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1
信息化，就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活动领域普遍地大量地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从而大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工作效率的过程，也是培育和发展一代全新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信息化的结果，必将极大地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一、信息化与社会生产力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生产力，简称生产力，表明某一社会的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它是在劳动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和共同起作用的生产的物质因素(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与人的因素(劳动者)的总体的能力，所以社会生产力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在生产力的结构中，劳动者是主导因素。但劳动工具在生产力的物的因素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是人们用来传导自己的活动到劳动对象上去以影响和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工具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无论在任何发展阶段，人类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生存状态，因而总是不遗余力地改进原有的劳动工具，创造新的劳动工具，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获得发展。一旦社会劳动工具的性质和能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就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诞生。因此，不同的劳动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不同的发展水平。而任何劳动工具的制作，都要利用一定的社会资源，所以，劳动者创造新的劳动工具将受到对社会资源的认识、开发和利用能力的制约。
在人类发展史上，物质、能量和信息是三个主要战略资源。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在物质－能量－信息的资源链条中，物质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因而最先被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然后逐渐涉及较抽象的能量，再到更为抽象的信息。在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以前，人类最早认识和开发了物质资源，并把它转化为材料，制造成镰刀、锄头等一类的劳动工具。这类劳动工具既要靠人力来驱动，又要靠人力来操纵，基本上是属于“死的”生产工具或称为“人力工具”。这些人力工具是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标志。在工业社会，人类开始认识和开发能量资源，并把它转化为动力，制造成如机车、机床等有动力的生产工具，这类工具不需要人力驱动，仅需人力来驾驭，是“活的”生产工具。这类劳动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人类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动力工具是工业社会生产力的标志。自20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人类开始认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将其转化为知识，制造了许多“智能化”工具。这类工具既不需要人力驱动，也不需要人力操纵，是具有“智能”的生产工具，是信息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智能工具是信息社会生产力的标志。
现实世界的事实表明，我们的社会环境已由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变的环境。尤为重要的是，信息化对我国来说是时代赋予的一个极其难得的机遇。我国应在现有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基础上直接推进信息化，并以信息化的成就来带动和促进工农业的现代化，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信息化来推动社会生产力更上一个层面。
二、信息化的经济效应
信息化使人类社会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将产生诸多的经济效应，现主要归结如下：
(一)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以“信息化”为灵魂的现代化，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力，生产方式的个别要素、个别方面，而且还会促使生产力系统内部结构、劳动方式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质的变化。具体生产工具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劳动对象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生产力的主导因素将产生重大的变化，信息化的发展向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劳动者从运用体力、智力直接参加生产过程，转变为主要利用智力控制生产过程，劳动者成为真正的驾驭者。
(二)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信息业的振兴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信息化其中主要的标志是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一项基础性的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使生产要素会流向信息产业部门，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而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复合形成的信息技术群将改变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发生巨大变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Gnp中的比重越来越低，第三产业质量将不断提高，在Gnp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大。整个产业结构趋向智能化。同时，这种产业结构的本身就意味着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事传统产业的人数占劳动者总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从事信息产业的人员比重不断上升。目前，有的发达国家在新增的就业人口中有90％集中在信息产业上，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0％以上，超过传统产业人数。
(三)加快现代化生产的社会化进程。首先，经济管理方式将更加社会化。信息为实现经济管理的目标和管理职能提供资料依据、共同准则、基本手段和前提条件。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存储、传递和处理的计算机网络。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到本企业和同行业的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监控以及存货情况，使企业能捕捉到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良好机遇，并能迅速地做出反应，以使企业减少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中间环节，而且可以减少产品进入市场的耗费。其次，企业的竞争呈现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间的竞争就越具有全球性。信息的应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市场进一步朝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使经济变得越来越开放，政府强加的规章制度和限制将日益减少。这些变化为经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各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四)有利于提高经济决策水平。决策，总是在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如果涉及的不确定程度越高，决策的风险也越高。而信息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在20世纪四十年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把信息定义为事物不确定性的减少。因此，如果实际中所获得的信息越多，质量越高，这种不确定性减少的程度也就越多。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2
宏观经济主要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在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需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当期、短期和长期，并运用不同模型分析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
（一）产出的决定因素
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它们可以充分调整到使劳动市场达到充分就业，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产出总处于潜在水平，总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例如，当价格提高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保持同比例增长，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产量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或潜在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量率）。因此，长期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相关，它是由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数量、制度因素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水平。经济增长模型用于研究长期产出的决定因素及变动趋势，解释各国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在短期，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当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工资不会立即对此做出反应，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给量。菜单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对经济状况变动的调整也是缓慢的（即“价格粘性”），当物价水平提高时，一些企业保持其价格不变，这种低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从而引起这些企业增加就业和生产。工资和价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性的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等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将达到新的均衡水平。特别地，在极短时期内，价格水平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线，无论产出的需求如何变化，企业都会提供与之相等的产出，此时的产出仅取决于总需求。由此可见，影响总需求因素的变动会影响短期的产出水平。由于潜在产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受总需求影响的实际产出将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诸如繁荣与衰退的短期波动，并考察经济从短期转向长期的内在调整过程。
