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的法律篇1
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是建筑教育与法学教育的交叉，和形式意义上的建筑法规教育与法学教育有一定的区别，它是在我国法学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兴培养模式，这也表明法律职业教育日趋明显。目前，我国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已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形成了自身的教育特色，但现阶段它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一、现阶段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存在的不足
(一)思想观念认识略有偏差
首先，有人认为法律职业就是司法职业，所以建筑类院校的法律职业教育也就成了培养建筑诉讼领域的司法人员的教育，并且与此相关的实践活动也被简单的认为是诉讼实践训练。事实上法律职业并非仅指司法职业，它还包括立法、行政执法、企业法务等工作人员的培养，所以法律职业教育的内涵要更深、更广;其次，有人认为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应该培养建筑方面的法律专家，当然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在其课程安排中有侧重于建筑课程的部分，但是正如多数人认为，法律人应当是具有多种素质的法律人才。法律人不仅是法律领域里的专材，而且是解决社会诸多问题的杂家。
法律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但是法律专业的职业分布广泛，这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注重培养学生法学理论基础和社会实践能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素质教育，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规范的语言表达、一定的实际操作技术、快速融入社会交往的能力，这就要求法学本科专业的设置应当注意拓展其它学科知识，加强学生多方面素质的培养，以使学生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1]。
(二)国内外法学教育的碰撞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国外进行了全方位的吸收、融合和摩擦。因此，中国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同样面临着这种局面，为了更好的与国外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接轨，中国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需要审时度势，贯穿东西，严谨作出改革。
(三)课程体系设置不甚科学合理
我国多数建筑类院校的教学模式主要是课堂讲授式。但是目前我国建筑行业的投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投资主体中国家参与的方式也发生变化，大力推行“业主负责制”。在此种投资模式中，各个投资主体追逐自身投资效益，因各种矛盾冲突接踵而来，为了解决此种纠纷，国家也从法律的角度予以规制。近期，国务院及各部委出台多部法规规章，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建筑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一名建筑类院校的法学专业学生，必须熟练掌握我国现行的建筑法律法规，因此开设专业的建筑法规课程势在必行，并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建筑业走向法制化的今天，在保证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的前提下，开设专门的建筑法规课程尤为重要。
(四)教学方法略显单一
我国建筑类院校在法学教育方法上也存在教学方法陈旧问题。首先，教学方法刻板传统。目前仍以讲授式授课方式为主，讨论式授课与案例式授课未能普遍开展，模拟法庭的训练次数有限。在课堂上通常是教师讲课，学生记笔记，考试时背笔记，此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提高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然。随着社会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对学生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它不仅要求法科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求其具有实践能力，这种实践能力包括逻辑思维能力、交流能力、谈判能力、诉讼能力、调研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等。这是一种素质教育的体现，通过素质教育，教给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方法，使学生能够学会学习、学会研究、学会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也是法律职业的要求。
(五)课程设计略显零乱，教材杂乱无章
据了解，近些年来，部分建筑院校的法学院对课程进行调整，如压缩法理学、法史学(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外国法制史等课程的统称)等基础理论课程的门数、学时，大量的开设经济、民商、行政等实用性课程，甚至国家颁布一部法律法规，就开设一门相应课程，这是应时的法学教育模式。另外，许多院校实行学分制改革，许多学生盲目选课，由于法学课程具有相互逻辑关系，因此学生出现听课听不懂现象。这种现象源于学生未能扎实掌握法律基本理论，未领悟法律精神实质导致。因此培养合格的法学人才，必须首先让学生掌握全面的理论知识以后，再逐渐精通各行各业的法律知识。
二、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改革的意义
鉴于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的不足，对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进行改革显得尤为必要，意义重大。这种教学改革对于培养合格的适应司法改革需要的人才，为立法、司法、法律服务等部门的人才培养提供严格的法学教育，培养应用型法律职业类人才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教学改革适应对于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建筑业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具有重大意义;建筑院校的法学教学改革对建筑业全面纳入法治的发展轨道，面向全社会和建筑业培养大批既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又具有本行业专业知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充分发挥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积极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三、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具体改革内容
(一)对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内涵进行界定
法学教育是历史上较早的学科门类之一，法律是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因此法学教育的重心是超越法律之上的系统的概念和原理，经常采用的教学法是注释教学法。而从法学本质属性看，法学教育各个学科的支持，借助不同学科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内容来丰富法学的内涵，从而培养法律人的批判思维和独立人格，使法律人尊重历史，服从已制定的法律，同时对法律精神变化不断深入研究，从而形成现实的法律观念。但目前高等法学教育并不是以学术教育为主要使命，如何平衡高等法学教育中的学术性与职业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说研究生阶段的法学教育培养的是研究型人才，而本科阶段尤其是建筑类院校的本科法学教育培养的应该是从事法律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而若以后者为主要目标，则大学本科法学教育应立足于职业教育，首先，社会对研究型人才的需求是少数的，而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是多数，大量建筑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将直接进入职业市场，成为职业人员，而非继续深造。“帕累托最优”规则20：80要求，教育的20%资源用于发展基础教育，80%的资源用于发展应用型教育，其显示社会需要应用型人才，法学教育应尽快把握这个市场。其次法律职业具有很强技术性，其职业技术在经过长期实践、锻炼后才能掌握，法学本科毕业后走向职场的毕业生相较于其他学科毕业生，必须更加注重职业技术的培养。所以建筑类院校本科法学教育的价值选择或培养目标应该以培养精英型职业教育为基本定位。(二)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面临着与国外建筑院校法学教育的冲突选择
首先，转变教育观念，逐步由国内本位向兼顾国际发展。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迅速发展，地球村正逐步形成，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应该在和国外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相互吸收、相互摩擦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因此，中国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须应社会全球化的需求，加强与具有各种法律文化传统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外，借鉴先进的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模式，促进中国建筑院校的法学教育能在发扬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其体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
其次，强化职业教育。中国社会发展迅速，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中国专业法律人才较少，与国外优秀法律人才竞争激烈。当然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已意识到这点，但仍需强化，如加强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等。另外，应加强有关经济学教育，并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建筑类院校的法学教育也应适合此种发展形势，加强经济法、行政法课程建设，并可采用外国的相关原版教材，与此同时，加大双语教学比重，不断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这也是强化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
最后，建立和完善网络教育模式，促进法学教育多元化。网络教育是新兴的教育模式，建筑类院校法学教育应采取此种教学模式并不断完善和发展。因为它可以使不同国家或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法律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促进建筑院校法学教育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网络教育模式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案例分析、法学研究、法学评论、精品课程、学术动态等大量的法律信息，还可以对社会公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这是建筑类院校的法学精英教育的必然要求。另外由于建筑类院校的法学人才培养与普通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相比有其特色之处，因此更需对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以达到建筑类院校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最优化的同时实现效果最佳控制[2]。
(三)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我国现行的建筑法律法规
在14门法学核心课程之外，开设专门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是建筑类院校法学专业教育的特点，这样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精法律、懂建筑的专门人才。建筑法律法规是一个复杂的法律体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操作实践性。每部建筑法律法规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科学的教学内容编制具有必要性。一般来说，建筑法律法规可划分为3个体系：城乡建设法规，这一体系包括《城市规划法》以及《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内容;工程建设与建筑业法规，包括《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建筑企业资质管理的规定》《中外合作设计工程项目暂行规定》《工程监督管理办法》《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等;房地产法规，这一体系包括《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规。所以建筑院校可以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讲授合适的课程内容，使建筑院校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建筑行业发挥较强自身优势，这也是职业精英教育的目的[3]。
(四)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提高建筑类院校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
首先，建立教师特殊的人事机制。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必须将书本的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结合。因此，法学教师自身需要具备实践经验，在课堂讲授中能够将这些经验与学生分享。因此加强法学教师的实践经验的来源之一就是对法学专业老师的人事机制作以下改革，建立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师之间职业互换的渠道使富有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可以到法学院系中在一定时间内担任专职教师或者兼职教师。同时，法学教师在掌握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后，在法官、检察官的工作岗位挂职锻炼或兼职锻炼，或者建立稳定的校外兼职律师制度，具有一定规模的院系建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当然建筑院校法学专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凸现自己的专业特色。
其次，讲授式教学法与案例式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相结合，建立和完善专家讲座制度。讲授式教学法是我国法学教育一直沿用的教学方法，它是根据法学理论、原理参考有关教科书，并围绕教科书相关章节内容进行系统性的讲解，这种教学法主要是课堂讲授。案例式教学法是教师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在课堂中给学生讲解。案例式教学的基本方式是讨论式。案例式教学法与讲授式教学法相比较，优势明显：一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二是使学生毕业时能尽快适应实际法律部门的环境;三是有利于增强课堂的生动性、趣味性。诊所式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法律实践性课程，其特点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中应该具备的独立分析问题的观念。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在资金运作上欠缺，再加上外部环境的限制，所以在现阶段可以考虑模拟法庭的教学方式，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我校模拟法庭的现有条件来发展我校的法学教育。所以，我们可以将3种教学方法的优点结合起来，使三者充分融合。并在我院模拟法庭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尽情体验各种不同的角色，学会如何打官司，如何分析案情，如何写各种诉状，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五)不断优化课程结构，使之趋向科学合理
首先，课程结构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设立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在保持传统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增加建筑领域中的课程，凸显建筑类院校的特色;其次，学生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重视相关的理论课程，提高学生理论水平，具有深厚法律理论功底，以期能与法律职业、法律技术密切结合;再次，课程结构改革从学生需求出发，减少必修课科目，扩大选修课的范围，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选择各类选修课;最后，法学专业学生需要增加其他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知识，使交叉学科及建筑特色化课程数量不断扩大。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以期能为社会培养出适应国际化、网络化的专业法律人才，使其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中坚力量，同时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教育类的法律篇2
走近日本教育宏观决策模式
日本教育宏观决策模式是由教育法律体系、教育决策机构、教育决策方式等三方面组成的。教育法律体系、教育决策机构、教育决策方式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促进。教育法律体系是日本教育宏观决策的基础和依据，通过制定科学、规范、系统的教育法律体系来勾画日本教育的全景蓝图。教育决策机构是日本教育宏观决策的执行机关，此类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制定具体的教育决策。而教育决策方式则是日本教育宏观决策得以落实的具体方式与方法，也是保证教育宏观决策最终落实到学校与相关人员的重要一步。
对日本的教育法立法形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究会发现，内阁提出并制定教育法与国会议员提请并立法是其并行的两种教育立法形式。
内阁提出并制定教育法内阁提出并制定教育法是日本教育立法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主要步骤分为制定法律原案、审查法律、法律的审议与成立、公布法律等。在制定法律原案方面，与教育相关的部委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研究教育法律的修改或起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修改或起草的法律或法律条款的草案，就是新制定法律的第一稿。相关部委就法律第一稿广泛听取意见，并且与执政党进行协商，经过修改与调整的法律或法律条款草案就成为法律原案；在审查法律方面，内阁法制局对提交的法律原案进行相关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是否存在违宪条款、法律条文是否准确体现立法目的、法律原案整体结构与条文的具体表达是否适当、遣词用语是否准确等。
