技示范养殖场借入的50万元民间借贷比较典型：短短的3个月内筹集到所需资金，并支付18%的利息，且不确定借款期限，借出人可随时收回自己的本金。这种方式既方便借出方资金投放，又有利于满足借入方的融资需求（雷和平、严李锁、郭明辉，2007）。
规模化：近年来，农村地区民间借贷走向规模化发展“快行道”。仍以湖南为例，调查样本中的76户民间借贷中介，2006年自有资本同比增幅为25%，借入资金比2005年增长50%，借出资金增幅达72%，利息收入增长96%，经营规模和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其中，从金融机构和民间的借入资金数量，2006年分别增长51%和48%，增速约为自有资金的2.5倍。
利率多样化：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呈现多样化趋势（谢伟、熊蕾，2007）。一方面，以生产性需求为主的民间借贷利率保持在8%～20%之间；另一方面，投资性需求的民间借贷利率相对较高，多在15%～30%之间，而少数带性质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到了日息2%。
融资短期化：无论从供应还是需求的角度来看，保持较短的融资期限均是有利的。一方面，较短的融资期限有利于供应方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也促使需求方尽可能缩短融资期限。
三、目标模式及路径选择
（一）民间借贷“灰市场”发展的目标模式
通过对目前民间借贷“灰市场”存在的问题和现行模式的分析，假定在未来城乡金融服务趋于“一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的目标模式应该为：具备合法地位，服务范围定位于农村金融服务相对落后地区和领域的小额融资，纳入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小型金融机构。
（二）路径选择
立法路径：通过国家立法形式逐步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和管理条例，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制化轨道，为民间借贷活动构筑一个合法规范的平台。具体内容应重点包括：设定准入门槛；对具有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发放牌照；对放贷业务进行明确规定；对民间融资交易实行登记或报备制度；对资金用途加以限定；对借贷合同中的金额、利息、期限等内容加以细化，设定利率浮动的范围。
监管路径：由于民间借贷市场监管难度较大，因此需从制度、技术等方面加以保证。在制度上，通过牌照发放、登记报备、大额备案等制度设计，保证监管部门实时、及时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动态信息。并保证投诉、举报等渠道的畅通，对风险及时预警。在技术方面，应逐步建立起民间借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通过对中介机构历史行为的监测数据预测判断其潜在风险。监测指标应涉及民间借贷中介的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以及借款偿还情况等。
吸纳路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国家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因此，未来城市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逐步由“二元”结构走向“一元”格局，在现有金融服务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民间信贷“灰市场”，今后的生存空间将逐步趋窄，民间借贷机构也将通过入股、融合等路径，成为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等）、农业发展银行、农信社、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小额贷款机构、邮政储蓄、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
民间借贷市场完成转型的根本和前提是发展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保障资金供给和合理配置。在城乡金融服务“一元化”趋势的大背景下，转型的过渡路径应坚持“疏”、“堵”、“融”的三位一体：
“疏”是指拓宽民间资本参股正规金融机构的渠道。在大型金融机构组建时，可以考虑放宽对参股对象的限制，吸收部分民间资本。同时，积极发展规范的直接融资市场，减少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市场的需求。
这里的“堵”不是简单的通过限制准入、关停并转等行政途径控制其发展，毕竟，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对正规金融体系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和完善作用。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形态一定有其存在的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制便得益于农民的这种创造力）。“堵”是指对潜在风险较大、影响农村正常金融秩序的民间借贷行为，如以洗钱、非法集资、炒房、炒股等为目的的借贷活动。
“融”是过渡路径中最重要的形式。规模较大、管理规范的民间借贷机构可逐渐向正规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转型；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后，部分中介机构还可入股由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总之，将民间借贷“灰市场”这种中间形态逐步正规化，“融”入农村当地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转型效应分析
转型中的民间借贷市场将逐步成为地位合法、地域化（在金融服务仍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补充“三农”资金）、小额化和短期化、补充性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市场转型将产生的积极效应如下：
1．对民间借贷“灰市场”采取渐进式转型，一方面可有效弥补农村地区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改制、转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创造条件。
2．通过合法化途径将民间借贷“灰市场”纳入正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可有效抑制“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也可使潜在的高利贷、非法集资、非法揽存、借贷纠纷等问题有法可依。
3．通过吸纳、融合等路径将民间借贷市场“融”入当地金融服务体系，可有效监管资金的流量和流向，有利于引导资金用于支持当地的新农村建设。
4．“疏”和“融”的转轨过程中，还可通过形成同业间的良性竞争，有效激励现阶段具有垄断地位的农业银行、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模式、服务理念等方面的改善。
5．通过转型，民间借贷机构还可发挥地域性、灵活性等特点，有效满足农信社等金融机构遗漏的服务目标人群的信贷要求。如农户受期限、金额、抵押物等限制而出现的资金缺口，就可由民间借贷市场来补充。
6．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可逐步掌握当地各借款人的信用记录，为建立农村地区信用体系提供信息基础。
参考文献：
［1］樊纲．灰市场理论［J］．经济研究，1988（9）．
［2］雷和平，严李锁，郭明辉．延安民间融资走向专业化［n］．金融时报，2007-06-25．
［3］王长德．民间借贷亟待规范化管理［n］．金融时报，2007-11-22．
［4］谢伟，熊蕾．湖南湘潭民间借贷渐成农村短期融资主渠道［n］．金融时报，2007-06-25．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4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5
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集资金融管控诚信体系
作者简介：饶敦，贵州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2012级研究生。
一、民间借贷概述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较多，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
（二）民间借贷的形式
随着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其形式开始不断丰富起来。目前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有：小额贷款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典当行、企业集资股份、地下钱庄、网络借贷（如哈哈贷、拍拍贷等）、民间私募基金等。
（三）民间借贷产生背景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和个人的财富逐年积累。一方面百姓手中有大量闲置资金，由于缺乏投资意识，投资渠道较为单一，大部分人首选银行储蓄，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所以这部分闲置资金正好满足了民间借贷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过严，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取融资，导致市场的货币供需失衡，中小企业需要资金发展生存，于是又进一步推动了民间借贷的发展浪潮。
（四）民间借贷的特征
1.总量大。随着借贷市场的迅速扩张，市场覆盖面继续扩大，参与融资的金额也有扩大趋势，活跃程度有所提高。
2.范围广。随着民间借贷的兴盛发展，它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活跃地区开始出现少量以贷款为职业或收入来源的专职人员或组织。不仅波及像温州、东莞之类的经济发达地区，连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也受到民间借贷风潮的影响。
3.利率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升高，税费的加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等情况，使得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利润减少；加之许多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的难度加大，这样就刺激了民间借贷的需求增加，带动了借款利率的攀升。