（二）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货币量是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稳定，长期中的潜在产出水平由要素供给和技术水平决定，而与货币无关，货币数量增加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和高通货膨胀率。“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以及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揭示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凯恩斯也认为，一旦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得以实现，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是短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其主要类别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消费需求的扩大、投资超速增长、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净出口增长都会直接拉动总需求，结果在短期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升。成本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价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业预期物价水平上升而达成高水平名义工资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变，企业成本将上升，除一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外，其他企业通常有提高价格的动机和倾向，从供给方面引入通货膨胀压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的长期和短期分析视角并非绝对矛盾，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人们预期变化等都与货币数量变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需求、供给、制度及预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对于认识和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并且与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到处”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并不相悖。
（三）失业的决定因素
长期经济中趋近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是长期中不会自行消失的失业，也是充分就业状态下潜在产出得以实现的失业率。“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决定长期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组成、部门差异、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等。许多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则可以通过减少摩擦性失业来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政府就业机构及时传播工作空位信息，可以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公共筹资的再培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在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需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当期、短期和长期，并运用不同模型分析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
（四）产出的决定因素
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它们可以充分调整到使劳动市场达到充分就业，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产出总处于潜在水平，总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例如，当价格提高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保持同比例增长，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产量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或潜在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量率）。因此，长期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相关，它是由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数量、制度因素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水平。经济增长模型用于研究长期产出的决定因素及变动趋势，解释各国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在短期，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当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工资不会立即对此做出反应，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给量。菜单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对经济状况变动的调整也是缓慢的（即“价格粘性”），当物价水平提高时，一些企业保持其价格不变，这种低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从而引起这些企业增加就业和生产。工资和价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性的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等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将达到新的均衡水平。特别地，在极短时期内，价格水平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线，无论产出的需求如何变化，企业都会提供与之相等的产出，此时的产出仅取决于总需求。由此可见，影响总需求因素的变动会影响短期的产出水平。由于潜在产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受总需求影响的实际产出将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诸如繁荣与衰退的短期波动，并考察经济从短期转向长期的内在调整过程。
（五）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货币量是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稳定，长期中的潜在产出水平由要素供给和技术水平决定，而与货币无关，货币数量增加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和高通货膨胀率。“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以及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揭示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凯恩斯也认为，一旦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得以实现，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是短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其主要类别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消费需求的扩大、投资超速增长、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净出口增长都会直接拉动总需求，结果在短期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升。成本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价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业预期物价水平上升而达成高水平名义工资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变，企业成本将上升，除一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外，其他企业通常有提高价格的动机和倾向，从供给方面引入通货膨胀压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的长期和短期分析视角并非绝对矛盾，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人们预期变化等都与货币数量变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需求、供给、制度及预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对于认识和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并且与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到处”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并不相悖。
（六）失业的决定因素
长期经济中趋近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是长期中不会自行消失的失业，也是充分就业状态下潜在产出得以实现的失业率。“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决定长期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组成、部门差异、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等。许多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则可以通过减少摩擦性失业来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政府就业机构及时传播工作空位信息，可以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公共筹资的再培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训计划能使工人更容易从衰落行业转到新兴行业。短期失业问题与经济短期波动密切相关，通常是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在宏观经济运行的繁荣与高涨时期，经济中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上升，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也上升，因而失业率较低；相反，在经济运行衰退和萧条阶段，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下降，失业率比较高。由于难以避免的原因，经济中总存在失业，实际失业率将随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动，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下波动。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宏观经济短期波动主要源于总需求冲击，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以熨平经济波动。然而，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上，不同流派对总需求管理在短期和长期的政策效果却存在分歧。凯恩斯主义认为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来控制总需求，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变动范围，以减少波动；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为政策选择提供了菜单，决策者可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降低通货膨胀率，也能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现代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消费取决于恒久性收入而不是短暂性收入，所以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中的减税政策或者增税政策可能是无效的。在短期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企业收入增长率将高于名义工资增长率（即成本增长率），企业增加产量和就业是有利可图的，从而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但由于人们适应性预期的作用，实际通货膨胀率最终将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所以，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仅在短期存在，在长期不存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垂直线，因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最多只能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必然无效，从长期来看，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但不能降低失业率，还会使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货币主义还认为，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反而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该学派认为货币是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主张实行“单一规则”或“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对于凯恩斯主义积极的宏观政策，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引起经济的混乱，政府所使用的刺激总需求的货币政策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如果政策事先被人们合理预期到，政策对产量的变动就会无效。人们的理性预期使得实际通货膨胀率将总是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所以，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都不存在交替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总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因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无效。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稳定的政策规则比政策本身更重要，政府应按稳定的政策规则行事，而不是采取积极行动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继续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同时吸收其他流派的理论观点，采用新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原凯恩斯主义，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学派认为，当经济中出现需求或供给冲击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使市场不能出清，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即经济周期波动和存在非自愿失业，即使有理性预期的存在，由于经济自动恢复均衡是一个较缓慢的痛苦过程，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有积极作用。