审查通过后，法律原案就进入到审议与成立阶段；在法律审议与成立阶段，除宪法有特别规定的，一般法律原案只要获得了参众两院的通过，即可宣布成立；公布法律是法律得以形成并生效的最终步骤。在日本，根据相关规定，法律成立之后，在30日内该法律就必须向社会进行公布，而法律一旦公布也就意味着其生效之日的到来。
国会议员提请并立法国会议员提请并立法是日本教育立法的另一种基本形式。在日本，由内阁提出并制定的法律通常被称为阁法，而由国会议员提请并制定的法律则有两种称谓，一种是由参议院议员率先提请立法的法律，此类法律被称为参法；一种是由众议院议员率先提请立法的法律，此类法律则被称为众法。参众两院议员提请并立法的法律在日本法律总量中虽然不占较大比重，但是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是不容忽视的。这主要是因为议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捕捉到现实情况的变化，并且根据这种变化及时提请立法以弥补现行法律的空白。
日本的教育决策机构，主要由文部科学省和各类教育审议会构成，具体如下：
文部科学省日本的文部科学省是其最高的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国的教育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文部科学省的前身是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2001年日本政府机构改革时加以合并形成，是日本教育宏观决策最为主要的机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每隔10年左右文部科学省会对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工作的《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修改，修改后会在第一时间向社会，而且一经相关机构就必须照此执行；第二，国家颁布一项教育法律法规之后，文部科学省会就此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增强其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第三，在审定中小学教材、招聘教育官员以及工作人员、考录教育从业人员等具体工作方面，文部科学省具有决策权。
各类教育审议会在日本，各类教育审议会是与文部科学省并存的教育宏观决策机构。这类审议会数目繁多，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在日本教育决策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较重要的教育审议会如中央教育审议会、临时教育审议会、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等。以中央教育审议会（中教审）为例，该审议会由五个分组会构成，分别为教育制度分组会、终身学习分组会、初等中等教育分组会、大学分组会、体育及青少年分组会。这五个分组会分别就一些事关全国教育发展的比较重大的教育问题接受文部大臣的咨询，并对教育文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进行调查与审议，并且以此为依据向文部大臣提出相关意见与建议。
教育决策方式是保证教育决策得以落实的重要一环。时至今日，日本的教育宏观决策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方式（抑或说是流程）为，教育审议机构提出相关咨询申请，接到咨询申请的审议机构对其进行专门研究与探讨，在此过程中不断以中间报告的形式向外界研究成果，在有必要的时候召开专门的听证会以征求最广泛人群的意见，最后形成审议会的最终报告。这些最终报告再经相关的程序，就会成为国家修改和制定教育法律法规的基本理论依据。
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每一项教育宏观决策都体现出社会大众对教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这种需求又成为推动日本教育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最为主要的动力，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法律指导下的教育，二是教育决策机构完备，三是教育决策方式科学。日本教育宏观决策有一套自己的惯用流程，这套流程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教育决策方式的科学化。这些对推进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和政府的重视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教育法律体系，但是在一些细节以及具体层面，还缺少专门的法律，此类法律的欠缺极大地制约着我国教育决策的制定以及整个教育活动的顺利发展。因此，为保证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同时也为了保证教育事业的顺利开展，必须下大气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立体化的教育法律网络。
教育类的法律篇3
关键词：法律素养;大学生;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1-0089-02
素养是指“由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1]。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不仅包括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还应包含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知识是培植法律素养的基础，法律能力是落实法律素养的核心，法律信仰是奠定法律素养的灵魂。”[2]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目前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呈现出割裂性、短暂性和分散性，应根据协同管理的相关理论，落实多方主体的教育责任，形成多部门协同教育机制。
一、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现状
（一）形式单一，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以传授法律知识为主，进行法律素养培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总学时为48学时，用于法律部分讲授的课时一般不超过24学时。由于课堂学时限制，任课教师对法律知识的讲述只能点到为止，难以展开;有的任课教师因为自身对法律知识掌握不够，只能略讲甚至不讲。在有限的课堂讲授环节中，学生获得的法律基本知识不够完备，难以形成对法律体系的全面认知和深入理解。
（二）法律类通识选修课程体系不完备
通识选修课是非法学专业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全校性通识教育公选课体系中，法律类课程开设的比例十分有限。很多课程是由法学专业教师在工作量未完成的情况下开设的选修课，开课自由度较大，讲授体系较为随意，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法律类通识选修课程体系。
（三）专业教育与法律素养培育割裂
一方面，在专业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从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自身未经过法律知识培训，对法律了解不够深入，不能够在专业教育同时穿插讲解法律知识;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专业课学时，很多专业培养方案将法律类课程设定为专业选修课或者干脆直接删除。很多专业学生所接触到的法律类课程仅有一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缺少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的系统培育。
（四）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参与法律实践的机会较少
在学生社团中，“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是为数不多的以大学生法律实践为目的的社团。在进行成员招募时，此类社团仅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社团成员专业构成较为单一。这就使得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参与法律社团活动、进行法律实践的机会较少，大学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不能够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形成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相分离的情况。
二、大学生法律素养协同培育的意义
协同理论是管理学系统科学中的术语，也称“协同学”或者“协和学”。协同理论创始人哈肯认为，所谓协同，就是为了实现系统整体目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形成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与关联，最终形成1+1>2的整体放大效应[3]。教育部于2012年形成了以任务为牵引的协同管理理念，将协同管理理念和高校实践结合在一起，发掘了该理论的应用可行性。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协同培育是基于高校各职能部门的优势而采取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化培育方式，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目标具有一致性
协同就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协调各相关子系统，将子系统无规则的独立运动整合为有序的关联运动的过程。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共同的服务目标。虽然现阶段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呈现出分散化、无序化的状态，但是各个部门对大学生成长成才进行服务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具有协同管理的良好基础。
（二）各职能部门具有协同培育的沟通基础
大学生法律素养协同培育的重心是培育流程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各高校应从顶层设计角度进行整体规划，将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当作各职能部门的共同目标。在此目标的指引下，教务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团委、宣传部门应根据自身职责和优势，制定适合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的工作内容。根据部门职责在保持目标一致性、教育整体性的基础上，各部门可以分模块、分内容操作，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落实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任务。
（三）整合资源，优势互补
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协同培育需要协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法学专业教师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教学环境下，三者对学生的法律教育内容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他们服务对象却是相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建立的教学资源网络，可以供辅导员和法学专业教师借鉴;同样，法学专业教师搜集的案例和视频等资料，也可以提供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用于课堂教学;而辅导员可以随时反馈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法律实践进程。学校如果能够以教务部门为主导，提供一个公共教学资源平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达到信息协同的效果。
三、大学生法律素养协同培育的路径选择
（一）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先导，整合法律教育师资力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大学生接触的第一门与法律相关的课程（对很多专业的学生而言，也是唯一一门与法律相关的必修课）。高校教育工作者应有效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环节，对法律部分的知识进行系统提炼，加深学生对于法律的认识。但是，承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大多是哲学、史学背景者，具有法学专业背景者不多。很多任课教师法律功底较弱，讲解不够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可以与法学院协调，邀请部分法学专业教师参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涉及法律知识的内容，学校可以安排给法学专业教师讲授，以加强法律部分的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法律内容的印象。
（二）健全法律类选修课体系，注重隐性教育平台建设
专业培育方案的课程设置总学时有限，若将法律类课程强行加入各个专业培养方案中，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需要协同法学专业教师、纪委、学工部门，以开设稳定性通识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一定数目的法律类课程供非法学专业学生选择。学校需要从政策层面对法律类通识教育公选课体系建设进行制度保障，例如，制定法学类公选课的开课条件和考核办法，对教师进行一定的工作量补贴;鼓励法学专业教师长期开设稳定性选修课，在工作量考核和教学改革项目评选中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等。在大学生生活的公共空间中，各类宣传活动、微博、微信平台的信息均可以成为大学生法律教育的有效途径。“非法学专业学生法律课程设置有限，不能满足学生需要，隐性教育使大学生需要掌握的法律知识不单单只出现在课堂中，而是渗透到大学生的生活中，特别是大学生主要生活和学习的校园中。”[4]学校应协同法学专业、学工处、宣传部、纪委等部门，将生活中的案例制作成形式多样的宣传画、文化长廊、微视频、微电影等，投放到大学生网络空间中，做到大学生法律素养与媒介素养提升的共赢。
（三）加强教师培训，达到专业教育与法律素养培育同步
针对专业教师法律知识缺失的情况，学校应对教师提供必要的法律知识培训，鼓励教师学法、知法、用法。学校可以聘请当地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的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知识普及，结合专业方向为教师举办法律专题讲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育机构应该进一步加强教师法律法规意识教育引导工作，帮助广大教师进一步提高法律法规意识，可以制订学习计划和把法律法规的学习作为广大教师的必修课程和常设课程，并经常进行考核，以提高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法律法规修养。”[5]在鼓励教师进行法律学习的同时，相关专业负责人应引导教师将法律知识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将法律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环节。例如在广播电视学专业“传播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网络谣言的传播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将《民法》中的侵权责任、《刑法》中“谣言入刑”等相关内容渗透到讲课过程中。这样讲解，学生既掌握了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又通过案例了解了实践知识，提高了法律意识。
（四）以社团活动为载体，搭建法律实践平台
大学生社团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校园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是这些社团活动个性明显，整体性和系统性较差。若能够以某个法律问题为主题，引导各个社团以自己的形式展开普法活动，必将大大提升法律宣传的受众面。校团委应协同各社团组织引导法学专业学生发挥辐射和带头作用，吸纳非法学专业学生参与“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等普法社团;各学院应协同安排，组织非法学专业学生观摩法庭审判，增加非法学专业学生参与法律实践的途径。
学校各部门由于工作内容不同，在学校育人过程中所承担的教育任务亦有所不同。协同的过程就是高校各职能部门育人功能的整合过程。在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过程中，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为大学生开设关于反腐廉政的讲座，引导大学生对职业犯罪保持警惕;学工处应及时通报在校大学生犯罪的相关案例，引导大学生知法守法;保卫处应为大学生开展人身安全教育和生活防范的讲座;教务处应对大学生违纪事例进行通报，引导大学生对违反学校纪律的行为引以为戒;宣传部可以制作普法宣传的微视频，建立普法教育资源库。只有整合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力量，形成法律素养的协同培育模式，才能真正发挥高校对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完成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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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的法律篇4
关键词：法律高职教育；基本属性；困惑；办学理念；需求
作者简介：杨永志（1976-），男，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法律高职教育；李兴刚（1976-），男，河北政法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课题项目：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我国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研究”（编号：11YB116；主持人：杨永志）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2－0011－03
一、法律高职教育基本属性辨析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1]根据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结合法律事务工作实际，法律高职教育应当具有以下基本属性：
（一）高等性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类型，是使受教育者取得某种职业资格，能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或基层从事技术应用工作的高等教育。[2]法律高职教育应当具有高等性，培养目标应当符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在学历层次方面，从应然的角度来讲，可以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应用性法律本科教育、法律硕士教育也应属于法律高职教育。从实践来看，基于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整体定位，法律高职教育被约定俗成地限制在专科层次，“法律高职教育”的概念通常被在狭义上使用。应当构建法律职业教育体系，搭建法律职业应用性人才成长的“立交桥”。[3]在人才素质方面，应当着力培养“高素质”。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要以较高的综合素质为基础，综合素质对于做好工作具有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意义。根据法律事务工作的要求，法律高职教育中综合素质培养尤为重要，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就不能强化法律事务工作技能，不能适应法律事务工作人文性内涵的要求，不能使学生增强发展后劲和提高发展层次。