4.手续便。民间借贷不需要繁冗的手续，一般不需要抵押和担保，或者不需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只要双方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就可以提供借款，适应了民间资金需求“短、频、快”的特点，手续简单便捷。
5.纠纷多。民间借贷的手续简便，法律规定零散模糊，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具有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当纠纷出现时，法官无法准确定夺。同时，民间借贷的资金多流向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容易受到金融危机和金融政策的打击，导致资金链断裂，随之就会出现借贷纠纷。
二、民间借贷当前现状
（一）民间贷款变为“高利贷”。
（二）银根收紧，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
近期，央行收紧银根，银行放贷收紧后，企业平常在银行贷款到期需进行债务偿还时，通常可以通过民间拆借或通过“银子银行”所做的短期“搭桥贷款”等短期高息资金周转，现无法通过续贷偿还高息借款。在经济形式较好时，企业能通过快速回流现今流解决，而在经济形式大逆转时，这钟大规模、高利率的民间拆借风险非常之大，由于资金成本太高，最终将会拖垮实体，造成企业资金断裂。
（三）无资质机构变相揽存放贷
2013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民间融资36条）第18条规定：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民间融资36条一年多来的执行情况较为混乱。集中表现为两种现象：其一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持有信贷资产、债权等，似乎人人都能放贷；其二是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几乎都在放高利贷。特别是部分担保公司、金融服务公司玩起以理财之名变相“揽存放贷赚息差”的危险游戏，有的则直接垫款放贷，月息最高竟达4%～5%，远远超出了“民间借贷利息不得超过银行基准利率4倍”的红线。
（四）纠纷激增，风险集中爆发隐患增大
在民间借贷生意越来越火，利率水涨船高的同时，民间借贷的风险也在迅速积聚。现阶段，银行出于对风险的防范及监管要求力度增强，对原本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的放贷需求大大减弱，企业出于正常生存需要，必定通过多渠道进行融资。在民间借贷市场，由于资金需求增大，资金总量的稀缺，“供求失衡”，导致民间融资成本不断增加。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2013年上半年，在温州、内蒙古、深圳、武汉等民间借贷较为活跃地区，当地法院接到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激增三成左右，涉及案件的金额从几万到几亿元不等。但是，在当前房地产销售遇阻，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形势下，再次出现了中小企业集体倒闭，企业主“跑路”的恶性事件，民间借贷市场可能会出现风险集中爆发。三、民间借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合同法》、《民法通则》以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都对民间借贷有所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过于零散、模糊，没有很好的引导公民如何在民间借贷中规范自己的行为。民间借贷危机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欠缺统一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
纵观我国现有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具有效力层次较低、颁布主体多元化、内容分散、规定零散模糊等特点。我们认为，法律具有引导、规范、预测的功能，因此只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才能提供一个规范稳定的制度预期。在现今缺乏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现状下，对于民间借贷的监管缺乏，不利于公众引导自己行为走向合法范畴；另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缺少判案依据，致使案件很难定性和审结，这些都将不利于保护民间借贷关系。
（二）民间借贷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边界不清
民间借贷的形式丰富，机构多如牛毛，有的是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的。由于其交易行为过于隐蔽，国家无法一一监管，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牟取个人利益，导致许多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活动充斥其间。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犯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加以明确区分，致使实际审判时很难操作辨别，结案率也在下降。如吴英案中吴英借钱的行为是民间借贷还是非法集资一直备受争议。尽管吴英案已经过去，但我们对民间借贷这一法律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结束。
（三）借贷契约不规范
通常一个完整的契约，需要满足主体适格；标的合法、确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在书面形式上，还需要双方协商约定借款用途、还款期限、偿还方式、利率、抵押物品或者保证人、见证人等，而在实践中，民间借贷大多依靠个人信用来维持，不做深入的资格审查，有的借贷协议还停留在口头上，即便是书面协议也不规范。那么，如果借贷人投资失败就会面临违约的风险，容易造成纠纷，也会导致资金链的断裂。
（四）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的现象
民间借贷的交易行为具有隐蔽性，处于监管的盲区，我们无法对民间借贷的交易行为全面掌控，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规范管理，处于一个无人监管的区域。因此亟待相关部门制定措施，成立对应的监管部门，规范借贷行为，加强金融监管。
四、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建议及对策
综上所述，我们需从两个维度正确认识民间借贷法律问题，它既具有合法性的特征，但是也要把握清楚边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以上认识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制定一系列科学完善的对策，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经济，促进金融改革。
（一）制定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
国家应尽快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民间借贷法》，在专门的法律法规中对民间借贷合同的范围、主体以及利率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将民间借贷、借款合同、与民间投资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专门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二）从法律角度界定民间借贷的内涵和外延
当下而言，民间借贷只是一个生活中的中性概念，民间借贷一词具有“合法”与“非法”两层属性，如果借贷利息在银行利息4倍以内的借贷行为就是合法的，反之就是非法的民间借贷行为。随着经济发展、金融改革，民间借贷开始走向复杂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民间借贷一词的词性进行法律上的统一，将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区别开来。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资金的一方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去寻求那些手头上有着多余闲散资金的提供者，出于利益的考虑，提供者肯定会把闲散资金借贷给需求者，以牟取高利息。那么这样的行为究竟应该怎样和非法集资区别开呢？此时就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对民间借贷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界定，划出民间借贷和违法行为的准确界线，将民间借贷指引向合法、合规的范畴，推动民间借贷良性运转。
（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金融管控
首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民银行和当地政府部门要密切合作，逐步将民间借贷纳入金融监管，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
其次，政府应该加强监测民间借贷行为的力度，密切关注涉及多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通过成立合法批准登记的民间借贷中心、民间借贷协会等机构切实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
最后，在监管过程中政府也不能将监管之手“伸得太长”，要给民间借贷留一点空隙，调动民间借贷的积极性，否则民间借贷将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优势，这将不利于发展有序、规范的民间借贷市场，也不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6
2013年11月16日，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成都开幕。多位经济学者及金融业界人士在论坛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困境纷纷表达看法，并对新一轮改革下如何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提出建议。有专家分析，新一轮改革提出的多个措施将有望激活农村金融市场，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财富。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副主任谭继军及副主任尹志超在会上了《有关农村金融发展和高净值家庭的财富管理报告》，以详尽的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报告显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需求颇高但满足有限，而民间借贷活跃，金融市场参与率低。