三、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的分离与融合
（一）古典经济学侧重经济的长期问题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试图解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产生在资本积累及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资本积累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并推动了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使得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从而提高社会总产出，进一步增加了资本积累。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经济自身能够迅速实现均衡，使得供给量等于需求量，他们接受了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逻辑：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此政府不需要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可见，古典模型中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的假设使短期保持稳定的问题并不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考虑范围内，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二）凯恩斯侧重短期经济波动问题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经历了大规模失业和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这次危机的影响在历史上是最为严重、最持久和最广泛的。古典理论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根据这种理论，国民收入取决于要素供给和可获得的技术，而在1929～1933年间，这些条件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动。在大萧条爆发之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需要一个新模型来解释这种大规模与突发性的经济衰退，并提出可以减轻众人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的政策。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这是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从长远看，市场最终会达到均衡”。他认为长期的观点无法指导当务之急，“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实际生活中通常的情况……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诲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导致灾难性的后果”。[3]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有效需求不足将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产能过剩，经济在短期内并不能迅速实现供求的均衡，主张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以克服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凯恩斯使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由古典长期增长问题转向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并开启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此后，总需求方面的短期问题成为当时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沿，而古典主义侧重的供给方面的长期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综合派将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进行综合
二战后，随着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提出批判和质疑。新古典综合派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之间的分歧，使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综合了各种经济波动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该学派实际上是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综合起来，主张采取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以避免经济波动从而达到充分就业，而当经济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就可以适用，并且能够持续维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四）“东亚奇迹”吸引经济学家将目光逐步转向长期增长问题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处于“滞胀”之中，凯恩斯主义既无法予以解释，也不能提出合理的政策主张。与此同时，东亚却正在创造着经济奇迹。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也在此期间增长迅速。东亚的奇迹与非洲国家地区相对落后贫穷的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来思考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东亚奇迹让人们感受到长期的经济增长比短期的稳定重要得多，虽然短期经济波动会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但是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它是一国国民经济福利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能使政府的政策选择对长期经济增长哪怕只有很小的影响，那么较之于逆周期政策和微调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全部历史，我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贡献也要大得多。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中真正至关重要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在继承和批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均产出增长取决于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经济的自发运行使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经济政策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内生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系统内部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与演进，以及技术进步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该理论把经济体系中的教育和研究开发活动视为技术进步的源泉，认为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的溢出效应即外部性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鼓励研究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五)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长期与短期问题的融合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意料之外的实际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宏观经济经常会受到一些实际因素的冲击，比如石油危机和农业歉收，还有战争、人口变化、技术革新等。该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最常见、最值得分析的造成经济周期的实际因素，并把技术冲击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试图将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研究统一在同一个模型之中，并且认为决定经济波动的因素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总供给又有总需求，可以归结为供给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冲击，因而不存在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分。经济周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期不是短期经济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即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对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偏离，经济周期是经济趋势本身的变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四、结语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3
关键词：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验；裂纹；分析
缝隙解析是无效解析的根本。经过缝隙解析能够判断缝隙根源的地方、延伸方向、断开的本质、受力情况、境况要求等资料。锅炉压力器皿压力管道检查的关键工作是经过检查察觉承压配件的不足，特别是裂隙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受压配件中隐匿缝隙不足或许因为生产、制作、装置和运营等步骤中，其存在问题更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对装置安全功能有着关键作用。在缝隙解析中，宏观解析除了使用放大镜以及裸眼去查看，还能够使用无损检查以及金相低倍检查方式进行研究分析。微观解析关键使用光学显微设备、电子显微设备辨别缝隙的本质、开裂方向和微观特点。
缝隙划分的方式有很多种。根据缝隙出现的顺序能够划分为主缝隙和二次缝隙；根据缝隙的路线能够划分为沿晶与穿晶缝隙；根据缝隙位置塑性变化的状况能够划分为脆性和塑性缝隙。经常根据缝隙发生和眼神的纹理划分。
1机械疲劳裂纹
经过对省内大部分的火电厂的检查成果解析，这种缝隙大多出现的汽轮设备大轴、叶片以及叶轮和协助运转设备上。过度劳累缝隙一般在应力集中的位置出现，很多根源是配件外表。
宏观特点：过度使用产生的缝隙最开始和伸缩轴呈现四十五度角的滑移面扩张，渐渐转向九十度阶梯状发展。机器过度疲劳缝隙大多呈现直线形状，最先出现时缝隙较小，大多呈隧道样式向内伸展，到了后部分裂缝扩张速度增快，有的时候在配件时会出现缝隙。机器运用过多产生的缝隙大多在轴变径位置、小孔、尖角、连接、制作刀痕、焊接缝隙、物料品质差的地方最先发生。
微观特点：物料的构造、纤维构成样式、受力状况、条件媒介等要素都对过度使用产生的缝隙的发生以及扩张有着直接作用，状况较为繁琐。
疲劳缝隙出现的位置没有显著变化；疲劳缝隙大多是穿晶，扩张态势和主应力是相交的关系，缝隙大多是弯曲走向，在塑性疲劳痕迹中能够查看到二次缝隙。碰触机器疲劳缝隙开口端较宽，开口端存在严峻的黏结杂质，尾部尖锐，缝隙两边整齐并不是很深。
2应力腐蚀裂纹
应力侵蚀缝隙主要指配件在应力和侵蚀载体影响下出现的缝隙。汽水管道和集箱管座是最经常遇到的应力侵蚀缝隙出现的位置。奥氏体不锈钢是最容易出现应力侵蚀的物料，在汽水载体作业环境下只要存在较小的应力就有可能会出现侵蚀裂缝，冷加工变形、震动以及剩余应力都是产生裂缝的根源。