（二）面向法律事务。法律事务不是直接适用法律的司法工作，而应属于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它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法律应用工作，如司法助理、刑事执行、民事执行、行政执行、法律顾问等工作；二是司法技术工作，如刑事侦查、司法鉴定、安全防范、司法信息等工作；三是法律应用服务工作，如书记员、法律文秘、司法警务等工作；四是各行各业中涉及法律应用的其它工作，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商务谈判、投资理财、人力资源管理、社区管理等工作等等。
（三）面向基层一线。“基层”一般是指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指基层工作岗位，即“第一线”。有人认为“第一线”就是最低级别的工作岗位，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第一线”是指直接从事业务实际工作，区别于宏观管理工作。法律高职生毕业后一般应当从初级工作岗位干起，但并不是说他们只能在初级岗位上工作，他们经过努力和经验积累可以不断升职，升职后继续直接从事业务实际工作，仍然属于“第一线”。高职教育所面向的工作岗位应当有一定前瞻性，是学生就业后若干年内能达到的预期岗位，而不是起点岗位。[4]而且，对起点岗位不能绝对化，它们应当是与法律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起点岗位。
（四）高端技能型。专科层次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是应用性的，而且还是以技能为重的技能型人才。技能是指对工作规程、方法和技巧的掌握，技能型人才就是主要通过实践工作规程、方法和技巧来完成工作任务的人才。“技能”的概念过去一般用来描述从事理工类技术应用操作工作的人员，随着社会工作分工的细化，从事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文员应当具备的技能逐渐明确，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操作技能（如速录技能）；一类是具有一定“思维”含量的高技能（如会议服务技能、接待服务技能）；一类是具有较高“思维”含量的高端技能（如谈判的技能、起草法律文书的技能），即能够灵活运用“思维”应对不同情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介于决策管理和操作执行之间的较高水平工作，法律事务工作技能应当属于高端技能。法律事务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完成好法律事务工作对职业技能的“思维”含量要求较高，要靠个人长期形成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素质。
二、法律高职教育诸多困惑解析
（一）毕业生与法律职业难以直接对接
法律职业准入的要求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而司法考试的报考条件是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只有少数经济欠发达地区允许专科学历）；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虽然允许具有专科学历的人员报考，但限制条件是工作满5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3年。法律事务、司法助理等法律高职专业没有专门对应的职业资格。每年公务员招录，政法机关允许法律高职毕业生报考的职位很少。举办法律高职教育的初衷主要是适应社会对法律辅助职业人员的需求，但这种人才培养的超前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显得过于理想化。政法队伍和法律服务队伍未严格按照法律职业人员和法律辅助职业人员的区别分类用人，聘用法律辅助职业人员大多也要求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二）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进入21世纪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许多本专科院校都开设了法学类专业②、法律类专业，毕业生数量大。据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有1246所，开设法律类高职专业的学校有300余所，2009年底在校生数为228694人，是本科法学专业在校生数的一半；设置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和司法技术类三大类13个专业和一批新设专业组成的专业教学体系。[5]法学本科生、研究生都很难就业，法律高职毕业生就业更是难上加难。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政法类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在各类别高职高专院校中位列倒数第一。法律文秘专业、法律事务专业被列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被以“红牌”预警。[6]
（三）相关工作岗位设置的科学化水平较低
目前，政法队伍的职业化程度还不高；地方法律服务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法律服务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水平不高，法律服务的领域和内容不够全面，因此，对法律辅助职业人员的需求较少。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但尚处于探索阶段，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人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有关政策不同，在不同区域有较大差别。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实行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而大量中小企业尚未足够重视和强烈需求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
（四）落后的教育方式“根深蒂固”
高职教育大发展的时间还不长，而且，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教育方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尤其是法律高职教育，不像工科高职教育那样，在人才培养上与本科教育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法律事务专业人才的核心职业能力也不像工科专业人才那样具体、可见、容易衡量。这就使法律高职教育很难与法律本科教育及法学本科教育有明显的区分，区分往往在于学历“身份”、学习态度和方法及基于自我评价造成的学习精力投入。这也造成了法律高职教育往往沿用多年来形成的教育模式，很难走出一条特色之路。法律高职院校的大多数教师毕业于法学高等院校，长期接受了传统教育模式的熏陶，已经潜移默化为自己的教育习惯，加之没有系统、深入地学习过教育理论，很难想像和把握具有质的区别的其它教育模式。而且，一些教师没有法律事务工作实践的丰富经验，既没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也不精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也成为制约教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障碍。有的教师虽然具有司法实践经验，但由于对培养目标定位把握不准以及忽视了学生的就业现实，“市场”意识不强，对职业化、专业化的认识不足，按律师、检察官、法官的标准，对学生思维的深度要求过高，对学生实用技能的培养薄弱，对学生知识面的拓展不够，难以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五）法律高职与工科类高职在办学规律上差别较大
国家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以及对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主要是与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职教育主要是培养工科高技能人才，国家对于高职教育的政策也主要是以培养工科高技能人才为导向的，对于少数文科高职人才的培养也主要是围绕生产经营过程培养相关的管理、服务人才，也就是说，文科高职人才就业导向也主要是企业。当然，高职教育并没有忽视文科专业人才的培养，专业设置覆盖了财经、旅游、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公安、法律等大类。但是，法律高职教育与工科类高职教育相比，在社会需求、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知识、能力、素质培养要求和模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以工科类高职教育一般办学规律为基础制定的有关政策对于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的“蹩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法律高职教育是文科高职教育中的一种，而且是在职业准入方面有特殊要求、在工作内容上具有“国家刚性”的特殊一种，落实高职教育政策的部分要求难度很大。
三、法律高职教育科学发展的路径探析
我国法律高职教育存在的诸多困惑，其根源可以分解为社会、学生、学校三个方面的原因。三者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产生矛盾是正常的，三者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产生困惑是因为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建立在三者统一性基础上的核心结合点，以及没有很好地把握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
长期以来的教育思维往往忽视了学生的需求。习惯以教师的认识来判断学生的需求，以及用简单说教的方式将这种认识强行植入学生的头脑，落实于教学过程之中，可总是难以实现理想的效果，学生不满意。一般来说，教师的认识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教师的角度和学生的角度毕竟不同，师生的认识在全面性、深入性上还存在差距，在将认知传递给学生这一复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还不够有力。
长期以来的教育思维也不够重视社会的需求。往往强调以学科为基础的专业性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忽视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大量一线工作岗位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是主要从事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有的学校现有的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体系的结构还不够合理；有的学校缺乏社会需求调查，或者调查不够全面、细致、深入，不能做到科学分析社会需求，教师还不能洞察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不能准确把握教学重点、方法和灵活性，难以培养学生过硬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现实中，学生需求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有的学生及家长不能比较合理地规划职业生涯，期望值过高，选择专业具有盲目性。有的学校不能科学地判断社会需求，设置、发展专业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学生有多样化的需求，有的学生接受高职教育主要是为了提高素质，实现学习愿望和生活理想，就业需求不强烈；有的学生为等待合适的工作在毕业之初不愿意就业；在学历文凭是社会对文科类职业人才评价的重要标准的情况下，许多学生愿意继续深造；有的职业是社会急需的，单位有强烈的用人需求，但由于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较低，或者不是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职业，也不是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同一待遇水平的职业，学生不愿意从事该职业。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学生需求与社会需求关系的复杂性，统筹考虑层次的高等性、类型的职业性、素质的全面性、就业的有效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学生的个性。
社会、学生、学校三者统一的纽带是“需求”，必须用科学的教育将社会和学生的需求协同起来，切实解决供与需的对应问题。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高职教育方针和规律为遵循，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学生、学校协调发展，为社会、学生、学校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法律高职教育不能简单套用以培养工科高技能人才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有关政策，而是应当领会政策精神，遵循基本办学规律，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
应当正确认识难以对应法律职业和毕业生就业率较低这两个困扰法律高职教育的关键问题。专科层次的法律高职教育对应的不是法律职业，而是社会对具有法律素养人才的需求，不应脱离实际，将法官、律师和检察官作为培养目标，甚至将立法人员、法律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作为培养目标。法律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既包括从事法律辅助职业的人员[7]，也包括从事行政执法、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法律事务工作的法务人员，对应的工作单位在性质上可以概括为政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一般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各行各业工作都会涉及到遵守和应用法律，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法律素养的管理和服务人才，法律思维方法、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够在各种工作中发挥独特作用。随着企业经营管理者法律意识的增强，懂法律懂管理懂经营的人才，将在企业涉法业务、管理决策、争端解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法律高职教育可以对应各行各业，培养法律素养+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法律事务专业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确定若干专业方向，以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毕业生就业的有效性。统计法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判断法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不能局限于是否进入政法机关、法律服务部门，或者是否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只要到能够发挥法律素养作用的工作岗位都是成功就业。关于法律事务工作岗位对应的职业资格问题，吴昊先生提出，可否借鉴类似于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会计员分级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资格考试可设定多个层次，第一级设定为律师资格（可以从事律师、检察官、法官资格）；第二级设定为法律事务师（可以从事一般法律事务性工作准入资格等）。[8]我们十分赞同设定法律事务师资格的建议。
法律高职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法律高职教育是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培养的高度统一。应当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确保学生政治合格；应当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用社会主义法治所特有的“民主、理性、规范、和谐”精神来教育学生，使学生树立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观念，引导学生自觉守法护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应当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强化德行修养，形成健康人格，担当社会责任；还应当特别注重培养吃苦精神、意志品质和自我管理的习惯。总之，法律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应当做到“政字当先，法涵其中，高在素质，强在技能”，从而形成鲜明特色。
法律高职教育必须精心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应当坚持“感悟职业，激发热情，自主成长，全程育人”的方针，将整个大学生活作为树立职业理想，修养职业道德，锻炼职业能力，拓展职业素质的理性空间。充分发挥各种载体的文化育人功能，将社会主义文化、法律文化、职业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营造浓厚的法律工作氛围，培育优良教风学风，使学生在点滴之中感悟职业的要求，并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应当搭建了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自主实现的平台，使学生感到被重视、被尊重，感到学习任务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法律高职教育必须强化人才培养工作与法律事务工作的结合。在教学中，应当遵循从感性到理性、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规律，必须改变先讲理论、再搞实践的传统模式，从实际工作过程出发，认真研究教学内容的有效组合，提高实训实习的时间、次数、内容、形式、方法安排的效率，做到“实”与“训”、“习”深入结合。法律高职院校应当加强与用人单位多方面的合作，实现学生、用人单位、学校“三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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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大奎.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建设[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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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国庆.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开发指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41.