农村家庭金融知识水平缺乏
《报告》指出，2013年农村家庭仅有41.1%的家庭有活期存款账户，与2011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有定期存款的家庭占比更低，仅为12%，且比2011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家庭有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明显。
存款少，农村家庭没有多余的资金参与金融市场。就参与率最高的股票市场而言，2013年，农村家庭仅有0.4%的家庭参与了股票市场。甘犁教授还指出，由于这两年股市不景气，这一比例比2011年还低了0.8个百分点。与低金融市场参与率相对应的是农村家庭低金融资产配置，2013年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仅为5%，比城镇家庭低了约4个百分点，而金融资产中又以风险低的定期存款为主，占到金融资产总数的54%。
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发达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更多只能选择民间借贷进行融资。2013年，有近50%的农村家庭参与民间借贷，这一比例与2011年相当，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7个百分点。
家庭信贷需求体现了家庭的融资需要，就农村地区家庭而言，农业生产信贷及工商业信贷需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购房信贷需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区域分布来看，中西部的农业生产信贷需求指数为59，工商业生产信贷需求指数为80，而东部地区农业及工商业生产信贷需求相对较低，分别为55、72，这也体现出中西部家庭从事农业与创业活动时更迫切需要资金。甘犁教授指出，农村地区购房信贷需求低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家庭购房支出相对较低，但需求强度仍然由东向西递增。因此，未来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首先应满足农民从事农业与创业活动的信贷需求，其次，欠发达地区的高信贷需求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甘犁教授解释说：“信贷可得性指最终得到贷款的家庭占有信贷需求家庭总数的比重。”我国家庭信贷可得性水平不高，有信贷需求的家庭仅有60%的家庭被满足，农村家庭信贷可得性水平尤为低下，仅为23.6%，比城市家庭低了53个百分点，信贷可得性的城乡差异明显。同时，信贷可得性的结构性差异也很明显，农村家庭信贷可得性最高的是工商业生产和汽车信贷需求，分别为71.3%和65.9%，城市地区除了上述两种信贷可得性高外，住房信贷需求的可得性也较高，达到90%。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家庭农业生产信贷可得性仅为9.5%，亟待改善。“与信贷可得性不同，我们还计算了信贷满足度，即家庭信贷需求规模被满足的程度。”甘犁教授指出，在得到信贷的家庭中，其信贷需求规模被满足的程度较高，约有86%的需求规模被满足，农村地区家庭稍低，满足度也达到80%。这就说明，家庭信贷一旦被批准，其需求规模大部分可以得到满足。
从整体来看，我国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金融知识指数为42，而美国及荷兰这一指数接近80。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东中西呈递减的趋势。农村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异常缺乏，仅为30，低于城市家庭的51，金融知识匮乏或许是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低的原因之一。教育水平是决定家庭金融知识水平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经济金融课程的学习对提高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帮助非常大。即使是农村家庭，如果上过经济金融课程，则其家庭金融知识水平甚至会高于城市家庭，高达60。因此，对农村家庭进行教育培训，特别是经济金融知识的培训是未来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
民间资本市场活跃
正规金融市场不发达是民间金融滋生的土壤。从各省的情况来看，上海市有民间借入的家庭占比最低，仅为4%；天津市与北京市次低，只有10%的家庭有民间借入款；参与民间借入的家庭占比最高的是青海省，高达51%。从城乡结构来看，农村地区家庭有民间借款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地区家庭。从区域分布来看，中西部地区家庭有民间借款的比例约为30%，而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仅为14%。与2011年相比，城市地区家庭参与民间借入的比例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农村变化不大。虽然民间金融市场有一定发展，但与正规金融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家庭负债余额来看，银行贷款在各种项目负债中均高于民间借款，其中以购房借款的差距最为明显，全国家庭购房负债中银行贷款余额为38468元，而与此对应的民间借款余额仅为10738元。民间金融满足家庭融资需要的能力有限。
“家庭从民间借入资金的用途是什么呢？”甘犁教授指出，目前我国家庭民间借款主要用于购房，其次是工商业经营。因此，目前民间金融的发展策略应主要针对家庭的这两大需求，谁能优先满足家庭的这两大需求，谁就能取得民间资本市场的至高地。民间借款的利率要比正规金融借款的利率高很多。从民间借款的利率来看，2013年的民间借款利率高达17%，比2011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从借款的用途看，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借款，民间借款利率均高于10%。高利率意味着高风险，我国民间金融市场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尹志超教授在会上了《关于高净值家庭财富管理的研究报告》。他指出，全国总体家庭净资产的平均值为87.2万元，中位数为25.2万元，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家庭的净资产在20万元左右。其中普通家庭净资产平均值为35.3万元，中位数为21.1万元；而高净值家庭净资产平均值到达628.9万元，中位数为315.1万元。普通家庭与高净值家庭相比，净资产相差悬殊。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7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金融需求；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74-05
一、问题的提出――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的几个基本假设
关于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的基本假设有以下几种：第一，“理性小农”假设。Schultz等认为小农是富于理性的，小农像企业家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二，“非理性小农”假设。Chayanov小农学派认为：农民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于企业主，其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动力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因此，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第三，“商品小农”假设。黄宗智小农学派将上述小农理论综合起来讨论小农动机及其行为。他认为：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前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二者综合起来，即为商品小农的典型特征。第四，“乡土小农”假设。中国农户的特殊还表现在小农家族制度的广泛存在(费孝通，1985)。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续向外延伸的“圈层结构”。所以，中国农村的社会单元是本着自给自足原则、追求温饱无忧目标的小农家族。与圈层结构相对应的，是崇尚礼俗、克己的熟人社会。
这些基本假设构成了考察中国小农家族经济行为和金融需求时不可忽视的制度条件。本文认为，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经济行为将由自给自足、追求温饱的“乡土小农”逐步融入整个社会经济，当农村居民需要融入整个外部市场经济时，其融资需求也必然转向市场化融资。然而，纵观农村金融的历次改革，每次都有良好的初衷，但始终摆脱不了外力主导、行政推动的惯性，即“供给领先”模式(patrick，1996)。所以，迫切需要从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推动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内生金融”的发展。即patrick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中所提出的金融发展“需求追随”模式。
二、农村居民借贷影响因素――信贷约束条件下的模型估计
本次调查样本中，被调查者平均年龄41.84岁，家庭平均人口4.17人；从文化层次看，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分别占7.98％、30.68％、39.93％、21.41％；从职业看，纯农业、企业、商业、服务业、个体经营分别占17.90％、23.67％、12.87％、12.13％、16.86％。将农村居民按年龄、教育程度、从事行业、家庭人数、家庭收入、家庭主要消费支出等调查问卷变量数据归纳整理(表1)。
(一)条件假设
假定影响正式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边际成本因素为X1，影响农户贷款边际收益因素为x2，正式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边际成本为mC，农户借款的边际收益为mR(x2)，则正式金融机构愿意提供贷款、且农户希望得到贷款(即具有有效的贷款需求)两者同时满足的条件为：
mC(X1)
mR(X0>if (1)