应力侵蚀缝隙和张应力是垂直走向，奥氏体不锈钢出现的缝隙大多是枯树枝的形状，缝隙呈开枝特点，末端比较尖锐。
火电厂汽水管道应力侵蚀裂缝大多在管道内部中性结构中出现，这种缝隙其实是侵蚀程序同时接受应力推动的内部侵蚀，亦或者称之为因为应力来导向的侵蚀。裂缝在管道中性位置呈现带状沿着轴承方向加长，裂缝呈现群体状，长度补偿、缝隙较宽、数量不少。
3蠕变裂纹
蠕变破坏是依赖于时间过程而产生的导致材料分离的一种独特方式，实际上是在温度与应力长期作用下，伴随着变形及金属组织损伤而产生的裂纹。
宏观特征：蠕变裂纹的走向垂直于最大应力方向，在弯管上裂纹沿轴向分布。裂纹呈曲折发展，形成一个较宽的裂纹带，在带内主纹居中，主裂纹两侧有大量平行分布的裂纹。
蠕变裂纹主要形成在管道、集箱的高应力应变区，如高温蒸汽管道弯管的外弧侧、集箱管座的角焊缝及热影响区、集箱孔桥区、过热胀粗管子表面及其它高温构件的边缘部位。微观特征：在蠕变损伤严重的宏观区域，金属通体内或多或少、无规则地形成许多米粒状或椭圆形孔洞，孔洞在晶界上进行无规则连接，最后形成蠕变裂纹。可以描述为：蠕变裂纹区域必有大量蠕变孔洞，而裂纹的扩展沿晶进行。在焊缝损伤区裂纹由外表面向内发展，分支走向平行于焊缝熔合线方向，在裂纹两侧及前沿通体处有断续的沿晶微裂纹，这些裂纹都平行于主裂纹的发展发向。
4热疲劳裂纹
金属材料在低于拉伸强度极限的热交变应力的反复作用下，缓慢产生和扩展导致的突然断裂称为热疲劳破断，简称热疲劳。
火力发电厂主要出现热疲劳损伤的部位有：喷水减温器、蒸汽管道的压力表管座、疏水管座、排汽管管座及汽包、集箱上非保护性结构管座等部位。
宏观特征：热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部件表面，萌生在热应变最大的部位。部件上产生应变集中的缺口、刀痕、孔或结构不连续部位亦促使热疲劳裂纹的萌生，但不一定要有这些应变集中的条件，表面状态对热疲劳寿命影响不大。
热疲劳裂纹的起源可以是多条或单条，常萌生多条裂纹，其中一条发展为主裂纹，其它裂纹因应力松弛不再扩展或扩展很慢。
高温蒸汽管道内壁受热冲击形成的裂纹，多呈网状、簇状分布，主裂纹轴向扩展，如果系统应力过大亦可沿周向扩展。联箱或管道插管管口受热冲击形成的裂纹，沿管口呈放射性分布，裂纹一般开口较宽，相邻有大量的伴生微裂纹，表面受氧化物影响形态不明显。
热疲劳裂纹宏观形态一般较粗短、有时呈细口状，表面氧化膜有线状、网状痕迹，痕迹下部就是热疲劳裂纹。
微观形态：热疲劳裂纹的扩展极不规则，呈跳跃式，忽宽忽窄，有时还会产生分枝和二次裂纹，裂纹内氧化物疏松呈断续状。其扩展的方式有沿晶的也有穿晶的，在蠕变温度以下为穿晶扩展，在蠕变温度以上为沿晶扩展或混合型。
5腐蚀疲劳裂纹
火力发电厂中在汽水作业环境中承载压力配件存在的另一种无效样式：侵蚀疲劳。经常发生在汽包以及集箱的底座上，底座除了承受着媒介压力还接受着管道运输的震动应力，随着时间的推迟，最后出现侵蚀疲劳开裂。
宏观特点：侵蚀疲劳和普通的疲劳还有应力侵蚀缝隙存在差别，侵蚀劳累缝隙差不多都是穿晶的，经常一群群的出现。伴随着侵蚀劳累程序的前进，裂缝增宽，裂缝内部存在导致输送的侵蚀物质，器皿抑或管道内部壁管随之形成侵蚀吭等。在持续扩张程序中经常存在分枝尾端比较迟钝。
微观特点：因为侵蚀劳累是侵蚀媒介以及应力的疲劳影响，缝隙存在显著的侵蚀损坏特点，例如，缝隙比较宽、尾端不是很尖利、缝隙是穿晶。在持续的延伸程序中会存在分枝。裂缝位置从管道内部出现深浅以及长短不一样的缝隙群。之后有形成环境比较适宜的主缝隙出现，而次生缝隙的前进就会收到限制，在断口中就存在不显著的劳累缝隙纹路。
6结束语
从缝隙解析形成要素能够得知，裂缝出现的两个关键要素，第一，客观环境。关键是配件在使用程序中受力状况以及周围境况。锅炉压力器皿的承载压强的配件差不多通过策划强度计算，在工作状况安全环境下可以预测其运用时间；不过在一些受力环境或不能够预制的较差作业条件中，可做无效的方向性估算，使用时间就很难说。第二，承载压力配件物料的内在要素，就是原物料的不足或质量不合理，例如钢管外表以及内部存在的缺点、很多的铸钢配件内部外表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或许在生产成型之后在配件上比较稳定。一些不足或许在承载压力配件的作业环境作用下会不稳定的延伸，其失去稳定延伸的进度牵扯到繁琐的内部外部要素，是很难预算的行为程序。
锅炉压力器皿压力管道的检查活动是依靠检查察觉装置上存在的不足，主要是裂纹问题的产生。经过认真分析总结，可以从锅炉材料本质，要素等方面进行分析，用科学设备仪器检测，从而推动其锅炉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4
论文摘要：本文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出发，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随后，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国内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外贸顺差居高不下。最后，本文得出结论：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当前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造成不同国家之间产出与国民收入悬殊的主要原因，较低的绝对工资水平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已经远远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5
关键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劳动经济参与
一、前言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正在深入进行，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联凸显出来。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变化受到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直接影响，教育年限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都是导致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因素，不利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从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进行综合分析，有效掌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规律。
二、我国人口自然结构的现状及特征
（1）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最显著的体现，同时还存在着性别结构失衡的状况。0～14岁少年儿童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减少，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增加，在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形势下，老年人口比例仍然会持续增加，而劳动人口会随之减少，劳动经济参与率降低，这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特征。
（2）劳动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人口结构。综合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多个方面的因素，25～44岁年龄阶段的人口为主要劳动力，45岁以上年龄人口则视为年老劳动力。近年来，25～44岁年龄阶段的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而45岁以上年老劳动人口则在呈现上升的势头，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劳动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了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下降。根据我国的而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来看，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1]
三、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的现状及特征
（1）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重要因素。从改革开放为起始点，我国的劳动经济参与率最开始呈现出上升的势头，然后逐渐趋于平缓，最终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有着很重要的联系。1978～1990年阶段是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率持续增长的时期，从1990年开始下降，进入2000年后，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速度加快。在劳动经济参与率伴随着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发生改变时，我国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动经济参与率与社会体制有着一定的关联，我国的劳动经济参与率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
（2）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主要因素。劳动人口的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各个年龄阶段的劳动人口的劳动人口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15～2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幅度最大，25～44岁和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程度接近，下降幅度不大。从近年来我国劳动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形势来看，有着十分明显的年龄区别。女性劳动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幅度要远远高于男性劳动人口。尤其是在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当中，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大幅下降。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近几年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来看，初中文化程度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最高，要高于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在高学历人群当中，大学本科劳动经济参与率最低，这与大学本科生占据相对高学历人群的人口比例最高有着一定的关联。另外，城乡间、地区间劳动经济参与率有着很大的差别，农村劳动经济参与率要远远高于城市。受到各地区不同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的影响，地区间的劳动经济参与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相邻省份劳动经济参与率接近，下降幅度差别不大。[3]
四、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劳动经济参与的影响
（1）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劳动经济参与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微观劳动经济参与决策以及劳动经济参与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微观个体年龄的影响。劳动人口在参与劳动经济的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于参与劳动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不同的，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你，其劳动所获得的回报也在增加，这个阶段参与劳动经济的积极性更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精力下降，参与积极性不高。因此，受到劳动力个体年龄变化的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进而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决策。其次，宏观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影响。由于劳动经济参与率受到人口年龄变化的影响，从宏观整体来看，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即宏观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水平。当前我国社会呈现人口老龄化趋势，45岁以上的年老劳动力人口比例增加，削弱了宏观人口自然结构整体的劳动力。受到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以及参与积极性下降的影响，劳动经济参与水平会随之下降，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培养新生劳动力投入到劳动经济活动当中，加快新老更替的速度，以有效缓解由于劳动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保持良好的劳动经济参与水平。积极鼓励女性投入到劳动经济活动当中，改变传统观念，提升劳动经济参与率，平衡劳动力比重，使劳动经济参与率能够积极适应宏观人口自然结构的变动。[4]
（2）社会因素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劳动经济参与率。宏观劳动经济活动是由微观个体行为组成的，同样也影响着劳动生产率。而社会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一，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其个人的行为能力和人力资本，决定其在劳动经济活动当中的贡献以及获得的回报，影响其参与的积极性。其二，家庭因素。家庭成员组成、家庭成员的收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经济参与率。其三，收入因素的影响，工资率越高，则劳动经济参与水平越高。[5]