[6]麦可思研究院编著，王伯庆主审.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1、110-112.
教育类的法律篇5
关键词：终身教育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学培养
终身教育这一术语是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期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法国的保罗・朗格朗正式提出。目前对终身教育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界定概括而言，即指人的一生的教育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体的教育的总和。
一、终身教育理念的兴起
自上世纪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大力倡导下，终身教育已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概念在世界广泛传播。许多国家在制定本国的教育政策或构建国民教育体系框架时，均以终身教育理念为依据，以终身教育提出的各项基本原则为基点，并以实现这些原则为主要目标。
二、我国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学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法律学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较大成绩，各高等院校纷纷在法律人才教学培养上进行变革和创新。新的创新打破了以往培养专业化人才的传统格局。这些变革和创新部分缓解了法律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但是从实践来看，我国大学法学院（系）毕业生，从很多方面，尤其从质量上来看，还难以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需要。
三、终身教育与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学培养之关联
（一）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学培养目标是终身教育目标的一部分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教育必须与时代同步。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的相互交叉融合日趋明显，人才培养必须适应这一变化的趋势。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必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办学方针。社会的发展呼唤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法学教育应运用素质教育，造就出“高素质，宽基础，精法律、有专长”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各阶段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教学培养目标是终身教育目标在法学或法律领域的有力体现，各阶段、各层次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学培养目标的实现也是终身教育目标能否圆满实现的关键因素。
（二）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学培养是终身教育学习之基础与平台
终身教育涉及诸多因素，把终身教育纳入规范化渠道，并以终身教育的原则来改组、设计自己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立法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2007年5月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表明我国在“十一五”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要统筹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2007年10月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法律职业生活的深刻变革，要求承担职业训练与培养的院校为学生将来的学业生活和职业发展进行更充分的准备，一方面能帮助学生进入职业领域，另一方面能为学生的终身教育学习打下基础，即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沟通的桥梁，后者是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1］。在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学培养上，各类教学机构和组织要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办学，更加主动地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和质量的需求，科学规划法学、法律教育的发展和布局，构建终身教育学习的平台。
四、终身教育语境下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之教学培养
终身教育语境下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教学培养体现为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教学培养，其展现形态是多样的。
（一）教学培养模式上的体现
其在教学培养的模式上，可以归结为“法学（法律）+n+终身教育”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学培养的模式。“n”可以代表“n个专业”，是法学（法律）专业和其他专业的有力融合。“n”也同时可以代表“n个辅助技能”，是在以法学（法律）为核心职业技能的基础上，从业者根据自身的职业发展取向和人才市场的要求而选择掌握的其他职业技能。“法学（法律）+n”代表学习者和从业者既精通法学（法律）专业，又懂得其他专业；既拥有了法学（法律）核心职业技能，又具备n个辅助职业技能，是复合型人才的标志。终身教育则代表了各阶段、各层次、各种需求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教学培养。
（二）教学培养的机构上的体现
其在承办教学培养的机构上，可分为学校与非学校型的教学培养。《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7号）第二条规定：“本规定的适应范围是；社会力量举办的、未取得颁发国家学历证书资格的、面向社会招生的各级各类学校及其分校、分部及独立设置的培训中心、各类培训班、辅导班、进修班等从事教学活动的组织等（以下称学校）。”从这一条规定来看，目前我国在法律上和官方对“学校”这一概念有了一定的含盖认定标准。从这一角度推断，学校既包括能颁发国家学历证书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等，又包括未取得颁发国家学历证书资格的、面向社会招生的各级各类学校及其分校、分部及独立设置的培训中心、各类培训班、辅导班、进修班等从事教学活动的组织等。因此，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教学培养类型可分为学校型和非学校型两大类。非学校教学机构和组织与此相对应，往往指公司、企业等组织体内部对员工等所进行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教学培训，其既可是长期的，又可是短期的。终身教育语境下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之教学培养机构更是兼具了这两种类型。
教育类的法律篇6
关键词：政法；高职教育；调研；思考
政法高职教育是具有鲜明行业特点的一种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办好政法高职教育，不仅要遵循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一般规律，还要结合政法行业发展的特殊需求，确立具有自身特点的办学思想、办学定位与发展思路，才能体现其特有的办学功能和价值，走出一条优质、特色发展之路。
一、坚持从行业职业出发，深化政法高职教育办学定位
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是职业，没有法律职业的需求就没有政法高职教育。如果仅从教育的一般规律来看政法高职教育，就会极大地降低政法高职教育的吸引力、矮化政法高职教育功能、限制政法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因此，办好政法高职教育，首先要确立立足政法、服务政法的办学宗旨，把满足政法行业需求、服务政法行业发展作为办好政法高职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做好人才培养和行业服务工作。其次要从法律职业出发，不断深化政法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定位。政法高职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法学理论基础、能够适应基层司法实践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法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尤其随着社会矛盾多元调节、劳动争议调解、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社区乡镇基层组织服务管理等体系建设一系列新举措的出台，我国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已深化延伸到社会方方面面，初步形成政法部门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服务管理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相互依托的新的紧密型工作格局。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合理地设置培养选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法律人才，尤其是培养大批社会急需的基层法律事务型人才、法律辅人才是调整法律人才教育结构的当务之急。同时，从区域特点来看，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是特大型城市和世界城市，其特殊地位和面临的复杂形势决定了北京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决定了维护稳定是北京压倒一切的长期的政治任务。深化平安北京建设，创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首善之区，仍是北京将长期面临的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首都北京这种独特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一方面尚需大批的中高层次法律职业人才，同时更需要大量高素质技能型的基层法律辅助人才、基层法律实务工作人才、中高级安保人才。政法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就应该定位到这些领域，所培养的毕业生将走向乡镇司法所、人民法庭，在县市区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从事书记员、司法秘书、法官助理、律师助理、基层人民调解员等法律辅助工作，在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及各类经济组织中从事法律服务和安保管理工作等。因此，只要我们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找准在区域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中的位置，合理设置和调整专业，加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力度，在大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基层法律服务人才、法律辅助人才、中高级安保人才上下功夫，就能走出一条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之路，凸显政法高职教育的价值功能。
二、坚持开放办学，深化校政企行合作机制建设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增强办学活力的必由路径与方法。但是，由于政法高职教育特质所决定，政法高职教育要通过不断创新“校政企行”合作机制建设，来探索充满活力的多元办学模式。理工类高职教育主要为生产、制造与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培养高技能人才，所以，在合作育人体制机制建设上，强调以企业合作为主导。由于政法高职教育服务对象和人才培养定位的特殊性，决定其在合作育人体制机制建设上，必须以政府支持、行业支撑为主导，搭建“校、政、企、行”合作联盟平台。一是要以政府支持为主导，通过政府委托或购买社会服务项目，实施基层法律服务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的“定向”培养和退役士兵的“定制”培养。二是要依托政法行业优势，与法院、检察院等法律实务部门合作共同确定招生的标准、人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设基地，共同实施考核，实现书记员等法律辅助人才的“定向”培养。三是要以知名安保企业为龙头，合作育人过程与安保服务过程相结合，实现安保人才的“订单”培养。四是要融入社会，与城乡基层组织进行密切合作，组织学生参与社区服务、送法下乡、法治宣传、社区矫正等活动，实现专业学习与社会基层服务的“一体化”。五是积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国际司法职业教育标准和经验，融合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国际、国内高等职业教育特色交融的学习就业平台，促进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三、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深化政法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一是要针对培养对象的特殊性，不断推进教育内容改革。作为管理服务性的政法高职教育与操作生产性的理工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不同，理工类高职教育所涉及的职业技能技术含量要求较高，学生将来面对的是和学校学习一致的机器或作业流程，方向越单一，训练得越精细越熟练，学生的能力也就越高，教育的职业性特征相对明显。而政法高职教育所涉及的职业技能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且变化性也比较大，学生将来面对的工作情景就不一定和学习过的流程一样，有的甚至完全不同，需要更多的运用综合知识与能力，乃至用跨专业的视角解决问题，尤其需要掌握比较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教育的高等性特征相对明显。因而政法高职教育要着力解决好职业性和教育性紧密结合的问题，在强调实践动手能力培养的同时，不能忽视理论知识的教学。要按照“学法为基，知法为本，守法为尺，用法为度”的原则，构建起法律基础知识、法律职业素养、法律职业能力紧密衔接的全新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加强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律基本知识教学，把基础性和针对性、实用性有机统一起来，为学生将来从事实际工作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如何教知识、教法理、教方法，把握好高等性的同时，在破解学科体系过程中，要有效解决好以实践为导向，以职业性为基本要求，将法学学科知识体系教学转变到以典型工作任务、项目为载体、为导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突出体现法律适用功能，根据“庭前、庭中、庭后”等工作过程、流程、任务，在研究如何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下工夫，重点培养学生的档案整理与装订、汉字录入、法律文书处理、当事人接待、办公设备使用、卷宗分析、外出办案等实用技能。
二是要针对培养对象的特殊性，不断推进教育模式改革。政法类高职毕业生与理工类高职毕业生工作的性质存在较大差别，工作过程不呈现流水线作业的程序化特征，教学做场所的生产性、物质性、直观性特征相对不明显。这就决定了政法类高职教育模式虽与其他类别高职教育模式有其共通之处，但更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既不能继续沿袭普通法学教育模式，也不能直接援引理工类高职教育模式的成例，必须在比较与借鉴的基础上，本着虚（虚拟）实（真实）结合、工作性和仿真性结合的原则，构建较为符合政法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特点的“校内仿真模拟、校外顶岗实战”的教育模式。一是以信息化为手段，开发如多媒体模拟庭审、仿真工作流程、工作项目、现场情景再现、岗位综合技能模拟培训等软件及课件，构建“真实庭审模拟化、工作流程仿真化、工作项目虚拟化”的校内实践教学环境。二是推进如现场式、案例式、项目式、仿真式等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改革，融“教、学、做”为一体，让学生进行观察、体验，感受职业氛围，提高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增强对未来职业的感性认识，激发其职业兴趣。三是通过开展社会调查、法律宣传咨询、普及法律常识、开展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等多种形式进行法律实践教育，使培养的人才能够很快适应法律职业的实际需要。四是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法院庭审的旁听、社区活动的观摩，巩固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思考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五是通过学生在公检法机关、律师事务所、安保公司、社区等处顶岗实习，直接参与实际事务，以实战促实训，以实训练本领，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全面融合，形成具有职业特色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三是要针对培养对象的特殊性，不断深化学生职业素养教育体系创新。由于政法类高职毕业生的工作对象主要侧重于对人的管理与服务，对其政治品德和社会能力要求较高。因此，在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培养上，要坚持以育人为根本，以“三意识与四能力”（即忠诚诚信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爱岗敬业意识与学习认知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文字处理能力、解决具体问题能力）培养为核心，突出“立德明法、重能强技”人才培养特色，通过职业发展规划教育指导平台、职业技能训赛平台、校企共融校园文化活动平台、社会实践服务平台、职业素养证书考评机制，一、二、三课堂联动递进，构建起具有政法特色的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培养体系，实现从职业能力培养到职业素养内化的价值超越。