式(1)的经济含义为，农户借款的边际收益mR(X2)大于其边际成本rf，同时银行对其提供贷款的边际成本mC(X1)小于其边际收益rf。此时，农户的贷款需求才会得到满足(或者部分满足)，农户的贷款行为才会发生，本文假设上述条件成立。
(二)变量模型
由于被调查的农村居民年龄段比较集中于中青年，学历不能完全反映农村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采集的数据不具代表性，所以建立的模型拟合优度、系数检验不高，这方面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三)分析结果
以上变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x3)、教育医疗支出(x5)、建房、购房支出(X6)、日常生活支出(x4)对农户信贷需求相关性较高，控制变量都对农户借贷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可能的理论解释有：收入高的农村家庭贷款需求较为强烈，原因在于此类农户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禀赋较高，致富能力和捕捉信息能力较强，对资金的需求额度较高，借款意愿强烈。购房(建房)支出、日常生活支出和教育医疗支出较高的农户对金融机构贷款的需求较为强烈，尤其是建房(购房)支出和教育医疗支出对农户而言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具有刚性，农户自身财力通常不够。常常需要借贷，因此该变量与农户借贷意愿相关性较高。
三、农村居民金融需求――基于消费视角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从消费结构看，2002年泰州市农村居民人均生产和生活消费分别为1272.5元、2589.39元，占总消费的比重分别为30，60％和62，25％；2007年分别为978，4元、4458，76元，占总消费比重分别为16，32％和
7574.39％，较2002年，生产消费的比重下降了14.28个百分点，生活消费比重上升了12.14个百分点。从消费水平看，2003年泰州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2606元，城乡消费水平之比是2.2：1，2007年扩大到2.26：1。从消费总量看，2003年泰州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17.45亿元和56.31亿元，城市是农村的2.08倍，而到200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42倍，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9.37％。
(二)农村居民融资渠道
从借贷意愿看，金融机构借款和民间借贷是农村居民的首选融资渠道，占比分别为51.33％和47.19％，此次调查的结果与温铁军(2001)研究的结果相比，金融机构借款比例有所提高，但民间借贷所占比例相当高仍应充分关注。低收入农户更倾向于从非正规渠道借款(主要是向亲戚、邻居或朋友借款)，而高收入农户由于资产充足，信贷约束相对较小，其大规模的借款需求往往是民间借贷所无法满足的，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资金，并且其资金需求往往较大。
中低收入农户更倾向于民间借贷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多数低收入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害怕严格的还款约束，patrick(2004)将这类对获得正规借款没有信心的农户称为无信心的非借款者(Discouragednon-borrowers)：同时，低收入农户可能更容易遭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很难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借贷。另一方面，低收入农户的借款主要用于满足消费需求，对利息成本比较敏感，而民间借贷具有期限灵活的优势，能满足“短、快、灵”的要求。低收入农户通常情况下是以收定支，并且收支基本平衡，当农户出
现婚丧嫁娶、盖房、医疗和教育等额外支出时，家庭将不得不为此被动借贷，此时，民间融资就会以其借贷方式多样、还款期限灵活、借贷成本低等优势而成为农户此类融资需求的优先选择。
(三)农村居民贷款需求
问卷主要考察农村居民“有无贷款需求”。从分析结果看。农村居民有很强的资金融入需求，农户家庭经济比较普遍地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2007年间，被调查的676名农村居民中“有贷款需求的"391人，占57.84％。通过对不同消费层次农户的贷款需求比例分析，年支出在10000元以下、10001-20000元、20001-30000元、30001-40000元的农户，其有无贷款需求的比例分别为1.02：1、1.20：1、1.31：1、1.25：1；而年支出在40000元以上的农户，比例为3.12：1。这表明收入和消费水平高的农村居民对资金需求相对旺盛，其贷款意愿相对较高。
(四)农村居民贷款用途
391名“有贷款需求的”农村居民中，资金用于满足生产需求的共218人，占55.75％；资金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共173人，占44.25％。农村居民消费性借贷具有规模小、次数频繁的特点，由于目前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的种类比较单一，农村居民消费性借款相对于生产性借款来说更难以获得。本次调查的结果与何广文(1999)、温铁军(2001)的研究结论相比，生产性借款的比重有所增加。总体上看“农村借贷由生存性消费型借贷正逐步向发展生产性借贷转化(史清华，2002)”。调查显示，随着收入增长，高收入的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已能基本满足，生产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则需要通过外部融资获得；而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则难以通过正规渠道满足，但是他们有比较强烈的潜在的信贷需求。从消费性借款用途看，其主要的几项用途依次为：建房(购房)、子女上学、看病医疗、婚丧嫁娶。
通过对不同消费层次农户的贷款需求比例分析，年消费在10000元以下、10001-20000元、20001―30000元、30001-40000元、40000元以上的农户，其生产性和消费性贷款需求的比例分别为1.03：1、0.83：1、1.13：1、1.67：1和3.93：1。高收入、高消费的农村居民申请贷款的主要目的，往往用于满足生产性资金需求，中低收入、中低消费的农村居民贷款往往用于满足消费性资金需求，这一结果也印证了上述观点。问卷调查显示，农村地区平均每个家庭，建房(购房)支出6029.70元，教育支出5177.06元，而70％左右的家庭每年都有一些看病医疗开支，每户平均1143.89元，虽然教育支出与医疗支出在农村居民家庭年消费支出的比例不是最高，农村居民一旦大病住院或者子女考上大学时，其支出比例就相当高了，有时自有资金往往难以应付，只有通过借贷维持。
(五)贷款难的主要因素
正规金融对农户的信贷约束体现在：一是有现实贷款需求却不能获得正规贷款；二是虽然获得了正规贷款。但正规贷款的规模小于实际资金需求规模。从调查结果看，农村居民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不足70％，而贷款满足率也仅达62.40％，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平均资金缺口61792.08元，正规金融机构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
农村居民向银行申请贷款比较困难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利率高”，比例为53.71％，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农户的金融需求不具有市场有效性，难以通过市场性金融满足。调查表明，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的利率不仅高于其他银行，甚至还高于一些民间借贷的利率，对于以消费信贷需求为主的中低收入农村居民，正规金融的贷款成本超出了亲友借贷或一般民间借贷成本。
其次为“手续繁琐”，比例为4425％，很多农户指出，信用社贷款程序太复杂、审批的时间太长。由于对金融知识的认知程度和文化层次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居民往往难以应付复杂的贷款手续，加之农村居民消费性贷款需求具有很强的时间性，频繁的手续经常会延误时间，很容易造成贷款申请时间与贷款需求的时效性发生冲突。
第三为“缺少担保”，比例为24.81％，住房和银行存单是目前拥有贷款的主要抵押资产，但现阶段，住房作为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很难被剥夺，农户住房用于抵押的意义有限，而且中低收入农村居民往往缺乏自有储蓄，因此，对于中低收入农村居民来说，抵押品的缺乏使得他们贷款困难。除了抵押贷款方式以外，绝大多数金融机构贷款是需要担保的，但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从“道义小农”和“乡土小农”的传统观念出发，与其找经济比较宽裕的亲友作担保人，还不如直接向他们借贷。
第四为“还款期限固定，没有余地”，比例为6.14％，某些消费性资金需求时间紧、突发性强，相对于正规金融借贷而言，民间借贷在期限方面比较灵活，因此，大多数农村居民希望正规金融在贷款期限上适度放宽，有一个灵活的还款期限。
另外，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面对同一借款人的借款申请，除了资金成本、风险偏好等差异之外，对于放贷决策者来说，两者面临的最大差别主要是信息的收集与甄别。农户和农村小企业贷款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户和农村小企业不能提供完善可靠的信息(何广文等，2005)。由于农村地区居民居住较为分散、信息闭塞，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远比城市普遍和严重，因此，基于熟人社会有的信息收集、甄别优势，农村信用社“关系借贷”客观存在。对于农村信用状况的整体评价，8.26％的被调查者对农村整体诚信状况“不满意”，认为“一般”的高达61.78％。仅29.96％的被调查者表示“满意”，农村居民对农村诚信状况满意度不高。与银行有存贷业务关系的被调查者中，没有信用卡的占28.48％。信用卡普及率低也是阻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一)农村居民金融需求趋于多元化
农户既是一个农村基本生产单元，也是一个生活消费单元，既需要生产性借款，又需要消费性借款。其金融需求主要分为基本生存需求、一般生活需求、小额生产需求、小规模生产经营需求。从需求层次看：中低收入农户的资金需求主要是基本生存需求、生活需求和小额生产需求，中等收入或者农业兼业户主要是小规模的经营周转资金需求，农业大户或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为小规模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二)农村地区民间借贷意识根深蒂固