五、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人口自然结构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同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结合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和劳动经济参与的现状及特征，有效掌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了解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与劳动经济参与之间的规律，探究其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策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发展。
（作者单位为SmC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王欢，黄健元，王薇.人口结构转变、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02）：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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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下海，董志强，赵秋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6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派劳动供给劳动需求均衡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4-0049-02
古典经济学派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企业部门是劳动需求的主体，企业部门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实现条件是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而劳动边际产出具有递减规律。第二个假设家庭部门是劳动的供给者，家庭部门的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其实现条件是对于既定的就业量，实际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具有递增规律。本文基于古典经济学派假设研究完全竞争劳动市场中，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条件以及均衡就业量的决定。
一、古典经济学派劳动市场需求的决定
古典经济学派劳动需求是指在完全竞争劳动市场上，企业部门愿意并且能够雇佣的劳动数量总和。
完全竞争劳动市场的特征可描述为：劳动的供求双方人数很多、劳动品质没有任何区别、劳动供求双方具有完全信息以及劳动可以自由流动。完全竞争劳动市场意味着企业部门只能接受既定的由市场决定的工资和产品价格。在完全竞争劳动市场中，企业对劳动的需求量取决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那么，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建立企业利润函数来分析。
利润用π表示，全社会产品价格水平用p表示，在资本存量既定的条件下，劳动要素总产出可表示为：，名义工资用w表示，企业对劳动总需求量用n表示，若不考虑其它成本，根据利润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工资总额），则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2）式表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劳动的边际产出=实际工资”，若以nd表示劳动的需求量，根据“劳动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
劳动需求nd是实际工资（w/p）的减函数，劳动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劳动需求函数表明劳动需求量nd与实际工资w/p呈反向变动关系。实际工资低时，劳动需求量大；实际工资高时，劳动需求量小。劳动需求量nd与实际工资w/p之间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可以用劳动需求曲线表示，如图1所示。
图1劳动需求曲线
从图1中可以看出，当实际工资为时，劳动需求量为n1，当实际工资从下降到时，劳动需求量就从n1上升到n2。劳动需求量n与实际工资（w/p）呈反向变动关系。
二、古典经济学派劳动市场供给的决定
古典经济学派劳动供给是指在完全竞争劳动市场上，家庭部门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数量总和。在完全竞争劳动市场上，劳动者也只能接受既定的市场决定的工资，劳动者的劳动供给量取决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那么，劳动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建立效用函数来分析。
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给劳动者带来不舒适或痛苦，这种不舒适或痛苦感可以用劳动负效用表示；而增加单位劳动而增加的这种不舒适或痛苦就是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劳动的边际负效用随着劳动供给量的增加而递增。同时，劳动者通过提供劳动可以取得工资，满足自身需要从而获得正效用，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总效用就是劳动实际工资效用与劳动负效用的代数和。
用U（n，w/p）表示劳动总效用，其中w/p表示劳动实际工资水平，n表示劳动总供给量。用λ表示货币边际效用且假定λ=1，用U（n）表示劳动负效用。根据劳动总效用等于劳动实际工资正效用减去劳动负效用（取绝对值），则劳动总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5）式表明完全竞争劳动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实际工资”，若以ns表示劳动的供给量，根据“劳动边际负效用递增”的假设，
劳动供给ns是实际工资（w/p）的增函数，劳动供给函数可表示为：
劳动供给函数表明劳动供给量ns与实际工资w/p呈同向变动关系。实际工资高时，劳动供给量大；实际工资低时，劳动供给量小。劳动供给量ns与实际工资w/p之间这种同向变动关系可以用劳动供给曲线表示，如图2所示。
图2劳动供给曲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实际工资为时，劳动供给量为n1，当实际工资从上升到时，劳动供给量就从n1上升到n2。劳动供给量n与实际工资（w/p）呈同向变动关系。
三、古典经济学派劳动市场均衡的决定及均衡条件
劳动市场的均衡是指企业部门对劳动的需求与家庭部门对劳动的供给的动态平衡。劳动市场的均衡点由劳动的需求曲线与劳动的供给曲线的交点来决定。如图3所示。
图3劳动市场均衡
在均衡点e0所对应的实际工资（w/p）0的水平上，企业部门对劳动的需求量与家庭部门对劳动的供给量相等，即劳动市场实现了充分就业，就业水平为n0。在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具有伸缩性的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中，劳动市场的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在完全竞争劳动市场条件下，可以假设货币工资w和价格水平p均可迅速调整，就是说实际工资w/p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当实际工资水平为（w/p）1高于均衡工资水平（w/p）0时，劳动供给量为n2，而需求量为n1，劳动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实际工资就会降低，从而刺激企业劳动需求量增大，家庭部门劳动供给量减少，直到劳动市场重新恢复到均衡状态。反之亦然。
劳动市场的均衡既决定了均衡的实际工资，又决定均衡的就业水平。在均衡实际工资水平上，均衡的就业量在宏观经济学中被称作充分就业量。根据宏观生产函数y=f（n，K），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宏观总产量或总供给由就业水平n和资本存量K决定，而在任意时间点上，资本存量K的大小取决于以往的投资决策，难以改变，所以可以认为，劳动市场中劳动就业量n在宏观经济总供给或总产量方面处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即在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具有完全弹性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总供给或总产量始终等于充分就业的产量或称潜在产量。
参考文献
[1]高鸿业等.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第5版.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
[2]曼昆[美]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基础[m].第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7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就业
劳动力市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大环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效果。目前我国处于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机制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蔡(2008)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打破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神话。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及其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他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陆铭、蒋仕卿(2007)将1996年视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失业人数与职工数量之比，以及其他人口与职工数量之比在1997年之后也同步上升，这也反映出了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其他人口数量与职工数量之比的快速上升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些观点在众多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5年初分析得出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超过了900万人，预测2005年就业矛盾将会比2004年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1)长期性就业压力依然过大。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要求就业的总规模每年在2500万人左右，而新增就业机会不足1000万人。(2)2005年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将对就业增加形成短期压力。(3)大学毕业生大规模集中释放将继续加大就业供需矛盾。据统计，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212万，初次就业率仅为50%左右，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到280万，到6月底平均签约率为60%，再加上2005年毕业无法就业的学生，累积的就业矛盾越来越大。总之，2005年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5%预期目的实现有相当的难度。
而2005年底的报告否定了上述2005年经济增长率回落的预测，验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使2005年的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就业增长不足的问题仍很突出。2005年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达11102.7万人，比第1季度增加130.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58.4万人。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指标而言，就业增长明显偏慢，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仅增长1.4%，GDp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5。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稍快一些，但相对于上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增长缓慢将会制约未来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偏少，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蔡，都阳(2005)考虑到“十一五”期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就业弹性的变化范围作为分析的基础。对这一时期劳动力供求关系作出了判断，认为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减轻，相对于“九五”和“十五”期间，创造就业需求的压力减轻。但是，“十一五”初期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劳动保障部专题小组(2007)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继续存在，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大，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适应问题更加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在不同地区出现，虽属局部现象，但短期内难以消除。