四、坚持以服务政法为己任，深化多元化社会服务模式
政法高职教育是在我国政法事业发展进程中诞生、成长、壮大起来的一种高等职业教育类型，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就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和行业烙印。因此，政法高职教育必须围绕政法工作“三大建设”，以培养政法行业一线人才、解决政法工作理论与实践问题、服务政法行业改革发展为切入点，面向社会基层，完善多元化的服务体制和机制，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一是围绕政法队伍建设，大力开发行业社会急需的司法警察、中高层次安保、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等培训项目，构建面向首都政法及社会基层的法律职业、法律辅助、社会工作等人才培训服务体系，形成品牌，创出特色。二是围绕司法执法实践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区矫正、法律语言应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应用法律研究，参与决策咨询，形成一批有重要影响力和行业推广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三是围绕平安北京、法治北京建设，积极面向社会基层开展法律服务和社会服务，积极承担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积极参加重大活动安保和志愿服务，不断完善面向首都政法及社会基层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法治宣传体系，不断提高政法高职教育的影响力、话语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五、坚持以现代职业教育为引领，全面推进政法高职教育改革创新
（一）探索构建现代法律职业教育体系
把建设现代法律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政法高职教育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主动适应法律职业教育与政法及法律服务行业协调发展的新需求，积极探索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力争在构建现代法律职业教育体系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一是按照系统培养法律技能型人才的目标要求，积极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以课程衔接为重点，统筹设计中高职衔接的专业、课程和教材体系，逐步完善符合法律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模式，建立多种形式的中高职衔接制度。二是按照法律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层次性和职业教育规律特点，积极开展法律职业教育分级制改革实验，逐步探索形成自下而上“培养目标和规格”逐级递进、“教育内容和要求”顺畅衔接、“入学制度和形式”开放灵活、“质量保障和评价”科学严谨的法律职业教育体系。三是按照法律职业人才需求层次提升的要求，积极推动普通法学教育与政法高职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互相开放课程与教学资源，大力探索政法高职院校与普通法学教育院校在高层次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上的合作，满足法律职业人才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
（二）深度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
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多层次多渠道运作，进一步夯实校企合作基础，拓宽校企合作模式。加快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以多元参与、共同发展为原则，建立有政府官员、行业专家、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等各方人员参加的“校政企行战略合作理事会”，健全校政企行合作管理制度，完善校政企行合作项目质量考核与评价体系，最终形成较为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长效机制。探索学校与知名大型企业的深度合作模式，如在校内建立以知名企业冠名的“校中企”，在企业建立教师工作站等，从合作内容到合作形式，形成体系，不断深化。
（三）着力加强内涵、质量、特色建设
坚持把特品专业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建设一批“校企合作紧密、培养模式先进、办学条件优良、就业优势明显”，在区域或全国领先的特品专业，提升专业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力办出自己特色。以专业核心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为重点，推进课程建设与改革，建立校企共同开发建设课程新机制，建设一批教改课程、优质课程、网络课程。进一步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适合政法高职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积极吸收行业、企业人员参与毕业生质量评价，将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创业成效等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逐步形成以学校为核心，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着力加强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服务等重点工作上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专业、团队、毕业生、社会服务品牌。
（四）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教育类的法律篇7
论文关键词：法律；高职；职业化；研究
我国法律高职的职业化教育经探过十几年的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如法律诊所式教学、双证书、模拟法庭、法律服务中心、校外实训基地等。但是对于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与社会需求是否契合，即：法律高职多年的职业化教育的“产品”是否与就业市场合拍？还较少考察与研究。本课题组成员以河北政法职业学院为切入点，对河北省的法律高职院校毕业生进行调查，对法律高职的多年职业化教学效果进行考察和论证。
一、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的调查与分析
本课题组成员对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的2009-2011三界毕业生的就业进行调查。发出调查问卷120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003份。由于学生的就与学校的招生挂钩，所以各方面努力，学生就业率比较高达到98%，但是法律专业对口率并不高。就职业分布来看：属于灵活就业的占72.4%，这中间从事营销、文秘等则占到一半以上，通过专升本考试的为13.6%，考上公务员进入机关包括政法机关的为6.2%，其他包括参军等的为7.3%，这组数据对通过自考本科、专升本后通过司法资格考试，以及毕业以后又录警等可能从事法律职业的没有显示。从这组数据可知：法律类高职的就业相对于其他层次的法律教育应该是比较高。2009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9)》显示，法学学科毕业生就业率在文科毕业生最低，甚至不如冷门专业的哲学和历史学。①但是，法律高职就业多元化，尤其是法律类高职就业与法律高职的职业教育目标契合度低，大部分选择非法律专业需要我们高职院校引起重视和关注。
同时，本课题组还对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的在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是对于当前所受法律高职教育的评价调查，发出调查问卷321份，收回有效问卷301份。调查结果显示，41.2％的学生对目前接受的高职法律教育评价不满意，其中81.3%的学生认为学校的课程设置，实践教学不合理；71.5%的学生不知道高职法律教育和其他层次法律教育本质上的不同；对于将来职业的选择中11.4%学生选择自考本科后参加司法资格考试，77.2%选择公司、企业或者自主创业。其他自己列明的为参军、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志愿西部等。这也与我们毕业就业调查数据基本吻合的，说明法律高职学生就业观念比较符合社会发展。
笔者认为造成法律高职院校不适合社会需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法律高职教育但是法律高职院校在法律高职的职业化教学的定位上还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司姜晶副司长在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法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指出：截止到2011年全国开设法律类高职专业的学校有300余所，其中高职高专院校200所左右，2009年底在校生数为228694人，约为本科法学专业在校生数的一半；全国高职高专法律类在校学生总数为人，占高职高专在校生总数比例的5％。法律高职设置的专业有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和司法技术类三大类13个专业，其中法律事务是开设的专业点最多的专业。司法部1999年颁发的《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第一批)》和配套的教学方案(试行)规定：法律高职教育主要有律师事务、行政法律事务、法律文秘、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管理等专业。但是，司法部于2002年起具有司法考试资格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高职法律专业无资格参加司法考试。这个限制对高职法律专业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这是法律教育大众化与法律职业精英化教育的冲突。同时，司法所、民事调解员、书记员等法律相关辅助和基层职业的准入的制度还没有建立和完善。这其中为数不多省份法律相关辅助和基层职业的公务员考试除乡镇公务员中还有少部分职位大专学历，其他基本要求是本科学历。这进一步加剧了法律教育大众化与法律职业精英化教育的冲突。
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理想目标定位与现行司法体制契合度底，所以导致了从法律高职毕业生小比例从事公、检、法、司等于法律相关职业外，大部分选择非法律职业。法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借鉴目前工科类高职院校的成功经验由学校与企业、行业协会紧密合作时也没有考虑这个因素。司法部对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目标定位是高职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的的教育目标，如果法律高职院校还是一厢情愿的停留在这个层面，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法律高职教育会自我束缚。
（二）造成这种局面也有法律高职毕业生的原因。是否法律高职已经过剩呢？就法律专业毕业生而言，中国法律教育的产品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表现为产品的紧缺和过剩，紧缺的是两端，过剩的是中间产品。也就是在农村、西部、基层有着大量法律职业人才缺口。但是法律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大部分选择城市。而城市尤其大城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人才层次的不断提高，法律职业岗位竞争激烈、低层次法律人才的需求逐渐减少，所以法律类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只能选择非法律专业，加剧了法律高职就业的低对口率。
笔者通过以上的数据认为：对目前及未来法律高职就业形式的状态下，法律高职院校应该在目前的职业化教学基础上，依据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就业去向多元化的趋势，对法律高职教育的职业化教育进行调整甚至重新构建。
二、法律高职职业化教学体系重构
针对目前法律高职就业的多元化，法律高职教育的职业化教育体系应该是让学生依据自身的职业倾向能力和职业兴趣，使其具备《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所既定的法律职业能力，又有选择某一职业倾向的职业能力。法律高职职业化教学体系重构要满足社会和学生个体的职业化教育需求，同时也能促进学生拓展职业发展的可能。本文作者结合法律高职院校现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
（一）必须解决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的一元性与毕业生就业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职业化教育具有明确的职业定向、实用型和操作型人才培养的特征．其课程内容必须从岗位综合职业能力的实际需要出发。通过课题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社会法科高职毕业生的需求说明法学是一门应用面很广的专业，法律人应该是具有人文精神和法治观念的人才。只有真正明确社会需求的是多元化职业相依托的法律高职教育目标，才能重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高职的职业化教学体系。法律高职职业化现实教育目标应是适应向社会各领域的开放的法律职业需求，以社会人文科学为基础的多元化的法律实务人才。法律高职教育的“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法律职业”。法律高职教育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因此，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应更倾向多元化的职业教育方向发展，以适应向社会各领域的开放的多元的高职法律人才的社会需求。
法律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应是构建宽口径多元化职业性的培养模式。并且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能依据自身的职业倾向能力和职业兴趣，使其即具备法律实务能力，又有自主就业某一职业倾向的职业能力。这就要求法律高职教育目标定位应该是以社会人文科学为基出的、社会需求的、多元化职业相依托的法律类实务人才。将多领域职业教育纳入法律职业教育中。《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出:“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高学习能力，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对于这种定位是有支撑的。
（二）法律高职院校要结合自身特性来调整和定位自己的职业教育目标并形成特色。法律高职院校要树立人才培养应该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法律高职教育不仅不同于本科法学教育的职业特性，而且法律高职院校明确办学思想，定位准确，突出自身办学特色。
就目前法律高职院效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法律高职的课程设置上还是单一。法律类高职法专业的学生由学校的培养计划培养出来，而很少考虑学生的兴趣、特长和社会需求，即在课程设置上共性的比例很大，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法律类高职由于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和等组成。但是，专业选修课在所有课程中的比重最低，也就是法律高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个性来选择职业的需要，自主决定学习的课程时间比例很低。由于缺乏学习主动权，导致了专业结构简单，知识体系单一，人才的培养如同流水线生产，难以形成的特长。