从借贷意识上看，中国的农户具有强烈的“内源融资”偏好(张杰，2003)，农户的融资需求首先考虑的是自我和亲友之间的相互融资和保险(刘锡良，2006)。其一般的融资顺序为：个人通过兼业实现自我融资或保险一亲属间相互捐赠互助一熟人间的民间借贷一联保贷款一社区合作金融一中小金融机构贷款一大商业银行贷款。
(三)农村居民面临着较强的信贷约束
农村居民“贷款难”突出表现为贷款需求与实际贷款缺口较大，贷款成本高、贷款期限不合理，贷款手续繁琐和难以获得的抵押和担保条件，上述事实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居民对获得贷款缺乏信心。从研究结果看，农村居民生产性借贷更多地来自正规渠道，而消费性借贷则较多地来自非正规渠道，换句话说，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不能满足农村居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资金需求。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其资金需求更加多元化，农村居民在看病、子女教育、婚丧嫁娶、建房购房等消费活动中，需要助学、消费等额度更高、品种更丰富的信贷产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供给体系。
(四)信息不对称抑制了农村地区信贷投入的增长
对于正规金融部门来说，贷款给富裕农户是最优选择。信息不对称和抵押品的存在扩大了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规模，并使得维持型农户和贫困型农户自动离开贷款队伍，正规金融部门将面临来自维持型农户和贫困型农户的逆向选择。由于农村居民先天条件的差异对国家强制力和社会惩罚的反映程度不同，在农户拥有不同禀赋的条件下，正规金融组织有激励向受国家强制力约束较强的农户提供贷款，而非正规金融组织则有激励向受社会惩罚约束力较强的农户提供贷款(张杰。2007)。因此，民间借贷组织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如何通过建立健全并规范发展非正规金融机构，疏导庞大的民间资本，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五、建议
(一)宏观政策：建立金融支农的政策扶持体系
1、财税政策。建议对于涉农贷款余额达到其全部贷款余额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可以全部免除当年的所得税。同时，对金融机构的三农信贷投入要免征营业税。
2、利率政策。建议贷款利率定价政策按农户、农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的不同信用情况划分不同档次。小额消费贷款可采取按基准利率打一定折扣的低利率政策；而授信额度较大的生产性资金，可根据定价需要，按基准利率上浮。
3、其他政策。加快民间借贷立法，使民间借贷行为有法可依，规范发展。探索建立银行机构与民间借贷“联姻”机制，为民间资金开辟更为广阔的投资渠道；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相互支持机制。
(二)金融体系：构建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
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化的农村消费融资供给市场主体：
1、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定位。一是发挥信用社(合作银行)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进一步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健全制约均衡机制，提高经营能力，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扩大小额信贷业务覆盖面，积极探索发放农户大额信用贷款，巩固农村信贷市场，支持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二是调整农村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的职能定位。进一步增强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支农功能。增强农发行和农业银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性调整、推进农村产业化和城市化等方面的信贷支持力度。三是扩大邮储银行在农村的资金运用比例。发挥邮政银行网络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以农户和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将汇集的农村资金返还于农村。
2、规范发展非正规金融机构。放宽对中小金融机构准人的限制，要加快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试点。同时，要加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指导和管理，并将其纳入金融统计系统、征信系统和支付结算体系，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壮大，有效聚集农村庞大民间资金，为“三农”提供便捷、快速、可靠的小额信贷支持，激活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推动这些地区农村生产和消费市场发展。
(三)金融服务：健全服务体系，加快产品创新
1、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人民银行要发挥其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主导作用，积极扶持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地区开办支付结算业务；鼓励、引导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乡镇设立营业网点；探索信用卡透支功能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增加农村地区p0s机投放，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在核定的授信额度内先交易后还款，满足小额资金短期周转的需要：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发展汇款、支付、银行卡、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
2、大力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改进授权授信和担保机制，优化金融工具结构，完善消费信贷品种，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消费需求。同时，要根据农村居民消费特点，适当放宽申办条件，健全消费信贷运作体系，提高电子化水平，切实改善金融服务。
(四)保障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1、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人民银行要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有效组织金融机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商业机构、公共事业服务机构共同开展农村征信，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实现各类信用信息快速传递和资源共享。农村金融机构要充分运用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创建“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活动为载体，建立宣传、防范、惩处相结合的农村诚信建设机制。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8
[关键词]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自有资金；临时调剂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6-135-1
一、企业间资金借贷有不同的种类，并非所有种类都损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首先，根据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法律依据的答复》，并结合相关司法案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通常认定：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贯彻执行，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属无效合同。然而这种一概的认定，事实上忽略了企业间资金借贷所存在的不同种类和情形。
其次，对于企业间的资金借贷，通常的理解是无关企业间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资金拆借，是企业在擅自经营银行贷款业务，损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然而，这其实仅仅只是一般情况下的企业间借贷，还有一种特殊企业间资金借贷的情形，那就是关联企业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下称“临时调剂”），与前述通常意义上企业资金拆借有着本质的差别。关联企业间的资金调剂是指：对于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确实资金压力巨大又告贷无门，或者来不及向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另一关联企业对资金匮乏企业给予的临时性资金支持和调剂。
二、我国财税相关法规及部分法院事实上已经开始肯定临时调剂的有效性
第一，关联企业间的资金调剂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而且这种行为已经为我国财税相关法律、法规所肯定。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即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以支付资金使用费的形式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上市公司应按取得的资金使用费，冲减当期财务费用。
第二，2010年浙江省高院下达《关于为中心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第三点规定“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而自2011年以来，浙江很多地方已经为企业间借贷“松绑”，其中，宁波市中院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的原则为“要有自己主营的业务，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利率不超过合法的范围”，即可认定为有效。