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7年底调查显示2007年就业增长形势良好。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创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同期最好水平。预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将突破1200万人。城镇净增就业量将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11万人,比上年增加32万人。这得力于经济增长的快速平稳增长，也与积极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密切相关。并预测2008年，我国的就业增长形势依然较好。目前，尽管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有放慢的迹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增长有所放慢)，但工业企业就业增长一直会保持6%以上的较快增长态势，预计2008年这一趋势会延续。利用就业弹性预测方法，预计2008年城镇净增就业量将达到1032万人，新增就业岗位继续突破1200万个。2008年，城镇就业增长的目标可设定为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
综上所述，整体看来，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参考文献：
[1]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8):10-17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8
关键词热电偶套管；断裂；原因分析；处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tH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14）10-0174-01
某炼油厂550万吨/年常减压装置自2006年开车以来，共发生两次热电偶套管断裂，造成停车事故。热电偶垂直安装在管线三通后约300mm处，套管插入长度约150mm，断掉长度约250mm，原油流速在1.15～1.68m/s之间，流动状态为匀速流动，温度为210～220℃，压力约1mpa。因原油较轻，换热到此温度后，原油部分气化，呈汽液两相、湍流状态。原油硫含量及氯离子含量未作分析。通常硫含量为0.5%，氯离子含量为1.68mg/l原油。
为判断热电偶保护套管断裂原因，委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进行管材化学成分、金相组织及断口的宏观形貌检验分析，以确定断裂原因，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1宏观分析
保护套管断裂位置在套管与带丝扣管座的焊接处，断口平整，无明显的塑性变形，呈脆性断口，见图1。在主断口附近还可见次裂纹的存在。观察残留的热电偶保护套管的外表面，其表面粗糙，有较深的加工痕迹。
图1保护套管断口的宏观形貌
2化学分析
在套管上取样，依据GB/t16597-1996，使用光谱仪分析化学成分，结果见表1。通过与几种奥氏体不锈钢的标准化学成分比较发现，其材质符合0Cr18ni9钢的国家标准，而非含ti的奥氏体不锈钢（ti的含量很低）。含ti的奥氏体不锈钢，由于加入钛，具有一定的抗晶间腐蚀能力。碳的含量降低可以进一步提高其耐蚀性[1]。
表1热电偶套管的化学成分（w/%）
元素CSimnpSCrniti
wt%0.0660.390.800.0300.00518.219.05
3金相分析
从残留的热电偶套管上分别取带断口及焊缝的纵向和横向金相样品。经预磨抛光后，用10%的草酸溶液电解腐刻，观察各部分的金相组织。发现套管基体及焊缝的金相组织正常，焊缝与管基体之间的结合良好，但在套管外、内壁表面有晶间腐蚀存在。观察热功当量横向金相组织，同样可见套管的外、内壁表面有晶间腐蚀存在。
4扫描电镜分析
首先，对图1中热电偶套管断口的1处进行微观形貌观察，发现在热电偶套管的外壁存在着缺陷，裂纹起源于该部位；并且在1处附近，还有多个裂纹源，裂纹产生后，沿管壁向前扩展，在断口表面的2和3处，有大量的疲劳裂纹扩展所形成的“辉纹线”。当疲劳裂纹扩展到4处时，这时的套管所剩下的强度已经很小，在应力的作用下，该处最后被瞬间拉断，在4处留下大量的韧窝。
5断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1）断口处紧挨焊缝，焊缝及附近处的热影响区组织不均匀，应力集中，且管壁表面粗糙，有大量的加工痕迹，也是应力集中和容易产生疲劳裂纹源的地方。
2）热电偶套管垂直安装在管线上，其受力状态相当于悬壁梁状态，在断口处是受力最大处（相当于悬壁梁的根部）。因油流气化有湍流状态，使套管受力呈交变的载荷，使该处成为套管开裂的起源处，并随着裂纹的不断扩展，最终导致套管断裂。
3）套管的材质成分符合0Cr18ni9钢的国家标准。设计选型为1Cr18ni9ti，与设计选型不符。设计选用1Cr18ni9ti奥氏体不锈钢管更多的是着眼于其所含ti元素具有一定的抗晶间腐蚀能力。晶间腐蚀裂纹也易成为疲劳裂纹源。金相组织观察，发现在套管的内、外壁有晶间腐蚀存在。
因此热电偶套管的断裂是疲劳断裂。套管在此位置断裂，是由于此处是最易产生疲劳裂纹源的地方，且该处受到的应力又最大。
6处理措施
通过对热电偶套管断裂原因分析后，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出现，提出以下建议。
1）在不影响测量效果的前提下，移动部分热电偶的安装位置，并改垂直安装为135°安装，使得在发生泄漏时能将泄漏点切换出去，不影响装置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可改变套管承受交变载荷的程度。
2）提高热电偶保护套管的材质，选用具有抗晶间腐蚀能力较强的材质，如316L等，并严格检查保护套管的内外在质量，检查保护套管的焊接质量，避免因焊接工艺选用不当，造成金属晶相组织改变，使焊接接头产生结晶裂纹，降低奥氏体不锈钢耐晶间腐蚀的性能。
3）选用新型的防泄漏的热电偶，即在热电偶保护套管断裂的情况下依然能有防止介质泄漏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非，林英编.化工设备用钢[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102-107.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9
中国特色的就业转型
第一，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大量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由于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人口增量、劳动力增量也最大，需要大量工作岗位来满足其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第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是农业劳动力比例较高，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而持续下降，大量农业劳动力逐步转移会派生出大量非农部门的就业需求。
第三，作为曾经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消化旧体制下隐性失业需要创造新就业岗位。计划经济在劳动市场表现的突出特点，是城市国有企业内部存在较多冗员或隐性失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部分折射出当年劳动市场隐性失业压力。改革深化和市场机制引入使旧体制下隐性失业逐步显性化，由此产生的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
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看，中国当代经济体制和结构转型，必然会定义性地派生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转型历史进程。
中国就业转型的特征性事实
回头来看，改革开放已走过30余年，中国如何走过和正在经历这一就业转型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具有哪些特征性表现？
第一个特征事实，是在过去30余年，超过2.5亿农业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镇非农部门就业。这里仅仅包括所谓农民工转移对象，还没有包括通过上学、参军等其他方式从农村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劳动力。一国在30多年间有超过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经济史上应属于绝无仅有。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主体部分称作农民工，这个概念是跟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农民工分为就地打工和外出打工。农民工中外出打工与本地打工占比1985年分别为12％和88％，经不断演变近年大体稳定在36％－37％与63％－64％之间。
农业劳动力总量增长看似平稳，但是数据显示，把总量增长变成年度增量还是有较大波动。这个波动与宏观周期波动存在联系。从数据看，因为现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例可能仍然有35％左右（2010年数据），从国际比较经验来看，无论从“四小龙”战后的经验，还是从oeCD国家更长时间趋势性的变化数据经验看，这个比例值今后还会下降，今后20年大概会降到接近10％水平。
由此可对未来劳动市场变动趋势提出两点判断：
一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趋势性进程仍未结束，至少在未来20年仍将持续推进。即便经济活动人口最终达到峰值，这一因素意味着中国仍需要持续拓宽和增加非农就业以满足转移要求。
二是从单维度数量指标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高潮或许已经过去。从年度增量角度来看，2003年-2006年连续四年农民工增量超过1000万人，最高在2004年达到1390万人，这可能是整个历史时期峰值，以后可能难以重复。尽管2010年刺激经济以后又上升到1250万人，去年回落到1000万人左右，绝对规模仍然相当大，也不能排除连续四年超过1000万人以上的水平。不过结合上述数据以及我们实地调查看到的一些地区情况，有理由推测最高峰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
另外，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可能已略低于35％，如果2010年六普数据公布后这一数据没有很大上调，那么今后再下降二十几个百分点就要逼近发达国家标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转移最高潮阶段也可能已经过去了。从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发展过程具有规律性结构变动指标看，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这一进程未来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最高潮部分或许已经过去，这是构成中国就业转型的第一点特征性事实。
第二个特征性事实，是乡村劳动力变动以及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都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具有显著联系。农村劳动力的变动跟宏观周期的关系，最初是宋国青教授注意到的，他曾经尝试由此解释中国转型期通货膨胀机制，可以把它叫做“宋国青观察”。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大趋势，长期来讲，一定要转移。但在某个特定时段，或在一个较短期范围，转移规模大小和速度快慢跟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涨落存在显著关系。总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偏快时期，存在显著通货膨胀时期，乡村劳动力减少速度比较快。反过来经济比较不景气时候，经济增长偏弱或相对低迷的时候，乡村劳动力减少速度就会偏慢。
如果做乡村劳动力变动与Cpi波动关系图，可能也会得到类似结果。汪同三教授讲通胀分为输入性通胀或成本推动型，中国通胀往往跟农产品涨价等成本推动有关。或许也可以这样来解释通胀：总需求扩张拉动了劳动力的转移在短期或者周期范围内过快，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带来影响，从而影响到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把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看作是结构性通胀的支持证据，也可以看作是总需求或者宏观影响到农业的供求变化，农产品供求变化，从而影响到农产品价格变化这样一个机制的表现。
非农就业变动与宏观经济周期也有比较显著的关系。非农就业趋势性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的一个特点，但是在短期内与长周期内，它跟宏观经济的涨落有一个显著关系，这个关系是正向的关系，当经济高涨的时候，第一产就业会减少，第二三产就业扩张与宏观经济增长较为吻合。经济增长快，按照奥肯定律或者根据经济学常识，它对劳动力特别是派生需求增长快，所以第二三产就业增长就快。反过来，经济不景气时就慢。
第三个特征性事实，是城镇失业率变动凸显旧体制转轨对劳动市场和就业领域的冲击。看中国的就业跟宏观经济关系不能仅仅看失业率，还要更多重视就业情况。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就业时就业总量绝对规模变化较小，宏观经济波动带来就业变化直接表现为失业率变动。中国作为转型经济面临多重特点：农业部门内部难以衡量失业率，农业劳动力趋势转移需要非农就业不断扩大，因而充分就业下非农就业绝对规模仍然会持续扩大。由于中国就业与失业并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因而观察中国就业形势不仅要看失业率，更要看非农就业。