其次，法律高职院校没有结合自身特性来调整和定位自己的职业教育目标并形成特色。学生职业化教育中可考虑依托学校自身优势对法律相关度较高的职业进行拓展，考率因素有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和办学传统以及社会资源、地理位置等。例如财经类院校开设的法律高职专业可以开设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中介、保险人、保险经纪人、报关员、拍卖师、证券从业人员等相关课程，尤其这些职业等都有相应的资格认证考试，并且结合高职院校“双证书”制。还如法学专业在师资、文化等方面有深厚积淀和历史的法律高职院校，如各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转为法律高职院校的，可以在通过自学考试本科的学生中尝试开设司法考试实验班。虽然，国家严格控制高职院校升本，但这种探索也未尝不可。高职院校要以提高质量、创新体制和办出特色为重点，优化结构，强化内涵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在同类院校中起到引领发展的作用，树立自己法律高职的品牌。法律高职院校在竞争中才会争取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增强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职业岗位的开放性，使职业教学内容与职业岗位要求相契合。法律高职院校在教学目标的定位上，首先核心目标是法律专业的的职业能力，包括诉讼、非诉讼、法律咨询、民事调解等，使学生获得职业群共同职业技能学，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奠定更加坚实而宽广的专业基础。其次，基础目标是是辅助性服务职业能力包括档案管理、文案编辑与速录、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职业能力。最后是拓展职业能力，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能力，具体为语言表达、与人沟通协作、组织和社会活动能力等，从而达到增强学生就业的弹性和岗位的适应性。这种教学目标能够为学生应对社会多元化的职业需求提供了可能。本文作者者到就业市场了解：多数企业对文秘、行政、销售、策划、跟单、报关等岗位，在同等薪酬条件下更愿意招聘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人才，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没有建立具有职业针对性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拓展能力为目标。职业教学内容与法学专业密切相关的经济学、证券、保险、公证等选修课程，并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这样才能实现“入口”与“出口”相对接。
（四）重构与职业岗位相适应的职业教学模式。
法律高职校内的实践教学活动内容和硬件设施相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仅硬件包括软件及实践大纲、计划、教材等比较完善了。但是在在职业化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毕业生实习却流于形式，毕业实习时间大约半年左右，?因为法学专业大量毕业生公、检、法、司等部门安排实习岗位比较困难，所以大部分法律高职院校很少统一安排实习单位。毕业生自己寻找实习单位，在这个过程中毕业指导老师、学生处、系部和就业指导处等部门监管不到位，等于学生处于放任状态，最后学生交一份流于形式的实习报告。这样把对于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分量最终的一部分浪费掉了。法律高职院校应该切实重视这个问题，多部门共同努力，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来拓宽把毕业生的实习落实，并且在毕业老师的实习评价、学校实习监管等方面完善体制。
另外，在实训基地的建设方面。对于基层、企业建立的实训基地，在企业不仅挂有实践基地的牌子，更要有真正的深度合作。把专业建设、实践课程甚至教育与市场的运作融合，做到校企互动、开放合作产学研相结合办学。把校企业合作模式真正落实，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还可与街道、社区、乡镇司法所联系，顶岗实习。法律高职院校对于农村宅基地问题、养老题、婚姻财产继承等问题针对性的实践教学，形成以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实践体系。这其中法律高职院校可以探索建立自己法律援助中心。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成立法律援助机构。但是法律高职院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还没有，将法律援助与高职法律职业化教学相结合是双赢，既能作为民间机构承担社会公益，同时也为法律高职学生找到具有实践性的职业教育可能，是学生介入司法实践的很好的切入点。
（五）建立完善法律高职院校毕业生跟踪调查工作，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体系。法律高职院校要重视自己输出产品的社会评价制度，部分高校已经建立学生毕业跟踪调查表。但是很多法律高职院校这个工作还很不足。学校只能零星地、片面地、没有形成系统的调查，无法得到全面、准确的教学效果信息。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不仅包括毕业生还应包括对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法律高职院校毕业生跟踪调查数据包括毕业生在校信息、毕业生签约率、单位类型、工作类型、工作地点、工作满意程度、工作与专业的对口度、毕业生对学校教育的评价以及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评价。调查可以有助于客观和深入了解法律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现实，这种就业有价值的信息能使法律高职院校从市场的需求来调整、制定法律高职教育的结构。法律高职院校毕业生跟踪调查工作不仅迫切，而且需要法律高职院校从体制、人员经费上建立完善。这是从根本上保证“以就业为导向”，职业教育真正与社会对接，法律高职院校才能焕发生命力。
（六）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必须使课程和教学内容符合学生职业岗位需求，以及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有效引导学生获得职业能力，而这一有效活动的完成以教师为前提，教师是关键要素。但是，目前法律高职院校的教师的职业化程度就不高，成为制约法律高职职业化教育的制约因素。
教育类的法律篇8
我国法学专业教育近几年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却普遍不好，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几十年来，我国的法学教育无疑在量上取得了较大进步，全国大多数不同类别、层次的院校均设置了法学专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全国的法律院校有七百多所，在校学生七十多万人，这样的发展速度对我国法学教育而言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专业配置不合理导致资源浪费、实践能力培养的欠缺导致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所以有人这样概括目前我们的法学教育：法律文化熏陶弱、法律专业教育窄、教育的功利性太强、教育和学生的共性多个性少，这样的法学教育培养出的人很难适应实际需要也不太容易做到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
一、现阶段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目标定位不准确
目前我国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法学院校，基本都以培养法律工作者为目标，而法律工作者大多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工作人员及法律研究人员。但一名合格的法律人不仅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这样才有可能处理好不同专业领域的案件；同时还应该具备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及较高的职业道德操守。这些专业知识与实际能力的具备需要日积月累、反复实践，还需要经验丰富的导师和足够的教学资源。英国的法律教育在大学阶段分为基础知识教育、职业技能训练和最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后阶段的实习，类似于医生的培养；而美国则以研究生教育为法学教育的起点，因为他们认为法律工作者承担更多的是社会责任，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职业操守。www.133229.Com反观我国法学教育大多都是以获得文凭为目的，而且各种类别、各个层次都有，还包括所谓的函授、夜大等，直接造成文凭泛滥人才奇缺的尴尬局面，而我国法学教育肩负的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目标的实现更是无从谈起。
（二）实际能力的培养不到位
当前法学教育普遍注重灌输法律知识，学习方式主要是课堂教学，学生的知识来源不是课本就是老师的讲解，而且方式上大多是被动地记忆，这样学生可能会系统地掌握了法律知识，但学生从始至终都没有或者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老师说什么就记什么，课本怎么分析就是什么，不知道也不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分析问题，只是被动地接受与记忆，而不是主动地批判地看待问题，而法律工作者最需要、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批判精神。同时我国法学教师多数是从学校到学校、从理论到理论，他们自身都缺乏实践经验，而且我国现有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主要看的还是科研成果与理论文章，至于符合法学专业特点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却不作为评定依据，更何况在我国法学教师承担法学专业学生培养的主要任务，欠缺实际经验的老师如何能培养出不欠缺实际能力的学生呢？即使现有为数不多的能力培养课程也很少有类似于法庭调解、法庭辩护、庭审实践或律师实习等这样的课程。虽然有近半年的实习期，但学生基于考研、就业等各种毕业事项的压力根本不重视；实习机构对实习学生实际能力不太信任，更不愿意为其承担风险和投入成本，即使接纳了实习生所谓职业技能训练往往就是“打杂”或者流于形式。
（三）法律职业素养教育缺乏
我国的法律发展历史在近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外源型的发展，并不是本土内在的自发的发展类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法律文化和法律精神是有所欠缺的。虽然几十年来法律文化的发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因为欠缺而导致的问题始终还在，比如当前法学教育过于重视法律知识和法条的训练，却完全忽视法律职业素养，更不用说对学生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毕业之时只知法律条文，不知法律文化，更不知法律背后的渊源和价值所在。这样的结果不太理想，法律虽然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法条会不断修改更新，但不变的就是法律背后的东西，比如法律精神与法律文化，还有法律价值等；同时法律也不是孤独的学科，必须也只能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完成法律工作者的使命，发挥法律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中职业素养的缺失，导致学生的学习目的太过功利性，仅将其作为工具和手段，缺乏对法律价值的追求和法律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教育环境培养的是以法律为工具的投机者、冒险家，而不是法律至上的正义使者。
二、我国法学教育的完善途径
（一）调整法学教育格局，结合培养能力设定不同的教育目标
优化我国法学教育结构首先应该根据院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培养能力、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确立不同的、有可能实现的教育目标。法学教育必须遵守人才培养的规律，如普及型的法律教育以普法为首要任务，主要是为了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以充分发挥法的社会服务功能，为法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务型法律教育自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比如法律逻辑思维能力、法律推理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都是以后从事实务要具备的，还要有一个或多个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比如处理经济类案件对公司企业的财务制度要有基本的了解，处理医疗纠纷就要对医疗领域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研究型的法学教育则以培养法学教育和法律研究人员为目标，培养方向更倾向于法学理论的学习与科研能力的提升。因此。我国大专层次以及成人、在职性质的法律教育还有各个高校的法律基础教育应以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为目标，以基本了解和掌握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为教学首要任务；本科层次以及法律硕士教育应以培养法律实务人才为目标，既要学习现有法律制度还要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法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教育则以培养研究型人才和法学教育人员为目标。
（二）引入案例教学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法律属于应用型学科，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它终究要与实际相结合。法律应用人就要具备分析法律的能力、概括法律事实的能力、多角度的说服力缜密的论证能力等。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不足的地方太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真正落实案例式教学。案例教学总是先设定条件与问题，能调动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主动思维，使学生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法律，学生的知识源于自身实践。老师此时扮演的是引导者的角色，与学生通力合作。目前很多学校和老师都主张案例式教学，但大多将其作为法学教育的辅助工具，当然这种教学方法的真正落实需要教师本身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选择的案例必须能体现法律的复杂性、争议性以及不同解决方法的冲突性，过于简单的案例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大部分适合的案例需要教师精心挑选或设计。
2.引导学生确立多个思维方向，能用不同角色的角度看待相同的案件，为不同角色的利益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法律的思维规范性很强，离不开规范的法律用语，法律思维也是逻辑性很强，坚持三段论，需要的是冷静与缜密，所以法律需要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角度是需要后天的反复训练，而且这样的训练不能有固定的模式，要保持灵活多变。传统的法学教育都是从法官的角度看待案例，通常是假设你自己是法官你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在我国的法律环境中法官的职责就是严格遵守法律，法官要探求的是法律的本意；而对于律师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在法律的环境之下怎样让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法学教育中不能给学生灌输固定的思维方向，而是让他们多种角色都尝试，毕竟不同的角色对同一个案例诉求不同，思考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而且学习法律的人除了做法官、律师还可以做很多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更何况即使选择一种法律职业，以后把对方职业的思维模式掌握清楚更利于做好自己的工作。
3.授课教师要多元化。不能只局限于有很高学历的法学研究型人员，其实也可以是从事实务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官、企业法务人员，每一个来自不同领域的法律工作者给学生带来的都是不同的经验与思考；也可以采取措施增强本校教师的实践能力，世界名校法学院的老师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从事法律实务。
4.重新定位学生的实习课程，要让学生真正在实习中有所收益。实习课程是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学校要与实习机构及时进行沟通与协调，科学安排实习课程的时间，尽量减少或避免与各类考试的时间冲突，学校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实习基地，配备自己的实习指导老师，让实习课程真正成为法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三）深化法律职业素养教育
教育类的法律篇9
关键词：新版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律体系；重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8-036-04