三、随着经济发展，各方各面均呼吁应当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其一，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总理在今年四次提出，总理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途径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
其二，2012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作出明确的规定。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已经废止，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间借贷问题未作规定，合同法仅对公民间借贷作了规定。根据企业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情况，企业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应当由金融法规或金融政策确定为合法借贷。有代表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尽快制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或出台相关的金融政策，有条件地承认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许可非金融机构不以放贷为主业的、一定范围内的借贷行为，并具体从贷款额度、期限、利息、担保、登记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作出规定。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现实的司法理念、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原有司法解释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坚持一味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无效显然是一种武断的做法。
四、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区别认定的法律前瞻
（一）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区别认定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禁止企业间借贷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需要建立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秩序，因此严格禁止任何破坏了金融业务专营的行为，当时企业间频繁的借贷破坏了这种金融秩序，所以为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需要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但是当前金融服务的垄断和其他融资渠道的不畅通根本无法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有些企业之间目的合理、借入资金也不流入受限制行业的拆借不但不会对金融秩序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二）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区别认定，符合最高院的努力方向。最高院曾就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问题征求过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二是《合同法》没有明确禁止；三是既然民间借贷己经放开，再禁止企业间借贷，对企业“不公平”。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最高院的征求意见并未被有关部门采纳。尽管最高院及人民银行还未修改企业间借贷无效的相关规定，但浙江省高院的司法实践却已经支持了企业间借贷行为。
五、结语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9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监管
引言
整体来讲，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有的借贷行为不够规范、借贷法律程序不够完善、有的借贷资金用途不够正确，状态较为盲目且毫无秩序的状态。可是，面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非常薄弱。当前，专门的法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而该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作用十分有限，没有给民间的借贷起到良好的规范作用。
1、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1.1、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
1.1.1、民间借贷专项法律规范不够健全
因为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的原因，金融法律主要将正规金融部门为对象，没有专项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层次不够，无操作性可言，无法对我国民间借贷进行合理的规范，无法符合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制度的改革需求。民间借贷立法零星的出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贷款通则》、《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贷款行为效力的批复》等相关法律，并没有制定出民间借贷的定义、范围、主体以及法律地位。
1.1.2、民间借贷立法协调性差
因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引导思想、缺乏立法技术等原因，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统一性和逻辑性较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正案第13条制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公民有权自由处理自己的合法财产，包含了借贷的自由货币资金以及获得相关的利益。可是国务院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里的第4条中，以及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里的第61条中，面对民间借贷的行为提出了严谨性的规定。因为法律制度相互间具有一些冲突，不同的司法机关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具有相反的结论，对于我国的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非常不利。
1.1.3、民间借贷立法十分落后
我国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主要零星出现在民法范围，民间借贷立法长期比民间金融发展的需求落后。民间借贷对于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里是否被全面保护？民间借贷是否处在合法的边缘？其合法以及非法边界究竟在何处？虽然《国务院对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推出，令非公有资本可以迈进金融服务业，民间借贷的重要作用被再次认同。面对《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之后，国家对于民间资本进入了金融服务领域的鼓励以及引导程度的强化。可是因为立法思维、立法技术等原因，民间借贷法律规范体现出操作性较弱、判断标准模糊的特征，使得民间借贷主体的利益的不确定性较强。
1.2、民间借贷同民间非法融资行为界限模糊
1.2.1、鉴于我国民间融资的立法
虽然在《刑法》的第176条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了规定，在第192条里对非法集资罪进行了规定，可是并没有界定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非法集资。分别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变相引进公众存款罪进行规定，对于集资诈骗罪、对股票、公司、企业的股票债权擅自发放罪，非法经营罪和虚假广告罪等相关犯罪行为做出了限定，对如何划分非法集资以及合法融资的界限进行回应，对非法集资手法和非法集资活动涉及道德虚假广告所承担的责任等相关行为进行回应。
1.2.2、民间借贷与民间融资非法行为界限模糊
我国没有准确界定出民间借贷与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非法集资的界限，面对非法民间借贷的限定以及利率并没有明显的进行界定。对于大面积生产性借贷的法律地位、各种借贷关系的法律责任的区分、有偿借贷以及无偿借贷的出借人所担负的义务是否相同？商事借贷以及民事借贷的差别、出借人的瑕疵担保责任等相关问题，法律法规都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因为民间借贷交易相对隐蔽、监管不到位等因素，而对于非法集资、洗钱行为市场出现于民间借贷市场中，特别是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大。
1.3、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不完善
1.3.1、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不够明确
因为我国金融业通过混合经营、分开监管的方式，使得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部门，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不够明确。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政策性的安排，银行监管会也对风险进行了提示，可是从何处进行实施，从何处实施方案，还没有具体的规定。《民间借贷管理办法》把民间借贷监管主体体现到国务院相关部门以及升级人民政府，可是没有具体制定出国务院具体部门执行监管。监管主体长时间不够明确，使得公众对于社会集资风险无法正确做出判定，令社会集资的存在形式大多为非法形式。
1.3.2、民间借贷监管对象模糊