中国当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是一个有偏的指标，在衡量失业方面存在局限，一个重要局限是没有包含下岗工人。把下岗工人数字算入登记失业后得到的比较综合的调整失业率，虽然仍存在问题，但是其变动能提示一些简单然而重要的中国就业转型的特征性事实。
这个事实是，调整城镇失业率无论是对它均值的偏离还是趋势的偏离，都显示在过去30多年先后出现有一小一大两个峰值。数据显示，第一个较小峰值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实际失业率比均值和趋势要高一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个更大峰值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比趋势值和整个时期平均值高出2个－4个百分点，与上世纪80年代失业率绝对水平比较高出6个－7个百分点。
不难理解，这两个峰值背后是两次重大政策和体制调整。一个是随着“”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中国决策层规定改变知青上山下乡的体制和政策，几百万知青在很短时间内返回城市。这一政策调整短期带来城镇较高失业率问题。随着上世纪80年代经济搞活和工作岗位增加，几百万失业（当时称作待业）人员很快被消化，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年份城镇失业率较低，显示当时城市就业形势相对宽松。
第二个峰值是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改革深化直指改革企业制度问题，企业改制从体制转型角度看不可避免，并且对后来中国开放经济表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但是改制确实导致大量原来企业的员工下岗待业就业。城镇失业率上升2个－4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对劳动市场带来的冲击力度。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新一轮开放经济增长景气展开，这个失业率逐步回落到长期趋势和均值水平。目前中国城镇失业率略高于4％，或许主要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与中国充分就业目标状态应当比较接近。通过艰苦体制改革和经济强劲增长，消化旧体制遗留的大量冗员、隐性失业显性化带来的失业挑战，无疑是中国体制转型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转型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不过回顾这个转型过程也应看到，大量下岗失业职工承担了太多改革阵痛。当时受种种客观条件局限，对企业改革大范围利益受损者未能提供足够补充，这方面遗憾现在可能仍然需要并且可能补救。
国有企业改制显然不是帕累托改进，有些人会因此受损失，不过由于改革整体利益大于局部损失，因而从理论上说通过适当补偿使方方面面大体能够接受改革，这基本属于卡多尔改进的情况。问题在于当时政府财政比较窘迫，记得朱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曾坦言当时财政是吃饭财政。在吃饭财政条件下，对于解决存量改革需要的补偿问题难免捉襟见肘。当时政府对下岗工人还是采取了很多扶持措施，包括再就业扶持政策以及一定程度补贴，然而由于财力有限力不从心，还是留下一些遗憾。现在政府财力跟过去已经今非昔比，政府可以考虑对当年因为改革利益受到显著不利影响群体，特别是当年下岗失业工人提供追加补贴，回头善后这个转型期遗留问题。
第四个特征性事实，晚近时期劳动市场多年出现“民工荒、用工荒、招工难”现象。世纪初以来间歇性“民工荒”已演变成多年持续的“用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城市劳动市场求人倍率从世纪初大约0.6－0.7上升到近年1上下。2012年春节后媒体对各地用工市场报道，更是描绘出“东南西北中，无处不缺工”的不无夸张情景。比如说东南沿海，北京和边疆地区都出现民工荒，甚至新疆、内蒙古这种地方也在说民工相对紧缺。传统的劳动地区输出省份也开始报道有劳动力偏紧现象。“用工荒”、“招工难”之类现象，其真实经济学含义始终是“市场机制为农民工涨工资”，长期效果是倒逼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也很清楚，农民工的工资总体来讲这几年较快增长，去年中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超过两千元，上涨20％以上，实际工资大概涨百分之十几。
第五个特征性事实，近年劳动市场呈现相对低端员工短缺而较高学历和较高端工种求职困难的结构性特点。最缺工人的十个行业需要的都是相对来讲的低端工人，这与近年劳动市场相对低端员工短缺，较高学历和较高端工种求职困难的结构性特点有关。这样一个特点与有关的数据也是相符的，虽然城市劳动市场总体求人倍率趋势性增长，但是区分教育背景和高低工种的工作岗位求人倍率呈现分化趋势。如2011年城市职介机构低学历组对象求人倍率在1.1以上，高学历组则在0.9上下；较低端工种对象求人倍率在1.2上下，高端工种约为0.9。
总体来讲，求人倍率现在是上升的，这与前面提到的民工荒与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偏紧相一致，与中国就业形势整体改善以及整个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扩大趋势也大体一致。但在整体求人倍率上升的背景下存在重要的结构性差异，一是低端工种求人倍率上升更快，高端工种的求人倍率相对比较慢；二是低学历上升快，高学历上升慢，我们讲的招工难实际上还是讲得低端的普工，相对高端劳动力求职可能反而比较困难。这一个原因是跟过去十年内高校毕业生规模扩大四五倍有关，同时跟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有一些失衡因素，包括汇率、利率不平衡因素导致的宏观失衡有关。
概括与评论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就业转型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释放了旧体制转型过程中带来的失业冲击，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冲击；二是依托现代开放经济增长实现了2.5亿原本应属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就业。未来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还将长期持续，但是从单维度数量指标看高潮正在过去。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规模，非农就业岗位的增长速度，都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具有显著联系。
官方表述就业政策目标包含充分就业概念，但是在中国充分就业有没有一个宏观均衡的基准呢？我们观察的乡村劳动力转移以及非农就业扩张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经验事实，对认识“充分就业目标宏观均衡基准”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对理解中国通货膨胀发生机制以及“奥肯定律”在中国实现方式，都有借鉴意义。
非农就业部门多年“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劳动市场供求近年在高低端和学历分布上的不平衡特点，一方面体现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结构变化，另外也折射出中国偏于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和开放宏观经济失衡因素的影响。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篇10
关键词：宏观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研究
问题的提出
金融危机后，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步回升，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并再次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有专家预测此轮经济扩张期可能会长达七八年之久。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所区别，增长重于量的增加，而发展强调质的飞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同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前者是包括产业结构、经济制度等在内的质的变革。那么，在目前新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如何选择？发展路径如何转变？采取怎么样的发展策略？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状况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本文对2010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式的特点进行系统总结，具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基本面：经济运行的基本面良好而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201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从分产业来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为3.6%、13.2%、9.6%。从分季度来看，其中第一季度GDp增长为11.9%，二季度增长为10.3%。可以看出，第二季度GDp的增长比第一季度下降了1.6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这也是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增长的首次回落，如图1所示。
（二）工业发展：工业增加值增速总体较快而增速趋缓
2010年1-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0%，增幅比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9.6%，二季度增长15.9%，7月份同比增长13.4%，比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所以，从季环比走势看，2010年第一季度略低于上季水平，从月度看，工业增速也处于趋缓状态。
（三）物价水平：Cpi在7月创新高且通胀压力不减而ppi上行压力有所减缓
2010年1至6月份累计，Cpi同比上涨2.6%，比上年同期高3.7个百分点，7月份Cpi突破3%的国际警戒线，同比上涨3.3%，创21个月来新高。另外，1-7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8%，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比6月份回落1.6个百分点，其中7月份ppi同比上涨4.8%，涨幅比6月份回落1.6个百分点，上涨压力略趋缓解。但物价上涨压力仍然很大。
（四）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且增速减缓而民间投资强于政府投资
2010年1-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9866亿元，同比增长24.9%，比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3865亿元，增长37.2%。固定资产投资当前呈增速减缓的特点。从结构上看，民间投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速持续提升，累计增速连续4个月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速。上半年累计，民间投资增长28.6%，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1.5%。
（五）国内外需求：国内消费平稳增长且外贸势头强劲而出口再创新高
2010年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22亿元，同比增长18.2%，与上半年增速持平。其中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53亿元，同比增长17.9%，比6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平稳增长。
2010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170.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9%。其中出口8504.9亿美元，增长35.6%，进口7665.6亿美元，增长47.2%；贸易顺差为839.3亿美元，减少21.2%。其中7月份，我国进口总值为1167.9亿美元，出口额为1455.2亿美元，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再次创历史新高。但出口增速已从6月的同比（较上年同期）增长43.9%放缓至同比增长38.1%，增速放缓。
（六）外部环境：欧洲债务危机带来不确定因素且外部环境趋于复杂
始于2009年底的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在2010年上半年，包括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在内的欧洲各国的公共债务风险持续加大。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09年欧洲各国负债率平均为84.0%，远超《欧洲联盟条约》的规定，其中希腊债务是其GDp的1.25倍，如图2所示。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了欧元区经济复苏步伐，使欧洲经济增长乏力；造成全球股市、汇市和债市的剧烈波动，冲击市场信心。