广义上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指具有立法权权限的国家机关或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调整职业教育领域法律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狭义上讲，则单指单行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指涉及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效力，组成的结构严密、体例协调、门类齐全、层次明晰、职责分明的整体法律体系。职业教育由于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学校、教师、学生、职业培训机构、职业资格认证等多方面的利益，也出现比普通教育更复杂的法律关系，所以，更加需要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调控职业教育领域的关系。新职教法的制定和实施，要求中国职业教育原有法律体系，必须作出相应的完善和变化，以便适应新形势下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原有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一)原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构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形成了以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为主体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按照法律效力的等级不同，结合《立法法》的规定，我们可以从上而下、纵向地把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划分为宪法、基本法律、职业教育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六个层级。
1．宪法
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的基础和一切法律的“母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领国家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其相抵触。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宪法也同样具备最高的法律地位，宪法为中国职业教育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宪法中规定的教育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2．基本法律――教育法和劳动法
教育法对中国整个教育基本方针和制度、任务等都做了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在整个教育领域中，一切与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处于教育法的框架中，这是教育法法律地位的体现，作为教育分支的职业教育也必须遵循教育法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劳动法是规范职业劳动领域中的基本法，劳动法对中国职业劳动领域的基本方针和制度作出了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在职业劳动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与劳动职业领域关系密切的职业教育，也必须遵循劳动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第1条规定：“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这表明教育法和劳动法是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在整个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处于基本法的位置。
3．职业教育相关法律
职业教育法和其他关于职业教育的法律是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这部分包括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并颁布实施的涉及职业教育领域的单行本法律：《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就业促进法》等。在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中职业教育法处于核心地位。
4．行政法规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和原则，由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关于职业教育的行政法规也是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能够更广泛和具体地调节职业教育领域的法律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先后制定的涉及职业教育的行政法规主要有《教学成果奖励条例》、《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教师资格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
5．国务院部门规章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各个主管部门的规章从法律效力上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是行政部门的规章调整的职业教育领域的关系更加广泛和具体。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职业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劳动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先后颁布了多项部门规章，主要包括《教育督导暂行规定》、《社会力量办学印章管理暂行规定》、《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奖励规定》、《中外合作举办教育考试暂行管理办法》、《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成人高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等。
6．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按照《宪法》和《立法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一般设立辖区)的市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根据地方辖区内具体情况和实际要求，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一般设立辖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各地辖区内的地方法规制定本行政区内的地方规章。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职业教育领域内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大都根据自己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保障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前提下，制定了适合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实际职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特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根据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法规和规章，为推动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这些地方法规包括《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山东省就业促进条例》、《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安徽省职业教育条例》、《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重庆市职业教育条例》、《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条例》、《深圳市职业训练条例》、《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
地方性规章包括《北京市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辽宁省人民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占林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意
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实施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实施意见》、《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职业教育攻坚的决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等。
(二)原有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不足
虽然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以各类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为配套的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随着新版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实施，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出现了如下一些问题和不足：
1．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协调性
第一，虽然除《职业教育法》外，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还有很多法律法规涉及职业教育的设施条件、职业教育管理、合作办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真正直接以“职业教育”冠名的规定很少。第二，有关学校职业教育的规定多，有关职业培训的规定少。尽管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规定了职业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个部分，但从整个立法体系看，涉及职业培训的法律都归口在成人教育领域，并分属于不同的行政职能部门管理，因此职业培训类法律政出多门，缺乏统一性。第三，中等职业教育的规定多，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定少，高等职业教育立法明显不足，法律之间有明显的重叠甚至冲突。第四，地方职业教育立法多，中央统一的职业教育法律少。由于地方立法过于分散，缺乏统一性，造成职业教育的质量、师资、经费等的地区差异大，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总体缺少中央的扶植和统一的行业标准、管理规范，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中国原有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在法律的效力级别、层次和功能上，在法律内容的完整、协调性、适用性上都存在明显的问题。
2．以政策性文件代替法律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务院及其各部委陆续出台几十部重要的职业教育规范性的文件，如《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文件对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总体目标、办学形式、设置标准、管理模式和体制、资金投入、师资建设和培训、实训基地建设、教学水平评估等方面都作出了诸多规定，其内容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完整性远胜于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法律。实际上，这些政策在职业教育领域所起作用也远胜于我国相关的职业教育法律，并成为真正指导地方立法及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规范性依据。但是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政策毕竟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所特有的规范性、强制性和国家意志性。
纵观中国已有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由于已有体系的各方面多有不协调、不能有效地促进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对已有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已经成为新版《职业教育法》制定和实施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重构
(一)以宪法为依据，围绕新版职业教育法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新版《职业教育法》总结了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实施近十五年来的经验和不足，对一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亟须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基本上作出了相应的修订。在此基础之上，配合新版《职业教育法》修订，应该及时构建适合中国实情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1．宪法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这些规定虽然为职业教育法制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法律来源，但是它们一般都比较宏观，应该明确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分、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明确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对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明确规定建立中国特色的终身学习型教育体制，为今后职业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2．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制定、衔接
在修订新的职业教育法的同时，必须注意及时完善和修订其他相关法律。共同构建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法律体系是保障职业教育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断前进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1)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的衔接。作为《职业教育法》上位法的《教育法》和《劳动法》已颁布十多年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其有关职业教育部分的立法已经很难适应当今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十分必要。例如，在《教育法》中明确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的概念，完善关于职业教育体系的规定，注重新版《职业教育法》的实施与《教育法》相关条款规定的统一性等。《劳动法》关于企业培训和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的部分，应该进一步明确企业、职工之间关于职业培训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回避企业进行专业培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职工接受职业教育的责任。保障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是劳动法必须调整的一个方面。新版《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完善也同样注意与《劳动法》相关条款的衔接。《教育法》和《劳动法》相关条款的修订和与新版《职业教育法》条款进行衔接，使关于职业教育的上、下位法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形成职业教育的法律基础。
(2)相关法律的衔接和完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涉及职业教育的平行法律主要有《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就业促进法》等。新版《职业教育法》已经增加了相关的职业教育教师、促进民办职业教育发展、促进就业培训等内容，与这几部主要教育法律和就业法律相联系的过程中注意衔接即可。另外，新版《职业教育法》对沟通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也做了相应的规定，这需要对以往职业教育中学历问题作出新的调整和完善。这就要求新版《职业教育法》与《学位条例》之间进行有效的衔接和沟通。考虑到社会实际以及职业教育实践中对学历层次的要求，《学位条例》中应该增加相关职业教育学历认证和学位授予的条款，为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为今后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良好的法律基础。