我国面对该历代、非法集资、抬会以及地下钱庄的非法民间金融长期使用严格掌控以及打击的状态。可是源于对民间借贷意识的区别，长时间以来缺少对民间借贷相应的监管，没有对私人钱庄、抬会、企业相互间的借贷监管的规定，特别是对民间借贷中介部门、小额贷款企业之外的社会集资人和专业放贷人等其余民间借贷主体都没有相应的监管。
1.3.3、民间借贷利率规定模糊
利率的转变体现在市场的供求方面
民间借贷利率能够适当高出银行的利率，可是不可以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会对超出的部分进行保护。民间贷款利率的四倍上限限定并没有相关的实践以及理论的根据，没有仔细考量到各区域的市场供求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准，无法正确的引导社会资源的分配。
1.3.4、民间融资市场退出机制不充分
因为民间借贷市场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缺乏对于民间借贷援助、清算、推出等相关的市场机制。如果民间的融资机构没有偿还到期债务，不仅放贷人的债权无法获得保障，并且无法处理市场推出问题造成的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非常不利。民间借贷市场机制不完善，使得民间融资无需推出，具有隐性的范围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的稳步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2、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制度的对策
2.1、明确合法借贷以及非法集资的限定
因为我国民间贷款制度的建设较为滞后，使得民间借贷形式长时间处在非法与合法的相互模糊的状态。所以，我国需要对民间借贷的立法监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于民间借贷行为要不断强化法律方面的规范及引导，对于法律方面需要界定出合法性的范围以及非法性的范围，面对资金的来源以及合法性进行规范。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需要通过判断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来进行。所以，对于法律明确给出的合法借贷以及非法集资界定成为了民间融资发的中心思想。当前面对非法集资的限定主要通过《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中的第四条进行限定，可是此项规定值关注由客观形态来限定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而把大批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归纳到非法集资方面，这同目前社会集资诈骗等非法融资形式的日渐增多紧密相连。民间融资主要主要是通过一些无法及时、充足获取银行机构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只可以通过民间借贷的平台为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并且不论是通过《合同法》还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应司法进行解释，我国对于民间借贷活动还处在默认的态度。由法律层面来看，我国对于企业、个人或者组织自行吸取资金而不是进行严禁的方法，知识对于个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有通过政府审批的金融机构禁止吸收资金来发放贷款，进行资本运转与货币经营来获取利益。只有通过这层理念来理解国家的金融政策，才可以区分民间贷款以及银行吸收存款业务的区别，正确掌握合法的民间借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脉络。对于制定民间融资法律规范时，要通过主观与客观相协调、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相融合的原则，判断民间融资行为的合法性。正确规定集资活动的企业、个人以及组织进行非法经营，需要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民间贷款想社会筹集发展资金具有良好信誉与盈利能力的，需要提供真实的申请材料，这样才能够合理进行监管。而且，筹集到的资金一定要使用在国家扶持的项目上，绝对不可以使用在国家反对的项目方面。
2.2、规定和健全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
通过我国民间借贷的客观现实以及发展形势来看，一定要不断完善同民间借贷行为相符的法律法规，例如规定和制定《民间融资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条例。只有进行详细的规范，才能够让民间借贷行为更加趋于正规化。只有具备完善的规范民间贷款行为的相关条例，才能够构成民间借贷行为崭新的法律监管环境，只有民间贷款的资金来源符合法律规定，也用于合法项目中，且可以真正为私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帮助，能够给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才可以给予相应的合法地位，而且通过法律对其进行扶持。
2.3、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体制
完善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制度，才能够有效保护金融投资者的权利，主要在于提高对放贷人的登记管理以及对民间借贷广告宣传方面的监管，通过相应法律管理，经由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负责，银监会主动对非法集资以及非法吸收公众款项的时间进行打击和防范，并且要逐渐创建起合理、有效的民间借贷监测预警制度，不断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业发展的监测范畴，创建完善的民间借贷信息的及共享机制以及将信息机制进行规范，监管部门要尽快把相应的信息公布到社会投资人员处，这样才可以让民间贷款的主体进行自主投资决断。
结束语
只有不断完善当前的监管制度，让立法及时更新，并同当前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结合，来顺应当前全球化条件下对于民间借贷方式监管的要求，如此才能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获得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弘.民间借贷现状及完善对策探析――以浙江富阳为视点[J].法制与经济（中旬）.2012.（06）.
[2]钱彬雪.民间借贷与民间资金投资――由吴英案引发的思考[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2.（07）.
融资和借贷的区别篇10
2011年下半年以来，温州发生了“民间借贷危机”。这是温州三十多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在危机的演变过程中，社会信用冻结加速了社会信用去杠杠化，触发信用风险的因素出现转移、扩散，经济增速随之下滑，银行业信用风险连续释放。到2012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长仅5%，低于全国7.8%的水平；全市不良余额达到了181.41亿元、较危机前上升了158.94亿元，不良率达到了2.69%、较危机前提高了2.32个百分点。从演化趋势看，金融风波先后已经历了企业投资经营资金链断裂（风波爆发前）、民间借贷中介资金链断裂（风波爆发时）、参与民间借贷的企业（或个人）资金链断裂（风波高潮时）、企业互保圈资金链断裂（2012年以来）等四个阶段。至今，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进入了后危机时代，担保链、资金链风险扩散和房地产价格下滑可能进一步引发新的潜在风险。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及时地采取许多措施，防范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取得了明显效果。可以说，温州民间借贷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利率变化、规模结构以及发展趋势将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也发生过多次民间借贷危机，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四次“倒会”风潮（乐清黄华会案、抬会、排会、平会和银背）；九十年代的基金会、城市信用社经营困境；直到这次“民间借贷危机”，对温州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次比一次大。但令人困惑的是：不论事件本质和结果如何，涉及面多广，危害多大，受害人有多少，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另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又在“蓬勃”发展。似乎“好了伤巴忘了痛”，大有“春风吹又能生”的感觉。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温州民间借贷”的生命力会如此之强？这里的人们都没有风险意识了吗？是什么导致人们在风险面前失去警惕？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利率”——高利率，象一支“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使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前赴后继地组织资金投到“民间借贷”中去……
实践证明，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必须正确看待。
一、从经济发展层面上看。温州模式的产生、发展。民间借贷有重大作用，正有于融资的形式和规模不同，“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才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温州模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民间借贷，造成了以家庭工商业、专业市场为主民营经济模式，走“小商品、大市场”道路。苏南模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集体集资和政府信用，成就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集体经济、城市经济模式，走“工业化、市场化”道路。
二、从资金配置效率上看。民间借贷对社会闲散资金的集聚，投入到生产领域中的效率和速度是正视金融机构所无法比拟的。它具有灵活、高效、兼容等特点。意向口头表示，期限自主约定，用途自由选择，结算方式便利，等等。这些都是其受中小企业及个人欢迎的原因。