另外，据美联储消息，201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3％，其中第二季度增速连续下滑，只增长2.4％，7月份美国失业率仍高达9.5％，在历次经济复苏的周期中属于较低水平。所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难局面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形势总体向好，在我国政府主动调控下，经济增速回暖。但也有不利因素，国内如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不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外部因素如欧债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乏力等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不确定因素。
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模型探讨
（一）经济长期增长模型的建立
为了更好地探讨我国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路径的策略，需要先建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这里的模型主要是基于索洛模型的基础上，从经济长期增长值（或产出，也可以理解为GDp）这一角度出发。现在设投入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劳动（L）和资本（K），那么经济的投入产出模型为：
Y(t)=F(K(t),a(t)L(t))
其中，Y为产量，K为资本，L为劳动力，a为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t表示时间。
现在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经济足够庞大，专业化带来巨大收益，其他投入品（如自然资源）显得相对不重要。边际产量递减，即生产要素增加引起的产量的增长率递减，这时总产量仍在增加，但速度是递减的。
所以，对于c≥0，有：F(cK,caL)=cF(K,aL)。其中，c为系数，aL为有效劳动，此种形式的技术进步一般被称为“劳动增进型”。令c=1/aL，则：
令有效劳动的人均资本k=K/aL，有效劳动人均产量y=Y/aL，则y=f(k)，总产量Y=aLf(k)。因为边际产量递减，所以f(k)满足f(0)=0，f`(k)>0，f``(k)
在Y=aLf(k)两边分别对K、L求导数：
资本的边际产量为：
有效劳动的边际产量为：
在条件limk0f`(k)=∞，limk∞f`(k)=0下：
可以一个满足上述条件假设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如图3所示。
现在讨论投入变动的情况下，经济的各种增长路径：假设时间t是连续的（非离散的），那么有：
由劳动力效应带动的增长：L(t)/L(t)=[dL(t)/dt]/L(t)=n
由知识效应带动的增长：a(t)/a(t)=[da(t)/dt]/a(t)=g
其中，n为人口增长率，g为技术进步率，均为外生参数，表示不变增长速度。
资本的增长：K(t)=[dK(t)/dt]=sY(t)-δK(t)，其中s为储蓄率，δ为资本折旧率，均为外生变量。
（二）经济长期平衡增长路径的推导与探讨
基于此，可以探讨经济平衡增长的路径：
已知，先做变换，在其两边取自然对数，有：lnk(t)=lnK(t)-lna(t)-lnL(t)
对t求导数，得：
代入，有：
k(t)=sf(k(t))-(n+g+δ)k(t)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微分方程，它表明k(t)是k的方程。从该方程可以看出，对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实际投资sf(k(t))用于两方面：一是“资本的深化”，即k(t)；二是“资本的广化”，即(n+g+δ)k(t)。
现在探讨各种投入数量以不变速度增长的“稳态均衡”状况，此时，k(t)=0。当储蓄大于投资时，sf(k(t))>(n+g+δ)k(t)时，k(t)>0；当储蓄小于投资时，sf(k(t))＜(n+g+δ)k(t)时，k(t)
这就可以得出结论：在经济长期增长模型中，无论从哪一点出发，产值总会向着平衡增长的路径收敛，在产值的平衡增长路径上，每个变量的增长率都是常数，且是外生决定的。尤其是，从长期来看，在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仅取决于技术进步率。这就给我们启发：依赖自然资源、劳动力的粗放型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的长期发展要追求技术创新。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策略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知，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发展期，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此轮增长可以说是一种“激素型增长”，很大程度是国家四万亿投资和一系列刺激政策的拉动效果。从长期看，市场经济始终要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那么，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是什么？从以上模型可知，要实现经济长期平衡增长只能靠技术进步。站在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角度，技术创新绝不能局限在企业研究与开发（R&D）这一微观层面，更依赖于与实际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宏观发展战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进一步把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消耗物质资源转变到主要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一个经济体要真正走上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必须强化内生型增长机制的作用。我国应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向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发展路径的转变要求政府适当引导和投资者的技术投入。政府目前提出的发展低碳经济和战略型新兴产业，充分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
2010年以来，政府把节能减排作为主要调控方式之一，8月5日工信部公布今年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等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共涉及2087家企业，并且表示在2010年9月底前全部关停这些企业的落后产能，否则综合运用手段坚决停止其继续经营。要继续控制“两高一资”产品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带动产业升级。
（二）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主要包括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我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必须转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目前，我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最主要的还是投资拉动，消费拉动比例处于偏低的状况。以2010年上半年的数据为例，我国投资为114187亿元、出口为47869亿元、消费三者的比例关系为49∶20∶31，GDp增长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消费比例仍然偏低，如图4所示。
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国内总值达1000美元时，“三驾马车”中消费总额占比一般在60%左右比较合理。而我国的消费占比只是31%左右，远低于这一国际合理标准。所以转变发展方式，第一个转变是调整需求结构，通过需求结构的调整，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才能拉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扩大居民消费，二是鼓励民间投资，增加民间投资在社会固定投资中的比重。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愈加严重，若一个社会80%的财富掌握在20%人的手中，它的内需不管如何都不会旺盛。所以要立足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扩大我国中产阶级比重。这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到解释：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所以一个社会穷人越少，内需越大（李实、赵人伟，1998）。2010年8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的消费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虽然城市消费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和乡镇，但乡镇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比城市居民乐观。这表明了近些年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倾斜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由于城市房价过高带来挤出效应，导致城市居民一般消费的萎缩和信心不足，所以继续抑制高房价也是扩大内需的途径。
另外，调整经济结构要着力于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达的服务业是一个经济体发达的标志。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应将重点放在鼓励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引导第三产业发展等方面。
（三）优化产业组织
优化产业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价值链，加强产业融合和推进产业集聚。我国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中小制造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冲击巨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利润率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要在工业（尤其制造业）上摆脱这种“低端加工靠低廉劳力来获取低微利润”的“三低”状况，那么就得构建和完善产业链。迈克尔・波特的产业价值链包括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其中基本活动包括内部物流、生产经营、外部物流、市场营销和服务，辅助活动包括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产业价值链的目的是通过价值活动创造更多利润。郎咸平提出要创建包括“仓储运输、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等大物流环节的“6+1”产业价值链（郎咸平，2008）。制造是产业价值链中获得利润最小的环节，只有将制造环节与物流、服务等环节进行相互融合，才能打造完善的产业链，这是降低制造企业成本和创造更多利润的可行策略之一。另外，产业集聚是提高企业效率的保证，也是国家竞争优势的标志。所以，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产业结构的优化要在产业集聚上大做文章，进一步推进产业集聚到产业循环。
（四）深化和切实进行收入分配改革
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深化和切实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靠通胀带来GDp的增长不可取，更不能拉动经济的长期增长。2010年上半年Cpi相对缓和，但7月份达到新高，其原因除农产品价格飙涨外，也有基数因素，预计8月后Cpi还会上涨，但政府对控通胀不能掉以轻心。另外，对于中央提出收入分配改革，地方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前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现在强调“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都比较小，这已经成为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一大阻碍，依靠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势在必行，也是当前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
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注入更多技术创新的因素不可或缺。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是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统一的，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能实现经济长期增长。所以，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产业价值链，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加强收入分配改革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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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0年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n].20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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