(3)制定相关法律。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混为一谈。无论是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是教育领域的实践，一直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规划为一类，即职成教育，一提及职业教育就把成人教育也看做是职业教育。长此以往，职业教育就成为为了成人就业而进行的职业培训或成人就业的技能培养，从而压缩了职业教育的内涵，使成人教育在职业教育与就业培训的夹缝中游走，失去了自己对终身教育的优势。尽快制定《成人教育法》或《终身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关系，从法律上澄清各类教育的区别和联系，为各类教育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沟通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完善的主要方面之一。
3．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和完善
围绕新版《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实施，尽快完善和凋整相关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今后中国职业教育法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制定法律一般都从大的方面人手，对职业教育领域的各类关系也只能做宏观的规定，必须通过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加以细化才能更好地适应职业教育领域的实际需要，可以说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更具体和更深入管理职业教育领域活动的作用。配合新版《职业教育法》，制定更加适应职业教育发展实际要求的法规和规章是教育和劳动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的主要课题。笔者认为，今后职业教育相关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首先应该完善和制定新版《职业教育法》的各类实施细则，包括《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条例、职业教育经费使用条例、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办法、企业职工培训条例、残疾人职业教育保障条例、职业资格认证条例等；其次，修订和完善其他已有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包括《教师资格条例》中增加职业教育教师的内容、《教学成果奖励条例》中增加职业教育教学的内容、《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增加高等职业教育设置内容、《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增加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内容、《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调整中外兴办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内容等。
4．地方法规和规章的修订和完善
新版《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教育，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模式。地方政府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离不开对已有的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的修订与调整。一方面，对现有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和调整，使地方法规和规章与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保持一致，维护职业教育整体法律体系的完整和统一；另一方面，根据新版《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和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更适合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地方法规和规章，包括对已有的地方法规中实施职业教育的条例、办法的修订，制定更为详细的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办法，以及增加本地区内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地方法规和规章等。
对已有的职业教育相关的整体法律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是新版《职业教育法》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从纵向的角度看，从上而下地按照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建立层层完善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使上下层级的职业教育立法互相联系、互相协调、衔接配套。从横向角度看，由于职业教育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法律关系是一种复杂而又涉及广泛的社会关系。职业教育的客观实际要求建立由各种不同法律组成的、综合性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这就要求按照《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合理划分各类职业教育立法，使职业教育立法既完善统一又相对独立，以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整体作用。
(二)规范法律法规文本，及时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1．规范法律、法规和规章文本
长期以来，由于受行政命令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中国行政管理中往往以政策性文件的形式规范各类职业教育关系，直接造成了行政命令的作用或多或少大于法律法规的情况，给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整个中国行政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彻底改变的。然而，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型国家的长远目标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必须在今后的中国职业教育法制现代化建设中逐步规范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的文本和制度建设。政策性文件应该只起到引导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作用，它不能代替职业教育本身的法制建设。要真正实现对职业教育管理的程序化，需要进一步依靠职业教育本身的制度建设来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各类关系的调节和管理，将政策性文件及时上升为国家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是加强职业教育法制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环。
2．及时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教育类的法律篇10
一、类型化意义：学校法律规范的正当化与一体化
对学校如何实现分类、规范管理，需要对学校法律规范进行一番系统的思考。类型化是法律建构生活，从而实现体系化、正当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卡尔・拉伦茨说：“法律规范并非彼此无关地平等并存，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找寻这些脉络关联，其功能就在于，“诸多规范之各种价值决定得借此法律思想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并因此避免其彼此间的矛盾。其有助于解释，对法律内的及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助益更宏。”具体而言，类型化方法建构的学校法律规范体系其意义有如下表现。
1 可以较好地做到同等事情平等对待
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使其能够反复、公平地适用到相同构成要件的法律事实中。“将大量彼此不同、而且本身极度复杂的生活事件，以明了的方式予以归类，用明晰易辨的要素加以描述，并赋予其中法律意义上相同者同样的法律效果，此正是法律任务所在”。类型化方法构建的法规范体系，由于考虑的主要是“批量”发生的“类型事实”，而非零星、偶然发生的单个事实，可以更好地处理各相关主体的平衡；还可以借助这种一体化的思考方式，在法律适用中消除规范之间的冲突，避免法律规范的空白或漏洞，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当事人的行为机会主义。
2 便于为相关利益方提供多样的法律制度选择
法律规范的实质，就是在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分配权利、义务与责任，为人们共同生活、共谋事业创造法制环境。类型化的法规范体系，将不同的有关具体事物区别出一般的特征、关系及比例，并个别赋予其名称，国家通过立法固定，并为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各方主体提供合作的制度文本。从这一角度说，学校法律规范是参与学校活动的各方当事人商谈的格式条款。
3 容易适应社会的变化
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生活，可借助于抽象――概念式，也可借助于类型式，但二者有重要区别。类型式是指某事物具有a、b、c、d、e特征，另一事物具有a、b、c、f、g特征，由于它们都具有a、b、c特征，就属于类型论中的同一“类型”。但如果是抽象――概念式的思考，则没有“或多或少”，只有“非此即彼”，完全一致。因此，类型式是一种中心明确、外延不加固定的相对包容性思维，其“价值首先在于：使过渡及混合类型的掌握成为可能”，这既为人们今后创造新的学校组织类型提供法律参考，不至于因为法律的空白而造成秩序的混乱，又为政府活动划定范围，防止严格规制导致创新的缺乏。
4 有助于学校秩序的规范、办学质量的提升
正因为类型化引致下的学校法律规范容易回应日益复杂的的社会生活，便于为不同需求的人提供不同的制度选择，因此也更有灵活性，更有助于学校秩序的规范、办学质量的提升。
二、类型化探索：法律视野中的学校分类
究竟应当如何对学校类型化，是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类型系列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来建构”。这一“观点”或标准如何获得法律上的意义，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试着从办学层次、办学目的、经费来源、管理方式、组织形式、是否营利或利润分配等角度进行分类。
1 以办学层次的不同，将学校分为从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校
其法律意义在于各类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标准、办学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培养目标等不一致，为基本的学校法律制度提供秩序性帮助，并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2 以学生获得学历或证书的不同，将学校分为承担学历教育的学校和承担非学历教育的学校
学历教育指学生经过学校一定时期培养后，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非学历教育主要是指职业培训类学校，不获得学历证书，但是经过一定的考核程序，可以获得劳动技能鉴定证书。区分二者的法律意义在于，为教育消费者提供明确的市场信息以作出最有利于自我的合理判断，并因此承担责任；另外，学生的身份不同，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不一样。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是当前学校招生欺诈中常用的手段，导致学生及其家长的利益损害，所以作此类型的规范意义较为重要。
3 以办学经费来源为标准，将学校分为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和混合类型学校
公立学校指经费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投入、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与部门的投入，民办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公民个人或其他私营性质的社会组织，混合类型学校是指学校经费来源既有政府资助，又有私营性质组织、公民的投入、捐赠或信托，还有学生的学费等。其法律意义表现在：一是明确各自学校承担的范围，公立学校更多的是为公众提供基本的均等化教育服务，民办学校和混合类型学校则更多地满足群众的个别化教育需求。二是管制规范不同，公共财政投入的学校规范性质归类于公法性质，而民办的学校规范归类于私法性质，实行自治原则。三是对学校组织形式和内部管理机制产生影响。四是学校财产剩余分配权不同，所有者将拥有学校剩余财产的最终支配权。
4 以治理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学校分为命令式、指定式和委托式类型
命令式如现在的大部分公立学校，其管理成员均由政府部门委派，执行上级命令为主要原则，指定式是指由政府指定某组织或个人管理，委托式更多存在于民办学校，民办学校的董(理)事会与委任的校长之间的关系，部分公办学校中也存在，如上海浦东的部分薄弱学校管理就是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签订委托管理协议进行的。其法律意义在于：一是校长的权力来源、权力范围各不一样，二是性质有时不一样，民办学校的委托式是法律强制性规定，目的是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学校的公共性质，三是承担的义务不一样，命令式、指定式的管理承担的更多的是法定义务，委托式承担的更多的是意定义务；四是管理人员的保障不一样，在委托式中，管理人员职权的保障更多的依靠法律，五是管理人员的产生程序不一样，委托式中管理人员要报政府部门核准或备案。
5 以学校是否营利和是否将营利分配给成员，可将学校分为非营利、营利但不分配、营利并分配三类
无论是否将营利分配给成员，既然营利，就应当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定义和管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描述：(一)该组织不以营利为宗旨和目的，(二)资源提供者向该组织投入资源不得取得经济回报。(三)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区分这些类型的法律意义在于：其一，组织的资金来源上，非营利组织主要是捐赠，也有会员会务费、学费和政府的财政资助，营利组织则主要来源于举办者的
投入、利润积累或股份式募集等。其二，成立基础方面，非营利更多的是基于特定财产的结合，也有部分互益性组织是基于人的信赖；营利的则更多是基于人合的团体。其三，组织形式上，非营利更多的为法人，也可以是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受限的社团组织；营利的则依照有关公司(企业)法律制度，可以是法人、合伙或者个人独资。其四，公开义务及其程度方面，非营利学校由于享受到了更多的政策优惠，因此公开的义务很重，要求也很苛刻；不仅要在校内向师生公开，更要向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公开。营利性学校如果不涉及公开募集资金，可能更多的是向内部成员公开，在法定范围内向主管部门提交报告，但营利性学校如果公开募集资金，则必须遵守上市公司有关信息披露等一系列义务。其五，服务费率的规制。非营利组织显然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大多为政府制定价格或免费，营利性学校则有更大的灵活度，采取的方式也是政府指导价居多，甚至是基于双方自愿达成的服务价格。其六，法律规制的性质。营利学校更多地受私法、经济法的约束，非营利组织更多地是受公法及其政府部门的规制。其七，管理人员的资格、权利、义务、责任，非营利学校管理人员义务既有章程中的规定，也有法律的直接规定和政府的自由裁量，其只领取报酬且受规制；营利性组织管理人员的义务更多的是内部约定，法律规定更多的是一些基本的禁止性义务，除了报酬，可能还有利润。其八，监督主体，非营利学校的监督主体更多来自外部，教育行政部门、检察官和税务局都将介入；而对于营利性学校，监督更多来自内部，即组织内设立的监事，政府在当事人无争议时不介入，当然也会有外部监督，主要是教育和税务部门。这种类型中各方的权利义务看上去各不相同，但都必须满足每个类型的学校遵循权利义务对等、充分保护学生权益、促进学校发展等要求。
6 以组织独立性的不同，可将学校分成法人、非法人类型
法人为独立的主体，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经费、独立的机构，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非法人如互益性的财团组织，筹备期间的学校等，其法律地位不独立。区分的法律意义在于：其一，组织类型不同，其承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不同。其二，法人相对于成员而言是独立的主体，但其成立条件比较严格，非法人则与成员关系密切，处于不独立状态。其三，法人虽然独立于成员，但成员滥用其地位谋取私益、损害公益时，须揭开法人面纱，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非法人虽然不独立，但其灵活性和成员的个人名誉、声望有时也能赢得社会信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三、类型化后：学校类型创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