三、从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上看。从温州模式的发展历史可以证明，民间借贷在推动着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促进金融企业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加强金融创新，疏通融资渠道，自动优化融资环境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规范管理恰当，它能成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但我们也要防止无序的民间借贷会有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有反作用。
四、从充分就业上看。相比于国有企业获取廉价的金融资源而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讲，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较高，更倾向于投资劳动密集形产业。因而能促进社会就业。有数据表明：温州地区2007年，每亿元国有投资解决的就业人数为1044人，而每亿元非国有企业解决的就业人数为1562人。
当然，民间借贷有其相当明显的缺陷，如加剧金融“脱媒”现象，扰乱金融秩序，加大企业财务负担，加剧非法集资风险，等等，这些均要求有关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智慧，加大科学管理的力度，因地制宜，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逐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使之朝正常的发展轨道良性运行。
应该从哪里入手去规范管理民间借贷行为呢？既然人们热衷于民间借贷是因为“利率”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利率”改革入手，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直线上升，而利率水平则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民间借贷规模1980年约10亿元，利率是34.8%，1990年约110亿元，利率是34.8%，2001年约300亿元，利率18%，2011年约1100亿元，利率是25%（见附表）
从上表可知，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论如何变化，却始终高于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原因何在？仔细探究，却有其存在的理由。
一、民间借贷的成本较高。这里包括其风险成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风险成本：有法律、政策和信用三个方面的内容，民间借贷的许多交易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又受到种种政策限制，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资金供求、通货膨胀等等。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的现金流充足，借款人还贷能力较强，信用好、风险较小，利率可能低些。当经济萧条时期，社会的现金流不足，借款人的还贷能力弱，信用差，风险大、则利率高，所以就需要的一个“风险溢价”作为补偿。
交易成本：贷款者要对借款者进行相应的信息收集、跟踪、调查和评估等，同时，又要对借款人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这些都随着交双方的人际关系，亲疏而变化，关系亲密、信息收集成本小，利率就可低些，反之亦然。
机会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投资的机会在增加，资金用于存款或者贷款以外的收益率也在不断提高，如实业投资及股市、债市、楼市、汇市等，经济越繁荣投资的回报率就越高，资金投入到民间金融市场的机会成本就越大，要求的利率就高。
正因为民间借贷的成本存在有许多复杂且多样的因素，其变动幅度也很大，貌似非理性，但有其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需求差异化影响民间借贷利率趋高。民间借贷需求主体的生产方式，生产周期，资金回报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因人而异的定价方式比较明显。一是借款方的履约能力，收入水平，投资效益、社会地位，平时信用均影响其利率水平，二是周转性需求，借款方为中小企业和个人，往往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以灵活、高效和填补缺口为特征。如从正规金融融资，则受其方式、资质、用途、资金比例等贷款条件的限制，往往无法如愿。所以，宁可付出较高的利率，能及时地融到资金，使生产和贸易能较快完成，资金及时回笼。三是投资性需求，这一批人具有较强的投资意识和致富欲望，敢为人先，有冒险精神。在经济高涨时期，白手起家，活跃在房产、矿产、股市等高回报、高风险投资领域，只要能融到资金，他们不计成本。从而推高利率。
三、金融市场的不平等竞争状况的影响。首先，存在有局部垄断现象，由于民间资金的分布及供求的不平衡性、私密性，借款人很难选择贷款者，这就会诱使贷款者谋取垄断利润，索要高价；其次，正规金融在融资领域的相对垄断地位，信贷规模、资金供给的变化，利率水平和贷款结构的调整等等，都直接影响着民间借贷的利率。特别是信贷规模忽紧忽松，短时间内造成贷款供应的紧张局面，会迅速推动民间借贷利率的快速上升。
四、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温州是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市场经济起步较早，以家庭工商业为主的温州模式，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市场条件和经济基础。同时，在永嘉学派重商文化熏陶下的人们，又非常习惯于民间借贷，并有抵触正规金融繁琐手续和苛刻条件的潜在意识。只要用款时间、投资利润、成本负担等条件允许，他们就会使用“民间借款”以图“方便”。这种“方便”就是少有附加条件，时间快捷，但利率偏高。然而，正是这个“方便”，却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也正因为有“危机”的存在，让贷款者要在利息中获取高额回报，来作为“危机”的补偿。
民间借贷在温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形式上、本质上均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孤立的、一对一的、互的民间融资活动，演变成联系的、一对多（或多对一，多对多）的、盈利性的社会金融活动。对社会经济金融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从八十年代以前的个人借贷违约，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倒会”风潮，九十年代的基金会、典当行倒闭……，到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影响面、破坏力以及范围和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
实践证明，温州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经历多次危机后仍然延续并发展状大，有其独特的存在结构和变化规律，而高额利率便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要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其切入点就在于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制定相对公正、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政府——特别政府监管部门，应尊重民间金融市场，尊重民间借贷主体，优化市场环境，扩大彼此的生存空间，促其良性发展。
一、坚定地积极推进区域性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长期以来对此进行严格管控。1980年苍南金乡信用社进行的“浮动利率改革”。打破了利率，同时也拉开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之后，温州地区的“利率市场化”一直伴随着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之中。虽然几经起伏，但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环境，人文习惯等方面有了基础，特别是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以后，将利率推向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的高低，呼声很高，区域条件成熟，有关部门应该适时加以引导，积极推进。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6月份降息的同时，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这就说明，利率市场化问题已经在政策层面开始破冰。温州虽然在申报“金融改革试验区”时，没能在此方面得已突破，但现在已经到了区域性的“适当最合适”（周小川）之时了。
二、确实保护民间借贷的正常运作，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温州民间借贷是温州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一直大于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见附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正由于政策层面等原因，民间借贷的发展规模逐渐趋缓。营造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的协同运作，更有利于温州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突破资金瓶颈方面。所以，应该给民间金融正名，让其获得与正规金融同样的发展空间，国内外也有类似成功的经验（美国）。我国从2007年就已开始《放贷人条例》的起草工作，主要用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可先制定一些规章，来规范和保护民间借贷，维护正常的民间金融市场秩序。
三、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在对待民间借贷的问题上，政府各职能部门一直以来分工不清，长期处于监管真空。“有权利的事情争着做，有责任地事情赶紧推”的状况时有发生。近年来虽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但总有隔靴挠痒之感，缺乏系统的监管措施。国务院“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十二条措施，在给了政策的同时，也明确强调了监管责任。就是要重视“指导”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